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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性戀常規性下的民調政治:解讀老綠男

陳美華、吳秋園/中山大學社會系 關心同性婚姻立法的朋友今天早上一定都注意到一項由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發表的最近民調報告,結果是有46%贊成,反對的佔45%。這很明顯是個五五波的民調格局。 但接下來我看到的公視午間新聞的畫面中,游盈隆面帶微笑地說出令人震驚的話:「立法院通過(同婚修法)就是個十級的大地震,會對全台灣造成很大的衝擊」「我想我們還沒有ready!」。其它媒體的報導中,游盈隆利用少數強烈反對的聲音把這種五五波的均衡態勢與過往三十年間激烈的統獨爭議對比,並將這五五均勢激化為「令人不可置信的強烈穿透所有不同類別的群體」。 【目前對於同婚的辯論,已經延伸到街頭的抗議】  ◎激化對立的老綠男民調解讀 事實上,這份民調中,比較大的差異出現在性別(女性比男性支持同婚)、教育(高教育程度比較支持)與世代(40歲以下的年青人比較支持)差異,而這些數字怎麼會得出一個同婚議題的對立是「強烈穿透所有不同類別群體」,甚至將引發十級大地震這種近乎召喚性道德恐慌的結論?這個發佈民調的記者會,不論是發佈的時機點、發佈的語調與陣勢,都已經不是在「客觀的」呈現國人對同婚的民意趨向,而是政治性地激化同婚與反同、恐同社會對立,並且在五五波均勢中為反同、恐同勢力加持造勢。 游盈隆這份民調說來其實並無新意。2012年台灣社會變遷調查即已針對同性婚姻的問題做過全國性的社會調查。中研院社會學者鄭雁馨 (Cheng et al., 2016)也針對調查結果,發表了相關的文章,她的研究顯示,教育程度越高越支持同性戀,同時年輕族群比年長者支持同性戀,預期未來隨著人們受教育程度提高、世代替換,台灣整體的同婚支持度也會提升。 民調結果有很多種詮釋的方式,游今天選擇了一個最糟糕的解讀。事實上,此時此刻的民進黨最需要關注的,是長期支持民進黨的年輕選票在這件事情上的態度。目前被追討黨產的國民黨,過去二十年間如果曾經關心年輕人在社會、政治、經濟等課題的需求,以及社會上求改革、求進步的聲音,它就不會淪為今日國會的少數黨。此時此刻的民進黨,如果還以為可以隨意操弄、解讀民調,那麼準備步上國民黨同一條路吧。 政黨、政治人物愛用民調,因為存在著非常彈性、龐大的詮釋空間。事實上,只要當權者不喜歡,再高的民調都可以被理解為「沒有社會共識」,例如馬英九執政時,內政部針對性交易做的民調中,83﹪的民眾同意「政府設置專區管理」,但不敢負政治責任的政府,在府院黨的運作下通過一個既罰娼又罰嫖的社維法;五五波的民調,竟然可以被游解釋為「零共識」,那麼阿扁總統大選2000年的票只有39%,也可以解釋為「零共識」,而讓他當選總統嗎? ◎理性解讀民眾的同婚態度 事實上,即便是五五波的格局,在台灣都不是均質的存在,各區域立委的選區也並非如游所講的都是高度對立的態勢。讓我們用客觀、理性、平穩的語調來呈現我們所知道的台灣民眾態度。 對比游盈隆以電訪進行系統抽樣[1]的調查結果,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性別組2012年時曾經以面訪方式調查台灣民眾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為避免各縣市樣本數過低導致標準誤及信賴區間擴大,本文將台灣各縣市編為六大區域,分別是:北北基、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屏以及宜花東。 【台灣各地區對於同婚的支持比例,幾乎都超過了五成】  資料來源: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2012)性別組 首先,先以地圖對各區域同性婚姻支持度分布,作鳥瞰式的觀察,我們可以發現,北北基區域在同性婚姻的支持度為各區域之首,高達60.4%的北北基民眾支持同性婚姻,即使在考慮抽樣誤差後,信賴區間仍明顯高於五成五以上(95%信賴區間為:56.5%-64.2%)。接著,沿著西部往下,在桃竹苗、中彰投區域可以發現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雖有微幅下降,但支持度仍保持在五成以上。唯一跌破五成的是雲嘉南地區,支持度僅有44.5%,在該區域中以台南市支持度最低。而高雄、屏東兩縣市支持比例則相當相似,整個高屏地區支持度為56.0%。而雖然地圖上花東地區支持度亦有五成(恰好為50%),但由於該地區在調查中樣本數僅有78人,因而標準誤擴大,不宜進行推論。 整體看來,各區域支持同性婚姻的受訪者佔居多數,且以台灣整體受訪者對同性婚姻支持比例也有55%。由於分析中採用分類為支持、無特定立場、不支持三派意見,因此我們從另一個角度考察,明顯表態不支持同性婚姻的比例為何呢?從調查資料可以得知,這個比例,與支持同性婚姻的比例,呈現相反的趨勢。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台灣西部地區,不支持同性婚姻比例從最低的北北基(24.94%)到最高的雲嘉南(42%),在考慮完信賴區間後,沒有任何一個區域不同意比例跨過五成。亦即,台灣西部地區受訪者並未有明顯不支持同性婚姻的趨勢[2]。 【台灣西部地區受訪者並未有明顯不支持同性婚姻的趨勢】  ◎性別化的反同婚態度 以上數據顯示,台灣對同婚並未如游所呈現的那麼高比例的反對。其次,游盈隆並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麼女性比男性較支持同性婚姻。筆者和王維邦[3]新近的研究恰恰可以回答這個問題。我們的研究也是以2012年社會變遷調查的資料為基礎,同時檢測國人對婚外性行為與同性性行為的性態度,結果顯示,國人對這兩種不同的非常規性實踐(non-confirming sexual practices)態度,呈現顯著的性別化現象。 對婚外性行為而言,男性的支持度顯著的高於女性,但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而言,女性支持度顯著高於男性。我跟很多朋友談了這個研究結果,大家都表示「一點也不意外啊」,因為「反正男人好色」、「這個社會本來就允許男人在外面搞七捻三」。我的朋友們其實只解釋了異性戀父權社會中,性別階層或男女不平等,如何讓婚姻中的男性享有(外遇、一夜情、買春等)的性特權,但卻沒有解釋為什麼台灣男性比女性反對同性婚姻,而這也正是異性戀常規性(heteronormativity)得以持續的運作、維繫自身於不墜的主要原因。 如同女性主義者 (Ingraham 1994, 2005; Jagose 1996) 所指出的,異性戀常規性的運作建立在三組二元對立的階層劃分之上:(1)在性別的層次,區別「真正的」男人與女人,其餘都是性別偏差;(2)在性的層次,區分異性戀與同性戀,前者是「自然的」、「正常的」,後者「不自然」、「異常」;(3)在家庭組成上,區分「純正的」(genius)家庭和「偽」家庭,前者係基於血緣、法律所保障的家庭,後者是由各種基於友誼、社群網絡建立的家庭。 分析上,這三組二元對立各有其不同的政治,但經驗上,這三個不同範疇常呈現複雜的交織狀態,例如「性」總是性別化的,表現為男人可以、女人不可以,意即異性戀男性相對於異性戀女人而言,享有性特權。此外,人們的性別認同和性實踐緊密關聯,因而我們經常不只是做男人、女人,而是做異性戀-男人、異性戀-女人;這也是人們經常以性別偏差(娘娘腔、男人婆)來嘲諷同性戀,或者藉由羞辱同性戀以圖矯正他/她的性別。在此,異性戀男性的陽剛特質被奉為正典,而男同性戀者被貶抑為根本「不像個男人!」 【男性政治人物享有各式各樣異性戀情慾生活,但對同性戀人權保障則嗤之以鼻】  美國同性戀支持度的研究也顯示,異性戀男性因為較抱持傳統性別角色的關係,而顯著的較反對同性戀,意即異性戀男性相對於同性戀男人而言,他不僅在性的面向上佔居支配者的位置,也是「男人」正典;同時為捍衛「真男人」本色,常不惜攻擊、詆毁同性戀者。從而,異性戀男性在性這件事上,他經常是雙重既得利益者,對比於同性戀是優勢者,在異性戀體制內也是個優勢性別。也無怪乎,不乏男性政治人物,一方面享有各式各樣(外遇、一夜情等)的異性戀情慾生活,但對同性戀人權保障則嗤之以鼻。 ◎性公民權,要保障,不要表決 民調固然可以做為施政的參考,但當我們面對的是基本人權的問題時,它就不是一個好的佐證基礎。英國社會學家Ken Plummer (2003)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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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就是一項政治行動:政黨輪替應有的價值

王金壽 /成大政治系,中山社會系 蔡英文總統近日提名謝文定、林錦芳為司法院正、副院長,引起軒然大波。許多論者皆以謝文定、林錦芳過去的行事風格、資歷等等來評論這件事,不過這裡我想改以臺灣過去二十年來政黨輪替與司法改革之間關係,來評論這件事。 【提名謝文定、林錦芳為司法院正、副院長,引起軒然大波】 資料來源:黃國昌立委臉書 ◎從基層出發的司法獨立改革 臺灣的司法獨立改革,一開始並不是以制度改革為出發點,而是個別的法官與檢察官透過個案所引發的抗爭行為。一開始是吳蘇案(高新武檢察官),接著是蕭天讚案(彭紹瑾、李子春檢察官),最後是法院的謝說容案(謝說容法官、張國彬法官兼庭長)。這三個案,有一些共同點。首先,所有的改革行動都失敗。二、幾個參與改革行動者,都是相當年輕的檢察官和法官,剛進入司法體系不久,還沒有完全被這體制馴化。三、參與改革行動者後來不是遭受處罰,就是被迫辭職離開司法體系。 台灣司法體系的實質改革,包含司法事務分配、參與人審會、廢除送閱制度、司法預算入憲,係於1993年底才在台中地方法院展開。台灣法院的獨立改革有幾個特色。一、大部分的改革者,都是待在基層地方法院的法官,且相當年輕,當時年紀都小於四十歲。二、幾個改革運動都相當成功。三、不像過去參與抗爭的檢察官被迫辭職,大部分法官有意地繼續留在法院體制內進行改革,即使有政治人物希望這些法官能參與政治,但這些法官認為只有繼續留在法院內,司法改革才能有實質進展。相反的,一些有爭議的法官不是辭職就是被懲處。四、國民黨和司法院面對年輕一代法官的改革運動,並沒有太多的反擊動作。 不過在這一波司法改革趨勢中,卻有另一個意想不到的改革動力,它來自於司法院體制階層的最高點:司法院長施啟揚。臺灣那時的政治和社會改革動力主要來自社會基層,沒有人會想到,在國民黨威權政權下被提拔、且擔任司法權最高位的施啟揚,有可能成為改革動力來源之一。 【國民黨背景的施啟揚,意外成為另外一股司法改革的動力】 施啟揚是民主化之後、司法獨立改革過程中,最受爭議的人士。他在擔任司法院長時,剛好是台灣民主轉型時期,也是體制內基層法官和體制外社會團體要求改革的時期。對於他在司法院內關於司改的評價,卻是完全兩極。改革派尊稱他為「獨立先生」,但民間改革團體不僅質疑施啟揚的司改理念,後來甚至全面抵制施啟揚,施啟揚的下台多少跟民間改革團體的抵制有關。 施啟揚雖然在外部失去政治上的支持,卻在內部得到改革派法官的支持。1997年年中,施啟揚因為書記官調薪案,欲請辭司法院長時,得到過去和司法院採取對抗立場的改革派法官的慰留。至此,改革派法官與司法院的關係由敵對變成合作關係。 ◎改革派法官擔任人事處長帶來制度的衝擊 施啟揚與改革派法官的合作關係,在1998年進入另一個層次:他任命了改革派法官呂太郎擔任人事處長。人事處提供人事案的來源與資料,但最後權力決定機構是人審會。在過去,人事處長經常由現任地方法院院長來擔任。呂太郎就任人事處長,代表改革派法官在人事權上,從過去在人審會被動的把關,轉化為主動進行改革,最明顯的莫過於呂太郎執行「免兼庭長」一事。 雖然當年司法改革會議有決議,庭長需有任期,但此決議並沒有強制性。呂太郎開始執行「免兼庭長」的行動後,導致許多法官的反彈,甚至到監察院去檢舉施啟揚和呂太郎,並提起訴訟。但繼任施啟揚的翁岳生繼續留任呂太郎,繼續執行高院法官免兼庭長。此案一直到2002年大法官做出第539號解釋,指出免兼庭長與憲法第81條法官身份保障之意旨,並無衝突,法理之爭才告一段落。 呂太郎在擔任人事處長三年之後,因他個人自己設下的標準(比照庭長任期),而請辭該職位。接任他的職位是同樣具有改革意識的周占春法官。周占春和呂太郎一樣,同是司訓所24期結訓,也同樣在接任人事處長前並無擔任過任何重要的司法行政職。 呂太郎跟周占春擔任人事處長對於體制的衝擊與作為,遠超過兩位司法院長的預期。例如,施啟揚原只希望免兼庭長出現幾個象徵性的個位數字,但呂太郎一共免兼了50幾位庭長。同樣的,周占春為了執行訴訟金字塔化,而拒絕調任何法官到最高法院,他為了這件事,幾乎與當時整個司法高層翻臉。這兩位對於體制的所造成的衝擊、改革(或是傷害,就看你站在那個角度)是讓許多體制內的法官至今對他們相當不滿的主要理由。 ◎司法體系內部的反撥 雖然以前的改革運動,也曾經成功地汰除某些操守不佳的法官,不過體系內仍有許多相對操守沒問題,但對司法體制與理念較為保守的法官,例如吳啟賓、孫森焱、陳計男法官等人,他們與當時司法院長翁岳生的關係良好、資歷期別不相上下,有許多人跟翁岳生還是學長或同學的關係。由於身分、職務與資歷的特殊性,這些人對於翁岳生發揮了相當大的影響力。當他們站出來反對改革派法官,而後者也無法獲得司法院長更大的支持時,台灣的司法體系內部改革動力就次逐漸消失了。直到2012年,基層法官再度發起改革最高法院,特別是廢除秘密分案,才見到另一波的改革動力。[1] 【翁岳生雖然重用改革派法官,但到了後期逐漸疏遠這群法官】 翁岳生雖然早期也重用改革派法官,但顯然呂太郎、周占春帶給舊體制的衝擊已經不是他能接受的,所以一些改革也開始變化,例如原本要執行的庭長任期制,開了一個後門,讓庭長可以無限制的連任。[2]但最重要的是,在周占春之後不再重用改革派法官,而改用跟過去改革派無關係、但在體制內表現良好的法官擔任人事處長。這位新任人事處長雖然是改革派推薦給翁岳生的,但卻不能忘記,是翁岳生訂下標準讓改革派法官去尋找下一任法官來當人事處長。 新任的人事處長在翁岳生的支持下,作風有很大的轉變。她視法官跟一般公務員沒有太大的差別、重視各種數字績效來決定升遷[3],當然最大的變化,是最高等法院的人事。過去周占春拒絕推薦任何人上最高法院,而現在變成要到最高法院的法官,必須先經過最高法院庭長會議的同意,這等於是最高法院架空了司法院的人事權,或說的更直接一點,是司法院長翁岳生同意這樣做。如一位法官所說的,翁岳生到他任期後頭,只剩下司法改革口號,另一位法官接著說,翁岳生至少還有口號,接任他的賴英照連口號都沒有。 ◎政黨輪替跟總統的角色 相對於基層檢察官和法官在司法改革扮演關鍵性角色,我們也發現一些重要的缺席者,最重要缺席者,莫過於政治人物。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1990年所召開的國事會議中,完全沒有司法改革的相關議題,而且法官法草案在立法院擱置了多年。民進黨剛成立前後,也曾經有政治人物攻擊和嘗試要改革司法體制,但是並沒有太大的作用,而由美麗島事件辯護律師轉為政治人物的人(例如蘇貞昌、謝長廷、張俊雄)也沒有因此特別關心司法改革。 李登輝任內對於司法改革也沒有太用心,他甚至拒絕由總統出面召開全國司改會議,導致施啟揚下台。第一次政黨輪替,陳水扁上台,並沒有立即更換翁岳生,之後陳水扁任命了一向受國民黨重用的賴英照。第二次政黨輪替時,馬英九也沒有更換由陳水扁任命的賴英照。簡而言之,政黨輪替的影響,在司法院長這個層級並看不出來。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兩大黨似乎並不特別關注司法院長的政治立場與意識型態,特別是翁岳生跟賴英照。翁岳生在國民黨主政下的戒嚴時期,就開始長期擔任大法官,但同時被不同政黨的李登輝與陳水扁任命為司法院長。同樣的,賴英照戒嚴時期開始就受國民黨重用,之後則被陳水扁任命為司法院長。 ◎陷入僵局的體制內司法改革 2003/10-2007/9,翁岳生還在擔任院長,同時間有許宗力、林子儀、許玉秀(三人任期到2011/09)擔任大法官。依照部分學者與律師的看法,這樣組合的大法官或是司法院長,應該是對於司法改革有很大的助力。我相信他們是高估了這些自由派大法官們的影響力。[4]如果這群人有真正根本性改變司法體制的話,那我們現在也就不需要舉辦全國司改會議。 我相信這些自由派大法官對司法改革是有貢獻,但是不大。幾個理由:第一、釋憲制度必須有2/3大法官出席,出席人數的2/3同意,才可以通過釋憲。如果自由派大法官想要透過釋憲來改變司法體制,他們必須先拉到2/3的票數。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工作,如果無法拉到2/3票數,哪等於是維持現狀。第二、大法官是不介入司法院的行政事務,不管是人事調動、行政管考、或是司法政策,這些都是司法院長的權責。說的更直接一點,這些陽春大法官連人審會委員都不是![5]這些大法官,除了做出釋憲之外,沒有任何權限去影響眾多法官和數以萬計的個案。 臺灣的體制,接近日本的官僚司法體系(bureaucratic judiciary)[6],透過司法院長、秘書長、各處廳長、以及各法院院長所建立的龐大行政官僚體系,來管理控制法官。[7]如David Law所說,我們對於這樣的司法系統的組織結構所帶來的整體性的影響太過於忽略了,而這些才是司法改革的重點之一。 日本這樣的體系運作,幾乎是全世界最保守的,連大法官釋憲都被這體制影響。該體制最保守的其中一點,是由過去類似我們司法院秘書長,來接任最高裁判所的首席大法官,然後再由她/他來控管、監督整個司法體系。不管我們認不認同現有的制度,但現實上就是,臺灣的司法院長只是大法官會議的主席,如果投票的話,他也只是1/15。他握有權力,也會有更大影響力的地方,是在於整個司法行政的官僚體系。 【體制外來的司法院長,經常被傳統的司法官僚體系包圍困住】 臺灣在這一部份顯然跟日本不太一樣。司法院長很少由司法官僚體系出身,臺灣民主後化的幾個司法院長沒有一個是由司法體系出來的。從施啟陽(政治人物)、翁岳生(學者)、賴英照(技術官僚、學者)、賴浩敏(律師),沒有一個曾經在台灣司法官僚體系待過。如果他們對於整個體系運作不瞭解,那他們要如何管控、監督(如果你高興的話,哪用領導兩字好了)整個司法體系?他們身旁圍繞一群司法官僚,例如朱石炎(施啟揚時期)、楊仁壽(翁岳生時期)、謝在全(賴英照時期)、林錦芳(賴浩敏時期)。照理這些技術性官僚應該只是幕僚或是副手,但事實卻不是這樣,反而這些司法官僚經常主導了人事或是政策。所以,當賴英照因為法官集體貪瀆案而下台,他可能會自認無辜,因為哪些人事不是他主導的,但問題是他授權或是放縱這些司法官僚,才導致這個局面。原本政治任命的司法院長應該是帶著民意與社會期許去改革、領導司法體系,但這幾年的經驗卻是相反,沒有司法體系經驗的外來司法院長,被傳統司法官僚體系包圍困住。 ◎2016政黨輪替後的司改起步 對於司法改革,2016的選舉給很多人不同的期待。蔡英文在政見發表會時,公開宣傳要召開全國司改會議,也提名多位過去參與民間司改會的律師,擔任不區分立委,他們也主打司法改革的旗號來宣傳。蔡英文就任後,不僅在就職演說再次提出司改作為他施政新目標之一,還重用民間司改會的前執行長林峰正,擔任國安委員,感覺是要把司改提升到國安層級。過去兩次因為政黨輪替的司法院長、副院長請辭都被新總統慰留,但這一次跟過去不一樣,司法院長、副院長請辭,都被接受了,似乎是全國司改會議真的要玩真的。 而民間團體,特別是民間司改會,早就為全國司改會議做了各種演練。一反過去全國司改會議出現 律師對抗檢察官、法官的情況,司改會這一次主動釋出善意,公開或私底下,拜會了許多法官和檢察官。雖然司改會強調並無預設立場,但因為過去的恩恩怨怨太過深了,很多法官、檢察官都不相信司改會沒有預設立場,大概只有我這一種非法律人,才會相信司改會的說法。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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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女性主義社會學家的界線思考

張君玫/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比起任何現成的答案,提問的方式是更關鍵的。因為,問題的架構決定了你可能前往的方向。 同時身為社會學家和女性主義者的我可以問:「社會學為什麼需要女性主義?」也可以問:「女性主義為什麼需要社會學?」,或是更脈絡化而具體的探問兩組問題意識之間的關係。無論怎麼問,都只是許多提問方式當中的一種。關於「社會學」和「女性主義」,我們所能提出的問題儘管稱不上無限,卻也很難限定出固定選項。 ◎社會學的誕生:對「新」的體察,對「舊」的批判 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本身就涉及了一種新的提問方式。在十九世紀中歐洲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和專業化分工社會到達某個危機的高點時,一群思想家開始認為有必要以一種新的方式來探問他們所身處的歷史環境。他們意識到,既存的提問方式,無論是傳統的哲學和史學,以及十七世紀以後蓬勃發展的自然科學,包括生物學、心理學、物理學、化學等,都無法適切處理他們當下所面臨的危機。 (古典社會學三大家) 圖片來源:引用自維基百科 這些人後來被稱為「古典社會學家」,他們之間當然有著各種分歧的意見。然而,歐洲時代處境的共同點讓他們以自身存在去體現當時的歷史斷裂,不僅是人文和自然的斷裂,也包括社會和其他人文領域的斷裂。一方面,人類所創造的人文世界已經膨漲到一定程度,並且產生特殊化的複雜形態與性質,有別於自然世界的構成。另一方面,社會領域的開始展露,並且形成獨特的領域,有別於生理、心理、歷史和哲學等。這樣的歷史處境與認知,可以說是社會學誕生的雙重問題意識,促成了當時的思想轉向新的研究,開始密集討論自然科學的方法是否適用於人文世界,以及社會領域的研究是否需要有別於其他人文領域的獨特研究方法。 社會學雖然和歷史學分道揚鑣,但其學科的建立即包含了非常清晰的歷史意識。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的體質,一開始就包含了對「新」的敏感體察,以及對「舊」的批判繼承。所謂的「古典社會學家」當中沒有一個是念社會學系畢業的,因為那時候並沒有這個學科。學科建立之後的體制化卻可能漸漸削弱了社會學的批判力。 或許因此,某些學者認為「古典」和「當代」之分在社會學這門科系當中的意義不大,甚至可能會產生誤導,從而模糊了社會學內在的批判力。因為,每一個社會學家所面對的都是自身的當代處境,也都必須不斷批判地檢驗與繼承過往的知識成果,無論是科系之內或外。 依我之見,社會學內在的當代歷史意識非常值得重視。所有的教條傾向都是源自於遺忘,遺忘了過去和現在的交織、當代和當下的不斷流逝,以及具體社會存在的歷程動態。每個學科的體制化都面對了同樣的危險。在社會學的論述場域中,至少從上個世紀末開始,已經有越來越多人開始進行反思,這個學科為了自我確定而排除其他科學領域和探問方式如何可能為社會學再度注入新的力量。 ◎人文社會自然不同學科,持續跨界發展 在更廣的人文領域中,跨科際的思考也越來越受到重視。畢竟,經過了兩次毀滅性的世界大戰,以及從未停歇過的戰爭、仇殺與奴役,乃至於資本主義膨脹所連帶發生的全球環境惡化,都指向了人類的生存處境並沒有科系之分。唯一真實的是活生生的人類個體和群體如何共同生活,他們對於世界的理解,在世界之中的行動,以及關於未來的想像視域。換言之,人類存在的問題意識。 從二十世紀下半葉至今,社會學以及廣義的人文科學可以說進入了一個重新進行連結的時代。學科界線的持續跨越、重組與流動,不僅是因應新的學術趨勢,更是基於對人類生存處境的全球問題意識。在學科專業化加劇複雜的當代―我們的「當代」,比起十九世紀的「當代」更甚―人文世界和自然世界之間斷裂依然存在,但兩者之間的溝通渠道已經重新受到重視。兩個世界其實是同一個世界。但我們仍然需要更多文化翻譯的工作,在不同的學科、不同的研究取向,以及不同的方法論之間。同樣的,在面對不同的社會群體,不同的文化視域,以及不同的利益衝突時,我們都需要更多跨越學科界線的研究取向。 換言之,社會學家本身的生存處境是關鍵的,其社會物質條件和歷史文化脈絡,乃是進行社會學知識建構的核心立足點。以個人為例,我的知識出發點顯然是我生活在這座島嶼上的當代歷史意識,而這個「我」並不是只有「學者」或「社會學家」的身份,而是交織著許多不同的存在處境與樣貌,包括我的身體、性別、階級、文化等屬性與背景。身為一個社會學家,理論上對於自身所擁有的每一個「身份」都應該具備反思,我必須有能力和意願去思考自身的社會性,如同必須有能力和意願去思考整體社會的結構與過程。 以此而言,社會學內在的當代歷史意識不僅適用於思考者之外的大社會,也同時適用於思考者本身的歷史與社會構成。不過,就在這一點來說,社會學的學科制度內部卻仍顯得不夠重視。詮釋的傳統在社會學理論中是重要的,但在方法論上比較沒有著墨研究者本身的社會存在如何影響他的研究。 ◎女性主義為既有學科帶來新的提問方式 關於知識建構和思考者之間的親密關係,女性主義理論或許提供了更多路徑去探索。女性主義並不是一門學科,也不是一種「主義」,如果主義意味著某種鮮明的主張。關於「主義」一詞的語意陷阱,並不是單純的錯誤,而涉及了我們所身處的世界當中文化與學術翻譯的政治。 身為「非西方」和「非中心」的學術工作者,忽略翻譯政治是會付出慘重代價。事實上,我們的生存處境涉及了多層次的翻譯政治,除了從中心到邊緣的文化及學術翻譯,也包括不同學科界線之間的翻譯,以及日常與學術生活中不同社會文化群體之間的翻譯。   (艾瑪華森 Emma Watson 聯合國兩性平權演講) 影片來源:youtube,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BlnesMpnpo   女性主義這個詞彙所代表的基本上是一組提問的方式,環繞在我們身為性別化的社會存在所持續面臨到的處境。換言之,關於人類性別化存在的問題意識。強調性別化,而不只是性別,也涉及到了思考語言的複雜動態,不僅是字面上的翻譯。「性別化」並不是單一的賦予或取得性別,而涉及了持續而交織的過程,以及相關的權力與資源分配狀態。女性主義的問題意識,雖然表現的形式有千百萬種,彼此之間往往有激烈的爭議,但都還環繞著性別化的正當性和正義問題。 然而,性別化的問題意識除了涉及對於人類的性別區隔之外,也延伸到非人類存在物的階層化分類,包括人文高於自然的預設,以及人類高於動物的姿態。女性主義思潮中對於分類階層化的敏感程度不一,但確實似乎比傳統社會學科更充分意識到被壓迫者的人類和動物連結。 一個人顯然並不是會因為身為或成為「女人」而自動取得一種抵抗的被壓迫者意識,或自動產生欲望想和其他邊緣群體,包括動物和大自然等非人類存在進行結盟。但「女」或woman, female等陰性詞彙在定義上的相對劣勢不僅映照出或對應著社會結構上的劣勢,也相當程度透過種種機制成為那些被歸類到其中者的內在意識。 以學科分界的佈局來說,社會學和女性主義恰好形成一種對比。如前所述,社會學在成為一個學科的鮮明歷史過程中不斷尋求新的探問方式,透過排除其他的領域或方法,來建立一個適於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學科。然後,在制度化之後,經過全球社會局勢的變遷,開始重新思考跨科系的可能性。反之,女性主義作為一種問題意識並沒有學科的分界,而是原本在各自專業領域中的思考者把性別化的問題意識帶入他們的學科,同時也把學科的獨特方法帶進入女性主義的論述場域。 ◎看待自身專業,不是狹隘認同,而是具體與動態的處境認知 我身為社會學家和女性主義者的存在問題意識把我帶到了特定的提問方式,去探問我們島嶼所面對的歷史處境,這樣的處境,如同我們個別的存在景況,都是跨科系的。然而,這是否表現界線就此消失呢?這是我們在談論界線流動與跨越時,最常遇見的誤會之一。關於界線消失的假象並非單純的錯誤,而指向了我們的症狀,包括我們對於界線的焦慮,以及脫離身體限制的意識論幻想。種種界線其實從未消失,而是用不同的方式在展露、變形、破裂與滲漏,同時,或許更重要的,進行重組。 回歸到個別的人類思考者,都有著特定的存在處境,以及特殊的學科背景訓練等。一個思考者必須在自身界線上重新組織相關取向或方法之間的關係。在二十一世紀初的現在,我們對於生命要有更深刻而廣博的理解。因此,以生命做為典範,我們可以說,每個學科都如同一個物種,在條件不利的情況下當然也可能滅絕,但在生命個體的鬥爭與努力中也可能幸運的進行動態的演化。這是我看待自身專業的方式,不是狹隘的認同,而是更具體與動態的處境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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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獲婉君:網路「鄉民研究」的評析

黃厚銘 /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緣起:資訊社會研究與台灣社會學家的退卻 最近出了一本新書《婉君你好嗎?》為臺灣近年來浮現的網路「鄉民社會」提出新的觀察。雖然早在一九六零年代,internet的前身ARPAnet就已經逐步成形,但台灣以台灣學術網路(Taiwan Academic Network, TANet)連結到網際網路(internet)卻是1992年的事情了。台灣的社會學界注意到網際網路所即將帶來的衝擊,則以1996年底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主辦的第一屆「資訊科技與社會轉型」研討會為濫觴。其後,在瞿海源、傅仰止教授的領導下,以此研討會參與者為基礎,一起申請同名的中央研究院院內「主題計畫」每年舉辦研討會供相關領域的研究者分享研究成果,至2001年第四屆「資訊科技與社會轉型」研討會為止。 《婉君你好嗎?:給覺醒鄉民的PTT進化史》 (資料來源:http://goo.gl/IEhjzk) 2001年,在翟本瑞、張維安教授等人的倡議下,「台灣資訊會研究學會」正式成立,並發行學術期刊《資訊社會研究》作為交流相關研究成果的出版園地。時至今日,也將近十五個年頭。其間,元智大學也曾設立「資訊社會學研究所」,後來縮編為「資訊社會學碩士學位學程」。儘管該研究所或學程的英文名稱是social informatics,但主要成員是社會學家,其核心成員曾淑芬教授也曾任「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理事長。實際上,台灣已出道的社會學家之中,至今仍持續從事資訊社會研究,還有相關研究、著作發表的,可以說是屈指可數。儘管直至近年,仍不斷有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班學生以資訊社會相關研究為題取得學位,但不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的社會學博士,卻少有以此做為研究主題。 相對於翟本瑞教授當年的豪語,「面對資訊時代的來臨,社會學教科書的每個章節都得重新改寫」或是「資訊社會研究就像是在地表上採礦,隨處都可以挖到寶藏」,實際上投入相關研究的台灣社會學家顯得青黃不接。這與資訊社會研究的特性有關,簡單地說,就是青年學子才比較可能一天到晚投入於「螢幕生涯」(”Life on the Screen”)(MIT心理學家Sherry Turkle(1995)研究網際網路的重要著作之英文書名)之中,面對日新月異的資訊科技及其應用能有充分的掌握。但此一族群的弱點則在於欠缺足夠、成熟的經驗研究或理論背景訓練,以致只能隨波逐流地捕捉到浮光掠影,無法拓深資訊社會研究的社會意義與學術意涵。相較於此,已出道的社會學家,雖深懷學術訓練的絕技,卻在繁重的教學研究負擔下,頂多只能藉由訪談或問卷調查方法,間接理解資訊科技與社會轉型之間的複雜關係。這樣隔靴搔癢的研究取徑與成果,終究無法得到學界與社會大眾的認同,也難以讓社會學家自己滿意,以致從事相關研究的學者一一退出,鮮少有相關研究著作發表。儘管如此,台灣社會學界在資訊社會研究方面的退卻,等於把這方面的研究拱手讓給了傳播學等其他學科。 不論是台灣的社會學界或傳播學界,都沒有給予PTT BBS這個獨步全球的特殊網路現象足夠的關注。直到近年大眾傳播媒體習於到PTT蒐集新聞題材與「網友意見」,每日PTT版的瀏覽人次超過600萬人,才令人驚覺新媒體的傳播力。自2008年野草莓學運發起,首創「網路直播」以來,尤其是2014年太陽花運動和PTT BBS的密切關係,「鄉民」或「婉君」才逐漸成為政府、媒體與社會大眾的關注焦點。就PTT BBS此一資訊系統的文字介面而言,相對於圖形介面、多媒體與以滑鼠點選為操作方式的WWW,是顯得落伍、醜陋,且不「好用」(user-friendly)。但自1995年成立以來,該BBS卻日益壯大,甚至可以說是現今台灣BBS的「唯一」代表。以致當主流媒體引述「網友說」時,經常指的也是PTT BBS的使用者。相較於國外類似的論壇式資訊系統,幾乎都已經轉變為以http為傳輸協定的Web based模式時,以telnet為傳輸協定的PTT現象可以說是世界網路現象與網路發展的異例。單就這一點來看,這段極具特色的發展歷史就值得研究並留下記錄。 其次,在網絡分析的研究取徑當紅,以及強調關係網絡的facebook使用者不斷增加之際,PTT使用者的人數增長趨勢雖然因而遇到了瓶頸,但何以facebook在台灣仍然無法一舉取代PTT的地位,網友們在使用facebook的同時,仍持續投入於PTT當中?甚至在重大運動賽事或戲劇播放的同時,還一方面收看電視轉播,一方面登入PTT的相關討論區以文字轉述賽事或參與評論討論。換言之,自稱為「鄉民」的PTT使用者藉由他們的參與,究竟形塑了什麼樣的「鄉民文化」,這也絕對是值得了解的事情。 透過《婉君妳好嗎?》書中的觀點,可以對以上的問題提供一些解釋。   遊戲、情緒感應與非理性 1938年,荷蘭思想家J. Huizinga(1949)寫就了《遊戲人》(”Homo Ludens”)一書。此書標誌著對人類本質的構想,從號稱是Aristotle所謂的Homo Sapiens(智人,人是理性的動物),到Home Faber(工匠人,人是使用工具的動物),及至後來的轉變。所謂遊戲,就是在例行化(routinized)、有目的(purposeful)之日常生活之外所切割出來相對自主的時空。遊戲者之所以投入遊戲,不是為了什麼功利性的目的,而純粹只是覺得有趣(just for fun)而已。亦即,參與遊戲本身就是目的,別無其他外在於此的目的。但這種從功利性觀點來看,似乎是無聊與沒有意義的行為,卻是文明進展的關鍵動力。Huizinga此一別出心裁的見解,後來也影響了著有《人、玩耍與遊戲》(”Man, Play, and Games”)一書的R. Caillois(2001)。進而,經由Caillois與G. Bataille所創的社團「社會學學院」(College of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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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退場–大學轉型正義的思考

戴伯芬/輔仁大學社會系 兩位大學校長的退場論 公立大學校院協進會理事長、臺大校長楊泮池日前提出「學校存亡交給市場機制」,楊校長認為學生數減少將使每位學生擁有更多教育經費,教育部應趁此集中資源來提升學生競爭力,大學增加開源的管道就是與產業連結,讓大學教師可以開公司;[1]另一方面,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理事長、文化大學校長校長李天任在接受評鑑雙月刊專訪時,[2]呼籲讓私立學校有尊嚴退場,不要污名化私校,退場學校想要拿回部分資產不該被視為貪圖或不法行為。 這兩種大學退場的意見表面看似不同,其實背後的邏輯都一樣,以「教育資本家」眼光來看教育,不論公、私立大學都想藉由退場機制獲取辦學者的最大利益。這種「道義放兩旁、利字擺中間」的思維有助於解決高等教育、重建臺灣高等教育秩序嗎?   缺乏公共課責的公立大學 臺灣大學之所以在臺灣學術界寡頭壟斷是日治時期殖民主義的產物,真的回歸市場機制,公、私立學校必須一起面對市場競爭,如果取消對於臺灣大學的教育資源補助,屆時臺灣大學是否仍能一支獨秀不無疑問。以2005-2009年度教育部補助金額來檢視,公立大學有55所,補助經費合計2166.3億;私立大學有110所,總計取得3285.6億。臺灣大學一校獨拿教育部公立大學補助經費的10.8%,平均每年獲得46.9億,五年經費總額達234.5億(不包含5年5百億經費以及從其他部會所得到的研究補助)。[3]試以楊校長的「產業型大學」理想來思考,如果教育部補助經費改由學費支付,每位學生每年需要支付的學費為13.57萬,[4]雖然相較於國外動輒學費百萬的名校,學費看似不高,但對於長期處於低薪的臺灣社會大眾,是否為大家可以接受與負擔得起?如果想要藉由教師開公司來攤平,每位臺大老師平均每年需要賺進219.7萬,才能達成目標。這對於沒有醫材、藥品可以推銷的一般教師而言,恐怕會是天文數字。 依據筆者在《高教崩壞》一書的分析(戴伯芬與林宗弘,2015),大學經費分配不僅呈現公、私立大學之間的落差,公立大學內也有兩極化的發展趨勢。從每生可以分配到的資源來看,陽明大學由於學生人數少,每生可以分得的經費最高,達53萬,其次是臺灣大學的49.8萬,清華大學48.2萬。進一步比較2004年(93學年度)與2009(98學年度)每生可分配到的教育經費,結果發現11所頂尖大學的平均值為29.3萬,五年內上升到37萬,增加26.3%,而其他公立大學則從18.1萬增加到19.2萬,略增9.6%,私立大學平均值則是從13.6萬增加到14.9萬,同樣增加了9.6%,公立的頂尖大學與非頂尖大學之間的落差擴大中,確實政府的資源分配如楊校長的期待,已經開始有集中化趨勢。 但是從補助的成效來看,臺大雖自98年度在QS進入世界百大,排名進步,但是在Times的排名在99年度到100年之間,卻從115退步到154名,最近三年更連續退步,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排名也從155名落到167名;交大在QS排名雖從327進步到306名,但是在Times排名也從181退步到226-250,而其他頂尖大學的排名幾無起色,像是清華大學在QS排名從196退步到213名,成大從283退到285名,陽明大學從290退到302名。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曾對教育部提出質疑,認為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績效指標定義未臻明確,缺乏目標管理功能,但是教育部顯然沒有檢討頂尖大學的成效,仍持續地給予特定大學持續補助(戴伯芬,2015a)。目前頂尖大學各校如同功課不斷退步的學生,不反思退步主因,卻一再獅子大開口要求增加獎學金。   表1  各大學的學生數、預算支出數以及每生分攤經費數(單位:千元) 學校名稱 2004 (93學年度) 2009 (98學年度) 學生數 預算支出數 每生分攤經費 學生數 預算支出數 每生分攤經費 國立政治大學 15.014 3.457.269 230 15.927 4.057.914 254 國立清華大學 10.414 4.103.464 394 12.224 5.892.190 482 國立臺灣大學 30.899 10.61.303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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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總統跟她的男性內閣們:女性人才哪裡去了?

姜貞吟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中華民國2016年總統大選候選人> (資料來源:http://goo.gl/fC8rMm) 2016年一月的總統選舉,台灣公民做出的政治選擇具有兩個重要的性別意涵。首先,我們選出了首位女性總統,第二,立法院女性立法委員的比例達到了歷史新高38.1%,將近40%的優異表現讓我們在各國女性參政成績又往前跨了一步。當我們還在歡欣慶祝之際,緊接著也迎來了近20年來最嚴重的女性參政大倒退,即將上任的內閣中女性竟僅有10%,在40位內閣閣員中只有4位女性。這個大倒退甚至迎來了部分民眾「性別不重要,能力才重要」的回應,然而,這個思維正恰恰要告訴我們,台灣性別平權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性別跟能力說」是很常見於一般說法,也成為多數人相信的信念,這樣的說法在個體層次,用來鼓勵個人很有幫助(女性也能當科學家、黑手、工程師;男性也可以是護士、秘書、褓姆),但用來作為理解社會整體與女性集體困境就顯得侷限與不足,特別是現階段的台灣。因為這個說法經常是去除各種脈絡,把問題簡化為個體本身條件,而忽視了性別、階級跟族群等因素對每個人的影響力。 ◎政治是高度性別隔離的部門 台灣社會在不同職業與產業的人力投入分布上,一直有清楚的性別隔離,部門與部門之間、階層與階層之間,都有著水平與垂直的隔離。垂直隔離(vertical segregation)是指職業或職務有上下層級的區隔,一般而言,男性比女性更有機會擁有上層的位置。水平隔離(horizontal segregation)則是一般所說的不同職業的區隔,有男性主導的職業及女性主導的職業之分。[1]有些職業女性特別集中,有些則是男性特別集中,這些性別高度集中的現象,多數不是因為能力的差異,而是雇主主觀地預設該職位或工作比較適合由男性來擔任,上位的領導者與管理者,比例上往往都是男性居多。 Trond Petersen及Laurie Morgan(1995)就說,職業的性別隔離表面上看起來是分工,但實質上是不平等的位置分配。[2]有些學者會從「供給面」觀點解釋這種性別隔離的形成與持續維繫,認為這是因為人力資本差異或個人選擇所導致的結果。但是女性主義跟社會學的觀點,則從「需求面」解釋,強調結構因素與雇主個人的偏好與操作。 政治正是向來被視為屬於男性主導與掌管的領域,政治公眾事務與男性權貴網絡高度盤根錯節。台灣至1988年才出現第一位女性閣員(財政部長郭婉容),之後不論是陳水扁總統或是馬英九總統都曾努力拔擢女性專才,內閣女性比例曾分別達到22%跟23.4%,從解嚴之後,我們花了20多年才走到這個性別參政的水準,現在10%的比例卻直接退回到90年代末期。[3]要改善政治場域中高度男性封閉的權力網絡、積極提拔女性人才,需要的就是從需求面著手,具有人事任用權的總統、行政院院長,甚至作為雇主的國家需具有性別關懷的視野,對女性參政不足現況進行積極的矯正性調整,才有可能改變「政治 = 男性」的權力共享結構。 ◎矯正性制度改善群體間不平等 立法院至今仍透過制度性的調整,才逐漸達到現在約四成的女性立委比例。最早從1991年首次將婦女保障名額規定入憲,女性參政保障十分之一,1997年修憲提高到四分之一,2005年我國立法院選舉制度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各政黨不分區當選名單中,婦女不得低於二分之一。從過去的婦女保障制度到現在不分區立委名單中任一性別的比例,這些制度性的調整機制大幅度地鼓勵了女性參與政治事務,讓女性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決策與討論。 歷屆女性立法委員比例(%)     面對社會群體之間的不平等,近代政治重視「承認」和尊重「差異」的存在,企圖透過「描述性代表」(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的機制來矯正群體和群體之間的不平等,以改善社會中長期被壓迫或忽視之群體的處境[4]。這就是1970年代之後,世界各國在選舉制度中逐漸採納婦女保障名額(reserved seats for women)或性別比例原則(gender quotas)最重要的基礎[5]。制度上的名額保障具有修正與調節的作用,矯正長期以來女性在公共政治領域上的缺席以及政策規劃中缺乏的性別評估,以達到性別平等的社會進步的可能。 歷來不少優秀的女性立委跟縣市議員,在首次參選時,受惠於矯正性制度當選,提供她們參與權力分配與政治參與的機會,之後持續在政治場域發聲。現在選民越來越認同女性政治人物的問政表現,也有不少女性願意主動參與政治,多數女性立委或縣市議員不需再使用矯正制度協助當選。即便如此,在地方選舉時依舊可觀察到矯正制度仍具有正面效果。在不少縣市議員選區中,只要有婦女保障名額,該選區男女性參選人數比就會比較接近,但只要該選區沒有婦保名額時,往往女性連出來參選的機會都沒有。甚至,仍有部分鄉鎮至今尚未出現過女性的縣市議員,也就是說,在那些鄉鎮中,政治到現在還是只能是男人的事。 ◎突破「性別盲點」的遮蔽 如果說,內閣女性比例低是因為找不到女性人才,那就要進一步探討,女性呢?那就更不能迴避傳統社會跟性別結構對女性生涯發展的影響。台灣女性勞動參與率在2012年突破50.2%,但卻呈現出「倒V曲線」,不少女性在結婚跟生育子女後退出勞動市場,這跟日本、韓國「雙高峰M型」就業曲線完全不一樣。也就是說,台灣女性在努力奮鬥職涯發展過程中,面臨比男性更多的性別規範與困境,在外的就業市場中有著職業的性別隔離跟玻璃天花板效應,讓女性成為領導階層障礙重重;家庭內的家務勞動與照顧責任,則讓女性要不就蠟燭兩頭燒、咬牙撐過,要不就離開工作。更別論就業市場兩性薪資差距跟女性離開職場後,在老年後可能面對的經濟安全基礎薄弱以及跟社會脫節的長期負面效果。 總統與內閣作為國家治理者,被視為要能處理與解決目前台灣社會現狀發展的困境,首先要能「看得見」問題。治理國家,不能避開性別、避開階級、避開族群、避開多元文化,只有突破「性別盲點」的遮蔽,才能真正理解這些群體所處的結構位置與集體性困境。我們需要一個能「看得見」、「看得懂」社會差異與多元視野的治理者,將性別與多元觀點視為國家治理與社會發展的重要價值。 先前,我們經常自豪地說台灣的女性政治參與比例優於其他不少國家,其實當我們進一步地細緻看看其他社會發展項目上的性別差異效果時,就不得不承認,台灣還有很多路要走,例如兩性薪資比、兩性勞動參與率、女性領導人比例、兩性家務勞動時間、新生兒性別比例、育嬰津貼申請者性別、從母姓比例、兒女繼承平等權等等。相同的社會結構與國家政策作用在不同性別、不同群體、不同階級時,會產生出不同的效果,負面的效果往往是由弱勢與資源少的一方承擔或獨自承受。 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實踐政治平等,性別平等就是其一。現在,我們需要的是積極的改革視野,國家治理團隊中的性別與多元群體的現身政治,提高女性的政治代表性和政治參與度,不僅具有社會發展與社會創新的象徵意義,更符合現今台灣社會真實的樣貌,而不是一個不斷再現與鞏固男性權貴網絡的作為。當然,沒有性別敏感度與性平視野,徒具女性生理身體也沒有用。作為一個國家治理者,就該具有當今社會整體發展格局的高度,那既是人權的、也是性別的,更是多元異質、階級與族群的差異政治。     [1] 更多關於層級與類別的性別隔離討論,詳見張晉芬,2011,〈行行出狀元:勞動市場的職業結構〉,《勞動社會學》。台北:政大出版。頁165-189。 [2] 見Peterson, Trond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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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腳本、性社會學與皮繩愉虐:追憶Gagnon

高穎超 /美國羅格斯大學社會學系 約翰‧蓋格農(John H. Gagnon,1931–2016)——開創「性腳本理論」(sexual scripts theory),奠定並影響「性社會學」(sociology of sexualities)領域近半世紀的美國社會學家,於2月11日逝於加州棕櫚泉家中,享壽84歲。 依據石溪大學統計,Gagnon畢生有至少473次學術期刊論文、書章、文章、書評、受邀演講,以及刊載在《紐約時報》、《今日美國》等大眾刊物上的發表,主題涵蓋社會學觀點的批判/性研究、犯罪學、家庭、藥物與菸酒、工人階級與大專青年,以及擬像和遊戲。Gagnon的學生兼摯友,英國性社會學界的扛霸子Ken Plummer(Essex大學社會系榮譽教授)在部落格貼出訃聞,細數他與Gagnon的相處與激盪,且將在期刊《Sexualities》撰文紀念。《紐約時報》將Gagnon譽為「扣連性(sexuality)與社會影響之人」,不過這略嫌隔靴搔癢。Gagnon生前服務三十年的石溪大學下的標比較到位:「重新定義性行為本質的社會學家」。 【Gagnon與筆者,攝於2013年美國社會學會年會,紐約。Amy Brainer攝影】 曾與Gagnon有一面之緣的我,想在《巷仔口》為他搭座棚架、辦場追思。本文簡介Gagnon社會學取向的「批判/性研究」,有何劃時代的理論創見。我以皮繩愉虐(BDSM)為例,說明如何運用「性腳本理論」分析與批判當代性文化,提示五種觀點來針貶Gagnon的貢獻及限制。最後,我將場景推進到與Gagnon相會,也可能是他最後一次公開出席學術會議的時刻。希望透過觀察美國學圈的發展,喚出有台灣味的「性社會學」。 ◎性,渴望社會:Gagnon的學思歷程 Gagnon於美國實用主義與符號互動論的重鎮芝加哥大學,取得學士(1955)與博士學位(1969),並在芝大結識他的學術夥伴William Simon。在Gagnon轉往東岸的石溪大學任教前,「金賽性、性別與生殖研究所」聘用Gagnon成為該所首位社會學家。稍後Simon也加入團隊,兩人展開長期合作關係(1960s-1980s),產量豐碩。 1973年,兩人出版集大成之作《性舉止:人類性相的社會根源》(Sexual Conduct: The Social Sources of Human Sexuality)。2005年二版,數度再刷,至今仍名列美國亞馬遜書店「性相」與「社會理論」類百大暢銷書。兩人合作發展的「性腳本理論」於1987年臻至成熟,成為研究性社會學與人類性相必讀的社會建構論代表作。 Gagnon與Simon與行為主義式科學的分道揚鑣,具體而微地顯現在他們援引Ernest W. Burgess的概念,將研究對象界定為「性舉止」(sexual conduct),而非性行為(sexual behavior)。 性舉止「是團體規定、評價制約下的行為。不同於單純能從外在觀察到的行為,〔性舉止〕是傳達出規範與評價的行為」。Gagnon與Simon一面批判1960年代相當盛行的結構功能學派,另一面承襲現象學與符號互動論者,如G. H. Mead、Howard Becker和高夫曼的劇場理論。Kenneth Burke認為,Gagnon與Simon建立在性舉止概念上而發展的性腳本理論,點出「所有慾望的隱喻特質」。 【《性舉止》至今仍為美國亞馬遜書店「性相」類與「社會理論」類百大暢銷書】 放眼1960年代,Gagnon與Simon所面對的學術傳統,是長期把「性」視為人與生俱來、內在於身體的自然成分,或放諸四海皆準的普遍化心理學類屬。當時極具影響力的佛洛依德式精神分析學派把性看作原欲或趨力,若不壓抑性便會造成混亂,故須加強社會規範以促成人類文明的發展。多數性學家則把從事同性戀、易服癖、施虐與受虐等性行為的人,醫療化為疾病分類,須經矯治才能讓這些「變態」變正常。不管當時或現今的基因論、演化心理學、社會生物學及部分反同忌性的宗教或家長團體,仍持守這種觀點。 Gagnon與Simon倆人四拳,奮力挑戰這種把性限縮在生物學、心理學範疇的觀點。在〈性發展的社會起源〉中,他們指出上述取徑預設了認識論和社會語言學前提,問題重重。一來,這類研究的資料取自成人口述自己幼年與兒童期的回憶。但回憶可能遺忘、刪改、扭曲,研究者如何驗證口述資料能真實反應其幼童經驗?從存在主義觀點而言,其實並非「過去」決定了「現在」。當人透過敘說重構自身的生命歷程,讓生命事件能整合進敘說者「當下的認同、角色、情境與語彙」時,「顯然是現在重塑了過去」。 再者,由於孩童缺乏足夠的語彙,無法充分言說自身的行為與慾望,就算研究者直接訪問孩童,資料品質依舊堪慮。這意味著,如果缺少帶有社會意涵的語言或符號介入,性行為不可能存在。好比一位幼童可能觸摸陽具或陰部,獲得愉悅,但這稱不上「性」。惟有等他/她學會了成人的符號系統,懂得這種行為叫做自慰,瞭解與自慰相關的知識和價值後,他/她才有可能進行成人理解下的自慰。 Jackson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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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公投教我們的事:市場必須服膺民主原則

王宏仁 /中山大學社會系 上週日(7/5)希臘以公投的方式,否決了歐盟要求紓困的嚴格條件,這樣子的政治動作,對於歐盟或全世界,具有什麼意義呢?從歷史來看,民主機制一直是資本主義盲目運行的緩衝器,自18世紀以來,任何的社會碰到資本主義巨輪時,都會有一股力量來要求社會不能只依照「市場盈利原則」來運行,必須同時考慮政策的公共性,否則我們所珍視的民主制度將會變成金權帝國的統治而已。 【希臘公投,對歐盟紓困方案大聲說NO】 資料來源:CC: flickr.com/photos/aestheticsofcrisis 我先舉網路速度的例子來說明,牽涉到公共性的政策時,必須考慮民主原則,而不僅是依照「市場自由運作」或「盈利原則」來運行,接著探討希臘公投的歷史意義。 ◎ 付費不同,網路速度就不同,可以嗎? 不知道各位家裡的網路,是使用哪一個資費的?現在我是使用光世代MOD上網,上行/下行速度是8M/640K,每個月要交771元。但是如果是2M/64K的話,每個月只要360元,價格差距將近一倍。大家應該不會認為,這樣子的不同定價有什麼問題吧,因為「使用者付費」啊,要享受高速度服務,當然要繳交更多的錢! 不過今年初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繼荷蘭之後,成為世界上第二個國家,開始執行所謂的「網路中立」(net neutrality)的規定,也就是規定,網路服務提供者ISP,不能因為某些人支付比較高的費用,而讓某些人的速度跑的比較快,付錢比較少的另外一些人,則只能用龜速上網,換言之,現在中華電信的MOD差別費率是違法的!  咦?不是使用者付費嗎?為什麼荷蘭、美國這兩個國家要禁止呢?因為在網路世界裏面,每個人應該是平等的,網路的速度,不應該因為某些人比較富有(特別是大的財團),因此他們就有比較好的機會去完成他們希望做的事情,例如宣傳他們的階級意識型態(有錢人是自己努力賺來的),但是沒有錢的人要將資料放上網路,卻必須忍受龜速。  把「毫無節制的自由競爭市場」原則,推廣到極致的一個案例,是最近引起各國政府頭痛的Uber計程車。Uber說他們不是計程車,但卻是依照里程收費;不僅依照里程收費,還會因為是否為交通尖峰時間而有不同的收費,越是叫不到車子的時刻,它的費率就會越高,而在清晨沒有人搭車時刻,則越便宜。如果依照「使用者付費」原則,這沒有問題啊,你就是出越高的價錢,就可以得到越好的服務啊! 【完全依照市場原則運作的UBER計程車,在各國都引起很大紛爭】 資料來源:CC: flickr.com/photos/alper 為什麼這樣子會有問題? Uber是在搭車之後,才會告訴乘客要支付多少錢,而連加入Uber的司機也不知道可以從Uber公司拿到多少錢。未來台灣的公車體系,是否也可以比照辦理,也就是在上、下班/學的時間,因為需求量大,提高票價,透過所謂的價格訊息,來讓多一點人在離峰時刻搭車? 如果依照上述的市場「有錢是大爺」原則,在交通巔峰時段提高汽車的通行費,那麼有錢的大老闆要去應酬吃飯或打高爾夫球,就比沒有錢的勞動階級買菜煮飯,因為支付了更高的通行費,更可以通行無阻,更有機會完成他們的事情。但是,打高爾夫球,真的比接送小孩或買菜重要嗎?這是我們希望的民主社會嗎? 這裡很重要的一個觀念是:如果一個制度,牽涉到的是具有「公共性」的話,那麼它的運作原則就不應該只是依照市場的「有錢是大爺」的原則來運作,還有更重要的「民主平等」原則。  我們社會中許多的運作原則是根據民主平等原則來運作的,例如中小學的義務教育,在歐陸,高等教育也都是免費的,這是因為教育本身就具有公共性,如果真的要依照「使用者付費」原則,那麼是否我們要調高學費到目前的10倍?是否目前的大學歷史系、土語系的收費,要高於醫學系? ◎紓困希臘,到底紓困了誰? 希臘接受三頭馬車紓困已經五年了,但是為何越紓越困呢?政府支出已經減少五分之一、國民所得下降四分之一,超過一半的年輕人失業,如果說市場會自動調整到均衡,那麼為何過了五年,這個新古典經濟學一直認定的「自然均衡狀態」沒有出現?我們還要等多久呢?會不會出現如100年前,英國經濟學者凱因斯說的:「長期間,我們都死了!」 其實,所有的經濟事務,從來都是政治安排,希臘紓困/撙節方案,也是歐元區內的經濟強權所安排的。目前的國際金融市場運作,就是有一群巨鰐,以所謂「經濟不健全」的指標,例如政府舉債超過GDP超過多少%,就會先發佈一些訊息,接著透過私人債券評等機構,將要狙擊的國家信用評等降級,引發市場恐慌,最後形成「自我實現的預言」,受狙擊的國家經濟體如果不是夠大,沒有足夠的子彈來跟這些市場巨鰐對作,最後結果必定要接受國際資金的援助。反觀超強美國,1990年代中的舉債上限比例,遠遠超過2008年的希臘,但是因為可以自己印鈔票來救自己,所以根本不會出現狙擊美元或美國股市的情況。 如果接受援助來恢復市場秩序,那也OK,但是伸手援助希臘的ECB、歐盟EMS(貨幣穩定機制)、IMF,號稱大方伸出援手,但是這些貸款並非免費的,而是趁火打劫,德國右手借入極低市場利率(公債),然後左手再轉借給希臘,如果說歐盟是「一家人」,有這種不斷要賺你錢的家人嗎?結果紓困的資金,不是用在重建希臘經濟,而是都用來支付這些強權債權人,說穿了,就是讓金融資本繼續掌控希臘經濟,將負擔轉嫁在「被撙節」的一般希臘人身上。 【希臘的紓困貸款,最後都進了歐盟強權國家的金融機構了】 資料來源:CC: flickr.com/photos/aestheticsofcrisis 從歐盟、歐元區的角度來看,沒有財政紀律(誰定義的?)的希臘,必須依照資本主義的原則,借錢還錢,而要求還錢的方法,是要希臘人民勒緊褲帶,進行所謂的「撙節」,這個緊縮政策,跟目前歐洲央行正在推動的貨幣寬鬆政策,根本是背道而馳,為何一方面大量撒銀子,說要支持經濟復甦,但是另一方面卻要希臘繼續餓肚子,說這樣子可以有財政紀律,然後經濟就會復甦,這不是很矛盾嗎?關鍵點就在,這些紓困金錢,都是為了讓德法經濟強權的銀行資本,繼續獲利。 但是,如果只依照目前的金融市場原則來運作,繼續犧牲希臘的一般人民,然後把借來的金錢往德法金融銀行送,這個符合我們想像的民主平等原則嗎? ◎以民主來對應威權金融資本主義 當2014年的希臘,有23%的人處於貧窮線以下,還有35%的人處於貧窮線邊緣,歐盟強權國家卻仍堅持要希臘人往貧窮線以下移動,我們可以相信,這是一個號稱民主的歐盟在做的事情嗎?當希臘要求延長還債期間,甚至債務減免,德國默克爾總理仍強硬地說不行,這種要希臘繼續「吞下去」的威權方式,是號稱民主德國的歐洲精神嗎? 【希臘的反撙節公投,就是對於金融獨佔市場運作的反撲】 資料來源:CC: flickr.com/photos/freestylee 從這個角度來看,希臘的反撙節公投,其實就是對於金融獨佔市場運作的反撲。如果金錢跟金融資本可以主宰世界、主宰希臘紓困,那麼過去幾百年來人類爭取的民主制度,不就交給資產階級委員會來統治就好? 從小到網路速度的民主化,大到希臘紓困方案公投的民主化,都是在告訴我們,市場運行必須服膺民主原則,就如希臘總理Tsipras在公投後說的:「面對威權主義與嚴苛的撙節要求,我們將以民主來對應,冷靜且果決。希臘,民主的誕生地,會旗幟鮮明地將此民主訊號傳遞給歐洲跟全世界。」 後記: 在週一(7/13),希臘總理接受了極盡羞辱方式的紓困方案。已經有許多評論者針對德國的作為,提出強烈批評。參考以下文章: 1、J. Habermas, Greek crisis: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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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社會學遇見管理學:一個小主管的經驗談

李香潔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源起 受了十幾年社會學科班訓練的我,從來沒想過,進入職場後,我可能變成一位中階管理者。博士班的老師,聽聞我的「遭遇」,直說,社會學訓練這麼久,做管理者會較辛苦。有趣!這話到底怎麼說?明明被賦予管理職,是老闆對自己的肯定!再者,社會學訓練出來的各行各業人士何其多,能得到肯定,賦予管理職者,想必也不在少數,如何適應這樣的角色,卻少有機會進行經驗分享與相互學習。 【做為承上抵下的中階主管,根本就是個矛盾位子】 資料來源:Flickr/CC: flickr.com/photos/pablocasuriaga/5445811019/in/photolist-aBXjmx-aBZXiU-5gCCxz-kZE1aJ-9iecTr-6CZVFP-6y8bCD-6UVeqf-6UVdUy-84Xbr2-mTHndg-btFY6p-6PSwqn-aCL3wF-6UZFV4-fE32ZC-77a6xu-6V4LRL-aiQwbU-j4JFv1-75zns8-7fFSFN-kZCzsk-gNrSUy-5kMgbA-degaRk-NHggo-qYKG2w-5GJ4mV-8DbDZC-4twbAC-dV6mGB-pxJ3o5-9mUEFw-5eCnaL-gXqfnd-cJsu1L-6vZc5b-dV6pra-8p8UAn-qpb7c8-62QmD2-dVbYNm-2ZT4As-2qwyQK-RjNP9-9LwmP4-USbjg-9PYgiU-59m8F6 為何社會學訓練背景遇上中階管理角色,會形成如此複雜的情緒?簡言之,中階管理者常被視為從老闆觀點,協助其管理員工;但社會學訓練,則常強調從員工觀點,確保其基本工作權利。你是否感受到其中可能出現的矛盾?如果你是一位經過社會學訓練的中階管理者,覺得自己的管理風格,可能和他人有何不同? 我所接受的初級社會學訓練,鼓勵學生能多元思考。結構功能論、衝突論、象徵互動論,這三大山頭佔據著頭幾年的社會學生活,即便後來習得許多支派或其他學派,這三者對於生活上林林總總的影響甚為銘心。其中,衝突論一直最受歡迎,因為它,我們學著運用批判的視野去檢視習以為常的道理或事物。相對而言,結構功能論傾向解釋現況,例如現有組織分工的原因及功能,較少強調批判性思考,在我的學習經驗裡,受歡迎程度,似乎相對失色(象徵互動論分析層次較不同,此文不特別著墨)。 不過,隨著年齡漸長,慢慢的,我開始問,批判完,然後呢?衝突論的代表人物為Karl Marx,其提及勞工處境,關鍵字包含階級鬥爭、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異化等等,簡言之,資本家和工人之間,是以對立及鬥爭為主要存在形式;而中階管理者,為資本家執行其管理目的之工具,是少有主體意志的。受過十幾年的社會學訓練,自信不可能成為沒有主體意志的中階主管,也認為勞資關係不應只以衝突論來解釋。 所謂正、反、合,結構功能論解釋體制或組織等之分工如何運作、衝突論帶來批判觀點、批判後的建議若能回饋至體制或組織設計,使其運作得更好,才是我所喜見的。以這種角度思考,衝突論和結構功能論並不互斥,而應互為回饋關係。我認為一個受過社會學訓練的中階管理者,應致力於讓這樣的回饋關係建立起來。 【在職場上,要當涂爾幹徒弟,還是馬克思的信徒呢?】 目前服務的單位,理想上,必須要檢視現有災害管理體制有何不足,建議相關科研方向,並試圖落實科研成果,回饋至體制設計。這樣的工作性質,最得我心之處,是它除了有機會對體制進行檢討之外,還能將這樣的檢討回饋到體制設計。只是,沒想到除了在災害管理體制這個議題上,要同時融會貫通衝突論和結構功能論,四年前在職位上轉變成組長後,也面臨到這樣的挑戰。亦即,前一秒才在勞資會議裡代表勞方的我,下一秒變身中階管理者,同個會議裡轉成代表資方,卻仍是受薪階級,角色錯亂到常被開玩笑提醒,你現在發言是代表勞方還是資方?這樣的中階管理者,有著社會學訓練的背景,如何扮演橋樑角色,使得上下之間回饋關係得以建立?以下設定幾個職場常遇到之情境,進行反思,試圖呈現可能的階級矛盾,以及我認為的橋樑角色可以如何扮演。 ◎反思一:若感受專業領域或工作成果不夠受老闆重視,怎麼處理?以傳統管理學觀點,認為手下有義務說服老闆?還是持較批判的觀點,認為上位者,更應該傾聽下屬的聲音? 我的單位為「科技」中心,社會科學者要在「科技」中心佔有一席之地,需花費較多心力。社會科學方法,簡分為量性與質性方法。在災害管理領域,可協助進行量性工具研發的資料和模式皆少,故過去成果多有以質性方法研發,再以從中習得的經驗和專業知識,進行後續的災害管理策略建議。 我們中心近年愈益重視資料或模式,質性方法較常被誤認為個人主觀經驗。針對這樣的挑戰,若僅停留在批評上位者不懂社會科學,不懂質性研究,我認為對整體組織運作無太大的回饋作用。 目前採取及相信的策略,也是自己還在學習如何操作細節的策略,亦是操作上仍常常遇到挫折的策略,是促進雙向溝通。對上,說明質性研究的必要性,其如何和量性研究互補,並主動提供以社會科學方法執行的各類產出作為範例,當然,同時也要有被不同領域者挑戰的心理準備。對自己的團隊(也就是所謂的對下),除了一起強化質性研究能力,使之更具說服力,也必須正視資料或模式的重要性,試圖培育這方面人才。規劃出來的產品,儘可能兼顧雙方需求,例如,建置量性資料或模式,並用之協助質性災害管理工作之執行。 【工作上,很希望老闆「退去散去」嗎?】 資料來源:Flickr/CC:flickr.com/photos/31470910@N07/3421480027/in/photolist-fWr5WF-du3xzw-eZMCMT-6bQHwa-6bUSBL-a3Pdjy-aML9QH-6dkYNX-3f2xT1-axZKfE-6bUSqG-2HDZPV-asL4tf-cyCe2U-cyCdUb-axZQHE-axZPJh-axZNXG-axX7np-axZN69-6MaRwo-6bUSv9-asKYgh-aqCsjn-anLs26-eaoKEA-q3yPGu-dACjyW-8f97Cf-d6rSVQ-axZMpf-axZLYE-axX5kZ-axX4ZV-axZGCJ-axWZVH-axWYFV-axZEyy-axZCKd-axZAXu-axWTAc-axWSpi-axZyph-axX2bK-axZJsU-axWZ6t-nz1p1Z-aqCsia-bw9jvw-crwW1E 簡言之,批判觀點的訓練,讓我對「老闆不是一定對的」更為敏感,但無需多說的是,老闆也非一定是錯的,常常對的機會還不少。身為橋樑角色,中階管理者的確要花較多心思,了解老闆關心某事的原因、自己團隊的意見或批評,如何從兩邊找到共榮之處,說服雙方、進行溝通,以形成回饋關係。(寫完以上這句,突然覺得看起來八股,但又真的很有挑戰性。) ◎反思二:工作權利與義務之間,身為中階管理者,你花較多時間協助處理其中哪個議題? 社會學的訓練,我自認為在協助團隊成員向上反應有關工作權利的意見時,較無太大顧忌,也認為成員的意見,的確可以協助組織訂定出更為完備的規範。有趣的是,似乎也是社會學的訓練,讓我覺得在執行工作義務宣導上,較為吃力。例如,團隊成員為了成果品質,希望工作時程可以延長、經費可增加,或文章KPI總量可以減少,怎麼處理?以上要求屬合理,自然應協助其進行反應或協商。但整個組織有來自外部的要求與競爭壓力,組織內的這個團隊如果無法限期達到特定要求,別的團隊便要上火線、犠牲自己的時間、經費或品質。但以這樣的論述,來要求自己的團隊進行妥協,是否合理?如何進行?是我認為很困難的評估工作。 曾經上過一門管理課程,老師以多年經驗傳授,無論如何,老闆在工作量上不會妥協,所以應採正向鼓勵方式,讓團隊成員勇於接受挑戰。但在社會學訓練過程,「老闆不會妥協」的論述,較不成討論的前提。除了堅持雙向溝通原則,我也試圖拮取各方人馬重視的面向,回饋至策略發展,來處理其中矛盾。亦即,工作量是工作表現的評估面向,工作品質亦是,如此能同時照顧不同價值觀的團隊成員,包含顧及工作品質而不願衝數量者,以及願意配合整個組織外部壓力衝數量者。策略上應能包含多元觀點,亦為社會學訓練所諄諄教誨。 ◎反思三:情與理,身為中階主管的你,能兼顧? 傳統衝突論者採唯物主義,自是不認為主管會以情與理的角度進行管理。傳統管理學,包含同時被視為管理學及社會學大師的Max Weber,則主要著墨於理,應就事論事、目標導向。 認為管理者可兼顧情與理,特別表現在柔性管理的文獻當中(如M. Maier、C.S. Griggs、M.G. Chavez等學者)。這類文獻主要分析女性領導者,認為其管理方式較重視個體差異、重視溝通、較重視情感關係的建立、較不威權。部分柔性管理文獻較不具批判性,認為女性的管理風格,是其母職天性的投射。較有批判力的文獻,則認為其非始於天性,而是社會化過程的結果。無論起因為何,研究普遍認為柔性管理更重視溝通、讓手下參與決策。這樣的精神,很符合社會學訓練對於民主精神、員工主體性、員工對組織意見回饋的強調。當然,單從邏輯論之,情和理,不該呼應民主和不民主,或參與式和威權式。但許多研究(如社會資本相關研究)確實指出,非正式關係的建立(情),有助於形成信任感、形成互助體或促進溝通。 【多一點陰柔的管理,會為職場帶來不同氣氛】 資料來源:Flickr/CC: flickr.com/photos/akrockefeller/15455628420/in/photolist-pxL8S5-9ETAtv-9EWw7o-9ETyoT-9wL4Sa-6nRSfL-dgx5FJ-6B5Awo-dQUnc2-4kdfzG-gHpRQA-65qE9A-62aTq2-MWD4N-bdHCaX-6HqBKB-i2UTz3-4ACs6T-bESiqz-618LKw-65mnHn-65qDEw-sdWiLy-svvKS4-svvKJZ-svvKBz-svvKkT-5wQMeq-dYCY1i-s6Smnz-biPwgB-81UqeF-amE8C9-8n8rN6-qjv2xa-98pWZZ-dNZw3T-hjJXrA-4LHh6g-345A2a-dcMBwT-cpaato-gAbAsX-GwVBw-2q1yEy-4ppLF9-arWGqP-arZGoo-dQUpNX-dQUpL8 我對自己管理方式的期許,希望能兼顧情與理,但的確置理優先於情,認為就事論事是非常重要的管理原則。情的部分,則表現在,對於團隊成員的意見或情緒非常敏感,儘量了解與溝通,或回饋於管理方式的調整。這部分是否受社會化過程中對女性角色的期待所影響,我本身較難判斷,不過自己卻能很明確地知道,確實受到社會學訓練所影響,認為員工的主體性及意見應被重視。 不過,這幾年的經驗,亦覺得情與理兼顧的管理風格,較適用於主責團體較小的環境(約5人)。團體變龐大時,若無法適時培育出第二層管理者,兼顧情與理的管理風格確實讓人有精疲力竭之感。就事論事是相較之下不傷神的管理方式,只要人的情感涉入,事情往往複雜許多。這也讓我想起,如果柔性管理真的是現階段女性管理者的特色,女性管理者面臨的處境,已不只是Arlie Hochschild所提及,女性必須兼顧私領域和公領域的兩班制(second shift,double shift)了,甚至在公領域當中,都被期待兼顧員工外在的工作表現,以及較屬於內在層次的互動需求了。當然,理想狀態下,柔性管理應該要和女性特質脫勾,去除其本質論的成份。 ◎反思四:你如何對待被歸類為能力好,態度不好的團體成員?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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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與變遷:5隻猴子的故事

林寶安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通識中心 離開高雄,前往澎湖任教已經進入第五年。最近因為新學期課程安排改變,卻意外帶來生活不算微小的變動。因為這項變動,讓我自己驚覺,原來我過去4年來的生活,已經形成了一種習慣軌道,不知不覺地支配著我的作息與思考。這讓我想起在網路上看過的一則流傳甚廣的故事,可以用來說明生活習慣、社會傳統與創新的問題。 大約十年前,網路曾流傳一則很夯的故事,是有關5隻猴子的實驗。為了方便本文的討論,也稍做改寫如下。 【猴子的社群運作,跟人類有許多類似之處】 資料來源:www.nsysu.edu.tw/ezfiles/0/1000/pictures/91/part_35992_452647_23208.jpg 研究人員擬定一項實驗設計,這個實驗的基本元素包括:五隻猴子,一個大型鐵籠子,籠子中間設有可以掛置香蕉的掛勾,掛勾上設有可以啟動強力水柱的感應裝置,以及猴子喜愛的香蕉。其中,有些元素是固定不變的,包括籠子、掛勾、以及香蕉;其他的部分則是可變的,也就是可以由研究人員控制的設置條件,包括5隻猴子的組成與變動、強力水柱是否啟動噴射。這樣的組合,讓研究人員可以透過改變這些元素的條件,做為觀察社會個體與群體的互動、個體習慣的養成、群體傳統的形成、以及權力關係如何形成與延續作用等問題。 ◎猴子實驗的第一到第四階段 第一階段:5隻猴子(ABCDE)被放置進入這個鐵籠子,掛勾上掛有成熟好吃的香蕉,每隻猴子都可以摘取食用,供應無缺,強力水柱裝置並未啟動。雖然香蕉供應無缺,5隻猴子卻開始出現弱肉強食的趨勢。領導與跟隨的權力關係開始出現,而決定強弱的關鍵,則通常在於最原始的拳頭大小與格鬥經驗技巧,能否在競爭地盤老大的過程中取得最後勝利。跟隨的最弱者(說他是E好了)負責跑腿拿香蕉,領導的老大(這隻應該就是A了;而A到E則依序代表權力位階高低)則擁有大部分的香蕉。 第二階段:研究人員開始調整香蕉的供應數量,以便觀察5隻猴子的互動關係。研究人員發現,當香蕉供應量開始減少時,跑腿的弱者E依然必須負責跑腿拿取香蕉,但是他能夠吃到的香蕉也隨之減少;而籠子裡的老大A則依然擁有最多的香蕉。 第三階段,研究人員開始啟動強力水柱的感應裝置,對於任何企圖靠近抓取掛勾上香蕉的猴子,立即噴射強力水柱予以制裁。這個改變造成籠子關係的改變與緊張。一開始,平常原本負責跑腿、拿取香蕉的E猴子因為遭到水柱制裁,根本無法拿取香蕉。這樣的結果,甚至導致籠子的權力領導體系對這隻猴子的制裁:為何這麼簡單的事情都辦不好?!不過,當猴子一隻一隻、甚至老大A都被強力水柱制裁之後,這籠子裡的猴子社會開始明瞭:香蕉是拿不到了!不僅如此,由於強力水柱的懲罰並不限於企圖接近掛勾拿取香蕉的猴子,而是對整個籠子所有猴子都一體適用,更使得掛勾香蕉逐漸成為人人敬而遠之、甚至敬畏的象徵。 強力水柱改變猴子行為的方式,背後運作的機制是心理學的「刺激—反應理論」(SR Theory, Stimulus-Reaction)。這個理論運用了心理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領域常見的「蘿蔔—棍棒」(Carrot-Stick)策略,也就是透過給予獎賞或懲罰(benefit or punishment)的方式,以嘗試改變行為的技術。因而在個體而言,這可以帶來一種習慣的養成或強制改變。對社會而言,社會成員的習慣化則是邁向制度化的必要條件。 第四階段,制度的形成。這個階段,研究人員又改變了實驗的條件設定,將強力水柱取消,也就是說籠子裡的香蕉又成為人人可輕易取得的食物。理論上,籠子社會又回到過去的時代,然而,實際經歷過強力水柱懲罰之後,這個小小的猴子社會也因此產生變化。也就是說,曾經滄海難為水,在遭受強力水柱懲罰之後,這群猴子已經養成或被調教成對香蕉敬而遠之的態度。或是應該說,雖然這個時候的外在環境條件又恢復到過去的時代,但是重要的是,經過水柱懲罰之後的籠子社會,對於「從掛勾拿取香蕉」這件事,已經形成新的社會習慣或制度。事實上,這件事甚至可能成為這個社會的一種禁忌(taboo)。也就是整體社會為了保護社會的正常運作,而對社會成員予以禁制或保護的特定行為。發展至此,也就是隨著不得「從掛勾拿取香蕉」禁忌的建立後,籠子內社會也就完全受到此一既有傳統的制約,幾乎喪失重新檢視、反省其他可能出路的能力。  ◎逐步以小猴替換老猴,看傳統制約與世代關係 這個階段,研究人員進一步改變籠子內的條件,他們透過部分替換、而非一次全部替換的方式,依序替換籠子內的猴子,直到完成所有的替換,並以此為實驗的終結。[1] 部分替換的方式,可以有每次1隻到4隻的4種不同組合,並因此使得全數替換完畢必須經歷不同的次數,分別是5次到2次,並直接造成新舊猴子在人數上的變化。例如一次替換1隻跟4隻將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前者形成「舊4—新1」,後者則是「舊1—新4」的關係(所有關係變化詳如表1)。如果民主就是票數的簡單加減乘除,那麼這新舊之間因為部分替換而產生的新舊人數差異,也就可能帶來籠子內的猴子社會,在新舊世代之間的權力關係張力。換句話說,因為加入替換猴子的設計變數,也就讓這個小小的籠子社會產生「世代」的變化,帶來老成員與新成員的世代關係,或也可說是舊住民與新移民的關係問題,以及因為新舊成員人數相對多寡而可能造成的權力結構張力與變化。 表1   籠子內5隻猴子(ABCDE)替換方式及其影響 ◎傳統的制約 新舊世代的爭議或緊張,就在於「從掛勾拿取香蕉」這件事。關鍵在於,在籠子裡的猴子社會,由於經歷過前面四個階段,已經養成不能「從掛勾拿取香蕉」的習慣、甚至禁忌;相對而言,來自籠子外的猴子,由於並無此一經歷,則將「從掛勾拿取香蕉」視為天經地義的事。因此,如果說後者是猴子的天性,那麼前者就是猴子社會經過新環境因素的作用下,為了生存而自然或被迫修改此一天性,所養成的一種新社會習慣、禁忌、或制度。 職此之故,當外來新猴子進入籠子社會時,「從掛勾拿取香蕉」將構成新猴子與籠子裡既有猴子之間的衝突來源。對原有籠子裡的猴子而言,如果任何一隻被替換進來的新猴子企圖「從掛勾拿取香蕉」,等於犯下違反這個社會禁忌的大罪。因此,舊社會的猴子,將會不惜代價極力保護「掛勾香蕉」不被侵犯,甚至可以想像,將會對於這種侵犯的行為予以嚴厲的制裁;之所以如此,關鍵在於籠子裡的猴子社會在這件事情上擁有「既得利益」,也就是要保護舊社會「免於被強力水柱制裁的利益」。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的「傳統」也就正式建立;而很多時候,也正是因為出現不同的「世代」,並且藉由不同世代之間的差異,才彰顯出這個社會的真正傳統所在。 【不遵守社群規定的猴子,必須跟既有的權威對抗】 資料來源:c1.staticflickr.com/1/6/6053022_d541ec3664_b.jpg 相對而言,在任何一隻「後來新進」(newcomer)的新猴子看來,這個籠子社會是一個奇怪的、甚至是不可理喻的社會,竟然會禁止「從掛勾拿取香蕉」,更別說是享用。由於未曾經歷強力水柱的洗禮,並無不得碰觸「掛勾拿取香蕉」的禁忌,這些新猴子可以說是社會的新鮮人,心中是一片乾淨的白紙,尚未畫上色彩與圖案。因此,當他們進入籠子社會時,恐怕會難以理解、甚至相當氣憤,何以舊社會竟然會做出違反猴子最基本而自然的反應,嚴厲禁止猴子「從掛勾拿取香蕉」。為了捍衛這與生俱來的自然需求(基本權利?),新猴子將可能直接衝撞、挑戰舊社會的習慣、禁忌與制度,跟既得利益發生直接的衝突。世代的衝突、甚至戰爭,以及因此對整體籠子社會的衝擊與影響,也將不可避免地引爆開來。 在此一基本世代差異之下,研究人員對於籠子社會採取的不同部分替換方式,則對籠子社會帶來全然不同的影響。每次替換1隻到4隻的不同方式,直接造成籠子社會結構產生「舊4—新1」、「舊3—新2」、「舊2—新3」、「舊1—新4」等四種不同的變化,對這個社會結構的後續演變帶來不同的張力。 ◎世代對抗帶來的變遷張力 「舊4—新1」:以最簡單的算數來說,此一關係下的新一代猴子,除了依循原有舊社會傳統之外,幾乎是毫無出路可言。也就是說,在舊社會世代佔有壓倒性優勢的條件下,單槍匹馬的新世代很難有機會改變舊社會的傳統。而且不僅如此,這個新世代,也將面對來自舊社會給予嚴厲再社會化的洗禮!這個過程很可能如此:進入籠子以後,新世代自然而然地想要「從掛勾拿取香蕉」,但是將立即遭遇來自舊社會所有成員的強力攔阻與制裁,最終的結果將是新世代學會「不得」從掛勾拿取香蕉!此處的關鍵差異在於:第一代之所以學習與形成不得「從掛勾拿取香蕉」的禁忌,是來自當時遭遇環境因素(強力水柱制裁)互動後的結果,新世代則是由舊世代以其「禁忌傳統」強行施加於新世代的結果。 因此可以想像,隨著新世代被再社會化完成之後,一旦再替換下一隻新猴子進來,可能將跟上面第一隻猴子一樣經歷「叛逆」(企圖拿香蕉)、「制裁」(最早進來、已經服膺舊傳統的那隻新猴子,可能此時會對這第二隻新猴子制裁得特別嚴厲!)、「再社會化」(接受/服膺籠子內的舊傳統)的過程。 值得反思的問題是,如果第一代對此一傳統之所以形成,是「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第二代卻已經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世代。當傳統何以形成的最初緣由,逐漸淹沒在代代相傳的過程中之後,傳統也就可能成為神話,成為可以操弄、塑造權威的源頭。 「舊3—新2」與「舊2—新3」:這二種情況,可能帶來籠子社會相當激烈的世代衝突出現。影響世代衝突結果的因素主要有二,一是新舊世代在人數上的差異,一是舊世代手中掌握的舊傳統權威。前者說起來就是票數多寡優劣的問題,而此處的二種情況都無法讓任一世代可以高枕無憂,因為沒有人佔據一個絕對壓倒性的優勢地位。這也就使得新舊世代之間的衝突、折衝、妥協成為必要經歷的過程,而其結果則充滿變數,難以事先估量。 【太陽花學運,難道不也是世代之間的對抗嗎?】 「舊1—新4」:最後一種情況,也是新世代佔有壓倒性優勢的情況,意味著舊傳統可能被打破,並由新世代建立起新傳統。這個情況最大的問題是,舊世代(因為世代凋零)面臨傳統無以為繼的窘境,新世代卻紮紮實實地崛起,扮演著決定籠子社會走向的關鍵角色。換句話說,新世代可以重新定義被舊世代奉為禁忌的事物。 比較第四階段與此階段的差異可以發現,任何社會都存在著許多習慣或傳統,一直在支配著人們的生活。依循這些傳統過日子,讓社會可以在安全而且可預測的軌道上運行。然而可怕的是,即使傳統本身因為時遷勢移而失去功能、只剩下外在軀殼,某些社會卻還是牢牢地被這個傳統所束縛,喪失反省、改變、以及重新界定的能力。在此一意義下,第五~2階段出現的「新世代」就變得非常重要。由於並未經歷舊社會傳統/禁忌的洗禮,來自籠子外的新世代有能力以全新的角度思考籠子內的傳統;這也就反映出「距離」的重要性,與傳統的適當距離成為反省思考能力的前提要件。在此同時,新世代要能有機會改變或重新定義舊傳統,則還涉及新舊世代之間的人數多寡與權力大小的鬥爭。上面的實驗表明,單槍匹馬難以成事,預期創新、改革得以有成,需要的是團隊的力量才可能成事。 ◎生活裡的習慣 在生活裡,我們被習慣、傳統所束縛而不自覺的例子,不勝枚舉,可說幾乎到了俯拾皆是的地步。我自己離開高雄、前往澎湖任教4年多以來,已經養成的週一飛馬公、週四回高雄的生活模式,就是一個習慣到「不自覺」的例子。當然,從某個角度說,這其實不算一件壞事。畢竟人是習慣性的動物,需要仰賴平時建立的習慣過日子,以因應周遭無限複雜的生活環境。因此,我們每天不論工作、上學、開車、用餐、睡眠……,都會有我們建立起來的習慣。不是說,人是習慣的動物嗎?的確,正因為如此,所以反而可以從習慣被打破的影響,回頭檢視習慣的影響力本質。例如,假設哪天一早出門,卻因為交通工具(自家汽車、捷運、火車、公車、專車……)出問題,就會對所有趕著上班、上學的人帶來極大的不便與問題。如果這是火車出軌,停擺,那麼對於平常利用火車通勤的人來說,這天早上根本就會像是世界末日。所有人心急如焚,急著跳腳,急著想辦法;為了擠到辦公室、學校、公司等任何目的地,每個人此時必須從腦海裡仔細盤算所有可能的替代路徑,然後想辦法擠過去;接著很可能就立即發現,每一個可能的替代路徑,也都同樣擠滿了人。結果不僅花時間、花錢、花精神、還嚴重遲到,讓很多人整天心情不好,更讓某些人喪失了平時搭配火車通勤養成的習慣:在火車上打個盹,看個書,吃早餐,或是看看辣妹!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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