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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盈隆教我們的玩民調心法

葉高華、陳美華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不久之前,我們寫了〈游盈隆民調「同婚零共識」的問題:兼論人權與共識〉、〈異性戀常規性下的民調政治:解讀老綠男〉,指出游盈隆的民調有問題。當時我們以為他調查方法沒學好。想不到他無意修正,很快就用同樣方法再做一波民調。我們這才恍然大悟,他不是沒學好,而是學得太好了,玩民調玩得爐火純青。我們很快就從他身上學會玩弄民調的終極奧義,並設計好接下來可以怎麼玩。 ◎大家來玩民調超級咖 首先,我們會在民調中詢問這樣的題目:「最近游盈隆積極發布同性婚姻民調,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反對。請問,您贊不贊成游盈隆發布同性婚姻民調?」因為不久之前我才寫過文章批評游盈隆的民調,因此「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反對」這句話絕對是陳述事實。許多對於游盈隆民調沒有明確立場的人一聽到「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反對」,就覺得這不太好吧。為了社會的和諧,還是反對好了。如果運氣不錯,我們可以得到正反兩方接近的結果。此時我們就可以召開記者會,指出「臺灣社會對於游盈隆發布民調的共識為零」、「游盈隆繼續發布民調恐將撕裂社會」。 【本來會放電的民調游卡丘,竟然進化成一戳就破的游卡蛇】  資料來源:http://d.share.photo.xuite.net/leelymay1212553/1d0b195/15385775/822508006_m.jpg 透過媒體大量傳播,許多原本還在觀望的人聽到「沒有共識」、「撕裂社會」,就會覺得風向不對,還是不要贊成好了。此時,要趕快用同樣問題再做一次民調,不贊成的人就會增加。然後我們又可以召開記者會,指出「反對游盈隆發布民調的聲勢大漲」。 此外,在第二波民調中,我們還會加入這樣的題目:「有人說:目前臺灣社會對於游盈隆發佈同性婚姻民調無共識,游盈隆實在不必急著一直發布民調。請問您同不同意這樣的看法?」稍早之前我們才親自召開記者會說過這樣的話,因此「有人說」也是陳述事實。許多對於游盈隆民調沒有明確立場的人一聽到「無共識的事情不用急」,就會覺得蠻有道理的,可以同意。不意外的話,我們可以得到多數人同意的結果。於是我們就可以在記者會中宣布:「臺灣社會對游盈隆不必急著發布民調的時機,有相當共識。」 整體而言,游盈隆是透過誤導式民調,一再假造、複製國人對同婚「無共識」的假象,混淆視聽,繼之反覆的引用自己發佈的民調,一方面形成阻礙同婚修法進程,另方面又可以做為生產下一次民調的基礎。然而,中研院2015年社會變遷調查的資料已顯示,精確回答支持同婚的全體民眾已達59%,在游盈隆一再散發不實民調的情形下,日前連行政院長林全在面對監察院長張博雅詢問院方態度時,竟也說「同婚必須要有社會共識」,全然無識於六成民意的支持。 ◎民眾不賞臉這種為「專法派」塗抹脂粉的玩法 游盈隆這麼會玩弄民調,但是他玩不過普遍的民心趨向。以他今天發佈的三題同婚民調來看,第一題和第二題的結果就自相矛盾。第一題題幹「沿用」上個月的誘導式題幹:「立法院最近積極推動『同婚合法化』,引起部份社會人士強烈反對(簡單地說:就是「同性戀者,也能和一般男女一樣結婚,並享有民法上相同的權利與義務」),請問,您贊不贊成「同性婚姻合法化」?結果顯示非常贊成和還算贊成的比例共37.8%,但不太贊成和一點也不贊成的比例為56%。在誘導題幹的作用下,支持同婚的比例,被游稀釋的越來越低。有趣的是,第二題關於立專法保障同性婚姻權益的民意反應卻遠超過支持同婚的比例。第二題題幹是:「除了修改民法促成『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主張外,也有立委主張『不修改民法,另外制訂專法,來保障同性婚姻的權益』,請問您贊不贊成?」親愛的游老師,如果台灣民眾支持同婚合法化的比例真的已經如你前面所說的降到37.8%,怎麼第二題「立專法保障同性婚姻權益」回答非常贊成與還算贊成的人竟達45%,甚至比不太贊成和一點也不贊成的43.9%還多? 此外,他自己說:「從0到100則代表各種不同程度的社會共識或分歧。曾有美國重量級的政治學者建議,社會共識的最低標準應該是66.6%,我也傾向贊成。換言之,社會上一個爭議中的議題,如果贊成或反對雙方都沒有達到三分之二的多數,代表的是社會沒有共識。」即使該調查沒有作假,回答反對同婚的也才56%,不到66%,他本來說「無共識」的議題,怎麼現在調查結果的解釋卻變成「民意逆轉」,多數反對同婚了? 我們認為第二題或許比較趨近一般民眾對專法的看法,但這個題幹也忽略了過去一個多月來各界對於「專法」究竟是不是歧視的辯論。游第二個題幹明顯預設了專法可以保障同性婚姻權益,若非暴露他對現有討論一無所知,就是存心讓民調為政治服務,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容我們再提醒大家,第一題明明是問同婚支持度,但調查報告的小標題卻是「關於『同性婚姻民法化』的爭議」,換言之,他把民眾對同婚的支持度等同於同性婚姻民法化,這中間邏輯跳躣自不待言。同時合併看這兩題,我們更瞭解游盈隆為什麼硬要把同婚支持度操作的這麼低,因為這樣子就可以藉此為民進黨早已定調的「專法派」拱抬行情。 ◎保障人權的立法,沒有最好的時刻,只有最艱困的時刻 第三題一樣是為執政黨解套的題目,題幹是:有人說「目前台灣社會對如何實現『同性婚姻合法化』無共識,立法院實在不必急著現在立法通過。」方法上的問題,以及「無共識」這種公然謊言我們不再重覆,但是我們想說的是,通常當「立法時機」問題被提出來時,往往是某些人為了要阻撓立法,而不是為了促成立法。我們腦袋裏隨便就冒出一系列關於女權、人權、台灣民主化的各種法案:一系列的民法親屬編修法、性別工作平等法(被阻擋10年)、家庭暴力防制法、性騷擾防法、公投法等等不一而足。這些法案在推動時,幾乎都被當時立法院多數黨國民黨視為破壞家庭和諧、妨礙男女正常互動、阻礙經濟發展、甚而動搖國本等無限上綱的惡法,並以各種理由拖延立法。現在回頭來看,當時被看成造成社會不安的立法,充其量是落實憲法對基本人權的保障與維護。 保障人民權益的法案,永遠沒有最佳的立法時機,反而每個立法過程的時間點都是伸張人權的艱困時刻。執政者應勇於任事,承擔責任,不該操弄民調,給自己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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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性戀常規性下的民調政治:解讀老綠男

陳美華、吳秋園/中山大學社會系 關心同性婚姻立法的朋友今天早上一定都注意到一項由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發表的最近民調報告,結果是有46%贊成,反對的佔45%。這很明顯是個五五波的民調格局。 但接下來我看到的公視午間新聞的畫面中,游盈隆面帶微笑地說出令人震驚的話:「立法院通過(同婚修法)就是個十級的大地震,會對全台灣造成很大的衝擊」「我想我們還沒有ready!」。其它媒體的報導中,游盈隆利用少數強烈反對的聲音把這種五五波的均衡態勢與過往三十年間激烈的統獨爭議對比,並將這五五均勢激化為「令人不可置信的強烈穿透所有不同類別的群體」。 【目前對於同婚的辯論,已經延伸到街頭的抗議】  ◎激化對立的老綠男民調解讀 事實上,這份民調中,比較大的差異出現在性別(女性比男性支持同婚)、教育(高教育程度比較支持)與世代(40歲以下的年青人比較支持)差異,而這些數字怎麼會得出一個同婚議題的對立是「強烈穿透所有不同類別群體」,甚至將引發十級大地震這種近乎召喚性道德恐慌的結論?這個發佈民調的記者會,不論是發佈的時機點、發佈的語調與陣勢,都已經不是在「客觀的」呈現國人對同婚的民意趨向,而是政治性地激化同婚與反同、恐同社會對立,並且在五五波均勢中為反同、恐同勢力加持造勢。 游盈隆這份民調說來其實並無新意。2012年台灣社會變遷調查即已針對同性婚姻的問題做過全國性的社會調查。中研院社會學者鄭雁馨 (Cheng et al., 2016)也針對調查結果,發表了相關的文章,她的研究顯示,教育程度越高越支持同性戀,同時年輕族群比年長者支持同性戀,預期未來隨著人們受教育程度提高、世代替換,台灣整體的同婚支持度也會提升。 民調結果有很多種詮釋的方式,游今天選擇了一個最糟糕的解讀。事實上,此時此刻的民進黨最需要關注的,是長期支持民進黨的年輕選票在這件事情上的態度。目前被追討黨產的國民黨,過去二十年間如果曾經關心年輕人在社會、政治、經濟等課題的需求,以及社會上求改革、求進步的聲音,它就不會淪為今日國會的少數黨。此時此刻的民進黨,如果還以為可以隨意操弄、解讀民調,那麼準備步上國民黨同一條路吧。 政黨、政治人物愛用民調,因為存在著非常彈性、龐大的詮釋空間。事實上,只要當權者不喜歡,再高的民調都可以被理解為「沒有社會共識」,例如馬英九執政時,內政部針對性交易做的民調中,83﹪的民眾同意「政府設置專區管理」,但不敢負政治責任的政府,在府院黨的運作下通過一個既罰娼又罰嫖的社維法;五五波的民調,竟然可以被游解釋為「零共識」,那麼阿扁總統大選2000年的票只有39%,也可以解釋為「零共識」,而讓他當選總統嗎? ◎理性解讀民眾的同婚態度 事實上,即便是五五波的格局,在台灣都不是均質的存在,各區域立委的選區也並非如游所講的都是高度對立的態勢。讓我們用客觀、理性、平穩的語調來呈現我們所知道的台灣民眾態度。 對比游盈隆以電訪進行系統抽樣[1]的調查結果,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性別組2012年時曾經以面訪方式調查台灣民眾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為避免各縣市樣本數過低導致標準誤及信賴區間擴大,本文將台灣各縣市編為六大區域,分別是:北北基、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屏以及宜花東。 【台灣各地區對於同婚的支持比例,幾乎都超過了五成】  資料來源: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2012)性別組 首先,先以地圖對各區域同性婚姻支持度分布,作鳥瞰式的觀察,我們可以發現,北北基區域在同性婚姻的支持度為各區域之首,高達60.4%的北北基民眾支持同性婚姻,即使在考慮抽樣誤差後,信賴區間仍明顯高於五成五以上(95%信賴區間為:56.5%-64.2%)。接著,沿著西部往下,在桃竹苗、中彰投區域可以發現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雖有微幅下降,但支持度仍保持在五成以上。唯一跌破五成的是雲嘉南地區,支持度僅有44.5%,在該區域中以台南市支持度最低。而高雄、屏東兩縣市支持比例則相當相似,整個高屏地區支持度為56.0%。而雖然地圖上花東地區支持度亦有五成(恰好為50%),但由於該地區在調查中樣本數僅有78人,因而標準誤擴大,不宜進行推論。 整體看來,各區域支持同性婚姻的受訪者佔居多數,且以台灣整體受訪者對同性婚姻支持比例也有55%。由於分析中採用分類為支持、無特定立場、不支持三派意見,因此我們從另一個角度考察,明顯表態不支持同性婚姻的比例為何呢?從調查資料可以得知,這個比例,與支持同性婚姻的比例,呈現相反的趨勢。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台灣西部地區,不支持同性婚姻比例從最低的北北基(24.94%)到最高的雲嘉南(42%),在考慮完信賴區間後,沒有任何一個區域不同意比例跨過五成。亦即,台灣西部地區受訪者並未有明顯不支持同性婚姻的趨勢[2]。 【台灣西部地區受訪者並未有明顯不支持同性婚姻的趨勢】  ◎性別化的反同婚態度 以上數據顯示,台灣對同婚並未如游所呈現的那麼高比例的反對。其次,游盈隆並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麼女性比男性較支持同性婚姻。筆者和王維邦[3]新近的研究恰恰可以回答這個問題。我們的研究也是以2012年社會變遷調查的資料為基礎,同時檢測國人對婚外性行為與同性性行為的性態度,結果顯示,國人對這兩種不同的非常規性實踐(non-confirming sexual practices)態度,呈現顯著的性別化現象。 對婚外性行為而言,男性的支持度顯著的高於女性,但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而言,女性支持度顯著高於男性。我跟很多朋友談了這個研究結果,大家都表示「一點也不意外啊」,因為「反正男人好色」、「這個社會本來就允許男人在外面搞七捻三」。我的朋友們其實只解釋了異性戀父權社會中,性別階層或男女不平等,如何讓婚姻中的男性享有(外遇、一夜情、買春等)的性特權,但卻沒有解釋為什麼台灣男性比女性反對同性婚姻,而這也正是異性戀常規性(heteronormativity)得以持續的運作、維繫自身於不墜的主要原因。 如同女性主義者 (Ingraham 1994, 2005; Jagose 1996) 所指出的,異性戀常規性的運作建立在三組二元對立的階層劃分之上:(1)在性別的層次,區別「真正的」男人與女人,其餘都是性別偏差;(2)在性的層次,區分異性戀與同性戀,前者是「自然的」、「正常的」,後者「不自然」、「異常」;(3)在家庭組成上,區分「純正的」(genius)家庭和「偽」家庭,前者係基於血緣、法律所保障的家庭,後者是由各種基於友誼、社群網絡建立的家庭。 分析上,這三組二元對立各有其不同的政治,但經驗上,這三個不同範疇常呈現複雜的交織狀態,例如「性」總是性別化的,表現為男人可以、女人不可以,意即異性戀男性相對於異性戀女人而言,享有性特權。此外,人們的性別認同和性實踐緊密關聯,因而我們經常不只是做男人、女人,而是做異性戀-男人、異性戀-女人;這也是人們經常以性別偏差(娘娘腔、男人婆)來嘲諷同性戀,或者藉由羞辱同性戀以圖矯正他/她的性別。在此,異性戀男性的陽剛特質被奉為正典,而男同性戀者被貶抑為根本「不像個男人!」 【男性政治人物享有各式各樣異性戀情慾生活,但對同性戀人權保障則嗤之以鼻】  美國同性戀支持度的研究也顯示,異性戀男性因為較抱持傳統性別角色的關係,而顯著的較反對同性戀,意即異性戀男性相對於同性戀男人而言,他不僅在性的面向上佔居支配者的位置,也是「男人」正典;同時為捍衛「真男人」本色,常不惜攻擊、詆毁同性戀者。從而,異性戀男性在性這件事上,他經常是雙重既得利益者,對比於同性戀是優勢者,在異性戀體制內也是個優勢性別。也無怪乎,不乏男性政治人物,一方面享有各式各樣(外遇、一夜情等)的異性戀情慾生活,但對同性戀人權保障則嗤之以鼻。 ◎性公民權,要保障,不要表決 民調固然可以做為施政的參考,但當我們面對的是基本人權的問題時,它就不是一個好的佐證基礎。英國社會學家Ken Plummer (2003)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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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黑手變頭家到隱形冠軍: 台灣中小企業的產業升級與技術創新,1996-2011

謝斐宇/中研院社會所   近來,媒體頻頻報導中國「紅色供應鍊」的崛起,將造成台灣IT產業的沒落,台灣產業轉型前景堪憂;但於此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研究和新聞報導指出,台灣機械產業中的許多中小企業,產品附加價值節節高升,並且擔任全球產業中上游不可或缺的供應商角色。特別是身為零件製造商的中小企業,在當前追求高科技轉型的過程中仍然活躍。頓時,台灣產業所謂的「隱形冠軍」,再度成為討論焦點。 在這篇短文中,我將從中小企業部門創新與學習來源的角度,講述較少受到關注的「隱形冠軍」故事。我將強調「零件製造廠」這個在解釋台灣中小企業的技術能力與創新時,常被忽略的面向,透過比較台灣與其他先進國家,試圖描繪「台灣經驗」中常被忽略的某些特徵。   一、為什麼中小企業和製造業仍然值得關注 在進入討論之前,我想先說明兩個問題。:(1)為什麼我們必須關注中小企業?以及,(2)為什麼在談論知識密集經濟的產業轉型時,依然不可忽略製造業? 中小企業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中小企業提供大量就業機會,是整體經濟的骨幹。許多研究顯示,中小企業能帶動更均等的經濟成長,也是學習與創新的來源。已有不少研究指出,美國過去三十年來的貧富差距惡化,與「去工業化」、「經濟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有關 (Lin and Tomaskovic-Devey 2013)。「經濟金融化」指的是公司不再投資資本財,反倒縮減規模、專注於最大化短期收益與股東利潤的現象(Lazonick 2009)。從這裡,可以引申出我第二個觀點——製造業依然重要。考察某些西歐國家(如德國)與小型國家(如丹麥)的產業轉型過程,將會發現中小企業一直都是這些經濟體中的重要驅動者。在產業轉型或所謂的「往知識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面對亞洲的競爭,他們的中小企業不僅沒有從製造活動中撤退,相對的,反而持續活躍於高品質與高附加價值的產品製造領域(Herrigel 2010)。另外,美國歐巴馬政府為了將製造業帶回美國,下了許多工夫,例如,建立各種中小企業創新及創業平台,或是提供各種誘因與有利政策(Block and Keller 2011)。   二、台灣戰後工業化發展的特徵:分散式工業化及與出口導向的零件部門   「分散式工業化」(decentralized industrialization)是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獨特特徵,具體表現是中小企業製造商群聚於特定地理區域。許多中小企業專精於生產流程的特定階段,並與其他生產階段的中小企業構成互補關係。這些中小企業協力網絡,構成了所謂台灣奇蹟的基礎。在許多產業中,從1970年代的製鞋、成衣、腳踏車,1980年代的工具機,到1990年代的資訊電子工業,台灣中小企業成功進入了全球生產鏈,台灣的中小企業與其他國家,如日本、韓國的中小企業最大的不同是,直接從事出口活動,國際化程度很高。 在台灣的分散式產業體系中,許多產業普遍具有下列特徵: (1)以中小企業為基礎的生產體系中,存在廣泛的分工,生產流程彼此互補。這些廠商群聚在特定地理區,或者稱為「產業聚落」(industrial district, Piore and Sabel 1984),彼此競爭與合作。台灣的製造業大部分由兩個部門所構成:裝配部門、零件部門(協力廠商)。裝配部門涉及廣泛的零件外包體系與高度專業化,轉包活動則在零件部門中運作——組件中的許多零件被轉包給專精於製造這些零件或加工程序的小工廠,形成一個綿密的分工體系。 (2)中小企業生產網絡由眾多的獨立零件製造廠與專業加工廠組成,這些廠商專精於生產中間商品,並不製造最終產品。   (3)生產網絡具開放性,並且沒有依賴性(有別於中心衛星工廠體系)。零件製造商與專業加工廠商通常不局限於和特定的裝配商或供應商合作,他們能同時供應給產業內的許多廠商,也能將產品賣給其他產業。 (4)零件製造廠與專業加工廠直接進入全球生產鏈,直接面對國外客戶、自行接單出口、高度國際化。它們有能力在世界市場中競爭,而非完全依賴國內的裝配廠或中心廠。 分散式工業化所帶來的直接結果是跨產業間的高度連結(inter-industry linkages)。開放且不依賴的網絡,意味著資訊不只散布在產業內,還會在產業間傳遞。例如,為機械裝配廠與零件製造商進行鑽、車床、銑、鍛造、金屬表面處理、陽極氧化等加工的專業加工廠,並不閉鎖在單個產業或供應商中,他們也替許多產業進行加工。跨產業的經驗,常常替他們的客戶帶來新的突破。同時,零件製造商直接出口的能力,意味著他們有多重接觸資訊的管道,因此有多重學習的資訊來源。因此,技術知識與想法沒有被限制在單一廠內,而是能跨越各種產業邊界,進行重新組合,產生新的突破。   三、機械業中小企業的角色與貢獻 以下,我使用1996到2011年的工商與服務業普查資料,以機械業為例,來說明中小企業在過去20年來台灣經濟發展中的角色與貢獻[1]。 一般認為,過去20年在IT產業的帶領之下,是台灣邁向高科技工業化的重要轉型期。資訊科技產業的總營收占製造業總營收的比例,從1996年的21.7%,增加到2011年的49.7%;同時,資訊科技產業的附加價值占製造業總附加價值的比例,從1996年的17.8%,上升到2011的40%。但是,如果我們透過三碼分類檢視產業的組成,進一步分析部門中的次級產業表現,整個故事看起來就會有點不同。儘管金屬機械產業較少受到關注,往往被視為傳統產業、欠缺發展性,但其對製造業整體附加價值的貢獻,其實與資訊科技部門(扣除半導體產業)的整體表現不相上下。 舉例來說,2011年半導體產業只占製造業總營收的6.2%,卻創造了製造業總附加價值的17%,而電腦和電腦周邊設備業占製造業總營收的26.5%,卻僅創造製造業總附加價值的5.6%。如果扣除半導體產業,那麼,2011年資訊科技產業的營收占製造業總營收的43.5%,卻只創造製造業附加價值的23%。相較之下,同一年金屬機械業占製造業總營收的22.1%,卻創造製造業26.9%的附加價值。也就是說,受到許多關注的成功樣板產業——資訊科技產業——可能扭曲了我們對台灣製造業整體表現的理解。在當前台灣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機械部門的表現與資訊科技產業的表現相當。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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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當前的參與式預算概況:反省與前瞻

萬毓澤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始料未及的制度移植 我對「參與式預算」的興趣最早始於2005-6年,當時還是博士生,距今剛好十年。當時我在一篇文字中討論參與式民主與社會運動的關係,文中是這麼寫的:「我認為必須要有『傳統』的社會運動作為後盾,才能讓『參與式民主』朝向逼近『透過參與進行培力』(empowerment through participation)的方向發展。如巴西南大河州的首府愉港(Porto Alegre)自1989年起推動的『參與式預算』,就不是由中央的執政集團『施捨』而來,而是透過經年累月的社會運動、地方組織網絡、進步政黨(工人黨)與進步政治團體(如工人黨內部的左翼派別「社會主義民主」)共同推動而成」。我一直很關注拉丁美洲的左翼政治,因此很自然注意到首先在巴西愉港出現的參與式預算,後來陸續做了一些研究,也在2013年的「巷仔口社會學」寫了台灣第一篇討論參與式預算的學術性質文章(見〈「參與式預算」的興衰浮沈:巴西愉港的故事〉,以及該文的改寫版本〈巴西愉港的參與式預算:神話與現實〉,收於鄭麗君編,《參與式預算:咱的預算,咱來決定》)。 【參與式預算,在這兩年廣受注目】 雖然參與式預算在國際上已經推動了二十年,台灣的腳步一直沒跟上,但我在2013年寫那篇文章時,其實沒有料想到,這種都市治理或民主創新(democratic innovation)模式竟會在短期內引進台灣,甚至成為顯學。拜柯文哲及其幕僚所賜,他在2014年競選台北市長時,首次提出了「參與式預算」的政見,宣稱要「讓市民參與預算的提案及審查」,連勝文陣營隨後也跟進。柯文哲上台後,除了台北市以外,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中央的文化部等,都陸續展開了零星的參與式預算實驗,目前已經累積了一些經驗,足以讓我們做初步的反省,並思考未來的推動策略及方向。這篇文章將對台灣的案例做初步的分類整理,指出這套制度在台灣已經或可能遇到的問題,最後提出我對推動參與式預算的10點「戰略思考」。 ◎遍地開花的台灣經驗 台灣目前推動的參與式預算,大致可分為以下2種模式。 縣市議員工程建議款模式 我將這種模式稱為「芝加哥模式」,因為芝加哥正是從2009年起,由該市49區的民主黨市議員Joe Moore提供其「工程分配款」(discretionary fund)(約130萬美元)來推動參與式預算。這種模式,是由議員拿出一定比例的工程建議款(配合款),在行政部門的協助下,交由地方居民提案、審議、投票,再由議員提出,行政部門執行。這種模式最主要的好處是:由於議員運用的是自己的建議款,故不易產生由行政部門推動時較容易出現的府會衝突;且眾所周知,這筆款項過去經常淪為議員綁樁、固樁的「私房錢」,而「參與式預算」能使其運用更具公共性與正當性。要注意的是,這種模式雖然是由議員推動,但行政部門的角色依然重要,例如各局處必須協助改善市民的提案,落實提案的公共性、合法性及可行性。 2015年5月到8月間,新北市國民黨籍市議員陳儀君便循這種模式,釋出一部份工程建議款,交由新店區達觀里的里民提案及投票。但由於部分縣市(如台北、台南、高雄)沒有這筆款項,因此不是每個縣市都適用。此外,由於這種模式需要行政部門的高度支持,包括資源、人力、法規等各方面的協助,也因此涉及潛在的政治角力問題。比如說,假如新北市有非國民黨籍的議員決定跟進,行政部門是否能提供同等規格的支援?無論如何,在頗具爭議的「工程建議款」還存在的縣市,若有議員願意將這筆錢交由民眾以透明、審議的方式規劃運用,我認為是值得鼓勵的。 由行政部門推動模式 (1)完全開放 這種做法大致上是開放各轄區民眾提案(類型不設限或限制很少),根據提案性質交由相關的局處評估並協助改善,經民眾審議及投票後,再納入當年度預算或下一年度的概算。優點是對提案類型的設限小(可能只有經費上限、必須符合法令及政策規劃方向等基本要求),可鼓勵市民發揮創意。但限制是:(1)由於必然同時涉及各局處業務,若局處間協調不足、資訊有落差,或基層公務員不瞭解參與式預算的基本原理,將可能產生抱怨及衝突,使推動效率大打折扣。(2)這種模式只是開放市民提案,但若缺乏民間培力機制,將難以提高市民的提案意願及提案品質,因此行政部門必須結合既有的民間力量,對一般市民及公務員進行培訓及組織。台北市在民政局的規劃下,目前正往這個方向推動,已經在各轄區舉辦多場初階培訓課程,各區公所的經建課也已正式將參與式預算納入業務範圍。 【台北市北投區已經透過參與式預算的討論來參與公共交通規劃】 (2)個別部會或局處推動 這種做法是由中央部會或地方政府的個別局處將自己的一部分業務納入公民參與的機制,將一部份預算額度或計畫交由(特定地區或特定類型的)市民提案、審議、投票。這是文化部、新北市(經發局、勞工局)、台中市(都發局)、高雄市(研考會)目前的做法。其優點是衝擊較小,可讓各部會或局處結合既有的業務(如社造、就業、節能、交通……)來推動,也可使一部分原本缺乏民眾參與的補助、委辦案納入公民的參與。但這種模式仍必須重視「民間培力」,而不是只強調形式上的市民「提案」和「投票」,卻忽略了更重要的組織、教育及審議。 以新北市為例,經發局在2015年下半年開始推動「節電參與式預算」,委託兩個執行團隊(永和社大、盧荻社大)至民間宣傳、組織及培力,協助市民形成提案及審議、投票,再由公部門的委辦單位執行票選出的方案,但提案人與社大有權參與執行。文化部、新北市勞工局、台中市都發局、高雄市研考會也以類似的方式,委託了學者團隊推動「推展公民審議及參與式預算實驗計劃」(台北、南投、台南共六個社區)、「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方案參與式預算」(新北市三峽區)、「中區參與式預算」(台中市中區)、「哈瑪星2017生態交通盛典公民參與暨培力計畫」(高雄市鼓山區哈瑪星)(對台灣經驗的初步分類請見表一)。 表一  不同台灣地區推動的參與式預算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發掘問題,展望未來 推動參與式預算至今,我們已經可以辨識出一些常見的問題。這些問題可能沒有標準答案,我只能提供一些個人見解,供讀者參考。 地方民代、里鄰系統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新店區達觀里的參與式預算幾乎全靠里長宣傳動員,而且成效不錯,主因是該里長有民主理念,且年輕有衝勁。但我認為應該避免過份依賴里長,因為一來,里長往往事務繁忙,很難期待所有里長都能高度投入;二來,里長的動員可能複製既有的政治及人際網絡,如果該地里長與社區發展協會有潛在的衝突角力,就更不能只依賴里長。 我認為,民代及里長的角色應該是協助推動參與式預算、鼓勵市民參與,但最好不要開放民代及里長提案(但當然可以協助市民提案,也可以參與討論),因為他們本身已經有許多爭取經費的管道。參與式預算應該成為對一般市民進行培力的機制,而不是受民代、里長或地方頭人支配。 如何進行民間的組織動員及培訓? 首先,我們必須透過更有效的宣傳及動員組織工作,讓更廣泛的市民及弱勢群體有機會接觸資訊、參與討論。因此,要靈活利用網路媒介(針對年輕族群)、實體文宣、不同語言版本的文宣(針對新移民)。 其次,要把「培力」(而不只是宣傳)當成政策重點。要做到這點,就必須積極開發民間的協力夥伴(如社區大學、民間團體、社區工作者),進行公私部門的協作,而不是把責任丟給各區公所或「廠商」。我們還必須設法在高中公民課及大學通識課中安排相關的課程,開發對公民參與、民主審議有熱情的高中及大學老師,建立人才資料庫,成為長期的合作夥伴。 【四分之一世紀前的後勁反五輕組織,就是積極公民參與的典範】 如何評估參與式預算的成敗? 我們首先必須需先思考何謂「成功」與「失敗」、要從誰的角度看。如果評估標準是以「公民參與」為核心,就可以追問(1)是否擴大公民的參與?(指標:參與的人數是否逐年提升?是否複製原有的政治或人際網絡?參與者的性別、年齡、社會經濟地位是否平衡,是否納入較弱勢的群體,如身障者、新住民?)(2)是否深化公民的參與?(指標:過程是否納入審議機制?公民是否逐漸熟悉民主審議的方式?是否願意勇敢發言、聆聽他人意見?)。我根據這個精神,設計了一份評估表格如下(表二)。 表二  評估參與式預算是否成功的不同面向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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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的性別:一個社會科學研究者的觀點

林宗弘/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台灣歷屆總統照片,來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 2016年1月16日台灣選民以56.1%的比例將選票投給了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她即將成為台灣、也是全球華人現代政權裡的第一位女性領導人。選後很多學者從國際局勢、兩岸關係與國族主義、貧富分化、世代政治、太陽花運動,乃至於選舉工程(electoral engineering,泛指選舉組織、議題設定與策略技巧)的方向上討論了這次選舉結果的意義,也有不少報導凸顯了新總統的性別,列舉近年來叱吒風雲的女性領袖,強調首次女總統執政的歷史意義。[1] 由於我與幾位合作者已經寫過不少學術與非學術的文章,分析兩岸關係對階級分化的影響、與世代政治方面的討論[2],實在不想炒冷飯或對誰補刀,還是來聊聊這次大選裡,是誰決定了新總統的性別,以及「她」將帶來什麼影響。   是誰決定了新總統的性別? 當然,是染色體,主要來自蔡英文的父親。這麼回答也沒錯,但是多年來性別平權的發展應該令我們擺脫生理性別盲點,更關注社會科學的看法。我們談的是誰投票給一位女性候選人,為什麼?在什麼樣的社會,能夠讓女性脫穎而出,獲得至高權力?女性領袖真的會讓政治變得更好嗎? 首先是選民,可能是女性選民決定了領導人的性別。從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以來,台灣的女性政治人在國會與各級政府選舉裡,有越來越傑出的表現,而且民進黨的女性政治領袖提名與當選比例相對較高,甚至有較為開放的性別政見,但國民黨(而且多男性候選人)卻始終是多數女性選民的最愛。 台灣女性選民過去是依據什麼因素投票?性別意識或女性主義在政治上重要嗎?不可諱言,台灣的選舉研究長期由男性學者主導。雖然對台灣女性投票傾向的研究最早來自劉義周,是一位男性學者,不過此後的論文幾乎都是女性學者或兩性合作[3],特別是黃秀端與楊婉瑩等女性學者的貢獻。過去研究顯示,女性選民對民進黨造成政治衝突的印象較強,認為國民黨可以帶來政治安定、或是較為平穩的兩岸關係,可能是女性較容易投給國民黨的因素。[4] 蔡英文確實帶來了改變,而且是在她走完最後一哩路之前。在楊婉瑩與林珮婷的系列研究中發現,比較2008年與2012年兩次選舉,國民黨都是同一候選人馬英九,但是2012年民進黨推出女性總統候選人,減少了國民黨在女性選票裡的長期優勢,原來投票傾向偏藍的女選民,少數確實會轉投給女候選人。[5] (2016台灣總統候選人政黨黨徽照片,來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 太陽花運動對女性選民可能也有影響。最近,在中研院社會所2015年中國效應調查裡,女性對兩岸關係開放抱持較強的風險意識,相對男性,更反對服貿協議。在2016年總統選舉投票傾向的回答方面,有56.7%表態的受訪者想投給民進黨,與隔年的投票結果極為接近,國民黨失去統計上顯著的性別優勢。不過,這次的橫斷面調查是在2015年的年初執行,2014年九合一選舉結果回報,國民黨地方首長候選人在女性選民中仍有顯著的相對優勢,因此還需要檢視新的調查資料,才能確認女性選票的流向。[6] 未來的研究可能會顯示,這次台灣民眾不僅選出了一位女性總統,也可能從此翻轉性別投票的長期傾向。這一類「翻轉性別」的趨勢,也曾經出現在其他民主國家:英國的相關研究顯示,1996年以前女性更加支持保守黨(別忘了此前英國的女性領袖),之後女性對保守黨的支持弱化;美國則是在1980年代以後出現女性長期支持民主黨、較排斥共和黨的發展趨勢。希拉蕊‧柯林頓在2006年民主黨初選敗選,曾被視為美國女性從政者的挫敗[7],此次捲土重來,能否在女性選民支持下保住民主黨政權,必然會是學術與政治熱門話題。   女性領袖會出現在那一種國家? 從個體層次來看女性選民的投票行為時,往往會忽略其國際比較的脈絡。絕大多數女性領袖的研究出自民主國家,而世界上的女性領導人,其背後所需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條件,就較少學者關注了。 讓我們看看對岸的領導人吧!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裡目前全都是男性,而地球上絕大多數極權或威體制,包括被人詬病的北韓或有人讚賞的新加坡,清一色都是男性領袖,而且無論他們用什麼神話來包裝自己的權威,多半都是靠爸一族,其權力來自血統繼承。這難道不是一件值得學術關注的事實嗎? 我們對政治領袖,亦即最高行政首長的定義為:總統或總理等實際行政統治職位,所以並不包括英國女皇之類的榮譽職位,但是包括酋長國的領袖。為了釐清女性領袖出現在那一種國家,我與優秀的女同事鄭雁馨、以及無敵的女助理楊芷瑜正在收集整理這方面的文獻與數據。 在女性整體參政權利的衡量與變遷方面,還有較多文獻,大致呈現民主國家越尊重兩性平權、越可能提高女性政治家在國會或其他層級選舉的比例[8],但是上述文獻多集中於先進民主國家之比較,針對全球各國女性最高領導人崛起的比較政治經濟學分析就很少見。由於我們還在收集文獻,如果有關注此一議題的,拜託各位大大跟我分享一下。 目前我們已經收集到的跨國Panel數據包括了1980~2010年間138國的一些變量與數值,詳情請參考表一。表一第一行顯示,在138國的4278個國家-年度當中,只有不到百分之四(0.039),也就是30國的167個年度是由女性領袖執政,第二行的女權指數(female empowerment index)則來自最近公布的V-Dem數據庫。[9]表二呈現了簡單相關係數矩陣,顯示女性領袖與下述變量有簡單相關—較高的女權指數、民主國家、經濟發展程度較高者、較低的吉尼係數、較高的宗教容忍程度。政治暴力則出現在不民主、低度發展、歧視女性、貧富差距大、宗教容忍度低的國家,表面上看起來與領袖的性別無關。   表一 敘述統計     表二 變數相關係數 表三上的依變量,是當年該國出現女性領導人為1而男性為0,我們已將所有的自變量設為前期(年)的數值,使用隨機與固定效應邏輯迴歸模型,加入了年度虛擬變量。隨機效應模型包括所有國家,而固定效果模型只會包括那些曾經出現領袖之性別轉換的國家,比較其前期自變量對後期依變量的影響。如表三所示,這兩種模型的迴歸係數方向與顯著程度,相當一致。 有民主才有女性領袖:民主國家才會有女性領袖嗎?幾乎是,如果那些出現女性領袖的國家還被算做威權國家,通常也已經進入民主化的轉型階段,而且至少有競爭性的定期選舉,例如最近緬甸的翁山素姬、或先前菲律賓的柯拉蓉‧艾奎諾。事實上,最近半世紀以來地球上的極權國家(以Polity指數來算,包括中國)從未出現女性領袖、女權指數較高的國家大半都是民主國家、已經容許同志婚姻的19個國家,沒有任何一個是極權或威權政體。 與社會經濟條件無直接關係:經濟發展與分配平等能帶來女性領袖嗎?在一般女性參政的跨國比較裡,「現代化理論」仍然有很大的威力。經濟學者的觀點是,女性勞動參與率越高、越容易推動女性權利與參政的擴張,反之亦然,兩者與經濟發展是正向循環[10],但是在我們的數據裡,一但控制了女性權益此一中介變量,每人平均GDP的對數就沒有效果了。經濟發展可能透過一些社會機制—主要是女性經濟自主與公共參與,擴展女性公民權,而女性權益擴張可能幫助女性領導人出現,但經濟發展本身顯然不是女性最高領袖出現的先決條件。 此外,如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所主張的,貧富差距可能來自職場的性別歧視或勞動分工的性別隔離,造成兩性工資或收入差異,因此,貧富差距越大的國家通常女性權益越差,但是吉尼係數好像與女性領袖沒什麼直接關聯。而媒體關注的宗教容忍問題,與女性領袖雖然有些正向統計關係但也很薄弱。 在暴力中崛起並且帶來和平?我們的發現裡最有趣的是前一年曾經發生過政治暴力—包括死傷千人以上的內戰、大規模種族或宗教衝突、以及對外戰爭的國家(南蘇丹或少數非洲國家),或是在武裝衝突前線的國家(例如南韓),有較高機率出現女性領袖。婦女選民對和平的渴望可能部分解釋選民的投票傾向,畢竟政治暴力對性別平等有害、而且只有開放選舉的國家才會出現女性領袖。[11]   表三,女性領袖掌權並存活的條件,131國1980~2010 註:“+” p<.1, “*” p<.05,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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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恩惠到權利? 讓學術審查面對司法審查的一場社運SOLO

陳竹上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A、2014/03/02傍晚的一通電話 「科學權力監督聯盟…?」沉穩中仍不免帶點狐疑的聲音,從電話那頭說出這八個字的,是自由時報的編輯。 「ㄟ…,是的…」我有點心虛地回答。 「可是我們上網搜尋,一直找不到這個組織…」 「嗯…,不好意思,我們還在籌備中…」,其實所謂「我們」,當下就只有我與同樣走上司法訴訟的許教授兩人;如果說「聯盟」的語意是至少要三人,那或許要趕快把我那還在唸博班的太太也拉近來湊數…。 「哦…?」依然是狐疑 「還是我可以用”科學權力監督聯盟籌備處”?」 「不好意思,陳先生,我們可能要請您以作者姓名發表…」 「喔…,我了解,那職稱呢?」 「這由您決定,也請您將投稿縮減到八百字,至於全文我們會照登在電子報。」 「好的,我要幾點前回傳?他們明天就要掛牌了…」通話當時已經是傍晚。 「愈快愈好,我們明天就讓它見報」   2014年3月3日,「科技部將成為民主法治國家的變形金剛?」一文,刊出於自由時報A15版的自由廣場,作者是「陳竹上,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1]。我不打算用大學副教授的職稱,主要是希望這篇短文不致於造成任職學校與單位的困擾,畢竟百億金主的垂愛,眾所期待,恭迎都來不及了,還批評?但除了大學副教授外,我還有什麼身分可用?兩個女兒的父親?這恐怕會讓編輯再來電,雖然我真心希望能為下一代做些什麼。在急迫的時限中,靈光一閃打給時任「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長的夏曉鵑教授…   「曉鵑,我寫了一篇批判國科會的投書,作者身分可以用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嗎?」 「OK啊,如果用學會名義就要理事會通過,如果用理事個人,這是事實,你確實是」 「謝謝曉鵑~」頓時感受到每年繳一千元會費的好處。   往後,我仍陸續以「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而非所任職大學副教授的名義,發表了幾篇關於科技部及其所委任特定律師事務所(以下簡稱「L律師團」)的投書[2]。時隔近兩年,之所以在巷子口寫下這段,與各位一起回顧當時的忐忑,主要希望呈現的是:在台灣,學術界的言論自由正在被侵蝕–我因為想說真話、想批判政府而焦慮及糾結,從設法躲到自創的「科督盟」後面來個不為人知,到期望獲得有交保護費的「台社理事」庇蔭,最後還不忘在「科技部將成為民主法治國家的變形金剛」這標題後加上一個「?」,以免L律師團趁機出手來個「污辱公署罪」[3]。 沒錯,寒蟬效應正在蔓延,最嚴重的地方,正是最需要擔任社會良知的學術界。圈外人要問說:台灣不是早已解嚴?鄭南榕不是已經爭取100%的言論自由?但局內人則早已不言可喻、百轉千迴:沒有國科會計畫,我會不會構成「違反聘約情結重大」?七年內能升等嗎?每想到此,便趕緊拿聘約出來仔細端詳一下,或許有不少大學沒寫到「不得違反師生倫理」,但關於國科會計畫、研究績效則訂得清楚翔實。白話言之,一位大學教師或許能豪邁地說:我今年一定要好好過聖誕節、我不要每個月多一萬的主持費、我的巷子口社會學研究不需要花大錢所以不用補助、我習慣校長兼撞鐘不需要助理、我不想出國發表兼考察…;但他是否有勇氣說:我讀到博士但不怕中年失業、我不怕繳不出房貸後必須帶孩子搬家、我不在乎一輩子被冠上「不做研究」、「評鑑沒過,輔導期未改善」、「違反聘約情結重大」的污名? 讓我們失去言論自由的威權,已經不再是如戒嚴時代或香港銅鑼灣書局般的「被失蹤」,國家權力不再動刀動槍,也不用校園佈線,而是逐步建構與滋長出天羅地網般的制度、規範與風氣,一方面讓知識的產出方式從多元走向一元,也就是一種搭配文字霸權與期刊範定的生產規格,排除其他的投入或展現方式;另一方面,鞏固這套遊戲規則的配套措施,不論是「威脅類」或「利誘類」均日趨完備,足以輕易剝奪一位大學教師的工作權,從而在你我心中滋生「新警總」,不斷自我盤問。2011年一篇「美女教授為什麼會死」的投報,突顯這種「新型文字獄」的冰山一角[4]。而每年由國庫投入數百億補助的科技部,正是推動這部學術絞肉機的引擎之一[5]。令人納悶的是,如此龐大的資源與權力,在號稱民主法治的國度裡,究竟有何監督與制衡的機制存在?   B、「愈快愈好,我們明天就讓它見報」 「我們明天就讓它見報」,一句話,九個字,至今仍令我一再反芻咀嚼,因為這正是民主社會得以延續的生命力:「我們」,一邊是大眾媒體,一邊是大學教師,在人家掛牌慶賀的當天,我們一起針砭政府。如果沒有這兩股力量,扮演與擔負起第四權的角色,號稱「三權分立」的國家機器,真能運轉出彼此制衡的公理?2011年起一場企圖讓學術權力面對司法審查的社運SOLO,差一點就證明了「三權分立」的虛幻。 2011年底,我收到約半年前申請一個「國科會主動規劃推動案」的審查結果,「未獲通過」雖是家常便飯,但其中一份審查理由顯然有錯誤:它將我先前曾擔任協同研究員但已經結案的計劃,誤認為仍在執行,並以此作為否決申請案的理由之一。誠然,相較於過去多次令人難以認同的審查理由,再添一樁又何妨?但那數年來一再盤旋心頭的納悶依然是:「如此龐大的資源與權力,在號稱民主法治的國度裡,究竟有何監督與制衡的機制?」而且,這次審查意見與一般輕蔑或負面評語不一樣的是:「事實認定錯誤」,這是一項可以超越「專業判斷餘地」,有可能讓學術審查面對司法審查的事由[6]。 隔天我帶學生到旗山美濃戶外教學,內心仍被此事縈繞,走上客家文物館的二樓時,看到牆上掛著一個木頭雕刻的糕餅模子,腦海隨之浮現的畫面是:模子壓在一球球原本有彈性的麵團上,形塑出一塊塊一模一樣的糕餅。隔天我透過國科會承辦人員,轉寄應該是很客氣的詢問信,請這位匿名審查人說明為何如此認定,但一直沒有獲得回覆,由於國科會規定「主動規劃案」不可申覆,在事發將滿三十日的前一天,我向行政院提出訴願…。一直到2015年12月31日我收到科技部來文:「本部依台北地方法院更一審行政訴訟判決,就台端100年申請案進行重審,結果未獲通過。」這趟向司法扣門之旅,剛好度過四個寒暑。 國家機器猶如糕餅模子,壓製出它想要的學者。   在這四年中,訴願被駁回,行政訴訟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進行,國科會委任的 L律師團主攻「研究計畫申請案的補助對象是申請機構,不是提案教師,大學教師無權提起行政訴訟,必須由大學提出,否則便是當事人不適格」。陸續四次審理庭期間,雖然我極力舉證反駁,但仍可依稀感受到法官偏好此一主張:畢竟從程序上駁回,不用處理實體層面的學術審查爭議,應是最好寫判決的路徑。果不其然,2013年7月31日,「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行政法院認為本案應該由2011年我任職時送出申請案的大學來起訴。頓時體驗到:憲法第16條所保障給人民的訴訟權,竟是如此不堪一擊。 這正是所謂「三權分立」的實況與危機,一位司法圈內人曾跟我說:「法官如果輕易撤銷行政機關的處分,行政機關會反彈…」,特別在地狹人稠的台灣,XX律師團與XX法官常是前後期或曾經同事過。我也徵詢過某位立委的辦公室主任,他說:「國科會這種學術機關,就像中研院一樣,給人深奧難懂的印象,我們除非作足功課,否則要質詢不是那麼容易…」。此外,過去十來年,國科會始終是監察院糾正案的常客之一,也具體指出審查機制易衍生徇私舞弊,浪費公帑等積弊,並形成「近親繁殖」的畸型現象,但似乎也是說說而已[7]。   C、從恩惠到權利 2013年7月行政訴訟一審敗訴後,我必須於二十日內決定是否上訴,除了裁判費外,上訴最高行政法院必須委任律師。有誰會想接這種案子?幸虧我在大學時代的人緣沒有太差。2014年4月30日最高行政法院廢棄原判決,發回更審,理由大意是:「國科會補助計畫作業要點雖明定須由申請機構提出申請,但該要點亦使計畫主持人調任時,可申請將計畫由原任職機構移轉至新任職機構繼續執行,足見研究計畫具有難以脫離計畫主持人而執行之特性,所以縱使計畫申請人並非行政處分之相對人,也是法律上之利害關係人,可依法提起行政訴訟。」 在更一審時,L律師團換上一位一知半解卻又盛氣凌人的律師,但我也遇到一位願意深入了解學術審查機制與案情癥結的法官,2015年7月21日,一份45頁的判決,撤銷國科會2011年的行政處分,並要求科技部重行審查程序並作成決定。判決中也再次確認研究計畫申請人具有提起訴願、行政訴訟的權利,對於行政機關的學術審查,如果涉及違背法令、事實認定錯誤、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專斷、將與事件無關之因素考慮在內)等情事,行政法院仍然有審查權,不能一概以「判斷餘地」為由拒絕司法監督。 「有權利必有救濟」,無法透過司法程序進行救濟的,不是權利,是恩惠,當施恩者說不給你、要給他時,不管是什麼理由,受惠者都無法吭聲、只能接受,這種恣意與悠遊歲月,總是令掌權者流連忘返,從而有「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Power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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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社會學分析:從國家主人翁到消費福利主體

藍佩嘉 /台灣大學社會系 1952年的兒童節,國民政府流亡到台灣甫三年,《聯合報》社論絲毫沒有慶祝節日的歡愉氣氛,反而充滿憂國憂民的沈重感懷。文中批評有些父母學習傳自歐美的教養模式,「不明真諦,徒學皮毛,以致從童年就養成驕佚頑劣的習性」,呼籲為父母者「能以驕縱,溺愛,姑息為戒,而不忽略基本的童年教育」。文末更不忘呼籲反攻大陸的神聖使命:[1] 我們以萬分沉痛的心情,懷念大陸上的億萬兒童!他們在朱毛匪幫的血腥魔掌下,不祇已失去父母的慈愛,家庭的溫暖:和安心讀書的機會,而且被匪幫驅使成為鬥爭的工具……我們今日在復興基地的台灣慶祝兒童節,必須不要忘記他們,並積極努力,加緊準備,早日反攻大陸,拯救魔掌下的同胞和兒童! 【早期的兒童,是被規訓的對象,以便服膺反攻大陸的政策】 資料來源:link.photo.pchome.com.tw/s10/up7339/13/124685012143 到了1987年,台灣歷經了民主化、政治解嚴,以及工業化、經濟起飛,慶祝兒童節的方式與氛圍出現了明顯的轉變。坊間商家紛紛推出各式各樣吸引「小小消費者」的促銷活動,《聯合報》社論呼籲成人對純真童年不宜過度干預,尊重兒童作為主體的地位: 兒童節原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率真純摯的日子,但非常不幸的,也流為一種形式主義,而且把它塑造為一個大人模式的節日。因而,今天我們慶祝兒童節,基本上是要把這個節日「回歸」給兒童,「回歸」到兒童教育與福利上去。兒童什麼都不是,兒童就是兒童,要把兒童看作兒童。兒童教育就是兒童教育,絕不應是大人要兒童納入怎樣模型的教育。[2] 慶祝兒童節論述的改變,呈現了台灣社會對於「童年」看法的變化:兒童從「國家未來的主人翁」,成為消費、教育、福利的主體,台灣也從一個提倡節育計劃、積極控制人口的農業社會,轉變為面臨少子化的「國安危機」。在這篇短文中,我將探討「童年」的社會建構與歷史變化,反映出戰後台灣怎樣的社會變遷,以及不同時期的童年觀如何衍生了相應的親職腳本(該如何養育子女),對於不同的家長群體形成「不適任父母」的社會壓力。 ◎「童年」的歷史轉變與社會建構 我們現在想到「童年」,腦中浮現的就是孩子純真的笑顏,以及一段無憂無慮的時光。然而,歷史學與社會學研究告訴我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與社會脈絡中,「童年」的意象未必如此。歷史學家Philippe Aries便大膽地宣稱,「童年」的概念其實是現代的發明。他發現直到中世紀結束前,成人與兒童從事的活動並沒有明顯的區別,成人也會念故事書給彼此聽,兒童也要參與勞動。從十五世紀的肖像畫看來,兒童的穿著打扮與身體表情都只是成人的縮影。在死亡率高、平均餘命短的年代,彼時的父母並不特別強調與孩子情感上的連結。[3] 「兒童」與「童年」的社會意義,在西方要到十八世紀才出現明顯轉變,根據社會學者Viviana Zelizer的生動描述,兒童變得「經濟上無用、情感上無價」(economically useless but emotionally priceless)。[4]「神聖化童年」的文化建構與以下社會變遷息息相關:嬰兒出生率與死亡率下降,家庭規模縮小、不再是經濟生產的單位,童工被認為是不道德與不合法的制度,加上中產階級家庭主婦數量的增加,都賦予家庭生活、親子互動更多文化與情緒的價值。 「童年」與「成年」的範疇在中國歷史上也不存在像現在這樣明確的分野。歷史學者熊秉真中國社會的幼教或「訓幼」文獻,發現不同時代的士人家庭在教導重點上雖有不同,但普遍帶有功能論的色彩:兒童的存在目的是為了「學做人」,也就是養成符合社會規範的成人特質,以光宗耀祖、延續香火。要到二十世紀後的中國,才逐漸重視兒童的情感價值。[5] 「童年」的概念不僅在不同歷史階段、社會文化間有所差異,同樣時空環境中的不同家庭,尤其是社會階級的分野,也會造成童年處境大不相同。美國社會學家Annette Lareau著有「不平等的童年」一書,描述父母的階級背景如何導致不同的親職態度與教養方式,進而影響子女的童年處境、甚至未來發展機會的差異。專業中產階級父母相信孩子都有獨特天賦,父母有責任規劃安排各式休閒與學習活動,來培養子女的才能與思考;父母應運用「講道理」而非命令的方式與孩子溝通,以免傷害孩子脆弱的情緒。勞工階級與貧窮家庭的父母則「讓孩子自然長大」:小孩主要互動的對象是其他小孩,父母不會對其學習或成長過程有太多的干預,父母多直接給小孩指令,挑戰父母權威的行為不會受到鼓勵。[6] 以下,讓我們來看看戰後台灣三個歷史階段截然不同的童年建構,以及怎樣的父母容易被貼上「問題家長」的標簽。[7] ◎「國家未來主人翁」:反共復國與家庭計劃 在充斥反共宣傳與政治動員的1950年代,養育兒童旨在於培養為國服務的生力軍。兒童首先是國家的兒童,才是家庭的兒童,孩子對於父母的孝順並不能超越對於國家的忠誠。1952年的《豐年》雜誌主張兒童節的意義在於「培養健全的小國民來組成富強的國家」[8],有位母親在兒子為國殉職後說:「讓兒子為救國的事業犧牲,完成兒子的志願,才算真的愛他。」這位「空軍之母」被讚賞是值得全國母親效法的賢妻良母。[9] 【早期的兒童必須跟愛國活動結合一起】 資料來源:farm7.static.flickr.com/6051/6293243251_8b784b7e9e_z.jpg 為了訓練孩子成為未來的民族鬥士,五零年代的兒童教育鼓吹要「引導兒童進入嚴肅規律的實際生活」[10]和「訓練服從」[11]。當時的兒童經常扮演勞動者的角色,不論是家庭外的有酬工作,或是家庭內的無酬勞動。《豐年》刊登了「職業兒童」的照片,包括擦自行車、擦皮鞋、拉三輪車、送報[12]。童工的處境,雖然顯得不幸,但被標榜是理想的楷模,能夠「自食其力、苦心上進,將來必定非常傑出」[13]。 在1951至1965年間,支持反共臺灣發展的關鍵力量,是高達美金1.5億元的美國援助,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從1954年開始推行的家庭計劃。美國之所以提供臺灣慷慨的經濟援助,有著地緣政治的重要考量:臺灣的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可以鞏固其「自由中國」的地位,以及美國在冷戰時期的利益。當時的美國人口學家呼籲政策執行者必須有效地控制第三世界的人口,以免因為社會發展遲滯而變成共產主義蔓延的溫床。然而,蔣介石政權在初期相當反對節育政策,因為,國民黨政府若同意美國政策對於人口過多的診斷,就意味著承認中華民國的統治領土僅限於台灣、沒有可能「收復大陸」。提倡家庭計劃者因此被保守人士戴上「共產黨同路人」的紅色小帽。在這樣的政治氛圍裡,家庭計畫初期以非常低調的方式來推動,小心地以「婦幼衛生」和「孕前衛生」的名義來遮掩掩節育的推廣。 在1952年的台灣,每一千個嬰兒中有將近45個會在一歲內過世,到了1960年仍有35個會早逝。人類學家Nancy Scheper-Hughes研究巴西貧窮鄉下的母親,由於嬰兒死亡率過高,在孩子出生後,暫時不取名字,也不記錄出生或死亡記錄,以延緩親子情感連結,避免養不活時的過度悲傷。[14]農業台灣的許多父母在嬰孩出生的頭幾年也經常不報戶口,甚至不取全名,因為不確定孩子是否能存活下來。在嬰兒存活率不高的狀況下,父母在懷孕、初生的前幾年,往往不會在孩子身上投入太多的情感關注,以避免猝死後有太多的傷痛。 1960年代是推動家庭計畫的黃金時期,在美國機構的技術與經濟支援下,台灣政府有組織地推廣避孕與節育,「兩個孩子恰恰好、一個孩子不算少」等口號倡導小家庭與兒童照護的正面關聯。許多雜誌文章討論大家庭的不幸,標題如:「孩子要好、不要多」、「孩子太多不是福」、「孩子多、痛苦多」。家庭計劃的文化宣傳鼓吹一種「摩登家庭」的形象,呼籲家長提供有品質的兒童照顧,並提升孩子的教育水平,並強調這些目標僅有二或三個小孩的家庭才有可能達成。 【家庭計劃在當時引起跟『多生小孩』】 美援計劃透過衛生所的基層網絡,進入社區舉行家庭訪問或舉辦小型講座。衛生所的家訪工作計畫,規定必須有一半以上的家庭位於偏遠地區。[15]護士、助產士、家政指導員等基層人員幾乎清一色是女性,指導的對象也是家庭中的母親。換言之,家庭計劃與家政教育伴隨著「農村現代化」的目標,希望透過改造農村母親的生養行為,追求現代中產階級為典範的家庭生活。 家庭計劃引起的爭議,反映出兩種定位台灣兒童的競逐看法。流亡到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將兒童視為未來的戰鬥軍人,以協助其收復中國大陸;而美援支持的家庭計劃,則以實際治理的台灣為範圍來評估人口控制,擔心人口過剩與貧窮問題,將促使下一代成為未來的共產黨。面對高嬰兒死亡率、衛生條件不佳等具體風險,這個階段首重的教養益品是「生得少」、「養得活」、讓孩子平安、健康地長大。低教育的農村家庭,被視為有問題的父母,成為節育避孕、衛生宣導、家政教育的主要對象。 ◎「兒童劫」:都市風險與親職教育 1980年代的兒童節,出現日益增多的兒童消費報導,這個節日不再張貼國家口號,轉而浮現豐富商機。兒童開始成為市場的兒童,也就是「小小消費者」,媒體報導一方面召喚兒童的主體性來促進消費,例如遙控飛機的廣告宣稱要為孩子「尋找一片自己的天空」[16],另一方面也視兒童為「缺乏選擇能力」、「需要保護的消費者」,呼籲社會注意玩具安全[17],也號召父母在物質已經無虞匱乏的狀況下,應該投注更多對於兒童藝文、文化學習、父母愛的重視。 1984年兒童節的前夕,台北市螢橋國小發生全國震驚的潑硫酸案。一名疑似有精神障礙的男士闖入教室,拿出一個裝滿硫酸的油漆罐,潑向正在上課的學童與老師,該男士隨後取出尖刀、刺腹身亡。報端以「兒童劫」的標題來呼籲保護兒童安全的重要性。[18]1988年的陸正綁架案也被媒體大幅報導,這些備受矚目的新聞事件都強化家長的恐慌。父母在外出活動時,變得更加謹慎地看顧孩子,許多父母開始接送小孩上下學,避免讓孩子走路回家,遭遇車禍、綁架的可能。學校與政府也耳提面命,甚至舉辦營隊,來訓練孩子面對公共場所潛藏的安全風險。 都會地區的孩子,可以在戶外自由活動的空間因而大幅減少。「外面」之所以變得危險,反映出社會生活與鄰里關係的結構變化。路上的車輛越來越多,馬路變成車禍頻生的「虎口」,孩子上學需要注意交通安全,才能「快快樂樂出門,平平安安回家」。都市化的趨勢讓鄰里關係變得疏離,「陌生人」變成需要提防的對象。 【戶外空間不再安全,家長開始接送小孩,而不是讓他們自己上學】 然而,即便孩子待在家中,也不被認為是絕對安全的。隨著女性就業、雙薪家庭的增加,變遷中的家庭形式如何影響兒童照顧,也引起許多討論。媒體使用「鑰匙兒童」、「空胃兒」(沒吃早餐)、「黃昏孤兒」等新興名詞來描述那些因為父母在外工作而疏於照顧的孩子。新聞報導宣稱,鑰匙兒童因為沒有父母的監護,容易成為綁架的對象,或滯留電動玩具店、成為問題青少年。「虐待兒童」的定義也逐漸擴大到包含疏忽、體罰,甚至「精神虐待」,如對孩子加諸太多學業表現或才藝發展的壓力。兒童的脆弱性逐漸被放大,不僅是人身安全上的脆弱,也包括心理與情緒的脆弱。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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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點什麼,就知道自己是 …

魯貴顯 /輔仁大學社會學系 在1987年瑞典的汽車廠Volvo遇到一件棘手的環保事件,處理失當就會賠上聲譽。為了在瑞典西部的幾個工廠之間來回運送車體,這家老牌的車廠竟然選擇了公路運輸,而非鐵路。後者顯然較為環保,卻不被採用。批判聲浪隨即撲來,Volvo的管理部門發表聲明,將自家先前的發言數落一番後再強調公司多麼有環保意識 。隨後幾個月大篇幅地在媒體上刊登廣告,表示公司一直關心環保議題並已投入相當多經費。 【VOLVO的不環保運輸引起批評,但在說明之後好像就沒這件事了】 結果當初抗議的聲浪消失了,出廠的車子依舊是以公路運送,好像事件被姑息了,民眾與抗議團體也失憶得太快?這件事可以有許多的解釋,但過度地以價值角度審視這類事件,除了能一再證成批判背後所使用的判準,引發隨之而來的失落感之外,實在難以說明政治,乃至日常生活中充斥的類似問題。 ◎偽善的言談 現今,每逢重大的安全事件或類似核能高度爭議的政治議題時,公司、政府機構總會出面澄清,或是發佈重要的處理原則,甚至提出具體作法。高層管理人與政府官員也會出面致意,在媒體前放低姿態,接受質問。不多久,媒體就能反思地評價這類所謂的危機管理的優劣。重點已不再是解決問題,而是如何如表演般地呈現歸責,及可課以責任的對象。這裡,組織向外界言談(talk)遠比實際解決了什麼還來得重要。Brunsson(《The Organization fo Hypocrisy》)將這稱為偽善,但並無負面或責怪之意,反而視為一項現代組織無可或缺的能力。 過去二十幾年國際企業集團為了全球佈局,紛紛提出跨國的、頂級的管理人培育計畫,將各級主管派駐海外,期待成為具有國際視野的人才。但一項以德國福斯集團為案例的研究卻指出,人才全球化及國際化能力最終只是言談而已,職位升遷仍舊考慮國籍,而非跨國的管理能力。這樣的培育計畫與跨國的人事調度是為了回應所謂的解除職涯界限,以及管理人對於職涯升遷的想像。此類計畫實施的結果是,具有跨國與跨文化能力的人並未被整合,反而在返國之後無用武之地。不少文獻從應然角度堅持,組織學習應該能為公司帶來優勢。但事與願違,福斯集團使用言談滿足了員工的個人職涯價值,行動上卻藉海外派駐方式將生產與領導的知識移送到世界各地。 不只公司組織需要偽善,面對爭議性議題時民眾一樣想辦法將行動與言談兩件事分開來,以求滿足生活價值與實際需求。1980年瑞典舉辦了關於核能議題的公民投票,當時的方案可以分成兩組,其一有兩個選項,皆決定25年之後不再使用核能,但必須在未來幾年內增加能源產出,因為擔心不敷使用。第二組方案則決定立即中止核能廠運作。結果是第一組的選項獲得民眾支持。中止核能廠與提高核能發電量,兩個相互矛盾的選擇完美地結合。如果說第一個例子是為了解決外界要求滿足的價值,那麼這個例子則是為了解決一個遠在未來,可能(不)會發生的問題,欲由言談導出一條未來應該朝向的價值。 ◎觀點總是未來式 說到談論未來,就讓人聯想到H. Arendt(《Was ist Politik?》,什麼是政治?)關於政治謊言的看法。政治要求每個人撇下所有的特殊旨趣而自由地討論,進而建構一公共空間。因此,觀點變得極為重要,它致力於改變世界,建構新的實在,而不依附於純粹的事實。就此說來,Arendt對於政治領域中的不真實看法是相當容忍的。但,事實是否因此可能被誤導扭曲,變成私人之見?絕對可能。如何嚴格區分觀點轉化事實或是扭曲事實,並不容易。即便如此,Arendt還是點出了一個重要的道理:言談才能建立起社會空間,而且言談總是帶有未來意涵,使說者與聽者脫離當下事物的限制。謊言似乎在這樣的理解下才有可取之處。 ◎每個成員都在虛構組織為何物 言談並不是所謂的外交辭令,也非蓄意欺騙,真正說來,幾乎所有的社會生活都逃不過這個最基本的機制。一個組織內部分工之後,部門林立,各司所職,統整協調的問題勢必浮現,要靠權力或任何獎賞誘因都難達效果。惟一可行的是,透過言談,製造一個模糊的討論空間,讓衝突的各方皆能在其中表達看法與利益。同時,一個公司被外界或自己的成員指認為何物,也是依靠著這個機制。隨著內部的衝突壓力、外界環境的要求,組織隨時更動著它的認同方向。所以,公司網站上所述的「介紹」、「使命」、「服務項目」,絕對有別於突發事件時發言人所宣稱的自我期許,也不同於股東大會所保證的營運方向。一棟大樓裡,員工們在走廊、茶水間、餐廳、櫃台,談論著訓練課程、福利基金、育嬰假、領導風格、客服經驗、同事隱私等議題,皆是從家庭、法律、科學、教育、性別的角度指出組織「是」什麼?該滿足哪些價值?該如何經營?這就顛覆了過去將組織當成理性的,或是有限理性的單元的想法。理性行動,有效分配資源,集體行動等等特性只是組織之中較為強勢的自我描述而已,或是按Harrison C. White(《Identity and Control》)的說法,一些被說出來的故事。 【每個成員都在虛構組織為何物】 言談一定是談點什麼,讓人誤以為只是藉著語言呈現真實。但對於White來說,言談是在製造故事,一方面讓身份未明的一群人開始找尋話題,摸索對話的方向,以便選擇出彼此可以接受的某種「行動者」關係。另一方面故事的進展也製造出「我」、「你」等等的具體人稱內容。所以,言談可說是最基本的社會形式,讓人在不確定的茫茫世界中找到安定的身份。說點什麼,就是在選擇些什麼,讓自己與他者從不透明的黑盒子變成看似透明的行動者。這也就是White著名的命題,同一性或身份來自於控制,也就是,先有言談才有身份,而非一般所謂的,先有行動者身份才有言談與行動。但,控制總是短暫的,隨著言談展開,話題與身份都變得更為複雜,要再度獲得安全感,重新取得穩定的身份,言談就必須在數個領域之間切換。言談及其故事就像潑灑在地上的水銀,偶然地隨機緣向四處流去,形成一幅未被預見的圖案。多義、弔詭、不一致、無法表達、沉默、謊言等現象因此不是意外情形,而是必然的。總之,要成為行動者,首先得說點什麼,才能在故事中看見行動的軌跡,才能知道他者為何。 ◎從言談中找到新的確定感 言談固然是一種偽善,因為它不一定會有實質的產出,易流於空談、欺騙。但若按上述思考,偽善的貢獻是,帶來了一張張短暫的面具,等於短暫的身份與認同。在時間中,言談讓說者與聽者編織著一幕幕情境 。偽善持續地創造一些想像,讓人或組織再回到可控制的狀態。T. Winograd/F. Flores曾經在其經典之作《Understanding computers and cognition: a new foundation for design》提出類似的看法。這本書原本是寫給電腦程式設計者的經典之作,卻有十足的社會學味道。他們一樣將組織當成是無數對話聚集之處。人們總是被放置於某種安穩的當下處境而不自知,交談也不斷地重複,一再地返回到可預期的結構裡。直到突然之間,熟悉的當下斷裂開來,如墮入深淵,好比駕車時煞車失靈。這時,人所面對的不是使用手冊上預先設想好的問題與解決方法,而是剎那間的無從解決。惟有再度交談,從斷裂處摸索另一個公認可行的方向,才能暫時消除那種被拋出情境的不安感。一個所謂好的組織是準備好層層可銜接的交談網絡,吸收因斷裂而來的不確定性,即便斷裂原本就是無可預期,也無法事先預防的。同樣,一個好的程式在於能預先考慮到無法執行時,如何以畫面或文字引領使用者進入另一個類似對話的情境,使他取得一個新的對話身份,不致於手足無措。 【好程式能預先考慮到無法執行時,如何引領使用者進入另一個對話情境】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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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治意志堅持非賣品的人生

楊佳羚/高師大性別教育研究所 這次的太陽花學運與公民運動中,出現了「台灣不賣(Taiwan is not for sale)」的標語。不只國家不能賣,人生及社會還有許多非賣品,需要我們堅持。 【不只國家不能賣,人生還有許多非賣品】  資料來源:matchbin-assets.s3.amazonaws.com/public/sites/358/assets/1395462519858820140322002157123_32801.jpg 根據葉高華的整理發現,在「反服貿」的聲音底下,其實包括左翼的「反對任何自由貿易」、右翼的「支持自由貿易,只反對目前糟糕的協議」、以及基於中台兩國敵對關係的考量,「只反對跟中國的自由貿易」。我的這篇文章是要呼應現有許多反對自由貿易的文章,討論政策中的價值選擇與意識型態,以及我們如何要求政府展現政治意志,創造平等的社會。 我在〈不同育兒論述的競逐〉一文所提到,瑞典社會福利國家所揭示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照顧」,強調「人民基本所需,不該成為商品」,而是所有人都能享有的基本社會權利。所謂人民基本所需,包括住、行、教育與醫療照顧。 ◎非賣品之一:居住權 以住的權利而言,荷蘭早在1901年就通過住宅法案,是全球第一個將居住權視為人民基本權利的國家。在此精神下,政府有義務提供品質優良、只租不賣的社會住宅,讓所有人都享有住的權利。與此相似的,我在《台灣女生 瑞典樂活》書裡〈從洗衣房到社會民主〉這篇文章談到,瑞典的住宅政策是:如果我和建設住宅合作社簽約,就能到老死都不需搬家;而且還可以視人生不同階段的需求,到合作社排隊換屋:從學生時代的單人套房、到單身時的studio(套房外加廚房設備)、到與伴侶共養小孩的三房或四房、再到老年時的無障礙老人住宅,讓搬家只為了更適合自己的生活與身體狀況所需,相信很多人不會想要買房。 然而,當土地、房屋成為「商品」,會產生什麼下場呢?就是現在台灣看到的問題:少數有錢人一堆空房、靠著買進賣出炒作房地產、賺進大把鈔票,而一般平民卻因此買不起房。地方政府缺錢時,就開始可怕的「圈地遊戲」,將無法為地方財源貢獻的農地劃為工業區或建地,從中獲得暴利。 【台權會於高雄駁二「家,居住權海報展*紅毛港,勿忘我」邀徐世榮老師演講】   徐世榮在「國土開發與居住正義」的演講中談到,地方稅主要來自地價稅、土地增值稅、房屋稅、契稅及娛樂稅,因此原先不需繳稅的農地變更後,將為地方政府帶進許多稅收,且徵收的土地又會有30%成為地方政府的配餘地可供炒作出售。因此,當大埔農地被徵收成為工業區後,苗栗縣政府至少可賺進20億!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將土地所蘊含的環境的意義、與人情感連結的認同都拔除,只剩政府及有錢人眼中的「投資利益」時,下場就是人民無法享有居住的權利,甚至居住權常受到政府與財團侵害。 ◎非賣品之二:行的權利 當高雄即將興建環狀輕軌電車時,被批評為「繼高雄捷運之後另一賠錢的建設」。然而,以「賺錢與否」來考量公共交通,就是將「行」的權利當成商品的想法。吳音寧曾在《江湖在哪裡》一書提到,在國營客運改為民營後,許多所謂「不賺錢」的路線紛紛停駛,使得許多人沒有公共交通工具可搭乘。 以英國為例,在首相柴契爾夫人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之下,大量將國營事業私有化,嚴重打擊英國福利國家的根基。雖然新自由主義打著「開放市場競爭」、「效率」、「自由選擇」之名,但是私有化的結果卻完全不是如此。例如,英國國鐵私有化後,由於交通運輸根本只有大型資本能投資,完全無法「自由競爭」,因此變成東西線各由一間大公司壟斷。然而,國鐵時代還可以透過國會等民主機制進行監督,但私營後則變成消費者只能任憑壟斷的財團宰割,毫無「選擇」的自由。而且,私有化真的更有效率嗎?以我在英國等火車的經驗往往是否定的:在車站等車時,只知道火車會「晚點」來,但往往都晚到一小時後下一班車來了,那班號稱會「晚點到」的火車還不知道在哪裡。在倫敦錯綜複雜的鐵路系統中,還發生更可笑的事:B公司的電車總是誤點,因為在AB公司電車都會通過、但路權屬於A公司的十字路口,A公司為了保持自家公司的優先通行權,會害B公司要等很久的紅綠燈才輪到它通行。這是所謂的「效率」嗎? 其實,與人民基本生活需求相關,如水電、交通、醫療、教育等等,就應該是國營、或是國家擔負的責任。例如,當我在瑞典隆德生活時,整個南部斯堪那省的交通系統讓人通行無阻:它有使用生質燃料的各市公車、連接各城鎮的鎮間公車、城鎮間的火車系統,全省一票通行到底並享有一小時內免費轉乘優惠。如果是月票或夏日到各地遊玩的夏日卡,則更是優惠,像夏日卡只以約莫與平日單程公車相當的票價,就能在兩小時內搭乘省內火車及各市公車!只要在該省交通網頁鍵入出發地與目的地,就會顯示各種公車/火車接駁及步行時間的資訊,十分便利。而在人口稀少的鄉間,如果無法擔負公車的營運,地方政府則會提供當地居民「搭計程車以公車計價」的福利,不因地處偏僻而失去基本的「行」的權利。 【瑞典提供普遍的行的權利,民眾也習慣以自行車搭配大眾運輸來移動】 在台灣,許多地方政府要突顯政績都是在「造橋舖路」、總想花大把錢徵地蓋高速公路,卻少有擴大公共交通涵蓋率、或諸如「卅分鐘生活圈」這類以公共交通聯繫市中心與郊區的政策。當「行」的權利私有化後,人民得努力買車、卻製造空污,並且在假日出遊時花許多時間塞在路上;這同時也會讓營利公司剝削員工,造成許多公車或客運駕駛超時工作,成為路上的不定時炸彈。 ◎反服貿 不歧視 在這波的反服貿論述,不時也會聽到歧視中國人的言論,像是「我才不希望到充滿中國人的醫院看病」的說法。我認為在反服貿的同時,要小心不要出現歧視的言論。 當我在瑞典時,有許多伴隨「居住權」而來的權利,包括醫療(例如我從產檢到生小孩只花了三天住院費240克朗,約一千元台幣,連掛號費都不用付;小孩從出生就由社區小兒護士負責所有發展檢查、健康諮詢及預防針注射,完全免負)、托育照顧與教育(市政府有義務提供給滿一歲的小孩托育照顧服務)、小孩津貼(我的小孩不是瑞典公民也可以領取)、住宅津貼(因為當孩子的爸回台,我算是低收入的「單親」家庭)、甚至我2010回瑞典參訪時,發現我舊家收到要我參與地方投票的通知。在當前瑞典充滿「排外」的極右論述中,我就是那種「吃垮瑞典福利國家」的「死外國人」。  【我在瑞典生產全靠助產士與看護的幫忙】  因此,反對自由貿易,並不表示「排外」。我們必須檢視在我們台灣境內的外國人,不管是因為婚姻或工作移居台灣,是否受到基本人權的保障、是否不受歧視。例如,我們不讓移住勞工有休假的權利;我們對不同的新移民女性設定成為台灣公民的年限、要求她們放棄母國國籍、要求提出財產證明,這些都是剝奪其基本人權、都是歧視。然而,如同劉紹華〈從中國的發展來談服貿牽動的價值問題〉所言,我們與中國來往需要的是「謹慎」;就像2005年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參訪加拿大,加拿大學者說:「我們國家旁邊有一隻巨獅(指美國),讓我們必須小心」一樣,我們面對在國際上打壓台灣、對台灣有政治企圖、不民主卻強權的中國必須謹慎。世界上許多國家旁邊並不存在著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他們也不用擔心鄰國不承認其主權。我們反對的,是台中兩國1%的由政客與財團所組成的政治經濟網絡,決定99%的人的生存方式,以剝削中台兩國人民與環境的方式獲取暴利。 ◎政治願景與政治意志 政策攸關政治意志與意識型態,有推動再生能源的政治意志,會讓丹麥能源自主的《綠色能源島》成為可能。當台灣之前鄉托倒閉頻傳之際,潮州鄉托不但沒有關閉,其中教保人員還得以不受幼照法影響而保住工作。工人出身的屏東潮州鎮長洪明江說:「別人以為我們潮州特別有錢,但我們鄉托其實入不敷出。但是教育本來就不是營利事業,為了潮州的孩子,賠錢也要繼續開!」這就是努力讓托育照顧與幼兒教育成為基本社會權利、讓人民基本需求不會變成商品的政治意志!   【屏東潮州鎮的鄉村托育,是以社區之力來完成】  資料來源:photo.xuite.net/b7886964/15013183/17.jpg 然而,也有可能因為人民選出不對的政黨與政治人物,而使得政策轉向,就如瑞典社民黨自1980年代開始受到新自由主義影響,到最近兩次大選右翼政府八年執政,瑞典朋友都說:「可以賣的大概都賣了!」瑞典只租不賣的住宅越蓋越少,造成年輕人在大學報到時必須在公園裡搭帳蓬,以抗議住宅成為商品的社會趨勢;國鐵、省市交通開始私有化;原本由市政府負責的老人照顧,開始部分外包給私人營利照顧公司,造成更昂貴的長照支出,老人在照顧機構受虐時有所聞、私營照顧公司的工作者被剝削;原本瑞典藥局為公營,但私有化之後,同樣效果的止痛藥,便宜的下架、只能買到昂貴的。 如何持續非賣品的堅持,成為西方福利國家的重要考驗。台灣只以25年的時間就達到西方國家100年才達到的老化程度,如何建構一個幼有所托、壯有所用、老有所養的台灣福利國成為當務之急。如何創造一個平等、有信任感與幸福感的永續社會,是當前我們缺少看到的政治願景,卻透由這次學運與公民運動,表達出台灣人民的想法。學生與公民團體走出議場,就是民主扎根的開始:我們要深化民主、改變價值、創造不同的生活方式與社會願景,改革稅制及選制。我們還要開創不同的政治參與方式,包括公民憲政會議、公民參與、女性或移民競選里長或民意代表、支持像堅持環境正義、性別正義與世代正義的綠黨、選出對的政黨與政治人物,公民持續監督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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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無從選擇,幸福可以追尋

紀駿傑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前陣子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率團前往中國,會見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時,為了討好地主國而說出的「祖先無從選擇」,引起了激烈的爭議與討論。吳伯雄當然又是再重彈台灣海峽兩岸是「同文同種」的血統論老調。但是這樣的血統論調不但和當代主要的國族認同觀點相背離,更和台灣歷史脈絡與事實相違背。 族群的「根源情結」無法解釋多數人認同經驗 關於族群認同,由於早期研究學者主要為人類學者,他們多深入到一個特定的族群(而且常常是地理位置偏遠的族群),探討該族群的核心宗教、文化、語言、規範價值、社會組織等,因而他們看待族群認同的觀點,比較傾向去觀察個人從小就淫浸的文化內涵,以及這些「自然而然」內化的族群特性。這樣的觀點一般稱為「根源情結」(primordialism/primordial attachment),將族群認同視為根深蒂固的個人情感特質。不過,在高度都市化、交通與資訊發達、人群移動頻繁的當代社會,這樣的觀點雖然仍能解釋部分人的歷程,但對於全球多數人的成長經驗與認同過程,並沒有太大的解釋力。 [看到這群女性性工作者,讀者可以跟炎黃子孫聯想嗎?] 當代多數族群研究學者對於族群認同與國族認同的解釋,主要承襲著Fredric Barth依據「族群邊界」概念與研究所提出的建構觀點或情境觀點。包括歷史學者霍布斯邦(E. Hobsbawn)以及提出「想像共同體」概念的政治社會學者安得森(B. Anderson)等人都主張,源自18世紀末的當代「民族國家」觀念與政治體制,其實是政治運作與操作的結果,而非「自然而然」的人類社群集結現象。若非如此,我們便很難以解釋,為何在「民族國家」創始地之一的歐洲,一些具有相同宗教、語言、甚或風俗習慣的族群,卻沒有組成同一個國家,另有一些有著不同宗教、語言及風俗習慣的族群,卻組成一個國家。這些國家至少包括德國、奧地利、瑞士、義大利、法國、荷蘭、比利時等,姑且不論其它歐洲國家也都是由多民族所組成的。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血緣關係固然可能具有凝聚人群的力量,但是卻不能當成束縛人群或阻礙人群追尋幸福的條件或藉口。在人類長遠由東非擴散到全球各角落的歷史過程中,追尋更好的生活環境與更幸福的生命應該便是最主要的原動力。 「祖先無從選擇」對移民而言一點意義也沒有 台灣地區除了具有數千年歷史的原住民族群之外,許多漢人居民的祖先在過去幾百年間,冒著生命危險橫渡台灣海峽黑水溝,來到一個不可知的新土地,最主要原因便是躲避戰禍、飢荒,追尋自身與家族子孫的幸福。最近二、三十年從東南亞地區婚嫁移民來臺的新移民女性,也是期待找尋新世界的幸福。同樣的道理,台灣作為西起馬達加斯加島、東到復活節島的「南島民族」之原鄉,數千年前,勇敢的南島先民,駕著簡單木船離開台灣原鄉,挑戰一望無際大洋,最終擴散到南洋、大洋洲,他們也都是自主地尋求未來的幸福人生,很少有人會說他們「數典忘祖」。「祖先無從選擇」對他們而言一點意義也沒有,「幸福可以追尋」恐怕才是最實際的動力與考量。 [遠渡重洋來臺的東南亞新移民女性,是為了追求幸福,跟炎黃子孫有關嗎?] 自主追尋幸福的人群還包括18世紀下半葉原本生活在英國殖民地,後來成為美利堅合眾國最早13州的人們。這些人和敵對的殖民英國政府官員以及軍隊,有著「無從選擇」的共同祖先,但是他們反對英國殖民母國的政策與不公平賦稅,因而選擇以流血革命的方式來追尋自己的幸福。也正是因為如此,美國的獨立宣言便包含了以下馳名的句子:「造物者創造了平等的個人,並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換言之,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遠優位於迂腐的祖先「血統」追求。 [美國獨立宣言,肯定不可剝奪的生命權、自由權與追求幸福的權利] 「同文同種」只是為政治服務的修辭 吳伯雄和許多成長於戒嚴反共、復興中華文化時代的台灣人,長期接受了黨國教育以及儒家封建言論與漢族中心主義的主張,常能不經意地背誦出諸如「血濃於水」、「同文同種」、「兄弟之邦」等詞彙,但卻未能認真面對這些詞彙和兩蔣政權時代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主張「漢賊不兩立」之間的矛盾。這在在顯示這類的修辭都只是為政治服務罷了。 再者,王明珂的文化與考古歷史研究也清楚地指出,所謂的「大漢民族」或「華夏民族」,其實是在長久的東亞大陸歷史上,由許多不同「民族」與人群、自願或非自願地,跟一群發源於黃河渭水流域附近地區人們,所組合而成的集合體。這個集合體的許多政治人物,更試圖在政治上不斷擴張到鄰近的,未被「漢化」的群體。當東亞大陸政權被非大漢民族所掌控時,以大漢民族主義為號召的「驅逐韃擄」修辭便被傳頌;一旦東亞大陸政權又落回「漢族」手中,馬上可以改口「五族共和」以及「兄弟之邦」。民族認同與民族主義的政治性操弄,可說是斧鑿斑斑。 【死對頭的漢朝與匈奴,中國政府也把它們畫成同一大漢民族】 換言之,套用安得森的話,「大漢民族」只是一個「想像共同體」,而「炎黃子孫」則是屬於神話學的範疇。更有甚者,當大漢民族披上國族主義的外衣並裝配了各種現代殺人武器之後,其結果便是諸如維吾爾民族以及圖博民族無止境的浩劫與悲痛。 警惕政治權力者掌控了我們追求幸福之路 其實,對於愈來愈多非成長於戒嚴時期,且受到無國界影音網路影響的台灣民眾而言,吳伯雄的血統論不但是迂腐錯誤的老調重彈,更是愈來愈沒有市場的言論。姑且不論眾多台灣民眾的祖先是否包含了最早定居台灣的原住民,根據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最近的一份調查顯示,台灣民眾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比率已經來到了53%的新高,而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比率則接近39%,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比率則只剩3.6%。因此,類似吳伯雄所提的這種論調本身其實並不具太大的威脅性,真正該擔心的是,掌握實權的政治人物以此論調為基礎,將台灣民眾原本廣大追求幸福的路徑,限縮於僅能通過與通往中國。 吳伯雄的句子只說對了一半,讓我來幫他完成整句:祖先無從選擇,幸福可以追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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