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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身體與結構:給我共生演化的同伴

張君玫/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我害羞的時候,小小的心會裂開, 我心裡想的很多很多事情就會掉下去, 到心靈的河流裡,都看不見了, 只有害羞,飛了起來。 在我的心上。在岸上。」 這是女兒在小學二年級時對我說的話,如今她已經長成可愛的少女。從她吐露第一個字開始,我就常紀錄她的話語,想著其中的意義。我們心靈的河流是如何形成的?是不是依然清澈?是不是還擁有豐富的生命?是不是可以在不停歇的生態循環中永遠流動?   *日常生活 身為一個社會學家和女性主義者,母親的角色似乎總是曖昧不明的。事實上,「母親」所承載的社會意涵,無論是被瑣碎化,或是被神聖化,都映照出女性個體的社會處境。 加拿大社會學家桃樂絲.史密斯(Dorothy Smith)在1970年代就已指出,社會學作為一個學科,如同其他大部分學科,都是在主流的男性文化中形塑與發展,女人被排除在「意識形態、知識和文化的創作」之外。社會學到知識生產過程中,依然存在著許多性別、種族、階級和文化偏見。從這樣的反省中,史密斯先後提出了從日常生活出發的女性主義社會學(feminist sociology),以及探索常民生活世界的「建制民族誌」(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什麼是正當或有資格被研究的對象,怎樣算是值得肯認的知識,哪些知識會被書寫並流傳,都涉及到人群分界的政治過程。 就像史密斯所言: 觀念、形象、主題的世界 —— 思想得以流通的符號模式 ——都是被男人生產出來或加以控制的。當女人的工作和經驗進入這個世界,就必須採用男人決定的詞彙,因為必須得到男人的讚許。這就是為什麼,直到非常晚近,女人沒有寫下歷史,沒有創造宗教思想,沒有政治哲學,沒有從她們的觀點去看見的社會樣貌,沒有詩學傳統,沒有藝術傳統。 當然,女人並不是真的沒有創造,而是在特定社會的主流文化往往被抹殺。我們可能會在很多不同的文化傳統中看到女性書寫和女性文化的傳統,比如中國湖南省南部永州的江永縣傳流的「女書」。然而,「女書」被發現並且成為學者研究對象之後,卻也產生了一些對書寫者不利的副作用。劉斐玟的研究指出,在當地的脈絡中,女書乃是好姐妹們在父權體制中訴苦的秘密文本。但在媒體競相報導,甚至觀光化之後,女書不再是女人們彼此間抒發心聲的媒介,而成為滿足觀光客心態的文化奇觀。書寫的內容成為空泛的抄寫與祝賀,失去原本的意義。 日常生活並不是風花雪月,而充滿瑣瑣碎碎的雜事。傳統上,這些瑣事被等同於「婆婆媽媽」,或「女人的工作」。從日常生活中出發的知識建構是重要的,但要如何和早已在學術系統中取得理論高度的概念架構之間進行對話,則是另一個問題。 在人類所有的社會中,幾乎都可以找到性別分工的社會安排,但不一定是像我們所想像的秩序。性別秩序具有高度的文化特定性,但同時也呈現出跨文化的共通性。「女人的工作」和「男人的工作」從來就不是固定的,而是在特定生態系統與歷史過程中逐漸形成,並透過規範化的作為,讓有些安排從偶然變成了必然,或是我們一般所謂的習俗,具有一定的社會強制性。性別結構就是這樣的東西,或者,用涂爾幹(Emile Durkheim)的話來說,它是一個外在於個體存在並對個體有外在強制力的社會事實。當然,種種社會事實的存在,並不表示個體沒有能動力或抵抗的空間。江永女書的意義正是在於,這是女性個體在父權結構中依然有能力去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書寫空間的鮮活例子。 江永女書的意義在於,這是女性個體在父權結構中依然有能力去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書寫空間的鮮活例子。圖片來源:https://bit.ly/2Fu8pEF。   *體現 「母親」是一個怎樣的角色?女性主義要如何看待母職和個體性之間的衝突? 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中,從個體性(individuality)的發展程度去探討人類的性別結構。她指出,在生物學上,女性個體成為受制於人類物種繁衍的載體,從而造成女性身體的異化,也就是說,常常覺得這好像不是我的身體。但是,波娃並不認為身體決定了我們的命運,儘管身體是我們得以在這個世界存在與開展的重要處境,也是我們碰觸與探索世界的工具。身體作為我們存在的根本處境,總是位於更大的處境當中,包括社會的、文化的、政治的、經濟的處境。女體的繁衍重擔,以及由此衍生的文化規範與制度,確實讓女性個體在面對自己的身體時更容易產生疏離與壓力。 波娃引用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話,強調「我因此是我的身體,至少只要我有所體驗,相對應地,我的身體像一個自然的主體(a natural subject),宛如我整個存有的藍圖」。在《第二性》中,波娃一開始就標示了這個性別特定但並非性別決定的思考位置, 如果我想要定義我自己,我首先必須說,「我是一個女人」; 然後從這個基本事實就會產生其他斷言。一個男人卻永遠不會在開場白標示自己是某一個性別的個體:他是一個(男)人,顯而易見。 在男性文化主導的社會中,相對於男人宣稱「身為人」的普遍性,「身為女人」這件事情的特定性對於我們的體現存在依然有著關鍵的意義。 波娃一生中沒有生育,這是出於她自主的選擇,也可以說是她致力於自身個體性發展的存在主義計畫。關於波娃對於母職的看法,在女性主義理論中有很多討論,有人認為她複製了男性文化的厭女症狀,也有人認為她的觀點其實更複雜迂迴的。我傾向於後者。波娃認為,任何個體,無論她的性別樣貌與構成是如何,都不應該迫於權威而放棄自我的發展。重點在於有沒有選擇的空間、資源和可能性。正因為一切並不是個體所能完全控制,自由才變得有意義,因為你必須捍衛自己的自由。而在共同棲居且相互牽連的社會生活中,個體想要成為自由,就不能不想要他者也是自由的。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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