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謠言與後事實的生產與傳播——在「滅香」事件中的情感模式

劉名峰/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   「流(謠)言止於智者!」應該是每一位讀者在日常生活裡或多或少會聽到的一句話。不過,從去年英國脫歐公投,到美國總統大選之後,「謠言」透過社群網站與媒體的傳播大行其道,與「後事實」(post-truth)/(postfaktisch)的概念結合,成為牛津字典與德語協會(Gesellschaft für deutsche Sprache)2016年度選出的關鍵字。這篇文章要討論的就是謠言,一方面以近日媒體及社會高度關注的「減香」/「滅香」的課題作為討論對象;另一方面回到社會學領域裡,連上一個若隱若現但又沒被好好討論的概念:情感。   作為「公共敘事」的謠言 「謠言止於智者」語出《荀子大略》,原句是:「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轉成白話文也就是:「運動的球會停止在凹陷的坑裡,而沒根據的話也會在聰明的人那裡結束。」不過,這句話的上下文沒有邏輯關係,推論結果也沒科學依據或經驗的基礎,只能說是無力反駁傳播中的話,而阿Q地宣稱它是謠言,並自認為是智者或要其它人不要傳播的語術而已。回到當下的那些「後事實」的生產者與傳播者,其中有哪些人是不聰明的呢?甚至相反的是,要生產這些似真又假的話,讓人相信、搧風點火、推波助瀾,還需要點聰明。不過,這裡不是要討論聰明與否,而要問的是:為什麼某些話、某些想法或概念,它們會出現、被相信,進而流通,並引起規模不一的社會動員?這些有可能與「謊言」有關的話,雖不一定與社會動員有關,它可能發生在工作場合、學校裡,甚至是家庭成員或情人夫妻之間,但本文所討論的「謠言」主要為涉及政治的「公共敘事」。 「公共敘事」不會出現在疏離於日常生活的真空之中,而公私間的區分,則在於組織層面上的意向:組織,不僅是發生了串連,還在於它的政治目的與影響力。回到「滅香」的事件來說,其之具有「公共性」的開始,恐怕是「捍衛信仰守護大聯盟團體」(下稱「大聯盟」)的成立,及7月4日召開的記者會,宣佈7月23日「史上最大科,眾神上凱道」的活動。至此,不僅媒體上對「減香」/「滅香」的報導劇增,網路上也出現大量的討論、諸多政治人物參與發言,還傳言蔡總統動怒,最後行政院召開記者會,說明「滅香封爐」是個謠言,澄清政府立場。其中,最清楚的是環保署長李應元指出是「減、滅混淆,媒體錯字」,「主辦單位也講,他也沒有說我們有講『滅香』。」 然而,問題真的是出在謠言嗎?如果就只是謠言,比如說:「民進黨要解雇政府裡所有的左撇子,作為表現它對右派政策的支持。」這不會是謠言,它不會傳播,人們不會相信。謠言的重點不在於真假,而是它能不能讓人相信、覺得重要,並引起了社會的動員。提到了「社會動員」,還可以再提到另一個事件中的重要爭議:這是個「抗議」,是「反對民進黨政府」的抗議,還是個「宗教嘉年華」?李應元在龍山寺上香時就說到:「他不是來遊行抗議的,所以這件事就很單純了,就是一種廟會拜拜,我們就祝福。」兩者都是公共的,但政治性的強度不同。 本文從「公共敘事」的角度切入,將「滅香」事件從組織化、串連建立聯盟,發起行動地提出訴求,再接著指出了政府部門將其定調為「媒體錯字」,並與主辦單位協調,再宣稱活動為「宗教嘉年華」——其中包含了「起、承、轉、合」等不同階段,而可以將這個事件當作是場戲劇來理解,接著要問的是:這場戲為什麼演得起來,並吸引人們的目光,其中還有各式各樣的角色——換句話說,為什麼它會「公共化」?讓各式各樣的人得以動員,包括了支持或反對的立場,及上街或透過各種媒體的發言,以致於是人際間的耳語? 7/23「史上最大科 眾神上凱道」活動畫面。圖片來源:「捍衛信仰守護香火大聯盟」臉書社團。 謠言之「起」:活動的組織化 從「起」開始談起,也就是「謠言」為什麼會出現,及流通?讓其中的人相信、認真對待?如前文提到了,它不會在一個毫無脈絡、社會真空的狀態中出現。簡單地說,確實有類似「滅香」的政策,也許語言上沒有這麼激烈,但「禁香」、「減香」是存在的,並也有這樣的政策目標,即便尚未成為政策。早在104年度環保署提出的「非營業特種基金預算評估報告」裡,就提到「廟宇焚香者眾,造成空氣品質不良且有礙人體健康,宜積極宣導減香禁香,以移風易俗及減少焚香數量,改善室內空氣品質」,即已清楚地提到「減香禁香」的字眼,而此一目標隨後也推行到地方,獲得各縣市的表態跟進,希望從減香到「禁香封爐」。 舉例來說,彰化縣的古蹟鳳山寺於年初發生火災,文化局長陳文彬即提到縣內有許多古蹟、歷史建築的廟宇,並在媒體上表示「減香到禁香,循序漸進的政策」;台南市民政局長陳宗彥也在接受採訪時提到,希望台南的廟宇也能推動無金、無香政策,為環境盡一份心。也就是說,從減香到禁香逐步發展,以宣傳、勸導為主,或在廟宇附近設置空氣品質偵測,提醒空污狀況、甚至開罰。這些目標與手段已在民間傳播,並引發廟宇、信眾的不滿,反抗的氣氛也在蘊釀。6月15日,雲林縣環保局發函縣內宮廟指出:「為掌握本縣廟宇室內空氣品質現況,本局將派員前往進行室內空氣品質調查作業」;22日,受委託的人員前往縣內的武德宮進行檢測,唯廟方主委林安樂拒絕受檢,隨後的組織、串連活動即從武德宮開始了,並於7月4日召開記者會,也是唯一的一次記者會——此時,即表現了反抗的組織化。 隨後事件的發展——這其實是下ㄧ個階段了,但可以先在這裡提到——圍繞在一個關鍵的爭議,即減香,還是滅香?不過,這爭議本身已改變了原本運動的主題,因為它將議題帶進了「謠言」的爭議上,即質疑道:「都說沒有滅香了,只是減香,滅香是謠言。」這樣的話,內政部長說了、環保署長說了,就是台南市長也引了宗教自由的憲法條文,提到滅香不可能。但是,會將「減香」當作是「滅香」,不會只是簡單地「寫錯」,「混淆了減與滅」,也不能當它是恐慌下的滑坡想像。ㄧ來,政策裡就是有「減香禁香」的字眼,也提到了「封爐」;再者,提到這些字眼的,還是政府——先有中央政府的環保署,地方政府則出於職權或業績的考慮,而嚮應中央政策——政府是具有權威性的單位,它還能使用強制力,對違反政策者進行開罰,也就是說,這在廟方信眾看來,是個進行中的政策,減滅之間只是時間問題。 減香政策的目的是減少空污,為的是環保或健康等理由,它不僅與近年來台灣及國際社會重視的價值有關,也可以簡單地將它們連上「現代」的價值。相對地,焚香燒金則是種「傳統」。在「現代—傳統」的對比裡,代表現代的官僚即理性地規劃政策的目標,與執行的手段。在接受記者的訪問時,當時前往武德宮檢測的承辦人說:「他們連測量的儀器都沒有拿出來。」其實,這裡出現了一個非常吊詭的場景:看起來沒有動作,「儀器都沒有拿出來」的承辦人員,代表的是現代化的力量,不管有沒有用上,他們具有權威、帶著強制力,是國家官僚的一部分。面對著廟方所防守的傳統,他們是攻擊方,承辦人員在具體事件上「沒有動作」,但總體政策方向不變。 於是,減香禁香表現了現代國家的規畫手段與思維,也就是出於環保及健康的考慮,然後有短期、中長期目標,並有對應於這些目標而來的手段,像是勸導、罰款,講習等。在規畫上,政策是動態,並具有方向性的;但在執行上,承辦人員並沒有說謊,「測量儀器都沒有拿出來」。實然的狀況如此,會引掀起這麼大的風波不是因為承辦人員的檢測,因為沒有檢測。甚至,檢測人員還提到,「廟宇是輔導對象,法規並沒有規範。」也就是說,沒有白紙黑字的法令表現強制力,也沒有檢測行為而得要承擔責任。她想說的是:一切安安靜靜,政府沒有責任。責任不在政府。   謠言之「承」與「轉」:雙方的競爭 接著討論「承」與「轉」,即繼續透過一些人事時地的資訊,呈現這個「謠言」之所以進一步發展、轉化的過程。 「承」所涉及的是宮廟開始串聯,擴大活動影響力的階段。它可表現在大聯盟於官方網站上的公告,像是貼出「繞境番號序列表」(7/19),讓神轎群以三正面並聯參加活動,表現震撼的氣勢,或貼出「四湖參天宮來訪,剛剛擲完筊,擬動員約2000人加一獅陣參加」(7/20)的留言。承,強調的是延續與擴大,而作為具有政治意涵的活動,更是要大,大與數量有關。留言裡提到了2000人,活動籌辦期間還說會有個10萬人的遊行。大,也有質性的面向,像在前述的留言裡,主辦單位就補充到:「又一祖廟級大廟主動響應,大道不孤,感恩!」,藉由質量上的大,來強化活動的正當性,並也為了消減活動的正當性,而有不出席活動的消息,像是:「神明是慈悲的,北港朝天宮不上凱道」、「『滅香』純屬謠言! 彰化16家宮廟不上凱道」。然後,主辦方又留言:「報告(彰化)市長,您管理的那16家宮廟,從頭到尾並無人前往邀請啊!」。 其實,當進到政治場域之後,也就會不斷地出現「正當化—去正當化」的競爭。台南市副議長郭信良在這事件裡,就扮演了一個值得特別注意的角色:他是民進黨籍,但卻高舉反對「減香」政策的大旗,甚至清楚地指出了「減香」即是「滅香」,而研擬中的《宗教團體法》則是「滅教」。不過,其實郭信良在媒體中出現,主要是七月中旬的事了,但他對減香的批評先前就存在了。他的曝光度大增,時間點是在7月19日蔡英文總統於中常會對政策的溝通表達不滿,而段宜康於臉書上批評郭信良之後。段宜康在臉書中提到:「即便已經一再澄清,他仍然繼續栽贓」、「用不實指控傷害了民進黨再出面收割」、「奇怪,主席怎麼不對他們發脾氣?」。於是,報載「民進黨內訌?」,而郭信良再回應到:「如果段委員願意親自瞭解我如何與宮廟接觸拜託他們不要參加的過程,我非常願意告知,真的拜託段委員不要從台北的角度看台南……」。 在這裡有幾個重要的訊息:第一,郭信良就只是延續著大聯盟的主張。他如果有什麼重要性,那是因為他也是民進黨籍的市議會副議長。於是,當反「滅香」的運動愈搞愈大,並引起民進黨政府注意,甚至讓蔡總統開口批評之際,郭信良的主張不僅被翻了出來,當作是內訌,還被批評是「用不實指控傷害了民進黨,再出面收割」。黨際衝突的梗已是太平常,「窩裡反」的戲碼才吸睛;第二,「出面收割」的指責除了有「個人—政黨」間的對比,以致於還有黨內市長提名的陰謀,也將焦點放在「焚香—環保」的差異上。眼看上凱道的運動即將上演,支持焚香的郭信良將因批評政府而獲得名聲;第三,郭信良不認為「個人—政黨」間的對立是存在的,他也在「焚香—環保」的對立之間奔走,也就是雖然反對「減香」,但也試圖減少上凱道的宮廟。 不過,他倒是帶出了另一組對比:台北與台南,這個台灣社會裡的「南北問題」,在郭信良的語言裡是什麼意思?從他的脈絡中可能是:台北的中央政府對問題的理解方式,是抽象的、系統與對立的,並將當下看成是種衝突的狀態:南部對問題的理解是具體的、是日常生活的,及可溝通的。不過,由於「眾神上凱道」的運動愈演愈烈,不僅使得府院雙方對此一事件採取了高度警戒的態度,民間也捲進了愈來愈高的政治性,其中所包括的,不僅是政黨間的競爭,或對民進黨政府之政策不滿的團體的批評,還牽扯了國家安全的課題,也就是「中國因素」。政治是區分敵友,而愈來愈高的政治性即是敵友的對立愈來愈清楚與強烈。 舉例來說,一方面在網路上出現了「白浪愛將參與滅香遊行籌備會」、「反滅香,中國統一促進黨插一腳」等新聞。另一方面,也有國民黨團批評滅香是「蔡英文『去中國化』殃及宮廟」,及新黨王炳忠指民進黨對大聯盟分化、抹紅、貼標籤,以致於反年金改革的全教產還提到:「民進黨為去中國化而反本土化」—不管是「去中國化」、「抹紅」,或「去中國化而反本土化」,都與「中國」有關,並觸及了台灣社會最敏感的神經。面對此一凶惡的狀況,大聯盟不僅在活動前一天,於臉書官網上貼出了「減香滅香真相大白,扯陰謀論太荒謬」的新聞,指出是網路新聞將「減香」誤植為「滅香」,因此「真相大白,不是什麼第五縱隊。宮廟,永遠都是社會偉大的安定力量。」(7/22),也再次強調「本活動專注信仰議題,恕不歡迎與此議題無關的團體、機構藉本活動表達與信仰無關之訴求。」(7/22) 大聯盟上凱道行前聲明。圖片來源:「捍衛信仰守護香火大聯盟」臉書社團。 中國因素的出現是討論「謠言」時最關鍵的元素。在台灣,與「中國」有關的不僅會沾染上厚重的污名,更奇特的是,還會有些團體、機構不認同中國所帶有的污名效果。這與民主轉型過程中的「台灣化」有關,也就是「中國中心向著台灣主體」的轉變:台灣從威權時代帶著污名,轉為具有道德的意涵。然而,威權遺緒在轉型之後仍在某些人的身上留著,並隨著全球化的中國崛起,更用力地嘔歌「中國」的偉大,藉以貶抑他們習慣地認為低俗,但卻在民主轉型之後道德化的「台灣」。換句說話,在政治場域裡的「正當化—去正當化」間的競爭,不僅等同於「道德化—污名化」的策略,還會撩起相應的情感與動員。此一機制幾可說是持續的、自動的,而當它還附著在「中國」的符號之後,還因上述的理由而讓「道德化—污名化」之間動力更是激烈,因為以「中國」為中心地區分敵友,可以非常有效的升高衝突,甚至轉移了原本的訴求與主題。 其實,將「滅香」當作是「減香」的誤植或「謠言」,即表現了此一事件進到了「轉」的階段,因為加入愈來愈多與原本不同的勢力與論述元素。新的元素不只是「中國」,也包括了《宗教團體法》的研擬,對比著認為「滅香是假議題」,指稱「宮廟反對的是財務公開化」。簡單地說,它們都有「轉」的目的及效果。而當蔡總統在19日中常會提到「內政部長為什麼沒有出來澄清?」之後,府院不僅分別動員說明《宗教團體法》的內容,並指出滅香是「用字混淆」、「媒體誤植」。中常會的定調是讓事件進到「轉」的關鍵—這不僅拉出了新的軸線,也催動台灣社會對「滅香」的重視—20日中午12點,「滅香」的消息首次進入「新文易數」的媒體新聞標籤雲的前卅名排行。一小時後,從剛進榜的第12名,上升至第8名;再一個小時之後變成第3名,並在隨後成為點閱率最高的新聞,而其內容都是「滅香」是「以訛傳訛」、「內政府澄清滅香傳言」。尤有進者,中常會的定調不僅讓「滅香」成為「謠言」,跟著也有各式各樣新的「論述」出現。   謠言之「合」:事件落幕了? 在政府與活動的主辦單位之間,很難說走到了「合」的階段,但「眾神上凱道」的活動,總是在23日上場,並落幕了。政府方面宣稱這是個「宗教嘉年華」,試圖在看似歡樂的文字裡,減少政治上的針對性與衝突感。然而,主辦單位在7月21日於臉書官網上貼出的行前說明裡,仍強調這活動「不是一場抗議,而是溫馨廟會,理性訴求。並無媒體所謂『不抗議了,改為宗教嘉年華』,因為活動從頭到尾,定調皆是如此。」(7/21)簡單地說,主辦單位不當它是場「抗議」,卻也不是「宗教嘉年華」。不必對立,但也不要變得那麼地歡樂。 但是,黨政方面卻是一直用對立的思維—這可能也就是郭信良所說的台北思維:抽象的、系統的,並且對立的,而不是具體的、生活世界的,與可溝通的——即「眾神上凱道」是「抗議」,並急於讓這場有傷正當性的抗議,變成無傷大雅的「宗教嘉年華」。對立,還在最後的那一張照片上:主辦單位表示,神明出巡,地主設置案桌接駕,是誠意的表現,並視為府方對當天訴求的善意回應:相對的,府方則表示沒有委託任何團體設置,案桌是活動的一部分,與府方並沒有關係。不管這是個廟會或是場嘉年華,主辦單位擺出了個盛宴,是個「誇富宴」(potlatch),但是主人不收禮——這不是個順暢的「禮物交換」(Marcel Mauss),看來眾神在上凱道的活動並沒有結束,而會是個開始。 設置案桌一事,活動主辦與府方各有不同的說辭。圖片來源:自由時報。   「滅香事件」的起承轉合:感性為理性的基礎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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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顏色的供應鏈:透過社會價值來創造產業升級

潘美玲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對紅色的恐懼 「紅色供應鏈」最近成為臺灣社會一個熱門的議題,這個用詞透過電視媒體和財經雜誌的傳播,也成為街談巷議日常聊天會提到的話題,一個月內我竟然在幾個不同的場合被問到「到底什麼是紅色供應鏈?」,甚至家庭聚會和久違的大學同學聚餐時,都有人在問這個問題,不只這是一個被高度關切的名詞,問這個問題的人,都還帶著一股不解的恐懼。 「紅色供應鏈」最早來自於2013年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的報導,指出中國在全球電子資訊產業的位置,已逐漸脫離只是提供勞力密集的末端組裝工作,美國的蘋果公司開始使用中國廠商提供iPhone的零組件,構成其全球供應鏈的正式成員,並可能威脅到原先在此供應鏈上臺灣、日本、韓國等廠商的地位。其實,中國已經是世界工廠,中國製造早已經不是新聞,但過去是台商接單,台商在中國的工廠生產的部分,現在則是中國廠商開始有能力可以自行接單、生產,有機會取代過去台商的角色。 【除了紅色警戒,我們是否考慮過其他顏色的警戒呢?】 資料來源:farm9.staticflickr.com/8213/8435717056_02ceac96f4_o.jpg 臺灣電子資訊產業在全球分工所佔有的不可或缺的角色,曾經被譽為「矽屏障─臺灣最堅實的國防」。若從產業競爭的層次來看,廠商投注研發,以成本和效率爭取訂單,本就是自由市場的遊戲規則,也是必然的結果。但問題是中國以國家級的戰略行動,扶植電子零件供應鏈,例如,制訂智慧型手持裝置品牌業者必須至少有三成是向中國當地業者採購的政策,並透過國家的支援扶植中國特定廠商,提昇技術與生產規模,目的就在取代臺灣廠商在國際品牌全球供應鏈的地位,這並不是一場完全自由競爭的賽局,經濟只是手段,政治才是最終的目的,紅色恐懼的是「以商逼政」。我們在和日、韓、或甚至東南亞國家在競爭的時候,即使這些國家分別都被標示一種顏色,頂多就是一種競爭對手的識別,是不會產生同樣的反應。 面對紅色供應鏈的威脅,產業界或政府相關部門的討論,從產業競爭的經濟優勢的角度出發,基本上往發展品牌或產業技術升級的方向,並強調政府應該介入並大力扶持。但當大家只期待政府發動「積極作為」之時,強調的是經濟理性或政府的角色,但我們應該將社會的思維也帶進來。原因有兩個:第一、因為商品的供應鏈就是生產與銷售的過程,牽涉到環境資源、物料生產與勞動力,這些並非發生在真空狀態,而是在社會制度或權力的脈絡下運作的。第二、研發創新必須經濟發展兼顧社會永續,不能侷限於單面向的思考。 ◎「全球商品鏈」概念的啟發 供應鏈在企業管理或工業工程的領域,著重物流與製程管理,重視的是成本和效率。但經濟的運作不能抽離社會脈絡或忽略社會基礎,我們在思考因應紅色供應鏈策略的同時,應先認識供應鏈運作的社會機制,並開發多元創新的可能性。 全球商品鏈(Global Commodity Chain, GCC)是由美國杜克大學社會系的Gary Gereffi教授在1990年代針對商品生產製造的全球化所提出的分析概念,之後則是使用Global Value Chain(GVC)。所謂的「商品鏈」是指「一個商業成品的勞動網絡和生產過程」,形式上和企業管理或工業工程所指涉的供應鏈類似,但商品鏈強調全球生產網絡當中的權威統御結構(governance structure)是決定供應鏈的機制。在一條商品鏈當中,決定金融、物料和人力資源如何配置和流通的流程,純粹由價格決定的買賣交易,也就是純粹的市場關係,只是廠商之間關係型態的其中一種。供應鏈的廠商之間合作與生意往來,有不同程度的權力關係型態,它受到主導廠商控制協力廠商的程度、以及協力廠商的能力等因素的影響。Gereffi指出,當商品鏈的領導廠商在商品鏈上面具有越高的統御權力的時候,這個品牌廠商就能夠設定標準規格與指導原則,甚至可以做到比法定標準更嚴格的地步。從產業升級的角度來看,後進國家廠商可以進到這類廠商主導的商品鏈,就有機會學習更先進的技術或管理策略,達到產業升級的效果。 本人當年拜師Gereffi門下,學習的正是後進國家產業升級的招數,這也是商品鏈理論在臺灣較為人知的路數。其實商品鏈的統御架構分析,也提供了從主力廠商下手,促進社會進步的可能性,這部分在面對臺灣當前的挑戰,更有啟發作用。以買者主導的商品鏈為例,具有控制行銷管道的大零售商如Wal-Mart, GAP, Tesco或Nike等品牌,掌握強大的購買力,因此對於旗下訂單的供應商,就具有讓他們要求符合標準的權力。紡織與成衣生產是買者主導全球商品鏈的典型案例,這些品牌廠商沒有自己的工廠,透過離岸外包的方式,獲取低工資的勞動力,並以此獲取利潤。不過壓低成本的話,就會出現價格「向下沈淪的競賽」(race to the bottom) ,從零售商往下到貿易商,再往下擠壓到成衣製造商,迫使再往工資更低廉的地方設廠,也造成在該產業的全球供應鏈上勞工的生產條件日趨惡劣。 【現在幫西方品牌大廠代工的台商,也都必須遵守永續的人權、環境準則】 Photo by 王宏仁 臺灣曾經在1990年代,因為擁有成衣配額而在全球成衣商品鏈具有相當的地位,為這些品牌的零售商接單生產,也在這些廠商的要求下,到中國、東南亞等地區設廠,當配額的出口優惠取消之後,臺灣的地位就被取代了,我和Gereffi 之前的論文就預示了這種後果。但現況的發展卻不悲觀,有兩個現象是我們當年沒有預料到的。第一,是臺灣的廠商開發了環保機能性布料,供應了目前世界市場的七成。傳統的成衣生產雖然被取代,但並沒有因此而「脫鏈」,反而靠著新的環保材質的布料,建立在全球成衣商品鏈當中的重要角色,2014年的世界足球賽球員身上所穿的球衣,一半以上就是臺灣代工製作的。 第二則是從消費者和非營利組織等民間力量的監督。例如起源於美國大學校園的反血汗工廠運動,提供了來自供應鏈之外的社會力作用。美國的大學之間的運動競賽,不只是大學校園的盛事,也吸引廣大運動球迷的關注,因此印有大學名稱或標誌的服飾,在全美的成衣銷售上佔有一定的比例。然而,隨著媒體披露許多美國品牌廠商的外包工廠工人支領低薪、在惡劣的勞動環境下生產,1998年杜克大學學生率先展開校園靜坐的反血汗工廠運動,要求校方不得授權給那些壓榨勞工的品牌廠商。這個訴求不但得到校方的支持,積極制訂採購原則,也引發了其他大學校園的仿效,而有更廣泛性的影響。促成美國政府設立「公平勞動協會」(the Fair Labor Association),要求美國品牌的代工廠必須提供足以維持生活的基本薪資,尊重工人組織工會的權利,符合安全與健康的環境,以防止該產業無下限的沈淪。 【蘋果供應商造成的環境破壞,引起眾怒】 在電子資訊產業興起的「紅色供應鏈」,也必需面對來自於民間環保組織的挑戰。中國民間環保組織在2011年調查了資訊科技產業對環境造成的危害,發佈「蘋果的另一面」調查報告與影片,指出蘋果違反自己的供應商行為準則,放任供應商污染環境與毒害工人。這些指控,迫使蘋果必須開放其供應商的名單,接受檢驗,若有任何污染環境的情況發生,就必須改善。 ◎透過社會價值而創造的產業升級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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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南水北調與內部殖民

黃書緯 /中山大學社會系 這幾年,北京的霾害問題成為世界焦點,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因為公布北京空氣監測數據,而與北京政府心生嫌隙, 近日到北京參加網球比賽的瑞典選手Robert Lindstedt甚至在網誌上說:「在這裏根本不能呼吸,我明年真的該考慮一下是否要來參賽了!來這裏參賽純屬拿生命開玩笑!」 【不要拿生命跟北京的空氣污染開玩笑】  資料來源:www.taiyangbao.ca/business/159526/ 事實上,北京不只空氣汙染問題嚴重,水資源不足的問題也到了臨界點。根據2013年三月公布的《京津冀發展報告(2013):承載力測度與對策》,北京屬於「資源型」嚴重缺水地區,2011年末的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僅為119立方米,遠低於國際人均水資源占有量1,000立方米的重度缺水標準。藍皮書並且顯示,北京市的水資源人均需求量約為345立方米,以此推算,北京市當地水資源只能承載667萬人,相當於現有人口規模的40%。 當然,統計歸統計,北京是中國重要的經濟中心,其人口成長的速度從來沒有慢下來過。甚至,隨著北京的經濟發展,不但城區逐步擴張,都市常住人口也從1985年的981萬,成長到2011年末的2018萬人。 但據北京友人的說法,縱使北京這幾年再怎麼缺水,北京也從未停水過。甚至,北京市政府這幾年最朗朗上口的,就是要把北京建設成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綠色生態城市。那麼,北京市政府企圖怎麼解決水資源不足的問題呢? 北京的水資源狀況 在回答這問題前,先讓我們看一下北京水資源短缺問題。從自然環境來看,受季風氣候的影響,中國降雨分布不均衡,導致中國水資源的季節分配和地區分布也不均衡。從季節分配來看,大部分地區每年汛期四個月的降雨量佔全年的60%到80%,容易形成春旱夏澇的情況。而從地區分布來看,中國水資源分布也是「南多北少」。而北京就正好落在那缺水的北方。再加上北京降雨時間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汛期前後三個月左右的時間,其中70%的降雨又集中在7月下旬至8月上旬,因此北京一年中有大半時間都是面臨缺水狀況。 中國政府在1949年建政後,將解決北方水資源不足的問題列為重點工作,修建了官廳水庫、密雲水庫,向北京、天津、河北供水,並開闢京密引水渠來專門供應北京用水需求。但是到了1970年代,地表水開始衰減,地下水因此成為北京主要的用水來源,先後挖了四、五萬眼井來因應都市用水需求。但是當北京在1980年代初期遇到連續三年乾旱後,都市用水更顯緊張,國務院為此召開京津用水緊急會議,決定官廳、密雲水庫停止向天津、河北供水,轉而只供應北京一個都市。北京市政府也開始全力推廣節水措施,並試圖調整產業結構以減少都市用水。但情況到了1990年代卻更加嚴峻。 【北京不同產業別的用水比例變化】 1997年後,北京再次遭遇連年乾旱,就連密雲和官廳水庫的蓄水量都開始急劇減少,與此同時,北京的地下水位也因為久旱不雨,加上連年超抽而持續下降。事實上,從1997年開始,北京總用水量與水資源總量之間的差距就逐年拉大,只有2008年北京奧運期間藉著密集人造雨,以及從河北調水,而勉強打平,隨後水資源短缺問題又立刻浮現。 【北京歷年用水量與水資源總量】  為了解決都市用水不足的問題,北京市政府從1980年代就逐年頒佈多項節水政策,試圖透過獎懲機制來規範水資源浪費問題。北京市政府更從2000年開始推動再生水廠的興建,並在2005年的《北京市節約用水辦法》中將再生水納入都市用水調配政策。只是,雖然從統計上來看,再生水在北京都市用水來源中的比例逐年提高,但其主要是用在澆花、洗車、沖馬桶等用途,尚不能成為飲用水之用。北京市仍然需要其他方法來解決水資源不足的問題。而這正是「南水北調」工程重新浮上檯面的背景。 【北京用水來源比例的變化】  南水北調的歷史 早在1950年代,黃河水利委員會就想把金沙江上游的通天河,引水到黃河源頭,以解決西北、北方缺水問題。1952年,毛澤東到河南考察黃河治理問題時,聽完當時的黃河水利委員會主任王化雲報告構想後,脫口而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點也是可以的」。就是這句「如有可能」,加上中國水利工程界「人定勝天」的工程師性格,從1950年代到1990年代,從黃河水利委員會到後來的水利部,中國水利工程界對於南水北調的考察、構想、規劃,就從未停止過。 但或許是因為國家財政困難,或許是時機尚未成熟,這些計劃書就一直擱在水利部,直到2002年國務院正式批覆《南水北調工程總體規劃》,「南水北調」工程才開始正式動工,預計分東、中、西三條線,從長江的上中下游分別將水調往黃淮海平原和山東半島。如今這項工程的東線和中線已經接近完工,而西線也在積極籌備中,整個工程預計要到2050年完工,耗資4860億人民幣。而北京就位在中線工程的供水區,預計明年汛期過後,就會有每年十億的長江水引入北京。 【中國的南方引水入北方,分東線、中線與西線】  資料來源:www.hailan.tv/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1&id=807 這樣一個大規模的跨區域調水工程,自然會讓人擔心對湖北、河南等供水庫區環境生態的負面影響,包括地表逕流改變、局部小環境大氣候狀況的改變、下游與河口區生態環境的衝擊,以及調水後漢江下游水流量的減少,也不利於污染治理。只是,面對這樣的質疑,從中央的南水北調辦公室到地方的北京市水務局總是口徑一同的說:「漢江每年流量那麼大,北京調個十億水不過是從河裡撈那麼一點,影響都在控制之中」,但實際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不到明年開始調水後是誰也說不準的。 【中國南水北調工程如火如荼在進行】  資料來源:roll.sohu.com/20120117/n332362352.shtml 南水北調反應了中國內部殖民的問題 然而,有一個衝擊卻是在正式調水前就已經開始的,那就是對供水區地方財政與庫區移民的影響。 首先,由於龐大的庫區淹沒土地,造成地方財產損失嚴重,而移民動遷的搬遷成本與安置費用,也會造成地方政府的財政負擔與社會問題,因此河南、湖北和陝西三省副省長都曾反應了審批權限時間成本過高、水庫水位上升帶來地質災害風險增大、地方財政負擔過大、生態保護和經濟發展之間存在矛盾等問題。 其次,由於北京需要的不只是「水」,而且是「乾淨的水」,因此南水北調工程不只是一個越域引水的工程,而且也是水資源環境的保護工作。在2008年奧運期間,北京市政府就曾為了確保用水清潔,透過河北省政府要求引水區的農村不得噴灑農藥,甚至不得種植果樹等需要高農藥劑量的農作物,這造成農村地區經濟收入的減少。同樣的,為了保障「南水」的水質,除了在工程上採立體交叉的設計讓沿線的其他河水不會流入外,供水區的地方政府也被中央政府要求關閉污染企業,但是當地方政府一方面為了保護水源而無法發展農工業,另一方面又沒有新工作可以吸納農村移民,加劇了地方財政困難。 為了解決南水北調工程所引起的地方矛盾,中央政府一方面以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方式為當地支付資金,也試圖推動受水區對供水區的橫向補償方式,也就是由北京市政府出面與供水區省份簽署合作協議與補償條件。例如北京市在2011年已與周邊省市簽署了退稻還旱協議,將拿出資金支援水源地,特别是地處上游的河北省,用來調整產業結構、退稻還旱,並保證農民收益逐年遞增。2012年元旦前,北京市主要領導人還親自率團到河南,為河南撥款5,000萬元資金,並簽訂了對口合作協議,強調會協調北京市內企業前往河南,投資綠色環保產業。但這些補償措施其實只是正當化了以北京為中心的核心邊陲關係,並且以引水渠道這種「人造分水嶺」強化北京與其他地區之間自然資源分配的不平等。 【對其他省分的補償措施,正當化了北京為中心的核心邊陲關係】  資料來源:www.shiyan.gov.cn/SY/zwgk/zcjd/2010/03/content_29564.html 從此角度來看,所謂的「調水」,從來就不只是工程技術可行性與否這麼單純的事情,水的流動牽涉到的是庫區居民的動遷(人的流動)、財政補貼的分配(錢的流動),更重要的,是權力的流動。就像英國地理學者Swyngedouw所說的:「水利-社會研究,預設了水循環其實是一個結合物理與社會的過程,是一個雜揉了社會-自然的流動,將自然與社會以一種無法分離的方式結合在一起」, 自然世界水循環的轉變與社會政治領域的權力關係彼此之間有緊密相關。 於是,當我們聽到北京市水利局官員為了打造綠色北京而剴切地說: 「從大生態的角度來說,還是要來改善生態環境,給河湖補充環境用水來改善生態環境,要把我們欠環境的債逐步給還清,要回到從前當然很難實現,但是要讓北京濕潤起來,水面多一些,老百姓享受水環境的機會多一些…」   這樣一個綠色北京夢,其實是建立在30萬個人民離土離鄉的現實上。更不用說,雖然中國中央政府宣稱這些移民都有動遷房可住,有專戶補助可領,但這所謂的「後扶政策」只有給每人一年$600人民幣的補貼,而且對庫區移民來說,未來的一切都是不確定的。丹江口水庫負責南水北調中的工程師就說: 「這個政策要延續二十年,你這個人搬遷過去以後,二十年內每個月國家給你一點錢,後期扶植,通過這二十年你應該就適應了,但也不是說全靠國家養著你,而是幫助移民融入當地社會,若有不適應的地方可以用錢來補貼,一個人一年好像是六百塊錢吧,按人頭,你有一個存摺,國家就往銀行一打,錢就自動進了你的存摺。反正就補助一點,這點錢生活肯定不夠,但就是說移民在這裡以後條件都有了,房子也有了、地也有了,你做生意也好幹什麼也好,但可能有一些不適應期,他們就給你貼一點錢」。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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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環保的社會想像與實踐:社區、經濟與環境

郭瑞坤 /清華大學社會所 環保是什麼?生活在台灣的我們,平常習慣回答的可能是:宗教團體如慈濟做的資源回收、環保抗爭運動、自然生態的保育…。 難道,還有其他的嗎? 是的,還有其他的想像!不同環境保護議題設定和作法,就是傳遞出不同立場、觀點的表述,這些不同的立場,會影響人們對社會與環境關係的認知、也會影響付出多少努力來達到理想目標的意願。    【資源回收作環保,似乎是普羅大眾主要的環保認知】 Source:news.e2.com.tw/utf-8/2011-6/2607210.htm 博士班畢業之後,在一個非營利(NPO)/非政府(NGO)組織的工作經驗,讓我對環保行動有更多的認識,環保作法背後確實有其各類的經濟、政治與社會利益的因素。除了台灣長年來的環境抗議之外,對於不全然贊同抗爭路線的參與者或其他NGO組織而言,他們認為作環保,似乎應該把「生態」放在最優先的目標,而非「社會」目標,抱持這種立場的人,他們首要的長期工作,就是多層次地針對社會進行環境教育。 那麼,環保作法,有沒有其他的理解與想像呢?  環保也有社會想像 硬與軟、激進與溫和的環保作為,似乎是矛盾的。除了都市/鄉村、中產/勞動階級社會利益的不同,當今時代的環保有沒有共通的理解呢?其實是有的。 以我們熟悉的選舉為例,我們透過普選,將個體的選擇融合為一種集體的決定,但是這種集體的決定仍然必須符合某些規範,例如不能有買票、威脅等行為。社會思想家Charles Taylor認為,這種想像與理解若要有意義,就必須更廣泛掌握我們的整體境況、整個社會處境。他以「社會想像」的概念,來指稱現代社會中的一種狀況,那就是人們對於拓展某些集體實踐,會有一種共同的理解[1]。 其實,這個概念也可以放到不同社會的「環境保護」來理解。 就台灣來講,環保的社會想像,從抗議環境污染、介入環境政策等環境正義的追求,到環保生活的實驗與實踐、甚至到友善環境的農業等,跨越的範疇相當寬廣。雖然行動各自不同,但仍有共通點,也就是他們看到的社會,或多或少都面對全球資本主義與發展主義的經濟掠奪、社會關係和生態系統的破壞,也因此各自去展開應對的方式。 這幾年,反省並嘗試建構環境和社會連結的新實踐逐漸產生。環境政治是面對發展主義重要的社會戰場,但這篇小文先不處理這類議題,而將目光投向生態生活實踐的觀察。從事這種實踐的團體多半認為,他們在幫忙找尋無法永續發展下去的一條出路。這類環境與人群關係的社會想像,我概略分成「作環保的三個社會想像」:社區想像(生態村)、經濟想像(轉型城鎮)、環境想像(生態農業)。 社區想像—生態村 生態村(ecovillage)或生態社區,是一群人為了更健康、關係更美好、環境永續而群居建立,一種在現代社會之外/內建立「烏托邦」的努力。起初,這種努力來自上世紀六○、七○年代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反叛,後來才逐漸有了生態村的雛型。 什麼是生態村?居住在台灣的歐洲生態村紀錄片導演史蒂芬‧沃夫 (Stefan Wolf)說:「生態村是具有相同目標的社區,以社會、經濟和生態的永續發展為目標。」他所調查的歐洲生態村在許多方面儘管有所不同,但共同點在於尋找另種生活方式,因為現在的生活方式大部分都在破壞地球。 對初次接觸者而言,生態村的人們多少給人一種「避世主義」的傾向。這個世界已經夠混亂、環境夠糟了,為了更好的世界,讓我們建立新的村子吧。許多生態村的核心宗旨是連結社群,並整合生態、經濟、社會、文化等的面向,朝向永續的發展。史蒂芬‧沃夫認為,影響生態社區能否永續的面向,包含了能源、飲食、用電、用水、建築、排泄物、垃圾處理、交通、消費、醫療、教育、衝突調解與決策機制。這些面向能否盡可能利用在地參與機制,是生態村成功的關鍵之一。   【生態社區目標在於尋找降低破壞地球的另種生活方式】 Source:www.ecovillagefindhorn.com/findhornecovillage/archives/image32.php 生態村的理想,滿足許多人在競爭、掠奪的資本主義社會之外,對於身體、心靈、社群深刻連結的渴望。同時他們的生活往往傾向於低耗能、降低破壞地球的生活方式,提供資本主義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有些人會質疑,我們是否應該從大社會中抽離,或者減少介入社會,不過不要忘記,這就是當初他們發起這種生活實踐的起因。 經濟想像—轉型城鎮 環境正義關注環境效益分配的不公平,而這些不公平往往與污染的界線、財富分配不公有相當關係。以台灣這幾年各地設立科學園區搶地搶水所引發的問題來看,科學園區產生了對誰有利、對誰有害的爭議。開發以後的園區可能轉型嗎?園區轉型,並不僅是意味著已開發的園區本身產業項目的改動,更根本的是,這種社會經濟的轉型必須從高科技產業及其相連的水、土地、能源的利用模式作整體的考量。以台灣社會資源規模而言,從大量耗水、耗土地、耗電力的產業,轉向小即是美的經濟,不失為一個值得思考的轉型想像(參考邱花妹的巷口文「能源使用的新思維:小即是美」)。 在高價石油、產油高峰前景的歷史條件下[2],欠缺石油的台灣面對這一經濟局勢,一個可參考的城鎮或生活區域發展概念,是英國的轉型城鎮(transition towns)。轉型城鎮運動是在面對發展主義下的生存問題,是一種回應現代世界氣候破壞、高峰產油、經濟波動所發展出的草根社群網絡,目的在建立更具韌性的社群。轉型城鎮運動的關鍵在於及早面對經濟、社會、政治的問題,以避免能源短缺與氣候變遷下,社會結構「韌性」不足以面對的問題,進而引發文明更高的危機。   【英國著名的轉型城鎮Totnes】 Source:en.wikipedia.org/wiki/Transition_Towns 轉型運動發起人之一Ben Brangwyn認為,轉型是重新檢視生活中的組成元素,依照最符合永續發展的原則,來做篩選和重新配置。[3]轉型城鎮運動的一個核心是轉型的「時間意識」,這是指透過未來的願景(通常是20年內產油高峰來臨前),來構想現在的行動。能源減量行動計劃(Energy Descent Action Plan,簡稱EDAP),是降低對石油仰賴的一個行動方案,把城鎮轉型意識與能源減量融合在一起。以著名的托特尼斯轉型城鎮(Transition Town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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