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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之外:Pokémon、隱私與國家安全

張耀中 /澳洲Monash University 犯罪學系 神奇寶貝(Pokémon,現稱「精靈寶可夢」),為任天堂在1996年所推出的一款Game Boy遊戲。此款遊戲在當時風靡一時,而以神奇寶貝為主角的漫畫、卡通以及相關的週邊產品,例如遊戲紙牌,也紛紛被推出。從1998年起迄今,每年均有一部神奇寶貝的劇場版電影推出。而任天堂更於1998年設立精靈寶可夢企業(The Pokémon Company),專門負責神奇寶貝的動漫商品買賣、遊戲企劃開發等內容。 神奇寶貝誕生20週年之際,今(2016)年任天堂與精靈寶可夢企業,結合專門製造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簡稱AR)遊戲的Niantics,創造出讓大眾為之瘋狂的Pokémon GO! 此一手機遊戲在2016年初於日本、澳洲、紐西蘭及美國等國家進行測試,2016年7月初,首先於澳洲與紐西蘭發行,隨即在美國、日本與歐洲等國推出。在臺灣與香港的民眾的引頸期盼下,此遊戲也在七月下旬於香港,而臺灣用戶在八月初也正式加入擔任神奇寶貝訓練員的行列。但也有不少國家,如中國、韓國與伊朗,基於安全理由,不願意開放Pokémon GO。 【全民抓寶的景象,跟廟會好像有點類似】 Pokémon GO之所以盛行,主要是結合了神奇寶貝的魅力與擴增實境的功能。玩家可以在現實環境中補抓神奇寶貝,在商場(Pokémon shop)獲取神奇寶貝球與其他寶物,並可以在道場(gyms)中進行神奇寶貝的訓練與對戰。然而Pokémon GO並非是第一個擴增實境遊戲,Niantic Labs在2013年便已開發類似的擴增實境遊戲Ingress。Ingress此一遊戲在推出時並沒有受到大家特別的重視,但它卻為Pokémon GO的順利推行奠定了相當的基礎。Pokémon GO遊戲中的道場與商店(Pokémon shop),均是Ingress 遊戲中的能量塔(Portal)的位置。兩款遊戲的設置,均與Google 地圖緊密結合,也因此這些道場與商店的位置,通常都是處於大家熟悉的地標,例如公園,商店或是觀光景點。不同神奇寶貝出沒的地點,也會配合現地環境,例如在海邊與河邊就比較容易看到水系的神奇寶貝。 ◎Pokémon GO衍生的新現象 Pokémon GO最早引起筆者的注意,是因為澳洲媒體大幅度報導關於澳洲北領地警察局被神奇寶貝訓練者「入侵」的新聞。北領地警察單位更在官方臉書上說,民眾不需要進入警局便可以抓到附近的神奇寶貝「穿山鼠」(Sandshrew),更提醒遊戲者「穿山鼠」不會一下子就跑遠,因此過馬路時應該抬起頭看看兩邊,「安全的抓住所有的神奇寶貝!」(“Stay safe and catch ’em all!”)。 當然,Pokémon GO所出現的新狀況,不只有上述警察局遭「入侵」一樁。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內,Pokémon GO的玩家已經造成相當多的交通意外。澳洲維多利亞州就曾發生19歲的駕駛因為邊開車邊玩Pokemon GO而導致車禍的事件。該州政府也在此一事件後,設置了將近40個標誌,提醒用路者不要一邊開車一邊抓神奇寶貝 (Don’t drive and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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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集體霸凌的社會學分析:從洪仲丘死亡談起

田畠真弓 (Tabata Mayumi) / 東華大學社會學系 前言 從媒體報導得知,洪仲丘大學畢業後入伍,於退伍之際不卻幸受到軍中霸凌而失去珍貴生命。在日本沒有當兵制度,防衛省(相當於台灣的行政院國防部)僅經營以維持日本國家自我防衛能力為目的之「自衛隊(英文譯名:The Japan Self-Defense Forces)」。故此,在日本生長、目前在台灣教書的筆者[1]之前對於台灣的「軍中社會場域」並沒有特別的關注與興趣。但在台大社會所念書時,一些學長以及男同學畢業後相繼進入軍中服役,畢業後來到東華大學教書時,學校的畢業生也陸陸續續進入軍中服所謂的國民義務役,因此我對於台灣軍中社會場域的黑暗面也時有所聞,心中逐漸開始產生無法形容的不安,很擔心我們培養的學生在軍中服役的過程中,不知是否能夠順利完成兵役。 本文目的並不在於探討應該如何改進或改革時下兵役制度等相關問題,而在於從社會規範與人際網絡的觀點,試圖比較、探討台灣與日本軍隊霸凌的實況,以便理解在「軍中社會場域」所遇到的各種人際互動關係的危機。 日本自衛隊的歷史背景與定位 如前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根據日本憲法第九條,日本必須放棄攻擊他國的軍事權力,只能夠保留以維護日本國家安全為目的之自衛隊。但當今日本自衛隊的防衛能力與其他國家的軍隊無異,而且受到與美國政府間軍事協調與合作等影響,今日的自衛隊在國際和平安全事務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然而,日本政府對於自衛隊憲法解釋引起激烈的爭議,自民黨(自由民主黨的簡稱,日本現任執政黨)主張修改憲法以便加強自衛隊的軍事影響力,而以民主黨為首的在野黨各黨都持不同看法及意見(包含支持以及反對修改憲法),自衛隊合法性問題始終成為日本修憲以及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日本要如何扮演軍事影響力的重要爭議點[2],因而成為國際矚目的焦點。 【在美國受軍事訓練的自衛隊隊員】 日本自衛隊是由防衛省負責管理,而領導部分則由日本「內閣總理大臣(首相)」所負責。防衛省下設十二個機關,包括「陸上自衛隊」、「海上自衛隊」、「航空自衛隊」、防衛大學校(國防大學)、防衛醫科大學校(國防醫學大學)、防衛研究所(國防研究院)等單位[3]。東亞鄰近國家如台灣及韓國都有實施義務制兵役,但如前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國憲法禁止兵役義務制,日本政府將徵兵制改為募兵制。日本青年參加募兵主要動機是獲取穩定收入迴避經濟不景氣,以及無償取得大小型汽車的駕駛執照(在日本欲取得駕駛執照需花費約日幣30萬元,相當於約台幣9萬1000元的費用),此現象與自願為國家效勞的愛國心似乎無關。 自衛隊隊員被列為日本政府國家公務員,新進隊員月薪平均約日幣18萬元(相當於台幣約5萬4514元)[4],幹部級年薪平均日幣700萬元(相當於台幣約212萬元)。待遇算是高等水準,但根據日本國內調查數據顯示,自衛隊與防衛省事務官的自殺率相當高,2008年自衛隊與防衛省事務官等自殺人數高達83人[5],2001年到2008年,陸上自衛隊因自殺而身亡的人數比率平均每10萬人有37人,海上自衛隊自殺身亡的人數比率為平均每10萬人有36.3人,遠遠超過日本公務員整體平均自殺率每10萬人有19.2人(請參照圖1)。 【日本中央政府公務員2001年到2008年所屬機關別自殺比率(每十萬人)[8]】 以日本集團主義社會的角度來看,如日本著名的社會學家中根千枝(1984)指出,日本人通常將集團的「局內人」與「局外人」作出清楚劃分,「『內』『外』的意識很強,這種感覺若尖銳化,則局內人對待局外人,就會像不把他當作人一般」(中根千枝 1984:26)[6],而且日本人認為,只要沒有局外人的存在,局內人在屬於自己的圈子裡便可為所欲為。日本人對局外人常會表示冷淡與疏離的態度,甚至有敵意般的冷淡與排他性(中根千枝 1984:26)。 在日本社會結構中,從國小到大學,甚至在工作場所,都有嚴重的同學或同事之間欺負與霸凌問題,不少受害者被迫走上自殺之路[7]。此種嚴重霸凌事件與日本集團主義有著密切的關係,特別是軍中生活強調極端的集團精神,自衛隊隊員如果違反了軍中團體規範與規矩,必定受到長官與前輩的教訓與羞辱,實在難以避免霸凌事件的發生。 日本集團主義下的「叛徒」制裁:自衛隊的集體霸凌 2008年9月9日,在日本廣島縣海上自衛隊訓練學校「特別警備課程」,發生一件悲劇,一位即將離開特別警備課程的隊員在進行與十五名隊員連續格鬥的魔鬼訓練中不幸死亡。特別警備課程的目的是培養特殊部隊「特別警備隊」隊員,該隊員2008年8月志願參加特別警備課程,後來他感到沒有自信持續接受該課程,因此申請辭退,並將調離至別的課程。格鬥訓練9月9日下午4點在兩位教官的監督下開始,該隊員就一個人連續一一與其他15名隊員格鬥,下午4:45左右遭受第14名隊員的一拳擊倒在地上,意識昏迷狀態下被送到醫院,9月25日因急性硬腦膜下血腫而死亡。在格鬥訓練過程中,當該隊員倒地時,一旁監督的兩位教官與其他士兵強迫該隊員重新站起繼續格鬥。 依據事故調查委員會的調查報告,在特別警備課程中,一般並沒有進行與十五名連續格鬥的「異常」訓練,但除了該隊員之外,同年7月另外一位隊員同樣於即將離開特別警備課程之際,被教官強迫要求接受與十六名隊員格鬥的魔鬼訓練,最後造成牙齒碎裂的嚴重傷害。教官對遺族說,因為隊員即將離開課程,因此他們希望將格鬥魔鬼訓練作為一個「餞別的禮物」。海上自衛隊特別警備隊認為,在該課程中,教官以格鬥魔鬼訓練為名目,對於即將離開課程的隊員進行的集體霸凌,早已經成為常態[9]。        【招募自衛隊志願隊員的宣傳漫畫】 Source:livedoor.blogimg.jp/toratugumitwitter/imgs/5/4/54c1c6f0.jpg 從「社會衝突(social conflict)」概念的角度來說,衝突具有加強群體聚合(group-binding)的功能。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科賽(Lews A. Coser) 重新整理齊美爾(Simmel)的命題指出,「衝突有助於建立和維持社會或群體的身分和邊界線。和外群體發生衝突,對群體身分的建立和重新肯定有貢獻,並維持它與周圍社會環境的界線」(科賽 1991:21-26)[10]。依據科賽的分析,群體透過與外群體發生衝突,加強群體內的凝聚力,排斥外群體的成員以維持群體邊界(boundary-maintaining)。科賽進一步地指出,「關係越密切,衝突越激烈」(科賽 1991:69),假若群體內的成員看到原來和他們共同經營群體的生活夥伴,對群體運作承擔責任的人忽略或決定離開這個群體,他們會採取相當暴烈的方式來對這個「叛徒」(disloyalty),實施制裁(科賽 1991:71)。筆者認為,在日本海上自衛隊發生的集體霸凌事件,便是制裁叛徒以加強群體凝聚力的代表性案例。 2012年發生在日本陸上自衛隊的霸凌事件,是屬制裁群體內「異端份子」(apostate)的例子。科賽認為,異端分子常常忽略傳統的群體規範、或對群體的規矩提出另類解釋,並透過不同手段要求維護群體的價值和利益。因此異端份子常被群體內的成員認為是破壞群體秩序的危險分子,甚至群體內成員對於異端份子的反應有時比叛徒更充滿敵意(科賽 1991:72)。2012年5月,在日本北海道旭川市的陸上自衛隊發生霸凌事件,五名教官在教育訓練時,用熨斗燙士兵屁股、用曬衣夾夾士兵下體以及強迫女士兵食用加入過量辣醬的洋芋片等,其中一名士兵受到輕傷。這五名教官曾用力踢遲到士兵,使其大腿遭受重擊,更以木棒毆打正在做伏地挺身的士兵背部等,平常習慣採用拳打腳踢方式處罰士兵[11]。 【女性軍人在以男性為主的部隊裡,一樣被視為異端而時時刻刻處於危機狀態】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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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懼的修辭:恐怖主義與民主的反挫

董建宏 /中興大學景觀學程 ◎恐怖主義造成的最大創傷:恐懼的形成 這不知已經是在911事件後,我的第幾次通過洛杉磯機場(LAX)海關了!日前赴美參加一場學術研討會,通關又花了一個多小時,當時網路不通,完全無法打卡或上網,在號稱全球連結的時代,那等候的一個多小時,像是與當代世界隔絕。911事件十多年後,宣稱要「改變」(Change)的美國總統繼續連任後,LAX移民檢查關卡還是一樣擁擠、一樣緩慢、一樣的不耐與不滿。 【更嚴格的機場安檢,阻擋了更多的恐怖攻擊嗎?還是創造更多的歧視?】 漫漫無盡的等待、移民官冷漠、冗長、嚴厲的質詢、類似刑犯的攝影與指紋按壓程序,這些場景的鋪陳,不正是在提醒這些即將入境的美國公民與國際人士,恐怖主義存在的真實嗎?不過,這樣的場景,卻正是恐怖主義對民主體制最成功的恐嚇與重創。 事實上,恐怖主義真正令人恐懼的地方,不僅僅只是在恐怖行動當下對於受難者所造成的重創,更恐怖的是,造成社會擴大管制民主體制、自由社會中的權利,以及對自我生命尊嚴之自我管制。 ◎我們的恐懼情緒指數,預測了我們自由尊嚴喪失了多少 在防止恐怖主義的巨大壓力下,我們或主動、或被動地犧牲了民主的言論、自由的行動,並且在官僚的「協助」與擴權下,我們身為一個自由人的尊嚴消失在監視器與指紋機下。甚至,在「預防、嚇阻」恐怖主義下,官僚們玩弄權力,擴大了他們的種族與階級歧視。因此,在這樣嚴厲的反恐行動與機場安檢工作中,我們應當提問:是誰會被滯留?是誰會被搜索行李?那不就是有色人種、勞動階級、非基督徒嗎? 【目前的政府,利用高鐵爆炸事件,要來進行更多的自由管制】 在面對全球於911之後所產生的恐懼氛圍,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非洲作家(奈及利亞)Wole Soyinka指出,恐懼氛圍與恐懼的建構,其背後正是權力用來支配我們在日常生活的行動。計算我們的恐懼情緒多少,就可以計算出我們喪失多少自由與尊嚴。 生活在台灣的我們,特別是年輕的一代,或許一直到高鐵炸彈事件,才可能通過媒體的渲染,感受到些許恐懼的氛圍。但是,對於成長於戒嚴時代的中年以上台灣人民,這種由統治者權力運作所創造出來的「恐懼氛圍」,一點都不會陌生。在那個「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的戒嚴、白色恐怖年代,統治者利用媒體控制等方式,將「共產主義」與共產中國妖魔化,進而形塑恐懼的氣氛,箝制人民各種行動、言論自由,讓多數人成為「沉默的串謀者」,而使號稱的民主與自由體制,成為是威權政體的裝飾品。 ◎誰在熬煮恐懼修辭湯? 政客跟我們! 不過,在這樣肅殺的恐懼氛圍中,全球反恐行動成功了嗎?至少在美利堅合眾國,這個號稱世界警察的「民主」國家,我們看到恐怖主義所散佈的恐懼並未在911的10年後消失,恐怖攻擊也並未因為「嚴厲」的機場安檢,而預防了上週4/15日發生在波士頓馬拉松的悲劇。在持續不斷的全球恐怖攻擊行動中,我們見證到了民主體系的脆弱:脆弱根源並不在民主理念自身的錯誤,而是政客與官僚,如何利用恐怖主義的威脅,或者其他各種形式的恐懼,恐嚇人民,創造了他們自身存在與擴張的理由、限制了人民行動的自由、擴大且合理化原本存在的社會歧視。如Soyinka所說 : 恐懼的散播者,要不就是讓世人凝聚,要不就是設法使世人盲目。他們利用獨白般的修辭來鞏固權力,引發歇斯底里,製造敵我對立,使人拋棄理性與個體。這種魔咒的美妙之處在於他們永遠都有辦法把複雜的事件和全球關係濃縮成一碗修辭湯,這碗湯雖然有礙消化,但保證你喝完之後心滿意足。 【非洲文學家Soyinka警告我們,恐懼的修辭可能造成權力鞏固的效果】 進一步的社會學觀察則告訴我們,統治者這碗難喝的湯,並非單靠他們與官僚的權力壓迫,就可以讓人民接受。Charles Tilly,當代重要的歷史社會學者,在面對自身與癌症病魔的搏鬥,以及911之後的社會,他開始討論,人們在面對日常生活中的許多變遷,是如何透過給定「理由」(reason)的方式,來定義彼此之間社會的關係,並重塑社會的秩序與穩定。他觀察到,當日常的生活秩序被打破時,人們特別期待簡單快速理由的給予。為何會遲到?為何生病了?這麼可怕的災難(恐怖活動)怎麼發生了?當人們的常規生活秩序被打擾了,我們便會希望可以以最快速的方式,將這個不確定、意外的事務,給予規範,並且將之安置在一個新的、明確的社會關係與秩序之中。 Tilly認為人們依據我們與他者(理由給予者reason giver與接收者receiver)之間的社會關係,來決定給定理由的方式。透過這些理由的給定,我們穩固了原本產生衝突的社會關係。理由給定模式有四個不同的層次:社會慣例(conventions),亦即一般社會普遍接受的陳詞,例如:路上塞車了、生病了所以作業遲交等。其次是簡易的故事(stories),這其中有簡單因果關係的敘述。第三個層次是行為準則(codes),這層次理由的提出,關切著所要採行的行動,因此具有法律或宗教上的意涵,例如:獎勵的提出、法律的判決等。最後一種,則是技術報告(technical accounts),是相對複雜的說明,通常對於非專業者是難以理解或費時去認知到。 ◎日常生活常規遭破壞後怎麼辦?Charles Tilly的「理由給定」 通常,我們會以我們與他人的關係,來給定不同層次的理由,藉以來建構、重塑彼此的關係。換言之,透過理由的給予與接受,我們「安置」(placing)他人,也被他人「安置」(be placed)在社會之中。 在一般的社會情境,我們會快速的通過社會慣例,給予理由來簡單地確認、修補或否定當下正在進行的社會情境。亦即,通過社會慣例式地理由給予,我們快速的依據彼此的社會關係,解決一個看似衝突的場景(在車站撞到陌生人了,儘快說聲對不起,然後離開)。 但是在面對重大事件或不熟悉的場景發生時,例如:遭遇重大的挫敗、關鍵的勝利、從未聽聞地夜半怪聲等,我們都不會只滿足於一般性的解釋。因此,我們會透過一個有因果關係的故事(公司給我大筆的獎金,因為我勤奮的工作與優異的表現,特別是我賣掉了幾百台電腦…),來正當化自己的狀態。 至於法律或宗教的理由,則很清楚的跟理由給予者,其下一步可能採行的行動相關。一個公司的律師對一位剛提出一份企業計畫的工程師說:「這樣的企劃會違背法令!」通常,聽到這樣的理由,就表示討論結束了,而且「理由充分」。對於使用規範、準則(codes)作為理由,雖然時常產生許多荒謬的場景,但是,對於那些執行者來說,卻是保護他們自己最好的方式。這普遍可以在台灣當前的政府組織,上自總統、下至各級政府公務員都可以時常看到,在面對許多爭議議題時,他們通常就是以一句:「依法行政」,就堵塞住所有對問題解決的可能性與進一步的討論。最後,技術報告則讓事件的參與者們,可以有一個更詳細的因果關係,去理解事件發生的理由,並且嘗試去提供更專業的解決問題方案。 【 Tilly說,發生突發事件時,掌權者會透過權力跟權威來重新確認新的社會關係】 當然,在突發事件時,理由的給予就會滿足並降低人們對於變動社會情境與不穩定的社會關係時所產生的不安。但是,不論哪一種理由的給定,一定都難免面對各種質疑與挑戰。如果一個理由的給予過程,沒有遇到任何挑戰,那通常都跟理由給予者握有一特定權力位置有直接相關。在一些特殊的情境下,高級官員與專家學者通常就會扮演這樣的角色,在面對諸如恐怖行動、核電廠等議題,他們就會以自身的權力與權威,透過不同的理由組合,給予事件的說明,然後確認新的社會關係與情境。而在一般事件的時候,人們則通過不同的理由給定,透過某種協商、質疑的歷程,來確認彼此之間的關係,進一步確認兩者之間角色的平等或不平等。   ◎日常生活的「沈默串謀」讓統治者得以遂行其權力意志 也因此當面對諸如911等的重大恐怖行動時,人們會嘗試先用簡單的方式給予理由,來協助自己與他人理解事件的可能原因,進而找尋出自我對應的社會生存模式。但也正因為人們傾向於選擇簡易的方式來重構崩潰的秩序,這就讓統治者與權力者,得以藉由大眾選擇「沉默」、「否認」事實,以逃避痛苦、降低自身的恐懼與尷尬(為何我當時沒有做… ,要不然,他/她就可以 …)的集體機制,也就是沉默的串謀,來遂行他們的權力意志。以色列出身的學者Eviatar Zerubavel分析,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沉默串謀」這股集體力量形成的因素之一,就是因為出於「保持團結」,亦即Charles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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攏系阿共仔的陰謀啦!?網路犯罪的偵查

張耀中 Lennon Chang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臺灣是散播網路惡意程式的核心國家? 近日來,全球網路攻擊新聞頻傳,讓全球興了一股檢討網路安全的風潮。南韓在今(2013)年3月20日遭受到駭客惡意的攻擊,電視台、金融機構及企業受到大規模癱瘓式的惡意攻擊,遇襲企業的作業電腦螢幕呈現空白,或出現錯誤訊息,或有骷顱頭像,甚至部分企業網路全面癱瘓高達四小時。新聞因此中斷,部分金融機構因為網路當機,許多民眾無法透過信用卡或簽帳卡進行付款,也無法透過ATM領到現金。幾日後,全球偵測、過濾垃圾郵件的歐洲組織Spamhaus也遭到駭客利用殭屍網路網路(Botnet)進行阻斷性攻擊(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 attack, DDoS),導日全球網路連線速度明顯變慢,全球數億網路用戶均受到明顯的影響。  【台灣總統府被建中學生駭入留言】 談到全球網路惡意程式的活動,臺灣一直網路惡意程式活動盛行的國家。它不僅是亞洲地區經常受到攻擊最多的國家之一,同時也是進行攻擊的國家之一。由於臺灣資訊與通訊的發達,目前台灣網路使用者幾乎達全部人口的80%。臺灣電腦受到殭屍網路控制的數目,已經連續幾年在亞洲地區位居前位,許多有心的攻擊者均可以將臺灣的網路當作跳板,透過臺灣受控制的電腦發動網路攻擊。舉例來說,在2010年所發生之中國Google受到大規模攻擊的國際事件中,許多臺灣的電腦均扮演了攻擊者的角色。 ◎攏系阿共仔的陰謀? 傳統的軍事或恐怖攻擊可以清楚地找到攻擊的來源,甚或是受到那些國家支持,但是網路上的攻擊,通常很難找到幕後的黑手。當美國與台灣被網路攻擊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往往是第一個被指控的國家。南韓受到攻擊時,透過網路攻擊位址的追查,發現攻擊IP來自於中國,因而控訴中國政府發動攻擊。然在幾日後,南韓政府又發出一份聲明,表示攻擊IP位址是來自美國與歐洲共四個國家,並非最早追查的中國。 這種透過攻擊來源而指控某一政府或國家發動或支持網路攻擊,實際上相當危險,若處理不好則可能造成國家的敵對產生,進而產生對社會更大的損害。如前所述,目前許多攻擊是透過殭屍網路所控制的電腦進行攻擊,究竟是否如同美國與台灣的控訴,認為都是「阿共仔的陰謀」,仍有待商榷。Google在中國曾受到大規模攻擊,根據調查,其中有不少的攻擊是來自臺灣,若沒有仔細追查了解這些電腦的情況,那麼就可能從「攏系阿共仔的陰謀」變成「攏系阿共仔聯合臺灣國民黨的陰謀」。 目前我們大概只能找出那些電腦進行攻擊,但要真正找出攻擊的起源,需多國合作進行犯罪調查與資料交換。圖一模擬了殭屍網路攻擊,若位於B國的電腦網路受到攻擊,要找出真正的攻擊發起者,B國家的執法人員必須與上一層發動攻擊的電腦所在國合作,找出控制這一層殭屍電腦的控制電腦所在國。其後,B國家的執法人員必須與這些所在國的執法人員合作,找出真正的攻擊者所在地。  【假想殭屍網路攻擊模式】   ◎全球網路犯罪公約的制定與局限 根據統計,目前殭屍網路所控制的電腦樹可以高達上百萬台,遠比圖一所模擬的情況複雜許多。此外,各國執法人員能力良莠不齊,對於此類犯罪的重視程度也不同,使得這種跨境的網路犯罪偵查有很高的難度。 目前國際對於建立全球性網路犯罪公約雖有相當的共識,但是否需要制定新的公約,或採納現存的網路犯罪公約,仍有歧異。針對跨國共同打擊網路犯罪的機制,從1990年起,聯合國已經做成不少決議(Resolutions 55/63, 56/121與57/239),要求會員國須強化共同打擊網路犯罪的機制。2001年,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通過了第一個網路犯罪公約(Convention on Cybercrime),此一網路犯罪公約,經常被視為第一個全球網路犯罪公約,因為它受到聯合國的支持並建議會員國採用。然迄今為止,歐洲仍有部分國家尚未簽屬(如俄國),歐洲理事會以外國家,也僅有澳洲、日本、多明尼加及美國正式修正內國法以符合網路犯罪公約的要求。簡單來說,參與現行網路犯罪公約的國家僅包含全球不到一半的網路人口,大部分亞洲國家均沒有簽屬這一個公約,導致這一個公約仍呈現跛腳的情況。 2010年4月在巴西舉行的第12屆犯罪預防與刑事司法大會 (the 12th United Nations Congress on Crime Prevention and Criminal Justice),中國與俄羅斯等國試著提出新的網路犯罪公約,希望能夠在聯合國大會通過新的網路犯罪公約,以取代由歐洲理事會所制定的網路犯罪公約。然而,這一個提議遭到美國與英國等西方國家反對,西方國家認為,現行網路犯罪公約已經涵蓋足夠的規範來處理當前的網路犯罪問題。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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