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s: 方法

游盈隆教我們的玩民調心法

葉高華、陳美華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不久之前,我們寫了〈游盈隆民調「同婚零共識」的問題:兼論人權與共識〉、〈異性戀常規性下的民調政治:解讀老綠男〉,指出游盈隆的民調有問題。當時我們以為他調查方法沒學好。想不到他無意修正,很快就用同樣方法再做一波民調。我們這才恍然大悟,他不是沒學好,而是學得太好了,玩民調玩得爐火純青。我們很快就從他身上學會玩弄民調的終極奧義,並設計好接下來可以怎麼玩。 ◎大家來玩民調超級咖 首先,我們會在民調中詢問這樣的題目:「最近游盈隆積極發布同性婚姻民調,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反對。請問,您贊不贊成游盈隆發布同性婚姻民調?」因為不久之前我才寫過文章批評游盈隆的民調,因此「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反對」這句話絕對是陳述事實。許多對於游盈隆民調沒有明確立場的人一聽到「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反對」,就覺得這不太好吧。為了社會的和諧,還是反對好了。如果運氣不錯,我們可以得到正反兩方接近的結果。此時我們就可以召開記者會,指出「臺灣社會對於游盈隆發布民調的共識為零」、「游盈隆繼續發布民調恐將撕裂社會」。 【本來會放電的民調游卡丘,竟然進化成一戳就破的游卡蛇】  資料來源:http://d.share.photo.xuite.net/leelymay1212553/1d0b195/15385775/822508006_m.jpg 透過媒體大量傳播,許多原本還在觀望的人聽到「沒有共識」、「撕裂社會」,就會覺得風向不對,還是不要贊成好了。此時,要趕快用同樣問題再做一次民調,不贊成的人就會增加。然後我們又可以召開記者會,指出「反對游盈隆發布民調的聲勢大漲」。 此外,在第二波民調中,我們還會加入這樣的題目:「有人說:目前臺灣社會對於游盈隆發佈同性婚姻民調無共識,游盈隆實在不必急著一直發布民調。請問您同不同意這樣的看法?」稍早之前我們才親自召開記者會說過這樣的話,因此「有人說」也是陳述事實。許多對於游盈隆民調沒有明確立場的人一聽到「無共識的事情不用急」,就會覺得蠻有道理的,可以同意。不意外的話,我們可以得到多數人同意的結果。於是我們就可以在記者會中宣布:「臺灣社會對游盈隆不必急著發布民調的時機,有相當共識。」 整體而言,游盈隆是透過誤導式民調,一再假造、複製國人對同婚「無共識」的假象,混淆視聽,繼之反覆的引用自己發佈的民調,一方面形成阻礙同婚修法進程,另方面又可以做為生產下一次民調的基礎。然而,中研院2015年社會變遷調查的資料已顯示,精確回答支持同婚的全體民眾已達59%,在游盈隆一再散發不實民調的情形下,日前連行政院長林全在面對監察院長張博雅詢問院方態度時,竟也說「同婚必須要有社會共識」,全然無識於六成民意的支持。 ◎民眾不賞臉這種為「專法派」塗抹脂粉的玩法 游盈隆這麼會玩弄民調,但是他玩不過普遍的民心趨向。以他今天發佈的三題同婚民調來看,第一題和第二題的結果就自相矛盾。第一題題幹「沿用」上個月的誘導式題幹:「立法院最近積極推動『同婚合法化』,引起部份社會人士強烈反對(簡單地說:就是「同性戀者,也能和一般男女一樣結婚,並享有民法上相同的權利與義務」),請問,您贊不贊成「同性婚姻合法化」?結果顯示非常贊成和還算贊成的比例共37.8%,但不太贊成和一點也不贊成的比例為56%。在誘導題幹的作用下,支持同婚的比例,被游稀釋的越來越低。有趣的是,第二題關於立專法保障同性婚姻權益的民意反應卻遠超過支持同婚的比例。第二題題幹是:「除了修改民法促成『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主張外,也有立委主張『不修改民法,另外制訂專法,來保障同性婚姻的權益』,請問您贊不贊成?」親愛的游老師,如果台灣民眾支持同婚合法化的比例真的已經如你前面所說的降到37.8%,怎麼第二題「立專法保障同性婚姻權益」回答非常贊成與還算贊成的人竟達45%,甚至比不太贊成和一點也不贊成的43.9%還多? 此外,他自己說:「從0到100則代表各種不同程度的社會共識或分歧。曾有美國重量級的政治學者建議,社會共識的最低標準應該是66.6%,我也傾向贊成。換言之,社會上一個爭議中的議題,如果贊成或反對雙方都沒有達到三分之二的多數,代表的是社會沒有共識。」即使該調查沒有作假,回答反對同婚的也才56%,不到66%,他本來說「無共識」的議題,怎麼現在調查結果的解釋卻變成「民意逆轉」,多數反對同婚了? 我們認為第二題或許比較趨近一般民眾對專法的看法,但這個題幹也忽略了過去一個多月來各界對於「專法」究竟是不是歧視的辯論。游第二個題幹明顯預設了專法可以保障同性婚姻權益,若非暴露他對現有討論一無所知,就是存心讓民調為政治服務,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容我們再提醒大家,第一題明明是問同婚支持度,但調查報告的小標題卻是「關於『同性婚姻民法化』的爭議」,換言之,他把民眾對同婚的支持度等同於同性婚姻民法化,這中間邏輯跳躣自不待言。同時合併看這兩題,我們更瞭解游盈隆為什麼硬要把同婚支持度操作的這麼低,因為這樣子就可以藉此為民進黨早已定調的「專法派」拱抬行情。 ◎保障人權的立法,沒有最好的時刻,只有最艱困的時刻 第三題一樣是為執政黨解套的題目,題幹是:有人說「目前台灣社會對如何實現『同性婚姻合法化』無共識,立法院實在不必急著現在立法通過。」方法上的問題,以及「無共識」這種公然謊言我們不再重覆,但是我們想說的是,通常當「立法時機」問題被提出來時,往往是某些人為了要阻撓立法,而不是為了促成立法。我們腦袋裏隨便就冒出一系列關於女權、人權、台灣民主化的各種法案:一系列的民法親屬編修法、性別工作平等法(被阻擋10年)、家庭暴力防制法、性騷擾防法、公投法等等不一而足。這些法案在推動時,幾乎都被當時立法院多數黨國民黨視為破壞家庭和諧、妨礙男女正常互動、阻礙經濟發展、甚而動搖國本等無限上綱的惡法,並以各種理由拖延立法。現在回頭來看,當時被看成造成社會不安的立法,充其量是落實憲法對基本人權的保障與維護。 保障人民權益的法案,永遠沒有最佳的立法時機,反而每個立法過程的時間點都是伸張人權的艱困時刻。執政者應勇於任事,承擔責任,不該操弄民調,給自己藉口。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 | 9 Comments

游盈隆民調「同婚零共識」的問題:兼論人權與共識

葉高華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日前,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發布一項民調數字,指出同性婚姻的贊成方與反對方旗鼓相當。他進一步解讀:由於共識是零,通過的話會撕裂臺灣社會。陳美華與吳秋園針對其民調解讀,提出強烈質疑。面對質疑,游盈隆又發表〈關於當前同性婚姻的社會共識〉一文,為自己辯護。游盈隆先生的辯駁文章,呈現出來的問題,恐怕比釐清的問題更多。 ◎誤導式的提問與數據解讀偏差 首先,游盈隆的問卷題目是這樣問的:「立法院最近積極推動『同志婚姻合法化』,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反對。請問,您贊不贊成『同志婚姻合法化』?」對於「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反對」這個提示具有誘導性的質疑,游盈隆回應:這句話是客觀描述社會現狀,沒有任何誘導。沒錯,這句話是事實。但是,「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支持」也是事實。為什麼游盈隆選擇性提示前一個事實,卻隱匿後一個事實呢?這樣不算誘導,什麼才是誘導? 中研院的「臺灣社會變遷調查」則是這樣問的:「請問您同不同意以下的說法:同性戀的人應有彼此結婚的權利?」我想,沒修過調查方法的人也看得出來,哪一種問法比較中立。 雖然中研院的調查顯示2015年贊成同性婚姻的民意已達59%,游盈隆說那事過境遷了,不能反映當前民意。顯然,游盈隆只看到單一時間點的民意,看不到民意變遷的趨勢。中研院的調查顯示,贊成同性婚姻的民意一年比一年高,而且愈年輕的世代愈支持。隨著世代交替,贊成同婚的比例只會愈來愈高,不會事過境遷。 游盈隆強調,他們從未介入挺同/反同的爭議,而是要「呈現真實的台灣民意」。不過,當他對民調數據做出進一步解讀時,就不再只是呈現民意而已。如果說,「由於一半民眾反對,通過的話會撕裂社會」。按照同樣的邏輯,「由於一半民眾支持,不通過的話會撕裂社會」。為什麼游盈隆做出前面的解讀,而不是後面的解讀呢?顯然,他是站在反對方的框架解讀數據。 ◎人權保障必須走在民意前面 更重要的是,基本人權的保障不應交由民意決定。大家可以參考以下美國針對黑白通婚的民意調查統計變化。 圖一: 美國蓋洛普民意調查公司針對黑白通婚的歷年調查變化圖 註:紅線:支持黑白通婚;藍線:反對;綠線:沒意見 1967年,超過七成的美國民眾反對黑人與白人結婚。按照游盈隆的三分之二標準,反對黑白通婚是社會共識了吧。然而,美國最高法院做出不符社會共識的判決:「結婚是基本人權,禁止跨種族婚姻的法律違反平等原則」。直到1991年,贊成黑白通婚的民意才超過反對方;2003年,贊成方超越三分之二。難道,黑白通婚合法化要等到2003年才「時機成熟」?顯然不是。基本人權的保障必須走在民意前面。 1986年,一群勇敢的人冒險成立以「進步」為名的政黨。當時許多人發布數據,指出大多數民眾認為沒有必要成立新的政黨,藉以勸進當權者鎮壓。幸好,當權者認清未來趨勢,沒有跟隨民意採取鎮壓措施。30年後,這個號稱「進步」的政黨也成了當權者。究竟,他們會為了保障基本人權走在民意的前面,還是隨波逐流,歷史也會留下記錄。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 , | 16 Comments

典範轉移、理論教學與師徒傳承

黃厚銘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人們常說,科學發展日新月異,但這是怎麼一回事?究竟科學進步是累積而來、還是不連續斷裂的?而這一切又是如何發生?是由主流科學家所帶動的,還是邊陲另類科學家反叛的結果?乃至於,是一些在歷史上留名的偉大科學家的個人成就,還是代代相傳或團隊合作而成? 【科學的進步是主流科學家帶動的,還是邊陲科學家反叛的結果?如哥白尼?】 這一類問題,放置在台灣學術發展的脈絡中,還顯得更具現實意義。像是所費不貲的頂大計劃究竟是正確還是錯誤的政策,未來應如何調整修正?在國際化、世界大學排行,以及流浪博士日益增多的趨勢下,國內博士班的維持與開設還有沒有必要?既然科學發展日新月異,為何特別是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不乏所謂的理論課程,仍然致力於精讀幾十年前或上百年前的經典之訓練?閱讀經典著作的意義為何?自然科學中所定義的進步,能否適用於社會科學?最後,台灣如何在世界的學術領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與影響?其中,鑲嵌於各國社會文化脈絡而各具特色的人文社會科學,是否有助於擴大台灣學術界在國際上的地位?還是應該寄望於普遍性較高的自然科學?凡此種種,因為牽涉到經費資源的分配,也牽涉到人才的培養,進而也影響到個人在教育升學上的選擇,所以應該也是不分自然或人文科學、不論是學者專家或一般社會大眾都會感到好奇的問題。 林宗弘教授在五月底的「巷仔口社會學」網站中,發表了一篇紀念剛過世的台北大學社會系黃樹仁教授的文章。文章主要是以黃樹仁教授多年前發表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的論文〈小國的學術困境: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教學與評量的反省〉為「爭辯」對象,指出這篇論文在分析單位上過於強調國界的疑難,並質疑其中有關典範轉移的設想,缺乏時空因素的考量,以致提出類似近年頂大計劃資源集中的政策建議。 ◎小國學術魔球的驚豔想法 相對於此,林宗弘教授則引入諸如魔球理論等等,主張國內的社會科學學術發展應該仿效美國職棒小聯盟的模式。先承認在英語等文化資本上的不平等,再以此為前提,以統計分析等強項,跨領域地結合「能寫、能算、能在學術界有廣泛社交、或能與審查人糾纏到對方受不了而讓文章刊登」的量化研究者、理論研究者與質化研究者,從一些並未受到西方古典社會學關注的同志權益、氣候變遷、全球傳染病、環境破壞等問題著手,由「學術邊陲的革命份子來推動典範轉移」。 林宗弘教授也主張,不要再鑽研經典社會學文獻或古典社會學著作,因為這等於接受「西方常態科學典範」或「偉大傳統」,而以己之短與西方學界的強項競爭。甚至在教學上也應該削減古典訓練,並打破封閉的師徒制以利網絡的開放性、乃至於包括在遴聘新人時,也不要再堅持得具「傳統社會學的理論深度」,而應該著重跨領域的橫向連結能力。最後,林宗弘教授還根據前面的討論,提出五點具體的政策建議。其中各點都可見到諸如「快速」、「迅速」、「效率」等措詞。 【已經21世紀了,還要讀150年前的老東西嗎?】 我個人很欣賞林宗弘教授的這篇文章,其中有很細緻的論證分析,也有很具體的制度建議。並且,既不刻意迴避提到自己的研究,卻也不會變得自以為是(像是從中研院、研究型大學、教學型大學到科技大學等評鑑標準的差異化,我就很支持他的主張,雖說我覺得在落實為制度時還是得謹慎為之。簡單說,在教學與服務指標無效的現況下,不管研究表現在升等或評鑑上是佔10%還是90%的配分比重,都仍會是唯一的決定性因素,實際上與100%無異)。此外,以美國職棒為例的說明,更是令人驚艷。 不過在有關於典範轉移、理論研究教學在典範轉移中的地位,以及師徒傳承的作用等等,我希望提出幾點不同的看法,供大家討論。 林宗弘教授所提出的諸多政策建議,是在既有台灣學術發展政策的框架下,試圖更快速、更有效率地提高台灣學術研究成果的能見度與影響力。也因此,比較著眼於投稿、發表等等背後的文化資本、人脈連結之類客觀條件,來構思相當務實的具體建議。不過這些建議比較少提及文章中的「典範轉移」。此外,典範與典範轉移的概念內涵,似乎沒有在文章中做詳細的說明,其結果可能錯失了理論觀點在典範轉移過程中的重要貢獻。 ◎典範轉移與理論觀點之關係 有關「典範轉移」的討論,我們可以回到Kuhn自己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的相關論述。Kuhn在書中第六章〈異常現象與科學發現之產生〉,正是針對理論的「新發明」與事實的「新發現」之間關係做討論。他在該章開頭,先提出一個問題意識──既然累積性的常態科學並不會發現新事實,但明明科學發展中總是偶有革命性的新事實被發現,那麼這些新發現從何而來?因此,Kuhn認為,「在典範指導下進行研究,必然是一個極為有效的造成典範變遷的法子。」這是個很弔詭的事情,要造成典範變遷,就需要先在典範指導下進行研究。反之,這也證明了,完全不顧該學科既有核心議題(也就是典範),反而是不會造成典範轉移的。亦即,出乎大家意料的,也如我常掛在嘴邊的:迂迴會更直接,慢慢來比較快(據說後者也是高承恕老師的名言)。 接著,Kuhn就著手討論理論的新發明與事實的新發現之間的關係。簡單說,Kuhn主張,異常現象只是新發現與新發明的導火線,「在調整典範的工作沒有完成以前(換言之,在科學家還沒有學會用另一種觀點觀察自然以前),新事實並不能算是科學事實。」就像是自作聰明的偵探,面對愛倫坡小說裡那封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的信一樣,沒有新觀點,我們對於新事實只會是視而不見。事實上,這說法也完全符應新康德學派的知識理論。 誠然,Kuhn也在本章開頭幾段就明確指出,發現與發明、理論與事實的區分,根本就是武斷的,也就是兩者是密不可分、互為因果的。以科學史中幾個實際的例子為基礎,Kuhn做出小結:「察覺異象之存在──即研究者根據自己所服膺的典範,並不預期會碰上的現象──是導致後來的新發現(或新發明)的重要關鍵。但在這兩個例子中,覺察到有些事不對勁,只是發現的前奏。若沒有進一步的實驗與調整觀念(或理論)以消融異象的過程,根本不可能發現氧氣與X光。」由此可見,在所謂發現與發明、或理論與事實之間的循環或互為因果的關係中,異常現象的發現只是導火線或前奏。反倒是,這些異常現象要成為有意義的「新發現」,得要等到理論觀點的「新發明」出現之後,才會被正視為有意義的現象。即使我們不像新康德學派那樣,強調觀點或理論的先行,退一步說,理論觀點的新發明仍舊是在前奏與導火線之後,典範發生全面轉移的關鍵環節。 ◎典範轉移、橫向合作或縱向理論教學傳承? Kuhn所舉過的例證也顯示,典範轉移是不可能在所謂邊陲議題上產生的。不論是從托勒密到哥白尼、或是牛頓到愛因斯坦的典範轉移,所涉及的都是當時相關學界的核心議題。甚至應該更精確地說,不是當時一時流行的當紅議題,是與該學科傳統發展密切相關的核心議題。也因此,熟悉與該學科傳統密切相關的核心議題,並對此一核心議題的處理,提出別開生面的創見 (從世界觀、理論假設,一直到研究方法、測量工具),才會有所謂典範轉移的意義。 而釐清與熟悉該學科傳統的核心議題,正是理論研究與理論教學的任務。再者,前述從世界觀到研究方法的典範轉移,從不是成於一人之手。在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帶動風潮之前,他自己並沒有相關的經驗研究,而是許多人多少信服他的理論觀點,並致力發展出可以印證或檢證其理論的經驗研究,以及相關的研究方法、測量工具等等。這也證成了林宗弘教授文章裡所提到的團隊合作。但用我自己比較偏好的措詞來說,應該是,縱向的傳承可能比橫向的跨領域連結還更加重要。 類似後人落實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努力,學生在理論上修正與細緻化老師所提出來的理論、或是將老師所提出來的理論應用到其經驗所不及的現象上,都有助於理論觀點與經驗事實的循環發展,進而可能以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成果,貢獻於國際學界。除了跨領域的橫向合作以外,強調縱向的傳承,也是降低林宗弘教授筆下「個人英雄主義」的方式之一,至少是與橫向連結同等重要。 【牛頓到愛因斯坦的典範轉移,所涉及的都是當時相關學界的核心議題】 如果我們不斷把優秀學生送出國外,而形成斷代式的研究發展模式,當然就只能靠每位學者自己來拓展自己的學術影響力。但哪個學派不是靠傳承而發揚光大的呢?無論如何,所謂團隊合作,也就意謂著分工(與合作),具體來說,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就台灣既有的學術生態來說,我認為如何促進雙方的對話是當前最關鍵的地方。 不可否認,就Kuhn所描述的歷史過程、新理論觀點的提出,也經常與經驗研究上所遭遇的困境有關,正如前面提到有關異常現象的導火線或前奏角色。例如,用地心說來構想與解釋水星逆行的路徑,總是有扞格之處,最後促成了某些學者開始考慮換一個角度來思考,這也就是典範轉移中的世界觀轉變。但在今日比過去更加細緻的學術分工、以及更績效主義的評鑑制度下,我認為分工加上對話合作,或是藉由傳承來讓理論觀點引導出經驗研究,同時以經驗研究來刺激理論觀點的發展,才是比較務實的。也容我以自己為例,我之所以不自量力地以師承葉啟政老師自許,追隨他學習至今、以及我在課堂與讀書會的教學研究工作,包括最近被大家注意到的PTT研究,即是以此為目標在耕耘著(但制度確實很重要,只要評鑑制度底下的判準繼續歧視本土博士,傳承必然是無以為繼)。 ◎Parsons的理論體系與社會學的典範 最後,讓我再舉Parsons與Merton為例來說明理論研究的意義。Parsons畢生致力於發展他所謂的理論體系來整合社會學、甚至整體人類知識的研究成果,因此,被稱為是鉅型理論。這理論體系並不是具體的、直接可以被經驗研究所檢證的經驗理論,而更像是一套概念架構。但直到今天,我們的社會學教科書中的章節安排,卻也還未脫離這套概念架構,並成為我們社會學界溝通對話的基礎。要不,大家可以拿著「社會化」這個概念,去跟其他學科的學者或是一般人溝通看看,就可以發現我們對這概念的定義與理解是多麼特定。 而Parsons也是藉由這套有自己專有名詞、對組成的概念有自己特殊定義的理論體系,來建立一個有別於經濟學的研究典範與學科。而這也是他思想中承自Weber的新康德學派色彩之展現,亦即,範疇(概念架構)決定了我們會看到什麼現象、看不到什麼。其實,這就是典範所內蘊的世界觀。用Parsons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理論不只陳述我們所知,也告訴我們,我們想要知道什麼。亦即,需要解答的問題。」實際上,把Parsons建構理論體系的工作跟新康德學派的思想、以及Kuhn的典範與典範轉移概念連結起來,並不是我的獨獲創見。Hamilton在詮釋與引介Parsons思想的小書中,就已經有類似說法。 相較於此,身為Parsons學生的Merton則不滿意Parsons的鉅型理論過於抽象空洞,他認為在經驗研究上的累積不夠之前,建構鉅型理論的時機就尚未成熟,所以提出「中程理論」的概念。我認為,經過這麼多年來,這仍是現下社會學主流的態度。不分國內國外、不論是社會學主流的哪個分支領域,所認可的理論都是中程理論。但或許我們也該不時檢視,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我們(台灣或全球的社會學)累積出什麼樣的典範?以及,其中又曾經發生過什麼樣的典範轉移嗎? 【Parsons說,鉅型理論跟中程理論,必須在相互的關係上得到各自的定位】 反觀,Parsons在回應這些從中程理論的角度對他的批評時,他的說法是,沒有鉅型理論來讓諸多中程理論與相應的經驗研究在相互的關係上得到各自的定位 (換句話說,就是分工與合作的架構),中程理論與相應經驗研究的累積與整合是不可能的(請記得,常態科學的階段,知識才是累積的)。用前面的措詞來說,就是連形成典範都不可能。我甚至要進一步主張,正如本文稍早引述Kuhn的話所顯示,在典範內進行研究是造成典範轉移的方法,所以,沒有以此理論體系為分工合作的基礎,甚至連典範轉移也是不可能的。 ◎以持續對話來促進學術發展 我從取得博士學位之前至今,也持續在進行經驗研究,指導的學生也大多以經驗研究取得學位,這個是社會學界目前的主流,不過或許我們可以從另外角度來思考理論研究與教學的地位,這確實是我前幾年以〈社會學理論與社會學本土化〉為題、討論相關議題的目的,也是這篇匆忙寫就的回應用意之一。此外,就是在國際化、英語授課(實為英語化、美國化)的發展趨勢下,再次重申本土學術傳承(而不只是新的、可用的肝)的重要性,並呼籲學界思考本土化與國際化之間的關係,必須至少是循環而不可偏廢的。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 , | 1 Comment

故事裡的社會學

張義東 /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 楔子 Wozu heute noch Soziologie? 此句德文為20年前,德國《時代周報》(Die Zeit)著名論戰後,結集出書的書名,或可譯為:「時至今日,社會學還有何用武之地呢?」由Dettling開火,說昔日19世紀,社會學出生於社會急遽變化之危機年代,以針貶改造為職志,顧盼一時風雲。惟時移事往,分化之社會分生出各樣理論、各式科別,百花齊放爭艷,社會學之念茲在茲,未必得由社會學擔綱負命,如此一來,社會學又有何用武之地呢?此語驚迸,何止吹皺一池,立時激起Kaesler、Dahrendorf、Mueller、Wagner、Schulz、Mayntz、Bourdieu等多位社會學家相繼出手回應。 【三十年前,德國社會學界在討論,為何我們還要繼續讀社會學呢?】 1. 說個故事吧 「兩個女人要選總統,一個男人說他絕對不選。後來一個女人不選了,那個男人說為了國家他宣佈參選2016年的總統。」 知道這是什麼故事嗎?滿座舉手。 你確定嗎? 舉了手的人心裡想的就是那三個人吧,也沒錯啦,但不只他們符合!故事再加兩句:「不選的女人要大家支持另一個女人」、「他們三個屬於同一個政黨」。傻眼!這回,符合的答案只剩下《紙牌屋》! 再來一個:「一個陌生人出現在上層社會人群中,受到眾人矚目。後來開始有人一個接一個身敗名裂,後來才知道,原來這個人是報仇來了!」 你猜得出《瑯琊榜》嗎?很好。還有呢?日劇《愛麗絲的復仇》、美劇《復仇》、韓劇《鯊魚》全都是,原始文本的新版動漫取名《巖窟王》,原典正是大家耳熟的《基督山恩仇記》,法國作家大仲馬名著。 回看當下,眼前《李世乭對決AlphaGo》剛剛落幕。此處以書名號標之,用意在於點出,關於此戰之記述,世人率皆以「故事」行之:去年首勝為前傳,賽前預測為序曲,五盤廝殺,局局跌宕扣人心弦,末了曲終人散,餘音嫋嫋。待得細細品味,卻見正是全球媒體的報導與互動文本,合力寫了好一齣大戲。 把人生看成戲,現實成了一篇篇的故事。 對面相看,則是故事構築、引導、啟發了我們的生活或者對生活的想像。 30年前港產英雄片為黑社會規定了制式墨鏡黑大衣;2015年,《未生》裡沒法成為如李世乭一般職業棋士的菜鳥,催生了韓國(令勞工依然難以滿意)的「張克萊法」;2014年,則有英國工會領袖警告:”We are heading for a Downton Abbey-style society”。 那是《唐頓莊園》,帝國回眸上世紀初《長日將盡》的年代,驚豔全球影視觀眾的6季佳作。以此喻之,自然盼的是聽眾能與心領同感。 回到人機對決。主角之一的AlphaGo無法領略的不只是圍棋之美,還有這齣大戲的故事之美。(類)神經網絡爬步般模仿人類的直覺與學習,偏偏速度上程式月餘等於肉身千年,吾輩有以區隔者,乃是在於它無情緒、無審美、無目的等等(另一種「三無」?)。接下來,核心的對決場景之外,世間的互文機制於焉啟動,眾湧紛至。《終結者》系列裡的「天網」曝光最盛,但其實《駭客任務》之虛實、《A.I.》之情感與愛、《夏日大作戰》之無目的、純為遊戲,《別讓我走》之藝術創作以證靈魂,《雲端情人》的終歸是殊途以棄,以及《太和計畫》裡為求活命而欲挑起美中核戰的神經網絡(名為「太和」,至高無上的和諧)等等,都比版本三變卻依然單純的天網更合適來此好好互文一番。 社會學眼裡的故事,不會停留在這一片炫目繁燦,它們是很有(旨)趣的起點,但不是終點。 I. 故事、文本、敘事、符號 李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79年提出Grand Narrative,以後設之觀照,直稱人文社會科學諸般鉅型理論,所陳者不外關乎現代社會、現代性等等主題之種種版本的大型敘事。反身地後設地看待自己所倚仗用以拆組人世紛紛的理論,其實它本身也就是某種巨大巍峨的,故事。 70年代的批判理論在李歐塔眼中約莫是此脈之末裔,80年代後現代反其道而行,敘事眾聲喧嘩了起來,90年代全球化興起,現代鉅型復興與後現代游牧浮根之間,繼續交纏難解。社會學的發展愈形多樣,理論與實踐也繽紛多姿。 風華多姿的敘事,不只存在於書寫與攝製的文字影像等等呈顯的媒體之上,也存在於社會學的日常實踐之中。社會學構築了許多關於個體、集體、行動、意義、因果、作用等等的解釋。在簡單的若p則q之外,我們使用著符號(主要是語言)描繪與說明著這個生活世界,建構出可以辨識為此科此域,但是其實又分殊萬端的風格與類型,成就了所謂的「社會學的解釋」這樣的文本。 所以,運用符號構築文本的不只包括了文學、電影等等各式各樣的構成,也包括社會學以及其他社會科學分支與人文學科的表現(expression)。姑且以社會學角度觀之,符號扮演的社會角色或者具備的社會功能是「指向」(orientation),使人有以感知、有以依循、有以想像、有以模塑。有名的例子包括韋伯相對於馬克思(提供了煤),提出理念作為「轉轍器」這樣的比喻。伊里亞斯則是回到對面:十字軍當然是宗教力量驅使,但依循它「指出該去的方向」而動起來的那個整個社會的力量、過程與構造(回到了煤與煤的生產關係等等整個的社會過程),絕非單是宗教所致。 … Continue reading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 1 Comment

「年級生」的說法有意義嗎?從社會學的Cohort分析談起

翁志遠 /輔仁大學社會系 2016年的總統暨國會改選在農曆年前順利落幕,相較於不太令人意外的結果,從去年底一路延燒到今年初的激烈競選過程反而更讓人回味無窮,包括國民黨陣前撤換通過黨內初選獲得提名的總統參選人、首位搖滾歌手參選國會議員並以演唱會取代造勢晚會獲得國內外媒體關注、「黃安之亂」所引發對於選情的影響不亞於「兩顆子彈」威力的「周子瑜道歉事件」等等,無不讓人津津樂道,以上種種相信都會在台灣民主的歷史進程中被記上一筆。 這裡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國民黨在投票日前兩週推出「五年級生」的競選廣告,傳播速率更是驚人,6小時內超過36萬人次的瀏覽,但拉抬選情的功效卻啟人疑竇,評價更是正反兩極。例如,負責製作廣告的工商建設研究會表示這只不過是「我們企業界中生代講真話」;但有更多的意見指出這個廣告「策略清楚卻低估選民智慧」、「把國民黨的潰敗推給民進黨與公民運動者」、甚至有「世代的操弄、煽動及分化」之嫌。最後,跳脫選舉勝敗的立場,有人表示世代問題的解決必須依靠合作,並給予不同價值觀「同情的理解」。 【總統大選前,國民黨的五年級生廣告,引起很大爭議】 不過,也有人大聲疾呼,用年級去概括一群完全不相干的人這種做法應該適可而止,例如胡晴舫說:「不加思索任意重複不正確的刻板印象,不但懶惰,而且粗暴,徹底否定一個人的主體性」;「年級學的流行不衰,反映了台灣看似追求自由多元,其實內在控制每一個體,因為年級學否定個體的特殊性,不相信獨立精神,不認為一個人能夠(或應該)獨立於自己的時代之外,獨立於自己的出身之外,獨立於自己的性別之外。年級學意在窄化一個人的存在。」 對於世代間的關係以合作取代對峙的強調,相信沒有人會反對;然而,以出生時間為基礎的「年級學」是否真的毫無可取之處?本文將試圖以社會科學的觀點加入討論。 ◎台灣的「世代戰爭」? 以出生的時間點來解釋社會變遷如何造就出不同的生命機會(life chances)或生活困境(1),國民黨的「五年級生」廣告絕非首例。不同於「五年級生」廣告裡所表達的受害者立場,稍早之前,作家劉克襄卻以「像我這樣四年級的人」為題發文,直言三、四年級台灣人在年輕的養成過程裡,享受最多資源,卻也對生態環境剝奪最烈,正是這種既得利益者的自私心態拖垮台灣,並放任其苦果由下一代概括承受。「我們的下一代,正面臨台灣最貧苦最沒機會的時候。這樣的環境不是他們造成的,而是我們過度短視,著眼於近利,造成這等困境。…孩子們會有現今的茫然,三四年級的人,其實必須承受最大責任。」(劉克襄 2015) 劉文一出,蘇瑋璇則以「像我這樣七年級的人」呼應,痛陳三、四年級的有房階級一味抵制社會住宅、枉顧居住正義之餘,卻還期待七、八年級扛起搖搖欲墜的勞健保等社會福利制度。最後,姜洋表示,「六年級的我也有話要說」,在他看來,七年級可能算不上是最慘的,至少他們還有勇氣發聲;相較之下,低調的五、六年級多已進入中年,不但和青年住宅、居住正義沾不上邊,還得同時面對上、下兩代壓力的「夾殺」,成為名符其實的「三明治世代」(sandwich generation)。 姑且先不急著論斷誰慘過誰、誰又佔誰便宜,但由以上的公共討論不難看出,「年級學」在台灣社會裡紮根已深,不僅是人盡皆知的常識(2),更早就滲透到日常生活的各個面向。例如,除了有媒體副刊以「我們這一代:五年級作家」為主題回顧一段特別的文青歲月,「五年級同學會」與「五年級青春紀念冊」更是從網路寫作紅到出版了實體書。針對六、七年級所進行的調查則指出,不像五年級汲汲營營於工作升遷與自我進修,六年級更重視生活品味、精明消費,在職場表現的評價上,卻呈現兩極;另一方面,七年級被稱為「最孤獨的世代」,因為他們對工作的追求不為溫飽,更在意實踐自己的夢想。最近,則輪到八年級開始緬懷自己的青春年華,活脫脫就是一部近代網路科技推陳出新的成果展。當然,也有某些經驗為跨年級所共享,像是蟯蟲檢查與尿液檢查,從六年級到九年級的童年中都佔有一席之地。這樣看來,以「年級」劃分人群的思考方式並非毫無意義。相反地,若想更適當地理解個人的生命軌跡,「年級」事實上提供了一個極具參考價值的情境脈絡(context)。但是,為什麼光是出生時間接近就足以構成人群分類的基礎呢?這就必須談到社會科學中的“cohort”這個概念(常常和“generation”交替使用)。 ◎歐美的「年級學」 “If you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enerations, it helps you understand yourself better because you understand the context in which your life has unfolded. You … Continue reading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 1 Comment

社會學有何用?政大社會系2013畢業典禮熱情Nice致詞

陳宗文 /政大社會系

Posted in 社會學是什麼, paper | Tagged , | 5 Comments

社會學如何觀看生命歷程:年齡、歷史與世代

陳易甫 /台北大學社會系

Posted in 社會學是什麼, paper | Tagged , , , , , | 6 Comments

青年Bourdieu的阿爾及利亞之旅(一):戰地田野、攝影之眼與後殖民社會學

邱炫元 /政治大學社會系 “我對(1960年代)社會學場域的感知,多半要歸功於我的社會與學術軌跡,將我引領到那裏,並強而有力地使我凸顯出來。尤其是,在阿爾及利亞那邊艱困的解放戰爭中所獲致的民族學的經驗,已經使我和學院經驗決裂,讓我更傾向於帶著一種較具批判意識的社會學和社會學家的視野—(這也是)一種哲學家的視野,但經由民族學家的經歷被淬鍊而出…”。Pierre Bourdieu (2004:416) 在我還是碩士生的1990年代初期,台灣似乎對於法國社會學大師Pierre Bourdieu已經逐漸產生興趣與討論。我印象中還記得,大家生澀地、似懂非懂地在討論課上讀著Distinction,課堂上還有人抱怨:Bourdieu的理論語言之抽象艱澀,不正是他所批評的駕馭文化與象徵資本來區辨(distinct)它者之「秀異」(distinction)嗎? 【台灣讀者最熟悉的Bourdieu作品,應該是秀異這本書了】 我後來到歐洲唸現代伊斯蘭研究,對北非穆斯林社會的研究文獻,有越來越多的接觸,再去看Bourdieu的阿爾及利亞研究,不正也是某種穆斯林社會的調查?才猛然意識到,自己在台灣學生階段所接觸的Bourdieu,已經是他後來進入社會學階段的學術生涯,那是他對於法國社會、尤其是都會巴黎更為細緻和理論性的研究,而一般台灣社會學界對Bourdieu早年在阿爾及利亞的田野調查工作,似乎不太理解。據我所了解,一部份的原因,是出自於裡面有眾多阿爾及利亞的田野資料分析,而且仍帶著濃厚的法國結構主義人類學之分析色彩,二方面則是Bourdieu這時期的許多作品並未完全被英譯。在Bourdieu過世後的幾年,西方學界似乎興起了「考古」青年Bourdieu,希望瞭解他在阿爾及利亞的田野調查工作對後來理論、學術與政治志業的影響。 ◎Bourdieu到阿爾及利亞服役、調查和教學 自高等師範學院畢業後的25歲青年Bourdieu,並不像他的同學挑軟柿子直接進預官學校受訓,據他的自傳所言,因為其他法國菁英專業法商學院的畢業生都會選擇這樣做,但他不願與這些他認為跟自己格格不入的菁英們沆瀣一氣,而是選擇直接到駐海外殖民地的軍事基地服役,這樣才能跟真正基層的法國士兵有更多相處的經驗。 1955年10月Bourdieu第一次踏上北非阿爾及利亞的土地,他被派駐在當地距離首府阿耳及爾150公里處Chellif山谷的法國空軍基地。這個類似心輔單位的地勤文職工作,專門徵召像他這樣自高等師範學院畢業的服役者。1957年結束兵役,在1958年他接受阿爾及爾大學(University of Algiers)的聘約,到1961年,在當地一面教授哲學與社會學,課暇之餘則和阿爾及利亞的學生與友人進行田野調查工作。 在Bourdieu服役和教學的這段期間,正是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開打最猛烈的時期。法國雖然在二次大戰期間,飽受納粹德國政權的準殖民蹂躪,但卻弔詭地自1950年代開始,在北非和東南亞的中南半島,想要維繫法蘭西共和國風中殘燭般的海外殖民事業。這個二戰後的法國殖民政策正當性,嚴酷地挑戰遠在巴黎大都會核心的知識份子,右翼的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者不說,許多號稱解放先進的左翼,在面對殖民遺緒的糾結,仍然深陷於其中,而無法走出法蘭西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泥沼。 【二戰後法國還妄想回去殖民中南半島,在1954年的奠邊府戰役遭遇羞辱性的慘敗】 Bourdieu在服役期間,利用職務之便大量閱讀殖民政府圖書館中收藏的圖書與檔案。自1958年起他結合當地殖民地調查機構的協助,進行統計(家戶調查)、田野調查、深度訪談和攝影等多面向的方法收集資料。當時的阿爾及利亞殖民地人類學,往往無視於法國強迫阿爾及利亞農民遷徙以及戰爭對於傳統社會與經濟的破壞,而仍然停留在從文化適應的角度來探討當地社會,不願將研究的視角轉向考察殖民政策對於當地社會的干預,而老是想將問題意識放在發掘阿拉伯或柏柏本土社會自身發展的限制。因此,Bourdieu在研究的初期,便決意要和這種文化取向的研究分道揚鑣。過沒多久,他就在研究中發現,阿爾及利亞的社會、經濟與文化的發展困境並不是單單他們內部自發性的問題,而是法國的殖民政策所帶來的破壞性壓迫與宰制的後果。由於Bourdieu的學術書寫所呈現出來的反殖民立場,沒多久就被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右翼勢力給盯上,甚至被放入暗殺名單當中,因而在1961年5月,受到殖民當局高層的迫令而離開,回到巴黎擔任雷蒙阿宏為他安排的研究助理職務。 ◎從哲學家轉變為社會學家:紓尊絳貴法與攝影做為社會學研究技藝 親眼目睹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殖民垂亡前最後一搏之慘烈,以及瀕臨戰爭死亡威脅的切身體驗,以及殖民政府、右翼分子和阿爾及利亞大學的學院政治,這些田野的調查的、學院知識與政治的對壘體驗,都磨練著Bourdieu年輕、敏銳但已深具批判視野的心性,讓他從單純要成為哲學教師的師培訓練,奠下日後成為一代社會學大師的基礎。 有趣的是,在1961年Bourdieu被迫返回法國,他藉由這個空檔回到他國南部的老家做田野調查。這種對比的田野經驗,已經在操作一種有趣的多場址田野方法,並藉由阿爾及利亞和家鄉的田調經驗—疏遠他異的以及親密熟悉的文化經驗,相互比較並揉合成他在The Logic of Practice中的理論性分析。這種研究遙遠它者與熟悉自我的對比,同時也涉入多重的客觀性與反身性的相互指涉。以致最後他提出一種「參與性的對象化」的田野方法(participant objectivation) (Bourdieu 2003),認為研究者應當用同樣將被研究者對象化的田野方法施加在研究者自我,考察研究者自我的出身軌跡及所處的社會地位,紓尊絳貴地來取得自身和研究對象的同等處境,透過自我社會析離的歷程,來加強對於研究對象的感同身受。 【Bourdieu在阿爾及利亞拍的照片,部份已經出版成書】 在Bourdieu阿爾及利亞調查期間,他使用照相機拍攝幾千張照片,這些照片(已經因為Bourdieu搬遷而遺失甚多)在2003年經由奧地利的攝影檔案館收藏,並整理出版為一本興味盎然的「拍攝阿爾及利亞」(Picturing Algeria, 2003/2012),並摘錄搭配他不同作品的文字來做照片說明,這些照片栩栩如生地記錄青年Bourdieu的田野點滴。 據Loïc Wacquant(2004, 400-403)所言,Bourdieu的攝影對他的田野工作有三種重要意義:1. Bourdieu大量拍照的一部分原因,是因為當時田野工作的戰爭與緊急狀況,常常不容許他有時間可以優閒地做田野筆記或日誌,而影像便成為他的另類簡易田野日誌,記錄下他的日常行程與見聞。2.對於人物與景象地捕捉,讓他需要具備一種敏銳的社會學凝視,學習更全觀性地體會眼前所見人事物的社會處境。3.戰爭的悲慘處境,經常使現場研究者嚴重地受到各種悲傷激憤情緒的渲染,拍攝的作為提醒他自己要保持一種學術探索的客觀距離。 (繼續看第二集~)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 , , , | 1 Comment

缺角的台灣社會學研究:身心障礙研究

王國羽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幾年前,我在台灣社會學年會發表了一篇【缺了一角的台灣社會學研究】,幾年過去了,台灣社會學領域與學群當中,雖然逐漸形成障礙研究的社群,但是仍然處於邊緣的學術位置。最近一位中國大陸來訪的學者,問我為何學界對障礙研究的興趣總是排在最後或不容易引起注意呢?這個問題讓我想了一些時日。這個問題的答案,我無法立刻回答,但是我可以由本身經驗談起,討論我觀察到台灣社會發展的一些現象。 【此人行道停滿機車,到底是社會造成障礙者有障礙,還是障礙者本身有障礙?】 社會學理論可以套用在特殊的障礙研究領域嗎? 首先,廣泛來說,學術題目與領域的選擇,大多數仍是各自學者的自我決定,很難有個標準或依據的,每個人在選擇不同的領域做研究時,每個人的動機、興趣、經驗與理由各不相同。大多數的人,除非本身有障礙經驗,像我本人,或曾經接觸過障礙者,或自己的親人有障礙者,或是曾經與障礙者互動與接觸過,很少人會主動、熱情、全心全意地、毫無悔意的投入這個領域的研究,因為這個領域要研究的經驗是【少眾】、【不同】、與【特殊】的身心理經驗與過程。 社會學的訓練,讓我們對社會現象的觀察與解釋,會以趨勢、型態、類型等作分析與論述的基礎,面對比較少量的經驗時,例如像障礙這個經驗時,就會有點不知如何入手的狀態。過去的社會學家,往往會在他的主要訓練領域中,針對障礙現象提出解釋,我想最有名的例子應該屬於美國的社會學家Saad Nagi,他運用角色理論的概念解釋為何障礙者的【限制】會產生。他的解釋很簡單,因為障礙者的各種身心理條件,讓他們在人生不同階段的社會過程中,無法完全滿足社會對他們的角色期待。 【Saad Nagi開啓了西方的障礙者研究,但是這種大理論適合套用嗎?】 不過這種針對一般大眾社會型態的理論描述,如果運用到障礙族群時,這些大理論是否可以說得通呢?如果可以說得通,那麼對一般社會的理解應可推及障礙人口,如果說不通,那麼究竟我們期待社會能做那些解釋與分析呢?也就是說,如果選擇障礙作為研究主題,這個主題與其他的主題之間,究竟有多不同,究竟差異有多大呢? 當學者選擇了一個看似小眾的題目,面對的就是學界大眾的挑戰,因為現實的問題是沒有人可以審查你的著作或論文。審查或評論你論文的人,往往由大眾學術的大理論解釋或分析,不容易看見這其中細緻的差異。累積知識與學群的過程就需要比較長的時間,在講究速度與時間的學術環境中,自然而然的研究人力投入的會比較少,受到注意的時間也比較晚,這也解釋為何總是少了一點力量,少了一些聲音與少了一個研究群體的部份理由。 障礙者要的不是氾濫的愛心,而是對人的基本尊重 前述Nagi對障礙經驗的解釋,雖然仍然有道理,但是今天的社會現實與狀態卻與五十幾年前差很多。換句話說,他提出對社會現象的解釋,是在他原有的社會學訓練下,產生對障礙經驗的理解與分析。他的貢獻就在於提出障礙者與社會期待之間的差距,這種差距,我們都可以在不同時空中的各種文學作品、劇作、詩集等看到。只是很不幸的,這些描述往往都是負面、悲慘、可憐、淒苦的社會生活經驗。因此,障礙者或對障礙者的社會理解,就陷入這種刻板的印象中。 當學者選擇障礙研究這個領域時,他也同時選擇社會對他要研究對象的社會印象。當我們說自己的研究對象與群體是老人家時,人們會與你分享老人多麼的對社會有貢獻與值得投入研究,你對一個陌生人或不熟悉的人說你研究的團體與對象是障礙者時,人們第一個印象是你很有愛心,這種社會中對障礙者採取慈善態度的回應,往往讓我抓狂,我也很少有機會解釋,研究對象與我之間不必然的連接,障礙者要的不是氾濫的愛心,而是對人的基本尊重。尊重他做為一個人的基本尊嚴與人權。 【探討身障者跟照顧者關係的法國電影「逆轉人生」, 當黑人看護德里斯對待殘障的億萬富翁菲利普如一般人時,兩人才得以發展平等關係】 例如,我們今天搭乘的各種交通運輸工具,在設計或推出時,社會並沒有期待障礙者會搭乘,反而當時可以乘坐這些昂貴的交通工具的人,都是社會中有相當地位的階級,火車離月台搭乘的地方有點距離,剛好是展現僕人們協助主人上下車的場域,或展現這些交通工具的稀少與昂貴的氣質。 但是今日的社會,人們活得比較長,各種不同健康狀態者,都會需要用到各種交通工具到處走,這些工具的設計,往往需要遷就所有人的使用,愈普遍、愈多數人搭乘愈好,因此車輛的門檻與月台的距離需要是無接縫,以往那種需要大步跨上車廂的設計,就顯得落後與不親民。前兩天,報紙刊登台北捷運的忠孝站,因為轉乘的人數眾多,當初設計的電梯已經不敷電動輪椅通勤族的使用,這與一百多年前對照,是差距甚大的社會事實。我們看到社會進步,進步的解釋是大眾交通工具的設計與運用需要以大多數的人交通與移動的需求滿足為主,不再只是社會中少數階級的交通工具。進步的同時,我們也看到設計者,對障礙者使用人數的低估,造成電動輪椅使用者需要花更長的時間排隊使用電梯,以利垂直的移動。 【新加坡機場轉機,輪椅使用者陪伴者可以借用輪椅四處逛逛】 社會進步的衡量,不在只看一般人得到那些便利的設施,而是看這些設施造福與方便了那些原先我們在設計時想像不到的人口群。 障礙研究缺角的學術制度因素 前面討論的是為何障礙研究群體人數比較稀少,以及研究障礙領域的學者可能會遇到的困境。接著我想提出的是整個結構上的限制,最近十幾年,學術界開始引進管理主義的概念,評估老師的績效,發表國際期刊論文成為許多人的捷徑。就障礙這個領域來說,整個西方過去五六十年的主要研究典範是去機構化的運動與障礙者的權利運動。在西方國家的想像中,台灣應該屬於機構化服務的國家,因此我們的論文與論述需要在它們對東方國家的想像中,分析資料與討論。 但是西方國家機構化收容的歷史與他們過去幾百年的歷史與文化上的對基本人權啟蒙與發展有關,極具關鍵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維,加上個人自由主義的發展,障礙者在過去將近兩百年的西方歷史中,是被歸類為次級的群體,需要與一般社會人口隔離,機構化的大型居住方式被認為是最佳的選擇,是一種對障礙者與一般社會大眾都好的社會生活安排。但是台灣的歷史中,未曾發生那種大型機構化隔離生活與經驗。外國的論文審查者與評論者,都期待在看到我們的文章時,作者能提出對機構化生活的評價。問題是當我們的經驗中沒有這些西方審查人的經驗時,應該怎麼辦?換句話說,要在國外期刊發表,我們需要某種程度迎合國外編輯對台灣機構化收容的想像與期待,這種問題,也讓國內的研究要在國外期刊發表,並不容易達成。 障礙研究,探討的往往是一種不同身體經驗的社會互動過程,這個過程與結果可能是不愉快與不好的,例如當我們用盡所有的資源幫助重度障礙者能有尊嚴的獲得服務,但是結果也許是我們不願意見到,例如半夜抽搐導致死亡。障礙者的身體衰弱的本質,往往造成結果是悲傷的。由於不是每個人都具有最接近障礙者的經驗,因此也侷限了人們對這個領域的好奇與投入。 社會歧視對於障礙研究的阻礙 我想作為一個障礙者,在今日的台灣,最困難的不是投入這個領域研究人力過少,而是要面對社會一般大眾對障礙者所投射的眼光。我曾經試驗過,在我要抱怨一個餐廳的東西不好吃或服務時,有時會遇到一種奇怪的反應,服務者並沒有說甚麼,但是他的眼光告訴你,你抱怨甚麼,或你懂嗎?那種因為你的外表或行動不便,讓他覺得你一定欠缺經驗的眼光,也就是一般認為障礙者能力不足的偏見。那是最難令人忍受的社會態度與事實。可是,當社會將障礙者與某種社會過於氾濫的愛心與悲情綁在一起時,我實在無法澄清,我要的不多,其實就是一種人的尊重與理解。在那些時刻,我可以深刻的同理國外障礙研究學者所描述的社會態度、偏見與歧視。更多時候,我只能笑笑不回應。 因此,障礙研究在台灣面對的場域,除了是要面對那種具某種程度現代化的方便設施外,例如高鐵的服務,更多時候是出了高鐵站以後的社會現實,物理性的交通問題外,你還要解決人們心中對障礙者的社會烙印與態度偏見。那是一種差距甚大的社會現象與事實,研究者需要在這種隙縫中找出解釋與理由。這是一種混合多樣社會現狀的角度與光譜,在極度現代化的設施與極溫情的對障礙者採取慈善態度對待之間,我們都可以在台灣的社會中看到。 【澳大利亞布里斯班的摩天輪,輪椅可以直接上去,因此可以看到所有的風景】 為何障礙研究總是最後受到社會與學術學群的注意,我其實沒有答案,就台灣過去的發展來看,那是一種結合社會現實與學術社群兩者的交互結果,障礙者作為社會中的一份子,我們具有不一樣的身心理經驗,我們面對這個兼具現代社會方便設施的外部環境,但是內部對障礙者大多數仍帶有傳統慈善悲情態度的人們,障礙研究被歸類為邊緣學術領域的命運是可以想見的,值得安慰的是我們下一代的學生們,他們整個成長過程,因為有各種不同的機會,在車站、學校、公共場所或家庭中,有過與障礙者的互動與生活經驗,希望未來的偏見與歧視會降低一點,讓這個領域成為可以吸引學者投入的領域,不再侷限於具有障礙經驗者的少數人,或家人有障礙者的學者等。 說到底,障礙研究的歷史不長,至少在台灣是這樣,大約將近三十年左右,大部分的論述與模型都不可避免地由瞭解與移植西方的論述開始,將近三十幾年的發展,現在應該是將研究場域與論述放回台灣社會與發展出不同的解釋觀點的時候了。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 , , | 4 Comments

你的寫作風格是「凡骨還是廢物」?

龔宜君 /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Derek Freedman(1983)在Margaret Mead過世後,出版了《米德與蕯摩亞:一項人類學迷思的建造與拆解》,照Clifford與Marcus的說法,Freedman對米德作了十分激烈的批評,說她的著作《蕯摩亞的成年》這本書是漫畫,米德故作天真,研究無效等;這場爭論是許多研究方法書籍的主題。他們兩位有關再現蕯摩亞「真相」的爭議,可以從他們研究的時間、對象與學術典範的不同來討論。 【米德寫完薩摩亞調查後的半世紀,Freeman跳出來批評她是在寫小說】 寫作的語言跟風格,不是中性的媒介 但我比較有興趣的是,他們寫作風格的差異,Paula Saukko提到米德的書具有印象派風格,像浪漫的旅行紀錄片:「曙光開始降落在棕色、輕軟的屋頂,細長的棕櫚樹挺立著,襯托出明鏡般透徹而閃爍的海面,這時,棕櫚樹下或海灘上獨木舟影子下幽會的戀人們...」(李延輝譯)。而Freedman的寫作風格,則是科學實在論的報導方式,像是警方紀錄或法庭案作:「1959年六月的某個週日,17歲的Tautalafua發現他18歲的表姐那天晚上9點左右和Vave坐在麵包樹下...」。藉由米德與Freedman寫作風格的對照,Paula Saukko意圖提醒我們,寫作的風格/語言不是透明中性的媒介,而是訊息的一部份。 【左邊的自然風,還是右邊的科學風,哪種寫作策略比較好?】 我們知道社會科學的學門中,研究方法、社會科學方法論向來都是必修課,這些課程教導我們在不同的學術典範下如何進行資料的搜集、分析資料與因果證成。而這些研究方法與方法論教導我們在分析資料與因果證成時,所需要的是概念的論證與精煉,而不是文學美學的再現。但我們也知道,就像Marcus提到的,社會科學相當程度來說,是依靠寫作、文學性的描述來進行研究的學科,必須透過語言/寫作來展示情節、論證與意識型態意涵;但我們要用何種寫作風格來調和這三者呢?教授為什麼沒有告訴我!或許有些系所會開設「論文寫作」的課程;但看來看去應該不是和寫作風格相關?問題是,誰可以教授這樣的課程呢? 從社會科學的經典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寫作風格,的確可以引發不同的閱讀能量,召喚出不同的閱讀主體。Marcus在「人文科學的表述危機」一文中,提到了幾種寫作的風格,反諷、浪漫式、悲劇和喜劇。 馬克思的辛辣反諷寫作風格 如果以反諷(irony)的寫作風格來看,這是一種自我意識很強的寫作風格,描寫/評論現實的同時也進行了「反諷」,讓我馬上聯想到的是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霧月十八日〉的寫作風格。恩格斯1885年為〈霧月十八日〉寫的第三版序言就提到,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馬克思寫出一篇簡練的諷刺作品。 在文章的一開始,馬克思寫道:「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魔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當人們好像剛好在忙於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並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為他們效勞,借用它們的名字、戰鬥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的一幕。」 【圖中文字寫著:你好!我又來了!諷刺漫畫中的馬克思!】 文章的結尾時又寫道到:「歷史傳統在法國農民中間造成了一種迷信,以為一個名叫拿破崙的人將會把一切美好的東西送還他們。於是就出現了一個人來冒充這個人,只是因為他取名為拿破崙。經過20年的流浪生活和許多荒唐冒險行徑之後,預言終於實現了,這個人成了法國人的皇帝。」 馬克思以諷刺的手法,批判了1848年的革命,在革命之後的過程中讓路易·波拿巴,一個平庸而可笑的人物,在歷史上扮演了英雄的角色;讓讀者看到一場嚴肅的革命倒像是演了一場鬧劇似的。而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的最後一段話,也相當經典:「共產黨人認為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是可鄙的。他們公開宣佈: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那些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顫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頸上的鎖鏈,他們所能獲得的卻是整個世界。」我不知道這算不算是反諷式的寫作風格,但經由這樣的語言傳達了現世與理想世界的衝突,是可能召喚出無數的革命主體。目前,我們誰是以這樣反諷的寫作風格來再現我們的研究成果呢?如果要以這種風格寫作需要什麼樣的訓練或能力呢? 浪漫寫作風格的人類學家Geertz 而浪漫式的寫作,似乎較常見於人類學者的風格,Geertz在峇里島的鬥雞一文中的寫作風格,採用了浪漫式的論調,來描繪峇里島男人以雄雞表現出自戀男性的自我性,如他寫道「他們在雄雞身上花大量的時間,修飾它們,餵養它們,談論它們,或者就是以一種迷般的讚美和夢幻式的自我專注的眼光凝視它們」。而當男人的鬥雞戰敗中場休息時,他「一直發瘋的為那隻雞忙著,...他向雞的嘴裡吹氣,把整個雞頭放在自己的嘴裡吸氣和哈氣,給它的傷處敷各種藥物,他會做所能想到的任何事情,以激發起或許藏在雞體內什麼地方的最後一點鬥志」。 【巴厘島的鬥雞大會】 http://big5.ifeng.com/gate/big5/ybdqc.blog.ifeng.com/article/17946679.html 經由Geertz生動的寫作所促成的移情作用,讓讀者似能身臨其境。最近我正在撰寫有關爪哇來台移工家鄉的政經與社會脈絡,寫到西方的綠色革命與現代化在傳統爪哇農村社會所造成的影響,Geertz的一句印象風格的描述,可能比我論證半天,更能感受到爪哇農民的無奈;他是這樣描寫爪哇的:「土地短缺、工作稀少,...生命遠景暗淡無光;在這種躁亂的膠著狀態中,不由令人想到─外借來的現代性碎片與疲憊不堪的傳統遺蹟的一種詭異的混合,塑成了這地方的性格」(楊德睿譯)。 人生悲喜劇的寫作:越悲劇就越美麗? 關於喜劇的寫作風格,Marcus提到了涂爾幹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描寫出節慶和儀式場合中,人們進入集體興奮狀態的那種狂歡場景,在他的寫作中可以看到當下的喜悅、歡樂和和諧,而競爭者在此場合中,也會暫時融合對立衝突的局面。 而有關悲劇的寫作風格,我直覺可以聯想到的是有關底層/從屬階級的文獻;例如,從屬者能發言嗎?這類型的文章。這類型的寫作一方面展現了底層階級的能動性;但另一方面又寫出了他們面對結構力量的限制。就像Tamara Jacka在描寫北京大批的農村移動女性所面臨的困境時指出,「任何一種她們可以選擇的主體位置,對她們來說都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很不合意。這就是被邊緣化和處在社會政治秩序底層的真正含義。」 許多學者在談到再現底層階級形象時,都會提到周蕾,她提醒作者們再現的手法,有時是會物化並再生產了底層階級的從屬性。周蕾就曾指出,在某種意義上,許多對底層階級的再現與色情寫作共享一個主要的特點,就是它同樣依賴於對「他者」作為一種奇觀的客觀化。如果色情作品的興奮點可以描述為類似於「愈下流愈好」(the dirtier, the better)的話,那麼對底層階級的再現的興奮點或許可以描述為類似於「被社會剝削的愈徹底愈好」(the more socially deprived, the better)。也就是說,這樣的寫作風格形塑出某種視覺體制(regimes of visuality),將底層階級變成展示品,其再現邏輯是底層階級愈無助,其「美學」價值反而愈高。這無疑是一種暴力化的過程,也是底層階級被引入公眾視野的方式。 【把娼妓描寫得越悲慘,就越有正當性嗎? 】 … Continue reading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 , , , , , , | 8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