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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分還是命定?從植劇場荼蘼談相連的生命與個人生命軌跡

陳易甫/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   湯有彥的父親發生車禍後對鄭如薇的生命有著巨大的影響,自此她的人生走向不一樣的路途。這是「植劇場」第二部電視劇「荼蘼」的破題,講述著女主角在人生轉折時,因為選擇「plan A」或「plan B」而形成「Two me」的過程。 有關生命的故事,向來是社會學「生命歷程觀點」所樂意探討的對象,從個人的傳記出發,探討人在歷史脈絡與情境下的經歷,例如Glen Elder在〈大蕭條的孩子們〉一書中,就描繪美國1920年經濟大蕭條對兩群兒童生命軌跡的影響。生命歷程的相關研究中,將個人的經歷想像成一條條的生命軌跡或路徑,隨著時間的推進,個人在人生的道路上持續前進。 然而,與一般的傳記或故事不同的地方在於,生命歷程的觀點在呈現這些生命故事的同時,試圖提供較理論性的分析,除了個人層次故事的呈現外,並將理論分析的視角推及個人所處的社會關係與社會脈絡之中。這一切,都要從生命軌跡的分析開始。 植劇場《荼蘼》女主角面臨人生轉折時,選擇「plan A」或「plan B」而形成「Two me」。圖片來源:https://goo.gl/AuYCjc   生命軌跡如何分析我們的人生? 不同的生命場域所行走出來的生命軌跡都不一樣。例如,圖一呈現的是四群人從10歲至19歲在偏差行為上的軌跡。隋著年齡的增長,有些人的偏差行為逐漸增加;但也有人隨之減少,有些人從小到大都維持相似的偏差行為程度。 圖一,四群人從10歲至19歲在偏差行為上的軌跡。圖片來源:作者。 生命軌跡不一定是以程度大小來呈現,我們也可以用階段或狀態的變動來呈現。例如圖二就是紀錄一群人在不同工作狀態下的轉變歷程。有一小群人,他們的工作經歷是不斷的在非典型工作中轉換,而有一大群人則持續待在私人公司工作。回到鄭如薇的生命故事,在plan A中,她從一家台灣食品公司的小職員、外派到上海的員工、成為股票與房地產的投資客與總公司的經理、在上海投資開餐廳、乃至回到台灣開餐廳。這是鄭如薇自身發展的工作軌跡,但也是在同一個時空背景下不少台灣青年人的寫照。是故,生命軌跡的分析既呈現個人的獨特性,亦可歸納出普同性。 圖二,一群人在不同工作狀態下的轉變歷程。圖片來源:作者。 在plan B中,因為要照顧有彥的父親,鄭如薇的工作軌跡因而中斷。女性大部分是因為結婚或生子而中斷其就業軌跡,所以劇情中,因為照顧男朋友的父親而中斷,不是那麼的常見(典型)。 不過廣義的來說,女性會因為家庭因素而中斷就業軌跡,所以這邊也可以說她的例子是一個典型。過往就業軌跡的研究中,女性常常會因為進入婚姻/生子而有工作軌跡中斷的情形發生。相較之下,男性的工作軌跡則較無這種情況,如湯有彥的例子。這種情況亦是文獻上著名的男女婚姻/育有子女在薪資上「溢酬/懲罰」的現象。在特定社會文化與制度下,這個現象呈現了男女生命經歷的不同,以及因此所造成的薪資差距不公現象,這也同時引出了生命軌跡分析的另一個面向:多重生命軌跡。   每個人都會經歷的多重生命軌跡 在一生中,個人從來不是走在單一的生命軌道中。在不同的生活場域中,個人會同時走著不同的軌跡。我們可以想像,每一個人可能同時存在著多重的生命軌跡,例如偏差、憂鬱、學業表現、教育取得、工作以及愛情、婚姻與養育下一代等人生重要指標的發展軌跡。圖三與圖四為同一群人從13歲至17歲在偏差行為與憂鬱情緒上的軌跡分群。在偏差行為上我們可以觀察到兩群的生命軌跡,而在憂鬱情緒上則有四群。同一個人,可能在偏差行為的軌跡上屬於「never」的那一組,但是在憂鬱上可能是屬於「increase」的那一組。 圖三,同一群人從13歲至17歲在偏差行為上的軌跡分群。圖片來源:作者。   圖四,同一群人從13歲至17歲在憂鬱情緒上的軌跡分群。圖片來源:作者。 我們可以透過不同群的轉換機率,來描述兩個生命軌跡的相近性,或文獻上所稱的「軌跡的相互掛勾(interlocking)。圖五為這兩種軌跡的轉換機率,相信聰明的讀者可以自行解讀台灣青少年偏差行為與憂鬱軌跡的交織行為。這些軌跡之間會互相影響。前述偏差與憂鬱的軌跡彼此之間可能相互的影響,使得某兩個類別的軌跡有較高的機會掛勾在一起。 圖五,兩種軌跡(偏差行為與憂鬱情緒)的轉換機率。圖片來源:作者。 社會大眾最為重視的,大概是教育取得的軌跡與工作的軌跡之間的掛勾。傳統地位取得的研究,乃至近期探討的學用相符/不符,皆在探討何種教育軌跡,可以順利嫁接至為人稱羨的工作軌跡。前述的男女婚姻軌跡與工作軌跡交織,再加上社會上性別分工的意識形態,造成了女性的婚姻軌跡(從未婚進入已婚)會影響其工作軌跡的中斷。反之,男性則很有可能因為進入家庭生活,因傳統養家的潛規則,而在工作上獲得升遷與加薪的機會。這也是plan B中鄭如薇的經歷:因為湯有彥父親的生病,毅然決然的接下了家中照護的工作,進入了照護者的軌跡之中,也因此放棄了工作上的進展,造成職涯發展上的中斷。在plan B中,雖然鄭如薇試圖在多年後重續其工作的軌跡,然而,家中照顧者這個軌跡不斷地為其重續工作軌跡設下重重的障礙。 Plan B中鄭如薇以及兩種plan中湯有彥的故事,在生命歷程觀點上具有兩重的意義。第一重的意義在於不同軌跡之間的「同步化(synchronization)」程度。同步化的概念在於描述兩種以上軌跡之間統整或契合程度,通常強調時程上(temporal)的契合程度。舉例來說,在台灣社會,青少年時期成為人父、人母與個人教育軌跡之間,就很有可能因為兩個軌跡對於個人角色上的要求與社會制度支持不完備,而讓小爸爸、小媽媽的家庭軌跡與教育軌跡出現非同步化情況,這些小父母將會遇到兩種軌跡的拉扯,以及兩種軌跡中所經歷的角色衝突,使其被迫放棄其中一種軌跡的進行。這種角色的衝突就發生在plan B的鄭如薇身上:好不容易下定決心要延續其工作軌跡時,卻發現自己懷孕了。工作與成為母親的軌跡,在最壞的時程(不過有好的時程嗎?)中相遇,使之產生非同步化的情況,造成鄭如薇內心的衝突與壓力。反之,這種衝突並未在湯有彥的身上發現,顯示其不同軌跡之間的同步化情況較高。當然,這種同步化在plan A與plan B的湯有彥身上仍有程度上的差異,聰明的讀者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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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如何觀看生命歷程:年齡、歷史與世代

陳易甫 /台北大學社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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