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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金融化」故事及其測量

夏傳位/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在新自由主義的相關研究中,「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研究是一個愈來愈受到關注的領域。金融在當今全球經濟運行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實體經濟的生產、交換、分配與消費活動與金融邏輯愈來愈密不可分;而進入千禧年之後,金融危機也比以往更加頻繁發生,災難的幅度與影響亦更為深遠。究竟為何如此?這是否意味著資本主義的邏輯在發生改變?跟新自由主義又有何關係? 回到台灣,「金融化」現象似乎也不純粹是一個學術議題,而有著重要的現實牽連。譬如,前幾年從文林苑都更抗爭、大埔農地徵收、ECFA、服貿協議、桃園航空城到自經區等等重大政治事件都有一個共同點,亦即都涉及了資本跨境移動與金融/土地的炒作。這引發一個值得關切的問題:台灣是否也出現了所謂「金融化」現象?如何測知?   什麼是「金融化」? 早期關於新自由主義的經典文獻已經指出,「金融化」是新自由主義最獨特、最核心的運作機制。Arrighi(1994)追溯十五世紀義大利城邦國家到二十世紀末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興衰變遷,指出其基本韻律在「物質擴張」(material expansion)與「金融擴張」(financial expansion)之間更替:當技術與組織創新導致生產力擴張時,資本獲利來自於實質生產面,此一「物質擴張」總是伴隨著新中心之崛起;但是當創新下降、生產力停滯,而資本家間的割喉競爭讓利潤趨近於零時,資本將陸續從實質生產面中抽身,逃逸到金融管道以追求更高利潤,此乃舊中心崩潰前的「晚秋」(late autumn)。於是,對Arrighi來說,二十世紀晚期的「金融化」現象跟新自由主義乃一體之兩面,後者要求國家撤除對資本的各種限制、打壓工會與提供更多優惠等以提升獲利率,而脫韁資本也轉為金融形式而不再從事實質生產活動,兩者都是面對資本積累危機的回應方式。在Arrighi的理論架構中,「金融化」乃是以美國霸權為中心的晚期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崩潰的前兆。   過度積累的危機 新自由主義理論家Harvey(1989)同樣注意到,金融已成為短期內「替置」(displace)資本主義過度積累、利潤率下降的重要手段,但長期而言會更加重危機。這跟「彈性積累體制」(flexible accumulation)——意指資本主義進入新自由主義階段的運作邏輯——所運用的各種「時空替置」(temporal and spatial displacement)策略有關。譬如,一種解決「過度積累」的辦法是將閒置人力與資金轉移到具未來長期收益的項目上,如固定資本、基礎建設、土地和房產的投機炒作等等(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就有這種特徵);這就涉及以金融手段創造各種「虛擬資本」(fictitious capital)的能力。但「虛擬資本」只有名目價值,未來是否能以更高的報酬率實現,存在著風險和不確定,它只是將問題拖延到未來而已。 另一種方式是透過地理擴張,將閒置的人力與資金投射到世界其他區域進行資本主義式的生產及積累,諸如外國直接投資、貿易、移民等。此種方式同樣預設了金融能力與國家武力作為後盾,同樣也是短暫治標的手段。長期而言,當新天地的資本主義也出現過度積累時,將回過頭來與舊世界進行激烈的競爭,惡化「過度積累」危機。 於是,對Harvey而言,種種彈性化的時空替置策略,最終仍不脫為了實現馬克思所說的對「絕對剩餘價值」與「相對剩餘價值」之萃取。但是在彈性積累階段真正有意義的改變,是金融市場的異常活躍以及金融工具的不斷創新。金融資本在晚期資本主義中躍居關鍵位置,享有前所未見的權力,正因為彈性積累乃是以金融體系作為全球協調各種時間、空間彈性化措施的控制中樞。 上述二位馬克思主義者採取大歷史、高抽象層次的分析,奠立了「金融化」在新自由主義研究中的問題性,卻缺乏一個恰當的社會學框架以便能進一步定位現象、辨認過程與重構細部運作機制。近年來出現相當多以美國經驗為模型、從「股東價值」(shareholder value)概念探討「金融化」之制度安排及具體機制的文獻,彌補了此一空缺。 金融新秩序:股東價值 Fligstein(2001)是其中的一個先驅。「股東價值」概念力倡,公司存在的唯一目的是讓股東賺錢,分發股利和股價上漲是評價一家公司優劣存續的唯一指標。這涉及「公司」概念之翻轉及其經營策略的改變:「公司」不再是擁有獨立法人地位的實體,而僅僅是可以在市場上任意交易、與其他商品無異的「投資組合」(portfolio)。經理人從單一財務觀點來評量各部門或子公司的價值,不斷透過買進及賣出來重新排列其資產組合。由於沒有長期經營的打算,相關產業背景知識也不再是經理人能力之所必備(Crotty 2005: 89-91)。 「股東價值」概念興起於美國1970年代末。在Fligstein的描述中,新市場秩序之形成就與一場社會運動無異。1970年代末期猖獗的通貨膨脹,使得盛行於1950-70年代的「財務控制概念」(financial conception of control)發生危機,公司股價被低估,固定資產的帳面價值浮漲,投資報酬率不佳。投資銀行、共同基金等外部的法人投資者首先表達不滿,要求捍衛股價。隨即這股運動擴散開來,引發眾多公司內部的權力鬥爭:不捍衛股價的公司等著被併購,經理人被撤換。於是,愈來愈多經理人主動或被迫擁抱股東價值。雷根政府減稅、鼓勵併購、打壓工會的政策,也扮演了推波助瀾之力,「股東價值」概念遂成為主導的市場秩序。 「股東價值」概念的重大影響是,它造成公司經營策略的「金融化」:經理人將資源運用在達成資本市場導向的目標上,如買回庫藏股、從事併購、公司重整等等,種種策略無非要讓分析師相信公司努力達成股東價值最大化的目標(Froud et al., 2000: 108; Lazonick and O’Sullivan 2000; Froud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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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川普、法國馬克宏——世界新秩序?

劉大和/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一、最年輕的法國總統誕生 馬克宏(Emmanuel Macron)當選法國總統之所以受到矚目,恐怕是來自於遙遠的大西洋對岸,美國由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總統所造成的影響。至於川普當選為何震撼大家,戲劇化的表象是他給人的狂人樣態,但內在核心是他的政治理念。因為他代表的是推翻這百年來慢慢建立的文明秩序,這個文明秩序觀包含了國內外政經秩序和人權文化的複合體。 儘管許多人被川普嚇到,但他也擁有許多支持者,這倒不容忽略,因為他們都希望川普能夠改變世界,不過,從川普競選以來,他的政見就讓人質疑可行性,當選以後,他的許多政策就讓人加深這種印象,許多政策都與先前的宣稱不同,有許多自我論理上的矛盾。人們大概還可以預期,他未來的國際干涉主義會比前任的總統還要深且多。 至於法國,受到川普當選的震撼,人們自然放大了對極右派陣線勒班(Marie Le Pen)的關注,不過,法國人民還是與美國人不同,法國人對於現狀不滿,但兩百年來的文化影響,對「主流文明」的價值有一定的堅持,不至於走歷史的回頭路,但這句話說得可不容易,原因是這幾年法國所受到的恐怖攻擊,不管在次數或傷亡人數,早已深印人心。在不安全的狀態下,要抵抗負面的觀念、離棄負面的價值,應該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因此,這次的選舉結果,應該可以看成是法國人民對主流文明的一種表態。因為,馬克宏個人的支持度實質上還不夠高,共有三分之一的選民棄選,這表示他們不那麼認同馬克宏,但同時選民也讓馬克宏壓倒性的勝過勒班。馬克宏確實至少代表主流文明的最低公分母,但顯然他的中間派路線說服力仍然不夠強。至於他的政策到底是什麼?我們所看到的具體措施常略顯細部枝節化,除非回歸整體的歷史脈絡,比較難掌握其所代表的深意。但也不能說沒有用處,因為我們仍可透過這些措施來了解政治動能的方向。 最年輕的法國總統——馬克宏。圖片來源:法新社。   二、中間路線的崛起 中間乃是一種相對位置,既不是最左派,也不是最右派。這裡用最右派一詞,乃是因為這與勒班的極右派是不同的理念,後者充斥種族主義情緒,想透過國家來進行自我優位的確認和改變主流文明的「束縛」,也就是擺脫國際政經秩序、市場經濟或社會平等概念等。至於台灣政治賽局中偶爾也會有左派和右派的稱號,但嚴格說,都與政治經濟思想中的定義不太相同。 傳統右派的市場經濟(個人自由競爭)和左派的社會主義(集體分配財富)理念都很容易理解,而且強而有力。萬事萬物/社會運作都歸結到一兩個核心概念,就理念的層次來說,邏輯性強且一致性高,在應付各種次級事務時,也很容易從核心理念出發,推導出相關的對應措施。如果我們相信偉大事物的原理都是簡單的、純粹的(想想那些歷史上所發現的重要物理學公式),那麼他們都具有這樣的樣貌,而簡單的道理也能夠有廣大的宣傳效力,因此他們各有堅貞死忠的信徒。不過,從簡單的角度來看,右派比左派更接近簡單,更有宣傳力,因為左派至少有兩大派別(共產主義和社會民主),理念就不太一樣,不夠簡單了。 市場派理論祖師爺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把市場機制描述得像是一部自動的機器,隨時保持均衡,態度是樂觀正向,一旦互相牽動的兩方,如供給需求,產生不均衡,就會產生調整的趨向,因此得以重新產生平衡。只要相信市場機制的完美,人類基本上不用為制度做什麼事情或憂慮什麼。雖然歷史上常有人們抱怨這樣的機制,拋開抱怨者不論,但信者恆信,現實的不完美乃因為現實中的市場機制不夠徹底,既然未曾完全實現過,那就繼續期待更徹底的市場機制出現—至少在那時方有機會否定市場機制的完美性。 在現實上,歐洲的許多國家都可說是以社會民主制度為主,與共產主義不同,社會民主制度與市場經濟並存,但透過種種方法,企圖矯正財富分配的不平均。社會安全/福利制度只是其中顯著的一項。自從德國的社會民主黨設立以來,本也充滿樂觀的色彩,制度的改革使得人們的生活有一定的改善。不過,自從因為無法保持經濟高度成長、降低失業率和解決社會福利赤字以來,人們開始懷疑其中是否出現問題。拋開轉向者不論,有人認為是因為執政者妥協性太強,導致財富重分配措施不彰,歸結來說,仍然是尚未實現徹底的社會民主制度所導致。不過,對於許多支持左派的人們來說,他們都是理想主義者,對於現實的不完美常常特別敏銳,因此,對於社會民主制度達不到終局的理想早有所批評,包括在台灣有許多讀者的英國左派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J. E. Hobsbawn),在他的書中也點出社會民主制的困境,對於往哪裡去顯得束手無策。不過,這裡要提一下的是左派的理想藍圖本來就比右派高,左派的財富平等想像比右派的市場平等要難得多了,面對施政結果,左派比右派容易顯得難堪。 上述兩者是歐洲許多國家政治中,政黨界線最重要的分歧點,到現在也幾乎都還沒有被真正的取代,只是當現實問題持續存在,政治人物/學者無法提供進一步改善的「大論述/典範」時,人民開始不耐煩,再加上全球化和移民的問題,嚴格來說,這些問題雖可從兩大典範出發作思考,從核心理念出發去做推論,但真正面對問題時,卻都顯得有些窘迫。全球市場經濟的生態不太像一個小型的密閉空間,當有部分空間溫度變化時,熱能流動順暢,馬上可以恢復均衡。每個獨特的小空間彼此之間的空氣流動並沒有那麼順暢,恢復理想中的均衡要很久,但人民卻不滿意這樣的現狀。當然,人民的不滿意倒也有正當理由,在歐洲,這些年來幾乎都是左右兩派輪流執政,人民給了兩派都有實踐的機會,當中來回也好幾次,不過,現狀卻還是讓人不滿,可說是一種改革僵局,不巧移民問題把一些人們問題的歸因點轉移。但歐洲人比較沒有像美國人那麼相信,以為排斥移民群體就可以解決自己的問題,更何況這與長期以來歐洲人民自認開啟的現代文明有所違背,與自己的道德感背道而馳。社會民主制所主導的歐洲社會有其功過之處,往回看,人們會看到現代社會保障了許多人的生活,也促進了人權的提升,留一些餘地來看待現實,雖然有點無奈,倒也合理。但也有許多人不太會把過去到現在的成功一直記在心裡,而是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或者是他們認為這對於現狀的改善沒有幫助,他們希望改變,但就像許多時代所產生的現象一樣,他們都是找最弱勢的對象來發洩最大的怒氣。不過,納粹的歷史教訓離現在還不算太遠,多數人們總還記得順著暗黑本能而行造成的嚴重後果。   三、超越左右路線的馬克宏 回到馬克宏,那他的政策主張呢?他在經濟上首要的立場在於支持市場經濟和全球化,並且要大幅改革年金制度。但他也不去挽救失敗的企業,而是要去訓練和幫助失業者。在財政上強調要節省開支,以便符合歐盟對政府債務的標準。但相對的,政府要進行一些投資,特別是在公共基本建設、數位科技、環保措施、學徒教育。至於在勞工方面,降低社會安全制度的個人負擔,以便增加購買力。允許人們可在法定工時之外工作,只是此部分的收入並不給予賦稅優惠(本可免除部分社會捐)。不改變62歲為退休年齡,尋求盡量統一各年金之準則,以降低複雜度。在歐盟政策上,支持留在歐盟,促進和其他經濟體更自由貿易的協定,例如歐盟和加拿大。政治改革的主張主要在於降低政治人物員額和支出。此外,馬克宏要禁止學童在學校使用手機。18歲青年可擁有文化護照,也就是可以參加許多付費的文化消費,如電影、購書、戲劇,以此抵費。[1]馬克宏原本是左派社會黨的內閣閣員之一,因此,我個人認為他的「立場趨勢」略為偏左,如果我們把社會民主看成是社會民主精神凌駕在市場經濟之上的話,那麼市場經濟仍然存在,且有時候還要像荷蘭人把土地還給大海一樣,須退還一些自由度給自由市場,那麼馬克宏的政策大概可解讀類似像這樣的角色。總之,所謂的中間派就是拿捏現在需往左邊或右邊一點。在思想美學上,這一點都不完美,但在歐洲戰後的現實上,卻很管用。 回頭再看台灣,台灣與歐洲或美國不同之處,我們沒有大量移民的問題,傳統政黨不太有典型的左、右兩派的訴求,再加上兩岸問題一直是重要訴求,因此,我們的政治熱情與不滿的重點也與歐美不同。但青年低薪問題卻與全球化的經濟市場有關,這隱隱約約與歐美的人民問題相對應,不過,還不到以排外作為政治訴求的程度。至於本文標題所提出的世界會產生新秩序嗎?川普的美國或許有能力超越傳統右派之外的思維來做些不一樣的事情,但我個人比較相信最終還是會回到現有的政經秩序上,因為拼湊的政治經濟觀難以撼動現有架構,在那當中,有些是複雜的建構體,有些是人們的慣常行為所致,改變太難而代價太大。     註解 [1] http://www.bbc.com/news/world-europe-39845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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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情現象與問題的社會建構:以台北市為例

張家銘/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一、前言 近年來,色情活動及問題有增無減,並沒有因為政府的強力取締和禁止而銷聲匿跡。實際上,色情產業發展呈現更加多元化、全球化及去性別化的態勢。自從1997年台北市廢除公娼事件發生,由於娼妓身體浮出檯面,可見相關行動者權力運作糾葛,除了官方和娼妓之外,社運團體、民意代表、學者專家及社區居民皆牽涉其中(林芳玫1997,台北市公娼自救會、女工團結生產線、粉領聯盟等1998,何春蕤 1998,顧燕翎 1999,劉仲冬 2001)。因此,色情活動既是一種社會現象,也是一項社會問題,受到社會各界重視(張家銘 2010)。 對此,此間人們普遍關心的議題大致有如下列五大項:(一)色情是什麼?;(二)什麼人會從事性交易?;(三)性交易及色情產業存在有何功能?;(四)目前政府對色情活動及產業的規範與管理有何問題?;(五)政府又如何規範與管理色情產業? 為了瞭解台北住民對於上述問題的認知與態度,筆者曾採用深度訪談法及焦點團體法,針對色情業從事者、社會控制代表者及社會大眾等三類參與色情世界建構的行動者,廣泛而深入地蒐集並呈現他們對色情產業及性交易的集體意識。據此,研究對象設計分別訪問色情業從事者或相關業者共5位,包括性從業者2位、寄生業者2位與性消費者1位;社會控制代表者共10位,包括警政單位5位及輔導、教育人員5位;社會大眾的範圍則較廣,可以用性別或色情場所鄰居與否等標準區分,包括婦女團體與社區居民等共訪問28位(張家銘、劉仲冬2001)。 經過整理與分析之後,從中歸納出這些不同類型行動者對於色情生活世界及問題的共識和歧見,並進一步針對這些看法,提出一些筆者的詮釋和評論,依序說明如下(張家銘、劉仲冬2001)。   長期關懷性工作者權益的日日春協會,於今年初至北市府抗議, 並遞交「流鶯邀市長來上課」邀請函。圖片來源:https://goo.gl/nQln8E 二、色情是什麼?什麼人會從事性交易? (一)色情是什麼?「賣淫/陪侍(表演)」的色情定義及其實踐意義 色情生活世界的社會建構者,包括性工作相關從業者、社會控制者及一般社會大眾等三種不同類型行動者,他們對於色情的認知是多元而豐富的,彼此之間的認知有共識亦有差距。其中的共識表現在概念上相當一致地區別「賣淫/陪侍(表演)」的工作性質分際,儘管實際上這兩種活動時而混合或經常一起(朱元鴻1998)。此外,他們賦予這個區別一種階級,賣淫活動代表較低的等級或檔次,陪侍或表演活動則意味較高的等級或檔次。此一解釋已經獲得一些經驗研究的支持,不論這樣的區分來源是根據色情場址(紀慧文 1998),或依照性工作者的行動拿捏標準(李雪菱 1998),甚至是歷史發展的基礎(林弘勳 1995)。 在上述的共識之下的認知尚存有差距,對「賣淫/陪侍(表演)」的色情界定不同,至少帶來了實踐上的兩個重要意義,一是有關社會污名與認同的問題,另一是關於色情活動管理與規範的意見和作法(張家銘 1995)。就第一個意義而言,這樣的概念區分會造成行動者不同程度的污名態度,除了產生前面提及的一般社會大眾、寄生業者及社會控制代表者之間外,也存在於性工作者的圈子裡,主要從事陪侍或表演的性工作者主觀意識上與標榜賣淫者劃清界限,並對她們表示同情。 再從第二個意義來說,這樣的認知差距帶來行動者對於色情活動管理與規範的不同意見,不僅使得性業者/性工作者與社會控制代表者/部分民眾之間對於陪侍或表演行為應否納入色情範疇的意見相左;同時也讓他們考慮性工作權的問題時,顧及到賣淫/陪侍(表演)行為的區別(卡維波1998)。反對性工作權者針對的只是賣淫行為,而陪侍行為則可以容忍。甚至有行動者認為,政府規劃色情活動的管理與規範時,不論是法令、制度及具體措施,皆應該考慮到賣淫/陪侍(表演)營業性質的區別。   (二)什麼人會從事性交易?「社會解組假說」及「漂流假說」 對於什麼人會從事性交易的問題,受訪者的看法偏重經濟及社會的因素,沒有提及心理方面的因素。根據精神分析學的研究指出,婦女成為娼妓是因為嬰幼兒時期性慾發展階段的發育不完全,或是因為來自親人或家庭的愛與安全缺乏所導致(Greenwald 1958)。持此觀點的研究者討論娼妓時,強調的是成人婦女的「伊底普帕斯情節」(Oedipal complex)、「閹割焦慮」、「虛偽人格」及「幼稚退化」(infantile regression)。心理學的觀點與此類似,認為娼妓行為可以利用人格異常來解釋,並且其形成是因為兒童早期社會化不良的緣故,甚至有些心理學家認定從娼與同性戀行為脫離不了關係(Heyl 1979:12-19)。這類從娼的心理方面的因素不易獲得,一方面是性工作者本身不會隨意吐露,另一方面是人未必瞭解。 儘管如此,本文綜合各類型行動者的看法,尤其受深入訪談的兩位性工作者的現身說法,指出無法證實或支持精神分析學及心理學的觀點。論者早已指出,心理學及精神分析學堅持「異常人格假說」(assumption of abnormality),並通常利用治療/拘役身份的娼妓作為研究對象,因此解釋往往不夠完全並且不切實際,不如社會因素的說明來得貼切(Heyl 1979:31- 35)。在強調社會因素的解釋範型中常被提及的是「社會解組假說」(social disorganization hypothesis)及「漂流假說」(drift hypothesis),前者認為婦女進入色情行業,是處於某種不利的社會經濟環境下,為了謀求較好的生計;後者則指出,婦女發現自己不屬於移進來的城市,也許處於失業或低薪資的狀態,終究因為接觸之便,在色情世界裡找到朋友與一份所得來源。本研究訪談支持的翹家、婚姻家庭出問題、及追求較佳收入而入行的情況,皆可以作為這兩個假說的例證。 此外,經濟需求是最早也最常被提到的因素,歷久不衰,致今仍然受到重視,有其解釋上的重要性。不過,由於社會經濟結構及文化價值的變遷,現代的理論不再賦予經濟因素解釋上的優位。同時,沒有任何單一原因或解釋足以說明婦女為何從事色情工作的問題(Goodall 1995:53-68)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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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公益組織的社會定位

王美恩/東吳大學社會工作系   什麼是老虎? 老人說:「那個人兇的像隻母老虎!」 小孩問:「什麼是老虎?」 這樣的對話是有可能發生,當老虎成為絕種動物,年輕世代已不認識老虎的模樣。世界自然基金會(WWF,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在2010年宣布全世界的老虎只剩下3200隻,快成為瀕臨絕種的動物,比起一百年前的十萬隻,消失了97%。特別選在虎年呼籲,世界自然基金會想對最大幫兇,為補身藥材而大量獵捕老虎的亞洲華人國家喊話,需要建立制度保護老虎。 積極舉辦數次高峰會議,世界自然基金會與各國政府對話,立法保護老虎,在2016年的四月公布調查數據,全球老虎增加為3890隻,他們設定目標在2022年(虎年)數據可以翻倍。 這世界不能只有經濟利益的價值觀。 世界自然基金會用TX2的行銷,期待達成2022年老虎數量增長兩倍。 圖片來源:naturepl.com / Edwin Giesbers / WWF   2010年開始,中東政治難民冒著生命危險搭船非法入境歐洲避難,不論是擔心社會融合問題,或是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報復,歐洲各國政府拿捏不定該如何處理屬於政治和人權之兩難的難民議題。但眼見一波波難民死於海上的事實,民間早在政府決策之前,就成立救難隊,像是Sea Watch、Watch the Med,在海上提供具體的救援行動,社運人士積極倡導移民在公海上的權利,協助難民合法進入歐洲,歐盟各國陸續在2015年修法收容難民。 這世界不能只有政治權衡的價值觀。 敘利亞3歲難民艾倫,陳屍沙灘的照片讓全世界震驚。圖片來源:路透社   上述兩例(WWF、Sea Watch、Watch the Med)的公益組織(Public benefits organization),不忍看到問題繼續惡化,積極提供策略解決問題,同步讓大眾知悉問題的嚴重性,呼籲新的價值信念,讓世界多了真善美的願景(vision)。公益組織的解決策略,多是先從有權有勢的政府和經濟組織做倡導,期待透過政策制度來改善問題。政治與經濟是以利益和競爭為基調,人們往往在做決策時沒有警覺,或是忽略對他人和世界所造成的傷害,公益組織扮演著道德良知,提醒利益薰心的人們,有些事情要踩煞車,有些要緩和步調,有些要積極補救。 另外公益組織善用的解決策略,就是喚起更多人的共鳴,獲得支持與捐助資源,這時公益組織會強調受助對象的弱勢,試圖引發人們的同情憐憫。然而現今的社會議題,都不是政府和經濟組織改變即可(要他們改變也是困難重重),更該做的是一般大眾的行為與觀念,像是老虎的捕殺,只要人們改變用虎鞭當補藥的習慣,沒有市場利潤可圖,就不會有人去捕殺老虎。 難民不一定必然引發社會問題,借重德國經驗來說明,德國公益組織用創意行銷方法(如廣告、街頭活動、志工服務等),讓大眾自然地卸下對難民刻版印象(對宗教、文化的誤解),提升社會整體的接納度是協助難民適應新社會的最佳助力,減少難民適應問題即是預防犯罪和衝突,難民就不是政府和社會的負擔。 公益組織除了花能量去改變政府和經濟組織,更要讓社會大眾認同價值信念:這世界不再是「自己活得好」就好,我們都有責任讓他人、萬物和世界「活得好」。人道關懷、人文主義思潮等只能對某些人引起共鳴,對以自我為中心的人,是該提醒他們要有警覺心,在這全球化地球村的時代,世界再也無法單純只靠「自己活得好」的信念,政治、經濟、氣候所引起的災難和社會議題,會像是禽流感、SARS、伊波拉病毒般的傳染力,不分國界、種族散播開來。   公益組織的角色變遷 在台灣早期慈善工作多是宗教組織提供,以救濟物資為主,神職人員以及志工提供關懷,隨著時代變遷,資本主義強調經濟發展,現在各種的社會問題,像是難以翻轉的貧富差距、人權/動物權剝削、科技犯罪、食物浪費、生態破壞、環境汙染等等,人類的問題已不是單純用愛心和關懷可以解決的,需要跨專業的整合,需要有遠見的政府,更需要的是全民動起來。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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