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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食物:新的「農業問題」?

王驥懋/輔仁大學社會學系 我很喜歡逛黃昏市場,因為可以喊價以及嚐到各類型令人唾唌的熟食(分明就是個吃貨,還假裝自己是逛菜市場辦桌的主廚!)。有些時候因為時間的關係,只能到附近的連鎖超市添購食材。但不管是在黃昏市場還是連鎖超市,另外一個有趣的地方,就是可以聽別人怎麼「聊」食物(好啦~我知道我好像有那麼一點愛偷聽別人說話的怪僻~)。最近上了連鎖市場,會聽到有人說:「這是有機的耶~」、「什麼是轉型期有機啊?」或是「這有產銷履歷喔~」;而到了黃昏市場,和手上刺著美女圖的菜販閒聊攀交情,希望能多拿點蔥時,他竟然聊起新政府說要推「攻擊型農業」以及「有善農法入法」。更令我吃驚的是,他對農委會嘗試推動六都學童每週吃一次有機營養午餐,以及有機農藥驗證,發表了無數的深入意見。這證明了強者我朋友所說的,高手都是在菜市場賣菜或是掃地的!!而最近在學院或是田野裡頭,常遇到一些學有專精的專家或是擁有驚人地方知識的農民。他們熟悉各種有機農法以及農業技術改良等。在他們當中,有些人認為「市場導向型農業」或是「技術升級」應是台灣應要發展的方向;另外有些朋友則堅持「友善農法」、「生態有機」才是回歸農業本質。有機農業的發展問題,竟在最近農業界產生論辯:台灣農業到底要朝向「小農派」或是「 市場派」發展。 台灣整體農業的問題,實在無法在一篇短文中一一涵蓋,且農業問題複雜、涉及甚廣,亦非在此有能力處理。本短文主要從鄉村社會學[1]核心的概念:「農業問題」(Agrarian Question)出發,來看待有機農業在全球的發展(包括美國、紐西蘭以及歐洲),主要論述的主軸集中在:有機農業是否「慣型化」?透過這問題的討論,本文認為將台灣農業的發展化約為「小農派v.s. 市場派」,並不足以理解台灣農業問題。   1. 農業問題 (The Agrarian Question)   在鄉村社會學者的眼中,有機以及在地農業象徵著環境友善以及生產來源明確的生產方式 (food from somewhere),以對應由跨國農企資本集中且來源不清(food from nowhere)的經營模式 (McMichael, 2009)。許多國家的有機農業的發展,都帶有濃厚的社會運動色彩(如美國加州以及歐洲的嬉皮運動),有機農業亦經常與關心食物安全、生態環境以及強調勞動分配正義等議題畫上等號。因此,有機農業運動經常被視為反資本主義全球化重要的主力 (Buck, Getz, & Guthman, 1997; Friedmann, 2005; Guthman, 2007),是抵抗跨國農企業大型食物供應網絡的重要先鋒者。有機農業被賦與重要的社會運動角色以及道德面向,重新把鄉村社會學的核心爭論帶了出來:資本主義下的農業發展問題 (The Agrarian Question)。   農業生產轉變為工業化的生產方式雖仍在萌牙階段。大膽的先知,亦即那些擁有想像力的化學家們,已經夢想有一天,可以從石頭淬練出麵包來,而且所有人類所需的飲食來源,都可以在化學工廠中重新組裝起來…但有一件事是可以確定的:所有的農業生產已經被轉變為工業的生產方式…即使是那些被僵化的法則所規範的鄉村經濟生活方式,現今不斷的進入各種革命,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偉大標誌。                                       (Kautsky, 1988, p. 297)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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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社會企業之路

蔡 亮/國立金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企業的社會爭議與企業社會責任關係 今年四月,數百噸死魚被沖刷至越南中部的河靜省、廣平省、廣治省、承天順化省海岸,越南台塑河靜鋼廠因排放的廢水被指控為罪魁禍首,開罰五億美元。這個重大污染事件引發企業南向政策的焦慮,就業與經濟已經不再第三世界政府唯一的考量,防治污染以及符合人權勞動的廠商才能移地生存。 (台塑越南鋼鐵廠,疑似造成魚群死亡)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環保局,https://goo.gl/aW4HtQ) 近年來,企業引發的社會爭議受到越來越多的注目。這些社會爭議,有些問題出在商品本身,其中較為人知的食品安全爭議,如2011年的塑化劑汙染食品、2013年的胖達人以人工香精偽稱天然香精,統一、愛之味使用毒澱粉,大統、頂新使用棉仔油和添加銅葉綠素冒充高級橄欖油,2014年強冠企業用餿水油、回鍋油、飼料油混充食用油,這些企業的不道德行為,不僅傷害人民的身體健康,更有損企業形象,讓辛苦建立的企業一夕崩解。[1]另外有些社會爭議,則出在企業內部的管理制度所造成,如2009年的台積電員工非志願離職風暴,2010年的鴻海集團富士康工廠員工接連跳樓,以及今年(2016年)仍進行中的華航空服員抗議超時工作的抗爭和罷工事件。而企業經營活動,也可能造成很大的環境衝擊,如2013年日月光集團偷排廢水汙染後勁溪,2014年高雄氣爆,2016年德翔台北輪漏油汙染造成海洋生態浩劫。 企業固然可能造成社會問題,但有些企業創立之初,即希望以企業組織效率來解決社會問題為目標,這些被稱作社會企業的新形態企業,橫跨廣泛的社會議題。目前台灣幾個知名的社會企業,包括標榜創新產銷供應鏈,給予消費者公平貿易產品的「生態綠」,提供社會企業資訊交換平台的「社企流」,有機通路「里仁」,深耕原住民有機農業的「光原社會企業」,經營蔬食超市的「愛維根超市」。 台灣的社會企業呈現了三大趨勢(李郁怡,2013)[2],1.農業相關的社會企業是主流,2.年輕世代是參與的主要力量,3.具有台灣中小企業特色。社會企業雖然標榜優先解決社會問題,不以最大獲利為目標,但他們與前述製造社會問題的企業一樣,都要面臨市場的生存競爭,也就碰觸了一個爭論不休的核心議題。究竟企業的經營要優先考慮股東權益,還要為利害關係人做出貢獻。   企業社會責任國際發展歷史和趨勢 過去的企業發展優先考量股東權益,通常意味者企業必須專注將利潤最大化、短期獲利優先、減少與企業經營無關的支出、注重經營結果而非經營過程。此單一而明確的利潤目標,增加了企業經營者採取對社會風險較高措施的機率,遊走在法律規範許可與否的模糊空間,甚至直接違反法律。而考量利害關係人的公司治理模式,雖然可能較多考慮員工、顧客,甚至供應商、競爭者、乃至社區、社會和環境的整體和長期性利益,但卻需要面臨來自於股東要求投資回報的壓力。1919年道奇兄弟控告福特公司,未按例發放股息,是這類爭議的經典個案。當時福特公司主張將公司獲利投入擴廠增產汽車,是回饋社會的表現,也是企業經營使命和責任之一。2011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則是對於金融業貪得無厭,罔顧社會公義的群眾抗議。顯然單獨追求股東權益的企業經營方式,仍須面對社會的反彈聲浪。 另一方面,世界各地的社會企業也如火如荼的發展,其中最著名的,當屬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他創立格雷珉銀行,小額信貸給窮人。企業平衡經濟目標和社會責任的經營,其實正是永續發展所揭示的精神之一。很多企業便用John Elkington在1994年所創的三重底線(Triple Bottom Line, TBL)這個概念架構,來評估組織在經濟、社會、環境面向的表現上,是否可以創造更大的企業價值。 (穆罕默德·尤努斯)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https://goo.gl/eNvzyT) 對於企業如何展現更大的社會價值,已經有許多國際性的原則,例如1999年前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所提出的全球盟約(Global Compact)[3],呼籲企業領袖遵守在人權、勞工、環境和反貪腐四大領域的基本責任。全球盟約的十項原則包括: 人權 原則1:企業界應支持並尊重國際公認的人權的保護; 原則2:確保他們不與踐踏人權者同流合污。 勞動 原則3:企業界應支持結社自由和有效承認集體談判權的自由; 原則4:消除一切形式的強迫和強制勞動; 原則5:童工的有效廢除; 原則6:消除就業和職業方面的歧視。 環境 原則7:企業應支持採用預防性方法來應付環境挑戰; 原則8:主動承擔更多的環保責任; 原則9:鼓勵無害環境技術的開發和推廣。 反貪腐 原則10:企業應反對貪腐的所有形式,包括敲詐和賄賂。 其他常被提起或採用,與企業社會責任有關的原則和標準還包括了全球蘇利文原則(The Global Sullivan Principle),全球永續性報告推動計畫(Global Reporting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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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治理術:河岸地景轉型與都市發展

王志弘 /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1990年代晚期以來,台灣主要城市紛紛致力於水岸再開發。過去因為防洪築堤而地處邊緣的水岸,逐漸轉變為具有遊憩、觀光、生態保育等功能的城市休憩的新核心。髒污、惡臭、偏僻的河岸,經過截流淨化、景觀美化,設置運動設施、步道、自行車道與講求造型的人行橋梁、水鳥與紅樹林保育區,以及具備污水處理功效的人工濕地,創造出大量線型開放空間。水岸再造不僅提升城市意象,服膺永續發展潮流,還掀起標榜水岸景觀的高價住宅興建熱潮。 然而,誠如民主體制中形式平等的公民資格,資本主義下的人群差異處境曖昧並存,看似包容而免費近用的堤外公共水岸發展,也有一段排除特定人群與事物的歷史。水岸利用和景觀重塑的過程,不僅透露都市治理模式的轉變,顯示國家與市民社會各種不同力量的協商角力,也反映人水關係的變遷。 在河邊(不)可以做什麼?河岸地景的治理網羅 河濱綠地同市區公園一樣,有許多禁止事項,如不得拋棄垃圾、游泳、捕魚、曬衣、擅自種植蔬果花木、擺放桌椅、塗鴉、攜帶未適當防護的牲畜、販售物品、賭博、妨害風化、毀損設施,以及擅自營火野炊、燃放鞭炮等。不過,露營、烤肉、燃放煙火及釣魚等活動,官方另外規定了開放場地與時段,甚至設置了幾處塗鴉專區。無論民眾是否遵從,這些規定不僅彰顯公共空間充斥著規訓,更透露了特定使用方式,也就是都市中產白領生活風格逐漸佔了上風。 1990年代以前,台北市尚未以自行車道串接,零星分布的社區型河濱公園,多為周邊居民的私房去處,布置著攤棚桌椅。不同於晚近強調視覺效果的高聳鋼骨斜張橋底,幾乎是一片空曠,傳統鋼筋混凝土橋樑下方,往往是民眾跳舞、運動、下棋、擺攤的處所。滿眼翠綠的草地及蜿蜒其間的單車道,過去除了堆置廢土雜物,更是連綿的菜園與簡易農舍,撐持起家戶生計。為了疏導洪氾而闢建的二重疏洪道內,1980年代一度以飆車、夜市及萬善同大家樂明牌聞名,現在則是官方口中嘗試媲美紐約中央公園的大台北都會公園(王志弘、林純秀,2013)。 更早的1960至1970年代,淡水河系各溪流堤防尚未全面築造或改善加高以前,河岸可能遍布竹林、豬舍、菜園和屋舍,水濱是洗衣與取水處;兒童在尚未疏濬深挖的淺灘戲水(而非只能遠觀、不能近水的視覺化親水),追逐青蛙、蜻蜓和螢火蟲,這些景象在水岸轉型中,幾乎消失殆盡。都市水岸的變貌不僅被納入空間治理規範,也是社會發展、生活方式與人水關係重塑的歷程。河岸「自然」治理的演變,範定了水濱活動的可能型態與樣貌(圖1)。 圖1 由上而下,分別是1960年代尚未築堤前的典型水岸地景;1980年代高堤阻隔、高架橋與快速道路橫亙的河濱;以及晚近遊憩與保育導向的理想景觀(蕭瑋珊繪製)。   從治水到親水:河岸「自然」的都市化與資產化 以台北都會區淡水河系為例,我們可以概述河岸自然治理邏輯遞變,體現為水岸都市化與資產化的過程。 首先,清領漢人拓墾至日治初期,基於商業化農墾需求而設的水岸渡口、灌溉渠道與取水口,以及簡易護堤,構成農耕社會的河岸地景;這時候的水岸是順勢而為的利用下,人水親近的生活場所,也是氾濫成災的威脅源頭。其次,日治中期至戰後1980年代,隨著城市擴張,現代技術主導的堤防、自來水設施、發電廠、水壩、抽水站與排水溝渠等,以及沿河岸建立的高架公路,構成都市化的水岸;但是,挾著人定勝天信念而控制河岸的同時,也將它塑造為人水疏離的邊緣恐懼地景。最後,1980年代晚期以降,結合景觀設計和環境主義論述,逐漸展開了水岸的遊憩化與保育化;在以土地開發引導都市發展的再生政策下,水岸成為激勵觀光與房地產開發的綠色景觀。先前因都市化而擠向邊緣的水岸,被賦予遊憩化、保育化與景觀化的三重資產價值(圖2)。 圖2 河岸治理轉型、水岸意義轉變與吸納/排除效果(資料來源:王志弘、黃若慈、李涵茹,2014) 不過,河流和水岸變遷並非純真的自然遭受人類社會破壞,晚近才得以復育的興衰故事。相反,自然與人類相互構成,人類的利用厚生改變自然樣貌與意義,但自然的水流氾濫、沖積和動植物特性,也在各種人類行動與意圖下,發揮了一定引導作用。例如2004年,一位兒童在五股溼地發現世界自然保育聯盟(IUCN)歸類為近危物種的「四斑細蟌」,全球僅在台灣、日本及香港少數地點分佈(荒野保護協會,2010)。在保育理念盛行,人類日益關注罕見生物的情形下,原本受開發汙染威脅的五股溼地於焉更獲重視,納入國家級重要濕地名單。 國家與市民社會不同力量的差異關係 上述三個水岸治理階段,多少體現了依序開展的三種國家與社會關係。國家的性質,從消極治理的帝國邊省政府,轉變為日本殖民和國民黨威權主義下的強勢國家,以迄1980年代晚期之後多元彈性治理的協商式國家。 農墾社會中,清帝國邊陲治理的粗疏消極,恰與地方社會中,紳商地主積極投入水利建設形成對比;移民集結勞力、資金開鑿埤塘水渠,解決灌溉難題以推進農業,官府僅核可公告和頒發牌照。日治時期到戰後1980年代,總督府殖民體制和國民政府威權政體下的技術官僚,凌駕於退縮順服的民間社會,國家通過強勢作為,徵用水利資源、控制洪氾,社會大致只能消極配合,接受沿岸房舍拆遷等安排,但偶見因拆遷補償而引發的爭議。1980年代隨著環境意識高漲及河岸遊憩化,國家更以環保與美化的正當名義,陸續清除了砂石場、養豬戶和其他違法活動。 1980年代晚期以後,台灣政治民主化、文化本土化,以及市民社會力量崛起,推動了國家與社會之間新而彈性的協商關係。不過,面對當前市民社會中各擁不同利益的社會群體,協商也有不同形態和偏重。官方以水岸遊憩化和保育化,來迎合中產階級的集體消費需求;以房地產開發來迎合資本集團和中上階級的想望;以文化與歷史之名,選擇性收編底層住民的居住權抗爭和反開發爭議。 首先,國家正面迎合日漸擴大的中間階層的休閒與環境品質要求,大刀闊斧從事河岸淨化和綠化,闢建開放空間。生態保育組織通過遊說、宣傳和抗爭,促使官方在淡水河流域建立多處保育野鳥、紅樹林和溼地的自然保護區,發展出水利工程與景觀設計以外的保育技術和環境教育,這些保育化地區經常採取委外經營,將自然保育團體納入新的治理體制,形成夥伴關係。 其次,隨著城市競爭加劇及傳統工業外移,國家必須尋求新的都市發展動能,地產引導式開發(property-led development)遂成為重要策略(周素卿、吳幸玲、江尚書,2009)。河岸再開發方面,國家通過徵收土地重劃後標售、聯合開發等手段,開啟了土地開發導引的水岸再生。除了實現資本利益,迎合發展主義價值,新興水岸住宅往往引進中上階級屋主,替換了因徵收拆遷而離開的中下階層居民,而有綠色縉紳化(green gentrification)的效果(王志弘、李涵茹,2015)。 最後,底層居民及看似簡陋、往往被指為非法的濱水聚落,成了再開發的阻礙,國家常以違反水利法規、侵佔國土、闢建公園及美化景觀等名義予以清除。不過,面對居民抗爭,以及空間規劃者和社運組織等力量奧援,國家有時候會選擇性退讓,接納反對勢力訴諸保存與文化的論述,新店溪畔的公館寶藏巖聚落,正是典型案例。 寶藏巖聚落原為日治時期高射砲陣地,國民政府接受後延續軍事用途,但周邊發展出以退伍軍人及眷屬為主的自建聚落,延伸至水濱。1980年代,聚落規模已達200餘戶,除了退伍軍人,還有貧窮的城鄉移民。政府將原保護區變更為公園用地,寶藏巖聚落遂於1993年起面臨拆遷。由於居民不斷陳情,1995年5月除顧慮安全而拆除40餘戶臨水住宅,其餘房舍緩拆,並展開安置計畫(陳盈潔,1999)。2003年,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OURs)介入後,以「非正式文化地景」為名,和曾為多部電影拍攝場景等藝文論述為媒介,爭取台北市文化局委託規劃保存方案(張立本,2005)。最後,寶藏巖房舍整建為供藝文人士進駐的工作室,少數不願搬離的居民則獲准留下。這個錯落有致的河濱聚落,就此轉變為居民與藝術家的共生聚落(圖3)。 圖3  台北市公館水岸寶藏巖聚落、快速道路,以及對岸隱約的殘存菜園(黃若慈攝影)。   水岸是多重價值的戰場 然而,水岸土地開發利益總是有分配不均的質疑;房地產和觀光開發對歷史遺產及自然生態的衝擊,也常引起抗議。例如,小碧潭捷運站聯合開發的美河市住宅(圖4),由於權益分配問題遭監察院糾正,認為市政府出面以低價徵收土地,合作開發商卻興建高價住宅出售,政府未能分得應有權益,造成重大損失(監察院,2013)。此外,就在美河市上游不遠,知名的碧潭吊橋建於日治時期,弧形優美,2013年周邊土地進行都市更新,牽涉更換吊橋鋼纜,移動橋墩基座,市民團體與周遭居民擔心吊橋形態改變或毀損,成立「碧潭吊橋守護聯盟」爭取將吊橋納入市定史蹟,於2013年8月通過,避免都市更新案拆除或挪移吊橋(黃福其,2013)。 圖4  小碧潭捷運站的美河市建案。前景是堤岸上的小碧潭部落(王志弘攝影)。 水濱聚落和碧潭吊橋替新店溪水岸日漸遊憩化、淨化和縉紳化的地景,保存了異質元素。在當前協商式國家的治理體制中,多元的利益和價值都有可能鑲嵌其間。然而,占主導地位的自然遊憩化、保育化和縉紳化力量,依然有其吸納/排除機制,排擠了其他階層的水岸日常生活,甚且危及歷史、記憶和生存。堤防外,某些活動一直被視為違法而遭取締或貶抑;堤防內,高價水岸住宅鞏固著中上階級地盤。不過,持續產生的各種爭議,提醒我們水岸仍是爭戰之地,而非親水的祥和天堂。   參考文獻 王志弘、李涵茹,2015,〈綠色縉紳化?台北都會區水岸住宅發展初探〉。《社會科學論叢》9卷2期,頁31-88。 王志弘、林純秀,2013,〈都市自然的治理與轉化:新北市二重疏洪道〉。《台灣社會研究季刊》92期,頁35-71。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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