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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與天然獨世代:媒介真實VS.生活現實

廖珮如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生活在這個高度媒介化的社會裡,我們每天生活都與媒體科技、媒體訊息脫離不了關係。以近日引起新聞媒體高度關注的課綱微調爭議為例,許多人在7月23日或7月24日看到主流媒體報導抗議學生闖入教育部才意識到台灣社會存在「課綱微調」爭議,7月30日的新聞事件更讓輿論沸騰,從社群網站到公部門記者會到抗爭現場的新聞等等。這個從2014年年初便開始的課綱微調爭議,一直到這幾天才引起鋪天蓋地的討論。 【所謂的「課綱微調」,引起台灣鋪天蓋地的抗議】 資料來源:郭佩宜 自2014年太陽花運動之後,我們強烈感受到「媒體」(社群網站、部落格、手機即時通訊、電視新聞、報紙新聞、網路新聞等)在傳播公共議題及社會議題討論時扮演的重要角色。這次的課綱爭議當然也有許多人利用媒體來傳播自己的想法與意見,但是這篇文章不打算討論這些媒體訊息、使用者、或是媒體與社會運動的關聯。我打算聚焦在「教科書」身上,但我不採用文本分析的方式來解讀詮釋「教科書內容」或課綱爭議的內容,我打算從Dorothy Smith(1987, 1990, 2005)的「建制民族誌」概念來討論「教科書」於教育體制內的角色,及其建制的國族論述。 ◎體制內寫的文本,與現實生活之間的斷裂 身為女性主義社會學家的Smith認為,強調理性、客觀知識的當代社會所建構出來的制度忽略「人」的主體經驗,因此在制度與常民經驗間時常出現斷裂,也是許多制度可改善之處。由此理論出發,我在本文中將「教科書」視為一個教育體制內的「文本」,其物質存在與「真實」、「現實」之間的關連,以及「教科書」做為一種文本如何建構統治者偏好的意識型態。 教科書作為一種「文本」不只是「客觀知識」的來源,它更在某些歷史時期媒介統治者的意識型態,透過學校教育及考試系統將教科書內容建制為一套考試的「標準答案」。由於教科書內容直接等同於考試標準答案,這意味著教育體制在建制教科書這個「文本」的同時,也將其建制為理解社會、歷史、地理的標準方式,統治者得以藉由此文本來規範常民理解其生活經驗及生活「現實」的思維模式。於此同時,教育體制也則透過教科書媒介一種反映統治者意識形態的「真實」世界。 我們從這次課綱微調的爭議裡可以看到,許多已出社會的「大人」在社群網站上分享求學時背誦中國史地的經驗,這些親身經歷讓我們了解教科書建構的「客觀知識」不必然與學生的日常生活經驗接合,其所媒介的「真實」世界不必然等於學生每日生活的「現實」。以我為例(1984年生,末代高中聯考生,初代大學指考生,國中是國立編譯館版教科書最後一屆,高中是開放民間版本第一屆,國高中課本沒有台灣史地,學校也不是說母語的地方),在我之前的學長學姊們學習到的「中國」是透過文本媒介的「真實」,現實世界的中國早已不是國立編譯館版本教科書中的「真實」中國。我們沒在教科書上學習過「台灣」史地,儘管台灣是我們每天生活的「現實」,我們每日踩踏的這片土地、滋養我們成長的土地、在我們週遭生長的動植物卻不存在教科書的「真實」世界裡。我們的受教過程充滿建制與現實之間的斷裂,我們勤奮背誦教科書建構出來的「真實」,因為教育體制會正面回饋勤奮苦讀的學生,讓莘莘學子透過背誦「標準答案」來突破階級限制,另一方面這也有助於他們日後在社會上取得較多的權力資源成為統治者。 馴化學生服膺國家機器的過程正是一個學生自我疏離、異化的過程,學生越靠近教科書中的「真實」,他們就離自己生活的「現實」遠一點,學生的主體經驗便漸漸消融於教育制度中。過去教科書媒介的「真實」是一套將學生帶離生活世界的「客觀知識」,而其編纂的過程則反映出鞏固統治者利益的意識型態。 ◎過去台灣的教育過程,在教導我們忽視自己的身體經驗 我們在這次的課綱爭議中也看到課綱微調召集人王曉波教授認為,課綱須符合憲法,這讓我們可以更進一步將憲法也視為一種媒介「真實」的「文本」。 戒嚴時期,統治者透過三種文本來共同建構國族意象,文本A(憲法)建構出「真實」疆域,文本B(教科書)傳遞一套大中華文化的建制論述,再加上文本C(黨國媒體)傳遞(或掩藏)「真實」,全體人民生活在一套不同文本為媒介出來的「真實」中,這種媒介真實排除以台灣為主體的常民生活經驗,無法貼合常民生活的「現實世界」。於是,生活經驗與體制之間的斷裂迸發,解嚴後,我們在每次選舉、每個公共議題討論、每次世代衝突都看到這些「經驗斷裂」。有些人堅信憲法和教科書建構出的「真實」,且捍衛此一媒介真實建制化的所有法令機制。教育過程一再教導我們要相信「理性」與「知識」,忽視自己的身體經驗,因此即使這套建制排除自己的生活經驗,仍有許多在體制內取得利益的人願意起身捍衛這套體制。 【國民黨仍試圖以戒嚴方式來實施洗腦課綱】 資料來源:郭佩宜 哪裏有權力哪裡就有抵抗,也有些人發現自己的「經驗斷裂」,從而由自己的日常生活經驗出發,摸索和思考以自己為主體的體制應當是何模樣。更為具體的例子便是「台獨」一詞的歷史轉變,成長於戒嚴世代長大的台灣人接觸的媒介真實便是「台獨=民進黨=叛亂=破壞社會秩序」。「台獨」一詞的建構過程夾雜恐懼不安及國破家亡的意象,而課本媒介的真實是「國」=「中國」,這讓我們可以幫作業簿後面那行「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加上這句,「當個畏首畏尾的台灣人」。過去文本媒介的真實世界中,以台灣為主體的意識型態是危險思想、會毀滅中國意象, 教科書、媒體及國家法律透過文本建構出的真實便是一個排斥台灣主體的國族意象。 但隨著報禁解除,黨國機器對媒體控制稍減(但未完全消失),部分媒體媒介的「真實」開始從台灣人的日常生活經驗出發。其後,教科書列入台灣史地,也開始轉變教科書媒介的「真實」國家意象。國立編譯館教科書不再獨大後,教科書媒介的「真實」逐步建制以台灣為主體的論述,試圖將客觀形式的知識連結到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經驗,讓教科書中的真實能更貼近常民生活的現實。「天然獨」世代成長於黨國文本媒介的「真實」逐步瓦解的年代,他們意識到教科書媒介的某些「客觀知識」不符合現實生活經驗,他們生活的「媒介真實」裡「台獨」不再等於叛亂、不再等於恐懼、不再等於死亡。生活經驗裡的國族意象不再等於「中國」,「台獨」是一種生活現實,天然獨世代拿著與「中國」不同的護照、他們活在與「中國」不同的政體下,他們深知憲法媒介的真實不符合生活現實。 ◎操弄教科書的「真實」已經無法呼聾天然獨世代 經歷政黨輪替後的台灣人體會到,黨國建制的「中國」論述不再符合人民的生活經驗,隨著新媒體發展,互動式、即時、分散的媒體使用經驗顛覆過去「一對多」、「上對下」的媒體傳播方式。以台灣為主體的現實生活經驗正透過新媒體擴散至常民生活的每個角落,「台獨」作為一種媒介建構的真實已經從戒嚴時期的「叛亂罪行」轉變成為「以台灣為主體的生活現實」。以太陽花運動之後的新媒體為例,《台灣吧》製作淺顯易懂的台灣歷史動畫,透過Youtubeu平台及社群網路傳播歷史課本沒教的台灣史。或是,《故事》網站上一系列台灣歷史的文章都是過去在歷史課本中不會讀到的台灣史。過去黨國機器成功透過不同文本建制一套排除台灣主體的國族意象,到了新媒體世代,黨國建制的國族論述在眾多媒介文本競逐中漸漸失去影響力。所謂的「天然獨」是一個生活於不同媒介真實的世代,他們會擇取能貼近生活現實的「媒介真實」,不再如先前的世代那樣活在「客觀知識」與「身體經驗」斷裂的狀態中。課綱微調至今的種種爭議裡,我們不能再用「受教者無權選擇課綱」(引自國民黨籍立委丁守中)那套「上對下」的媒體傳播方式來呼聾學生。這個互動式媒介的世代,大人面對的最大挑戰便是學生悠遊於不同媒介文本中,他們嫻熟地則取符合自身現實經驗的媒介真實。任何將教科書建制為不符生活現實的意圖都會輕易地被他們識破,且他們會透過其他媒介文本來建制一套符合自身經驗的論述。 【當權者,還是打算用軍警暴力來對付公民嗎?】 資料來源:郭佩宜 從建制民族誌的概念出發,我試圖指出,教科書作為一種文本媒介的真實,是為統治者利益所服務。教科書、法律,乃至大眾媒體所媒介的真實未必符合常民的日常生活經驗,更有甚者,統治者透過這些文本宰制常民,使常民的生活經驗與客觀知識之間產生斷裂。儘管國家擁有權力建制教科書及教育制度,人民也有抵抗的力量。我在文章裡試圖帶入當代新媒體研究的觀點,隨著媒體科技多元發展,傳播模式轉變,過去教科書作為一種上對下的傳播模型不再有效。這意味著教科書作為國家建制國族論述的文本已面臨強大挑戰,人民已開始藉由互動式媒體及社群網路參與國族意象的建制,這也使得人民意識到教育體制與生活現實之間巨大的經驗斷裂。面對新媒體時代知識產製方式的轉變,人民力量的崛起,當權者又打算如何因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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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飲、用水的前世今生:從國家化到市場化

黎德星 /國立東華大學社會系         甲午戰後,依馬關條約,台灣割讓給日本,日本接收台灣的6,194軍人在初抵澎湖之際,三分之一的軍隊就染上霍亂及熱帶疾病,其中的1,274軍人在登陸後的二個月之內病死。 實際上,佔領台灣的乙未戰爭過程中,日軍死傷最大的原因是生病,還比戰爭傷亡人數高出許多,其中包括近衛軍團中將攻臺司令官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近衛師團隨隊軍醫曾對當時台灣的衛生環境有這樣描述:「市街不潔,人畜排泄物在街上到處溢流,被亂跑的豬隻掃食,…又犬、雞、豬和人雜居,其糞便臭氣充滿屋內。」 【1895年的台北城,當時衛生環境是日本殖民統治的頭痛問題】 資料來源:www.twmemory.org/wp-content/uploads/2013/02/princehome_2013-02-11_16-23-26.png 台灣當時為許多傳染病盛行地區,1902年美國的衛生調查通報提到台灣的鼠疫疫情: 日本-福爾摩沙,從1月1日到1月21日,有100例鼠疫新增病例,其中80例死亡;1月15日至1月21日僅在淡水,13例鼠疫皆造成死亡,根據統計1901年4,519例鼠疫通報,有3,634例死亡(Public Heath report, Washington, D. C., April 1, 1902, p.831)。 ◎日治時期的國家飲水體系建立         從上述事件可知,環境衛生與傳染病防治對於日本治理台灣是相當重要的議題。台灣現代自來水供水系統始於19世紀末日治時期,1898年淡水建立了台灣第一個自來水系統,自來水系統的建立一直是台灣日治時期的重要治理工作項目。 1896年,後藤新平接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這位曾參與日本東京自來水與汙水下水道興建的技術官僚,邀請英國籍技術人員巴爾頓(W. K. Burton)至台規劃、建立台灣自來水系統。至1917年,全台共建立了16座包括過濾、消毒、儲水與送水的現代自來水系統。至1945年自來水系統覆蓋了全台18%的人口,主要分布在人口較集中的都市地區。至於自來水未普及的鄉村地區,飲水的取得仍是個別化的個人與家庭的日常活動,在河邊或水井取水,儲水與備水以供烹調或飲用,成為個別家庭的例行公事。 【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開始大規模建設自來水體系】 資料來源:blog.ilc.edu.tw/blog/gallery/4878/4878-410282.jpg         相較之下,自來水做為國家主導的社會集體化的過程,不僅展現在自來水的分配與國家積極介入之外,現代國家集體化的趨勢與干預的面向,還包括在於水源的取用控制與管理。日本時期,除了將台灣集水區的山林地收為國有、無主土地隸屬由國家控制之外,埤塘水利設施公共化,建立大型蓄水設施,如烏山頭水庫(1920年興建,1930年完工)、桃園大圳以及高雄的澄清湖。藉由國家主導的自來水的供應,確保飲用水的安全,到了1945年,18%的台灣人口(都市人口為主)都可取得自來水源。 ◎戰後自來水供應的擴展 二戰後受到戰爭破壞的自來水系統,在美援的資金挹注下,有極大的進展,在環境衛生的考量下,1955年省政府新設衛生處下設置「臺灣省環境衛生實驗所」 ,主管自來水、汙水以及廢棄物。儘管如此,全台自來水系統並未明顯成長,人口覆蓋率也維持在三成左右。 1962年台灣戰後再度爆發霍亂疫情,使得自來水系統再度受到重視,雖然僅造成24人死亡,但高傳染病的出現,使台灣成為傳染病疫區,對當時出口農產品受到極大影響,造成經濟上極大衝擊。為此,當時的內閣緊急召開重要會議,各部會代表與會商討對策、防堵霍亂。針對農村地區推動小規模簡易自來水系統,用來取代無衛生管理的農村地區用水。簡易自來水系統(公井)包括取水、貯水、導水、淨水、送水及配水等設備,以村為管理單位,透過管線直接送水至各家戶,取代家戶以淺井或於河塘取水之模式。根據調查,1964年有31%全台人口取用自來水,20%人口水源來自井水及簡易自來水,其餘49%人口的水源被視為“衛生堪慮”的水源,飲用煮沸過的水一直都是民眾標準化淨水策略。到1970年,僅有43%的全台人口被自來水所覆蓋。 除此之外,供水系統的組織結構也因應用水需求產生組織重組,由地方供水系統,轉變為大型與區域型的供水系統,水資源管理也趨向中央層級化,省政府所主導的跨縣市供水系統,逐漸取代過去縣市為單元的供水系統。為因應用水需求的增加,1972年台灣自來水公司成立,整合了台灣省內128個供水系統,供水普及率也從1980年78%增加到1990年的90%。而1970年代之後,對於水的大量需求,地面水已經取代地下水源成為台灣主要水資源,同時期,大規模台灣水庫的興建也開始展開。 ◎不同地區的水質差異與民間供水興起         儘管自來水普及率增加,自來水的品質還是有地區上的差異,1992年高雄市自來水檢體有3成不符國家標準,主要是生菌數超標,於2001年高雄市自來水質仍多次未達衛生標準。於是另類的水源:加水站應運而生,成為台灣中南部特有的社會現象,以高雄市為例,2011年整個高雄都內有1771家食用水加水站,其中超過1000個加水站位於舊高雄市內。加水站分為兩種類型,一種為取用鄰近山麓下的地下水,一種以自來水水源的加水站。 【21世紀的高雄,到處都有飲用水出售攤位】 http://www.kcc.gov.tw/magazine/2002_08/images/p6.gif 地下水水源的加水站強調水質的優越性,以不處理的原水為販賣產品;而以自來水為水源的加水站,則強調水質處理優勢,透過逆滲透、UV以及其他科技手段的水質安全與健康訴求,提供不同需求者不同目的的需要,一方面自來水質堪慮,一方面瓶裝水價格偏高;價位相對廉價水質佳的加水站市場規模逐漸擴大,加水站林立成為高雄特有的都市景觀。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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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社會,在瘟疫蔓延時

簡妤儒 /台灣大學社會系 如果不是因為伊波拉病毒(Ebola)在西非蔓延好幾個月,致死率將近五成,奪走了超過四千條人命,非洲對大多數台灣人(包括我)來說,應該就是個遙遠、邊陲,可能一輩子也不會踏上的土地。但隨著死亡人數持續攀升,連西班牙、美國也紛紛出現境外移入和醫護人員感染個案,台灣也和全球各國一樣,開始注意起這個原本被定調為西非問題的疾病,紛紛升高警戒,祭出監控、檢疫和醫護因應等措施,誓言把病毒阻隔於境外。  【Ebola造成的症狀包含頭痛、紅眼、、、】 資料來源:http://vimeo.com/109889975 高危險性的傳染病越來越容易跨越國界擴散,大概是近年來國際公衛領域中最讓人頭痛且棘手的問題之一。從SARS、禽流感、到今年開始重新在西非蔓延的伊波拉病毒,每一次大規模傳染病疫情,都凸顯出在全球化的趨勢下,雖然資本、貨物和人都能夠更加便利地跨國流動,卻也成就了公共衛生防疫體系越來越脆弱的難題。世界衛生組織(WHO)在死亡人數達到一千人之後,才定調伊波拉疫情為國際緊急事件,之後並多次公開宣布疫情已經失控,呼籲國際社會共同合作抗疫。在最新流出的世界衛生組織內部報告中,WHO也坦承世衛非洲辦公室的無能與官僚,導致了疫情失控。公衛專家和相關治理機構紛紛警告,伊波拉有可能在全球感染超過數萬人,一旦這個致命的病毒傳入人口稠密的亞洲,後果將不堪設想。 ◎為何難以控制疫情? 無獨有偶的是,不論是SARS、禽流感、或伊波拉,每個染病的國家,以及負責監測和因應國際傳染病的WHO,總會被指責因應失當、隱匿疫情,或是錯失防堵疾病擴散的先機。即便是WHO早為了因應緊急公共衛生風險,在近十年前修改了「國際衛生條例」(註1),依然無法在這波伊波拉疫情爆發初期即時反應。在疫情仍持續延燒,沒有人能預測它將會如何發展的此刻,我想借用巷仔口來談談,我們所設想、仰仗、殷殷寄望的現代衛生防疫系統和全球的傳染病監測機制為什麼會失靈?以及在西非的社會脈絡下,疫區國家為什麼難以達成疫情控制的目標? 在眾多討論伊波拉疫情的報導裡,幾乎都會提到西非國家的落後和貧窮,是疫情失控的主要原因之一。舉例來說,專家分析,在疫情起源於的幾內亞、獅子山和賴比瑞亞三國交界,因為地處森林偏遠地帶,缺乏現代醫療體系,而且當地人迷信巫醫,堅信應該要在送別死者的喪禮上清洗、撫摸、甚至親吻遺體,才會導致病毒四處擴散,造成疫情失控。 這些說法,固然點出了非洲國家醫療和基礎衛生系統亟需強化的重要問題根源,但同時也可能加深了認為非洲社會落後、知識不足、和不文明的偏見。而且,我們也可能因此忽略,非洲醫療防護網的脆弱,不單單只是貧窮的結果。甚至,國家和社會之間出現嚴重的斷裂,才是貧窮的主要根源,更成為加深疫區社會民眾不信任感、無意配合防疫措施的重要因素。當全世界都在期待新疫苗的研發和量產,有可能帶領人類脫離這場瘟疫,或是祈禱自己的政府有能力抵抗病毒入境的時候,本文希望藉著討論西非國家在控制疫情上捉襟見肘的根本原因,來說明傳染病的演化和擴散,是如何座落在政治、社會與文化交織的在地脈絡之中。我也想指出,想要強化防疫體系,我們不可能只仰仗科技的進步與現代醫療系統的建置,而完全視而不見國家、社會和自然間斷裂所造成的綜合性問題。 ◎失能的非洲「國家」 首先,讓我們先來談談非洲國家在處理疫情上,顯得十分失能的歷史根源。西非疫區國家的失能,大概可以從各國不得不祭出強制武力來鎮壓失控的民眾瞧出端倪。舉例來說,疫情發生以來,疫區周圍不時出現居民和軍警的衝突,民眾抗議軍警阻擋他們碰觸染病身亡的親友遺體,並強制把遺體火化,覺得這樣不符合當地習俗。賴比瑞亞在疫情擴散時實施了區域宵禁,動用軍警管控民眾流動。八月時,賴比瑞亞首都Monrovia還發生了居民攻擊一處收容疑患伊波拉患者的醫療中心,搶奪設備以及沾染血液的床單床墊,並造成病患和醫護人員逃跑四散。士兵並在過程中向群眾開槍與發射催淚瓦斯。同樣的,在獅子山也發生類似的狀況。在第三大城Kenema,數千民眾因為對治療伊波拉醫院的不信任,試圖攻入一個醫療院所內,並揚言火燒醫院,放走病人。獅子山政府於是在疫區部屬大量軍警,以防社會衝突失控。 【西非民眾對於國家的不信任跟過去的殖民歷史有關】 資料來源:en.wikipedia.org/wiki/Ebola_virus_disease#mediaviewer/File:EbolaSubmit2.png 為什麼疫區國家必須動用武力來進行統治?而為什麼人們又極端不信賴政府?在非洲疫區各地的衝突不斷,正顯示出當地國家和社會的嚴重斷裂,而這也正是非洲殖民歷史的產物。中、西非過去都曾是殖民時期奴隸的主要供應地,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歐洲殖民母國都把非洲當成是取得原物料、礦產、和廉價勞動力的金雞母。這段殖民的過往,摧毀了非洲社會原有的經濟模式和部落社會關係,也種下了非洲各國建國後的政治動盪和社會衝突。 Hironaka在她的「沒完沒了的戰爭」一書中即指出,非洲國家在殖民時期結束之後,在國際社會支持下紛紛成立了被認可的「國家」,但產生的現象卻是各國內戰頻繁且延續不斷。她指出,因為殖民歐洲母國當初在瓜分非洲大陸時,並沒有考慮原來部族和文化的分布而任意占領劃分殖民區。在殖民國退出後,新成立國家的疆界多半是沿用殖民國的勢力範圍,因此出現了種族和國家界限的不相稱。有些國家境內有多個部族,而有的部族則是散居在數個不同國家的國土。種族和部族的衝突,導致許多國家內部產生因語言、文化、政治資源分配的對立,使得多國數十年來內戰不斷,一直在經濟低迷、社會動盪、和軍事政變中反覆循環。舉例來說,染疫國家奈及利亞紛亂的種族結構使得它在長年處於軍事獨裁和內戰,直到晚近才成立所謂的民主體制。獅子山也是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在它獨立成現代「國家」後,政府軍與叛軍都想透過販賣該國的鑽石礦產來購買武器,反而使得內戰加溫、貧窮加劇,人民流離失所。 殖民時期後所成立的現代「國家」,空有國際社會認可的現代國家的外殼,卻在骨子裡和在地社會、文化、族群嚴重脫節。因此除了內戰不斷,更嚴重的還是,資源無法被合理分配使用,使得醫療系統、水資源和衛生系統被長期忽視,甚至因戰爭而崩潰。舉例來說,賴比瑞亞因為歷經長年內戰,國內公共衛生系統潰散,醫生人力極度匱乏。在伊波拉爆發之後,醫護人員甚至必須在受訓一天後就上陣照護伊波拉病患。也因此,疫區醫院紛紛傳出群聚感染,醫護人員死亡的消息。一些過去靠著由槍桿子打出來的國家政府,因為多次歷經軍事獨裁或政變,政治決策也往往訴諸直接的武力,缺乏透明的決策與溝通系統。行政官員自利的行為更加深民眾對國家的不信任,像是七月時,賴比瑞亞的官員Patrick Sawyer還進入奈及利亞,最後在當地病發過世,也將疫情擴散到奈及利亞。殖民歷史所埋下的國家和社會斷裂的問題,直接或間接地造成了非洲國家常出現的為人詬病的貪腐、官僚、獨裁問題,埋下貧富差距和人民對國家不信任的引信,然後在傳染病爆發時一次引爆。就如1976年發現伊波拉病毒的科學家之一,比利時的Peter Piot所點出的,「民眾對當局高度不信任。信任必須恢復,倘若沒有信任,就無法對付伊波拉這類傳染病。」 ◎只靠「國家」可以解決問題嗎? 再進一步來說,就算染疫的非洲各國能夠得到外界大量的援助,得以快速提升醫療系統和邊境控管能力,問題就真的有可能解決嗎?事實證明,就連美國這個號稱擁有先進醫療設備和防疫能力(不過醫療保險體系卻非常糟糕)的國家,在過去一周,也出現了好幾起醫護人員染病的案例。美國防檢局(CDC)被批評防疫漏洞百出,當局也只好不斷跳出來道歉滅火,強調會研擬新的防疫指導方針來保護醫護人員和民眾。同樣的,在國家能力更為受限的非洲國家,也發生過染病的幾內亞大學生溜到塞內加爾境內的現象,在在凸顯出現代防疫措施的邊境檢疫或飛航管制等措施的落實不易。 從過去經驗來看,各國不論其醫療體系的建置程度為何,或是檢疫措施的嚴密與否,每一個各自以行政區域為疆界的國家,似乎都很難達到WHO所提倡的,必須及早偵測到疾病,並把傳染病完全阻絕在境外的防疫理想。在全球化趨勢下,一個國家也幾乎不可能百分之百監控流動力越來越強的地球公民。這當中,除了有國家效能的問題,也涉及到我們究竟認為國家在防疫上應該扮演、以及能夠扮演什麼樣角色的爭議。 對於國家所採取的防疫手段,人們似乎總懷有矛盾的情結。雖然每一次高致病性傳染病出現時,我們免不了開始期待政府忽然展現強大的治理權力和效能,能夠嚴密監控病毒和人口的流動,好保障無辜(也就是還沒有染病)的我們。但另一方面,在SARS肆虐台灣的時候,我們也見證了和平醫院封院所造成的醫護人員的染病與恐慌,令人忍不住懷疑,為了控制疫情,國家的權力可以擴張到多大?國家是依照什麼樣的原則來決定,為了保障其他人的健康,必須犧牲誰的權利和自由? 染病者的人權要怎麼樣受到保障?我們又要怎麼樣防止一個強大有效能的國家在防疫的過程中失控濫權? 【到底誰有這個權力來要求誰該犧牲?如當年SARS的和平醫院封院】 資料來源:pnn.pts.org.tw/main/wp-content/uploads/2013/04/SARS-4-300×200.jpg WHO所設想出來的,以民族國家與行政區域為疆界來施行的防疫手段,在非洲國家往往格格不入,恐怕很難去回答上述這些複雜且困難的防疫爭議。因為WHO理想中的國家政府,正是理性的、接受科學知識指導的、有能力推動防疫措施的有效執行者。但是,事實上,當疫情發生時,我們常看到的,卻往往是擔憂經濟受到衝擊、試圖隱匿疫情的國家。或者有的政府則是過度「理性」,為了防止疫情在人類社會擴散,不惜動用會傷害自然生態與常民經濟活動的非常措施。(例如埃及政府曾經為了防止「豬流感」而撲殺了30萬頭豬,後來才發現當時稱的豬流感其實在人類中傳播的病毒)。 也就是說,在防疫中最困難的,往往是國家要如何在風險和科學證據可能都還不確定的情況下,說服社會常民願意參與疫情的監控和因應,並評估防疫措施的社會效果,盡量減低對人民權益和自然生態的侵害。我們不能忽略的是,科學知識和風險處理都不可能脫離社會脈絡。一個防疫手段能不能夠在社會裡被常民普遍接受,並願意主動去實踐,往往和常民的風險認知、民眾對政府的信任、社會是否擁有強大的支持網絡和信任等因素息息相關。單靠國家,就算防疫設備再好、研發出再有效的疫苗,恐怕還是很難輕易達成防疫的效果。唯有當國家能提供透明的訊息,將決策的過程攤在陽光下,才比較能夠化解人們對疫情的恐懼和社會衝擊的疑慮。而一旦政策推動過程中,涉及到節制不同族群的權利、改變常民文化習慣時,也唯有透過民眾對防疫政策的參與和制衡,才可能降低防疫措施所引爆的社會失序或衝突。當然,社會在政策決策和執行上能不能夠參上一腳,多半取決於在地的政治體制是否民主化。SARS、禽流感、到這次依波拉疫情中,被指責隱匿疫情的國家,多半在民主化的光譜上偏向威權統治。這次WHO非洲辦公室不斷被批判的官僚作風,也說明了缺乏節制政治權力的機制,對防疫多是有害無益。 ◎自然對國家政策的反撲 此外,國家在防疫中顯得捉襟見肘,除了有可能是因為它和社會的界面出現了斷裂,更有可能是因為失衡的國家發展政策,提供了傳染病出現和流行的結構條件。依波拉疫情爆發以來,許多人都好奇,為何沉寂數十年的病毒會忽然在西非爆發蔓延、究竟伊波拉在自然界的宿主是什麼、又是怎麼傳播給人的?雖然至今科學家仍然無法確切告訴我們,疫情再一次出現以及傳人的機制,但不少科學家推測,西非雨林中的哺乳類動物,像是大猩猩、黑猩猩、猴子、和果蝠等,可能是伊波拉病毒的帶原動物。而近來非洲雨林生態的大規模地破壞和消退,改變了人和動物的互動,以及原本病毒安定存在的微生態系。果蝠,這個被認為是依波拉病毒最可疑的宿主,就有可能是在這樣的生態環境變動中,被迫和越來越靠近雨林區域活動並謀生的居民產生較為頻繁的接觸,致使病毒傳染給人類。 【Ebola的可能傳染途徑,跟大自然變化有關】 資料來源:en.wikipedia.org/wiki/Ebola_virus_disease#mediaviewer/File:EbolaCycle.png 也因此,一個國家的防疫政策,除了必須修補國家和社會的界面,也不能不去整體地思考如何從根本避免疾病發生和擴散。近來西非雨林生態的破壞,多也是源於當地政府為了在全球化貿易下獲取更大利益,而推動(或放任)雨林砍伐、擴張農地、增加棕櫚油生產等政策。社會上的貧富不均、人民和對經濟收入、動物蛋白質的需求,往往也會造成森林的過度利用。隨著全球對棕櫚油和原木料需求的增加,以及非洲居民對於食物的需求,非洲的雨林每年都以驚人的速度被砍伐而消失。如果國家政策無法正視這個問題,修補和自然環境的斷裂,放任自然和動物被過度利用破壞而開始反撲,那麼所有的防疫手段,也不過只是我們用左手試著填補自己右手製造出來的問題罷了。 ◎社會在哪裡?如何看的見、動員到社會? 最後,說了那麼多國家為什麼在防疫政策上常節節敗退,以及現代防疫和傳染病監測機制為什麼會失靈的理由,好像還是得拿出一點正面能量來做結。那麼我們就來說說,到底社會在哪裡?防疫體系和措施要如何看的見社會、面對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脈絡性因素、並且整合入社會力? 伊波拉繼續延燒,受害最深的往往是在第一線服務,但卻缺乏適當設備支援、不堪身心負荷的醫護人員,還有原本就深受貧窮之苦的底層民眾。就像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總是連動的一樣,健康照護體系也是連動的。一旦醫療系統崩潰,許多慢性疾病與長期原本就困擾非洲的瘧疾等問題,也可能跟著引爆。強化醫療和公衛體系能力,是疫區國家刻不容緩的目標。不過,要達到這個目標,就像我們之前說的,不可能只靠國家政府,或者是科學家、專家研發的政策和疫苗。越來越多在疫區第一線服務的醫護人員都紛紛指出,防疫要能夠落實,必須看見在地文化脈絡,處理當地民眾的排外情緒。例如WHO 所聘請的醫療人類學家就指出,這次國際社會在面對伊波拉疫情所犯的錯誤之一,就是醫療體系缺乏文化敏感性,無法和民眾討論疾病的傳播與風險,也沒有把社區資源納入體系中。尤其是,因為當地人不信任西方醫護人員或是當地的醫療體系,使得伊波拉是「西方陰謀」的謠言四起,讓外國醫護人員難以在前線順利推動防疫。有的民眾還謠傳伊波拉是外國醫護人員帶來的疾病,甚或不相信病毒存在。也有的民眾擔心把親人送去隔離區反而是送死,或是憂心確診的話全家會被社會孤立,因此寧可把染病的親人藏在家裡,或者是求助巫醫。 最早駐紮當地提供醫療服務,並警告依波拉疫情已經失控的無國界醫生組織(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也呼籲疫情控制需要需要社區的介入,才能有效地和民眾溝通疾病風險。他們說:「我們正採用新策略,以應對當前的情況。例如,我們設法為身處隔離病房的感染者保持與家人的聯繫,使他們不用與至親完全斷絕聯絡。我們亦緊密支援感染者的家人,當他們需要埋葬屍體,能夠在安全和有尊嚴的情況下進行。這是十分重要的,疫情有非常人性的一面需要考慮,幫助病人及其家人,以及與社區建立信任和支持他們。」援助的醫療人員都不約而同的指出,染病的人,會承受很大的心理衝擊和社會壓力,因此打造由心理師、社工師、精神科醫師組成「心理社會支持團隊」,也是控制疫情的重要一環。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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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比較與因果:從遮打革命與太陽花運動的比較談起

湯志傑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隨著香港佔中爭真普選的運動演變為西方媒體所稱的遮打革命,不少國內外的觀察家紛紛將這與人們記憶猶新的,台灣的318運動相較,評論其異同。在為數眾多的意見中,潘建志先生的比較及其引發的一些回應,特別引起我的興趣,故趁此機會藉題發揮一下,討論現時分析的見與不見。我的用意在強調「歷史地思考」的重要,順便向大家推銷一下歷史社會學的觀點,藉此實例顯示,如果我們分析時把時間也考慮在內的話,可以多看到些什麼原本沒看到的東西。 【香港遮打運動,如何跟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做比較?】 為尊重智慧財產財及避免曲解作者的原意,請容我先全文照引。9月30日時,擔任柯文哲競選總部發言人的潘醫師說︰「我在地圖上研究香港占中,相比318學運,發現有幾點很有意思:1.不只占領中環,群眾聚集地有六七處。 2.他們不死守,放催淚瓦斯驅離就先跑,等等再回來。3.不進設施,主要占馬路,難以封鎖。4.不需要帶頭者,黃之鋒周永康被抓走時群眾沒有退。5.不搭臺子,不舉旗,沒宣傳車,消耗資源少。這種去中心化的,會復發的,黏膠式的非暴力抗爭,執政當局很難對付。真能撐下去的話,香港人民還是有贏的機會。」 坦白說,就作為對運動策略的檢討與思考來說,我認為這是很有意思、頗富洞見的觀察。我猜也是因為這樣,寥寥數語卻能在網路上引發眾多回響,進而為主流媒體所引用。由於我既非研究社會運動的專家,亦非活躍的社運組織者,而是如多數人一樣不過是個旁觀者,所以我不想,也沒有能力品評兩個運動在組織與策略上孰優孰劣,而只是想指出,即便像如此深刻的觀察,始終還是立基於一個它自己看不到,卻讓它變得有觀察能力的盲點。在此,我特別想討論的,是關於現時分析的盲點,也就是因為忽略時間而來的問題。 潘醫師短短的幾點敘述,其實預設了許多未在文中明言的前提,最起碼也最簡單的,就是台、港兩地相繼發生的社會運動的進程,同時更預設了讀者對此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雖然潘醫師的立論實際上係立基於對兩個運動歷史的理解,是個有時間縱深的觀察,但他的敘述在字面上所呈現的,卻近乎一種橫剖面的靜態觀察,像是停格分析一般。當作為理解與判斷基礎的歷史理解並未一併書面化,進到前台時,沒有相關背景的讀者在接收這種去脈絡化的敘述時,很自然會以最直接的字面方式,同時卻也是某種斷章取義的方式來讀。換句話說,讀者(或甚至作者潘醫師本人)可能根本就沒想過要問「運動為什麼能形成或興起」的問題,而直接就他們當下看到的現象做論斷。結果,由於他們把運動得以形成的歷史剔除在視野之外,很容易便會得出與從頭觀察整個運動發展的觀察家不同的判斷。因為,站在不同的立足點上,觀察的時間縱深不同,看到的東西就是不一樣,判斷自然也就有所不同。 這種現時的判斷與分析當然很有意義,也能讓我們看到、學到許多重要的東西,但它也可能常隱涵了一些有問題的理解與推論。以下,便是我根據所看到的一些網路反應而來的發揮,毫無究責於潘醫師的意思,因為光靠上述的文字證據,我無從判斷潘醫師的立場為何。 ◎「去中心化」不等同於「去組織化」 一種我覺得頗有疑義的理解是,過度詮釋「不需要帶頭者」的意義,把「去中心化」幾等同於「去組織化」。就我們透過媒體所能理解到的,香港的運動從學生罷課、佔中一路發展到遍地開花的遮打革命的那幾天來說,這種短期的即時觀察好像也說得通。這也是香港群眾的自發性值得我們敬佩、學習之處。 儘管如此,這樣的發展並非憑空而來,仍有其之所以成為可能的條件。我們不妨做個簡單的反事實的思想實驗︰如果沒有學民思潮、學聯及佔中組織等先前的努力與經營,香港會有這樣一場運動嗎?甚至,如果沒有自回歸中國前後以來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可能一夕之間就有這麼多的香港公民自發地走上街頭,抗議港府不當鎮壓,以及向北京政府要求真正的普選嗎?只因為時間點對了,任由誰來組織爭真普選的運動,就都可以搞成現在這樣的規模與局面嗎? 退一步來說,在黃之鋒、周永康被抓走後,運動就真的完全沒有組織與領導了嗎?還是不斷能有後繼者如岑敖暉等,以及更多檯面下媒體不會報導的組織者在穩住局面?群眾的堅持當然很重要,就像黃之鋒被釋後坦承的,後來的局面已不是原來的發起者所能指揮、掌控,運動能有此重大突破需感謝公民群眾的自主性。在這裡,我看到一位年輕社運組織者十足成熟的一面。但同時,這番誠實告白不正反映出當他們發起運動時,並未預料到能有後來那般的聲勢嗎?同樣地,學聯會發布若港警真以武力清場,籲請群眾先撤離保留實力的訊息 – 雖然這中間不乏有心者造謠的痕跡 – ,不也顯示他們估計多數群眾傾向撤退嗎?所以,群眾的重要性是無庸置疑的,他們會影響,甚或督促發起者與組織者不能懈怠與輕易妥協。但反過來說,如果群眾的抗爭意識不夠堅定,數量又有限的話,領導者就算有再好的策略,敢用再激進的方式達成突破,也只會枉然。運動的發展與走向毋寧是組織者、群眾以及被抗議的香港與中國統治當局三方互動的結果,不能因為群眾的優異表現便否定組織的重要,率而推斷「不需要帶頭者」。沒有任何帶頭或組織者而終能獲得成功的群眾運動,歷史上恐怕並不多見。 【社會運動的發展,受到多方角力的影響】  我們不妨把時序再往前推一些,當學生無預警佔領後,佔中三子隨即宣布佔中正式啟動,從而引發有無劫持、收割學生運動成果的爭議,如果不是各方組織者夠成熟大度,願在共同目標下一致合作,還可能有後來西方媒體藉雨傘的意象所稱的遮打革命嗎?如果佔中沒馬上跟進,如果學生與推動佔中的社運組織起了內鬨,整個運動的發展與局面勢必有所不同,而這都跟運動的組織與領導的問題有關,同時也都涉及何者在先,何者在後的前因後果的問題。 與此類似,如果我們把時間點往後跳,如果不是港警動用催淚彈、橡膠子彈,進行不必要的驅離及鎮壓,香港街頭會突然冒出這麼多自覺有責任站出來保護學生的示威抗議者嗎?這時,或許值得對比一下台灣318運動的進程,如果不是有最初充滿爭議的324佔領行政院的行動,引發國民黨統治當局的殘暴鎮壓,令台灣一下倒退回戒嚴時代,330可能有50萬的黑潮上街嗎?我不確定這個相似性是否跟台灣與香港基本上同屬華人社會的特殊文化脈絡有關,還是有更大、更普遍的適用範圍。我比較有把握的是,在號召及動員群眾參與上,抽象的理想與理念,效果通常應不如藉影象傳達的,對生活方式遭到威脅甚或退倒的直接感知。 ◎放在特定社會歷史脈絡中來理解社會運動 這個異中的同,帶出我想進一步討論的比較的問題。嚴格來說,所有的東西幾乎都是不可比較的,因為天底下沒有那兩件事或那兩個東西是近似完全相同,從而得以在近乎受控制的狀況下,僅比較某單一變數,而不致受到其他變數與更為複雜的交互作用影響或干擾。但原則上,任何東西又都是可比較的︰只要觀察者能找到一個比較的基準點,說清楚比較的基礎為何,了解其適用的脈絡為何,我們始終可以透過比較學到東西。因為,一方面,透過比較,我們往往才能找到、學到超越個案的,適用範圍更大,更為有效的觀察與知識。另一方面,藉由比較,我們也才能更清楚地掌握到討論的個案的特殊性,以及了解到它所鑲嵌的脈絡起的作用。 依此,香港的遮打革命與台灣的太陽花運動當然也是可比較的,它們不但時序上相近,更都表現了抗拒中國的面向。就像潘醫師的文章一樣,我們當然也可就兩者社會運動的策略來做比較。不過,這種抽離脈絡的比較會出現類似拿掉歷史所造成的問題。對日後的社運組織者及社運研究者來說,這種超乎脈絡之外的知識模式是有參考、學習及研究價值的。但是對理解及評價所欲了解的個案來說,這種脫離脈絡的觀察卻可能導致原本可以看到,卻因為採取了特定的觀察角度以致看不到的盲點。 例如,潘醫師在比較兩地運動後,似乎主張「不進設施」、「不死守」是較為合宜、有效的策略,這樣的論斷對一般的佔領運動或許成立,至少對日後的各種佔領運動是有啟發性的,可是如果把這個論斷(如果不是批評的話)放回到318運動當時的脈絡來理解的話,就未必這麼適當。如果對318運動的歷史背景有些了解,便會知道早在今年318之前,便有許多的個人與社運團體持續關心與中國簽定服貿協議的議題。如果不是這些行動者的堅持、努力、監督與施壓,服貿協議可能早在反對黨棄守下通過了。而且,在318之前,這股力量早嘗試過諸多的可能性,但卻一直無法喚醒社會大眾的關心。當318半分忠違法偷渡成功後,這些學生與社運工作者的心情恐怕是交織著強烈的義憤與絕望,毋寧是在認清當前的代議體制無法真正保護一般人民的利益,試圖盡盡最後人事的心態促使下,才會有318衝進立法院的舉動。若非他們湊巧成功攻佔國會議事殿堂,這個前所未有的激進行動成功吸引到媒體的目光,並透過網路媒介即時傳送自己的聲音,根本就不會有後來所謂的太陽花運動。所以,擺回到運動興起的脈絡來看,「不進設施」根本就沒這場運動。甚至,如果佔領的不是國會而是其他任何地方,他們都很可能會變成朝野兩黨共同的箭靶而迅速遭到鎮壓,自然也不會發展出什麼「太陽花學運」。 ◎結構與歷史因果分析同樣重要 歷史的進程總是這樣一環扣一環,而其中常充滿不可預料的偶然與意外,儘管我們從事後回顧的角度來看,往往能找到有別於此的因果解釋,提出另外一種非常具有說服力的分析,例如,如果我們把太陽花運動與野百合運動相較,我們可以分析得到,兩個運動的形成,都獲益於統治集團內部分裂所造成的政治機會。不過,就我個人的了解,在衝進立法院的當下,大概沒有一個行動者曾把馬、王的政治鬥爭計算在內。一如潘醫師的比較,這種事後諸葛亮的智慧是相當有用及有益的。只是,這種結構分析所發現的原因,跟行動者在事件歷程中感受到及創造出的「前因後果」,是兩回事或兩個不同的面向。過去,社會學往往偏好結構分析,而忽略了前因後果的重要性,以致在現實的掌握上不夠充分。 【社會學也應該分析行動者在運動中的角色】  一如香港回歸後的情形,馬政府上台後諸多的不當作為,以及日益惡化的貧富差距等結構因素,固然製造、累積了許多的抗議潛能,使得抗議行動似乎隨時可能發生,但事實上,沒有人能正確預測何時才會大爆發。因為儘管從結構面來看,憾動結構的抗議的發生機率似乎很高,但它也可能一直沒爆發 ― 就像今日中共治下的中國。何況,如果不是事先有各種人為的努力與經營,就算出現了鬆動結構的機會,行動者也未必把握的住。太陽花的難能可貴之處,我覺得在於行動者透過自身的能動性成功打開了一個新局面 ― 如果我們先不以結果來論斷其成敗的話。 因為行動者雖然有能動性,也還是得面對結構限制、可能性條件與歷史等問題。318的運動會發展成有明顯領導核心與決策階序的模式,除了跟攻佔國會這個相對封閉的空間、同時也是大家注意力的焦點有關外,也跟發起的學生核心成員多數曾參與過野草莓學運,經歷過去中心化的組織模式,並在事後認為這是需反省、檢討的失敗經驗有關(有興趣的人請參見林傳凱〈二○一四年「反服貿」抗爭中的權力、民主、與異質實踐〉)。這麼說沒有為任何人辯解的意思,而只是要指出,就理解一場社會運動為何是這樣而非那樣發展來說,了解其前因後果始終是個必要的面向。很可能這些積極份子依然抱持直接民主的理想,但過往的經驗與當前的情境要求卻讓他們「自然地」選擇了有違自己信念的組織、決策模式。 ◎太陽花在要求民主鞏固,遮打在對抗威權政治 與香港的情形相較的話,有人或許會認為說,這是因為台灣群眾的自主性較低的緣故。對於這樣的判斷,我比較傾向保留。因為事實上,在立法院的周邊,不但可看到群眾各式各樣的自發創意發揮,更可聽到許多不同的聲音。這同時就又回頭觸及台灣與香港的兩個運動究竟可不可以比較,應當如何比較的問題。如果不把各自的脈絡考慮進來,儘管看似有道理,卻有可能是過於簡化而不恰當的比較。 一個清楚鮮明到不需要再說,卻必須在此提醒的差異是,香港尚未確立基本的民主體制,特首可謂是中共官派的,不同於台灣有自己的民選總統與國會。這個重要背景大家都知道,可是在討論與分析時卻常會忘掉,或把它抽離掉。像群眾自主性的高低這個看似不相干的問題,我覺得便深受此體制與脈絡因素影響。社會學的許多研究告訴我們,在威權體制下,形形色色的不滿多半傾向歸咎於威權統治,從而很容易便可匯聚到以威權統治者為統一的抗議對象。以香港的情形來說,這次爭的是特首的真正民主普選,反對中共控制、篩選提名人選的假民主方案,所以整個抗爭的軸線是民主相對於威權或假民主。在這樣的架構下,訴求變得單一而明確。那些先後站出來的人,不管有怎樣的動機或理由,像是支持民主的普選,還是不滿生活品質變差,又或是單純討厭梁振英,或者就是不喜歡大陸人的惡形惡狀,還是想保護學生,或是對鎮壓反彈,抑或希望繼續保有自由的生活方式,全都可被統一詮釋為支持佔中,支持爭取真正的特首普選。同樣地,不管參與的群眾有何自發表現,基本上皆可納入爭民主的大架構下,因此很容易就被確認為有自主性。 【香港遮打運動跟台灣的太陽花學運,面對著完全不一樣的政治結構】 反過來,在形式民主的體制基本上已確立的台灣,卻是個多元的社會,比較難再出現那種普天同慶或普世皆惡的情況。遺憾的是,這幾年來我們竟要透過示威抗議的方式來再次確認我們認為早已穩固的共識。在50萬的黑潮裡,我想幾乎毋庸置疑的是,人人皆反黑箱,希望捍衛民主的價值與機制。我的判斷是,正因為執政的馬、江政府違背了台灣社會所有的這個基本民主共識,才會有318運動的形成。同時,我覺得是324的戲劇轉折才惹出如斯壯觀的黑潮,所以我傾向認為,50萬人中的大多數視暴力鎮壓為倒退,並為了捍衛自由民主體制而走出來。 可是,對於多數人是否也支持反服貿,我就不是那麼有信心。我想,這也是為什麼反黑箱可以喊得震天響,但在提到反服貿時,就無法同樣地理直氣壯,因為服貿背後牽涉到複雜的利益分配問題,有的產業、階級、地區、人口獲利,有的受害。妥善地解決這個問題需要非常複雜細膩的制度設制,而很難用社會運動場上簡潔有力的二分口號來處理。教過政治學的江宜樺院長當然懂得這個道理,所以他在回應立委質詢比較台港兩個運動時,很聰明地批評太陽花沒有核心訴求,完全不提整合分歧的社會利益本是掌握一切資源的執政者的責任,而非社會運動者的義務,我們怎可隨之起舞? 儘管多元、分歧已是台灣社會的常態,因此同時也是台灣的社會運動的常態,但我們不能因此便認定太陽花運動時的群眾欠缺自主性。相反地,我認為多元、分歧正構成群眾自主性的基礎。依我自己觀察所得,許多人並非被動等待領導與指揮,而是以自己的方式主動配合運動的推展,反應的毋寧是台灣公民社會整體的成熟。若是因為某些主張與訴求逸出主軸之外,與運動或有扞挌,便認為群眾自主性低,顯然是射錯了箭靶。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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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見的恐怖攻擊

趙恩潔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沒有一份關於文明的記載,不同時也是關於野蠻主義的記載。正如那樣的一份記載並無法免於野蠻主義,野蠻主義也玷染了這份記載從一位主子手中到下一位主子的傳遞方式。一位歷史物質論者因而必須要遠離[對文明的歌功頌德],離得越遠越好….被壓迫者的傳統教導了我們,我們所身在其中的「緊急狀況」並非例外,而是規則。我們必須獲致一種符合此洞見的歷史概念。—Walter Benjamin 我常問我自己,不管機率多麼微乎其微,如果有一天,台灣的原住民社群中出現了極端份子炸掉了總統府,或者中國境內的維吾爾族的「恐怖組織」炸掉了中南海,身為一位研究宗教與族群的人類學者,我該怎麼回應?我的立場會是什麼? 「立場」不是只有「支持」或「反對」。「立場」是一種觀看的位置。我所採取的立場,只是一種學術倫理的選擇:既然任何證詞都是一種社會與自我共構的表演,且任何知識必然是境況式的(situated),我將「特別相信被屈從者那更廣闊的觀點位置」(Haraway 1998: 193)。我的回答,會與我為何接下來要將「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種族屠殺」與「伊斯蘭國對非我族類的種族屠殺」並置相關。我希望重新思考「戰爭」與「恐怖攻擊」的定義,檢討是否在由我們習慣的西方主導的現代戰爭話術中,有一群人的「戰爭」被化約為僅僅是他們「本質性野蠻」而造成的「恐怖主義」,而當代表人類文明的西方做出同樣毀滅性的行為時,我們卻能心安理得的認為那是理所當然的「軍事戰爭」。我想提供向來在西方媒體被壓抑的的「觀看」這些暴力的方式,並探討這些暴力在台灣觀眾面前如何被用迥異的「立場」呈現、省略,掩蓋了權力不平等的國際結構,並抹去了被壓迫者的歷史。我希望我們問自己:為什麼有些恐怖攻擊讓我們憤慨,但有些恐怖攻擊,我們卻視而不見。 對世上許多長期處於戰亂而有生存困難的人們向來缺乏知識與歷史的我們,是否能相信和平安康的生活,是所有人都盼望的,不該只是世上少部份的人擁有的,而其他的人卻永遠被剝奪的?如果我們相信如此,或許我們就能開始看見那些看不見的恐怖攻擊,發現我們過去一直是從軍備優越之勝利者的眼光來看待世界。我們將不會傲慢地對世界的安全區與危險區的隔離感到心安,對這個隔離的崩壞感到氣憤,而只想再築高那個隔離。我們已經看到那樣的隔離帶來了更多毀滅性的反撲。我們將不會再不斷地歌頌與浪漫化安全區,同時將危險區不斷去歷史化與去人性化。我們將發揮更大的同理心,期待有一天世界將全境都是安全區,不再有人終生受困於戰亂之地。 ◎ 現代戰爭的話術:對待以色列與ISIS的雙重標準 今年七月詭譎多變的印尼總統大選後,我在泗水一間旅店看Al Jazeera新聞台,得知以色列在兩個星期內第三度攻擊醫院。八月,我搬到高雄,一邊打理新家與新研究室,卻發現自己被電視新聞標語搞得相當厭煩。厭煩什麼呢?台灣新聞已經開始學美國主流媒體,說伊斯蘭國ISIS「種族屠殺」雅茲迪Yazidi族。 短短數天內,一樁ISIS對Yazidi的「種族屠殺」已經被確認。那似乎也正是ISIS希望大家注意的點。但就在不遠處的巴勒斯坦,居民早已被系統性「種族屠殺」了六十八年,但直到最近,我們卻鮮少聽到西方主流媒體急切地吶喊:「種族屠殺」。同樣是令人髮指的屠殺事件,兩者卻有著完全不同的媒體待遇。儘管人民不斷發出令當權者感到尖銳刺耳的聲音,連倫敦的正統猶太教教士都也站出來譴責以色列,主流論述框架仍是不為所動。一直到社會媒體竄流,世界公民譴責以色列的聲浪高漲,歐巴馬才勉強站出來說這是一場人道危機,說巴勒斯坦平民所受到的傷害,是一樁「悲劇」(tragedy)。但這好像在說加薩衝突是一場莎士比亞舞台劇,而不是任何人的過失。相較於這被完全脫罪的「悲劇」,歐巴馬篤定地說,哈馬斯對以色列的攻擊,是「不容寬恕」(inexcusable)的戰爭導因。言下之意,一切都是哈馬斯的錯。 為什麼這兩種「種族屠殺」,有這麼大的差別待遇?只是因為一個是高科技的無差別屠殺(轟炸,受害者四肢斷掉不一定會死),一個是仿中世紀刑罰的特定屠殺(殺人者特別將謀殺過程拍下來放上網路)嗎?只因為一個是乾淨不沾手的謀殺,一個是劊子手特寫的獵頭儀式? 這或許又是一個利用他人的野蠻來成就自己的文明,並心安理得地指責他人野蠻的故事。美國長期支持以色列,光是1967-1991年間金援以色列的金額就高770億美元(有一說是15160億美元),當時已經吃不消,才有了1993年的「巴勒斯坦自治原則宣言」。但極右派猶太復國主義者仍在壯大,90年代的猶太屯墾區不斷擴大,前以色列總理夏隆甚至在2001年8月27日,粗暴地動用美援軍機暗殺正在辦公室講電話的Abu Ali Mustafa(當時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中的佼佼者),轟炸造成附近五百人死亡,引起世界譁然。美國副總統Cheney卻說,以色列的行為是「可以理解的」。 前衛報記者Greenwald在2014年四月公開聲明他對最新史諾登檔案(2013年4月12日)的分析: 美國與以色列的情報部門不但共享「密碼分析(cryptanalysis)」的夥伴關係,以色列還能夠直接使用最高美軍科技與貯存在中東地區的幾百萬美元的緊急資金。 2006年巴勒斯坦民主選舉勝選的準執政黨哈馬斯,由於其拒絕以色列在其國土上的強制殖民,因而被西方各國列入「恐怖份子」名單,而巴勒斯坦的兩個地區也由聯合國決議由兩個政黨來統治,繼續被分化、監控,與挑撥離間。 以色列已經控制了絕大多數原有巴勒斯坦居民的土地,建立無數的高牆,限制巴勒斯坦居民的行動、物資配額與就業方式。歷年來超過五百萬人被迫流亡,失去生命主權,只要抗議還手、丟石頭,「不聽以色列的吩咐」,就立刻被回炸地稀哩巴爛。可是西方主流媒體並不認為這是「恐怖主義」。 相反地,挑戰無能的伊拉克Maliki政權、以「伊斯蘭國」為號召的ISIS,刻意地在網路媒體上公開「亮相」、用公開殺人影像等極為煽動性的手法「宣告世人」自己的能耐,透過恐嚇與殺戮來強化權力,並試圖想以小攻大、虛張聲勢。而這絕對不配被稱為是「獨立戰爭」,而是立刻可以清楚指認的,最讓人聞風喪膽的「恐怖主義」。 在主流報導中,歐美是人類文明的代表,有能力提供「人道救援」,而中東是永恆的挫折之地,有「恐怖組織」與對少數民族的「種族屠殺」。新聞就跟好萊塢的劇情一樣,西方是救世主,中東是壞人。華盛頓當局當然會擔心,美國扶植的「民主」政權一下子就敗得一塌糊塗,伊拉克儼然分裂成三個國家,表示美國在中東政策的失敗,納稅人買單的軍火錢有去無回。所以報導要全部集中在極端分子的野蠻,而不是報導他們槍下的受害者對於安居樂業正常生活的嚮往,因為前者越顯得野蠻,就顯得西方在中東的介入越是合理,而我們也就忘記了還有很多受害者跟「我們」一樣有類似的生活盼望,但沒有我們這麼幸運。長久以來如此偏頗的報導模式,不斷加深我們認為中東就是好戰份子的地盤的印象,把歷史從我們的思維中抹去。主流媒體並不討論西方殖民後埋下的惡果,也不在乎一般的穆斯林(無論何種宗派)信奉的是古蘭經中「宗教信仰不可強 迫」的條文,而非其相反。右流西方媒體更不會想了解:正是厭惡西方長年對中東的支配與伊拉克戰爭後社會的衰敗潰散,才會讓極端組織有足夠空間趁虛而入、趁機坐大。在西方主流媒體中,我們沒有歷史,因而Yazidi人被種族屠殺事件,就像一部好萊塢動作片,好人壞人,清清楚楚。 但試問,恐嚇、殺人與佔領,哪一項以色列軍隊沒有做過?又試問,有什麼歐美發動的戰爭不曾濫殺平民、殃及無辜?是納粹集中營,廣島原子彈,還是橫掃巴基斯坦邊界的無人操控轟炸機?是美軍以比賽殺人強姦民女為樂的越戰,還是法軍苦刑虐囚的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這些真的比「恐怖主義」高貴嗎?為什麼報導常常一邊提起堂而皇之的「以色列士兵」(或「中國鎮暴警察」)、另一邊就說是野蠻兇惡的「好戰份子」(或維吾爾族「暴徒」)? 若主流媒體與相信主流媒體的人們,從來不試著轉換立場、並從被屈從者角度來看待事情,巴勒斯坦當然也永遠只是「加薩衝突」、「巴勒斯坦問題」,而不是「以色列問題」。如果新聞報導的預設,一開始就認定問題全出在「恐怖組織」,而不是去探討該組織的出現何以是一個果,而不是一個因。如果新聞報導未曾了解美國-Maliki政權的失敗與其宗派主義的極端政治化政策,以及英法過去殖民伊拉克與敘利亞種下的遺毒,那麼Yazidi族人面臨的困境就當然就只是被抹去歷史性(dehistoricized)的「恐怖主義」、與一群被去人性化(dehumanized)的暴徒造成的「人道危機」,而不是從二十世紀初英法委任統治期間加深的族群對立,一直到整個伊拉克從2003年美國入侵、2011年阿拉伯之春後,整個伊拉克與敘利亞的國族邊界就急速潰散的後殖民問題。   ◎ 伊拉克二十世紀史快轉: 英法美的殖民地 雅茲迪(Yazidi或Yezidi)人是誰?新聞報導只會說他們是「最古老的民族」,暗示他們「最值得保護」,卻不說他們與其他族群的關係如何?在歷史中的地位如何?換言之,西方媒體只塑造了Yazidi受害者的形象,以救世主之姿再度合法化西方政府在中東的暴行,卻殊不知Yazidi是一個敢愛敢恨的族群,實行強制族內婚與honor killing父權習俗(存在於印度、中東與非洲特定地區,由父兄殺死不貞女兒以保住家族榮譽的「文化」習俗。關於此習俗之盛行程度,學者仍有爭議,卻常被西方媒體誤認並武斷地咬定其為「伊斯蘭」習俗)。 大部分伊拉克境內的Yazidi人自從12世紀以來,就住在 Sinjar山區,他們大部分自認為是族群上的Kurd人與宗教上的Yazidi人,也曾被海珊技術性封他們為「阿拉伯人」,以分化庫德族獨立運動。不同於Sunni Kurds, Yazidi有自己的混合宗教,吸收了蘇菲主義、希臘正教、猶太教、祆教等各種元素。他們的信仰神秘隱晦而社群相對孤立,而他們的政治社會組織則是類似氏族神權治的,神職人員與一般人有階層之別,時有政治動員能力。自16世紀以來,很多Yazidi人已經改信伊斯蘭,也有一些改信「敘利亞東正教」。19世紀初,半獨立Sunni庫德王國曾侵略Yazidi地區,戰亂不斷,直到被鄂圖曼帝國「平亂」為止。19世紀下半葉是Ottoman搞現代化中央集權與泛伊斯蘭主義、提升帝國凝聚力、好與西方強權對抗的年代。在Mosul省份帝國增強了社會控制,而傲骨的Yazidi人則開始與「政府」為敵(政府除了會收稅與徵兵,還能給他們什麼?),因此鄂圖曼帝國在1895 年再度試圖逼Yazidi人改信伊斯蘭,否則無法相信他們可以真正效忠,但結果不彰,因此很快地鄂圖曼帝國又准許Yazidi人恢復自己的信仰與社群,並受到帝國的認可與保護。只是在這過程中,市場經濟也逐漸侵蝕Yazidi土地。當城鎮的穆斯林庫德人與基督徒逐漸變成帝國精英與富商,Yazidi庫德人則更加邊緣化。 英法在一戰尚未結束時,就已經開始謀劃要如何瓜分Ottoman Empire。他們非但沒有遵守當初「攻打鄂圖曼,就讓你們阿拉伯人獨立」的諾言,反而是自我「委任統治」中東,並開始引進可以代表英國利益的猶太人,想要未來透過擔任居中調節「族群衝突」的角色而獲利。阿拉伯人發現自己被歐洲人誑騙,憤怒之餘暴動,卻慘遭鎮壓,最後歐洲人以君主立憲+委任統治,草草了事。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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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Bourdieu的阿爾及利亞之旅(二):戰地田野、攝影之眼與後殖民社會學

邱炫元 /政治大學社會系 ◎殖民社會的連根拔除與饑饉苟活 這些存放在幾近40年鞋盒中的照片,被重新取出、編目整理,並在2003年出版法文版的圖文集,也陸續策畫成全球性的攝影展。這些原先為了調查而記錄拍攝的照片,在法國與英國展出的時候,曾經引發有關Bourdieu的戰地學術與殖民政治相關的辯論,對於法國來說,或許因為又撕裂了在非洲殖民的舊疤,辯論的議題又回到舊的殖民歷史債務清算未了的議題。但不只有舊疤,還有911剛剛撕裂尚未癒合的新傷痕。Bourdieu的照片在911事件發生沒多久之後展出,讓世人更加深刻感受到,帝國在穆斯林社會發動戰爭的猙獰。然而,Bourdieu照片釋出所引發的爭議還不僅於此,近來也有學者質疑這些影像是否已經溢離他原先作為學術研究來揭露殖民社會的素樸批判之初衷,而被附加太多不必要的美學或異國情調。 【阿爾及利亞農田並肩工作的景觀】 資料來源:www.galerieimtaxispalais.at/archiv_1999-2008/ausstellungen/bourdieu/bilder/Bourdieu_03.jpg 阿爾及利亞在十九世紀被法國殖民前,是個自給自足甚至還有餘糧可出口的樂土,但是接著十九世紀下半葉法國強化了對於阿爾及利亞的殖民控制,實施了大規模而徹底土地占有,逼迫阿爾及利亞將富庶肥沃土地移交給法國殖民定居者。阿爾及利亞戰爭,法軍為了要實施對反抗軍堅壁清野的政策,也大規模的驅逐農民離開土地,迫使阿爾及利亞數百萬人離離失所、生計無以為繼,甚至只能遠走到法國當移工。由於失去自給自足的耕地,當地人沒有足夠的麥粉製作糧食,只好用玉米磨粉製作玉米餅,並烹煮通常用來當香料或釀酒的杜松子為食。自1880年代開始,法國殖民政府受到母國的施壓,開始在阿爾及利亞推廣釀酒所需的葡萄園栽種事業。這種經濟作物的推廣,須要大量土地,侵蝕了當地農民種植糧食所需,並且進一步造成當地農民赤貧化而必須成為葡萄園的無產工人。法國殖民政策的圈地迫離和葡萄園拓墾,瓦解阿爾及利亞本土社會的基本結構,而更糟糕的是,法國的殖民政策實施一種徹底將被殖民者同化的作為,但是對於阿爾及利亞的穆斯林,並未相對應地給予他們法國公民的政治身分,除非他們自願公開宣稱脫離伊斯蘭教徒身分,並不再受伊斯蘭法管轄。   【破落的集中營臨時搭建住屋】 資料來源:lunettesrouges.blog.lemonde.fr/files/2012/07/Bourdieu_05.jpg   ◎兩性世界與伊斯蘭 我個人很好奇為何Bourdieu不像爪哇大叔—美國人類學家Clifford Geertz那般,將伊斯蘭也當成主要關心的議題?但是Bourdieu的確有注意到有關伊斯蘭法的規範與實踐落差的現象,比如他提到伊斯蘭法應當是重視婦女的權益,但是在當地的柏柏人社會,兩性關係還是依靠在傳統的男性支配的親屬結構。Bourdieu也發現一種伊斯蘭復興萌芽的早期現象,在1950年代起,當地借貸免利的傳統伊斯蘭金融借貸觀又興起。更有趣的是,他關注到當地的穆斯林婦女和男性一樣,主動扛起家計、甚至必須獨力完成許多過去在傳統中被認為應該由男性來負擔的職責,但又堅持穿戴看起來是自我壓制的穆斯林婦女頭巾。Bourdieu認為這兩種看起來有點矛盾對立的現象,一方面,乃是戰爭與遷徙情境打亂兩性分工的階序,而讓女性必須獨自面對亂局;但另一方面,頭巾的穿戴,讓這些穆斯林婦女有意識地、象徵性地,標榜自我的宗教傳統,並堅持和殖民的入侵力量有所隔離。 【穿戴頭巾騎速克達的女騎士】 資料來源:www.fashionoffice.org/foto/bourdieu9-2005.jpg ◎戰亂顛沛的阿爾及利亞流民vs 圍城孤絕的巴勒斯坦天空 當我略讀完Bourdieu的照片圖文集,我突然聯想到他和後殖民文化批評家Edward Said所共享的許多關懷。Said在他的After the Last Sky: Palestinian Lives(薩依德的流亡者之書:最後一片天空消失之後的巴勒斯坦)一書中,透過和他偕行的攝影師所拍攝的照片,來探討巴勒斯坦如何在以色列的入侵當中流離失所,並由於美國與以色列的政治聯盟,和阿拉伯國家的政治計算,而無法被人道的對待。把Bourdieu的攝影圖文和Said這本題材類似的著作一起鋪排來閱讀,竟讓人感受到兩位巨匠類似的行腳與關照,前者在1960年代初期的北非與後者在1970年代末期的中東,雖在地理空間與時間上有所差距,但他們心靈的關切與互通是如此地相近!事實上,Bourdieu的阿爾及利亞研究,關注的是一個被強迫遷徙流離的阿爾及利亞戰地殖民社會,這個關懷後來延伸到他探討法國北非移民社區社會問題的研究。因此,在這點上來說,Bourdieu和Said都同樣關懷帝國主義和後殖民社會與文化的議題。 【揹著行囊流浪天涯】 資料來源:lunettesrouges.blog.lemonde.fr/files/2012/07/Palestro-530×522.jpg ◎邁向亞洲的後殖民社會學 Bourdieu早期的著作對於殖民主義的分析與批判,英語學圈並未有足夠的了解,以至於連Bourdieu的學術好友Said,都曾一度質疑Bourdieu的研究缺乏後殖民批判精神。但經由近來考古青年Bourdieu的研究成果證明,Bourdieu不但是研究殖民地社會的先鋒社會學家,他晚期對於新自由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批判也不算甚麼新的轉向,只不過延續他早年的關懷而已。因此,過去這幾年,社會學家們也開始自我省思,為何社會學,和文學、歷史、人類學等領域相比,對於後殖民論述,以及其中所揭櫫的認識論批判可以帶來的方法論解放動力,如此無感?事實上,發展社會學從依賴理論對於現代化理論的反省,便可以視為一種後殖民的反思。但問題是,為何這種反思並未持續地在社會學的各個領域發酵,甚至是滲透到對於所謂社會學理論的研究?而透過Bourdieu早年的研究遺緒,我們可以得到怎樣的啟發? 對於我們奉為圭臬的古典三大家,我們固不能否認他們的理論具備某種普世性,但我們是否也需要去探問這些社會學知識的產物,如何在歐洲資本主義殖民擴張的帝國情境中滋長?台灣的社會學繼受了歐美社會學的建制化薰陶,是否可能不自覺地內化了帝國的科學實證理性思維,與官僚體建制化的社會學政體,忽略這樣的社會學養成,可能讓我們對於台灣與亞洲脈絡的在地差異,降低反思的敏感度?然而,即便如此,我們是否也看到,美國的社會學固有知識的帝國大廈之嫌,但是它的學術社群的包山包海,卻也蘊含某種關注全球社會的寰宇精神(比如在911之後,許多社會系會增加聘任研究中東穆斯林社會的社會學家)。或者,今後,在我們的社會學理論的教程之中,我們要教的當代理論家或許除了哈伯瑪斯、傅柯、高夫曼等等之外,是否也應當把法農、薩伊德、或是印度的subaltern研究放入我們的教材?   【台灣的社會學理論,是否應該加入後殖民相關的論述?】 台灣的社會學史,曾經經歷過本土化運動,但在這之後是否表示我們不再需要任何後殖民的反思嗎?台灣研究傾向於將自身列於先進東亞社會的比較,但事實上,台灣社會的移民、殖民經驗,卻更類似於南亞和東南亞國家,共同歷經移民、被殖民、解殖民、冷戰、軍事威權統治和追尋國族自我的顛沛困頓。唯一較大的歷史進程差異,是我們在二次大戰之後的發展,以較快的速度在經濟進程上脫離後進國、轉進已開發的北方國家行列(然而這種觀點是否成立可能都還有爭議空間),但是在政治上,台灣似乎並未真正進入解脫殖民的狀態,我們在政治地緣或區域的學術地景中,還是被帝國諸強所環伺,並進一步地被整編入崛起中的亞太資本主義體系。 過去因為本土化的促因,使得台灣社會研究成為核心的議題,但是這卻也可能阻滯我們將視野拓展到其他亞洲區域。因此,對於後殖民歷史思維的考量,或許能夠幫助台灣的社會學,在教授社會變遷或發展的議題,不會只有探討歐洲資本主義擴張史觀,也能將台灣社會發展的經驗放在更大的亞洲解殖民化和亞太資本主義崛起的歷史進程中來探討。另外,對於歐洲社會理論的普遍化預設,也能從亞洲的角度來省視,而將歐洲理論相對化或區域化。如果非洲就是Bourdieu和近年來倡導公共社會學不遺餘力的Michael Burawoy兩人的社會學調查啟蒙之地,那麼,我們是否需要跨地域的比較社會研究,經由此來鬆動社會學的內政取向(domestic orientation)、或唯台灣中心的研究,而將亞洲社會比較性視野,轉為擴大東亞社會想像的範疇,並且擴及南亞、東南亞、甚至中亞的社會歷史,來納入比較的座標? 社會學本土化的意識仍需被轉化,以便我們可以用平等的態度,來建構一種具有寰宇性的比較座標,看待其他亞洲社會,或是去挖掘彼此間相近的歷史經驗。我們該想想,可否更進一步在跨國的亞洲比較視野中,去檢視彼此共通的殖民、移民和現代性體驗的歷程,這種後殖民的、以亞洲為重心的知識鍛造,應該能幫助我們追索建構現代台灣公民社會可以援用的歷史與理論資源。換言之,移民、殖民與公民三種身分與歷史經驗的並進探討,乃是追索具有亞洲視野之台灣社會學歷史縱深所需要的新「三民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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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Bourdieu的阿爾及利亞之旅(一):戰地田野、攝影之眼與後殖民社會學

邱炫元 /政治大學社會系 “我對(1960年代)社會學場域的感知,多半要歸功於我的社會與學術軌跡,將我引領到那裏,並強而有力地使我凸顯出來。尤其是,在阿爾及利亞那邊艱困的解放戰爭中所獲致的民族學的經驗,已經使我和學院經驗決裂,讓我更傾向於帶著一種較具批判意識的社會學和社會學家的視野—(這也是)一種哲學家的視野,但經由民族學家的經歷被淬鍊而出…”。Pierre Bourdieu (2004:416) 在我還是碩士生的1990年代初期,台灣似乎對於法國社會學大師Pierre Bourdieu已經逐漸產生興趣與討論。我印象中還記得,大家生澀地、似懂非懂地在討論課上讀著Distinction,課堂上還有人抱怨:Bourdieu的理論語言之抽象艱澀,不正是他所批評的駕馭文化與象徵資本來區辨(distinct)它者之「秀異」(distinction)嗎? 【台灣讀者最熟悉的Bourdieu作品,應該是秀異這本書了】 我後來到歐洲唸現代伊斯蘭研究,對北非穆斯林社會的研究文獻,有越來越多的接觸,再去看Bourdieu的阿爾及利亞研究,不正也是某種穆斯林社會的調查?才猛然意識到,自己在台灣學生階段所接觸的Bourdieu,已經是他後來進入社會學階段的學術生涯,那是他對於法國社會、尤其是都會巴黎更為細緻和理論性的研究,而一般台灣社會學界對Bourdieu早年在阿爾及利亞的田野調查工作,似乎不太理解。據我所了解,一部份的原因,是出自於裡面有眾多阿爾及利亞的田野資料分析,而且仍帶著濃厚的法國結構主義人類學之分析色彩,二方面則是Bourdieu這時期的許多作品並未完全被英譯。在Bourdieu過世後的幾年,西方學界似乎興起了「考古」青年Bourdieu,希望瞭解他在阿爾及利亞的田野調查工作對後來理論、學術與政治志業的影響。 ◎Bourdieu到阿爾及利亞服役、調查和教學 自高等師範學院畢業後的25歲青年Bourdieu,並不像他的同學挑軟柿子直接進預官學校受訓,據他的自傳所言,因為其他法國菁英專業法商學院的畢業生都會選擇這樣做,但他不願與這些他認為跟自己格格不入的菁英們沆瀣一氣,而是選擇直接到駐海外殖民地的軍事基地服役,這樣才能跟真正基層的法國士兵有更多相處的經驗。 1955年10月Bourdieu第一次踏上北非阿爾及利亞的土地,他被派駐在當地距離首府阿耳及爾150公里處Chellif山谷的法國空軍基地。這個類似心輔單位的地勤文職工作,專門徵召像他這樣自高等師範學院畢業的服役者。1957年結束兵役,在1958年他接受阿爾及爾大學(University of Algiers)的聘約,到1961年,在當地一面教授哲學與社會學,課暇之餘則和阿爾及利亞的學生與友人進行田野調查工作。 在Bourdieu服役和教學的這段期間,正是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開打最猛烈的時期。法國雖然在二次大戰期間,飽受納粹德國政權的準殖民蹂躪,但卻弔詭地自1950年代開始,在北非和東南亞的中南半島,想要維繫法蘭西共和國風中殘燭般的海外殖民事業。這個二戰後的法國殖民政策正當性,嚴酷地挑戰遠在巴黎大都會核心的知識份子,右翼的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者不說,許多號稱解放先進的左翼,在面對殖民遺緒的糾結,仍然深陷於其中,而無法走出法蘭西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泥沼。 【二戰後法國還妄想回去殖民中南半島,在1954年的奠邊府戰役遭遇羞辱性的慘敗】 Bourdieu在服役期間,利用職務之便大量閱讀殖民政府圖書館中收藏的圖書與檔案。自1958年起他結合當地殖民地調查機構的協助,進行統計(家戶調查)、田野調查、深度訪談和攝影等多面向的方法收集資料。當時的阿爾及利亞殖民地人類學,往往無視於法國強迫阿爾及利亞農民遷徙以及戰爭對於傳統社會與經濟的破壞,而仍然停留在從文化適應的角度來探討當地社會,不願將研究的視角轉向考察殖民政策對於當地社會的干預,而老是想將問題意識放在發掘阿拉伯或柏柏本土社會自身發展的限制。因此,Bourdieu在研究的初期,便決意要和這種文化取向的研究分道揚鑣。過沒多久,他就在研究中發現,阿爾及利亞的社會、經濟與文化的發展困境並不是單單他們內部自發性的問題,而是法國的殖民政策所帶來的破壞性壓迫與宰制的後果。由於Bourdieu的學術書寫所呈現出來的反殖民立場,沒多久就被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右翼勢力給盯上,甚至被放入暗殺名單當中,因而在1961年5月,受到殖民當局高層的迫令而離開,回到巴黎擔任雷蒙阿宏為他安排的研究助理職務。 ◎從哲學家轉變為社會學家:紓尊絳貴法與攝影做為社會學研究技藝 親眼目睹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殖民垂亡前最後一搏之慘烈,以及瀕臨戰爭死亡威脅的切身體驗,以及殖民政府、右翼分子和阿爾及利亞大學的學院政治,這些田野的調查的、學院知識與政治的對壘體驗,都磨練著Bourdieu年輕、敏銳但已深具批判視野的心性,讓他從單純要成為哲學教師的師培訓練,奠下日後成為一代社會學大師的基礎。 有趣的是,在1961年Bourdieu被迫返回法國,他藉由這個空檔回到他國南部的老家做田野調查。這種對比的田野經驗,已經在操作一種有趣的多場址田野方法,並藉由阿爾及利亞和家鄉的田調經驗—疏遠他異的以及親密熟悉的文化經驗,相互比較並揉合成他在The Logic of Practice中的理論性分析。這種研究遙遠它者與熟悉自我的對比,同時也涉入多重的客觀性與反身性的相互指涉。以致最後他提出一種「參與性的對象化」的田野方法(participant objectivation) (Bourdieu 2003),認為研究者應當用同樣將被研究者對象化的田野方法施加在研究者自我,考察研究者自我的出身軌跡及所處的社會地位,紓尊絳貴地來取得自身和研究對象的同等處境,透過自我社會析離的歷程,來加強對於研究對象的感同身受。 【Bourdieu在阿爾及利亞拍的照片,部份已經出版成書】 在Bourdieu阿爾及利亞調查期間,他使用照相機拍攝幾千張照片,這些照片(已經因為Bourdieu搬遷而遺失甚多)在2003年經由奧地利的攝影檔案館收藏,並整理出版為一本興味盎然的「拍攝阿爾及利亞」(Picturing Algeria, 2003/2012),並摘錄搭配他不同作品的文字來做照片說明,這些照片栩栩如生地記錄青年Bourdieu的田野點滴。 據Loïc Wacquant(2004, 400-403)所言,Bourdieu的攝影對他的田野工作有三種重要意義:1. Bourdieu大量拍照的一部分原因,是因為當時田野工作的戰爭與緊急狀況,常常不容許他有時間可以優閒地做田野筆記或日誌,而影像便成為他的另類簡易田野日誌,記錄下他的日常行程與見聞。2.對於人物與景象地捕捉,讓他需要具備一種敏銳的社會學凝視,學習更全觀性地體會眼前所見人事物的社會處境。3.戰爭的悲慘處境,經常使現場研究者嚴重地受到各種悲傷激憤情緒的渲染,拍攝的作為提醒他自己要保持一種學術探索的客觀距離。 (繼續看第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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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ua Franca:台灣學界使用英語文有問題嗎?

莊雅仲 /交通大學客家學院 1990年代美國有一份專門報導和評論學院生活的雜誌叫Lingua Franca (1990-2001),初到美國的我,曾好奇為什麼這樣性質的雜誌會被命名為Lingua Franca,當時我只有簡單地將它譯為「通用語言」而沒有多加思索。為了撰寫這篇文章,我剛剛才google到韓國的少女時代團體也曾經唱了一首名為Lingua Franca的歌曲,歌頌奇妙的愛情,成為共通的語言。 【韓國少女時代的愛情共通語言】 我想從這邊來討論當前國內人文和社會科學學界的語言使用問題,尤其是有關英文使用的問題。或許在以上的兩個用法裡,lingua franca的指涉都沒有甚麼大問題,英文在美國學界的普遍使用雖也曾受到質疑,但大體上仍維持其優勢地位;愛情的國度裡,語言本就是多餘,少女時代因此強調其音樂的超語言性,雖然這個超越性大概還是為了其唱片銷售量考慮。 選擇台灣語言,或者與全球連結的語言? 但在近代史的台灣,lingua franca 一直就不是個不證自明的概念:在日治時期的1930年代,曾爆發了所謂台灣話文論戰,辯論到底應該選擇用「台灣話文」或「中國白話文」以表現台灣文學;殖民後期的國語運動,更在這個語言光譜裡加入了日文,旅日詩人吳坤煌就表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對共通語言的理解,不應該限制在一個民族主義的想法裡,暗示了日文成為共通語言的可能,不只使用於知識分子之間,更是基層大眾的語言。這也是最近我和我太太(文學史研究者陳淑容)一直討論的,在日本殖民後期一個日文閱讀大眾的形成歷史。 在戰後的歷史裡,這個語言爭議仍然沒有止歇的跡象。1946年,陳儀下令取消各大報紙的日文版,禁止日語寫作,政府各種相關法令公文亦全面改為中文。黃宣範在《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1995) 一書中,指出「1950年,中央政府推行國語運動,利用《國語日報》與注音符號推行國語,以壓抑、禁絕方言為目標。1983年,政府禁止台語片進入電影文化結構。」教育部並在當年成立「語文法草案」委員會,以「切實推行國語,保持固有國字以防簡防濫」,並鞏固中華民族歷史文化根基為理由,試圖立法規定國語為我國唯一公用標準語言。 【號稱最乾淨的報紙,其實也是國族統治的媒體之一】  我們後來都知道這個立法行動在1980年代嘎然中止,也因而開啟後來各類語文運動的蓬勃發展。語文的選擇與使用成為後威權台灣民主化過程中,一個常見的辯論主題。最近的例子是蔣為文與黃春明的公開爭吵所引發的文字書寫問題,牽涉到中文/漢文/華語和台語文各自尋找出路引起的衝突,更不用講一樣影響深遠的客語和原住民族語言運動所引起的騷動。最近文學批評界熱門討論的華語語系(sinophone articulations)問題,則是全球中文使用的新一波在地連結與動員。  少女時代的Lingua Franca?本土化學術語言? 我們必須把學術書寫牽涉到的語文使用問題,放在這個長期的語言爭議史來看。一般談論學術英文書寫主要有兩個論點:(1)引用理工學科的觀點,認為英文是世界共通語言已是不需質疑的觀念,極端者甚至認為數學呈現的更是某種普遍的語言形式,真理的lingua franca,這些是學術的少女時代派,只不過從感性轉為理性;(2) 英文發表具有某種附加價值,台灣學者成為國際學界分工體系的一環,I級人制度即是這種學術依賴的制度性體現,英文書寫以國外讀者為主,不是因此簡化在地問題的討論,就是完全忽略在地議題,這是早期人文與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的語言面向。這些論點都沒有錯,不過卻忽略台灣學界(尤其是人文和社會科學界)在戰後相當時間裡的實況與轉變。   【1980年代台灣青年閱讀海盜版的英文文獻,將教室轉換成新政治實驗室】 我想要說的是,共通語言在台灣從來就不是無庸置疑的觀念,在公共領域如此,在學術空間亦然,這是討論學術英文書寫爭議的重要脈絡。中文閱讀之外,至少在我大學求學的1980年代,英文閱讀已是我們這一代學習的重要方法,甚至在碩士班階段完全超越中文閱讀。我曾在一篇文章 (“Studying Taiwan: The Academic Politics of Bentu in Post-authoritarian Taiwan”) 提到一個新實驗性教學法,指出當時新近返國的年輕教授和求知若渴的學院研究生,將學術和政治結合於當時批判性的討論和閱讀中,教室成為新觀念和新政治的實驗室。如果說這個實驗性教學是觀念的與政治的,它同時更是語言的。我仍然記得當時大家齊聚一室,推敲英文意義的過程,其心靈震撼與糾葛至今仍令人印象深刻。 台灣民主化與英語使用的複雜交譯過程 直到現在,這個中英文交雜、中英文交譯、英文閱讀/中文述說的高等教育學習方式,及其產生的影響,並沒有受到學界認真的對待。至少在某種程度上,這個語言革命伴隨著1980年代到現在的台灣民主過程,1990年代達到高潮的出國留學/返國工作潮、移工的光臨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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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媽是怎麼生下我的?母親節的社會學提問

吳嘉苓/台大社會系 我媽是怎麼生下我的?嗯,這個問題起碼一年值得關注兩次,一次是自己的生日,一次是母親節,所以就讓我們在五月的第二個禮拜認真看待這個問題。如果你去問醫學百科,可能會得到這樣的回應:「當子宮收縮的時候,下節子宮便逐漸延伸並變薄,子宮頸亦隨著擴張,於是產道逐漸形成,而胎兒也下降經過骨盆…」。 【小編跟嘉苓的出生過程,是否如醫學課本說的那樣,都一樣嗎?】 於是你查到的資料,可能也適用於小英與阿仁,村上春樹與西蒙波娃。但是這個問題如果問到社會學家,她們通常會把問題變複雜,把簡答題變成申論題,而且還堅持要跟你互動問答。她們強調,生產並非僅是生理過程,而是個社會文化現象,而且每個社會如何組織生產照護的資源,還是個充滿權力糾葛的過程。 三姑六婆來助產 我媽是怎麼生下我的?這得看你生在哪個時代。先假設巷仔口社會學部落格的讀者包括一百歲的人瑞,讓我們從一百年前的台灣社會談起。早年大部分的婦女在生產時,往往由家庭成員來協助在家中進行。很多婦女都是下田到最後一分鐘,痛得到無法忍受,才回家生產。她們可能利用蹲坐跪臥等各種身體姿勢的調整,來減緩陣痛,而有經驗的年長女性,也會參與協助產婦的生產。有時村子裡會有一名特別睿智而有膽識的婦女,自己生過幾個小孩,之前也見習過其他生產,學得一些技藝,就擔任其他婦女的接生人。 日本政府殖民台灣,開啟了新式產婆的訓練,也讓台灣首度以稱之為現代醫學的模式,來進行助產。日本政府在台推行這項新的政策,當成是「科學殖民」的重要策略,希望引進新式的醫學措施,以這種統治的福利,換得民心。當時很多政府官員、公衛專家與醫師,在推行新式產婆時,大力批評台灣傳統產婆如何愚昧無知,造成母嬰的傷害,在許多衛教宣導上,也會把採用舊式產婆,當成是台灣民間的陋習。 【1933年,台北醫院訓練的新式產婆,在現今的台大醫院門口拍畢業照】 (照片來源:台大醫院婦產科百年史料輯錄) 社會學對於這種「新一定比舊好」的說法,總會特別謹慎。這些譴責傳統產婆的說法,主要來自於有書寫能力、能夠將自己意見廣為流傳的政府官僚與知識菁英,他們的說法也可能僅是一家之言,並不能輕易地就當是社會事實。傳統產婆、產婦、鄉里村民這些當事人的經驗與看法,由於較少以書寫的形式來正式記錄,因此常容易被忽略。但是女性主義特別會注意這類邊緣化、甚至被醜化的女性經驗與觀點。社會學家劉仲冬就曾指出,三姑六婆,原來是九種女性的工作,現在卻被扭曲成婦女說長道短的負面說法。三姑是尼姑、道姑、卦姑,六婆為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而穩婆就是傳統中國社會的接生婆。這些三頭六臂的女性,深受村落鄰里所仰賴,卻可能因為知道很多身體的知識,社會關係的秘密,因此而被打壓。於是近年來一些研究,就特別強調要突破菁英書寫的史料,透過傳統產婆與婦女的口述歷史、民間歌謠如歌仔冊等資料,重新看待傳統產婆的貢獻。 助產的三姑六婆,在晚近的一些研究,有了新的風貌。首先,日治時期常把新生兒破傷風歸於傳統產婆缺乏現代醫學知識,然而當時醫界的實證研究,根本無法輕易判定新生兒死亡是否來自於破傷風,自然破傷風與接生人之間的因果關係也難以輕易成立。再者,口述歷史資料提出,傳統產婆以苧仔絲綁緊臍帶、斷臍後在肚臍塗抹麻油,可能也具有消毒效果[1]。更重要的是,在婦女的口中,這些協助婦女生產的年長女性,能幹、熱心、有膽識、經驗豐富,是大家敬重的長者。在日治時期後期,其實台灣各地都設有新式產婆,仍只有一半的婦女採用,又讓政府官員與醫界大嘆台灣婦女愚昧無知,殊不知這可能是傳統產婆可靠好用,才如此深受民間信賴。 助產士的全盛與凋零 國民政府來到台灣之後,初期國家政策也設定以助產士作為主要的接生人,助產士逐漸成為協助媽媽們生產的主力。從日治時期以來,這些婦女進入現代產婆學校,獲取正式訓練,之後常開設助產所,四處奔波為人接生,堪稱新時代的職業婦女。當初固然是因為男女授受不親的傳統性別規範,才以女性來協助女性生產,而助產士往往要獨立作業、冷靜判斷、處理產家各種狀況,卻也開拓了女性氣質的光譜。 【助產士騎著腳踏車,準備到產婦家中接生】(照片來源:鍾淑姬) 我媽是怎麼生下我的?如果你是五年級中段班,那還有一半以上的人由助產士接生,也許你媽媽開始陣痛時,會請她們來家裡協助,或是自己前去助產所。當時僅有兩成由醫師接生,其他則為所謂的「不合格接生人員」接生。然而,對六年級生而言,醫師接生的比例首度超過了助產士,而且從此一路取代。現今的年輕世代,大概都以為助產士是歷史名詞,沒當成是現在進行式。 如何解釋助產士在台灣的式微?常見的說法是,助產士的衰落似乎是科學知識累進、社會發展所不可避免的趨勢。1996年,衛生署在一份公文就說:「我國因經濟快速發展,國民生活及知識水準相對提升,目前絕大多數之產婦,已習慣於分娩前後,接受婦產科專科醫療院所提供的整體性專業服務。」 這種過於簡化的線性進步史觀,或是現代化的觀點,社會學總是會睜大眼睛、保持存疑。 看看別人、想想自己,是我們常用的存疑起點。世界上有很多國家,比台灣更加「經濟快速發展,國民生活及知識水準相對提升」,卻仍然以助產士作為主要的接生人。英國的產婦們多由社區的助產士進行產檢,七成的英國產婦由助產士接生。荷蘭的媽媽們不只由助產士接生,還有三成在家裡生產。藉由這種跨國比較,也容易讓我們開始反思,解釋台灣助產士的式微,也許需要其他的解釋模型。 一些社會學家提出了更精緻的解釋模型,建議我們要觀察四個行動者-國家、醫師、助產士、消費者-如何在三個面向採取行動:生產照護的福利體系、專業界線、消費者組織動員程度。就台灣而言,在醫學與護理教育都有碩博士學位之際,國家一直未能提升助產教育為高等教育;在公保開辦初期也排除開業助產士在給付範圍、納入後也給予較為低廉的費用。這些教育與社福制度設計都貶抑了助產士。醫師與助產士原本是平行分工,在正常產與異常產上各司其職,卻在提倡裝置樂普(一種子宮內避孕器)的家庭計畫年代,逐漸發展出上下的從屬關係,衛生署甚至違背助產士法,提出「助產士必須在醫師的指導之下才能擔任接生」的行政命令,把法令規定能夠獨立作業的助產士,貶為醫的助手。 隨著「生產很危險」的意識型態加強,民眾傾向進入醫院生產,而助產士也鮮少進入醫院體系,民眾就越來越難以接觸到助產士。相較於其他國家陸續發展出民眾走上街頭,要求「給我助產士」的社會運動,台灣這方面的訴求僅在1990年代,助產士跌到谷底之際,出現了一批要求由助產士居家分娩的行動。這批很不尋常的婦女,從現今主流的醫療體系出走,往往是不滿於當代「過度醫療化」的生產,於是另闢蹊徑。這樣的行動,雖然引發了一些省思,但還沒有撼動主流的生產模式。 你我都是剖腹兒?反思過度醫療化 我媽是怎麼生下我的?如果今日的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要問,大概有三分之一是透過剖腹產手術而誕生的。昔日有句「生贏雞酒香、生輸四塊板」,意味著生產的風險,而現代醫療科技,像是剖腹手術,也成為救命的資源,但是如果每三個新生兒就有一個需要透過這樣的手術而誕生,顯然不是婦女都不會生產、或是胎兒都變得更加異常,那到底是為什麼? 【時代雜誌於2008年針對亞洲節節升高的剖腹產率,進行探討】   台灣社會在1990年代中期,統計數字開始揭露台灣的高剖腹產率名列前茅之後,大家也紛紛提出原因與對策。其中,譴責婦女又成為最常聽到的說法,包括婦女迷信選時辰、婦女怕痛等等,既然錯在婦女,因此該做的就變成教育婦女。然而,一些本地的研究發現,健康產婦為了選時辰、怕痛而自行要求剖腹產僅是少數案例,大多是事先由醫師表示有狀況,需要剖腹產,婦女才選個好時間。怕痛的擔憂也顯示台灣產科對於非藥物減痛的資源太稀少,搞得產婦十分無助,只得想到求助於剖腹產。真正該探討的,可能在於醫界對於要施行剖腹產的臨床理由太過寬鬆,以及生產過度醫療化的現象。 社會學界所指稱的「醫療化」,指的是一些狀況與行為定義為醫療問題、且需要醫療手段來解決的過程。社會學很關注,一些原先被視為是人生命的自然現象,如生產、性、月經、老化、死亡等等,也逐漸成為醫療事件,往往由醫療模式來做處置。想想一下我們並不陌生的生產畫面:即使是健康的產婦,到了醫院,也一樣換穿病人服,待在病房裡,躺在病房裡,不時吊著點滴,被當為病人處理….。曾有一度,醫院生產又多只重視生產生理上的結果,忽略產婦所需心理上的支持。生產過程中也逐漸以胎兒健康為重心,醫護人員為主導,沒有充分注意到產婦的各種需求。如果像這樣仍將生產定義為一病理現象,且仍以接生人員,而非產婦為生產的主導者,各種醫療介入就容易頻繁地被使用。剖腹手術以及一些醫療措施,有時的確是救命的必要措施,但是非必要性的醫療介入,卻可能帶來不必要的健康危險。 開發多元友善的生產資源 助產士幾已消失、剖腹產居高不下,這樣極端的現象,在過去十五年來,促發了台灣社會各種改革倡議,像是人性化生產、溫柔生產、友善生產等等新型態的生產模式。說法看似不同,目的都是希望能夠提出生產改革的願景,建立一個以產婦為中心的生產照護環境,適當地使用助產資源與科技,支持產婦的需求,讓她們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達到良好的生產效果。目前這些措施,有些已經得到醫界的認可,有些僅限於少數醫師在施行,有些在政府缺乏相關政策下,仍窒礙難行。 換一個角度來看,缺乏多元的生產模式,仍是台灣目前的生產困境。也就是說,如果要問近年來的新世代要問,「我媽是怎麼生下我的」,從接生人、生產空間、到生產措施,答案可能相當單一。 目前的接生人力主要以婦產科醫師為主,並在偏遠地區有人力不足的問題,醫院醫師與護理界也都有過勞的現象。學理上,如果生產過程中可以提供連續性支持,那麼可以達到比較好的生產品質,而如果須要高品質的陪產與助產措施,那就需要優質的助產人力。在英國,國家即規劃一比一的人力配置,力求達到一對一的照護人力比,台灣的產科人力配置遠低於此。而台灣目前已經有五百多人取得「助產師」(助產士的進階版)資格,以此身份執業的卻僅有四人,明顯浪費優質的助產人力。   【從三姑六婆的消失,反思我們需要那類的生產體系】 目前台灣有七成的生產在醫院進行,三成在診所,僅少數在助產所、或由助產師進行居家分娩。傳統在醫療院所生產,必須與其他病患出入同一空間,而大多數的產婦都是健康的人,並無病痛。待產與生產時,往往要與諸多陌生人共用空間,並無留予親友陪產的空間,很難讓待產與生產成為一家人共享的時光,也有礙產婦透過走動、按摩、使用產球、淋浴等方式來減緩陣痛、舒展身體。更可能因為醫院科層組織層層分工的方式,產婦往往一路要從從檢查室,到待產室、經推床轉到生產室、再經推床轉到恢復室,最後到產後病房,一共要換五個房間,可能換八次床,增加產婦的不便。 經過多年的倡議與討論,過去有些不合宜的例行性措施,例如對於低風險的健康產婦在待產期執行常規性灌腸、剃毛、禁食、點滴給予、人工破水等等,已逐漸被醫界所檢討。然而,還有許多溫柔生產與友善生產的措施,台灣還沒有普遍施行。例如,在許多文獻上提出各種處理待產婦陣痛的措施,包括有人持續的陪伴鼓勵、按摩腰背部和腳部、淋浴、身體的放鬆和視覺想像、調整呼吸節率、下床走動和改變姿勢(側躺、步行、蹲踞、坐姿等)、下床坐生產球等。這些方法都可以增進舒適,促進有效的子宮收縮,有助於產程進展。 在今年的母親節前夕,台灣婦運的龍頭婦女新知基金會,以及立法院幾位女性立委,要求政府提供更多「多元友善的生產資源」的訴求。生產是女性成為母親的重要歷程,也是檢驗一個社會是否尊重母親的重要指標。她們提出,政府在助產人力、生產空間、生產措施的改革上,責無旁貸。在醫院人力配置上,要求增設助產師,並在國家所屬的醫療院所帶頭推行優質的生產環境與生產措施,並透過獎勵措施給予少數具前瞻性的醫師與助產師資源,並在孕產婦手冊以及其他生產推廣的資源上,提出這些國際上行之已久的友善生產理念。這些團體呼籲,與其浮誇地歌頌母親,不如從制度面給予這些婦女友善的生產環境、多元的選擇。 【婦女新知與立委們召開記者會,主張建立多元友善的生產制度】 (照片來源:婦女新知) 書寫生產故事的新頁:兩個媽媽的小毛 小毛問:我媽是怎麼生下我的?小毛剛滿四個月,已經會笑瞇瞇的翻身了,但是她還沒法開口問,我媽是怎麼生下我的。小毛的誕生,反映了台灣生產故事的新頁,特別值得一說。小毛有兩個媽媽,是利用人工生殖科技所生下她的。其中一位媽媽提供卵子、另一位媽媽提供子宮。由於台灣的人工生殖科技僅適用於不孕的已婚夫妻,因此小毛的兩個媽媽要千里迢迢赴及海外,利用精子銀行的精子,以及俗稱「試管嬰兒」的技術,孕育出小毛,經過十月懷胎,在台灣生下了她。 小毛的兩個媽媽是一對相親相愛的女同志,非常渴望生小孩,人工協助科技也供了她們成為媽媽的新興方法,但是台灣法令並不允許,小毛的媽媽們只好出走到提供多元成為媽媽的國度。小毛的誕生,開拓了成為媽媽的新方法,也促發我們反思目前的制度框架。目前全世界針對人工協助生殖科技有法令規範共計53國,僅20國限定已婚夫妻才可使用,其中12國為回教國家,另外8國是亞洲國家,包括台灣。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就主張同志也應享有生育權,呼籲要像許多先進國家一般,享有使用人工協助生殖科技的權利。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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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在圖博花園裡的異種玫瑰:紀念達瓦諾布教授

潘美玲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達瓦諾布教授(Prof. Dawa Norbu),一個孤獨的知識份子,他是圖博社會流亡五十多年來,第一位也是當時唯一到西方留學並拿到博士學位的人,2006年5月28日病逝於印度德里,2010年10月有人以他的名字在臉書上開了一個帳號,上面寫著:「這個人先於他的時代。當他在世之時,他的社群從未能瞭解和認可他的貢獻。然而,歷史將永遠記住,他是一位偉大的學者及其著作的價值。」 【自由廣場上台灣民眾聲援圖博。迄今有121名圖博人以自焚的形式抗議中國統治】 我們圖博人也需對自己的悲劇負責:流亡經歷與學術 達瓦諾布於1949年出生於圖博的貧農家庭,經歷了1959年中共入侵圖博的武裝衝突,達賴喇嘛出走,十歲的他和家人也隨後流亡到印度。到了印度之後,他並沒有接受傳統圖博教育,而是到西方教會辦的寄宿學校St Stephens College(聖史蒂芬學院)就讀,1973年以英文寫作出版Red Star Over Tibet(圖博上空的紅星),該書主要是以一個兒童的角度,同時透過他母親的敘事,紀錄1959年前後在家鄉所發生的事情,對當時圖博傳統社會文化生活有非常詳細的描寫,中共到來所造成翻天覆地的影響,進行了第一手的觀察。 該書提供了傳統圖博社會面對共產社會體制的常民觀察與反應,根據他的觀點,當時的舊圖博政府是腐敗無能的,是封建主義的;而中共的統治「儘管借用了一切革命的辭藻,從根本上來說,是殖民主義的,不人道的,暴虐的。」他同時追究藏人的病根,尤其是上層人物的瀆職,「我要斷言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我們藏人對我們自己的悲劇是負有責任的」。雖然達瓦諾布完成這該書時,還是24歲大學畢業的年輕人,但三十年下來,這本書依然是研究圖博當代社會和歷史的英文經典之一。 【在「圖博上空的紅星」此書,達瓦諾布除了批判中國的殖民,也批評圖博舊社會的封建體制。左圖為1936年的富裕家庭】 1972到1976年間,他擔任Tibetan Review (圖博評論)的主編,這是一個以英文出版的雜誌,提供各種有關圖博事務的觀點,財務上和觀點上力求獨立於政府和任何利益團體,雖然在達瓦諾布任職期間,該刊物因為財務困難,而必須接受流亡政府的協助,但他們仍維持一貫的獨立主張,對流亡政府也同樣提出批評。隨後他到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就讀,1982取得博士的學位,他的論文「Marxism,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The Rise of Neo-Nationalism in Communist Countries」(馬克思主義、民族主義和革命:共產國家新民族主義的興起),處理馬克思主義和民族主義如何共存的問題。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主張「工人無祖國」,強調階級革命超越國界,唱的是國際歌,但當代共產國家卻表現了強烈的民族主義。他指出,這個矛盾現象,是因為反資本主義的普羅階級和反殖民主義的民族主義者,剛好面對的是同樣的敵人:「帝國主義同時也是殖民主義」,也就是說,在當時國際政治環境脈絡下,造就了對立的兩種意識型態可以結合的條件,進而構成共產國家的特色。 主張圖博文化主權獨立的知識份子 回到印度之後,達瓦諾布並未在流亡政府尋求官職,而是到德里的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尼赫魯大學)中亞研究系任教,除了發表期刊論文之外,也相繼出版了Tibet: The Road Ahead(圖博:未來之路,1998)、China’s Tibet Policy(中國的圖博政策,2000)、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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