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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動能與年金改革:從擴張到縮減

施世駿 /臺大國家發展研究所 台灣在1990年代民主化之後,開始黃金十年的社會政策擴展階段,逐步建構起各面向的社會保障制度。其中最廣為稱道的是1995年實施的全民健康保險,整合了以往制度零散的醫療保險種類,建立起以衛生福利部中央健保署為主要調控者的全民醫療保險。不管是醫療成本控制與服務提供,全民健康的成就令人矚目,被視為臺灣民主化過程中建立的指標性醫療保障制度,也成為正在從事醫療保障改革的國家參考對象。 與健保同時啟動的社會保障項目──年金改革,也在1990年代逐漸浮現,繼而驅動長達數十年的年金改革。有趣的是相較於醫療保障制度的改革,台灣的年金改革不管在制度整合、保障程度等方面,都呈現明顯的落差。2007年台灣開始「國民年金保險」,涵蓋還沒有老年保障的群體;在2009年針對勞工保險實施年金,改進原先只有一次性給付的缺失,但是整體而言,年金制度的職業群體制度零碎、不同職業群體之間的保障程度差異等等問題,依然沒有在改革後獲得完善解決。 這些問題積累出福利改革的動能,隨著2016年民進黨在大選獲得勝利並取得完全執政的條件,「改革」成為人民殷望的兩字。在台灣的民主政治下,處理福利擴張,卻是依循完全不同的邏輯:前者意在擴張既有社會政策,或是實施新社會政策以確保社會群體的福利,而後者卻是在制度的壓力下(例如財務虧損)必須削減既得利益者的福利。但是既有的絕大多數探討台灣福利發展的文章,仍然集中於瞭解民主化與福利擴張的關係,並沒有試圖進一步瞭解民主化與福利削減的關聯。重新瞭解這兩種制度邏輯的差異,將有助於我們理解當前發生於周遭的福利改革現象。 ◎民主化下的台灣年金福利擴張(1990~2008) 民主化的轉型明顯改變東亞社會政策的發展輪廓,包括年金在內的社會政策,逐漸朝向普及式的制度擴張,使得學者開始注意政治民主化對東亞福利體制的正面影響。政黨競爭、社會運動對於威權執政黨形成壓力,必須回應福利擴張的訴求。即使在民主政治中,社會政策也常常被當作籠絡選民的手段,藉此爭取其選票支持;只要政黨競爭愈激烈,對於福利政策擴張愈有明顯的效果,因此把民主化當作一個重要的觀察指標。民主化激發民間部門展現的社會力,加上政治部門順應新的選舉規則,二股力量交互運作下,為台灣年金制度發展帶來新的動力。 【國民年金成為台灣民主化下的選舉手段】 自從1990年代以來,台灣老年經濟安全體系的變遷,涵蓋三個制度層面:(1)基礎老年經濟安全體系的建構與擴張;(2)前述之職業相關老年經濟安全制度的改革;(3)國民年金制度的建構。其中尤其是國民年金的規劃及發展長達十五年,1993年內政部社會司邀請學者專家及政府相關單位共同組成「國民年金制度研議小組」,1994年行政院經建會成立「年金制度專案小組」,在此專案小組中研議出「國民年金制度規劃報告」,但逢1995年的健保開辦,年金政策因而停擺。1996年重新啟動討論,又因1999年的九二一大地震而終止。2000年以後,經建會重新檢討,以社會福利會議的推動為主軸,卻爭議未果;在2004年之後不再以專案小組的方式探討,而轉為政府部門的規劃協商,最後於2007年通過三讀。從一開始提出「業務分立、內涵整合」的整合方案,其間經歷數個版本的爭論,最終以分立式小整合方案通過收場,亦即由各個年金保險各自運作,再另外設立「國民年金保險」涵蓋尚未加入任何既有年金保險的剩餘人群(例如失業者與家庭主婦)。 除了國民年金的討論之外,2002年以後,最重要的議題即是勞工退休後的經濟安全不足的問題。在1984年勞動基準法公佈實施之後,真正提撥退休準備金的單位數並不多,而中小企業平均壽命僅有13年左右,因此許多勞工退休後的經濟來源多是依賴勞工保險的一次性老年給付和私人所得移轉,勞退金成為當時的改革重點。 對於勞委會所規劃的勞工退休金新制,最主要的爭議在於提撥率多寡的問題,因此在政治妥協下,很快就於2004年通過。勞退金新制雖然一開始主要是為了因應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彈性化勞動體制,但是通過勞退金新制也代表著台灣勞動市場彈性化的里程碑。然而,勞動彈性化卻依然沒有成為台灣國民年金的主要議題,也非勞工保險老年給付改革的主要議題。因此,在2005年之後對於國民年金規劃的主要爭議也未因應勞動彈性化所帶來的挑戰,主要爭議反而是在是否與勞工保險整合,包括費率、給付內涵或是實質的保險人部分。最後因為民間社會福利團體仍有不同意見,而無法送立法院審查。 2006年召開「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對於國民年金規劃雖然有所共識,特別是指出國民年金應該整合勞工保險,成為整合式的國民年金體系,然而,這其實與之前的規劃有所差異存在。從1990年代末期開始,一方面為了避免增加企業額外的非勞動成本;另一方面,因為整合式國民年金體系會面臨制度整合的困難,無法在短時間內解決,進而影響國民年金制度開辦的時間,因此規劃方向傾向分立式的國民年金體系,也奠定之後國民年金體系的基礎走向。 2008年十月實施的國民年金涵蓋人口,即是還沒有加入勞工保險及軍公教保險的人口群;第一年保費為6.5%,第三年則調高0.5%,之後每兩年調高0.5%至最高12%;其中政府將會負擔40%,其餘部分則由個人承擔。給付部分則是根據兩種公式計算擇優。 另外,國民年金有最低保障的規定,領取資格卻有附帶條件。新規定的勞保年金,主要有下列三點:第一,老年給付的方式將由一次給付改為年金給付,不過也保留勞工選擇年金給付或是一次給付的權利;第二,保費費率第一年7.5%,費率由第三年起調高0.5%,其後每年調高0.5%,至10%當年起,每兩年調高0.5%,上限為13%。據估計將在2027年左右保費費率將會調至最高。所得替代率的部分,則為1.55%。易言之,一旦可以領取全額年金,那麼每月的所得替代率將會高達46.5%。第三,老年給付請領年齡將逐漸提高至65歲。第十年提高一歲,其後每兩年提高一歲,以提高至六十五歲為限。也就是說約在2026年時退休年齡將達到65歲。 ◎進入福利縮減的政治動能年代(2009~) 台灣自民主化以後的福利擴張,到2009年開始實施國民年金時達到極限,至此已經建立起涵蓋全民的老年經濟安全體系。隨著各項年金保險或津貼制度的財務問題日益浮現,往後的政治動能轉向福利的改革,開始更為艱鉅的制度改革。 國民年金的通過卻引起兩項爭議。第一,基礎的國民年金體系已經通過,但是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卻依然是一次給付,因此社會團體也積極推動勞保年金化相關的改革。其中最大的爭議即是保費以及所得替代率,一直延宕到2008年國民年金開辦之際才通過法案。 其次,國民年金體系將農民納入保障人口之列,然而卻引起農民團體的抗議。勞保年金化、農民和國民年金脫勾的要求,很快的在國民黨重新執政之後獲得重視,2008年七月,隨即在立法院通過國民年金和勞工保險條例的修正法案。前者確定國民年金於開辦之際將會排除農民,農民依然以農民保險為主,且領取老農津貼。 此刻的年金制度依然面臨主要困境:一、職業群體制度零碎、不同職業群體之間的保障程度差異等等問題,使得各自的利益團體間缺乏互信,抗拒相關群體的福利緊縮。二、與此相關的是政府管理部門分立,造成彼此各行其是,在制度整合時立場分明,形成改革阻礙。這些問題在2000年以後民進黨執政後浮現,成為年金制度無法實現大整合的主因;另外也由於當時朝小野大的政局,導致重大改革難以在立法院通過。即使在2008年國民黨重新取得立法與行政的完全執政優勢,依舊無法在制度整合或個別年金制度的改革上取得成果。除了2009年的勞保年金化與2014年修正老農津貼領取門檻之外,其他的改革芻議例如2013年考試院的公教人員年金改革、以及行政院提出的勞保年金改革草案,多半無疾而終。隨著各個年金制度財務日益吃緊,蘊積了充沛的政治動能,進而賦予2016年重新上台的民進黨政府推動改革的正當性。 ◎「年金改革」字眼,已經從「票房毒藥」變成「政績加分」 自從蔡英文上任總統後,出現最多的辭彙大概就是「改革」兩字,此時任何的制度改革都不再只是招致責難,反而可能是政績加分。在年金議題上,曾經在扁政府時代擔任政務委員的林萬億教授重操舊業,採取跟過去有別的做法,在總統府的層級設立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邀請各方代表共38名,每週聚會討論相關議題,藉此凝聚改革共識。等到委員會討論階段結束,將召開國是會議進一步與公民社會對話,最後才會進入立法階段。 【年金改革已成為蔡英文總統最大的挑戰】 資料來源:https://www.flickr.com/photos/presidentialoffice/27576133720/ 自從2016年6月23日召開第一次會議後,目前仍然處於政策討論的階段,尚難論其成敗。但是從福利制度變遷觀點來看,我們可以期待此次的年金改革,是處於較有利的制度環境:大幅的改革獲得更高政治正當性、民進黨第一次得到行政與立法完全執政的優勢、總統府層次的政策討論與整合。這些將克服過往年金改革所面臨的制度障礙,超脫官僚體系各自為政的困境,應該可以解決年金制度的陳疴,達到一定程度的整合。 儘管如此,福利撤退的政治牽涉到資源分配的衝突:如何在蛋糕變小的情形下,讓每個人都覺得公平分到一口,顯然是高難度的技藝。年金改革委員會議程中爆發的零星火花,以及軍公教團體在9月3日的上街遊行,應該只是這場改革政治工程的剪綵儀式,接下來的改革過程勢將面對更多的社會群體集體動員阻力。 【913軍公教人員走上街頭拉開反年金改革的序曲】 資料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 另外一個可預見的考驗在立法院:即使委員會運行順利,得到政策改革的共識,在法案進入立法階段將面對更多利益的折衝。馬英九時代的顛簸經驗已經說明,完全執政並非行政一帆風順的保證,關鍵更在於領導人是否有高超的政治手腕,駕馭不同縣市選出的黨籍立委意向。一個觀察指標將是軍公教年金與老農津貼的改革進度對比:軍公教群體往往是國民黨的支持者,所以在本屆立法院民進黨籍立委佔多數的情形下,在沒有損失選票的顧慮下,應該會從根本處理軍公教年金與勞保年金不均的問題。反之,農民群體雖然佔台灣全體人口的一小部分,卻多半身處南台灣的農業縣市,是民進黨立委的重要票倉;能否有效解決老農津貼的弊病,將可檢驗綠色執政是否真正具有徹底改革年金的決心。 基於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用一句德語名言,捕捉當前台灣年金改革的制度動態:「上一個改革後即是下一個改革前」(Nach der Reform ist vor der Reform),單靠一次性的政策改革難以畢竟全功,而遺留的問題將需要下一個改革新措施加以應對。這一輪年金改革揭開台灣福利撤退的序幕,值得我們繼續關注民主政治如何影響這方面福利改革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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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小孩居然留在教室寫這種東西,我們需要談談嗎?談德國小學的學習與生活

周怡君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我想這是很多社會學者都會遇到的情況,不管自己研究的主題是什麼,只要家裡有小孩,無論到哪一個國家,就會關注和小孩相關的社會現象和制度,並嘗試分析和比較。今年暑假我到德國進行移地研究,申請學校的時候,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地方可以安置家裡九歲和三歲的小孩,否則移地研究可能馬上變成移地家庭照顧。 【德國小學沒有圍牆,不像以前台灣的小學空間設計好像軍營】 經過大學的外國學人接待單位協助,小兒子直接送到大學裡頭,專為外國學人所設置的幼兒園,大兒子進到居住地附近的德國公立小學就讀。一切溝通好之後,我的大兒子開始去上德國公立小學。原本擔心孩子上課聽不懂德文什麼也沒學到、跟其他小孩不能溝通沒朋友,可能討厭或抗拒去上課。結果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孩子每天急著去上學(媽,拜託你上廁所快點,我不想遲到!),下課去接他,要等他依依不捨和大家說再見後,才離開學校(拜託,不能讓我多待一會嗎?)對照他在臺灣每天早上要去上學無奈的眼神、完全是待宰羔羊的神情、傍晚去安親班接他的極度疲憊狀態,告訴我他今天「拼」完幾份評量和考卷,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德國小學教育的特色 網路上關於德國教育制度的介紹已經很多,我想在這次巷仔口和讀者分享的,是透過一個臺灣母親在德國近兩個月的參與觀察,所做出的德國小學生學習和生活的微型觀察報告。特別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德國社會和教育體制對小學生在學習興趣與動機上的小心維護,他們對學習興趣的誘發和維護。德國小學教育並非沒有任何要求、也不是全然的內容簡單,其中的特色,我大致整理出幾點。 從生活中學習 上學第一天,我到小學和負責接待外國學生事務的教務主任溝通時,她說:「德國小學的基本學科認識,其實都不算難,主要目標是要讓學生系統地認知日常生活。學生在學校能交到朋友、喜歡上學、喜歡學習,這才是最重要的。」我注意到,他們許多課程經常需要離開教室,像是去游泳池上體育課、去城堡或教堂上歷史課、去附近的公園或森林上自然課。學習內容與取向似乎與小學生居住所在地或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學習不限定在校園內、教室內的書本】 從找尋中學習 引發學習興趣的課程內容是否可能過於簡單或淺薄?我的觀察似乎也非盡然如此,像是地理課介紹非洲,學習內容不只是了解非洲有哪些國家?國家首都在哪裡?國家人口多少等等;而是同時讓學生理解非洲面臨的許多問題(象牙盜獵、飢荒、貧窮、內戰、愛滋等)、非洲飲食(我承認這題把我整慘了,因為學校要求父母讓小孩帶一樣非洲特產或食物去學校…)等等。孩子回家每天興致勃勃的提問、很多老師認為他們應該去社區圖書館、去問問家長才能獲得答案的問題,像是:為什麼大部分非洲國家貧窮?為什麼那麼窮還有錢買槍打內戰?為什麼很多人那麼壞、去非洲把大象殺死只是為了要那兩支象牙?非洲國家有沒有網路?這些都不是一個O或X的是非題、也不是單選的選擇題,相反的,要回答這些問題多少都涉及了歷史知識、生態立場、種族差異、國際政治、資本主義經濟等議題的瞭解。但是,這絕對比背誦或記住非洲國家的總統是誰、或非洲某國的平均薪資、、、真的有趣多了。小學生找尋答案的歷程、和父母親一起討論的過程,比起死背死記教科書上的內容,又增加了學習的趣味、比教科書能寫的更多、也增加學習的品質。 學習不一定需要重複練習 引發學習興趣與動機,並不等於不斷重複練習。印象很深的是,大兒子下午去的安親班,整個教室裡滿滿的各式樂高、積木、教具、足球、體育器材和書籍,我注意到書架上沒有一本長得像臺灣從小學一年級就有的評量和考卷。安親班的時間安排大概是:中午十二點下課到下午一點吃午餐,在這段時間,小朋友可以在安親班教室玩積木、拼圖、教具、讀故事書等,也可以出去外面遊戲或踢球;下午一點到兩點吃中餐;下午二點到下午三點半完成學校給的作業,三點半到五點可以在教室或到外面去玩耍。安親班老師特別解釋:「不是每天、也不是每個班級都有作業,所以沒有作業的小朋友想待在教室、必須安靜看書或做其他事,不能影響他人的作業時間;不想待在教室的小朋友、就出去外面玩耍,我們都有老師在外面注意他們的安全,直到五點家長來接回。」大兒子去德國小學上三天課,每天都說沒作業,我讓他把臺灣安親班主任「送」的數學評量和國語評量,帶去德國安親班寫作業的時候寫。結果去接他放學時,老師說話了:「今天我班上的小朋友都沒有作業,整個下午都在踢球;您的兒子居然留在教室裡寫這種東西(用手指著數學評量)。我覺得很奇怪,我們需要談談嗎?」 從遊戲中學習 德國對小孩的玩耍這件事,有很多的寬容和投入,街道掃得乾乾淨淨不准丟垃圾、垃圾亂丟也會被抱怨,但是小孩在社區道路上塗鴉畫跳格子,卻不會被指責。德國小學有很多課程設計,就是讓孩子離開教室,第一天帶大兒子去上學,遇到德國朋友的十歲小孩正躲在學校旁的灌木叢中,我問他怎麼不在教室?他說老師讓他們出來抓X蟲(拍謝,沒聽懂)回去觀察。下午到五點的安親班,當天沒有作業的小朋友,除了吃飯時間外、其他時間可能都在玩耍。小孩玩耍不是踢球,就是爬高爬低、追來追去,德國小學校園裡,通常沒有臺灣的塑膠搖搖馬、要轉好幾圈的塑膠大象溜滑梯等配備,反而大部分都是以木頭、麻繩為材料所建造的簡單設施,像是樹屋、木橋等。某天下午,學校老師準備了一堆大型木頭、幾個廢輪胎和大木箱。小孩馬上發揮創意,把一塊長方形扁木頭架在輪胎上,身體直接坐進木箱上,從木頭上滑下,高興的吱吱叫;稍後還可架得更高、或多個木箱一起順序滑下,也一樣玩的津津有味,如果再拿條水管來噴水,小孩就更開心了。創意是從自然和簡單的玩耍和遊戲中逐漸引發和產生,並不一定需要臺灣坊間那些太矯揉造作且貴得嚇人的「創意課程」或是「創意玩具」。 【遊戲一直是德國小學教育的重要一環】 從被尊重中學習 我和當地德國小學老師聊天時也發現,他們很少用以上對下的口氣在命令或是評價學生,大部分用肯定、理解的、鼓勵的、中性的字眼表述他們對學生的觀察和建議,例如「XX本來就是比較害羞的孩子,我們不能強迫他一定要做什麼」,而不是「他還是應該要過團體生活」;或是「專心不是每個小孩都能做到的、很多大人也有無法專心的狀況」,而不是「既然大部分的人都能做到、他也應該做到」;或是「這個狀況等他長大可能會有些改變,我們要有耐心」,而不是「小學就這樣,以後怎麼辦?」。對我來說,大人能嘗試理解、客觀分析小孩的行為,就是一種對小孩的尊重。成人比小孩年紀大、生活經驗多,但不代表成人就可以任意主觀評價小孩。很多成人後天行為其實來自孩童時代的學習與模仿,這幾乎是人盡皆知的觀點。大人對小孩的不尊重很可能被模仿學習、進而複製到往後的成年生活,長大的小孩也會複製孩童時代所經歷的以強對弱、以上對下的相處模式;同樣的,大人對小孩的尊重也會被學習和複製。 【老師帶著大玩具跟學生一起玩】 ◎「輸在起跑點」的德國vs「必須拿冠軍」的台灣 對照德國,從自己孩子在臺灣小學教育中的經驗,我深刻感受到,那種「不能輸在起跑點」及「小孩聽話才乖」的教育特徵,還是很鮮明反應在我們小學生的生活。在臺灣小學不管什麼科目,很快地回答出答案,就被認為聰明反應快、能夠重複的寫評量和考卷而不抱怨叫做用功,最好還能參加鋼琴、XX數學競賽並拿到冠軍,前途才會一片光明。小孩要能做到一個蘿蔔一個坑、上課不要亂動,不然老師會請你罰抄課文或生字作為處罰,然後也千萬不要問老師說:為什麼行為問題是用罰寫課文這種學習事項來處理、難道小孩不會因此討厭學習嗎?否則老師就會請你帶小孩去看醫生,因為小孩可能有ADHD,如果不處理就會影響自己和他人學習、對班級造成困擾。但是老師沒有時間特別為你的小孩個別處遇、因為班上很多學生、而且也沒有協助人力,麻煩家長把小孩處理好再帶來學校。   【台灣教育從小就要求不斷競爭拿冠軍】 在這種群體的、目標的、績效的學習導向中,那些不具有這些特質的學生,個體的特殊性被嚴重忽視(或許說被敵視)、更不可能得到鼓勵或尊重。可能很多小學老師會說:「我們也是很認真的在教孩子,社會結構就是這樣、很多父母也是這樣要求,全班那麼多人,不然是要叫我怎麼辦?」這樣的教育氛圍,當然是受到當代績效主義社會的影響,但是又何嘗不是一種儒教思考下,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欠缺對個人選擇尊重,還有威權體制缺乏反省的社會結果?如果每個教育體系的行動者都只聲稱他們是被動地受到社會結構影響,那麼他們作為教育行動者的主體性又在哪裡、該如何被評價? ◎讓學生不敢上大號的台灣小學!? 臺灣和德國小學,不僅是在學習觀念上存在差異,就連小學的學習環境都不太一樣。印象很深的是,大兒子在德國小學,想上廁所就隨時去解決,因為學校的廁所都很乾淨明亮、沒有臭味。而臺灣教育機關花很多經費放在大學建設,有些大學經常拆掉舊大樓、重建新大樓,大樓有冷氣和乾淨的廁所,大學會派清潔人員去清洗廁所;但是看看臺灣公立小學基礎建設,教室多數不裝冷氣,因為學校付不起電費;廁所很多又老舊又臭,孩子從上小學開始,一直都是忍住大號回家再上,因為學校的廁所就是一條看起來很黑暗的水溝,連大人去上廁所都要忍住呼吸的那種環境,然後學校還要小學生去打掃廁所。臺灣的教育經費不放在改善小學基礎教育環境中的廁所和教室,讓小孩有個被尊重的環境來學習,但卻要他們服從教師、服從校規,還要寫評量和考卷。 【從廁所也可以看出學校對於小孩教育是否尊重】 資料來源:do.nw.schule.de/ 德國很早就存在對於其中、小學體制的批判,例如:學校大部分都是中午十二點到下午一點就放學,某些批評者認為,這樣少於其他國家教育體制的上課時間,可能讓德國小孩學習得比其他國家小孩還要少;有些則認為,小孩太早下課,不利父母參與就業市場(所以後來也才有學校安親班的產生)。不過,德國小學即使有安親班,他們在學科內容上也沒有學得更多、或做更多的重複練習,應該說,反而延長了在學校玩耍遊戲的時間,也就是名符其實的發揮「安親」功能、而不是「增加學習時間和份量」。但也有其他論點認為,德國學校體系不應該一味的配合資本主義勞動市場的上班時間,相反的應該縮短勞動市場的工時,好讓父母和小孩有更多的共同家庭時間。不過,是不是像德國小學生這樣上課時間少、不做練習卷,長大就會不成材、超級「沒有競爭力」?從各種經濟指標、學術發展狀況、音樂藝術、國際運動賽事成績等面向來看,德國的小孩和其他國家小孩比較起來,「輸在起跑點」上的德國小學教育,並沒有讓他們在往後成人生活中「沒有競爭力」;相反的,在德國等車、搭乘火車和公車時,你會看到很多年輕人在看書;在大學校園中,你會看到年輕大學生隨處席地而坐,不是看書就是在做筆記。 不管讀者是否認為這是一篇崇洋媚外的小文章,這點你無法否認:什麼時候臺灣教育環境和父母能讓評量和練習卷消失、鼓勵孩子遊戲和自發學習、尊重孩子的個人特質、重視小學生的學習基礎建設,讓那種以「競爭力」為導向的目標學習所帶來的緊張和焦慮氣氛都能放鬆下來,讓孩子、家庭、教師得到解放,才有真正享受學習的樂趣、廣度與深度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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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之外:Pokémon、隱私與國家安全

張耀中 /澳洲Monash University 犯罪學系 神奇寶貝(Pokémon,現稱「精靈寶可夢」),為任天堂在1996年所推出的一款Game Boy遊戲。此款遊戲在當時風靡一時,而以神奇寶貝為主角的漫畫、卡通以及相關的週邊產品,例如遊戲紙牌,也紛紛被推出。從1998年起迄今,每年均有一部神奇寶貝的劇場版電影推出。而任天堂更於1998年設立精靈寶可夢企業(The Pokémon Company),專門負責神奇寶貝的動漫商品買賣、遊戲企劃開發等內容。 神奇寶貝誕生20週年之際,今(2016)年任天堂與精靈寶可夢企業,結合專門製造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簡稱AR)遊戲的Niantics,創造出讓大眾為之瘋狂的Pokémon GO! 此一手機遊戲在2016年初於日本、澳洲、紐西蘭及美國等國家進行測試,2016年7月初,首先於澳洲與紐西蘭發行,隨即在美國、日本與歐洲等國推出。在臺灣與香港的民眾的引頸期盼下,此遊戲也在七月下旬於香港,而臺灣用戶在八月初也正式加入擔任神奇寶貝訓練員的行列。但也有不少國家,如中國、韓國與伊朗,基於安全理由,不願意開放Pokémon GO。 【全民抓寶的景象,跟廟會好像有點類似】 Pokémon GO之所以盛行,主要是結合了神奇寶貝的魅力與擴增實境的功能。玩家可以在現實環境中補抓神奇寶貝,在商場(Pokémon shop)獲取神奇寶貝球與其他寶物,並可以在道場(gyms)中進行神奇寶貝的訓練與對戰。然而Pokémon GO並非是第一個擴增實境遊戲,Niantic Labs在2013年便已開發類似的擴增實境遊戲Ingress。Ingress此一遊戲在推出時並沒有受到大家特別的重視,但它卻為Pokémon GO的順利推行奠定了相當的基礎。Pokémon GO遊戲中的道場與商店(Pokémon shop),均是Ingress 遊戲中的能量塔(Portal)的位置。兩款遊戲的設置,均與Google 地圖緊密結合,也因此這些道場與商店的位置,通常都是處於大家熟悉的地標,例如公園,商店或是觀光景點。不同神奇寶貝出沒的地點,也會配合現地環境,例如在海邊與河邊就比較容易看到水系的神奇寶貝。 ◎Pokémon GO衍生的新現象 Pokémon GO最早引起筆者的注意,是因為澳洲媒體大幅度報導關於澳洲北領地警察局被神奇寶貝訓練者「入侵」的新聞。北領地警察單位更在官方臉書上說,民眾不需要進入警局便可以抓到附近的神奇寶貝「穿山鼠」(Sandshrew),更提醒遊戲者「穿山鼠」不會一下子就跑遠,因此過馬路時應該抬起頭看看兩邊,「安全的抓住所有的神奇寶貝!」(“Stay safe and catch ’em all!”)。 當然,Pokémon GO所出現的新狀況,不只有上述警察局遭「入侵」一樁。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內,Pokémon GO的玩家已經造成相當多的交通意外。澳洲維多利亞州就曾發生19歲的駕駛因為邊開車邊玩Pokemon GO而導致車禍的事件。該州政府也在此一事件後,設置了將近40個標誌,提醒用路者不要一邊開車一邊抓神奇寶貝 (Don’t drive and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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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就是一項政治行動:政黨輪替應有的價值

王金壽 /成大政治系,中山社會系 蔡英文總統近日提名謝文定、林錦芳為司法院正、副院長,引起軒然大波。許多論者皆以謝文定、林錦芳過去的行事風格、資歷等等來評論這件事,不過這裡我想改以臺灣過去二十年來政黨輪替與司法改革之間關係,來評論這件事。 【提名謝文定、林錦芳為司法院正、副院長,引起軒然大波】 資料來源:黃國昌立委臉書 ◎從基層出發的司法獨立改革 臺灣的司法獨立改革,一開始並不是以制度改革為出發點,而是個別的法官與檢察官透過個案所引發的抗爭行為。一開始是吳蘇案(高新武檢察官),接著是蕭天讚案(彭紹瑾、李子春檢察官),最後是法院的謝說容案(謝說容法官、張國彬法官兼庭長)。這三個案,有一些共同點。首先,所有的改革行動都失敗。二、幾個參與改革行動者,都是相當年輕的檢察官和法官,剛進入司法體系不久,還沒有完全被這體制馴化。三、參與改革行動者後來不是遭受處罰,就是被迫辭職離開司法體系。 台灣司法體系的實質改革,包含司法事務分配、參與人審會、廢除送閱制度、司法預算入憲,係於1993年底才在台中地方法院展開。台灣法院的獨立改革有幾個特色。一、大部分的改革者,都是待在基層地方法院的法官,且相當年輕,當時年紀都小於四十歲。二、幾個改革運動都相當成功。三、不像過去參與抗爭的檢察官被迫辭職,大部分法官有意地繼續留在法院體制內進行改革,即使有政治人物希望這些法官能參與政治,但這些法官認為只有繼續留在法院內,司法改革才能有實質進展。相反的,一些有爭議的法官不是辭職就是被懲處。四、國民黨和司法院面對年輕一代法官的改革運動,並沒有太多的反擊動作。 不過在這一波司法改革趨勢中,卻有另一個意想不到的改革動力,它來自於司法院體制階層的最高點:司法院長施啟揚。臺灣那時的政治和社會改革動力主要來自社會基層,沒有人會想到,在國民黨威權政權下被提拔、且擔任司法權最高位的施啟揚,有可能成為改革動力來源之一。 【國民黨背景的施啟揚,意外成為另外一股司法改革的動力】 施啟揚是民主化之後、司法獨立改革過程中,最受爭議的人士。他在擔任司法院長時,剛好是台灣民主轉型時期,也是體制內基層法官和體制外社會團體要求改革的時期。對於他在司法院內關於司改的評價,卻是完全兩極。改革派尊稱他為「獨立先生」,但民間改革團體不僅質疑施啟揚的司改理念,後來甚至全面抵制施啟揚,施啟揚的下台多少跟民間改革團體的抵制有關。 施啟揚雖然在外部失去政治上的支持,卻在內部得到改革派法官的支持。1997年年中,施啟揚因為書記官調薪案,欲請辭司法院長時,得到過去和司法院採取對抗立場的改革派法官的慰留。至此,改革派法官與司法院的關係由敵對變成合作關係。 ◎改革派法官擔任人事處長帶來制度的衝擊 施啟揚與改革派法官的合作關係,在1998年進入另一個層次:他任命了改革派法官呂太郎擔任人事處長。人事處提供人事案的來源與資料,但最後權力決定機構是人審會。在過去,人事處長經常由現任地方法院院長來擔任。呂太郎就任人事處長,代表改革派法官在人事權上,從過去在人審會被動的把關,轉化為主動進行改革,最明顯的莫過於呂太郎執行「免兼庭長」一事。 雖然當年司法改革會議有決議,庭長需有任期,但此決議並沒有強制性。呂太郎開始執行「免兼庭長」的行動後,導致許多法官的反彈,甚至到監察院去檢舉施啟揚和呂太郎,並提起訴訟。但繼任施啟揚的翁岳生繼續留任呂太郎,繼續執行高院法官免兼庭長。此案一直到2002年大法官做出第539號解釋,指出免兼庭長與憲法第81條法官身份保障之意旨,並無衝突,法理之爭才告一段落。 呂太郎在擔任人事處長三年之後,因他個人自己設下的標準(比照庭長任期),而請辭該職位。接任他的職位是同樣具有改革意識的周占春法官。周占春和呂太郎一樣,同是司訓所24期結訓,也同樣在接任人事處長前並無擔任過任何重要的司法行政職。 呂太郎跟周占春擔任人事處長對於體制的衝擊與作為,遠超過兩位司法院長的預期。例如,施啟揚原只希望免兼庭長出現幾個象徵性的個位數字,但呂太郎一共免兼了50幾位庭長。同樣的,周占春為了執行訴訟金字塔化,而拒絕調任何法官到最高法院,他為了這件事,幾乎與當時整個司法高層翻臉。這兩位對於體制的所造成的衝擊、改革(或是傷害,就看你站在那個角度)是讓許多體制內的法官至今對他們相當不滿的主要理由。 ◎司法體系內部的反撥 雖然以前的改革運動,也曾經成功地汰除某些操守不佳的法官,不過體系內仍有許多相對操守沒問題,但對司法體制與理念較為保守的法官,例如吳啟賓、孫森焱、陳計男法官等人,他們與當時司法院長翁岳生的關係良好、資歷期別不相上下,有許多人跟翁岳生還是學長或同學的關係。由於身分、職務與資歷的特殊性,這些人對於翁岳生發揮了相當大的影響力。當他們站出來反對改革派法官,而後者也無法獲得司法院長更大的支持時,台灣的司法體系內部改革動力就次逐漸消失了。直到2012年,基層法官再度發起改革最高法院,特別是廢除秘密分案,才見到另一波的改革動力。[1] 【翁岳生雖然重用改革派法官,但到了後期逐漸疏遠這群法官】 翁岳生雖然早期也重用改革派法官,但顯然呂太郎、周占春帶給舊體制的衝擊已經不是他能接受的,所以一些改革也開始變化,例如原本要執行的庭長任期制,開了一個後門,讓庭長可以無限制的連任。[2]但最重要的是,在周占春之後不再重用改革派法官,而改用跟過去改革派無關係、但在體制內表現良好的法官擔任人事處長。這位新任人事處長雖然是改革派推薦給翁岳生的,但卻不能忘記,是翁岳生訂下標準讓改革派法官去尋找下一任法官來當人事處長。 新任的人事處長在翁岳生的支持下,作風有很大的轉變。她視法官跟一般公務員沒有太大的差別、重視各種數字績效來決定升遷[3],當然最大的變化,是最高等法院的人事。過去周占春拒絕推薦任何人上最高法院,而現在變成要到最高法院的法官,必須先經過最高法院庭長會議的同意,這等於是最高法院架空了司法院的人事權,或說的更直接一點,是司法院長翁岳生同意這樣做。如一位法官所說的,翁岳生到他任期後頭,只剩下司法改革口號,另一位法官接著說,翁岳生至少還有口號,接任他的賴英照連口號都沒有。 ◎政黨輪替跟總統的角色 相對於基層檢察官和法官在司法改革扮演關鍵性角色,我們也發現一些重要的缺席者,最重要缺席者,莫過於政治人物。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1990年所召開的國事會議中,完全沒有司法改革的相關議題,而且法官法草案在立法院擱置了多年。民進黨剛成立前後,也曾經有政治人物攻擊和嘗試要改革司法體制,但是並沒有太大的作用,而由美麗島事件辯護律師轉為政治人物的人(例如蘇貞昌、謝長廷、張俊雄)也沒有因此特別關心司法改革。 李登輝任內對於司法改革也沒有太用心,他甚至拒絕由總統出面召開全國司改會議,導致施啟揚下台。第一次政黨輪替,陳水扁上台,並沒有立即更換翁岳生,之後陳水扁任命了一向受國民黨重用的賴英照。第二次政黨輪替時,馬英九也沒有更換由陳水扁任命的賴英照。簡而言之,政黨輪替的影響,在司法院長這個層級並看不出來。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兩大黨似乎並不特別關注司法院長的政治立場與意識型態,特別是翁岳生跟賴英照。翁岳生在國民黨主政下的戒嚴時期,就開始長期擔任大法官,但同時被不同政黨的李登輝與陳水扁任命為司法院長。同樣的,賴英照戒嚴時期開始就受國民黨重用,之後則被陳水扁任命為司法院長。 ◎陷入僵局的體制內司法改革 2003/10-2007/9,翁岳生還在擔任院長,同時間有許宗力、林子儀、許玉秀(三人任期到2011/09)擔任大法官。依照部分學者與律師的看法,這樣組合的大法官或是司法院長,應該是對於司法改革有很大的助力。我相信他們是高估了這些自由派大法官們的影響力。[4]如果這群人有真正根本性改變司法體制的話,那我們現在也就不需要舉辦全國司改會議。 我相信這些自由派大法官對司法改革是有貢獻,但是不大。幾個理由:第一、釋憲制度必須有2/3大法官出席,出席人數的2/3同意,才可以通過釋憲。如果自由派大法官想要透過釋憲來改變司法體制,他們必須先拉到2/3的票數。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工作,如果無法拉到2/3票數,哪等於是維持現狀。第二、大法官是不介入司法院的行政事務,不管是人事調動、行政管考、或是司法政策,這些都是司法院長的權責。說的更直接一點,這些陽春大法官連人審會委員都不是![5]這些大法官,除了做出釋憲之外,沒有任何權限去影響眾多法官和數以萬計的個案。 臺灣的體制,接近日本的官僚司法體系(bureaucratic judiciary)[6],透過司法院長、秘書長、各處廳長、以及各法院院長所建立的龐大行政官僚體系,來管理控制法官。[7]如David Law所說,我們對於這樣的司法系統的組織結構所帶來的整體性的影響太過於忽略了,而這些才是司法改革的重點之一。 日本這樣的體系運作,幾乎是全世界最保守的,連大法官釋憲都被這體制影響。該體制最保守的其中一點,是由過去類似我們司法院秘書長,來接任最高裁判所的首席大法官,然後再由她/他來控管、監督整個司法體系。不管我們認不認同現有的制度,但現實上就是,臺灣的司法院長只是大法官會議的主席,如果投票的話,他也只是1/15。他握有權力,也會有更大影響力的地方,是在於整個司法行政的官僚體系。 【體制外來的司法院長,經常被傳統的司法官僚體系包圍困住】 臺灣在這一部份顯然跟日本不太一樣。司法院長很少由司法官僚體系出身,臺灣民主後化的幾個司法院長沒有一個是由司法體系出來的。從施啟陽(政治人物)、翁岳生(學者)、賴英照(技術官僚、學者)、賴浩敏(律師),沒有一個曾經在台灣司法官僚體系待過。如果他們對於整個體系運作不瞭解,那他們要如何管控、監督(如果你高興的話,哪用領導兩字好了)整個司法體系?他們身旁圍繞一群司法官僚,例如朱石炎(施啟揚時期)、楊仁壽(翁岳生時期)、謝在全(賴英照時期)、林錦芳(賴浩敏時期)。照理這些技術性官僚應該只是幕僚或是副手,但事實卻不是這樣,反而這些司法官僚經常主導了人事或是政策。所以,當賴英照因為法官集體貪瀆案而下台,他可能會自認無辜,因為哪些人事不是他主導的,但問題是他授權或是放縱這些司法官僚,才導致這個局面。原本政治任命的司法院長應該是帶著民意與社會期許去改革、領導司法體系,但這幾年的經驗卻是相反,沒有司法體系經驗的外來司法院長,被傳統司法官僚體系包圍困住。 ◎2016政黨輪替後的司改起步 對於司法改革,2016的選舉給很多人不同的期待。蔡英文在政見發表會時,公開宣傳要召開全國司改會議,也提名多位過去參與民間司改會的律師,擔任不區分立委,他們也主打司法改革的旗號來宣傳。蔡英文就任後,不僅在就職演說再次提出司改作為他施政新目標之一,還重用民間司改會的前執行長林峰正,擔任國安委員,感覺是要把司改提升到國安層級。過去兩次因為政黨輪替的司法院長、副院長請辭都被新總統慰留,但這一次跟過去不一樣,司法院長、副院長請辭,都被接受了,似乎是全國司改會議真的要玩真的。 而民間團體,特別是民間司改會,早就為全國司改會議做了各種演練。一反過去全國司改會議出現 律師對抗檢察官、法官的情況,司改會這一次主動釋出善意,公開或私底下,拜會了許多法官和檢察官。雖然司改會強調並無預設立場,但因為過去的恩恩怨怨太過深了,很多法官、檢察官都不相信司改會沒有預設立場,大概只有我這一種非法律人,才會相信司改會的說法。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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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運動的研究有用嗎?

何明修/台大社會系 這學期我在台大社會系開了一門大學部的「社會運動」課程,在期中考時,我特意出了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申論題: 「到底社會科學的知識是不是價值中立,不同學者有相異的看法。這學期以來,我們在課堂上主要是探討社會運動如何與為何產生。試問,這些知識考察所獲得結論是否也可以運用於「阻止」、「防制」、亦或是「化解」社會運動所帶來的挑戰?如果你是負責國家安全的政府官員,這些知識是否會有幫助?請你們提供一個經過深思熟慮之後的看法,並且詳細說明其理由」。 如果我是修課同學的話,遇到這樣的題目,要選答「有幫助」或是「沒有幫助」,應該都可以找出很多的理由與說法。這一題的重點當然是要求同學反思性地來看待社會學知識,到底這些關於社會運動的種種理論與概念是否可能被實際運用,甚至是用來壓制社會運動? 我之所以會設計這樣的考題,其實來自兩個很特別的親身經驗。 在2008年的野草莓學生運動之後,有一次我去東海大學參與論文口試審查,那位研究生曾積極參與中部的學生抗議。論文審查對於我們這些職業社會學家而言,早就是一種習以為常的例行業務,但那次的經驗很特別,在口試之後,那位研究生卻給我出了一個難以解答的問題。在學運靜坐期間,她很認真地唸了我在2005年出版的《社會運動概論》,但是她發現,書裏面寫的東西完全無助於她分析當時野草莓學運所面臨的困境。我其實記不太清楚到底是如何回覆她的困惑,我想那時的講法大概是:「研究社運與搞社運本來就是不同的事情,就像理論與實踐本來就是需要兩種不同的知識」。我知道這樣的答案有點欠缺誠意,聽起來像是敷衍了事,後來我十分懊惱,這件事就一直掛念在心上。 另一次的經驗也差不多是發生在同時,有一位主修社會學的學姐那時在研考會上班,她正好在處理一件公開招標的研究計畫案,主題是關於政府如何因應網路時代的社會抗議,因此順便問我有沒有興趣參與投標。在那當下,我當然是哈哈帶過,我那時真正的內心想法是:就算我寫的東西對於社運沒幫助,再怎麼不濟,我也不會去幫政府,讓國民黨官員更了解如何「因應」社運。那時的研考會主委是江宜樺,他顯然是注意到野草莓學運可以透過ptt來發起動員,而不是依靠既有的組織或社團,因此想要採取積極應對。說實話,回到當時的脈絡來看,這樣的想法還滿有遠見與前瞻性,無論是在台灣或是國外,網際網路所帶來的社會運動革命在2008年才正開始發酵(提示:智慧型手機是在2007年上市,因此時行動上網仍不普及。臉書的中文化也是在2009年才上路,當時的社交媒體仍不是很發達)。 不過,隨著江宜樺後來步步高升的公職生涯,從研考主委、內政部長到行政院長,台灣的學生運動也日益加溫加劇,野草莓之後,有各種的抗議運動,例如反國光石化、文林苑都更、反媒體壟斷等。在2014年太陽花運動中,學生所帶領的抗爭更是直接佔領了江宜樺的行政院。最後,也是由於太陽花之後所掀起的各種抗議與運動風潮,「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成為流行的標語,國民黨在該年底的九合一大選中遭逢了前所末有的潰敗,江宜樺才黯然請辭行政院長一職。我不知道當時到底是誰承包了研考會的委託研究計畫,又提供了何種的政策建議?但可以確定的是,江宜樺顯然不知道如何處理「網路時代的社會抗議」,要不然這位被馬英九一路栽培的國民黨新秀,不會如此就折損了政治生涯。   高度建制化的學術知識生產 到底社會運動的研究有沒有用?無論是對於統治者或抗議者而言,認知了政治機會(political opportunity)、動員結構(mobilizing structure)、構框(framing)、劇碼(repertoire)等社運研究的基本概念,無助於協助完成他們的意圖嗎?如果以目前的學術知識生產環境與其要求而言,我會斬釘截鐵地說「完全沒有幫助」。因為無論是在國內外,社會運動研究已經進化成一門高度建制化的領域,其從業人員被期待要解答該領域內部所浮現的研究議題,而不是因應外部不斷浮現的新抗爭風潮。 <<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與進程>> (引用自:蘋果日報,有傘有聚 閱讀抗爭,2014/12/20,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10829392/20141220/53249349) 在英文出版世界,Mobilization(創刊於1996年)、Social Movement Studies(創刊於2002年)已經成為這個研究領域的指標性期刊,而且都已經被收錄進入SSCI,新進的研究人員幾乎必須得在這兩份刊物登刊,以建立自己的專業聲望。一個研究領域出現了旗艦性刊物,意味著已經累積相當規模的從業人員,獲得了專業性的認證,但是建制化也然意味著內部的指涉會日益取代外部的關切,研究的提問是以學術領域之內的發展為依據,而不是現實的社會運動所凸顯之挑戰。就以2011年出現的佔領華爾街為例,大概沒有人可否定這場抗議當代資本主義所加劇的貧富落差之重要性,但是專業的社運研究者卻沒有產出重要的著作。Todd Gitlin (2012) Occupy Nation: The Roots, the Spirit, and the Promise of Occupy Wall Street,以及David Graeber (2013)的The Democracy Project: A History,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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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城惡魔:誰是白色力量城市中的惡魔? - 現代性城市的發展與都市公共性的建立

董建宏/中興大學景觀與遊憩碩士學位學程   (2013/8/3 凱道萬人送仲丘-廢除軍檢還原真相活動 引自youtube) 2013年8月,超過25萬多數彼此不相識的身著白衫的群眾,走上台北凱道,最後形成「白色聖十字」,為一位遭受到國家軍事體制不當凌虐,而不幸身故的義務役下士洪仲丘,聲討保守反動的軍事體系與國家機器。最終,不但迫使政府道歉,也敲下了國民黨與馬英九政權的第一聲喪鐘。一年後,號稱「白色力量」所支持的「白色巨塔」中的異類醫師,成為十六年來,首位「天龍國」非國民黨籍的市長。這樣一股建立於社會與城市集體公共利益的人民力量,被視為是台灣這幾年邁向民主深化的進步城市象徵。 但是,與這股進步的白色力量同時共存的,卻是一連串的隨機無差別殺人殺童事件引發的集體恐慌,自2014年台北捷運發生鄭捷無差別殺人事件之後,(2015龔重安北投文化國小女童割喉血案、以及最近不幸慘遭王景玉隨機殺害的女童事件)。這些隨機無差別殺人事件,其實早自2009年的黃富康隨機殺人案之後,就不斷成為城市生活中的不定時炸彈。於是,一個幽靈 ─ 恐懼「惡魔」的幽靈 ─ 在這個號稱白色進步力量的城市遊盪。所有看似不同的進步與反動的力量,因為恐懼「惡魔」而團結起來了!眾人們開始進行獵巫的行動,希望可以讓這個籠罩著白色城市的惡靈,消失在這個號稱進步的城市!而2016年5月10日,只剩不到十天就要卸任的法務部長,簽署了最後一份的死刑執行令,將人人皆曰可殺的鄭捷,快速執行死刑判決,更讓這個白城惡魔,以及他所召喚的各種恐懼的幽靈,迅速的籠罩著這個看似進步的白色力量城市。   如何看待惡魔引起的恐慌? 那麼,從社會學的角度來思考,我們要如何看待這樣一個進步城市發展下,無差別殺人「惡魔」的出現?以及,這樣的「惡魔」,為何掀起城市集體的恐慌? (The Devil in The White City  引自http://goo.gl/ZVO58D) 2003年,Erik Larson,美國著名作家,發表了一本有趣的歷史小說:The Devil in the White City(台灣翻譯為:白城魔鬼)。在這本小說中,Larson以1893年前後那場改變芝加哥城市命運的「芝加哥世界博覽會」為背景,描述了1871年芝加哥大火之後,在資本主義的狂野發展下,快速成長且意圖浴火重生的當代美國城市的發展史。故事背景的城市芝加哥,是當時美國中西部最重要的城市,因為水利之便,與中西部的農業發展,這個城市主導了美國中西部的發展,當地的製造業與商業活動在19世紀成為美國中西部主宰的經濟力量。在日後因為農產品榖物等的交易繁榮,而成為美國、乃至後來世界主要期貨的交易中心。1871年的那一場大火,非但沒有打擊芝加哥城市發展的企圖,反而在資本主義與國族主義的交互激勵下,決定爭取哥倫布紀念博覽會(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來證明芝加哥的榮耀與進步。之後由Daniel H. Burnham與Frederick Law Olmsted等建築師,以景觀環境設計與主體建物合一,將自然環境元素與人工科技術的巧奪天工之建築整合,創造優美的生活環境,作為規劃設計的準則。他們認為,博覽會的目的,不僅僅在展現當代科技技術的進步,更重要的是展現一個現代性的城市的風貌,同時洗刷芝加哥在19世紀時惡名昭彰的都市環境。因此,他們將博覽會會場的主要建物統一漆成白色,而讓芝加哥由原本漆黑的工業城市,轉型成為城市美化的白色城市(White City)。這場藉著博覽會這個結合國族主義與工業資本主義而興起的城市美化運動(City Beautiful Movement),讓芝加哥的城市風貌得以煥然一新,並以此進步的空間象徵,進入現代城市之林。 但是,與這個進步的現代性白色城市興起的同時,當舉城的人瘋狂的參與並慶祝著博覽會的開幕舉辦之際,一位名為賀姆斯(H. H. Holmes)的連續殺人犯,正透過他過人的商業頭腦與殘酷的手法,在博覽會場的附近興建了一棟如城堡般的旅館,讓許多懷抱著夢想、希望一睹芝加哥博覽會風光的女性入住。在誘惑她們入住之後,賀姆斯再以殘酷的手法殺害她們。而這個凶殘的連續殺人兇手,在外貌看起來,卻是一個與芝加哥博覽會主辦者,建築師Daniel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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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學術科普部落格的公共性意涵

王宏仁 /中山大學社會系 我們應該都很熟悉馬克思講的這句話:「哲學家只是用不同方式在解釋這個世界,但重要的是,改變它!」前任國際社會學會理事長Burawoy則說:「面對一個不平等的世界,我們除了詮釋、解釋它之外,我們也必須進擊,換言之,我們必須認知到,我們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也必須對世界負起部份的責任!」顯然,社會學知識除了客觀分析我們的世界之外,本身就具有相當強烈的社會實踐意涵。從這個角度來看,學術的公共書寫,傳播的不僅是該學科的知識,也是一種熱望,一種基於社會責任、推動改變社會的一股熱望! 【哲學家只是用不同方式在解釋這個世界,但重要的是,改變它!】 臺灣第一個人文社會學術科普部落格「芭樂人類學」,成立於2009年11月,一開始只是在人類學者之間默默耕耘,不過到了2012年時,該部落格逐漸引起社會大眾以及其他學科學者注目。2012年底,社會學界開始籌備屬於自己的共筆部落格「巷仔口社會學」,並且於2013年2月底開張,在極短時間內吸引了眾多人目光。2014年的三月太陽花學運後,又誕生了一波新的學術部落格,包含歷史學柑仔店、菜市場政治學、故事、地理眼、到最近的經濟學「白鯨記」、STS多重奏。值此巷仔口社會學已經刊登200篇的文章之際,此文希望探討一下這波學術科普部落格風潮的意涵。 ◎沒有人讀的學術論文 有時候我們會懷念1980年代末與1990年代初,許多風起雲湧的新雜誌出現,例如人間、當代、南方、文星、島嶼邊緣,或者大量的西方書籍翻譯,成為媒介、傳播知識的重要平臺。但是過了二、三十年,整個社會的政經條件完全不一樣,特別是網路的普及,使得知識的傳播媒介有了非常不同的方式,這也給了學界參與公共書寫一個新機會。 低成本的網路資訊傳播,使得我們要對抗國家或市場資訊傳播的可能性提高不少。政治力介入媒體傳播,早已經是人儘皆知的事情,例如旺中的中資媒體對於黃國昌的抹黑、以及2015年「天下@獨立評論」將黃丞儀批評馬英九跟習近平見面的撤稿事件。不過,問題並非只有政治力的干涉,目前的媒體評論市場非常弱智,多數的電視媒體仍無法做到深度評論,這也是當前資訊傳播的問題。 網路的出現,多少克服了傳播成本高昂,無法抵抗龐大傳播資本的困境。就先不談跟平面報章媒體結合的網路評論文章,目前有一些「純」評論網站,以臉書「按讚」的人數來看,目前最多的應該是想想論壇,接著是「天下@獨立評論」,端傳媒、接著是巷仔口社會學、歷史學柑仔店、芭樂人類學、法律白話文運動。當然,不能單純就按讚的粉絲人數來看該網站的影響力,例如「地圖會說話」,點閱次數都是百萬計的。不過至少就傳播的角度來看,粉絲人數越多,發文能夠接觸到的人就越多,「廣告」效力也就越高。 可以看到,網路的出現,讓比較沒有資本的一般大眾,也可以透過低成本的網路,開始發佈、傳播自己的想法。我稍微整理了一下自發組成的學術科普網站跟有資本支持的評論網站(以天下評論為代表),不同的經營模式跟成果(參考表1)。臺灣的共筆學術科普網站,都是從社會中自己長出來的,沒有任何「經濟資本」支持,有的只是學界的「文化資本」而已。而從以下的統計數字來看,只要有特色的小眾獨立評論媒體,是可以在目前的網路競爭環境之中存活下來的。 表1  各學術科普與商業評論網站比較(至2015.01.25統計)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目前也有一些個別學者經營自己的學術科普部落格,不過根據經驗,這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有強大的動力來書寫之外,也必須考慮時間限制、學界要求的專業型書寫。在臺灣,廣受歡迎的個人學術科普部落格,包括地圖會說話、哲學雞蛋糕,但在個人受到條件限制的情況下,透過集體力量來經營科普部落格是克服單兵公共書寫困境的方法之一。 歐美國家也有社會學的科普網站,有的是個人部落格,有的則跟巷仔口社會學類似,是集體共筆。比較接近巷仔口社會學的網站包括:日常生活社會學,該網站的動能很強大,文章也都短短的。文章會舉社會學的簡單概念來說明日常生活背後的社會邏輯,例如角色衝突、去個人化,或者提問一些有趣的說法,例如用「指頭尺寸就可以顯露你的性傾向?」來說明統計的一些陷阱;另外一個有趣的部落格則是「社會影像」,主要透過影像來看社會現象。例如同一個人,圖片如果是穿上藍色工作服,對比穿上西裝,那麼他被認為「白人」的機會,是否會不一樣。這些部落格的文章都有社會學的最新研究做為論述基礎。 國外的大學社會系也有自己經營的部落格,例如英國的倫敦政經學院LSE,該部落格主要寫手是研究生,幾乎每隔幾天就有一篇文章,動力很強,隨時都在寫他們最新的研究成果報告。牛津大學的Oxford Sociology則看起來像積滿灰塵的地方,沒有甚麼人氣,令人吃驚。 科普學術部落格真的可以吸引到眾多讀者,例如巷仔口部落格的點閱次數已經超過三百萬了。那麼,學者的學術論文,有誰在讀呢?根據統計,在學術期刊發表的文章,平均一篇只有10個人閱讀,更令人氣餒的是,在人文學科發表的文章,82%從沒有被引用過!學者花費了龐大的社會資源,包括國家給的研究經費、補貼大學的教育經費,還有自身花費許多力氣去調查、閱讀、研究、書寫、投稿刊登的漫長(痛苦或折磨)過程,但所做出來的研究若只有少數學界內的同儕閱讀,這不是非常可惜嗎? 【過勞的教授、沒人讀的學術論文】 此外,資訊流通越來越快,從學者開始一個新研究主題設定,到調查、分析、書寫、發表,大概也都要三、五年的時間,如何快速傳播這些新研究,是值得注意的事情。或許先將相關的想法發表在有公信力的地方,是一個可能的平衡,例如有的學術期刊在正式刊登前,將接受的草稿放在網站上面,供讀者閱讀與評論,以利作者可以繼續修改。如此做法,跟目前的學術部落格文章,有點類似,也就是作者將自己的一些研究丟出來討論,接著有些讀者會給許多意見,成為將來撰寫學術文章的參考。這種雙向的互動,是過去單純用期刊寫作發表時代的人,無法想像的。這種方式,已經比較接近於民主化的公共書寫了,不僅是圈內人閱讀、建議,還可以讓廣大讀者來評論、給意見。巷仔口社會學的一些文章,也開始有這樣子的特色了,例如陳美華寫的「你嘛用心洗:美髮沙龍裏的身體工作」,整理了初步田野資料,透過發表,有一些讀者給了回饋,例如展示洗頭洗到雙手傷痕累累的照片,讓她的此項研究有更加豐富的材料。 ◎學術研究、社會介入與公共書寫 早起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學者書寫,許多人都希望成為「國師」,也就是獲得層峰關愛的眼神,進而可以「學而優則仕」,進入到政府或黨的單位任職,這是學官權力不平等關係的展現。進入到陳水扁擔任總統的期間,如何處理國家不斷吸納走社會運動能量,成為吳介民說的「克勞塞維茲的魔咒」,也在在考驗著社會學的社會實踐性格。 即使不是學官兩棲問題,還有另外的「學術與政治」問題,也考驗著學術與社會介入的關係。去年318太陽花學運時,蔡錦昌教授寫了一封信給學會,立場是反對學會對於學運的支持聲明,他認為學者如果參與任何政治聲明,就是「大學講壇上的政客」。對於他的論點,顧忠華澄清說,我們採取的並非「價值中立」,而是「價值自由」(Wertfreiheit)的立場,如同P. Bourdieu對巴黎郊區發生騷動的阿拉伯後裔年輕人說的:「我並非反對你們去火燒車,而是你們必須清楚知道為何要去燒車。」(見黃敏原「對社會學的無知,正反映台灣社會對不公義的無感」)。 不過社會學者實際介入社會運動的情況比較少,反而公共書寫才是臺灣社會學者介入社會最常見的方式。我認為,公共書寫,是一種介於韋伯說的「政治人物激情演說」與「冷靜思考的學者」之間的政治行動。學者根據自己長期的研究,針對某些議題來發言,除了是冷靜思考的言詞表述外,其實也希望傳播我們的信念,這一點,跟政治人物吸引群眾支持他的理念,是沒有什麼不同的。 但是跟政治人物不同的是,為了獲得最多的選票,政治人物會講群眾喜歡聽的話語,或者要找到他的同溫層聽眾,並且吸引距離其政治立場不太遠的選民,因此可能往眾數靠攏;但是學者寫的公共文章,卻剛好相反,並不是要吸引已經站在其同一思考的聽眾,反而經常是撕裂讀者的慣性思考,要把原來的讀者轉化成為另外一種思考方式的讀者。所以我認為,會引起廣泛討論的公共書寫文章,就俱有相當重大的意義,不管我們贊成或反對其論點,因為它不是重複閱聽人早已熟知的觀點,而是透過「幾近挑釁」的方式,面對那些從來不曾如此思考、甚至從不覺得某些事物是有問題的人,來刺激他們嘗試從新的角度去思考社會現象。我們社會學不就是每天在吐槽人們的常識嗎? 在巷仔口部落格的文章,有許多是這一類的「挑釁」文章,例如楊佳羚的〈性/別化的種族歧視:後殖民女性主義的觀點〉、藍佩嘉的〈蕃仔、外勞與阿兜仔:種族主義的社會學〉、林宗弘的〈兩岸服貿協議真的「利大於弊」?統計的科學檢證〉、趙恩潔的〈看不見的恐怖攻擊〉。 要讓一般大眾可以接受非主流的觀點,並非那麼容易,這就跟廢死議題討論一樣,每次臺灣發生街頭隨機殺人事件,社會大眾跟許多政治人物就開始批評廢死立場的人跟團體,在臺灣,只有敢公開表態支持死刑、嚴刑重罰的政治人物,但很少敢公開表明自己廢死立場的人。學界在討論廢死議題上,則經常面對常民不同的正義觀,也因此經常被批評為不食人間煙火、空談理論,如何轉譯學術語言而且可以說服持不同意見的人,並非一件容易的工作(參考容邵武寫的「死刑存廢戰爭能否走出死巷?」 )。   【人文社會學術界多支持廢死,但如何跟多數支持死刑的大眾之間溝通?】 這樣「挑釁」的公共書寫,本身就具有改造社會意識的企圖,更精確的說,任何的寫作,都是一種政治行動、一種社會介入,面對社會的各種問題,社會學家透過不同方式的社會參與,都在彰顯社會學的身份認同,社會中的每個人都佔據了特定的社會位置,作為大學教授的我們,佔據了相當優勢的社會位置,對於正在發生的諸多事務,社會學者沒有置身事外的權利。 ◎學術知識科普化的貢獻:問責、民主 將我們的學術研究成果,改寫成為通俗易懂的文章,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過去可能以教科書的方式呈現,例如王振寰、瞿海源主編的《社會學與臺灣社會》,或者張晉芬撰寫的《勞動社會學》;最成功的科普社會學,應該是藍佩嘉的《跨國灰姑娘》,還有林宗弘等人撰寫的《崩世代》;也有以出版論文集方式呈現,例如王文基、王秀雲、郭文華主編的《意外多重奏──STS如何重組真相》,或者人類學者跟社會學者合作的《田野的技藝》(郭佩宜、王宏仁),都是一種公共書寫,試著將學術研究科普化。 除此之外,科普社會學知識,也是一種認真問責的態度。畢竟我們的研究經費多半從政府機構過來,也就是從納稅人過來,我們的研究除了在學界、學生之間流傳外,如果可以讓更多人知道我們的研究成果,這就是對社會負責,而社會大眾也不至於對社會學茫茫無知,甚至有定見或偏見。日本社會學的發展已經超過百年,社會大眾、商業機構也理解「社會學大有用」,社會系畢業生很容易在市場找到工作,這自然就會有助於大學社會系的招生,社會也可因社會學培訓出來的學生而受益。但是韓國社會學的發展跟臺灣類似,很晚才開始受到專業的認可,也面臨被誤解為社會運動的大本營(雖然這個說法部份正確),但社會學大有用的部份卻被忽略,這樣子的誤解,造成在當前少子化的年代,人文社會學科的招生困境,甚至發生韓國的培材大學(Pai Chai University)在幾年前裁撤了社會系的情況。 【社會學其實大有用,只是多數人不知道怎麼用】 此外,部落格的書寫,是奠基於學者過去個人長期研究累積的成果,將這些新觀點傳播出去,不僅影響了非學界的人,即使學界的人,也可以互相知道同儕正在研究哪些議題,以及他們的觀點是什麼,這個對於臺灣在地知識的累積與流通,非常有幫助。目前的全球學術分工,仍多少承襲著核心-邊陲的架構,Heilbron調查了英國與美國的社會科學翻譯在全球的流向,結果發現,基本上都是從該兩國流向邊陲國家,而只有2至3%的翻譯是反向流動;拉美學者Zincke發現,該地區的社會學家在「核心地區」進行學術發表時,只有7%的參考書目引用拉美學者的研究;不過智利社會學者如果是在地發表的話,則高達55%的參考書目會引用智利跟拉美學者的研究。 如果我們要避免複製核心-邊陲的學術關係,發展出臺灣的南方在地觀點,那麼中文的書寫就很重要。此外,如果大家可以將自己的專業書寫轉化成為科普文章,那麼就比較可以不用花費很多時間跟力氣去閱讀、理解不同專業之間的專業學術發表(例如閱讀政治學、歷史學、人類學的專業文章),學者之間也可以更快相互吸收知識,在地研究的知識流通也會成倍數成長,這樣子可以多少避免上述核心-邊陲不平等的知識生產狀況。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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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總統跟她的男性內閣們:女性人才哪裡去了?

姜貞吟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中華民國2016年總統大選候選人> (資料來源:http://goo.gl/fC8rMm) 2016年一月的總統選舉,台灣公民做出的政治選擇具有兩個重要的性別意涵。首先,我們選出了首位女性總統,第二,立法院女性立法委員的比例達到了歷史新高38.1%,將近40%的優異表現讓我們在各國女性參政成績又往前跨了一步。當我們還在歡欣慶祝之際,緊接著也迎來了近20年來最嚴重的女性參政大倒退,即將上任的內閣中女性竟僅有10%,在40位內閣閣員中只有4位女性。這個大倒退甚至迎來了部分民眾「性別不重要,能力才重要」的回應,然而,這個思維正恰恰要告訴我們,台灣性別平權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性別跟能力說」是很常見於一般說法,也成為多數人相信的信念,這樣的說法在個體層次,用來鼓勵個人很有幫助(女性也能當科學家、黑手、工程師;男性也可以是護士、秘書、褓姆),但用來作為理解社會整體與女性集體困境就顯得侷限與不足,特別是現階段的台灣。因為這個說法經常是去除各種脈絡,把問題簡化為個體本身條件,而忽視了性別、階級跟族群等因素對每個人的影響力。 ◎政治是高度性別隔離的部門 台灣社會在不同職業與產業的人力投入分布上,一直有清楚的性別隔離,部門與部門之間、階層與階層之間,都有著水平與垂直的隔離。垂直隔離(vertical segregation)是指職業或職務有上下層級的區隔,一般而言,男性比女性更有機會擁有上層的位置。水平隔離(horizontal segregation)則是一般所說的不同職業的區隔,有男性主導的職業及女性主導的職業之分。[1]有些職業女性特別集中,有些則是男性特別集中,這些性別高度集中的現象,多數不是因為能力的差異,而是雇主主觀地預設該職位或工作比較適合由男性來擔任,上位的領導者與管理者,比例上往往都是男性居多。 Trond Petersen及Laurie Morgan(1995)就說,職業的性別隔離表面上看起來是分工,但實質上是不平等的位置分配。[2]有些學者會從「供給面」觀點解釋這種性別隔離的形成與持續維繫,認為這是因為人力資本差異或個人選擇所導致的結果。但是女性主義跟社會學的觀點,則從「需求面」解釋,強調結構因素與雇主個人的偏好與操作。 政治正是向來被視為屬於男性主導與掌管的領域,政治公眾事務與男性權貴網絡高度盤根錯節。台灣至1988年才出現第一位女性閣員(財政部長郭婉容),之後不論是陳水扁總統或是馬英九總統都曾努力拔擢女性專才,內閣女性比例曾分別達到22%跟23.4%,從解嚴之後,我們花了20多年才走到這個性別參政的水準,現在10%的比例卻直接退回到90年代末期。[3]要改善政治場域中高度男性封閉的權力網絡、積極提拔女性人才,需要的就是從需求面著手,具有人事任用權的總統、行政院院長,甚至作為雇主的國家需具有性別關懷的視野,對女性參政不足現況進行積極的矯正性調整,才有可能改變「政治 = 男性」的權力共享結構。 ◎矯正性制度改善群體間不平等 立法院至今仍透過制度性的調整,才逐漸達到現在約四成的女性立委比例。最早從1991年首次將婦女保障名額規定入憲,女性參政保障十分之一,1997年修憲提高到四分之一,2005年我國立法院選舉制度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各政黨不分區當選名單中,婦女不得低於二分之一。從過去的婦女保障制度到現在不分區立委名單中任一性別的比例,這些制度性的調整機制大幅度地鼓勵了女性參與政治事務,讓女性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決策與討論。 歷屆女性立法委員比例(%)     面對社會群體之間的不平等,近代政治重視「承認」和尊重「差異」的存在,企圖透過「描述性代表」(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的機制來矯正群體和群體之間的不平等,以改善社會中長期被壓迫或忽視之群體的處境[4]。這就是1970年代之後,世界各國在選舉制度中逐漸採納婦女保障名額(reserved seats for women)或性別比例原則(gender quotas)最重要的基礎[5]。制度上的名額保障具有修正與調節的作用,矯正長期以來女性在公共政治領域上的缺席以及政策規劃中缺乏的性別評估,以達到性別平等的社會進步的可能。 歷來不少優秀的女性立委跟縣市議員,在首次參選時,受惠於矯正性制度當選,提供她們參與權力分配與政治參與的機會,之後持續在政治場域發聲。現在選民越來越認同女性政治人物的問政表現,也有不少女性願意主動參與政治,多數女性立委或縣市議員不需再使用矯正制度協助當選。即便如此,在地方選舉時依舊可觀察到矯正制度仍具有正面效果。在不少縣市議員選區中,只要有婦女保障名額,該選區男女性參選人數比就會比較接近,但只要該選區沒有婦保名額時,往往女性連出來參選的機會都沒有。甚至,仍有部分鄉鎮至今尚未出現過女性的縣市議員,也就是說,在那些鄉鎮中,政治到現在還是只能是男人的事。 ◎突破「性別盲點」的遮蔽 如果說,內閣女性比例低是因為找不到女性人才,那就要進一步探討,女性呢?那就更不能迴避傳統社會跟性別結構對女性生涯發展的影響。台灣女性勞動參與率在2012年突破50.2%,但卻呈現出「倒V曲線」,不少女性在結婚跟生育子女後退出勞動市場,這跟日本、韓國「雙高峰M型」就業曲線完全不一樣。也就是說,台灣女性在努力奮鬥職涯發展過程中,面臨比男性更多的性別規範與困境,在外的就業市場中有著職業的性別隔離跟玻璃天花板效應,讓女性成為領導階層障礙重重;家庭內的家務勞動與照顧責任,則讓女性要不就蠟燭兩頭燒、咬牙撐過,要不就離開工作。更別論就業市場兩性薪資差距跟女性離開職場後,在老年後可能面對的經濟安全基礎薄弱以及跟社會脫節的長期負面效果。 總統與內閣作為國家治理者,被視為要能處理與解決目前台灣社會現狀發展的困境,首先要能「看得見」問題。治理國家,不能避開性別、避開階級、避開族群、避開多元文化,只有突破「性別盲點」的遮蔽,才能真正理解這些群體所處的結構位置與集體性困境。我們需要一個能「看得見」、「看得懂」社會差異與多元視野的治理者,將性別與多元觀點視為國家治理與社會發展的重要價值。 先前,我們經常自豪地說台灣的女性政治參與比例優於其他不少國家,其實當我們進一步地細緻看看其他社會發展項目上的性別差異效果時,就不得不承認,台灣還有很多路要走,例如兩性薪資比、兩性勞動參與率、女性領導人比例、兩性家務勞動時間、新生兒性別比例、育嬰津貼申請者性別、從母姓比例、兒女繼承平等權等等。相同的社會結構與國家政策作用在不同性別、不同群體、不同階級時,會產生出不同的效果,負面的效果往往是由弱勢與資源少的一方承擔或獨自承受。 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實踐政治平等,性別平等就是其一。現在,我們需要的是積極的改革視野,國家治理團隊中的性別與多元群體的現身政治,提高女性的政治代表性和政治參與度,不僅具有社會發展與社會創新的象徵意義,更符合現今台灣社會真實的樣貌,而不是一個不斷再現與鞏固男性權貴網絡的作為。當然,沒有性別敏感度與性平視野,徒具女性生理身體也沒有用。作為一個國家治理者,就該具有當今社會整體發展格局的高度,那既是人權的、也是性別的,更是多元異質、階級與族群的差異政治。     [1] 更多關於層級與類別的性別隔離討論,詳見張晉芬,2011,〈行行出狀元:勞動市場的職業結構〉,《勞動社會學》。台北:政大出版。頁165-189。 [2] 見Peterson, Trond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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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腳本、性社會學與皮繩愉虐:追憶Gagnon

高穎超 /美國羅格斯大學社會學系 約翰‧蓋格農(John H. Gagnon,1931–2016)——開創「性腳本理論」(sexual scripts theory),奠定並影響「性社會學」(sociology of sexualities)領域近半世紀的美國社會學家,於2月11日逝於加州棕櫚泉家中,享壽84歲。 依據石溪大學統計,Gagnon畢生有至少473次學術期刊論文、書章、文章、書評、受邀演講,以及刊載在《紐約時報》、《今日美國》等大眾刊物上的發表,主題涵蓋社會學觀點的批判/性研究、犯罪學、家庭、藥物與菸酒、工人階級與大專青年,以及擬像和遊戲。Gagnon的學生兼摯友,英國性社會學界的扛霸子Ken Plummer(Essex大學社會系榮譽教授)在部落格貼出訃聞,細數他與Gagnon的相處與激盪,且將在期刊《Sexualities》撰文紀念。《紐約時報》將Gagnon譽為「扣連性(sexuality)與社會影響之人」,不過這略嫌隔靴搔癢。Gagnon生前服務三十年的石溪大學下的標比較到位:「重新定義性行為本質的社會學家」。 【Gagnon與筆者,攝於2013年美國社會學會年會,紐約。Amy Brainer攝影】 曾與Gagnon有一面之緣的我,想在《巷仔口》為他搭座棚架、辦場追思。本文簡介Gagnon社會學取向的「批判/性研究」,有何劃時代的理論創見。我以皮繩愉虐(BDSM)為例,說明如何運用「性腳本理論」分析與批判當代性文化,提示五種觀點來針貶Gagnon的貢獻及限制。最後,我將場景推進到與Gagnon相會,也可能是他最後一次公開出席學術會議的時刻。希望透過觀察美國學圈的發展,喚出有台灣味的「性社會學」。 ◎性,渴望社會:Gagnon的學思歷程 Gagnon於美國實用主義與符號互動論的重鎮芝加哥大學,取得學士(1955)與博士學位(1969),並在芝大結識他的學術夥伴William Simon。在Gagnon轉往東岸的石溪大學任教前,「金賽性、性別與生殖研究所」聘用Gagnon成為該所首位社會學家。稍後Simon也加入團隊,兩人展開長期合作關係(1960s-1980s),產量豐碩。 1973年,兩人出版集大成之作《性舉止:人類性相的社會根源》(Sexual Conduct: The Social Sources of Human Sexuality)。2005年二版,數度再刷,至今仍名列美國亞馬遜書店「性相」與「社會理論」類百大暢銷書。兩人合作發展的「性腳本理論」於1987年臻至成熟,成為研究性社會學與人類性相必讀的社會建構論代表作。 Gagnon與Simon與行為主義式科學的分道揚鑣,具體而微地顯現在他們援引Ernest W. Burgess的概念,將研究對象界定為「性舉止」(sexual conduct),而非性行為(sexual behavior)。 性舉止「是團體規定、評價制約下的行為。不同於單純能從外在觀察到的行為,〔性舉止〕是傳達出規範與評價的行為」。Gagnon與Simon一面批判1960年代相當盛行的結構功能學派,另一面承襲現象學與符號互動論者,如G. H. Mead、Howard Becker和高夫曼的劇場理論。Kenneth Burke認為,Gagnon與Simon建立在性舉止概念上而發展的性腳本理論,點出「所有慾望的隱喻特質」。 【《性舉止》至今仍為美國亞馬遜書店「性相」類與「社會理論」類百大暢銷書】 放眼1960年代,Gagnon與Simon所面對的學術傳統,是長期把「性」視為人與生俱來、內在於身體的自然成分,或放諸四海皆準的普遍化心理學類屬。當時極具影響力的佛洛依德式精神分析學派把性看作原欲或趨力,若不壓抑性便會造成混亂,故須加強社會規範以促成人類文明的發展。多數性學家則把從事同性戀、易服癖、施虐與受虐等性行為的人,醫療化為疾病分類,須經矯治才能讓這些「變態」變正常。不管當時或現今的基因論、演化心理學、社會生物學及部分反同忌性的宗教或家長團體,仍持守這種觀點。 Gagnon與Simon倆人四拳,奮力挑戰這種把性限縮在生物學、心理學範疇的觀點。在〈性發展的社會起源〉中,他們指出上述取徑預設了認識論和社會語言學前提,問題重重。一來,這類研究的資料取自成人口述自己幼年與兒童期的回憶。但回憶可能遺忘、刪改、扭曲,研究者如何驗證口述資料能真實反應其幼童經驗?從存在主義觀點而言,其實並非「過去」決定了「現在」。當人透過敘說重構自身的生命歷程,讓生命事件能整合進敘說者「當下的認同、角色、情境與語彙」時,「顯然是現在重塑了過去」。 再者,由於孩童缺乏足夠的語彙,無法充分言說自身的行為與慾望,就算研究者直接訪問孩童,資料品質依舊堪慮。這意味著,如果缺少帶有社會意涵的語言或符號介入,性行為不可能存在。好比一位幼童可能觸摸陽具或陰部,獲得愉悅,但這稱不上「性」。惟有等他/她學會了成人的符號系統,懂得這種行為叫做自慰,瞭解與自慰相關的知識和價值後,他/她才有可能進行成人理解下的自慰。 Jackson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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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當前的參與式預算概況:反省與前瞻

萬毓澤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始料未及的制度移植 我對「參與式預算」的興趣最早始於2005-6年,當時還是博士生,距今剛好十年。當時我在一篇文字中討論參與式民主與社會運動的關係,文中是這麼寫的:「我認為必須要有『傳統』的社會運動作為後盾,才能讓『參與式民主』朝向逼近『透過參與進行培力』(empowerment through participation)的方向發展。如巴西南大河州的首府愉港(Porto Alegre)自1989年起推動的『參與式預算』,就不是由中央的執政集團『施捨』而來,而是透過經年累月的社會運動、地方組織網絡、進步政黨(工人黨)與進步政治團體(如工人黨內部的左翼派別「社會主義民主」)共同推動而成」。我一直很關注拉丁美洲的左翼政治,因此很自然注意到首先在巴西愉港出現的參與式預算,後來陸續做了一些研究,也在2013年的「巷仔口社會學」寫了台灣第一篇討論參與式預算的學術性質文章(見〈「參與式預算」的興衰浮沈:巴西愉港的故事〉,以及該文的改寫版本〈巴西愉港的參與式預算:神話與現實〉,收於鄭麗君編,《參與式預算:咱的預算,咱來決定》)。 【參與式預算,在這兩年廣受注目】 雖然參與式預算在國際上已經推動了二十年,台灣的腳步一直沒跟上,但我在2013年寫那篇文章時,其實沒有料想到,這種都市治理或民主創新(democratic innovation)模式竟會在短期內引進台灣,甚至成為顯學。拜柯文哲及其幕僚所賜,他在2014年競選台北市長時,首次提出了「參與式預算」的政見,宣稱要「讓市民參與預算的提案及審查」,連勝文陣營隨後也跟進。柯文哲上台後,除了台北市以外,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中央的文化部等,都陸續展開了零星的參與式預算實驗,目前已經累積了一些經驗,足以讓我們做初步的反省,並思考未來的推動策略及方向。這篇文章將對台灣的案例做初步的分類整理,指出這套制度在台灣已經或可能遇到的問題,最後提出我對推動參與式預算的10點「戰略思考」。 ◎遍地開花的台灣經驗 台灣目前推動的參與式預算,大致可分為以下2種模式。 縣市議員工程建議款模式 我將這種模式稱為「芝加哥模式」,因為芝加哥正是從2009年起,由該市49區的民主黨市議員Joe Moore提供其「工程分配款」(discretionary fund)(約130萬美元)來推動參與式預算。這種模式,是由議員拿出一定比例的工程建議款(配合款),在行政部門的協助下,交由地方居民提案、審議、投票,再由議員提出,行政部門執行。這種模式最主要的好處是:由於議員運用的是自己的建議款,故不易產生由行政部門推動時較容易出現的府會衝突;且眾所周知,這筆款項過去經常淪為議員綁樁、固樁的「私房錢」,而「參與式預算」能使其運用更具公共性與正當性。要注意的是,這種模式雖然是由議員推動,但行政部門的角色依然重要,例如各局處必須協助改善市民的提案,落實提案的公共性、合法性及可行性。 2015年5月到8月間,新北市國民黨籍市議員陳儀君便循這種模式,釋出一部份工程建議款,交由新店區達觀里的里民提案及投票。但由於部分縣市(如台北、台南、高雄)沒有這筆款項,因此不是每個縣市都適用。此外,由於這種模式需要行政部門的高度支持,包括資源、人力、法規等各方面的協助,也因此涉及潛在的政治角力問題。比如說,假如新北市有非國民黨籍的議員決定跟進,行政部門是否能提供同等規格的支援?無論如何,在頗具爭議的「工程建議款」還存在的縣市,若有議員願意將這筆錢交由民眾以透明、審議的方式規劃運用,我認為是值得鼓勵的。 由行政部門推動模式 (1)完全開放 這種做法大致上是開放各轄區民眾提案(類型不設限或限制很少),根據提案性質交由相關的局處評估並協助改善,經民眾審議及投票後,再納入當年度預算或下一年度的概算。優點是對提案類型的設限小(可能只有經費上限、必須符合法令及政策規劃方向等基本要求),可鼓勵市民發揮創意。但限制是:(1)由於必然同時涉及各局處業務,若局處間協調不足、資訊有落差,或基層公務員不瞭解參與式預算的基本原理,將可能產生抱怨及衝突,使推動效率大打折扣。(2)這種模式只是開放市民提案,但若缺乏民間培力機制,將難以提高市民的提案意願及提案品質,因此行政部門必須結合既有的民間力量,對一般市民及公務員進行培訓及組織。台北市在民政局的規劃下,目前正往這個方向推動,已經在各轄區舉辦多場初階培訓課程,各區公所的經建課也已正式將參與式預算納入業務範圍。 【台北市北投區已經透過參與式預算的討論來參與公共交通規劃】 (2)個別部會或局處推動 這種做法是由中央部會或地方政府的個別局處將自己的一部分業務納入公民參與的機制,將一部份預算額度或計畫交由(特定地區或特定類型的)市民提案、審議、投票。這是文化部、新北市(經發局、勞工局)、台中市(都發局)、高雄市(研考會)目前的做法。其優點是衝擊較小,可讓各部會或局處結合既有的業務(如社造、就業、節能、交通……)來推動,也可使一部分原本缺乏民眾參與的補助、委辦案納入公民的參與。但這種模式仍必須重視「民間培力」,而不是只強調形式上的市民「提案」和「投票」,卻忽略了更重要的組織、教育及審議。 以新北市為例,經發局在2015年下半年開始推動「節電參與式預算」,委託兩個執行團隊(永和社大、盧荻社大)至民間宣傳、組織及培力,協助市民形成提案及審議、投票,再由公部門的委辦單位執行票選出的方案,但提案人與社大有權參與執行。文化部、新北市勞工局、台中市都發局、高雄市研考會也以類似的方式,委託了學者團隊推動「推展公民審議及參與式預算實驗計劃」(台北、南投、台南共六個社區)、「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方案參與式預算」(新北市三峽區)、「中區參與式預算」(台中市中區)、「哈瑪星2017生態交通盛典公民參與暨培力計畫」(高雄市鼓山區哈瑪星)(對台灣經驗的初步分類請見表一)。 表一  不同台灣地區推動的參與式預算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發掘問題,展望未來 推動參與式預算至今,我們已經可以辨識出一些常見的問題。這些問題可能沒有標準答案,我只能提供一些個人見解,供讀者參考。 地方民代、里鄰系統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新店區達觀里的參與式預算幾乎全靠里長宣傳動員,而且成效不錯,主因是該里長有民主理念,且年輕有衝勁。但我認為應該避免過份依賴里長,因為一來,里長往往事務繁忙,很難期待所有里長都能高度投入;二來,里長的動員可能複製既有的政治及人際網絡,如果該地里長與社區發展協會有潛在的衝突角力,就更不能只依賴里長。 我認為,民代及里長的角色應該是協助推動參與式預算、鼓勵市民參與,但最好不要開放民代及里長提案(但當然可以協助市民提案,也可以參與討論),因為他們本身已經有許多爭取經費的管道。參與式預算應該成為對一般市民進行培力的機制,而不是受民代、里長或地方頭人支配。 如何進行民間的組織動員及培訓? 首先,我們必須透過更有效的宣傳及動員組織工作,讓更廣泛的市民及弱勢群體有機會接觸資訊、參與討論。因此,要靈活利用網路媒介(針對年輕族群)、實體文宣、不同語言版本的文宣(針對新移民)。 其次,要把「培力」(而不只是宣傳)當成政策重點。要做到這點,就必須積極開發民間的協力夥伴(如社區大學、民間團體、社區工作者),進行公私部門的協作,而不是把責任丟給各區公所或「廠商」。我們還必須設法在高中公民課及大學通識課中安排相關的課程,開發對公民參與、民主審議有熱情的高中及大學老師,建立人才資料庫,成為長期的合作夥伴。 【四分之一世紀前的後勁反五輕組織,就是積極公民參與的典範】 如何評估參與式預算的成敗? 我們首先必須需先思考何謂「成功」與「失敗」、要從誰的角度看。如果評估標準是以「公民參與」為核心,就可以追問(1)是否擴大公民的參與?(指標:參與的人數是否逐年提升?是否複製原有的政治或人際網絡?參與者的性別、年齡、社會經濟地位是否平衡,是否納入較弱勢的群體,如身障者、新住民?)(2)是否深化公民的參與?(指標:過程是否納入審議機制?公民是否逐漸熟悉民主審議的方式?是否願意勇敢發言、聆聽他人意見?)。我根據這個精神,設計了一份評估表格如下(表二)。 表二  評估參與式預算是否成功的不同面向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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