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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化童年:ADHD與藥物濫用的處遇模式座談會紀實與反思

張盈堃 /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   一、前言[1] 2013年中國時報開卷版找我寫一篇書評《被出賣的童年》,除媒體再現的性、暴力與過度的消費主義外,關注孩子的精神脫序議題。該書作者一開始就提到美國兒童精神科門診生意興隆有愈來愈多的孩子和青少年很快被貼上憂鬱與衝動的症狀,這跟過去我們認為兒童是開心純真的圖像剛好相反,作者一開始就提到為什麼我們那麼快給孩子貼上生病的標籤?到底由誰來定義兒童的精神脫序? 這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台灣,國小與幼兒園教師常常透過簡易的指標懷疑學童是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或亞斯伯格症,於是要求家長帶學童接受相關的診斷與用藥,除醫療途徑外,是否有其他的可能做法嗎?本座談會從多元的角度重新思考怎樣的兒童行為叫過動症?如何定義過動症?過動症再現的意涵又是什麼?因此,一方面請醫師與特教老師說明現實中決定孩子哪些行為屬於過動的診斷流程,涉及價值判斷的機制;另一方面探討西方文化論述中,常態/偏差的童年與教養的概念如何改變,反思文化與疾病的建構,如常態/偏差的童年與教養的概念如何因文化不同而異。在進入細節之前,本次座談會的核心概念就是「生醫情結」(psy-med complex)的宰制與解構,所謂的生醫情結就是家長服從醫學權威、孩子淹沒在「障礙」與「基因不良」的論述,醫師壟斷知識之門,透過所謂客觀化的量表,把個人問題簡單化與病理化。醫生擁有的知識可以用醫療化診斷來定義此一問題,換言之就是「醫療霸權」。面對ADHD等議題時,醫生、病人或家長之間存在一套文化腳本,醫生擁有技術與知識可以診斷疾病、提供治療,醫療專業不管是在台灣或是美國文化中都具有很高的位階。此外,診斷或是鑑定疾病同時也是文化的防衛機制之一,用來處理家長對於兒童發展不利的焦慮,於是利他被誤用為一種針對弱勢社群兒童的社會控制方式,同時透過病理化的標籤排除教養不利的指責。   二、病理化兒童的多重反思   (一)、醫療霸權的反思 《20 Health Conditions that Mimic ADHD 》 圖片來源:引自globalhealingcenter,by Dr. Edward Group DC, NP, DACBN, DCBCN, DABFMPublished on May 23, 2014 李佳燕醫師提到醫學上可分為診斷與治療兩個面向,ADHD不像慢性疾病一樣容易檢定,醫師會給爸媽、老師填寫量表,看點數是不是符合,有些大醫院透過臨床心理師施測專注力檢測,但有些孩子反映聽不懂醫師在說些什麼,連臨床醫生做檢測時也只是靠一台電腦而已,很難不發生診斷錯誤的情形。舉例來說,在同一個年級7、8月出生的小孩容易被診斷為過動症,因為其發展上較不成熟,表現方式比較幼稚。此外,美國醫師也曾發表「睡眠不足造成孩子出現類似過動兒的症狀」的研究論文,試問現實中台灣有多少孩子可以睡眠充足才去上學? 至於治療,第一線就是用藥(利他能),實證醫學證據說明用藥遠比用行為治療的效果佳,許多兒童精神科醫師強調用藥的好處,包括降低頭部創傷、降低意外傷害、降低自殺事件、降低犯罪率,以及降低毒品使用。相反地,如果不使用藥物控制的話,孩子會產生以上這些行為。此外,媒體也常常報導 ADHD的兒童,通常成績較差、學歷不高,容易低自尊。在青少年期會出現情緒憂鬱、焦慮、學習障礙,到了成年期,更容易觸犯法律、藥物濫用、酗酒,墮胎,出車禍等行為,因此成為法院常客,雖然用藥效果比起行為治療來得佳,但是現實上醫師並沒有協助孩子做過行為治療,也鮮少告訴家長如何進行行為治療,也就是醫師擁抱用藥的立場非常地明顯。 李佳燕醫師也強調精神醫學不會只有一種版本。ICD是英國與歐洲主要的診斷依據,而DSM是美國的診斷工具。二者差別在於,雖然是以同樣的症狀來計算數量,但相較於DSM認為以「或/且」來區分三種類型,ICD則堅持要「都有」才算,也就是必須同時包含缺乏注意力與過動的症狀,才符合過動症的診斷標準。儘管精神病學屆對DSM和ICD的質疑層出不窮,但大部分的精神科醫師奉其為圭臬。此外,法國發展出一套專屬的精神疾病分類系統CFTMEA,來抵抗美國DSM的影響。CFTMEA沒有症狀檢核表:雖然會描述相關的生理與心理症狀,但沒有說要達到多少數量的症狀就符合診斷標準。鼓勵醫師將孩子的注意力與過動問題放在更廣的心理與社會脈絡中,醫師有責任去拆解、釐清與處理,鼓勵醫師去思考病因,並且指認那些「與環境相關的因素」,例如「情緒、教育、社會與文化欠缺 (cultural deficiencies),以及虐待與忽略。」ADHD的診斷也存在著文化差異,每個國家對過動症的診斷不同,鬆緊度也不同,甚至連美國各州診斷也差很多。這樣的處遇模式跟台灣醫師普遍的認知不同,醫師只處理在診間出現的事情,在台灣我們直接認為醫生就是治療疾病跟給藥,沒有其他功能。 當我們將過動症解釋成孩子不乖,過去認為是教育教養的問題,現在則認為孩子生病了。誰擁有決定孩子是不是過動症,是老師嗎?是家長嗎?還是擁有醫療專業知識的醫師?在醫療霸權或生醫情結下,其他與孩子相關的專業與非專業通通被消音,排擠了其它的原因與處理的可能性。只要讓孩子當病人服藥,創造老師、家長與孩子之間的三贏。對老師而言,治療簡單,提供非體罰式的處置方式,孩子不鬧、功課也順利完成;對家長而言,病理化減少罪惡感,不是管教無方,是小孩生病,跟自身的管教成敗無關;對孩子而言,服用乖乖丸或是聰明丸增加學校適應與學習成效。李醫師提醒兒童精神科醫生在呼籲我們不要污名化過動兒小孩之際,我們也需要反思把孩子的行為定義為一種疾病時,是標籤化的開始,也是被污名的起點。 當台灣教育觀念還是認為唯有讀書高時,其實很多孩子不適合讀書,適合做其他事情,但是他們被認為是注意力不足的過動兒。幾年前我參與另類教育的研究計畫,我在全人中學孩子的身上看到很多有潛能,卻被主流學校排擠與貼標籤的小孩,在另類教育中找到許多個人的舞台,那些被老師貼上注意力不集中的小孩,換了環境之後,可以專注在許多社團活動的課程中。我親眼看過15歲的小孩專注於裁縫與打版,做出一件頗有流行款式的獵裝外套,雖然他不見得符合主流學校專注於課業或是書本的要求,在我眼中,哪有注意力缺陷?在裁縫世界中,他比起任何同年齡的小孩更專注。從過動兒的診斷與治療,李醫師提出幾點反思:(1)所謂的過動兒,是在怎樣的社會情境下的產物?-我們是否窄化了『正常』的定義?(2)是該先改變教育教養的環境,還是先改變孩子的腦?-當教育教養有問題時,是使用藥物讓孩子順應?-使用藥物讓孩子變乖是為了誰?是否剝奪了多元發展的可能?是否剝奪了孩子的兒童性?與思想管控何異?-孩子有沒有拒絕服藥變乖的權利?(3) 醫學並非永久不變的,醫學常在犯錯與修改,醫師不只是看到表面症狀,更要看到人與所處環境。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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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退場–大學轉型正義的思考

戴伯芬/輔仁大學社會系 兩位大學校長的退場論 公立大學校院協進會理事長、臺大校長楊泮池日前提出「學校存亡交給市場機制」,楊校長認為學生數減少將使每位學生擁有更多教育經費,教育部應趁此集中資源來提升學生競爭力,大學增加開源的管道就是與產業連結,讓大學教師可以開公司;[1]另一方面,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理事長、文化大學校長校長李天任在接受評鑑雙月刊專訪時,[2]呼籲讓私立學校有尊嚴退場,不要污名化私校,退場學校想要拿回部分資產不該被視為貪圖或不法行為。 這兩種大學退場的意見表面看似不同,其實背後的邏輯都一樣,以「教育資本家」眼光來看教育,不論公、私立大學都想藉由退場機制獲取辦學者的最大利益。這種「道義放兩旁、利字擺中間」的思維有助於解決高等教育、重建臺灣高等教育秩序嗎?   缺乏公共課責的公立大學 臺灣大學之所以在臺灣學術界寡頭壟斷是日治時期殖民主義的產物,真的回歸市場機制,公、私立學校必須一起面對市場競爭,如果取消對於臺灣大學的教育資源補助,屆時臺灣大學是否仍能一支獨秀不無疑問。以2005-2009年度教育部補助金額來檢視,公立大學有55所,補助經費合計2166.3億;私立大學有110所,總計取得3285.6億。臺灣大學一校獨拿教育部公立大學補助經費的10.8%,平均每年獲得46.9億,五年經費總額達234.5億(不包含5年5百億經費以及從其他部會所得到的研究補助)。[3]試以楊校長的「產業型大學」理想來思考,如果教育部補助經費改由學費支付,每位學生每年需要支付的學費為13.57萬,[4]雖然相較於國外動輒學費百萬的名校,學費看似不高,但對於長期處於低薪的臺灣社會大眾,是否為大家可以接受與負擔得起?如果想要藉由教師開公司來攤平,每位臺大老師平均每年需要賺進219.7萬,才能達成目標。這對於沒有醫材、藥品可以推銷的一般教師而言,恐怕會是天文數字。 依據筆者在《高教崩壞》一書的分析(戴伯芬與林宗弘,2015),大學經費分配不僅呈現公、私立大學之間的落差,公立大學內也有兩極化的發展趨勢。從每生可以分配到的資源來看,陽明大學由於學生人數少,每生可以分得的經費最高,達53萬,其次是臺灣大學的49.8萬,清華大學48.2萬。進一步比較2004年(93學年度)與2009(98學年度)每生可分配到的教育經費,結果發現11所頂尖大學的平均值為29.3萬,五年內上升到37萬,增加26.3%,而其他公立大學則從18.1萬增加到19.2萬,略增9.6%,私立大學平均值則是從13.6萬增加到14.9萬,同樣增加了9.6%,公立的頂尖大學與非頂尖大學之間的落差擴大中,確實政府的資源分配如楊校長的期待,已經開始有集中化趨勢。 但是從補助的成效來看,臺大雖自98年度在QS進入世界百大,排名進步,但是在Times的排名在99年度到100年之間,卻從115退步到154名,最近三年更連續退步,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排名也從155名落到167名;交大在QS排名雖從327進步到306名,但是在Times排名也從181退步到226-250,而其他頂尖大學的排名幾無起色,像是清華大學在QS排名從196退步到213名,成大從283退到285名,陽明大學從290退到302名。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曾對教育部提出質疑,認為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績效指標定義未臻明確,缺乏目標管理功能,但是教育部顯然沒有檢討頂尖大學的成效,仍持續地給予特定大學持續補助(戴伯芬,2015a)。目前頂尖大學各校如同功課不斷退步的學生,不反思退步主因,卻一再獅子大開口要求增加獎學金。   表1  各大學的學生數、預算支出數以及每生分攤經費數(單位:千元) 學校名稱 2004 (93學年度) 2009 (98學年度) 學生數 預算支出數 每生分攤經費 學生數 預算支出數 每生分攤經費 國立政治大學 15.014 3.457.269 230 15.927 4.057.914 254 國立清華大學 10.414 4.103.464 394 12.224 5.892.190 482 國立臺灣大學 30.899 10.61.303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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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魔咒如何再製:文化與品味的遊戲

王宏仁,陳伯偉,唐文慧 /中山大學社會系、南華大學社會系、中山大學通識中心 在某次的家暴諮商中,輔導員對於某學員阿國說了這樣子的話: 你今天看起來不一樣喔……不像以前一樣,髒髒的就來上課。我們學心理學的都知道,人穿衣服的方式不一樣時,說話的態度也就會跟著轉變,人要是穿著乾乾淨淨,語言的使用也會比較有分寸……如果你在課堂上都穿成這樣,很難想像你在家會是怎樣?要是穿得那麼隨便,那你說的話是不是就會像你的穿著一樣粗魯,沒分寸呢?  各位是否覺得心理學這麼說,有點道理?大概很少看到穿晚禮服或西裝的人,會嚼檳榔或口出惡言吧。所以是否只要我們穿著比較正式一點,我們的談吐是否也會跟著稍微正式? 【一個人的服飾,是否代表了他的行為舉止?】  資料來源:i3.hexunimg.cn/2012-08-09/144558670.jpg 但真的是這樣子嗎?其實當天,阿國一如往常,在上課時間準時出現,只是他今天不是從工地直接過來,所以沒有以前骯髒邋遢的樣子,難怪老師會讚美他。但是,人的穿著就可以表現一個人的「本質」嗎?從工地過來上課,如果沒有回家換乾淨衣服,是否就代表了他這個人「粗魯、沒分寸」?而這樣子透過「穿著品味」來評斷一個人,反映了現代階級社會的什麼問題呢? ◎以文化形式呈現的階級遊戲規則 不同階級的人,對於自己的階級文化通常都很熟悉,但是對於另外一個階級的文化,不僅不熟悉,而且還經常有比序、比高下的情況,例如上面這位輔導員透過外在服飾的符碼,來評判一個人的文化高低。文化,在當代社會,經常就是用來判斷一個人階級高低的遊戲。 過去社會學在解釋階級的時候,多半都是從個人是否有資本/資產,或者從事哪些職業來判斷,某個人屬於哪一個階級,例如水電工跟工程師就屬於不同階級。不過法國的社會學者Bourdieu說,經濟因素與物質條件,雖是解釋階級差異的最終準則,但階級的遊戲規則,乃是以文化的形式呈現。Bourdieu認為,所謂「好/壞」品味的背後,乃是宰制階級的「文化偏好」,藉此用來區分自己與「粗俗」他者之間的差異,進而鞏固自身的優勢與正當性。例如20世紀引入亞洲、台灣的古典音樂、西洋畫作,都被視為「好品味」的藝術,但是台灣民間吹Si-so-mi的鼓吹,或者幫忙畫遺像的畫師,都不登大雅之堂。 階級污名的烙印是如此沉重,指控不但嚴厲且讓人難堪,導致許多工人階級不願提起自己的出身。英國女性主義學者Skeggs認為,當工人階級女性在面對階級不公的審視時,中產階級受人尊敬的性別展演,則成為她們值得模仿但卻不易做到的因應策略。值得模仿,乃是因為當工人階級女性被(誤)認為是中產階級,就可以不用再背負階級的污名;不易做到,則因要能舉止嫻雅、受人尊敬,先須熟知「正確」的知識,能夠對自己的作為感到自信無誤,乃是中產階級的特質。 然而,工人階級在模仿的過程中,不但要擔心自己畫虎不成反類犬,害怕因露出馬腳而受到中產階級的嘲笑,同時也要顧忌來自於同儕對自身所謂「裝腔作勢」的指責。在這與上(中產階級)跟下(工人階級)的矛盾比較過程,說明了所謂「階級的情感政治」,也解釋了工人階級在面對宰制階級的價值,可能會感到「欣羨」與/或「忿怒不公」。再者,藉由模仿的過程,我們也可以看到被污名化的他者,如何憑藉「仿傚」支配者的形象,來彌補自身位階上的不足,同時也讓階級差異的魔咒,不斷複製。 ◎喝米酒,就知道你是下層社會的! 在某次的家暴團體咨商時,輔導員對有喝(米)酒習慣的阿樹(未婚,42歲,待業中,領有殘障津貼)說:「你有沒有覺得你自己走路都怪怪的……或許你自己主觀認知不覺得,但……可以由別人對你的觀察,來客觀的認識自己……」,接著他也邀請大家給阿樹建議,大家也紛紛發言。 阿信:米酒便宜嘛,想喝醉但買不起酒的人,都會喝米酒,這種人大腦已經受損了……都長期躺在床上,腳都沒有甚麼肉……半夜想上廁所,但因喝太醉,或是腳無力,很容易就尿失禁、尿在床上……。 阿良:米酒以前都是「蕃仔」在喝的……現在很少人在喝米酒……。 阿新:喝酒不好,所以我很少喝(酒),但要喝就喝OX,最少也是人頭馬……。 【喝OX是否代表比喝米酒更有品味?】  從「走路姿勢」真的可以看出一個人的行為是否怪怪的嗎?其實從另外三個學員的回答來看,喝酒並不是問題,而是「喝什麼酒」才是問題。喝高檔的、貴的,就不會有問題,喝米酒就是「蕃仔」、不入流的人。透過物質消費的展示,我們很輕易地就可以去判定一個人的階級身份,而不管此人過去的任何經歷,這就如Bourdieu說的:「宰制階級的『品味』標準,不但『理所當然』成為社會上行事的準則,也用來進一步用來區分自己與『他者』的不同,然而『好』品味背後,乃是階級審視的眼光 。」 就以阿樹的例子來看,,當大家熱烈討論阿樹酗酒問題時,卻沒有人提到阿樹那天上課前剛買了一本《朗文英語字典》,也是在場唯一擁有大學文憑的成員。換言之,階級的污名是如此強大,不但可以漠視阿樹的文化資本與教育程度,更因錯誤的文化品味,將他不穩的步伐,連結到「肌肉萎縮」、「大腦受損」,與酗酒之間的關係。 從以上的例子中可以看到,不僅是中產專業人士會對他者進行階級的評價(例如輔導員對於穿著骯髒的阿國評價、對於阿樹走路姿勢的評價),階級的評價也會在男性之間不斷進行相互凝視、比較(即使是大學畢業的阿樹,也因為喝米酒而被判定是低下階級)。透過這樣子的過程,特定的觀點成為了有價值的觀點,特定人說的話才算得上是有份量的話。 那麼,那些才是有價值的社會觀點呢?那就是良好的情緒管理,這個是台灣社會宰制階級最為高唱的價值。  ◎「良好」的情緒管理: 實踐中產階級價值 「情緒管理」常常是我們參加心靈諮商團體最重要的課程內容之一,市面上許多的書籍,也都在教導我們如何管理我們的情緒,達到自我提升的目標。沒辦法達成情緒管理的人,通常會被認為是不理性、無理取鬧的人。 在某次的授課過程中,輔導員透過介紹「現實治療法」,解釋「理性選擇」可以改變個人的行徑。為了提供學員更清楚的圖像,輔導員在黑板上畫一輛車,其中兩個前輪分別代表「認知」與「行為」,而兩個後輪則是「生理」與「情緒」,車子前面則有兩條可選擇的道路,一條是「不再犯(家暴)的光明太陽之路」,另一條是通往「烏雲再犯的報復之路」,意在告訴學員,「如果你願意,你的理智可以掌控你的情緒,就像方向盤可以決定車子前往的途徑,至於會不會再犯家暴,也完全操之在你手裡……。」 而依照我們聽到某輔導員的看法,能否成功做到情緒管理,則完全取決於個人的能力與選擇: 輔導員:……很多時候……你們(家暴學員)是情緒在前面引導著你……為什麼很多人都跟你們有同樣的情形……可是只有你們才來到這裡,那些跟你們有類似問題的人都走到哪裡去? ……來這裡最大的目的就是藉著別人的提醒來察覺自己走偏了,調整情緒,認識自己,改變自己的想法……如果你要能成功的管理憤怒的情緒,就必須打從心理認同情緒管理的重要,不該覺得那只是一種強加在你身上的價值,而是你看待你自己,或希望別人看待你的一種價值……。 似乎輔導員認為,只要是心智「健康」的人,都應該能做到情緒管理;家暴之所以會發生,似乎也說明家暴男性「偏差」的人格特質與不健全的心智。學員也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老師們最大的問題是……老覺得我們心理有問題,老是想要治療我們……我們一說話時,便指著我們鼻子罵說我們說話的語氣還帶有著恨……。」 【坊間充斥著教導人們如何管理情緒的書籍跟成長營】  資料來源:ext.pimg.tw/sweetdonut/49b2434acc049.jpg 心理諮商不只是中產階級用來建構理想自我的手段 ,它也利用自身所熟悉的語言,提倡高人一等的(階級)價值。透過心理諮商的衡量標準,中產階級便容易成為情緒管理的模範生,不但具備良好的自制力,也能成功抗拒社會的不良誘因;反觀工人階級因(被中產階級認為)心理層次貧乏,自然也就無法擁有情緒管理的特質,除了像小孩一般衝動、「易受(外界)影響」,鄙俗的文化也需要再教育。 然而,工人階級「低下」的文化實踐,卻是中產階級價值得以存在的條件;唯有透過他者粗魯過露的情緒表現,才能襯托自身優雅、自制的情緒展演。看見中產階級 (理想) 的人格特質,並不等於說明工人階級人格的必然缺陷;但透過階級的不公凝視,工人階級的文化習性,卻被用來解釋他們情緒管理失敗的原因,「鄙俗的」情緒場域,造就了工人階級薄弱的道德感。再者,能在遭遇困難時,不慌張失措、不輕易動怒,可以從容不迫的處理問題,被看成是屬於擁有許多成功經驗人士的特質,但是如此「優雅」特質的背後,其實是需要有資本支持的。 當我們透過情緒管理的能力來決定人格特質的好/壞時,我們就將不平等的社會關係所造成的差異,歸究到是個人的個性、能力缺失(例如輔導員一直強調的,要參與輔導課程的成員,必須理性控制自己的憤怒情緒),漠視其背後所經歷的結構困境(忽視了勞工階級遭受的經濟困窘壓力),也忽略了需要更進一步挑戰「情緒管理」乃是中產階級價值的委婉代名詞。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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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障礙者的需求是什麼?從ICF談起

王國羽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    愒子:巷子口的社會學,當年開始時,企圖以大眾可以懂得的語言,用深入淺出的方式,討論社會學的概念與日常生活的觀察。最近幾期的文章,讓我感覺似乎又走回社會學家研究論文的路徑。學術性質取向文章,雖然介紹許多有趣且較少人研究的社會學題目,但是內容與寫作卻並不定會引起好奇與興趣,離常民經驗遠了些。 【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架構,在台灣經常被誤解,甚至誤用】 資料來源:www.lea-test.fi/en/assessme/imp_vis/images/big/2.jpg    本篇短文,我用過去幾年幾乎被誤用與誤解的「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架構」(以下稱ICF,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討論我們社會中的障礙者,究竟需要甚麼?這些需要如何確定?是否都要國家來滿足。請大家先思考一下底下的幾個例子。 ◎誰才是障礙者?    A例:2014年的選舉,是台灣近年來,讓大家跌破眼鏡與滿地找鏡片的結果。最有趣的當選人,應屬台北市長柯文哲先生。在他整個競選過程中,與當選之後,最為大家討論的是他異於一般政治人物的行為特質,也讓社會開始了解,原來亞斯伯格症(Woodbury-Smith & Volkmar, 2009)的人,有這麼多的不同樣貌與差異。一夕之間,社會大眾、家長、亞斯伯格症的朋友,都對未來充滿信心,也讓社會對這群朋友們,有了不同的看法與理解。同樣的診斷疾病類型,但是卻與社會的想像,差距非常大,主觀認知與客觀事實,柯市長都不在我們傳統上會去討論的【障礙】範圍內。那麼,相同疾病的不同差異,我們應該將界線畫在哪呢?    B例:一位病人拿著診斷證明書,希望能獲得延長時間在學校繼續就讀,診斷證明書寫著【雙極多元人格異常:鬱症】,行政人員不太了解這是甚麼狀況,該如何判斷?也不敢對學生直接說明問題,因為怕學生承受不了異樣的眼光與對待而發病。為何當社會知道所服務的對象有心理及精神疾病時,需要採取謹慎小心,不要刺激的方式對待他們,為何不能採取一般的方式,與他們互動呢?為何社會總是有形無形中,採取不同的方式,與特定疾病類型的朋友們互動呢?    C例:一位八十幾歲的老太太,告訴女兒她忘了哪天在拉肚子,因為她現在好了。實際上,她是在與女兒通電話的前晚拉肚子,她獨居,可以自己處理生活中所有的大小事,包括有空與子女們打麻將,但是她仍需要家服員,每周到家中協助家務處理。這位獨居的老太太,雖然年紀大,也有子女在身旁,可是她追求【自立生活、獨立自主】,企圖心與所有人相同,我們社會提供的協助,可以讓她自立自主生活,直到無法自己照顧自己為止。 【2013東京都巴士上,與94歲老太太對話。雙方不懂對方語言但仍熱烈互動。巴士裡還有幾位自認年輕的80幾歲乘客,將位置讓給此女士。社會中老人對自己的認知,永遠都是比較年輕】 以上的案例,每天都在我們四周發生,無論是事件中的當事人或旁人,大家的第一個印象是:這些人絕對不是消極、負面、悲傷的【障礙者】,他們大多數都可以自理生活,處理金錢、行政業務、做決定與採取各種行動。    這篇短文要討論的核心概念:【障礙者是誰?】,或【我是誰?】。第一個問題,西方國家在歷史上已經處理了將近五百年,第二個問題挑戰21世紀的我們對障礙者的認識與對自己的認識。 在福利國家的制度中,受益對象人口群體,最難也最具挑戰性的就是區分障礙者是誰,社會中那些人,是屬於可被制度接受或社會接受的障礙者呢?誰有那樣的能力可以畫下那條界線呢?為何需要這個界線呢?那麼畫完之後,是否在界線內的人口群,所有的需要都是國家的責任呢?上述幾個問題,構成障礙研究的主要核心範疇,東西方社會雖有極大的差異,但是在找尋恰當的方法,在連續性的身心狀態下,畫下界線,卻都面臨相同的挑戰。因為,那條人為界定的範圍,本身就不容易達成,同時我們身體與心理具有不可分割性,任何一個外部人為的定義,本身都是一個政治過程,而非單純的劃線問題。 ◎WHO通過的ICF,同時具有醫療與社會取向      ICF是WHO在2001年會中通過的健康分類定義的系統。 接著在2006年世界衛生組織同時通過一個附加的ICF-CY版本,這個是以發展期間的兒童與青少年為對象,在原有ICF內容與編碼系統下,加上適合的編碼數字以利評估兒童與青少年的障礙狀態(WHO, 2007)。在回答上述問題,就是社會如何發展出一套,在連續性的身心理狀態下,能區辨不同人的特殊性與不同狀態的工具,這個工具本身需要能達到兩個基本的分類學目的;周延與互斥。而ICF就是那樣一個工具。    ICF是世界衛生組織在1980年代開始開發的一套健康分類系統,就世界衛生組織的立場來說,開發與研究這套工具,是正當且恰當的做為,WHO最初始目的不是研究身心障礙概念與模型,也不是提出所謂的醫療模型或與社會模型對抗等等,它只是站在世界衛生組織的立場,推動疾病預防與治療的初衷而已。而疾病後果之一,是對身體、心理等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或損傷等狀態,這些狀態又會如何影響個人的生活、教育、就醫、社會參與等,這是這套系統最主要的研發理由。 就歷史角度,這套制度的發展,主要建構在疾病的後果對個人的影響,也具有強烈的醫療取向(Shakespeare, 2012)。那麼這段發展歷史與前面所說,各國政府在定義障礙人口的挑戰,有什麼關係呢?這套制度的發展,當時世界衛生組織是為了回答一個簡單的問題:究竟各國未來面對的障礙人口是多少?它對各國的醫療衛生體系會造成怎樣的影響?未來社會的疾病醫治概念,是否需要改變?由以往預防、醫療到復健或照顧呢? 這些問題都是當年促使世界衛生組織開發與討論障礙概念系統與測量工具的動機,不單純只是界定障礙概念而已。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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嘲諷的自由:查理週刊式的自由是怎麼樣的自由?

陳逸淳 /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院●東海大學社會系 法國《查理週刊》(Charlie Hebdo)遭到恐怖屠殺,導致包括總編輯在內的十二名職員當場死亡,法國舉國哀悼。法國總統歐蘭德(François Hollande)在致哀時表示,「法國被擊中了心臟」(La France a été frappée dans son coeur) 。這指的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法國的政教分離(laïcité)政策的信念,另一方面則是言論自由。 【法國總統歐蘭德說,此次恐怖攻擊讓「法國被擊中了心臟」】 資料來源:chinadigitaltimes.net/wp-content/uploads/2015/01/216x300xB61jizdCYAEjXpt-216×300.jpg.pagespeed.ic.hTAaXnbjxA.jpg  政教分離的政策是一種世俗主義,指的是,任何宗教信仰的象徵都不能進入公領域之中,只能停留在私領域裡頭。例如,在公開的校園中不得宣揚宗教思想,也不能穿著具宗教象徵的衣物或首飾,例如十字架、伊斯蘭頭巾、猶太人的禮帽等等;在求職的場合不得要求應徵者表明其宗教信仰等等。但在私領域之中的個人信仰自由是受到嚴格保障的。例如,法國境內的五百多萬穆斯林在職場學校中同樣可以進行齋戒活動,女性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配戴頭巾等等。 ◎當宗教自由遇上言論自由 然而,儘管在政教分離的傳統之下,宗教信仰必須嚴格地停留在私領域之中,但是實際上,信仰是否逾越公私界線有時也是難以判別甚至是有彈性的。例如,原則上穆斯林學生上學時並不能配戴頭巾,因為那是屬於宗教的事物,但事實上,法國大學校園內仍然可以看到配戴頭巾的女性穆斯林,配戴頭巾並未遭到嚴格的禁止;再例如,筆者留法時就讀的學校理頭有西藏來的喇嘛學生,但學校仍准許他穿著喇嘛裝到校上課。簡言之,在政教分離的原則之下,法國境內的人們仍享有相當程度的實質宗教自由。ISIS組織甚至曾在法國透過網路公開招募成員,就是法國宗教自由的例證。 當宗教自由遇上了言論自由,會發生什麼事?儘管法國對言論自由的保障,明確地排除了煽動種族或宗教仇恨的言論,但是在實際層面上,言論自由的界線一直都是難以明確劃定的。嘲諷與受辱之間,從來就沒有明確的界線,甚至是因人而異的,除非涉及與納粹有關的歷史傷痛,或對另一位公民的直接侮辱,否則在實質的法律層面上,嘲諷的自由,以及所謂的二階(second dégre)或三階(troisème dégre)的法式幽默(意指不直接表達諷刺,而用拐彎抹角或講反話的方式來表達諷刺),一直都是法國文化的精隨之一。例如新聞評論節目《小新聞》(Le petit journal)一向把不正經、無所不酸式的、針對時事的搞笑視為己任而廣受歡迎;從習近平訪法一直到天主教反同性戀婚姻,什麼都能嘲諷,就是法式幽默最好的例子。言論自由,當然也包括嘲諷的自由,包括幽默的自由,這就是《解放報》(Libération)所謂的「查理式的自由」(Charliberté)[1]:言論自由,包括嘲笑的自由,更包括面對各種矛盾自我解嘲的自由。 【「查理式週刊的自由」是面對各種矛盾自我解嘲的自由】 資料來源:i.imgur.com/KBCmj17.jpg 查理週刊遭到屠殺,在全法國各地引發了聲援查理的運動;從「我是查理」到「我們是查理」再到「我們都是查理」,全法國到全世界,出現了千千萬萬個查理;無數個查理所代表的,絕非對種族主義偏見的支持,也不是企圖用言論自由作為各種霸權語彙的包裝和宗教實際上的不自由的推詞。上述的這類觀察,實際上也偏離了「查理式的自由」以及「我是查理」運動的基本精神:言論的自由,嘲諷的自由,永恆的邊緣立場,絕不妥協、不被任何主流霸權收編的堅決懷疑態度。 ◎「我是查理」運動是某種法式的反骨與自由 「我是查理」運動在巴黎的共和廣場(Place de la République)的聲援行動中,有右翼分子試圖公開燒毀可蘭經來表達反對伊斯蘭教的立場,但立即遭到群眾的群起噓聲和制止。這證明了「我是查理」運動的矛頭並非指向法國長久存在的宗教矛盾,所展現出來的力量也並非法蘭西文化作為法國的霸權文化對伊斯蘭文化的反擊。事實上,「我是查理」運動之所以如烽火般快速綿延,並沒有如台灣知識分子們的思考般如此充滿種族或宗教對立的思考,而是展先出某種法式的反骨,以及法式的自由,也就是所謂的「查理式的自由」。 確切來說,何謂「查理式的自由」?也許可以從一則法國《世界報》(Le monde)的報導切入來觀察。《世界報》在2015年1月11號刊出一則標題為〈全體一致為查理默哀:一個誤解?〉(”Unanimité des hommages à « Charlie » : un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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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社會學之眼 看見繽紛彩色人生

王宏仁 /中山大學社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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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嘛用心洗:美髮沙龍裏的身體工作

陳美華 /中山大學社會系 在講究時尚、造型的年代,剪個有型有款的髮型幾乎已經是現代人日常生活中再平凡不過的一環。同時,各種「要懂得對自己好」、「活出自我」的召喚也使得上美髮沙龍洗個頭放鬆一下心情、調整一下生活步調的行為成為普遍認可的小確幸,而非貴婦專屬的炫耀性消費。或許正因為洗頭、剪髮是個垂手可得、平凡無奇的服務,而鮮少吸引社會學者的關注。這篇文章就是以「洗頭」這個平凡、便宜的服務項目為分析焦點,討論美髮沙龍這個美麗產業背後所隱藏的身體工作。 ◎誰來做身體工作?從時尚美容到大體殯葬 我開始留意到美髮業主要起自於五年前某個冬日午后,我在台中一家全國知名的美髮連鎖店的親身「體」驗。一走進店裏,盛行於台式服務業的招呼語「歡迎光臨~」此起彼落的聲音,響遍整個店。 一位穿著時髦,頭上頂著當時最流行髮型的年輕美髮助理就帶著甜美的笑容過來招呼我,帶我坐下,問清楚我要剪髮之後,接著就輕輕抓起我的右手開始幫我按摩。但是,我的手臂完全感受不到被按摩的舒適與放鬆感,反而覺得像被菜瓜布刷過一樣。不用看,都感覺得到她雙手像是爬滿了魚鱗。我忍耐的等著她做完整個按摩,再幫我洗頭。這家店的規定至少按3-5分鐘,洗5-8分鐘,我們因而有足夠的時間閒聊。 她是九月才入學的高一美髮班新生,家住彰化二水。就跟大多數的美髮建教生一樣,她家裏並不富裕,希望「學一技之長,至少可以養活自己」。這是她開始美髮生涯的第二個月,但每天洗頭而且不能戴手套的關係,雙手都受傷。她也去看了醫生,但醫生說解決方法其實只有一個:改行別做了。夢想著「學一技之長」才來到台中,怎麼可能退縮?她選擇繼續工作,「死馬當活醫」。 這樣的故事在美髮界並不是什麼新鮮事。我日後訪問的美髮助理、(高檔髮型名店)設計師、店長、年收入千萬以上的知名連鎖店一級主管都說過,這類洗頭洗到「流血」、「手裂掉」、「靱帶受傷」,甚至「洗到泡泡都變成紅色,還說是客人頭髮掉色」的經驗,非常普遍。有趣的是,每個設計師的手都保養得相當的好。洗頭助理和設計師的雙手之間的反差,反映的是美麗產業中誰在執行身體工作(body work)的低階苦差事。 【洗頭助理和設計師的雙手反差,反映了誰在做身體工作的苦差事】 資料來源:news.tvbs.com.tw/static/forum_attachment/img/200712/04/sunkiss-20071204073303.jpg 英國女性主義社會學家Carol Wolkwitz (2002) 以身體工作(body work)一詞來概念化那些以服務他/她人的身體作為勞動對象的工作。這類以服務他/她人身體──使其舒適、美化、強壯、健康、獲得快感,甚至藉由不斷操練而習得某些技藝──的身體工作,涵蓋的範圍從一般被視為3D (dirty骯髒的、dangerous危險的、demeaning貶抑的) 的照護產業、維持健康所必需的醫療專業、各種打造身體以完成自我籌劃工程的身體雕塑產業、各式休閒運動產業,迄至提供性快感的性產業都是身體工作的範疇。身體工作因而廣泛的涵蓋了最美、最香、最時尚的美容美髮、美體塑身產業,也包括光譜另一端那些最髒、最臭、最過時的把屎把尿的照顧產業,甚至是處理大體的殯葬業。 後繼的研究也指出,身體工作是高度性別化、族群化的,(有色族裔或移民)女性是主要的從業者。同時,在這些和客人的身體接觸程度不一的工作中,越是涉及直接處理身體體液、排泄物、嘔吐物的工作(如奶媽、幼教、看護、護士、性工作),女性集中的現象越趨明顯,也越容易淪為「骯髒工作」。身體工作者的專業往往也就建立在能夠無視於這令人作嘔的氣味、噁心的體液,或那些不願配合、無法配合或者難以親近的身體而順利的執行她/他的工作。此外,因為勞動對象是活活生的人體,因而,工作者在執行勞務的過程中常常被期待(有時也真的)提供適度的關愛(care)與温情。情緒勞動在此間所扮演的角色早已為學者所指認,晚近有些學者[1]則以親密勞動(intimate labor)一詞來指涉這類工作在工作者和客戶間大量的親密互動。 【台灣的洗髮方式,出名到東洋去了】 美髮業中,修(腳)指甲、修腳皮的師傅是直接接觸客人身上壞死的皮膚與髒污的工作者,但多數美髮沙龍已逐漸不提供這類服務。洗頭成為美髮沙龍中,客人與工作者身體接觸最頻繁的一環,而美髮職業階梯中最底層的洗頭助理成為最主要的身體工作者﹣﹣她/他們提供洗頭服務之外,還必須依各店家規定幫客人按摩肩頸,(通常約在3到5分鐘之間),有些還得搥背,最後再負責清掃剪落一地的頭髮,以便讓沙龍隨時保持在光鮮亮麗的狀態[2]。因而,從助理開始按摩、洗頭、沖水,再交由吹風手吹整至乾爽的過程有時超過30分鐘。不乏消費者在按得很放鬆、洗得很舒服之餘,幾乎在躺洗的臥椅上睡著。這也是不少消費者把上美髮院洗頭視為放鬆、享受的原因,甚至日本觀光客的旅台行程還特別安排到美髮沙龍「體」驗「台式」洗頭的享受。 ◎洗頭是要用感情的! 但是,台灣大街小巷,三五步就有一家美髮沙龍,晚近百元快剪店林立的激烈競爭下,和國外相比堪稱豪華的洗頭服務,收費卻極其低廉。全國性大型連鎖掛出「洗頭150、剪髮200」的廣告,隔一條街,高雄在地知名連鎖打出「洗頭99、洗+剪288」搶市。激烈的競爭下,洗頭已不單單只是去污、止癢、回復頭皮清潔,或是Seddo做造型的工作,而是環繞著洗頭這個服務項目上進行各種身體工作的繁複演繹:有的在客戶躺在躺椅上時,會細心地在客人雙膝上蓋上防寒小毯,有的在額頭上貼便利貼大小的吸油紙以防客人的臉被水噴濺到,有的甚至提供「洗眼睛」的服務,先以温水清洗雙眼,再用温熱的毛巾熱敷雙眼眼,有的用精油進行頭皮按摩,有的乾脆大幅擴張上半身按摩的範圍與時間﹣﹣目的都在於充份的取悅客戶,滿足消費端「體」驗小確幸的念頭。 【細心的洗頭服務,會在臉部放上紙,以防止噴到水】 資料來源:link.photo.pchome.com.tw/s08/emily13isme/27/132681935356/ 問題是,當我們「體」驗洗頭的享受時,洗頭助理的工作「體」驗又是什麼? 幾乎所有的美髮從業者都會同意,洗頭是最基本的,但要做得好並不容易。事實上,即便洗頭助理經過無數次的假人頭練習,但因為頭型、真假髮質地上的差異,面對真人頭時往往也很難拿揑客人的感受。於是,助理經常互相把對方的頭、肩頸當成練習洗頭、按摩的原始材料,有時設計師得貢獻自己的頭來洗,以便瞭解助理的洗頭功夫。洗頭難,但究竟「難」在哪裏,很多受訪者又無法說得很清楚。國中畢業開始當學徒,50歲就成為知名連鎖店一級經理人的老師傅認為,關鍵是「指腹要用力、指甲要硬,刷、刷、刷,這樣她才會爽」、40多歲有2家店的店長則認為「重點洗,客人有感覺就可以」,但這些對多數無法「體」會的初學者而言,似乎只能以「一直練」、「洗久就會了」、「有些客人就是很難搞」來自我安慰。 洗頭助理的難題其實就是身體工作者或親密勞動者的難題:當勞動的對象不是器械、物件,而是一個個活生生、有知覺、有想法,會哭、會笑、會痛、會爽的人身肉體時,感受、覺察客戶各種不同的身體知覺的能力,就成為勞動的核心。頭,其實是很特別的部位,除了那些無力抗拒只能任人摸頭的可憐小孩,以及如膠似漆的情侶之外,成年男女的頭其實是很少被人碰觸的,因而一般人也很難想像或感受另一個人的頭在層層白色泡沫覆蓋下,被十個手指頭來回抓洗、觸摸,讓温水沖過的感覺,然而只要無法掌握客人身體的感受,美髮助理就無法掌握客人究竟是否滿意。因此,洗頭時我們常常看到助理以柔和的語氣親切的詢問,這水温可以嗎?這力道行嗎?還有哪裏要再加強嗎?並隨時留意有沒有過多的泡沫或水流入客人耳朵或弄髒了客人的衣物,惹來客人不偷快,但自己卻渾然不知。 【洗頭助理必須不斷以親切口吻來詢問客人的感受】 資料來源:lh6.ggpht.com/-C_13LWWjfj0/UiOJBJp6d5I/AAAAAAAAQbo/fUQ6y3-l9HA/s1600/17xZ9eQiMonC1.ERN7I_Ig.jpg 現在已經有二家連鎖店的Paul,回憶自己當洗頭助理時,第一天幫客人洗頭就被三名設計師點名批評,「洗得好爛」、「因為你的關係,損失一個客人」,而深覺受挫,決定要練好這一塊,後來慢慢體會出要「練手指的柔軟度⋯⋯去感受這個客人的脈動和情緒」。依照他的說法,他開始 用我的雙手去感覺,因為我們雙手是有感情的。那你摸到客人那一霎那,其實無形中就有東西流露到你的身體裏。 我相信很多人會認為Paul的說法很抽象,也很難理解。但,在疾病蔓延的年代,洗到流血都「不能戴手套」的行規[3],看重的並不是乾淨/骯髒、健康/有病的界線,而是「手套會讓你失去觸感」、「比較感覺不到東西」,甚至影響判斷。另一位當學徒時一直為洗頭所苦的阿寶,即使早已晉升台北東區高檔美髮沙龍工作的設計師,還是認為洗頭是這行最「難」的差事,畢竟「美感」或「設計」都可以有自己的眼光或品味,洗頭不行。她花了很長的時間跟我談她對洗頭的「體」悟: 阿寶:所以,我當助理的時候很痛苦啊,因為…其實我覺得最難的是洗頭耶,洗頭要用感情。 美華:(爆笑)哈哈哈,洗頭要用感情 阿寶:對啊,而且…應該說幫你…服務的那個人,他要感受…感受…跟你站在同樣的狀態裡面,去感受你身體裡面需要他的部分,比如說…他在幫你按(摩)的時候,會感覺他如果夠用心,他會感覺到你很疲憊。 美華:嗯,每個按摩師傅都會這樣說 阿寶:其實我覺得洗頭滿難的,然後你的力道啊那些,就全部都要有一個連貫性,不然你其中一個節奏斷掉了,那個感覺就不好,就好像一首歌嘛,差不多這樣子,老闆教我的時候他就說,洗頭像…他最後受不了,因為我老是洗不好,他說洗頭就像做愛一樣,就想像你在跟對方做愛,用那樣的感受去洗頭就對了。 美華:哇,他這樣講你就突然豁開朗了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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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個體與現代社會:現代性的兩難

劉名峰 /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 當我們用毒品當關鍵字,在Google的新聞網頁裡簡單搜尋一下,很容易會發現毒品是如何聲名狼籍:一方面,它跟娼妓、偷竊、搶劫,黑幫…等等犯罪有關,而另一方面當出現對抗毒品的行動時,卻可得到盛重的讚賞,像是舉報自己親人用毒時的「大義滅親」,毒品使用者的「痛定思痛」、「改邪歸正」等等,彷彿毒品真是十惡不赦、罪無可恕。 【香港政府的反毒廣告】 資料來源:i.ytimg.com/vi/SgWP79LIN3U/0.jpg 然而,當從學術的角度思考毒品的之際,恐怕附著在它身上的「罪惡」,就不是那麼容易講得清楚了。就以直接與毒品之「罪惡」有關的法律來說,我們可以問的是:吸毒為什麼有罪?如果是因為吸毒損害身體健康,那麼別說傷害自己的行為比比皆是,就是推到極致,傷害的也是吸毒者自己,在沒有影響他人的情況下,法律為什麼要介入?如果說,使用毒品會使人容易犯罪,那麼法律的介入也應該在犯罪行為發生之後,如搶劫、竊盜等等,並以這些行為論處,而不必對沒有發生其它犯罪行為的吸毒,予以處罰。簡單地說,從現代法學的角度出發,如果吸毒不影響他人,不應該予以課刑;而如果吸毒影響了他人,也就具體地以發生了的犯罪行為來論處,而不是吸毒本身。 但是,這個「不影響他人」的原則,似乎並沒有體現在毒品防制的法律上。世界各國普遍都有禁制毒品的法律,某些國家甚至還會動用死刑?簡單地說,是什麼樣的原因,使得毒品的禁制在法理上說不過去,但在現代世界裡卻可看到龐大的資源,在向毒品的宣戰中流失,其中不僅有警察、監獄、司法,甚至是教育、宣傳等單位的人力與資源,也有那些因為吸毒、販毒而在暗處躲藏,或牢裡渡過的歲月。據此,我們可以問的是:到底是什麼原因,讓人們覺得毒品是「社會法益」、「公共道德」的重大威脅,以致會讓現代法律在不清不楚的地方,卻那麼地義無反顧?這也就是社會學上場的時刻,而這篇文章也希望能在最後,具體地帶到如下的問題:為何吸食大麻的房東要泣求原諒,歐巴馬卻可當上美國總統? ◎「理解」的第一層意義:社會學面對毒品時的姿態 然而,就像「毒品」的概念並不是單一的,而研究毒品的社會學家,也不是個均質的群體。也就是說,從社會學的角色來理解毒品,其實會有許多不同視野,並也跟著對毒品有不同的看法。不過,為了不讓社會學在這麼關鍵的問題上,失去了切入的機會,我們應該要在討論「對毒品有什麼不同的看法」之前,得先問的是:那些不管是天然或化工,具有改變人們精神狀態,而被當作是「毒品」的物質,之所以被當作是「毒品」的社會情境是什麼?簡單地說,什麼會被當作是「毒品」? 在這個問句裡,毒品不是個規範性的概念,而是個社會建構的範疇。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可以將這文章,具體地帶到前述的問題上:房東二人得因吸食大麻,要聲淚俱下地開記者會,並向社會大眾道歉;但同樣也抽大麻的歐巴馬,卻可以選上美國總統,甚至在荷蘭,還能公開、合法地在咖啡館裡呼麻引伴?又或者,是什麼原因讓鴉片,這曾經在清末民初華人上流社會的高尚癮品,在今日卻被歸入一級毒品,甚至在中國還會因持有2.2磅的鴉片而被判死刑。從這裡我們可以說的是:毒品的定義不單單會因為不同的空間,而有不同的內容,並引起不同的反應,就是同樣的空間在不同的時期裡,人們也會有不同的態度。其實,正也因為不同的時空,對於什麼是毒品有著不同認知與看法的這個「社會事實」上,是社會學切入毒品之研究的起點,並因此也有不同的理論。茲即先簡單地介紹目前對毒品的研究,已累積的一些主要的看法,及成形的理論。 【鴉片吸食,曾經是華人上流社會的娛樂之一】 資料來源:https://twstreetcorner.files.wordpress.com/2014/11/opium-tw-e1415030342567.jpg 在開始說明社會學如何理解「毒品」之前,先在的條件是「毒品」這概念已經存在了,而它要成為一個概念或範疇地存在,不單單需要法律上的禁制,其禁制的理由還與「對人體之健康」有影響,才成其作為「毒品」的要件。而滿足這些條件的時空,最早也需等到廿世紀初的美國。不過,對嗎啡及鴉片之藥性的臨床醫療研究,其實在1877年的美國就已先出現了。當時它們被認為是「現代科學的奇蹟」。然而,在大約十年的研究之後,科學家們注意到了這些「藥物」,如果未加管制地使用,很可能會造成「可待因中毒」的現象,也就是對此一藥物產生依賴,即「上癮」。醫學界在1900年之前,即已認同對此類藥物應受管制地使用;1920年代,當時的美國學術界則廣泛地接受此一藥物在非醫療用途,也就是「娛樂性質」(recreational use)的使用,是有害的、危險的,並因此是病態的。 「毒品」的概念也就在此時逐漸形成,而當時的社會學界並沒有挑戰這樣的看法,差別只在於社會學界並不同意這些藥物帶來的傷害,是單純地來自於毒品使用的行為本身,並且這些活動也不受社會的力量所中介。其實,特別關注於行為與社會間的關係,也就是社會學所提供的視野。第一個有系統地對於毒品使用行為的社會學調查,則在1920年代的芝加哥展開。當時在芝大社會學系裡的學者們自認為承擔著「改善社會的道德責任」,並帶了種自由主義、啟蒙性格的改革理念,試圖為種種「社會解組」(social dis-organization)現象,如「犯罪、精神失序、家庭失功與酗酒等社會問題」,尋找解決方案。此即芝加哥社會學派所處的社會脈絡,而與毒品及其它「偏差行為」相關的「同儕壓力」(peer pressure)理論,也在此時發展出來。Bingham Dai 於1937年出版的《芝加哥的鴉片癮,Opium Addiction in Chicago》,是這領域裡第一本出版的專書。該書指出了毒品使用者經常處於「邊陲」的社會位置:失業、貧窮、不存在或相當脆弱的家庭關係,並且在使用毒品之後非常高的犯罪率。而且,「邊陲性的社會位置」還有「空間化」的現象,也就是毒癮者所在的鄰居、社區,對於這類失序的行為經常視而不見,甚至還會鼓勵這些失序、犯罪的行為—這也就是「同儕壓力」理論的雛形—因而使得「這些跟我們一樣的人們」,因為「處於一個變遷社會之中,不幸的空間區位」,而沾染上了毒癮。 然而,相較於Dai的理論所表現出來的「社會決定論」,隨後在1947年提出毒品研究的Alfred Lindesmith,則採用了比較微觀的研究方法,他認為毒癮者初始使用毒品的動機多是出於「樂趣」(pleasure),但有了毒癮之後,生理及認知的機制則令其無法脫離毒品的藥理作用。此一研究強而有力地挑戰了當時美國的毒品防治政策,即如果毒癮者無法為其行為負責,那麼其行為的結果也就不能算是種罪行,之後對毒品去刑化的辯論,及將毒癮者當作是病人的看法,即與他的理論有著密切的關係。Howard S. Becker在60年代還進一步地延伸Lindesmith的研究策略,並提出了「標籤理論」(labeling theory)來解釋包括吸毒在內的「偏差行為」。其實,不管是Dai理論裡所帶有的「社會決定論」,或是Lindesmith與Becker等人的研究,不會像醫學那樣地將吸毒的「病態」,歸諸於個人,而認為毒癮的發生有其社會的因素,並因此而較能同情地理解(sympathize)毒品使用的意義—這是社會學對於毒品之研究的姿勢。 ◎第二層次「理解」:從毒品研究裡看到「主流—邊陲」的道德鬥爭 在「同儕壓力」的研究典範提出之後,隨後的研究逐漸地聚焦在「同儕」的特質與「壓力」的強度等問題上,即其研究的重點變成是在標定吸毒、販毒者的特質,試圖掌握怎樣的人群或人格特質,更容易親近毒品。於是,這些理論的應用,不單單帶了種標定毒品之流動與使用網絡的目的,在配合了社會的偏見與標籤之後,它還具有「強化他者」的效果:使用與流通毒品的網絡,經常也被認為是處於「邊陲」的社會位置,像是移民、貧民、失業者、有色人種,或是失功的家庭成員,甚至還跟著還認定了這些人群也有「邊陲」的人格特質:脆弱、不穩定、難以信任……等等。誠然,這些發現與Bingham Dai的原始理論之間,並不會差得太遠,但其不僅少了原始理論在與醫學研究對比之際所特別強調的「社會因素」,同時還失去了「理解」的意向與姿態,並帶著污名的效果。於是,「同儕壓力」理論逐漸地變成了一種帶有「問題解決」(problem-solving)之氣質的視野,因為它不僅欠缺對毒品使用者所在脈絡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它將毒品當作是個「問題」,並且不單單是「研究的問題」,還是「威脅社會秩序的問題」與「他者所帶來的問題」。於是,吸毒與販毒者在研究者筆下所呈現的,是種「他者化」了的「邊陲」,而研究者則隱隱地成了「主流的我群」。 其實,隨著典範的精鍊,在「同儕壓力」理論因為「技術化」而失去批判能量之際,以符號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為基礎的理論也逐漸生成,繼續提供理解吸毒者處境的視野,而Howard Becker即是其中的旗手。在他一系列有關大麻的研究裡,除了寫到如何成為大麻「圈內人」的歷程,也提到大麻的使用者如何在社會控制的規範底下,被標籤化為「圈外人」的過程。這些過程,一來得具體地參照互動的情境,及所在的社會文化特質;再者,其中的互動又往往會發生諸如Stanley Cohen提出來之「道德恐慌」的現象。 此理論的幾個重要觀點,可簡述如下:首先,它們並沒有在第一時間接受了「吸毒」是「偏差」的行為,而是將「偏差」的概念當作是個社會互動與建構的結果;其次,在互動過程中仍然存在著「主流—邊陲」的兩端,而以「道德恐慌」為題的研究甚至比「標籤理論」走得更遠,因為研究的對象不是吸毒者,反而是那些恐慌的「主流社群」。此一「反主流」色彩濃烈的研究視野,其研究方法主要以質性的田野調查為主,九十年代之後新生的「正常化」(normalization)理論,則是以量化研究試圖證明,毒品之使用不僅非常普遍,其消費者還與過去「同儕壓力」理論所認為的邊陲人群相當不同。他們是出入俱樂部、舞廳、酒店的都會菁英、具有文化資本的大學生。於是,這些的研究指出,毒品之使用已經不僅是「正常的」(normal),它還因此在「符合規範」(accorded with norm)之際,而帶有道德上的「可欲性」。 【正常化理論認為,毒品使用已經在都會菁英中非常普遍】 在這段討論毒品之理論發展的文字間,我們可以看到社會學在毒品議題上的尷尬。不過,尷尬並不是因為原本具有理解的特質,而跟著帶有解放興趣的「同儕壓力」理論,技術化了成為社會控制的一部分,並在之後與「標籤理論」、「道德恐慌」等理論視野對比之下,呈現了「主流—邊陲」的關係,甚至最後在與顛覆毒品之道德性的「正常化理論」比較裡,還從過去的「進步」者,變成了「保守」方,而受到批判。其實,本文首先要指出的是,不管是主流還是邊陲,都是種立場,並也帶著特定的道德基礎;其次,即使「理解」是社會學視野的內在特質,因此就算保持著較高的審慎來面對帶有「社會控制」之性質與效果的理論,同樣得注意具有反主流色彩的理論是否也因為它們的立場,而在科學上會有問題的?就拿「正常化理論」來說,吸毒真是正常了嗎?怎樣的數量以上可以稱之為「正常」?又,難道因為俱樂部裡的高經社地位的專業人員們吸毒了,就能因此消解了吸毒者的邊陲性格,再跟著還能塑造毒品的「道德性」?其實,兩種視野都有各自的道德立場,並因此也有特定的意向,再跟著引出了對應的科學研究,及隱含的社會效果。 不過,本文也要強調,從理論的社會位置所呈現之「主流—邊陲」的道德鬥爭,並不是要帶出這些理論在科學上是無效的,這樣的結論真是太快,並且恐怕只是落入了知識上的無政府狀態,而無助於學術的對話與對現象的理解。本文主要想指出的是,毒品的社會學研究在本質上即帶了種持續的、高強度的張力,而這才是此一領域之所以尷尬的原因:一方面,附著在毒品身上特別濃厚的道德色彩,遂使得社會控制的作用更猛烈,而突顯了「邊陲」的「不義」。而不可否認的,作為學術建制之一部分的社會學,也具有建立秩序的興趣,並跟著生成了毒品使用者「不道德」的特質;但在另一方面,不單單社會建制正好就是社會學研究的對象,而就在研究建制、了解「權力—反權力」的運作之際,必然也就因為反思到社會控制的存在,而跟著質疑「主流」,懷疑其「道德性」。而這個表現在毒品研究之立場上,特別濃烈的「主流—邊陲」間的道德競爭,就是本文要討論的第二個「理解」所涉及的內容:毒品緊密地涉及道德,而作為社會一部分的社會學(學術),也跟著有意無意地捲入「主流—邊陲」的道德競爭。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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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紀到了就該認老?傷人,也終將傷已的年齡歧視(下)

翁志遠 /輔仁大學社會系 (續上集) ◎年齡歧視的可能起源 如前所述,年齡歧視的整體面貌相當複雜,所幸,現存的一般性社會心理學研究可以從不同的分析層次對於年齡歧視提供理論性的觀點,使我們較容易瞭解以年齡為基礎的偏見/歧視之可能根源。 個人層次:年齡刻板印象被認為具有保護自我的功能 恐懼管理理論(TMT: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主張,當個人被迫去領悟到自身死亡的可能性(也就是感受到死亡的威脅)之時,人們便會排斥所有可能讓他們聯想到最終死亡的人、事、物(例如:年長者),從而更加認同相似的他者(如:較年輕的人或中年人)。社會認同理論(SIT: social identity theory)則預測年輕人傾向認同自己的內團體(其他年輕人),並且為了提升自尊,從而排斥外團體的成員(年長者)。最後,綜合以上兩者觀點的功能論取向強調年齡歧視可以提供(1)保護自我的功能,使自我免於受到變老的威脅(類似TMT);(2)社會(交)功能,以促進年輕人內團體的互動(類以SIT)。有證據顯示,當年輕人或中年人對於死亡的負面態度愈高,對於年長者的貶抑也會愈強。 人際層次:年長者的外在特徵助長了年齡歧視 負面月暈效應 (negative halo effects)認為年長者多被認為在外表上較不吸引人,因此也被視為具有負面的特質和能力。過度推論效果 (overgeneralization effects)則是指一般人相信因為年長者的外表暗示出某種特質(例如:無精打彩的眼神à寂寞、彎腰駝背的姿態、悲傷),而這些外顯的特質與他們的內在必然若合符節。最後,年長者的外觀提供某種互動可能性的線索,也就是所謂的社會能供性 (social affordances),因此兒童從小就會學到年長者的皺紋或緩慢的步伐可能意味著缺乏熱忱或外向性格。總體而言,人際層次的理論皆在強調,年長者受到貶低,純粹只是因為比起一般年紀較輕的人而言,具有令人嫌惡的身體瑕疵。 【皺紋是智慧,還是瑕疵的象徵?】 資料來源:ext.pimg.tw/tenplusten/1321368876-1634906506.jpg 演化理論:貶低年長者的價值具有演化基礎 例如,在一個假設的助人情境中,研究者發現,年輕、強壯、健康的人可能因為被認為具有較高的存活可能性,會比年長、虛弱、生病的人受到更多幫助,由此可見,助人的決定受到整體適應性(inclusive fitness)的影響而帶有年齡歧視的味道。人類可能演化出一種知覺模式,將外表及行為視為虛弱的象徵。甚至,早在三歲之時,兒童就已發展出對於年長者的刻板信念與帶有偏見的情緒,並將之延伸至青少年及年人階段。 一個更廣泛的社會演化/社會功能的觀點則認為,人類在演化過程中會發展出有效且相互依賴的團體,藉以極大化所屬團體乃至於個人的生存機會。因此,當某些團體成員可能威脅到團體的利益時,其他成員就會做出反應。年長者可能被視為一種威脅,因為他們多會被認定無法為其他團體成員帶來利益,並對團體的生存毫無貢獻,從而遭致憤怒與憎恨。 社會文化理論:歷史的偶然促成了年齡歧視 兩個歷史的轉折點對於年長者的「貶值」可能特別重要。第一是印刷術的發明,使得文化的保存更加方便,因此取代了傳統年長者口耳相傳與經驗傳遞的重要功能。第二則是工業革命的發生,為了獲得更好的工作機會,家庭的遷徏變得更為頻繁,小家庭的形態遂成為主流,而資本家更看重能夠快速適應並執行困難的體力勞動之勞工(即年輕人),遠勝於有經驗的勞工(即年長者)。其他現代化的結果也有或多或少的影響,例如,普及的教育與醫療的進步使得高齡人口比例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卻也同時剝奪了他們在知識傳遞上所扮演的角色。 社會結構/代間衝突:高齡人口比例擴張,傳統代間關係無法維持 隨著高齡化的趨勢愈演愈烈,高齡人口比例快速擴張的同時仍持續握有社會重要資源,年輕人愈來愈難取而代之,代間的緊張與衝突即有一觸即發之勢。在這種社會結構之中,一般人對於年長者應該如何自處以及如何使用寶貴的社會資源等問題不免產生一種約定俗成的期望 (prescriptive expectations),因而可能帶有年齡歧視的色彩。研究指出,對於年長者在資源使用上應該如何「認份」或「認老」的期望,包含三個重要的面向:第一為社會新陳代謝(succession),意指年長者應該主動放棄人人稱羨的資源(如職位、財富、政治影響力);第二為減少資源耗損(consumption),暗示年長者應該儘可能降低對於社會共享資源的消極耗損(如公共空間、政府支出);第三為行為符合身分(identity),預期年長者應該避免參與以年輕人為訴求的活動(如社群網站、時尚穿著)。後續的實驗發現,年輕的參與者對於那些「不認老」的年長者,表現出高度的憎恨;同時,對於那些符合期待(也就是「認老」)的年長者,卻也表現出高度的肯定。由此可見,基於利益爭奪所導致的代間衝突,的確有可能使得存在已久的年齡歧視進一步加深且加劇。 ◎「老化刻板印象」與「老化的自我刻板印象」 對於老化的刻板印象(尤其是負面的)如何能夠衍生出針對年長者的負面態度以及歧視行為,從而對於年長者的身心福祉造成危害,前面的討論之中已有述及。然而,年輕一代對於老化的刻板印象經常習而不察,甚至是毫不保留地全面接收,對其所可能造成的健康後果難道就能置身事外、高枕無憂?答案恐怕是「不是不報,只是時候未到」。 【老化的刻板印象與知覺】 資料來源:吳治勳(2010)。對老的刻板印象、老化自我覺知及最適老化。台灣大學心理研究所,博士論文。 研究指出,對於老化的刻板印象(aging stereotypes)會經過持續的內化過程,而在個人進入老年階段時成為一種老化的自我刻板印象(aging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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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紀到了就該認老?傷人,也終將傷已的年齡歧視(上)

翁志遠 /輔仁大學社會系 年底七合一超級大選將屆,許多候選人開始面臨來自選民與媒體的放大檢視,包括人格操守、政治資歷,乃至於家世背景。在諸多的檢驗判準之中,一個似乎較不引起太多注意的面向,就是生理年齡。然而年齡議題在此次選戰之中有無發酵,值得更多的觀察。例如,企圖挑戰地方自治史上民選地方首長的最長任期紀錄,胡志強遭受年紀過大的質疑,由來以久。他的回應則是年齡不必然是負擔,端視經驗和智慧能否隨著年齡與時俱進,甚至舉出產業界教父退休後還被請出江湖重作馮婦為例,替自己背書。另外,曾以無黨籍身份獨立參選台北市長的沈富雄,也一再強調「老而彌堅,年齡於我何有哉」,更「懸賞」新台幣五千元,徵求美國大文豪馬克.吐溫(Mark Twain, 1835-1910)名言:“Age is an issue of mind over matter. If you don’t mind, it doesn’t matter.”的中文譯句,欲藉此引發更多關注。雖然最後仍因自忖與其他候選人難成鼎足之勢而黯然宣布退選,然而,有智多星、老頑童之稱的沈富雄不再受到選民青睞,究意是純粹反映出個人政治實力的衰退,又或者可能只是「老兵不死,只是凋零」的殘酷寫照?   【人生的優勢,真的在年輕嗎?】 資料來源:quotes.lifehack.org/media/quotes/quote-F.-Scott-Fitzgerald-after-all-life-hasnt-much-to-offer-3427.png 為了回答上述的問題,衛福部國民健康署不久之前(6/10/2014)公布一份調查結果,值得玩味。「健康行為危險因子」老年刻板印象調查在2013年進行,樣本來自24,624位15歲以上民眾,問卷內容涵括「老人是否體弱多病」、「老人是否有解決問題的能力」、「老人是否為家人或社會的負擔」、「老人是否沒有工作能力」等問題。調查結果顯示,台灣年長者明顯「自我感覺不良好」:61%認為自己體弱多病,認為自己健康狀況好的年長者中,也有50.6%的人同意年長者「體弱多病」;如果自覺健康狀況不好,同意年長者「體弱多病」的比率更高達75.3%。另外,44.3%的年長者認為自己是別人的包袱,而且年齡愈大,愈認為年長者是家人或社會的負擔。最後,對於年長者是否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年者長是否沒有工作能力等問題,同意比率分別為68%及48.3%。 相較之下,15至29歲世代年輕人對年長者的看法似乎正向許多:僅有22.9%年輕人同意年長者體弱多病;高達8成以上認同年長者有解決問題的能力,認為年長者是「家人或社會的負擔」及「沒有工作能力」的比率僅14%及16.8%。國健署長邱淑媞分析,可能離「老」還太遠,所以15至29歲的年輕世代對年長者的看法並不如預期的負面。 然而,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這樣的結果也無法排除另外兩種可能性:第一,現時15至29歲的年輕世代對於年長者的印象可能大部分來自於和所謂的戰後嬰兒潮世代 (baby boomers: 1946-1964期間出生)互動的經驗,而這一群媒體口中的「金領銀髮族」也的確展現出迥異於以往年長者的特殊風格,包括高度受教、健康良好、資源充沛等等,所以年輕世代對於年長者的正面看法的確是有可能反映出現實情況的改變。第二,電話訪問的過程也有可能引發出一種「社會期待」偏誤(social desirability),也就是在接受問卷或量表施測時,應答者為了形塑出一個良好的印象(即便知道自己的答覆會受到匿名處理),心理上仍多少會傾向於以符合社會文化價值規範標準的不實意願,來代替真正意願回答問題。換言之,15至29歲的年輕世代對年長者的正面看法也有可能只是一種「場面話」而己。如果再把事情搞得更複雜一點,即便一個人在意識層面之上對於年長者並無負面的感覺或想法,但也無法保證他/她在無/潛意識層面亦復如此。也就是說,個人是有可能無法認知到自己在意識層面之下的偏見。如果個人都不自知,那麼我們還有可能測量出個人在無/潛意識層面的偏見嗎?簡短的回答,可以;更完整的回答可以參考「隱性年齡主義」的概念,甚至親自去做個測驗來體會一下。以下分別介紹年齡主義(ageism)的內涵與起源,最後再以其健康後果的討論作結。 【你對老人有多歧視測驗】  資料來源:Banaji and Greenwald: How biased are you? ◎年齡歧視的構成面向:認知/情感/行為 伴隨著上個世紀60至70年代間女權/民權運動的勃興,年齡歧視也於同一時期在美國被用來指涉對於年長者的偏見與歧視。精神醫學家Robert Butler最早對於年齡歧視提供了一個正式的定義:「年齡歧視可視為一種針對年老者形成系統性刻板印象(stereotyping)與歧視行為(discrimination)之過程,如同種族主義(racism)與性別歧視(sexism)乃基於膚色與性別而產生。」雖然Butler將年齡歧視與種族主義、性別歧視類比的觀點,後來遭受強烈的批評,但他將此一議題發揚光大的貢獻卻不容抹滅。儘管不同學者對於年齡歧視的定義,言人人殊,但一個普遍的共識仍然存在:一方面,年齡歧視對以年齡區分人群的作為提供正當性基礎,並藉此系統化地排除特定團體享有某些資源與機會的權利;另一方面,年齡歧視引起並增強對於老化過程的恐懼,且將關於不同年齡層的能力與需求之假想形成刻板印象。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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