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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世大運原住民選手那麼厲害?揭開種族基因論點的迷思

蔡友月/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台灣舉辦的世大運在充滿原住民圖騰的舞蹈展演中圓滿落幕,這次原住民選手在世大運得牌數更創下空前佳績,在90面總獎牌中有11面由阿美、泰雅、卑南與排灣的原住民運動選手獲得,包括滑溜冰的宋青楊、陳彥成、高茂傑、洪萬庭,舉重的郭婞淳,跆拳道的李晟綱、蘇佳恩,田徑的楊俊瀚、陳傑。原視、TVBS與各大報紙分別以「世大運原住民選手成績佳 米田堡血型引話題」、 「米田堡血型呼吸代謝快 原住民體能具優勢」「為何世大運原住民選手超強?」「專家發現阿美族血統有全球第一的”先天優勢”」為專題報導。 打開台灣歷屆奧運原住民奪牌的選手,從1960年羅馬奧運十項全能銀牌——出身阿美族馬蘭部落的「亞洲鐵人」楊傳廣, 1992年巴塞隆納奧運棒球銀牌——阿美族的黃忠義,1992年巴塞隆納奧運棒球銀牌——阿美族的王光熙,2012年倫敦奧運跆拳道女子銅牌——阿美族的曾櫟騁,2016年里約奧運會舉重女子銅牌——阿美族與布農族的郭婞淳,以及現在日本職棒巨人隊的阿美族好手陽岱鋼等,這些國際上揚名的傑出運動員,都具有台灣原住民的族群身份血統,其中又以阿美族居多,原住民具有運動基因的論述又再度浮現。 不同種族的人在智力或是體能上的不同表現,是生理上的差別,還是受到社會環境所形塑?他們透過不同社會、政治與歷史過程形成了今日的差異,還是被先天基因決定的結果?原住民傑出的運動表現,是特殊基因造成的先天優勢,還是後天環境養成的結果?1980年代之後隨著基因科技的蓬勃發展,這股科學知識與衍生的討論方興未艾,使得「先天vs.環境」的古老論戰再度捲土重來。新一波基因科技革命性的發展,也讓這樣的論辯更加棘手。透過世大運中再度浮現的「原住民運動基因」論述,可以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發呢? 【TVBS為「米田堡血型」做的專題影片之截圖。】 圖片來源:TVBS,https://goo.gl/b5AVJV ◎全球生物醫學化的發展:人群差異的基因開始受到重視 2000年人類基因圖譜初步定序完成後,當時該計畫強調種族不具有任何基因基礎。因為該計畫發現人類作為一個物種,有99.9%的基因是相同的,僅有 0.1%的差異。不過之後短短幾年,相關發展卻觸動另一個不同的發展方向,研究差異基因(genetics of difference)的科學研究快速增加,科學家關注的重點由強調人類的共同性,轉向追求那0.1%的差異,企圖在0.1%的人類基因差異上加以比較。因此,越來越多頂尖科學期刊,如:Nature、Science 開始透過科學研究提出證據,宣稱不同種族的人具有生物差異的基因標誌。這類科學研究認為關注人群分類的差異基因,強調以種族/族群為中介變項,是未來建立個人化或精準醫療的重要成果。特別是當代生物醫學強勢發展下,世界各地原住民被認為因為過去環境的隔離,擁有較純的遺傳組成,原住民基因獨特的標記逐漸成為世界科學家高度關切的焦點。 當人群差異的基因開始受到科學研究的重視,全球生物醫學影響的脈絡下,也形塑台灣的科學發展方向。一方面,九0年代台灣基因研究在國家支持下開始蓬勃發展,政府機構所資助涉及族群比較、起源的跨領域基因研究計畫明顯增多。另一方面,1987年台灣解嚴,政治自由化、民主化使學術研究的許多禁忌解除,受到西方多元文化論述下「族群」概念的影響,台灣四大族群概念的出現以及以族群為議題的學術研討會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越來越多「原住民基因」為題的相關科學研究計畫,從基因的角度探討台灣原住民的健康、族群間比較、與歷史起源。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政府機構(如:科技部、衛福部與原民會)補助的研究計畫與相關科學期刊的發表看出。這次世大運所引發米田堡血型的討論,不僅反映了生物醫學全球化趨勢,也凸顯原住民在台灣認同政治的地位轉變。 ◎什麼是米田堡血型?與原住民運動能力有關嗎? 這次世大運台灣媒體所大幅報導米田堡血型與原住民的關聯,主要來自四篇的刊登在國際期刊的科學研究成果。 Broadberry (1996)與馬偕醫院團隊指出,全世界不同族群米田堡紅血球血型第三亞型(Miltenberger subtype III [Mi.III], GP.Mur)會有不同,在高加索人極為罕見,但台灣原住民卻有相當高的發生率。米田堡型基因表現型(phenotype)在台灣高發生率的三個原住民族群分布分別為:阿美族 88.4%、雅美族(達悟族) 34.3%、卑南族 21.2%,阿美族比率幾乎世界第一。臺灣人口的整體平均比率則為7.3%。在其他東南亞國家米田堡的出現比率也很顯著:泰國9.7%、馬來西亞3%、越南6%、香港6.28%、中國南方4.3%(見表一)[1]。 米田堡血型其實是兩個獨立的基因,glycophorin A 與 glycophorin B 在演化、基因重組過程中,混合體的意思是,本來兩個獨立的基因(GYPA跟GYPB)在演化、基因重組過程中,混合成單一基因(GYP.B-A-B)。這個混和基因表現出的蛋白質,在序列銜接處(Mur)具強烈抗原性(即比較能夠誘發抗原與抗體的反應),故米田堡血型又稱GP.Mur。這樣的研究主要是應用在輸血安全的檢測,因為約有1%的台灣人體內就帶有對抗米田堡抗原的異體抗體,病人輸血前做的交叉試驗,防止這些帶有抗體的病人會輸到米田堡血液,避免溶血性輸血反應[2]。從輸血安全的檢測。後來又怎麼會應用到原住民的運動基因? 2015年科學研究團隊刊登在國際期刊的研究成果,研究者比較米田堡和ㄧ般紅血球膜上的血型蛋白聚合物,發現米田堡紅血球膜上有明顯更多的帶三蛋白(band 3)。帶三蛋白是紅血球代謝二氧化碳不可或缺的蛋白質。因為米田堡紅血球有較多帶三蛋白,科學研究推論米田堡紅血球傳送HCO₃-的速度或量(capacity)應該高於一般紅血球。體外實驗發現,米田堡紅血球傳送HCO₃-的能力,能在體內CO₂含量高時(例如劇烈運動)擴張。研究者並由此推論帶米田堡血型的人應該能容忍體內有較多CO₂的產生。因為阿美族人帶有極高比率米田堡血型,因此懷疑很多厲害的運動員都是來自阿美族,有可能與呼吸代謝機能有關。[3] 從「A與B的相關性」到「A與B的因果關係」,我們必須小心推論上的錯誤。事實上,科學研究成果僅發現阿美族人有較高比率的米田堡血型,但不代表所有阿美族都具有米田堡血型,米田堡血型也可以出現在不同族群的人身上。此外,科學研究也並未證實帶有能容忍體內有較多CO₂的產生米田堡血型的人與各種運動專長是否有關。這些僅是研究者假設,未經證實的科學命題,媒體就直接以「米田堡血型呼吸代謝快 原住民體能具優勢」這樣誇大的標題,斷章取義的建構社會大眾對原住民具有運動基因本質論的理解——將某些人群特徵、行為展現視為先天遺傳,不是社會環境的影響。 在台灣,媒體的報導往往是大眾獲取科學訊息的主要來源,因果式歸因的標題更可能引導社會大眾走向基因決定論的認知。社會學家Hannah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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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資與越南女性:偷竊、搞破壞、集體昏倒

王宏仁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當外來資本剛進入第三世界投資生產時,經常偏好僱用女工,例如在越南台商之間最廣為流傳的一種說法就是:「越南是母系社會」,都是女生在工作,「男人都很懶惰」。過去西方帝國統治者,總會將殖民地的人民女性化、陰柔化,創造一種西方陽剛,東方陰柔的雙元對立論述,而台商幹部所流傳的「母系社會」說法,正是這種東方主義論述的變形,這樣子,一方面排除了男性會自我行動的可能,也同時可以透過宣稱要保護女性,進而正當化雇用女性的理由。 【看到的胡志明市街景,都是女性在賣東西,男生在旁邊混!?】    ◎越南都是女生在賺錢,男生在喝咖啡? 2016年底,跟一群台灣幹部(男女都有)吃飯聊天,我們談到結婚後,台灣女生要寄錢給自己的父母時,一般是否需要告知老公。其中一位說,如果老婆沒有賺錢的話,還是要跟老公講一下,尊重一下老公。 我提到,跟台灣不一樣,越南都是夫妻兩人在賺錢,很少太太不工作的。突然這個話題就熱起來了,旁邊的幾位台幹開始七嘴八舌談論越南的男生跟女生。 A:越南應該是母系社會吧! B:沒有,越南應該是女生在賺錢。 C:女生在賺錢,男生出去喝咖啡。 D:老婆上班的時間,越南老公就在街上喝咖啡亂晃啊! B:越南女生比較多,因為越戰死了很多男生。 我當時並非故意提起這個話題的,只是每次當講到女性勞動時,台幹們幾乎就把「越南是母系社會」抬出來講,經歷20年不變。例如15年前訪談聽到的「母系社會」也是差不多的看法:「她們是女人當家,越南的男人很懶惰」「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注意到,在路邊賣東西的都是女的,吃東西的全部是男的……他這邊就是這樣,所以造成男的就是比較要面子,他們說今天出來沒錢吃飯他寧願去喝啤酒,會去讓人家看他臉紅紅的,他們會有這種想法」。 【台商海外企業偏好聘用女性勞工】    底下的一段訪談對話,也傳神地說出一些台商對於越南男女的看法: 訪:你覺得這邊的女工工作態度怎麼樣? 受:也不錯啦,語言上溝通比較難,因為我們不會講越文,只是溝通上有一點比較麻煩。員工中約有10%的男生。 訪:為什麼不喜歡雇用男生? 受:很糟糕,都在喝咖啡。好吃懶做、就是吊兒啷噹的那種樣子。女生就好像很認命那種樣子。 訪:他們這邊的家裡是誰在養家活口? 受:女生啊!母系社會啦,現在也是女生在賺錢。有時候姊姊在養家,哥哥弟弟在家裡吃閒飯。我問那姊姊「妳怎麼不叫他去上班工作?」,她回答「沒有辦法,他就不要去工作」,好像是應該她去賺錢來給他吃,不管是哥哥也好、弟弟也好。 訪:老公也是嗎? 受:有很多這樣子,領薪水時,老公就在外面等,也有這樣子的。   ◎偷竊、搞破壞,是越南人的民族性嗎? 對於一個外來投資者而言,他並不一定熟悉當地的社會文化與政經脈絡,因此不一定可以順著在地的邏輯去思考其管理實務。最直接可以訴諸的想像,就是拿來與母國的社會關係做比較,然後得出一個結論,以做為其管理的基本思想。在這樣的「跨國比較」邏輯下,台商發現,竟然有這麼多的女性在工作(2016年越南女性勞動參與率為72%,相較之下,台灣女性的參與率只有51%),而且跟台灣的兩性關係不太一樣(越南的婆婆沒有台灣那麼可怕!),既然台灣是父系社會,那麼把性別關係相對平等的越南形容為「母系社會」,也就不足為奇了。 台商口中傳達出許多關於越南工人的負面訊息,對於許多的行為他們並無法理解,例如某位經理在開車往另外一家工廠的途中,對著我們抱怨: 工廠的廁所常常壞掉,但很奇怪,總會留下一間是好的,不會壞。就連載貨用的推車輪子他們也要偷,但通常只會偷一個,因為假如偷了兩個輪子,就沒辦法推了。 另一名台商說: 我這邊的話是,東西不見了,也都抓不到誰偷的,出去外面找也沒有,但是就是東西會不見。、、、他們這邊偷竊的狀況很多,非常多。我們公司比較少,不過我們倒常常抓到別家公司的偷竊,我們的security抓到後面那個廠商就兩、三次了,因為我們有瞭望台在後面。 而某家紡織在工廠裡頭為了防止偷竊,除了裝電眼外,還請公安幫忙檢查,因為他的NIKE衣服也被偷了幾千件。在胡志明市更常流傳的小故事,則是在新順加工出口區的某家女成衣廠,有某名女工穿了二十件的內褲在身上,出公司大門時被抓包。也有人偷走了公司的電線電纜,使得整個公司的發電系統無法運作,甚至連避雷針都會不見。這些竊盜行為,都是工廠內的員工所為,並非是外來的竊賊。 【工廠工人對於管理幹部的不滿,透過不同方式表現,例如此圖,底層工人想要用大頭釘釘死他們的主管】   其實這種偷竊行為,除了從「個人道德低劣」「民族性」的角度來理解之外,也應該從工人所處的環境來解釋。越南發生罷工的三個主要原因是低薪、長工時與嚴格的勞動管理,在這種環境底下,工人除了用集體的罷工行動來要求改善自己的勞動條件之外,更常見的方式則是以個人化的行動來宣洩不滿,例如暗地裡搞破壞廁所、塗鴉廁所文學、私底下咒罵主管,而偷竊是一種混雜著破壞公物與增加私利的行為。這種個體化的行為,不是脫離外在環境制度而單獨存在的,更有可能是一種抵抗資本支配的方式。 ◎神靈附體而昏倒的女工:性別化的反抗行動 另外一種經常讓台商無法理解的情況是:「女工經常昏倒」,如果是單一個案,那麼就容易歸因到個人問題,但如果是一群女工集體昏倒,那麼原因就值得品味了。不管是在北越的或是南部的台資工廠,或者在馬來西亞、柬埔寨、中國,都發生過女工集體昏倒的情況。 2001年訪問北越的一家台資工廠時,台灣幹部說,越南女生體力非常不好,經常在下午兩、三點的時候就體力不支昏倒。以前公司的政策是中午贊助工人每餐伙食費2000越南盾(約台幣6元),但是工人經常為了省錢,只有花費500盾(約台幣1.5元)去買兩根玉米吃。台商為了讓工人有體力,最後中午改由工廠供應員工午餐,我們去看了午餐內容,只有一道肉炒菜,以及一道湯,但白米飯隨意吃到飽,在當年、當地而言,算比一般農村家庭好了,因為越南農村家庭幾乎很難得吃到肉。 在2016年訪問南越的另外一家台資工廠,管理幹部同樣說,有些女工經常昏倒,他說:「昏倒的話,可能是因為不吃,造成昏倒,但近來比較少昏倒。」為何不吃呢?他認為是挑嘴、或者為了保持身材苗條。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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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女性主義社會學家的界線思考

張君玫/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比起任何現成的答案,提問的方式是更關鍵的。因為,問題的架構決定了你可能前往的方向。 同時身為社會學家和女性主義者的我可以問:「社會學為什麼需要女性主義?」也可以問:「女性主義為什麼需要社會學?」,或是更脈絡化而具體的探問兩組問題意識之間的關係。無論怎麼問,都只是許多提問方式當中的一種。關於「社會學」和「女性主義」,我們所能提出的問題儘管稱不上無限,卻也很難限定出固定選項。 ◎社會學的誕生:對「新」的體察,對「舊」的批判 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本身就涉及了一種新的提問方式。在十九世紀中歐洲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和專業化分工社會到達某個危機的高點時,一群思想家開始認為有必要以一種新的方式來探問他們所身處的歷史環境。他們意識到,既存的提問方式,無論是傳統的哲學和史學,以及十七世紀以後蓬勃發展的自然科學,包括生物學、心理學、物理學、化學等,都無法適切處理他們當下所面臨的危機。 (古典社會學三大家) 圖片來源:引用自維基百科 這些人後來被稱為「古典社會學家」,他們之間當然有著各種分歧的意見。然而,歐洲時代處境的共同點讓他們以自身存在去體現當時的歷史斷裂,不僅是人文和自然的斷裂,也包括社會和其他人文領域的斷裂。一方面,人類所創造的人文世界已經膨漲到一定程度,並且產生特殊化的複雜形態與性質,有別於自然世界的構成。另一方面,社會領域的開始展露,並且形成獨特的領域,有別於生理、心理、歷史和哲學等。這樣的歷史處境與認知,可以說是社會學誕生的雙重問題意識,促成了當時的思想轉向新的研究,開始密集討論自然科學的方法是否適用於人文世界,以及社會領域的研究是否需要有別於其他人文領域的獨特研究方法。 社會學雖然和歷史學分道揚鑣,但其學科的建立即包含了非常清晰的歷史意識。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的體質,一開始就包含了對「新」的敏感體察,以及對「舊」的批判繼承。所謂的「古典社會學家」當中沒有一個是念社會學系畢業的,因為那時候並沒有這個學科。學科建立之後的體制化卻可能漸漸削弱了社會學的批判力。 或許因此,某些學者認為「古典」和「當代」之分在社會學這門科系當中的意義不大,甚至可能會產生誤導,從而模糊了社會學內在的批判力。因為,每一個社會學家所面對的都是自身的當代處境,也都必須不斷批判地檢驗與繼承過往的知識成果,無論是科系之內或外。 依我之見,社會學內在的當代歷史意識非常值得重視。所有的教條傾向都是源自於遺忘,遺忘了過去和現在的交織、當代和當下的不斷流逝,以及具體社會存在的歷程動態。每個學科的體制化都面對了同樣的危險。在社會學的論述場域中,至少從上個世紀末開始,已經有越來越多人開始進行反思,這個學科為了自我確定而排除其他科學領域和探問方式如何可能為社會學再度注入新的力量。 ◎人文社會自然不同學科,持續跨界發展 在更廣的人文領域中,跨科際的思考也越來越受到重視。畢竟,經過了兩次毀滅性的世界大戰,以及從未停歇過的戰爭、仇殺與奴役,乃至於資本主義膨脹所連帶發生的全球環境惡化,都指向了人類的生存處境並沒有科系之分。唯一真實的是活生生的人類個體和群體如何共同生活,他們對於世界的理解,在世界之中的行動,以及關於未來的想像視域。換言之,人類存在的問題意識。 從二十世紀下半葉至今,社會學以及廣義的人文科學可以說進入了一個重新進行連結的時代。學科界線的持續跨越、重組與流動,不僅是因應新的學術趨勢,更是基於對人類生存處境的全球問題意識。在學科專業化加劇複雜的當代―我們的「當代」,比起十九世紀的「當代」更甚―人文世界和自然世界之間斷裂依然存在,但兩者之間的溝通渠道已經重新受到重視。兩個世界其實是同一個世界。但我們仍然需要更多文化翻譯的工作,在不同的學科、不同的研究取向,以及不同的方法論之間。同樣的,在面對不同的社會群體,不同的文化視域,以及不同的利益衝突時,我們都需要更多跨越學科界線的研究取向。 換言之,社會學家本身的生存處境是關鍵的,其社會物質條件和歷史文化脈絡,乃是進行社會學知識建構的核心立足點。以個人為例,我的知識出發點顯然是我生活在這座島嶼上的當代歷史意識,而這個「我」並不是只有「學者」或「社會學家」的身份,而是交織著許多不同的存在處境與樣貌,包括我的身體、性別、階級、文化等屬性與背景。身為一個社會學家,理論上對於自身所擁有的每一個「身份」都應該具備反思,我必須有能力和意願去思考自身的社會性,如同必須有能力和意願去思考整體社會的結構與過程。 以此而言,社會學內在的當代歷史意識不僅適用於思考者之外的大社會,也同時適用於思考者本身的歷史與社會構成。不過,就在這一點來說,社會學的學科制度內部卻仍顯得不夠重視。詮釋的傳統在社會學理論中是重要的,但在方法論上比較沒有著墨研究者本身的社會存在如何影響他的研究。 ◎女性主義為既有學科帶來新的提問方式 關於知識建構和思考者之間的親密關係,女性主義理論或許提供了更多路徑去探索。女性主義並不是一門學科,也不是一種「主義」,如果主義意味著某種鮮明的主張。關於「主義」一詞的語意陷阱,並不是單純的錯誤,而涉及了我們所身處的世界當中文化與學術翻譯的政治。 身為「非西方」和「非中心」的學術工作者,忽略翻譯政治是會付出慘重代價。事實上,我們的生存處境涉及了多層次的翻譯政治,除了從中心到邊緣的文化及學術翻譯,也包括不同學科界線之間的翻譯,以及日常與學術生活中不同社會文化群體之間的翻譯。   (艾瑪華森 Emma Watson 聯合國兩性平權演講) 影片來源:youtube,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BlnesMpnpo   女性主義這個詞彙所代表的基本上是一組提問的方式,環繞在我們身為性別化的社會存在所持續面臨到的處境。換言之,關於人類性別化存在的問題意識。強調性別化,而不只是性別,也涉及到了思考語言的複雜動態,不僅是字面上的翻譯。「性別化」並不是單一的賦予或取得性別,而涉及了持續而交織的過程,以及相關的權力與資源分配狀態。女性主義的問題意識,雖然表現的形式有千百萬種,彼此之間往往有激烈的爭議,但都還環繞著性別化的正當性和正義問題。 然而,性別化的問題意識除了涉及對於人類的性別區隔之外,也延伸到非人類存在物的階層化分類,包括人文高於自然的預設,以及人類高於動物的姿態。女性主義思潮中對於分類階層化的敏感程度不一,但確實似乎比傳統社會學科更充分意識到被壓迫者的人類和動物連結。 一個人顯然並不是會因為身為或成為「女人」而自動取得一種抵抗的被壓迫者意識,或自動產生欲望想和其他邊緣群體,包括動物和大自然等非人類存在進行結盟。但「女」或woman, female等陰性詞彙在定義上的相對劣勢不僅映照出或對應著社會結構上的劣勢,也相當程度透過種種機制成為那些被歸類到其中者的內在意識。 以學科分界的佈局來說,社會學和女性主義恰好形成一種對比。如前所述,社會學在成為一個學科的鮮明歷史過程中不斷尋求新的探問方式,透過排除其他的領域或方法,來建立一個適於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學科。然後,在制度化之後,經過全球社會局勢的變遷,開始重新思考跨科系的可能性。反之,女性主義作為一種問題意識並沒有學科的分界,而是原本在各自專業領域中的思考者把性別化的問題意識帶入他們的學科,同時也把學科的獨特方法帶進入女性主義的論述場域。 ◎看待自身專業,不是狹隘認同,而是具體與動態的處境認知 我身為社會學家和女性主義者的存在問題意識把我帶到了特定的提問方式,去探問我們島嶼所面對的歷史處境,這樣的處境,如同我們個別的存在景況,都是跨科系的。然而,這是否表現界線就此消失呢?這是我們在談論界線流動與跨越時,最常遇見的誤會之一。關於界線消失的假象並非單純的錯誤,而指向了我們的症狀,包括我們對於界線的焦慮,以及脫離身體限制的意識論幻想。種種界線其實從未消失,而是用不同的方式在展露、變形、破裂與滲漏,同時,或許更重要的,進行重組。 回歸到個別的人類思考者,都有著特定的存在處境,以及特殊的學科背景訓練等。一個思考者必須在自身界線上重新組織相關取向或方法之間的關係。在二十一世紀初的現在,我們對於生命要有更深刻而廣博的理解。因此,以生命做為典範,我們可以說,每個學科都如同一個物種,在條件不利的情況下當然也可能滅絕,但在生命個體的鬥爭與努力中也可能幸運的進行動態的演化。這是我看待自身專業的方式,不是狹隘的認同,而是更具體與動態的處境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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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獲婉君:網路「鄉民研究」的評析

黃厚銘 /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緣起:資訊社會研究與台灣社會學家的退卻 最近出了一本新書《婉君你好嗎?》為臺灣近年來浮現的網路「鄉民社會」提出新的觀察。雖然早在一九六零年代,internet的前身ARPAnet就已經逐步成形,但台灣以台灣學術網路(Taiwan Academic Network, TANet)連結到網際網路(internet)卻是1992年的事情了。台灣的社會學界注意到網際網路所即將帶來的衝擊,則以1996年底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主辦的第一屆「資訊科技與社會轉型」研討會為濫觴。其後,在瞿海源、傅仰止教授的領導下,以此研討會參與者為基礎,一起申請同名的中央研究院院內「主題計畫」每年舉辦研討會供相關領域的研究者分享研究成果,至2001年第四屆「資訊科技與社會轉型」研討會為止。 《婉君你好嗎?:給覺醒鄉民的PTT進化史》 (資料來源:http://goo.gl/IEhjzk) 2001年,在翟本瑞、張維安教授等人的倡議下,「台灣資訊會研究學會」正式成立,並發行學術期刊《資訊社會研究》作為交流相關研究成果的出版園地。時至今日,也將近十五個年頭。其間,元智大學也曾設立「資訊社會學研究所」,後來縮編為「資訊社會學碩士學位學程」。儘管該研究所或學程的英文名稱是social informatics,但主要成員是社會學家,其核心成員曾淑芬教授也曾任「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理事長。實際上,台灣已出道的社會學家之中,至今仍持續從事資訊社會研究,還有相關研究、著作發表的,可以說是屈指可數。儘管直至近年,仍不斷有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班學生以資訊社會相關研究為題取得學位,但不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的社會學博士,卻少有以此做為研究主題。 相對於翟本瑞教授當年的豪語,「面對資訊時代的來臨,社會學教科書的每個章節都得重新改寫」或是「資訊社會研究就像是在地表上採礦,隨處都可以挖到寶藏」,實際上投入相關研究的台灣社會學家顯得青黃不接。這與資訊社會研究的特性有關,簡單地說,就是青年學子才比較可能一天到晚投入於「螢幕生涯」(”Life on the Screen”)(MIT心理學家Sherry Turkle(1995)研究網際網路的重要著作之英文書名)之中,面對日新月異的資訊科技及其應用能有充分的掌握。但此一族群的弱點則在於欠缺足夠、成熟的經驗研究或理論背景訓練,以致只能隨波逐流地捕捉到浮光掠影,無法拓深資訊社會研究的社會意義與學術意涵。相較於此,已出道的社會學家,雖深懷學術訓練的絕技,卻在繁重的教學研究負擔下,頂多只能藉由訪談或問卷調查方法,間接理解資訊科技與社會轉型之間的複雜關係。這樣隔靴搔癢的研究取徑與成果,終究無法得到學界與社會大眾的認同,也難以讓社會學家自己滿意,以致從事相關研究的學者一一退出,鮮少有相關研究著作發表。儘管如此,台灣社會學界在資訊社會研究方面的退卻,等於把這方面的研究拱手讓給了傳播學等其他學科。 不論是台灣的社會學界或傳播學界,都沒有給予PTT BBS這個獨步全球的特殊網路現象足夠的關注。直到近年大眾傳播媒體習於到PTT蒐集新聞題材與「網友意見」,每日PTT版的瀏覽人次超過600萬人,才令人驚覺新媒體的傳播力。自2008年野草莓學運發起,首創「網路直播」以來,尤其是2014年太陽花運動和PTT BBS的密切關係,「鄉民」或「婉君」才逐漸成為政府、媒體與社會大眾的關注焦點。就PTT BBS此一資訊系統的文字介面而言,相對於圖形介面、多媒體與以滑鼠點選為操作方式的WWW,是顯得落伍、醜陋,且不「好用」(user-friendly)。但自1995年成立以來,該BBS卻日益壯大,甚至可以說是現今台灣BBS的「唯一」代表。以致當主流媒體引述「網友說」時,經常指的也是PTT BBS的使用者。相較於國外類似的論壇式資訊系統,幾乎都已經轉變為以http為傳輸協定的Web based模式時,以telnet為傳輸協定的PTT現象可以說是世界網路現象與網路發展的異例。單就這一點來看,這段極具特色的發展歷史就值得研究並留下記錄。 其次,在網絡分析的研究取徑當紅,以及強調關係網絡的facebook使用者不斷增加之際,PTT使用者的人數增長趨勢雖然因而遇到了瓶頸,但何以facebook在台灣仍然無法一舉取代PTT的地位,網友們在使用facebook的同時,仍持續投入於PTT當中?甚至在重大運動賽事或戲劇播放的同時,還一方面收看電視轉播,一方面登入PTT的相關討論區以文字轉述賽事或參與評論討論。換言之,自稱為「鄉民」的PTT使用者藉由他們的參與,究竟形塑了什麼樣的「鄉民文化」,這也絕對是值得了解的事情。 透過《婉君妳好嗎?》書中的觀點,可以對以上的問題提供一些解釋。   遊戲、情緒感應與非理性 1938年,荷蘭思想家J. Huizinga(1949)寫就了《遊戲人》(”Homo Ludens”)一書。此書標誌著對人類本質的構想,從號稱是Aristotle所謂的Homo Sapiens(智人,人是理性的動物),到Home Faber(工匠人,人是使用工具的動物),及至後來的轉變。所謂遊戲,就是在例行化(routinized)、有目的(purposeful)之日常生活之外所切割出來相對自主的時空。遊戲者之所以投入遊戲,不是為了什麼功利性的目的,而純粹只是覺得有趣(just for fun)而已。亦即,參與遊戲本身就是目的,別無其他外在於此的目的。但這種從功利性觀點來看,似乎是無聊與沒有意義的行為,卻是文明進展的關鍵動力。Huizinga此一別出心裁的見解,後來也影響了著有《人、玩耍與遊戲》(”Man, Play, and Games”)一書的R. Caillois(2001)。進而,經由Caillois與G. Bataille所創的社團「社會學學院」(College of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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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城惡魔:誰是白色力量城市中的惡魔? - 現代性城市的發展與都市公共性的建立

董建宏/中興大學景觀與遊憩碩士學位學程   (2013/8/3 凱道萬人送仲丘-廢除軍檢還原真相活動 引自youtube) 2013年8月,超過25萬多數彼此不相識的身著白衫的群眾,走上台北凱道,最後形成「白色聖十字」,為一位遭受到國家軍事體制不當凌虐,而不幸身故的義務役下士洪仲丘,聲討保守反動的軍事體系與國家機器。最終,不但迫使政府道歉,也敲下了國民黨與馬英九政權的第一聲喪鐘。一年後,號稱「白色力量」所支持的「白色巨塔」中的異類醫師,成為十六年來,首位「天龍國」非國民黨籍的市長。這樣一股建立於社會與城市集體公共利益的人民力量,被視為是台灣這幾年邁向民主深化的進步城市象徵。 但是,與這股進步的白色力量同時共存的,卻是一連串的隨機無差別殺人殺童事件引發的集體恐慌,自2014年台北捷運發生鄭捷無差別殺人事件之後,(2015龔重安北投文化國小女童割喉血案、以及最近不幸慘遭王景玉隨機殺害的女童事件)。這些隨機無差別殺人事件,其實早自2009年的黃富康隨機殺人案之後,就不斷成為城市生活中的不定時炸彈。於是,一個幽靈 ─ 恐懼「惡魔」的幽靈 ─ 在這個號稱白色進步力量的城市遊盪。所有看似不同的進步與反動的力量,因為恐懼「惡魔」而團結起來了!眾人們開始進行獵巫的行動,希望可以讓這個籠罩著白色城市的惡靈,消失在這個號稱進步的城市!而2016年5月10日,只剩不到十天就要卸任的法務部長,簽署了最後一份的死刑執行令,將人人皆曰可殺的鄭捷,快速執行死刑判決,更讓這個白城惡魔,以及他所召喚的各種恐懼的幽靈,迅速的籠罩著這個看似進步的白色力量城市。   如何看待惡魔引起的恐慌? 那麼,從社會學的角度來思考,我們要如何看待這樣一個進步城市發展下,無差別殺人「惡魔」的出現?以及,這樣的「惡魔」,為何掀起城市集體的恐慌? (The Devil in The White City  引自http://goo.gl/ZVO58D) 2003年,Erik Larson,美國著名作家,發表了一本有趣的歷史小說:The Devil in the White City(台灣翻譯為:白城魔鬼)。在這本小說中,Larson以1893年前後那場改變芝加哥城市命運的「芝加哥世界博覽會」為背景,描述了1871年芝加哥大火之後,在資本主義的狂野發展下,快速成長且意圖浴火重生的當代美國城市的發展史。故事背景的城市芝加哥,是當時美國中西部最重要的城市,因為水利之便,與中西部的農業發展,這個城市主導了美國中西部的發展,當地的製造業與商業活動在19世紀成為美國中西部主宰的經濟力量。在日後因為農產品榖物等的交易繁榮,而成為美國、乃至後來世界主要期貨的交易中心。1871年的那一場大火,非但沒有打擊芝加哥城市發展的企圖,反而在資本主義與國族主義的交互激勵下,決定爭取哥倫布紀念博覽會(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來證明芝加哥的榮耀與進步。之後由Daniel H. Burnham與Frederick Law Olmsted等建築師,以景觀環境設計與主體建物合一,將自然環境元素與人工科技術的巧奪天工之建築整合,創造優美的生活環境,作為規劃設計的準則。他們認為,博覽會的目的,不僅僅在展現當代科技技術的進步,更重要的是展現一個現代性的城市的風貌,同時洗刷芝加哥在19世紀時惡名昭彰的都市環境。因此,他們將博覽會會場的主要建物統一漆成白色,而讓芝加哥由原本漆黑的工業城市,轉型成為城市美化的白色城市(White City)。這場藉著博覽會這個結合國族主義與工業資本主義而興起的城市美化運動(City Beautiful Movement),讓芝加哥的城市風貌得以煥然一新,並以此進步的空間象徵,進入現代城市之林。 但是,與這個進步的現代性白色城市興起的同時,當舉城的人瘋狂的參與並慶祝著博覽會的開幕舉辦之際,一位名為賀姆斯(H. H. Holmes)的連續殺人犯,正透過他過人的商業頭腦與殘酷的手法,在博覽會場的附近興建了一棟如城堡般的旅館,讓許多懷抱著夢想、希望一睹芝加哥博覽會風光的女性入住。在誘惑她們入住之後,賀姆斯再以殘酷的手法殺害她們。而這個凶殘的連續殺人兇手,在外貌看起來,卻是一個與芝加哥博覽會主辦者,建築師Daniel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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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總統跟她的男性內閣們:女性人才哪裡去了?

姜貞吟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中華民國2016年總統大選候選人> (資料來源:http://goo.gl/fC8rMm) 2016年一月的總統選舉,台灣公民做出的政治選擇具有兩個重要的性別意涵。首先,我們選出了首位女性總統,第二,立法院女性立法委員的比例達到了歷史新高38.1%,將近40%的優異表現讓我們在各國女性參政成績又往前跨了一步。當我們還在歡欣慶祝之際,緊接著也迎來了近20年來最嚴重的女性參政大倒退,即將上任的內閣中女性竟僅有10%,在40位內閣閣員中只有4位女性。這個大倒退甚至迎來了部分民眾「性別不重要,能力才重要」的回應,然而,這個思維正恰恰要告訴我們,台灣性別平權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性別跟能力說」是很常見於一般說法,也成為多數人相信的信念,這樣的說法在個體層次,用來鼓勵個人很有幫助(女性也能當科學家、黑手、工程師;男性也可以是護士、秘書、褓姆),但用來作為理解社會整體與女性集體困境就顯得侷限與不足,特別是現階段的台灣。因為這個說法經常是去除各種脈絡,把問題簡化為個體本身條件,而忽視了性別、階級跟族群等因素對每個人的影響力。 ◎政治是高度性別隔離的部門 台灣社會在不同職業與產業的人力投入分布上,一直有清楚的性別隔離,部門與部門之間、階層與階層之間,都有著水平與垂直的隔離。垂直隔離(vertical segregation)是指職業或職務有上下層級的區隔,一般而言,男性比女性更有機會擁有上層的位置。水平隔離(horizontal segregation)則是一般所說的不同職業的區隔,有男性主導的職業及女性主導的職業之分。[1]有些職業女性特別集中,有些則是男性特別集中,這些性別高度集中的現象,多數不是因為能力的差異,而是雇主主觀地預設該職位或工作比較適合由男性來擔任,上位的領導者與管理者,比例上往往都是男性居多。 Trond Petersen及Laurie Morgan(1995)就說,職業的性別隔離表面上看起來是分工,但實質上是不平等的位置分配。[2]有些學者會從「供給面」觀點解釋這種性別隔離的形成與持續維繫,認為這是因為人力資本差異或個人選擇所導致的結果。但是女性主義跟社會學的觀點,則從「需求面」解釋,強調結構因素與雇主個人的偏好與操作。 政治正是向來被視為屬於男性主導與掌管的領域,政治公眾事務與男性權貴網絡高度盤根錯節。台灣至1988年才出現第一位女性閣員(財政部長郭婉容),之後不論是陳水扁總統或是馬英九總統都曾努力拔擢女性專才,內閣女性比例曾分別達到22%跟23.4%,從解嚴之後,我們花了20多年才走到這個性別參政的水準,現在10%的比例卻直接退回到90年代末期。[3]要改善政治場域中高度男性封閉的權力網絡、積極提拔女性人才,需要的就是從需求面著手,具有人事任用權的總統、行政院院長,甚至作為雇主的國家需具有性別關懷的視野,對女性參政不足現況進行積極的矯正性調整,才有可能改變「政治 = 男性」的權力共享結構。 ◎矯正性制度改善群體間不平等 立法院至今仍透過制度性的調整,才逐漸達到現在約四成的女性立委比例。最早從1991年首次將婦女保障名額規定入憲,女性參政保障十分之一,1997年修憲提高到四分之一,2005年我國立法院選舉制度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各政黨不分區當選名單中,婦女不得低於二分之一。從過去的婦女保障制度到現在不分區立委名單中任一性別的比例,這些制度性的調整機制大幅度地鼓勵了女性參與政治事務,讓女性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決策與討論。 歷屆女性立法委員比例(%)     面對社會群體之間的不平等,近代政治重視「承認」和尊重「差異」的存在,企圖透過「描述性代表」(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的機制來矯正群體和群體之間的不平等,以改善社會中長期被壓迫或忽視之群體的處境[4]。這就是1970年代之後,世界各國在選舉制度中逐漸採納婦女保障名額(reserved seats for women)或性別比例原則(gender quotas)最重要的基礎[5]。制度上的名額保障具有修正與調節的作用,矯正長期以來女性在公共政治領域上的缺席以及政策規劃中缺乏的性別評估,以達到性別平等的社會進步的可能。 歷來不少優秀的女性立委跟縣市議員,在首次參選時,受惠於矯正性制度當選,提供她們參與權力分配與政治參與的機會,之後持續在政治場域發聲。現在選民越來越認同女性政治人物的問政表現,也有不少女性願意主動參與政治,多數女性立委或縣市議員不需再使用矯正制度協助當選。即便如此,在地方選舉時依舊可觀察到矯正制度仍具有正面效果。在不少縣市議員選區中,只要有婦女保障名額,該選區男女性參選人數比就會比較接近,但只要該選區沒有婦保名額時,往往女性連出來參選的機會都沒有。甚至,仍有部分鄉鎮至今尚未出現過女性的縣市議員,也就是說,在那些鄉鎮中,政治到現在還是只能是男人的事。 ◎突破「性別盲點」的遮蔽 如果說,內閣女性比例低是因為找不到女性人才,那就要進一步探討,女性呢?那就更不能迴避傳統社會跟性別結構對女性生涯發展的影響。台灣女性勞動參與率在2012年突破50.2%,但卻呈現出「倒V曲線」,不少女性在結婚跟生育子女後退出勞動市場,這跟日本、韓國「雙高峰M型」就業曲線完全不一樣。也就是說,台灣女性在努力奮鬥職涯發展過程中,面臨比男性更多的性別規範與困境,在外的就業市場中有著職業的性別隔離跟玻璃天花板效應,讓女性成為領導階層障礙重重;家庭內的家務勞動與照顧責任,則讓女性要不就蠟燭兩頭燒、咬牙撐過,要不就離開工作。更別論就業市場兩性薪資差距跟女性離開職場後,在老年後可能面對的經濟安全基礎薄弱以及跟社會脫節的長期負面效果。 總統與內閣作為國家治理者,被視為要能處理與解決目前台灣社會現狀發展的困境,首先要能「看得見」問題。治理國家,不能避開性別、避開階級、避開族群、避開多元文化,只有突破「性別盲點」的遮蔽,才能真正理解這些群體所處的結構位置與集體性困境。我們需要一個能「看得見」、「看得懂」社會差異與多元視野的治理者,將性別與多元觀點視為國家治理與社會發展的重要價值。 先前,我們經常自豪地說台灣的女性政治參與比例優於其他不少國家,其實當我們進一步地細緻看看其他社會發展項目上的性別差異效果時,就不得不承認,台灣還有很多路要走,例如兩性薪資比、兩性勞動參與率、女性領導人比例、兩性家務勞動時間、新生兒性別比例、育嬰津貼申請者性別、從母姓比例、兒女繼承平等權等等。相同的社會結構與國家政策作用在不同性別、不同群體、不同階級時,會產生出不同的效果,負面的效果往往是由弱勢與資源少的一方承擔或獨自承受。 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實踐政治平等,性別平等就是其一。現在,我們需要的是積極的改革視野,國家治理團隊中的性別與多元群體的現身政治,提高女性的政治代表性和政治參與度,不僅具有社會發展與社會創新的象徵意義,更符合現今台灣社會真實的樣貌,而不是一個不斷再現與鞏固男性權貴網絡的作為。當然,沒有性別敏感度與性平視野,徒具女性生理身體也沒有用。作為一個國家治理者,就該具有當今社會整體發展格局的高度,那既是人權的、也是性別的,更是多元異質、階級與族群的差異政治。     [1] 更多關於層級與類別的性別隔離討論,詳見張晉芬,2011,〈行行出狀元:勞動市場的職業結構〉,《勞動社會學》。台北:政大出版。頁165-189。 [2] 見Peterson, Trond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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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化的種族歧視:後殖民女性主義的觀點(上)

楊佳羚 /高師大性別教育研究所 這是一篇拖延許久的文章,起源於法國查理週報編輯總部被攻擊的事件(結果不小心寫長了)。當時許多台灣人響應「我是查理」運動,反對暴力攻擊及捍衛新聞自由;但也有人討論該案的複雜性,包括西方國家長期以來對穆斯林國家的侵略與壓迫(趙恩潔的在巷口的舊文《看不見的恐怖攻擊》很值得再重新閱讀)、查理週報對穆斯林的仇恨言論與種族歧視(詳見趙恩潔在芭樂人類學的《言論自由與排外歧視的界線》)、或者放在法國歷史脈絡下來理解「查理週刊」的言論自由(參考陳逸淳「嘲諷的自由:查理週刊式的自由是怎麼樣的自由?」) 面對這樣子的種族主義問題,我想在本文進一步探討的,是將查理週報以性別議題為嘲諷主題所涉及的種族歧視,置於西方「性/別化的種族歧視」(gendered/sexualized racism)脈絡中。 【查理週報刊登的穆罕默德畫像不能僅僅以言論自由角度來看待!】 ◎何謂「性/別化的種族歧視」 所謂「性/別化的種族歧視」,概念主要來自Philomena Essed及Avtar Brah提出的「性別化的種族歧視」(gendered racism)。但在內文中我將「性」與「性別」分列卻同時並置在「性/別化的種族歧視」一詞裡,是因為我更想突顯這類種族歧視不只用「性別化」(gendered)或「性化」(sexualized)的方式歧視另一族群,或讓另一族群的男女承擔不同種族歧視的後果;也包括西方國家以特定性別議題或性議題為名,進行種族歧視的現象。 Essed的研究以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的方法檢視美國日常生活的種族歧視,發現黑女人所經歷的種族歧視與性別歧視(sexism)往往密不可分。例如,黑女人遭性騷擾時,常和黑女人在美國黑奴史中的「性欲高張」(hypersexual)形象相連結,主流社會以責備受害者的方式,認為黑女人被騷擾只是「剛好而已」;又如,雇主認為黑女人天生就適合打掃的工作,這也是種族歧視與性別歧視交織的展現。 在Brah的文章裡,「性別化的種族歧視」意指「種族歧視向來是性別化的與性化的現象 (a gendered and sexualized phenomenon)」。例如,被壓迫族群的男性會以「具有女性化的特質」的方式被種族化(像是「東亞病夫」),而被壓迫族群之女性則被再現為具有男性的特質(像是黑女人「太過強勢」、「不像女人」)。而它也不只是歧視,還包括欲望等等矛盾情感:例如西方一方面認為「東方」缺少一切西方所擁有的東西;但另方面,又對「東方」有許多異國情調的愛慕與遐想,包括想窺視阿拉伯閨房(harem)、侵略永遠帶著強烈性暗示(「探索」非洲「處女地」)、或是好萊塢影片裡美麗神秘的東方女間諜(但最後總會因為愛上西方白人男主角而任務失敗),都是這類「又愛慕又貶抑」的矛盾展現。 Martin Barker提出「新種族歧視」(new racism)的概念,認為舊式種族歧視主要基於生理差異,但新種族歧視則用更幽微的形式,以文化之名做為種族歧視的基礎,也就是「文化歧視」(cultural racism)。但Brah認為,新種族歧視也不算「新」,因為殖民帝國早就都聲稱被殖民地的文化野蠻落後,以合理化殖民帝國侵略及統治的必要性。因此,Brah認為西歐的新種族歧視不只一種,而它之所以「新」,乃是在西歐的新自由主義論述中,將文化自然化,並與性/別議題交織。 【種族歧視經常交織著國族主義的語彙在裡頭】 資料來源:CC Flickr: abuaiman/4739468821  ◎以女性解放為名的「性/別化的種族歧視」 早在1980年代,英國黑人女性主義者Hazel Carby挑戰白人女性主義設定的核心議題時就提到,亞裔女孩總被認為是受到「東方家庭」壓迫的受害者,像是受到「大家庭」的壓迫(意思是:只有西方核心家庭才是「現代」又「進步」的家庭形式)、常常行動受限、又被父母安排的婚姻早早嫁掉。如果有看過《我愛貝克漢》這部電影的人,應該對這樣的亞洲女孩形象並不陌生—影片中出身印度家庭的女主角,就是被家裡管得死死的、母親總是看不見她的球技,只在乎她在觀眾面前露大腿、還認為她踢足球讓家族蒙羞;當她在跟足球隊員聊天時,也要強調自己的姊姊是戀愛結婚,不是「相親婚姻」。 當我還沒受後殖民女性主義洗禮之前,常用這部片來談體育與性別,以及女主角的家庭如何用宗教與傳統文化限制女兒的發展。然而,我再重讀黑人女性主義者的著作時,才驚覺自己過去的立場竟然和西方白人女性主義站在一起,透過建構「傳統移民家庭」的形象,來顯示西方社會的「解放與進步」。而這裡的優劣對比還包括下列分屬兩邊方框的一大串: 印度家庭廚房 英國足球場 家族式羈絆 個人式成功 走傳統的路結婚生子的姊姊 選擇遠走高飛圓夢的妹妹 相親婚姻 自由戀愛 抱著被歧視的傷痛自怨自艾的父親 成功融入英國社會的女兒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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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的風為誰而吹:一個有關族群、國族和帝國性的想像  

林秀幸 /交通大學客家學院人文社會學系 我並非出於自願的到這個印度洋的小島做田野,而是我身在客家學院。我們院長是那種關鍵字「客家」的那種人類,所以我是被他半強迫推銷到這裡進行我的第二個春天的(如果說研究前景就像春天一樣那麼令人難以捉摸的話)。來之前,我查閱了一些資料,這裡氣候宜人,四季如春。曾經是法國屬地(天曉得法屬地的真正含意是什麼,以法國人的慵懶而言),接著法國人被英國人打敗了(說著,就凸搥了)。然後當年被法國人「進口」(那時真的是進口,不要罵我像罵柯P一樣)來當奴工種蔗田的非洲人,被英國人解放了(原來兩個世仇在海外殖民的記錄也是如此競爭),因此需要大量的契約人工。這時候印度人和南中國沿海的居民以不同的方式和機會來到這裡。南中國的移民,先由廣府人開頭,接著客家移民接續了這個橫越印度洋的移民之歌。而二次大戰後來到的客家人,島嶼已經無法接納,轉而到非洲大陸發展。 【充滿異國情調的島國】 資料來源:govmu.org/English/MediaLibrary/Pages/default.aspx# 我在台灣接頭上了這位超級熱心無敵的H老師,第一次見面,她和先生兩位年屆70的長輩在廣州街辦居留簽證延期,我在那裡和他們碰頭。真是一次奇妙的相遇,H老師 & M. C和我講著客家話,其間夾雜著法語和英語。填單子時,H老師疑問著是address還是adresse? C先生說了,法文是adresse 英文是 address.。(挖,我好像忘了J) 他們講話的聲調像我的客家長輩,當他們冒出英、法文時,又接上了我的青春與壯年(好吧,承認已屆壯年這點吧)。因此他們在同一時間對上了我個人不同時期的存在,這真是一種奇妙的交叉的存在感阿。 熱情的H老師幫我在啟程前安排了遠方小島的networking,大大降低了我的田野焦慮。飛機飛過了印度洋,降落在這個可愛的小島時,兩位先生,W 先生和T先生在機場拿著我的護照影本準備接我們。我從來沒有過這麼隆重地在田野地被接待的經驗,真是太驚喜了。順便心裡想著,大部分做華人研究的都是這樣被接待的嗎?不管答案如何,做華人研究的研究者多少接受了某種方便,而這種方便是以某種「族群」(是嗎?我待會要來談這個)的親密性連結的。嗯,這個方便性和研究途徑之間的關係,研究者必須自我醒覺。 ◎正港的華人性? 我過去從來沒有想過做「華人」研究,也覺得我終生可免於和這個「詞」相會。在我的成年禮時,「華人」這個概念已經在我的生命中漸行漸遠。若不是這個田野和客家人有關,又是講法語的地方,我想我是沒有任何因緣會到這裡來的。但是沒想到的,我還是和「華人」概念相逢了。並且讓我有機會對這個詞做點不同的想像,如果我們看到中國近年的擴張運動(我覺得他們的行為也很像「運動」,看起來沒有定型,但是朝著某一目標前進)的話。 一鑽進車子,T先生熱情地和我介紹M島美麗的藍色的天空,他說我們這裡的天氣一整年的晴朗,天空都是藍的,污染不嚴重…..。這只是一個開頭,幾天的相處下來,我和當地朋友的三種情感軸線交織和相逢:他們對M島的驕傲;華人的聰明自恃;相對而言,也就是「土人」的憨慢。 基於歷史的偶然,M島是一個多族群國家,有非洲後裔,法裔,印度裔,華裔。這些族群都鑲嵌在一個類英國模型的內閣制裡。這裡的官方語言是英、法語(其實沒有明定,只是公文書寫和議會用語)。奇妙的是,不管什麼裔,家用語竟然是當地的Creole (一種混合其他語,但是簡化動詞變化的法語,或稱克里奧爾語)。來接機的兩位先生,一位是第三代(阿公是第一代移民),一位是第一代移民。自從1830年代廢奴需要大量契約工之後,客家人繼廣府人之後不斷地移民到此,一直到1940年代。因此當地的客家人分屬不同時間的移民層,最晚一批大約是在四九年前後。而這些不同層的客家移民之間溝通的語言,竟然是Creole. 當地糖業沒落之後,成立了紡織為主的加工出口區,透過當地華人(就是客家人)的政治經濟領袖和台灣與香港的關係,而得到相關經驗的移轉。因此當地客家人和台灣的連結,在某些方面也許強過更為鄰近的東南亞。當然,當時的台灣是被以「華人性」來理解的。而當地的華人性,表現在某些產業的族群特性。譬如零售商,日用品批發商。原因在於,當地蔗糖園雇用的契約工群居在蔗園旁邊,因此構成了一個生活社區,而客家人就包辦了在蔗園開大小規模不一的日用品零售店。這類零售點賣著日常可以用到的各種必需品,我認識的M島人,幾乎都來自於這樣的家庭,甚至成為一個族群共同的過去。 【華人的經營,除了「勤奮」「聰明」外,也傳聞「作假」】 資料來源:govmu.org/English/MediaLibrary/Pages/default.aspx# 譬如他們喜歡一再訴說的一則故事:這些客家商店主人會在一些商品上作假。譬如酒摻點水,火柴抽數變少…….,這些tricks是族群之間共通的祕密。而他們的辯護是,開這種零售店,需要給顧客賒帳,如果沒有稍微摻點水,是沒有辦法經營下去的。他們也很正面地說,阿公們非常能幹,開這種店,幾乎包辦其他族群的生活大小面,從必需品,到財務管理到心理支持….. 這些都需要靈活的頭腦而不是一成不變的規則。而一位當地的意見領袖告訴我們,當華人節慶日時,總理也來了(印裔),原因是他很感念華人商店當年賒帳給印裔的過去。也曾有顧客找上門興師問罪商品作假,問店主敢不敢發誓,店主只好用客家話和關帝爺商量,情非得已,不要懲罰他。這個經驗是那種當著別的族群面不好說,卻互相心知肚明的共同情感。我被歸類為內人,起碼在族群關係裡,得以分享這個小故事,我的位置幫我得到了這個族群的起源劇本。而我也沉浸在這樣的氛圍裡,感受到客家人的,優越的,能幹的,聰明的…….當非裔飯店職員把我的帳結錯時,我咕濃著,他們數學真不好….. 他們也會開玩笑地說,當地非裔賺多少花多少,不懂得存錢。沒有辦法準時上班,早上要雇主雇車去載他們上班。但是也告訴我,當地法律非常保護勞工,不能隨便開除他們,開除的手續非常繁忙….. 在當地,白人掌握了最上層的大規模經濟體,印裔掌握了政界,而客家人則包辦了幾乎所有的和生活有關的批發和零售,也一樣雇用著印裔和非裔的勞工。 我幾乎要相信這裡的客家人就是我從別人口中得知的印象中的華人,所謂把土著當做易騙,華人至上,但是居於白人之下,總是相信自己比較聰明的那個,擁有悠久歷史的華人了。 ◎克里奧爾語顯現的族群關係 且慢,好像又不是,起碼我看到他們甘願地接受一個國家制定的勞工法,並且以這個國家保護勞工的進步性而表現出些許驕傲。我開始注意他們和當地其他族群的互動。其實白人很少出現在日常生活的互動裡,他們為數甚少,客家人和印裔、非裔接觸得倒是非常頻繁,而我注意到他們言談之間幾乎沒有階級的距離,這點從肢體語言可以窺見一些。同事做的另一地的類似研究,華人連土著的身體都不敢碰觸阿。但是我看著這裡的客家人和當地非裔,不少是店裡的服務生,親切地交談、拍肩,開玩笑。歐,你知道嗎,最重要的是,他們都使用當地的Creole。 相當令人驚訝,Creole也是客家人的家用語言。60幾歲的T先生,十幾歲來到這個島嶼,持續接受華校的教育,他不熟悉英、法語,但是Creole變成他的日常語言,也是當地各個時間層移民來到的客家族群間的交談語言。雖然T先生強調他會教小朋友客家話,但是全家在家講的仍是Creole. 當我稱讚當地客家人教子有方,子女都勤於學習,對父母都頗為眷戀時。W先生回我,也是有不認父母的,到了國外(通常是英、法、美)定居之後,回來不講Creole,而講標準法文或英文的。歐,我希望我沒有聽錯,對於家中長輩的依戀程度,也就是忘不忘本,是以講Creole為標竿的。他們喜歡開玩笑地說,林小姐,你有法文底子,如果待下來,三個月就可以學會Creole,你喜歡長住這裡嗎? 一天一位客家族群的政治菁英接受我的訪談,他談了他的國家近三十年來的政治輪廓,暢談他的家族企業的分分合合,他參加國際組織的經驗。他突然說,他覺得他的國家的特殊性給了他很多favor。他說,雖然他來自小國,但是他認為自小和多族群相處的經驗,讓他在國際組織裡,非常自在地社交,備受肯定。尤其,他說,在國際上,M 國人是特殊的景觀,通常多種膚色的人聚在一起,講一種沒人聽得懂的語言(Creole),他突然大笑,覺得這點實在很好玩。 是的,這些客家鄉親,尤其是W先生和T先生沿路的陪伴,我不得不說他們就像鄉親一樣,這麼熱情地接待我們,款待我們,在十幾天的訪談都是經由他們的幫忙。而這些客家族群菁英,在百忙之中還願意抽空見我們,甚至耗掉他們一下午的時間。只因為,我來自臺灣,說著他們知道的語言。這樣的聯繫,讓我這趟田野行,沒有空檔,沒有outsider的焦慮。但是我可以因此加強「華人性」的論述方向嗎?順著我的田野便利性方向的想像…… ◎不同族群、共同心願:「我們」的好 然而,我清楚地看到他們以M國人為東道主的驕傲表達,一位高深莫測的華裔傳統頭人,雖然和引介我的客家朋友沒有那麼Maji,然而擔心我們來到M島沒有好好吃,留下不好印象,請我們吃了一頓盛宴。 H老師的妹妹,一位優雅的Madam,在餐廳請我們吃飯時,刻意請我們吃吃桌上糖罐的結晶糖。並說,這應該是我們自產的糖。另一位從台灣過去的女士和她的當地夫婿,雖然工作很忙,仍舊一定要撥出一個晚上請我們吃飯……他們共同的心願就是,要我們領略這個印度洋的小島的美和好…..他們說,雖然我們這裡隸屬於非洲,但是這個島真的很特別……. 【不同族群的人,共同生活在此小島上的空間】 資料來源:govmu.org/English/MediaLibrary/Pages/default.aspx#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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嘲諷的自由:查理週刊式的自由是怎麼樣的自由?

陳逸淳 /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院●東海大學社會系 法國《查理週刊》(Charlie Hebdo)遭到恐怖屠殺,導致包括總編輯在內的十二名職員當場死亡,法國舉國哀悼。法國總統歐蘭德(François Hollande)在致哀時表示,「法國被擊中了心臟」(La France a été frappée dans son coeur) 。這指的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法國的政教分離(laïcité)政策的信念,另一方面則是言論自由。 【法國總統歐蘭德說,此次恐怖攻擊讓「法國被擊中了心臟」】 資料來源:chinadigitaltimes.net/wp-content/uploads/2015/01/216x300xB61jizdCYAEjXpt-216×300.jpg.pagespeed.ic.hTAaXnbjxA.jpg  政教分離的政策是一種世俗主義,指的是,任何宗教信仰的象徵都不能進入公領域之中,只能停留在私領域裡頭。例如,在公開的校園中不得宣揚宗教思想,也不能穿著具宗教象徵的衣物或首飾,例如十字架、伊斯蘭頭巾、猶太人的禮帽等等;在求職的場合不得要求應徵者表明其宗教信仰等等。但在私領域之中的個人信仰自由是受到嚴格保障的。例如,法國境內的五百多萬穆斯林在職場學校中同樣可以進行齋戒活動,女性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配戴頭巾等等。 ◎當宗教自由遇上言論自由 然而,儘管在政教分離的傳統之下,宗教信仰必須嚴格地停留在私領域之中,但是實際上,信仰是否逾越公私界線有時也是難以判別甚至是有彈性的。例如,原則上穆斯林學生上學時並不能配戴頭巾,因為那是屬於宗教的事物,但事實上,法國大學校園內仍然可以看到配戴頭巾的女性穆斯林,配戴頭巾並未遭到嚴格的禁止;再例如,筆者留法時就讀的學校理頭有西藏來的喇嘛學生,但學校仍准許他穿著喇嘛裝到校上課。簡言之,在政教分離的原則之下,法國境內的人們仍享有相當程度的實質宗教自由。ISIS組織甚至曾在法國透過網路公開招募成員,就是法國宗教自由的例證。 當宗教自由遇上了言論自由,會發生什麼事?儘管法國對言論自由的保障,明確地排除了煽動種族或宗教仇恨的言論,但是在實際層面上,言論自由的界線一直都是難以明確劃定的。嘲諷與受辱之間,從來就沒有明確的界線,甚至是因人而異的,除非涉及與納粹有關的歷史傷痛,或對另一位公民的直接侮辱,否則在實質的法律層面上,嘲諷的自由,以及所謂的二階(second dégre)或三階(troisème dégre)的法式幽默(意指不直接表達諷刺,而用拐彎抹角或講反話的方式來表達諷刺),一直都是法國文化的精隨之一。例如新聞評論節目《小新聞》(Le petit journal)一向把不正經、無所不酸式的、針對時事的搞笑視為己任而廣受歡迎;從習近平訪法一直到天主教反同性戀婚姻,什麼都能嘲諷,就是法式幽默最好的例子。言論自由,當然也包括嘲諷的自由,包括幽默的自由,這就是《解放報》(Libération)所謂的「查理式的自由」(Charliberté)[1]:言論自由,包括嘲笑的自由,更包括面對各種矛盾自我解嘲的自由。 【「查理式週刊的自由」是面對各種矛盾自我解嘲的自由】 資料來源:i.imgur.com/KBCmj17.jpg 查理週刊遭到屠殺,在全法國各地引發了聲援查理的運動;從「我是查理」到「我們是查理」再到「我們都是查理」,全法國到全世界,出現了千千萬萬個查理;無數個查理所代表的,絕非對種族主義偏見的支持,也不是企圖用言論自由作為各種霸權語彙的包裝和宗教實際上的不自由的推詞。上述的這類觀察,實際上也偏離了「查理式的自由」以及「我是查理」運動的基本精神:言論的自由,嘲諷的自由,永恆的邊緣立場,絕不妥協、不被任何主流霸權收編的堅決懷疑態度。 ◎「我是查理」運動是某種法式的反骨與自由 「我是查理」運動在巴黎的共和廣場(Place de la République)的聲援行動中,有右翼分子試圖公開燒毀可蘭經來表達反對伊斯蘭教的立場,但立即遭到群眾的群起噓聲和制止。這證明了「我是查理」運動的矛頭並非指向法國長久存在的宗教矛盾,所展現出來的力量也並非法蘭西文化作為法國的霸權文化對伊斯蘭文化的反擊。事實上,「我是查理」運動之所以如烽火般快速綿延,並沒有如台灣知識分子們的思考般如此充滿種族或宗教對立的思考,而是展先出某種法式的反骨,以及法式的自由,也就是所謂的「查理式的自由」。 確切來說,何謂「查理式的自由」?也許可以從一則法國《世界報》(Le monde)的報導切入來觀察。《世界報》在2015年1月11號刊出一則標題為〈全體一致為查理默哀:一個誤解?〉(”Unanimité des hommages à « Charlie » : un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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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的越南移民:社會融合與認同

鄭得興 /東吳大學社會系 越南移民不管在台灣或在捷克,皆是重要的移民族群。在捷克,越南移民是最大的亞裔移民社群(約6萬人),前年(2013)成為捷克第13支少數民族;在台灣,越南配偶的子女在102學年度(2013),是佔台灣國中小學童中比例最高的學群。台灣與捷克的越南移民目前都已有第二代,捷克的越南移民第二代有上大學者,台灣的越南移民第二代主要是以中小學為主。基本上,第一代越南移民最主要的問題是社會融合(social integration),而第二代則有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的問題。 【許多越南婦女透過婚姻而成為越南政府口中的「越僑」】 捷克及台灣都是強調多元文化主義的移民融合政策,然而事實上不管在台灣或捷克,第一代越南移民在社會融合上都相當艱困。第二代「越南人」的社會融合問題不大,但對越南的認同不無疑問。結果越南移民第一代的跨文化成效,是否能傳承到第二代,值得我們關注。本文嘗試從越南移民的觀點來談社會融合與文化認同的議題,尤其是從捷克越南移民的故事來討論在多元文化與跨文化的框架下,有關移民二代的認同處境/困境。 維基百科有一個估計,在台灣的越南人大概有20-40萬之多,是全球越南人分佈第四多的國家,僅次於美國、柬埔寨及法國。他們有越南戰爭後的難民、來台灣工作的國際移工、與台灣人結婚並移居台灣的越南人。其中有經由合法手續來台者,也有非法移民及遭人口販賣的受害者。這個人口數,約佔台灣總人口數的0.8%-1.7%,超過在捷克的越南移民比例(約0.6%)。 ◎取得少數民族地位的捷克越南裔社群 在捷克,0.6%的越南移民社群可以申請到捷克的少數民族地位,他們可以合法獲得政府預算補助,保存其文化、傳統、語言等,並在某些情況下可以使用雙語文件,以及在政府部門及法庭上使用母語。其實最主要的作用還是在心理層面,捷克的越南移民族群透過少數民族地位的取得,對於社會融合與文化認同的傳遞更具自信。下文將從越南移民的觀點來談論全球的越南移民流向、捷克的越南移民發展脈絡,以及捷克越南移民第二代的文化認同等,最後再從捷克的越南移民故事裡,尋找與台灣社會及越南移民社群的對話與反思。 近代的海外越南移民(又稱越僑,Viet Kieu)據估計大約有三百多萬人,他們通常被分為四類。這四類海外越南人的形成跟越南國內歷史發展密切相關,但這四類海外越南人彼此之間的相互連結性不大。主要是以1975年(南北越統一)做為切割點,第一類海外越南人是1975年以前就已移居越南以外國家的越南人,他們大多居住在鄰國如柬埔寨、寮國及中國等地。另外還有法屬時期,移居法國或其他法語地區的越南人。第二類海外越南人是1975年越南統一後,許多越南難民移居國外,這是海外越南人最多數的一群,他們大多居住在北美、西歐與澳大利亞等地。第三類海外越南人是1970年代以後被派往前蘇聯及東歐國家留學或工作的越南人,蘇聯解體後他們許多人留在當地。之後,仍有許多越南人移民此地。第四類海外越南人是1980年代以後的經濟移民,他們大多前往台灣、日本、韓國等地工作,其中也包括婚嫁到台灣及韓國的越南女性。前往捷克的越南移民是屬於上述第三類的海外越南人,前來台灣的越南移民則屬第四類的海外越南人。 1970年代捷克與越南政府根據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經濟互助理事會(COMECON)互惠原則,雙方簽屬合約。越南政府派遣留學生及客工(guest workers)前往捷克,學生以學習理工科為主,少數學習語言及文學,客工主要從事機械業與輕工業。越南政府認為這些留學生與客工將來歸國可以貢獻其所學與技術,然而1989年捷克發生絲絨革命,根據合約規定,這些越南人應該歸國。不過,許多當時在捷克的越南人趁著捷克新政府尚未步入正軌之際,選擇留在捷克。1980年代大約有3萬人在捷克,其中有3分之2是工人,1994年捷克的越南人數為9,633人。 1990年代以後在捷克的越南人,除了共產時期結束後選擇留下來的數千人之外,尚有從德國遷移至捷克的越南人,他們大多居住在德捷邊境的Cheb城鎮、捷克越南移民的家庭團聚、以及透過仲介及捷克越南移民的社會網絡等管道,從越南來捷克尋找工作機會的人,包括無證移民(undocumented migrants)。21世紀初的10年,是捷克越南移民大幅成長的時期,他們有許多是背負債務,透過各種管道前往捷克尋找謀生的機會。然而,這群人剛好碰到2008年金融危機,他們的處境相當艱困。2009年捷克政以提供一張單程免費機票或車票,以及500歐元現金的方式,鼓勵境內非法移民離境,結果此政策除了吸引一些烏克蘭人、哈薩克人及蒙古人之外,並無越南人參與。2001年根據捷克人口普查,越南移民數目為17,462人。不過2009年捷克統計局估計越南移民約有61,012人,僅次於斯洛伐克與烏克蘭族群,是捷克的第三大外國人族群,而越南的阮姓人口數己成為捷克第九大姓。 ◎越南移民整合入捷克社會的困難處 第一代的越南移民,不論曾經是以甚麼身分進入捷克,他們幾乎都是從街頭擺攤起家。這是捷克在1989年後社會巨大轉型中所出現的新現象,再加上後來的中國移民,亞洲的攤販文化複製在後共產社會裡。封閉40年的捷克社會及其市場,此時突然出現越來越多的亞洲人(越南、中國及蒙古),捷克人非常不習慣,此其一。這群亞洲人都很認真工作賺錢,這對剛從共產社會走過來的捷克人更無法接受。這些亞洲移民一週工作七天,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這對重視文化及生活品質的捷克人而言,簡直是非我族類,此其二。捷克人擔心他們的潛在犯罪問題,包括賭場、販毒、組織性犯罪等,此其三。捷克改革開放初期,對越南移民社群是相當排斥的。不過,隨著捷克深化改革開放,以及加入歐盟(2004),捷克已經蛻變為成熟的已開發國家,因此越南移民留在捷克的決心更堅定不移。越南移民曾在2004年提出少數民族的申請(其人數已超過2萬門檻),不過被當時的捷克政府以其非為在地長時期居住的少數族群為由拒絕。直到2013年捷克政府終於接受越南為其國內第13支少數民族,也是捷克境內唯一亞洲族裔的少數民族,同時是捷克新興(1990後)外來移民中最大的族群。 【越南人在布拉格附近開設的越南商店街】 資料來源:www.campingoaseprag.de/ImageHandler.ashx?UploadedFile=true&pg=%7B0%7D&image=/App_Data/UserImages/image/foto-okoli/sapa-oase-2.jpg    第一代越南移民想融入在地社會,過去十幾年間他們有助力,也有阻力。2003年有一群查理大學的畢業生,有越南人,也有捷克人,他們創設了「河內俱樂部」(Klub Hanoi),這是一個非政府組織,目的以協助越南人進行社會融合。2009年4月捷克民調(Stem)顯示,有66%的捷克人不喜歡越南人作為他們的鄰居。2009年捷克實施新修改的移民法,捷克語能力成為移民取得永久居留許可與成為公民的必要條件。2010年有一篇文章這樣寫著「捷克的傳統價值未來將由越南人、中國人、烏克蘭人、蒙古人及其他民族共同創造,一百年後,捷克歷史對捷克人而言將不再有意義,布拉格市長可能由中國人擔任,然後他決定不再修建查理大橋,而是直接拆毀。」文章作者擔心捷克文化認同的喪失。2012年捷克人成立「布拉格融合中心」(Integration Center for Prague),這是向歐盟申請經費的捷克本土非政府組織,目的在協助外國人融入捷克社會,越南移民是他們服務的最大族群之一。第一代捷克越南移民最重要的成就,就是能夠成功立足在捷克。他們有些人已開始創立大事業,不過大部分的越南移民仍是做小生意。不管捷克社會對他們是否仍存有種族歧視的異樣眼光,但至少捷克人對越南移民第二代的學業成就是讚譽有加的。 ◎捷克越南移民第二代的教育成就與認同處境    越南文化深受儒家影響,越南人奉行認真工作、重智識教育、低調、有禮等傳統價值。其實捷克的第一代越南移民很大比例是低教育程度者(小學),但他們認真工作,目的之一是為了其子女教育。他們通常不讓子女幫忙工作,而是讓他們專心讀書。結果他們的在校表現獲得普遍讚揚,甚至有捷克人說捷克未來要靠越南移民第二代了。在捷克經常會聽聞越南移民第二代的捷克語競賽獲首獎,這些都不是新聞了。越南移民第一代與第二代在捷克的努力,逐漸獲得在地人的認同,這也是他們在2013年獲得捷克政府承認其少數民族地位的重要因素。    不過正當越南移民第二代能夠順利融入在地社會之際,第一代越南移民開始擔心越南文化的傳承問題。筆者曾在2010年在布拉格等地進行捷克的中國移民及越南移民的文化認同及社會融合的調查研究,其中針對越南移民第二代發出47份問卷。表一是越南移民第二代與越南的社會/文化聯繫,表二是越南移民第二代在捷克的社會融合。調查結果發現越南移民第二代的越南文化認同與捷克的在地社會融合,似乎能取得一定的平衡成果(請參考,本文不再多加說明)。不過,根據筆者在實際的田野調查中,也發現有些越南移民子女不太會說越南話,尤其家庭經濟背景較好的越南子女越是如此。在捷克的越南人有此一說法,其文化水平較低的越南移民,越能保留越南傳統文化,而文化水平較高的越南移民,比較傾向接近歐洲文化。 【越南移民的第二代,還會記得河內的文廟嗎?】 越南移民第二代的文化認同並非沒有危機,除了上述所說的有部分越南子女已不太會講越南話之外。我們也看到表二中「想成為捷克人」的比例是超過受訪者的半數。尤其在他們已較少回越南生活的情況下,他們的越南朋友大都也是在捷克生活的越南人,而非越南國內的朋友。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儘管他們在捷克的社會融合已沒甚麼問題,但他們還是有很大比例(44.4%)感覺受到歧視。越南移民第二代是在捷克多元文化環境下成長,他們實際上更能以雙語的便利,傳遞捷克與越南的跨文化交流。絕大部分的受訪者(70.2%)都能以越南人為傲,這是對越南文化的認同。由於越南移民爭取到少數民族地位,也強化了越南子女認同越南文化的自信。儘管在捷克多元文化主義下強調主流文化的社會融合,越南移民第二代的文化認同危機似乎並非無法克服,其中關鍵正是他們對越南文化的信心。越南移民的文化認同現在可說是,既沒有不合時宜的優越感,更沒有過度的自卑感。    表一、越南移民第二代與越南的社會/文化聯繫 題目(選項) (%) 1.越南朋友 (多+ 一些) 91.5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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