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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黑手變頭家到隱形冠軍: 台灣中小企業的產業升級與技術創新,1996-2011

謝斐宇/中研院社會所   近來,媒體頻頻報導中國「紅色供應鍊」的崛起,將造成台灣IT產業的沒落,台灣產業轉型前景堪憂;但於此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研究和新聞報導指出,台灣機械產業中的許多中小企業,產品附加價值節節高升,並且擔任全球產業中上游不可或缺的供應商角色。特別是身為零件製造商的中小企業,在當前追求高科技轉型的過程中仍然活躍。頓時,台灣產業所謂的「隱形冠軍」,再度成為討論焦點。 在這篇短文中,我將從中小企業部門創新與學習來源的角度,講述較少受到關注的「隱形冠軍」故事。我將強調「零件製造廠」這個在解釋台灣中小企業的技術能力與創新時,常被忽略的面向,透過比較台灣與其他先進國家,試圖描繪「台灣經驗」中常被忽略的某些特徵。   一、為什麼中小企業和製造業仍然值得關注 在進入討論之前,我想先說明兩個問題。:(1)為什麼我們必須關注中小企業?以及,(2)為什麼在談論知識密集經濟的產業轉型時,依然不可忽略製造業? 中小企業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中小企業提供大量就業機會,是整體經濟的骨幹。許多研究顯示,中小企業能帶動更均等的經濟成長,也是學習與創新的來源。已有不少研究指出,美國過去三十年來的貧富差距惡化,與「去工業化」、「經濟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有關 (Lin and Tomaskovic-Devey 2013)。「經濟金融化」指的是公司不再投資資本財,反倒縮減規模、專注於最大化短期收益與股東利潤的現象(Lazonick 2009)。從這裡,可以引申出我第二個觀點——製造業依然重要。考察某些西歐國家(如德國)與小型國家(如丹麥)的產業轉型過程,將會發現中小企業一直都是這些經濟體中的重要驅動者。在產業轉型或所謂的「往知識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面對亞洲的競爭,他們的中小企業不僅沒有從製造活動中撤退,相對的,反而持續活躍於高品質與高附加價值的產品製造領域(Herrigel 2010)。另外,美國歐巴馬政府為了將製造業帶回美國,下了許多工夫,例如,建立各種中小企業創新及創業平台,或是提供各種誘因與有利政策(Block and Keller 2011)。   二、台灣戰後工業化發展的特徵:分散式工業化及與出口導向的零件部門   「分散式工業化」(decentralized industrialization)是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獨特特徵,具體表現是中小企業製造商群聚於特定地理區域。許多中小企業專精於生產流程的特定階段,並與其他生產階段的中小企業構成互補關係。這些中小企業協力網絡,構成了所謂台灣奇蹟的基礎。在許多產業中,從1970年代的製鞋、成衣、腳踏車,1980年代的工具機,到1990年代的資訊電子工業,台灣中小企業成功進入了全球生產鏈,台灣的中小企業與其他國家,如日本、韓國的中小企業最大的不同是,直接從事出口活動,國際化程度很高。 在台灣的分散式產業體系中,許多產業普遍具有下列特徵: (1)以中小企業為基礎的生產體系中,存在廣泛的分工,生產流程彼此互補。這些廠商群聚在特定地理區,或者稱為「產業聚落」(industrial district, Piore and Sabel 1984),彼此競爭與合作。台灣的製造業大部分由兩個部門所構成:裝配部門、零件部門(協力廠商)。裝配部門涉及廣泛的零件外包體系與高度專業化,轉包活動則在零件部門中運作——組件中的許多零件被轉包給專精於製造這些零件或加工程序的小工廠,形成一個綿密的分工體系。 (2)中小企業生產網絡由眾多的獨立零件製造廠與專業加工廠組成,這些廠商專精於生產中間商品,並不製造最終產品。   (3)生產網絡具開放性,並且沒有依賴性(有別於中心衛星工廠體系)。零件製造商與專業加工廠商通常不局限於和特定的裝配商或供應商合作,他們能同時供應給產業內的許多廠商,也能將產品賣給其他產業。 (4)零件製造廠與專業加工廠直接進入全球生產鏈,直接面對國外客戶、自行接單出口、高度國際化。它們有能力在世界市場中競爭,而非完全依賴國內的裝配廠或中心廠。 分散式工業化所帶來的直接結果是跨產業間的高度連結(inter-industry linkages)。開放且不依賴的網絡,意味著資訊不只散布在產業內,還會在產業間傳遞。例如,為機械裝配廠與零件製造商進行鑽、車床、銑、鍛造、金屬表面處理、陽極氧化等加工的專業加工廠,並不閉鎖在單個產業或供應商中,他們也替許多產業進行加工。跨產業的經驗,常常替他們的客戶帶來新的突破。同時,零件製造商直接出口的能力,意味著他們有多重接觸資訊的管道,因此有多重學習的資訊來源。因此,技術知識與想法沒有被限制在單一廠內,而是能跨越各種產業邊界,進行重新組合,產生新的突破。   三、機械業中小企業的角色與貢獻 以下,我使用1996到2011年的工商與服務業普查資料,以機械業為例,來說明中小企業在過去20年來台灣經濟發展中的角色與貢獻[1]。 一般認為,過去20年在IT產業的帶領之下,是台灣邁向高科技工業化的重要轉型期。資訊科技產業的總營收占製造業總營收的比例,從1996年的21.7%,增加到2011年的49.7%;同時,資訊科技產業的附加價值占製造業總附加價值的比例,從1996年的17.8%,上升到2011的40%。但是,如果我們透過三碼分類檢視產業的組成,進一步分析部門中的次級產業表現,整個故事看起來就會有點不同。儘管金屬機械產業較少受到關注,往往被視為傳統產業、欠缺發展性,但其對製造業整體附加價值的貢獻,其實與資訊科技部門(扣除半導體產業)的整體表現不相上下。 舉例來說,2011年半導體產業只占製造業總營收的6.2%,卻創造了製造業總附加價值的17%,而電腦和電腦周邊設備業占製造業總營收的26.5%,卻僅創造製造業總附加價值的5.6%。如果扣除半導體產業,那麼,2011年資訊科技產業的營收占製造業總營收的43.5%,卻只創造製造業附加價值的23%。相較之下,同一年金屬機械業占製造業總營收的22.1%,卻創造製造業26.9%的附加價值。也就是說,受到許多關注的成功樣板產業——資訊科技產業——可能扭曲了我們對台灣製造業整體表現的理解。在當前台灣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機械部門的表現與資訊科技產業的表現相當。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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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顏色的供應鏈:透過社會價值來創造產業升級

潘美玲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對紅色的恐懼 「紅色供應鏈」最近成為臺灣社會一個熱門的議題,這個用詞透過電視媒體和財經雜誌的傳播,也成為街談巷議日常聊天會提到的話題,一個月內我竟然在幾個不同的場合被問到「到底什麼是紅色供應鏈?」,甚至家庭聚會和久違的大學同學聚餐時,都有人在問這個問題,不只這是一個被高度關切的名詞,問這個問題的人,都還帶著一股不解的恐懼。 「紅色供應鏈」最早來自於2013年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的報導,指出中國在全球電子資訊產業的位置,已逐漸脫離只是提供勞力密集的末端組裝工作,美國的蘋果公司開始使用中國廠商提供iPhone的零組件,構成其全球供應鏈的正式成員,並可能威脅到原先在此供應鏈上臺灣、日本、韓國等廠商的地位。其實,中國已經是世界工廠,中國製造早已經不是新聞,但過去是台商接單,台商在中國的工廠生產的部分,現在則是中國廠商開始有能力可以自行接單、生產,有機會取代過去台商的角色。 【除了紅色警戒,我們是否考慮過其他顏色的警戒呢?】 資料來源:farm9.staticflickr.com/8213/8435717056_02ceac96f4_o.jpg 臺灣電子資訊產業在全球分工所佔有的不可或缺的角色,曾經被譽為「矽屏障─臺灣最堅實的國防」。若從產業競爭的層次來看,廠商投注研發,以成本和效率爭取訂單,本就是自由市場的遊戲規則,也是必然的結果。但問題是中國以國家級的戰略行動,扶植電子零件供應鏈,例如,制訂智慧型手持裝置品牌業者必須至少有三成是向中國當地業者採購的政策,並透過國家的支援扶植中國特定廠商,提昇技術與生產規模,目的就在取代臺灣廠商在國際品牌全球供應鏈的地位,這並不是一場完全自由競爭的賽局,經濟只是手段,政治才是最終的目的,紅色恐懼的是「以商逼政」。我們在和日、韓、或甚至東南亞國家在競爭的時候,即使這些國家分別都被標示一種顏色,頂多就是一種競爭對手的識別,是不會產生同樣的反應。 面對紅色供應鏈的威脅,產業界或政府相關部門的討論,從產業競爭的經濟優勢的角度出發,基本上往發展品牌或產業技術升級的方向,並強調政府應該介入並大力扶持。但當大家只期待政府發動「積極作為」之時,強調的是經濟理性或政府的角色,但我們應該將社會的思維也帶進來。原因有兩個:第一、因為商品的供應鏈就是生產與銷售的過程,牽涉到環境資源、物料生產與勞動力,這些並非發生在真空狀態,而是在社會制度或權力的脈絡下運作的。第二、研發創新必須經濟發展兼顧社會永續,不能侷限於單面向的思考。 ◎「全球商品鏈」概念的啟發 供應鏈在企業管理或工業工程的領域,著重物流與製程管理,重視的是成本和效率。但經濟的運作不能抽離社會脈絡或忽略社會基礎,我們在思考因應紅色供應鏈策略的同時,應先認識供應鏈運作的社會機制,並開發多元創新的可能性。 全球商品鏈(Global Commodity Chain, GCC)是由美國杜克大學社會系的Gary Gereffi教授在1990年代針對商品生產製造的全球化所提出的分析概念,之後則是使用Global Value Chain(GVC)。所謂的「商品鏈」是指「一個商業成品的勞動網絡和生產過程」,形式上和企業管理或工業工程所指涉的供應鏈類似,但商品鏈強調全球生產網絡當中的權威統御結構(governance structure)是決定供應鏈的機制。在一條商品鏈當中,決定金融、物料和人力資源如何配置和流通的流程,純粹由價格決定的買賣交易,也就是純粹的市場關係,只是廠商之間關係型態的其中一種。供應鏈的廠商之間合作與生意往來,有不同程度的權力關係型態,它受到主導廠商控制協力廠商的程度、以及協力廠商的能力等因素的影響。Gereffi指出,當商品鏈的領導廠商在商品鏈上面具有越高的統御權力的時候,這個品牌廠商就能夠設定標準規格與指導原則,甚至可以做到比法定標準更嚴格的地步。從產業升級的角度來看,後進國家廠商可以進到這類廠商主導的商品鏈,就有機會學習更先進的技術或管理策略,達到產業升級的效果。 本人當年拜師Gereffi門下,學習的正是後進國家產業升級的招數,這也是商品鏈理論在臺灣較為人知的路數。其實商品鏈的統御架構分析,也提供了從主力廠商下手,促進社會進步的可能性,這部分在面對臺灣當前的挑戰,更有啟發作用。以買者主導的商品鏈為例,具有控制行銷管道的大零售商如Wal-Mart, GAP, Tesco或Nike等品牌,掌握強大的購買力,因此對於旗下訂單的供應商,就具有讓他們要求符合標準的權力。紡織與成衣生產是買者主導全球商品鏈的典型案例,這些品牌廠商沒有自己的工廠,透過離岸外包的方式,獲取低工資的勞動力,並以此獲取利潤。不過壓低成本的話,就會出現價格「向下沈淪的競賽」(race to the bottom) ,從零售商往下到貿易商,再往下擠壓到成衣製造商,迫使再往工資更低廉的地方設廠,也造成在該產業的全球供應鏈上勞工的生產條件日趨惡劣。 【現在幫西方品牌大廠代工的台商,也都必須遵守永續的人權、環境準則】 Photo by 王宏仁 臺灣曾經在1990年代,因為擁有成衣配額而在全球成衣商品鏈具有相當的地位,為這些品牌的零售商接單生產,也在這些廠商的要求下,到中國、東南亞等地區設廠,當配額的出口優惠取消之後,臺灣的地位就被取代了,我和Gereffi 之前的論文就預示了這種後果。但現況的發展卻不悲觀,有兩個現象是我們當年沒有預料到的。第一,是臺灣的廠商開發了環保機能性布料,供應了目前世界市場的七成。傳統的成衣生產雖然被取代,但並沒有因此而「脫鏈」,反而靠著新的環保材質的布料,建立在全球成衣商品鏈當中的重要角色,2014年的世界足球賽球員身上所穿的球衣,一半以上就是臺灣代工製作的。 第二則是從消費者和非營利組織等民間力量的監督。例如起源於美國大學校園的反血汗工廠運動,提供了來自供應鏈之外的社會力作用。美國的大學之間的運動競賽,不只是大學校園的盛事,也吸引廣大運動球迷的關注,因此印有大學名稱或標誌的服飾,在全美的成衣銷售上佔有一定的比例。然而,隨著媒體披露許多美國品牌廠商的外包工廠工人支領低薪、在惡劣的勞動環境下生產,1998年杜克大學學生率先展開校園靜坐的反血汗工廠運動,要求校方不得授權給那些壓榨勞工的品牌廠商。這個訴求不但得到校方的支持,積極制訂採購原則,也引發了其他大學校園的仿效,而有更廣泛性的影響。促成美國政府設立「公平勞動協會」(the Fair Labor Association),要求美國品牌的代工廠必須提供足以維持生活的基本薪資,尊重工人組織工會的權利,符合安全與健康的環境,以防止該產業無下限的沈淪。 【蘋果供應商造成的環境破壞,引起眾怒】 在電子資訊產業興起的「紅色供應鏈」,也必需面對來自於民間環保組織的挑戰。中國民間環保組織在2011年調查了資訊科技產業對環境造成的危害,發佈「蘋果的另一面」調查報告與影片,指出蘋果違反自己的供應商行為準則,放任供應商污染環境與毒害工人。這些指控,迫使蘋果必須開放其供應商的名單,接受檢驗,若有任何污染環境的情況發生,就必須改善。 ◎透過社會價值而創造的產業升級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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