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族群性別空間與傳統禁忌:社會學的省思

隨著近年來部落觀光的興起,越來越多遊客進入原住民的生活空間參與部落祭儀,部落巷仔口的盡頭往往通到山邊或海涯,遊人進入的不僅是部落的的生活場域,也常跨越文化與社會的空間,進入部落生活居所與祭儀場域,伴隨著遊客如織,攝影與媒介的鏡頭也隨著進入部落文化與社會空間的脈絡,文化空間成為進入其中者所需理解、關照與反思的場域,而其中性別空間更經常成為跨入其中者需重新學習與理解的知識板塊。

為何世大運原住民選手那麼厲害?揭開種族基因論點的迷思

台灣舉辦的世大運在充滿原住民圖騰的舞蹈展演中圓滿落幕,這次原住民選手在世大運得牌數更創下空前佳績,在90面總獎牌中有11面由阿美、泰雅、卑南與排灣的原住民運動選手獲得,包括滑溜冰的宋青楊、陳彥成、高茂傑、洪萬庭,舉重的郭婞淳,跆拳道的李晟綱、蘇佳恩,田徑的楊俊瀚、陳傑。原視、TVBS與各大報紙分別以「世大運原住民選手成績佳 米田堡血型引話題」、 「米田堡血型呼吸代謝快 原住民體能具優勢」「為何世大運原住民選手超強?」「專家發現阿美族血統有全球第一的”先天優勢”」為專題報導。

台資與越南女性:偷竊、搞破壞、集體昏倒

當外來資本剛進入第三世界投資生產時,經常偏好僱用女工,例如在越南台商之間最廣為流傳的一種說法就是:「越南是母系社會」,都是女生在工作,「男人都很懶惰」。過去西方帝國統治者,總會將殖民地的人民女性化、陰柔化,創造一種西方陽剛,東方陰柔的雙元對立論述,而台商幹部所流傳的「母系社會」說法,正是這種東方主義論述的變形,這樣子,一方面排除了男性會自我行動的可能,也同時可以透過宣稱要保護女性,進而正當化雇用女性的理由。

一個女性主義社會學家的界線思考

張君玫/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比起任何現成的答案,提問的方式是更關鍵的。因為,問題的架構決定了你可能前往的方向。 同時身為社會學家和女性主義者的我可以問:「社會學為什麼需要女性主義?」也可以問:「女性主義為什麼需要社會學?」,或是更脈絡化而具體的探問兩組問題意識之間的關係。無論怎麼問,都只是許多提問方式當中的一種。關於「社會學」和「女性主義」,我們所能提出的問題儘管稱不上無限,卻也很難限定出固定選項。 ◎社會學的誕生:對「新」的體察,對「舊」的批判 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本身就涉及了一種新的提問方式。在十九世紀中歐洲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和專業化分工社會到達某個危機的高點時,一群思想家開始認為有必要以一種新的方式來探問他們所身處的歷史環境。他們意識到,既存的提問方式,無論是傳統的哲學和史學,以及十七世紀以後蓬勃發展的自然科學,包括生物學、心理學、物理學、化學等,都無法適切處理他們當下所面臨的危機。 (古典社會學三大家) 圖片來源:引用自維基百科 這些人後來被稱為「古典社會學家」,他們之間當然有著各種分歧的意見。然而,歐洲時代處境的共同點讓他們以自身存在去體現當時的歷史斷裂,不僅是人文和自然的斷裂,也包括社會和其他人文領域的斷裂。一方面,人類所創造的人文世界已經膨漲到一定程度,並且產生特殊化的複雜形態與性質,有別於自然世界的構成。另一方面,社會領域的開始展露,並且形成獨特的領域,有別於生理、心理、歷史和哲學等。這樣的歷史處境與認知,可以說是社會學誕生的雙重問題意識,促成了當時的思想轉向新的研究,開始密集討論自然科學的方法是否適用於人文世界,以及社會領域的研究是否需要有別於其他人文領域的獨特研究方法。 社會學雖然和歷史學分道揚鑣,但其學科的建立即包含了非常清晰的歷史意識。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的體質,一開始就包含了對「新」的敏感體察,以及對「舊」的批判繼承。所謂的「古典社會學家」當中沒有一個是念社會學系畢業的,因為那時候並沒有這個學科。學科建立之後的體制化卻可能漸漸削弱了社會學的批判力。 或許因此,某些學者認為「古典」和「當代」之分在社會學這門科系當中的意義不大,甚至可能會產生誤導,從而模糊了社會學內在的批判力。因為,每一個社會學家所面對的都是自身的當代處境,也都必須不斷批判地檢驗與繼承過往的知識成果,無論是科系之內或外。 依我之見,社會學內在的當代歷史意識非常值得重視。所有的教條傾向都是源自於遺忘,遺忘了過去和現在的交織、當代和當下的不斷流逝,以及具體社會存在的歷程動態。每個學科的體制化都面對了同樣的危險。在社會學的論述場域中,至少從上個世紀末開始,已經有越來越多人開始進行反思,這個學科為了自我確定而排除其他科學領域和探問方式如何可能為社會學再度注入新的力量。 ◎人文社會自然不同學科,持續跨界發展 在更廣的人文領域中,跨科際的思考也越來越受到重視。畢竟,經過了兩次毀滅性的世界大戰,以及從未停歇過的戰爭、仇殺與奴役,乃至於資本主義膨脹所連帶發生的全球環境惡化,都指向了人類的生存處境並沒有科系之分。唯一真實的是活生生的人類個體和群體如何共同生活,他們對於世界的理解,在世界之中的行動,以及關於未來的想像視域。換言之,人類存在的問題意識。 從二十世紀下半葉至今,社會學以及廣義的人文科學可以說進入了一個重新進行連結的時代。學科界線的持續跨越、重組與流動,不僅是因應新的學術趨勢,更是基於對人類生存處境的全球問題意識。在學科專業化加劇複雜的當代―我們的「當代」,比起十九世紀的「當代」更甚―人文世界和自然世界之間斷裂依然存在,但兩者之間的溝通渠道已經重新受到重視。兩個世界其實是同一個世界。但我們仍然需要更多文化翻譯的工作,在不同的學科、不同的研究取向,以及不同的方法論之間。同樣的,在面對不同的社會群體,不同的文化視域,以及不同的利益衝突時,我們都需要更多跨越學科界線的研究取向。 換言之,社會學家本身的生存處境是關鍵的,其社會物質條件和歷史文化脈絡,乃是進行社會學知識建構的核心立足點。以個人為例,我的知識出發點顯然是我生活在這座島嶼上的當代歷史意識,而這個「我」並不是只有「學者」或「社會學家」的身份,而是交織著許多不同的存在處境與樣貌,包括我的身體、性別、階級、文化等屬性與背景。身為一個社會學家,理論上對於自身所擁有的每一個「身份」都應該具備反思,我必須有能力和意願去思考自身的社會性,如同必須有能力和意願去思考整體社會的結構與過程。 以此而言,社會學內在的當代歷史意識不僅適用於思考者之外的大社會,也同時適用於思考者本身的歷史與社會構成。不過,就在這一點來說,社會學的學科制度內部卻仍顯得不夠重視。詮釋的傳統在社會學理論中是重要的,但在方法論上比較沒有著墨研究者本身的社會存在如何影響他的研究。 ◎女性主義為既有學科帶來新的提問方式 關於知識建構和思考者之間的親密關係,女性主義理論或許提供了更多路徑去探索。女性主義並不是一門學科,也不是一種「主義」,如果主義意味著某種鮮明的主張。關於「主義」一詞的語意陷阱,並不是單純的錯誤,而涉及了我們所身處的世界當中文化與學術翻譯的政治。 身為「非西方」和「非中心」的學術工作者,忽略翻譯政治是會付出慘重代價。事實上,我們的生存處境涉及了多層次的翻譯政治,除了從中心到邊緣的文化及學術翻譯,也包括不同學科界線之間的翻譯,以及日常與學術生活中不同社會文化群體之間的翻譯。   (艾瑪華森 Emma Watson 聯合國兩性平權演講) 影片來源:youtube,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BlnesMpnpo   女性主義這個詞彙所代表的基本上是一組提問的方式,環繞在我們身為性別化的社會存在所持續面臨到的處境。換言之,關於人類性別化存在的問題意識。強調性別化,而不只是性別,也涉及到了思考語言的複雜動態,不僅是字面上的翻譯。「性別化」並不是單一的賦予或取得性別,而涉及了持續而交織的過程,以及相關的權力與資源分配狀態。女性主義的問題意識,雖然表現的形式有千百萬種,彼此之間往往有激烈的爭議,但都還環繞著性別化的正當性和正義問題。 然而,性別化的問題意識除了涉及對於人類的性別區隔之外,也延伸到非人類存在物的階層化分類,包括人文高於自然的預設,以及人類高於動物的姿態。女性主義思潮中對於分類階層化的敏感程度不一,但確實似乎比傳統社會學科更充分意識到被壓迫者的人類和動物連結。 一個人顯然並不是會因為身為或成為「女人」而自動取得一種抵抗的被壓迫者意識,或自動產生欲望想和其他邊緣群體,包括動物和大自然等非人類存在進行結盟。但「女」或woman, female等陰性詞彙在定義上的相對劣勢不僅映照出或對應著社會結構上的劣勢,也相當程度透過種種機制成為那些被歸類到其中者的內在意識。 以學科分界的佈局來說,社會學和女性主義恰好形成一種對比。如前所述,社會學在成為一個學科的鮮明歷史過程中不斷尋求新的探問方式,透過排除其他的領域或方法,來建立一個適於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學科。然後,在制度化之後,經過全球社會局勢的變遷,開始重新思考跨科系的可能性。反之,女性主義作為一種問題意識並沒有學科的分界,而是原本在各自專業領域中的思考者把性別化的問題意識帶入他們的學科,同時也把學科的獨特方法帶進入女性主義的論述場域。 ◎看待自身專業,不是狹隘認同,而是具體與動態的處境認知 我身為社會學家和女性主義者的存在問題意識把我帶到了特定的提問方式,去探問我們島嶼所面對的歷史處境,這樣的處境,如同我們個別的存在景況,都是跨科系的。然而,這是否表現界線就此消失呢?這是我們在談論界線流動與跨越時,最常遇見的誤會之一。關於界線消失的假象並非單純的錯誤,而指向了我們的症狀,包括我們對於界線的焦慮,以及脫離身體限制的意識論幻想。種種界線其實從未消失,而是用不同的方式在展露、變形、破裂與滲漏,同時,或許更重要的,進行重組。 回歸到個別的人類思考者,都有著特定的存在處境,以及特殊的學科背景訓練等。一個思考者必須在自身界線上重新組織相關取向或方法之間的關係。在二十一世紀初的現在,我們對於生命要有更深刻而廣博的理解。因此,以生命做為典範,我們可以說,每個學科都如同一個物種,在條件不利的情況下當然也可能滅絕,但在生命個體的鬥爭與努力中也可能幸運的進行動態的演化。這是我看待自身專業的方式,不是狹隘的認同,而是更具體與動態的處境認知。

捕獲婉君:網路「鄉民研究」的評析

黃厚銘 /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緣起:資訊社會研究與台灣社會學家的退卻 最近出了一本新書《婉君你好嗎?》為臺灣近年來浮現的網路「鄉民社會」提出新的觀察。雖然早在一九六零年代,internet的前身ARPAnet就已經逐步成形,但台灣以台灣學術網路(Taiwan Academic Network, TANet)連結到網際網路(internet)卻是1992年的事情了。台灣的社會學界注意到網際網路所即將帶來的衝擊,則以1996年底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主辦的第一屆「資訊科技與社會轉型」研討會為濫觴。其後,在瞿海源、傅仰止教授的領導下,以此研討會參與者為基礎,一起申請同名的中央研究院院內「主題計畫」每年舉辦研討會供相關領域的研究者分享研究成果,至2001年第四屆「資訊科技與社會轉型」研討會為止。 《婉君你好嗎?:給覺醒鄉民的PTT進化史》 (資料來源:http://goo.gl/IEhjzk) 2001年,在翟本瑞、張維安教授等人的倡議下,「台灣資訊會研究學會」正式成立,並發行學術期刊《資訊社會研究》作為交流相關研究成果的出版園地。時至今日,也將近十五個年頭。其間,元智大學也曾設立「資訊社會學研究所」,後來縮編為「資訊社會學碩士學位學程」。儘管該研究所或學程的英文名稱是social informatics,但主要成員是社會學家,其核心成員曾淑芬教授也曾任「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理事長。實際上,台灣已出道的社會學家之中,至今仍持續從事資訊社會研究,還有相關研究、著作發表的,可以說是屈指可數。儘管直至近年,仍不斷有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班學生以資訊社會相關研究為題取得學位,但不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的社會學博士,卻少有以此做為研究主題。 相對於翟本瑞教授當年的豪語,「面對資訊時代的來臨,社會學教科書的每個章節都得重新改寫」或是「資訊社會研究就像是在地表上採礦,隨處都可以挖到寶藏」,實際上投入相關研究的台灣社會學家顯得青黃不接。這與資訊社會研究的特性有關,簡單地說,就是青年學子才比較可能一天到晚投入於「螢幕生涯」(”Life on the Screen”)(MIT心理學家Sherry Turkle(1995)研究網際網路的重要著作之英文書名)之中,面對日新月異的資訊科技及其應用能有充分的掌握。但此一族群的弱點則在於欠缺足夠、成熟的經驗研究或理論背景訓練,以致只能隨波逐流地捕捉到浮光掠影,無法拓深資訊社會研究的社會意義與學術意涵。相較於此,已出道的社會學家,雖深懷學術訓練的絕技,卻在繁重的教學研究負擔下,頂多只能藉由訪談或問卷調查方法,間接理解資訊科技與社會轉型之間的複雜關係。這樣隔靴搔癢的研究取徑與成果,終究無法得到學界與社會大眾的認同,也難以讓社會學家自己滿意,以致從事相關研究的學者一一退出,鮮少有相關研究著作發表。儘管如此,台灣社會學界在資訊社會研究方面的退卻,等於把這方面的研究拱手讓給了傳播學等其他學科。 不論是台灣的社會學界或傳播學界,都沒有給予PTT BBS這個獨步全球的特殊網路現象足夠的關注。直到近年大眾傳播媒體習於到PTT蒐集新聞題材與「網友意見」,每日PTT版的瀏覽人次超過600萬人,才令人驚覺新媒體的傳播力。自2008年野草莓學運發起,首創「網路直播」以來,尤其是2014年太陽花運動和PTT BBS的密切關係,「鄉民」或「婉君」才逐漸成為政府、媒體與社會大眾的關注焦點。就PTT BBS此一資訊系統的文字介面而言,相對於圖形介面、多媒體與以滑鼠點選為操作方式的WWW,是顯得落伍、醜陋,且不「好用」(user-friendly)。但自1995年成立以來,該BBS卻日益壯大,甚至可以說是現今台灣BBS的「唯一」代表。以致當主流媒體引述「網友說」時,經常指的也是PTT BBS的使用者。相較於國外類似的論壇式資訊系統,幾乎都已經轉變為以http為傳輸協定的Web based模式時,以telnet為傳輸協定的PTT現象可以說是世界網路現象與網路發展的異例。單就這一點來看,這段極具特色的發展歷史就值得研究並留下記錄。 其次,在網絡分析的研究取徑當紅,以及強調關係網絡的facebook使用者不斷增加之際,PTT使用者的人數增長趨勢雖然因而遇到了瓶頸,但何以facebook在台灣仍然無法一舉取代PTT的地位,網友們在使用facebook的同時,仍持續投入於PTT當中?甚至在重大運動賽事或戲劇播放的同時,還一方面收看電視轉播,一方面登入PTT的相關討論區以文字轉述賽事或參與評論討論。換言之,自稱為「鄉民」的PTT使用者藉由他們的參與,究竟形塑了什麼樣的「鄉民文化」,這也絕對是值得了解的事情。 透過《婉君妳好嗎?》書中的觀點,可以對以上的問題提供一些解釋。   遊戲、情緒感應與非理性 1938年,荷蘭思想家J. Huizinga(1949)寫就了《遊戲人》(”Homo Ludens”)一書。此書標誌著對人類本質的構想,從號稱是Aristotle所謂的Homo Sapiens(智人,人是理性的動物),到Home Faber(工匠人,人是使用工具的動物),及至後來的轉變。所謂遊戲,就是在例行化(routinized)、有目的(purposeful)之日常生活之外所切割出來相對自主的時空。遊戲者之所以投入遊戲,不是為了什麼功利性的目的,而純粹只是覺得有趣(just for fun)而已。亦即,參與遊戲本身就是目的,別無其他外在於此的目的。但這種從功利性觀點來看,似乎是無聊與沒有意義的行為,卻是文明進展的關鍵動力。Huizinga此一別出心裁的見解,後來也影響了著有《人、玩耍與遊戲》(”Man, Play, and Games”)一書的R. Caillois(2001)。進而,經由Caillois與G. Bataille所創的社團「社會學學院」(College of Sociology)的影響,更促成了H. Lefebvre(1991)提出以節慶帶來空間意義的轉變,並藉此顛覆資本主義政經體制的主張。由此可見,節慶,無論是在Lefebvre或是前述Bakhtin的分析裡,還具有顛覆或挑戰日常生活既定權力秩序的意義。實際上,連Habermas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這本書的再版序言中,也不得不坦承,要是他在寫作時有看過Bakhtin有關中世紀節慶之政治意涵的討論,他自己這本書的論述也會有非常不同的發展。扣連到本書的內容之中,我們可以看到八卦板的鄉民、甚至是酸民,如何用冷嘲熱諷、嘻笑怒罵的方式來將政經權貴予以「降格」。此外,本書所沒有觸及的「樓蓋歪了」之類以接龍、腦力激盪的方式遊走於板規邊緣的現象,也凸顯出前述非理性、無生產性的遊戲心態之關鍵角色。 此外,Huizinga「遊戲人」的概念,同時也與德國思想家G. Simmel所提出的探索(adventure)(Simmel,1971)與社交性(sociability)概念遙相呼應。因為探索就是一段與例行日常生活有別的歷程,而社交性概念的提出則凸顯出人類別無其他功利性目的,單純與他人交往互動的需求。Simmel(1997:122)說:「社交性就其純粹形式而言,並不具有更高的目的,沒有內容、也沒有外在於其自身的結果。」亦即,社交性只是出於和他人相連結的需求,其意義就在於過程自身,而沒有外在於這個行動的目的或是動機,所以,其樂趣也僅止於來自社交自身,因而也是一場純粹的互動(黃厚銘,2001:172-173)。 極其類似的,法國當代社會學家M. Maffesoli也如此描述他所謂的新部落主義(neo-tribalism)背後之社會性:「創造性的不做為(creative not-doing)是滿足共在的根本。而這共在是自足的,不必要尋求特殊的目標來證成。這正是我們可以稱之為沒有目標或目的的社會性(sociality)。」 Maffesoli(1996a:64)進一步指出:「它強調了『我們』的重要性與『共在』的盛行。而此一共在除了共在以外,並沒有其他目的。」以及:「或許存在著一種溝通,這種溝通的唯一目的是『接觸』他人,單純地保持聯絡,一同參與在一個群聚的形式中。」(Maffesoli,1996a:62) 也正如溝通與社區(社群、共同體)在字源上的親近性所彰顯出來的,溝通的重要性不只是在於所傳遞的資訊或物品,溝通本身就有助於促進共在與共感共應,而成為社群的基礎。此外,Maffesoli (1996a:107)亦以包括商品、性、意見、情感等各式各樣的交流(commerce)來討論交流本身的重要性。並且,人文地理學家段義孚也提出對話(conversation)與交談(talk)差異,藉以凸顯交談本身的作用,而不只著眼於對話的內容 (Tuan,1996:175)。PTT BBS本身從著重於資訊交流功能到至今以不特定主題的大型看板為熱門看板的轉變,其實是見證了情感交流、甚至是交流本身即是目的之現象。在濱野智史對日本2 ch的分析中,也可見到類似的情形。 (PTT網頁頁面) (資料來源:youtub,https://goo.gl/6Uv3qC) … Continue reading 捕獲婉君:網路「鄉民研究」的評析

白城惡魔:誰是白色力量城市中的惡魔? - 現代性城市的發展與都市公共性的建立

董建宏/中興大學景觀與遊憩碩士學位學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e6mK6y6ncY (2013/8/3 凱道萬人送仲丘-廢除軍檢還原真相活動 引自youtube) 2013年8月,超過25萬多數彼此不相識的身著白衫的群眾,走上台北凱道,最後形成「白色聖十字」,為一位遭受到國家軍事體制不當凌虐,而不幸身故的義務役下士洪仲丘,聲討保守反動的軍事體系與國家機器。最終,不但迫使政府道歉,也敲下了國民黨與馬英九政權的第一聲喪鐘。一年後,號稱「白色力量」所支持的「白色巨塔」中的異類醫師,成為十六年來,首位「天龍國」非國民黨籍的市長。這樣一股建立於社會與城市集體公共利益的人民力量,被視為是台灣這幾年邁向民主深化的進步城市象徵。 但是,與這股進步的白色力量同時共存的,卻是一連串的隨機無差別殺人殺童事件引發的集體恐慌,自2014年台北捷運發生鄭捷無差別殺人事件之後,(2015龔重安北投文化國小女童割喉血案、以及最近不幸慘遭王景玉隨機殺害的女童事件)。這些隨機無差別殺人事件,其實早自2009年的黃富康隨機殺人案之後,就不斷成為城市生活中的不定時炸彈。於是,一個幽靈 ─ 恐懼「惡魔」的幽靈 ─ 在這個號稱白色進步力量的城市遊盪。所有看似不同的進步與反動的力量,因為恐懼「惡魔」而團結起來了!眾人們開始進行獵巫的行動,希望可以讓這個籠罩著白色城市的惡靈,消失在這個號稱進步的城市!而2016年5月10日,只剩不到十天就要卸任的法務部長,簽署了最後一份的死刑執行令,將人人皆曰可殺的鄭捷,快速執行死刑判決,更讓這個白城惡魔,以及他所召喚的各種恐懼的幽靈,迅速的籠罩著這個看似進步的白色力量城市。   如何看待惡魔引起的恐慌? 那麼,從社會學的角度來思考,我們要如何看待這樣一個進步城市發展下,無差別殺人「惡魔」的出現?以及,這樣的「惡魔」,為何掀起城市集體的恐慌? (The Devil in The White City  引自http://goo.gl/ZVO58D) 2003年,Erik Larson,美國著名作家,發表了一本有趣的歷史小說:The Devil in the White City(台灣翻譯為:白城魔鬼)。在這本小說中,Larson以1893年前後那場改變芝加哥城市命運的「芝加哥世界博覽會」為背景,描述了1871年芝加哥大火之後,在資本主義的狂野發展下,快速成長且意圖浴火重生的當代美國城市的發展史。故事背景的城市芝加哥,是當時美國中西部最重要的城市,因為水利之便,與中西部的農業發展,這個城市主導了美國中西部的發展,當地的製造業與商業活動在19世紀成為美國中西部主宰的經濟力量。在日後因為農產品榖物等的交易繁榮,而成為美國、乃至後來世界主要期貨的交易中心。1871年的那一場大火,非但沒有打擊芝加哥城市發展的企圖,反而在資本主義與國族主義的交互激勵下,決定爭取哥倫布紀念博覽會(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來證明芝加哥的榮耀與進步。之後由Daniel H. Burnham與Frederick Law Olmsted等建築師,以景觀環境設計與主體建物合一,將自然環境元素與人工科技術的巧奪天工之建築整合,創造優美的生活環境,作為規劃設計的準則。他們認為,博覽會的目的,不僅僅在展現當代科技技術的進步,更重要的是展現一個現代性的城市的風貌,同時洗刷芝加哥在19世紀時惡名昭彰的都市環境。因此,他們將博覽會會場的主要建物統一漆成白色,而讓芝加哥由原本漆黑的工業城市,轉型成為城市美化的白色城市(White City)。這場藉著博覽會這個結合國族主義與工業資本主義而興起的城市美化運動(City Beautiful Movement),讓芝加哥的城市風貌得以煥然一新,並以此進步的空間象徵,進入現代城市之林。 但是,與這個進步的現代性白色城市興起的同時,當舉城的人瘋狂的參與並慶祝著博覽會的開幕舉辦之際,一位名為賀姆斯(H. H. Holmes)的連續殺人犯,正透過他過人的商業頭腦與殘酷的手法,在博覽會場的附近興建了一棟如城堡般的旅館,讓許多懷抱著夢想、希望一睹芝加哥博覽會風光的女性入住。在誘惑她們入住之後,賀姆斯再以殘酷的手法殺害她們。而這個凶殘的連續殺人兇手,在外貌看起來,卻是一個與芝加哥博覽會主辦者,建築師Daniel H. Burnham有著同樣明亮的藍色眼睛、挺拔外表與過人才智與熱情的人。 「別做小計畫,它們沒有讓人熱血沸騰的魔力。」Daniel H. Burnham這樣鼓舞著芝加哥博覽會的規劃團隊。 同樣的,這位世紀交替之際,帶給芝加哥市夢靨的旅館主人,也說: 「我一生下來,裡面就有一個惡魔。我不能不殺人,就像詩人一樣,靈感一來就不能不吟唱。」 這樣一個從外貌與成就看來,都是社會的主流成功人士,為何會犯下如此瘋狂的連續殺人罪行呢?讓這個進步的白色城市,蒙上了魔鬼的陰影! 當代的都市研究,其實不斷的發現,自工業化後的當代都市,各種的犯罪行為有時已經超過了過往的刑事犯罪所能理解的範圍。倫敦工業化、都市化之後,出現了開膛手傑克。這位被歐美犯罪史上視為最惡名昭彰的連續殺人兇手,至今依然是許多城市犯罪學討論的焦點(所以,日本的偵探漫畫「柯南」也透過劇場版的動漫,在「貝克街的亡靈」中,去「調查」「開膛手傑克」的真實面目)。於是,城市研究者面對倫敦、或芝加哥這類城市興起之際,所產生的許多犯罪行為,更加好奇了。為何會在城市發展的即將達到顛峰時刻,在現代主義與工業資本主義,透過成熟的科技,與新的美學觀,將自然環境與工業製成品完美的統合在生活空間,這個現代主義的輝煌時刻,卻出現不可思議的連續殺人事件?!當社會不是正面向光明的進步未來發展時,為何令人恐懼的惡靈卻悄悄的透過各種化身,降臨在我們的城市之中?以及,社會的多數者,為什麼會選擇以最直接的方式,將城市出現的「惡魔」去除? 1938年,芝加哥社會學教授Lious Wirth發表「Urbanism as A Way … Continue reading 白城惡魔:誰是白色力量城市中的惡魔? - 現代性城市的發展與都市公共性的建立

女總統跟她的男性內閣們:女性人才哪裡去了?

姜貞吟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中華民國2016年總統大選候選人> (資料來源:http://goo.gl/fC8rMm) 2016年一月的總統選舉,台灣公民做出的政治選擇具有兩個重要的性別意涵。首先,我們選出了首位女性總統,第二,立法院女性立法委員的比例達到了歷史新高38.1%,將近40%的優異表現讓我們在各國女性參政成績又往前跨了一步。當我們還在歡欣慶祝之際,緊接著也迎來了近20年來最嚴重的女性參政大倒退,即將上任的內閣中女性竟僅有10%,在40位內閣閣員中只有4位女性。這個大倒退甚至迎來了部分民眾「性別不重要,能力才重要」的回應,然而,這個思維正恰恰要告訴我們,台灣性別平權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性別跟能力說」是很常見於一般說法,也成為多數人相信的信念,這樣的說法在個體層次,用來鼓勵個人很有幫助(女性也能當科學家、黑手、工程師;男性也可以是護士、秘書、褓姆),但用來作為理解社會整體與女性集體困境就顯得侷限與不足,特別是現階段的台灣。因為這個說法經常是去除各種脈絡,把問題簡化為個體本身條件,而忽視了性別、階級跟族群等因素對每個人的影響力。 ◎政治是高度性別隔離的部門 台灣社會在不同職業與產業的人力投入分布上,一直有清楚的性別隔離,部門與部門之間、階層與階層之間,都有著水平與垂直的隔離。垂直隔離(vertical segregation)是指職業或職務有上下層級的區隔,一般而言,男性比女性更有機會擁有上層的位置。水平隔離(horizontal segregation)則是一般所說的不同職業的區隔,有男性主導的職業及女性主導的職業之分。[1]有些職業女性特別集中,有些則是男性特別集中,這些性別高度集中的現象,多數不是因為能力的差異,而是雇主主觀地預設該職位或工作比較適合由男性來擔任,上位的領導者與管理者,比例上往往都是男性居多。 Trond Petersen及Laurie Morgan(1995)就說,職業的性別隔離表面上看起來是分工,但實質上是不平等的位置分配。[2]有些學者會從「供給面」觀點解釋這種性別隔離的形成與持續維繫,認為這是因為人力資本差異或個人選擇所導致的結果。但是女性主義跟社會學的觀點,則從「需求面」解釋,強調結構因素與雇主個人的偏好與操作。 政治正是向來被視為屬於男性主導與掌管的領域,政治公眾事務與男性權貴網絡高度盤根錯節。台灣至1988年才出現第一位女性閣員(財政部長郭婉容),之後不論是陳水扁總統或是馬英九總統都曾努力拔擢女性專才,內閣女性比例曾分別達到22%跟23.4%,從解嚴之後,我們花了20多年才走到這個性別參政的水準,現在10%的比例卻直接退回到90年代末期。[3]要改善政治場域中高度男性封閉的權力網絡、積極提拔女性人才,需要的就是從需求面著手,具有人事任用權的總統、行政院院長,甚至作為雇主的國家需具有性別關懷的視野,對女性參政不足現況進行積極的矯正性調整,才有可能改變「政治 = 男性」的權力共享結構。 ◎矯正性制度改善群體間不平等 立法院至今仍透過制度性的調整,才逐漸達到現在約四成的女性立委比例。最早從1991年首次將婦女保障名額規定入憲,女性參政保障十分之一,1997年修憲提高到四分之一,2005年我國立法院選舉制度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各政黨不分區當選名單中,婦女不得低於二分之一。從過去的婦女保障制度到現在不分區立委名單中任一性別的比例,這些制度性的調整機制大幅度地鼓勵了女性參與政治事務,讓女性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決策與討論。 歷屆女性立法委員比例(%)     面對社會群體之間的不平等,近代政治重視「承認」和尊重「差異」的存在,企圖透過「描述性代表」(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的機制來矯正群體和群體之間的不平等,以改善社會中長期被壓迫或忽視之群體的處境[4]。這就是1970年代之後,世界各國在選舉制度中逐漸採納婦女保障名額(reserved seats for women)或性別比例原則(gender quotas)最重要的基礎[5]。制度上的名額保障具有修正與調節的作用,矯正長期以來女性在公共政治領域上的缺席以及政策規劃中缺乏的性別評估,以達到性別平等的社會進步的可能。 歷來不少優秀的女性立委跟縣市議員,在首次參選時,受惠於矯正性制度當選,提供她們參與權力分配與政治參與的機會,之後持續在政治場域發聲。現在選民越來越認同女性政治人物的問政表現,也有不少女性願意主動參與政治,多數女性立委或縣市議員不需再使用矯正制度協助當選。即便如此,在地方選舉時依舊可觀察到矯正制度仍具有正面效果。在不少縣市議員選區中,只要有婦女保障名額,該選區男女性參選人數比就會比較接近,但只要該選區沒有婦保名額時,往往女性連出來參選的機會都沒有。甚至,仍有部分鄉鎮至今尚未出現過女性的縣市議員,也就是說,在那些鄉鎮中,政治到現在還是只能是男人的事。 ◎突破「性別盲點」的遮蔽 如果說,內閣女性比例低是因為找不到女性人才,那就要進一步探討,女性呢?那就更不能迴避傳統社會跟性別結構對女性生涯發展的影響。台灣女性勞動參與率在2012年突破50.2%,但卻呈現出「倒V曲線」,不少女性在結婚跟生育子女後退出勞動市場,這跟日本、韓國「雙高峰M型」就業曲線完全不一樣。也就是說,台灣女性在努力奮鬥職涯發展過程中,面臨比男性更多的性別規範與困境,在外的就業市場中有著職業的性別隔離跟玻璃天花板效應,讓女性成為領導階層障礙重重;家庭內的家務勞動與照顧責任,則讓女性要不就蠟燭兩頭燒、咬牙撐過,要不就離開工作。更別論就業市場兩性薪資差距跟女性離開職場後,在老年後可能面對的經濟安全基礎薄弱以及跟社會脫節的長期負面效果。 總統與內閣作為國家治理者,被視為要能處理與解決目前台灣社會現狀發展的困境,首先要能「看得見」問題。治理國家,不能避開性別、避開階級、避開族群、避開多元文化,只有突破「性別盲點」的遮蔽,才能真正理解這些群體所處的結構位置與集體性困境。我們需要一個能「看得見」、「看得懂」社會差異與多元視野的治理者,將性別與多元觀點視為國家治理與社會發展的重要價值。 先前,我們經常自豪地說台灣的女性政治參與比例優於其他不少國家,其實當我們進一步地細緻看看其他社會發展項目上的性別差異效果時,就不得不承認,台灣還有很多路要走,例如兩性薪資比、兩性勞動參與率、女性領導人比例、兩性家務勞動時間、新生兒性別比例、育嬰津貼申請者性別、從母姓比例、兒女繼承平等權等等。相同的社會結構與國家政策作用在不同性別、不同群體、不同階級時,會產生出不同的效果,負面的效果往往是由弱勢與資源少的一方承擔或獨自承受。 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實踐政治平等,性別平等就是其一。現在,我們需要的是積極的改革視野,國家治理團隊中的性別與多元群體的現身政治,提高女性的政治代表性和政治參與度,不僅具有社會發展與社會創新的象徵意義,更符合現今台灣社會真實的樣貌,而不是一個不斷再現與鞏固男性權貴網絡的作為。當然,沒有性別敏感度與性平視野,徒具女性生理身體也沒有用。作為一個國家治理者,就該具有當今社會整體發展格局的高度,那既是人權的、也是性別的,更是多元異質、階級與族群的差異政治。     [1] 更多關於層級與類別的性別隔離討論,詳見張晉芬,2011,〈行行出狀元:勞動市場的職業結構〉,《勞動社會學》。台北:政大出版。頁165-189。 [2] 見Peterson, Trond and Laurie A. Morgan, 1995, ‘’Separate and Unequal: Occupation-Establishment Sex Segregation and the Gender Wage … Continue reading 女總統跟她的男性內閣們:女性人才哪裡去了?

性/別化的種族歧視:後殖民女性主義的觀點(上)

楊佳羚 /高師大性別教育研究所 這是一篇拖延許久的文章,起源於法國查理週報編輯總部被攻擊的事件(結果不小心寫長了)。當時許多台灣人響應「我是查理」運動,反對暴力攻擊及捍衛新聞自由;但也有人討論該案的複雜性,包括西方國家長期以來對穆斯林國家的侵略與壓迫(趙恩潔的在巷口的舊文《看不見的恐怖攻擊》很值得再重新閱讀)、查理週報對穆斯林的仇恨言論與種族歧視(詳見趙恩潔在芭樂人類學的《言論自由與排外歧視的界線》)、或者放在法國歷史脈絡下來理解「查理週刊」的言論自由(參考陳逸淳「嘲諷的自由:查理週刊式的自由是怎麼樣的自由?」) 面對這樣子的種族主義問題,我想在本文進一步探討的,是將查理週報以性別議題為嘲諷主題所涉及的種族歧視,置於西方「性/別化的種族歧視」(gendered/sexualized racism)脈絡中。 【查理週報刊登的穆罕默德畫像不能僅僅以言論自由角度來看待!】 ◎何謂「性/別化的種族歧視」 所謂「性/別化的種族歧視」,概念主要來自Philomena Essed及Avtar Brah提出的「性別化的種族歧視」(gendered racism)。但在內文中我將「性」與「性別」分列卻同時並置在「性/別化的種族歧視」一詞裡,是因為我更想突顯這類種族歧視不只用「性別化」(gendered)或「性化」(sexualized)的方式歧視另一族群,或讓另一族群的男女承擔不同種族歧視的後果;也包括西方國家以特定性別議題或性議題為名,進行種族歧視的現象。 Essed的研究以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的方法檢視美國日常生活的種族歧視,發現黑女人所經歷的種族歧視與性別歧視(sexism)往往密不可分。例如,黑女人遭性騷擾時,常和黑女人在美國黑奴史中的「性欲高張」(hypersexual)形象相連結,主流社會以責備受害者的方式,認為黑女人被騷擾只是「剛好而已」;又如,雇主認為黑女人天生就適合打掃的工作,這也是種族歧視與性別歧視交織的展現。 在Brah的文章裡,「性別化的種族歧視」意指「種族歧視向來是性別化的與性化的現象 (a gendered and sexualized phenomenon)」。例如,被壓迫族群的男性會以「具有女性化的特質」的方式被種族化(像是「東亞病夫」),而被壓迫族群之女性則被再現為具有男性的特質(像是黑女人「太過強勢」、「不像女人」)。而它也不只是歧視,還包括欲望等等矛盾情感:例如西方一方面認為「東方」缺少一切西方所擁有的東西;但另方面,又對「東方」有許多異國情調的愛慕與遐想,包括想窺視阿拉伯閨房(harem)、侵略永遠帶著強烈性暗示(「探索」非洲「處女地」)、或是好萊塢影片裡美麗神秘的東方女間諜(但最後總會因為愛上西方白人男主角而任務失敗),都是這類「又愛慕又貶抑」的矛盾展現。 Martin Barker提出「新種族歧視」(new racism)的概念,認為舊式種族歧視主要基於生理差異,但新種族歧視則用更幽微的形式,以文化之名做為種族歧視的基礎,也就是「文化歧視」(cultural racism)。但Brah認為,新種族歧視也不算「新」,因為殖民帝國早就都聲稱被殖民地的文化野蠻落後,以合理化殖民帝國侵略及統治的必要性。因此,Brah認為西歐的新種族歧視不只一種,而它之所以「新」,乃是在西歐的新自由主義論述中,將文化自然化,並與性/別議題交織。 【種族歧視經常交織著國族主義的語彙在裡頭】 資料來源:CC Flickr: abuaiman/4739468821  ◎以女性解放為名的「性/別化的種族歧視」 早在1980年代,英國黑人女性主義者Hazel Carby挑戰白人女性主義設定的核心議題時就提到,亞裔女孩總被認為是受到「東方家庭」壓迫的受害者,像是受到「大家庭」的壓迫(意思是:只有西方核心家庭才是「現代」又「進步」的家庭形式)、常常行動受限、又被父母安排的婚姻早早嫁掉。如果有看過《我愛貝克漢》這部電影的人,應該對這樣的亞洲女孩形象並不陌生—影片中出身印度家庭的女主角,就是被家裡管得死死的、母親總是看不見她的球技,只在乎她在觀眾面前露大腿、還認為她踢足球讓家族蒙羞;當她在跟足球隊員聊天時,也要強調自己的姊姊是戀愛結婚,不是「相親婚姻」。 當我還沒受後殖民女性主義洗禮之前,常用這部片來談體育與性別,以及女主角的家庭如何用宗教與傳統文化限制女兒的發展。然而,我再重讀黑人女性主義者的著作時,才驚覺自己過去的立場竟然和西方白人女性主義站在一起,透過建構「傳統移民家庭」的形象,來顯示西方社會的「解放與進步」。而這裡的優劣對比還包括下列分屬兩邊方框的一大串: 印度家庭廚房 英國足球場 家族式羈絆 個人式成功 走傳統的路結婚生子的姊姊 選擇遠走高飛圓夢的妹妹 相親婚姻 自由戀愛 抱著被歧視的傷痛自怨自艾的父親 成功融入英國社會的女兒 =傳統移民家庭與不快樂的移民 =進步的西方社會與快樂的移民二代 【我愛貝克漢影片所傳遞的東西方二元對立訊息】 如果說,表格中左半邊所呈現的都是負面的,卻又剛好「專屬」移民家庭;而右半邊都恰恰展現西方社會,這樣的「再現」並非「巧合」,這樣的故事也不只是單純「代間衝突」的故事、也不只是「自立自強有信心」的女孩努力讓自己擺脫家庭束縛的故事,而是再次地強化了「移民(或東方)=傳統、落後、壓迫」vs. 「英國(或西方)=現代、進步、解放」的對比。而影片中因受歧視而怏怏不樂的父親,必須停止訴說遭受種族歧視的傷痛、像女兒一樣努力跟白人成為好朋友、藉由體育活動融入英國社會,才會得到「幸福」(詳見Sara Ahmed對本片的分析)。 ◎做為瑞典國家主義的性別平等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像《我愛貝克漢》這類貌似談論性別平等議題的影片,卻夾帶對移民家庭的刻板再現,這其實正是「性/別化的種族歧視」的幽微之處。也就是說,不像二戰時期德國納粹一樣赤裸裸地以種族差異為基,運用人種生物學「證明」猶太人次人一等、並以屠殺方式展現種族歧視的暴力,「性/別化的種族歧視」反而是以談論性別議題的「進步」之姿,強化對移民家庭的貶抑或病理化的描述,或甚至讓英國種族歧視「滅音」—因為移民的失敗是他自己不融入、不夠努力,而非帶有種族歧視的主流社會的錯;要改變的是移民個人,而非主流社會的種族歧視。這類「歸咎個人」的論述,正是新自由主義的特徵之一。 《我愛貝克漢》這部電影之所以選擇足球做為女主角的運動項目,乃因為足球不只是運動,還象徵著國家主義;就像貝克漢不只是足球明星,也是國家英雄。在英國官方關於多元文化社會的報告裡,也建議以足球做為社區融合的一種形式。而向來被認為是「全世界最性別平等」的北歐國家,「性別平等」則成為其國家認同的重要符碼,使其文化種族歧視與性別議題結合,而形構出「性別平等」的「我們」vs. 「父權、保守、落伍」的「他者」。 以瑞典2002年一位庫德族女性Fadime Sahindal被其父所殺的「榮譽謀殺」(honour killing)案件為例,Fadime因自由戀愛,被認為有辱家風而遭父兄殺害,此案引起瑞典社會極大討論。瑞典媒體認為Fadime是因為融入瑞典社會,變得「太像瑞典女孩」而不見容於移民家庭;她的喪禮最後幾乎以國喪的規格進行。瑞典主流論述認為Fadime的悲劇起因於「移民融入問題」、「文化差異」、「性別平等與多元文化間的兩難」。 【Fadime已成為瑞典「受害移民女性」的「典型」。瑞典主流媒體同時也在消費她的「美麗」與強化「政治正確的『融入』移民」形象】 資料來源:andersmoberg676.files.wordpress.com/2014/01/042.jpg … Continue reading 性/別化的種族歧視:後殖民女性主義的觀點(上)

印度洋的風為誰而吹:一個有關族群、國族和帝國性的想像  

林秀幸 /交通大學客家學院人文社會學系 我並非出於自願的到這個印度洋的小島做田野,而是我身在客家學院。我們院長是那種關鍵字「客家」的那種人類,所以我是被他半強迫推銷到這裡進行我的第二個春天的(如果說研究前景就像春天一樣那麼令人難以捉摸的話)。來之前,我查閱了一些資料,這裡氣候宜人,四季如春。曾經是法國屬地(天曉得法屬地的真正含意是什麼,以法國人的慵懶而言),接著法國人被英國人打敗了(說著,就凸搥了)。然後當年被法國人「進口」(那時真的是進口,不要罵我像罵柯P一樣)來當奴工種蔗田的非洲人,被英國人解放了(原來兩個世仇在海外殖民的記錄也是如此競爭),因此需要大量的契約人工。這時候印度人和南中國沿海的居民以不同的方式和機會來到這裡。南中國的移民,先由廣府人開頭,接著客家移民接續了這個橫越印度洋的移民之歌。而二次大戰後來到的客家人,島嶼已經無法接納,轉而到非洲大陸發展。 【充滿異國情調的島國】 資料來源:govmu.org/English/MediaLibrary/Pages/default.aspx# 我在台灣接頭上了這位超級熱心無敵的H老師,第一次見面,她和先生兩位年屆70的長輩在廣州街辦居留簽證延期,我在那裡和他們碰頭。真是一次奇妙的相遇,H老師 & M. C和我講著客家話,其間夾雜著法語和英語。填單子時,H老師疑問著是address還是adresse? C先生說了,法文是adresse 英文是 address.。(挖,我好像忘了J) 他們講話的聲調像我的客家長輩,當他們冒出英、法文時,又接上了我的青春與壯年(好吧,承認已屆壯年這點吧)。因此他們在同一時間對上了我個人不同時期的存在,這真是一種奇妙的交叉的存在感阿。 熱情的H老師幫我在啟程前安排了遠方小島的networking,大大降低了我的田野焦慮。飛機飛過了印度洋,降落在這個可愛的小島時,兩位先生,W 先生和T先生在機場拿著我的護照影本準備接我們。我從來沒有過這麼隆重地在田野地被接待的經驗,真是太驚喜了。順便心裡想著,大部分做華人研究的都是這樣被接待的嗎?不管答案如何,做華人研究的研究者多少接受了某種方便,而這種方便是以某種「族群」(是嗎?我待會要來談這個)的親密性連結的。嗯,這個方便性和研究途徑之間的關係,研究者必須自我醒覺。 ◎正港的華人性? 我過去從來沒有想過做「華人」研究,也覺得我終生可免於和這個「詞」相會。在我的成年禮時,「華人」這個概念已經在我的生命中漸行漸遠。若不是這個田野和客家人有關,又是講法語的地方,我想我是沒有任何因緣會到這裡來的。但是沒想到的,我還是和「華人」概念相逢了。並且讓我有機會對這個詞做點不同的想像,如果我們看到中國近年的擴張運動(我覺得他們的行為也很像「運動」,看起來沒有定型,但是朝著某一目標前進)的話。 一鑽進車子,T先生熱情地和我介紹M島美麗的藍色的天空,他說我們這裡的天氣一整年的晴朗,天空都是藍的,污染不嚴重…..。這只是一個開頭,幾天的相處下來,我和當地朋友的三種情感軸線交織和相逢:他們對M島的驕傲;華人的聰明自恃;相對而言,也就是「土人」的憨慢。 基於歷史的偶然,M島是一個多族群國家,有非洲後裔,法裔,印度裔,華裔。這些族群都鑲嵌在一個類英國模型的內閣制裡。這裡的官方語言是英、法語(其實沒有明定,只是公文書寫和議會用語)。奇妙的是,不管什麼裔,家用語竟然是當地的Creole (一種混合其他語,但是簡化動詞變化的法語,或稱克里奧爾語)。來接機的兩位先生,一位是第三代(阿公是第一代移民),一位是第一代移民。自從1830年代廢奴需要大量契約工之後,客家人繼廣府人之後不斷地移民到此,一直到1940年代。因此當地的客家人分屬不同時間的移民層,最晚一批大約是在四九年前後。而這些不同層的客家移民之間溝通的語言,竟然是Creole. 當地糖業沒落之後,成立了紡織為主的加工出口區,透過當地華人(就是客家人)的政治經濟領袖和台灣與香港的關係,而得到相關經驗的移轉。因此當地客家人和台灣的連結,在某些方面也許強過更為鄰近的東南亞。當然,當時的台灣是被以「華人性」來理解的。而當地的華人性,表現在某些產業的族群特性。譬如零售商,日用品批發商。原因在於,當地蔗糖園雇用的契約工群居在蔗園旁邊,因此構成了一個生活社區,而客家人就包辦了在蔗園開大小規模不一的日用品零售店。這類零售點賣著日常可以用到的各種必需品,我認識的M島人,幾乎都來自於這樣的家庭,甚至成為一個族群共同的過去。 【華人的經營,除了「勤奮」「聰明」外,也傳聞「作假」】 資料來源:govmu.org/English/MediaLibrary/Pages/default.aspx# 譬如他們喜歡一再訴說的一則故事:這些客家商店主人會在一些商品上作假。譬如酒摻點水,火柴抽數變少…….,這些tricks是族群之間共通的祕密。而他們的辯護是,開這種零售店,需要給顧客賒帳,如果沒有稍微摻點水,是沒有辦法經營下去的。他們也很正面地說,阿公們非常能幹,開這種店,幾乎包辦其他族群的生活大小面,從必需品,到財務管理到心理支持….. 這些都需要靈活的頭腦而不是一成不變的規則。而一位當地的意見領袖告訴我們,當華人節慶日時,總理也來了(印裔),原因是他很感念華人商店當年賒帳給印裔的過去。也曾有顧客找上門興師問罪商品作假,問店主敢不敢發誓,店主只好用客家話和關帝爺商量,情非得已,不要懲罰他。這個經驗是那種當著別的族群面不好說,卻互相心知肚明的共同情感。我被歸類為內人,起碼在族群關係裡,得以分享這個小故事,我的位置幫我得到了這個族群的起源劇本。而我也沉浸在這樣的氛圍裡,感受到客家人的,優越的,能幹的,聰明的…….當非裔飯店職員把我的帳結錯時,我咕濃著,他們數學真不好….. 他們也會開玩笑地說,當地非裔賺多少花多少,不懂得存錢。沒有辦法準時上班,早上要雇主雇車去載他們上班。但是也告訴我,當地法律非常保護勞工,不能隨便開除他們,開除的手續非常繁忙….. 在當地,白人掌握了最上層的大規模經濟體,印裔掌握了政界,而客家人則包辦了幾乎所有的和生活有關的批發和零售,也一樣雇用著印裔和非裔的勞工。 我幾乎要相信這裡的客家人就是我從別人口中得知的印象中的華人,所謂把土著當做易騙,華人至上,但是居於白人之下,總是相信自己比較聰明的那個,擁有悠久歷史的華人了。 ◎克里奧爾語顯現的族群關係 且慢,好像又不是,起碼我看到他們甘願地接受一個國家制定的勞工法,並且以這個國家保護勞工的進步性而表現出些許驕傲。我開始注意他們和當地其他族群的互動。其實白人很少出現在日常生活的互動裡,他們為數甚少,客家人和印裔、非裔接觸得倒是非常頻繁,而我注意到他們言談之間幾乎沒有階級的距離,這點從肢體語言可以窺見一些。同事做的另一地的類似研究,華人連土著的身體都不敢碰觸阿。但是我看著這裡的客家人和當地非裔,不少是店裡的服務生,親切地交談、拍肩,開玩笑。歐,你知道嗎,最重要的是,他們都使用當地的Creole。 相當令人驚訝,Creole也是客家人的家用語言。60幾歲的T先生,十幾歲來到這個島嶼,持續接受華校的教育,他不熟悉英、法語,但是Creole變成他的日常語言,也是當地各個時間層移民來到的客家族群間的交談語言。雖然T先生強調他會教小朋友客家話,但是全家在家講的仍是Creole. 當我稱讚當地客家人教子有方,子女都勤於學習,對父母都頗為眷戀時。W先生回我,也是有不認父母的,到了國外(通常是英、法、美)定居之後,回來不講Creole,而講標準法文或英文的。歐,我希望我沒有聽錯,對於家中長輩的依戀程度,也就是忘不忘本,是以講Creole為標竿的。他們喜歡開玩笑地說,林小姐,你有法文底子,如果待下來,三個月就可以學會Creole,你喜歡長住這裡嗎? 一天一位客家族群的政治菁英接受我的訪談,他談了他的國家近三十年來的政治輪廓,暢談他的家族企業的分分合合,他參加國際組織的經驗。他突然說,他覺得他的國家的特殊性給了他很多favor。他說,雖然他來自小國,但是他認為自小和多族群相處的經驗,讓他在國際組織裡,非常自在地社交,備受肯定。尤其,他說,在國際上,M 國人是特殊的景觀,通常多種膚色的人聚在一起,講一種沒人聽得懂的語言(Creole),他突然大笑,覺得這點實在很好玩。 是的,這些客家鄉親,尤其是W先生和T先生沿路的陪伴,我不得不說他們就像鄉親一樣,這麼熱情地接待我們,款待我們,在十幾天的訪談都是經由他們的幫忙。而這些客家族群菁英,在百忙之中還願意抽空見我們,甚至耗掉他們一下午的時間。只因為,我來自臺灣,說著他們知道的語言。這樣的聯繫,讓我這趟田野行,沒有空檔,沒有outsider的焦慮。但是我可以因此加強「華人性」的論述方向嗎?順著我的田野便利性方向的想像…… ◎不同族群、共同心願:「我們」的好 然而,我清楚地看到他們以M國人為東道主的驕傲表達,一位高深莫測的華裔傳統頭人,雖然和引介我的客家朋友沒有那麼Maji,然而擔心我們來到M島沒有好好吃,留下不好印象,請我們吃了一頓盛宴。 H老師的妹妹,一位優雅的Madam,在餐廳請我們吃飯時,刻意請我們吃吃桌上糖罐的結晶糖。並說,這應該是我們自產的糖。另一位從台灣過去的女士和她的當地夫婿,雖然工作很忙,仍舊一定要撥出一個晚上請我們吃飯……他們共同的心願就是,要我們領略這個印度洋的小島的美和好…..他們說,雖然我們這裡隸屬於非洲,但是這個島真的很特別……. 【不同族群的人,共同生活在此小島上的空間】 資料來源:govmu.org/English/MediaLibrary/Pages/default.aspx# 他們突然讓我想起台灣,真類似的心願阿….,同樣的小島,多族群共構,雖然台灣大很多。但是那種一定要表達出來的「我們的好」的心願,卻是共同的。是的,我想起了我從青年到壯年這段時間,台灣慢慢邁入一個民族國家建構的過程裡,我們的族群關係…..是的,我認知到的民族國家建構是始於1987年的。從那時候開始,我們才懂得關注族群關係和國家建構之間的關係。一路上是那麼吵吵鬧鬧,但是我們越來越學會如何確認我們就是要生活在一起,從這樣的現實和認知開始去調整我們的態度。這是我們不同於上一代的,父母親生活的「中華民國空間」,一個空有國家之名,卻是一個只知道往上看,卻不懂得平視周圍生活的國家感。從我們吵吵鬧鬧的那些年開始,我們才懂得小心地平視我們周遭的關係,因為我們上面沒有主子了,才認知到我們到底是幾大族群。那個在研究裡經常要被送上邢台的「國家」,是曾經讓我們得以思考我們何以得以共同生活的框架。一個給了我們「界線」,我們才開始思考「妥協」和「協商」的藝術的政治名詞─一個多族群的民主的民族國家。 我不致於無趣到去評論說,M國的客家人是華人認同還是國家認同,我也不會只說,華人文化或印度文化是經過當地人建構的。這些都是現有文獻談論族群的方式。而是我看到了他們喜歡說的「我的唐性」,那個已經身為最高法院院長的菁英,捨法律途徑而以私人的威望來平息同族群人的紛爭,而且接受了「族人」事後的謝禮。他說他不敢收,但是家人提醒他,不收,「族人」會很難過。看阿,族群內部的黏力依舊存在,互相的揶揄也還繼續,他們仍舊傳述著那個酒摻水的故事,只是這樣的黏力和她者的辨識感,要框在怎樣的結構裡,他們不致於變成歧視或甚至更要命的…… 我是以客家族親的身分和他們溝通聊天,而我卻在Madam H撥著糖罐裡的糖時,看到一種美感:認知到多族群國家的建構,才得以跨越族群的鴻溝,那種妥協和協商是美感的來源之一。就像一幅圖,有了邊界我們才得以知道要留多少白,讓整幅圖畫具有均衡的美感,雖然我們總是有偏好的顏色和形體。那個經常在研究裡要被送上邢台的「民族國家」,起碼給了這個框架和界線的可能,讓我們知道如何去調配內部的空間感和平衡感,雖然每種顏色依舊有色差….. 好吧,說得認真一點,那個歷史悠久、要命的華人性,那個視native people為好騙、易上當的華人性,卻在這兩個多族群的民族國家建構裡,得到一種力學上制衡的機會,得以拋棄長遠歷史的刻版反應,願意進行協商和共識的尋求。或許是這個「不得不」的某種宿命感,才讓我們得以共同生活,也是我感受到的那份美感經驗的來源。 ◎論述中的美感與力學 是阿,台灣,這二、三十年下來,我們吵了多久,我們也將繼續吵下去。但是我們因為學會平視周遭,慢慢拋棄了上一代那種帶著距離的、虛與委迤的族群感,開始認真地思索著繼續共同生活下去的各種權宜、方法和制度。太陽花之後的憲改運動不就是這樣的表達嗎……..看來我們也不太捨得抹去一些色差,不管是地域的或族群的,但是如何達到力學上的美感和平衡感被思索著….民族國家的存在雖然存在著各種可能的權力和暴力的可能,但是在某種認知基礎下,在多元和民主的前提下,她卻給了我們思考的起點……. 原來力學和美感經驗在社會科學裡也扮演了某種角色,這是過去我們缺乏論述的面向啊。因此,另一種觀察就變得有意義了,雖然是那麼嚴肅。從M島回來前,我的最後一晚的晚宴的東道主第二天要去參加一個重要的商會,華裔的生意人被廣泛地邀請,參加中國的成都市航班直飛M島的首航。中國的崛起對當地華裔來說是廣泛地被歡迎的,得以提昇國家內的族群位置的受重視感。他們歡迎這個遠方的表親的強大,多少給足了面子。在這樣的多族群國家裡的華人性,多少還被這樣的力量牽引著。回到台灣,我忙著3月學運週年的研討會,接著來了一陣旋風……亞投行…..一帶一路,就順著我飛過印度洋的那條路,是嗎?我在擔心什麼?中國在沿路有華裔的路上想像他新的地圖…..那個印度洋上的小島的美感會受到力學上的撞擊而改變嗎…..?我不至於相信一個立刻的中華帝國的形成,但是,那個被框架在多族群國家裡的華人性,會因為力學上的改變,而又往回擺到更加「中心」與「邊陲」的「華夷想像」的光譜那邊嗎?「中國」不是一個中性的文化名詞,她帶著過往的歷史遺產,如孔老先生的華夷定調,那個對「披髮左衽」的恐懼,以及那個悠久的有關「龍」的驕傲。是的,接近致命的吸引力,她既是文化的也是政治的,在對全世界的「華人」招手,包括中國對各籍華裔的拉攏與資助 ….. 【一帶一路的想像,還是古老「中國龍」的想像】 資料來源:thinkingtaiwan.com/sites/default/files/images/insert/policy/03443a223-0.jpg 近年來,為了標舉抗衡西方,「亞洲」被當做一個哲學和美感的類屬和召喚,「亞洲」成了某種超越國家界線和沒有權力落差的烏托邦想像。然而真實的亞洲呢?她內部長遠歷史沈澱出來的,文化與政治的推拉之力,怎能被忽略呢?尤其是我們熟知的「華人」,這個散布在各地的「優秀族群」,他們遙想的深度和廣度對當地國(有些是非常新的國家)的衝擊……。「華人」是世界史的命題,是一個強韌而又自視甚高的「文化物種」,她著根之深超出我們所能探測…..如果再伴隨一個真實的「母國」政治體的強大。 ◎台灣的華人歷史資產:既是「自我」也是「他者」 回過頭來看自己的台灣,各種力量從同一種壓力源過來,亞投行,民間的「兩岸」廟宇文化交流,縣長因為中國遊客的光臨而要改變原住民的祭典,海峽中線M503的挪移,中國國台辦歡迎台灣課綱微調。歐,還有,我在Facebook上面看到用繁體字流傳的,集合「全世界華人」寫手以華語傳播的臉書貼文…..這些都是優秀的華人「文化」的「政治力」表達阿。 … Continue reading 印度洋的風為誰而吹:一個有關族群、國族和帝國性的想像  

嘲諷的自由:查理週刊式的自由是怎麼樣的自由?

陳逸淳 /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院●東海大學社會系 法國《查理週刊》(Charlie Hebdo)遭到恐怖屠殺,導致包括總編輯在內的十二名職員當場死亡,法國舉國哀悼。法國總統歐蘭德(François Hollande)在致哀時表示,「法國被擊中了心臟」(La France a été frappée dans son coeur) 。這指的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法國的政教分離(laïcité)政策的信念,另一方面則是言論自由。 【法國總統歐蘭德說,此次恐怖攻擊讓「法國被擊中了心臟」】 資料來源:chinadigitaltimes.net/wp-content/uploads/2015/01/216x300xB61jizdCYAEjXpt-216x300.jpg.pagespeed.ic.hTAaXnbjxA.jpg  政教分離的政策是一種世俗主義,指的是,任何宗教信仰的象徵都不能進入公領域之中,只能停留在私領域裡頭。例如,在公開的校園中不得宣揚宗教思想,也不能穿著具宗教象徵的衣物或首飾,例如十字架、伊斯蘭頭巾、猶太人的禮帽等等;在求職的場合不得要求應徵者表明其宗教信仰等等。但在私領域之中的個人信仰自由是受到嚴格保障的。例如,法國境內的五百多萬穆斯林在職場學校中同樣可以進行齋戒活動,女性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配戴頭巾等等。 ◎當宗教自由遇上言論自由 然而,儘管在政教分離的傳統之下,宗教信仰必須嚴格地停留在私領域之中,但是實際上,信仰是否逾越公私界線有時也是難以判別甚至是有彈性的。例如,原則上穆斯林學生上學時並不能配戴頭巾,因為那是屬於宗教的事物,但事實上,法國大學校園內仍然可以看到配戴頭巾的女性穆斯林,配戴頭巾並未遭到嚴格的禁止;再例如,筆者留法時就讀的學校理頭有西藏來的喇嘛學生,但學校仍准許他穿著喇嘛裝到校上課。簡言之,在政教分離的原則之下,法國境內的人們仍享有相當程度的實質宗教自由。ISIS組織甚至曾在法國透過網路公開招募成員,就是法國宗教自由的例證。 當宗教自由遇上了言論自由,會發生什麼事?儘管法國對言論自由的保障,明確地排除了煽動種族或宗教仇恨的言論,但是在實際層面上,言論自由的界線一直都是難以明確劃定的。嘲諷與受辱之間,從來就沒有明確的界線,甚至是因人而異的,除非涉及與納粹有關的歷史傷痛,或對另一位公民的直接侮辱,否則在實質的法律層面上,嘲諷的自由,以及所謂的二階(second dégre)或三階(troisème dégre)的法式幽默(意指不直接表達諷刺,而用拐彎抹角或講反話的方式來表達諷刺),一直都是法國文化的精隨之一。例如新聞評論節目《小新聞》(Le petit journal)一向把不正經、無所不酸式的、針對時事的搞笑視為己任而廣受歡迎;從習近平訪法一直到天主教反同性戀婚姻,什麼都能嘲諷,就是法式幽默最好的例子。言論自由,當然也包括嘲諷的自由,包括幽默的自由,這就是《解放報》(Libération)所謂的「查理式的自由」(Charliberté)[1]:言論自由,包括嘲笑的自由,更包括面對各種矛盾自我解嘲的自由。 【「查理式週刊的自由」是面對各種矛盾自我解嘲的自由】 資料來源:i.imgur.com/KBCmj17.jpg 查理週刊遭到屠殺,在全法國各地引發了聲援查理的運動;從「我是查理」到「我們是查理」再到「我們都是查理」,全法國到全世界,出現了千千萬萬個查理;無數個查理所代表的,絕非對種族主義偏見的支持,也不是企圖用言論自由作為各種霸權語彙的包裝和宗教實際上的不自由的推詞。上述的這類觀察,實際上也偏離了「查理式的自由」以及「我是查理」運動的基本精神:言論的自由,嘲諷的自由,永恆的邊緣立場,絕不妥協、不被任何主流霸權收編的堅決懷疑態度。 ◎「我是查理」運動是某種法式的反骨與自由 「我是查理」運動在巴黎的共和廣場(Place de la République)的聲援行動中,有右翼分子試圖公開燒毀可蘭經來表達反對伊斯蘭教的立場,但立即遭到群眾的群起噓聲和制止。這證明了「我是查理」運動的矛頭並非指向法國長久存在的宗教矛盾,所展現出來的力量也並非法蘭西文化作為法國的霸權文化對伊斯蘭文化的反擊。事實上,「我是查理」運動之所以如烽火般快速綿延,並沒有如台灣知識分子們的思考般如此充滿種族或宗教對立的思考,而是展先出某種法式的反骨,以及法式的自由,也就是所謂的「查理式的自由」。 確切來說,何謂「查理式的自由」?也許可以從一則法國《世界報》(Le monde)的報導切入來觀察。《世界報》在2015年1月11號刊出一則標題為〈全體一致為查理默哀:一個誤解?〉(”Unanimité des hommages à « Charlie » : un « contre-sens » ?)[2]的報導,也許可以讓我們更了解什麼是「查理」所追求的。 【此次事件,竟然讓左右派握起手來,這是查理週刊想要的嗎?】 資料來源:www.sunuker.com/wp-content/uploads/2015/01/Fran%C3%A7ois-Hollande-et-Sarkozy.jpg 報導中指出,巴黎聖母院為查理週刊默哀,巴黎鐵塔也為了查理週刊熄燈哀悼,這事實上卻讓查理週刊的主筆Gérard Biard感到難堪。他認為,一向反教會的查理週刊居然成為知名的大教堂所祈福的對象,一向揶揄總統的查理週刊居然被法國總統公開讚揚,老愛批評右派政客的查理週刊居然被右派和極右派政黨表示支持和同情,一向嘲諷國家的週刊居然被認為在體現這個國家的集體精神,這是何其荒謬!一個一週前還因為銷售不佳發不出薪水的搞笑週刊,現在居然由主流媒體出資,並提供場地,要讓查理週刊不用再擔心收支平衡而永續經營下去,這是何等諷刺?查理週刊的記者Laurent Léger也表示,他不會去參加支持《查理》的遊行,因為這些遊行隊伍中充斥著政客,特別是想在此事件中獲利的極右派政黨,甚至是種族主義的支持者。這並不是查理週刊喜歡的東西。查理週刊一直無所不酸,特立獨行,對主流不齒。而且,他還認為,等過一陣子風頭結束了之後,查理週刊就會回到當時形單影隻、為人唾棄和嘔吐的地位了。他甚至認為,人們並不是單純為了《查理》而站出來,而是為了其他東西。 ◎查理週刊只是苦悶世界的小確幸 《查理週刊》所抱持的的一貫姿態,如果說是種族中心主義、霸權心態、不尊敬非主流文化…其實都是天大的誤解。查理的姿態,不如說是站在一個永恆的挖苦、邊緣、批評的立場:面對法國社會的眾多矛盾,例如左派與右派、種族問題、福利國家、信仰與文化衝突、工時增加或縮減等等問題,既然一直以來都難以解決,那麼又何妨一笑?沒辦法解決,那笑一笑總可以吧? 【查理週刊是透過自我解嘲,來面對無解的眾多社會矛盾】 資料來源:toutelaculture.com/wp-content/uploads/2015/01/charlie8.jpg 對法國人而言,面對各種難解的、無力的、結構性的麻煩事,聳聳肩,罵聲「他媽的」(putain),用苦笑、嘲弄來自我解嘲,是再自然不過,也無可奈何的事。查理們聲援的,與其說是用文化來對抗文化,用霸權來對抗霸權,不如說是訕笑的自由、嘲諷的自由,以及面對各種無解矛盾自我解嘲的自由。查理週刊沒有嚴肅的使命感,鄙視一切真理和信仰,只有虛無主義式的揶揄訕笑;這樣的訕笑若能有所意義的話,大概就跟台灣社會中的「小確幸」類似,算是苦悶無解的世界的小小餘興吧。要說文化霸權,對於一個老是面臨倒閉、主編數次遭到提告和攻擊、以白目搞笑為己任的週刊而言,似乎是太遙不可及了些。 [1] … Continue reading 嘲諷的自由:查理週刊式的自由是怎麼樣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