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s: 災難

沉沒的船‧沉沒的韓國? 從世越號看韓國社會與文化

何撒娜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4月16日那天,當時仍在韓國某大學裡任教的我,有二堂大學部的課要上。我一如往常地一早到學校備課、上課;上完當天的社會學導論課後,我回到研究室裡,鬆了一口氣,打開電腦,隨便瀏覽著郵件與新聞。那時,看到一則不起眼的新聞快訊標題寫著:「仁川海域附近客運船發生船難‧大部分乘客獲救」,我心想著,幸好沒有釀成大災難,也暗暗誇獎了韓國的大眾運輸安全系統。 誰知道入夜以後,更多消息傳出來,原來,載有470多人的韓國「世越號」客輪在全羅南道珍島郡海域發生沉船事故,生還者只有172人。乘客包括325名前往濟州島旅行的京畿道安山市檀園高中的學生和14名教師,他們當中僅有數十人獲救,絕大多數的孩子們還困在船艙裡。 【災難式的沈船,帶出了韓國什麼樣的社會文化問題?】 資料來源:s1.ibtimes.com/sites/www.ibtimes.com/files/styles/picture_this/public/2014/04/16/south-korea-ferry-sewol-sinking.jpg?itok=kZokRRrf 韓國的四月天依然春寒料峭,我出門還要穿著冬天的大衣;想到那些孩子們受困在冰冷的海水裡,生死未卜,心裡起了一陣寒顫。臉書上一位嫁到韓國定居多年的台灣朋友,寫著:「孩子們,天就快亮了,一定要努力撐下去啊!」當天夜裡,我跟許多韓國人民一樣,夜不成眠,醒醒睡睡,一醒過來就上網,想看看最新的救援狀況,默默祈禱著那些孩子們能撐過夜裡海水的低溫,等待黎明時更大規模的救援行動。 ◎沈船事件對韓國社會造成的創傷 原本期待黎明之後,救援行動能進行地更有效率,然而隨著時間分分秒秒地流逝,大家越來越不安。獲救人數始終沒增加,失蹤乘客數仍居高不下,失蹤者家屬從耐心等待政府拿出救援對策,到焦躁不安頻發衝突;整個韓國社會的運作好像霎時間停頓了下來。事件發生至今半年過去了,大部份失蹤者遺體已被尋獲,但仍有少數失蹤者下落不明。大家表面上維持著日常生活作息,整個社會卻受到極大的創傷。 之所以如此,除了災難造成的重大死傷以外,事件的整個發展過程,實在有太多啟人疑竇、匪夷所思的地方,像是沉船最初有二個多小時的黃金救援時間,船長、船員以及海警卻沒有採取任何的救援行動,導致那麼多年輕的生命白白地喪命:例如船長與船員命令學生們停留在船艙裡等候,自己卻率先逃跑,事後也並沒有表現出愧疚之意;像是船公司的俞姓老闆一家人,面對此一悲劇的方式竟然是變裝潛逃,軍警動員大規模的人力去搜山也找不到人,後來警方又戲劇性地宣布在偏僻地區找到一具遺體,宣稱是船公司的老闆俞炳彥。 整個事件的發展好像羅生門一樣,至今事故發生的原因依然不明,盼望得到真相的犧牲者家屬與社會大眾,呼籲政府通過「世越號特別法」,徹底查明真相,讓該負責的人負起責任、還給犧牲者與家屬一個公道。其中一位犧牲者的父親「裕敏的爸爸」金永五,為了向政府要求徹底調查事故原因、為死去女兒尋求公道,連續絕食了46天,卻得不到當局者任何的回應,後來在各界勸說下停止絕食,好繼續長期抗戰下去。 圖片說明: 困在船艙裡的,是沒有逃生出口的國民。乘著救生艇逃亡而去的,包含了船長、只知道錢的企業、以及無能的政府;無能政府一邊逃亡還不忘一邊回頭說:請保護我的位置! 圖片來源:The Hankyoreh 2014.4.23 身為一個在韓國長住並在大學裡任教的人,我跟其他人一樣,因為這件事受到很大的衝擊,有很長一段時間處在情緒非常低沉的狀態;但身為一個外來的研究者,這場事故讓我產生了很多疑問,促使我不斷地去追問與思索這些看起來非常荒謬的事情。感到困惑的不只是我。不久前我跟一位正在讀人類學博士的韓國朋友討論這件事情,她說,這件事發生後,她覺得韓國已經不是自己能理解的國家。這個事故很明顯地突顯出韓國政府的沒有效能、企業主的缺乏社會良知、以及對於公共安全缺乏一套完整的因應體系,然而,這些現象並非韓國所獨有,在台灣、在其他國家也一樣看得到。我問我自己的問題是:究竟從這整個事件發生、發展的過程裡,我們可以怎樣地多理解一點屬於韓國特殊的文化與社會結構? ◎為何船長還在悠哉悠哉晾乾打濕的鈔票:權力的文化脈絡 我首先感到極度困惑不解的,是為甚麼船長與多數船員們竟然可以不顧那些被要求在船艙裡等候的學生們,自己率先棄船逃亡?握有權力的人,不是應該負擔起對等的責任嗎?而在船上權力最大的,不就是船長跟船員們嗎?為什麼他們能好整以暇地棄船,而船長自己獲救後,還悠哉悠哉地在那邊晾乾自己被打濕的鈔票,感受不到他們對其他乘客的憂心?說真的,我無法理解這樣的邏輯。 然而,這不是單一事件,在韓國歷史上發生的其他重大公安事件裡,也有過類似的情況。例如在1995年的三豐百貨公司倒塌事件,在百貨公司建築物倒塌之前,社長跟其他主管也率先平安逃出,當時共有五百多名民眾死亡。2003年發生大邱地鐵縱火案,當時一輛在韓國大邱市的地鐵列車被縱火,並波及另一輛列車,最終導致198名乘客死亡,147人受傷的重大慘劇,事故發生當時的列車長也棄乘客而先逃出列車。 當然,我們不能一竿子打翻一群人,因此就認定韓國人們不負責任、不管他人死活。在我的韓國生活經驗之中,我常深刻感受到韓國人們互相照顧的那種大家族式情誼。事實上,在此次的沉船事件中,也有幾位船上的工作人員以及檀園高中的老師們,為了拯救其他人而犧牲自己生命。然而,握有最高決策權力的船長與船員,並沒有在第一時間做出讓大家棄船逃生的正確判斷;負責的海警單位,未在第一時間採取正確的救援措施;而擁有船公司的老闆一家人,也並未出來負起責任面對現況,反而全家潛逃,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歷年的大型人為災難,跟韓國文化裡對權力與服從的認知有關。圖為三豐百貨公司】 資料來源:image2.sina.com.cn/IT/d/2005-11-28/U1235P2T1D776964F9DT20051128143054.jpg 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這件事。首先,是權力在不同文化脈絡裡的意義;其次,是傳統與當代社會價值之間的衝突。權力越大、責任越大,是我們在當代民主社會裡的普遍認知。然而,韓國社會雖然是個現代化的民主社會,卻仍然保留了許多傳統社會的結構與價值,那就是建立於儒家文化長幼尊卑傳統之上的社會階序 (social hierarchy),以及集體行動的原則,而「權力」在這樣的社會文化脈絡裡,有著不同的認知與定義。 在韓國,根據每個人的年紀與所在位置,有著必須嚴格遵行的社會法則;所說的語言,必須根據長幼尊卑而跟著改變,要做甚麼事情時,也是根據長幼尊卑的位置來決定如何處置與面對。我在韓國的研究室裡,同事們每天都會一起去餐廳用餐。用餐就像是一種儀式,有著固定的模式;每天用餐時間一到,通常都是由研究室裡最年長(通常也是最資深)的人招呼一聲「去吃飯吧!」,然後大家一起行動,很少有例外。 有時我對於這種集體行動感到厭倦,刻意避開,然後往往會有同事來關心,問我是不是發生了甚麼事情?為什麼不跟大家一起用餐?剛開始參加一些社團活動時,往往不明白大家為什麼那麼被動,都是一個口令才會有一個動作,後來明白這就是韓國群體的行動法則,當你屬於一個群體時,就要跟著群體一起行動,很難有例外;而在每個群體中,自然而然會有跟著年紀與社會地位而產生的社會階序,在下者必須服從在上者,這是必須而當然的。也因此,當有突發狀況產生時,大家會等待著,等著服從當時位於這個群體位置最高者如何決定,而非根據狀況來判斷該如何因應。 也因為這樣的社會階序,責任其實是分散在群體之中的。位置低的人就算決策是錯的或是不合理也必須服從,不能決策也就不需要負任何責任;而位置最高的人,通常還會有另外一個位置更高的人來做決定,以世越號來舉例的話,位於船長之上還有船公司的其他長官、以及政府的海警部門,船長本身並不是需要負最後責任的人。而就算發生了甚麼事情,通常責任會由整個群體一起來承擔,而非由單一的個人來負起。所以我們看到世越號裡多數的老師與學生們,順從了船長與船員的指示在船艙中等待,白白喪失了寶貴的救命時間;並非他們沒有思考或判斷能力,而是因為長期習慣地處於這樣的社會階序裡,在緊急時刻很難快速地脫離這樣的思維模式。權力在這樣的文化脈絡裡,往往等同的不是該負起相對應的責任,有時反而成為一種特權的思維,也就是享有權力、卻不需要負起責任。 ◎乘客對他們來說只是商品:傳統價值與新自由主義的衝突 這樣的傳統社會階序所帶來的,並不全然是負面的影響。理論上,在這個集體社會裡,只要處在群體裡,就會有上面的人必須來照顧你,有下面的人必須要尊重你。而且,最重要的是,群體的人必須要互相照顧,只要在群體裡,就不該有人落單。然而,這樣的傳統價值,在當代的新自由主義現代化社會裡遭受到很大的挑戰。在新自由主義的架構裡,個人主義才是王道,利益最大化是唯一的導向,很多時候連人際關係也都商品化了。韓國人在現代生活裡,感受到巨大的矛盾;傳統社會的倫理價值還在,卻又必須面對被商品化、異化的現代生活。 【快速的資本主義化,也為韓國傳統社會帶來衝擊】 資料來源:groovekorea.com/sites/default/files/field/image/article-main/Izzy%20bday%202012-29.jpg 在世越號事件裡,我們也可以看出這二種不同價值之間的衝突。我們可以看到有老師為了救學生而犧牲自己的生命,有學生把自己的救生衣讓給其他同學而喪生;然而,我們也可以看到船長與船員把與乘客的關係給異化了,對他們來說,他們只是拿錢為船公司工作的人,乘客對他們來說只存在著商業關係;因此,當危急的時刻來臨,第一個反應就是保自己的命,至於乘客下場如何,與他們無關。然而,對整個韓國社會來說,這又是整個社會必須一起來負責承擔的事情,因此,每個人對於這場事故,都有著強烈的抱歉心理。 事件發生之後,到處都可以看到「對不起」的字樣,大家都覺得發生了這樣的事,是「我們」(wuri)共同的責任,是「我們」對不起「我們」的孩子們;然而船公司的老闆,或是政府的高官,卻又不覺得自己該為此負責。韓國傳統的群體倫理,與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現代化生活,產生了巨大的矛盾與衝突。而這種新、舊價值觀之間的矛盾衝突,不僅展現在沉船事件中,也影響著當代韓國人的生活;韓國是全球自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很多韓國人患有憂鬱症或其他精神疾病,究其根本原因,很大一部分來自這種新舊價值觀之間的衝突與無法調適。 ◎風險社會與反身現代性 關於沉船事件還有很多值得仔細探討的面向,例如財團的橫行,是韓國目前最大的危機;韓國社會裡以「血緣」、「地緣」、「學緣」等「三緣」為主的結構,也是造成此次沈船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救援過程中,我們也看到許多韓國人拒絕外來者協助的排他性社會文化現象。但我覺得,傳統社會階序脈絡中的權力與責任概念,與社會變遷而產生的衝突,是最關鍵根本的因素。韓國的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得太快,雖然處處呈現出活潑而快速變化發展的現代化大都會樣貌,然而,重視群體與長幼尊卑的傳統社會倫理價值,卻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著,因此,我們看到許多涂爾幹所說的「脫序」 (anomie) 現象出現在韓國社會中,像是高自殺率問題、精神疾病的產生、或此次世越號沉船事件的荒謬狀況。 我在課堂上告訴同學,參與哀悼這場苦難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輕易地遺忘。我們必須認真地思考事故發生的原因,反思事故所突顯出來的韓國社會結構問題。在課堂上,我對學生說明風險社會的理論,以及所謂的反身現代性。風險與災難是現代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我們必須正視風險與災難的存在。然而,面對災難與風險的準備,並不像傳統社會一樣,是其他人或整個群體的責任,而是「我」自己的責任;我們不能坐等別人來解決這些問題,每個人自己就是個主體,每個人都必須承擔起自己的那部份責任,在必須的時候做出正確的選擇與行動。所以,社會生活中種種的問題,他人生活中面臨的挫折困難,都不再是別人的問題,「我」責無旁貸,「我」必須負起責任、找到出路。而這樣的能力,必須在日常生活中就開始培養。 … Continue reading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 , , , | 4 Comments

能源使用的新思維:小即是美

邱花妹 /中山大學社會系 事實上我們正有意且故意積存毒性物質,冀望有朝一日或許能有辦法對付它。我們正責成未來世代對付一個我們自身不知如何應付的問題。~ 1972年英國政府報告《汙染: 公害或報應?》論及核子反應爐的放射性廢棄物(引自修馬克,《小即是美》頁164)。 【修馬克在40年前就質疑,人類可以應付自己創造出來的怪物嗎?】 前陣子有機會接觸到一些高中生,了解他們近來最關心的時事。不意外地,多數同學提到核電問題,所有同學表態反對核四續建,但有幾位同學自信地補充:「我是反核四不反核。」這類同學們相信:核能乾淨便宜,至於核四,因為是危險拼裝車、是錢坑無底洞,人謀不臧,應該停建。 好奇年輕同學們的立場,我忍不住追問,那麼究竟該拿核廢料怎麼辦? 有人從「效益論」分析,認為從全民最大利益考量,核廢應繼續留在蘭嶼,但補償金要優渥。另外一位同學則說,核廢料以後應該有辦法解決吧,隨後似乎有點心虛地笑說:「以後可能可以送到外太空…」。 聽到這些回答,有些哭笑不得,但是,回頭想想,這些高中生的想法,反應的不正是擁核的政府與核電工業一直以來在社會上積極營造的一種「人類定能駕馭核能」的集體幻覺? ◎謊言與幻覺 早在1973年,出生於德國的英國經濟學者修馬克,在《小即是美》(Small is Beautiful) 一書中,質疑人類定能駕馭核能、妥善處理核廢料的集體幻覺。修馬克這樣批判核能: 輻射一旦產生,就沒有任何化學反應或物理干擾能衰減其強度,人類創造出放射性物質,卻無法減低它的放射性;只要生命存在,放射性物質就會進入生物鏈,最後回到人身上。僅管如此,核能倡議者卻避而不談,核分裂對人類與自然萬物帶來的無可比擬、不可思議的危害;設想人類可以在沒有地震、沒有戰爭、沒有動亂的狀況下使用核能;更不去面對究竟該拿核廢料怎麼辦的棘手問題。修馬克認為,妄想以核能解決化石燃料耗竭,而不圖做出根本性的改變,其實是在解決一個問題後,製造出另一個後患無窮的大問題。 四十年前的批判,放在今日的台灣與當前的世界仍然適用,人類至今難以處理棘手的核廢料問題是明證。 翻開經濟部出版的「核能議題問答集」,56 頁的手冊中僅一頁半回應核廢料處理問題。經濟部自信宣稱核廢料「並非無解」,台電具備處理技術,但細看內容則發現,解決核廢料的辦法,其實一如過往,停留在「修辭」狀態: 用過核子燃料將採「最終處置」,政府規劃於2055年前完成高階核廢棄物最終處置場;低階核廢料將以「多重障壁概念」與人類生活隔絕,並將在最終處置場址決定後8年內,完成建造與取得執照;以及,不排除尋求國際合作處理或境外處置。 擁核政府忙著營造核廢料必能解決的幻覺,既不誠實交代,境外處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更不討論,在地震頻繁、人口稠密的台灣,眾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核廢料,究竟要如何能找到一個可以落腳萬年的最終處置場。難怪前原能會核能研究所副研究員賀立維批評: 「數十年前,政府宣佈永久貯存場將在四十年後啟用,到了今天,還是宣佈將在四十年後啟用,四十多年來原能會主委換了十位,台電董事長換了十位,問題仍未解決。相信四十年後再換十位主管還是解決不了問題,每一位都推給下一位。」 【台灣核電1萬5459束廢棄燃料棒全放在台北地區的核電廠】 現下的台灣,核一二三廠的冷卻池,已經放置約1萬6千束使用過的核燃料棒(高階核廢料),(中)低階核廢料也已經有將近22萬桶,其中,9萬7672桶在1982到1996年間送到了蘭嶼。預計核一二三廠除役後,加上除役所產生的廢料,台灣將有9千噸高階核廢料加上90萬桶的中低階核廢料。但不管高階或中低階核廢料,要選定最終處置場址都困難重重。 因為達悟始於1988年的反核廢運動,陳水扁執政時承諾核廢料遷出蘭嶼,但在2012年蘭嶼核廢料完成整檢後的今天,最終處置場的選址仍難有進展。政府祭出50億回饋金,公告台東縣達仁鄉南田村和金門縣烏坵鄉小坵嶼為建議候選場址,但如何通過地方公投,是否能如政府預期地選定場址,2021年完工啟用,根本沒人敢打包票。 至於如何找到高階核廢料的最終處置場更是難如登天。看過紀錄片《核你到永遠》(Into Eternity)的觀眾,應該對片子傳遞出的一種冷冽不安與未知感印象深刻。位於堅硬岩盤中的芬蘭安克羅(Onkalo)儲存場,向下深挖4.8公里,準備儲存包括半衰期長達2萬4千年的鈽239等各種核廢料。芬蘭人確實期待這個場址地質能穩定達10萬年,但紀錄片中,專家、技術人員與工作者透露出的訊息卻是: 其實誰也無法保證地球地質條件與生態環境是否能維持十萬年不變,更沒人能確定,會不會有那一代人不幸誤觸深埋地底的核廢大墳場。這個興建中的深層掩埋方案,沒有讓芬蘭人自信滿滿,而是流露深層的不安。儘管如此,台灣政府仍以地質條件及人口密度與台灣大不同的芬蘭與瑞典為例,證明已有興建中的核廢料最終處置場。 【芬蘭找尋核廢料掩埋場址時都充滿了焦慮,台電如何信心滿滿說絕對沒問題?】 ◎台灣政府空洞的核廢料安全保證 對台灣而言,不要說最終處置場,就連暫時儲存設施就已經問題叢叢。蘭嶼低階核廢料在2008年到2012年間進行整檢,整檢過程曝露了核廢料桶遭嚴重鏽蝕,且因為整檢過程草率,整檢工人、達悟族人與蘭嶼生態環境進一步遭受輻射汙染(中研院研究員扈治安偵測到「鈷60」、「銫137」)。然而,政府、台電至今仍逃避面對,核廢料對達悟族人、整檢工人與蘭嶼生態環境帶來的危害。 此外,因為最終處置場沒著落,核一二三廠的冷卻池爆量儲存用過的核燃料棒,使台灣民眾日日置身高度的核災風險中,為了將核廢料束移出冷卻池,進入乾式儲存狀態,台電公司直接在核一二廠內興建用過燃料乾式貯存設施,但就在核一廠貯存設施即將進入測試階段,國人才發現,台灣的乾式存儲設施,竟然採取充滿風險疑慮的露天擺放,同時,在政府片面宣稱安全無虞時,也未能回應國人的擔憂: 在最終處置場可能持續難產的情況下,宣稱將使用40年、位於核電廠內的乾式儲存設施,會不會成了高階核廢料的最終處置場。 核電工業發展超過半個世紀,不僅無能杜絕核災,也無法妥善處理核廢料。對於地震頻仍的撮爾小島台灣,只要核一二三廠持續運作一天,新的核廢料就會不斷被製造出來,世世代代的國人就不得不與核廢料相處。停建核四,不儘在於核四是拼裝車,恐怕永無上路的一天,停建核四,更在於終止盲目使用核能,停止將萬年劇毒核廢料硬塞給後代子孫與弱勢邊緣的社區與族群(小編註:參考巷口文「核電生死簿:苦難的分佈」有關災難與階級的關係)。 【用電人可以將不要的核能污染廢料放到蘭嶼嗎?】 政府不該繼續以空洞的保證,簡化核廢料處理的複雜性與難度,低估核廢料處理安置的風險以及其將帶來的龐大財政負擔。台灣難道不應該及早懸崖勒馬,將有限的資源與力氣,用在嚴肅面對已經產出的核廢料上嗎? 核廢料處理涉及的,絕非只是地質探勘、選址等技術性問題,更涉及複雜的風險溝通、政治協商與衝突以及公共資源的分配問題(包括高額的補償金)。政府三言兩語向國人打包票,難道不是在繼續編織、營造核廢料並非無解的集體幻覺? 進一步而言,核電的本質性危害,不僅在其最終會產出貽害萬年的核廢料,核工業從開採鈾礦、運作維修、核廢處理,本質上都是以工人被曝為前提,而一旦發生核災,其帶來的毀滅性災難無可比擬。高科技不萬能,高科技可能等同於高風險,人為操作的科技難以全然避免錯誤,核電工業也無法抗拒天災。為了個位數字的發電量(ex. 核四到2025若運轉,預估占台灣發電量的6%),盲目地使用核能,把問題不斷往後丟給後代,是踐踏世代、環境與族群正義。 核能,怎麼會是人類該有的選項呢? … Continue reading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 4 Comments

恐懼的修辭:恐怖主義與民主的反挫

董建宏 /中興大學景觀學程 ◎恐怖主義造成的最大創傷:恐懼的形成 這不知已經是在911事件後,我的第幾次通過洛杉磯機場(LAX)海關了!日前赴美參加一場學術研討會,通關又花了一個多小時,當時網路不通,完全無法打卡或上網,在號稱全球連結的時代,那等候的一個多小時,像是與當代世界隔絕。911事件十多年後,宣稱要「改變」(Change)的美國總統繼續連任後,LAX移民檢查關卡還是一樣擁擠、一樣緩慢、一樣的不耐與不滿。 【更嚴格的機場安檢,阻擋了更多的恐怖攻擊嗎?還是創造更多的歧視?】 漫漫無盡的等待、移民官冷漠、冗長、嚴厲的質詢、類似刑犯的攝影與指紋按壓程序,這些場景的鋪陳,不正是在提醒這些即將入境的美國公民與國際人士,恐怖主義存在的真實嗎?不過,這樣的場景,卻正是恐怖主義對民主體制最成功的恐嚇與重創。 事實上,恐怖主義真正令人恐懼的地方,不僅僅只是在恐怖行動當下對於受難者所造成的重創,更恐怖的是,造成社會擴大管制民主體制、自由社會中的權利,以及對自我生命尊嚴之自我管制。 ◎我們的恐懼情緒指數,預測了我們自由尊嚴喪失了多少 在防止恐怖主義的巨大壓力下,我們或主動、或被動地犧牲了民主的言論、自由的行動,並且在官僚的「協助」與擴權下,我們身為一個自由人的尊嚴消失在監視器與指紋機下。甚至,在「預防、嚇阻」恐怖主義下,官僚們玩弄權力,擴大了他們的種族與階級歧視。因此,在這樣嚴厲的反恐行動與機場安檢工作中,我們應當提問:是誰會被滯留?是誰會被搜索行李?那不就是有色人種、勞動階級、非基督徒嗎? 【目前的政府,利用高鐵爆炸事件,要來進行更多的自由管制】 在面對全球於911之後所產生的恐懼氛圍,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非洲作家(奈及利亞)Wole Soyinka指出,恐懼氛圍與恐懼的建構,其背後正是權力用來支配我們在日常生活的行動。計算我們的恐懼情緒多少,就可以計算出我們喪失多少自由與尊嚴。 生活在台灣的我們,特別是年輕的一代,或許一直到高鐵炸彈事件,才可能通過媒體的渲染,感受到些許恐懼的氛圍。但是,對於成長於戒嚴時代的中年以上台灣人民,這種由統治者權力運作所創造出來的「恐懼氛圍」,一點都不會陌生。在那個「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的戒嚴、白色恐怖年代,統治者利用媒體控制等方式,將「共產主義」與共產中國妖魔化,進而形塑恐懼的氣氛,箝制人民各種行動、言論自由,讓多數人成為「沉默的串謀者」,而使號稱的民主與自由體制,成為是威權政體的裝飾品。 ◎誰在熬煮恐懼修辭湯? 政客跟我們! 不過,在這樣肅殺的恐懼氛圍中,全球反恐行動成功了嗎?至少在美利堅合眾國,這個號稱世界警察的「民主」國家,我們看到恐怖主義所散佈的恐懼並未在911的10年後消失,恐怖攻擊也並未因為「嚴厲」的機場安檢,而預防了上週4/15日發生在波士頓馬拉松的悲劇。在持續不斷的全球恐怖攻擊行動中,我們見證到了民主體系的脆弱:脆弱根源並不在民主理念自身的錯誤,而是政客與官僚,如何利用恐怖主義的威脅,或者其他各種形式的恐懼,恐嚇人民,創造了他們自身存在與擴張的理由、限制了人民行動的自由、擴大且合理化原本存在的社會歧視。如Soyinka所說 : 恐懼的散播者,要不就是讓世人凝聚,要不就是設法使世人盲目。他們利用獨白般的修辭來鞏固權力,引發歇斯底里,製造敵我對立,使人拋棄理性與個體。這種魔咒的美妙之處在於他們永遠都有辦法把複雜的事件和全球關係濃縮成一碗修辭湯,這碗湯雖然有礙消化,但保證你喝完之後心滿意足。 【非洲文學家Soyinka警告我們,恐懼的修辭可能造成權力鞏固的效果】 進一步的社會學觀察則告訴我們,統治者這碗難喝的湯,並非單靠他們與官僚的權力壓迫,就可以讓人民接受。Charles Tilly,當代重要的歷史社會學者,在面對自身與癌症病魔的搏鬥,以及911之後的社會,他開始討論,人們在面對日常生活中的許多變遷,是如何透過給定「理由」(reason)的方式,來定義彼此之間社會的關係,並重塑社會的秩序與穩定。他觀察到,當日常的生活秩序被打破時,人們特別期待簡單快速理由的給予。為何會遲到?為何生病了?這麼可怕的災難(恐怖活動)怎麼發生了?當人們的常規生活秩序被打擾了,我們便會希望可以以最快速的方式,將這個不確定、意外的事務,給予規範,並且將之安置在一個新的、明確的社會關係與秩序之中。 Tilly認為人們依據我們與他者(理由給予者reason giver與接收者receiver)之間的社會關係,來決定給定理由的方式。透過這些理由的給定,我們穩固了原本產生衝突的社會關係。理由給定模式有四個不同的層次:社會慣例(conventions),亦即一般社會普遍接受的陳詞,例如:路上塞車了、生病了所以作業遲交等。其次是簡易的故事(stories),這其中有簡單因果關係的敘述。第三個層次是行為準則(codes),這層次理由的提出,關切著所要採行的行動,因此具有法律或宗教上的意涵,例如:獎勵的提出、法律的判決等。最後一種,則是技術報告(technical accounts),是相對複雜的說明,通常對於非專業者是難以理解或費時去認知到。 ◎日常生活常規遭破壞後怎麼辦?Charles Tilly的「理由給定」 通常,我們會以我們與他人的關係,來給定不同層次的理由,藉以來建構、重塑彼此的關係。換言之,透過理由的給予與接受,我們「安置」(placing)他人,也被他人「安置」(be placed)在社會之中。 在一般的社會情境,我們會快速的通過社會慣例,給予理由來簡單地確認、修補或否定當下正在進行的社會情境。亦即,通過社會慣例式地理由給予,我們快速的依據彼此的社會關係,解決一個看似衝突的場景(在車站撞到陌生人了,儘快說聲對不起,然後離開)。 但是在面對重大事件或不熟悉的場景發生時,例如:遭遇重大的挫敗、關鍵的勝利、從未聽聞地夜半怪聲等,我們都不會只滿足於一般性的解釋。因此,我們會透過一個有因果關係的故事(公司給我大筆的獎金,因為我勤奮的工作與優異的表現,特別是我賣掉了幾百台電腦…),來正當化自己的狀態。 至於法律或宗教的理由,則很清楚的跟理由給予者,其下一步可能採行的行動相關。一個公司的律師對一位剛提出一份企業計畫的工程師說:「這樣的企劃會違背法令!」通常,聽到這樣的理由,就表示討論結束了,而且「理由充分」。對於使用規範、準則(codes)作為理由,雖然時常產生許多荒謬的場景,但是,對於那些執行者來說,卻是保護他們自己最好的方式。這普遍可以在台灣當前的政府組織,上自總統、下至各級政府公務員都可以時常看到,在面對許多爭議議題時,他們通常就是以一句:「依法行政」,就堵塞住所有對問題解決的可能性與進一步的討論。最後,技術報告則讓事件的參與者們,可以有一個更詳細的因果關係,去理解事件發生的理由,並且嘗試去提供更專業的解決問題方案。 【 Tilly說,發生突發事件時,掌權者會透過權力跟權威來重新確認新的社會關係】 當然,在突發事件時,理由的給予就會滿足並降低人們對於變動社會情境與不穩定的社會關係時所產生的不安。但是,不論哪一種理由的給定,一定都難免面對各種質疑與挑戰。如果一個理由的給予過程,沒有遇到任何挑戰,那通常都跟理由給予者握有一特定權力位置有直接相關。在一些特殊的情境下,高級官員與專家學者通常就會扮演這樣的角色,在面對諸如恐怖行動、核電廠等議題,他們就會以自身的權力與權威,透過不同的理由組合,給予事件的說明,然後確認新的社會關係與情境。而在一般事件的時候,人們則通過不同的理由給定,透過某種協商、質疑的歷程,來確認彼此之間的關係,進一步確認兩者之間角色的平等或不平等。   ◎日常生活的「沈默串謀」讓統治者得以遂行其權力意志 也因此當面對諸如911等的重大恐怖行動時,人們會嘗試先用簡單的方式給予理由,來協助自己與他人理解事件的可能原因,進而找尋出自我對應的社會生存模式。但也正因為人們傾向於選擇簡易的方式來重構崩潰的秩序,這就讓統治者與權力者,得以藉由大眾選擇「沉默」、「否認」事實,以逃避痛苦、降低自身的恐懼與尷尬(為何我當時沒有做… ,要不然,他/她就可以 …)的集體機制,也就是沉默的串謀,來遂行他們的權力意志。以色列出身的學者Eviatar Zerubavel分析,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沉默串謀」這股集體力量形成的因素之一,就是因為出於「保持團結」,亦即Charles … Continue reading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 , , , , , , , , | 9 Comments

核電生死簿:苦難的分佈

王宏仁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系 ◎為何苦難要由蘭嶼人獨自承受呢! 上週四,蘭嶼的反核運動媽媽希婻‧瑪飛洑(Sinan Mavivo),對中山大一社會系同學講述過去三十年來,蘭嶼族人參與對抗核廢料惡靈的經驗。在演講中,令我感觸最深的一句話是:為何這樣的苦難,是由蘭嶼達悟人獨自承受?原來,我們社會所生產製造出來的苦難,是如此不平均地落在不同人的頭上。 【蘭嶼人為了生存,竟然徒手空拳去整理核廢料】 ◎階級,影響著你的生死! 許多人應該都看過由傑克與螺絲主演的[鐵達尼號],輪船在沈沒之前,眾多人搶著要搭救生艇逃生,電影畫面也有讓我們看到人類偉大情操感人一幕,也就是讓老弱婦孺優先上救生艇,那個令人討厭的螺絲未婚夫卡爾,一直想要找機會搶先登上救生船,最後當然也給他得逞了。不過這個卡爾可以登上救生艇是個例外嗎?不是!電影畫面沒有告訴我們當時真正逃難的情況是,窮人坐的傑克艙,發生災難時,存活下來的機會只有富人螺絲艙的四成,男女都一樣。 全部生還比例 女性/小孩生還比例 螺絲艙 60% 97% 二等艙 36% 89% 傑克艙 24% 42% 不要以為這樣的災難不平等只有發生在以前比較階級化的社會,相信大家都搭過飛機,而且絕大多數時候是搭乘經濟艙。各位如果仔細看看飛機的逃生口配置圖的話,那麼你也可以發現,如果飛機發生事故,在不是墜毀的情況下,坐在頭等艙跟商務艙的乘客,他們配備的逃生出口平均而言,比經濟艙多很多(參考國泰飛機的座艙平面圖)。也就是說,如果發生災難時,苦難並不是平均降臨在每個人身上的。 【飛機座位與緊急出口的配置圖-國泰航空】 耳熟能詳的一句反核口號是:核能災難是不分藍綠的。確實沒錯,但是核廢料造成的苦難,卻是不平等地分配在不同種族、階級與空間。1970年代台電將核廢料丟在蘭嶼島上,就是因為達悟族在各方面的弱勢(經濟的、政治的、人口的),加上欺瞞的謊言,將核廢料強加丟棄在這座小島上。但是,就如東部的反核運動口號說的:為何用電的都是西部,但是核廢料卻要丟到東部?一樣地,目前台灣的用電,其中三分之二是工業用電,這些耗電大戶包含石化業、鋼鐵業,為何可以享受政府口中的“便宜電價”,卻不必承擔核廢料帶來的苦難? ◎日本的部落民與苦難 即使是天災,也不會是平均降臨在每個人身上。日本的福島,是全日本最貧困的地方之一,也因此在就業無望、收入不足的情況下,會同意核能電廠在該地興建、運轉。福島核災過了一年後,原本全國停核的電力廠,仍然在2012年7月,讓關西電力公司的大飯核電廠重新啓動運轉,理由無他,就是這個地區貧窮須要就業跟建設。如果發生如福島版的核災,最直接的受難者仍是這些窮困地區的居民,而非那些遠離核電廠且可以全球自由流動落跑的人。 在日本,現在社會仍然有一類的人,被稱為 “部落民”,他們其實跟大和民族都是一樣的族群,在封建時代,他們可能是乞丐(被稱作“非人”),或者他們所從事的工作都是一般人不願意做的事情,例如殯葬業、屠夫、皮革業(所以被稱作“穢多”)。明治維新後,各種階級身分取消了,但是他們從事的職業、居住的地區,仍然延續下來。雖然現今的部落民,在外表上完全看不出他們與其他非部落民有任何差異,但是日本社會仍清楚知道他們住在那裡,進而形成另類的差別與歧視。例如大阪在1980年之前,製鞋業相當出名,與製鞋業相關的製革業,自然而然是這群部落民在從事,他們也居住在特定的區域-長田區。 【日本部落民、穢多,鞣革的情況】 1994年日本發生阪神大地震,一般人都會把它視為天災,災難會依照機率,平均分配到每個家戶上頭,理論上,被夷為平地的房舍也是不分種族階級的。但是實情卻是,那些處於日本社會最底層的部落民,房屋被摧毀的情況遠遠超過其他階級,受災最嚴重的地方,是神戶的長田區,而該地區是全日本聚集最多部落民的地方。 悲哀的是,阪神大地震期間,日本媒體大量報導災情,甚至也報導了包括在日朝鮮人或者移民越南人的情況,但卻沒有任何一項有關於部落民災區的報導,即使[部落解放同盟中央總部]就位於神戶市中心的街道上,也沒有任何記者去訪問他們。這樣一個約150到300萬人的族群,就在社會的集體漠視下,苦難也跟著無聲無息被消音了。 ◎誰承受了社會制度與結構造成的苦難? 88水災風災,造成小林村落整個滅村,全村就淹沒在土石流當中。為何這樣的苦難是落在平埔族?大眾媒體跟官方說法,都指向天然災害,無法避免。但是生活在部落的原住民,與山共存了數千年之久,對於自然災害有其一套應付法則,很少碰到如此不幸的災難。但是這次發生如此悲傷的苦難,難道跟越域引水的工程無關嗎?官方的習慣性說法一定是沒有相關,就如台電對於蘭嶼核廢料,是否會造成污染與傷害,一貫的說詞就是“沒有證據可以證明有關係”,但是對台電一個簡單的提問就是:這些核廢料放在台電大樓裡面,你們願意嗎?309廢核大遊行中,走在台北場最前面的“核電災民大隊”金山地區居民吶喊說:你們可以理解我們的恐懼嗎?為何是這些地區、這些族群的人們要單獨承受這樣的恐懼與苦難? 自然災難確實沒有長眼睛來區別藍綠、階級、族群、性別,但是人類創造出來的社會制度與結構,卻讓自然災難長了眼睛,讓天災沿著這些社會類別而創造出不同人群的苦難根源。電影悲慘世界的主角尚萬強說: 如果將尚萬強換成蘭嶼的人民,他們做了甚麼呢?甚麼都沒有,但卻必須打一場人生似乎永遠無法勝利的戰爭!核電,這種人為的苦難,就是沿著階級、族群、區域,而影響著一個人的生死!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 , , , , , | 15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