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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改革:笨蛋!問題在制度!

葉崇揚/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台灣年金改革:從福利擴張到福利削減 年金制度,一直以來就是福利國家的核心政策之一,而且往往成為福利國家改革的主要焦點,不僅是因為國家花在年金支出上的比例往往是最高的,也因為年金制度是福利國家面臨財政危機時,第一個被檢討的福利制度。從1980年代開始,西方福利國家以及日本和韓國開始一連串的年金改革,包括提高退休年齡、減少給付以及加入自動調整機制等一系列削減措施,即是希望能夠在人口高齡少子化的情況下,讓年金制度能夠在國家財政穩定的情況下,保障個人退休的經濟安全(OECD, 2015; Torp, 2015; Yeh, 2014)。 同樣的,台灣在歷經十幾年的討論,在2008年引進國民年金保險以及勞工保險年金化,也終於開始面臨年金支出過高危及國家財政問題,開始年金改革的討論。2012年,雖然年金改革的聲音一度出現,但是卻草草落幕。 2016年,民進黨不僅獲得總統選舉的勝利,同時在執政之後,信誓旦旦地要完成年金改革,並在一年內將年金改革草案送進立法院。在520之後,隨即成立年金改革委員會,並邀請社會各界於每周舉行一次的委員會中進行討論。雖然進行了20次的委員會討論,但是年金改革委員會中的參與者,幾乎各言爾志,毫無共識。在此一情況下,年金改革委員會於2016年12月31日舉行了第一次的北區國是會議,但在場外抗議的民眾闖入會場之後,同樣草草結束。2017年1月時,分別再於南部、中部和東部舉行了三次國是會議,同樣都面臨了激烈的抗議。於南部舉行的國是會議,甚至部分與會人士甚至在抗議民眾的阻擋下,不得其門而入。即便如此,全國國是會議依然於1月22日在總統府舉行,場外依然聚集了抗議民眾。討論了數個月的年金改革方案,在紛紛擾擾的過程中草草結束之後,終於有個比較明確的版本出現。 2017年1月8日,國家年金改革座談會南部場在高雄國際會議中心舉行,軍公教數千人群聚場外抗議。圖片來源:民報,記者陳俊廷攝(https://goo.gl/vDjUvj) 年金改革方案的內涵 年金改革辦公室洋洋灑灑地列出了年金改革的必要性與急迫性,但可歸納為兩點。第一,年金體系的財務問題,這也是台灣年金改革最主要、最被期待進一步解決的問題。目前台灣年金體系的財務問題可從支出面和收入面來看。從支出面而言,目前部分職業類別的年金給付所得替代率過,再加上未來預期人口結構逐漸高齡化,將使得領取年金給付的人數越來越多。從收入面而言,也就是年金體系的保費收入不足,主要是因為目前保費費率過低以及繳納保費的工作人口太少所造成。第二,制度分歧複雜與分立,造成社會不公平。目前台灣的年金體系採取職業分立的社會保險制度,不同的職業類別分屬於不同的社會保險以及不同的職業年金體系中;同時,不同的年金制度卻存在著不同的給付率、保費費率等等。這不僅未能做到過去討論年金制度時所宣稱的「制度分立、內涵整合」的原則,同時也造成職業類別之間的不平等。 因此,日前行政院年金改革辦公室所提出的改革構想,雖然在目標上是以三大目標為主,分別是(1)健全年金財務、促進制度永續;(2)確保老年生活、經濟安全無虞;(3)兼顧職業衡平、實現世代互助。雖然羅列數點改革要點,但是基本方向即是「少領、多繳和延退」。少領,即是削減軍公教人員的年金給付率以及取消特殊規定(18%或者是黨職併公職)。多繳,即是緩慢增加各類社會保險的保費費率到18%或者以上。同時,在財務平衡計算公式中,納入自動調整機制,也就是在計算保費費率和給付水準時,必須同時考慮到人口因素和經濟成長等結構因素。藉由這些措施解決年金體系的財務永續問題,並且使軍公教人員的年金給付水準降至與勞工類似,而達成內涵一致的目標。最後,則是延退,則是將退休年齡或者是請領給付的年齡提高到65歲。   年金改革的政治難題 此次民進黨政府所提出來的年金改革方案,其基調即是透過削減軍公教退休人員的年金給付,在未來逐漸地增高保費以及延長退休年齡。此種福利削減的作法,在世界先進福利國家中,如英國、德國和義大利等,幾乎都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陸續發生,當時也如同台灣一般引起激烈的政治抗爭。2010年時,我在英國攻讀博士學位時,剛好適逢英國選舉,選舉結果為保守黨獲得勝利,執政之後,英國政府旋即開啟年金改革,希望能夠削減公務人員的年金給付。因此,也引起英國公務人員的抗議,從各大大小小的抗議遊行與行動,到許多罷工的活動,包括大學教職員的罷工,不僅使得英國街道充滿垃圾,也使得我們大學數次放假。不過最終依然通過年金改革。 此種情景不只發生在2011年的英國,發生在1980年代的柴契爾夫人主政的英國,也發生在歐陸許多國家,如1990年代的義大利。就如同美國政治學家,Paul Pierson (1994),研究英國與美國福利改革時,就告訴我們福利削減勢必會引起抗爭,特別是年金。當一項福利政策逐漸成熟,越來越多人領取此項福利政策的給付時,那麼針對此項福利政策所進行的給付削減,將會引起社會抗爭,特別是此項福利政策是年金或是普及式給付時,因為年金給付是個人經過數十年的繳納保費(義務)之後,才能領取給付(權利)的政策;再加上老年人往往是公民中投票率最高的。因此,年金改革所遭遇的政治困境,不言可喻。 台灣年金改革所面臨政治困境,就如同許多歐洲福利國家年金改革時所面臨的政治困境一般。被改革者(已退休和未退休軍公教人員)開始一連串的社會抗爭,不論是透過隱性的抗議手段或者是顯性的集體性抗爭行動,都或多或少使得此一議題進一步激化。為何台灣眾望所歸的年金改革,遭遇如此的政治抗爭呢?對照Paul Pierson (1994)研究以及國外許多年金改革的經驗,民進黨政府所提出的年金改革方案主要的根本問題在於直接削減年金給付(包括已退休者以及未來即將退休的中高齡勞工)。因為直接刪減福利的方式將會引起大規模的抗議。1990年代義大利的年金改革即是一例,即是因為直接削減退休者的年金給付,而遭遇大規模的抗議;但是爾後,義大利採取逐年削減年金給付,而非一次到位(Natali, 2008)。但是,綜觀台灣目前的年金改革方案,卻是直接削減已退休的軍公教人員的年金給付,因而引起他們的抗議。 在世界各國的年金改革中,年金改革成功的主要條件在於三點(Natali, 2008; Pierson, 1994)。第一,採取較為隱晦式的作法,並盡量避免削減已退休者的年金給付。包括將年金給付計算公式中的平均薪資從最高的5年延長到最高的15年或者是終生的平均薪資;抑或將年金給付水準的變動從每年根據平均薪資上漲率調動,改為根據每年的物價指數調動(歐洲福利國家平均薪資的上漲率會高於物價指數,因此改以根據物價指數調動時,年金給付將會逐年減少);抑或將年金給付的計算公式改得更為複雜,如加入各項不同的自動調整因素(包括總體經濟成長、生育率、老年人口比例等等因素),使得社會大眾覺得年金給付的調整是公平的。英國在2011年時通過的公部門勞工的年金改革時,也就是將年金給付水準的調整改以消費者物價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為基準,而非零售物價指數(Retail Price Index),平均而言,這使得整個年金給付水準少了15%左右;而德國在2004年加入自動調整機制後,其所得替代率就逐年下降。透過這些複雜或者是隱晦式的調整機制,主要是因為福利改革將會引給特定人口群的抗議,並將其福利改革過程中所造成福利給付損失歸咎於執政者,因此當透過複雜且隱晦式調整機制可以讓被改革者不會立即感受到給付的損失,且也無法將福利改革的責任歸咎於特定的政黨或是政治人物,最終進而減少社會大眾(或者是年金給付領取者)對年金改革的抗爭。 第二,透過危機論述的宣傳,以強化改革的正當性(Bonoli, 2012)。對於成功的福利改革而言,其中一項必要的條件即是其改革的正當性,而這往往是會採取透過危機論述的宣傳而達成。這背後主要的原因在於福利削減的過程勢必會引起特定群體的抗議與不滿,因此往往會使得改革者必須採取較為複雜的做法,如底下的第一點所述,以避免福利改革的責任集中於特定的政黨或是政治人物。此種作法稱為責難避免(blame-avoidance)。但是,透過危機論述的宣傳(如人口老化造成的福利國家財務危機),可以讓改革者成為拯救福利國家財政(或年金體系)的主要成就者,而藉此將危機轉變為轉機,此種作法即是所謂的爭取信用(credit-claiming)的政治策略。事實上,綜觀歐洲福利國家年金改革,如義大利、德國和希臘等國家,年金改革成功的經驗都是建立在改革者能夠有效的利用危機論述。 第三,改革共識的建立。西方福利國家改革過程中,成敗的界線往往只在於是否能形成廣泛地社會共識,譬如瑞典即是如此。民進黨政府執政之後,將年金改革視作執政的首要目標,而且期待透過年金改革委員會的成立和國是會議廣納社會大眾的聲音,並形成共識。期待透過此種方式降低社會大眾的紛擾。然而,綜觀歷次的年金改委員會的會議以及數次國是會議,也可以看到並無具體的共識形成。而且其改革方案也多以直接削減軍公教人員年金給付為主,並沒有較為細緻或是隱晦式的年金改革方式,而引起他們的抗議。在缺乏共識以及改革方案直接削減特定群體的福利給付的情況下,此一改革方案不僅引起社會抗議,也可能會落入軍公教人員所說的「假改革、真鬥爭」的口實。未來人口高齡少子化的情況下,台灣福利體系未來將會面臨越來越多的福利削減的改革,國家或者是其他政治行動者,應該思考的是如何建立一個形成改革共識的實質機制,而非表面上的程序;同時,應該採取更為細緻或是更為隱晦式的改革方案。藉由社會共識形成以及細膩的改革方案降低社會衝突。 「監督年金改革行動聯盟」數千人於1月22日在凱道格蘭大道表達訴求。 圖片來源:中央社,https://goo.gl/FwY8wq 笨蛋!問題在制度!–我們需要甚麼樣的年金體系? 目前民進黨政府所提出的年金改革構想,短期內可以解決年金財務的問題,但是長期而言勢必將台灣年金體系帶向另外一個財政懸崖。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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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民社會現象靠拆除車站座位解決?

邱貴玲 /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 基隆車站日前傳出,為了阻止遊民佔據座椅滯留車站,乾脆全部拆除候車室所有座椅,連帶造成許多等車的旅客無座可坐,只好席地而坐。除了基隆車站,運量龐大,三鐵共構的台北車站,週邊的台北國光客運車站,也都以減少甚至不提供候車座椅,以減少遊民的出入停留。但,拆除座椅真的就能解決車站的遊民問題嗎? 【台北車站不設置椅子以防止遊民露宿這裡】 資料來源:2.bp.blogspot.com/-0a5-1ltQFYA/UOpXIV5dRyI/AAAAAAAAELY/OogjofAgW98/s400/DSC_8579.JPG 如果今天車站只有旅客使用,沒有遊民出入,座椅根本不是問題,睡覺也不是問題。早年的台灣各地車站,甚至有人在候車室睡覺等夜車,當年還有留言的小黑板,讓旅客留言給親戚朋友,各種留言從情人送別到朋友交待事項,忘了帶東西,聯絡親人接送等等五花八門,人情味十足。現代車站,為了阻止遊民出入,一不做二不休,索性連旅客也不用坐,椅子乾脆全部拆光一了百了。 車站認為遊民髒亂影響整潔,以不設座椅阻止遊民躺臥逗留。但沒有座椅,車站其它公共地方還有地板,廁所、走廊、騎樓,沒有椅子,除了造成旅客候車更不方便以外,實在看不出有什麼「阻止」遊民的效果。 ◎遊民不要在我家附近就好!? 流浪人口問題是現代城市的共同問題,隨著社會變遷和家庭支持系統解組,貧窮者、身心障礙者,逃家青少年者,失去依靠,無家可歸,流落街頭的流浪人口,日益增多,世界各大城市的遊民問題日益嚴重。台灣社會的遊民多是指在街頭看到,以街道、公園為家的流浪漢,這些遊民流落街頭,因為沒有住屋能力,包括沒有能力租賃,沒有親友可以收留,再加上台灣社會遊民收容福利嚴重不足,遊民服務資訊不充分,造成許多遊民即使不想流落街頭,餐風露宿,也不知何處可去。 以台北市來說,遊民安置機構只有兩個,一個是位於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的遊民收容所(地皮及建物屬台北市政府所有),但地理位置隱蔽,交通不便,不是需要居住的無家者會前往投宿的首選地方。另一個是台北市歸綏街的平安居,床位有限,宣傳也不足。兩個安置機構,共約只提供100個床位。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的遊民收容所】 資料來源:p1-news.hfcdn.com/p1-news/MTY2MDk1bmV3cw,,/31950fa1cf7772e6.jpg/qs/w=600&h=600&r=230817 安置工作以外,台北市遊民服務的社會行政單位,主要以中正區和萬華區社福中心的遊民專案為主,提供遊民住宿以外的相關服務協助遊民租屋、急難救助、生活費用、以工代賑、輔導就業等。 而台北市政府福利系統,相關遊民問題的服務和處遇,包括安置工作和相關服務,每年只有三千萬元預算,比起其它社會問題如身心障礙、兒童福利、老人福利等等以億為單位的福利預算,遊民服務的經費實在少之又少。台北市政府官員曾經坦承,遊民服務有其兩難,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因為如果地方政府提供的服務愈好,各地的遊民都聞風而至,不約而同集中跑到台北市來。但如果不提供服務處理遊民問題,未來問題會愈多,也會更難處理。地方官員或者可以認為福利會「吸引」遊民到來,遊民都是流動的,不在台北市,也會跑到新北市、基隆市或任何城市,但終究還是都在台灣,一樣都是台灣的社會問題。 面對遊民問題,有關單位無不以「Not in my backyard」(不要在我家附近就好)的封閉消極心態面對處理,例如車站不設座位就沒有遊民逗留 (事實上還是一樣進出),提供有限服務就不會有遊民湧入(台北市政府的作法),「台北市」的遊民收容所設在「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不在台北市最好),以消極抵制的方式面對社會上日益增多的流浪人口,其實都沒有真正解決遊民的問題。 ◎多管齊下協助街友 遊民的問題處理有兩個層面,一個是提供飲食、衛生清潔、短期居住的服務,暫時解決遊民的衛生和流落街頭問題。另一個是協助尋找可負擔的居住空間,脫離露宿街頭的生活。台北市目前訂定的每月最低生活費為14794元,台灣目前最低工資為20008元,如此收入,能負擔的多是房租五千元每日兩百元以下的住宿房間,但這樣的廉價住宅也正在漸漸消失。台灣大學城鄉所,今年八月發佈的影片「所在 My Place – 弱勢租屋在萬華」探討的就是弱勢的居住問題。 所以,車站拆除座椅其實根本無法解決遊民的問題,車站管理單位要做的是提供服務轉介,讓遊民有地方可以簡單梳洗短暫居住,社會局要做的是增加更多行政預算,結合現有社會福利團體,如芒草心協會等從事遊民服務多年的民間團體,幫助街頭遊民早日脫離流浪生活,減少社會的流浪人口。車站座椅固然可以拆除座椅,讓遊民暫時離開車站,但街道無法拆除,所以,只要社會沒有提供適當生活的去處,遊民一樣還是遊走各地,露宿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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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生於民族英靈殿的農民工?中國經濟奇蹟的社會學解析

蔡宏政 /中山大學社會系  ◎碾碎自我身心,貢獻給國家資本積累 資本主義的共同特徵是不斷追求資本積累,為了不斷追求資本積累,資本主義進行的形式繁複多變,簡直是變形金剛。它可以是壟斷生產工具的積累,或大規模生產的福特主積累,也可以是販賣品牌商標或文化符號的「晚期資本主義」,或是全球化製造與管理的彈性積累,還可以是把錢本身當商品拿來賣錢的金融資本主義,甚至於可以是通過戰爭來「創造性毀滅」,解決生產過剩危機,製造出戰後的長期榮景。 不過這個不斷追求資本積累的過程中有一個內在的緊張性,一方面,積累的要求,會將人類社會與周遭環境不斷商品化,但是另一方面,做為勞動力來源的人,卻不可能只以勞動力商品的方式存在,因為人同時也是道德、宗教與美學上的存有者,後者才是構成人類存在的終極價值。理應成為人類存在的終極價值,本身卻被資本積累的日常運作所凌越踐踏,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矛盾。 對於資本主義的工具理性為何會凌越人類存在的價值理性,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提供了一個饒富深意的論證:工具理性之所以凌越人類存在的價值理性,是宗教因素,它讓資本積累成為具有終極價值意義的象徵,換言之,工具理性之所以能轉化成為終極的價值理性,是由於的人們自我定義而成,人類在資本積累中找到他們皈依的終極價值。 事實上,資本積累被轉化為俗世的終極價值,有著比韋伯論證更為普遍的世界史意義。從重商主義開始,「資本積累」一直都是民族­國家發展策略的主要政治經濟學邏輯。只是這個終極價值不是由宗教母體破繭而出的自利動機,而是一種被想像成道德共同體的民族主義,人們義無反顧地碾碎自我身心,奉獻於國家的資本積累,以便在民族興盛的英靈殿中獲得永生。 【中國的農民工,將被國家供奉在英靈殿堂?還是一如以往被噤聲?】 這一發展策略,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第三世界國家尤其真實,戰後所誕生的一百多個新國家,大多是由戰前的殖民地與次殖民地演變而來,經濟發展的目的,是要在形式上的政治獨立之後,追求脫離殖民地時期的經濟依賴,達致真正的民族獨立。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中,經濟獨立意味著建立自己的民族工業,特別是上游的重工業,這也就構成了戰後第三世界進口替代工業化的基本發展理路。   ◎「以農養工」創造出的階層化社會福利體制 作為一個大型但發展落後的農業國家,戰後中國所採取的進口替代重工業化路線,事實上也是拉丁美洲、非洲、印度及部分東南亞國家的主流思想,只是中國的成就尤其突出。在人口年增率2.4%的情況下,國民所得在第一個五年計畫(1952-1957)中依然達到8.9%的年平均成長率,亦即每11年國民所得達到倍增,其中農業產出與工業產出分別以3.8%與18.7%的速度增長。戰後的投資增長率由戰前的5%陡增到20%,是同時期印度的兩倍,大約等同於1928年蘇聯在史達林時期的最高峰。 如此異於其他國家的超標積累率,依賴的是中國不尋常的農業剩餘汲取,以便轉移至工業部門,形成一個後進農業國家工業資本的原始積累。計畫經濟的基調,就是以犧牲農民,來換取高度工業資本積累的城市工業∕鄉村農業的二元發展。在國家高度汲取政策下,雖然工人與農民一樣處於所得過低的待遇,但是工人過低的現金工資是由相對優厚的社會福利實物給付來補充。 在這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下,維持再生產的的社會保障制度因此被分為三個階層。首先是國家機器的執行者,包括行政單位與事業單位人員,他們擁有高所得替代率的退休金,以及優厚的公費醫療,資金來源由政府編列預算,全額財政補助。其次為城市工業部門的職工,有相對完整的養老、醫療保險與住房、副食、教育等津貼。最後是佔當時人口七成多的農村居民,他們是重工業化高度積累的直接負擔者,國家宣稱農民可以用土地產出進行風險防禦,所以沒有養老制度的設計,只有屬於社會救助的「五保」制度(保吃、保穿、保住、保醫、保葬)。在醫療保險上則有普及式的合作醫療,維持基本水準的公共衛生與醫療照護。城鄉明顯的生活差距使得國家必須在1958年實施戶籍制度,將往都市移動的農民汙名化為「盲流」,強行將他們封閉在農村出生地,從而造成城鄉之間所得與生活機會的不平等。 【跟中國一樣,台灣在1950年代用肥料換穀政策「以農養工」進行原始積累】 因此,即使中國採取社會主義經濟,市場交易在1950年代後期基本上已經被消除,但還是得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下進行重工業化資本積累,中國政府之所以必須在國內運用農工剪刀差以汲取農業剩餘,正是因為它必須藉此在世界市場上交換工業產品。所以中國農民事實上承受了雙重的剝削,除了全球市場的競爭外,他們還必須忍受國家刻意壓低到維生水準以下的實物工資。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只是把生產工具由資產階級壟斷轉變成國家機器壟斷,而「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則是對農民有著異於其它國家的高強度剝削。為了將有限資源投入重工業化,有效的生產活動不是來自於市場的自由競爭,而是國家指導下的紀律與順從,有限的資源也不能用來改善民生,所以需要大多數人為國家民族做更大的犧牲,以求得民族工業的儘早建立。 ◎中國經改的趨勢,就是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 中國改革開放的高成長率在今天一再地被歌頌,情形一如1980年代的日本。其實,以貧富差距加大、私有化加劇、以及金融深化所帶來的商品化傷害而言,中國經改反映的趨勢其實就是世界經濟體系在1980年代中期發動的新自由主義邏輯。如同Karl Polanyi所指出的,一個完全按照市場原則來自我組建的社會,在現實生活中根本是不可能的,因此,唯有依賴國家機器這隻看得見的手,強力介入,才能改造社會,使社會真正配合勞動力、資本與商品的「自由」流通。 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中國經濟的突飛猛進的主要關鍵,就是國家配合跨國資本,以城鄉差距拉動了地表上最大規模的移工群―農民工,以戶籍制度維持階層化的公民身份,使得農民工在都市受到歧視性勞動條件的不平等對待,工資被看得見的手,制度性地壓低到「廉價」程度,由於中國的社會保險制度在繳費與給付之間講求嚴格的對應關係,因此工資的階層化直接代換為福利階層化,去商品化的能力必須視被保險人繳費能力的高低而定,低工資的結果就是低保障水準的社會保險,因此農民的再生產成本幾乎都由他們自己負責,低工資與低福利就是中國勞工廉價的公開秘密,也就是馬克思所謂「閒人莫進」的剝削機房。中國農民,這個維持計劃經濟高積累率的法寶,在改革開放後繼續擔任「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需要的高積累率之踏腳石。即使是根據官方的數據,我們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改革開放過程中,經濟自由化造成的城鄉差距,幾乎無法逆轉了。 【中國城鎮居民跟農民的收入差距,從改革開放後,不斷擴大】 ◎資本積累的安全閥:社會保障 從早期心虛的「市場是社會主義的有益補充」,到中期遮掩的「姓社姓資,存而不論」,以至於現今昂首高歌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張茵,一個全國政協委員,同時也是東莞富商與富比士榜上的富豪,如今已經可以毫無愧色、甚至於受盡委屈般地說「血汗工廠是遭人忌妒」,有些「新自由主義」學者甚至於強調,血汗工廠是中國的「後進發展優勢」。 但是Polanyi曾論斷:「倘若容許市場機制成為人類之命運、自然環境、甚至於購買力大小之唯一主導者,它就會摧毀這個社會」。2003年的SARS風暴終於讓中國政府意識到落後的農村會帶來整體發展上多致命的衝擊,從2003年之後,中國政府就計畫在城鄉統籌發展下,實施全民醫保。在城鄉醫療統籌規劃的方針下,重慶市在2007年推出「城鄉居民合作醫療保險」,凡是具有本市城鄉戶籍的農村居民,和不屬於城鎮職工醫療保險覆蓋範圍的城鎮居民,包括學生(除大學生外)和兒童,以及其他非從業城鎮居民,均可在戶籍所在地自願參加這個保險。 「左派」學者對「重慶模式」高度評價,在薄熙來事件之後,崔之元也還堅持:「如果說深圳和上海分別是中國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象徵的話,重慶則展示了21世紀頭十年中國的發展勢頭」。在他的描述中,重慶的城鄉統籌實驗可以無條件地賦予農民工城市居民戶口,「使得他們在養老、住房、醫療、就業和子女教育上,享有和城市居民完全一樣的待遇」。依照2010年重慶市政府發佈的《關於統籌城鄉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也的確計畫到2020年將市內的1000萬農民轉為市民,實現70%城鎮化水平。 ◎重慶社會福利改革模式的困境 但是有些中國學者測算,這個計畫如果實現,因農民遷入所需要的養老金支出缺口在2030年,最高可能達到市政府財政總收入的22%,而原有城鎮居民所需養老保險支付佔8%。如果再加上醫療保險,福利支出佔財政負擔的比例,很可能會超出歐洲福利國家水準。重慶市政府是否願意接受這麼高額的財政負擔來「結窮親」嗎?城裡人願意將「他們的」養老基金跟這些湧入的農民風險共攤嗎?福利提供是去商品化的消耗性事業,政府的財政投入一定會降低重慶的資本積累速度,這是重慶市政府願意接受的嗎? 現實上,重慶市政府並沒有打算推動「和城市居民完全一樣的待遇」。 2007年推出的「城鄉居民合作醫療保險」,最主要的特徵是,城鄉合作醫保將保險分成繳費高低兩個方案,高繳費者有高給付水準,低繳費則只有低給付水準。具有本市城鄉戶籍的農村居民,和不屬於城鎮職工醫療保險覆蓋範圍的城鎮居民,可以在戶籍所在地自願參加低繳費的保險方案。從長遠的規劃理想來說,這種統籌設計是希望打破過去城鄉二元的格局,將城鄉人口全部納入單一的醫療保險制度裡面。一個理想的狀況是,給付水準較好的高檔醫療保險,可以持續吸引所得較高的農村居民與城鎮非就業人口,從而擴大涵蓋人口,最終與城鎮職工保險整合,達到單一社會保險的風險分攤效果。在高檔醫療保險實施穩固下來之後,低檔保險的給付水準就可以逐步上調到與高檔相同。當然,低檔的保險費率也必須相對應地上調,如果因為參保低檔的人都是所得較低的農民,那就通過社會救助的方式,由政府直接補貼保費差額。 但是這個理想遠景的實現,卻必須有賴於一個關鍵性的條件,那就是大部分農民的收入在將來要能趕上城鎮居民的水準,一個給付水準不錯的較高檔醫療保險,才能夠吸引足夠多的農民繳交較高的保費來運作下去。但是,中間收入人口的比例上升意味著中國未來的發展必須逆轉改革開放以來所得差距擴大趨勢,這才是中國改革真正艱鉅的地方。 【唱紅打黑的重慶模式,在後薄熙來時代會如何轉變呢?】 如果農民收入無法趕上城鎮居民的工資增長的話,那麼醫療保險的城鄉統籌可能產生兩個結果。最直接的方式,是重慶市政府對數量龐大的農民進行財政補貼,但這就捨棄社會保險財務均衡的原則,走向城鄉統一的準公醫制度,姑且不論重慶市政府的政策偏好,這種計畫所需要的財政能力即使是在毛主席時代,也是無法想像。第二種情形是下調保費(當然給付也隨之縮減),在高檔與低檔再劃分出中間的檔次適用於不同收入的農民,但這其實是重複了階層化福利體制的邏輯。它會鞏固現今我們已經看到的福利階層化現象,貧窮的農民、農民工與城鎮底層工人,是依賴國家補助的低水準醫療保險,擁有平均水準以上所得的富農、正規城鎮職工與三資企業員工,則成為第二檔醫療保險的主力,最後真正高所得的經濟菁英則投向豪華的補充醫療。 ◎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總是讀書人 用國家專斷的權力犧牲大多數低階層人民的生活福祉,以求得超常速度的資本資累,這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右派強調用國家專斷的權力排除任何自由市場的障礙,以達到最大積累;左派則強調用國家專斷的權力「發達國家資本」,才能有計畫的達到高速資本積累。關於這點,清華大學歷史系秦暉教授有頗為生動的描述:「咱們的左派鼓動國家向老百姓拼命收錢,不收就是該死的“新自由主義”;而咱們的右派就說國家不必為老百姓花錢,否則就是可惡的“福利國家”」、「中國“左”起來給政府擴大權力很容易,但追問它的責任卻很困難;中國“右”起來呢?那推卸政府的責任很容易,但限制它的權力卻很困難。這樣搞,當然也有優越性,那就是原始積累的速度快」、「現在西方經濟學的左右派都覺得中國模式的確有吸引力,左派表揚中國低自由,右派表揚中國低福利,出現了一場大合唱」。 【不管是左的孔慶東,或是右的張五常,都歌頌著壓榨農民工的原始積累】 余英時教授曾論斷,原始儒家是立基在道統,對君主專斷的權力持批判的態度,但是在漢朝之後儒家逐漸法家化,原始儒家批判性的「仁義之道」被代換成法家「尊君卑臣」的君主權力壟斷。陽儒陰法的結果是,君王們可以用儒家仁義禮教的道德理由,遂行他們「賞罰不測,群臣震恐」的權力專斷,而知識份子則必須「與時俱進」、「曲學阿世」,為這種傳統中國權力差序格局構築各式精巧的詭辯,成為附庸權力、「以經術潤飾吏事」的紹興師爺。如果我們說這個「君」指的是一個無須人民同意的權力壟斷集團,而「臣」指的是底層農工勞動者,那麼今天「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所體現的,還是「尊君卑臣」邏輯,進行重商主義式的資本積累,只是它現在的響亮的外號是「納貢體系的歷史復歸」或「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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