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s: 經濟

從黑手變頭家到隱形冠軍: 台灣中小企業的產業升級與技術創新,1996-2011

謝斐宇/中研院社會所   近來,媒體頻頻報導中國「紅色供應鍊」的崛起,將造成台灣IT產業的沒落,台灣產業轉型前景堪憂;但於此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研究和新聞報導指出,台灣機械產業中的許多中小企業,產品附加價值節節高升,並且擔任全球產業中上游不可或缺的供應商角色。特別是身為零件製造商的中小企業,在當前追求高科技轉型的過程中仍然活躍。頓時,台灣產業所謂的「隱形冠軍」,再度成為討論焦點。 在這篇短文中,我將從中小企業部門創新與學習來源的角度,講述較少受到關注的「隱形冠軍」故事。我將強調「零件製造廠」這個在解釋台灣中小企業的技術能力與創新時,常被忽略的面向,透過比較台灣與其他先進國家,試圖描繪「台灣經驗」中常被忽略的某些特徵。   一、為什麼中小企業和製造業仍然值得關注 在進入討論之前,我想先說明兩個問題。:(1)為什麼我們必須關注中小企業?以及,(2)為什麼在談論知識密集經濟的產業轉型時,依然不可忽略製造業? 中小企業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中小企業提供大量就業機會,是整體經濟的骨幹。許多研究顯示,中小企業能帶動更均等的經濟成長,也是學習與創新的來源。已有不少研究指出,美國過去三十年來的貧富差距惡化,與「去工業化」、「經濟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有關 (Lin and Tomaskovic-Devey 2013)。「經濟金融化」指的是公司不再投資資本財,反倒縮減規模、專注於最大化短期收益與股東利潤的現象(Lazonick 2009)。從這裡,可以引申出我第二個觀點——製造業依然重要。考察某些西歐國家(如德國)與小型國家(如丹麥)的產業轉型過程,將會發現中小企業一直都是這些經濟體中的重要驅動者。在產業轉型或所謂的「往知識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面對亞洲的競爭,他們的中小企業不僅沒有從製造活動中撤退,相對的,反而持續活躍於高品質與高附加價值的產品製造領域(Herrigel 2010)。另外,美國歐巴馬政府為了將製造業帶回美國,下了許多工夫,例如,建立各種中小企業創新及創業平台,或是提供各種誘因與有利政策(Block and Keller 2011)。   二、台灣戰後工業化發展的特徵:分散式工業化及與出口導向的零件部門   「分散式工業化」(decentralized industrialization)是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獨特特徵,具體表現是中小企業製造商群聚於特定地理區域。許多中小企業專精於生產流程的特定階段,並與其他生產階段的中小企業構成互補關係。這些中小企業協力網絡,構成了所謂台灣奇蹟的基礎。在許多產業中,從1970年代的製鞋、成衣、腳踏車,1980年代的工具機,到1990年代的資訊電子工業,台灣中小企業成功進入了全球生產鏈,台灣的中小企業與其他國家,如日本、韓國的中小企業最大的不同是,直接從事出口活動,國際化程度很高。 在台灣的分散式產業體系中,許多產業普遍具有下列特徵: (1)以中小企業為基礎的生產體系中,存在廣泛的分工,生產流程彼此互補。這些廠商群聚在特定地理區,或者稱為「產業聚落」(industrial district, Piore and Sabel 1984),彼此競爭與合作。台灣的製造業大部分由兩個部門所構成:裝配部門、零件部門(協力廠商)。裝配部門涉及廣泛的零件外包體系與高度專業化,轉包活動則在零件部門中運作——組件中的許多零件被轉包給專精於製造這些零件或加工程序的小工廠,形成一個綿密的分工體系。 (2)中小企業生產網絡由眾多的獨立零件製造廠與專業加工廠組成,這些廠商專精於生產中間商品,並不製造最終產品。   (3)生產網絡具開放性,並且沒有依賴性(有別於中心衛星工廠體系)。零件製造商與專業加工廠商通常不局限於和特定的裝配商或供應商合作,他們能同時供應給產業內的許多廠商,也能將產品賣給其他產業。 (4)零件製造廠與專業加工廠直接進入全球生產鏈,直接面對國外客戶、自行接單出口、高度國際化。它們有能力在世界市場中競爭,而非完全依賴國內的裝配廠或中心廠。 分散式工業化所帶來的直接結果是跨產業間的高度連結(inter-industry linkages)。開放且不依賴的網絡,意味著資訊不只散布在產業內,還會在產業間傳遞。例如,為機械裝配廠與零件製造商進行鑽、車床、銑、鍛造、金屬表面處理、陽極氧化等加工的專業加工廠,並不閉鎖在單個產業或供應商中,他們也替許多產業進行加工。跨產業的經驗,常常替他們的客戶帶來新的突破。同時,零件製造商直接出口的能力,意味著他們有多重接觸資訊的管道,因此有多重學習的資訊來源。因此,技術知識與想法沒有被限制在單一廠內,而是能跨越各種產業邊界,進行重新組合,產生新的突破。   三、機械業中小企業的角色與貢獻 以下,我使用1996到2011年的工商與服務業普查資料,以機械業為例,來說明中小企業在過去20年來台灣經濟發展中的角色與貢獻[1]。 一般認為,過去20年在IT產業的帶領之下,是台灣邁向高科技工業化的重要轉型期。資訊科技產業的總營收占製造業總營收的比例,從1996年的21.7%,增加到2011年的49.7%;同時,資訊科技產業的附加價值占製造業總附加價值的比例,從1996年的17.8%,上升到2011的40%。但是,如果我們透過三碼分類檢視產業的組成,進一步分析部門中的次級產業表現,整個故事看起來就會有點不同。儘管金屬機械產業較少受到關注,往往被視為傳統產業、欠缺發展性,但其對製造業整體附加價值的貢獻,其實與資訊科技部門(扣除半導體產業)的整體表現不相上下。 舉例來說,2011年半導體產業只占製造業總營收的6.2%,卻創造了製造業總附加價值的17%,而電腦和電腦周邊設備業占製造業總營收的26.5%,卻僅創造製造業總附加價值的5.6%。如果扣除半導體產業,那麼,2011年資訊科技產業的營收占製造業總營收的43.5%,卻只創造製造業附加價值的23%。相較之下,同一年金屬機械業占製造業總營收的22.1%,卻創造製造業26.9%的附加價值。也就是說,受到許多關注的成功樣板產業——資訊科技產業——可能扭曲了我們對台灣製造業整體表現的理解。在當前台灣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機械部門的表現與資訊科技產業的表現相當。 … Continue reading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 , | 1 Comment

不同顏色的供應鏈:透過社會價值來創造產業升級

潘美玲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對紅色的恐懼 「紅色供應鏈」最近成為臺灣社會一個熱門的議題,這個用詞透過電視媒體和財經雜誌的傳播,也成為街談巷議日常聊天會提到的話題,一個月內我竟然在幾個不同的場合被問到「到底什麼是紅色供應鏈?」,甚至家庭聚會和久違的大學同學聚餐時,都有人在問這個問題,不只這是一個被高度關切的名詞,問這個問題的人,都還帶著一股不解的恐懼。 「紅色供應鏈」最早來自於2013年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的報導,指出中國在全球電子資訊產業的位置,已逐漸脫離只是提供勞力密集的末端組裝工作,美國的蘋果公司開始使用中國廠商提供iPhone的零組件,構成其全球供應鏈的正式成員,並可能威脅到原先在此供應鏈上臺灣、日本、韓國等廠商的地位。其實,中國已經是世界工廠,中國製造早已經不是新聞,但過去是台商接單,台商在中國的工廠生產的部分,現在則是中國廠商開始有能力可以自行接單、生產,有機會取代過去台商的角色。 【除了紅色警戒,我們是否考慮過其他顏色的警戒呢?】 資料來源:farm9.staticflickr.com/8213/8435717056_02ceac96f4_o.jpg 臺灣電子資訊產業在全球分工所佔有的不可或缺的角色,曾經被譽為「矽屏障─臺灣最堅實的國防」。若從產業競爭的層次來看,廠商投注研發,以成本和效率爭取訂單,本就是自由市場的遊戲規則,也是必然的結果。但問題是中國以國家級的戰略行動,扶植電子零件供應鏈,例如,制訂智慧型手持裝置品牌業者必須至少有三成是向中國當地業者採購的政策,並透過國家的支援扶植中國特定廠商,提昇技術與生產規模,目的就在取代臺灣廠商在國際品牌全球供應鏈的地位,這並不是一場完全自由競爭的賽局,經濟只是手段,政治才是最終的目的,紅色恐懼的是「以商逼政」。我們在和日、韓、或甚至東南亞國家在競爭的時候,即使這些國家分別都被標示一種顏色,頂多就是一種競爭對手的識別,是不會產生同樣的反應。 面對紅色供應鏈的威脅,產業界或政府相關部門的討論,從產業競爭的經濟優勢的角度出發,基本上往發展品牌或產業技術升級的方向,並強調政府應該介入並大力扶持。但當大家只期待政府發動「積極作為」之時,強調的是經濟理性或政府的角色,但我們應該將社會的思維也帶進來。原因有兩個:第一、因為商品的供應鏈就是生產與銷售的過程,牽涉到環境資源、物料生產與勞動力,這些並非發生在真空狀態,而是在社會制度或權力的脈絡下運作的。第二、研發創新必須經濟發展兼顧社會永續,不能侷限於單面向的思考。 ◎「全球商品鏈」概念的啟發 供應鏈在企業管理或工業工程的領域,著重物流與製程管理,重視的是成本和效率。但經濟的運作不能抽離社會脈絡或忽略社會基礎,我們在思考因應紅色供應鏈策略的同時,應先認識供應鏈運作的社會機制,並開發多元創新的可能性。 全球商品鏈(Global Commodity Chain, GCC)是由美國杜克大學社會系的Gary Gereffi教授在1990年代針對商品生產製造的全球化所提出的分析概念,之後則是使用Global Value Chain(GVC)。所謂的「商品鏈」是指「一個商業成品的勞動網絡和生產過程」,形式上和企業管理或工業工程所指涉的供應鏈類似,但商品鏈強調全球生產網絡當中的權威統御結構(governance structure)是決定供應鏈的機制。在一條商品鏈當中,決定金融、物料和人力資源如何配置和流通的流程,純粹由價格決定的買賣交易,也就是純粹的市場關係,只是廠商之間關係型態的其中一種。供應鏈的廠商之間合作與生意往來,有不同程度的權力關係型態,它受到主導廠商控制協力廠商的程度、以及協力廠商的能力等因素的影響。Gereffi指出,當商品鏈的領導廠商在商品鏈上面具有越高的統御權力的時候,這個品牌廠商就能夠設定標準規格與指導原則,甚至可以做到比法定標準更嚴格的地步。從產業升級的角度來看,後進國家廠商可以進到這類廠商主導的商品鏈,就有機會學習更先進的技術或管理策略,達到產業升級的效果。 本人當年拜師Gereffi門下,學習的正是後進國家產業升級的招數,這也是商品鏈理論在臺灣較為人知的路數。其實商品鏈的統御架構分析,也提供了從主力廠商下手,促進社會進步的可能性,這部分在面對臺灣當前的挑戰,更有啟發作用。以買者主導的商品鏈為例,具有控制行銷管道的大零售商如Wal-Mart, GAP, Tesco或Nike等品牌,掌握強大的購買力,因此對於旗下訂單的供應商,就具有讓他們要求符合標準的權力。紡織與成衣生產是買者主導全球商品鏈的典型案例,這些品牌廠商沒有自己的工廠,透過離岸外包的方式,獲取低工資的勞動力,並以此獲取利潤。不過壓低成本的話,就會出現價格「向下沈淪的競賽」(race to the bottom) ,從零售商往下到貿易商,再往下擠壓到成衣製造商,迫使再往工資更低廉的地方設廠,也造成在該產業的全球供應鏈上勞工的生產條件日趨惡劣。 【現在幫西方品牌大廠代工的台商,也都必須遵守永續的人權、環境準則】 Photo by 王宏仁 臺灣曾經在1990年代,因為擁有成衣配額而在全球成衣商品鏈具有相當的地位,為這些品牌的零售商接單生產,也在這些廠商的要求下,到中國、東南亞等地區設廠,當配額的出口優惠取消之後,臺灣的地位就被取代了,我和Gereffi 之前的論文就預示了這種後果。但現況的發展卻不悲觀,有兩個現象是我們當年沒有預料到的。第一,是臺灣的廠商開發了環保機能性布料,供應了目前世界市場的七成。傳統的成衣生產雖然被取代,但並沒有因此而「脫鏈」,反而靠著新的環保材質的布料,建立在全球成衣商品鏈當中的重要角色,2014年的世界足球賽球員身上所穿的球衣,一半以上就是臺灣代工製作的。 第二則是從消費者和非營利組織等民間力量的監督。例如起源於美國大學校園的反血汗工廠運動,提供了來自供應鏈之外的社會力作用。美國的大學之間的運動競賽,不只是大學校園的盛事,也吸引廣大運動球迷的關注,因此印有大學名稱或標誌的服飾,在全美的成衣銷售上佔有一定的比例。然而,隨著媒體披露許多美國品牌廠商的外包工廠工人支領低薪、在惡劣的勞動環境下生產,1998年杜克大學學生率先展開校園靜坐的反血汗工廠運動,要求校方不得授權給那些壓榨勞工的品牌廠商。這個訴求不但得到校方的支持,積極制訂採購原則,也引發了其他大學校園的仿效,而有更廣泛性的影響。促成美國政府設立「公平勞動協會」(the Fair Labor Association),要求美國品牌的代工廠必須提供足以維持生活的基本薪資,尊重工人組織工會的權利,符合安全與健康的環境,以防止該產業無下限的沈淪。 【蘋果供應商造成的環境破壞,引起眾怒】 在電子資訊產業興起的「紅色供應鏈」,也必需面對來自於民間環保組織的挑戰。中國民間環保組織在2011年調查了資訊科技產業對環境造成的危害,發佈「蘋果的另一面」調查報告與影片,指出蘋果違反自己的供應商行為準則,放任供應商污染環境與毒害工人。這些指控,迫使蘋果必須開放其供應商的名單,接受檢驗,若有任何污染環境的情況發生,就必須改善。 ◎透過社會價值而創造的產業升級 … Continue reading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 , | 1 Comment

要市場社會,不要市場經濟:  以台灣為主體的發展

蔡明璋 /臺北大學社會系   ◎太陽花 vs. 野百合學運 太陽花學運將台灣社會的民主化推向另一個新階段。它與1990年的野百合運動有許多不同的地方。野百合運動面對的是舊威權尚未消逝、初興的民主化尚未穩固的不安定時期。在制度改革的議題上,野百合專注在台灣威權體制的轉型,訴求解散國民大會,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解決憲政體制的危機。而事隔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面對企圖再造新威權的馬政府,太陽花則喊出捍衛民主,明確的要求政府傾聽人民的聲音,確定人民是民主體制的主人。野百合主要參與者是大學學生,公民社會的參與有限。    【太陽花與野百合學運,各自面對不同的政治經濟環境】 太陽花學運令人驚豔的地方是,有效的動員更多校園以外的公民社會以及一般大眾,挑戰國民黨的服貿協議與中國政策,以及背後的寡頭專制。短短數天內,民眾共識迅速凝聚,從二、三百名學生領導318佔領立法院,到330近五十萬人民響應學生號召靜坐凱道,學生組織動員快速,訴求精悍有力。公民不服從的論述,更增強反抗行動的正當性。 ◎尚未實質的民主化 我將太陽花與野百合學運相互對照,最主要的目的是突顯不同時期台灣社會遭遇的急迫危機。野百合學運的貢獻,鞏固台灣的民主化,但是這個民主化是「形式民主化」,政治權力經由合法制的程序(選舉投票方式)分配到政治菁英手中。可惜的是,民主化並沒有再更進一步的向上提升,演進到「實質民主化」的階段,而這是指權力分配更均勻,讓弱勢階級有公平參政的機會,權力的使用受到更具體的理性規範的節制,公共政策決策過程更加開放、透明的境界。 事實上,實質民主尚未在台灣深耕,人民的聲音與集體的利益,尚不是引導公共政策的關鍵力量。太陽花學運裸露了這個令人不堪的事實。服貿協議是一個導火線,尚有接踵而來的政策爭議,特別是「核電廠」這一顆未爆彈,很可能引爆出更大規模的公民不服從運動。 ◎新自由主義與服貿的意識型態 太陽花學運的另一個大爭議,是與中國的服貿協議。這是對政府的經濟政策直接的挑戰,這也是與野百合不同之處。過去二十多年來,台灣為中國的市場轉型,挹注了近1250億美元的投資(1991-2012年),中低階技術與高階技術產業先後移向中國。同一時期,台灣的失業率不斷升高,實質薪資水準倒退了十五年。馬政府選擇使用「新自由經濟主義」,做為調整台灣經濟體質、促進成長的發展模型,一方面放開尚由國家控制的市場、土地(例如國道收費、公地標售),儘量不管制國內資本的進出,放縱資本家任選全球的避稅天堂,這些手段拉攏不少資本階級;同時也開放國內市場給中國資本,後者與中國高層統冶階級有密切的關連。 【過去10多年來的經濟政策,都是以支持資本家發展為主】 資料來源:orzhd.com/briian/2014/01/NO-fetc.gif   服貿協議不遮掩它的新自由主義想法,協議主文開宗明義說:「逐步減少或消除雙方之間涵蓋眾多部門的服務貿易限制性措施,促進雙方服務貿易進一步自由化及便利化。」這個政策論述的邏輯,剖開來看,是一個「三段論法」: 兩個國家之間的商業交流愈多,資金流動愈不受限制,對經濟成長愈有利。 台灣目前的經濟成長停滯,以及諸多的發展困境,收入停滯不前,是因為對中國不夠開放。 因此,加速與中國資金、商業的交流,可以增加台灣經濟成長的動力,提高收入。 第一段的論述根源,來自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這套說法的缺失、不合時宜,學界早有批判。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如果能夠成功脫胎換骨,絕大部份不是因為實踐新自由主義政策。試想,戰後的日本與亞洲小龍-南韓,新加坡與台灣,在加入「後進工業化」的國家時,哪一個例子是新自由主義的奉行者?這些經濟的成功,主要歸因於特定產業政策有效的介入市場,提升技術,引導工業生產的方向,「市場開放」並不是成長動力的原因。第一段的前提站不住腳,接著來的第二、三段的推論,則誤導最後得到的結論。 ◎資本主義的多樣性 新自由主義在西方世界其實也找不到有力的證據。英國在1980年代柴契爾首相的強勢論述與政策操作之下,一夕間成為「自由市場經濟」的典範。但是這並無法否認新自由主義出現以前,英國工業發展就開始了傲人成就,也不表示採用新自由主義後,它就為英國帶來持續的繁榮。實際上,2007-2012年間,英國進入近代最為蕭條的時期。美國被認為是另一個新自由經濟的典範。一個簡單的反思是,美國加州的矽谷成為近代科技創新的根源地。在20世紀初期,美國聯邦府(海軍)與加州政府及史丹福大學合作,經歷數十年的研發投入與知識累積,成就今日傲世的工業區。矽谷並非是一朝一夕、立即可得的,也不是新自由主義或市場開放這種簡化邏輯能夠完整理解的。 【不同的國家,皆採用不同的經濟政策,而非只有新自由主義】 資料來源:newtomaso.blogspot.tw/2013/02/economis-germanys-economic-model.html 美國、英國的例子說明,即使是邁向高度發展的經濟,在歷史經驗上並非趨同,而是各走自己的道路,呈現獨有的制度面貌。另一個頂尖工業化國家-德國,亦非是新自由主義的實踐者。德國的例子被稱為是「協調型的市場經濟」,成功的關鍵在於生產部門的密切合作,企業內部權力是由經理人與工人分享,工會與資本家不斷協商工資及利潤分配,優先投資於特殊技術,銀行與創投資本耐心的支持有前途的新企業,企業之間發展綿密的合作與協調網絡。 大部分國家的發展模型很難硬套到「自由市場經濟」,或「協調型市場經濟模型」中。許多成功的發展模型,是在顧及特殊的制度演化與社會結構的特殊脈絡,而發展出適合在地的生產制度。因為需要適應、解決在地的特性(使用技術的習慣,或弱勢企業的參與等),而呈現一種混生或混和的發展模型。丹麥的經濟是一個很典型的例證,它與台灣同樣都是小國經濟,因此,很值得我們注意。 丹麥的工業特色是大量使用低階到中階技術的企業,食品、家具、新潮飾品等,很令人訝異的入列成為這個國家的強項商品。他們克服全球化開放市場的壓力,依靠的是高度的生產彈性,快速地接受擴散開來的新技術。技術的發展並不是依賴高額的科研支出,而是強調「經驗」作為基礎的技術。市場開放與國際競爭的確造成失業的增高。丹麥採用「積極勞動市場政策」,雇主可以自由的解雇工人,但是,失業者也能夠獲得有效即時的技術提升訓練,訓練期間亦有相對足夠的保險給付。雇用彈性與就業安全原是對立的,丹麥的公共政策讓兩個「冤家」能結合在一起,就業市場的彈性與就業者能力的提升相輔相成。 丹麥經濟的另一個特色是企業鑲嵌在高密度的社會資本中,企業彼此的信任和合作,降低了學習和合作的交易成本。丹麥作為一個高收入的小型企業國家,在政策上的對台灣的啟示是,即便是小國經濟,面對國內市場有限,對全球經濟波動又特別敏感的先天條件下,成長的政策亦不是僅有市場開放一途。 【跟台灣同為小國的丹麥,採用積極的勞動市場政策】 資料來源:www.itravelqq.com/uploadfile/2010/0322/20100322091617500.jpg ◎要「市場社會」,不要「市場經濟」 馬政府主政六年來,從ECFA到服貿協議的操作,將台灣未來的發展模型押注在新自由主義的單一選項上,在理論上不但站不住腳,在實務上也沒有成功的例子可以援引。以上所舉英國,美國,德國以及丹麥,都不是在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上造就出成功的經濟。這些國家其實有一點共同的特質很值得注意:他們很清楚地營造一個「民族市場社會」(national market society)。 這個模型有幾個重要的特質:(1) 成長政策最優先的對象,是在國內發展的產業,幫助這些產業在技術上升級的同時,也提供所需要資金、人才與基礎結構;(2) 同時,避免產業成為特殊利益團體,靠國家補貼政策肥壯自滿的寄生資本家;(3) 經濟生產剩餘在制度性的勞資協商的機制下,公平合理的分享,構築更紮實的社會凝聚;(4) … Continue reading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 , | 3 Comments

兩岸服貿協議真的「利大於弊」?統計的科學檢證

林宗弘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兩岸服貿協議簽訂所引發的爭議當中,看似主要有兩個對立的立場:(一)許多學者擔心的是中國因素或政治後果,認為服貿協議即使表面上看起來對台灣有利,也不應該貿然簽定;(二)官方則是一口咬定服貿協議在經濟成長上對台灣一方「利大於弊」,因此只要設立一些救濟機制、或者由行政單位把關,就可以包裹通過,不須逐條審查;在此觀點下,官方宣傳開放項目的多寡並非爭論重點,問題在於加權後的總損益:例如,若是中國開放80項,每項台灣獲益(或中國損失)都是1億元,台灣開放64項使中國每項獲益(或台灣損失)2億元,台灣還是受害的。此外,馬政府還有一個缺乏證據的主張:不跟中國簽訂協議台灣就無法加入TPP等其他的自由貿易協定。  【官方的計算數據,裏面暗藏了多少玄機呢?】 有趣的是,無論是贊成或反對雙方,似乎都承認台灣的貧富差距應該會因此擴大而非縮小。然而,作為「利大於弊」立論基礎的中華經濟研究院報告本身,似乎沒有成為科學檢討的對象。 我認為,雖然行政部門言之鑿鑿說服貿協議「利大於弊」,作為這個論點背後主要支持證據的服貿協議評估本身,即使無法完全被否證,也有許多重大的測量與技術瑕疵需要檢討。老實說,相對於許多政府外包的研究計劃而言,中經院報告的品質還不錯。筆者並不是要全盤推翻同行的努力,但若是將這個報告當成專業期刊論文來審,恐怕不易通過統計學或經濟學者的質疑,然而,這份報告卻是官方主張服貿協議「利大於弊」的唯一證據。 ◎評估服貿的模型、參數與顯著程度 作為利大於弊證據的中華經濟研究院《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經濟影響評估報告》,使用的模型與數據為何?統計顯著程度怎麼樣?在不考慮「房間裡的大象」之前,這還是單純的科學驗證問題。根據中經院的報告,其所使用的模型與數據均出自普渡大學的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GTAP),數據是8.1版,確實,這個模擬模型與數據,都算是國際貿易研究裡的重要經驗研究來源。 GTAP的8.1版有一些先天的資訊限制,首先,其數據的最後一年為2006年,從2007年開始就有重大缺損(missing),也就是說,2007年之後全球金融風暴下的貿易與失業數據恐怕未考慮;其次,該模型有一些重大的經濟學假設(例如毫無規模經濟的假設在中國特別不切實際、與替代彈性的參數的選用等)值得顧慮,不過總的來說,GTAP還是獲得應用經濟學界普遍的肯定;第三,該數據庫由於某些原因不包含台灣,因此台灣的數據都是中經院自行輸入的,這一點可能成為估計時的重大問題,在報告中則經常以不起眼的註腳來處理。 換句話說,該模型是以全球貿易數據做為參數,來估計中國對台灣服務業各業別的影響,而不是用台灣各業別的時間序列數據來估計其影響,由於全球數據庫中的模擬參數並不包括台灣,後者與前者的統計關係相當淺薄。 在該報告的附錄中,提到對台灣或中國服務部門的進口需求,是以GDP與人均GDP以及兩國的距離來估算的,這個方程式裡沒有任何與服務業直接相關的參數,而中國與台灣的距離如何計算也不清楚(在此數據中兩國接壤時距離=0嗎?),因此,中國與台灣之間的服務業進口需求有高估的嫌疑。 【沒有精確的評估,會造成各行各業如同瞎子一般,不知走向何處】 其次,陸資來台進入某一產業之規模的參數,是以前期該產業GDP與中國全球FDI總數(2009-2012)以及全球FDI(不包含中台)來估計的,而不是以台灣的時間序列數據來做平均值推估,不僅數據規模、來源與結構本身沒有說明清楚,上述方程式裡其他變量的迴歸係數,也沒有提供給內行人參考,這顯示中國流入台灣服務業的FDI參數可能已經嚴重高估。 第三,其實GTAP模型能夠預測的是有明確關稅減讓時,對各業別的一些成長或衝擊,而開放新項目本身的關稅額度其實難以估計,如同參與該報告學者所承認的,中經院的報告對關稅當量的預設值可能要受到嚴格檢驗。 就算我們相信中經院同仁沒有故意在數據上動手腳,把上述所有參數估計問題都忽略了,任何統計模型都不能只提供估計平均值,而必須提供信賴區間與顯著程度。中經院報告提供了許多對各產業產值成長率或絕對值估計的上界與下界,然而,這個上界與下界並不是GTAP所提供的信賴區間或顯著程度,而是兩組樂觀程度不同的估計值:第一組是關稅當量降低造成貿易量成長的估計值、第二組是以陸資來台造成產業成長的估計值。所謂總體估計將使我國實質GDP增長0.025~0.034%之間,並不是信賴區間,而是兩個平均值。因此,中經院(2013: 196)的報告承認:「對於以上之評估結果,雖均為正面效益,但效益幅度不甚顯著。」解讀起來,意思似乎是服貿協議對台灣GDP的影響無異於零。   ◎台灣GDP估計的系統性偏誤 事實上,近年來對台灣GDP的估計已經出現嚴重的系統性偏誤。第一種系統性偏誤來自跨國集團企業內移轉訂價(price transferring)。2005年以來,台灣採用了IMF的新標準來估計GDP,然而由於兩岸的稅率差異甚大,台灣的平均稅率與企業稅率特別低,因此導致我國的GDP偏誤可能特別嚴重。在「台灣接單、中國生產、歐美買單」的三角貿易關係裡,由於中國企業稅率(平均約為GDP的7%以上)比台灣企業稅率高(近年來平均約GDP的4%),台灣的母公司經常以中國子公司積欠的應收帳款,將子公司部分營收移轉到母公司帳上,獲得避稅利益,然後將資金再投資中國子公司,並列入台灣母公司的資本折舊沖銷,導致從國內生產要素所得來估計的GDP會膨脹。若是扣除母公司認列的海外營收與海外投資,台灣的GDP恐怕要縮水不少。這意味著若服貿協議簽訂導致台灣的金融與服務業大舉外移,台灣GDP虛增的數字會更加嚴重。 除了移轉訂價對GDP計算所造成的問題外,過去六年來在全球金融海嘯的衝擊下,台灣各個經濟學機構的經濟成長預測也出現嚴重的偏差。究竟涉及政府部門政策導向與承包單位利益的統計預測,是否可信?讓我們回顧一下近年來中經院對經濟成長率每一季的估計值與主計處經濟成長率實際值吧! 根據2006年第一季到2013年第四季,中經院在前一年底預估後一年度四季的經濟成長率,對後一年主計處所公布的實際經濟成長率所進行的簡單迴歸顯示,儘管兩者之間有一定程度的相關性(迴歸係數為1.79,sd=0.36),實際經濟成長率的截距比中經院預測值要低3.17,這是相當驚人的高估,而R-square也只有0.378,從圖一更可以看出,2008年金融風暴加劇之後,中經院每季的經濟成長預測越來越不準確,很多樣本點遠遠超出可以忍受的標準差之外。 【中經院對於經濟成長預測,有高估的傾向】 附註:中華經濟研究院對經濟成長率的系統性高估。縱軸是中經院前一年的估計值,橫軸是主計處隔年的實際值,2006第一季到2013年第四季   這種對經濟成長率系統性的高估,只有發生在中經院嗎?不止,事實上,即使在美國,與政府相關機構有利益關係的研究單位對經濟成長率的預測,總是出現系統性的高估。然而根據同樣的信賴區間,服貿協定簽訂後的0.025~0.034%成長率必然無異於零,甚至也有相當可能是負成長。 ◎貧富差距與中國因素 同時,中經院(2013: 5)報告坦承:「本評估為經濟學上之比較靜態分析法,評估過程中假設其他條件不變。故模擬結果所顯示的經濟衝擊或效益,並未納入政府、產業針對相關影響所採取的因應措施效果,亦無法顯現自由化對吸引外資等所帶來的利益,同時更無法呈現如經濟安全、人才流動、社會觀感等非經濟議題之影響。」就像吸菸有害健康一樣,這種警語經常被支持服貿者忽略。 【台灣的所得分配惡化,跟對中國投資有關】 資料來源:www.libertytimes.com.tw/2013/new/jun/10/images/121.jpg 不僅是中經院的學術同仁無法評估服貿協議相關的政治或社會後果,在兩岸經貿往來的相關研究中,有很多嚴重的數據缺陷至今無法克服。一方面,在GDP與GNP之間的海外要素所得近年來達到高峰,顯示有移動能力的資本家或中上階層確實能夠從中國經貿中獲益不少,另一個令人難堪的事實是,我們連有多少台灣人在中國常駐或置產也不太清楚,遑論計算服貿協議若簽訂對台灣資本外流與人口(尤其是青壯年技術勞工)外移所造成的負面效應。 在總體數據上,兩岸經貿往來與台灣資本外移對貧窮率有顯著影響,然而要往更加個體層次的數據進行分析,非常困難。例如主計總處中部辦公室每年用來計算各種貧富差距指標(如吉尼係數)的家戶收支調查,由於缺乏戶內人口是否在中國工作或投資的資訊,對於分解個體層次貧富差距沒有幫助。 2010年以來,筆者透過中研院社會所個體層次的中國效應調查,企圖估計台灣各階級之間貧富差距的變化,研究顯示,民眾認為,無論是主觀或客觀的貧富差距,都有惡化的趨勢,這種惡化趨勢很可能是透過資本外移與失業造成的。甚至,兩岸經貿往來擴大造成勞動人口外流,對台灣的離婚率與少子化的惡化也有影響。筆者上述研究雖然有很多數據缺陷,與中經院的報告是難兄難弟,然而在推銷服貿協議的同時,政府徹底迴避了台灣為人口外流與貧富差距付出的社會成本。 ◎結語:批判、否証vs權威、順從 關於服貿協議違反民主程序、對中國威權主義的疑慮、與公民不服從的精神,已經有許多學者進行了深入討論,本文專注的是服貿協益利大於弊的科學證據問題。自二十世紀初的五四運動以來,華人社會的學生運動就提出了科學與民主這兩大價值觀,太陽花學運並不例外。如同Karl … Continue reading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 , , , , | 42 Comments

刨挖未來技術創新根基的服貿協定:STS的觀點

林文源 /清華大學通識中心 探討科技與社會的關係時,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討論技術物的政治性:技術物的配置方式可能帶有隱藏的政治與權力效果。從類似角度出發,服貿議題中樣牽涉到「技術物的政治性與政治的技術性」。 ◎ 政治的技術性 政治是治理問題,牽涉如何掌握、控制人資訊與物的流動。過去的政治與社會運動中,執政者藉由控制出版、媒體、集會遊行等訊息傳播的方式,進行思想控制,撲滅動員機會,這些是政治的技術操作面,其中的檢查、監視或是粉飾太平都帶有技術性質,例如,這次服貿議題一直到學生佔領,議題才從小鴨、圓仔、雷神等新聞中脫穎而出,然後開始進入抹黑的階段。 【不斷抹黑學生運動的中天TV宣傳】 另一面,政治反抗也牽涉到技術問題,例如過去台灣民主運動發展期的地下刊物、錄影帶傳播,甚至是地下電台等。在這次關於服貿的新世代反抗中,也同樣呈現新的反抗技術。國外茉莉花革命多只呈現大家用手機傳播真相,但是在這次台灣的反服貿運動中,則更近距離地看到這些技術的全面應用。從一些訊息管道看到,在過去幾年的反覆公民動員中,讓網路與ICT科技成功地成為另類報導、動員與補給的基礎建設,這儼然成功地在ICT的消費文化基礎中(每人都用手機上網社交、看影片與玩遊戲),孕育另類、新反抗政治的技術基礎建設與社群,如零時政府http://g0v.tw/,或見這一個討論:http://technews.tw/2014/03/20/the-technogloyy-behind-the-occupied-taiwan-parliament-protest/ ◎ 從生態圈角度看技術物的政治性 除了從微觀角度檢視特定技術物的政治意涵或影響,技術物的政治性背後有技術生態的意涵:知識、物、人如何在技術影響下,形成不同配置而產生政治效果。而在此,我也想反過來看,在哪些配置關係中,形成哪些技術的發展可能性。這具體牽涉到服貿的後果。 我們看一下產業生態,台灣服務產業產值占GDP近七成,這裡面中小企業(200以下)約有130萬6,729家,占全體企業家數的97.67%;其中80.02%為服務業。而這些服務業中,先不論外銷,中小企業內銷值為9 兆6,337 億元,占全體企業34.66%。事實上,根據台灣地下經濟活躍程度,這35%一定是低估。 大家都知道過去台灣製造業的經濟奇蹟基礎來自中小企業,而不是由大企業、大學實驗室的實驗室研發,也不是政府補助。而是在小廠房的黑手另類研發或逆向工程,結合群聚產業的生態鍊,以及人情關係形成的非正式金融網絡(標會)的研發生態體系,形成無數小成果。然後,這些成果被裝在一隻隻皮箱開始走天下,之後,形成諸如電腦產業等高科技產業的基礎,創造新的產業機會。而台灣的生技產業投入多少研發經費,卻一直無法成為產業,部分原因也在於這個產業生態圈並不完整。空有創新與研發,最後也只能賣給國外廠商,無法產業生根。 ◎ 服貿簽訂後,可能造成技術生態圈改變 台灣的服務業極可能有同樣狀況。服務業雖然看的是人力素質,但人的服務品質與表現是來自背後的教育訓練、管理、服務流程、物流等等所支持,當然更不用說服務業本身的手藝等技術面。雖然不是硬技術,卻有更隱微的know how技術成分,也引此更難傳播與偷學。這次服貿爭議中的一大問題是,在條約的承諾表中,台灣企業到中國多數為合資,但中國企業可獨資到台灣。或許政府希望形成的是(炒房?)投資潮,或是「專業」投資移民進來的人潮(但專業認定模糊,且可不斷延長居留期限)。這其中潛藏的效果是,一旦這些企業進駐,初期可能不會衝擊基礎勞工,但會影響中小企業,逐漸排擠中小企業生存空間。因此,在個人、企業的就業率等經濟考量之外,會造成的影響是大規模的技術生態圈的改變。這與企業進駐後的技術流動/不流動有關。 【任何一個技術的發展、創新,都是一個技術圈的概念】 這同樣存在一些對其他國家FTA的討論。一些輿論討論直覺地認為此次簽約對象是中國,因此才會有抗爭,所以反對者也應該討論跟美國等其他國家簽FTA的問題。先不論其中暗指的意識型態問題,但「魔鬼藏在細節裡」。在現行許多FTA條文中的智財權條款,成為許多已發展國家國家的企業用以掠奪發展中國家的生物資源專利、限制學名藥開發等等問題,破壞既有技術發展的生態圈,例如惡名昭彰的孟山都(Monsanto Company)。韓國、馬來西亞、泰國都已在發生類似的過程,而出現強烈的抗爭。 目前政府只有表面的外銷或經濟成長數字思維,卻沒有對技術升級或保護作妥善配套,因此已經開始出現農、漁業項目的兩岸合作中,農業、漁業因為人力(師傅)的移動、合作與交流,產生技術外流的狀況,未來服務業極有可能會出現這種狀況。這也會加速獲得技術的中資企業以更大的資本規模,擠壓中小企業生存空間,加速服務業巨型化。一旦這些技術生態受到侵蝕與破壞,未來像過去台灣電子產業的小頭家掌握技術後,搭上全球電子轉型後,便有機會成為大公司的創業與創新基礎,將更為艱難。 簡單地說,經貿協議背後牽涉到的還有技術生態圈的問題。沒有考慮此問題,將使台灣的服務軟實力(技術)急速被吸收、學走,降低本地企業與新一代年青人的未來發展與創新基礎。 ◎ 治理的技術性 這或許是最嚴重的一點。許多討論已經指出,這項服貿中牽涉到網路、基礎建設服務等基礎設施,有危害國家安全之虞。這也是許多人認為,跟一個不承認台灣國家主權、不放棄併吞台灣的國家談經濟協議,背後其實包含明顯的政治意圖。從技術與社會關係來看角度,這也不單純是政治問題,而且更牽涉到治理技術問題。 以食安問題來討論,台灣的食安問題從1970年代開始已經歷經四十餘年的制度與機構發展,但到今日仍不時傳出各種有毒、造假的問題。這也牽涉到前面提到的技術生態圈問題。台灣有太多中小企業,但是政府到現今仍未發展出有效的治理技術,以掌握這些企業的狀況,所以,這些見不得光的「暗黑技術」(非法的食品加工或添加物製造技術)也在蓬勃產業技術中同時茁壯。面對此問題,政府一直未發展出有效治理技術方案,近年依然食安頻傳,甚至連大企業都如此做,但政府依然毫無所知。事實上,從法規、人力、經費的狀況也顯示,它並無心於此。這在國土保護、環境污染議題上都是一樣。 【台灣政府連目前的狀況都管不好了,如何管理大舉入侵的黑心食品?】 回到服貿,在這項協議中,無論是國安層面或是其他企業經營層面,儘管政府強調中資佔的比例只有如何等等,但都已經偏離重點。重點是,在於目前的狀況政府已經管不住,那要如何應付更為複雜的局面呢?最簡單的是中國的黑心企業之黑,台灣業者相較之下,都只能算是灰色而已。更何況是幾乎不可能不帶政治意圖、更為嚴重的資安、國安問題? ◎ 隱含在宣傳背後的技術想像 政治人物急著宣揚非簽這些協議不可,主要理由還是拼經濟、中國是世界的未來、、、這些自由化、產業規模與經濟發展的想像。然而,鑲嵌在這些論述中的「自由化」、「走出去」,除了新自由主義幽靈附身、跟隨西方國家「自由化」的策略之外,背後的技術、產業想像的都還是在於量大、新興市場,例如這次服貿中台灣明顯受益的金融業,就會想像中國十幾億人口的市場,但事實上開放的區域有限、而中小企業一點也吃不到。 在此意義上,這樣看似全台拼經濟的技術想像,有兩個問題需要深思。首先,結合技術生態圈的問題。如果立即獲利都是大企業,明顯必然受害且無利可圖的都是中小企業,且會侵蝕其技術生態圈。那麼,這背後的拼經濟背後的技術想像,呈現相當重要的階級差異。、在政府缺乏完整配套急忙開放的狀況下,尤其如此。 【服貿簽訂的後果,是讓魯蛇變成大魯蛇,勝利組變成勝利巨人】 其次,在這種拼經濟意識形態下,可能發展的技術是何種技術?台灣過去在代工產業發展下,靠追求價廉、量大的時代,的確獲得階段性成果,但也付出相當大的環境、社會成本。在近幾年,產業、工程研發界紛紛高喊要在既有的技術、產業基礎上,開放式創新、產業加值等等。然而,一遇到大市場的幻想,卻又開始希望走回頭路。 ◎ 服貿之外的另外一種選擇:精緻化、高價值化 如同政策的誘導,使台灣迄今多數的高科技廠商仍謹守代工利基,而無意創新,使得空有技術的大量高等教育人才成為低技術人力,靠高工時賺錢。若又是繼續導入這種創造大量廉價需求,造成產業缺乏升級意願與壓力的貿易條約,儘管可能有短期經濟刺激(對大財團而言),但再大的市場也都只會是引鴆止渴。 台灣很小,要比量大、價廉,無論如何比不過有更多環境與人力可供揮霍的大國。或許應該想的是,如何讓產業加值、精緻化地提升,這也關係到上述中小企業生態圈的發展與維繫。這在精緻農業、精密機械已經看到一些成果。在其他產業則有賴先轉變對產業、技術與社會發展關係的想像。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 , , , , , | 3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