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會學:問題以及挑戰

1878年日本政府聘用的知名日本藝術史學者E. F. Fenollosa, 開始在東京大學教授社會學。當時的史賓塞學派對於日本年輕學者很大的影響。1924年建立日本社會學會,是在美國、德國之外,全世界第三個開始建立社會學會的國家。

教授的論文都是用抄的? ——臺大校長倫理爭議的分析

最近隨著臺大教授郭明良、校長楊泮池論文疑似論文造假、掛名一事,引爆學術界的倫理話題,再度重創臺灣國際學術形象。回家吃飯時,母親突然冒出一句話:「臺大教授的論文都是抄的哦!」我嚇了一跳,回說:「沒有啦!只有少數人,不是所有人都如此。」母親半信半疑,大概覺得如果連校長都涉入抄襲,一般教授更不用說,特別是連兩任臺大校長都爆出倫理問題,很難相信教授的清白。我才驚覺倫理事件在社會上對於學術界的殺傷力,對於只受過初等教育的母親而言,媒體是重要的資訊來源,構成民眾仰望學術象牙塔的印象,在市場或巷尾聊天時,再將事件誇大放送,造成民眾對於專家學者的不信任。

游盈隆民調「同婚零共識」的問題:兼論人權與共識

日前,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發布一項民調數字,指出同性婚姻的贊成方與反對方旗鼓相當。他進一步解讀:由於共識是零,通過的話會撕裂臺灣社會。陳美華與吳秋園針對其民調解讀,提出強烈質疑。面對質疑,游盈隆又發表〈關於當前同性婚姻的社會共識〉一文,為自己辯護。游盈隆先生的辯駁文章,呈現出來的問題,恐怕比釐清的問題更多。

協助組織知識,應對大學失效的年代

如果我們要理解大學在城鄉發展過中的角色?那我們應該把大學(普通、技職)、城市、鄉村分成三個不同的主體來思考這問題。不可諱言的,在過去幾十年城鄉發展過程中,大學扮演的一直是把鄉村青年往城市輸送的角色,說得更精確點,是把南部青年往北部送的角色。鄉村青年大學畢業後,留在城市工作結婚成家立業,一代一代的年輕人就這樣從農村的土地上被拔起來,移植到都市叢林裡。

社會運動的研究有用嗎?

何明修/台大社會系 這學期我在台大社會系開了一門大學部的「社會運動」課程,在期中考時,我特意出了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申論題: 「到底社會科學的知識是不是價值中立,不同學者有相異的看法。這學期以來,我們在課堂上主要是探討社會運動如何與為何產生。試問,這些知識考察所獲得結論是否也可以運用於「阻止」、「防制」、亦或是「化解」社會運動所帶來的挑戰?如果你是負責國家安全的政府官員,這些知識是否會有幫助?請你們提供一個經過深思熟慮之後的看法,並且詳細說明其理由」。 如果我是修課同學的話,遇到這樣的題目,要選答「有幫助」或是「沒有幫助」,應該都可以找出很多的理由與說法。這一題的重點當然是要求同學反思性地來看待社會學知識,到底這些關於社會運動的種種理論與概念是否可能被實際運用,甚至是用來壓制社會運動? 我之所以會設計這樣的考題,其實來自兩個很特別的親身經驗。 在2008年的野草莓學生運動之後,有一次我去東海大學參與論文口試審查,那位研究生曾積極參與中部的學生抗議。論文審查對於我們這些職業社會學家而言,早就是一種習以為常的例行業務,但那次的經驗很特別,在口試之後,那位研究生卻給我出了一個難以解答的問題。在學運靜坐期間,她很認真地唸了我在2005年出版的《社會運動概論》,但是她發現,書裏面寫的東西完全無助於她分析當時野草莓學運所面臨的困境。我其實記不太清楚到底是如何回覆她的困惑,我想那時的講法大概是:「研究社運與搞社運本來就是不同的事情,就像理論與實踐本來就是需要兩種不同的知識」。我知道這樣的答案有點欠缺誠意,聽起來像是敷衍了事,後來我十分懊惱,這件事就一直掛念在心上。 另一次的經驗也差不多是發生在同時,有一位主修社會學的學姐那時在研考會上班,她正好在處理一件公開招標的研究計畫案,主題是關於政府如何因應網路時代的社會抗議,因此順便問我有沒有興趣參與投標。在那當下,我當然是哈哈帶過,我那時真正的內心想法是:就算我寫的東西對於社運沒幫助,再怎麼不濟,我也不會去幫政府,讓國民黨官員更了解如何「因應」社運。那時的研考會主委是江宜樺,他顯然是注意到野草莓學運可以透過ptt來發起動員,而不是依靠既有的組織或社團,因此想要採取積極應對。說實話,回到當時的脈絡來看,這樣的想法還滿有遠見與前瞻性,無論是在台灣或是國外,網際網路所帶來的社會運動革命在2008年才正開始發酵(提示:智慧型手機是在2007年上市,因此時行動上網仍不普及。臉書的中文化也是在2009年才上路,當時的社交媒體仍不是很發達)。 不過,隨著江宜樺後來步步高升的公職生涯,從研考主委、內政部長到行政院長,台灣的學生運動也日益加溫加劇,野草莓之後,有各種的抗議運動,例如反國光石化、文林苑都更、反媒體壟斷等。在2014年太陽花運動中,學生所帶領的抗爭更是直接佔領了江宜樺的行政院。最後,也是由於太陽花之後所掀起的各種抗議與運動風潮,「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成為流行的標語,國民黨在該年底的九合一大選中遭逢了前所末有的潰敗,江宜樺才黯然請辭行政院長一職。我不知道當時到底是誰承包了研考會的委託研究計畫,又提供了何種的政策建議?但可以確定的是,江宜樺顯然不知道如何處理「網路時代的社會抗議」,要不然這位被馬英九一路栽培的國民黨新秀,不會如此就折損了政治生涯。   高度建制化的學術知識生產 到底社會運動的研究有沒有用?無論是對於統治者或抗議者而言,認知了政治機會(political opportunity)、動員結構(mobilizing structure)、構框(framing)、劇碼(repertoire)等社運研究的基本概念,無助於協助完成他們的意圖嗎?如果以目前的學術知識生產環境與其要求而言,我會斬釘截鐵地說「完全沒有幫助」。因為無論是在國內外,社會運動研究已經進化成一門高度建制化的領域,其從業人員被期待要解答該領域內部所浮現的研究議題,而不是因應外部不斷浮現的新抗爭風潮。 <<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與進程>> (引用自:蘋果日報,有傘有聚 閱讀抗爭,2014/12/20,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10829392/20141220/53249349) 在英文出版世界,Mobilization(創刊於1996年)、Social Movement Studies(創刊於2002年)已經成為這個研究領域的指標性期刊,而且都已經被收錄進入SSCI,新進的研究人員幾乎必須得在這兩份刊物登刊,以建立自己的專業聲望。一個研究領域出現了旗艦性刊物,意味著已經累積相當規模的從業人員,獲得了專業性的認證,但是建制化也然意味著內部的指涉會日益取代外部的關切,研究的提問是以學術領域之內的發展為依據,而不是現實的社會運動所凸顯之挑戰。就以2011年出現的佔領華爾街為例,大概沒有人可否定這場抗議當代資本主義所加劇的貧富落差之重要性,但是專業的社運研究者卻沒有產出重要的著作。Todd Gitlin (2012) Occupy Nation: The Roots, the Spirit, and the Promise of Occupy Wall Street,以及David Graeber (2013)的The Democracy Project: A History, A Crisis, A Movement(中譯本為《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與進程》,都是重要的參考著作,但是這兩位作者都不是從社運研究領域出發,也不是從相關理論或文獻提出研究議題。 在台灣,社會運動與社會運動研究兩者之發展也越來越呈現脫鈎的現象。我整理了1980-2014年間以台灣社會運動為主題的期刊論文,其中包括84篇中文,50篇英文。[1]下圖1呈現了歷年出版數量的趨勢 很明顯,在八○年代晚期的政治自由化與伴隨而來的社會運動風潮之前,台灣社會運動研究幾乎沒有期刊論文的產出。到了九○年代,儘管在某些年份有波動,但論文生產較為密集。然而,真正的高原期是在2000年以後,開始出現了穩定出刊篇數,意味著這個研究領域的成熟。從歷年論文數量來看,1987-1999年間是平均每年2.5篇,而在2000-2014年間是平均每年6.5篇。 期刊論文在2000年以後數量的增加,產量在2004年達到頂峰,其所反映的情況並不是台灣社會運動的興盛,事實上,由於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所帶來的政治效應,社會運動反而呈現較為消極的狀況。同樣的理由也說明了為何在2008年之後,當台灣的社會運動出現了引人注目的復甦,學術研究的期刊論文產量卻沒有出現上升趨勢。 學術生產向來是勞力密集的知識活動,需要多年的訓練與資料蒐集,這必然會導致社會運動的學術寫作與實際發展無法同步。就如同智慧女神Minerva的貓頭鷹只在日暮時刻才展翅飛翔,學術研究也往往只依賴「後鑑之明」,只能等待抗爭政治階段性的落幕之後,才能有所發現。總結來說,一個制度化的研究領域必然會變得更加自我維繫與自我參照,而這也意味著研究活動與研究對象無可避免的逐漸脫鈎。   以動員過程為研究核心之限制 除了建制化的學術研究環境,使得研究者與對研究對者越來越疏離之外,另一個因素則是在於研究者所提的問題也呈現越來越窄化的趨勢,只聚焦於狹義的動員(mobilization)過程,而較少探討促成社會運動浮現的結構面因素,亦或是長期的影響。 基本上而言,在英語研究中,社會運動研究領域的典範戰爭(paradigm warfare)在二十年前早舊結束了,取而代之的一種結合組織網絡、政治過程、認同形構、構框的整合式研究途徑。到了二十一世紀初,Charles Tilly, Doug … Continue reading 社會運動的研究有用嗎?

典範轉移、理論教學與師徒傳承

黃厚銘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人們常說,科學發展日新月異,但這是怎麼一回事?究竟科學進步是累積而來、還是不連續斷裂的?而這一切又是如何發生?是由主流科學家所帶動的,還是邊陲另類科學家反叛的結果?乃至於,是一些在歷史上留名的偉大科學家的個人成就,還是代代相傳或團隊合作而成? 【科學的進步是主流科學家帶動的,還是邊陲科學家反叛的結果?如哥白尼?】 這一類問題,放置在台灣學術發展的脈絡中,還顯得更具現實意義。像是所費不貲的頂大計劃究竟是正確還是錯誤的政策,未來應如何調整修正?在國際化、世界大學排行,以及流浪博士日益增多的趨勢下,國內博士班的維持與開設還有沒有必要?既然科學發展日新月異,為何特別是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不乏所謂的理論課程,仍然致力於精讀幾十年前或上百年前的經典之訓練?閱讀經典著作的意義為何?自然科學中所定義的進步,能否適用於社會科學?最後,台灣如何在世界的學術領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與影響?其中,鑲嵌於各國社會文化脈絡而各具特色的人文社會科學,是否有助於擴大台灣學術界在國際上的地位?還是應該寄望於普遍性較高的自然科學?凡此種種,因為牽涉到經費資源的分配,也牽涉到人才的培養,進而也影響到個人在教育升學上的選擇,所以應該也是不分自然或人文科學、不論是學者專家或一般社會大眾都會感到好奇的問題。 林宗弘教授在五月底的「巷仔口社會學」網站中,發表了一篇紀念剛過世的台北大學社會系黃樹仁教授的文章。文章主要是以黃樹仁教授多年前發表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的論文〈小國的學術困境: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教學與評量的反省〉為「爭辯」對象,指出這篇論文在分析單位上過於強調國界的疑難,並質疑其中有關典範轉移的設想,缺乏時空因素的考量,以致提出類似近年頂大計劃資源集中的政策建議。 ◎小國學術魔球的驚豔想法 相對於此,林宗弘教授則引入諸如魔球理論等等,主張國內的社會科學學術發展應該仿效美國職棒小聯盟的模式。先承認在英語等文化資本上的不平等,再以此為前提,以統計分析等強項,跨領域地結合「能寫、能算、能在學術界有廣泛社交、或能與審查人糾纏到對方受不了而讓文章刊登」的量化研究者、理論研究者與質化研究者,從一些並未受到西方古典社會學關注的同志權益、氣候變遷、全球傳染病、環境破壞等問題著手,由「學術邊陲的革命份子來推動典範轉移」。 林宗弘教授也主張,不要再鑽研經典社會學文獻或古典社會學著作,因為這等於接受「西方常態科學典範」或「偉大傳統」,而以己之短與西方學界的強項競爭。甚至在教學上也應該削減古典訓練,並打破封閉的師徒制以利網絡的開放性、乃至於包括在遴聘新人時,也不要再堅持得具「傳統社會學的理論深度」,而應該著重跨領域的橫向連結能力。最後,林宗弘教授還根據前面的討論,提出五點具體的政策建議。其中各點都可見到諸如「快速」、「迅速」、「效率」等措詞。 【已經21世紀了,還要讀150年前的老東西嗎?】 我個人很欣賞林宗弘教授的這篇文章,其中有很細緻的論證分析,也有很具體的制度建議。並且,既不刻意迴避提到自己的研究,卻也不會變得自以為是(像是從中研院、研究型大學、教學型大學到科技大學等評鑑標準的差異化,我就很支持他的主張,雖說我覺得在落實為制度時還是得謹慎為之。簡單說,在教學與服務指標無效的現況下,不管研究表現在升等或評鑑上是佔10%還是90%的配分比重,都仍會是唯一的決定性因素,實際上與100%無異)。此外,以美國職棒為例的說明,更是令人驚艷。 不過在有關於典範轉移、理論研究教學在典範轉移中的地位,以及師徒傳承的作用等等,我希望提出幾點不同的看法,供大家討論。 林宗弘教授所提出的諸多政策建議,是在既有台灣學術發展政策的框架下,試圖更快速、更有效率地提高台灣學術研究成果的能見度與影響力。也因此,比較著眼於投稿、發表等等背後的文化資本、人脈連結之類客觀條件,來構思相當務實的具體建議。不過這些建議比較少提及文章中的「典範轉移」。此外,典範與典範轉移的概念內涵,似乎沒有在文章中做詳細的說明,其結果可能錯失了理論觀點在典範轉移過程中的重要貢獻。 ◎典範轉移與理論觀點之關係 有關「典範轉移」的討論,我們可以回到Kuhn自己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的相關論述。Kuhn在書中第六章〈異常現象與科學發現之產生〉,正是針對理論的「新發明」與事實的「新發現」之間關係做討論。他在該章開頭,先提出一個問題意識──既然累積性的常態科學並不會發現新事實,但明明科學發展中總是偶有革命性的新事實被發現,那麼這些新發現從何而來?因此,Kuhn認為,「在典範指導下進行研究,必然是一個極為有效的造成典範變遷的法子。」這是個很弔詭的事情,要造成典範變遷,就需要先在典範指導下進行研究。反之,這也證明了,完全不顧該學科既有核心議題(也就是典範),反而是不會造成典範轉移的。亦即,出乎大家意料的,也如我常掛在嘴邊的:迂迴會更直接,慢慢來比較快(據說後者也是高承恕老師的名言)。 接著,Kuhn就著手討論理論的新發明與事實的新發現之間的關係。簡單說,Kuhn主張,異常現象只是新發現與新發明的導火線,「在調整典範的工作沒有完成以前(換言之,在科學家還沒有學會用另一種觀點觀察自然以前),新事實並不能算是科學事實。」就像是自作聰明的偵探,面對愛倫坡小說裡那封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的信一樣,沒有新觀點,我們對於新事實只會是視而不見。事實上,這說法也完全符應新康德學派的知識理論。 誠然,Kuhn也在本章開頭幾段就明確指出,發現與發明、理論與事實的區分,根本就是武斷的,也就是兩者是密不可分、互為因果的。以科學史中幾個實際的例子為基礎,Kuhn做出小結:「察覺異象之存在──即研究者根據自己所服膺的典範,並不預期會碰上的現象──是導致後來的新發現(或新發明)的重要關鍵。但在這兩個例子中,覺察到有些事不對勁,只是發現的前奏。若沒有進一步的實驗與調整觀念(或理論)以消融異象的過程,根本不可能發現氧氣與X光。」由此可見,在所謂發現與發明、或理論與事實之間的循環或互為因果的關係中,異常現象的發現只是導火線或前奏。反倒是,這些異常現象要成為有意義的「新發現」,得要等到理論觀點的「新發明」出現之後,才會被正視為有意義的現象。即使我們不像新康德學派那樣,強調觀點或理論的先行,退一步說,理論觀點的新發明仍舊是在前奏與導火線之後,典範發生全面轉移的關鍵環節。 ◎典範轉移、橫向合作或縱向理論教學傳承? Kuhn所舉過的例證也顯示,典範轉移是不可能在所謂邊陲議題上產生的。不論是從托勒密到哥白尼、或是牛頓到愛因斯坦的典範轉移,所涉及的都是當時相關學界的核心議題。甚至應該更精確地說,不是當時一時流行的當紅議題,是與該學科傳統發展密切相關的核心議題。也因此,熟悉與該學科傳統密切相關的核心議題,並對此一核心議題的處理,提出別開生面的創見 (從世界觀、理論假設,一直到研究方法、測量工具),才會有所謂典範轉移的意義。 而釐清與熟悉該學科傳統的核心議題,正是理論研究與理論教學的任務。再者,前述從世界觀到研究方法的典範轉移,從不是成於一人之手。在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帶動風潮之前,他自己並沒有相關的經驗研究,而是許多人多少信服他的理論觀點,並致力發展出可以印證或檢證其理論的經驗研究,以及相關的研究方法、測量工具等等。這也證成了林宗弘教授文章裡所提到的團隊合作。但用我自己比較偏好的措詞來說,應該是,縱向的傳承可能比橫向的跨領域連結還更加重要。 類似後人落實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努力,學生在理論上修正與細緻化老師所提出來的理論、或是將老師所提出來的理論應用到其經驗所不及的現象上,都有助於理論觀點與經驗事實的循環發展,進而可能以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成果,貢獻於國際學界。除了跨領域的橫向合作以外,強調縱向的傳承,也是降低林宗弘教授筆下「個人英雄主義」的方式之一,至少是與橫向連結同等重要。 【牛頓到愛因斯坦的典範轉移,所涉及的都是當時相關學界的核心議題】 如果我們不斷把優秀學生送出國外,而形成斷代式的研究發展模式,當然就只能靠每位學者自己來拓展自己的學術影響力。但哪個學派不是靠傳承而發揚光大的呢?無論如何,所謂團隊合作,也就意謂著分工(與合作),具體來說,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就台灣既有的學術生態來說,我認為如何促進雙方的對話是當前最關鍵的地方。 不可否認,就Kuhn所描述的歷史過程、新理論觀點的提出,也經常與經驗研究上所遭遇的困境有關,正如前面提到有關異常現象的導火線或前奏角色。例如,用地心說來構想與解釋水星逆行的路徑,總是有扞格之處,最後促成了某些學者開始考慮換一個角度來思考,這也就是典範轉移中的世界觀轉變。但在今日比過去更加細緻的學術分工、以及更績效主義的評鑑制度下,我認為分工加上對話合作,或是藉由傳承來讓理論觀點引導出經驗研究,同時以經驗研究來刺激理論觀點的發展,才是比較務實的。也容我以自己為例,我之所以不自量力地以師承葉啟政老師自許,追隨他學習至今、以及我在課堂與讀書會的教學研究工作,包括最近被大家注意到的PTT研究,即是以此為目標在耕耘著(但制度確實很重要,只要評鑑制度底下的判準繼續歧視本土博士,傳承必然是無以為繼)。 ◎Parsons的理論體系與社會學的典範 最後,讓我再舉Parsons與Merton為例來說明理論研究的意義。Parsons畢生致力於發展他所謂的理論體系來整合社會學、甚至整體人類知識的研究成果,因此,被稱為是鉅型理論。這理論體系並不是具體的、直接可以被經驗研究所檢證的經驗理論,而更像是一套概念架構。但直到今天,我們的社會學教科書中的章節安排,卻也還未脫離這套概念架構,並成為我們社會學界溝通對話的基礎。要不,大家可以拿著「社會化」這個概念,去跟其他學科的學者或是一般人溝通看看,就可以發現我們對這概念的定義與理解是多麼特定。 而Parsons也是藉由這套有自己專有名詞、對組成的概念有自己特殊定義的理論體系,來建立一個有別於經濟學的研究典範與學科。而這也是他思想中承自Weber的新康德學派色彩之展現,亦即,範疇(概念架構)決定了我們會看到什麼現象、看不到什麼。其實,這就是典範所內蘊的世界觀。用Parsons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理論不只陳述我們所知,也告訴我們,我們想要知道什麼。亦即,需要解答的問題。」實際上,把Parsons建構理論體系的工作跟新康德學派的思想、以及Kuhn的典範與典範轉移概念連結起來,並不是我的獨獲創見。Hamilton在詮釋與引介Parsons思想的小書中,就已經有類似說法。 相較於此,身為Parsons學生的Merton則不滿意Parsons的鉅型理論過於抽象空洞,他認為在經驗研究上的累積不夠之前,建構鉅型理論的時機就尚未成熟,所以提出「中程理論」的概念。我認為,經過這麼多年來,這仍是現下社會學主流的態度。不分國內國外、不論是社會學主流的哪個分支領域,所認可的理論都是中程理論。但或許我們也該不時檢視,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我們(台灣或全球的社會學)累積出什麼樣的典範?以及,其中又曾經發生過什麼樣的典範轉移嗎? 【Parsons說,鉅型理論跟中程理論,必須在相互的關係上得到各自的定位】 反觀,Parsons在回應這些從中程理論的角度對他的批評時,他的說法是,沒有鉅型理論來讓諸多中程理論與相應的經驗研究在相互的關係上得到各自的定位 (換句話說,就是分工與合作的架構),中程理論與相應經驗研究的累積與整合是不可能的(請記得,常態科學的階段,知識才是累積的)。用前面的措詞來說,就是連形成典範都不可能。我甚至要進一步主張,正如本文稍早引述Kuhn的話所顯示,在典範內進行研究是造成典範轉移的方法,所以,沒有以此理論體系為分工合作的基礎,甚至連典範轉移也是不可能的。 ◎以持續對話來促進學術發展 我從取得博士學位之前至今,也持續在進行經驗研究,指導的學生也大多以經驗研究取得學位,這個是社會學界目前的主流,不過或許我們可以從另外角度來思考理論研究與教學的地位,這確實是我前幾年以〈社會學理論與社會學本土化〉為題、討論相關議題的目的,也是這篇匆忙寫就的回應用意之一。此外,就是在國際化、英語授課(實為英語化、美國化)的發展趨勢下,再次重申本土學術傳承(而不只是新的、可用的肝)的重要性,並呼籲學界思考本土化與國際化之間的關係,必須至少是循環而不可偏廢的。

小國的學術魔球:評黃樹仁〈小國的學術困境〉

林宗弘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南港小學者:我做了一個夢…   黃樹仁老師過世之後約兩個月,我突然在睡夢中夢到與他爭辯,討論一篇論文內容,他不同意我的意見,臉氣得像憤怒鳥一樣,我當時突然想到,黃老師不是往生了嗎,怎麼我還惹他生氣了?當時半夜立即驚醒過來,嚇出一身冷汗。沒想到台灣社會學通訊竟來向我邀稿,希望評論一下黃老師的大作〈小國的學術困境〉,讓我又回憶起那夢中的爭論,想想確實也是追思他生平貢獻的好辦法。由於本文主要針對〈小國的學術困境〉發表評論,因此,請各位讀者在閱讀本文之前,務必先回顧一下黃樹仁教授的原文,以免有所誤解。   黃樹仁老師這篇〈小國的學術困境〉言簡意賅,對一國學術社群的集體科學研究績效而言,Size matters,而且推論出好幾個可以驗證的理論命題或假設,簡言之,國家小導致學術社群人口少,原創學者更少,對本土議題的研究能力與累積成就較差,透過專業社群內部治理績效不良、以及教學品質較差的學術再生產過程,會引起學術產出績效(無論如何測量)的負面後果。台灣學者天天做研究或教學工作時,都在為他的理論提供新的觀察。   雖然〈小國的學術困境〉並未提供充足的經驗證據,其論點與近年來流行的人力資本之規模經濟或創意城市等想法,有互通之處 (Florida 2002)。全球城市研究裡有不少學者認為:人力資本與其網絡的地理群聚,對知識的增長有指數作用,我認為這個一般理論在統計上可能是顯著的。換句話說,我大致同意〈小國的學術困境〉的論證—學術社群的網絡規模越大、結構越開放、則越有利於知識的累積與創新,反之學術社群的規模越小、網絡越封閉,其知識累積與創新會陷入困境,而學術社群規模跟網絡開放程度,與先前的歷史制度條件有關,大致上非學者主觀意志所能克服。然而,為了回憶黃樹仁教授憤怒鳥似認真討論的可愛表情,容我藉本文跟黃老師繼續爭辯,以資追念。   預設分析單位:國家或城市群?   首先,我想檢討一下本文預設的分析與測量單位:國家(請回顧黃樹仁(2007)的127-128頁的假設A-E,不妨在該文加上這個遺漏的預設F)。國家是否可以等同於學術社群地理群聚的界線?倘若國家可以當成學術社群網絡規模的最佳測量單位,亦即一國之內算成一個社群網絡是合理的,我們將很難反駁黃樹仁的觀點。然而這個單位很可疑。依據人文或經濟地理學的看法,全球化的特徵之一,便是削弱了主權國家在領土之內控制經濟與人口的能力,因此,地理學者經常將產業或知識經濟的分析單位下降到大城市群(徐進鈺、鄭陸霖2001),其中最大者為東京(2014年估計約三千五百萬人)、或紐約、首爾、上海或北京層級的超級城市(約1~2千萬人),但世界上大部分大城市群的規模,是落在五百萬人到一千萬人之間,例如舊金山、波士頓或香港與新加坡,大城市群也是學者之間面對面人際接觸、建立信任與合作關係的主要地理範圍。   以全球的人口與經濟產出的分布來說,大城市群與小國的規模非常類似,而大國內部通常會有好幾個大城市群。以黃樹仁此文裡,台灣學界的對照組美國學界來說,大部分的全國社會科學年會其實都有東區、西岸、湖區、南方與中西部等四到五個分會,而這些分會的網絡通常比總會要活躍得多,全國年會反而通常是師生聚會的社交大拜拜,無法深入交流學術專業意見。   詳細評估美國學界的合作網絡,多發生在地理範圍相近常春藤盟校畢業的學術菁英之間,例如波士頓、紐約、湖區與加州學者各自的合作,如果拿台灣北部的都市群(包括北北基桃竹八百萬人)、或有人主張全島西岸當成一個巨型城市群(接近兩千萬人的超級城市),與波士頓或舊金山相比,其人口、學校與學者或學生的規模,可就很接近了。即便在德國,據我理解其科學社群或大學也是強烈地方分權與去中心化的,台灣北部都市群與大城邦,例如法蘭克福或慕尼黑規模相近;與日本相比,雖然全台灣的人口規模遜於大東京都會區,至少可與舊帝國大學的其他城市或區域,例如京都、福岡、仙台或北海道相比。中國大陸學界,其實也可以分為京津、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學術網絡。   我等小國共四、五百個社會學者的學術總產量、與大部分作品的素質,當然比不上三億人的美國、一億兩千萬人的日本或八千萬人的德國的最頂端四、五百人,這就是大國之人口規模所造成的效應。然而,比起大國的數個城市群之一,例如與加州(3880萬人)、德州(2696萬人)、紐約(廣義統計區2340萬人)一地相比,或是與我國人口規模相對較類似的小國荷蘭、韓國(5022萬人)、西班牙(4677萬人)、加拿大(3516萬人)或澳洲(2313萬人)等國家的城市群之一來比較,按黃樹仁的人口規模理論,學術社群還是有一搏之力。如果與美國以外的小國主要都市相比,我們的學術績效較差,顯然還有其他的問題。   常態科學或典範移轉   在學術組織或制度的層次,黃樹仁此文背後還有一些簡化而優美的『常態科學』空間與時間預設未能深入檢討,不妨在該文加上這個遺漏的預設G,包括(G1)空間與組織上隱含在其預設A-C的全球學術組織同型化,與(G2)時間上則是常態學術累積或創新的連續性預設。黃樹仁似乎假設常態科學產出是具長期累積性的,僅受到學術制度化之後時間的影響,此時如果全球大學與科研機構都只有一種組織型態或誘因結構,研究資金與人力規模就會決定產出,因此,要改善台灣學術產出,我們應該以最短時間建立最適規模組織。據此,黃樹仁認為要提高台灣學術產出,就應該將現有的高產出學者,集中到3~4個頂尖大學或大型研究組織,其中至少應該有多元次學門30個以上學者互相交流,這種機構的設想,與德國的Max Planck Institute較為類似,在台灣學界,則是轉化為教育部集中資源給少數頂尖大學、以提升學術排名的政策。   其實,這種常態科學觀點很像經濟學的比較靜態模型,缺乏動態與變遷觀點。根據台灣經濟社會學對我國在積體電路產業後進優勢的研究、以及近年來流行的棒球統計—魔球(moneyball)理論(路易士2011),我提出兩項質疑:學術界典範移轉的『社會運動』式政治機會結構、與團隊整合的組織創新。   首先,科學理論的變遷不僅有常態科學時期,還有典範移轉或創造性破壞的時期(Kuhn 1962; Schumpeter 1942),兩者如景氣週期般循環。然而,學術典範與社群有其沉入成本與路徑依賴的特質,例如個人的博士訓練要五到十年的投資、而機構一但給予受雇者終身職,其人力配置的彈性就會受限。上述制度條件下的常態科學社群,經常傾向複製或強化原有理論,難以推動學術典範移轉。如果,學術社群經常面對非常態時期的典範移轉,已經制度化與僵化的『最適規模組織』,反而無法面對類似抗爭政治研究裡,一小群革命份子的創造性網絡資源動員與迅速奪權。舉例來說,台灣的積體電路產業勝過日本同業,其原因之一,便是在電子產業快速創新的時期,以網絡式組織超越了高度制度化與僵化的日本企業(川上桃子2012),讀者亦可回憶太陽花運動如何超越傳統政黨組織力量、重塑台灣政治版圖,或類似的組織新黨及產業創新。在創造性破壞的學術典範移轉時期,被黃樹仁認為具有唯意志論傾向的『卡里斯瑪』式原創性學者,可能利用學術提問或方法巨變的風潮,擺脫傳統機構僵化的特徵,冒著高風險重新打造科學社群的組織與誘因結構,藉此在某個學術領域超越原來的先進社群。   此外,學術機構的平均組織規模與網絡開放性是兩回事。同樣來自積體電路產業研究的洞見,相對於日本企業內部勞動市場的論資排輩與封閉性,矽谷或台灣新竹科學園區的研究發現,工程師社群內低組織忠誠度、與高度流動性的勞動市場,以及非正式的水平社交網絡等,對工程師社群的知識交流與創新有非常大的幫助。如此看來,無論系所的人數規模有多大,台灣學界應該廢除校內派閥與師徒忠誠、也不必顧慮對系所公共事務的長期承諾,採用北美洲高薪挖腳優秀年輕學者、給予具生產力學者優厚福利與終身職的策略。問題是就算加入了網絡開放性的變量,我們也無法推翻黃樹仁的論點,因為如其所觀察到的,學術社群的外部勞動市場規模,或多或少受限於一國或一個大城市群的人數,只有鼓勵跨國、跨區競爭才能突破規模限制。而我也同意黃樹仁該文第七節的看法,台灣的學術勞動市場,在學術機構內外環境各方面都有待改善,不但對外國學者來說缺乏吸引力、反而容易導致智力外流(brain drain)的後果。   最近對『頂尖大學』計畫的檢討發現,台大、清大、交大、成大等在國際大學排行榜上排名都呈現下滑(戴伯芬 2016),各大學校長與著名學者均發表言論表示『資源還是不夠』。然而,依據現行的制度與法令限制,台灣學術機構所能提供給國際知名學者或新進人才的薪資與福利,是極其有限的,而且這也不是唯一的障礙,對新移民來說,還要顧慮家庭成員整體的生活品質(例如服兵役、台灣的語言障礙、托育與教育品質)、與一般移民都會面臨的社會排除問題。除了健保醫療方面有些優勢,台灣大學運用市場機制,還是會回到規模太小與資源不足的問題,絕不足以打敗北美的明星學校。   打出台灣的學術魔球 <<加州奧克蘭運動家隊-隊徽>> (引用於維基百科http://goo.gl/kV1HxT) 這時,就必須考慮我所謂的魔球戰略。與大學系所的規模類似,大聯盟球隊每季只能用上25個正式球員、以及15人的替補名單。運動家隊位於奧克蘭,一個美西的中小型城市(市區內只有41萬人,周邊各郡加起來也只有百餘萬),與位在兩千萬人的紐約市、球迷規模極大的洋基隊競爭,2002年後者營運的預算一億兩千六百萬美元、是前者四千一百萬美元的近三倍,如果採用市場機制挖腳搞個全明星隊,運動家隊只有認輸的份。因此,運動家隊大膽引進棒球統計來改善球員組合,在平均投打條件下,球員若擁有某項被勞動市場價格低估的特殊技能,例如投球的三振四壞比、被打出的滾地高飛比偏高、或打擊時上壘率也就是被保送率偏高,或是謹慎選球使先發投手的用球數大幅上升,就能改善全隊勝率。事實上,運動家隊在引進魔球戰略之後,於被戲稱為魔球年的2003年創下20連勝,多年來季後賽勝場為美國第二多,多次拿到美西冠軍(路易士2011)。   我所謂「小國學術的魔球」,即是思考在北美頂尖學術機構三分之一的預算下,如何利用學術社群原有的優勢、擴大網絡內外的資訊流動,來促進科際整合與人員合作,以有限預算達到學術發表最佳的人員組合。   大聯盟球隊的勝率高低會影響球迷總量與球團收入,這是最重要的績效標準。而我相信黃樹仁也同意,評估台灣頂尖機構學術表現的勝率,主要是獲得頂尖英語期刊(例如SSCI或SCI分門排名前40%)發表論文,或是在最好的大學出版社發表專書,這可以看成台灣球員或進攻小組在大聯盟上場的機率;其次,則是在台灣的頂尖期刊TSSCI或少數高品質出版社的專書,也就是台灣選手在小聯盟或國內聯盟的情況;最後,一些最後20%的SSCI其實審查嚴謹度還不如台灣本土出版品(見黃文第八節),只是在現行體制下掙扎求生的策略。   要請讀者一再注意的是,我認為上述的學術成就評價,僅適用於研究型大學,完全不該類推到教學型大學,而且按照前述創意城市的理論,研究成果所占系所或個人評鑑比例,應該是指數梯度下降的,例如中研院佔9成、研究型大學佔4成、教學型大學就該下降到2成、技術學院1成。此外,我也同意應該討論大聯盟的不公平之處,但這個爭論無法廢除大聯盟職業球隊與球員的存活標準。黃樹仁〈小國的學術困境〉與本文的爭論,顯然是針對中研院與研究型大學的學者,分析其成就是否受限於國家規模,而不是把爭論重點放在挑戰全球學術霸權或我國大學評鑑體系現存的不平等,即使英美學術霸權本身的再生產與不平等,也是非常重要而且有趣的問題。以下我先以頂尖英語期刊接受論文為目標,論述魔球戰略,稍後再談國內的小聯盟的發展。   要與北美大都會或近似國家的學界競爭,台灣社會科學界應該認真評量本土學者的相對優勢並促進合作。雖然我也做質化研究,然而在英語發表成果方面,如黃樹仁在論文裡重複提到的,由於現實的語言障礙,或者說是英語作為一種全球學術語言資本,我國人口生來就缺乏英語環境,以及歐美機構數個世紀以來的學術傳統積累(預設D),非英語學者的長處並非質化研究或文史哲所需的英語寫作能力、或深厚的西方哲學與傳統理論訓練,而是量化研究的統計能力。 … Continue reading 小國的學術魔球:評黃樹仁〈小國的學術困境〉

高教擴張與學用落差

張峰彬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本文專屬授權巷子口社會學,不接受轉載,欲轉載者請直接與作者連絡" 博士賣雞排效應 當「棄教授夢 博士改賣雞排」(蘋果日報,2013.03.10)的新聞登上媒體版面並成為討論話題後,年輕人「學用落差」的問題再次引起眾人的關注。所謂的「學用落差」是指年輕人在離開學校之後,無法在工作崗位上應用自己所學到的知識和技能。隨著台灣高等教育擴張,在這個大學生滿街跑的時代裡,「學校所教的」和「學生所學的」是否對未來職場工作機會取得方面有所幫助?無疑是學生、家長、老師、以及社會大眾所關心的問題。 不少社會人士和學者專家在看到「學用落差」造成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而企業則找不到人才的困局時,感到憂心忡忡。然而也有些人認為由於產業變動太快,認為「學用一定有落差」(陳力孑 2013),CBRE諮詢公司和中國公司Genesis Report(2014)甚至認為智慧機器人出現之後,未來10年內有50%的工作將會消失。所以年輕人剛離開校園無法學以致用,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現象。就像一個企管系的畢業生,不太可能在剛踏入職場之際就有機會應用所學去管理一家公司,或許需要累積足夠的經歷之後才能獨當一面。因此,「學」和「用」之間的關係是一個會隨時間而變化的動態過程。 本文企圖以簡單的實證資料分析來呈現高等教育擴張後個人的教育經歷和職涯早期學用落差之間的關係。我們認為在高教擴張後,技職高等教育的發展方向需要因應學生的學用落差狀況而有所調整。  高等教育擴張引發職場變化 蔡淑鈴(2004)歸納台灣現代教育變遷的歷史軌跡,指出三個重要的發展里程碑:(1)在1968年推動九年國民義務教育:(2)在1972年停止私立學校設立:(3)在1985年重新開放私立學校設立。她認為高等教育已經從早期的「菁英教育」過渡到「大眾教育」,並且轉化成為「普及教育」。在上個世紀90年代,台灣民間對教育鬆綁的訴求高漲,於是有「410教改大遊行」的社會運動產生,要求政府「廣設高中大學」,暢通人民的升學管道。為了回應這樣的教育機會訴求,教育部除了增設新的大學之外,同時鼓勵專科學校升格為技術學院,或將獨立學院擴大改制為大學(章英華、黃毅志 2007)。 圖1呈現高等教育機構數量變化的趨勢圖,如果把大專程度的學校分成兩群:第一類是專科學校包含五專和二專;第二類則是包含大學和學院,顯示出大學或學院的數目從1997年的78所迅速增加到2002年的139所,5年之內增加61所。換句話說,在這短短的5年期間,平均每一個月會有1所新的大學或學院成立。在2004年之後,大學和學院的數量則是呈現穩定的趨勢。 資料來源:行政院教育部(2015)《教育統計》。 對於專科學校的數量發展來說,在相同的1997年到2002年之間,專科學校的總數和大學及學院的數量呈現正好相反的變化走勢,我們可以據此瞭解到透過專科學校升格的方式是達到「廣設大學」之目標的重要途徑之一。 大學和學院數目的增加在一方面提供年青人更多的升學機會,同時,隨著受教育年數的提升也意味著延後進入職場工作的時間。如圖2所呈現18到21歲年齡層人口的淨在學率的成長趨勢圖,男女兩性在1991年大約有20%具有學生身份。一般而言,如果18歲從高中畢業的話,表示這20%的人是在就讀大專院校。到了2015年女性的淨在學率上升到76.2%高於男性的65.9%,而且從趨勢圖上顯示近年來的性別落差甚至出現些微擴大的跡象。 a淨在學率=各該級教育相當學齡學生人數÷各該相當學齡人口數 × 100 資料來源: 行政院教育部(2015)《教育統計》。 有關高等教育擴張後所引發的學用落差問題,部分學者透過分析教育和勞動力的總體性資料,呈現出高教擴張後勞力市場人力供需的變遷趨勢(王立昇 2014),主要的研究發現是:廣設大學造成畢業生人數大量增加,但過去10年產業結構並沒有太大的改變,所以產業與人力結構失調是學用落差的主因。   高教擴張與學用落差 本文企圖循著以上的討論脈絡,但採取比較微觀的方式,利用個體層次的調查資料,即從年輕人的角度來看學用落差的情形。本文的實證資料來源是利用「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後續調查(TEPS-B)」計畫,在2010年所收集的問卷資料,以便用來檢視不同的教育經歷和畢業後進入職場工作之間的關係。 分析對象是一群具有人口代表性的出生世代樣本,他們大約在1984或1985年出生,且曾經在2001年、2003年、以及2010年參與問卷調查。有關這筆資料特色的介紹,請參考之前關秉寅(2016)巷子口文章的說明。 分析內容著重在回答幾個問題:(1)當前25-26歲年輕人的工作或升學的狀況如何?(2)有多少比例的年輕人處在學用落差的狀態?(3)以技術和實務導向的教育經歷是否有助於在工作崗位上學以致用?(4)在這個從學校到勞力市場的轉銜過程中是否存在性別差異?   大專教育之後的抉擇   首先,我們先來看在2010年這群25到26歲年輕人的求學或工作的分佈狀況。圖3顯示:在男性樣本當中,有13%仍然保持學生身份,這些是代表繼續攻讀研究所的比例;至於女性攻讀碩士或博士學位的比例(10%)則是低於男性。在進入職場方面,全體女性樣本當中有71%取得全職工作,她們每週至少工作40個小時以上。但在男性樣本當中,投入全職工作者占63%。至於從事兼職工作的比例則比較少,女性有6%,而男性則只有4%。 另外,圖3顯示在這群25到26歲的年輕男性當中,有20%既沒有學生身份,也沒有投入職場工作,是處在一種不確定的狀態,這群人符合最近報章媒體上流行的「尼特族(NEET,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由於這群年輕人絕大多數擁有大專學歷,當許多具備高等知識、訓練、和技能的年輕人無法在畢業後即時找到發揮潛力的舞台時,學用落差的問題自然就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至於在女性樣本當中,尼特族的比例則比較低,占13%。 大體而言,年輕男性比年輕女性更有機會攻讀研究所學位,同時也有比較高的風險會落入工作學業兩頭空的尷尬處境,至於女性則是在職涯早期的表現上,比男性更容易找到全職的工作機會。    2 . 學以致用或學非所用?   接著,針對那些已經進入職場工作的年輕人,我們請他們回答一個主觀評估學以致用的問題。問題的內容是:「在工作上,我可以發揮我的所學」,受訪者的五種可能答項是:(1)非常符合;(2)符合;(3)無所謂符不符合;(4)不符合;(5)非常不符合。我們將受訪者的答項分佈整理成圖4。 從圖4顯示:在2010年有工作的年輕人當中(在扣除學生、非學生沒有工作之後樣本數為2889人),回答「非常符合」者占13%,而回答「符合」者占42%。這表示有55%認為自己在工作上可以學以致用;至於另外接近一半的人則是對自己的所學與現在所從事的工作之間的關連性抱持著一種保留的態度。     3 . 教育經歷和學以致用           為了探討高等教育擴張與學用落差之間的關係,我們依照5種受訪者最高教育程度類型「(1)高中或高職;(2)專科;(3)科技大學;(4)一般大學;(5)碩士或博士」進行分群,並分別統計不同教育程度者在主觀學以致用問題的答項分佈情形,圖5呈現的是跨群比較的分析結果。 … Continue reading 高教擴張與學用落差

故事裡的社會學

張義東 /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 楔子 Wozu heute noch Soziologie? 此句德文為20年前,德國《時代周報》(Die Zeit)著名論戰後,結集出書的書名,或可譯為:「時至今日,社會學還有何用武之地呢?」由Dettling開火,說昔日19世紀,社會學出生於社會急遽變化之危機年代,以針貶改造為職志,顧盼一時風雲。惟時移事往,分化之社會分生出各樣理論、各式科別,百花齊放爭艷,社會學之念茲在茲,未必得由社會學擔綱負命,如此一來,社會學又有何用武之地呢?此語驚迸,何止吹皺一池,立時激起Kaesler、Dahrendorf、Mueller、Wagner、Schulz、Mayntz、Bourdieu等多位社會學家相繼出手回應。 【三十年前,德國社會學界在討論,為何我們還要繼續讀社會學呢?】 1. 說個故事吧 「兩個女人要選總統,一個男人說他絕對不選。後來一個女人不選了,那個男人說為了國家他宣佈參選2016年的總統。」 知道這是什麼故事嗎?滿座舉手。 你確定嗎? 舉了手的人心裡想的就是那三個人吧,也沒錯啦,但不只他們符合!故事再加兩句:「不選的女人要大家支持另一個女人」、「他們三個屬於同一個政黨」。傻眼!這回,符合的答案只剩下《紙牌屋》! 再來一個:「一個陌生人出現在上層社會人群中,受到眾人矚目。後來開始有人一個接一個身敗名裂,後來才知道,原來這個人是報仇來了!」 你猜得出《瑯琊榜》嗎?很好。還有呢?日劇《愛麗絲的復仇》、美劇《復仇》、韓劇《鯊魚》全都是,原始文本的新版動漫取名《巖窟王》,原典正是大家耳熟的《基督山恩仇記》,法國作家大仲馬名著。 回看當下,眼前《李世乭對決AlphaGo》剛剛落幕。此處以書名號標之,用意在於點出,關於此戰之記述,世人率皆以「故事」行之:去年首勝為前傳,賽前預測為序曲,五盤廝殺,局局跌宕扣人心弦,末了曲終人散,餘音嫋嫋。待得細細品味,卻見正是全球媒體的報導與互動文本,合力寫了好一齣大戲。 把人生看成戲,現實成了一篇篇的故事。 對面相看,則是故事構築、引導、啟發了我們的生活或者對生活的想像。 30年前港產英雄片為黑社會規定了制式墨鏡黑大衣;2015年,《未生》裡沒法成為如李世乭一般職業棋士的菜鳥,催生了韓國(令勞工依然難以滿意)的「張克萊法」;2014年,則有英國工會領袖警告:”We are heading for a Downton Abbey-style society”。 那是《唐頓莊園》,帝國回眸上世紀初《長日將盡》的年代,驚豔全球影視觀眾的6季佳作。以此喻之,自然盼的是聽眾能與心領同感。 回到人機對決。主角之一的AlphaGo無法領略的不只是圍棋之美,還有這齣大戲的故事之美。(類)神經網絡爬步般模仿人類的直覺與學習,偏偏速度上程式月餘等於肉身千年,吾輩有以區隔者,乃是在於它無情緒、無審美、無目的等等(另一種「三無」?)。接下來,核心的對決場景之外,世間的互文機制於焉啟動,眾湧紛至。《終結者》系列裡的「天網」曝光最盛,但其實《駭客任務》之虛實、《A.I.》之情感與愛、《夏日大作戰》之無目的、純為遊戲,《別讓我走》之藝術創作以證靈魂,《雲端情人》的終歸是殊途以棄,以及《太和計畫》裡為求活命而欲挑起美中核戰的神經網絡(名為「太和」,至高無上的和諧)等等,都比版本三變卻依然單純的天網更合適來此好好互文一番。 社會學眼裡的故事,不會停留在這一片炫目繁燦,它們是很有(旨)趣的起點,但不是終點。 I. 故事、文本、敘事、符號 李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79年提出Grand Narrative,以後設之觀照,直稱人文社會科學諸般鉅型理論,所陳者不外關乎現代社會、現代性等等主題之種種版本的大型敘事。反身地後設地看待自己所倚仗用以拆組人世紛紛的理論,其實它本身也就是某種巨大巍峨的,故事。 70年代的批判理論在李歐塔眼中約莫是此脈之末裔,80年代後現代反其道而行,敘事眾聲喧嘩了起來,90年代全球化興起,現代鉅型復興與後現代游牧浮根之間,繼續交纏難解。社會學的發展愈形多樣,理論與實踐也繽紛多姿。 風華多姿的敘事,不只存在於書寫與攝製的文字影像等等呈顯的媒體之上,也存在於社會學的日常實踐之中。社會學構築了許多關於個體、集體、行動、意義、因果、作用等等的解釋。在簡單的若p則q之外,我們使用著符號(主要是語言)描繪與說明著這個生活世界,建構出可以辨識為此科此域,但是其實又分殊萬端的風格與類型,成就了所謂的「社會學的解釋」這樣的文本。 所以,運用符號構築文本的不只包括了文學、電影等等各式各樣的構成,也包括社會學以及其他社會科學分支與人文學科的表現(expression)。姑且以社會學角度觀之,符號扮演的社會角色或者具備的社會功能是「指向」(orientation),使人有以感知、有以依循、有以想像、有以模塑。有名的例子包括韋伯相對於馬克思(提供了煤),提出理念作為「轉轍器」這樣的比喻。伊里亞斯則是回到對面:十字軍當然是宗教力量驅使,但依循它「指出該去的方向」而動起來的那個整個社會的力量、過程與構造(回到了煤與煤的生產關係等等整個的社會過程),絕非單是宗教所致。 【韋伯說馬克思是煤炭,理念則是轉轍器】 所以,種種符號文本,經常便會依其本然邏輯構築為自在完滿的小世界,其中可以有跨文本、平行對照或戲中戲,如《一把青》、《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好男好女》、《刀劍神域》。敘事文本則又是以「事件序列」相連穿接(不限於單線一脈),所產生具備時間與過程性質的文本。 暫時忘卻自身也是一種文本的各個學科,習見是將自己置放於文本世界之外甚且之上,以自身習練的觀點角度,探究這個小世界的本體為何:詢問我們如何感受它或者購買它;鑽研構成這個小世界的符號之間的關係邏輯;或是尋索諸世界變遷脈動裡的時期風格……等等。 社會學的觀點則經常注視著小世界之外的行動與行動者的社會脈絡,例如聚焦於此一世界的締造者的出身背景,以及文本之外或文本所(應)對照之社會事件、階級養成,以及受眾對於這個小世界的接受、反應。換言之,關注文本外的脈絡多過脈絡中的文本。 事實上,這些作為社會學研究的對象與反思的基點的文本,同一切符號性的社會實作一樣,相對於自身所存的社會,生產了某種(社會學)意義的「文本」,社會學對於文本的分析,於是可以成為一種文本對文本的分析,一種後設分析,一種對話,我稱之為「以雙重的意義建構呈現文本間的交互疊應」。 所以我曾在闡釋文明化過程理論的藝術社會學時寫下,這樣的藝術社會學「不以為藝術作品是社會之外的存在,或反映遠自彼岸、或無涉此岸現實,而是由社會中依其稟賦技藝、互賴於社會形態中的藝術家所創作的,此世之中、符應同時超越此世的符號表現,其所引發的感動與詮釋,亦無從外於社會脈絡而求解。」 2. 為什麼要聽故事、講故事呢? 為了那是故事,為了我們因著故事所生產的行動與意義。對於「兩個女人要選總統」的故事,或可追問,是否因為虛實兩造同屬自由選舉、總統制、政黨提名制,所以巧合有以致之?尤其,近年來女性於政治場域地位之上升乃是全球風潮,是否因此,虛構文本之取材與現實政治之演變也就偶遇於此? 資料來源:CC by Google DeepMind – Google … Continue reading 故事裡的社會學

「年級生」的說法有意義嗎?從社會學的Cohort分析談起

翁志遠 /輔仁大學社會系 2016年的總統暨國會改選在農曆年前順利落幕,相較於不太令人意外的結果,從去年底一路延燒到今年初的激烈競選過程反而更讓人回味無窮,包括國民黨陣前撤換通過黨內初選獲得提名的總統參選人、首位搖滾歌手參選國會議員並以演唱會取代造勢晚會獲得國內外媒體關注、「黃安之亂」所引發對於選情的影響不亞於「兩顆子彈」威力的「周子瑜道歉事件」等等,無不讓人津津樂道,以上種種相信都會在台灣民主的歷史進程中被記上一筆。 這裡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國民黨在投票日前兩週推出「五年級生」的競選廣告,傳播速率更是驚人,6小時內超過36萬人次的瀏覽,但拉抬選情的功效卻啟人疑竇,評價更是正反兩極。例如,負責製作廣告的工商建設研究會表示這只不過是「我們企業界中生代講真話」;但有更多的意見指出這個廣告「策略清楚卻低估選民智慧」、「把國民黨的潰敗推給民進黨與公民運動者」、甚至有「世代的操弄、煽動及分化」之嫌。最後,跳脫選舉勝敗的立場,有人表示世代問題的解決必須依靠合作,並給予不同價值觀「同情的理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Vb_-DFGfYs 【總統大選前,國民黨的五年級生廣告,引起很大爭議】 不過,也有人大聲疾呼,用年級去概括一群完全不相干的人這種做法應該適可而止,例如胡晴舫說:「不加思索任意重複不正確的刻板印象,不但懶惰,而且粗暴,徹底否定一個人的主體性」;「年級學的流行不衰,反映了台灣看似追求自由多元,其實內在控制每一個體,因為年級學否定個體的特殊性,不相信獨立精神,不認為一個人能夠(或應該)獨立於自己的時代之外,獨立於自己的出身之外,獨立於自己的性別之外。年級學意在窄化一個人的存在。」 對於世代間的關係以合作取代對峙的強調,相信沒有人會反對;然而,以出生時間為基礎的「年級學」是否真的毫無可取之處?本文將試圖以社會科學的觀點加入討論。 ◎台灣的「世代戰爭」? 以出生的時間點來解釋社會變遷如何造就出不同的生命機會(life chances)或生活困境(1),國民黨的「五年級生」廣告絕非首例。不同於「五年級生」廣告裡所表達的受害者立場,稍早之前,作家劉克襄卻以「像我這樣四年級的人」為題發文,直言三、四年級台灣人在年輕的養成過程裡,享受最多資源,卻也對生態環境剝奪最烈,正是這種既得利益者的自私心態拖垮台灣,並放任其苦果由下一代概括承受。「我們的下一代,正面臨台灣最貧苦最沒機會的時候。這樣的環境不是他們造成的,而是我們過度短視,著眼於近利,造成這等困境。…孩子們會有現今的茫然,三四年級的人,其實必須承受最大責任。」(劉克襄 2015) 劉文一出,蘇瑋璇則以「像我這樣七年級的人」呼應,痛陳三、四年級的有房階級一味抵制社會住宅、枉顧居住正義之餘,卻還期待七、八年級扛起搖搖欲墜的勞健保等社會福利制度。最後,姜洋表示,「六年級的我也有話要說」,在他看來,七年級可能算不上是最慘的,至少他們還有勇氣發聲;相較之下,低調的五、六年級多已進入中年,不但和青年住宅、居住正義沾不上邊,還得同時面對上、下兩代壓力的「夾殺」,成為名符其實的「三明治世代」(sandwich generation)。 姑且先不急著論斷誰慘過誰、誰又佔誰便宜,但由以上的公共討論不難看出,「年級學」在台灣社會裡紮根已深,不僅是人盡皆知的常識(2),更早就滲透到日常生活的各個面向。例如,除了有媒體副刊以「我們這一代:五年級作家」為主題回顧一段特別的文青歲月,「五年級同學會」與「五年級青春紀念冊」更是從網路寫作紅到出版了實體書。針對六、七年級所進行的調查則指出,不像五年級汲汲營營於工作升遷與自我進修,六年級更重視生活品味、精明消費,在職場表現的評價上,卻呈現兩極;另一方面,七年級被稱為「最孤獨的世代」,因為他們對工作的追求不為溫飽,更在意實踐自己的夢想。最近,則輪到八年級開始緬懷自己的青春年華,活脫脫就是一部近代網路科技推陳出新的成果展。當然,也有某些經驗為跨年級所共享,像是蟯蟲檢查與尿液檢查,從六年級到九年級的童年中都佔有一席之地。這樣看來,以「年級」劃分人群的思考方式並非毫無意義。相反地,若想更適當地理解個人的生命軌跡,「年級」事實上提供了一個極具參考價值的情境脈絡(context)。但是,為什麼光是出生時間接近就足以構成人群分類的基礎呢?這就必須談到社會科學中的“cohort”這個概念(常常和“generation”交替使用)。 ◎歐美的「年級學」 “If you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enerations, it helps you understand yourself better because you understand the context in which your life has unfolded. You understand what distinctive opportunities and problems you have faced and you can find common … Continue reading 「年級生」的說法有意義嗎?從社會學的Cohort分析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