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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廢止同志教育」還是「停止異性戀教育」?推翻不平等性階層

陳美華、陳家平、許姮安 /中山大學社會系 日前中選會通過三個關於反同的公投提案,引起所有關心性/別運動者的高度關注。在這波的討論中,有些討論是環繞著公投法的制度設計而來的,更多的討論則是這三個反同公投提案恐進一步延宕同性婚姻入民法的進程,甚至重挫過去二十年來民間團體致力推動的性/別平等教育。 在這一波的反同公投辯論中,已經有不少的討論一再談到,公投可決定的事項是重大爭議性的政策議題,而非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課題。所以本文將不再重覆這個論點,而是希望提醒大家,為什麼台灣在逐漸走上平等、法治、尊重差異、保障人權的過程中,「廢止同志教育」的公投提案是完全無法接受、侵害憲法平等權的違憲提案。 ◎結構位置的不平等需透過平權行動改善 每當人們想到平等時,我們總是想到「相同事物做相同處理」(等則等之),這個理所當然的原則,看起來合理,但只是最表象的形式平等,它無法讓處於不同社會位置、擁有不同機會結構、有不同有形無形資源的人享有實質的平等(如下圖)。要讓社會真的達致實質平等,我們需要另一種矯正結構性不平等的概念:就是透過積極作為讓不同位置的人可以享有實質的平等權。這常見的做法包括母性保護措施、生理假;能力相等時,優先進用少數族群等積極措施。 【平權行動就是要改變結構不平等,達到實質平等】  或許有人會認為這些是「特殊權利」,不是「基本人權」,但人權與基本人權一直也都是歷史和社會變遷的產物。現今母性保護、產假已經不被看成是「特別權利」,而是基本人權。反之,如果無法提供母性保護,就構成性別歧視。再舉個例子,也許更能體會實質平等的意涵。婦運長期抗議公共空間夜間照明不足、欠缺足夠公共運輸,形成對女性夜間的人身安全問題就是一例。因為既定的性別結構下,沒有足夠的夜間照明與公共運輸,對男性沒有構成障礙,但卻剝奪女性在夜間平等進出公領域的權利,而造成對女性的系統性不利益就是一例。2009年大法官會議第666號解釋,強調罰娼不罰嫖,不僅形式上對娼嫖不平等,而且罰娼也進一步惡化經濟弱勢女性的處境,關注的也是實質平等的問題。換言之,如果社會中存在著結構性的不平等或階層關係,但人們卻對位於不同位置的人給予相同待遇,那麼不僅違背平等原則,而且深化不平等的結構。反同公投要求「廢止同志教育」就是這種強化異性戀與同性戀間的不平等關係、侵害同志平等權的例子。 ◎憲法保障的性別平等包括性別與性傾向的平等 大法官會議在釋字第748號解釋中,闡明婚姻是基本人權,而且憲法保障的性別平等,廣義的包括性別與性傾向的平等,因而任何以性傾向為分類的差別待遇都必須經嚴格的檢視。民法排除同婚,被視為是基於性傾向而為的差別待遇,不符平等原則。雖然很多人對748號解釋不甚滿意,但它確立了不得基於性傾向而為差別待遇的平等原則。 從這個角度來檢視一下反同公投的三個提案。第一案其實是希望以伴侶制或專法形式來處理同性親密關係的締結;第二案是希望確立婚姻限於一男一女;第三案希望廢止國中小的同志教育。從公投法強調人民對法律享有創制、複決的精神來看,第一案是可以公投的創制權行使,但立法院已有提案,實在不需要人民再「創制」。第二案已為被釋字第748視為違憲,中選會不該再允許違憲提案。第三案是爭論最多的,也是支持性別平等運動、同婚運動大家最關心的一題,但其實也是違憲提案。 ◎學校每天都在做異性戀教育 禁止在國中小施行同志教育,對大部份的民眾或家長而言,看起來也許理所當然,常見的說法是「何必教那些有的沒的」,尤其「小孩還那麼小」、「教壞囝仔大細」等等,但事實上如果依據憲法精神,不教同性情慾恐有違憲之虞,因為憲法保障的性別平等,廣義的包含性別與性傾向,除非有人敢說,各級校園不教異性戀、也沒有任何提倡異性戀的行為,否則要求片面廢止教同志教育就是讓同性戀與異性戀情慾處境不平等對待的境遇,並損害同性性傾向者的平等權原則──意即,連形式平等等都沒做到。 但,誰敢說各級校園不教導、不提倡異性戀呢? 現實生活是,我們從小所受的各種正式、非正式的教育中,每天都以各種有形、無形的方式在提倡異性戀--「我的家庭真可愛」這種歌頌異性戀一夫一妻家庭生活的兒歌傳唱數十年、「爸爸早起看書報,媽媽早起勤打掃」都是在提倡異性戀。事實上,教導異性戀這件事已經被制度化在我們的日常教育實踐之中。2014年通過的家庭教育第二條就明定,高級中學以下學校每學年應在正式課程外實施四小時以上的家庭教育課程;而家庭教育的範圍,毫無意外的,就包含了「婚姻教育」一項。在長期來民法中「婚姻」僅限一男一女的情況下,「婚姻教育」其實就是「異性戀婚姻教育」。 【學校課本都會教,如何跟異性交往】  依據家庭教育法而制訂定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家庭教育課程綱要」中就載明,學生必須具備「學習與父母或家人討論異性交往的議題」這項能力指標,並在補充說明中言及: 青少年階段開始對異性產生興趣,因此…異性交往,都可以與父母或家人討論。以免…面臨棘手問題(如分手)時,孤立無援。 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課程綱要中,也有大量的「做異性戀」教學,包含「探討並列舉被異性吸引與吸引異性的心理及生理因素」、「學習在與異性相處及身體活動中表現合宜、尊重與有禮的行為」、「瞭解並區別男女間喜歡、愛與迷戀」、「根據社會規範來確認與異性交往的原則」、「培養正確的異性交往態度」等。以康軒版健康與體育課本為例,唯一討論到親密關係的篇章是國二上第一章〈彩繪兩性關係〉(圖一~四)[1]。其中,親密關係的主體明顯直接框限在「兩性」,完全無視於過去二十年間性別平等教育強調性別多元的討論。再者,情感、慾望的發展都是異性戀取向的,沒有任何關於非異性戀取向的討論;全然無視於坊間隨處可見的T婆戀、男男相愛、雙性戀、愛戀鞋襪、愛戀綑綁等各種情慾模式。康軒版不是特例,還有許多其他只看見「兩性」、獨尊異性戀、給異性戀特權的不平等性別教材。 ◎透過排除非常規的性,鞏固既定的性階層 我們當然也要關心異性戀又是怎麼被教的?它服膺了什麼樣的秩序與道德原則?在這些教材中,常以圖解的方式將異性戀拆解為從牽手、搭肩、接吻、擁抱、愛撫、性交等異性戀實做(見下圖),而且這些異性戀親密實的順序總是「只會前進不會倒退」,一定會達到它的終極目的──就是搭上異性戀愛情列車、約會、終至進入異性戀婚姻。 資料來源:新文京高中健康與護理課本 p.230(圖二) 親密行為的程度 對於青少年學生最關心的性行為,到底是否要進行性行為的考量上,幾乎都是以女學生作為訴求的對象,並以各種性行為的「負面後果」來勸退學生想進行性行為的念頭。說穿了,當前高度制度化的異性戀教育,透過將「兩性」親密、性愛正常化的方式,反而建構了一組有正確愛慾對象、適當親密節奏、最終導向異性戀婚姻家庭的規範性框架。至於那些不合於這套標準的愛情、慾望、行為與親密經驗都將被視為失格、敗德、不正確,藉此社會就可以鞏固既定的性階層(一夫一妻的異性戀位在金字塔頂端,性交易在金字塔底層,人獸交根本就不是人!)。 資料來源:新文京高中健康與護理課本 p.220(圖一) 愛情列車:兩性交往過程思考路徑 在這種舖天蓋地的教導異性戀的校園中,請問懷抱非異性情慾傾向的學生應該如何理解自己的情慾與親密經驗?各級校園又提供她/他們什麼樣的資源與支持來協助整理她/他們的不同慾望?這種只教異性戀、不教同性戀,甚至要禁止教導同志教育的作為,難道不是在擴大、深化異性戀與同性戀之間的不平等關係嗎? ◎停止片面倡議異性戀,釋放性/別多元 從實質平等的角度,我們也要檢視制度對於社會中處於不利地位群體的影響為何?是否強化了既有的不平等?因此我們也要問,在只教異性戀的情形下,非異性傾向的學生將面臨什麼樣的處境?它有沒有形成以性傾向為分類的不平等對待? 首先,有形無形的異性戀教育讓學生從小就有機會認識、發展自己的異性傾向與私密情感;反之,在沒有多元性別教育、同志教育的情形下,請問眾多被同性吸引的學生面對同儕、學校、教材都把異性戀當成「正常」、「自然」,而同性戀被編派為「異常」、「不自然」的情形下,她/他們如何理解自己非異性傾向的情慾與情感?各級校園又提供她/他們什麼樣的資源與支持來協助她/他們理解自身的慾望?事實上,各級校園的日常實踐中,非異性戀學生一旦表現出各種非異性傾向的情感、慾望或親密實踐就被嘲笑、霸凌、被污名化、甚至被看成病態。 從這個角度來看,不教同志教育,不僅明顯縱容國家和各級學校偏私、獨尊異性戀,而且讓非異性戀者陷於更艱難的處境(參考王宏仁的「活命,在異性戀霸權下」),讓實質平等變得更加遙不可及。綜言之,要破除異性戀和同性戀間上下不對等的階層關係,我們必須採取積極的行動,改變非異性傾向的結構不利位置,而全面性的施行具有多元性/別意涵的性別教育與同志教育將是最基本的要求。 所以,反同公投第三案看似合理,但骨子裡其實強化了異性戀與同性戀的性階層關係。我們因而不只要說,不教同志教育是違反憲法平等權保障,要認真對待平等,還得要求各中小學全面禁止以各種形式提倡異性戀,釋放性別多元,讓愛慾自由。 == [1] 左上(圖一)康軒版 國二下 健康與體育課本p.8(圖1-1-2 我戀愛了嗎);右上(圖二)康軒版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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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經歷皇民化的台灣人支持國民黨:價值競合的台灣政治

朱峰誼 /中央研究院社會所 今年又到了縣市長選舉年。在台灣,國族認同一直是選戰裡經常被喚起的議題。猶記得上屆台北市長選舉時,柯文哲祖父母的成長背景不小心成了一段插曲:批評者以其參加過皇民化運動,暗示其擁有「日本人」認同而質疑其國家忠誠。就選戰「策略」而言,這樣的操盤註定是失敗的。一來,這個議題與市政規劃無關;二來,祖父母輩的認同對一個人究竟能有多少影響,對民眾的說服力恐怕是不大;第三,這樣的論述操作忽略了大部分的台灣民眾對日本的印象是友善、親近的;第四,這也代表了這個策略所能動員的群眾太過狹小–它所動員的是那些將自己置身於八年抗戰敘事結構中、在此世界觀裡將日本人視為國家敵人的群眾們。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認為國族主義是一種人們理解世界的新方式;的確,當有人嘗試以某個國族論述攻訐另一人時,我們無法依其批評而論定被批評者即有其所述之特質,但我們往往可以知道批評者是用什麼樣的框架來理解這個世界。 【指責柯文哲有皇民化背景的國族論述,在今年選戰會以不同方式再度出現嗎?】  ◎「皇民說」正確嗎? 透過文獻研究與資料閱讀,我們可以明白「皇民說」裡所描述刻板印象(即歷經日治時期的台灣民眾傾向擁有日本人認同,並因此而較反對國民黨、支持民進黨、支持台灣人認同與台灣主體性),其實是偏頗的。例如,陳翠蓮在《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裡敘及林獻堂皆未配合總督府推行的皇民化運動,包括改變傳統習俗信仰、廢止漢文、改姓名三大部分。而在另一章節裡,陳翠蓮亦以謝春木、黃旺成、吳濁流與鍾理和四人的遊記與文學作品作為分析文本,說明當時台灣菁英也可能擁有的中國印象以及祖國情懷。即便這些菁英感受到台灣人在中國不受歡迎的處境,但他們仍一往情深地在諸多議題與觀察上為祖國辯護。陳翠蓮進一步認為,戰爭時期台灣人的政治認同樣貌,相當細膩多元,不論誇大台灣人祖國光復的盼望,或是指責皇民化政策下台灣人已成日本人,皆是過度簡化的詮釋。 【二戰後期在台灣如火如荼推行的皇民化運動,有影響到下一代台灣人嗎?】  同樣地,「皇民說」裡指出的後半段刻板印象,亦不符實情,因為很明顯,並不是所有出生於日治時期的台灣民眾皆反對國民黨、支持民進黨。縱然過去有研究認為,國民黨政府在政治上再一次的殖民式壓迫,以及在社會文化上的刻意貶抑,甚至是二二八之後的血腥鎮壓,讓當時台灣民眾的祖國期盼破滅、其中國認同的熱情亦迅速消逝,但仍然有不少台灣人繼續支持國民黨政府,甚至接繼著反對後來成立的民進黨。透過對這些支持者們的訪談收集與分析,我們可以稍微填補這個理論空缺,理解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可能的失敗原因。 ◎一安的憂心:社會混亂 劉一安(化名)是我訪問的一位報導人,出生於昭和5年(1930)台南安平;其祖父在輾米廠工作,父親則在專賣局工作。一安自述當時日本已經統治台灣三十多年,自己也在國民學校上課接受日本教育,早已深受日本感化,也取了日本名字。但由於兩個族群仍然存在差異,一安其實仍保有台灣人的認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一安在一間紡織廠工作了一段時間,後來進入叔叔朋友的藥廠上班。他回憶當時台灣民眾對國民黨部隊普遍的印象較差;日本軍隊都比較整齊、服裝也比較清潔,但國民黨派來的部隊裝備服裝都沒有那麼好,可能是「隨便招募來的」。因此一安可以理解部分民眾因為在風俗、政治等事務上不習慣,而對新政府失望甚至是反感的心理。對於二二八事件,一安的詮釋包含了兩個層面:在認知上,他認為狀況的發展是思想比較高的人(如政治菁英、學生等)因為上述原因而不歡迎中國人,故成立自治會、主張不要讓中國人管。但是在實際生活層面上,他感受到較多的是治安上的混亂: 有一個外省課長去台北出差,剛好遇到二二八事件,也有很多台灣人保護他。我們工廠也有一個外省課長,我們也有保護他。因為附近有些不務正業的年輕人,沒有工作的,要來家裡找中國人打,我也不讓他進來,也是有保護他。我們也沒有結怨;那些沒工作的人,閒閒沒事就要出來打人,又沒有任何深仇大恨,為什麼要打人,對不對?所以這些都是不好的事情。[台語] 他自己明白自己沒有被外省長官欺負過的經驗,因此覺得台灣雖然有省籍的劃分與待遇上的不對等,但整體來說在相處上並沒有那麼嚴重。這樣的感受也連帶影響他對民進黨的印象: 如果你在外省人管理的機關裡工作相處,被欺負到的話就會記恨,然後一代傳一代⋯⋯沒有遇到過的人,儘管我們這樣聽說,但只要一起相處、互相同化以後,就沒什麼。像民進黨的作法,我們也不知道他的想法是什麼?[台語] 國家能給人民好的福利、生活,這也是老百姓的希望,每一個國家都是這樣,對不對?(民進黨)故意出來搗亂,讓國家、政治…這樣,不好啦。沒人這樣的啦。這是人性。[台語] 以我的看法,覺得它(民進黨)對國家比較沒有幫助,只是一直想方設法為了反對而反對。[台語] 深度的訪談陸續聊到一安對於台灣政黨、統獨、中國人與台灣人認同的看法。相當明顯地,一安比較支持國民黨。他同時也「會」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但對於認同,他其實覺得不需要分得那麼清楚。他說:「世界一家」,「只要人民有福利、過得好,就好」。至於統獨,一安其實傾向台灣獨立;他以香港的現況為例說明自己對統一之後的憂心。此外,他也支持台灣以「台灣」的名稱(而不是「中華民國」)加入聯合國,因為這會讓我們更有自尊心、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欺負。 ◎宛玲的感恩:經濟發展 另一位報導人是宛玲(化名),出生於昭和12年(1937)中壢,父親是當地的「保正」(一百戶為一保;保正一職由各戶推派,無給職,主要負責治安管理)。宛玲在日治時期讀了四年的國民學校,終戰後續讀了三年的「中國書」,畢業之後因家裡認為女孩子不用讀太多書,就留在家幫忙農事與照顧弟妹,成年後在當地的成衣工廠上班。戰爭在宛玲八歲時結束,十歲時台灣爆發二二八事件,但她對兩者的印象都很模糊,只依稀記得聽說有人被殺、屍體被拋入海中,甚至聽說有本省籍的婦女被軍人強姦。即便如此,宛玲仍然是國民黨的忠實支持者。訪談時她激動地說: 現在不要說民進黨、國民黨,是說像我這樣的年紀,有困苦過啦!(其他人)怎麼都不會想啊?都還是在罵國民黨,這麼奇怪。這我經歷過的啦:國民黨來,台灣才有飯吃。(現在大家)豬肉不吃,整塊切一切,丟在桶子裡;雞肉不吃,丟在穢物桶。以前都沒得吃耶!連番薯就沒得吃,怎麼可能有肉可以丟?[台語] 宛玲相當讚賞國民黨對台灣的貢獻:建工廠發展工業、規劃十大建設,讓台灣經濟快速發展起來、讓民眾過富足快樂的生活。她不能理解為什麼有人會那麼反對國民黨,甚至覺得那些人不知感恩。縱使國民黨貪污,但哪個政黨不貪污呢?即便它是個專制的政權,但這都無法抹煞它對台灣經濟的貢獻。宛玲並不支持民進黨,認為這個政黨「都在亂說話,說話都顛三倒四。」而關於統獨議題,宛玲其實認為台灣早就已經是獨立的國家了,因為「大陸根本沒有管到我們」;如果真的要選擇一個未來的方向,宛玲會選擇「維持現狀」。 ◎特定社會脈絡下形成的政黨印象 透過相互比較同一類型人們的訪談內容,我們可以漸漸發現這一類型的人、對於特定人事物看法與感受有某種共同性。例如,在我的田野研究中,這些經歷過日治時期、並持續支持國民黨的報導人們談到為什麼支持國民黨時,幾乎都會提到國民黨對台灣經濟發展的貢獻;宛玲的「國民黨來,台灣才有飯吃」當然是較為誇張的說法。另外,當這些受訪者提到自己對民進黨的印象時,使用的都是「亂」、「不老實」(顛三倒四)、「為反對而反對」等的形容。這些形象可能都具有某些可依循的社會歷史脈絡,例如國民黨執政時剛好是台灣經濟起飛、被誇為亞洲四小龍的時候,而民進黨的成立,剛好是在台灣政治改革與社會運動最蓬勃發展的時候。然而,這些訪談並不能代表上述的「描述」為「真」,它只說明了這一群經歷日治時期的國民黨支持者們,是以這共同的方式來理解台灣的兩個政黨。 【小編的阿公是漁民,雖然生、長於日本時代,但是他非常討厭日本人】 ◎台灣政治是價值競合的場域 比較能肯定的是,透過大量的訪談資料收集與比較分析,我們可以觀察、歸納出以下三點研究上的思考: 首先,我們可以據此進一步反駁「皇民說」的偏見,因為不只是戰爭時期台灣人的政治認同樣貌細膩多元,歷經皇民化運動的台灣人也不是全都反對國民黨、支持民進黨、否定中國人認同。 其次,過去已有研究指出台灣民眾的政黨支持、統獨態度、認同樣貌並不能互為預測因子;例如,國民黨的支持者不一定支持統一(文中的一安、宛玲即為二例),民進黨的支持者不一定支持台灣獨立;而擁有中國人認同者也不一定支統一,自認為台灣人者也不一定支持台獨。將這三個政治意向綁在一起不僅是嚴重的政治偏見,也忽略了個體的生命歷程及其所處的社會位置的影響。一安跟宛玲在日常生活中,或許主要仍是關心周遭的生活問題,他們長期對國民黨的好印象及對民進黨的壞印象,可能是以一種更直接、更直覺、更生活的方式(而不是「更論述」的方式),來理解與其日常生活較遠、較無關的統獨議題(如宛玲所說的,台灣本來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因為台灣本來就沒有給大陸管)。 【政黨支持、統獨態度、認同樣貌,三者並不能互為預測因子】  最後是個人的價值偏好在型塑其上述政治意向時所扮演的角色。宛玲雖然認為國民黨貪污,但是仍然因為關心台灣的經濟發展而支持國民黨;顯然對宛玲而言,經濟發展的價值大於健全的當代政治。同樣地對一安來說,社會安定(不混亂、不搗亂)的重要性也大過於民主價值的施行。如前所述,在其他同類型的訪談裡,「經濟發展」與「社會安定」是這些報導人在解釋其國民黨支持時經常出現的主題。換句話說,他們支持國民黨不是因為支持統一、不是因為大中國主義的意識型態,而是對經濟成長及社會安定的嚮往。從這個角度來看,近代的台灣政治其實應被視為各種價值競合的鬥爭場域,這些價值包括中國國族主義、台灣國族主義、經濟發展、社會安定、自由主義的人權與民主價值、社會主義的平等權與分配正義等等。事實上,近期各種重大社會議題幾乎也都是價值議題;很概括性地說,經濟政策上的爭議可以包含以經濟發展與自由市場為重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t)價值,以及強調分配正義與社會福利的社會主義(socialist)價值評判;同志婚姻可以是「自由主義人權/平權」與「傳統家庭價值」間的衝突;核能問題或許是「經濟發展」與「能源安全」的考量;死刑與其他國家監控管理則是「(警察國家所建立的)社會安全」與「自由人權」等的價值選擇。 ◎國族政治價值不應被「他我」/「敵我」二元架構所掩蓋 基於上述三個研究上思考,延伸下來的日常啟發或許是,至少在個人層面上,我們必須時時覺察在面對各種議題及政治論述時,自己是用什麼樣的價值立場進行判斷。當面對國族主義的召喚時,究竟我們是被「他我」/「敵我」二元架構產生的對立情感所動員與吸引(如同被「皇民說」激起「抗日情感」的民眾們),還是我們看到的是國族認同背後的其他價值?例如:是什麼樣的價值影響著我們對統獨及認同議題的態度?是對經濟發展的嚮往?對自由民主的渴望?對安定和平的需求?這些價值孰高孰低?這些價值背後又有什麼樣的恐懼及想像支撐著?那些恐懼及想像是否真實或合理?同樣地,對於其他議題,我們又是如何進行價值判斷取捨?唯有這般自我對話與理解,我們才有可能以同樣的方式,理解其他不同立場的人們、並與其對話。 今年是縣市長選舉年,比起皇民說或是其他類型的國族意識型態,這個理論架構或許更能幫助我們選擇出一位優秀、合適的公僕。從候選人們過去的言行與經歷,我們多少可以想像他們將會以什麼樣的核心價值規劃並推動未來的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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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參與式預算過程中的公民認同,促進民主深化

林祐聖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公民參與在近年來成為一股風潮,「開放政府」與「民眾參與」等詞彙,成為各級政府朗朗上口的準則、民眾理所當然的期待。過去由官僚與專家學者主導的政策制定過程,現在則納入原先被排除在外的民眾,讓他們有更多的機會與權力,參與並決定其切身相關的公共政策。 在這一波風潮中,最顯眼的就是在台灣各地展開的參與式預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參與式預算是一種公民參與的民主理念,希望讓民眾可以更直接、更實質地決定公共預算支出。它實際的運作細節則並未定於一尊,而有著因地制宜的情況。自2015年以來,在六都政府中,已有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與高雄市政府操作過;文化部在2017年開始將此概念引進社區營造,已有23個行政區採取參與式預算,讓民眾參加社區事務的決定,並計畫在2018年擴大規模;也有少數民意代表,效法芝加哥議員Joe Moore,讓選區民眾決定自己的補助款的花用。 【在台灣,許多地方都開始進行參與式預算】   資料來源:http://www.cm.nsysu.edu.tw/ezfiles/22/1022/pictures/960/part_152993_8102247_75294.jpg ◎里長可以參加參與式預算過程嗎? 參與式預算在各地的操作結果並不像童話故事一般的浪漫。有些案例令人振奮,例如由我、台北大學社會學系葉欣怡老師、張恆豪老師共同主持完成的「新北市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方案參與式預算」,就獲得歐盟「參與式民主國際觀察組織」(International Observatory on Participatory Democracy,IOPD)所頒發的「最佳公民參與實作」,而台北市大安區與文化部台南市的區級參與式預算,也都得到政府與市民的好評。 但也有許多操作的困難,其中經常困擾著學者與實作者的問題是:「參與式預算與既有政治力量的關係」。一個常被提出的問題是,里長在參與式預算中的角色。 一派學者與實作者認為,里長應該被排除在參與式預算的提案與決定以外,理由在於,參與式預算的本意是要讓原先不太有機會參與政策決定的民眾,能夠透過此方式來發聲、決定、讓預算的分配符合社會正義、可以監督預算的執行,而里長顯然是個在既有政治體制較有資源與影響力的角色,若讓里長參與,不僅無法透過參與式預算來深化公民參與,甚至可能為既有政治勢力所把持,成為他們爭取資源的新管道。 【新店區達觀里的參與式預算】   資料來源:取自該里FB 另一派學者與實作者則有不同看法,他們認為里長也是公民,因此沒有理由拒絕里長的參與,此外,在參與式預算的動員過程中,經常需要里長的幫忙,若不讓里長參與,民眾的動員可能會遭遇困難,加上他們發現有些里長是進步型的,他們的參與是為了讓社區更好而非出自於爭奪資源,因此沒有道理不讓他們參加。 以下我將根據公民審議的研究,以及我近年參與的實作經驗,針對這個問題,從參與者的認同彰顯與壓抑出發,提出我的看法與建議。 ◎審議過程中,該彰顯哪些身分認同?壓抑哪些認同? 參與式預算可不可以讓里長參加?這個問題讓我聯想到兩個參與式預算的場景。第一個場景是我在瀏覽某市的參與式預算紀錄時,從照片中我發現有些參與者是里長,他們之所以在照片中顯得特出,是因為他們分別穿著繡有里長姓名的背心,同時,在照片中穿著同樣的背心的參與者不只一位,這樣意味著里長不只是單刀赴會,而是各帶著一些同伴前來參加。除此之外,在提案海報上的提案人部分,也有不少在結尾署名某里里長誰誰誰提案,代表著參與式預算成為里長間的競爭。 第二個場景則是我在大安區通安里活動中心的經驗,我當時是大安區參與式預算的輔導老師之一,所以到此場公民大會了解進行的狀況,當我在活動中心外拍照做些紀錄時,有一位參與者出來抽菸休息,與我小聊了一下,我問他怎麼會想要在一個周六的下午參加公民大會,並且詢問他有想提案嗎?他吞雲吐霧地回答:「沒有,就是來看看,看看大家的意見是什麼」,抽完菸之後,他就又回去與大家討論如何讓大安區變得更好。公民大會結束後,才有區公所人員告訴我這位先生是當地的里長,還是個大地主,但是在場的參與者毫無所悉,就把他當成一般人互動,除此之外,在通安里的公民大會的所有提案海報上,都沒有任何足以辨識提案人是否為里長的資訊。 第一個場景,我們可以稱之為里長認同的彰顯與公民認同的壓抑,而第二個場景,則可以反過來稱為公民認同的彰顯與里長認同的壓抑。認同意味著「我是誰」的問題,這個問題的答案,在很大的程度上會形塑行動者的行為舉止與世界觀。例如,如果我是父親,我的表現就應該符合這個角色的社會期待,否則我可能就得到「你不配做個父親」之類的評價,而父親的角色也影響我對於社會世界的詮釋,例如,如果我的小孩月考只考六十分,我可能會非常生氣,並且對於自己不夠關心孩子而自責,但是如果今天考六十分的是鄰居的小孩,我不會有太多反應,因為如果對於鄰居的小孩有太多的關心,很容易啟人疑竇,更有瓜田李下之嫌。更進一步來說,行動者經常是具備多重認同,我可能是個父親、老師、參與式預算的執行者或是中華民國的國民,為了在適當的情境中有對應的自我呈現,我必須彰顯某個認同,同時壓抑其他的認同,若行動者無法適當進行認同的彰顯與壓抑,就會出現角色與情境(setting)無法對應的情況。 里長作為參與式預算的參與者,若他界定自己為里長,他的表現就會像第一個場景一般,將參與式預算看成是爭取預算與政績的管道,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會帶著同伴參與,而這些同伴的角色就是支持里長的提案,對於與其他民眾一同討論顯得興趣缺缺,而提案也要清楚地告訴大家這是某里里長所提的案子。有些民選的政治人物之所以推動參與式預算,是因為想擴大自己的支持基礎或是挖對手的牆角,換句話說,這些政治人物的自我認同,讓他們把參與式預算定義為政治活動的延伸。 相反的,如同第二個場景,如果里長界定自己為公民,他不會穿著繡有自己名字的背心,也不會帶著同伴參加,因為這是一個公民不應該有的表現,就像通安里住民大會的這位里長參與者,他聽著大家的意見,與大家討論,最後的提案也不見是由哪位里長提案,甚至全場還可能有其他里長,但是因為他們壓抑了里長的身分,我們也無從確定誰是里長。當里長彰顯他的公民認同,他表現就會接近公民而非里長,因此使得參與式預算的不致成為政治勢力競逐的場域。 【在參與式預算的場合,經常有里長穿著宣傳自己的競選衣服出現】  資料來源:http://img.chinatimes.com/newsphoto/2016-03-04/656/20160304004070.jpg 回到本文所關切的問題,從認同的多重性來看,我認為「參與式預算是否應該讓里長參加」的問題,應當理解為「如何讓里長以公民認同參加參與式預算」。如果我們禁止里長參加參與式預算,在理論上容易落入將身份視為本質性的事物,在實務上則可能造成里長不支持參與式預算,執行參與式預算有困難。但是,如果我們對於里長的參與完全不設限,參與式預算又很容易就失去預期的作用,在最終的資源分配上,無法顧及社區整體利益,仍是複製了侍從主義的政治模式。從社會關係的角度來看,比較好的處理方式是讓里長參加參與式預算,但是他必須壓抑里長身分,同時彰顯他的公民身分,如此,一方面不會剝奪里長作為一個公民的參與權,另一方面也不致讓參與式預算成為另一個政治的戰場。 ◎認同的再定調 當我們注意到認同的多重性對於參與者的影響後,對於參與式預算組織者來說,下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讓里長,或甚至是其他的地方領袖,在參加參與式預算時,彰顯他們的公民認同,同時壓抑他們做里長或地方領袖的認同,讓他們是以「我是作為一位公民來參加參與式預算」的認同參與。 Goffman將行動者彼此界定的社會關係的改變稱為「再定調」(rekeying),對於Goffman來說,再定調意味著行動者仍在進行同樣的活動,但是活動對他們已然具備不同的意義。行動者可以利用互動的技巧,包括語言的內容、說話的表達形式與文化工具的運用等,來改變既有的社會關係。然而,並非每位行動者都有相同的能力改變既有社會關係,我們可以把再定調能力較高的行動者稱為「具有社會技能者」(social skilled actor)。作為參與式預算的執行者,他必須要有足夠的社會技能,說服參與者,包括里長或其他地方領袖,接受參與式預算是一個以公民身分為互動基礎的場域,如果參與式預算的執行者無法完成這個工作,無法讓參與者產生以公民認同為核心的民主想像,這些參與者的表現就會讓參與式預算這樣的民主實踐,偏離參與式預算作為政治改革與深化民主的預期目標,甚至產生複製既有政治模式的結果。 ◎參與式預算推動者,需具備哪些社會技能? 首先,他們必須有強烈動機,希望去說服參與者,接受公民認同作為參與式預算的互動基礎,如果參與式預算推動者沒有這樣的動機,自然也就不會採取行動。此外,動機越強的行動者,更願意花費時間與心力達成目標,當參與式預算推動者有著強烈的動機時,他們會想盡各種辦法讓參與者接受公民認同。然而在實務上,可能不是如此發展,參與式預算的推動者可能畏懼里長的角色,或是過於依賴里長的動員,使得他們在說服里長以公民身分參與上,有所卻步。 其次,則是採取恰當的言說技巧。例如為了彰顯社區的共同體性質,避免里長從較為偏狹的角度思考參與式預算的意義,參與式預算的推動者應當採取調和性的言說技巧,製造參與者之間的共同性,或模糊彼此的歧異,讓參與者得以從社區整體的角度來思考預算的分配,如果參與式預算的推動者使用的是分裂的言說方式,突顯參與者彼此的差異,參與式預算的參與者會變得著重於自身利益的保障,以超越不同利益的公民身分作為基礎的討論也就不容易發生。在實務上,有些參與式預算的推動者過於強調參與式預算的「新」,對照在地政治的「舊」,這樣的言說方式,就容易把里長區隔在舊的一方。 第三,引起參與者共鳴的能力。當參與式預算推動者的再定調工作,可以對應到參與者的文化、慣習或是生活經驗時,讓參與者產生共通感受,這樣的再定調工作較容易引起參與者的共鳴,讓參與式預算推動者有更多的可能性,將參與式預算定調為公民之間的民主參與。因此,參與式預算的推動者需要具備某種程度的在地知識,需要了解議題的來龍去脈、討論的規範,像是討論流程與禮節,以及將複雜的資訊轉譯給在地民眾的能力,讓他的再定調工作更能引起參與者的正面回應。 最後則是議題設定的能力。當參與式預算推動者在說服參與者以公民身分參與時,他的談話必須為參與者所正視,如果參與式預算推動者的聲音無法得到其他討論成員的重視,就算他用了適當的言說技巧、表現恰當的言談內容,他仍不可能影響討論的走向。議題設定的能力,讓行動者的意見或提案,無法被其他的討論成員忽略或閃避,進而讓他的定調行動可以產生作用。在實務上,一些由青年朋友所組成的參與式預算團隊便容易遇到這個問題,他們因為年紀小或是缺乏具有聲望的身分,而使得他們的意見容易被快速展開的對話吞噬,不易成為談話的焦點。 除了動機、言說能力、共鳴能力與議題設定的能力以外,還有其他的能力有助於參與式預算推動者來彰顯參與者的公民認同,讓他們把參與式預算定義為共同讓社區變得更好的民主參與過程,而非不同利益的競逐。當參與式預算推動者成為一個社會技能者,他就更容易完成「框架整隊」(frame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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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跟越南的勞工,哪個勞動條件比較慘?

王宏仁 / 中山大學社會系 最近民進黨政府翻修勞基法,理由是讓「勞資雙方」對於工作時間更有彈性,事實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給資方的彈性。整個民進黨的思維邏輯,就是以低工資、長工時的血汗經濟為主,以勞工的鮮血來救已經在生命末期的企業,跟以前的國民黨有何兩樣呢? 試問,我們要用更低的薪水、勞動條件,來跟越南競爭嗎?話說回來,人家越南的勞動條件早比台灣好許多,對照之下,就知道原本已經處於血汗資本主義狀態的台灣勞工有多慘,而現在的資進黨還要修的更慘。 ◎台灣跟越南的勞工,哪個地方比較悲慘? 要比這個,我只能覺得很丟臉而已,隨便把兩國的勞動法拿來比較,就發現台灣連第三世界都比不上。 【從這麼多指標比較,台灣是不是第三世界?】  再說明一下加班時數,越南是一週工作6天,一天8小時,國定假日11天(跟台灣一樣)。如果把全年的工作時數(含可以加班時數)都加總起來的話,最高可以是2616~2716小時,台灣則是2552小時。如果是工作一年後的工人,那麼最高工作時數越南是2520~2620,台灣是2496小時,跟越南相差無幾。但是如果將產假算進來,那就不用比了。越南女工產假6個月後,還可以跟雇主協商,延長休假,雖然是無薪。 至於新修訂的勞基法說,三個月最高加班138小時,但是卻沒有說是「連續三個月最高138小時」,所以可能排班就是54-54-30(第一季)30-54-54(第二季)54-54-30(第三季),但是我們看到,卻有連續四個月是每個月加班54小時。 ◎保護工人的越南政府 vs  舔資方屁股的政黨 越南政府規定,新成立的公司,三個月內必須成立工會,以保障工人權益,企業如果阻撓,政府直接派人去組建工會。越南工人對於不合理的勞動條件、工資,經常透過罷工來要求改善,但是台灣的工會要罷工,比登天還難,即使像華航去年罷工而談判得取一些勞動條件的改善,作為資方的政府也可以翻臉不認帳,我們可以說,在台灣的大企業只為股東=大資本家而存在,員工是用完就丟的免洗筷。 這次修訂勞基法,賴功德還大言不慚說:「想加班的人可以加班,不想加班的人也可以不必加班」,試問,一條生產線可以5個人加班,另外5個不加班嗎?是誰喜歡加班了?越南台商一直抱怨越南工人不喜歡加班,台灣工人喜歡加班,但是訪問的一個越南女工的說法可以打臉他:「根本不是想不想加班的問題,而是薪水這麼低,不得不加班。」現在政府把低薪問題變成是工人想要加班,卻不去解決因為低薪造成「不得不加班」的過勞問題,根本是倒果為因。 在越南,如果加班太過份,工人會聯合起來罷工,政府也都站在工人這一方。我從來沒有聽說越南的投資環境「惡劣」,反而在越南經營十幾年的台資工廠,已經習慣這樣的罷工場景,而努力改善勞資關係,也逐步建立跟工會協商的方式。你這個功德院,有配套措施要來達成全部企業都有工會的目標嗎? 【越南的媒體,經常報導工人罷工的情況,而且給予非常大的支持】  台灣,還停留在40年前的戒嚴勞動體制,不要說看不到韓國勞動改善的車尾燈了,就連柯P一付瞧不起人家的越南,我們也最好跪著去跟人家取經,不要以為錢多是大爺,人家的社會進步是你完全比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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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問題不患寡,是患不均:論教育部的「玉山計劃」

戴伯芬/輔仁大學社會系   教育部、科技部目前提出要幫「高級教授」加薪的想法,是教育經費錯置的做法,他們完全沒看到目前高教問題最嚴重的是「流浪博士、師生比不合理」,這一筆經費如果可以用來解決上述問題,而非針對已經是山頭的教授加薪,那才會對整體高教有所裨益。 行政院七月底才宣布明年軍公教不調薪,這是連續第七年軍公教不加薪,但緊接著不到一週,教育部馬上端出玉山計畫,以三年2000萬的薪資延聘國內外尖端人才,同時給予全國教授每月增加5,409元的學術研究費,又再給予教授加薪無上限的彈性薪資,目的是要「延聘高級人才,減少人才外流」。 教育部甫推出「玉山計畫」,目的是要「延聘高級人才,減少人才外流」。 圖片來源:教育部,https://goo.gl/4cx2Gt。   每次軍公教人員加薪失敗時,教育部總是有辦法以人才外流為由,要求各校實施彈性薪資,巧立名目為公立大學教授加薪。民國100年審計部發現各大學彈性支付的薪資並非實際用以延攬海內外優秀研究人才,兩年合計僅聘入25位外國人才,不得不跳出來批評各校不用彈性薪資方案增聘人才,反而是為現職教師變相加薪,有大學教師自肥之嫌,尤其是成功大學99學年度實施彈性薪資教師人數竟高達661人,交通、中央兩所大學也不遑多讓,三校優秀人才都比臺大還多,成大被外界批評之後,100年度的優秀教師人數遽降至233人,顯示「不夠優秀」教師混充問題嚴重(表1)。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100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頁乙156。   幫教授加薪的謬誤說法:教授會因為低薪而出走 林全院長在106年7月6日行政院院會第3556次會議提示:「請教育部就大學教師彈性薪給制度通盤研議,儘速提出可行方案,務必留住我國高等教育優秀教研人才。」在院長指示下,這次的玉山計畫直接全面調整公立大學教授學術研究費,同時增設1000位玉山學者,以更高薪資延攬高級人才。然而,教授出走真的只是「貪財嗎?」 官員經常恣意選取比較對象(通常是香港、新加坡的全球特例),說明臺灣的教授薪水很低。香港或新加坡兩地教授的名目薪資確實是臺灣2~3倍,但是如果考量物價水平及退休年金制(所得替代率要在十年之後才降到六成),再加上主管加給以及各式的研究計畫主持費,臺灣的教授即使沒有全球頂尖大學的學術表現,薪水卻輸人不輸陣、悄悄地追上全球的水準了。 [1] 依據2012年的公立大學教授薪資調查,臺灣助理教授的起薪確實偏低,換算成月薪大約2,586美元,一般教授月薪4,033美金,略低於日本,在29個國家的公立大學薪資排名大概18(圖一);但一旦計算臺灣最高薪的終身特聘教授制,月薪可達1.8萬美元,即使不考慮年金及物價水準,臺灣「高級教授」薪資其實可以傲視全球了。如果只考慮一般助理教授/正教授的薪資距,大約為1.6倍,未來一旦加入玉山學者,玉山學者與助理教授之間的薪資可達7倍之多,臺灣將超過中國,成為以下29個國家中公立大學教授薪資差距最大者;更不用提公、私立大學之間長期存在的年金差距,每月繳納同樣的退休保費,退休之後的月退所得差距竟達4倍以上。因此臺灣教授薪資並非低薪問題,而是資深與年輕、公立與私立大學之間長期存在的所得分配不均問題。 圖1  各國教授薪資排名,2012。 資料來源:Scott Jaschik , March 22, 2012, Faculty Pay, Around the World, Inside Higher Education,https://goo.gl/MCEiuW。 官員立基於「教授低薪」的錯誤觀點,接著就引導出「台灣人才會外流」的說法。但是學院中的人都知道,臺灣公立大學的教授通常不會流動,因為在同一個位子蹲久了就會成為資深教授,在講求輩份排行的學術秩序中,資深自然就優秀。學界向來各自攻佔山頭,畫地為王,為爭取國家有限教研資源而相互排擠,除非退休,不然資深教師很難移動,也不會流動,因為建置的學術工廠已然成形,有各式的研究資源、獎勵,以及一群可供差遣的子弟。這種終身僱用、年功序薪的方式,再加上金字塔式的升等以及評鑑方式,讓許多本來有潛力、獲得正式教職的年輕學者,被壓進學術工廠的底層,為資深教授做牛做馬,賣命生產論文。 臺灣名教授(如果不算海外的院士)確實經常穿梭於中國以及國際之間,但不是被挖角,而是退休之後赴中尋找第二春,或者是暑假集中講學,多賺外快,到中國講學的價碼經常每場以萬計算(注意是人民幣),因為有了臺灣教授的地位,到中國講學才能有這種傲人的價碼,除非退休,否則臺灣教授不可能平白離開臺灣學術圈,也就沒有人才外流的問題。至於那些在國際學界流動的院士們,他們本來就在國際間流動,也沒有人才外流問題。   抓錯藥方的高教政策 真正外流的人才其實是大量找不到正職工作的博士、流浪教師。從表2可以看到,中國好的公立學校教師薪資都低於臺灣薪資水準,為什麼仍有許多臺灣年輕博士絡繹不絕地前往中國任教,原因不外乎在臺灣的學校找不到正職工作,學界留給年輕學者的職缺是為資深教授做嫁的博士後,或者用後即丟的專案教師,再不然就是每月兼10堂課,平均月薪只比最低工資高1千元的兼任教師。因此,中國學校的薪水固然低,甚至還要忍受統戰的思想教育,但流浪博士也只能離鄉背景,求個溫飽。 表2 臺灣與中國教授年薪比較 生員短少問題在研究所更加嚴重,博士賣雞排的效應已經預告了博士過剩、無法就業的難題,招生不足從後段私校一直延燒到國立大學,連臺灣大學都面臨招生困境,106學年度博士班甄試招生名額178人,報名人數卻僅有201人,有12個系所無人報考,[2]年輕而有潛力的人才不敢再投身高教,形成人力斷層。 善待下一代的新進學者才是高教危機處方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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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念的真的是一所好大學嗎?——公立大學健康檢查報告

戴伯芬/輔仁大學社會系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剛公布2016~2017年全球最佳大學排名,指標性的臺灣大學不但沒有進入全球百大,甚至在QS亞洲最佳大學排名大舉跌落,從第15名降到第24名。每次大學世界排名滑落,總會出現大學經費不足的聲音,高教擴張的結果造成僧多粥少,臺灣公立大學普遍陷入資金不足的窘態。不過,過去五年五百億「唯錢是問」的高教急就章模式,也引發大眾的質疑,究竟什麼樣的大學才是一所好的公立大學?而你選的真的是一所好大學嗎? 隨著少子女化浪潮高漲,對於大學退場的呼聲不斷。民進黨十年黨綱提出「逐步調整公立及私立院校的學生比例,長期達成公立院校學生數過半的目標」,此意味著既有公立大學不論辦學績效如何,皆可無條件續存。在此教育目標下,可以預期的是私立大學在生源短缺、學費凍漲下必須面對激烈的生存競爭才能生存[1];相對地,公立大學在國家經費支持下,沒有倒閉的風險,卻有接受公共課責的義務,必須回應大眾辦好一所大學的期待。本文以公立大學為對象進行分析,主因是公立大學主要由國家教育經費支持,說穿了也就是從納稅人口袋拿錢,大眾更應有機會瞭解大學辦學概況,藉由客觀數字檢視公立大學的辦學績效,打破大學傳統聲望的迷思,瞭解大學教學品質、學習成效以及大學治理,做為學生選擇學校之參考。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公布2016~2017年全球最佳大學排名。 圖片來源:https://goo.gl/tA7F2T   測量方式 相較於過去學界勞師動眾、所費不貲的高教評鑑制度,透過資訊公開可以更客觀且簡單地表現出一所大學的好壞。2015年,隨著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台(https://udb.moe.edu.tw/)的建制,在學務、教務以及財務三大面向上,更多校務資訊被揭露,可以做為大學辦學績效以及學生選校之參考。相較於國際的各種大學排名,如泰晤士或QS,一般是以研究與學術聲望為主,%5B2%5D本文利用學務、教務以及財務的三項核心指標——新生註冊率、生師比以及負債資產做為比較基準,每一個指標,依各學校可獲得的資料平均數計算之後,再轉換成整體公立大學中排名的百分比,即依據大學的相對指標(而非絕對指標)分別換算成積分,滿分為1,再藉三項指標平均數依高到低來進行排序。 新生註冊率呈現學生願意進入該校就讀的意願,依105學年度大學部學生資料由高到低排名而換算成在總體排名的百分比,學測成績排名高的學校指標不一定高,此可反映學校是否可以收到預期要收到的學生,排名高的學校可能要與國外的頂尖大學競爭,不一定可以收到預期要收的學生;相對地,排名低的學校即使採取寧濫勿缺的策略,也有可能因生員短少而收不到學生。不過,目前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台僅有一年的時間資料,可能需要持續觀察才比較客觀。 專任教師的生師比以101到105年的學士生基準之平均值,呈現出學校為穩定教學品質願意投入的固定人力資本。此指標有雙重意涵,一是直接反映每位學生可以分到的教育資源,但由於碩士以及博士班學生並未加權計算,此算法可能高估研究生比例高的綜合大學之生師比品質;另外,則是反映學校願意投入的教學人力資本,學校越以低成本的專案與兼任老師做為教學主力,顯示教學人力越不穩定,越無培養人才的永續經營理念,本指標進行由低到高的排名,並轉換成百分比排序,但由於專案教師仍被認定為專任教師,此指標可能高估了師資的穩定性,但仍優於以學期聘任的短期兼任教師。 財務概況則以101~104年負債佔資產比率的平均值,負債占資產比率=(負債總額-應付代管資產)/(資產總額-代管資產淨額),負債總額在資產總額中的比重是測度學校總資產中由債權人提供資金比率的大小,比率愈高,學校的財務結構愈不安全,進行由低到高的排序。而規模越大的學校負債比率高的負債值會比規校小的放大效應偏高,可能低估規模大的學校之負債問題。   公立學校健康檢查結果分析 從105學年度的學士新生註冊率來看,出現兩個特性,第一,排名前8名都是專科或者科技大學,顯示公立技職學校比公立大學受到學生青睞;如果以綜合大學來看,排名第9的是臺北市立大學、第10則為政治大學、第15為臺灣師範大學,而過去一般大眾認為最好的國立大學,並不見得出現比較好的註冊率,如臺灣大學排名第16、交通大學排名第19名、清華大學第30名、成功大學排名第36,這些綜合性大學在爭取最優秀的學生上競爭激烈,而陽明大學甚至落到45名,此可能與招收公費醫學生有關;第二,而排名較後段的學校沒有意外地都落於東部或離島學校,如屏東大學、金門大學臺東大學、澎湖科技大學、臺東商專(例外的是臺中科技大學),主因在於當地學生不見得都想要留鄉念大學,到了高等教育階段,非都會區的年輕人希望接受新的都會環境刺激,而都會區的學生卻不見得願意離開都市,選擇非都市的地區就讀,此反映出高等教育不同於初級與中級學校,具有非社區化、非地域化的特性。 從專任教師生師比來看,一般而言,大學普遍優於技職學校,排名最好的是陽明大學(第1名)、臺灣大學(第3名)、師範大學(第4名)、成功大學(第5名)、中央大學(第9名)以及中興大學(第10名),但是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及國立臺東專科學校也躋身在10名之內,這可歸因於藝術大學的學門特性,需要較多元的師資。而比較令人意外的是交通大學、清華大學、政治大學的排名分別為14、16、23名,生師比顯得落後於其他非頂尖大學,顯示五年五百億計畫在這些學校並未落實於改善師資水平;而落於最後的則是中、南部的技職學校,展現出教師資源在普通大學與技職學校、北部與中南部之間確實出現分配不均的現象。 負債佔資產比顯示出公立大學財務狀況的好壞,但仍以技職學校的表現較為穩健,除了第5名的宜蘭大學(也為技職合併)、第10名的高雄大學之外,排名前10名的多為技職學校。而屬於五年五百億的頂尖大學反而都處在債臺高築的狀態,倒數十名的學校中有8間為頂尖大學,包含中興、政治、陽明、臺大、中央、成功、中山,負債資產比甚至達20%以上,顯示頂大計畫造成學校財務擴張問題,公立大學也有負債難償之虞。 使用新生註冊率、專任教師生師比以及資訊負債比率這三項精簡的指標來為臺灣的公立大學進行健檢,可以得到大學健康與否的成績單,呈現出完全不同於國際大學競爭排名的新景象(如表4)。在國家的經費支持下公立大學雖沒有倒閉的危機,但是結果看出健康狀況良好的前十大學校多數為公立技職學校,而一般大學排名較佳的是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立大學、國立臺北大學、國立宜蘭大學,位居龍頭的臺灣大學排名第14名、清華大學26名、交通大學29名、成功大學排名第36名,而獲得學生平均補助額最高的陽明大學甚至落到第40名,此可能與其大量投資於醫院建設有關。   結論:褪色的大學光環 從以上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所有獲得國家大量資源挹注的頂尖大學雖然具有研究與聲望的優勢,但並未呈現出大學教學的卓越,反而不如公立的技職學校,何以致此?作者推論主要的理由有三點。第一,學生在選擇學校就讀時已經不再迷信大學排行榜,轉而以就業、實用取向為考慮,這可能是技職學校註冊率較一般大學好的主因;相對地,雖然綜合大學近年來積極發展創新能力、降低學用落差,但是在大學原來的學術體制下翻轉不易,也有違原來大學的目標,如果學用落差是當前教育部最重要的指標,那麼既有的頂大絕對無法與科大競爭,大學也會持續朝向技職化發展的路徑。如果要維持頂尖競爭力,最重要的即是招生縮編以及增聘教師,找到對的學生以及好的老師,而非一昧地擴張。 第二,公立學校的教師員額是由教育部進行總量控管,因此普通大學優於技專學校,但是部份頂尖大學並未將經費用於充實師資,反而是廣設分校或轉投資醫院,這也是為什麼五年五百億難以發揮效果主因(戴伯芬,2015)。 最後,資產負債比顯示了公立大學財務治理缺失監督的缺失,財務狀況比較穩健的多半為科技大學,在爭取升格之後得到更多資源來改善學校,而拿取最多教育資源的頂尖大學負債最高,陷入以債養債的困境。 每一種大學排名都反映出不同的價值,也會出現不同的結果,學校有沒有人念、師資夠不夠以及財務是否健全,應該值得做為學生與家長參考。在本文三項指標的評比上,頂尖大學會輸給技職學校是一大警訊,說明頂尖大學竟會面臨優秀生員不足、師資短缺以及負債累累的困境。在以人力投報率考量的年代,臺成清交排名是基於教師研究表現的過去式思維,具有教學特色且能與就業市場接軌的技職學校反而成為王道,此說明單靠砸錢可能無法創造出一所好的大學,值得大家重新思考一所好大學的定義。     註釋 [1] 私立大學由於主要仰賴學費生存,由於財務揭露方式不同,無法直接評比,這也是本文未列入私校的原因。 [2] 2009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評量方式,採取經濟活動與創新、國際化程度、研究指標、學術論文影響,其中最重要的是學術影響力,佔32.5%;Quacquarelli Symonds(簡稱:QS)則參考學術互評、師生比、教職員論文引用量、僱主評價、國際生比例以及國際教職員比例,其中最重要的是學術互評,佔40%。   參考書目 戴伯芬,2014,〈一臺兩治:自由貿易示範區對高等教育的衝擊〉,《巷仔口社會學》2014年4月8日,https://twstreetcorner.org/?s=%E8%87%AA%E7%B6%93%E5%8D%80。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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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川普、法國馬克宏——世界新秩序?

劉大和/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一、最年輕的法國總統誕生 馬克宏(Emmanuel Macron)當選法國總統之所以受到矚目,恐怕是來自於遙遠的大西洋對岸,美國由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總統所造成的影響。至於川普當選為何震撼大家,戲劇化的表象是他給人的狂人樣態,但內在核心是他的政治理念。因為他代表的是推翻這百年來慢慢建立的文明秩序,這個文明秩序觀包含了國內外政經秩序和人權文化的複合體。 儘管許多人被川普嚇到,但他也擁有許多支持者,這倒不容忽略,因為他們都希望川普能夠改變世界,不過,從川普競選以來,他的政見就讓人質疑可行性,當選以後,他的許多政策就讓人加深這種印象,許多政策都與先前的宣稱不同,有許多自我論理上的矛盾。人們大概還可以預期,他未來的國際干涉主義會比前任的總統還要深且多。 至於法國,受到川普當選的震撼,人們自然放大了對極右派陣線勒班(Marie Le Pen)的關注,不過,法國人民還是與美國人不同,法國人對於現狀不滿,但兩百年來的文化影響,對「主流文明」的價值有一定的堅持,不至於走歷史的回頭路,但這句話說得可不容易,原因是這幾年法國所受到的恐怖攻擊,不管在次數或傷亡人數,早已深印人心。在不安全的狀態下,要抵抗負面的觀念、離棄負面的價值,應該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因此,這次的選舉結果,應該可以看成是法國人民對主流文明的一種表態。因為,馬克宏個人的支持度實質上還不夠高,共有三分之一的選民棄選,這表示他們不那麼認同馬克宏,但同時選民也讓馬克宏壓倒性的勝過勒班。馬克宏確實至少代表主流文明的最低公分母,但顯然他的中間派路線說服力仍然不夠強。至於他的政策到底是什麼?我們所看到的具體措施常略顯細部枝節化,除非回歸整體的歷史脈絡,比較難掌握其所代表的深意。但也不能說沒有用處,因為我們仍可透過這些措施來了解政治動能的方向。 最年輕的法國總統——馬克宏。圖片來源:法新社。   二、中間路線的崛起 中間乃是一種相對位置,既不是最左派,也不是最右派。這裡用最右派一詞,乃是因為這與勒班的極右派是不同的理念,後者充斥種族主義情緒,想透過國家來進行自我優位的確認和改變主流文明的「束縛」,也就是擺脫國際政經秩序、市場經濟或社會平等概念等。至於台灣政治賽局中偶爾也會有左派和右派的稱號,但嚴格說,都與政治經濟思想中的定義不太相同。 傳統右派的市場經濟(個人自由競爭)和左派的社會主義(集體分配財富)理念都很容易理解,而且強而有力。萬事萬物/社會運作都歸結到一兩個核心概念,就理念的層次來說,邏輯性強且一致性高,在應付各種次級事務時,也很容易從核心理念出發,推導出相關的對應措施。如果我們相信偉大事物的原理都是簡單的、純粹的(想想那些歷史上所發現的重要物理學公式),那麼他們都具有這樣的樣貌,而簡單的道理也能夠有廣大的宣傳效力,因此他們各有堅貞死忠的信徒。不過,從簡單的角度來看,右派比左派更接近簡單,更有宣傳力,因為左派至少有兩大派別(共產主義和社會民主),理念就不太一樣,不夠簡單了。 市場派理論祖師爺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把市場機制描述得像是一部自動的機器,隨時保持均衡,態度是樂觀正向,一旦互相牽動的兩方,如供給需求,產生不均衡,就會產生調整的趨向,因此得以重新產生平衡。只要相信市場機制的完美,人類基本上不用為制度做什麼事情或憂慮什麼。雖然歷史上常有人們抱怨這樣的機制,拋開抱怨者不論,但信者恆信,現實的不完美乃因為現實中的市場機制不夠徹底,既然未曾完全實現過,那就繼續期待更徹底的市場機制出現—至少在那時方有機會否定市場機制的完美性。 在現實上,歐洲的許多國家都可說是以社會民主制度為主,與共產主義不同,社會民主制度與市場經濟並存,但透過種種方法,企圖矯正財富分配的不平均。社會安全/福利制度只是其中顯著的一項。自從德國的社會民主黨設立以來,本也充滿樂觀的色彩,制度的改革使得人們的生活有一定的改善。不過,自從因為無法保持經濟高度成長、降低失業率和解決社會福利赤字以來,人們開始懷疑其中是否出現問題。拋開轉向者不論,有人認為是因為執政者妥協性太強,導致財富重分配措施不彰,歸結來說,仍然是尚未實現徹底的社會民主制度所導致。不過,對於許多支持左派的人們來說,他們都是理想主義者,對於現實的不完美常常特別敏銳,因此,對於社會民主制度達不到終局的理想早有所批評,包括在台灣有許多讀者的英國左派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J. E. Hobsbawn),在他的書中也點出社會民主制的困境,對於往哪裡去顯得束手無策。不過,這裡要提一下的是左派的理想藍圖本來就比右派高,左派的財富平等想像比右派的市場平等要難得多了,面對施政結果,左派比右派容易顯得難堪。 上述兩者是歐洲許多國家政治中,政黨界線最重要的分歧點,到現在也幾乎都還沒有被真正的取代,只是當現實問題持續存在,政治人物/學者無法提供進一步改善的「大論述/典範」時,人民開始不耐煩,再加上全球化和移民的問題,嚴格來說,這些問題雖可從兩大典範出發作思考,從核心理念出發去做推論,但真正面對問題時,卻都顯得有些窘迫。全球市場經濟的生態不太像一個小型的密閉空間,當有部分空間溫度變化時,熱能流動順暢,馬上可以恢復均衡。每個獨特的小空間彼此之間的空氣流動並沒有那麼順暢,恢復理想中的均衡要很久,但人民卻不滿意這樣的現狀。當然,人民的不滿意倒也有正當理由,在歐洲,這些年來幾乎都是左右兩派輪流執政,人民給了兩派都有實踐的機會,當中來回也好幾次,不過,現狀卻還是讓人不滿,可說是一種改革僵局,不巧移民問題把一些人們問題的歸因點轉移。但歐洲人比較沒有像美國人那麼相信,以為排斥移民群體就可以解決自己的問題,更何況這與長期以來歐洲人民自認開啟的現代文明有所違背,與自己的道德感背道而馳。社會民主制所主導的歐洲社會有其功過之處,往回看,人們會看到現代社會保障了許多人的生活,也促進了人權的提升,留一些餘地來看待現實,雖然有點無奈,倒也合理。但也有許多人不太會把過去到現在的成功一直記在心裡,而是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或者是他們認為這對於現狀的改善沒有幫助,他們希望改變,但就像許多時代所產生的現象一樣,他們都是找最弱勢的對象來發洩最大的怒氣。不過,納粹的歷史教訓離現在還不算太遠,多數人們總還記得順著暗黑本能而行造成的嚴重後果。   三、超越左右路線的馬克宏 回到馬克宏,那他的政策主張呢?他在經濟上首要的立場在於支持市場經濟和全球化,並且要大幅改革年金制度。但他也不去挽救失敗的企業,而是要去訓練和幫助失業者。在財政上強調要節省開支,以便符合歐盟對政府債務的標準。但相對的,政府要進行一些投資,特別是在公共基本建設、數位科技、環保措施、學徒教育。至於在勞工方面,降低社會安全制度的個人負擔,以便增加購買力。允許人們可在法定工時之外工作,只是此部分的收入並不給予賦稅優惠(本可免除部分社會捐)。不改變62歲為退休年齡,尋求盡量統一各年金之準則,以降低複雜度。在歐盟政策上,支持留在歐盟,促進和其他經濟體更自由貿易的協定,例如歐盟和加拿大。政治改革的主張主要在於降低政治人物員額和支出。此外,馬克宏要禁止學童在學校使用手機。18歲青年可擁有文化護照,也就是可以參加許多付費的文化消費,如電影、購書、戲劇,以此抵費。[1]馬克宏原本是左派社會黨的內閣閣員之一,因此,我個人認為他的「立場趨勢」略為偏左,如果我們把社會民主看成是社會民主精神凌駕在市場經濟之上的話,那麼市場經濟仍然存在,且有時候還要像荷蘭人把土地還給大海一樣,須退還一些自由度給自由市場,那麼馬克宏的政策大概可解讀類似像這樣的角色。總之,所謂的中間派就是拿捏現在需往左邊或右邊一點。在思想美學上,這一點都不完美,但在歐洲戰後的現實上,卻很管用。 回頭再看台灣,台灣與歐洲或美國不同之處,我們沒有大量移民的問題,傳統政黨不太有典型的左、右兩派的訴求,再加上兩岸問題一直是重要訴求,因此,我們的政治熱情與不滿的重點也與歐美不同。但青年低薪問題卻與全球化的經濟市場有關,這隱隱約約與歐美的人民問題相對應,不過,還不到以排外作為政治訴求的程度。至於本文標題所提出的世界會產生新秩序嗎?川普的美國或許有能力超越傳統右派之外的思維來做些不一樣的事情,但我個人比較相信最終還是會回到現有的政經秩序上,因為拼湊的政治經濟觀難以撼動現有架構,在那當中,有些是複雜的建構體,有些是人們的慣常行為所致,改變太難而代價太大。     註解 [1] http://www.bbc.com/news/world-europe-39845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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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盈隆教我們的玩民調心法

葉高華、陳美華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不久之前,我們寫了〈游盈隆民調「同婚零共識」的問題:兼論人權與共識〉、〈異性戀常規性下的民調政治:解讀老綠男〉,指出游盈隆的民調有問題。當時我們以為他調查方法沒學好。想不到他無意修正,很快就用同樣方法再做一波民調。我們這才恍然大悟,他不是沒學好,而是學得太好了,玩民調玩得爐火純青。我們很快就從他身上學會玩弄民調的終極奧義,並設計好接下來可以怎麼玩。 ◎大家來玩民調超級咖 首先,我們會在民調中詢問這樣的題目:「最近游盈隆積極發布同性婚姻民調,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反對。請問,您贊不贊成游盈隆發布同性婚姻民調?」因為不久之前我才寫過文章批評游盈隆的民調,因此「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反對」這句話絕對是陳述事實。許多對於游盈隆民調沒有明確立場的人一聽到「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反對」,就覺得這不太好吧。為了社會的和諧,還是反對好了。如果運氣不錯,我們可以得到正反兩方接近的結果。此時我們就可以召開記者會,指出「臺灣社會對於游盈隆發布民調的共識為零」、「游盈隆繼續發布民調恐將撕裂社會」。 【本來會放電的民調游卡丘,竟然進化成一戳就破的游卡蛇】  資料來源:http://d.share.photo.xuite.net/leelymay1212553/1d0b195/15385775/822508006_m.jpg 透過媒體大量傳播,許多原本還在觀望的人聽到「沒有共識」、「撕裂社會」,就會覺得風向不對,還是不要贊成好了。此時,要趕快用同樣問題再做一次民調,不贊成的人就會增加。然後我們又可以召開記者會,指出「反對游盈隆發布民調的聲勢大漲」。 此外,在第二波民調中,我們還會加入這樣的題目:「有人說:目前臺灣社會對於游盈隆發佈同性婚姻民調無共識,游盈隆實在不必急著一直發布民調。請問您同不同意這樣的看法?」稍早之前我們才親自召開記者會說過這樣的話,因此「有人說」也是陳述事實。許多對於游盈隆民調沒有明確立場的人一聽到「無共識的事情不用急」,就會覺得蠻有道理的,可以同意。不意外的話,我們可以得到多數人同意的結果。於是我們就可以在記者會中宣布:「臺灣社會對游盈隆不必急著發布民調的時機,有相當共識。」 整體而言,游盈隆是透過誤導式民調,一再假造、複製國人對同婚「無共識」的假象,混淆視聽,繼之反覆的引用自己發佈的民調,一方面形成阻礙同婚修法進程,另方面又可以做為生產下一次民調的基礎。然而,中研院2015年社會變遷調查的資料已顯示,精確回答支持同婚的全體民眾已達59%,在游盈隆一再散發不實民調的情形下,日前連行政院長林全在面對監察院長張博雅詢問院方態度時,竟也說「同婚必須要有社會共識」,全然無識於六成民意的支持。 ◎民眾不賞臉這種為「專法派」塗抹脂粉的玩法 游盈隆這麼會玩弄民調,但是他玩不過普遍的民心趨向。以他今天發佈的三題同婚民調來看,第一題和第二題的結果就自相矛盾。第一題題幹「沿用」上個月的誘導式題幹:「立法院最近積極推動『同婚合法化』,引起部份社會人士強烈反對(簡單地說:就是「同性戀者,也能和一般男女一樣結婚,並享有民法上相同的權利與義務」),請問,您贊不贊成「同性婚姻合法化」?結果顯示非常贊成和還算贊成的比例共37.8%,但不太贊成和一點也不贊成的比例為56%。在誘導題幹的作用下,支持同婚的比例,被游稀釋的越來越低。有趣的是,第二題關於立專法保障同性婚姻權益的民意反應卻遠超過支持同婚的比例。第二題題幹是:「除了修改民法促成『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主張外,也有立委主張『不修改民法,另外制訂專法,來保障同性婚姻的權益』,請問您贊不贊成?」親愛的游老師,如果台灣民眾支持同婚合法化的比例真的已經如你前面所說的降到37.8%,怎麼第二題「立專法保障同性婚姻權益」回答非常贊成與還算贊成的人竟達45%,甚至比不太贊成和一點也不贊成的43.9%還多? 此外,他自己說:「從0到100則代表各種不同程度的社會共識或分歧。曾有美國重量級的政治學者建議,社會共識的最低標準應該是66.6%,我也傾向贊成。換言之,社會上一個爭議中的議題,如果贊成或反對雙方都沒有達到三分之二的多數,代表的是社會沒有共識。」即使該調查沒有作假,回答反對同婚的也才56%,不到66%,他本來說「無共識」的議題,怎麼現在調查結果的解釋卻變成「民意逆轉」,多數反對同婚了? 我們認為第二題或許比較趨近一般民眾對專法的看法,但這個題幹也忽略了過去一個多月來各界對於「專法」究竟是不是歧視的辯論。游第二個題幹明顯預設了專法可以保障同性婚姻權益,若非暴露他對現有討論一無所知,就是存心讓民調為政治服務,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容我們再提醒大家,第一題明明是問同婚支持度,但調查報告的小標題卻是「關於『同性婚姻民法化』的爭議」,換言之,他把民眾對同婚的支持度等同於同性婚姻民法化,這中間邏輯跳躣自不待言。同時合併看這兩題,我們更瞭解游盈隆為什麼硬要把同婚支持度操作的這麼低,因為這樣子就可以藉此為民進黨早已定調的「專法派」拱抬行情。 ◎保障人權的立法,沒有最好的時刻,只有最艱困的時刻 第三題一樣是為執政黨解套的題目,題幹是:有人說「目前台灣社會對如何實現『同性婚姻合法化』無共識,立法院實在不必急著現在立法通過。」方法上的問題,以及「無共識」這種公然謊言我們不再重覆,但是我們想說的是,通常當「立法時機」問題被提出來時,往往是某些人為了要阻撓立法,而不是為了促成立法。我們腦袋裏隨便就冒出一系列關於女權、人權、台灣民主化的各種法案:一系列的民法親屬編修法、性別工作平等法(被阻擋10年)、家庭暴力防制法、性騷擾防法、公投法等等不一而足。這些法案在推動時,幾乎都被當時立法院多數黨國民黨視為破壞家庭和諧、妨礙男女正常互動、阻礙經濟發展、甚而動搖國本等無限上綱的惡法,並以各種理由拖延立法。現在回頭來看,當時被看成造成社會不安的立法,充其量是落實憲法對基本人權的保障與維護。 保障人民權益的法案,永遠沒有最佳的立法時機,反而每個立法過程的時間點都是伸張人權的艱困時刻。執政者應勇於任事,承擔責任,不該操弄民調,給自己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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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性戀常規性下的民調政治:解讀老綠男

陳美華、吳秋園/中山大學社會系 關心同性婚姻立法的朋友今天早上一定都注意到一項由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發表的最近民調報告,結果是有46%贊成,反對的佔45%。這很明顯是個五五波的民調格局。 但接下來我看到的公視午間新聞的畫面中,游盈隆面帶微笑地說出令人震驚的話:「立法院通過(同婚修法)就是個十級的大地震,會對全台灣造成很大的衝擊」「我想我們還沒有ready!」。其它媒體的報導中,游盈隆利用少數強烈反對的聲音把這種五五波的均衡態勢與過往三十年間激烈的統獨爭議對比,並將這五五均勢激化為「令人不可置信的強烈穿透所有不同類別的群體」。 【目前對於同婚的辯論,已經延伸到街頭的抗議】  ◎激化對立的老綠男民調解讀 事實上,這份民調中,比較大的差異出現在性別(女性比男性支持同婚)、教育(高教育程度比較支持)與世代(40歲以下的年青人比較支持)差異,而這些數字怎麼會得出一個同婚議題的對立是「強烈穿透所有不同類別群體」,甚至將引發十級大地震這種近乎召喚性道德恐慌的結論?這個發佈民調的記者會,不論是發佈的時機點、發佈的語調與陣勢,都已經不是在「客觀的」呈現國人對同婚的民意趨向,而是政治性地激化同婚與反同、恐同社會對立,並且在五五波均勢中為反同、恐同勢力加持造勢。 游盈隆這份民調說來其實並無新意。2012年台灣社會變遷調查即已針對同性婚姻的問題做過全國性的社會調查。中研院社會學者鄭雁馨 (Cheng et al., 2016)也針對調查結果,發表了相關的文章,她的研究顯示,教育程度越高越支持同性戀,同時年輕族群比年長者支持同性戀,預期未來隨著人們受教育程度提高、世代替換,台灣整體的同婚支持度也會提升。 民調結果有很多種詮釋的方式,游今天選擇了一個最糟糕的解讀。事實上,此時此刻的民進黨最需要關注的,是長期支持民進黨的年輕選票在這件事情上的態度。目前被追討黨產的國民黨,過去二十年間如果曾經關心年輕人在社會、政治、經濟等課題的需求,以及社會上求改革、求進步的聲音,它就不會淪為今日國會的少數黨。此時此刻的民進黨,如果還以為可以隨意操弄、解讀民調,那麼準備步上國民黨同一條路吧。 政黨、政治人物愛用民調,因為存在著非常彈性、龐大的詮釋空間。事實上,只要當權者不喜歡,再高的民調都可以被理解為「沒有社會共識」,例如馬英九執政時,內政部針對性交易做的民調中,83﹪的民眾同意「政府設置專區管理」,但不敢負政治責任的政府,在府院黨的運作下通過一個既罰娼又罰嫖的社維法;五五波的民調,竟然可以被游解釋為「零共識」,那麼阿扁總統大選2000年的票只有39%,也可以解釋為「零共識」,而讓他當選總統嗎? ◎理性解讀民眾的同婚態度 事實上,即便是五五波的格局,在台灣都不是均質的存在,各區域立委的選區也並非如游所講的都是高度對立的態勢。讓我們用客觀、理性、平穩的語調來呈現我們所知道的台灣民眾態度。 對比游盈隆以電訪進行系統抽樣[1]的調查結果,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性別組2012年時曾經以面訪方式調查台灣民眾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為避免各縣市樣本數過低導致標準誤及信賴區間擴大,本文將台灣各縣市編為六大區域,分別是:北北基、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屏以及宜花東。 【台灣各地區對於同婚的支持比例,幾乎都超過了五成】  資料來源: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2012)性別組 首先,先以地圖對各區域同性婚姻支持度分布,作鳥瞰式的觀察,我們可以發現,北北基區域在同性婚姻的支持度為各區域之首,高達60.4%的北北基民眾支持同性婚姻,即使在考慮抽樣誤差後,信賴區間仍明顯高於五成五以上(95%信賴區間為:56.5%-64.2%)。接著,沿著西部往下,在桃竹苗、中彰投區域可以發現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雖有微幅下降,但支持度仍保持在五成以上。唯一跌破五成的是雲嘉南地區,支持度僅有44.5%,在該區域中以台南市支持度最低。而高雄、屏東兩縣市支持比例則相當相似,整個高屏地區支持度為56.0%。而雖然地圖上花東地區支持度亦有五成(恰好為50%),但由於該地區在調查中樣本數僅有78人,因而標準誤擴大,不宜進行推論。 整體看來,各區域支持同性婚姻的受訪者佔居多數,且以台灣整體受訪者對同性婚姻支持比例也有55%。由於分析中採用分類為支持、無特定立場、不支持三派意見,因此我們從另一個角度考察,明顯表態不支持同性婚姻的比例為何呢?從調查資料可以得知,這個比例,與支持同性婚姻的比例,呈現相反的趨勢。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台灣西部地區,不支持同性婚姻比例從最低的北北基(24.94%)到最高的雲嘉南(42%),在考慮完信賴區間後,沒有任何一個區域不同意比例跨過五成。亦即,台灣西部地區受訪者並未有明顯不支持同性婚姻的趨勢[2]。 【台灣西部地區受訪者並未有明顯不支持同性婚姻的趨勢】  ◎性別化的反同婚態度 以上數據顯示,台灣對同婚並未如游所呈現的那麼高比例的反對。其次,游盈隆並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麼女性比男性較支持同性婚姻。筆者和王維邦[3]新近的研究恰恰可以回答這個問題。我們的研究也是以2012年社會變遷調查的資料為基礎,同時檢測國人對婚外性行為與同性性行為的性態度,結果顯示,國人對這兩種不同的非常規性實踐(non-confirming sexual practices)態度,呈現顯著的性別化現象。 對婚外性行為而言,男性的支持度顯著的高於女性,但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而言,女性支持度顯著高於男性。我跟很多朋友談了這個研究結果,大家都表示「一點也不意外啊」,因為「反正男人好色」、「這個社會本來就允許男人在外面搞七捻三」。我的朋友們其實只解釋了異性戀父權社會中,性別階層或男女不平等,如何讓婚姻中的男性享有(外遇、一夜情、買春等)的性特權,但卻沒有解釋為什麼台灣男性比女性反對同性婚姻,而這也正是異性戀常規性(heteronormativity)得以持續的運作、維繫自身於不墜的主要原因。 如同女性主義者 (Ingraham 1994, 2005; Jagose 1996) 所指出的,異性戀常規性的運作建立在三組二元對立的階層劃分之上:(1)在性別的層次,區別「真正的」男人與女人,其餘都是性別偏差;(2)在性的層次,區分異性戀與同性戀,前者是「自然的」、「正常的」,後者「不自然」、「異常」;(3)在家庭組成上,區分「純正的」(genius)家庭和「偽」家庭,前者係基於血緣、法律所保障的家庭,後者是由各種基於友誼、社群網絡建立的家庭。 分析上,這三組二元對立各有其不同的政治,但經驗上,這三個不同範疇常呈現複雜的交織狀態,例如「性」總是性別化的,表現為男人可以、女人不可以,意即異性戀男性相對於異性戀女人而言,享有性特權。此外,人們的性別認同和性實踐緊密關聯,因而我們經常不只是做男人、女人,而是做異性戀-男人、異性戀-女人;這也是人們經常以性別偏差(娘娘腔、男人婆)來嘲諷同性戀,或者藉由羞辱同性戀以圖矯正他/她的性別。在此,異性戀男性的陽剛特質被奉為正典,而男同性戀者被貶抑為根本「不像個男人!」 【男性政治人物享有各式各樣異性戀情慾生活,但對同性戀人權保障則嗤之以鼻】  美國同性戀支持度的研究也顯示,異性戀男性因為較抱持傳統性別角色的關係,而顯著的較反對同性戀,意即異性戀男性相對於同性戀男人而言,他不僅在性的面向上佔居支配者的位置,也是「男人」正典;同時為捍衛「真男人」本色,常不惜攻擊、詆毁同性戀者。從而,異性戀男性在性這件事上,他經常是雙重既得利益者,對比於同性戀是優勢者,在異性戀體制內也是個優勢性別。也無怪乎,不乏男性政治人物,一方面享有各式各樣(外遇、一夜情等)的異性戀情慾生活,但對同性戀人權保障則嗤之以鼻。 ◎性公民權,要保障,不要表決 民調固然可以做為施政的參考,但當我們面對的是基本人權的問題時,它就不是一個好的佐證基礎。英國社會學家Ken Plummer (2003)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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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黑手變頭家到隱形冠軍: 台灣中小企業的產業升級與技術創新,1996-2011

謝斐宇/中研院社會所   近來,媒體頻頻報導中國「紅色供應鍊」的崛起,將造成台灣IT產業的沒落,台灣產業轉型前景堪憂;但於此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研究和新聞報導指出,台灣機械產業中的許多中小企業,產品附加價值節節高升,並且擔任全球產業中上游不可或缺的供應商角色。特別是身為零件製造商的中小企業,在當前追求高科技轉型的過程中仍然活躍。頓時,台灣產業所謂的「隱形冠軍」,再度成為討論焦點。 在這篇短文中,我將從中小企業部門創新與學習來源的角度,講述較少受到關注的「隱形冠軍」故事。我將強調「零件製造廠」這個在解釋台灣中小企業的技術能力與創新時,常被忽略的面向,透過比較台灣與其他先進國家,試圖描繪「台灣經驗」中常被忽略的某些特徵。   一、為什麼中小企業和製造業仍然值得關注 在進入討論之前,我想先說明兩個問題。:(1)為什麼我們必須關注中小企業?以及,(2)為什麼在談論知識密集經濟的產業轉型時,依然不可忽略製造業? 中小企業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中小企業提供大量就業機會,是整體經濟的骨幹。許多研究顯示,中小企業能帶動更均等的經濟成長,也是學習與創新的來源。已有不少研究指出,美國過去三十年來的貧富差距惡化,與「去工業化」、「經濟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有關 (Lin and Tomaskovic-Devey 2013)。「經濟金融化」指的是公司不再投資資本財,反倒縮減規模、專注於最大化短期收益與股東利潤的現象(Lazonick 2009)。從這裡,可以引申出我第二個觀點——製造業依然重要。考察某些西歐國家(如德國)與小型國家(如丹麥)的產業轉型過程,將會發現中小企業一直都是這些經濟體中的重要驅動者。在產業轉型或所謂的「往知識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面對亞洲的競爭,他們的中小企業不僅沒有從製造活動中撤退,相對的,反而持續活躍於高品質與高附加價值的產品製造領域(Herrigel 2010)。另外,美國歐巴馬政府為了將製造業帶回美國,下了許多工夫,例如,建立各種中小企業創新及創業平台,或是提供各種誘因與有利政策(Block and Keller 2011)。   二、台灣戰後工業化發展的特徵:分散式工業化及與出口導向的零件部門   「分散式工業化」(decentralized industrialization)是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獨特特徵,具體表現是中小企業製造商群聚於特定地理區域。許多中小企業專精於生產流程的特定階段,並與其他生產階段的中小企業構成互補關係。這些中小企業協力網絡,構成了所謂台灣奇蹟的基礎。在許多產業中,從1970年代的製鞋、成衣、腳踏車,1980年代的工具機,到1990年代的資訊電子工業,台灣中小企業成功進入了全球生產鏈,台灣的中小企業與其他國家,如日本、韓國的中小企業最大的不同是,直接從事出口活動,國際化程度很高。 在台灣的分散式產業體系中,許多產業普遍具有下列特徵: (1)以中小企業為基礎的生產體系中,存在廣泛的分工,生產流程彼此互補。這些廠商群聚在特定地理區,或者稱為「產業聚落」(industrial district, Piore and Sabel 1984),彼此競爭與合作。台灣的製造業大部分由兩個部門所構成:裝配部門、零件部門(協力廠商)。裝配部門涉及廣泛的零件外包體系與高度專業化,轉包活動則在零件部門中運作——組件中的許多零件被轉包給專精於製造這些零件或加工程序的小工廠,形成一個綿密的分工體系。 (2)中小企業生產網絡由眾多的獨立零件製造廠與專業加工廠組成,這些廠商專精於生產中間商品,並不製造最終產品。   (3)生產網絡具開放性,並且沒有依賴性(有別於中心衛星工廠體系)。零件製造商與專業加工廠商通常不局限於和特定的裝配商或供應商合作,他們能同時供應給產業內的許多廠商,也能將產品賣給其他產業。 (4)零件製造廠與專業加工廠直接進入全球生產鏈,直接面對國外客戶、自行接單出口、高度國際化。它們有能力在世界市場中競爭,而非完全依賴國內的裝配廠或中心廠。 分散式工業化所帶來的直接結果是跨產業間的高度連結(inter-industry linkages)。開放且不依賴的網絡,意味著資訊不只散布在產業內,還會在產業間傳遞。例如,為機械裝配廠與零件製造商進行鑽、車床、銑、鍛造、金屬表面處理、陽極氧化等加工的專業加工廠,並不閉鎖在單個產業或供應商中,他們也替許多產業進行加工。跨產業的經驗,常常替他們的客戶帶來新的突破。同時,零件製造商直接出口的能力,意味著他們有多重接觸資訊的管道,因此有多重學習的資訊來源。因此,技術知識與想法沒有被限制在單一廠內,而是能跨越各種產業邊界,進行重新組合,產生新的突破。   三、機械業中小企業的角色與貢獻 以下,我使用1996到2011年的工商與服務業普查資料,以機械業為例,來說明中小企業在過去20年來台灣經濟發展中的角色與貢獻[1]。 一般認為,過去20年在IT產業的帶領之下,是台灣邁向高科技工業化的重要轉型期。資訊科技產業的總營收占製造業總營收的比例,從1996年的21.7%,增加到2011年的49.7%;同時,資訊科技產業的附加價值占製造業總附加價值的比例,從1996年的17.8%,上升到2011的40%。但是,如果我們透過三碼分類檢視產業的組成,進一步分析部門中的次級產業表現,整個故事看起來就會有點不同。儘管金屬機械產業較少受到關注,往往被視為傳統產業、欠缺發展性,但其對製造業整體附加價值的貢獻,其實與資訊科技部門(扣除半導體產業)的整體表現不相上下。 舉例來說,2011年半導體產業只占製造業總營收的6.2%,卻創造了製造業總附加價值的17%,而電腦和電腦周邊設備業占製造業總營收的26.5%,卻僅創造製造業總附加價值的5.6%。如果扣除半導體產業,那麼,2011年資訊科技產業的營收占製造業總營收的43.5%,卻只創造製造業附加價值的23%。相較之下,同一年金屬機械業占製造業總營收的22.1%,卻創造製造業26.9%的附加價值。也就是說,受到許多關注的成功樣板產業——資訊科技產業——可能扭曲了我們對台灣製造業整體表現的理解。在當前台灣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機械部門的表現與資訊科技產業的表現相當。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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