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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航為何會導到迷航?技術哲學教我們這樣看

曹家榮/政大社會學系、輔大社會學系   車用導航裝置大約在1998年左右進入台灣社會。到今天,隨著智慧型手機與行動上網的普及,人們即便沒有購置車用導航裝置,都能夠透過手機與導航APP或Google地圖的搭配,到達任何想去的地方。 然而,不同於導航裝置剛進入台灣社會的前幾年,新聞普遍報導這種新科技的強大威力與便利之處,晚近我們越來越常看到本應「導航」的裝置卻帶人迷路的新聞。跟著導航卻走進死巷已經稀鬆平常,掉進水溝、衝進田裡這類重大事故也時有所聞。雖然導航裝置帶來的「災難」越來越被當成笑話看待,甚至人們會以「三寶」行為,來形容這些被帶到迷航的苦主,但這種歸咎於個人的解釋,除了表達出偏見之外,恐怕對理解這一現象毫無助益。 導航為何會導到迷航?如果我們從技術哲學的角度來看,就可以將這個問題置放在人與科技的關係中重新思考。 圖片來源:http://www.auto-online.com.tw/news/23392 重新認識導航:從工具到媒介 一般在看待導航卻帶人迷航的問題時,要不是如上所述,歸咎於使用者自身的能力問題,就是怪罪於導航軟體的系統定位或地圖資訊有誤。換言之,要不是「人」犯了錯,就是「物」有問題。這樣的歸因方式有時候確實沒錯,也可以讓我們解決問題──例如,要求導航軟體業者更新、優化圖資。但這個「沒錯」的解答卻沒能真正讓我們理解發生了什麼事。 更進一步來看,不管認為是人還是物的問題,這兩種歸因方式都是將導航裝置視為「工具」。亦即,要不是使用者不會使用或用錯了工具,就是工具本身運作、設計上出錯。這種我們可以稱為「工具觀」的角度,把使用者與導航裝置完全區分開來看待。使用者是那個操作著工具以達目的的人,導航裝置則是那個有著特定功能,被動地被使用的工具。 這種工具觀還隱含著一種判斷:因為工具只是被動地執行特定功能的東西,因此在沒有設計不良的情況下,出錯的必定是主動、有意圖的使用者。這也是為什麼當沒有明顯證據指出導航軟體出錯時,人們越來越常將迷航事件歸因於「三寶」。換言之,工具觀不僅無法讓我們真正理解發生什麼事,還經常會導致「偏見」的副作用。在導航裝置之外,諸如開車、電腦與手機的使用中,都可以看到某些人(通常是老人與女人)被污名化。 導航裝置當然是個工具,這是「沒錯」的答案,但要真正理解迷航現象,我們得將它視為一種「媒介」。媒介這個詞本身其實也有點麻煩。因此,在這裡我得先界定清楚。導航裝置是一個媒介,指的是:它作為科技物中介了人與其行動環境之間的關係,同時,它也藉由中介的運作影響了行動本身。更重要的是,在這種我們可以稱為「媒介觀」的觀點中,人、科技物與行動環境三者間的「關係」是理解現象的前提。也就是說,有別於工具觀分別看待「人」與「物」,媒介觀著眼的是「人-科技物-行動環境」關係中的「人」與「物」。[i] 因此,當我們轉換成媒介觀來理解迷航現象,該提問的問題就不是到底人還是物出了問題,而是究竟使用者與導航裝置建立了什麼樣的關係?在這樣的關係中,迷航現象又是如何發生的?換言之,從媒介觀點出發,不管是人還是物的問題,都必須放回「人-科技物-行動環境」的關係中加以理解。   人機關係的幾種樣態 如果人與科技物之間不單純是使用關係,那又是什麼關係?晚近技術哲學的論點值得我們參考。首先,一種最直接的經驗是,我與我使用的機器、裝置融為一體的狀態。這裡指的當然不是如經典動畫神作《攻殼機動隊》裡的賽伯格們,將身體改造為部分或「全義體」狀態,而是許多相當平凡的日常經驗。 例如,經常被網友訕笑的「人車一體」,其實就是形容駕駛對於車輛的操控猶如將其延伸為軀體的一部分──無論這是要說他技術精湛還是嘲笑其肢體動作誇張。又或者,在讀這篇文章的同時,許多人其實就是與掛在鼻樑上的科技物(眼鏡)合而為一的狀態。對於熟練的駕駛以及習慣配戴眼鏡的人來說,這些科技物已經不只是工具,而是彷若身體的一部分。不管是車輛還是眼鏡,在與使用者的人機關係中,這些科技物就好像變得半透明般,使用者的感知與行動得以順暢地延伸出去。 過去手機使用的研究[ii]中我也曾提到,對於講手機的人來說,在那個當下其實也與手機融為一體,既不會懷疑手機裡傳來的是機器的聲音,也都能自然地與不在場的他人談笑聊天,甚至情不自禁地手足舞蹈。在這種被稱為「體現關係」的人機關係樣態中,人們彷若視而不見般,將科技物融為肢體感官的延伸。 除去「體現」這種最直接的人機關係外,還有另外一種也是常見的經驗──詮釋關係。再以我們使用手機為例,雖然多數時候使用者不太會去注意手機的訊號狀態,但當網路連不上或電話打不出去時,使用者就會去檢查訊號格數。這個動作其實意味著:透過顯示的訊號格數解讀手機收訊狀態。又或者更平凡的經驗是,我們現在幾乎都是透過氣溫預報來判斷室外冷熱與否──那個數字的權威性有時更勝親友告知的冷熱感受。 換言之,不同於體現關係,在這種被稱為「詮釋關係」的人機關係中,我們不是視而不見地將科技物當作身體的延伸,而是透過解讀科技物來理解其所中介的環境。科技物在此不僅變成再現環境的文本,更隱然成為環境的替代物。也就是說,在詮釋關係中,我們雖然注視著科技物(文本),但心念所繫其實是那個隱身其後的環境。[iii] 對於講手機的人來說,在那個當下其實也與手機融為一體,既不會懷疑手機裡傳來的是機器的聲音,也都能自然地與不在場的他人談笑聊天,甚至情不自禁地手足舞蹈。 圖片來源:https://life.tw/?app=view&no=128732 導航:在地圖上移動 導航裝置(無論是獨立機型或是手機搭載導航APP)是結合GPS全球定位系統與地圖圖資的科技物。在駕駛的使用經驗上,透過導航裝置螢幕顯示當下的位置與周遭街道圖,駕駛得以知道身在何方並該往哪去。換言之,在駕駛與導航之間首要的是一種詮釋關係,亦即透過導航裝置畫面呈現的地圖與定位,駕駛解讀出其所在的位置,以及目的地的相對方位。 然而,在駕駛使用導航裝置的經驗中,卻也隱含著一種體現關係。特別是當我們把使用導航的經驗與一般看地圖的經驗相比,此差異凸顯出的「體現」便很清楚了。在GPS定位的運作下,駕駛在導航畫面上看到的不只是一張地圖,更有著一個標示其位置、方向,同時會隨著自身移動位移的標記(通常以箭頭或車輛圖案表示)。換言之,即便使用導航的經驗主要是一種閱讀,但會隨著自身移動、改變方向的標記卻也同時讓人有著一種延伸身體的感受。 我們可以透過望遠鏡的使用經驗,來理解導航經驗中的體現關係。透過望遠鏡的延伸,我們可以看到遠方街道上的行人與標牌,同時,在轉動望遠鏡方向時,就有如自身也被投射至那個街道上,就在哪裡四處張望著。同理,在導航使用經驗中,正是那個會隨著我們位移的標記點,帶給我們「就在那裡」移動的感受。相對地,單純閱讀地圖雖然也擴增了我們的視野,但要在其中找到自身所在,卻仍得依靠地圖上的街道名、建物的解讀來對應,無法直觀地獲得「就在那裡」的體現感。 結合了上述詮釋與體現關係的導航經驗,帶給駕駛一種相當特殊的認知與感受。亦即,彷若有另外一層實在或空間,同時疊在當下車窗前那個物理環境之上。[iv]這種「疊加」可以看作是實在或空間的擴增。接下來我們要來看,這種被擴增的實在經驗為何會導致迷航。 在駕駛使用導航裝置的經驗中,卻也隱含著一種體現關係。圖片來源:https://goo.gl/mB8Isu   行動與環境的重新定義:混雜實在 在上文中我已經提到,科技物作為一種媒介意味著,它不僅中介了人與環境的關係,還藉由此一中介影響了行動、改變了環境。換言之,不管是在體現還是詮釋關係中,導航裝置的中介都不只是中性的、空洞的過程,它不僅帶來了擴增實在的經驗感,這「另一層」的實在、空間也不只是物理環境的單純再現。 被擴增的實在會因人機關係中科技物的特性而產生結構性的「擴增/化約」轉換。一如許多技術哲學家都曾指出的,科技物帶來的總是正負並存的影響。一方面,科技物多半有其「增能」的面向,亦即,能夠擴增使用者的感官、行動能力,或者相對地說,凸顯環境的某些特定面向。另一方面,「擴增/化約」是一體兩面的事,當環境特定面向變得顯著也就意味著其他面向的黯淡、甚至消失。 望遠鏡、顯微鏡這類視覺科技通常是最直觀的例子。在望遠鏡、顯微鏡的體現延伸中,不管是遙遠的景色還是細微的病菌,都凸顯出其視覺面向,清晰地呈現在使用者眼前。然而,在吸引人的「目光」之外,這些被觀看的對象的聲音、氣味、質地都一概被抹去。地圖則可以用來說明詮釋關係裡的轉換,地圖作為真實地景的替代物,雖然令使用者在解讀時獲得了一種擴增的鳥瞰視野,但同時地圖不僅只能簡略且化約地呈現地貌、街景,更無法呈現其中可能持續變動的景象。 換言之,科技物作為中介之所以能夠改變行動與環境,就在於透過結構性的擴增與化約,轉換了人們的實在經驗。在其中,科技物的擴增、增能還進一步讓人將這樣的實在經驗視為更真實的。亦即,許多時候,相較於素樸的身體經驗,我們更依賴、也更相信科技物所中介呈現的環境。例如,我們相信病菌就是顯微鏡下的樣子;相信透過某些音響設備,更能聽到真正的音色;有時甚至也覺得地圖的標記遠比人的記憶來得可靠。 如此來看,我們便可以理解導航為何會導到迷航。不是因為某些使用者個人特質使然,而是在「駕駛-導航」的關係中存在著難以察覺的結構性作用。一方面,駕駛在導航經驗的詮釋與體現關係中,形成一種疊加在物理環境之上的擴增實在感;另一方面,又因科技物的擴增/化約作用,這一擴增的實在不僅是被轉換、化約過的,更是容易吸引使用者目光、或甚至更被使用者依賴且信任的「真實」環境。換言之,迷航的起因並不是人們「看不懂」導航,而是在上述的經驗中,擴增的實在經驗令其忽視了周遭物理環境的結果。 我過去曾以「混雜實在」這一概念來指稱這種行動環境的改變。[v]也就是說,有別於早期網際網路帶來的是虛擬的模控空間(cyberspace)與物理空間二分的問題,隨著行動裝置、以GPS為基礎的適地性服務、甚至AR等資訊科技的發展,如今我們於日常生活中面對的已然是擴增的實在與物理環境交織在一起的混雜實在。有時候,我們能夠在其中結合虛擬與物理環境的資訊,展現更彈性自在的行動能力;但有時候,就像導航卻帶人迷航那樣,擴增的實在經驗過於吸引人目光,以致於我們反而迷失在化約的實在中。   從「理解」再更進一步轉向設計 最後,如同我一開始說的,工具觀不僅無助於理解迷航現象,更可能導致偏見。從技術哲學的媒介觀點來看,跟著導航卻走到迷航,這不單純是「誰」或「什麼」的錯,而是在導航經驗的人機關係中內蘊的結構性問題。 就實用的角度來看,這樣的分析其實也為我們指出另一種改變的可能性。也就是說,一方面,把問題焦點從個人特質轉向人機關係,能夠去除不必要的偏見與污名;另一方面,理解人機關係的問題後,除了改善系統、圖資外,我們其實也可以思考另一種「設計」的可能。例如,系統可以讓使用者更即時、動態的回報有問題的路徑,並迅速對其他使用者做出修正。這樣的設計即試圖給予物理環境更多權重,增加虛擬與物質資訊的交互指涉。又或者,當使用者對當下指引之路徑感到懷疑時,能夠即時回應其他替代道路的要求。 雖然如上述所言,迷航經常是由於擴增的實在經驗削弱了人們對於物理環境的注意力,但物理環境並未真正消失。因此,能夠即時回應使用者察覺到的異樣,也就意味著這樣的設計更貼近了本就是充滿變動的行動環境,進而緩解了結構性化約的問題。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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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學知識、生殖科技與少子女化的東亞

黃于玲/成功大學醫學系、吳嘉苓/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前言 東亞是全世界晚婚不婚、少生不生最顯著的區域,各方也在探索理由,思考對策。大部份的社會科學研究,是從社會價值改變、性別分工特性、經濟上的不平等,以及社會福利政策缺失等等來理解此現象(Raymo et al. 2015)。例如,有些研究顯示,即使人生的選擇多樣,東亞對於婚姻與育兒的價值與做法仍然十分傳統,國家仍採取「家族主義的社會福利政策」,照護、教育與住房常需要個別家庭支出,這使得「進入婚姻、養兒育女」的選項,變得十分缺乏吸引力。東亞各國工時過長、職場性別分工僵化、工作的前景堪憂,也讓年輕人在婚姻市場上缺乏心力經營,而經濟弱勢的年輕人更容易處於戀愛與結婚機會的劣勢。不婚不育對於人口老化、勞動力短缺、年金制度運作、社會連結等等都可能有重大影響,東亞各國也陸續提出催婚催生的政策,但顯然成效有限。 除了社會價值變遷與福利政策的討論,新興科學與技術在此議題的介入,也很值得關切。想想,才在數十年前,東亞地區還為人口爆炸的議題而擔憂,施行各類家庭計劃來控制生育。有關人口發展效益的計算、避孕科技的選擇等等都有甚多考量。今日,東亞在短短三十年間,從降低生育率的努力,轉向增產報國的倡議,又開展出哪些科技與社會的議題呢? 本文介紹探究兩個基本問題:在人口科學計算上,低生育率現象有沒有不同的評估方式?只能靠著增產報國來處理嗎?在生殖科技上,管控生育的技術又有何新發展與使用方式? 低生育率現象只能藉由「增產報國」來處理嗎?有沒有其他評估及解釋的面向? 圖片來源:https://goo.gl/Qc5tKh 人口學新概念,重新評估少子女化的影響 近年來政府與媒體時常引用的「少子女化」,指的是育齡婦女生育率降低造成子女數減少的趨勢。台灣的總生育率在1951年戰後嬰兒潮達到高峰(7人)之後,開始逐漸下降。1984年下滑至2.1人的人口替代水準。之後十幾年間,生育率呈現持平狀態,直到2000年前後又開始下降,進入了人口學家稱之為「超低生育率」狀態,這幾年則一直在1人上下徘徊。 台灣人口學家與經濟學家透過統計數字,試圖了解與少子女化趨勢相關的重要因素,特別是初婚年齡與生育年齡延後。根據內政部統計處資料,跟1981年相比,2014年男性初婚平均年齡由27.6歲增為32.1歲,女性則是由24歲延至29.9歲,延後近六歲。晚婚的影響是,同期間女性生育第一胎的平均年齡則由24.3歲延後至30.5歲。20至25歲生母出生嬰兒數逐年大幅減少,另一方面,30-34歲生母的出生嬰兒數則逐年大幅增加。有偶女性生育第一胎年齡往後延,但是生育總數並沒有大幅下降。台大經濟系駱明慶的研究指出(2007),1963-67年出生世代的女性,40歲以前生育總數仍有1.97人,將近2人,與人口替代率相去不遠。因此,有偶女性人數的下降,才是台灣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 政府官員與媒體視少子女化為國安危機,擔心結合人口老化趨勢,會重力衝擊未來的扶養比、勞動力供應、經濟成長、公共財務與生活水準,內政部到地方政府因而推行各式生育津貼與未婚男女聯誼作為因應之道。然而,全球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低生育率的國家,而人口結構也與二十世紀截然不同,人口科學社群也開始重新評估低生育率與人口減少對於總體經濟的效應。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經濟人口學家Ronald Lee的研究團隊,在2014年的Science上發表「低生育率真的是個問題嗎?」一文,強調評估人口老化與經濟負擔的新衡量方式:經濟支持比(economic support ratio)。相較於扶養比(14歲以下幼年人口加上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工作年齡人口比例)單純是以年齡區間作為依賴或生產人口的判準,經濟支持比透過國民移轉帳的概念,重新考慮人口結構變動與各年齡層的經濟行為對於資源分配的影響(Lee, Mason, and NTA 2014)。 如果依照傳統「扶養比」的計算方式,台灣在2015年每位15-64歲的生產者要負擔0.35位依賴人口,2060年則會增加至0.97位。但是根據「經濟支持比」的算法,2015到2060則僅會增加0.18位依賴人口,經濟負擔增加的速度較慢。這是因為經濟支持的計算考慮了高齡者也是當代社會財富與資產的擁有者(甚至比青壯年人口更多),在人口老化的同時,社會整體資產也跟著他們的儲蓄、積累投入消費而增加,成為第一種人口轉型的二次人口紅利(林曉嬋2015)。在低生育率社會中父母對於子女教育與人力資本的大量支出,也會轉換成新世代數量少但人力資本高的經濟生產力,則是第二種二次人口紅利(鄭雁馨 即將出版)。 也就是說,從支持比的角度來看少子女化與人口老化,對整體經濟的衝擊程度或許並沒有目前強調扶養比的觀點來得激烈與嚴重,這應該可以讓我們緩穩地思考相關因應政策,而不是一股腦地投入效果有限的一次性現金生育津貼等(尤智儀、李玉春2016)。 除了「經濟支持比」的新衡量方式之外,人口學家也重新思考人口與勞動力推計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特別是女性勞動參與率——過往常被人口學家視為是少子女化的原因之一。既有的勞動力推估以年齡與性別結構為主,可是這樣的資訊較適合評估勞動力的數量,而非勞動力的品質。近年的研究強調將在低生育率社會中增加的人力資本納入勞動力計算,例如中研院社會所鄭雁馨的研究估計,2050年的台灣勞動力將有七成是受過大專以上教育,教育程度低於高中的藍領勞動人口將低於一成。以臺灣目前高學歷女性人數多、低於六成的女性勞參率,相較於瑞典的76%女性勞參率,實有很大的進步空間。若是政府相關單位可以致力於擴大婦女就業,同時維持男性就業率,可以減緩高達兩百萬人的勞動力短缺(Cheng and Loichinger 2015)。 長久以來,人口學概念與知識形塑著我們如何理解人口質量與生育率對於一個國家、社會與家庭的意義。台灣曾在二次大戰後世界人口爆炸的氛圍與國內經濟成長的目標下,由國家主導控制人口成長的大規模家庭計劃。近年來,面對社會變遷下的第二次人口轉型與低生育率所可能產生的經濟面衝擊,部分人口學家針對改變中的人口結構與行為提出新的概念與估算(如經濟支持比與納入教育程度的勞參率),不再受限於既有的人口替代率與扶養比等指標。這些新概念與新知識,也刺激我們重新思考目前以強調拉抬生育率為主的人口與家庭政策是否適切。   生殖科技的新政治 當強調生育作為解決國安問題時,也可能引發的生殖科技使用的新政治議題。 保險套、避孕藥、RU486、人工授精……,當今人類生殖並不只是血肉之軀的運作,經常由科技作為媒介,而不同歷史時期的人口政策也影響了生殖科技的價值、分配與使用。在促進生育的年代,這些生殖科技出現新的關注焦點。 首先,人工流產的規範,有了新的變化; 韓國政府意圖緊縮對於墮胎的使用,就引發了婦女團體的抗議。韓國的人工流產僅限於性侵害、亂倫、嚴重危及婦女健康時等理由可使用,但是自1960年代以來,所謂非法的墮胎仍廣泛使用,也是醫師的重要收入來源。多年來政府以減少人口為政策目標,也傾向於做為子宮內避孕器之外的輔助手段,幾乎很少落實墮胎罪。自2009年開始,南韓政府在生育率過低的情況下,政策大轉彎,多次昭告要積極取締墮胎(Sung 2012)。近日南韓衛福部更推出新作法,表示要強化處罰實行非法墮胎的醫師,最高刑責可能包括吊銷執照一年。韓國的婦女團體長期以來要求將墮胎除罪化,以確保婦女擁有自主決定生育的資源。然而,近年來面對政府鼓吹生育的人口政策,政府不只漠視婦女團體的呼籲,更透過處罰醫師,更加限縮墮胎這項醫療措施的資源。 相較而言,日本與台灣墮胎早已合法化,政府就較難以基於低生育率的理由,重新管控墮胎。以台灣為例,近幾年雖然有思考期、強制諮詢等修法倡議,在婦女團體與醫界主張婦女生育自主權的情況下,這項修法提議目前擱置未行。思考期的辯論沸沸揚揚,而政府對於避孕措施補助的縮減,卻甚少獲得注目。現今如要裝置子宮內避孕器,或是進行結紮,僅有低收入戶以及患有精神疾病、「有礙優生的遺傳性疾病」等民眾,可以獲得節育科技的費用補助。充沛的避孕資源,能減少不必要的懷孕,也有助於降低墮胎的需求,但是政府並沒有從這個思考角度來分配資源(江盛2013)。 使用墮胎與避孕的資源限縮,助孕科技卻獲得前所未有的支持。日本從2004年起,開始部分補助人工協助生殖科技; 南韓從2006年以促進生育為由,開始「不孕夫妻支援事業」,實施助孕科技的補助。台灣則從2015年開始實施,初期對象僅限於中低收入戶。日本千葉縣浦安市與醫院於2016年還推出凍卵補助案,未婚的健康女性只需負責三成的費用,廣獲國際媒體報導。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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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之外:Pokémon、隱私與國家安全

張耀中 /澳洲Monash University 犯罪學系 神奇寶貝(Pokémon,現稱「精靈寶可夢」),為任天堂在1996年所推出的一款Game Boy遊戲。此款遊戲在當時風靡一時,而以神奇寶貝為主角的漫畫、卡通以及相關的週邊產品,例如遊戲紙牌,也紛紛被推出。從1998年起迄今,每年均有一部神奇寶貝的劇場版電影推出。而任天堂更於1998年設立精靈寶可夢企業(The Pokémon Company),專門負責神奇寶貝的動漫商品買賣、遊戲企劃開發等內容。 神奇寶貝誕生20週年之際,今(2016)年任天堂與精靈寶可夢企業,結合專門製造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簡稱AR)遊戲的Niantics,創造出讓大眾為之瘋狂的Pokémon GO! 此一手機遊戲在2016年初於日本、澳洲、紐西蘭及美國等國家進行測試,2016年7月初,首先於澳洲與紐西蘭發行,隨即在美國、日本與歐洲等國推出。在臺灣與香港的民眾的引頸期盼下,此遊戲也在七月下旬於香港,而臺灣用戶在八月初也正式加入擔任神奇寶貝訓練員的行列。但也有不少國家,如中國、韓國與伊朗,基於安全理由,不願意開放Pokémon GO。 【全民抓寶的景象,跟廟會好像有點類似】 Pokémon GO之所以盛行,主要是結合了神奇寶貝的魅力與擴增實境的功能。玩家可以在現實環境中補抓神奇寶貝,在商場(Pokémon shop)獲取神奇寶貝球與其他寶物,並可以在道場(gyms)中進行神奇寶貝的訓練與對戰。然而Pokémon GO並非是第一個擴增實境遊戲,Niantic Labs在2013年便已開發類似的擴增實境遊戲Ingress。Ingress此一遊戲在推出時並沒有受到大家特別的重視,但它卻為Pokémon GO的順利推行奠定了相當的基礎。Pokémon GO遊戲中的道場與商店(Pokémon shop),均是Ingress 遊戲中的能量塔(Portal)的位置。兩款遊戲的設置,均與Google 地圖緊密結合,也因此這些道場與商店的位置,通常都是處於大家熟悉的地標,例如公園,商店或是觀光景點。不同神奇寶貝出沒的地點,也會配合現地環境,例如在海邊與河邊就比較容易看到水系的神奇寶貝。 ◎Pokémon GO衍生的新現象 Pokémon GO最早引起筆者的注意,是因為澳洲媒體大幅度報導關於澳洲北領地警察局被神奇寶貝訓練者「入侵」的新聞。北領地警察單位更在官方臉書上說,民眾不需要進入警局便可以抓到附近的神奇寶貝「穿山鼠」(Sandshrew),更提醒遊戲者「穿山鼠」不會一下子就跑遠,因此過馬路時應該抬起頭看看兩邊,「安全的抓住所有的神奇寶貝!」(“Stay safe and catch ’em all!”)。 當然,Pokémon GO所出現的新狀況,不只有上述警察局遭「入侵」一樁。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內,Pokémon GO的玩家已經造成相當多的交通意外。澳洲維多利亞州就曾發生19歲的駕駛因為邊開車邊玩Pokemon GO而導致車禍的事件。該州政府也在此一事件後,設置了將近40個標誌,提醒用路者不要一邊開車一邊抓神奇寶貝 (Don’t drive and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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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kemon GO、擴增實境與遊戲的社會學意義

黃厚銘/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壹、前言:Pokemon GO、科技與人類天命 Pokemon GO已經是全球六歲到六十歲全民瘋迷的遊戲了,但仍有不少人聽到「遊戲」兩個字的直覺反應是「難登大雅之堂」、「無聊」、「太閒」等等。不過,Pokemon GO的全球轟動,也引起社會各界的重視。 相關專業與學界人士從介面、敘事、乃至於製作團隊Niantic Labs的背景等等,來尋找Pokemon GO一炮而紅的答案。向來藉「壞事傳千里」來引起讀者注意的媒體,偏好報導諸如因沉迷而導致車禍的新聞(連憋尿也要責怪抓寶?)。雖說其間也不乏正面消息的報導,像是花東地區社運團體利用遊戲機制吸引人潮,並藉機宣傳反對193線道拓寬的訴求等等。此外,人潮等於商機,也不乏Pokemon GO專車、或是連鎖便利商店冰咖啡、茶葉蛋、冰棒大放送的消息。至於被Pokemon GO的動態消息洗板的臉友們,也分裂成不屑卻落伍與媚俗而幼稚這兩群人的對立。 有關Pokemon GO的新聞畫面。資料來源:https://is.gd/bq8ngd   面對一個如海嘯般席捲而來的新遊戲(科技)潮流,不管是贊成或反對,都迴避不了其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甚至連政府也開始考慮修法取締某些不當的遊戲行為,或至少公告警訊、禁止在某些區域玩Pokemon GO。日前連教育部都得召開會議研商因應對策。雖然像台北市立動物園便充分利用對Pokemon GO遊戲機制的掌握,搶得行銷宣傳的良機。 對我來說,過於簡化的歌頌或貶抑,都是落入了科技決定論的陷阱,彷彿某種科技就註定只會造成一種方向的影響。但反過來以為科技本屬中性,其影響端視人們如何使用的觀點,卻也容易使人輕忽個別科技的特性,錯失藉由細緻的理解,來尋求適切使用該科技的機會。 人們對宇宙秩序之謎的探求,自古即表現在神話裡。神話學(mythology)即是宇宙學(cosmology)。Prometheus與Epimetheus這兩位泰坦巨人兄弟的故事,告訴我們缺乏本能的人類是源自弟弟後知後覺的過失,但哥哥盜火者給予人類的禮物也顯示出,人類雖缺乏本能,卻因此以其有能力使用工具而有別於其他動物。亦即,人類的自我了解與科技脫離不了關係,用哲學家Heidegger的措詞來說,人類與科技(技術)的使用之間是一種本質性的天命關係。而在當代,應該沒有人會反對,最核心、影響力最深遠的技術,即是網路與行動電話等資訊通訊科技。Pokemon GO浪潮的形成也與此密切相關。 正如汽車發展所顯示的,人類對科技風險的認識與因應總是落後於這些技術的發明與推廣。因此,後視鏡的發明遂相應而生,但應該安裝的數量與位置,必然得透過長期研究與經驗累積之修正。接著,也因為視角範圍大小的重要性提昇,駕照考試前的體檢,也就有了新的要求標準。無論如何,影響力越大的人越有義務承受批評,科技也是如此。Pokemon GO以其知名度所招致的批評,當然和其風行有關,任何科技皆有風險,但影響力越大的科技,相應的風險也就越大,引起的疑慮也越大。基於Pekemon GO所引起的熱潮,也基於資訊通訊科技與當代人類的密切關係,對相關現象的紀錄、分析與檢討,將是資訊社會研究等相關領域的學者義不容辭的責任,甚至是年輕的學生們大展身手的機會。 其實不只是Pokemon GO,廣義的資訊社會研究皆有一個特性,那就是年輕世代較有機會做出先前世代所無從介入的經驗研究。這在整個學術領域來說,都幾乎可說是前所未見的。以社會學為例,不論是都市、階層、教育、組織、人口、家庭等等,擺在學生們眼前的不只是長久累積下來的研究成果與大量文獻,即便比較這些領域的具體經驗,年長的老師們總是都有比年輕的學生輩有更多的實際接觸。亦即,不論是在學術研究能力、專業基礎知識,還是實際經驗上,年長世代都有年輕世代所不及的優勢。但在資訊社會研究的領域,或許受限於生涯階段、身分,或是對這些掛網、玩遊戲等「無聊」活動的輕蔑,先前的世代對於這些日新月異的資訊科技應用,幾乎都沒有原生於數位時代的年輕世代那麼熟悉。從而,學生們至少在實際經驗上就佔有了優勢,甚至在相關研究成果方面,也因為現象過於新穎而較少既有的累積。因此,只要年輕世代在學術研究能力方面能虛心向學,很容易就會做出具有參考價值與開創地位的研究成果。隨著Pokemon GO的盛行,我們很快已看到不少有參考價值的分析與評論是出自年輕世代之手,甚至還反嗆出席會議研商對策的所謂學者專家。 筆者雖非神奇寶貝的世代,但在過去將近三年期間,身為Pokemon GO的前身Ingress的玩家與研究者,此刻也投入Pokemon GO的玩耍/研究。所期待的,也是不要僅僅作為一位外在、浮面,只能藉由量化的問卷調查或深度訪談來從事資訊社會研究的研究者。在本文中將應用過去在相關研究領域所引用或發展出來的理論觀點與概念,先從遊戲在人類社會中的(無)意義著手,接著解釋AR遊戲的開創性,最後再藉由與Ingress的比較,來幫助大家更具體細緻地了解Pokemon GO的遊戲機制。也希望能以此認識為基礎,來激發社會大眾對Pokemon GO潛力的想像,或許有助於降低其負面影響,發揮其正面效益。 貳、遊戲的嚴肅性與人類文明進展 遊戲之所以被視為「難登大雅之堂」或「無聊」,是相對於某些「嚴肅」活動的價值標準衡量下之結果。仔細想想,這背後其實是功利理性的利害計算。社會中少數人的玩遊戲行為,或許還比較不會對主流社會形成壓力。但當多數人即對此「無聊」遊戲俯首稱臣時,必然會激起批判性的反彈。但遊戲真的就只是無聊的遊戲而已嗎?閒暇與無聊真的是如此缺乏意義、浪費生命嗎? 遊戲當然與閒暇密切相關,因為遊戲就是在例行的日常生活之外,切割出一個自成一格、有自身意義脈絡的場域,這可能性需要「有錢有閒」的社會經濟條件。即便奧林匹克運動會也是遊戲,其中的競爭與突破,也擺脫不掉科技研發與背後經濟資本的影響。但遊戲的意義卻也不來自遊戲之外的真實世界及其慣常的利害計算,而只在遊戲場域之內與玩遊戲這件事情本身。脫離這個脈絡,我們就無法理解為何把球踢進球門、投進球籃到底有什麼重要性?但或許大家並不知道,學術(scholar、scholastic)這個英文字的字源,就是閒暇,這令人意外的親近性,打破了學術對意義的追求與遊戲的缺乏現實意義兩者間的區分。進而我們也應該意識到,閒暇與遊戲就如同學術活動一樣,是人類文明進展的重要關鍵之一。事實上,早在一九三零年代,荷蘭學者J. Huizinga就已經寫作《遊戲人》(Homo Ludens)一書,藉由此一概念與智人(Homo Sapiens)和工具人(Homo Faber)的對照,來凸顯遊戲在界定人類本質的重要性。他還主張,文明的進展未必來自孜孜矻矻的功利追求,而往往是在既有的世俗觀點下,看似無意義的行動、思索與提問的結果。 荷蘭學者J. Huizinga的作品《Homo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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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獲婉君:網路「鄉民研究」的評析

黃厚銘 /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緣起:資訊社會研究與台灣社會學家的退卻 最近出了一本新書《婉君你好嗎?》為臺灣近年來浮現的網路「鄉民社會」提出新的觀察。雖然早在一九六零年代,internet的前身ARPAnet就已經逐步成形,但台灣以台灣學術網路(Taiwan Academic Network, TANet)連結到網際網路(internet)卻是1992年的事情了。台灣的社會學界注意到網際網路所即將帶來的衝擊,則以1996年底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主辦的第一屆「資訊科技與社會轉型」研討會為濫觴。其後,在瞿海源、傅仰止教授的領導下,以此研討會參與者為基礎,一起申請同名的中央研究院院內「主題計畫」每年舉辦研討會供相關領域的研究者分享研究成果,至2001年第四屆「資訊科技與社會轉型」研討會為止。 《婉君你好嗎?:給覺醒鄉民的PTT進化史》 (資料來源:http://goo.gl/IEhjzk) 2001年,在翟本瑞、張維安教授等人的倡議下,「台灣資訊會研究學會」正式成立,並發行學術期刊《資訊社會研究》作為交流相關研究成果的出版園地。時至今日,也將近十五個年頭。其間,元智大學也曾設立「資訊社會學研究所」,後來縮編為「資訊社會學碩士學位學程」。儘管該研究所或學程的英文名稱是social informatics,但主要成員是社會學家,其核心成員曾淑芬教授也曾任「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理事長。實際上,台灣已出道的社會學家之中,至今仍持續從事資訊社會研究,還有相關研究、著作發表的,可以說是屈指可數。儘管直至近年,仍不斷有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班學生以資訊社會相關研究為題取得學位,但不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的社會學博士,卻少有以此做為研究主題。 相對於翟本瑞教授當年的豪語,「面對資訊時代的來臨,社會學教科書的每個章節都得重新改寫」或是「資訊社會研究就像是在地表上採礦,隨處都可以挖到寶藏」,實際上投入相關研究的台灣社會學家顯得青黃不接。這與資訊社會研究的特性有關,簡單地說,就是青年學子才比較可能一天到晚投入於「螢幕生涯」(”Life on the Screen”)(MIT心理學家Sherry Turkle(1995)研究網際網路的重要著作之英文書名)之中,面對日新月異的資訊科技及其應用能有充分的掌握。但此一族群的弱點則在於欠缺足夠、成熟的經驗研究或理論背景訓練,以致只能隨波逐流地捕捉到浮光掠影,無法拓深資訊社會研究的社會意義與學術意涵。相較於此,已出道的社會學家,雖深懷學術訓練的絕技,卻在繁重的教學研究負擔下,頂多只能藉由訪談或問卷調查方法,間接理解資訊科技與社會轉型之間的複雜關係。這樣隔靴搔癢的研究取徑與成果,終究無法得到學界與社會大眾的認同,也難以讓社會學家自己滿意,以致從事相關研究的學者一一退出,鮮少有相關研究著作發表。儘管如此,台灣社會學界在資訊社會研究方面的退卻,等於把這方面的研究拱手讓給了傳播學等其他學科。 不論是台灣的社會學界或傳播學界,都沒有給予PTT BBS這個獨步全球的特殊網路現象足夠的關注。直到近年大眾傳播媒體習於到PTT蒐集新聞題材與「網友意見」,每日PTT版的瀏覽人次超過600萬人,才令人驚覺新媒體的傳播力。自2008年野草莓學運發起,首創「網路直播」以來,尤其是2014年太陽花運動和PTT BBS的密切關係,「鄉民」或「婉君」才逐漸成為政府、媒體與社會大眾的關注焦點。就PTT BBS此一資訊系統的文字介面而言,相對於圖形介面、多媒體與以滑鼠點選為操作方式的WWW,是顯得落伍、醜陋,且不「好用」(user-friendly)。但自1995年成立以來,該BBS卻日益壯大,甚至可以說是現今台灣BBS的「唯一」代表。以致當主流媒體引述「網友說」時,經常指的也是PTT BBS的使用者。相較於國外類似的論壇式資訊系統,幾乎都已經轉變為以http為傳輸協定的Web based模式時,以telnet為傳輸協定的PTT現象可以說是世界網路現象與網路發展的異例。單就這一點來看,這段極具特色的發展歷史就值得研究並留下記錄。 其次,在網絡分析的研究取徑當紅,以及強調關係網絡的facebook使用者不斷增加之際,PTT使用者的人數增長趨勢雖然因而遇到了瓶頸,但何以facebook在台灣仍然無法一舉取代PTT的地位,網友們在使用facebook的同時,仍持續投入於PTT當中?甚至在重大運動賽事或戲劇播放的同時,還一方面收看電視轉播,一方面登入PTT的相關討論區以文字轉述賽事或參與評論討論。換言之,自稱為「鄉民」的PTT使用者藉由他們的參與,究竟形塑了什麼樣的「鄉民文化」,這也絕對是值得了解的事情。 透過《婉君妳好嗎?》書中的觀點,可以對以上的問題提供一些解釋。   遊戲、情緒感應與非理性 1938年,荷蘭思想家J. Huizinga(1949)寫就了《遊戲人》(”Homo Ludens”)一書。此書標誌著對人類本質的構想,從號稱是Aristotle所謂的Homo Sapiens(智人,人是理性的動物),到Home Faber(工匠人,人是使用工具的動物),及至後來的轉變。所謂遊戲,就是在例行化(routinized)、有目的(purposeful)之日常生活之外所切割出來相對自主的時空。遊戲者之所以投入遊戲,不是為了什麼功利性的目的,而純粹只是覺得有趣(just for fun)而已。亦即,參與遊戲本身就是目的,別無其他外在於此的目的。但這種從功利性觀點來看,似乎是無聊與沒有意義的行為,卻是文明進展的關鍵動力。Huizinga此一別出心裁的見解,後來也影響了著有《人、玩耍與遊戲》(”Man, Play, and Games”)一書的R. Caillois(2001)。進而,經由Caillois與G. Bataille所創的社團「社會學學院」(College of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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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化社會:以創造未來取代屈就當下

陳國華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 我們大概都已經知道全球化加上資訊化帶來了加速的創新、即時的訊息、主動的學習,以及跨越地理疆界和世代的生活方式連結。順應這個所謂的大趨勢,我們同時卻也見識到,這個我們所生存的世界某些面貌,正在快速的趨同、單一、表象化。於是,不知切確從何時開始,當下的競爭力成為我們警惕或砥礪自我和社會發展的關鍵字,各種數量化的評量指標被標準化的用來檢視我們存在的價值,連希臘這個哲學發源地的文明古國,都很殘酷地被簡化形容為一個很懶又自私的社會,只因為某些數字代言了希臘。按此邏輯,希臘人應該無顏見其江東父老,甚而愧對歐盟與伸出援手的國際社會組織。 【當前各種數量化評量指標,可以用來檢視我們存在的價值嗎?】 如此一致和表象的言語批判,也是屢見於世界各地和我們身處的台灣社會。這類語言背後的涵義是,沒有當下的競爭力就等於輸了未來。但競爭力到底是什麼?多少競爭力其實是逼我們要犧牲掉我們對未來更多的想像和前瞻思考未來的能力,讓當下明確但短淺的利益,輕易就抹煞了創造不確定但多樣未來的長遠夢想。    ◎可見的未來:該是換心臟的時刻了! 「夢想家能就著月光找到自己的路,而其懲罰就是比他人更早看見黎明曙光。」(王爾德) “A Dreamer is one who can only find his way by moonlight and his punishment is that he sees the dawn before the rest of the world.”--Oscar Wilde  思考未來有助於跳脫出當下的困境,但我們到底在講哪一種未來? 未來研究(Futures Studies) 較常用的是3P取向(Bell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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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裝技術物、組裝社會:我的科技社會之旅

楊弘任 /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從社會學跨入科技與社會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 領域以來,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以物追人、以人追物」,而最常被社會學前輩或好友們關心問起的一件事則是,「你現在是研究蓮霧?黑珍珠?」「還是研究橋樑?」「研究水輪機?川流發電?」「又變成在研究太陽光電?燃料電池?沼氣發電?」是啊,是的。這幾年下來,我跟技術物越來越緊密,越來越脫不了關係。 這一切因緣際會,要從某一年社會學界的青壯前輩吳泉源說起,那年他帶著幾支沒編上拍面的網球拍框架,來到社會學演講場合裡,約略像這樣第一次談起了「台灣如何變成網球拍王國,這件事很重要」、「台灣社會要重新看重自己的產業技術特質」、「不要被『科學指導、技術運用』的上中下游意識形態騙了」、「重新說出台灣的技術史故事,為新世代樹立新的技術角色典範…」。那次的場合,當時還是社會學博士生的青澀年代,我聽進去了,聽得歡喜踴躍。 【透過黑珍珠蓮霧此技術物,看到了社區如何運作】 博士階段的田野調查期間,來到黑珍珠之鄉,國境之南的屏東縣林邊鄉,很快我就被吸引到蓮霧這個在地特色農作來了,起初看它像是有社區產業潛力的農作,後來越看越知道這是一項技術物,一旦解開這項技術物的種種連結環節,可能也就看得到這個地方社會的特質、甚至整個漢人拓墾社會的人群連帶方式與變遷歷程。對著陽光底下,枝條葉蔭之中,套袋裡掀開一角露出暗紅發亮的黑珍珠蓮霧,當時的我在想著,「社會在這裡… 社會真的在這裡嗎?」 「以物追人、以人追物」,當我追著黑珍珠蓮霧在最通常不過的蓮霧園裡到處踏查,蓮霧最終把我帶向了各種師傅技藝的世界,緊接著,蓮霧師傅、產銷班與農業資材行開始現身。我試著參悟蓮霧的世界,界定這項技術農作是「看不見的技術」,是一種「銘刻在身體」、「內在整體性」、「不易複製性」、「擴散遞減性」的師傅實作。果然,在地師傅的節點之中,我遇到了派系分化的產銷班系統,也逐漸從邊緣連結到社群網絡的核心地帶了。  ◎嘉邑行善團的鋪路造橋 從黑珍珠蓮霧的實體世界返回到研究構思與文字書寫的另一種實體世界來,一方面看到另一位青壯前輩林崇熙對「嘉南平原拼裝車」的深度刻畫與權力關係分析,另方面看到素未謀面的法國前輩拉圖(Bruno Latour)一篇讓我雀躍不已屢屢玩味的小品文章「給我一個實驗室」,我約略知道怎麼說「技術/社會綜合體」、或者「技術/社會交互連結網絡」的故事了。〈看不見的技術:蓮霧變成黑珍珠〉一文中,藉著黑珍珠蓮霧與派系社會的纏綿交織,我讓自己變成社會學說書人,嘗試訴說台灣社會裡技術與人群的故事。 橋樑是我第二個感興趣的技術物。倒不是純然基於對工程技術系統的好奇或對風險社會的關注,我與橋樑,我把社會學跟橋樑緊緊綑綁在一起,都是來自於在嘉義時期的一項因緣際會。嘉義縣政府規劃重新書寫縣志,我負責「社會志」(社會史)題材。追著清代以來「官紳會辦」或「紳商辦理」的社會福利事項,發現由來已久的義渡、鐵線橋、石橋等技術與制度裡,橋樑一直是社群展現慈善的重要物質媒介之一。沒有橋樑的興建,展現不出紳商與拓墾社群休戚與共的一面;沒有橋樑的興建,也就少了紳商自我證成仁慈愛民的一面。無論如何,清代的造橋鋪路,到了日治時期演變成皇民奉公會殖民統合式的民力動員形態,在殖民官方規劃並強制動員之下,進行某些地方化環節裡的築堤、修路與造橋。 嘉邑行善團的出現與延續,歷經多次組織分裂而仍承擔著台灣中南部偏鄉地帶、沿山地帶的橋樑建造與修繕,引起我相當大的興趣。誰在造橋?造的橋穩不穩固?造的橋跟地方美學契不契合?誰在捐款?怎麼捐款?經過這一項帶有科技與社會意涵的追問之後,「行善團會造橋」這一回事變得相當迷人。從第一次與行善團幹部在會務中心接觸起,我開始跟著實作現場看造橋,看到每次造橋的義工活動開始前,後勤組的膳食安排、一起獻香祭拜祈求神明護佑、行善團布條掛起來、水泥砂石井然有序各自成堆、老舊的混凝土攪拌機、一樣井然有序的男女老少一畚箕一畚箕的接續將水泥砂石依照一定比例送進攪拌機。第一次的現地觀察後,我又想起,如果能從最原初開始,跟著看一條規劃中的橋樑如何從無到有,那麼「行善團會造橋」這一回事,我就能看得更清楚,在科技與社會研究的定位上,也會找出這樣在地技術與地方社會的意義。 【結合了庶民行善與默會知識,創造南台灣另外一種常民造橋技術系統】 在一條橋從無到有的過程裡,相當令人驚訝,真正的技術決策者,也就是在工地現場能做出最明確、最終決定的那個人,竟然不是任何意義下的土木工程專業者或者技師、包商等角色,而是自我解嘲自己是「黑牌工程師」的行善團長。這位行善團長從接送核心人物何明德先生勘查造橋現場的過程中,「做中學」而傳承了造橋技術。進一步追溯起來,何明德先生是日治時期烏山頭總工程師八田與一設立的「財團法人土木測量學校」第四屆畢業生,畢業後一直任職嘉南農田水利會,最後從民雄江厝店監視站長退下來,監視站長一職,也就是日治時期日本殖民政府允許台灣人在水利系統任職的最高職位。何明德的水利與土木技師經驗,到後來轉而以「地方知識」的方式傳承下來。 ◎造橋技術物與台灣生活史 寫成〈專家系統下的地方知識:嘉邑行善團的造橋實作〉之時,我歸結出這樣的地方知識有「常識準則」、「在地分類」與「默會技能」三項特性,也就是行善造橋現場聽到的「水泥、砂、石要依1:2:4或2:3:7進行,做出來的基樁或樑柱才撐得久」、「白善土(Q底土)很趣味,河水走在上面,地下水走在下面,很有彈性,又比混凝土堅固。挖到白善土,基樁設在這裡,這座橋就妥當了」、「我們不會啦,要團長才知道基樁要設在哪裡,橋順路勢、墩順水勢,我們會說而已,還是團長才知道怎麼抓路勢、水勢」。許多常識準則化的造橋俗諺,以及對土壤特質的在地分類,最終都回到師徒制默會技能的環節來了。 行善團造的橋深深擄獲中南部沿山地帶地方居民的心,幾次風災水患過後這樣「可信任的橋」都還在,同時,地方首長也深知施政預算常常力有未逮,幾次風災水患後,中南部地方首長屢屢親自前來拜託行善團協助造橋。簡單說來,行善團造橋,早已是中南部地方施政的輔助環節了。 跟著行善團體的橋樑技術物,我就跟著走進台灣史活生生的細膩轉折之處,殖民時期的專業訓練如何轉化成今日地方知識的傳承歷程,同時也看到國家管制、專業認證、市場競爭的常態造橋工程場域之中,原來現代性的縫隙裡,傳統慈善造橋還能源遠流長。  ◎綠能發電與社會 循著「以物追人、以人追物」的科技與社會研究軌跡,第三個讓我感興趣的技術物座落於再生能源、永續能源或綠能的領域裡。 在莫拉克風災之前,我跟著一位本土發明家,追溯他「川流發電」在地創新過程的行動者網絡。從「非人的」川流水輪機與農田水圳,一路盤點出來,整個過程中經歷哪些「人」、哪些「非人」的連結,又經歷哪些「人」、哪些「非人」的考驗。目前看來,「川流發電」正處於技術成功了,但該項技術與社會、市場的連結還不穩固的階段。 在莫拉克風災之後,藉由先前研究「川流發電」而對綠能技術、制度、市場的涉獵基礎,我很自然的回到黑珍珠之鄉,回到林邊,回到屏東,看到災後重建過程中最具突破性的一刻,也就是綠能的技術與社會組裝的在地性歷程。屏東縣府對莫拉克風災的災後重建,很有創意的將「地層下陷區國土規劃」與「縣市層級綠能轉型」兩件重要的事連結在一起。 屏東縣府的綠能治理,要從更早之前以保育社團帶動社區總體營造的時期說起。像是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林仔邊自然文史工作室等等帶動社造的社團,在多年的試誤摸索中,開始跟在地社區之間相互「以自己的語言,說出對方的興趣」,形成有效的文化轉譯。最重要的非意圖後果是,「地方知識」與「在地師傅」浮現了,而且屢屢成為與專業知識或專家體系之間交錯來回、共同會診、交織創新的重要基礎。事實上,莫拉克風災後,主導屏東災後重建的縣府跨局處「綠能工作小組」,有很大比例成員就是出身於先前的社造社團幹部。「養水種電」,讓下陷區的蓮霧園與魚塭等土地休養生息或扮演蓄洪池功能,讓光電廠商進場與災區地主居民面對面,協商互利共生的二十年土地出租契約並建制架高式太陽光電設施,廠商整地並提供光電設施,地主居民出租土地,縣府藉由中央政府經建會出面整合並協商主管土地利用的內政部、主管能源業務的經濟部能源局,也逐步突破台電公司關於電力饋線、電流穩定等等技術問題,「養水種電」最終在林邊與佳冬近五十公頃受災土地裡安裝了將近25 MW(百萬瓦)的太陽光電設施,也成為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立法公告後的第一件大型太陽光電成果。 【屏東養水種電,也是一種在地知識、師傅與文化轉譯的技術成果】    ◎偵探社會的演練:以物追人、以人追物 這些年來,跟著屏東縣府「綠能工作小組」的綠能腳步,我也變成看得懂太陽光電、沼氣發電、氫能燃料電池機車等技術物的社會學者了。這樣的田野調查,有時必須踏進大型與小型畜牧場,看看豬糞尿如何可能變成有效的沼氣發電來源,隨著過程的開展,也跟著回溯敲開了「生物脫硫」的生科實驗室大門,同時也要來到航太工業的研發部門,看看他們如何組裝出新的渦輪式發電機。這樣的田野調查,像是科技與社會的偵探一樣,從已成熟或半成熟的技術物現場,嘗試追回到是誰、用了什麼方法、動員哪些人物或技術物、在哪些場合中把原先互不相干的異質行動者拉攏在一起、後續又如何在機器、環境、法規、實驗室、市場、社區等機制交錯中,逐步讓綠能的在地創新出現契機。原來,一個有效的綠能地方治理,要牽連進來這麼多的「人」與「非人」的異質元素,而屏東縣府的綠能工作小組,也變成了來回穿梭於地方知識與專家知識之間的「異質工程師」或「轉譯者」了。 從蓮霧到橋樑再到綠能,反覆演練一種「以物追人、以人追物」的科技與社會偵探能力,不斷考察技術物與社會的組裝過程,這幾年下來,在這條社會學的非正規小路上,我走得更遠,也看得更多。 ---  延伸閱讀: Latour, Bruno,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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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科園區零工會的奇蹟背後:個別化的勞資關係

林倩如 /紐約州立大學濱漢頓分校社會學系 若要討論台灣勞動體制的轉變,大部分的台灣學者都將焦點放在1987年解除戒嚴之後,民主化賦予工人能量開始從事各種勞工運動。有些學者將焦點放在勞資糾紛和罷工運動,例如1988年的桃園客運工會為爭取年終獎金,或者1989年遠東化纖抗議公司不當的解僱工會成員。1990年代台灣政府在面對全球化經濟的挑戰下,開始致力於發展高科技產業,並且鼓勵勞力密集的產業移往中國或東南亞,這一串的遷廠導致大量雇主惡意關廠,引發爭取退休金和資遣費的關廠抗爭。2000年則有公營事業的工會抗議民營化對員工權利的影響。除了這些勞資爭議和勞工運動之外,另外還有一些學者開始注意到自主工會運動的興起和勞基法的修正。 【過去的勞動研究偏向勞工角度的抗爭】  資料來源: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8/86/Protest-FarEast-1989-1.jpg/300px-Protest-FarEast-1989-1.jpg 上述這些研究似乎認為,台灣的勞動體制和勞資關係必須要以勞工為主體的角度來加以研究。有趣的是,這一連串的勞工運動卻巧妙的避開零工會組織的高科技產業聚集地: 新竹科學園區。事實上,園區的勞資關係是相對和諧且穩定。為什麼新竹科學園區在1987年之後能夠長時間的維持一個穩定的和諧勞資關係?為什麼在長時間的工作下,新竹科學園區卻很少聽到大量的勞資糾紛? 這個提問在我多次尋找教職的面試會場上,時常讓面試的老師們連眉頭都不曾一皺,案情似乎過於單純,就是股票分紅嘛。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勞資組官員的訪談中,也應證老師們的回答,就是福利好再加上股票分紅。然而,案情果真是如此單純嗎?在股票分紅費用化之後,股票對於高科技產業的員工還有如此大的魅力嗎?在去掉股票的誘因之後,高科技產業的管理者究竟是施展何種魔法,將員工和管理者的衝突面降到最低,並且建立起穩定且和諧勞資關係? 我的研究是從管理者的角度來研究台灣高科技產業的勞資關係。但卻面臨到另外一個挑戰:這種無視於勞工主體的研究,被台灣勞動學者質疑,這是否屬於勞動社會學的研究,或者這是否屬於一個畢業於偏左學校的研究。這種質疑也同樣發生在投稿過程中,通常在內審的階段就被KO了,讓我的投稿過程呈現魯蛇的狀態,完全不受偏左主編們的青睞。事實上,我的研究角度完全沒有否定過去長久以來勞工朋友的努力,而是嘗試著從管理者角度來分析所謂的勞資和諧的假象,究竟是如何被製造出來的,希望能夠提供勞工朋友們作為反抗策略的參考與其可能性。 ◎美國加州矽谷的零工會 要從管理者的角度來討論台灣高科技產業的勞資關係,通常第一個印象就是園區的零工會。我們首先來看看西方學者的相關研究與討論。Thomas Kochan, Harry Katz and Robert Mckersie在研究美國勞資關係的轉變中指出美國同時存在兩種勞資關係。第一種勞資關係是指新政時期以集體協商為主的勞資關係,1960年代末期受到全球化經濟的挑而開始衰退,衰退的原因在於全球化經濟競爭日趨激烈、勞動市場的白領階級和服務業的遽增。Kochan等人發現,管理者是比工會和國家最早對全球化經濟做出反應的行動者,並且試著以管理者為中心發展出一套美國零工會的勞資關係。這個時期的零工會的勞資關係出現一種人力資源管理的專家,特別關注工作現場的工作設計和團體合作的管理策略,主要在強化員工參與式的管理和問題解決方案。Fred Foulkes在針對美國公司的管理者進行一連串的訪談中發現,管理者表示公司可以完全取代工會的功能,因此工會沒有存在的必要。這些管理者甚至將工會的出現視為管理者的缺失和失敗。Foulkes進一步指出管理者基本上具備兩種功能,一種是具有執行工會的功能,另外一種是和員工建立互信互賴的功能,目的在於建立工會是沒有必要的一種組織的氛圍。 【如果公司提供的福利比其他公司都好很多,你還支持組織工會嗎?】  資料來源:p1-world.yamedia.tw/MTczOTg2Nndvcmxk/2f4522948ae95cda.jpg Ruth Milkman則透過研究日本企業到美國加州投資設廠的個案中,進一步發展Foulkes的概念(Milkman, 1991)。Milkman主張美國零工會的模型是介於傳統的福特主義大量生產和日本豐田模式精瘦生產之間。Milkman指出美國零工會模型是比美國福特主義提供更多的參與和溝通,但是參與和溝通的程度卻又低於日本豐田主義。Milkman總結美國零工會模型與福特主義和日本豐田主義最大的兩個不同點在於,第一是沒有任何工會組織型態的存在,第二是管理者的強力介入來避免工會的成立(Milkman, 1991:72)。 那麼美國零工會模型最常被使用在哪裡呢?就是在美國加州矽谷的科學園區。Jennifer Chun在研究矽谷科學園區發現,管理者透過不同的管理策略建立起兩種不同的勞動體制,分別是契約式製造和外包式製造的勞動體制(Chun, 2001)。契約式製造的勞動體制屬於資本集中和高自動化生產的產業。管理者企圖將員工培養成一個合作團隊來鞏固管理者和員工之間的關係。為了強化管理者和員工之間的合作,管理者利用內部勞動市場,例如工作保障、升遷、福利和組織文化來強化員工的自願性服從。簡言之,契約式製造的勞動體制所強調的是管理者採用正向的誘因來管理員工。另外一種外包式製造的勞動體制則是屬於人力密集的產業,管理者試圖透過雇用策略,選擇性的雇用某種特定的族群來強調員工和管理者之間共同體的關係,藉此降低管理者和員工的敵對關係。 Karen Hossfeld也和Chun有相似的發現。在面對矽谷科學園區的工會問題,Hossfeld發現,管理者一旦發現員工有組織工會的意圖,便會以關廠和加強自動化來脅迫員工和阻止工會的成立。再者,管理者大多透過以族群和國族主義的雇用策略來分化勞工。Hossfeld進一步發現矽谷科學園區的管理者傾向雇用移民女性,因為這些移民女性比男性更具有耐心和良好的溝通能力。在這些移民女性當中,Hossfeld更發現矽谷科學園區的管理者對於來自東亞的女性有較正面的評價與想像,並且將她們視為最適合高科技產業作業員的最佳人選,主要原因在於東亞女性具有勤儉持家的傳統文化、可以忍受長時間的工作和儲存退休金等等的習慣。因此,矽谷科學園區成功的使用性別、種族主義、國家主義來分化和控制工人,更重要的是阻止工會的成立。 ◎台灣高科技產業的零工會秘密:個別化勞資關係 雖然說台灣高科技產業採用零工會的管理方式受到美國加州矽谷的影響,但是人力資源管理策略並無固定的模式,而是以各種不同的形態普遍存在各個不同的國家和工作現場。那麼台灣高科技產業的管理者,又是發明何種管理策略來建立穩定且和諧的勞資關係,並且阻止工會的成立呢? 台灣高科技產業基本上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溝通計畫,從母公司所主持的勞資會議、各地方廠區的季訓練和每個月生產線上的情緒輔導來取代工會的功能。根據勞資會議實施準則,勞資會議每三個月要定期召開一次。事實上,勞資會議的勞方代表通常是由線上領班代表,很少是由勞方自己選舉出來的。勞方代表的人數是根據每一個廠有多少的工作站所決定。每一個工作站基本上都有一個勞方代表。勞資會議由母公司主持。首先由每一個廠的勞資關係部門進行報告,報告的內容通常以每個廠的管理部門近期所做的一些管理上的改變和意見箱裡的意見為主。這些意見箱分別被放在員工休息室和餐廳,作為員工和主管間接溝通的工具。接著,勞方代表開始報告從直接人員所收集來的意見。這些意見大部分都是超時工作、薪水問題、餐廳問題或者是交通車問題。根據人力資源部門的主管表示,勞資會議的定期召開提供每一個廠區的員工溝通管道,因此員工的這些問題都是些瑣碎的問題,沒有大型勞資糾紛的出現。然而,事實上,勞資會議雖然取代工會的角色,但是並不是資方和勞方的一個平行的溝通,反而是由資方所主導,主要的功能在要求勞方代表將母公司的政策和決策帶回給工作現場的直接人員加以執行。 【台灣竹科的勞資關係是靠著原子化個別需求而穩定的】  資料來源:www.yirchang.com.tw/img/2014/12.jpg 為了避免大型的勞資問題出現在勞資會議上,地方廠區都會提供多種員工溝通管道。季訓練提供了一個主要的溝通管道來維持地方廠區的和諧勞資氣氛。季訓練一年舉行四次,每一次的訓練持續3-4小時。季訓練通常由母公司的人力資部門所負責,主要根據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每個廠的廠長和製造部門的主管與每一位直接人員進行面對面的溝通,彌補勞資會議上勞方代表僅是線上領班,主要目的在製造公司正面的形象和多元化的溝通管道,並且阻止大型的勞資爭議出現在母公司所主持的勞資會議。季訓練的第二個部分在公司價值觀的訓練。這跟每個月由製造部門所舉辦的技能訓練有所不同。價值觀訓練是母公司的人力資源部門針對地方廠區的員工基本資料,安排不同的講座和演講。例如:對於已婚員工比較多的地方廠區,人力資源部門通常會安排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的相關演講,對於未婚員工比較多的廠區,則是安排如何紓解壓力或是在空閒時間如何培養興趣等相關演講。 除了根據每個廠區的特性所舉辦的季訓練之外,各地方廠區則會每個月自行安排線上領班對自己生產線上的直接人員進行情緒輔導。線上領班通常利用休息時間對對自己線上的每位直接人員進行工作和生活上的一些關心,主要目的在建立個人化的一對一溝通,避免集體爭議的發生,而直接人員也都認為每個月的線上情緒輔導有助於拉近她們和領班之間的感情,同時也有助於生產線上工作的進行。 另外,為了要持續鞏固員工的個別化與避免集體勞資糾紛的出現,一些高科技產業公司更在工廠裡面設置意見箱。一般來說,意見箱都由母公司所設置,並且在勞資會議上面被提出來討論。為了避免員工問題上達到由母公司所主持的勞資會議,每一個地方廠區的廠長試圖在母公司的意見箱旁邊,再另外設置一個廠級的意見箱,並且鼓勵自己廠內的員工先把意見放置在廠級的意見箱。當我問到是否母公司的意見箱裡面的匿名意見是否就會減少?廠長回答:會,事實上,意見箱裡面的問題都是些小問題,所以這些員工的小問題馬上就可以在我們工廠內部解決,完全不用等到勞資會議才解決。隨著廠級意見箱的設置,高科技產業成功的建立起員工的個別化,將個別的勞資問題侷限在每個廠區的工作現場,而不會擴大爆發至母公司主持的勞資會議。 ◎勞動團結才能對抗個別化的勞資關係 台灣高科技產業的人力資源管理者發展出一套從上到下的完整溝通計畫來避免集體的勞資爭議與工會的成立。管理者試圖從母公司的勞資會議、地方廠區的季訓練和每個月的生產線上的情緒輔導,來取代傳統工會的功能,最終目的都是在於讓員工覺得他們每一個人的聲音可以透過各種管道被公司所傾聽。這種從上到下的完整溝通策略試圖建立起一種個別化的勞資關係,即是個別化的工人vs團結化的管理者(individual worker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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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我的健康換你們的安全?疫苗在台灣的發展歷史

陳宗文 /政治大學社會系 鄰居劉家媳婦去年底生了個小寶貝,白白胖胖的小子,很討人喜歡。前幾天在巷子口遇到夫妻倆帶著劉小弟弟出門,寒暄幾句,才知道要去健康中心打預防針。「B型肝炎什麼的」劉先生說,「之前也打過,反正打了比較放心,現在一堆奇奇怪怪的病。」 打預防針已經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環,大部分的人們都不以為這事有什麼值得討論的,反正對健康是好的。但前幾年才發生過新流感疫苗接種的風波,那又是怎麼一回事呢?新流感疫苗接種跟這種幼兒預防接種是不一樣的嗎? 【現在小孩入學都要帶著疫苗接種卡】 資料來源:www.vhyk.gov.tw/code_upload/EpaperManage/預防接種時程表_5951262.JPG 劉小弟弟被通知要去打預防針,這是屬於台灣預防接種制度的一環,也是現代社會的特徵之一。要知道劉小弟弟將要打的那一劑B型肝炎疫苗,今天幾乎所有在台灣的初生嬰兒都要接種,而這現象在1980年代以前是沒有的。這看似理所當然的一針,反映出台灣社會中某些權力關係的變遷。「打了比較放心」不是自我安慰的話,而是真實透露出人們對某些制度的信任,寧願讓健康的小孩去挨一針,換來心裡面踏實的感覺。 ◎疫苗是為了健康? 但疫苗究竟是什麼呢?疫苗可以用來防治疾病,就目前所知,是基於人體免疫的機制的原理。疫苗是整個或部分微生物的製品或產物,可以包括部分的抗原或類毒素等。將這些型態的生物製品以各種可能的方式打入人體之後,會使得人體產生危險性低,但類似自然感染的免疫反應。換句話說,接種疫苗是一種模擬疾病感染的過程,使人體可以產生抗毒素、體液或細胞性的感染反應,以至於在真正的病原侵入時,可以有對抗的能力,使感染性疾病不致於發生。所以,疫苗通常施打於健康的人體,用以訓練出自體防禦疾病的能力,也就是身體的免疫力(immunity)。 劉小弟弟即將接種的那一針B型肝炎疫苗,是生物技術的產物,是將純化的肝炎病毒的片段與菌體結合製成的產物,而不再是原本完整的病毒體。疫苗畢竟還是一種原本在人體之外的物質,人體對於這些體外物質的接受與反應未必都有完全一致的效果。   【每個人對於疫苗的反應都不同,但是官方通常都輕輕帶過此風險】 資料來源:health.ttu.edu.tw/ezfiles/2/1002/pictures/944/part_11900_6925246_85896.jpg   一方面,疫苗是生物製品,生物性的物質本身就比機械組成的物質有更高的變異性,不會是完全一致。另一方面,每一個人的身體狀況也是不一樣,並且有著非常複雜的運作機制,遠超出目前科學知識可理解的範疇。外來的物質進入人體之後的反應如何,有很多可能性,除了考量是否對免疫力的提升有幫助,更值得關切的是會不會產生不良的反應,反而損害身體健康。這也說明了為何可以透過疫苗來預防的疾病是如此之少,畢竟能夠被安全使用且有效果的疫苗是非常有限的。 根據以上說明,顯然B型肝炎疫苗並不是為了劉小弟弟的身體狀況特別發展出來的,如果劉小弟弟的身體是屬於「一般人」的狀況,那麼接種疫苗後的效果就比較可以預測。但不能排除的是有非常少數的人,有可能對疫苗會有不同的反應,未必真的對其健康有助益。 ◎為了人口的安全 上面說到了疫苗接種是配合著「一般人」的狀況,而這正是疫苗可以被大規模使用的重要條件。台灣晚近推動B型肝炎疫苗的大規模接種是建立在科學的證據上,也就是確切的統計資料。但在1980年代初期開始接種這種疫苗的時候,卻未必有足夠多的證據。 法國疫苗先驅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若沒有大膽為感染狂犬病的孩童麥斯特(Joseph Meister)注射疫苗,就不會有疫苗試驗成功的機會,人用狂犬病疫苗也就不可能問世。雖然在巴斯德時代,關於疫苗的理論未必是完全正確的,但只要接種的結果是好的,持續累積的成功案例終會使得疫苗可以存在,並且被廣泛地使用。一方面疫苗的使用範疇擴大,一方面也持續累積效果的證據資料。 台灣在1984年開始持續推動大規模的B型肝炎接種,並且對接種的效果持續追蹤,在幾十年後累積了非常豐富的統計資料,是作為持續接種的依據。而且這些資料經過分析,並與肝癌發生率進行比對,竟然發現接種B型肝炎疫苗與肝癌的下降有關,被認為是對防治肝癌有效。 以大規模的統計資料來支持疫苗使用的效果,是新疫苗可以上市的基本要求。任何新的疫苗都必須經過至少三個階段的臨床試驗,其中第三個階段(phase III)更是要求有成千上萬的人體接種樣本,目的就是透過足夠多的人口數量來確認有效性與安全性。例如七價結合型肺炎鏈球菌疫苗在上市之前,就進行了超過3萬人的接種試驗,而2013年台灣一年新生兒還不到20萬人。從這裡就可以看到疫苗大量使用在人口層次上的意義。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一般人」的接種反應才能夠被確認出來。而這也是疫苗可以被一國政府所接受,用來推動國家預防接種的重要依據。 【現代社會沒有君主威權,統治需靠政府許多不同的技巧,包含個人的自律】 資料來源:img1.voc.com.cn/UpLoadFile/2012/03/20/201203201722157367.jpg 換句話說,從預防接種政策的制訂來看,我們可以說,疫苗的使用是治理全體人民的一種方式。這種治理方式是不同於過往君主或王權的時代單憑統治者意志的統治模式。大部分的預防接種都需要由政府補助相當高比例的經費,是一種公共投資,政策制訂之前必須經過精心的成本效益計算。現代國家為何願意支付這筆費用呢?這是因為感染性疾病的擴散同等於對社會國家安全的威脅。為了維持社會安定,更為了確保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經濟生產力,政府有必要對危及社會人口安全的感染性疾病進行控管,而疫苗的使用就成為控管的技術之一。因此,我們也可以說預防接種其實是一種在人口層次上的安全技術(technology of security),是為了防範現代社會中的危險、風險以及危機。 從安全技術的觀點來看,將疫苗納入國家防疫政策中,更多是基於全民免疫化(immunization)的精神,而不是著眼於個人身體的免疫力。當然建立個體的免疫力是群體免疫化的前提。透過大部分個體免疫力的作用,就能使疾病在個體與個體之間的流通網絡被阻絕,而得以發揮群體免疫化的效果。但如同前面的說明,個體的差異是存在的,只是在群體的層次上,看的卻是「一般人」的反應。從這裡來看,接種疫苗的行為,其實相當程度對群體的好處是更過於對個人,也就是利他更勝於利己。 ◎個人選擇與社會利益 劉小弟弟的父母絕對不是因為利他的原因,為了保衛台灣社會,才讓孩子去接種疫苗。在一些情況下,人們可以就自己的利益考量,決定是否接受疫苗。例如在某種致死率高且感染性強的疾病肆虐之際,即使接種疫苗會有相當程度的不良反應,對健康有所危害,多數人恐怕還是願意選擇施打疫苗,寧願賭一把,希望自己能免於一死。但在B型肝炎的案例中,感染性並不是非常強,而且也沒有立即致命的危險,何以家長仍然願意讓脆弱的嬰孩接受疫苗呢? 大部分人們對於預防接種的知識是非常有限的,大部分的情況下,是接受衛政單位的通知而帶孩子去接種疫苗。因此,對制度的信任是個人選擇接種的重要條件。在小兒科醫師推薦、公衛護士協助之下,如果親朋好友之間也沒有什麼奇怪的說法,大多數的家長都會欣然接受孩子接種疫苗的事實。在台灣這種對疫苗接種的友善環境,是在數十年間循序漸進逐步建立起來的,背後有著一套尚稱穩固的治理結構。 過去二十多年以來,在台灣對於疫苗效果與安全性的主張,主要來自於長期關懷兒童感染性疾病的小兒科醫師。其中有部分醫師更以實際參與疫苗研究與試驗而成為領域中的專家。尤其在B型肝炎疫苗大規模接種以後,國內的醫學專家就成為最重要的疫苗知識權威,並且在預防接種政策諮詢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與1980年代以前更依賴國外的專家來協助預防接種推動的情況非常不同。 【H1N1疫苗的施打引起台灣社會不同醫師專業的論辯】 資料來源:www.blacktokyo.com/wp-content/uploads/2009/11/SwineFluPoster_Mattv2_resiz.jpg 藉由國內醫師專家的立場與形象來主張疫苗知識,對台灣推動預防接種工作有相當正面的效果。但是在特定的情況下卻未必是好事。2009年底到2010年初的H1N1新流感疫苗風波,正是因為在同樣一套體制內出現了不同的意見主張,其中還包括不同科別醫師的對立觀點。這些觀點透過各種網絡在社會中流通擴散,甚至比新流感病毒的擴散更快,而動搖人們了對疫苗接種制度的信任。在此情況下,利己的考量就真的出現了,也讓人真實看到面對疫苗風險與疾病風險之前的個人選擇。 透過疫苗接種的事例,或者可以讓我們想一想,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各種個人的選擇,或者不選擇,與我們所依存的社會有些什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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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核四,爭民主:向林義雄先生致意

  4月25日來自全國各地,包括中央研究院院士、大學院長,跨學系、老中青大學教授及國內數個重要學會代表近兩百名學者,身穿黑衣、戴黑帽,身貼白底黑字「慟」,集結於凱道前舉辦【廢核四 爭民主】記者會,以響應林義雄先生追求「落實民主、停建核四」的禁食行動,以及全國廢核行動平台於台灣各地發動的遍地烽火行動串連。記者會後,與會學者集體禁語步行至義光教會,在教會旁公園朗讀聲明後,由代表將聲明與連署書交給義光教會志工,學者們隨後排隊進教會表達對林義雄先生採取禁食行動的不捨、支持與敬意。   【邱花妹教授代表參與學者送交致意簽名書給林義雄先生】 台灣反核運動三十年,反核立場鮮明的學者不在少數。自4月22日林義雄先生決定展開禁食後,學界即發起【廢核四爭民主學界不核行動聲明】的連署,短短幾天內即得到數百位學者響應。參與發起、連署的學者,包括林明璋、林長壽、陳建仁、杜正勝、石守謙、李文雄(也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及鄭天佐等七位中央研究院院士。聲明中,學者們表達對林義雄先生禁食行動的不忍、對時局的憂心,並沉痛強調: 「作為知識分子,我們無法接受執政當局一再戕害民主體制、陷國家於前所未有的憲政危機。作為公民,我們無法自外於這個混亂的時局」、「作為高等教育工作者,我們堅信,學界作為社會良心、負有思考解決社會重大問題的責任,大學更應以積極行動與堅實論述,守護台灣的民主與永續的未來。」 ◎學界對於核能發電的批評與質疑 在記者會上,中研院院士林長壽表示: 「林義雄先生,今年73歲。在過去40多年裡,他和家庭用生命守護臺灣,對臺灣民主的進展與扎根,寫下令人感動的詩章,我自己尊他為『國之長者』。這次他再次用生命,發出靜默但清晰的聲音,提醒我們:『非核家園的實現,不能靠政客的承諾,而是臺灣社會公民運動的進程之一。』」林院士進一步指出:「目前以『嚴格的安全檢查後,再以公投來決定是否運轉』來做回應,這和經濟部長的說法:「停止核四,我們的電力在2016年就會不夠」,兩相對照,政府的說法可能還是一個充滿政治話術的謊言。」他並陳痛表示: 「政府還以『政策不能因一個人的因素而改變』,來回絕核四停建的訴求。這是一個非常殘忍而邪惡的回應,其目的在羞辱林義雄先生。」 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理事暨澄社社長、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劉靜怡,從法理層面指出,停建核四不違憲:「從目前的社會氛圍來看,核四具有重大安全問題,不受民意信賴,身負監督和執行核四的安全興建與營運責任的政府部門,眼前最佳的選擇,就是由行政權和立法權兩者協力達成『直接停建核四』的目標。」劉靜怡指出,若要以公投決定是否停建核四,徹底修正反民主的鳥籠公投法再提案舉辦公投,或另訂特別法如「核四公投特別條例」,讓人民能夠真正對核四議題投票表態,都是行政部門可立即採行的有效作法。 【參與的教授們聚集在凱道,為廢核四,爭民主進行抗議活動】 代表台灣女性學學會發言的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鄭斐文從女性與弱勢者的的角度反對核電產業: 「核電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負面產物,也是非民主、非環保、非生態永續的科技。核電產業對於弱勢者來說,更是災難。例如,現在還放在蘭嶼的核廢料仍在污染,無足夠防護;核電工廠工人更是被犧牲於高風險的健康危害中;對於貧者、小孩或老人來說,核電也是摧毀家園的怪獸 !因為當核災難來時,弱勢者將變得更是一無所有。」 鄭斐文指責:「國民黨政府的作法根本就顯示出其粗暴的父權國家的本質,而就是因為這種暴力國家才使得林義雄先生需要以絕食手段進行抗議。」 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代表、中正大學講座教授陳瑞麟以「科技與社會」(STS)對核電長期研究的基礎表示:「核能發電發生災害的風險不是很低,而是很高!最重要的是,一旦發生災害時,代價我們無法承受。近三十年來,STS已經對核能發電產生的社會議題(包括大型核災)作了許多學術研究,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同時考量台灣的地理和社會條件,我們認為台灣完全不具備使用核能發電的條件,對台灣未來唯一有保障的出路是:廢核。」陳瑞麟並且憂心指出: 「具有自主核能技術的先進國家如美國、前蘇聯、日本都發生了最嚴重七級核災,不具備核能自主技術的台灣,有什麼科技條件堅持使用核能發電?台灣地狹人稠,核廢料無處放置,也無處理核廢料的自主能力。萬一發生大型核災,災民也無處可撤!」 台灣教授協會會長、清華大學電機系教授呂忠津批判: 「這個習於說謊的馬政府說,核四停建、核一(2018-9)、核二(2021-3)、核三(2024-5)除役後,台灣就會缺電、限電。不要說現在本來就沒有核四在發電,在未來的五至十年間,台灣有能力、有技術,除了能快速開發蘊藏豐富的風能、太陽能、地熱能等再生能源外,也可以於過渡期發展使用潔淨化後的化石能源,來取代除役的核能電廠,甚至淘汰高碳排放的火力發電廠。而創新的綠能與節能產業,將可成為帶動台灣經濟發展、增加就業的新引擎。台灣人應該儘早丟棄這個無能、擺爛、怠惰的中國國民黨政府。」 此外,中研院院士、Emory University化學系教授林明璋向馬政府提出兩個問題一個建議,他質問,一、馬政府如何保證核電安全?二、核廢究竟要如何處理? 劉俊秀教授從工程專業立場表示,日本發生福島核災的經驗,讓我們知道,核電不可能安全,而台灣在找不到穩定地盤的情況下,核廢料也不可能有去處。廢核才是台灣該有的選擇,蓋核四的錢應該拿來發展再生能源。 【4/26、27有上萬民眾參與反核靜坐活動】 台大公衛學院副院長、台灣大學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教授詹長權指出,「台灣有全世界最危險的核電機組,台灣社會,不管是學術界或一般民眾,都有停建核四的共識,人民之間建立起的共識,應該可以作為政府的決策基礎,停建核四不只是一個核電廠存在與否的問題,而是台灣未來社會及國家發展價值的一種選擇。」詹長權教授進一步指出,台灣前面三個核電廠都是在威權時期所作的決定,但建核四廠是台灣已經政治民主化之後,但台灣人民卻不能有決定的權力。他呼籲: 「馬總統跟江院長在知識前要謙卑,要相信真理而不要相信自己的直覺,不要受舊的政經勢力左右而作出錯誤的判斷,因為你們對核四抉擇的正確與否,關係著未來台灣社會發展空間的寬廣或狹窄,如果因循苟且繼續興建核四,我們將因此無法跟上全球永續發展的腳步,台灣將真正的被世界邊緣化。如果停建核四,馬總統與江院長兩人、林義雄先生與全體台灣人民的未來,都將會海闊天空。」 ◎學界的訴求:廢除核能、還權於民 范雲代表學界,重申學界支持全國廢核平台所提出的兩大訴求: 「一、停建核四,核一、二、三廠盡速除役,二、還權於民,下修鳥籠公投法門檻」,並呼籲全民一起走完廢核四的最後一哩路。學者們也同聲祈願林義雄先生、台灣人民與生態環境平安健康,祈願人民堅定的意志與行動,得以帶領台灣邁向民主與非核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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