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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問題不患寡,是患不均:論教育部的「玉山計劃」

戴伯芬/輔仁大學社會系   教育部、科技部目前提出要幫「高級教授」加薪的想法,是教育經費錯置的做法,他們完全沒看到目前高教問題最嚴重的是「流浪博士、師生比不合理」,這一筆經費如果可以用來解決上述問題,而非針對已經是山頭的教授加薪,那才會對整體高教有所裨益。 行政院七月底才宣布明年軍公教不調薪,這是連續第七年軍公教不加薪,但緊接著不到一週,教育部馬上端出玉山計畫,以三年2000萬的薪資延聘國內外尖端人才,同時給予全國教授每月增加5,409元的學術研究費,又再給予教授加薪無上限的彈性薪資,目的是要「延聘高級人才,減少人才外流」。 教育部甫推出「玉山計畫」,目的是要「延聘高級人才,減少人才外流」。 圖片來源:教育部,https://goo.gl/4cx2Gt。   每次軍公教人員加薪失敗時,教育部總是有辦法以人才外流為由,要求各校實施彈性薪資,巧立名目為公立大學教授加薪。民國100年審計部發現各大學彈性支付的薪資並非實際用以延攬海內外優秀研究人才,兩年合計僅聘入25位外國人才,不得不跳出來批評各校不用彈性薪資方案增聘人才,反而是為現職教師變相加薪,有大學教師自肥之嫌,尤其是成功大學99學年度實施彈性薪資教師人數竟高達661人,交通、中央兩所大學也不遑多讓,三校優秀人才都比臺大還多,成大被外界批評之後,100年度的優秀教師人數遽降至233人,顯示「不夠優秀」教師混充問題嚴重(表1)。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100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頁乙156。   幫教授加薪的謬誤說法:教授會因為低薪而出走 林全院長在106年7月6日行政院院會第3556次會議提示:「請教育部就大學教師彈性薪給制度通盤研議,儘速提出可行方案,務必留住我國高等教育優秀教研人才。」在院長指示下,這次的玉山計畫直接全面調整公立大學教授學術研究費,同時增設1000位玉山學者,以更高薪資延攬高級人才。然而,教授出走真的只是「貪財嗎?」 官員經常恣意選取比較對象(通常是香港、新加坡的全球特例),說明臺灣的教授薪水很低。香港或新加坡兩地教授的名目薪資確實是臺灣2~3倍,但是如果考量物價水平及退休年金制(所得替代率要在十年之後才降到六成),再加上主管加給以及各式的研究計畫主持費,臺灣的教授即使沒有全球頂尖大學的學術表現,薪水卻輸人不輸陣、悄悄地追上全球的水準了。 [1] 依據2012年的公立大學教授薪資調查,臺灣助理教授的起薪確實偏低,換算成月薪大約2,586美元,一般教授月薪4,033美金,略低於日本,在29個國家的公立大學薪資排名大概18(圖一);但一旦計算臺灣最高薪的終身特聘教授制,月薪可達1.8萬美元,即使不考慮年金及物價水準,臺灣「高級教授」薪資其實可以傲視全球了。如果只考慮一般助理教授/正教授的薪資距,大約為1.6倍,未來一旦加入玉山學者,玉山學者與助理教授之間的薪資可達7倍之多,臺灣將超過中國,成為以下29個國家中公立大學教授薪資差距最大者;更不用提公、私立大學之間長期存在的年金差距,每月繳納同樣的退休保費,退休之後的月退所得差距竟達4倍以上。因此臺灣教授薪資並非低薪問題,而是資深與年輕、公立與私立大學之間長期存在的所得分配不均問題。 圖1  各國教授薪資排名,2012。 資料來源:Scott Jaschik , March 22, 2012, Faculty Pay, Around the World, Inside Higher Education,https://goo.gl/MCEiuW。 官員立基於「教授低薪」的錯誤觀點,接著就引導出「台灣人才會外流」的說法。但是學院中的人都知道,臺灣公立大學的教授通常不會流動,因為在同一個位子蹲久了就會成為資深教授,在講求輩份排行的學術秩序中,資深自然就優秀。學界向來各自攻佔山頭,畫地為王,為爭取國家有限教研資源而相互排擠,除非退休,不然資深教師很難移動,也不會流動,因為建置的學術工廠已然成形,有各式的研究資源、獎勵,以及一群可供差遣的子弟。這種終身僱用、年功序薪的方式,再加上金字塔式的升等以及評鑑方式,讓許多本來有潛力、獲得正式教職的年輕學者,被壓進學術工廠的底層,為資深教授做牛做馬,賣命生產論文。 臺灣名教授(如果不算海外的院士)確實經常穿梭於中國以及國際之間,但不是被挖角,而是退休之後赴中尋找第二春,或者是暑假集中講學,多賺外快,到中國講學的價碼經常每場以萬計算(注意是人民幣),因為有了臺灣教授的地位,到中國講學才能有這種傲人的價碼,除非退休,否則臺灣教授不可能平白離開臺灣學術圈,也就沒有人才外流的問題。至於那些在國際學界流動的院士們,他們本來就在國際間流動,也沒有人才外流問題。   抓錯藥方的高教政策 真正外流的人才其實是大量找不到正職工作的博士、流浪教師。從表2可以看到,中國好的公立學校教師薪資都低於臺灣薪資水準,為什麼仍有許多臺灣年輕博士絡繹不絕地前往中國任教,原因不外乎在臺灣的學校找不到正職工作,學界留給年輕學者的職缺是為資深教授做嫁的博士後,或者用後即丟的專案教師,再不然就是每月兼10堂課,平均月薪只比最低工資高1千元的兼任教師。因此,中國學校的薪水固然低,甚至還要忍受統戰的思想教育,但流浪博士也只能離鄉背景,求個溫飽。 表2 臺灣與中國教授年薪比較 生員短少問題在研究所更加嚴重,博士賣雞排的效應已經預告了博士過剩、無法就業的難題,招生不足從後段私校一直延燒到國立大學,連臺灣大學都面臨招生困境,106學年度博士班甄試招生名額178人,報名人數卻僅有201人,有12個系所無人報考,[2]年輕而有潛力的人才不敢再投身高教,形成人力斷層。 善待下一代的新進學者才是高教危機處方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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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念的真的是一所好大學嗎?——公立大學健康檢查報告

戴伯芬/輔仁大學社會系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剛公布2016~2017年全球最佳大學排名,指標性的臺灣大學不但沒有進入全球百大,甚至在QS亞洲最佳大學排名大舉跌落,從第15名降到第24名。每次大學世界排名滑落,總會出現大學經費不足的聲音,高教擴張的結果造成僧多粥少,臺灣公立大學普遍陷入資金不足的窘態。不過,過去五年五百億「唯錢是問」的高教急就章模式,也引發大眾的質疑,究竟什麼樣的大學才是一所好的公立大學?而你選的真的是一所好大學嗎? 隨著少子女化浪潮高漲,對於大學退場的呼聲不斷。民進黨十年黨綱提出「逐步調整公立及私立院校的學生比例,長期達成公立院校學生數過半的目標」,此意味著既有公立大學不論辦學績效如何,皆可無條件續存。在此教育目標下,可以預期的是私立大學在生源短缺、學費凍漲下必須面對激烈的生存競爭才能生存[1];相對地,公立大學在國家經費支持下,沒有倒閉的風險,卻有接受公共課責的義務,必須回應大眾辦好一所大學的期待。本文以公立大學為對象進行分析,主因是公立大學主要由國家教育經費支持,說穿了也就是從納稅人口袋拿錢,大眾更應有機會瞭解大學辦學概況,藉由客觀數字檢視公立大學的辦學績效,打破大學傳統聲望的迷思,瞭解大學教學品質、學習成效以及大學治理,做為學生選擇學校之參考。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公布2016~2017年全球最佳大學排名。 圖片來源:https://goo.gl/tA7F2T   測量方式 相較於過去學界勞師動眾、所費不貲的高教評鑑制度,透過資訊公開可以更客觀且簡單地表現出一所大學的好壞。2015年,隨著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台(https://udb.moe.edu.tw/)的建制,在學務、教務以及財務三大面向上,更多校務資訊被揭露,可以做為大學辦學績效以及學生選校之參考。相較於國際的各種大學排名,如泰晤士或QS,一般是以研究與學術聲望為主,%5B2%5D本文利用學務、教務以及財務的三項核心指標——新生註冊率、生師比以及負債資產做為比較基準,每一個指標,依各學校可獲得的資料平均數計算之後,再轉換成整體公立大學中排名的百分比,即依據大學的相對指標(而非絕對指標)分別換算成積分,滿分為1,再藉三項指標平均數依高到低來進行排序。 新生註冊率呈現學生願意進入該校就讀的意願,依105學年度大學部學生資料由高到低排名而換算成在總體排名的百分比,學測成績排名高的學校指標不一定高,此可反映學校是否可以收到預期要收到的學生,排名高的學校可能要與國外的頂尖大學競爭,不一定可以收到預期要收的學生;相對地,排名低的學校即使採取寧濫勿缺的策略,也有可能因生員短少而收不到學生。不過,目前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台僅有一年的時間資料,可能需要持續觀察才比較客觀。 專任教師的生師比以101到105年的學士生基準之平均值,呈現出學校為穩定教學品質願意投入的固定人力資本。此指標有雙重意涵,一是直接反映每位學生可以分到的教育資源,但由於碩士以及博士班學生並未加權計算,此算法可能高估研究生比例高的綜合大學之生師比品質;另外,則是反映學校願意投入的教學人力資本,學校越以低成本的專案與兼任老師做為教學主力,顯示教學人力越不穩定,越無培養人才的永續經營理念,本指標進行由低到高的排名,並轉換成百分比排序,但由於專案教師仍被認定為專任教師,此指標可能高估了師資的穩定性,但仍優於以學期聘任的短期兼任教師。 財務概況則以101~104年負債佔資產比率的平均值,負債占資產比率=(負債總額-應付代管資產)/(資產總額-代管資產淨額),負債總額在資產總額中的比重是測度學校總資產中由債權人提供資金比率的大小,比率愈高,學校的財務結構愈不安全,進行由低到高的排序。而規模越大的學校負債比率高的負債值會比規校小的放大效應偏高,可能低估規模大的學校之負債問題。   公立學校健康檢查結果分析 從105學年度的學士新生註冊率來看,出現兩個特性,第一,排名前8名都是專科或者科技大學,顯示公立技職學校比公立大學受到學生青睞;如果以綜合大學來看,排名第9的是臺北市立大學、第10則為政治大學、第15為臺灣師範大學,而過去一般大眾認為最好的國立大學,並不見得出現比較好的註冊率,如臺灣大學排名第16、交通大學排名第19名、清華大學第30名、成功大學排名第36,這些綜合性大學在爭取最優秀的學生上競爭激烈,而陽明大學甚至落到45名,此可能與招收公費醫學生有關;第二,而排名較後段的學校沒有意外地都落於東部或離島學校,如屏東大學、金門大學臺東大學、澎湖科技大學、臺東商專(例外的是臺中科技大學),主因在於當地學生不見得都想要留鄉念大學,到了高等教育階段,非都會區的年輕人希望接受新的都會環境刺激,而都會區的學生卻不見得願意離開都市,選擇非都市的地區就讀,此反映出高等教育不同於初級與中級學校,具有非社區化、非地域化的特性。 從專任教師生師比來看,一般而言,大學普遍優於技職學校,排名最好的是陽明大學(第1名)、臺灣大學(第3名)、師範大學(第4名)、成功大學(第5名)、中央大學(第9名)以及中興大學(第10名),但是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及國立臺東專科學校也躋身在10名之內,這可歸因於藝術大學的學門特性,需要較多元的師資。而比較令人意外的是交通大學、清華大學、政治大學的排名分別為14、16、23名,生師比顯得落後於其他非頂尖大學,顯示五年五百億計畫在這些學校並未落實於改善師資水平;而落於最後的則是中、南部的技職學校,展現出教師資源在普通大學與技職學校、北部與中南部之間確實出現分配不均的現象。 負債佔資產比顯示出公立大學財務狀況的好壞,但仍以技職學校的表現較為穩健,除了第5名的宜蘭大學(也為技職合併)、第10名的高雄大學之外,排名前10名的多為技職學校。而屬於五年五百億的頂尖大學反而都處在債臺高築的狀態,倒數十名的學校中有8間為頂尖大學,包含中興、政治、陽明、臺大、中央、成功、中山,負債資產比甚至達20%以上,顯示頂大計畫造成學校財務擴張問題,公立大學也有負債難償之虞。 使用新生註冊率、專任教師生師比以及資訊負債比率這三項精簡的指標來為臺灣的公立大學進行健檢,可以得到大學健康與否的成績單,呈現出完全不同於國際大學競爭排名的新景象(如表4)。在國家的經費支持下公立大學雖沒有倒閉的危機,但是結果看出健康狀況良好的前十大學校多數為公立技職學校,而一般大學排名較佳的是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立大學、國立臺北大學、國立宜蘭大學,位居龍頭的臺灣大學排名第14名、清華大學26名、交通大學29名、成功大學排名第36名,而獲得學生平均補助額最高的陽明大學甚至落到第40名,此可能與其大量投資於醫院建設有關。   結論:褪色的大學光環 從以上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所有獲得國家大量資源挹注的頂尖大學雖然具有研究與聲望的優勢,但並未呈現出大學教學的卓越,反而不如公立的技職學校,何以致此?作者推論主要的理由有三點。第一,學生在選擇學校就讀時已經不再迷信大學排行榜,轉而以就業、實用取向為考慮,這可能是技職學校註冊率較一般大學好的主因;相對地,雖然綜合大學近年來積極發展創新能力、降低學用落差,但是在大學原來的學術體制下翻轉不易,也有違原來大學的目標,如果學用落差是當前教育部最重要的指標,那麼既有的頂大絕對無法與科大競爭,大學也會持續朝向技職化發展的路徑。如果要維持頂尖競爭力,最重要的即是招生縮編以及增聘教師,找到對的學生以及好的老師,而非一昧地擴張。 第二,公立學校的教師員額是由教育部進行總量控管,因此普通大學優於技專學校,但是部份頂尖大學並未將經費用於充實師資,反而是廣設分校或轉投資醫院,這也是為什麼五年五百億難以發揮效果主因(戴伯芬,2015)。 最後,資產負債比顯示了公立大學財務治理缺失監督的缺失,財務狀況比較穩健的多半為科技大學,在爭取升格之後得到更多資源來改善學校,而拿取最多教育資源的頂尖大學負債最高,陷入以債養債的困境。 每一種大學排名都反映出不同的價值,也會出現不同的結果,學校有沒有人念、師資夠不夠以及財務是否健全,應該值得做為學生與家長參考。在本文三項指標的評比上,頂尖大學會輸給技職學校是一大警訊,說明頂尖大學竟會面臨優秀生員不足、師資短缺以及負債累累的困境。在以人力投報率考量的年代,臺成清交排名是基於教師研究表現的過去式思維,具有教學特色且能與就業市場接軌的技職學校反而成為王道,此說明單靠砸錢可能無法創造出一所好的大學,值得大家重新思考一所好大學的定義。     註釋 [1] 私立大學由於主要仰賴學費生存,由於財務揭露方式不同,無法直接評比,這也是本文未列入私校的原因。 [2] 2009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評量方式,採取經濟活動與創新、國際化程度、研究指標、學術論文影響,其中最重要的是學術影響力,佔32.5%;Quacquarelli Symonds(簡稱:QS)則參考學術互評、師生比、教職員論文引用量、僱主評價、國際生比例以及國際教職員比例,其中最重要的是學術互評,佔40%。   參考書目 戴伯芬,2014,〈一臺兩治:自由貿易示範區對高等教育的衝擊〉,《巷仔口社會學》2014年4月8日,https://twstreetcorner.org/?s=%E8%87%AA%E7%B6%93%E5%8D%80。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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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川普、法國馬克宏——世界新秩序?

劉大和/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一、最年輕的法國總統誕生 馬克宏(Emmanuel Macron)當選法國總統之所以受到矚目,恐怕是來自於遙遠的大西洋對岸,美國由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總統所造成的影響。至於川普當選為何震撼大家,戲劇化的表象是他給人的狂人樣態,但內在核心是他的政治理念。因為他代表的是推翻這百年來慢慢建立的文明秩序,這個文明秩序觀包含了國內外政經秩序和人權文化的複合體。 儘管許多人被川普嚇到,但他也擁有許多支持者,這倒不容忽略,因為他們都希望川普能夠改變世界,不過,從川普競選以來,他的政見就讓人質疑可行性,當選以後,他的許多政策就讓人加深這種印象,許多政策都與先前的宣稱不同,有許多自我論理上的矛盾。人們大概還可以預期,他未來的國際干涉主義會比前任的總統還要深且多。 至於法國,受到川普當選的震撼,人們自然放大了對極右派陣線勒班(Marie Le Pen)的關注,不過,法國人民還是與美國人不同,法國人對於現狀不滿,但兩百年來的文化影響,對「主流文明」的價值有一定的堅持,不至於走歷史的回頭路,但這句話說得可不容易,原因是這幾年法國所受到的恐怖攻擊,不管在次數或傷亡人數,早已深印人心。在不安全的狀態下,要抵抗負面的觀念、離棄負面的價值,應該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因此,這次的選舉結果,應該可以看成是法國人民對主流文明的一種表態。因為,馬克宏個人的支持度實質上還不夠高,共有三分之一的選民棄選,這表示他們不那麼認同馬克宏,但同時選民也讓馬克宏壓倒性的勝過勒班。馬克宏確實至少代表主流文明的最低公分母,但顯然他的中間派路線說服力仍然不夠強。至於他的政策到底是什麼?我們所看到的具體措施常略顯細部枝節化,除非回歸整體的歷史脈絡,比較難掌握其所代表的深意。但也不能說沒有用處,因為我們仍可透過這些措施來了解政治動能的方向。 最年輕的法國總統——馬克宏。圖片來源:法新社。   二、中間路線的崛起 中間乃是一種相對位置,既不是最左派,也不是最右派。這裡用最右派一詞,乃是因為這與勒班的極右派是不同的理念,後者充斥種族主義情緒,想透過國家來進行自我優位的確認和改變主流文明的「束縛」,也就是擺脫國際政經秩序、市場經濟或社會平等概念等。至於台灣政治賽局中偶爾也會有左派和右派的稱號,但嚴格說,都與政治經濟思想中的定義不太相同。 傳統右派的市場經濟(個人自由競爭)和左派的社會主義(集體分配財富)理念都很容易理解,而且強而有力。萬事萬物/社會運作都歸結到一兩個核心概念,就理念的層次來說,邏輯性強且一致性高,在應付各種次級事務時,也很容易從核心理念出發,推導出相關的對應措施。如果我們相信偉大事物的原理都是簡單的、純粹的(想想那些歷史上所發現的重要物理學公式),那麼他們都具有這樣的樣貌,而簡單的道理也能夠有廣大的宣傳效力,因此他們各有堅貞死忠的信徒。不過,從簡單的角度來看,右派比左派更接近簡單,更有宣傳力,因為左派至少有兩大派別(共產主義和社會民主),理念就不太一樣,不夠簡單了。 市場派理論祖師爺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把市場機制描述得像是一部自動的機器,隨時保持均衡,態度是樂觀正向,一旦互相牽動的兩方,如供給需求,產生不均衡,就會產生調整的趨向,因此得以重新產生平衡。只要相信市場機制的完美,人類基本上不用為制度做什麼事情或憂慮什麼。雖然歷史上常有人們抱怨這樣的機制,拋開抱怨者不論,但信者恆信,現實的不完美乃因為現實中的市場機制不夠徹底,既然未曾完全實現過,那就繼續期待更徹底的市場機制出現—至少在那時方有機會否定市場機制的完美性。 在現實上,歐洲的許多國家都可說是以社會民主制度為主,與共產主義不同,社會民主制度與市場經濟並存,但透過種種方法,企圖矯正財富分配的不平均。社會安全/福利制度只是其中顯著的一項。自從德國的社會民主黨設立以來,本也充滿樂觀的色彩,制度的改革使得人們的生活有一定的改善。不過,自從因為無法保持經濟高度成長、降低失業率和解決社會福利赤字以來,人們開始懷疑其中是否出現問題。拋開轉向者不論,有人認為是因為執政者妥協性太強,導致財富重分配措施不彰,歸結來說,仍然是尚未實現徹底的社會民主制度所導致。不過,對於許多支持左派的人們來說,他們都是理想主義者,對於現實的不完美常常特別敏銳,因此,對於社會民主制度達不到終局的理想早有所批評,包括在台灣有許多讀者的英國左派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J. E. Hobsbawn),在他的書中也點出社會民主制的困境,對於往哪裡去顯得束手無策。不過,這裡要提一下的是左派的理想藍圖本來就比右派高,左派的財富平等想像比右派的市場平等要難得多了,面對施政結果,左派比右派容易顯得難堪。 上述兩者是歐洲許多國家政治中,政黨界線最重要的分歧點,到現在也幾乎都還沒有被真正的取代,只是當現實問題持續存在,政治人物/學者無法提供進一步改善的「大論述/典範」時,人民開始不耐煩,再加上全球化和移民的問題,嚴格來說,這些問題雖可從兩大典範出發作思考,從核心理念出發去做推論,但真正面對問題時,卻都顯得有些窘迫。全球市場經濟的生態不太像一個小型的密閉空間,當有部分空間溫度變化時,熱能流動順暢,馬上可以恢復均衡。每個獨特的小空間彼此之間的空氣流動並沒有那麼順暢,恢復理想中的均衡要很久,但人民卻不滿意這樣的現狀。當然,人民的不滿意倒也有正當理由,在歐洲,這些年來幾乎都是左右兩派輪流執政,人民給了兩派都有實踐的機會,當中來回也好幾次,不過,現狀卻還是讓人不滿,可說是一種改革僵局,不巧移民問題把一些人們問題的歸因點轉移。但歐洲人比較沒有像美國人那麼相信,以為排斥移民群體就可以解決自己的問題,更何況這與長期以來歐洲人民自認開啟的現代文明有所違背,與自己的道德感背道而馳。社會民主制所主導的歐洲社會有其功過之處,往回看,人們會看到現代社會保障了許多人的生活,也促進了人權的提升,留一些餘地來看待現實,雖然有點無奈,倒也合理。但也有許多人不太會把過去到現在的成功一直記在心裡,而是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或者是他們認為這對於現狀的改善沒有幫助,他們希望改變,但就像許多時代所產生的現象一樣,他們都是找最弱勢的對象來發洩最大的怒氣。不過,納粹的歷史教訓離現在還不算太遠,多數人們總還記得順著暗黑本能而行造成的嚴重後果。   三、超越左右路線的馬克宏 回到馬克宏,那他的政策主張呢?他在經濟上首要的立場在於支持市場經濟和全球化,並且要大幅改革年金制度。但他也不去挽救失敗的企業,而是要去訓練和幫助失業者。在財政上強調要節省開支,以便符合歐盟對政府債務的標準。但相對的,政府要進行一些投資,特別是在公共基本建設、數位科技、環保措施、學徒教育。至於在勞工方面,降低社會安全制度的個人負擔,以便增加購買力。允許人們可在法定工時之外工作,只是此部分的收入並不給予賦稅優惠(本可免除部分社會捐)。不改變62歲為退休年齡,尋求盡量統一各年金之準則,以降低複雜度。在歐盟政策上,支持留在歐盟,促進和其他經濟體更自由貿易的協定,例如歐盟和加拿大。政治改革的主張主要在於降低政治人物員額和支出。此外,馬克宏要禁止學童在學校使用手機。18歲青年可擁有文化護照,也就是可以參加許多付費的文化消費,如電影、購書、戲劇,以此抵費。[1]馬克宏原本是左派社會黨的內閣閣員之一,因此,我個人認為他的「立場趨勢」略為偏左,如果我們把社會民主看成是社會民主精神凌駕在市場經濟之上的話,那麼市場經濟仍然存在,且有時候還要像荷蘭人把土地還給大海一樣,須退還一些自由度給自由市場,那麼馬克宏的政策大概可解讀類似像這樣的角色。總之,所謂的中間派就是拿捏現在需往左邊或右邊一點。在思想美學上,這一點都不完美,但在歐洲戰後的現實上,卻很管用。 回頭再看台灣,台灣與歐洲或美國不同之處,我們沒有大量移民的問題,傳統政黨不太有典型的左、右兩派的訴求,再加上兩岸問題一直是重要訴求,因此,我們的政治熱情與不滿的重點也與歐美不同。但青年低薪問題卻與全球化的經濟市場有關,這隱隱約約與歐美的人民問題相對應,不過,還不到以排外作為政治訴求的程度。至於本文標題所提出的世界會產生新秩序嗎?川普的美國或許有能力超越傳統右派之外的思維來做些不一樣的事情,但我個人比較相信最終還是會回到現有的政經秩序上,因為拼湊的政治經濟觀難以撼動現有架構,在那當中,有些是複雜的建構體,有些是人們的慣常行為所致,改變太難而代價太大。     註解 [1] http://www.bbc.com/news/world-europe-39845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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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盈隆教我們的玩民調心法

葉高華、陳美華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不久之前,我們寫了〈游盈隆民調「同婚零共識」的問題:兼論人權與共識〉、〈異性戀常規性下的民調政治:解讀老綠男〉,指出游盈隆的民調有問題。當時我們以為他調查方法沒學好。想不到他無意修正,很快就用同樣方法再做一波民調。我們這才恍然大悟,他不是沒學好,而是學得太好了,玩民調玩得爐火純青。我們很快就從他身上學會玩弄民調的終極奧義,並設計好接下來可以怎麼玩。 ◎大家來玩民調超級咖 首先,我們會在民調中詢問這樣的題目:「最近游盈隆積極發布同性婚姻民調,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反對。請問,您贊不贊成游盈隆發布同性婚姻民調?」因為不久之前我才寫過文章批評游盈隆的民調,因此「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反對」這句話絕對是陳述事實。許多對於游盈隆民調沒有明確立場的人一聽到「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反對」,就覺得這不太好吧。為了社會的和諧,還是反對好了。如果運氣不錯,我們可以得到正反兩方接近的結果。此時我們就可以召開記者會,指出「臺灣社會對於游盈隆發布民調的共識為零」、「游盈隆繼續發布民調恐將撕裂社會」。 【本來會放電的民調游卡丘,竟然進化成一戳就破的游卡蛇】  資料來源:http://d.share.photo.xuite.net/leelymay1212553/1d0b195/15385775/822508006_m.jpg 透過媒體大量傳播,許多原本還在觀望的人聽到「沒有共識」、「撕裂社會」,就會覺得風向不對,還是不要贊成好了。此時,要趕快用同樣問題再做一次民調,不贊成的人就會增加。然後我們又可以召開記者會,指出「反對游盈隆發布民調的聲勢大漲」。 此外,在第二波民調中,我們還會加入這樣的題目:「有人說:目前臺灣社會對於游盈隆發佈同性婚姻民調無共識,游盈隆實在不必急著一直發布民調。請問您同不同意這樣的看法?」稍早之前我們才親自召開記者會說過這樣的話,因此「有人說」也是陳述事實。許多對於游盈隆民調沒有明確立場的人一聽到「無共識的事情不用急」,就會覺得蠻有道理的,可以同意。不意外的話,我們可以得到多數人同意的結果。於是我們就可以在記者會中宣布:「臺灣社會對游盈隆不必急著發布民調的時機,有相當共識。」 整體而言,游盈隆是透過誤導式民調,一再假造、複製國人對同婚「無共識」的假象,混淆視聽,繼之反覆的引用自己發佈的民調,一方面形成阻礙同婚修法進程,另方面又可以做為生產下一次民調的基礎。然而,中研院2015年社會變遷調查的資料已顯示,精確回答支持同婚的全體民眾已達59%,在游盈隆一再散發不實民調的情形下,日前連行政院長林全在面對監察院長張博雅詢問院方態度時,竟也說「同婚必須要有社會共識」,全然無識於六成民意的支持。 ◎民眾不賞臉這種為「專法派」塗抹脂粉的玩法 游盈隆這麼會玩弄民調,但是他玩不過普遍的民心趨向。以他今天發佈的三題同婚民調來看,第一題和第二題的結果就自相矛盾。第一題題幹「沿用」上個月的誘導式題幹:「立法院最近積極推動『同婚合法化』,引起部份社會人士強烈反對(簡單地說:就是「同性戀者,也能和一般男女一樣結婚,並享有民法上相同的權利與義務」),請問,您贊不贊成「同性婚姻合法化」?結果顯示非常贊成和還算贊成的比例共37.8%,但不太贊成和一點也不贊成的比例為56%。在誘導題幹的作用下,支持同婚的比例,被游稀釋的越來越低。有趣的是,第二題關於立專法保障同性婚姻權益的民意反應卻遠超過支持同婚的比例。第二題題幹是:「除了修改民法促成『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主張外,也有立委主張『不修改民法,另外制訂專法,來保障同性婚姻的權益』,請問您贊不贊成?」親愛的游老師,如果台灣民眾支持同婚合法化的比例真的已經如你前面所說的降到37.8%,怎麼第二題「立專法保障同性婚姻權益」回答非常贊成與還算贊成的人竟達45%,甚至比不太贊成和一點也不贊成的43.9%還多? 此外,他自己說:「從0到100則代表各種不同程度的社會共識或分歧。曾有美國重量級的政治學者建議,社會共識的最低標準應該是66.6%,我也傾向贊成。換言之,社會上一個爭議中的議題,如果贊成或反對雙方都沒有達到三分之二的多數,代表的是社會沒有共識。」即使該調查沒有作假,回答反對同婚的也才56%,不到66%,他本來說「無共識」的議題,怎麼現在調查結果的解釋卻變成「民意逆轉」,多數反對同婚了? 我們認為第二題或許比較趨近一般民眾對專法的看法,但這個題幹也忽略了過去一個多月來各界對於「專法」究竟是不是歧視的辯論。游第二個題幹明顯預設了專法可以保障同性婚姻權益,若非暴露他對現有討論一無所知,就是存心讓民調為政治服務,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容我們再提醒大家,第一題明明是問同婚支持度,但調查報告的小標題卻是「關於『同性婚姻民法化』的爭議」,換言之,他把民眾對同婚的支持度等同於同性婚姻民法化,這中間邏輯跳躣自不待言。同時合併看這兩題,我們更瞭解游盈隆為什麼硬要把同婚支持度操作的這麼低,因為這樣子就可以藉此為民進黨早已定調的「專法派」拱抬行情。 ◎保障人權的立法,沒有最好的時刻,只有最艱困的時刻 第三題一樣是為執政黨解套的題目,題幹是:有人說「目前台灣社會對如何實現『同性婚姻合法化』無共識,立法院實在不必急著現在立法通過。」方法上的問題,以及「無共識」這種公然謊言我們不再重覆,但是我們想說的是,通常當「立法時機」問題被提出來時,往往是某些人為了要阻撓立法,而不是為了促成立法。我們腦袋裏隨便就冒出一系列關於女權、人權、台灣民主化的各種法案:一系列的民法親屬編修法、性別工作平等法(被阻擋10年)、家庭暴力防制法、性騷擾防法、公投法等等不一而足。這些法案在推動時,幾乎都被當時立法院多數黨國民黨視為破壞家庭和諧、妨礙男女正常互動、阻礙經濟發展、甚而動搖國本等無限上綱的惡法,並以各種理由拖延立法。現在回頭來看,當時被看成造成社會不安的立法,充其量是落實憲法對基本人權的保障與維護。 保障人民權益的法案,永遠沒有最佳的立法時機,反而每個立法過程的時間點都是伸張人權的艱困時刻。執政者應勇於任事,承擔責任,不該操弄民調,給自己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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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性戀常規性下的民調政治:解讀老綠男

陳美華、吳秋園/中山大學社會系 關心同性婚姻立法的朋友今天早上一定都注意到一項由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發表的最近民調報告,結果是有46%贊成,反對的佔45%。這很明顯是個五五波的民調格局。 但接下來我看到的公視午間新聞的畫面中,游盈隆面帶微笑地說出令人震驚的話:「立法院通過(同婚修法)就是個十級的大地震,會對全台灣造成很大的衝擊」「我想我們還沒有ready!」。其它媒體的報導中,游盈隆利用少數強烈反對的聲音把這種五五波的均衡態勢與過往三十年間激烈的統獨爭議對比,並將這五五均勢激化為「令人不可置信的強烈穿透所有不同類別的群體」。 【目前對於同婚的辯論,已經延伸到街頭的抗議】  ◎激化對立的老綠男民調解讀 事實上,這份民調中,比較大的差異出現在性別(女性比男性支持同婚)、教育(高教育程度比較支持)與世代(40歲以下的年青人比較支持)差異,而這些數字怎麼會得出一個同婚議題的對立是「強烈穿透所有不同類別群體」,甚至將引發十級大地震這種近乎召喚性道德恐慌的結論?這個發佈民調的記者會,不論是發佈的時機點、發佈的語調與陣勢,都已經不是在「客觀的」呈現國人對同婚的民意趨向,而是政治性地激化同婚與反同、恐同社會對立,並且在五五波均勢中為反同、恐同勢力加持造勢。 游盈隆這份民調說來其實並無新意。2012年台灣社會變遷調查即已針對同性婚姻的問題做過全國性的社會調查。中研院社會學者鄭雁馨 (Cheng et al., 2016)也針對調查結果,發表了相關的文章,她的研究顯示,教育程度越高越支持同性戀,同時年輕族群比年長者支持同性戀,預期未來隨著人們受教育程度提高、世代替換,台灣整體的同婚支持度也會提升。 民調結果有很多種詮釋的方式,游今天選擇了一個最糟糕的解讀。事實上,此時此刻的民進黨最需要關注的,是長期支持民進黨的年輕選票在這件事情上的態度。目前被追討黨產的國民黨,過去二十年間如果曾經關心年輕人在社會、政治、經濟等課題的需求,以及社會上求改革、求進步的聲音,它就不會淪為今日國會的少數黨。此時此刻的民進黨,如果還以為可以隨意操弄、解讀民調,那麼準備步上國民黨同一條路吧。 政黨、政治人物愛用民調,因為存在著非常彈性、龐大的詮釋空間。事實上,只要當權者不喜歡,再高的民調都可以被理解為「沒有社會共識」,例如馬英九執政時,內政部針對性交易做的民調中,83﹪的民眾同意「政府設置專區管理」,但不敢負政治責任的政府,在府院黨的運作下通過一個既罰娼又罰嫖的社維法;五五波的民調,竟然可以被游解釋為「零共識」,那麼阿扁總統大選2000年的票只有39%,也可以解釋為「零共識」,而讓他當選總統嗎? ◎理性解讀民眾的同婚態度 事實上,即便是五五波的格局,在台灣都不是均質的存在,各區域立委的選區也並非如游所講的都是高度對立的態勢。讓我們用客觀、理性、平穩的語調來呈現我們所知道的台灣民眾態度。 對比游盈隆以電訪進行系統抽樣[1]的調查結果,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性別組2012年時曾經以面訪方式調查台灣民眾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為避免各縣市樣本數過低導致標準誤及信賴區間擴大,本文將台灣各縣市編為六大區域,分別是:北北基、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屏以及宜花東。 【台灣各地區對於同婚的支持比例,幾乎都超過了五成】  資料來源: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2012)性別組 首先,先以地圖對各區域同性婚姻支持度分布,作鳥瞰式的觀察,我們可以發現,北北基區域在同性婚姻的支持度為各區域之首,高達60.4%的北北基民眾支持同性婚姻,即使在考慮抽樣誤差後,信賴區間仍明顯高於五成五以上(95%信賴區間為:56.5%-64.2%)。接著,沿著西部往下,在桃竹苗、中彰投區域可以發現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雖有微幅下降,但支持度仍保持在五成以上。唯一跌破五成的是雲嘉南地區,支持度僅有44.5%,在該區域中以台南市支持度最低。而高雄、屏東兩縣市支持比例則相當相似,整個高屏地區支持度為56.0%。而雖然地圖上花東地區支持度亦有五成(恰好為50%),但由於該地區在調查中樣本數僅有78人,因而標準誤擴大,不宜進行推論。 整體看來,各區域支持同性婚姻的受訪者佔居多數,且以台灣整體受訪者對同性婚姻支持比例也有55%。由於分析中採用分類為支持、無特定立場、不支持三派意見,因此我們從另一個角度考察,明顯表態不支持同性婚姻的比例為何呢?從調查資料可以得知,這個比例,與支持同性婚姻的比例,呈現相反的趨勢。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台灣西部地區,不支持同性婚姻比例從最低的北北基(24.94%)到最高的雲嘉南(42%),在考慮完信賴區間後,沒有任何一個區域不同意比例跨過五成。亦即,台灣西部地區受訪者並未有明顯不支持同性婚姻的趨勢[2]。 【台灣西部地區受訪者並未有明顯不支持同性婚姻的趨勢】  ◎性別化的反同婚態度 以上數據顯示,台灣對同婚並未如游所呈現的那麼高比例的反對。其次,游盈隆並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麼女性比男性較支持同性婚姻。筆者和王維邦[3]新近的研究恰恰可以回答這個問題。我們的研究也是以2012年社會變遷調查的資料為基礎,同時檢測國人對婚外性行為與同性性行為的性態度,結果顯示,國人對這兩種不同的非常規性實踐(non-confirming sexual practices)態度,呈現顯著的性別化現象。 對婚外性行為而言,男性的支持度顯著的高於女性,但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而言,女性支持度顯著高於男性。我跟很多朋友談了這個研究結果,大家都表示「一點也不意外啊」,因為「反正男人好色」、「這個社會本來就允許男人在外面搞七捻三」。我的朋友們其實只解釋了異性戀父權社會中,性別階層或男女不平等,如何讓婚姻中的男性享有(外遇、一夜情、買春等)的性特權,但卻沒有解釋為什麼台灣男性比女性反對同性婚姻,而這也正是異性戀常規性(heteronormativity)得以持續的運作、維繫自身於不墜的主要原因。 如同女性主義者 (Ingraham 1994, 2005; Jagose 1996) 所指出的,異性戀常規性的運作建立在三組二元對立的階層劃分之上:(1)在性別的層次,區別「真正的」男人與女人,其餘都是性別偏差;(2)在性的層次,區分異性戀與同性戀,前者是「自然的」、「正常的」,後者「不自然」、「異常」;(3)在家庭組成上,區分「純正的」(genius)家庭和「偽」家庭,前者係基於血緣、法律所保障的家庭,後者是由各種基於友誼、社群網絡建立的家庭。 分析上,這三組二元對立各有其不同的政治,但經驗上,這三個不同範疇常呈現複雜的交織狀態,例如「性」總是性別化的,表現為男人可以、女人不可以,意即異性戀男性相對於異性戀女人而言,享有性特權。此外,人們的性別認同和性實踐緊密關聯,因而我們經常不只是做男人、女人,而是做異性戀-男人、異性戀-女人;這也是人們經常以性別偏差(娘娘腔、男人婆)來嘲諷同性戀,或者藉由羞辱同性戀以圖矯正他/她的性別。在此,異性戀男性的陽剛特質被奉為正典,而男同性戀者被貶抑為根本「不像個男人!」 【男性政治人物享有各式各樣異性戀情慾生活,但對同性戀人權保障則嗤之以鼻】  美國同性戀支持度的研究也顯示,異性戀男性因為較抱持傳統性別角色的關係,而顯著的較反對同性戀,意即異性戀男性相對於同性戀男人而言,他不僅在性的面向上佔居支配者的位置,也是「男人」正典;同時為捍衛「真男人」本色,常不惜攻擊、詆毁同性戀者。從而,異性戀男性在性這件事上,他經常是雙重既得利益者,對比於同性戀是優勢者,在異性戀體制內也是個優勢性別。也無怪乎,不乏男性政治人物,一方面享有各式各樣(外遇、一夜情等)的異性戀情慾生活,但對同性戀人權保障則嗤之以鼻。 ◎性公民權,要保障,不要表決 民調固然可以做為施政的參考,但當我們面對的是基本人權的問題時,它就不是一個好的佐證基礎。英國社會學家Ken Plummer (2003)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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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黑手變頭家到隱形冠軍: 台灣中小企業的產業升級與技術創新,1996-2011

謝斐宇/中研院社會所   近來,媒體頻頻報導中國「紅色供應鍊」的崛起,將造成台灣IT產業的沒落,台灣產業轉型前景堪憂;但於此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研究和新聞報導指出,台灣機械產業中的許多中小企業,產品附加價值節節高升,並且擔任全球產業中上游不可或缺的供應商角色。特別是身為零件製造商的中小企業,在當前追求高科技轉型的過程中仍然活躍。頓時,台灣產業所謂的「隱形冠軍」,再度成為討論焦點。 在這篇短文中,我將從中小企業部門創新與學習來源的角度,講述較少受到關注的「隱形冠軍」故事。我將強調「零件製造廠」這個在解釋台灣中小企業的技術能力與創新時,常被忽略的面向,透過比較台灣與其他先進國家,試圖描繪「台灣經驗」中常被忽略的某些特徵。   一、為什麼中小企業和製造業仍然值得關注 在進入討論之前,我想先說明兩個問題。:(1)為什麼我們必須關注中小企業?以及,(2)為什麼在談論知識密集經濟的產業轉型時,依然不可忽略製造業? 中小企業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中小企業提供大量就業機會,是整體經濟的骨幹。許多研究顯示,中小企業能帶動更均等的經濟成長,也是學習與創新的來源。已有不少研究指出,美國過去三十年來的貧富差距惡化,與「去工業化」、「經濟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有關 (Lin and Tomaskovic-Devey 2013)。「經濟金融化」指的是公司不再投資資本財,反倒縮減規模、專注於最大化短期收益與股東利潤的現象(Lazonick 2009)。從這裡,可以引申出我第二個觀點——製造業依然重要。考察某些西歐國家(如德國)與小型國家(如丹麥)的產業轉型過程,將會發現中小企業一直都是這些經濟體中的重要驅動者。在產業轉型或所謂的「往知識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面對亞洲的競爭,他們的中小企業不僅沒有從製造活動中撤退,相對的,反而持續活躍於高品質與高附加價值的產品製造領域(Herrigel 2010)。另外,美國歐巴馬政府為了將製造業帶回美國,下了許多工夫,例如,建立各種中小企業創新及創業平台,或是提供各種誘因與有利政策(Block and Keller 2011)。   二、台灣戰後工業化發展的特徵:分散式工業化及與出口導向的零件部門   「分散式工業化」(decentralized industrialization)是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獨特特徵,具體表現是中小企業製造商群聚於特定地理區域。許多中小企業專精於生產流程的特定階段,並與其他生產階段的中小企業構成互補關係。這些中小企業協力網絡,構成了所謂台灣奇蹟的基礎。在許多產業中,從1970年代的製鞋、成衣、腳踏車,1980年代的工具機,到1990年代的資訊電子工業,台灣中小企業成功進入了全球生產鏈,台灣的中小企業與其他國家,如日本、韓國的中小企業最大的不同是,直接從事出口活動,國際化程度很高。 在台灣的分散式產業體系中,許多產業普遍具有下列特徵: (1)以中小企業為基礎的生產體系中,存在廣泛的分工,生產流程彼此互補。這些廠商群聚在特定地理區,或者稱為「產業聚落」(industrial district, Piore and Sabel 1984),彼此競爭與合作。台灣的製造業大部分由兩個部門所構成:裝配部門、零件部門(協力廠商)。裝配部門涉及廣泛的零件外包體系與高度專業化,轉包活動則在零件部門中運作——組件中的許多零件被轉包給專精於製造這些零件或加工程序的小工廠,形成一個綿密的分工體系。 (2)中小企業生產網絡由眾多的獨立零件製造廠與專業加工廠組成,這些廠商專精於生產中間商品,並不製造最終產品。   (3)生產網絡具開放性,並且沒有依賴性(有別於中心衛星工廠體系)。零件製造商與專業加工廠商通常不局限於和特定的裝配商或供應商合作,他們能同時供應給產業內的許多廠商,也能將產品賣給其他產業。 (4)零件製造廠與專業加工廠直接進入全球生產鏈,直接面對國外客戶、自行接單出口、高度國際化。它們有能力在世界市場中競爭,而非完全依賴國內的裝配廠或中心廠。 分散式工業化所帶來的直接結果是跨產業間的高度連結(inter-industry linkages)。開放且不依賴的網絡,意味著資訊不只散布在產業內,還會在產業間傳遞。例如,為機械裝配廠與零件製造商進行鑽、車床、銑、鍛造、金屬表面處理、陽極氧化等加工的專業加工廠,並不閉鎖在單個產業或供應商中,他們也替許多產業進行加工。跨產業的經驗,常常替他們的客戶帶來新的突破。同時,零件製造商直接出口的能力,意味著他們有多重接觸資訊的管道,因此有多重學習的資訊來源。因此,技術知識與想法沒有被限制在單一廠內,而是能跨越各種產業邊界,進行重新組合,產生新的突破。   三、機械業中小企業的角色與貢獻 以下,我使用1996到2011年的工商與服務業普查資料,以機械業為例,來說明中小企業在過去20年來台灣經濟發展中的角色與貢獻[1]。 一般認為,過去20年在IT產業的帶領之下,是台灣邁向高科技工業化的重要轉型期。資訊科技產業的總營收占製造業總營收的比例,從1996年的21.7%,增加到2011年的49.7%;同時,資訊科技產業的附加價值占製造業總附加價值的比例,從1996年的17.8%,上升到2011的40%。但是,如果我們透過三碼分類檢視產業的組成,進一步分析部門中的次級產業表現,整個故事看起來就會有點不同。儘管金屬機械產業較少受到關注,往往被視為傳統產業、欠缺發展性,但其對製造業整體附加價值的貢獻,其實與資訊科技部門(扣除半導體產業)的整體表現不相上下。 舉例來說,2011年半導體產業只占製造業總營收的6.2%,卻創造了製造業總附加價值的17%,而電腦和電腦周邊設備業占製造業總營收的26.5%,卻僅創造製造業總附加價值的5.6%。如果扣除半導體產業,那麼,2011年資訊科技產業的營收占製造業總營收的43.5%,卻只創造製造業附加價值的23%。相較之下,同一年金屬機械業占製造業總營收的22.1%,卻創造製造業26.9%的附加價值。也就是說,受到許多關注的成功樣板產業——資訊科技產業——可能扭曲了我們對台灣製造業整體表現的理解。在當前台灣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機械部門的表現與資訊科技產業的表現相當。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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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當前的參與式預算概況:反省與前瞻

萬毓澤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始料未及的制度移植 我對「參與式預算」的興趣最早始於2005-6年,當時還是博士生,距今剛好十年。當時我在一篇文字中討論參與式民主與社會運動的關係,文中是這麼寫的:「我認為必須要有『傳統』的社會運動作為後盾,才能讓『參與式民主』朝向逼近『透過參與進行培力』(empowerment through participation)的方向發展。如巴西南大河州的首府愉港(Porto Alegre)自1989年起推動的『參與式預算』,就不是由中央的執政集團『施捨』而來,而是透過經年累月的社會運動、地方組織網絡、進步政黨(工人黨)與進步政治團體(如工人黨內部的左翼派別「社會主義民主」)共同推動而成」。我一直很關注拉丁美洲的左翼政治,因此很自然注意到首先在巴西愉港出現的參與式預算,後來陸續做了一些研究,也在2013年的「巷仔口社會學」寫了台灣第一篇討論參與式預算的學術性質文章(見〈「參與式預算」的興衰浮沈:巴西愉港的故事〉,以及該文的改寫版本〈巴西愉港的參與式預算:神話與現實〉,收於鄭麗君編,《參與式預算:咱的預算,咱來決定》)。 【參與式預算,在這兩年廣受注目】 雖然參與式預算在國際上已經推動了二十年,台灣的腳步一直沒跟上,但我在2013年寫那篇文章時,其實沒有料想到,這種都市治理或民主創新(democratic innovation)模式竟會在短期內引進台灣,甚至成為顯學。拜柯文哲及其幕僚所賜,他在2014年競選台北市長時,首次提出了「參與式預算」的政見,宣稱要「讓市民參與預算的提案及審查」,連勝文陣營隨後也跟進。柯文哲上台後,除了台北市以外,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中央的文化部等,都陸續展開了零星的參與式預算實驗,目前已經累積了一些經驗,足以讓我們做初步的反省,並思考未來的推動策略及方向。這篇文章將對台灣的案例做初步的分類整理,指出這套制度在台灣已經或可能遇到的問題,最後提出我對推動參與式預算的10點「戰略思考」。 ◎遍地開花的台灣經驗 台灣目前推動的參與式預算,大致可分為以下2種模式。 縣市議員工程建議款模式 我將這種模式稱為「芝加哥模式」,因為芝加哥正是從2009年起,由該市49區的民主黨市議員Joe Moore提供其「工程分配款」(discretionary fund)(約130萬美元)來推動參與式預算。這種模式,是由議員拿出一定比例的工程建議款(配合款),在行政部門的協助下,交由地方居民提案、審議、投票,再由議員提出,行政部門執行。這種模式最主要的好處是:由於議員運用的是自己的建議款,故不易產生由行政部門推動時較容易出現的府會衝突;且眾所周知,這筆款項過去經常淪為議員綁樁、固樁的「私房錢」,而「參與式預算」能使其運用更具公共性與正當性。要注意的是,這種模式雖然是由議員推動,但行政部門的角色依然重要,例如各局處必須協助改善市民的提案,落實提案的公共性、合法性及可行性。 2015年5月到8月間,新北市國民黨籍市議員陳儀君便循這種模式,釋出一部份工程建議款,交由新店區達觀里的里民提案及投票。但由於部分縣市(如台北、台南、高雄)沒有這筆款項,因此不是每個縣市都適用。此外,由於這種模式需要行政部門的高度支持,包括資源、人力、法規等各方面的協助,也因此涉及潛在的政治角力問題。比如說,假如新北市有非國民黨籍的議員決定跟進,行政部門是否能提供同等規格的支援?無論如何,在頗具爭議的「工程建議款」還存在的縣市,若有議員願意將這筆錢交由民眾以透明、審議的方式規劃運用,我認為是值得鼓勵的。 由行政部門推動模式 (1)完全開放 這種做法大致上是開放各轄區民眾提案(類型不設限或限制很少),根據提案性質交由相關的局處評估並協助改善,經民眾審議及投票後,再納入當年度預算或下一年度的概算。優點是對提案類型的設限小(可能只有經費上限、必須符合法令及政策規劃方向等基本要求),可鼓勵市民發揮創意。但限制是:(1)由於必然同時涉及各局處業務,若局處間協調不足、資訊有落差,或基層公務員不瞭解參與式預算的基本原理,將可能產生抱怨及衝突,使推動效率大打折扣。(2)這種模式只是開放市民提案,但若缺乏民間培力機制,將難以提高市民的提案意願及提案品質,因此行政部門必須結合既有的民間力量,對一般市民及公務員進行培訓及組織。台北市在民政局的規劃下,目前正往這個方向推動,已經在各轄區舉辦多場初階培訓課程,各區公所的經建課也已正式將參與式預算納入業務範圍。 【台北市北投區已經透過參與式預算的討論來參與公共交通規劃】 (2)個別部會或局處推動 這種做法是由中央部會或地方政府的個別局處將自己的一部分業務納入公民參與的機制,將一部份預算額度或計畫交由(特定地區或特定類型的)市民提案、審議、投票。這是文化部、新北市(經發局、勞工局)、台中市(都發局)、高雄市(研考會)目前的做法。其優點是衝擊較小,可讓各部會或局處結合既有的業務(如社造、就業、節能、交通……)來推動,也可使一部分原本缺乏民眾參與的補助、委辦案納入公民的參與。但這種模式仍必須重視「民間培力」,而不是只強調形式上的市民「提案」和「投票」,卻忽略了更重要的組織、教育及審議。 以新北市為例,經發局在2015年下半年開始推動「節電參與式預算」,委託兩個執行團隊(永和社大、盧荻社大)至民間宣傳、組織及培力,協助市民形成提案及審議、投票,再由公部門的委辦單位執行票選出的方案,但提案人與社大有權參與執行。文化部、新北市勞工局、台中市都發局、高雄市研考會也以類似的方式,委託了學者團隊推動「推展公民審議及參與式預算實驗計劃」(台北、南投、台南共六個社區)、「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方案參與式預算」(新北市三峽區)、「中區參與式預算」(台中市中區)、「哈瑪星2017生態交通盛典公民參與暨培力計畫」(高雄市鼓山區哈瑪星)(對台灣經驗的初步分類請見表一)。 表一  不同台灣地區推動的參與式預算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發掘問題,展望未來 推動參與式預算至今,我們已經可以辨識出一些常見的問題。這些問題可能沒有標準答案,我只能提供一些個人見解,供讀者參考。 地方民代、里鄰系統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新店區達觀里的參與式預算幾乎全靠里長宣傳動員,而且成效不錯,主因是該里長有民主理念,且年輕有衝勁。但我認為應該避免過份依賴里長,因為一來,里長往往事務繁忙,很難期待所有里長都能高度投入;二來,里長的動員可能複製既有的政治及人際網絡,如果該地里長與社區發展協會有潛在的衝突角力,就更不能只依賴里長。 我認為,民代及里長的角色應該是協助推動參與式預算、鼓勵市民參與,但最好不要開放民代及里長提案(但當然可以協助市民提案,也可以參與討論),因為他們本身已經有許多爭取經費的管道。參與式預算應該成為對一般市民進行培力的機制,而不是受民代、里長或地方頭人支配。 如何進行民間的組織動員及培訓? 首先,我們必須透過更有效的宣傳及動員組織工作,讓更廣泛的市民及弱勢群體有機會接觸資訊、參與討論。因此,要靈活利用網路媒介(針對年輕族群)、實體文宣、不同語言版本的文宣(針對新移民)。 其次,要把「培力」(而不只是宣傳)當成政策重點。要做到這點,就必須積極開發民間的協力夥伴(如社區大學、民間團體、社區工作者),進行公私部門的協作,而不是把責任丟給各區公所或「廠商」。我們還必須設法在高中公民課及大學通識課中安排相關的課程,開發對公民參與、民主審議有熱情的高中及大學老師,建立人才資料庫,成為長期的合作夥伴。 【四分之一世紀前的後勁反五輕組織,就是積極公民參與的典範】 如何評估參與式預算的成敗? 我們首先必須需先思考何謂「成功」與「失敗」、要從誰的角度看。如果評估標準是以「公民參與」為核心,就可以追問(1)是否擴大公民的參與?(指標:參與的人數是否逐年提升?是否複製原有的政治或人際網絡?參與者的性別、年齡、社會經濟地位是否平衡,是否納入較弱勢的群體,如身障者、新住民?)(2)是否深化公民的參與?(指標:過程是否納入審議機制?公民是否逐漸熟悉民主審議的方式?是否願意勇敢發言、聆聽他人意見?)。我根據這個精神,設計了一份評估表格如下(表二)。 表二  評估參與式預算是否成功的不同面向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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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的性別:一個社會科學研究者的觀點

林宗弘/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台灣歷屆總統照片,來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 2016年1月16日台灣選民以56.1%的比例將選票投給了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她即將成為台灣、也是全球華人現代政權裡的第一位女性領導人。選後很多學者從國際局勢、兩岸關係與國族主義、貧富分化、世代政治、太陽花運動,乃至於選舉工程(electoral engineering,泛指選舉組織、議題設定與策略技巧)的方向上討論了這次選舉結果的意義,也有不少報導凸顯了新總統的性別,列舉近年來叱吒風雲的女性領袖,強調首次女總統執政的歷史意義。[1] 由於我與幾位合作者已經寫過不少學術與非學術的文章,分析兩岸關係對階級分化的影響、與世代政治方面的討論[2],實在不想炒冷飯或對誰補刀,還是來聊聊這次大選裡,是誰決定了新總統的性別,以及「她」將帶來什麼影響。   是誰決定了新總統的性別? 當然,是染色體,主要來自蔡英文的父親。這麼回答也沒錯,但是多年來性別平權的發展應該令我們擺脫生理性別盲點,更關注社會科學的看法。我們談的是誰投票給一位女性候選人,為什麼?在什麼樣的社會,能夠讓女性脫穎而出,獲得至高權力?女性領袖真的會讓政治變得更好嗎? 首先是選民,可能是女性選民決定了領導人的性別。從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以來,台灣的女性政治人在國會與各級政府選舉裡,有越來越傑出的表現,而且民進黨的女性政治領袖提名與當選比例相對較高,甚至有較為開放的性別政見,但國民黨(而且多男性候選人)卻始終是多數女性選民的最愛。 台灣女性選民過去是依據什麼因素投票?性別意識或女性主義在政治上重要嗎?不可諱言,台灣的選舉研究長期由男性學者主導。雖然對台灣女性投票傾向的研究最早來自劉義周,是一位男性學者,不過此後的論文幾乎都是女性學者或兩性合作[3],特別是黃秀端與楊婉瑩等女性學者的貢獻。過去研究顯示,女性選民對民進黨造成政治衝突的印象較強,認為國民黨可以帶來政治安定、或是較為平穩的兩岸關係,可能是女性較容易投給國民黨的因素。[4] 蔡英文確實帶來了改變,而且是在她走完最後一哩路之前。在楊婉瑩與林珮婷的系列研究中發現,比較2008年與2012年兩次選舉,國民黨都是同一候選人馬英九,但是2012年民進黨推出女性總統候選人,減少了國民黨在女性選票裡的長期優勢,原來投票傾向偏藍的女選民,少數確實會轉投給女候選人。[5] (2016台灣總統候選人政黨黨徽照片,來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 太陽花運動對女性選民可能也有影響。最近,在中研院社會所2015年中國效應調查裡,女性對兩岸關係開放抱持較強的風險意識,相對男性,更反對服貿協議。在2016年總統選舉投票傾向的回答方面,有56.7%表態的受訪者想投給民進黨,與隔年的投票結果極為接近,國民黨失去統計上顯著的性別優勢。不過,這次的橫斷面調查是在2015年的年初執行,2014年九合一選舉結果回報,國民黨地方首長候選人在女性選民中仍有顯著的相對優勢,因此還需要檢視新的調查資料,才能確認女性選票的流向。[6] 未來的研究可能會顯示,這次台灣民眾不僅選出了一位女性總統,也可能從此翻轉性別投票的長期傾向。這一類「翻轉性別」的趨勢,也曾經出現在其他民主國家:英國的相關研究顯示,1996年以前女性更加支持保守黨(別忘了此前英國的女性領袖),之後女性對保守黨的支持弱化;美國則是在1980年代以後出現女性長期支持民主黨、較排斥共和黨的發展趨勢。希拉蕊‧柯林頓在2006年民主黨初選敗選,曾被視為美國女性從政者的挫敗[7],此次捲土重來,能否在女性選民支持下保住民主黨政權,必然會是學術與政治熱門話題。   女性領袖會出現在那一種國家? 從個體層次來看女性選民的投票行為時,往往會忽略其國際比較的脈絡。絕大多數女性領袖的研究出自民主國家,而世界上的女性領導人,其背後所需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條件,就較少學者關注了。 讓我們看看對岸的領導人吧!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裡目前全都是男性,而地球上絕大多數極權或威體制,包括被人詬病的北韓或有人讚賞的新加坡,清一色都是男性領袖,而且無論他們用什麼神話來包裝自己的權威,多半都是靠爸一族,其權力來自血統繼承。這難道不是一件值得學術關注的事實嗎? 我們對政治領袖,亦即最高行政首長的定義為:總統或總理等實際行政統治職位,所以並不包括英國女皇之類的榮譽職位,但是包括酋長國的領袖。為了釐清女性領袖出現在那一種國家,我與優秀的女同事鄭雁馨、以及無敵的女助理楊芷瑜正在收集整理這方面的文獻與數據。 在女性整體參政權利的衡量與變遷方面,還有較多文獻,大致呈現民主國家越尊重兩性平權、越可能提高女性政治家在國會或其他層級選舉的比例[8],但是上述文獻多集中於先進民主國家之比較,針對全球各國女性最高領導人崛起的比較政治經濟學分析就很少見。由於我們還在收集文獻,如果有關注此一議題的,拜託各位大大跟我分享一下。 目前我們已經收集到的跨國Panel數據包括了1980~2010年間138國的一些變量與數值,詳情請參考表一。表一第一行顯示,在138國的4278個國家-年度當中,只有不到百分之四(0.039),也就是30國的167個年度是由女性領袖執政,第二行的女權指數(female empowerment index)則來自最近公布的V-Dem數據庫。[9]表二呈現了簡單相關係數矩陣,顯示女性領袖與下述變量有簡單相關—較高的女權指數、民主國家、經濟發展程度較高者、較低的吉尼係數、較高的宗教容忍程度。政治暴力則出現在不民主、低度發展、歧視女性、貧富差距大、宗教容忍度低的國家,表面上看起來與領袖的性別無關。   表一 敘述統計     表二 變數相關係數 表三上的依變量,是當年該國出現女性領導人為1而男性為0,我們已將所有的自變量設為前期(年)的數值,使用隨機與固定效應邏輯迴歸模型,加入了年度虛擬變量。隨機效應模型包括所有國家,而固定效果模型只會包括那些曾經出現領袖之性別轉換的國家,比較其前期自變量對後期依變量的影響。如表三所示,這兩種模型的迴歸係數方向與顯著程度,相當一致。 有民主才有女性領袖:民主國家才會有女性領袖嗎?幾乎是,如果那些出現女性領袖的國家還被算做威權國家,通常也已經進入民主化的轉型階段,而且至少有競爭性的定期選舉,例如最近緬甸的翁山素姬、或先前菲律賓的柯拉蓉‧艾奎諾。事實上,最近半世紀以來地球上的極權國家(以Polity指數來算,包括中國)從未出現女性領袖、女權指數較高的國家大半都是民主國家、已經容許同志婚姻的19個國家,沒有任何一個是極權或威權政體。 與社會經濟條件無直接關係:經濟發展與分配平等能帶來女性領袖嗎?在一般女性參政的跨國比較裡,「現代化理論」仍然有很大的威力。經濟學者的觀點是,女性勞動參與率越高、越容易推動女性權利與參政的擴張,反之亦然,兩者與經濟發展是正向循環[10],但是在我們的數據裡,一但控制了女性權益此一中介變量,每人平均GDP的對數就沒有效果了。經濟發展可能透過一些社會機制—主要是女性經濟自主與公共參與,擴展女性公民權,而女性權益擴張可能幫助女性領導人出現,但經濟發展本身顯然不是女性最高領袖出現的先決條件。 此外,如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所主張的,貧富差距可能來自職場的性別歧視或勞動分工的性別隔離,造成兩性工資或收入差異,因此,貧富差距越大的國家通常女性權益越差,但是吉尼係數好像與女性領袖沒什麼直接關聯。而媒體關注的宗教容忍問題,與女性領袖雖然有些正向統計關係但也很薄弱。 在暴力中崛起並且帶來和平?我們的發現裡最有趣的是前一年曾經發生過政治暴力—包括死傷千人以上的內戰、大規模種族或宗教衝突、以及對外戰爭的國家(南蘇丹或少數非洲國家),或是在武裝衝突前線的國家(例如南韓),有較高機率出現女性領袖。婦女選民對和平的渴望可能部分解釋選民的投票傾向,畢竟政治暴力對性別平等有害、而且只有開放選舉的國家才會出現女性領袖。[11]   表三,女性領袖掌權並存活的條件,131國1980~2010 註:“+” p<.1, “*” p<.05,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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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恩惠到權利? 讓學術審查面對司法審查的一場社運SOLO

陳竹上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A、2014/03/02傍晚的一通電話 「科學權力監督聯盟…?」沉穩中仍不免帶點狐疑的聲音,從電話那頭說出這八個字的,是自由時報的編輯。 「ㄟ…,是的…」我有點心虛地回答。 「可是我們上網搜尋,一直找不到這個組織…」 「嗯…,不好意思,我們還在籌備中…」,其實所謂「我們」,當下就只有我與同樣走上司法訴訟的許教授兩人;如果說「聯盟」的語意是至少要三人,那或許要趕快把我那還在唸博班的太太也拉近來湊數…。 「哦…?」依然是狐疑 「還是我可以用”科學權力監督聯盟籌備處”?」 「不好意思,陳先生,我們可能要請您以作者姓名發表…」 「喔…,我了解,那職稱呢?」 「這由您決定,也請您將投稿縮減到八百字,至於全文我們會照登在電子報。」 「好的,我要幾點前回傳?他們明天就要掛牌了…」通話當時已經是傍晚。 「愈快愈好,我們明天就讓它見報」   2014年3月3日,「科技部將成為民主法治國家的變形金剛?」一文,刊出於自由時報A15版的自由廣場,作者是「陳竹上,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1]。我不打算用大學副教授的職稱,主要是希望這篇短文不致於造成任職學校與單位的困擾,畢竟百億金主的垂愛,眾所期待,恭迎都來不及了,還批評?但除了大學副教授外,我還有什麼身分可用?兩個女兒的父親?這恐怕會讓編輯再來電,雖然我真心希望能為下一代做些什麼。在急迫的時限中,靈光一閃打給時任「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長的夏曉鵑教授…   「曉鵑,我寫了一篇批判國科會的投書,作者身分可以用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嗎?」 「OK啊,如果用學會名義就要理事會通過,如果用理事個人,這是事實,你確實是」 「謝謝曉鵑~」頓時感受到每年繳一千元會費的好處。   往後,我仍陸續以「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而非所任職大學副教授的名義,發表了幾篇關於科技部及其所委任特定律師事務所(以下簡稱「L律師團」)的投書[2]。時隔近兩年,之所以在巷子口寫下這段,與各位一起回顧當時的忐忑,主要希望呈現的是:在台灣,學術界的言論自由正在被侵蝕–我因為想說真話、想批判政府而焦慮及糾結,從設法躲到自創的「科督盟」後面來個不為人知,到期望獲得有交保護費的「台社理事」庇蔭,最後還不忘在「科技部將成為民主法治國家的變形金剛」這標題後加上一個「?」,以免L律師團趁機出手來個「污辱公署罪」[3]。 沒錯,寒蟬效應正在蔓延,最嚴重的地方,正是最需要擔任社會良知的學術界。圈外人要問說:台灣不是早已解嚴?鄭南榕不是已經爭取100%的言論自由?但局內人則早已不言可喻、百轉千迴:沒有國科會計畫,我會不會構成「違反聘約情結重大」?七年內能升等嗎?每想到此,便趕緊拿聘約出來仔細端詳一下,或許有不少大學沒寫到「不得違反師生倫理」,但關於國科會計畫、研究績效則訂得清楚翔實。白話言之,一位大學教師或許能豪邁地說:我今年一定要好好過聖誕節、我不要每個月多一萬的主持費、我的巷子口社會學研究不需要花大錢所以不用補助、我習慣校長兼撞鐘不需要助理、我不想出國發表兼考察…;但他是否有勇氣說:我讀到博士但不怕中年失業、我不怕繳不出房貸後必須帶孩子搬家、我不在乎一輩子被冠上「不做研究」、「評鑑沒過,輔導期未改善」、「違反聘約情結重大」的污名? 讓我們失去言論自由的威權,已經不再是如戒嚴時代或香港銅鑼灣書局般的「被失蹤」,國家權力不再動刀動槍,也不用校園佈線,而是逐步建構與滋長出天羅地網般的制度、規範與風氣,一方面讓知識的產出方式從多元走向一元,也就是一種搭配文字霸權與期刊範定的生產規格,排除其他的投入或展現方式;另一方面,鞏固這套遊戲規則的配套措施,不論是「威脅類」或「利誘類」均日趨完備,足以輕易剝奪一位大學教師的工作權,從而在你我心中滋生「新警總」,不斷自我盤問。2011年一篇「美女教授為什麼會死」的投報,突顯這種「新型文字獄」的冰山一角[4]。而每年由國庫投入數百億補助的科技部,正是推動這部學術絞肉機的引擎之一[5]。令人納悶的是,如此龐大的資源與權力,在號稱民主法治的國度裡,究竟有何監督與制衡的機制存在?   B、「愈快愈好,我們明天就讓它見報」 「我們明天就讓它見報」,一句話,九個字,至今仍令我一再反芻咀嚼,因為這正是民主社會得以延續的生命力:「我們」,一邊是大眾媒體,一邊是大學教師,在人家掛牌慶賀的當天,我們一起針砭政府。如果沒有這兩股力量,扮演與擔負起第四權的角色,號稱「三權分立」的國家機器,真能運轉出彼此制衡的公理?2011年起一場企圖讓學術權力面對司法審查的社運SOLO,差一點就證明了「三權分立」的虛幻。 2011年底,我收到約半年前申請一個「國科會主動規劃推動案」的審查結果,「未獲通過」雖是家常便飯,但其中一份審查理由顯然有錯誤:它將我先前曾擔任協同研究員但已經結案的計劃,誤認為仍在執行,並以此作為否決申請案的理由之一。誠然,相較於過去多次令人難以認同的審查理由,再添一樁又何妨?但那數年來一再盤旋心頭的納悶依然是:「如此龐大的資源與權力,在號稱民主法治的國度裡,究竟有何監督與制衡的機制?」而且,這次審查意見與一般輕蔑或負面評語不一樣的是:「事實認定錯誤」,這是一項可以超越「專業判斷餘地」,有可能讓學術審查面對司法審查的事由[6]。 隔天我帶學生到旗山美濃戶外教學,內心仍被此事縈繞,走上客家文物館的二樓時,看到牆上掛著一個木頭雕刻的糕餅模子,腦海隨之浮現的畫面是:模子壓在一球球原本有彈性的麵團上,形塑出一塊塊一模一樣的糕餅。隔天我透過國科會承辦人員,轉寄應該是很客氣的詢問信,請這位匿名審查人說明為何如此認定,但一直沒有獲得回覆,由於國科會規定「主動規劃案」不可申覆,在事發將滿三十日的前一天,我向行政院提出訴願…。一直到2015年12月31日我收到科技部來文:「本部依台北地方法院更一審行政訴訟判決,就台端100年申請案進行重審,結果未獲通過。」這趟向司法扣門之旅,剛好度過四個寒暑。 國家機器猶如糕餅模子,壓製出它想要的學者。   在這四年中,訴願被駁回,行政訴訟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進行,國科會委任的 L律師團主攻「研究計畫申請案的補助對象是申請機構,不是提案教師,大學教師無權提起行政訴訟,必須由大學提出,否則便是當事人不適格」。陸續四次審理庭期間,雖然我極力舉證反駁,但仍可依稀感受到法官偏好此一主張:畢竟從程序上駁回,不用處理實體層面的學術審查爭議,應是最好寫判決的路徑。果不其然,2013年7月31日,「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行政法院認為本案應該由2011年我任職時送出申請案的大學來起訴。頓時體驗到:憲法第16條所保障給人民的訴訟權,竟是如此不堪一擊。 這正是所謂「三權分立」的實況與危機,一位司法圈內人曾跟我說:「法官如果輕易撤銷行政機關的處分,行政機關會反彈…」,特別在地狹人稠的台灣,XX律師團與XX法官常是前後期或曾經同事過。我也徵詢過某位立委的辦公室主任,他說:「國科會這種學術機關,就像中研院一樣,給人深奧難懂的印象,我們除非作足功課,否則要質詢不是那麼容易…」。此外,過去十來年,國科會始終是監察院糾正案的常客之一,也具體指出審查機制易衍生徇私舞弊,浪費公帑等積弊,並形成「近親繁殖」的畸型現象,但似乎也是說說而已[7]。   C、從恩惠到權利 2013年7月行政訴訟一審敗訴後,我必須於二十日內決定是否上訴,除了裁判費外,上訴最高行政法院必須委任律師。有誰會想接這種案子?幸虧我在大學時代的人緣沒有太差。2014年4月30日最高行政法院廢棄原判決,發回更審,理由大意是:「國科會補助計畫作業要點雖明定須由申請機構提出申請,但該要點亦使計畫主持人調任時,可申請將計畫由原任職機構移轉至新任職機構繼續執行,足見研究計畫具有難以脫離計畫主持人而執行之特性,所以縱使計畫申請人並非行政處分之相對人,也是法律上之利害關係人,可依法提起行政訴訟。」 在更一審時,L律師團換上一位一知半解卻又盛氣凌人的律師,但我也遇到一位願意深入了解學術審查機制與案情癥結的法官,2015年7月21日,一份45頁的判決,撤銷國科會2011年的行政處分,並要求科技部重行審查程序並作成決定。判決中也再次確認研究計畫申請人具有提起訴願、行政訴訟的權利,對於行政機關的學術審查,如果涉及違背法令、事實認定錯誤、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專斷、將與事件無關之因素考慮在內)等情事,行政法院仍然有審查權,不能一概以「判斷餘地」為由拒絕司法監督。 「有權利必有救濟」,無法透過司法程序進行救濟的,不是權利,是恩惠,當施恩者說不給你、要給他時,不管是什麼理由,受惠者都無法吭聲、只能接受,這種恣意與悠遊歲月,總是令掌權者流連忘返,從而有「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Power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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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社會學分析:從國家主人翁到消費福利主體

藍佩嘉 /台灣大學社會系 1952年的兒童節,國民政府流亡到台灣甫三年,《聯合報》社論絲毫沒有慶祝節日的歡愉氣氛,反而充滿憂國憂民的沈重感懷。文中批評有些父母學習傳自歐美的教養模式,「不明真諦,徒學皮毛,以致從童年就養成驕佚頑劣的習性」,呼籲為父母者「能以驕縱,溺愛,姑息為戒,而不忽略基本的童年教育」。文末更不忘呼籲反攻大陸的神聖使命:[1] 我們以萬分沉痛的心情,懷念大陸上的億萬兒童!他們在朱毛匪幫的血腥魔掌下,不祇已失去父母的慈愛,家庭的溫暖:和安心讀書的機會,而且被匪幫驅使成為鬥爭的工具……我們今日在復興基地的台灣慶祝兒童節,必須不要忘記他們,並積極努力,加緊準備,早日反攻大陸,拯救魔掌下的同胞和兒童! 【早期的兒童,是被規訓的對象,以便服膺反攻大陸的政策】 資料來源:link.photo.pchome.com.tw/s10/up7339/13/124685012143 到了1987年,台灣歷經了民主化、政治解嚴,以及工業化、經濟起飛,慶祝兒童節的方式與氛圍出現了明顯的轉變。坊間商家紛紛推出各式各樣吸引「小小消費者」的促銷活動,《聯合報》社論呼籲成人對純真童年不宜過度干預,尊重兒童作為主體的地位: 兒童節原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率真純摯的日子,但非常不幸的,也流為一種形式主義,而且把它塑造為一個大人模式的節日。因而,今天我們慶祝兒童節,基本上是要把這個節日「回歸」給兒童,「回歸」到兒童教育與福利上去。兒童什麼都不是,兒童就是兒童,要把兒童看作兒童。兒童教育就是兒童教育,絕不應是大人要兒童納入怎樣模型的教育。[2] 慶祝兒童節論述的改變,呈現了台灣社會對於「童年」看法的變化:兒童從「國家未來的主人翁」,成為消費、教育、福利的主體,台灣也從一個提倡節育計劃、積極控制人口的農業社會,轉變為面臨少子化的「國安危機」。在這篇短文中,我將探討「童年」的社會建構與歷史變化,反映出戰後台灣怎樣的社會變遷,以及不同時期的童年觀如何衍生了相應的親職腳本(該如何養育子女),對於不同的家長群體形成「不適任父母」的社會壓力。 ◎「童年」的歷史轉變與社會建構 我們現在想到「童年」,腦中浮現的就是孩子純真的笑顏,以及一段無憂無慮的時光。然而,歷史學與社會學研究告訴我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與社會脈絡中,「童年」的意象未必如此。歷史學家Philippe Aries便大膽地宣稱,「童年」的概念其實是現代的發明。他發現直到中世紀結束前,成人與兒童從事的活動並沒有明顯的區別,成人也會念故事書給彼此聽,兒童也要參與勞動。從十五世紀的肖像畫看來,兒童的穿著打扮與身體表情都只是成人的縮影。在死亡率高、平均餘命短的年代,彼時的父母並不特別強調與孩子情感上的連結。[3] 「兒童」與「童年」的社會意義,在西方要到十八世紀才出現明顯轉變,根據社會學者Viviana Zelizer的生動描述,兒童變得「經濟上無用、情感上無價」(economically useless but emotionally priceless)。[4]「神聖化童年」的文化建構與以下社會變遷息息相關:嬰兒出生率與死亡率下降,家庭規模縮小、不再是經濟生產的單位,童工被認為是不道德與不合法的制度,加上中產階級家庭主婦數量的增加,都賦予家庭生活、親子互動更多文化與情緒的價值。 「童年」與「成年」的範疇在中國歷史上也不存在像現在這樣明確的分野。歷史學者熊秉真中國社會的幼教或「訓幼」文獻,發現不同時代的士人家庭在教導重點上雖有不同,但普遍帶有功能論的色彩:兒童的存在目的是為了「學做人」,也就是養成符合社會規範的成人特質,以光宗耀祖、延續香火。要到二十世紀後的中國,才逐漸重視兒童的情感價值。[5] 「童年」的概念不僅在不同歷史階段、社會文化間有所差異,同樣時空環境中的不同家庭,尤其是社會階級的分野,也會造成童年處境大不相同。美國社會學家Annette Lareau著有「不平等的童年」一書,描述父母的階級背景如何導致不同的親職態度與教養方式,進而影響子女的童年處境、甚至未來發展機會的差異。專業中產階級父母相信孩子都有獨特天賦,父母有責任規劃安排各式休閒與學習活動,來培養子女的才能與思考;父母應運用「講道理」而非命令的方式與孩子溝通,以免傷害孩子脆弱的情緒。勞工階級與貧窮家庭的父母則「讓孩子自然長大」:小孩主要互動的對象是其他小孩,父母不會對其學習或成長過程有太多的干預,父母多直接給小孩指令,挑戰父母權威的行為不會受到鼓勵。[6] 以下,讓我們來看看戰後台灣三個歷史階段截然不同的童年建構,以及怎樣的父母容易被貼上「問題家長」的標簽。[7] ◎「國家未來主人翁」:反共復國與家庭計劃 在充斥反共宣傳與政治動員的1950年代,養育兒童旨在於培養為國服務的生力軍。兒童首先是國家的兒童,才是家庭的兒童,孩子對於父母的孝順並不能超越對於國家的忠誠。1952年的《豐年》雜誌主張兒童節的意義在於「培養健全的小國民來組成富強的國家」[8],有位母親在兒子為國殉職後說:「讓兒子為救國的事業犧牲,完成兒子的志願,才算真的愛他。」這位「空軍之母」被讚賞是值得全國母親效法的賢妻良母。[9] 【早期的兒童必須跟愛國活動結合一起】 資料來源:farm7.static.flickr.com/6051/6293243251_8b784b7e9e_z.jpg 為了訓練孩子成為未來的民族鬥士,五零年代的兒童教育鼓吹要「引導兒童進入嚴肅規律的實際生活」[10]和「訓練服從」[11]。當時的兒童經常扮演勞動者的角色,不論是家庭外的有酬工作,或是家庭內的無酬勞動。《豐年》刊登了「職業兒童」的照片,包括擦自行車、擦皮鞋、拉三輪車、送報[12]。童工的處境,雖然顯得不幸,但被標榜是理想的楷模,能夠「自食其力、苦心上進,將來必定非常傑出」[13]。 在1951至1965年間,支持反共臺灣發展的關鍵力量,是高達美金1.5億元的美國援助,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從1954年開始推行的家庭計劃。美國之所以提供臺灣慷慨的經濟援助,有著地緣政治的重要考量:臺灣的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可以鞏固其「自由中國」的地位,以及美國在冷戰時期的利益。當時的美國人口學家呼籲政策執行者必須有效地控制第三世界的人口,以免因為社會發展遲滯而變成共產主義蔓延的溫床。然而,蔣介石政權在初期相當反對節育政策,因為,國民黨政府若同意美國政策對於人口過多的診斷,就意味著承認中華民國的統治領土僅限於台灣、沒有可能「收復大陸」。提倡家庭計劃者因此被保守人士戴上「共產黨同路人」的紅色小帽。在這樣的政治氛圍裡,家庭計畫初期以非常低調的方式來推動,小心地以「婦幼衛生」和「孕前衛生」的名義來遮掩掩節育的推廣。 在1952年的台灣,每一千個嬰兒中有將近45個會在一歲內過世,到了1960年仍有35個會早逝。人類學家Nancy Scheper-Hughes研究巴西貧窮鄉下的母親,由於嬰兒死亡率過高,在孩子出生後,暫時不取名字,也不記錄出生或死亡記錄,以延緩親子情感連結,避免養不活時的過度悲傷。[14]農業台灣的許多父母在嬰孩出生的頭幾年也經常不報戶口,甚至不取全名,因為不確定孩子是否能存活下來。在嬰兒存活率不高的狀況下,父母在懷孕、初生的前幾年,往往不會在孩子身上投入太多的情感關注,以避免猝死後有太多的傷痛。 1960年代是推動家庭計畫的黃金時期,在美國機構的技術與經濟支援下,台灣政府有組織地推廣避孕與節育,「兩個孩子恰恰好、一個孩子不算少」等口號倡導小家庭與兒童照護的正面關聯。許多雜誌文章討論大家庭的不幸,標題如:「孩子要好、不要多」、「孩子太多不是福」、「孩子多、痛苦多」。家庭計劃的文化宣傳鼓吹一種「摩登家庭」的形象,呼籲家長提供有品質的兒童照顧,並提升孩子的教育水平,並強調這些目標僅有二或三個小孩的家庭才有可能達成。 【家庭計劃在當時引起跟『多生小孩』】 美援計劃透過衛生所的基層網絡,進入社區舉行家庭訪問或舉辦小型講座。衛生所的家訪工作計畫,規定必須有一半以上的家庭位於偏遠地區。[15]護士、助產士、家政指導員等基層人員幾乎清一色是女性,指導的對象也是家庭中的母親。換言之,家庭計劃與家政教育伴隨著「農村現代化」的目標,希望透過改造農村母親的生養行為,追求現代中產階級為典範的家庭生活。 家庭計劃引起的爭議,反映出兩種定位台灣兒童的競逐看法。流亡到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將兒童視為未來的戰鬥軍人,以協助其收復中國大陸;而美援支持的家庭計劃,則以實際治理的台灣為範圍來評估人口控制,擔心人口過剩與貧窮問題,將促使下一代成為未來的共產黨。面對高嬰兒死亡率、衛生條件不佳等具體風險,這個階段首重的教養益品是「生得少」、「養得活」、讓孩子平安、健康地長大。低教育的農村家庭,被視為有問題的父母,成為節育避孕、衛生宣導、家政教育的主要對象。 ◎「兒童劫」:都市風險與親職教育 1980年代的兒童節,出現日益增多的兒童消費報導,這個節日不再張貼國家口號,轉而浮現豐富商機。兒童開始成為市場的兒童,也就是「小小消費者」,媒體報導一方面召喚兒童的主體性來促進消費,例如遙控飛機的廣告宣稱要為孩子「尋找一片自己的天空」[16],另一方面也視兒童為「缺乏選擇能力」、「需要保護的消費者」,呼籲社會注意玩具安全[17],也號召父母在物質已經無虞匱乏的狀況下,應該投注更多對於兒童藝文、文化學習、父母愛的重視。 1984年兒童節的前夕,台北市螢橋國小發生全國震驚的潑硫酸案。一名疑似有精神障礙的男士闖入教室,拿出一個裝滿硫酸的油漆罐,潑向正在上課的學童與老師,該男士隨後取出尖刀、刺腹身亡。報端以「兒童劫」的標題來呼籲保護兒童安全的重要性。[18]1988年的陸正綁架案也被媒體大幅報導,這些備受矚目的新聞事件都強化家長的恐慌。父母在外出活動時,變得更加謹慎地看顧孩子,許多父母開始接送小孩上下學,避免讓孩子走路回家,遭遇車禍、綁架的可能。學校與政府也耳提面命,甚至舉辦營隊,來訓練孩子面對公共場所潛藏的安全風險。 都會地區的孩子,可以在戶外自由活動的空間因而大幅減少。「外面」之所以變得危險,反映出社會生活與鄰里關係的結構變化。路上的車輛越來越多,馬路變成車禍頻生的「虎口」,孩子上學需要注意交通安全,才能「快快樂樂出門,平平安安回家」。都市化的趨勢讓鄰里關係變得疏離,「陌生人」變成需要提防的對象。 【戶外空間不再安全,家長開始接送小孩,而不是讓他們自己上學】 然而,即便孩子待在家中,也不被認為是絕對安全的。隨著女性就業、雙薪家庭的增加,變遷中的家庭形式如何影響兒童照顧,也引起許多討論。媒體使用「鑰匙兒童」、「空胃兒」(沒吃早餐)、「黃昏孤兒」等新興名詞來描述那些因為父母在外工作而疏於照顧的孩子。新聞報導宣稱,鑰匙兒童因為沒有父母的監護,容易成為綁架的對象,或滯留電動玩具店、成為問題青少年。「虐待兒童」的定義也逐漸擴大到包含疏忽、體罰,甚至「精神虐待」,如對孩子加諸太多學業表現或才藝發展的壓力。兒童的脆弱性逐漸被放大,不僅是人身安全上的脆弱,也包括心理與情緒的脆弱。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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