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化的種族歧視:後殖民女性主義的觀點(上)

楊佳羚 /高師大性別教育研究所 這是一篇拖延許久的文章,起源於法國查理週報編輯總部被攻擊的事件(結果不小心寫長了)。當時許多台灣人響應「我是查理」運動,反對暴力攻擊及捍衛新聞自由;但也有人討論該案的複雜性,包括西方國家長期以來對穆斯林國家的侵略與壓迫(趙恩潔的在巷口的舊文《看不見的恐怖攻擊》很值得再重新閱讀)、查理週報對穆斯林的仇恨言論與種族歧視(詳見趙恩潔在芭樂人類學的《言論自由與排外歧視的界線》)、或者放在法國歷史脈絡下來理解「查理週刊」的言論自由(參考陳逸淳「嘲諷的自由:查理週刊式的自由是怎麼樣的自由?」) 面對這樣子的種族主義問題,我想在本文進一步探討的,是將查理週報以性別議題為嘲諷主題所涉及的種族歧視,置於西方「性/別化的種族歧視」(gendered/sexualized racism)脈絡中。 【查理週報刊登的穆罕默德畫像不能僅僅以言論自由角度來看待!】 ◎何謂「性/別化的種族歧視」 所謂「性/別化的種族歧視」,概念主要來自Philomena Essed及Avtar Brah提出的「性別化的種族歧視」(gendered racism)。但在內文中我將「性」與「性別」分列卻同時並置在「性/別化的種族歧視」一詞裡,是因為我更想突顯這類種族歧視不只用「性別化」(gendered)或「性化」(sexualized)的方式歧視另一族群,或讓另一族群的男女承擔不同種族歧視的後果;也包括西方國家以特定性別議題或性議題為名,進行種族歧視的現象。 Essed的研究以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的方法檢視美國日常生活的種族歧視,發現黑女人所經歷的種族歧視與性別歧視(sexism)往往密不可分。例如,黑女人遭性騷擾時,常和黑女人在美國黑奴史中的「性欲高張」(hypersexual)形象相連結,主流社會以責備受害者的方式,認為黑女人被騷擾只是「剛好而已」;又如,雇主認為黑女人天生就適合打掃的工作,這也是種族歧視與性別歧視交織的展現。 在Brah的文章裡,「性別化的種族歧視」意指「種族歧視向來是性別化的與性化的現象 (a gendered and sexualized phenomenon)」。例如,被壓迫族群的男性會以「具有女性化的特質」的方式被種族化(像是「東亞病夫」),而被壓迫族群之女性則被再現為具有男性的特質(像是黑女人「太過強勢」、「不像女人」)。而它也不只是歧視,還包括欲望等等矛盾情感:例如西方一方面認為「東方」缺少一切西方所擁有的東西;但另方面,又對「東方」有許多異國情調的愛慕與遐想,包括想窺視阿拉伯閨房(harem)、侵略永遠帶著強烈性暗示(「探索」非洲「處女地」)、或是好萊塢影片裡美麗神秘的東方女間諜(但最後總會因為愛上西方白人男主角而任務失敗),都是這類「又愛慕又貶抑」的矛盾展現。 Martin Barker提出「新種族歧視」(new racism)的概念,認為舊式種族歧視主要基於生理差異,但新種族歧視則用更幽微的形式,以文化之名做為種族歧視的基礎,也就是「文化歧視」(cultural racism)。但Brah認為,新種族歧視也不算「新」,因為殖民帝國早就都聲稱被殖民地的文化野蠻落後,以合理化殖民帝國侵略及統治的必要性。因此,Brah認為西歐的新種族歧視不只一種,而它之所以「新」,乃是在西歐的新自由主義論述中,將文化自然化,並與性/別議題交織。 【種族歧視經常交織著國族主義的語彙在裡頭】 資料來源:CC Flickr: abuaiman/4739468821  ◎以女性解放為名的「性/別化的種族歧視」 早在1980年代,英國黑人女性主義者Hazel Carby挑戰白人女性主義設定的核心議題時就提到,亞裔女孩總被認為是受到「東方家庭」壓迫的受害者,像是受到「大家庭」的壓迫(意思是:只有西方核心家庭才是「現代」又「進步」的家庭形式)、常常行動受限、又被父母安排的婚姻早早嫁掉。如果有看過《我愛貝克漢》這部電影的人,應該對這樣的亞洲女孩形象並不陌生—影片中出身印度家庭的女主角,就是被家裡管得死死的、母親總是看不見她的球技,只在乎她在觀眾面前露大腿、還認為她踢足球讓家族蒙羞;當她在跟足球隊員聊天時,也要強調自己的姊姊是戀愛結婚,不是「相親婚姻」。 當我還沒受後殖民女性主義洗禮之前,常用這部片來談體育與性別,以及女主角的家庭如何用宗教與傳統文化限制女兒的發展。然而,我再重讀黑人女性主義者的著作時,才驚覺自己過去的立場竟然和西方白人女性主義站在一起,透過建構「傳統移民家庭」的形象,來顯示西方社會的「解放與進步」。而這裡的優劣對比還包括下列分屬兩邊方框的一大串: 印度家庭廚房 英國足球場 家族式羈絆 個人式成功 走傳統的路結婚生子的姊姊 選擇遠走高飛圓夢的妹妹 相親婚姻 自由戀愛 抱著被歧視的傷痛自怨自艾的父親 成功融入英國社會的女兒 =傳統移民家庭與不快樂的移民 =進步的西方社會與快樂的移民二代 【我愛貝克漢影片所傳遞的東西方二元對立訊息】 如果說,表格中左半邊所呈現的都是負面的,卻又剛好「專屬」移民家庭;而右半邊都恰恰展現西方社會,這樣的「再現」並非「巧合」,這樣的故事也不只是單純「代間衝突」的故事、也不只是「自立自強有信心」的女孩努力讓自己擺脫家庭束縛的故事,而是再次地強化了「移民(或東方)=傳統、落後、壓迫」vs. 「英國(或西方)=現代、進步、解放」的對比。而影片中因受歧視而怏怏不樂的父親,必須停止訴說遭受種族歧視的傷痛、像女兒一樣努力跟白人成為好朋友、藉由體育活動融入英國社會,才會得到「幸福」(詳見Sara Ahmed對本片的分析)。 ◎做為瑞典國家主義的性別平等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像《我愛貝克漢》這類貌似談論性別平等議題的影片,卻夾帶對移民家庭的刻板再現,這其實正是「性/別化的種族歧視」的幽微之處。也就是說,不像二戰時期德國納粹一樣赤裸裸地以種族差異為基,運用人種生物學「證明」猶太人次人一等、並以屠殺方式展現種族歧視的暴力,「性/別化的種族歧視」反而是以談論性別議題的「進步」之姿,強化對移民家庭的貶抑或病理化的描述,或甚至讓英國種族歧視「滅音」—因為移民的失敗是他自己不融入、不夠努力,而非帶有種族歧視的主流社會的錯;要改變的是移民個人,而非主流社會的種族歧視。這類「歸咎個人」的論述,正是新自由主義的特徵之一。 《我愛貝克漢》這部電影之所以選擇足球做為女主角的運動項目,乃因為足球不只是運動,還象徵著國家主義;就像貝克漢不只是足球明星,也是國家英雄。在英國官方關於多元文化社會的報告裡,也建議以足球做為社區融合的一種形式。而向來被認為是「全世界最性別平等」的北歐國家,「性別平等」則成為其國家認同的重要符碼,使其文化種族歧視與性別議題結合,而形構出「性別平等」的「我們」vs. 「父權、保守、落伍」的「他者」。 以瑞典2002年一位庫德族女性Fadime Sahindal被其父所殺的「榮譽謀殺」(honour killing)案件為例,Fadime因自由戀愛,被認為有辱家風而遭父兄殺害,此案引起瑞典社會極大討論。瑞典媒體認為Fadime是因為融入瑞典社會,變得「太像瑞典女孩」而不見容於移民家庭;她的喪禮最後幾乎以國喪的規格進行。瑞典主流論述認為Fadime的悲劇起因於「移民融入問題」、「文化差異」、「性別平等與多元文化間的兩難」。 【Fadime已成為瑞典「受害移民女性」的「典型」。瑞典主流媒體同時也在消費她的「美麗」與強化「政治正確的『融入』移民」形象】 資料來源:andersmoberg676.files.wordpress.com/2014/01/042.jpg … Continue reading 性/別化的種族歧視:後殖民女性主義的觀點(上)

從美國賽瑪到台灣大埔:非暴力抗爭

何明修 /台灣大學社會系 在今年歐巴馬總統就職演講中,有一段文字提到,追求平等的信念帶領美國人民一同「走過塞內加瀑布(Seneca Falls)、賽瑪(Selma)、與石牆(Stonewall)」。塞內加瀑布位於紐約州,在1848年,西方最早的女權運動會議在此舉行。石牆則是紐約市的同志酒吧,在1969年為抗議警察的騷擾與臨檢,石牆暴動開啟了同志解放運動的新頁。歐巴馬提第二個地點是阿拉巴馬州的賽瑪市,見證了美國黑人爭取平等的歷史。 【1848年一群美國女性在紐約州的塞內加瀑布地區召開第一次的女權大會】  沒道德的法律,也要遵守嗎? 在六○年代之前的美國南方,種族隔離(racial segregation)是合法的制度。黑人被迫就讀較差的學校、在餐廳與巴士坐特別指定的座位。如果有人敢踰越區分膚色的那條界線,例如黑人男性與白人女性約會,或是去登記投票權,那麼惡名昭彰3K黨(Ku Klux Klan)就會用私刑、縱火等暴力來教訓不安份的黑人。並不是所有的南方白人都歧視黑人,但是掌權的菁英份子卻有辦法讓異議者噤聲不語。 當時美國南方出現了一些黑人民權運動的領導者,例如馬丁·路德·金恩博士,他們挑戰種族隔離的努力也受到北方自由派的支持。許多白人大學生、左派猶太人、具有進步理念的工會呼應了追求自由的訴求,他們的參與讓民權運動陣容更加壯大。 對於死硬派的南方白人而言,這些外來聲援者是來鬧事的「北方佬」,他們根本無權來打擾「原先平靜」的南方生活方式。在民權運動歷史中,發生過許多起虐殺、失蹤的案件,事後證明不少兇殺事件可能是當地警察所幹的,或者是他們特意默許的。 【當年的廁所、公車都有種族隔離,最上面的牌子寫著:禁止狗、黑人跟墨西哥人】 金恩是1964年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在挪威領獎兩個月後,賽瑪市警察將金恩等兩百多位運動者拘禁於監獄於中,因為他們不顧禁令,參與爭取投票權的遊行。當種族主義者動用步槍、汽油彈來捍衛倍受質疑的種族隔離,金恩博士所領導的民權運動卻是堅持以非暴力(nonviolence)原則,用和平的、但勇敢的直接行動(例如靜坐、遊行)來爭取黑人應有的權益。金恩深信道德的力量可以戰勝不義,但是面對法律保障的種族隔離,挑戰法律則是必要的手段。在著名的《伯明翰獄中信》一文,金恩提到,非暴力直接行動就是要製造危機,這樣才能迫使統治者願意協商與讓步。 警方暴力無法阻擋人民拆政府 阿拉巴馬州是民權運動的重要戰場,華萊士(George Wallace)州長是著名的保守派,他曾宣稱「今日有種族隔離,明日有種族隔離,永遠會有種族隔離(segregation today, segregation tomorrow, segregation forever)。在1965年3月,民權人士發起了一場從賽瑪前進蒙哥馬利(Montgomery)(阿州首府)的遊行,目的就向華萊士請願。儘管聯邦政府明確支持這場行動的合法性,並且派遣軍隊沿途護送遊行者,但是南方警察仍舊動用警棍、警犬、催淚彈來阻擾這場活動。透過電視轉播,全美國家庭都看到了手無寸鐵、高唱宗教聖歌的民眾被打得頭破血流。這些血腥而殘暴的畫面引發了震撼,主流輿論開始同情民權運動者,因此,在賽瑪事件之後,詹森(Lyndon Johnson)總統決定簽署投票權法案(Voting Rights Act),動用聯邦政府的力量來保障黑人的政治權利。 【警察使用暴力,仍無法阻止要求平權運動人士的和平抗爭】 在晚近,美國民權運動的故事似乎在台灣看到另一個翻版。苗栗縣政府在7月18日拆除了大埔四戶民宅,激發出一連串的非暴力抗爭。聲援大埔案的台灣農村陣線認為,地方政府罔顧行政院的承諾,根本是「召喚革命」,一時間「今日拆大埔、明日拆政府」的口號與貼紙也到處流傳。受不了「土皇帝」作風的學生,也自發地以潑漆、丟雞蛋的方式來表達不滿。在8月16日,《護苗栗音樂會》在縣政府前舉行,有近千名聲援者參與。在8月18日《把國家還給人民》晚會更在凱道吸引了兩萬名群眾,在當晚,支持大埔的群眾更發動了「佔領內政部」的直接行動。他們聚集在中央辦公大樓前的廣場,他們的塗鴨、種菜、演講行動一直持續到隔天下午六點。 【台灣國家使用警察暴力拆大埔,召喚了人民進行抗爭行動】 苗栗就是台灣的「南方問題」 很明顯地,台灣的反土地徵收運動與美國的民權運動有高度相似性。在許多地政學者看來,毫無公益性與必要性的強制徵收,就像是種族隔離制度一樣不合理;如果說劉政鴻是台灣版華萊士,那麼挺張藥房的學生就是來自於北方的自由派。「拆政府」的口號看似乎激進,實際上仍是維持和平、但是挑戰法律的直接行動之基調。是否大埔會像是賽瑪一樣,成為爭取自由與公義的重要里程碑?未來台灣人民是否會驕傲地而正面地看待大埔事件,就如同歐巴馬將賽瑪視為美國立國精神的延續?這一切都端視這一波非暴力運動是否能成功地爭取到更多的輿論支持,製造迫使執政者讓步的危機。 (本文原載於國語日報社中學生報第051期第4版,2013/9/05刊出)

蕃仔、外勞與阿兜仔:種族主義的社會學

藍佩嘉 /台灣大學社會系 我上課的時候會問學生以下問題:「請問歐巴馬的種族是? (1) 黑人/非裔美人,(2) 白人,(3) 印尼人。」大多數的同學露出「老師,這問題太簡單了吧」的表情,回答當然是(1),少數反骨同學懷著「其中必有詐」的揣測說是(2)。曾經有一位很兩光的同學說是(3),誤以為歐巴馬在印尼出生。偶爾,有人舉手問:「可以有一個混血(mixed)的選項嗎?」 【請問歐巴馬的種族是?】 沒錯,歐巴馬是黑白混血,爸爸來自肯亞,媽媽是美國白人。那麼,為什麼人們,包括媒體,都理所當然地將他分類為黑人?這個謎題揭露了:種族不是客觀、本質性的生物分類,而是歷史建構的、簡化的社會分類。 ◎歐巴馬被「種族化」了 讓我來解釋一下,為什麼歐巴馬被「社會建構」為黑人:首先,因為我們習於從父親來界定子女的族群身分,反映出父系優先的親族秩序以及家庭內的性別權力。那麼,如果歐巴馬的父母倒過來,變成白人爸爸、黑人媽媽的組合,他是不是就會被界定為白人呢?我想也不會,原因在於黑白的種族分類不是平行的類別,而是階層的高低。美國在黑奴時代曾用「一滴血政策」(one-drop rule)來界定人們的種族,只要你的基因庫裡有非白人的血統,你就不能被認定為白人。由於當時有許多白人領主與黑人女傭生下的孩子,他們不會依父系原則被認定為白人,而是按照一滴血政策被歸類為有色人種。越強勢的族群,越有權力來畫定與捍衛界線,以保障特權與資源的佔有。 最後,膚色等外形差異其實是連續分佈的光譜(比方說,黑中帶白、白中帶黑),然而,社會建構的種族分類是互斥、甚至二分的類別(非黑即白),其間的界線不容踰越或混淆。來自牙買加的文化理論大師Stuart Hall曾經說過:「我在英國變成了黑人」。他的母國有著複雜的殖民與移民的歷史,當地人們會依據膚色的樣態、血統的混雜分成十多種細緻的分類,到了英國留學後,人們卻只喊他「你,黑人!」,從此烙上被歧視的他者身分。 「種族」(race)作為一個名詞,產生的「社會誤認」效果是,讓人們以為種族分類是一種客觀的存在:既然被視為「自然」的事實,那就不可改變、無庸置疑,也強化人們對越界通婚或混種後代的恐懼。當今的社會學界轉而使用「種族化」 (racialization)的概念,藉由動名詞來強調種族區分其實是一個社會建構的歷史過程。更確切地說,種族化的過程標舉(mark)出某一族群在生物或文化上的與眾不同,這樣的族群差異被本質化、自然化,不僅忽略了該群體內部的異質性,也放大了該群體與其他群體之間的界線鴻溝。  ◎種族主義是什麼? 2012年2月,美國佛羅里達州有個17歲的黑人孩子Trayvon Martin,穿著一件戴帽T(hoodie),跟父親到一個有保全管理的社區去找朋友。嘴饞的他繞去超商買果汁糖,遇到了George Zimmerman,一個西班牙裔的白人,也是該社區的守望相助隊員。Zimmerman看見這個把手放在口袋裡的黑人孩子,衍生猜疑與恐懼—這個外來者闖入我們社區幹什麼?口袋裡藏的是槍還是毒品?他以「正當防衛」之名開槍殺了這個孩子,斑斑的血跡滴在口袋裡屋鮮豔的果汁糖上。2013年7月佛羅里達法庭宣判,缺乏種族多元性的陪審團判定Zimmerman無罪開釋,在全美各地引起譁然與抗議。歐巴馬總統在事件發生後語帶哽咽地說:「Trayvon Martin could have been my son(如果我有兒子,也可能發生類似的遭遇)」。 【被白人槍殺的Trayvon Martin,是種族主義觀念的受害者】 以上的故事,跟另外一個概念「種族主義」有關,這個觀念滲透在日常生活中,時時刻刻影響我們如何認知他人以及進行人際互動,例如那個白人Zimmerman認定黑人「一定是那個樣子」,所以他必須「正當防衛」。 所謂「種族主義」,是指伴隨著前面說到的「種族化」過程中, 弱勢的群體,不僅被看成共享自然本質的集體,也被再現為必然劣等,相對於優勢群體有著不可消弭、無法共存的差異。這個概念要強調的是,種族歧視不單純是個人的偏見(只是壞心眼的少數人),而是建制化、系統性的社會關係(多數人有意識或無心地參與其中)。這樣的結構體制,透過文化與知識的生產、國家政策與社會制度的訂定,持續再製、強化種族的階層分類,影響到不同人群在機會與資源上的不平等分配。 我們在日常互動中,往往對「他群」(與我們不同的人)抱持種族化的刻板印象。「種族貌相」(racial profiling)這個概念指的便是人們會用簡化資訊來假定某個種族的特性,執法者便依此對此群體提高警覺或加強調查。統計發現,美國的黑人男性被警察無故攔下的機率遠高於其他族裔;在反恐的氛圍中,中東或穆斯林人士在通過機場海關時容易受到盤查或搜身。即便是透過教育與社會流動攀爬上地位階梯的黑人男性,仍無法避免「種族貌相」導致的歧視待遇。例如,2009年7月,哈佛一名黑人男教授Henry Louis Gates要進入自家公寓時,因為鄰居報警「有黑人男性闖入」,竟然遭到逮捕。 ◎台灣有種族主義嗎? 行文至此,似乎都是發生在外國的例子,你或許在想:台灣有種族主義嗎?讓我說一個故事給你聽。 湯英伸是在阿里山部落長大的鄒族孩子。他曾經就讀嘉義師專,但無法適應學校的軍訓文化而休學。1986年,時年18歲的他到台北一家洗衣店打工,九天後竟殺害了僱主一家三口。根據週遭同學所述,湯英伸是個純良的山地青年,為什麼他才到都市短短幾天,就變成殺人兇手?因為他受到仲介業者的欺騙與敲詐,雇主強制他每天工作17小時以上,不時羞辱其為「蕃仔」。湯英伸想要辭職,卻被雇主扣留身分證不還,不僅沒領到工資,還要被扣留押金。湯英伸一時情緒失控犯下罪行,雖然社會各界呼籲槍下留人,湯英伸終究成為臺灣最年輕的死刑犯。 【台灣的原住民,也是漢人種族主義觀念的受害者】 在我成長的1980年代,原住民仍是一個族群的污名。上電視參加歌唱比賽的高金素梅只說自己是姓金的外省子弟,掩飾淡化了母親的泰雅族背景。原住民的資源分配與社會地位至今已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尤其在特定的場域,如歌唱與運動,原住民的表現更甚漢人,雖然這也成為新的種族刻板印象。在「新台灣人」國族認同打造的過程中,原住民被納入「四大族群」的論述中,甚至在象徵的層次上取得代表性位置,比方說,國際參訪的台灣團,多透過原住民服飾與文化來突顯台灣與中國的差異。然而,原住民的核心地位僅僅停留在象徵的層次,甚至流於膚淺展演、錯誤妝飾(註一)。在日常生活中,原住民仍然掙扎面對社會空間與文化權力的邊緣化,並時時對抗隱形的種族歧視。原住民舞者布拉瑞揚在2013年租房子時,房東在電話裡問他:「你是原住民嗎?」,布拉瑞揚歡喜地回答是,對方隨即說「我不租給原住民!」便掛掉電話。 我在進行外勞研究時重讀湯英伸的故事,驚訝地發現他的遭遇與外勞有許多類似之處:被仲介剝削、被雇主控制、被視為野蠻人、扣留護照與押金、不自由的勞工。隨著原住民被納入「新台灣人」的內涵之中,「外勞」與「外籍配偶」成為「新的種族他者」,淪為社會歧視與經濟剝削的主要對象。 ◎低劣的種族他者 隨著國際遷移的頻繁與擴大,外國人—政治文化社群的外來者 (outsider)—經常成為種族化的主要目標。然而,並非所有移民都面臨同樣程度或形態的種族化。比方說,主張管制移民的法國右派人士,指的移民通常是膚色深的阿爾及利亞人,而非實際上人數較多的葡萄牙人。這樣的現象呈現出:某些群體被認為具有歷史或文化上的親近性,可以變成「我們」的一部份,而其他群體被標舉出有根本差異,是不可同化的永遠「他者」。 種族同質性相對高的台灣社會,在1990年代初開放東南亞外勞之際,曾引起相當的焦慮與恐慌。當時的勞委會主委趙守博有以下發言: 開放外籍勞工進口,很可能變成變相移民,我們到底能不能容納外來移民?能不能和外來勞工一起生活呢?我想,如果我們調查願不願意在台灣有泰國村、菲律賓村、馬來村,讓這些外國人跟我們分享我們這裡的就業機會和所有的一切,恐怕沒有多少人會同意 (註二)。         趙主委對接納外勞的保留態度,建立在幾項未明說的假設上:一、東南亞外勞來自落後國家,必然會想要移民享受台灣的先進生活;其二、移民不是勞力與資源的提供者,而是機會與福利的掠奪者;其三,他們沒有辦法被成功整合與同化,將會以隔離的方式居住與生活,衍生種種社會問題。 台灣的社會新聞以及台灣民眾的觀感,特別是引進外勞的初期幾年,充斥了種族歧視的刻版印象。一方面,把外勞母國的經濟弱勢,歸咎於基因、氣候等「不可逆轉」的因素,如有台灣雇主把菲傭的偷竊解釋為因為菲律賓人是「海盜的後裔」,或認為這些國家的低度發展,實源於熱帶地區的人太過懶惰。另一方面,這些國家的經濟弱勢,又被認為是導致其人民在品格與習性上「難以避免」的缺陷,例如,女性移工被污名化為進行「假打工、真賣淫」,會為了逃脫貧窮而出賣肉體。地方新聞也屢屢報導荔枝被偷採、雞禽豬隻遭竊的事件,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遭竊的農民往往指控或暗示外勞為嫌疑犯,認為這麼便宜的東西只有外勞才會偷。 2013年5月發生的菲律賓警衛隊槍擊台灣廣達興漁民事件,不僅引起台灣與菲律賓兩國政府之間的對立與緊張,愛國主義的情緒發酵更挑起了台灣社會種族歧視的神經。菲律賓移工與移民在「悍衛國族尊嚴」的氣氛中遭受魚池之殃,各地傳來一些零星但駭人的歧視事件,如彰化有市場店家發起拒賣菲律賓人運動,張貼「我家的豬肉不給『非人』吃,請不要槍殺我」標語,也有因打工或婚姻來台的菲律賓人在街上被毆打或遭辱罵。 【台灣的愛國主義,參雜了嚴重的種族主義歧視】 在這些事件中,我們看到「種族化」的運作邏輯:其一,菲律賓人被概括視為一個同質的群體,把開槍的警衛與買菜的菲傭混為一談;其二,菲律賓人的民族性被本質化為「野蠻的海盜後代」,所以,「非人」的對待之道可以被合理化;最後,基於「低劣的種族他者」的預設,台灣政府與民間因而對菲律賓政府的道歉感到「誠意不足」或「姿態過高」,也反映出台灣在世界體系中不高不低,又身為非常態國家的集體焦慮(註三)。 ◎優越的種族他者 回到趙守博的發言,如果將其文字更改為:「如果我們調查願不願意在台灣有荷蘭村、日本村、美國村」,我想,恐怕有許多人會熱情地擁抱這些具有異國風情的村落。台灣的恐外論述指向東南亞社群,但台灣人鮮少對來自日本、歐洲、北美的移民產生類似的焦慮。台灣媒體多將淡膚色的白領移工稱為「外籍人士」,「外勞」的說法僅指涉東南亞藍領移工,彷彿只有前者才具有完整而立體的人格,而後者卻被化約為單向度的勞動力。 … Continue reading 蕃仔、外勞與阿兜仔:種族主義的社會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