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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帽的歷史社會學──從「真田紐」談起

苗延威/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日本NHK電視台於2016年製播的大河劇《真田丸》,今年三月間在台灣緯來日本台播出,不久前才下檔。該劇由堺雅人、草刈正雄、大泉洋、長澤雅美等人主演,內容講述日本戰國時代後期的著名武將真田幸村(信繁)(1567-1615)與父兄的故事。劇中第39回「歲月」中提及真田幸村發明了「真田紐」(緯來日本台翻譯成真田繩),我想從這個特別的物件來說一個關於其後三百年「大甲帽」及各種草帽站上全球時尚舞台的歷史。從真田紐到大甲帽,這個打啞謎般的聯想,多多少少仿效了卜正民(Timothy Brook)觀看維梅爾畫作的方式,他在畫中看到許多小地方和小事物,它們雖然只是幽微地透露某種間接的關連,然而,用卜正民的話來說,其中卻「隱藏了遙指更雄渾歷史力量的線索」。[1] 串起這些小地方和小事物的,我相信,就是一種社會學的歷史想像。 ◎真田紐和麥稈真田帽 話說,石田三成兵敗關原(1600),加入石田陣營的真田幸村與父親真田昌幸遭德川家康流放紀伊國九度山村;昌幸後殁於此,幸村則待了十四年之後離開,前赴大坂為奄奄一息的豐臣秀賴政權效命。在九度山村的流放歲月裡,真田一家過著物資匱乏的生活,直到他創造出真田紐,將技術賣給村民,從中抽取利潤,經濟狀況才有所改善。這是他演繹自故鄉用以「捲刀柄」的紐繩,在武士的世界裡,頗有賣點。關於這個名稱,一說這是真田幸村本人的要求,又有一說是這個編物在大坂等地流傳開來,乃是由於「真田」善戰之名,又隱含著對豐臣和真田的悼念,同時委婉地表示對幕府政權的不滿。不論如何,這個帶有政治抗議色彩的土產,竟在德川幕府倒台後不久,因緣際會地躍上了全球時尚的舞台。 《真田丸》中,真田幸村(堺雅人飾)手持真田紐的一幕。翻攝自緯來日本台2017/3/17   1872年(明治4年),有位叫川田谷五郎的橫濱町役人,眼見洋人戴的夏帽似乎蔚為時尚,可以運用真田紐編就,因此進行產品研發,創造了日本製的歐風草帽,名為「麥稈真田帽」。[2] 這項新產品出現在維新政府宣布散髮令(1871)之後,為實行斷髮的民眾提供一個佩戴新自我的選擇。搭配正式西裝的冬季禮帽,是明治維新後日本裁縫師取法西方的圓頂毛氈硬禮帽(bowler hat),製成日式的「山高帽」,材料是羊毛氈,價格不菲,屬於高檔貨,尋常人家消費不起。相對的,夏季的麥稈真田帽則價廉輕便,又具有歐洲文化氣息,深受十九世紀末日本人歡迎。 麥稈真田紐及其製品,前方平頂圓帽即為真田帽。 圖片來源:《岡山県案内写真帖》(1926),https://goo.gl/Eqypv8   幕末/維新時期的江戶(東京),跟晚清上海租界類似,是個充斥著西洋文化刺激的世界,洋服、洋食、洋房等等「洋貨」無不挑戰與挑逗著當地人民的感官,而日本民間社會應對這些源源不絕的新鮮洋貨的方式,包括無止盡的傳散、拼湊和模仿,都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體驗到全球性之後的「創造性挪用」(creative appropriation),也是一種意義仿生、轉譯和誤譯的過程。[3] 雖然人類服飾與佩件的樣式均有其歷史發展過程,仿效外國時尚固然是重要因素,但在對十九世紀末許多非西方民眾來說,洋服洋妝都是透過外貌的改換以展示「現代」的手段,迅速而實際地對身體自我(body-self)進行文化轉形與轉型。在這個過程裡,移植進來的歐風物件,或多或少已被仿造物抖落了它們原有的文化意含,與此同時,被召喚參與仿造的地方物件,則梳攏出新的意義脈絡:例如,用於纏捲武士刀柄、綑縛茶道具桐箱或經文箱的真田紐,本是道地傳統文化的配件,如今則成為編製外來形制的帽子,以異文化之姿戴在本地人頭上。於是,在這一系列打造「新身體」的歐化「時尚性」方案裡,菁英階級的「山高帽」和平民階層的「麥稈真田」帽,共同打造了十九世紀日本人頭頂上的現代性配件。 運用傳統手工藝技術與在地纖維物料的麥稈真田帽,和諸多「在地化的洋貨」雜揉了地方傳統和西方元素,是誕生於社會變革之中的新興產業。此後,歐式草帽不僅進入日本,豐富了麥稈編織的品項,還經由日本的殖民統治,催生了台灣的洋草帽產業──大甲帽與林投帽。不過,在討論台灣帽子之前,且先讓我聊一下歐美流行的草帽。 ◎康康帽和巴拿馬帽 十九世紀晚期流行於歐美社會的男性草帽,大抵分為兩大類:康康帽(Boater hats,法文為Canotier,日文稱為カンカン帽)和巴拿馬帽(Panama hats)。康康帽的材料為麥稈,原型據說來自英國海軍士兵,但讓它成為時尚佩件的,是當時在西歐興起的夏日戶外休閒活動,例如遊艇宴飲、舞會、野餐等等。這種與「遊憩」概念相結合的草帽,受到新興都會中產階級和專業人士的歡迎,在雷諾瓦(Pierre-Auguste Renoir)的畫作中,即經常出現巴黎青年男女在休閒聚會的場合中頭戴草帽的場景。依帽材、形狀和歷史脈絡來看,川田谷五郎製作麥稈真田帽時參照的洋帽,很可能就是康康帽。 至於巴拿馬帽,它的材料不是麥稈,而是一種叫做toquilla的棕櫚樹葉,主產地在厄瓜多爾,但以巴拿馬為集散地,轉運銷售到美洲和歐洲,故得其名。[4] 它的風行,主要與美洲勞動階層有關,一說是1848-49舊金山淘金熱時,來自中南美洲的淘金者,人手一頂這種輕便通風又便宜的草帽,從而在來自各地的淘金者傳開。後來美國修建西部鐵路時,這款草帽也在工人之間廣為流行。另一說則與耗時33年(1880-1913)修造的巴拿馬運河有關,當1904年美國接手興建工程之後,老羅斯福總統前往視察,當地人送他一頂草帽,被他稱為「巴拿馬帽」,隨之流行全美。也許這些說法都有一部分正確,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大規模的工程活動陸續在美洲大陸進行,湧現了大量的中南美洲移工。他們人手一頂的草帽,反過來又在歐美市場帶動流行,由勞動者的裝束一變而躍升為二十世紀新興的全球時尚。[5] 後來經由日本輸出的台灣草帽,為了打入美國市場,就稱做東洋巴拿馬帽(Toyo Panama hats),強調品質不輸巴拿馬帽,但更為經濟實惠。   ◎大甲帽和林投帽 日本統治台灣後不久,台灣就興起了自已的草帽業。以藺草編織工藝為基礎發展出來的藺草帽,雖以苑裡為主要產地,但因經由大甲傳銷島內外,所以被稱為「大甲帽」。以台灣海濱常見的林投樹葉為原物料的草帽,則稱做「林投帽」或「淡水帽」。[6] 在1900年代,大甲帽與林投帽都與其他本島各式地方特產一樣,是日本內地勸業展覽會的常客,有時並稱為「東洋巴拿馬帽」或「台灣巴拿馬帽」。[7] 1910 年代兩岸漢人斷髮風潮帶動草帽產業蓬勃發展,此時的國際銷路也大開,銷售量從中國辛亥革命後的一百多萬頂,到1915年後台灣總督府將斷髮納入保甲規約的兩百五十萬頂,再到1916-19年間更高逹三百萬頂,呈現供不應求之勢。[8] 這個驚人的銷售量意味著大量勞動力的投入。草編是一項相對較不費力而且技術門檻較低的農村副業,當草編產品在市場上具有一定的價格與通路時,為了貼補家用的婦女和女孩,便成了撐起產業的勞動大軍。在歐洲即是如此,以英國來說,草編業自十八世紀已有相當發展,而且被視為是一項女性職業,1818年的一份國會報告說道,從事草編的家庭裡,妻子和小孩賺的錢往往比丈夫多。[9] 大甲帽產業的崛起,同樣有賴地方女性和兒童勞動力的投入。源起據說是在1897年,苑裡辦務署署長淺井元齡發現當地婦女洪鴦的藺草編蓆技術優異,要她試編草帽,並傳授技藝給其他婦女,其後更將藺編草帽商品化,由大甲商人推銷到日本。1906年的一篇報導說道,苑裡女孩於十二、三歲時,即開始學習編藺,編藺女孩每天估計即有一、二十錢的工資,至「成人藝成之日,一日可得製造資數十錢,或至一圓」;在當時,只要家中有人從事帽蓆的編織,就夠維持整個家庭生計。[10] 不過,勞動產值和身價的提高,並未讓她們因此享有較高的家庭地位,根據一些口述歷史的記載,蓆編技藝反而苑裡婦女的生活更加忙碌辛苦。[11] 由於婦女們仍需顧及家務勞動和農務工作,因此草帽編織以自家為主,趁農閒時或是白天農務工作告一段落之後的餘暇才能從事編織。有時甚至需要在夜間趕工,最初僅能藉著燭光工作,後來,到了1912 年,草帽單價飇高的年代,大甲一帶因為帽蓆產業利潤可觀,使得該地成為中部早先供電的街庄。[12]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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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比較與因果:從遮打革命與太陽花運動的比較談起

湯志傑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隨著香港佔中爭真普選的運動演變為西方媒體所稱的遮打革命,不少國內外的觀察家紛紛將這與人們記憶猶新的,台灣的318運動相較,評論其異同。在為數眾多的意見中,潘建志先生的比較及其引發的一些回應,特別引起我的興趣,故趁此機會藉題發揮一下,討論現時分析的見與不見。我的用意在強調「歷史地思考」的重要,順便向大家推銷一下歷史社會學的觀點,藉此實例顯示,如果我們分析時把時間也考慮在內的話,可以多看到些什麼原本沒看到的東西。 【香港遮打運動,如何跟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做比較?】 為尊重智慧財產財及避免曲解作者的原意,請容我先全文照引。9月30日時,擔任柯文哲競選總部發言人的潘醫師說︰「我在地圖上研究香港占中,相比318學運,發現有幾點很有意思:1.不只占領中環,群眾聚集地有六七處。 2.他們不死守,放催淚瓦斯驅離就先跑,等等再回來。3.不進設施,主要占馬路,難以封鎖。4.不需要帶頭者,黃之鋒周永康被抓走時群眾沒有退。5.不搭臺子,不舉旗,沒宣傳車,消耗資源少。這種去中心化的,會復發的,黏膠式的非暴力抗爭,執政當局很難對付。真能撐下去的話,香港人民還是有贏的機會。」 坦白說,就作為對運動策略的檢討與思考來說,我認為這是很有意思、頗富洞見的觀察。我猜也是因為這樣,寥寥數語卻能在網路上引發眾多回響,進而為主流媒體所引用。由於我既非研究社會運動的專家,亦非活躍的社運組織者,而是如多數人一樣不過是個旁觀者,所以我不想,也沒有能力品評兩個運動在組織與策略上孰優孰劣,而只是想指出,即便像如此深刻的觀察,始終還是立基於一個它自己看不到,卻讓它變得有觀察能力的盲點。在此,我特別想討論的,是關於現時分析的盲點,也就是因為忽略時間而來的問題。 潘醫師短短的幾點敘述,其實預設了許多未在文中明言的前提,最起碼也最簡單的,就是台、港兩地相繼發生的社會運動的進程,同時更預設了讀者對此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雖然潘醫師的立論實際上係立基於對兩個運動歷史的理解,是個有時間縱深的觀察,但他的敘述在字面上所呈現的,卻近乎一種橫剖面的靜態觀察,像是停格分析一般。當作為理解與判斷基礎的歷史理解並未一併書面化,進到前台時,沒有相關背景的讀者在接收這種去脈絡化的敘述時,很自然會以最直接的字面方式,同時卻也是某種斷章取義的方式來讀。換句話說,讀者(或甚至作者潘醫師本人)可能根本就沒想過要問「運動為什麼能形成或興起」的問題,而直接就他們當下看到的現象做論斷。結果,由於他們把運動得以形成的歷史剔除在視野之外,很容易便會得出與從頭觀察整個運動發展的觀察家不同的判斷。因為,站在不同的立足點上,觀察的時間縱深不同,看到的東西就是不一樣,判斷自然也就有所不同。 這種現時的判斷與分析當然很有意義,也能讓我們看到、學到許多重要的東西,但它也可能常隱涵了一些有問題的理解與推論。以下,便是我根據所看到的一些網路反應而來的發揮,毫無究責於潘醫師的意思,因為光靠上述的文字證據,我無從判斷潘醫師的立場為何。 ◎「去中心化」不等同於「去組織化」 一種我覺得頗有疑義的理解是,過度詮釋「不需要帶頭者」的意義,把「去中心化」幾等同於「去組織化」。就我們透過媒體所能理解到的,香港的運動從學生罷課、佔中一路發展到遍地開花的遮打革命的那幾天來說,這種短期的即時觀察好像也說得通。這也是香港群眾的自發性值得我們敬佩、學習之處。 儘管如此,這樣的發展並非憑空而來,仍有其之所以成為可能的條件。我們不妨做個簡單的反事實的思想實驗︰如果沒有學民思潮、學聯及佔中組織等先前的努力與經營,香港會有這樣一場運動嗎?甚至,如果沒有自回歸中國前後以來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可能一夕之間就有這麼多的香港公民自發地走上街頭,抗議港府不當鎮壓,以及向北京政府要求真正的普選嗎?只因為時間點對了,任由誰來組織爭真普選的運動,就都可以搞成現在這樣的規模與局面嗎? 退一步來說,在黃之鋒、周永康被抓走後,運動就真的完全沒有組織與領導了嗎?還是不斷能有後繼者如岑敖暉等,以及更多檯面下媒體不會報導的組織者在穩住局面?群眾的堅持當然很重要,就像黃之鋒被釋後坦承的,後來的局面已不是原來的發起者所能指揮、掌控,運動能有此重大突破需感謝公民群眾的自主性。在這裡,我看到一位年輕社運組織者十足成熟的一面。但同時,這番誠實告白不正反映出當他們發起運動時,並未預料到能有後來那般的聲勢嗎?同樣地,學聯會發布若港警真以武力清場,籲請群眾先撤離保留實力的訊息 – 雖然這中間不乏有心者造謠的痕跡 – ,不也顯示他們估計多數群眾傾向撤退嗎?所以,群眾的重要性是無庸置疑的,他們會影響,甚或督促發起者與組織者不能懈怠與輕易妥協。但反過來說,如果群眾的抗爭意識不夠堅定,數量又有限的話,領導者就算有再好的策略,敢用再激進的方式達成突破,也只會枉然。運動的發展與走向毋寧是組織者、群眾以及被抗議的香港與中國統治當局三方互動的結果,不能因為群眾的優異表現便否定組織的重要,率而推斷「不需要帶頭者」。沒有任何帶頭或組織者而終能獲得成功的群眾運動,歷史上恐怕並不多見。 【社會運動的發展,受到多方角力的影響】  我們不妨把時序再往前推一些,當學生無預警佔領後,佔中三子隨即宣布佔中正式啟動,從而引發有無劫持、收割學生運動成果的爭議,如果不是各方組織者夠成熟大度,願在共同目標下一致合作,還可能有後來西方媒體藉雨傘的意象所稱的遮打革命嗎?如果佔中沒馬上跟進,如果學生與推動佔中的社運組織起了內鬨,整個運動的發展與局面勢必有所不同,而這都跟運動的組織與領導的問題有關,同時也都涉及何者在先,何者在後的前因後果的問題。 與此類似,如果我們把時間點往後跳,如果不是港警動用催淚彈、橡膠子彈,進行不必要的驅離及鎮壓,香港街頭會突然冒出這麼多自覺有責任站出來保護學生的示威抗議者嗎?這時,或許值得對比一下台灣318運動的進程,如果不是有最初充滿爭議的324佔領行政院的行動,引發國民黨統治當局的殘暴鎮壓,令台灣一下倒退回戒嚴時代,330可能有50萬的黑潮上街嗎?我不確定這個相似性是否跟台灣與香港基本上同屬華人社會的特殊文化脈絡有關,還是有更大、更普遍的適用範圍。我比較有把握的是,在號召及動員群眾參與上,抽象的理想與理念,效果通常應不如藉影象傳達的,對生活方式遭到威脅甚或退倒的直接感知。 ◎放在特定社會歷史脈絡中來理解社會運動 這個異中的同,帶出我想進一步討論的比較的問題。嚴格來說,所有的東西幾乎都是不可比較的,因為天底下沒有那兩件事或那兩個東西是近似完全相同,從而得以在近乎受控制的狀況下,僅比較某單一變數,而不致受到其他變數與更為複雜的交互作用影響或干擾。但原則上,任何東西又都是可比較的︰只要觀察者能找到一個比較的基準點,說清楚比較的基礎為何,了解其適用的脈絡為何,我們始終可以透過比較學到東西。因為,一方面,透過比較,我們往往才能找到、學到超越個案的,適用範圍更大,更為有效的觀察與知識。另一方面,藉由比較,我們也才能更清楚地掌握到討論的個案的特殊性,以及了解到它所鑲嵌的脈絡起的作用。 依此,香港的遮打革命與台灣的太陽花運動當然也是可比較的,它們不但時序上相近,更都表現了抗拒中國的面向。就像潘醫師的文章一樣,我們當然也可就兩者社會運動的策略來做比較。不過,這種抽離脈絡的比較會出現類似拿掉歷史所造成的問題。對日後的社運組織者及社運研究者來說,這種超乎脈絡之外的知識模式是有參考、學習及研究價值的。但是對理解及評價所欲了解的個案來說,這種脫離脈絡的觀察卻可能導致原本可以看到,卻因為採取了特定的觀察角度以致看不到的盲點。 例如,潘醫師在比較兩地運動後,似乎主張「不進設施」、「不死守」是較為合宜、有效的策略,這樣的論斷對一般的佔領運動或許成立,至少對日後的各種佔領運動是有啟發性的,可是如果把這個論斷(如果不是批評的話)放回到318運動當時的脈絡來理解的話,就未必這麼適當。如果對318運動的歷史背景有些了解,便會知道早在今年318之前,便有許多的個人與社運團體持續關心與中國簽定服貿協議的議題。如果不是這些行動者的堅持、努力、監督與施壓,服貿協議可能早在反對黨棄守下通過了。而且,在318之前,這股力量早嘗試過諸多的可能性,但卻一直無法喚醒社會大眾的關心。當318半分忠違法偷渡成功後,這些學生與社運工作者的心情恐怕是交織著強烈的義憤與絕望,毋寧是在認清當前的代議體制無法真正保護一般人民的利益,試圖盡盡最後人事的心態促使下,才會有318衝進立法院的舉動。若非他們湊巧成功攻佔國會議事殿堂,這個前所未有的激進行動成功吸引到媒體的目光,並透過網路媒介即時傳送自己的聲音,根本就不會有後來所謂的太陽花運動。所以,擺回到運動興起的脈絡來看,「不進設施」根本就沒這場運動。甚至,如果佔領的不是國會而是其他任何地方,他們都很可能會變成朝野兩黨共同的箭靶而迅速遭到鎮壓,自然也不會發展出什麼「太陽花學運」。 ◎結構與歷史因果分析同樣重要 歷史的進程總是這樣一環扣一環,而其中常充滿不可預料的偶然與意外,儘管我們從事後回顧的角度來看,往往能找到有別於此的因果解釋,提出另外一種非常具有說服力的分析,例如,如果我們把太陽花運動與野百合運動相較,我們可以分析得到,兩個運動的形成,都獲益於統治集團內部分裂所造成的政治機會。不過,就我個人的了解,在衝進立法院的當下,大概沒有一個行動者曾把馬、王的政治鬥爭計算在內。一如潘醫師的比較,這種事後諸葛亮的智慧是相當有用及有益的。只是,這種結構分析所發現的原因,跟行動者在事件歷程中感受到及創造出的「前因後果」,是兩回事或兩個不同的面向。過去,社會學往往偏好結構分析,而忽略了前因後果的重要性,以致在現實的掌握上不夠充分。 【社會學也應該分析行動者在運動中的角色】  一如香港回歸後的情形,馬政府上台後諸多的不當作為,以及日益惡化的貧富差距等結構因素,固然製造、累積了許多的抗議潛能,使得抗議行動似乎隨時可能發生,但事實上,沒有人能正確預測何時才會大爆發。因為儘管從結構面來看,憾動結構的抗議的發生機率似乎很高,但它也可能一直沒爆發 ― 就像今日中共治下的中國。何況,如果不是事先有各種人為的努力與經營,就算出現了鬆動結構的機會,行動者也未必把握的住。太陽花的難能可貴之處,我覺得在於行動者透過自身的能動性成功打開了一個新局面 ― 如果我們先不以結果來論斷其成敗的話。 因為行動者雖然有能動性,也還是得面對結構限制、可能性條件與歷史等問題。318的運動會發展成有明顯領導核心與決策階序的模式,除了跟攻佔國會這個相對封閉的空間、同時也是大家注意力的焦點有關外,也跟發起的學生核心成員多數曾參與過野草莓學運,經歷過去中心化的組織模式,並在事後認為這是需反省、檢討的失敗經驗有關(有興趣的人請參見林傳凱〈二○一四年「反服貿」抗爭中的權力、民主、與異質實踐〉)。這麼說沒有為任何人辯解的意思,而只是要指出,就理解一場社會運動為何是這樣而非那樣發展來說,了解其前因後果始終是個必要的面向。很可能這些積極份子依然抱持直接民主的理想,但過往的經驗與當前的情境要求卻讓他們「自然地」選擇了有違自己信念的組織、決策模式。 ◎太陽花在要求民主鞏固,遮打在對抗威權政治 與香港的情形相較的話,有人或許會認為說,這是因為台灣群眾的自主性較低的緣故。對於這樣的判斷,我比較傾向保留。因為事實上,在立法院的周邊,不但可看到群眾各式各樣的自發創意發揮,更可聽到許多不同的聲音。這同時就又回頭觸及台灣與香港的兩個運動究竟可不可以比較,應當如何比較的問題。如果不把各自的脈絡考慮進來,儘管看似有道理,卻有可能是過於簡化而不恰當的比較。 一個清楚鮮明到不需要再說,卻必須在此提醒的差異是,香港尚未確立基本的民主體制,特首可謂是中共官派的,不同於台灣有自己的民選總統與國會。這個重要背景大家都知道,可是在討論與分析時卻常會忘掉,或把它抽離掉。像群眾自主性的高低這個看似不相干的問題,我覺得便深受此體制與脈絡因素影響。社會學的許多研究告訴我們,在威權體制下,形形色色的不滿多半傾向歸咎於威權統治,從而很容易便可匯聚到以威權統治者為統一的抗議對象。以香港的情形來說,這次爭的是特首的真正民主普選,反對中共控制、篩選提名人選的假民主方案,所以整個抗爭的軸線是民主相對於威權或假民主。在這樣的架構下,訴求變得單一而明確。那些先後站出來的人,不管有怎樣的動機或理由,像是支持民主的普選,還是不滿生活品質變差,又或是單純討厭梁振英,或者就是不喜歡大陸人的惡形惡狀,還是想保護學生,或是對鎮壓反彈,抑或希望繼續保有自由的生活方式,全都可被統一詮釋為支持佔中,支持爭取真正的特首普選。同樣地,不管參與的群眾有何自發表現,基本上皆可納入爭民主的大架構下,因此很容易就被確認為有自主性。 【香港遮打運動跟台灣的太陽花學運,面對著完全不一樣的政治結構】 反過來,在形式民主的體制基本上已確立的台灣,卻是個多元的社會,比較難再出現那種普天同慶或普世皆惡的情況。遺憾的是,這幾年來我們竟要透過示威抗議的方式來再次確認我們認為早已穩固的共識。在50萬的黑潮裡,我想幾乎毋庸置疑的是,人人皆反黑箱,希望捍衛民主的價值與機制。我的判斷是,正因為執政的馬、江政府違背了台灣社會所有的這個基本民主共識,才會有318運動的形成。同時,我覺得是324的戲劇轉折才惹出如斯壯觀的黑潮,所以我傾向認為,50萬人中的大多數視暴力鎮壓為倒退,並為了捍衛自由民主體制而走出來。 可是,對於多數人是否也支持反服貿,我就不是那麼有信心。我想,這也是為什麼反黑箱可以喊得震天響,但在提到反服貿時,就無法同樣地理直氣壯,因為服貿背後牽涉到複雜的利益分配問題,有的產業、階級、地區、人口獲利,有的受害。妥善地解決這個問題需要非常複雜細膩的制度設制,而很難用社會運動場上簡潔有力的二分口號來處理。教過政治學的江宜樺院長當然懂得這個道理,所以他在回應立委質詢比較台港兩個運動時,很聰明地批評太陽花沒有核心訴求,完全不提整合分歧的社會利益本是掌握一切資源的執政者的責任,而非社會運動者的義務,我們怎可隨之起舞? 儘管多元、分歧已是台灣社會的常態,因此同時也是台灣的社會運動的常態,但我們不能因此便認定太陽花運動時的群眾欠缺自主性。相反地,我認為多元、分歧正構成群眾自主性的基礎。依我自己觀察所得,許多人並非被動等待領導與指揮,而是以自己的方式主動配合運動的推展,反應的毋寧是台灣公民社會整體的成熟。若是因為某些主張與訴求逸出主軸之外,與運動或有扞挌,便認為群眾自主性低,顯然是射錯了箭靶。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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