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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淪還是提升？國際階層體系裡的流動
丁允中／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 日前一則新聞報導指稱，台灣的薪資水準與墨西哥看齊，引起許多人慨嘆台灣的發展大不如前。雖然事後發現該報導所引述之指標，實為誤植，台灣薪資水準相較於墨西哥仍有相當幅度之領先，但仍引起對於台灣的發展是否「向下沉淪」的討論與質疑。 在一般大眾的討論裡，許多人在講到台灣社會發展或政經情勢時，常會習慣地用「向下沉淪」或「向上提升」這類說法。要回應這種焦慮，我們可能必須先確認國家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階層體系，然後探討這樣的階層體系內部的流動與升降，然後我們就能繼續追問：從國際發展比較的角度來看，台灣在發展上有所流動嗎？程度又有多少？ 在思考與回應這些問題上，尤其是針對台灣發展現況的「定位」問題，我們可以從世界體系的網絡分析中，獲得一些啟發。所以本文將先簡單介紹世界體系理論，以及此理論如何理解國家間的不平等，其次介紹世界體系理論與網絡分析的結合，並延伸探討世界體系的網絡分析如何測量、評估世界體系階序的結構與流動；最後，則藉由上述的分析觀點，簡單地討論一下台灣在世界體系中的位置及其影響。 喊拚經濟之前，先好好思考台灣在世界體系中的定位和影響是什麼。 圖片來源：https://goo.gl/jVtRVS。 世界不是平的：依賴發展與世界體系 在有關經濟發展的論述中，最常聽到的論述，是以現代化為基礎的經濟發展理論，它強調自由市場的重要性，認為各個國家只要利用在國際市場上的比較優勢來進行貿易上的競爭，就能循序漸進，取得一定程度的經濟發展，讓經濟水準向上提升。在這樣的觀點裡，開放市場、自由競爭被認為是開發中國家邁向經濟成長的法門。「世界是平的」，理想上只要遵從這樣的原則，努力「拚經濟」，要趕上已開發國家的經濟水平指日可待。 然而從第三世界或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實際經驗出發，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經濟水平上的差距不僅不會縮小，如果遵循現代化理論的發展指導原則，甚至會擴大兩者之間的差距，其原因在於國際分工存在著不平等的交換。現實狀況是，已發展的工業先進國家自低度發展的國家進口、榨取原料和自然資源，而以加工過的工業成品回銷低度發展國家，並藉此獲取較大較多的經濟剩餘（surplus）價值；這樣的交換模式進一步導致並增強了後進國家的低度發展，形成「核心-邊陲」間不對等的依賴關係，這是所謂的「依賴理論」。 世界體系理論更進一步以「核心-半邊陲-邊陲」三區塊的社會空間展示了全球不平等。依賴理論學者強調「核心-邊陲」的宰制關係，而世界體系理論衍伸出做為核心和邊陲間中介的半邊陲，則給了理論解釋更動態的討論，因為半邊陲可能是流動的管道，但也可能只是扮演隱形天花板的角色、發揮正當化國家發展迷思的功能。 總言之，從世界體系理論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將世界各國組成的「世界體系」，視為依循「核心-半邊陲-邊陲」排序的階層系統，透過特定的國際分工秩序而在經濟及其他形式的權力、資源上形成不均等的分配。 世界體系理論與網絡分析的結合：計算世界體系的階層排序 在世界體系分析中，為定位不同國家所屬的層級，研究者也發展出不同的計算方式。最直觀的方式當然就是比較各國的經濟生產或收入指標。除了直接進行比較，有學者將世界人口依照各個國家經濟生產/收入指標高低排列，藉由形成多峰的分配曲線後，判別不同層級區塊的界線，並進一步區別核心、半邊陲、邊陲的組成國家（如下圖）。 圖一： 藉由排列經濟表現指標以進行世界體系區塊劃分。圖片來源：Arrighi and Drangel 1986:29。 不過這樣依照收入或經濟表現高低排列，以區分世界體系層級的方式，固然直觀、簡便，但主要呈現的仍是經濟表現的差異；就依賴理論與世界體系理論所談的「核心-邊陲」關係來看，核心和邊陲之間的關係與互動並沒有被充分地表現出來。相較於此，部分世界體系分析納入了社會網絡分析的技術，不僅表現經濟表現的高低，還能將核心、邊陲間不對稱的權力關係具體描繪出來。網絡分析將對象彼此之間的關係以端點間的連結來表現，而對於不對稱的權力關係也可以用具有方向性的連結來表達，諸如關係的闕如（null，完全沒有連結）、單方向的不對稱（asymmetric）或是雙向的（mutual）對等關係。 圖二：雙元社會關係的基本構造。null：完全沒有連結；Asymmetric：單方向的不對稱；Mutual: 雙向對等關係。圖片來源：Holland and Leinhardt 1976:5。 除此之外，網絡分析也可以納入了可能影響兩者間關係的第三方、及三者所形成的三邊互動關係（triads）。藉由計算任三個端點間的連結互動的頻率與強度、以及特定端點在該網絡上所具有的網路中心性指標（network centrality measures）的高低，不僅可以鋪陳出整體網絡的結構形式，還可以更準確地理解特定的端點（即特定的國家）在網絡（即世界體系）裡所佔據的位置。 圖三： 三角關係的基本構造。圖片來源：Holland and Leinhardt 1976:6。 總而言之，不同於使用一般經濟指標高低排序來區隔核心-半邊陲-邊陲區劃，網絡分析透過對於網絡結構與各種連結組合的計算分析，並使用block-modeling、hierarchical … Continue reading
要結婚嗎? 要相親嗎? 爸爸媽媽先來
何彩滿 ／中原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早期的媒妁之言，到了現代，不論是日本、韓國或台灣，「相親」都有了新的發展形式，從媒人婆，來電五十、電視上的戀愛巴士、高鐵約會、媒人婆第二代接班後轉型的專業婚姻介紹所以及專門以婚姻介紹為主而開設的餐廳或咖啡廳等等，五花八門，然而活動不管怎麼新穎，都還是以男女當事人為主體而進行媒合。今年春節，聽到了一件挺新奇的事情，有長輩先行替子女參加聯誼會，成功地分別為兩個兒子找到適婚對象，其中之一今年六月就要訂親了。是的，替自己的兒女參加聯誼，見面的對象首先是家長，雙方家庭都看中對方之後，才約兒女一起碰面。 【早期台灣先生去娶越南太太，也常有媽媽跟去】 這令我憶起2006年時曾經去了趟北京，聽當地朋友聊起，后海附近的公園，有父母替子女尋找婚配對象。一時好奇，就跟朋友跑到公園一探究竟。只見公園裡，人潮真不少，年長者手拿著子女相片與相關資料，三三兩兩的小圈圈互相交談了起來；也有「獨自擺攤」的，亭閣旁的小石桌子上放了子女的幾本相簿，立著的紙板上則寫有子女的身高體重、職業與學歷，甚至薪水等基本資料，盼著有人主動上前來攀談詢問。當時我拍了不少照片，可惜後來因為搬家，照片不知道隱藏在甚麼角落。 上海復旦大學孫沛東(2014)針對上海某公園的“相親角”進行了為期一年的參與式觀察與深度訪談，他發現“白髮相親”與公園的這種相親角活動，事實上效率極低，但是奇怪的是，明明知道成功機會小，人氣卻依然很旺盛。為了解決這個悖論，孫沛東認為，老一輩知青在他們的生涯發展上，甚至婚戀問題都有「黨疼」與「國愛」，到了中國進行市場轉型後，國家從很多層面包含私人情感退出，這些老知青們前往相親角，一開始固然是出於為子女解決婚事的動機，但到後來，這些活動奇妙地發揮一種功能，相親角成為這些老知青們排解集體焦慮的平台，因此這些銀髮族才會一去再去，儘管成功婚配的機率微乎其微。 ◎ 爸媽先相親，效率如何？ 家長著急子女婚事，積極想辦法介入，甚至來個家長先見面，是不是華人獨有的現象呢?台灣社會與中國北京、上海或杭州這種「相親角」的活動又有甚麼差異呢? 雖不像孫沛東跑去公園做參與式觀察，(畢竟我還沒到成為未婚子女家長的年紀)，但好奇心驅使我假扮成家長致電該婚活中心，問了不少問題，我也與這位成功替兩個兒子找到結婚對象的長輩林先生聊了幾回，想了解未婚男女家長聯誼是怎麼進行的。 首先，附上一張掃描圖，該婚介所小冊子是這樣寫的: 【婚活平台的廣告內容】 這個婚介平台利用週末假日舉辦家長聯誼會，活動場所地點分有北中南，經常是利用餐廳來進行聯誼(很多時候在國軍英雄館的餐廳)。參加費用包含用餐費大約1200-2000元左右。報導人每到週末，經常隨著主辦單位北中南跑，一兩年算下來，竟然也有50多次。想替兒子找對象，保守估計，他也付了6萬元，能夠找到滿意的媳婦，應該非常值得。他這麼積極，理由跟上海老知青後來排解的集體焦慮不同，但其相同點在於視子女的成家為己任，特別是因為太太忽然離世，隨著兒子年齡漸長，這責任變得更加急迫。 若以上述這種有組織的婚活平台來對比相親角，經濟學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組織與市場轉化問題，但同時也告訴我們經濟學的限制。使用這兩者其實都需要交易成本。孫沛東指出那些前往相親角的白髮者排斥婚介所的商業性，因此利用公園作為活動平台。他們以為出入公園無須負擔費用，但實際上，不確定性本身就是一種成本現象，公園裡人來人往，情況複雜，何況要找到孩子的終生伴侶，這讓婚配產生很多困難。即使我們先假設婚姻市場是種經濟活動，它也並非是大數現象，讓很多人在競爭中協調各自的行為，某一人的條件(價格)過高，就轉到另一個對象，在茫茫人海終於達到供需均衡。但現實生活裡，婚配市場是個小數現象 (small numbers，只有兩個或是很少數目參與這類交易)，若再加上資訊的不確定性，按照Williamson，市場很容易因為信息阻礙或是投機性而失敗，這也許很能解釋相親角的低效率問題。 Williamson以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不確定性(uncertainty)、投機性傾向(opportunism)以及小數現象(small numbers)四個概念作為提出交易成本的基本行為假定。上述個別單一的行為，並不會產生市場失敗，但是若這幾個行為現象相互結合，就會令市場失敗，而轉向其他形式，例如組織。婚活平台是個組織，餐費所支付的成本先是篩選了一些「非誠勿試」的閒雜人等，而後所進行的服務項目，例如未婚男女家長聯誼、素食或宗教信仰的見面會、晚婚離婚喪偶群、「國外專案」(指華僑、留學生、國外工作者)，此種分類活動，從鬆散的人際關係中，協調與過濾了某些對象與資訊，而能提升效率，尤其是在華人的餐桌文化裡，很容易聊天，得到某些訊息。 ◎ 婚活平台的參與者是「媽寶」嗎？ 倘若沒有特別偏好，那麼對個體而言，婚介所還能發揮「結構洞」的效用，將社會上不同社群網絡的人們但有相同目的者集結在一起。為了讓資訊的交換更有效率，參加的家長們，會別上寫有「找媳婦」或「找女婿」字樣的胸章或臂章，大家在餐桌上互相交流。儘管可能認識不同網絡社群的人們，事實上，婚介所的家長聯誼會，在交換資訊時，「門當戶對」的觀念已經排除不適當人選。底下是林先生在婚活平台活動所提供自家公子之訊息。 【某徵婚者的資料】 這些訊息可看出，家長還是希望「男大女小」，且對女性身高有一定要求，至於職業與學歷並非最關鍵，當問及經濟概況寫著「自有房屋」的含意時，林爸爸回答這表示「沒有貸款壓力」，應可令替女生找對象的家長放心，不炫富但可增加尋偶之吸引力。若「感覺」對方的社會經濟狀況不如自己的期待時，不交換資訊即可，久而久之，這些「條件較差」者，漸漸地拿不到資訊，也就不再來此婚活平台。 我們不得而知，子女是主動或是被動讓父母去參加家長聯誼，但也好奇這些子女以及家庭的背景。以該婚活平台所提供2015年1到5月的資料稍作統計，參加未婚子女家長聯誼會者，女生尋找對象的參加人數(次)是298，相較於男生尋找對象的282人次略高。[1]林爸爸則以其參與聯誼的經驗說明，約有六成女生在尋找配偶，人數多於男生。主辦單位告知，參加者以軍公教為多，子女的學歷則有1/3為碩博士。 圖 1 參加婚配的性別分配 學歷方面，男女雙方具有碩士學位者多過學士學位 圖 2 參加相親者的學歷分佈 從三十拉警報，一直到四十繼續拉警報者，期待婚配的男女各年齡層，顯示如下圖3。 圖 3 …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