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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組織知識,應對大學失效的年代

黃書緯 /台灣大學無邊界大學計畫辦公室 如果我們要理解大學在城鄉發展過中的角色?那我們應該把大學(普通、技職)、城市、鄉村分成三個不同的主體來思考這問題。不可諱言的,在過去幾十年城鄉發展過程中,大學扮演的一直是把鄉村青年往城市輸送的角色,說得更精確點,是把南部青年往北部送的角色。鄉村青年大學畢業後,留在城市工作結婚成家立業,一代一代的年輕人就這樣從農村的土地上被拔起來,移植到都市叢林裡。 【大學扮演的角色,一直是把南部青年往北部送】 資料來源:s99.tku.edu.tw/~499400579/tku1.jpg 1990年代中期,在解嚴自由化,以及教改團體廣設高中大學的要求聲中,高教擴張開始;不只是數量上的擴張,更是地理上的擴張。這些新成立的大學雖然讓莘莘學子到了鄉村,但大學與所在社區之間,仍有一層不能說的「膜」相隔彼此。這不是說在都市中的大學就與所在社區就水乳交融,而是當地方對於新設大學的期待(或政治人物的政策口號)是「大學城引領地方發展」時,失望恐怕多於期望。於是,即使到了近乎「一縣一大學」的現在,位在鄉村地區的大學時常出現「週末學校像空城,師生城鄉兩頭跑」的情況。對社區居民而言,這些大學就像長頸鹿一樣,腳踩著地方,眼睛卻總是看著遠方。 ◎大學不能為了參與社區,變成燃燒的平台 這樣的情況,老實說一直要到「少子化」的危機出現了,大學才開始在想如何立足地方,穩定學生來源。但也是在這時候,台灣過去「南北失衡、城鄉失調」扭曲式的空間發展模式讓城市過度擁擠,農村過於老化,大學這時候想逆勢把青年由城市往鄉村帶,甚至建立與所在社區城市鄉村合作機制,挑戰不可謂之不大。大學總是說要建立一個「城鄉共好,人才共創」的平台,但這平台卻正在燃燒。 【大學作為平台,要一直燃燒下去嗎?】 要建立大學與所在城市鄉村之間的合作機制,這是許多大學現在面對的問題,也是我過去參與相關課程計畫的核心關懷,我們試過從「解決真實問題」、「建立校外場域」不同的方式試圖強化大學與城鄉的連結。但實際執行上卻困難重重。目標不同、語言不同、網絡不同,這是三個主要阻礙大學與城鄉合作的原因。 不同目標之間的衝突 首先,大學雖然試圖從解決地方問題來與社區攜手,但它畢竟是一個「教學單位」,沒有多餘人力處理問題解決過程中的繁雜瑣事,在問題界定與解決方式上也必須回到教學面來考量。所以,雖然我們的確可以花兩到三年的時間把真實問題轉換成教學過程中的各種任務包,但對社區居民或城鄉政府來說,他需要的並不是大學從這過程中發展出什麼不一樣的教學方式,他要的有時候就是一間可以解決問題的顧問公司。越快越好。但大學不是顧問公司。因此,「目標不同」會是阻礙合作的第一個石頭。 不同語言之間的轉譯 其次,在社會參與的過程中,雙方使用語言的不同也會造成彼此在溝通合作上的阻礙。「語言不同」這件事並不只是像之前海院同仁在執行計畫時常說:「我們只會跟數據說話,偶爾跟魚說話,像跟社區說話溝通建立關係這種事情,還是要靠社會系啊」。更重要的,是在「科學知識」與「公民知識」之間需要一個「轉譯者」,讓社區(特別是農村社區)可以站在與大學平等的基礎上來討論事情。但這一方面會衝擊到前述大學作為一個教學單位對於「何謂知識?」的問題,另一方面則牽涉到最後一個障礙,也就是雙方社會網絡能否接起來的問題。  在地頭人文化跟大學的關係拿捏 過去,社區大學、社區營造一直被視為台灣地方社會活力的展現,但近年來有許多研究開始反省在社造過程中地方頭人文化的問題。然而,當大學要開始與地方合作解決問題時,若不是與備受肯定的地方社造團體合作,就一定會在要不要與現有社區組織合作的兩難。有時候,大學會想要繞過現有盤根錯節的頭人網絡,試圖建立新的合作網絡,但這過程中的眉眉角角實在不足與外人道。更多時候,大學可能會被迫與現有的頭人網絡妥協,以利目標推動,但縱使在彼此不同的目標之間設立防火牆,原本預期的社會效應也已經大打折扣。 那麼,該怎麼辦?我們該如何強化大學與城鄉的連結?又如何由外而內地帶動大學學習生態的創新呢? ◎年輕人,靠你們了!??? 老實說我很想直接說「不知道」,因為如果我有答案的話,這計畫就已經作完了。但我是真的不知道,我只是隱約地覺得有那麼一個方向,那答案或許就在「年輕人」身上。 兩年前,我曾經邀請新加坡國大社會系的何光中老師到我都市社會學的班上演講,研究社區發展與青年流動的他劈頭就問同學說:「你們有多少人畢業後想留在高雄?」嗯,不少人舉手「但你覺得你會留下來嗎?」啊,好多人手放下「為什麼不呢?」沒有工作、環境污染、都更太快,同學們開始七嘴八舌「那高雄市政府有做什麼努力要把你們留下嗎?」嗯,沒有「那學校有跟市政府採取什麼合作方式嗎?」啊,還是沒有「所以,你們還會想留下來嗎?」 【連結社區跟大學的任務,會是落在年輕同學的身上嗎?】 大學、城市、鄉村,雖然共同面對的真實問題有百百種,但最根本,卻也最常被忽略的,其實是:「我們要怎麼讓年輕人留下來?」尤其是,當年輕世代已經厭倦這個「南北失衡、城鄉失調」的鬼島,開始想回到故鄉用自己的力量解決城鄉問題時,大學在這過程中有沒有想過自己可以怎麼與這群年輕人一起合作?還是,我們仍舊在課程設計上、在行政程序上、在校園空間上,把他們當作「受教育者」,而不是「自主學習者」?我們需要足夠的時間、容錯的機制,以及年輕人的參與,但這些都與「現有」的大學運作機制扞格不入。若是如此,老實說再多的教育部課程計畫恐怕也難以達到創新大學學習生態的目標。 因此,即使大學現在是個燃燒的平台,是個眾人曰之失效的年代,但我們能改變困境的武器還是「課程」。畢竟我們是一個教學單位。以新聞媒體為例,那是另一個眾人曰之失效的產業,但Jeff Jarivs在CUNY新聞研究所做的課程實驗卻讓我們看到一個改變的可能,一個課程改造如何改變學習生態的可能。在讀《媒體失效的年代》這本書時,Jarvis說媒體的工作就是「協助社群組織知識,以便他們能夠把自己組織得更好」,而這不也是我們在大學想做的事情嗎? ◎大學應該做的:協助組織知識,讓參與者自我組織得更好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從我的經驗來看,有以下三點建議: 1.創造一個回流率高的課程 山崎亮在做家島的社區設計時,說:「不是打造出只讓一百萬人來訪一次的的島嶼,而是規劃出能讓一萬人造訪一百次的島嶼」而我覺得課程計畫也該是這樣。課程計畫往往在想做大事,修課人數、social impact,每個計劃都在盤點尋找適合且願意的老師來開課。我們把空間撐大,一學年有近千人修了這計畫課程的課,但學生修課之後呢?老實說我們很少在追蹤。 【教育部要求的課程設計,有時候會跟個別系所的目標有所衝突】 我們在SHS做過一次「學生流向調查」,想知道學生修完這門課之後會修什麼課,好開發課程之間的合作。我們發現,老師們總是習慣設計一個「基礎、進階(跨領域)、實作」的課程架構,但學生選課不是如此,他們往往是從進階的跨領域課程進入,然後有的往下修其他領域的基礎課程,有的往上修實作。所以,也許我們應該試著把跨領域課程成為學生進入這個真實問題場域的入口,然後讓學生在這計畫中發展自己。 因為從學生流向中,我們的確發現有一群學生一直回流、跨系,幾個人帶著一個議題在不同課程中一年兩年地發展著。而這不就是我們想要讓學生建立起來的自主學習能力嗎?我們不是期待他們可以發展出「使命」(mission)嗎?但現實是,mission會與各系所的課程地圖起矛盾。 2.開新課不如改舊課 計畫課程常常在開新課,用各種跨領域實驗創新方法,但是當計畫結束,這些跨領域的新開課就消失了。消失的不只是課程,也包括專案教學人員。而這已是全球大學教育現況。三年前在RGS-IGB,一位從巴黎來的學者就曾提到:「我們雖然一直想鼓勵學生進入社區,但現實是,對我們這些拿教書契約的臨時教師來說,有時候我們是在學期前才拿到一個學期的聘書,雖然你有三個月的教書期間,但是你只有一個月的時間去想要怎麼帶學生進入,然後一學期後,又不知道接下來是如何?」 而如果我們每年投入那麼多預算、爆掉那麼多肝,最後卻船過無痕,不是一切虛空嗎?也許,計畫該鼓勵的不是設計新課程(即使只是要求一兩門課),而該鼓勵對舊課程的改造,從選修、通識、學程,到必修,這樣才有辦法回應關於「計畫如何傳承?」的問題。 3.讓學生進入課程委員會 某些系所會讓學生加入課程委員會,可那多半只是聽學生對課程必選修數量的意見,當學生要對課程內容提出意見時,老師往往會拉起非請勿入的警戒線。我們把課堂當作我們的聖殿,不容他人說三道四。我們把學生當做課程的「消費者」(consumer),但mission需要的是「生產性消費者」(prosumer)。 所以,有沒有可能,我們在規劃課程時能夠先以焦點團體的方式知道學生的需求?有沒有可能,我們可以讓學生提案說:「我們修過了什麼課,我們想要發展某個專案,想要請這位老師與那位老師合開一門這樣的課?」有沒有可能,我們能真的把年輕人當做大學創新的夥伴。 ◎參與社區政治,形塑新的社區 最後,也最重要的是,我們時常說社區政治很複雜,課程計畫要進入社區就是要淌政治混水。但公共政策學者Maarten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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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之外:Pokémon、隱私與國家安全

張耀中 /澳洲Monash University 犯罪學系 神奇寶貝(Pokémon,現稱「精靈寶可夢」),為任天堂在1996年所推出的一款Game Boy遊戲。此款遊戲在當時風靡一時,而以神奇寶貝為主角的漫畫、卡通以及相關的週邊產品,例如遊戲紙牌,也紛紛被推出。從1998年起迄今,每年均有一部神奇寶貝的劇場版電影推出。而任天堂更於1998年設立精靈寶可夢企業(The Pokémon Company),專門負責神奇寶貝的動漫商品買賣、遊戲企劃開發等內容。 神奇寶貝誕生20週年之際,今(2016)年任天堂與精靈寶可夢企業,結合專門製造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簡稱AR)遊戲的Niantics,創造出讓大眾為之瘋狂的Pokémon GO! 此一手機遊戲在2016年初於日本、澳洲、紐西蘭及美國等國家進行測試,2016年7月初,首先於澳洲與紐西蘭發行,隨即在美國、日本與歐洲等國推出。在臺灣與香港的民眾的引頸期盼下,此遊戲也在七月下旬於香港,而臺灣用戶在八月初也正式加入擔任神奇寶貝訓練員的行列。但也有不少國家,如中國、韓國與伊朗,基於安全理由,不願意開放Pokémon GO。 【全民抓寶的景象,跟廟會好像有點類似】 Pokémon GO之所以盛行,主要是結合了神奇寶貝的魅力與擴增實境的功能。玩家可以在現實環境中補抓神奇寶貝,在商場(Pokémon shop)獲取神奇寶貝球與其他寶物,並可以在道場(gyms)中進行神奇寶貝的訓練與對戰。然而Pokémon GO並非是第一個擴增實境遊戲,Niantic Labs在2013年便已開發類似的擴增實境遊戲Ingress。Ingress此一遊戲在推出時並沒有受到大家特別的重視,但它卻為Pokémon GO的順利推行奠定了相當的基礎。Pokémon GO遊戲中的道場與商店(Pokémon shop),均是Ingress 遊戲中的能量塔(Portal)的位置。兩款遊戲的設置,均與Google 地圖緊密結合,也因此這些道場與商店的位置,通常都是處於大家熟悉的地標,例如公園,商店或是觀光景點。不同神奇寶貝出沒的地點,也會配合現地環境,例如在海邊與河邊就比較容易看到水系的神奇寶貝。 ◎Pokémon GO衍生的新現象 Pokémon GO最早引起筆者的注意,是因為澳洲媒體大幅度報導關於澳洲北領地警察局被神奇寶貝訓練者「入侵」的新聞。北領地警察單位更在官方臉書上說,民眾不需要進入警局便可以抓到附近的神奇寶貝「穿山鼠」(Sandshrew),更提醒遊戲者「穿山鼠」不會一下子就跑遠,因此過馬路時應該抬起頭看看兩邊,「安全的抓住所有的神奇寶貝!」(“Stay safe and catch ’em all!”)。 當然,Pokémon GO所出現的新狀況,不只有上述警察局遭「入侵」一樁。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內,Pokémon GO的玩家已經造成相當多的交通意外。澳洲維多利亞州就曾發生19歲的駕駛因為邊開車邊玩Pokemon GO而導致車禍的事件。該州政府也在此一事件後,設置了將近40個標誌,提醒用路者不要一邊開車一邊抓神奇寶貝 (Don’t drive and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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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社會企業之路

蔡 亮/國立金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企業的社會爭議與企業社會責任關係 今年四月,數百噸死魚被沖刷至越南中部的河靜省、廣平省、廣治省、承天順化省海岸,越南台塑河靜鋼廠因排放的廢水被指控為罪魁禍首,開罰五億美元。這個重大污染事件引發企業南向政策的焦慮,就業與經濟已經不再第三世界政府唯一的考量,防治污染以及符合人權勞動的廠商才能移地生存。 (台塑越南鋼鐵廠,疑似造成魚群死亡)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環保局,https://goo.gl/aW4HtQ) 近年來,企業引發的社會爭議受到越來越多的注目。這些社會爭議,有些問題出在商品本身,其中較為人知的食品安全爭議,如2011年的塑化劑汙染食品、2013年的胖達人以人工香精偽稱天然香精,統一、愛之味使用毒澱粉,大統、頂新使用棉仔油和添加銅葉綠素冒充高級橄欖油,2014年強冠企業用餿水油、回鍋油、飼料油混充食用油,這些企業的不道德行為,不僅傷害人民的身體健康,更有損企業形象,讓辛苦建立的企業一夕崩解。[1]另外有些社會爭議,則出在企業內部的管理制度所造成,如2009年的台積電員工非志願離職風暴,2010年的鴻海集團富士康工廠員工接連跳樓,以及今年(2016年)仍進行中的華航空服員抗議超時工作的抗爭和罷工事件。而企業經營活動,也可能造成很大的環境衝擊,如2013年日月光集團偷排廢水汙染後勁溪,2014年高雄氣爆,2016年德翔台北輪漏油汙染造成海洋生態浩劫。 企業固然可能造成社會問題,但有些企業創立之初,即希望以企業組織效率來解決社會問題為目標,這些被稱作社會企業的新形態企業,橫跨廣泛的社會議題。目前台灣幾個知名的社會企業,包括標榜創新產銷供應鏈,給予消費者公平貿易產品的「生態綠」,提供社會企業資訊交換平台的「社企流」,有機通路「里仁」,深耕原住民有機農業的「光原社會企業」,經營蔬食超市的「愛維根超市」。 台灣的社會企業呈現了三大趨勢(李郁怡,2013)[2],1.農業相關的社會企業是主流,2.年輕世代是參與的主要力量,3.具有台灣中小企業特色。社會企業雖然標榜優先解決社會問題,不以最大獲利為目標,但他們與前述製造社會問題的企業一樣,都要面臨市場的生存競爭,也就碰觸了一個爭論不休的核心議題。究竟企業的經營要優先考慮股東權益,還要為利害關係人做出貢獻。   企業社會責任國際發展歷史和趨勢 過去的企業發展優先考量股東權益,通常意味者企業必須專注將利潤最大化、短期獲利優先、減少與企業經營無關的支出、注重經營結果而非經營過程。此單一而明確的利潤目標,增加了企業經營者採取對社會風險較高措施的機率,遊走在法律規範許可與否的模糊空間,甚至直接違反法律。而考量利害關係人的公司治理模式,雖然可能較多考慮員工、顧客,甚至供應商、競爭者、乃至社區、社會和環境的整體和長期性利益,但卻需要面臨來自於股東要求投資回報的壓力。1919年道奇兄弟控告福特公司,未按例發放股息,是這類爭議的經典個案。當時福特公司主張將公司獲利投入擴廠增產汽車,是回饋社會的表現,也是企業經營使命和責任之一。2011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則是對於金融業貪得無厭,罔顧社會公義的群眾抗議。顯然單獨追求股東權益的企業經營方式,仍須面對社會的反彈聲浪。 另一方面,世界各地的社會企業也如火如荼的發展,其中最著名的,當屬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他創立格雷珉銀行,小額信貸給窮人。企業平衡經濟目標和社會責任的經營,其實正是永續發展所揭示的精神之一。很多企業便用John Elkington在1994年所創的三重底線(Triple Bottom Line, TBL)這個概念架構,來評估組織在經濟、社會、環境面向的表現上,是否可以創造更大的企業價值。 (穆罕默德·尤努斯)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https://goo.gl/eNvzyT) 對於企業如何展現更大的社會價值,已經有許多國際性的原則,例如1999年前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所提出的全球盟約(Global Compact)[3],呼籲企業領袖遵守在人權、勞工、環境和反貪腐四大領域的基本責任。全球盟約的十項原則包括: 人權 原則1:企業界應支持並尊重國際公認的人權的保護; 原則2:確保他們不與踐踏人權者同流合污。 勞動 原則3:企業界應支持結社自由和有效承認集體談判權的自由; 原則4:消除一切形式的強迫和強制勞動; 原則5:童工的有效廢除; 原則6:消除就業和職業方面的歧視。 環境 原則7:企業應支持採用預防性方法來應付環境挑戰; 原則8:主動承擔更多的環保責任; 原則9:鼓勵無害環境技術的開發和推廣。 反貪腐 原則10:企業應反對貪腐的所有形式,包括敲詐和賄賂。 其他常被提起或採用,與企業社會責任有關的原則和標準還包括了全球蘇利文原則(The Global Sullivan Principle),全球永續性報告推動計畫(Global Reporting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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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獲婉君:網路「鄉民研究」的評析

黃厚銘 /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緣起:資訊社會研究與台灣社會學家的退卻 最近出了一本新書《婉君你好嗎?》為臺灣近年來浮現的網路「鄉民社會」提出新的觀察。雖然早在一九六零年代,internet的前身ARPAnet就已經逐步成形,但台灣以台灣學術網路(Taiwan Academic Network, TANet)連結到網際網路(internet)卻是1992年的事情了。台灣的社會學界注意到網際網路所即將帶來的衝擊,則以1996年底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主辦的第一屆「資訊科技與社會轉型」研討會為濫觴。其後,在瞿海源、傅仰止教授的領導下,以此研討會參與者為基礎,一起申請同名的中央研究院院內「主題計畫」每年舉辦研討會供相關領域的研究者分享研究成果,至2001年第四屆「資訊科技與社會轉型」研討會為止。 《婉君你好嗎?:給覺醒鄉民的PTT進化史》 (資料來源:http://goo.gl/IEhjzk) 2001年,在翟本瑞、張維安教授等人的倡議下,「台灣資訊會研究學會」正式成立,並發行學術期刊《資訊社會研究》作為交流相關研究成果的出版園地。時至今日,也將近十五個年頭。其間,元智大學也曾設立「資訊社會學研究所」,後來縮編為「資訊社會學碩士學位學程」。儘管該研究所或學程的英文名稱是social informatics,但主要成員是社會學家,其核心成員曾淑芬教授也曾任「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理事長。實際上,台灣已出道的社會學家之中,至今仍持續從事資訊社會研究,還有相關研究、著作發表的,可以說是屈指可數。儘管直至近年,仍不斷有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班學生以資訊社會相關研究為題取得學位,但不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的社會學博士,卻少有以此做為研究主題。 相對於翟本瑞教授當年的豪語,「面對資訊時代的來臨,社會學教科書的每個章節都得重新改寫」或是「資訊社會研究就像是在地表上採礦,隨處都可以挖到寶藏」,實際上投入相關研究的台灣社會學家顯得青黃不接。這與資訊社會研究的特性有關,簡單地說,就是青年學子才比較可能一天到晚投入於「螢幕生涯」(”Life on the Screen”)(MIT心理學家Sherry Turkle(1995)研究網際網路的重要著作之英文書名)之中,面對日新月異的資訊科技及其應用能有充分的掌握。但此一族群的弱點則在於欠缺足夠、成熟的經驗研究或理論背景訓練,以致只能隨波逐流地捕捉到浮光掠影,無法拓深資訊社會研究的社會意義與學術意涵。相較於此,已出道的社會學家,雖深懷學術訓練的絕技,卻在繁重的教學研究負擔下,頂多只能藉由訪談或問卷調查方法,間接理解資訊科技與社會轉型之間的複雜關係。這樣隔靴搔癢的研究取徑與成果,終究無法得到學界與社會大眾的認同,也難以讓社會學家自己滿意,以致從事相關研究的學者一一退出,鮮少有相關研究著作發表。儘管如此,台灣社會學界在資訊社會研究方面的退卻,等於把這方面的研究拱手讓給了傳播學等其他學科。 不論是台灣的社會學界或傳播學界,都沒有給予PTT BBS這個獨步全球的特殊網路現象足夠的關注。直到近年大眾傳播媒體習於到PTT蒐集新聞題材與「網友意見」,每日PTT版的瀏覽人次超過600萬人,才令人驚覺新媒體的傳播力。自2008年野草莓學運發起,首創「網路直播」以來,尤其是2014年太陽花運動和PTT BBS的密切關係,「鄉民」或「婉君」才逐漸成為政府、媒體與社會大眾的關注焦點。就PTT BBS此一資訊系統的文字介面而言,相對於圖形介面、多媒體與以滑鼠點選為操作方式的WWW,是顯得落伍、醜陋,且不「好用」(user-friendly)。但自1995年成立以來,該BBS卻日益壯大,甚至可以說是現今台灣BBS的「唯一」代表。以致當主流媒體引述「網友說」時,經常指的也是PTT BBS的使用者。相較於國外類似的論壇式資訊系統,幾乎都已經轉變為以http為傳輸協定的Web based模式時,以telnet為傳輸協定的PTT現象可以說是世界網路現象與網路發展的異例。單就這一點來看,這段極具特色的發展歷史就值得研究並留下記錄。 其次,在網絡分析的研究取徑當紅,以及強調關係網絡的facebook使用者不斷增加之際,PTT使用者的人數增長趨勢雖然因而遇到了瓶頸,但何以facebook在台灣仍然無法一舉取代PTT的地位,網友們在使用facebook的同時,仍持續投入於PTT當中?甚至在重大運動賽事或戲劇播放的同時,還一方面收看電視轉播,一方面登入PTT的相關討論區以文字轉述賽事或參與評論討論。換言之,自稱為「鄉民」的PTT使用者藉由他們的參與,究竟形塑了什麼樣的「鄉民文化」,這也絕對是值得了解的事情。 透過《婉君妳好嗎?》書中的觀點,可以對以上的問題提供一些解釋。   遊戲、情緒感應與非理性 1938年,荷蘭思想家J. Huizinga(1949)寫就了《遊戲人》(”Homo Ludens”)一書。此書標誌著對人類本質的構想,從號稱是Aristotle所謂的Homo Sapiens(智人,人是理性的動物),到Home Faber(工匠人,人是使用工具的動物),及至後來的轉變。所謂遊戲,就是在例行化(routinized)、有目的(purposeful)之日常生活之外所切割出來相對自主的時空。遊戲者之所以投入遊戲,不是為了什麼功利性的目的,而純粹只是覺得有趣(just for fun)而已。亦即,參與遊戲本身就是目的,別無其他外在於此的目的。但這種從功利性觀點來看,似乎是無聊與沒有意義的行為,卻是文明進展的關鍵動力。Huizinga此一別出心裁的見解,後來也影響了著有《人、玩耍與遊戲》(”Man, Play, and Games”)一書的R. Caillois(2001)。進而,經由Caillois與G. Bataille所創的社團「社會學學院」(College of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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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從偶然開始:關於研究的一些反思

林平  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 導言 我的博士論文是關於在中國大陸的台灣人,在博士訓練過程當中,常常被人問到為什麼要研究這個題目?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準備了不少符合學術語言的答案,然而這麼多看似不同的答案,其實都源自於我的家庭生活,特別是高一那一年(1987/88年)冬天的記憶。 那一年,政府宣布開放民眾赴中國大陸探親,父母親也計畫在1988年初安排祖母回廣東東莞老家看看。當時因為祖母年紀(80歲)大了,他們先把祖母從屏東帶到台北,去台大醫院健康檢查,希望知道她的身體是否能經的起旅途勞累。檢查回來之後,母親轉述醫生的話,醫生說:「老太太,妳身體很好,只有一個小問題,如果妳還想要看到妳在大陸的兒子,就要把煙戒掉……」。就這樣,她突然戒掉抽了幾十年的煙,而且告訴我們,她回東莞之後,就不會回再台灣了…… 接下來的十多年當中,我們家就如同不少外省人家庭,在斷續的返鄉探親、大陸親友來訪、以及國內政治紛擾當中度過。我不知道當初祖母為何為了決定回東莞而戒煙,也不知為何住了一個月之後又回台灣?可是她在快過世之前,卻又不斷希望再回到東莞?我也不知為自己為了什麼原因,會在莫名的情緒激動下,與東莞未曾謀面的堂兄弟通信?我的困惑與焦慮並沒有隨著時間而消退,反而因為台灣社會在1990年代末期的轉變更為加深。[1]   「田野」概念的啟發 也許是因為這樣的困惑,或者只是想在單純的高中教師生活中增加一些變化,當清華大學在2000年暑假宣佈開放社會人士進修時,我在當時工作單位(竹南高中)的支持下,到清大社會所選修張茂桂老師的課程。雖然已經忘了當時的課程名稱,但課程內容相當程度的幫助我理解當時的台灣社會,特別是竹南小鎮的生活。想不到這種旁聽性質的進修,居然促使我在2002年向學校申請留職停薪,到牛津大學社會系進修博士。 在牛津進修期間,一開始並沒有打算以「中國大陸的台灣人」為研究主題,而是偶然的機會到了上海,拜訪了華東台商子女學校之後的結果。在當時的黃校長裕城先生的協助下,我隨意的參觀校園並與部分教師與學生閒談,進而得知台商學校剛成立,非常缺乏具有合格教師證又有一定工作經驗的台灣人加入。想不到這個偶然的旅行,最後促成了我在2004-2005年,以東莞及華東台商學校兼任教師的身份,在東莞與上海進行田野調查。[2] <<國家與認同:一些外省人的觀點  張茂桂著>> From: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60171 田野調查是一個有概略形式,卻沒有標準化操作模式的研究過程,相當程度受到研究者個人身份特質所影響。在兩所台商學校擔任兼任教師期間,我透過不同管道在校內外認識了不少台灣人與當地人,並參與了他們的居家生活。也由於我的伯父是東莞當地人,我在上海也有好友,生活常常是在「早茶/西餐/牛肉麵/酒吧/電影院」交替中度過,同時參與了移居者與當地人的生活,知道雙方對彼此的觀點。這些實際參與的過程讓我在日後進行學術發表時,能深入到其他研究者所忽略的面向。 這一年在中國大陸的生活經驗雖然豐富了我的生命,但是當中的情感投入也常使我心力交瘁。我雖然在2005年暑假離開上海回到牛津,2007年回到台灣工作,但對我來說,那一年的經歷已經成為生活中的重要部份,田野調查似乎從未結束,只是以不同的形式持續進行著。這樣的互動關係,也讓我在日後寫作時,選擇以移居者的觀點,而非跟隨學術圈的偏好,作為我的主題。[3]雖然不願意成為「論文生產機」,但是2007年返台工作後發現,各種不同的耳語傳聞與評鑑壓力讓我還是必須盡快的將成果發表在學術期刊上,要盡可能的在「學術圈的偏好」與「移居者的觀點」當中取得平衡,以下是我這幾年來在國內外學術期刊的發表。[4]   透過新的視野看待兩岸移居認同 首先在〈從居住空間看認同〉文章中,我試圖挑戰當時流行的「買房論」,認為移居者如果在當地買了房子就是認同當地。我從微觀的層次舉例,認為移居者即使在當地人為主體的小區買了房,跟當地人成為鄰居,他們鄰里關係依舊是「重台灣、輕當地」。大部分移居到對岸的台灣人仍然無意瞭解當地社會,更別說產生身份認同。[5] 當兩岸同屬華人社會,這種移居者與當地社會疏離的現象,是否是因為兩岸政治差異所造成?也就是說,是否是因為中國大陸「比較不民主」,使移居者無意於在當地落地生根?我在〈情感因素的影響〉中表示,這種「民主與否」的論點純粹是若干學術工作者單方面的想像,並不對「定居與否」構成影響;相反的,台灣社會在1990年代末期以來「去中國化」的政治氣氛,促使一部份的認同「文化中國」的移居者選擇離開台灣。[6]不論是台灣的政治氣氛或中國大陸的政治發展,都顯示台灣人移居到對岸的現象,已經不能用常見的「經濟誘因」來解釋。 那麼這種「油水分離」的疏離現象,到底關鍵原因是什麼?我在〈我的美麗與哀愁〉一文中表示,這種疏離的移居經驗其實是移居者與當地人之間階層差異的結果。當移居者因為自身的能力經驗被高估而佔據較高的工作位置,得到比當地人高的工作報酬,進而培養他們所認定的高階文化資本時,當然不願意與他們覺得「次一等」的當地人,發展出深度的互動關係,除非事先已經得知,某個特定的當地人跟他們一樣也不是「一般人」。這種Privileged Migration的現象,顯示對若干有資源的移居者而言,跨國遷移也可能是向上流動的策略之一。[7]   <<我的美麗與哀愁電影海報>> From:中文百科在線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zh=zh-tw&lid=240986 隨著時間推演,台商研究也開始關注新世代的移居者。我在〈大學生〉與〈畢業生〉兩份論文中表示,隨著中國大陸若干城市與產業發展接近(甚至超越)台灣,新世代的移居者將會跨越「台灣/中國」二分法,形成一個以「海外台灣人」為核心,以當地實際生活空間為脈絡,超越地理疆界的身份認同。[8]這個不以台灣為核心的海外台灣人,更在我對雅加達的田野調查當中得到印證。當台灣政治圈與學術社群仍在爭論中國崛起還是中國崩潰時,雅加達的台商雖然對台灣政黨有不同的偏好,但對中國崛起卻有著高度的共識。他們認為台灣努力地藉由中國崛起獲得實質利益,而不是拘泥於空泛的主權,或形式上的名稱與對等。[9]   什麼是研究的本質? 曾有學生問我,還有哪些主題可以嘗試?要寫什麼樣的題目,才有助於未來申請碩士班、博士班,或出國留學?最近本校要求各系所填報年度資料時,除了必須填寫申請到那些研究計畫外,還必須寫上總金額。當今種種強調績效的選才或管理方式,造就了不少以滿足績效目標為動機的研究。這種「大學即工廠」的學術生態,讓我更想到博士班就學期間的指導教授Professor Anthony Heath,他必然是先對某個主題有了興趣,再去尋找可能的經費支持,我不曾看過他為了業績去申請經費,然後把時間浪費在自己沒有興趣的主題上。 所以最後想說的是,整個台商研究、中國研究或東南亞研究都有不少主題等待開發,需要更多人參與。然而研究(Re-search)並不應該只是為了日後升學就業所需,不應該只是為了達到各種績效管理門檻的手段而已,更應該是研究者不斷探索外在世界,以及藉由研究主題與自己內心深處互動的過程。 [1]. 感謝張茂桂老師的鼓勵,這段家庭經驗對研究工作的影響,可見筆者短文〈身在家鄉為異客〉,收於張茂桂編,《國家與認同:一些外省人的觀點》,頁301-329,台北:群學出版社。 [2]. 當我寫論文時,會先想除了期刊審稿人外,可能潛在的讀者是誰?由於不同學術社群常對同一主題有相異(甚至相斥)的觀點或寫作偏好,研究者投稿時除了無可避免的「取悅」(或避免被攻擊)可能的審查人外,更應留意倘若論文刊登後,對當事人可能帶來的影響。因此我的幾篇主要的文章,在投稿前或刊登前,都曾請若干當事人讀過,確定當事人認可我在文章中的表述,即使這樣的表述內容可能不被當時的學術社群(或期刊審查人)所喜愛。   [3]. 關於這段感受,可見筆者短文“Emotions in and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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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治理術:河岸地景轉型與都市發展

王志弘 /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1990年代晚期以來,台灣主要城市紛紛致力於水岸再開發。過去因為防洪築堤而地處邊緣的水岸,逐漸轉變為具有遊憩、觀光、生態保育等功能的城市休憩的新核心。髒污、惡臭、偏僻的河岸,經過截流淨化、景觀美化,設置運動設施、步道、自行車道與講求造型的人行橋梁、水鳥與紅樹林保育區,以及具備污水處理功效的人工濕地,創造出大量線型開放空間。水岸再造不僅提升城市意象,服膺永續發展潮流,還掀起標榜水岸景觀的高價住宅興建熱潮。 然而,誠如民主體制中形式平等的公民資格,資本主義下的人群差異處境曖昧並存,看似包容而免費近用的堤外公共水岸發展,也有一段排除特定人群與事物的歷史。水岸利用和景觀重塑的過程,不僅透露都市治理模式的轉變,顯示國家與市民社會各種不同力量的協商角力,也反映人水關係的變遷。 在河邊(不)可以做什麼?河岸地景的治理網羅 河濱綠地同市區公園一樣,有許多禁止事項,如不得拋棄垃圾、游泳、捕魚、曬衣、擅自種植蔬果花木、擺放桌椅、塗鴉、攜帶未適當防護的牲畜、販售物品、賭博、妨害風化、毀損設施,以及擅自營火野炊、燃放鞭炮等。不過,露營、烤肉、燃放煙火及釣魚等活動,官方另外規定了開放場地與時段,甚至設置了幾處塗鴉專區。無論民眾是否遵從,這些規定不僅彰顯公共空間充斥著規訓,更透露了特定使用方式,也就是都市中產白領生活風格逐漸佔了上風。 1990年代以前,台北市尚未以自行車道串接,零星分布的社區型河濱公園,多為周邊居民的私房去處,布置著攤棚桌椅。不同於晚近強調視覺效果的高聳鋼骨斜張橋底,幾乎是一片空曠,傳統鋼筋混凝土橋樑下方,往往是民眾跳舞、運動、下棋、擺攤的處所。滿眼翠綠的草地及蜿蜒其間的單車道,過去除了堆置廢土雜物,更是連綿的菜園與簡易農舍,撐持起家戶生計。為了疏導洪氾而闢建的二重疏洪道內,1980年代一度以飆車、夜市及萬善同大家樂明牌聞名,現在則是官方口中嘗試媲美紐約中央公園的大台北都會公園(王志弘、林純秀,2013)。 更早的1960至1970年代,淡水河系各溪流堤防尚未全面築造或改善加高以前,河岸可能遍布竹林、豬舍、菜園和屋舍,水濱是洗衣與取水處;兒童在尚未疏濬深挖的淺灘戲水(而非只能遠觀、不能近水的視覺化親水),追逐青蛙、蜻蜓和螢火蟲,這些景象在水岸轉型中,幾乎消失殆盡。都市水岸的變貌不僅被納入空間治理規範,也是社會發展、生活方式與人水關係重塑的歷程。河岸「自然」治理的演變,範定了水濱活動的可能型態與樣貌(圖1)。 圖1 由上而下,分別是1960年代尚未築堤前的典型水岸地景;1980年代高堤阻隔、高架橋與快速道路橫亙的河濱;以及晚近遊憩與保育導向的理想景觀(蕭瑋珊繪製)。   從治水到親水:河岸「自然」的都市化與資產化 以台北都會區淡水河系為例,我們可以概述河岸自然治理邏輯遞變,體現為水岸都市化與資產化的過程。 首先,清領漢人拓墾至日治初期,基於商業化農墾需求而設的水岸渡口、灌溉渠道與取水口,以及簡易護堤,構成農耕社會的河岸地景;這時候的水岸是順勢而為的利用下,人水親近的生活場所,也是氾濫成災的威脅源頭。其次,日治中期至戰後1980年代,隨著城市擴張,現代技術主導的堤防、自來水設施、發電廠、水壩、抽水站與排水溝渠等,以及沿河岸建立的高架公路,構成都市化的水岸;但是,挾著人定勝天信念而控制河岸的同時,也將它塑造為人水疏離的邊緣恐懼地景。最後,1980年代晚期以降,結合景觀設計和環境主義論述,逐漸展開了水岸的遊憩化與保育化;在以土地開發引導都市發展的再生政策下,水岸成為激勵觀光與房地產開發的綠色景觀。先前因都市化而擠向邊緣的水岸,被賦予遊憩化、保育化與景觀化的三重資產價值(圖2)。 圖2 河岸治理轉型、水岸意義轉變與吸納/排除效果(資料來源:王志弘、黃若慈、李涵茹,2014) 不過,河流和水岸變遷並非純真的自然遭受人類社會破壞,晚近才得以復育的興衰故事。相反,自然與人類相互構成,人類的利用厚生改變自然樣貌與意義,但自然的水流氾濫、沖積和動植物特性,也在各種人類行動與意圖下,發揮了一定引導作用。例如2004年,一位兒童在五股溼地發現世界自然保育聯盟(IUCN)歸類為近危物種的「四斑細蟌」,全球僅在台灣、日本及香港少數地點分佈(荒野保護協會,2010)。在保育理念盛行,人類日益關注罕見生物的情形下,原本受開發汙染威脅的五股溼地於焉更獲重視,納入國家級重要濕地名單。 國家與市民社會不同力量的差異關係 上述三個水岸治理階段,多少體現了依序開展的三種國家與社會關係。國家的性質,從消極治理的帝國邊省政府,轉變為日本殖民和國民黨威權主義下的強勢國家,以迄1980年代晚期之後多元彈性治理的協商式國家。 農墾社會中,清帝國邊陲治理的粗疏消極,恰與地方社會中,紳商地主積極投入水利建設形成對比;移民集結勞力、資金開鑿埤塘水渠,解決灌溉難題以推進農業,官府僅核可公告和頒發牌照。日治時期到戰後1980年代,總督府殖民體制和國民政府威權政體下的技術官僚,凌駕於退縮順服的民間社會,國家通過強勢作為,徵用水利資源、控制洪氾,社會大致只能消極配合,接受沿岸房舍拆遷等安排,但偶見因拆遷補償而引發的爭議。1980年代隨著環境意識高漲及河岸遊憩化,國家更以環保與美化的正當名義,陸續清除了砂石場、養豬戶和其他違法活動。 1980年代晚期以後,台灣政治民主化、文化本土化,以及市民社會力量崛起,推動了國家與社會之間新而彈性的協商關係。不過,面對當前市民社會中各擁不同利益的社會群體,協商也有不同形態和偏重。官方以水岸遊憩化和保育化,來迎合中產階級的集體消費需求;以房地產開發來迎合資本集團和中上階級的想望;以文化與歷史之名,選擇性收編底層住民的居住權抗爭和反開發爭議。 首先,國家正面迎合日漸擴大的中間階層的休閒與環境品質要求,大刀闊斧從事河岸淨化和綠化,闢建開放空間。生態保育組織通過遊說、宣傳和抗爭,促使官方在淡水河流域建立多處保育野鳥、紅樹林和溼地的自然保護區,發展出水利工程與景觀設計以外的保育技術和環境教育,這些保育化地區經常採取委外經營,將自然保育團體納入新的治理體制,形成夥伴關係。 其次,隨著城市競爭加劇及傳統工業外移,國家必須尋求新的都市發展動能,地產引導式開發(property-led development)遂成為重要策略(周素卿、吳幸玲、江尚書,2009)。河岸再開發方面,國家通過徵收土地重劃後標售、聯合開發等手段,開啟了土地開發導引的水岸再生。除了實現資本利益,迎合發展主義價值,新興水岸住宅往往引進中上階級屋主,替換了因徵收拆遷而離開的中下階層居民,而有綠色縉紳化(green gentrification)的效果(王志弘、李涵茹,2015)。 最後,底層居民及看似簡陋、往往被指為非法的濱水聚落,成了再開發的阻礙,國家常以違反水利法規、侵佔國土、闢建公園及美化景觀等名義予以清除。不過,面對居民抗爭,以及空間規劃者和社運組織等力量奧援,國家有時候會選擇性退讓,接納反對勢力訴諸保存與文化的論述,新店溪畔的公館寶藏巖聚落,正是典型案例。 寶藏巖聚落原為日治時期高射砲陣地,國民政府接受後延續軍事用途,但周邊發展出以退伍軍人及眷屬為主的自建聚落,延伸至水濱。1980年代,聚落規模已達200餘戶,除了退伍軍人,還有貧窮的城鄉移民。政府將原保護區變更為公園用地,寶藏巖聚落遂於1993年起面臨拆遷。由於居民不斷陳情,1995年5月除顧慮安全而拆除40餘戶臨水住宅,其餘房舍緩拆,並展開安置計畫(陳盈潔,1999)。2003年,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OURs)介入後,以「非正式文化地景」為名,和曾為多部電影拍攝場景等藝文論述為媒介,爭取台北市文化局委託規劃保存方案(張立本,2005)。最後,寶藏巖房舍整建為供藝文人士進駐的工作室,少數不願搬離的居民則獲准留下。這個錯落有致的河濱聚落,就此轉變為居民與藝術家的共生聚落(圖3)。 圖3  台北市公館水岸寶藏巖聚落、快速道路,以及對岸隱約的殘存菜園(黃若慈攝影)。   水岸是多重價值的戰場 然而,水岸土地開發利益總是有分配不均的質疑;房地產和觀光開發對歷史遺產及自然生態的衝擊,也常引起抗議。例如,小碧潭捷運站聯合開發的美河市住宅(圖4),由於權益分配問題遭監察院糾正,認為市政府出面以低價徵收土地,合作開發商卻興建高價住宅出售,政府未能分得應有權益,造成重大損失(監察院,2013)。此外,就在美河市上游不遠,知名的碧潭吊橋建於日治時期,弧形優美,2013年周邊土地進行都市更新,牽涉更換吊橋鋼纜,移動橋墩基座,市民團體與周遭居民擔心吊橋形態改變或毀損,成立「碧潭吊橋守護聯盟」爭取將吊橋納入市定史蹟,於2013年8月通過,避免都市更新案拆除或挪移吊橋(黃福其,2013)。 圖4  小碧潭捷運站的美河市建案。前景是堤岸上的小碧潭部落(王志弘攝影)。 水濱聚落和碧潭吊橋替新店溪水岸日漸遊憩化、淨化和縉紳化的地景,保存了異質元素。在當前協商式國家的治理體制中,多元的利益和價值都有可能鑲嵌其間。然而,占主導地位的自然遊憩化、保育化和縉紳化力量,依然有其吸納/排除機制,排擠了其他階層的水岸日常生活,甚且危及歷史、記憶和生存。堤防外,某些活動一直被視為違法而遭取締或貶抑;堤防內,高價水岸住宅鞏固著中上階級地盤。不過,持續產生的各種爭議,提醒我們水岸仍是爭戰之地,而非親水的祥和天堂。   參考文獻 王志弘、李涵茹,2015,〈綠色縉紳化?台北都會區水岸住宅發展初探〉。《社會科學論叢》9卷2期,頁31-88。 王志弘、林純秀,2013,〈都市自然的治理與轉化:新北市二重疏洪道〉。《台灣社會研究季刊》92期,頁35-71。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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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與社會介入:持續發生中的「棄物危機」

鄭怡雯/《棄物展》策展人 歲末年終將至,以寒冬送暖或愛心慈善為名的街友尾牙餐宴也將登場,而過去在尾牙宴,遊民們扛著大包小包家當到現場的景象,正是遊民無處放置家當處境冰山一角的寫照。這種遊民面對家當無處可放、不時被當成垃圾丟棄的「棄物危機」,即是當代漂泊協會於去年十月中在萬華剝皮寮舉辦《棄物展》的核心關懷。[1]   《棄物展》的緣起 我在2014年到當代漂泊協會,擔任遊民攝影班的講師。當代漂泊開設攝影班已行之有年,成立的初衷在於讓遊民拿起相機透過照片為自己發聲,以撕下老是將遊民和懶惰或是暴力畫上等號的社會標籤。此外也希望透過影像創作的方式,逐步重建他們內在的自信與社會的連結。換言之,遊民攝影班的進行,一方面是作為破除污名化的文化行動,另方面也是進行培力實踐的嘗識。 該攝影班的成立宗旨與操作,與近年在視覺社會學(visual sociology)領域中,越來越受到關注的影像發聲法(photovoice methodology)多少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雖然後者有更為明顯「辨識問題與尋求改變」的行動傾向。影像發聲法作為一種質性研究方法,最早是由華裔公衛學者Caroline Wang 和她的同事Mary Ann Burris,在1992年於中國雲南進行的一項有關婦女生殖健康的參與式行動研究中正式提出。受到Paulo Freire《被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的啟發,她們協助雲南農村婦女使用相機拍攝她們的生活場景,用照片去表達和反映她們是如何感知社區裡面臨的公共衛生問題,並透過照片的小組對話與討論,發展出她們希望如何改變這些問題的看法。[2]自從該研究方法被提出之後,影像發聲在不同的研究領域裡被廣泛運用,從公共衛生、社區組織工作、人類學與社會學研究中不一而足。這些研究通常以社會中的邊緣族群為主體,讓他們拿起相機記錄並呈現日常生活,並在團體中以照片為媒介來進行分享和討論。運用這種方法除了可了解參與者的需求之餘,也能再針對這些需求進一步設計介入方案,激發參與者對於未來的想像,甚至是發展出以影像為媒介去影響政策的制定過程,因此舉辦展覽也是影像發聲法,在實際操作中會納入的重要環節。 關於影像發聲法的具體操作已有不少討論,我在參與遊民攝影班之初,則是採取一種開放的方法來進行,即不預設任何特定的主題,而是和參與者討論他們常會去的幾個主要公共場所後,一起前往進行外拍,之後再於課堂中討論他們拍攝的照片。透過照片的討論,我開始逐漸了解他們生活世界中某些不廣為人所知、自發建立的「秩序」。以攝影班成員阿成拍攝的這張照片為例,這一排在火車站外排列的石頭、寶特瓶和泡麵空碗等等物品,其實是遊民們等待便當發放前,進行「預先」排隊以防止插隊的方式,而彼此之間則對那塊石頭或是物品代表著誰則存有默契。 圖說:遊民攝影班成員阿成在台北車照拍攝的照片 (2014) 然而在這個外拍的過程中,卻常遇到攝影班的參與成員,因為擔心家當無人看顧,必須提早離開,或是必須把他們沉甸甸的家當背在身上,才能安心來參加攝影班。那時我才清楚意識到,如何安置家當是遊民們每天睜開眼就必須面對的立即問題。再者,由當代漂泊協會提供給攝影班成員的二手相機,也讓他們可以攜帶在身上隨時進行拍攝。從成員天星伯拍攝的一系列「家當」照片裡,可以看他從白天到黑夜,在車站周圍不斷挪移放置家當的位置,以避開被站方驅趕的生活處境。   圖說:遊民攝影班成員天星伯拍攝的家當系列照片 (2014/2015) 從攝影班進行外拍的過程,到拍攝照片的觀看討論,可以清楚辨識出家當放置問題對露宿在台北車站的遊民來說,是日常生活中繞不開的煩惱:試想看看,若帶著一堆家當,如何能出去工作?若不帶著家當,還能放置在哪裡?當家當一離開視線就可能被當成垃圾丟棄,得守著家當的遊民,又該如何跳脫貧困的處境?這幾年民間團體陸續舉辦一些遊民生活體驗營,讓參與者能親身感受露宿街頭的辛苦,希望藉此讓社會大眾對遊民的生活處境有更多的同理心,但遊民三不五時即面臨家當被當成垃圾拋棄,對於參與者來說,這種不安全感,事實上很難被體驗。就在攝影班進行期間,還碰到台北車站陸續拆除了車站大廳裡已所剩不多的座椅,並加大力度清除遊民放置在車站附近的家當,這些做法其實和直接驅趕遊民離開已相去不遠。因此在日趨嚴峻的棄物危機下,遊民不時上演的家當保衛戰,正暴露著對於底層生存空間的擠壓,而《棄物展》的出現,既是面對這種發展態勢的回應,也是控訴。   圖說:左圖為北車去年年中加強取締的公告;右圖則為攝於2014年車站大廳的座椅已遭拆除。   《棄物展》的策劃 這個以「棄物」為名的展覽,是以反諷的方式,刺激觀者去思考為何遊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種家當,會被當成棄物,希冀透過展覽能發展更多的對話。因此在遊民攝影班既有運作的基礎上,由遊民朋友、當代漂泊協會,以及藝術工作者共同合作組成了《棄物展》策展團隊,在剝皮寮進行為期一個月(10月17日至11月15日)的展出。 如前所述,在影像發聲法的運用中,展出參與者的拍攝作品,透過作品展示向社會發聲,也往往被視為培力實踐的重要部分。當代漂泊協會過去曾多次舉辦攝影展,展出遊民攝影班成員所拍攝的作品[3],但這次《棄物展》在策劃上,則納入更多視覺呈現效果上的考量,因此展出照片除了部分來自攝影班遊民成員,我們也發展與遊民朋友合作的拍攝計畫。在攝影班進行的照片討論中觸及到家當這個主題後,我們到北車與更多非攝影班的遊民朋友,就家當問題進行訪談,了解他們在家當被當成棄物陰影壟罩下的因應與生存方式,之後再徵詢他們是否願意進入攝影棚,將他們的故事轉化成影像來表達。以下這張照片,即是根據遊民阿平的訪談,進行的棚拍照片。在棄物危機下,阿平和其他露宿在北車的遊民們,發展出互助方法,白天其他人外出工作,就由阿平幫他們看顧行李,讓他們可以安心去打工,晚上他們會再帶便當回來給阿平。因此這些大大小小的行李,並不是阿平一人所有。這是在家當不時會淪為棄物的困境下,遊民們分工合作的生存之道,但對阿平來說,這些行李其實形同一種行動上的羈絆,他得隨時盯著它們,寸步不離以確保不會被清除。同樣是在談「家當心情」,對遊民阿成來說,從在外流浪的那天起,所有的家當就成了他身體的延伸,必須用各種方法帶在身上,他才能夠感到安心。   圖說:《棄物展》現場展出的照片之一,表達看顧家當變成行動的一種羈絆 不同於過去展出自己的攝影作品,站在相機前,成了鏡頭下「被觀看」的主角,在長期被污名化的社會氛圍裡,需要有相當的勇氣,尤其這幾年不時就傳出毆打遊民、對他們潑屎潑尿的惡意行徑。儘管參與拍攝計畫的遊民朋友,事前都已充分了解並有心理準備,但隨著開展日的靠近,其中一位參與者阿丁面對公開「被看見」的心理壓力卻也與日俱增。因此在經過溝通之後,我們決定在展場中將他的照片戴上面具,一來希望緩解他的壓力,二來也是讓觀者能夠更了解,並且看見遊民在向社會發聲內心所面臨的矛盾與掙扎。 再者,除了照片外,棄物展也採取錄像和口述錄音等其他媒材,來呈現出露宿在北車的遊民們面對棄物危機的處境和心聲,並展出從遊民朋友那借來的家當物件,讓觀者可以親眼目睹這些家當,了解它們之於遊民日常生活的意義。 圖說:《棄物展》現場展出的遊民家當物件,左圖中間是出陣頭工作留下來的紀念T恤,以及用報紙和衛生紙自製的枕頭,右圖下角則是出外舉牌工作時,為防大風把牌子追走,自備綑綁用的繩索。 除了一樓的「棄物危機」,棄物展現場還有另個以「棄物重生」為名為的二樓展區,展出漂泊工站成員階段性的勞動成果。當代漂泊協會於去年成立漂泊工站,嘗試與遊民和中高齡失業者,共同打造友善的工作環境,一起進行回收舊物,將廢棄家具和食用回收油,製作成有創意巧思的生活用品和家事皂等產品。這種透過舊物改造,重新讓棄物重生,賦予物品再利用價值的勞動創作,也是工站試圖在對人一旦在市場上被視為沒有價值,就被當棄物丟掉的作法提出的反省與實踐。此外在這層樓也展出遊民朋友們的藝術創作作品,讓這些逆境中努力匍匐前進的軌跡,可以在這裡被認識。因此從「棄物危機」到「棄物重生」,整個棄物展的總體策畫都試圖在顛覆並挑戰社會對於所謂「棄物」的刻板想像。     展場如劇場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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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的大型慶典:狂歡解放?財團宰制?

董建宏 /中興大學景觀學程  1999年,千禧年將近之際,全世界卻為了一個「數字問題」,而引爆了一個潛在的危機:Y2K Compliant BIOS。這個當初電腦設計時,為了避免佔用過大的記憶體空間,因此採用兩位數來記錄日期。在接近新世紀時,人們開始發現這個當初為了便利而採行的紀錄模式,將會在進入新世紀後,造成所有資料的混亂。當網路世界已經是當時不可阻擋的趨勢時,這樣一個「數字問題」確實將會引發世界的混亂。全世界各國政府,在當時採行了一連串的措施來防止危機的發生。因此,在世紀交替之際,一項跨國的活動:跨年慶典,突然在全世界各國的主要城市展開。希望透過每個主要城市的活動,來測試各國的電腦系統修正無誤。 【一個千禧蟲,竟然成為跨國慶典的開始】 資料來源:www.flickr.com/photos/swindejr 於是,正當全球的電腦工作人員在那個世紀交替的夜晚,不斷的緊盯著電腦上的數字變化時,全世界多數的人們,卻正以興奮的心情,自太平洋開始,迎接新世紀的來臨。一場又一場的城市跨年慶典,藉由電視轉播,讓全球的人們,在新世紀的伊始,感受到了全球化社會無國界的狂歡。也因此,這樣的跨年慶典,就似乎從一場只是為了檢測「數字」危機的活動,變成是新世紀的全球嘉年華儀式。  那麼,什麼是慶典?慶典對於人類社會與城市發展到底有什麼影響?我們又要怎樣面對慶典活動對於人們日常生活的衝擊呢?特別是在當前台灣不斷的檢討各縣市紛紛舉辦跨年活動,對於地方財政的衝擊,我們又應該怎樣來看待呢? ◎慶典儀式:信仰與生活解放的分離 慶典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從人類學的觀點來思考,慶典的起源與傳統的建構,似乎並不一定是一種直接的連續。相對的,透過更多的人類學與社會心理的調查,我們可能會發現,許多慶典是跟過往人類生活的模式(漁獵或農耕),息息相關。因為當我們的祖先必須大量仰賴勞動與大自然的恩賜,來維持生命時,慶典活動就成為他們感謝上蒼的一個方式。但是,慶典真的只是一場感謝全能的大自然對於人類的恩庇的儀式嗎?還是,它有著其他的意義與功能?而這樣的慶典活動,對於生活的環境,是否又塑造了不一樣的空間呢? 【中古時代的嘉年華,就是一種大眾分享、破壞既存秩序的時刻】 資料來源:http://www.famous-painters.org/B-Painters 在Barbara Ehrenreich所撰寫的一本社會人類學的書:「嘉年華的誕生」中,她提到,或許一開始,在原始時代,看似慶典的聚會,其實是人們為了集體獵殺相對龐大的動物,所群聚一起,並用類似舞蹈的方式,驚嚇那些野獸。而後,在信史時代,我們看到相關的慶典記錄,都與許多經濟活動有關。在慶祝豐收的儀式,與凱旋勝利的活動上,我們都可以看到不同模式的慶典的舉辦。這些慶典,除了感謝神明的庇佑外,也有著資源分享的經濟意義。透過慶典的舉辦,許多人將自己多餘的資源拿出來分享。透過這些慶典的舉辦,人們在一定程度上消弭的因為經濟生產所產生的許多階級落差,避免的積累的差異,累積的憤恨。 因此,在許多原始文明中,我們都可以看到誇富宴(Potlatch)的出現。事實上,台灣的許多廟會與賽神活動的舉辦,也具有類似的概念。透過慶典活動的舉辦,以及大量物資的提供,讓村落中相對的經濟弱勢者,可以透過這樣的活動,取得暫時的安置與生活的穩定。另外,從許多慶典活動我們也可以觀察到,慶典的另一個意義,就是:暫時消弭階級的界線。盛行一時的化妝舞會,一方面是為了慶祝貴族們的重大勝利或活動,另一方面,卻也是透過面具的遮掩,將他們長期以來被階級位置所束縛的狂野心情,適度的放開。從許多慶典活動的觀察,我們也可以看到,因為慶典活動的歡愉氣氛,因此往往有許多人可以藉此跨越階級的界線,讓整個慶典氣氛更加的歡慶。於是乎,許多慶典活動到最後,就會有踰越當時正常社會規範的行徑。為了避免社會秩序的混亂,或者避免被壓迫者透過慶典活動來挑戰統治者,許多中世紀,甚至啟蒙之後的統治者,紛紛對慶典活動開始壓制。 這些壓制,伴隨著宗教的改革與現代性、工業文明的發展,導致了人類生活得以符合經濟發展與政治治理的秩序性。但是,對於歡愉權利的剝奪,以及短暫消弭階級對立的消失,卻也是對當代社會的一項挑戰。於是,政治領袖開始創造屬於政治的慶典活動,企圖透過慶典儀式的感染力,來貫徹統治者的意識型態,並嘗試轉移群眾的不滿。法西斯的廣場儀式、閱兵,與左翼社會主義政黨、共產黨的群眾大會等,無一不是政治領袖與政黨,嘗試透過類似慶典的活動,來宣揚統治者的意識型態,並藉由慶典的集體性與歡愉性,將新的政治秩序貫穿其中。  只是,畢竟,政治的秩序性本來就與慶典的破壞性相衝突。因此,這些政治性的集會,逐漸的凋零。相反的,資本主義體系,卻妥善的運用了人類對於集體性狂歡的追尋,創造了一連串的商業性活動,來滿足人類對於慶典的追求。因此在二十世紀的後期,看到了許多巨型的演唱會,甚至原本是運動競技的場域及活動,也在商業資本的介入下,成為各國形塑城市空間與市民活動的主要規劃原則。只是,這樣的商業性的慶典活動,對於我們生活的城市,又有怎樣的影響呢?   【政治的嘉年華,目前只有在類似中國這種獨裁國家才會存在】 資料來源:http://images.takungpao.com/2013/0725/20130725090818293.jpg  ◎城市的慶典記憶與發展的衝突 城市的記憶,與城市的慶典活動,其實有著些許的連結。因為,慶典的意涵,就是一種休閒活動,一種追尋生活歡愉的過程。而在當代工業城市的發展過程中,為了避免勞動者過度的疲憊,同時提供城市居民適當的休憩環境,以利情緒的宣洩,因此,開放空間的規劃,一直是都市發展的重要課題。而其中,公園、遊樂場、運動場等遊憩空間的規劃與活動,就成為都市居民生活中重要的慶典記憶。 【開放的都市空間,一直是都市發展的重要課題】 資料來源:https://www.flickr.com/photos/vagueonthehow 在當代城市的發展過程中,遊樂園的興起,一直是一個有趣的慶典空間。兒童們將去遊樂園遊玩,視為是生活中重大的娛樂,甚至是家庭生活的重大慶典。而遊樂園中的許多遊憩設施的設計,也是為了滿足與紓解人們在工業化社會下,不斷被壓抑的心靈與所積累的龐大壓力。因此,各式各樣的遊樂器材,不斷的在遊樂園中推陳出新。而這些器材的設計,也讓人們可以透過短暫的活動刺激,宣洩情緒。例如:雲霄飛車的設計,讓人們可以透過高速的刺激,在感官上尋求滿足。又如摩天輪的設計,讓我們得以透過高度的轉變,看到不同視野下的生活空間。而鬼屋的設計,則可以讓人們宣洩平日所積壓的情緒,透過吶喊來釋放壓力。此外,許多都市內部的小型公園,更是讓市民可以藉由開放空間的提供,以及一些簡易的遊樂設施的設置,滿足當代社會核心家庭的親子互動,以及都市內成長的孩童,一個透過不同遊樂設施,群體互動的可能性。 但是,隨著都市的發展,許多過往的城市空間,開始被迫拆除,以迎接新的開發想像。於是,在這樣原子化的城市空間,個人的城市記憶,被迫讓位給開發的需求,或是更大型的活動空間。例如:為了辦理台北花博,象徵著台北城市發展的台北兒童樂園,被迫被拆除。這個空間的消失,讓這個城市過往的重要歷史記憶,特別是對許多人來說,成長過程中的慶典記憶,消失在實體的空間之中。 【眾人記憶的臺北圓山兒童樂園,就在號稱「花博」的大型慶典中被消滅了】 資料來源:http://www.taipei.gov.tw/public 城市的慶典記憶,其實是一種集體的記憶,只是當代的工業發展,讓這樣的集體記憶給原子化了,成為個人的記憶。但是,事實上,卻是這個城市的居民,對於都市內的某一個空間的集體記憶。但是,當城市的發展,不斷的去侵蝕這些帶給城市居民休閒愉悅的空間時,我們必須擔憂,這樣的發展,會導致城市內的階級衝突的擴張。因為,在資本主義的馴化下,就連慶典活動與慶典空間也逐步成為商品的一種,而讓過往慶典所扮演的,消弭階級差異、提供不同階級一個匿名與紓解壓力的共同環境,開始消失了。巨型事件的興起,正代表著這樣的發展。  ◎巨型事件與都市空間的形塑 自1964年的東京奧運之後,許多城市的治理者,開始發現,舉辦巨型的事件活動,是可以重塑都市的空間發展,並且透過這類巨型事件的舉辦,以慶典活動的愉悅性及集體性,凝聚民族情緒,同時建構新的都市意象。而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更讓企業集團,看到如何透過大型事件的慶典氣氛,創造龐大的商機。於是,資本主義時代的慶典活動,對於當代城市空間的形塑,更具關鍵性。  從1851年的首屆倫敦萬國博覽會開始,在這個現代性開始浮現的時代,博覽會便取代了許多慶典活動,成為慶祝現代性與工業化發展的重要活動。首屆萬國博覽會,展出了當時許多重要工業革命的成果,讓世人透過參訪這個重要的工業時代慶典,來理解工業革命的進程,以及對於現代性生活的影響。  1893年的芝加哥萬國博覽會,更是讓人們首次發現,可以如何透過巨型的慶典活動,開始來改造城市空間。於是,慶典活動之於城市發展,又有了不同的意義了。芝加哥萬國博覽會的時間點,其實就是在工業革命已經高度成熟,而民族主義國家治理也達到極致的狀態。民族主義事實上就是一種類宗教的狂熱,因此透過萬國博覽會的舉辦,其實也就是透過工業文明的包裝,將民族的自信與情緒推到顛峰。這與日後奧運的舉辦,透過體育的競技,達到民族國家之間的對抗,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也因此,巨型事件開始成為當代社會的重大慶典活動。相較之前的宗教性的狂歡活動,巨型事件活動在民族國家與資本主義的規訓下,雖然依舊嘗試去呈現其狂歡的一面,但是,更多的是對於都市空間的規劃與商品化。例如:1889年的巴黎萬國博覽會,以La Tour Eiffel艾菲爾鐵塔的興建,象徵著人類工業文明的進步。也改變了巴黎的城市地景。Roland Barthes在一篇散文中提到,他對艾菲爾鐵塔的厭惡,因為它就像一個無處不在的怪物,「污染」著巴黎的視覺。而芝加哥萬國博覽會,更是寫下「城市美化運動」(city beautiful movement)的「典範」。透過一群懷抱著現代主義與進步理念的建築師與規劃者,芝加哥團隊,將一個原本惡名昭彰的城市,透過城市的美化與巨型的建築結構設計(摩天輪),賦予城市新的生命。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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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的風為誰而吹:一個有關族群、國族和帝國性的想像  

林秀幸 /交通大學客家學院人文社會學系 我並非出於自願的到這個印度洋的小島做田野,而是我身在客家學院。我們院長是那種關鍵字「客家」的那種人類,所以我是被他半強迫推銷到這裡進行我的第二個春天的(如果說研究前景就像春天一樣那麼令人難以捉摸的話)。來之前,我查閱了一些資料,這裡氣候宜人,四季如春。曾經是法國屬地(天曉得法屬地的真正含意是什麼,以法國人的慵懶而言),接著法國人被英國人打敗了(說著,就凸搥了)。然後當年被法國人「進口」(那時真的是進口,不要罵我像罵柯P一樣)來當奴工種蔗田的非洲人,被英國人解放了(原來兩個世仇在海外殖民的記錄也是如此競爭),因此需要大量的契約人工。這時候印度人和南中國沿海的居民以不同的方式和機會來到這裡。南中國的移民,先由廣府人開頭,接著客家移民接續了這個橫越印度洋的移民之歌。而二次大戰後來到的客家人,島嶼已經無法接納,轉而到非洲大陸發展。 【充滿異國情調的島國】 資料來源:govmu.org/English/MediaLibrary/Pages/default.aspx# 我在台灣接頭上了這位超級熱心無敵的H老師,第一次見面,她和先生兩位年屆70的長輩在廣州街辦居留簽證延期,我在那裡和他們碰頭。真是一次奇妙的相遇,H老師 & M. C和我講著客家話,其間夾雜著法語和英語。填單子時,H老師疑問著是address還是adresse? C先生說了,法文是adresse 英文是 address.。(挖,我好像忘了J) 他們講話的聲調像我的客家長輩,當他們冒出英、法文時,又接上了我的青春與壯年(好吧,承認已屆壯年這點吧)。因此他們在同一時間對上了我個人不同時期的存在,這真是一種奇妙的交叉的存在感阿。 熱情的H老師幫我在啟程前安排了遠方小島的networking,大大降低了我的田野焦慮。飛機飛過了印度洋,降落在這個可愛的小島時,兩位先生,W 先生和T先生在機場拿著我的護照影本準備接我們。我從來沒有過這麼隆重地在田野地被接待的經驗,真是太驚喜了。順便心裡想著,大部分做華人研究的都是這樣被接待的嗎?不管答案如何,做華人研究的研究者多少接受了某種方便,而這種方便是以某種「族群」(是嗎?我待會要來談這個)的親密性連結的。嗯,這個方便性和研究途徑之間的關係,研究者必須自我醒覺。 ◎正港的華人性? 我過去從來沒有想過做「華人」研究,也覺得我終生可免於和這個「詞」相會。在我的成年禮時,「華人」這個概念已經在我的生命中漸行漸遠。若不是這個田野和客家人有關,又是講法語的地方,我想我是沒有任何因緣會到這裡來的。但是沒想到的,我還是和「華人」概念相逢了。並且讓我有機會對這個詞做點不同的想像,如果我們看到中國近年的擴張運動(我覺得他們的行為也很像「運動」,看起來沒有定型,但是朝著某一目標前進)的話。 一鑽進車子,T先生熱情地和我介紹M島美麗的藍色的天空,他說我們這裡的天氣一整年的晴朗,天空都是藍的,污染不嚴重…..。這只是一個開頭,幾天的相處下來,我和當地朋友的三種情感軸線交織和相逢:他們對M島的驕傲;華人的聰明自恃;相對而言,也就是「土人」的憨慢。 基於歷史的偶然,M島是一個多族群國家,有非洲後裔,法裔,印度裔,華裔。這些族群都鑲嵌在一個類英國模型的內閣制裡。這裡的官方語言是英、法語(其實沒有明定,只是公文書寫和議會用語)。奇妙的是,不管什麼裔,家用語竟然是當地的Creole (一種混合其他語,但是簡化動詞變化的法語,或稱克里奧爾語)。來接機的兩位先生,一位是第三代(阿公是第一代移民),一位是第一代移民。自從1830年代廢奴需要大量契約工之後,客家人繼廣府人之後不斷地移民到此,一直到1940年代。因此當地的客家人分屬不同時間的移民層,最晚一批大約是在四九年前後。而這些不同層的客家移民之間溝通的語言,竟然是Creole. 當地糖業沒落之後,成立了紡織為主的加工出口區,透過當地華人(就是客家人)的政治經濟領袖和台灣與香港的關係,而得到相關經驗的移轉。因此當地客家人和台灣的連結,在某些方面也許強過更為鄰近的東南亞。當然,當時的台灣是被以「華人性」來理解的。而當地的華人性,表現在某些產業的族群特性。譬如零售商,日用品批發商。原因在於,當地蔗糖園雇用的契約工群居在蔗園旁邊,因此構成了一個生活社區,而客家人就包辦了在蔗園開大小規模不一的日用品零售店。這類零售點賣著日常可以用到的各種必需品,我認識的M島人,幾乎都來自於這樣的家庭,甚至成為一個族群共同的過去。 【華人的經營,除了「勤奮」「聰明」外,也傳聞「作假」】 資料來源:govmu.org/English/MediaLibrary/Pages/default.aspx# 譬如他們喜歡一再訴說的一則故事:這些客家商店主人會在一些商品上作假。譬如酒摻點水,火柴抽數變少…….,這些tricks是族群之間共通的祕密。而他們的辯護是,開這種零售店,需要給顧客賒帳,如果沒有稍微摻點水,是沒有辦法經營下去的。他們也很正面地說,阿公們非常能幹,開這種店,幾乎包辦其他族群的生活大小面,從必需品,到財務管理到心理支持….. 這些都需要靈活的頭腦而不是一成不變的規則。而一位當地的意見領袖告訴我們,當華人節慶日時,總理也來了(印裔),原因是他很感念華人商店當年賒帳給印裔的過去。也曾有顧客找上門興師問罪商品作假,問店主敢不敢發誓,店主只好用客家話和關帝爺商量,情非得已,不要懲罰他。這個經驗是那種當著別的族群面不好說,卻互相心知肚明的共同情感。我被歸類為內人,起碼在族群關係裡,得以分享這個小故事,我的位置幫我得到了這個族群的起源劇本。而我也沉浸在這樣的氛圍裡,感受到客家人的,優越的,能幹的,聰明的…….當非裔飯店職員把我的帳結錯時,我咕濃著,他們數學真不好….. 他們也會開玩笑地說,當地非裔賺多少花多少,不懂得存錢。沒有辦法準時上班,早上要雇主雇車去載他們上班。但是也告訴我,當地法律非常保護勞工,不能隨便開除他們,開除的手續非常繁忙….. 在當地,白人掌握了最上層的大規模經濟體,印裔掌握了政界,而客家人則包辦了幾乎所有的和生活有關的批發和零售,也一樣雇用著印裔和非裔的勞工。 我幾乎要相信這裡的客家人就是我從別人口中得知的印象中的華人,所謂把土著當做易騙,華人至上,但是居於白人之下,總是相信自己比較聰明的那個,擁有悠久歷史的華人了。 ◎克里奧爾語顯現的族群關係 且慢,好像又不是,起碼我看到他們甘願地接受一個國家制定的勞工法,並且以這個國家保護勞工的進步性而表現出些許驕傲。我開始注意他們和當地其他族群的互動。其實白人很少出現在日常生活的互動裡,他們為數甚少,客家人和印裔、非裔接觸得倒是非常頻繁,而我注意到他們言談之間幾乎沒有階級的距離,這點從肢體語言可以窺見一些。同事做的另一地的類似研究,華人連土著的身體都不敢碰觸阿。但是我看著這裡的客家人和當地非裔,不少是店裡的服務生,親切地交談、拍肩,開玩笑。歐,你知道嗎,最重要的是,他們都使用當地的Creole。 相當令人驚訝,Creole也是客家人的家用語言。60幾歲的T先生,十幾歲來到這個島嶼,持續接受華校的教育,他不熟悉英、法語,但是Creole變成他的日常語言,也是當地各個時間層移民來到的客家族群間的交談語言。雖然T先生強調他會教小朋友客家話,但是全家在家講的仍是Creole. 當我稱讚當地客家人教子有方,子女都勤於學習,對父母都頗為眷戀時。W先生回我,也是有不認父母的,到了國外(通常是英、法、美)定居之後,回來不講Creole,而講標準法文或英文的。歐,我希望我沒有聽錯,對於家中長輩的依戀程度,也就是忘不忘本,是以講Creole為標竿的。他們喜歡開玩笑地說,林小姐,你有法文底子,如果待下來,三個月就可以學會Creole,你喜歡長住這裡嗎? 一天一位客家族群的政治菁英接受我的訪談,他談了他的國家近三十年來的政治輪廓,暢談他的家族企業的分分合合,他參加國際組織的經驗。他突然說,他覺得他的國家的特殊性給了他很多favor。他說,雖然他來自小國,但是他認為自小和多族群相處的經驗,讓他在國際組織裡,非常自在地社交,備受肯定。尤其,他說,在國際上,M 國人是特殊的景觀,通常多種膚色的人聚在一起,講一種沒人聽得懂的語言(Creole),他突然大笑,覺得這點實在很好玩。 是的,這些客家鄉親,尤其是W先生和T先生沿路的陪伴,我不得不說他們就像鄉親一樣,這麼熱情地接待我們,款待我們,在十幾天的訪談都是經由他們的幫忙。而這些客家族群菁英,在百忙之中還願意抽空見我們,甚至耗掉他們一下午的時間。只因為,我來自臺灣,說著他們知道的語言。這樣的聯繫,讓我這趟田野行,沒有空檔,沒有outsider的焦慮。但是我可以因此加強「華人性」的論述方向嗎?順著我的田野便利性方向的想像…… ◎不同族群、共同心願:「我們」的好 然而,我清楚地看到他們以M國人為東道主的驕傲表達,一位高深莫測的華裔傳統頭人,雖然和引介我的客家朋友沒有那麼Maji,然而擔心我們來到M島沒有好好吃,留下不好印象,請我們吃了一頓盛宴。 H老師的妹妹,一位優雅的Madam,在餐廳請我們吃飯時,刻意請我們吃吃桌上糖罐的結晶糖。並說,這應該是我們自產的糖。另一位從台灣過去的女士和她的當地夫婿,雖然工作很忙,仍舊一定要撥出一個晚上請我們吃飯……他們共同的心願就是,要我們領略這個印度洋的小島的美和好…..他們說,雖然我們這裡隸屬於非洲,但是這個島真的很特別……. 【不同族群的人,共同生活在此小島上的空間】 資料來源:govmu.org/English/MediaLibrary/Pages/default.aspx#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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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自在行走:狂亂與夢想

劉大和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讓人可以自在行走的城市,才是偉大的城市! 社會學從社會的現實觀察出發,我就講一個從小到大常有的感受,然後再加上一堆記憶中的現象。台灣是一個奇怪的地方,我們號稱有人情味,所以設立了騎樓,騎樓外面也常設有人行道,但在我的經驗裡,我常常走的地方是快車道。 【台灣的騎樓、人行道經常停滿機車,塞滿雜物,無法行走】 我得從騎樓不好走開始講起,請各位多一點耐心。 有時候騎樓被各種住家不要的東西佔滿了,有時候騎樓中的兩戶相鄰人家還會用難看的板子、盆子…等器具互相隔離起來。騎樓上有人做生意實在很平常,但也讓真正的行人無法通過,有些店家晚上打烊就用鐵鍊把桌椅等器具栓在騎樓上。我的學生曾經為了在一個店家的騎樓前停摩托車和店家爭吵,爭吵動機簡單,論述則顯得有趣,因為店家說這是他們的地,但我學生說這是公共空間,那到底是誰的空間? ◎好好走一直線路只能是一個夢想? 如果純然是私人空間,那我們每天都闖入別人的空間嗎?如果是公共空間,怎麼許多店家在騎樓都有許多自己的物品?我直覺而無法證實的社會學觀察是這樣的:這件事與我們潛在的生活觀念息息相關,因為我們在彼此的權利義務、界線上不清楚,它既是人情味的來源,也是我們侵入(占用)不是我們東西的來源。然而人情在對人、尤其是認識的人身上很好用,但在對無生命的公共空間上,則是令人搖頭,我們經常為求便利而佔用這些領域。 先不管法律怎麼規定,回到大眾常識,如果騎樓住家振振有辭的說騎樓就是它的地方,那到底我們應該怎麼說?不過,令我們更痛苦的是騎樓裡停了住家的車子,這些車子的尾巴可都是佔據著不折不扣公共空間的人行道上。有時候望著一群車子同時這樣做,就好像個個都是整齊的標兵,想像自己是綠巨人般的一步一步推倒後往前行。 觀察一下,除了車站附近或性質相近的地段,騎樓、人行道名符其實以外,許多地方的行人都夢想著,如果在一段路程中,你可以走一直線,就像汽車一樣,那真是美夢一件,想到年邁的老人家走在台灣的城市裡,那我們還能說甚麼?多走路多健康?地有不平,前有障礙,外有汽機車在疾駛,祝福你平安,一切順利?我們得承認,想要好好走一段路,不如在家用跑步機,不要想做個Benjamin說的「城市的漫遊者」,想學Baudelaire的城市波西米亞人風情?得先克服走路的那種不順感。 【如果連帶著小孩得媽媽、障礙者都無法行走的空間,這個城市如何偉大?】 資料來源:www.youtube.com/watch?v=me21C3EM_Vo 這件事我從小到大都是這樣,難免會告訴自己習慣就好。直到有一天開始,各級政府在倡導腳踏車運動,開始為騎腳踏車注入美好的幸福形象,為腳踏車找場地,用昂貴的經費和挪用有限的交通空間只求建立豪華的人行車專用道,甚至讓腳踏車騎士騎上人行道,不懂得尊重行人的騎士很多,總是老遠的叫行人讓開,終於讓我覺得火大了。 ◎腳踏車道重要性高於人行道? 先要聲明我這一代的許多人可是從小騎腳踏車長大的,我們騎腳踏車就跟現在的人騎摩托車一樣,日常、實用,很少有人有名牌腳踏車,腳踏車從來就不是炫耀自己的工具,而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你騎著它上學、買東西…。看著現在所謂的腳踏車休閒意象,裝配一大堆設備,父母與子女還要穿著同一套、同一系列的衣服。那些設備總共加起來沒有一萬元無法取得,看起來就像是中產階級的幸福樣態。但頓時卻讓我(不得不)覺得有點噁心。我得問自己怎麼啦?腳踏車明明是我一生重要的回憶。 跟各級政府提倡腳踏車的關注不同,我認為行人走得動、走得舒暢的城市才是好城市。如果腳踏車象徵著政治工程美好的生活樣態,那麼行人才是真正親近土地、空間的使用者,記得康德、貝多芬、西田幾多郎…這些在文化史上留下足跡的人,他們總是在步行中找到靈感、補充自己,現代的腳踏車專用道就像華麗的政治宣傳,但在人類的世界哩,只有某些步行的小徑才夠資格被稱為「哲學之道」。在一條可以思考的道路上行走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因為這代表著不疾不徐的步調,或說可以隨意變換的節奏,既可望著周遭景色欣賞一番,但也可同時反向追逐著內心理念的思考。不求趕路的走路,常會發現在角落的事物,或者激起一點在例行事務之外的想法。    我曾經向兩個地方政府倡議,先關注在城市行人道上,整理人行道讓它暢通,美化人行道讓它舒適一點,規劃行人路線,讓人可以在飯後隨興步行,順便欣賞城市中文化的點點滴滴,可以規劃某某古蹟路線、某某廟宇路線…重點是要鄰近居住地,隨手可得,隨時可行。我想至少讓人走一走,就是一種健康與幸福,而且只有步行才能細細體會這個過程中的種種,包括周遭的事物,我們可以說,走路是世界上最環保的活動。這個不是指少數的行人徒步區,或趕人去夜市這樣的區域裡面走,而是要超出(雖然也不反對)一般商業消費的設計邏輯。但這兩個地方政府對此都沒有反應。 【人行道上移動的機車,是對行人最大威脅的來源】  如果我們的政治人物都只看到國外的腳踏車,那斜視的眼光也該看看國外的人行道和行人,在巴黎,在中古的石板路上,兩旁用欄杆標示的人行道,可是嚴格禁止任何佔用。而在許多寬敞的人行道上,人們在此漫步,也有人在人行道側邊停留,不曉得是在思考或放空甚麼。有時候會看到露天咖啡座佔用了一點人行道,有時候會看到花店會把花也擺進這個空間。在我的經驗裡,只有美好的事物可以闖入貴重的人行道上,例如咖啡座、報攤、花店、文化海報柱、街頭藝人等少數外溢著美與人文的人事物。 人作為一個行人—不是腳踏車上的人、車上的人、地鐵上的人—才感覺表現了自己的風格、獨立的個體,也才融入了巴黎的城市文化之中。要產生知名的巴黎漫遊者這樣的概念,得先讓巴黎人有可以漫步的空間,也有美妙多變的店家櫥窗和各個人文角落的空間,暢意的人行的空間是這樣都市文化最基礎的必需品。或許你會說講巴黎太遠了,不管是指地理空間的意涵或是文化上的意義,但當我走在鄰近城市京都的「哲學之道」時,卻又感動莫名,哲學之道可說是小河邊以堤防為底的路徑而已,但豎立在其間的樹木和花草卻讓人感受到具有一種優雅的美麗,兩旁細緻的店家,各有表現的主題。若能常來行走,不知人生還能夠更好嗎?此時最怕的大概是背後傳來腳踏車叮叮噹噹教你讓路的鈴聲,就像某台灣腳踏車道一樣,政府設計一個讓人可以大欺小、腳踏車欺負行人的空間。 ◎讓人可以自在行走的幾個建議    所以,本文想倡議的概念主題是「讓人可以自在行走的才是偉大的城市」,但要講究政治落實的話,我的建議是這樣的:第一步是先讓市民拿回自己的權利,清空人行道上的障礙物,地方政府清楚地標示出人行道的邊界與路線。一開始會遇到阻攔,但這就跟當年反佔用車位的路霸行動一樣,只要有決心最後不但會成功,而且會成為一種社會共同的共識與文化。 【行人必須走在快車道的經驗,相信大家都有】 第二步是地方政府動手規劃多元多樣的步行漫遊路線,歡迎居民走出戶外去看看自己的城市,以歡迎旅遊者前來漫步賞析城市中重要的文化,人走累了就會想坐,人流汗了就會想喝飲料,人看(商品)喜歡了就會想買,人和人親身面對面,人情熱絡了就會懷念這裡。路途中不妨遵照前人可貴的精神設立茶亭,以解路過行人之渴—現在的人可能未曾享受過這種溫暖,但筆者在小的時候可是體驗過,在稻田耕種的婦人可是親切而不求回報的招呼。 第三步就是鼓勵城市居民把留在公共空間的器物做適度的簡化,我們有許多建物外牆,在牆面的上空或地面,總是有太多贅物,過期破舊的旗幟、不知該丟該留的破舊家具、纏繞得像線團的各種纜線…,若能簡化得讓空間的擺設沒有不合理的東西,這是最基本的要求,就能讓人視線不覺得凌亂起來。建築物就像是一個人的外表一樣,總得有基本的美感才能贏得別人的尊重。 ◎讓我們取消騎樓吧! 第四步是比較難的部分,取消騎樓[1],一方面因為騎樓功能與人行道重疊,二方面造成建物負重結構弱化,第三則是騎樓的美化不易,店面櫥窗限縮進去,不明顯,個人直覺這是造成台灣店家都需要有過大招牌的原因之一。過大招牌的原因之二乃在建物的外部太過單調難看,若我們到台灣知名的巴洛克老街就會發現,如果店家使用過大的招牌反會遮蔽美麗的建築,而失去吸引力。 取消騎樓,讓人行道與店家(門和櫥窗)清楚相鄰,個人認為這反而會讓街道景觀好看起來,不再顯得毫無章法。住家在多取得店面面積的過程中,可以做相對補償公共利益的行動[2]。許多台灣人都覺得台灣的街道景觀不好看,以前從招牌下手,但效果不大,也招致批評。取消騎樓讓城市的線條簡單一點,就能真正處理美的問題。 我期望經過這些年社會的醞釀,我們真的可以實現「讓人自在行走的城市」。 --- [1] 這個政治行政的技巧會比較複雜,原則上是依照每個路段住家的集體共識,一次能夠達到「整體效果」才做。 [2] 例如募集基金協助建造機車停車場。建造的方式很多,公務機關大概都知道了。或者說將部分地面劃歸人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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