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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分還是命定?從植劇場荼蘼談相連的生命與個人生命軌跡

陳易甫/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   湯有彥的父親發生車禍後對鄭如薇的生命有著巨大的影響,自此她的人生走向不一樣的路途。這是「植劇場」第二部電視劇「荼蘼」的破題,講述著女主角在人生轉折時,因為選擇「plan A」或「plan B」而形成「Two me」的過程。 有關生命的故事,向來是社會學「生命歷程觀點」所樂意探討的對象,從個人的傳記出發,探討人在歷史脈絡與情境下的經歷,例如Glen Elder在〈大蕭條的孩子們〉一書中,就描繪美國1920年經濟大蕭條對兩群兒童生命軌跡的影響。生命歷程的相關研究中,將個人的經歷想像成一條條的生命軌跡或路徑,隨著時間的推進,個人在人生的道路上持續前進。 然而,與一般的傳記或故事不同的地方在於,生命歷程的觀點在呈現這些生命故事的同時,試圖提供較理論性的分析,除了個人層次故事的呈現外,並將理論分析的視角推及個人所處的社會關係與社會脈絡之中。這一切,都要從生命軌跡的分析開始。 植劇場《荼蘼》女主角面臨人生轉折時,選擇「plan A」或「plan B」而形成「Two me」。圖片來源:https://goo.gl/AuYCjc   生命軌跡如何分析我們的人生? 不同的生命場域所行走出來的生命軌跡都不一樣。例如,圖一呈現的是四群人從10歲至19歲在偏差行為上的軌跡。隋著年齡的增長,有些人的偏差行為逐漸增加;但也有人隨之減少,有些人從小到大都維持相似的偏差行為程度。 圖一,四群人從10歲至19歲在偏差行為上的軌跡。圖片來源:作者。 生命軌跡不一定是以程度大小來呈現,我們也可以用階段或狀態的變動來呈現。例如圖二就是紀錄一群人在不同工作狀態下的轉變歷程。有一小群人,他們的工作經歷是不斷的在非典型工作中轉換,而有一大群人則持續待在私人公司工作。回到鄭如薇的生命故事,在plan A中,她從一家台灣食品公司的小職員、外派到上海的員工、成為股票與房地產的投資客與總公司的經理、在上海投資開餐廳、乃至回到台灣開餐廳。這是鄭如薇自身發展的工作軌跡,但也是在同一個時空背景下不少台灣青年人的寫照。是故,生命軌跡的分析既呈現個人的獨特性,亦可歸納出普同性。 圖二,一群人在不同工作狀態下的轉變歷程。圖片來源:作者。 在plan B中,因為要照顧有彥的父親,鄭如薇的工作軌跡因而中斷。女性大部分是因為結婚或生子而中斷其就業軌跡,所以劇情中,因為照顧男朋友的父親而中斷,不是那麼的常見(典型)。 不過廣義的來說,女性會因為家庭因素而中斷就業軌跡,所以這邊也可以說她的例子是一個典型。過往就業軌跡的研究中,女性常常會因為進入婚姻/生子而有工作軌跡中斷的情形發生。相較之下,男性的工作軌跡則較無這種情況,如湯有彥的例子。這種情況亦是文獻上著名的男女婚姻/育有子女在薪資上「溢酬/懲罰」的現象。在特定社會文化與制度下,這個現象呈現了男女生命經歷的不同,以及因此所造成的薪資差距不公現象,這也同時引出了生命軌跡分析的另一個面向:多重生命軌跡。   每個人都會經歷的多重生命軌跡 在一生中,個人從來不是走在單一的生命軌道中。在不同的生活場域中,個人會同時走著不同的軌跡。我們可以想像,每一個人可能同時存在著多重的生命軌跡,例如偏差、憂鬱、學業表現、教育取得、工作以及愛情、婚姻與養育下一代等人生重要指標的發展軌跡。圖三與圖四為同一群人從13歲至17歲在偏差行為與憂鬱情緒上的軌跡分群。在偏差行為上我們可以觀察到兩群的生命軌跡,而在憂鬱情緒上則有四群。同一個人,可能在偏差行為的軌跡上屬於「never」的那一組,但是在憂鬱上可能是屬於「increase」的那一組。 圖三,同一群人從13歲至17歲在偏差行為上的軌跡分群。圖片來源:作者。   圖四,同一群人從13歲至17歲在憂鬱情緒上的軌跡分群。圖片來源:作者。 我們可以透過不同群的轉換機率,來描述兩個生命軌跡的相近性,或文獻上所稱的「軌跡的相互掛勾(interlocking)。圖五為這兩種軌跡的轉換機率,相信聰明的讀者可以自行解讀台灣青少年偏差行為與憂鬱軌跡的交織行為。這些軌跡之間會互相影響。前述偏差與憂鬱的軌跡彼此之間可能相互的影響,使得某兩個類別的軌跡有較高的機會掛勾在一起。 圖五,兩種軌跡(偏差行為與憂鬱情緒)的轉換機率。圖片來源:作者。 社會大眾最為重視的,大概是教育取得的軌跡與工作的軌跡之間的掛勾。傳統地位取得的研究,乃至近期探討的學用相符/不符,皆在探討何種教育軌跡,可以順利嫁接至為人稱羨的工作軌跡。前述的男女婚姻軌跡與工作軌跡交織,再加上社會上性別分工的意識形態,造成了女性的婚姻軌跡(從未婚進入已婚)會影響其工作軌跡的中斷。反之,男性則很有可能因為進入家庭生活,因傳統養家的潛規則,而在工作上獲得升遷與加薪的機會。這也是plan B中鄭如薇的經歷:因為湯有彥父親的生病,毅然決然的接下了家中照護的工作,進入了照護者的軌跡之中,也因此放棄了工作上的進展,造成職涯發展上的中斷。在plan B中,雖然鄭如薇試圖在多年後重續其工作的軌跡,然而,家中照顧者這個軌跡不斷地為其重續工作軌跡設下重重的障礙。 Plan B中鄭如薇以及兩種plan中湯有彥的故事,在生命歷程觀點上具有兩重的意義。第一重的意義在於不同軌跡之間的「同步化(synchronization)」程度。同步化的概念在於描述兩種以上軌跡之間統整或契合程度,通常強調時程上(temporal)的契合程度。舉例來說,在台灣社會,青少年時期成為人父、人母與個人教育軌跡之間,就很有可能因為兩個軌跡對於個人角色上的要求與社會制度支持不完備,而讓小爸爸、小媽媽的家庭軌跡與教育軌跡出現非同步化情況,這些小父母將會遇到兩種軌跡的拉扯,以及兩種軌跡中所經歷的角色衝突,使其被迫放棄其中一種軌跡的進行。這種角色的衝突就發生在plan B的鄭如薇身上:好不容易下定決心要延續其工作軌跡時,卻發現自己懷孕了。工作與成為母親的軌跡,在最壞的時程(不過有好的時程嗎?)中相遇,使之產生非同步化的情況,造成鄭如薇內心的衝突與壓力。反之,這種衝突並未在湯有彥的身上發現,顯示其不同軌跡之間的同步化情況較高。當然,這種同步化在plan A與plan B的湯有彥身上仍有程度上的差異,聰明的讀者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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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你在笑甚麼?笑話可以是個社會學議題

周平/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 我很崇拜幽默的人,曾經努力地想去尋找全世界最幽默的人拜師學藝,找了半天卻遍尋不著。有一天,皇天不負苦心人,當走到鏡子前面時,我終於找到了。 巷仔口社會學已發表的諸多精采文章,把生活世界的眾聲喧嘩和生活百態精準地呈現了出來。然而,街談巷議中,時而插科打諢、時而嘻笑怒罵的聲響,卻不曾進到眾說紛紜的社會學論述社群,這使得社會學想像中的眾生面孔顯得太過道貌岸然或一板正經。真實生活中實際存在的驚聲尖笑之缺席,是被社會學主流思想板塊擠壓覆蓋的結果嗎?讓我試著從孩童談起,來揭露日常生活中的幽默實相吧!   孩童笑的來源 我這一生中帶過兩個小孩,一個是我女兒,一個是我女兒的女兒。我注意到她們在未滿周歲前,就已經開始具備因照顧者的刺激而發出笑聲的能力。效法達爾文(Darwin)[1]、佛洛伊德(Freud)[2]和皮亞傑(Piaget)[3]對嬰兒笑聲的研究,我也對自己家的兩個小孩成長歷程中的笑聲進行過仔細的觀察。根據我的親身體驗,她們在六週左右會因為照顧者的撫摸而開始微笑,四個月左右來自主要照顧者誇張的聲音和肢體擺動、搔癢(tickling)和消失—乍現(peekaboo)等刺激而發出咯咯(giggles)的笑聲。 以上這些笑聲已然是關係性的溝通行動了。何以故?因為此時嬰兒的笑,是認識社會互動規則的一種方式,也就是說,嬰兒是因為意會了照顧者的梗(get the joke),所以才會發笑的。皮亞傑認為,嬰兒的笑是建立在兩件事情的平衡上,一個是可預期性,一個是不可預期性。以搔癢為例,若是由陌生人來對嬰兒搔癢,通常小朋友不但不會笑,反而可能會被嚇哭,因為陌生人的不可預期性太高。反之,嬰兒用自己的手在身上任何部位搔癢,都不會產生笑意,因為它完全是可以預期的。而照顧者對嬰兒搔癢時,嬰兒雖然感受到身體最脆弱的部位陷入可能被攻擊的危機當中而有些不安,但另一方面又相信照顧者的刺激是可信賴的。於是,在不可預期的危機和可預期的信賴關係矛盾中,嬰兒發出了咯咯的笑。同樣的,肢體、聲音和消失—乍現所引發的笑聲,也是在相似的矛盾情境中才得以產生。這算是成長歷程中最早的玩笑關係(joking relationship),這種笑聲有助於增加照顧者和嬰兒之間的信任感和親密性。   皮亞傑(Piaget)認為兒童的笑是建立在可預期與不可預期的平衡。 資料來源:https://is.gd/oEIHE2。   來自互動情境中身體受到刺激或見到他人肢體或表情誇張而發出的笑聲屬於肢體幽默(physical humor),是嬰兒早期笑聲的刺激來源。及至稍長的兒童時期,上述類型的肢體幽默甚至會在兒童團體的遊戲中持續發展出更多元的形式。如彼此的打鬥戲弄(playfight)或搔癢,是一種虛假的攻擊(mocked attack),彼此雙方一方面會抗拒防衛,一方面又會放心地笑出來。這種欲拒還迎的互動方式,對增進彼此的親密關係是有正面功能的。 當兒童認知能力更加成熟時,可預期/不可預期的刺激形式將更加抽象和複雜。如自我認同、事物邏輯、語言規則、社會規範和文化價值等的學習與內化,兒童對於事物的應然和實然逐漸形成相對穩定的認知基模(schema)。基模的學習過程中,使兒童開始發展出不同於肢體幽默的幽默感知,特別是當認知的基模成為兒童的行為框架時,一旦出現令人驚訝或與應然和實然標準相牴觸的跳脫框架(de-framing)行為,就有可能在兒童心理認知中產生失諧(incongruity)的感知,並在情緒上產生好笑的感覺,從而在行為上發出笑聲。   揶揄的笑與孩童的規訓與懲罰 從互動關係來看,脫框的行為不但影響兒童的自我認同,也會影響人際關係。以兒童的第一個身體規訓—大小便訓練(toilet training)為例。當小朋友開始了解到排泄物是不潔之物時,大人世界期待她/他要控制肛門和尿道的生理衝動,要選擇對的時間和對的地點才能排泄,兒童感受到社會規範對自身行為的框限,同時逐漸培養出有關身體控制得當與否的羞恥感(sense of shame)。兒童逐漸認知到,做出羞恥的事情有時會引發他人的笑聲,從此,羞恥感經由幽默的調教而對兒童逐漸產生行為模塑的效果。 為了避免他人因自己做出了羞恥或令人尷尬的行為而發出笑聲,兒童開始更加謹慎地學習控制自己的行為,以符合社會的規範。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揶揄(ridicule)的笑聲會產生的規訓效果(disciplinary effects)。成長歷程中,兒童除了會不時控制自己的舉手投足和舉止言談,以避免他人的揶揄外,另外也會在他人做出脫框的行為時產生揶揄的笑聲,無意間,這種笑聲也產生了監控他人的效果。霍布斯(Hobbes)[4]認為人類的笑聲是一種優越性(superiority)的表現,當他人行為或處境陷入窘態時,我們會產生瞬間榮耀(sudden glory)而發笑。在同儕團體中,兒童間的相互揶揄,一方面展現了個人內心的優越性,一方面也同時產生對自己和他人行為的規訓效果。 出於揶揄和優越性的笑聲,在同儕團體中,有可能同時拉近和拉開兒童之間的距離。也就是說,當兒童與同伴一起笑(laugh with)時,這樣的笑聲會強化彼此的親密關係;但如果兒童與同伴在一起笑別人(laugh at)時,這樣的笑聲則會劃出一條團體的界線,拉開與非我族類的距離。這時,內團體(in-group)的親密連結有可能會建立在一起揶揄外團體(out-group)的笑聲基礎上。 出於揶揄和優越性的笑聲,在同儕團體中,有可能同時拉近和拉開兒童之間的距離。 資料來源:https://is.gd/4nwuVH 孩童的笑是拉近團體關係距離的方式 以上的說法,似乎把笑聲說得太壞了,好像自己和他人的笑聲都是不懷好意的。當然,還是有人對於笑聲提出了善意的解讀。例如高夫曼(Goffman)[5]就認為,當有人做出令人尷尬的脫框行為(如在舞台上絆倒)時,這表示情境中出現了失序狀態,為了不讓社會秩序難以為繼,具有同理心的旁人或觀眾,常會以笑聲來傳達安慰和諒解以化解尷尬。對兒童來說,好朋友之間的玩笑關係,也屬這種善意的笑聲,也就是,當好朋友出糗或被挖苦戲謔時,基於彼此的友誼和信任感,這時的揶揄不但不會破壞,反而會增進彼此的情誼。 以上的說法,無論是善意或是惡意,都預設了笑聲對社會關係維持或破壞所產生的效果。其實幽默的面貌像萬花筒一般千變萬化、瞬息萬變。笑聲除了具有維持社會框架的規訓效果外,它也可以是一種解放束縛、逾越框架的手段。從佛洛伊德的觀點來看,笑話是一種疏泄壓力的手段,它以一種類似魔術的障眼法,婉轉地冒犯社會所定義的禁忌,藉此達到逾越的愉悅(the pleasure of transgression)。這種解釋幽默的觀點叫做釋放理論(relief theory)。[6]一種反抗規訓的衝動,會透過笑話來觸碰真實世界被禁止的行為,越是被禁止的事物,越有可能在笑話偷渡逾越的衝動,並從中產生最大的笑能量。我們也可以說,笑聲可以是一種面對禁忌(如性、排泄、死亡等)的反作用力。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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