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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經濟沒有關係? 親密關係與經濟活動是敵?是友?還是……?

陳宇翔、許淑翔/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   談錢傷感情嗎?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常會習慣性將親密的人際往來(例如家人、情人、好友)和經濟活動分隔開來,認為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各自依照不同的邏輯運作,界線分明。人們常認為在親密關係的世界中,應該要充滿愛與感情,努力為對方著想,當對方遇到困難時,應該要盡所可能幫助對方、支持對方,無私的奉獻。例如,父母親在小孩生病時無微不至的照顧;夫妻在一方遭遇困難時不離不棄,一同解決問題;好友總是在心情最難過的時候聆聽你的苦惱,陪伴在你的身旁,讓你不感到孤單。 在這個以人際關係連帶為基礎的親密世界中,倘若將經濟世界的元素與邏輯帶入,例如,談錢、談生意、計算每次行為要付出的成本、計算每個行動可能利益等等,對於不少人來說,似乎會有一種衝突感,似乎這將會汙染親密世界的感情純粹性,如同俗語所說:「談錢傷感情」。 在另一方面,將親密關係帶進經濟世界中,也常會被人們認為是一件不妥當的行為,好像這就無法完全按照經濟世界的各項原則(效率、利潤、成本、績效)來運作,似乎這會傷害經濟活動應有的績效表現。例如,老闆在公司招募時並非以申請者的專業能力來考量,而是先考量關係,優先僱用親戚的小孩,這對於公司營運評估似乎就非一個正面的訊號。   有關係好辦事?! 在1980年代起,經濟社會學者開始提出不同的看法,指出這兩個世界並非必然是相互敵對的,社會關係可以有利(當然也可以有害)經濟活動,這就是所謂的「鑲嵌」(embeddedness)理論。Mark Granovetter提出的鑲嵌理論說:「所有的經濟行動都鑲嵌在社會關係的結構上」。在鑲嵌的理論基礎上,社會學家開始研究社會關係如何影響經濟活動。舉例來說,Paul DiMaggio and Hugh Louch分析社會關係對於消費交易的影響,他們發現,當人們要購買資訊不透明或很難直接評估價值好壞的產品時,更會傾向於和熟人購買或請熟人介紹,例如向熟人買二手車(熟人應該會比較誠實告訴你,這部車有沒有泡水或重大事故)、請熟人介紹律師(法律服務品質好壞很難直接觀察,熟人口碑介紹應該比較有保障)等等。換句話說,親近的社會關係可能可以讓經濟活動變得更有效率。 鑲嵌研究為經濟社會學累積相當豐富且扎實的經驗研究基礎。社會學者分析了經濟世界的許許多多角落,從就業市場、B2B(Business to Business)交易、企業與銀行往來、金融市場、移民社區經濟、台灣中小企業網絡等等,都發現社會關係對於經濟的生產彈性、企業存活率、交易成本、價格波動、風險控管、工作搜尋、技術交流等等都是具有顯著影響力。   沒有經濟沒有關係!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社會關係與經濟活動真的可以區分為兩個獨立世界嗎?那麼將關係世界(社會關係之中,很重要的一個面向是「親密關係」)與經濟世界一刀兩斷是合理的嗎?大家可以試著想想看,到底有哪些社會關係中是完全不包含經濟活動在其中?倘若一對母子之間完全沒有任何經濟(錢、物品、服務)移轉活動,例如母親從未給予小孩任何生活費、禮物、照顧,小孩也同樣未對母親有任何金錢、禮物、照顧的提供,那這樣的親子關係還可以維持嗎?這位母親與這位小孩會視彼此有「親子關係」嗎?其他人會認為這對親子有真正的「關係」嗎? Viviana Zelizer認為經濟活動總是包含在社會關係過程中,同時也是這個社會關係的構成要素,從沒有一個經濟活動不是社會關係運作的一部分,社會關係與經濟活動也從未是真正獨立的兩個世界。相反的,人們總是界定彼此的關係類型,在這個關係類型內進行經濟移轉、且賦予這個移轉意義,這種管理(建構、維持、傷害、修補、終止)社會關係的方式,稱之為關係工作(relational work)。 舉例來說,當知道好朋友的公司岌岌可危隨時可能會倒閉,提供一筆錢給對方,「這筆錢就當作是投資這間公司,還不出來就當作投資失敗」,或許會讓兩人的感情與關係更加強化穩固。假如子女要求爸媽提供一筆資金,「這筆錢就當作是預支我未來繼承遺產的一部分」,可能會讓爸媽心情不太愉快,而傷害彼此的關係。   紅包裡頭的經濟與親密關係 什麼是這種關係類型中「合宜」與「不合宜」的經濟移轉與意義?這並非是恆久不變與舉世皆然,而是受到所屬時代與社會脈絡所形塑的。舉例來說,台灣跟中國的大學生,對於親密關係中的壓歲錢「意義」與「合宜性」,認定就不是完全一樣: 某台灣大學生: 紅包只是為了那個節日送出來的東西而已啊!我覺得如果沒有那個節日,那就沒有送紅包的意義,送紅包它不是建立在你有需求才給的,而是今天是什麼節日所以我就給你錢……紅包的話,我也一直跟我爸媽說不要再給啦!但他們就說,他們會給到我讀書讀完啊!找到工作為止啊!我就覺得很困擾。 某中國大學生: 壓歲錢是理所當然的耶!因為不管錢多少,就壓歲錢在我們這的概念就是避邪吧……他們當時就會說,你一定要放在你身邊,比較迷信,怕有那種鬼神來找你的時候……如果是我結了婚、有了工作,他們還是會給我壓歲錢,因為我姐姐現在就結婚了嘛!我爸媽還是給他壓歲錢,但是呢,我肯定要回一個更大的紅包。  不同國家,對於親密關係中壓歲錢的「意義」認定便非完全一樣。 圖片來源:今周刊,https://goo.gl/AsXbAf。 在其他訪談資料中,台灣大學生幾乎也都表示,零用錢(生活費)比壓歲錢更重要,跟父母要求零用錢更具正當性,而壓歲錢只是一種過去留下來的習慣,或可以說只是零用錢的一種變形。但中國大學生卻都普遍表示,壓歲錢是親子間最重要、最具意義的金錢移轉,象徵親子之間感情連帶,絕對應該要維持下去。在此可見,壓歲錢雖然是華人親子關係類型中具有悠久傳統的經濟移轉,但依然會在不同社會脈絡中轉變。 總結來說,我們對於親密世界與經濟世界之間關係的認知正逐步改變,從視為涇渭分明不應該相互汙染的敵對關係,到人際連帶可以有利於經濟活動的兩方友好關係,再到不分你(親密世界)我(經濟世界)的一體關係。簡單一句話來說:沒有經濟沒有關係!   **本文由陳宇翔撰寫。文中引用訪談資料來自許淑翔的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報告「此錢非彼錢—比較中國大學生與台灣大學生之關係帳戶下的金錢互動」。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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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儀式與性傾向--國家制度如何影響我們的愛情承諾

白爾雅/馬偕醫學院全人教育中心、國防醫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我們在一起吧」 親密關係裡的承諾(commitment)有很多種形式,伴侶之間說好了就算數,但口說也許無憑,人們會做出相應於承諾重量的行為,以示誠意,這些行為便是承諾的儀式(couple rituals/commitment ceremonies)。例如時下流行的驚喜求婚、舉辦浪漫結婚典禮,或是互贈信物、一吻定情等等,根據個人喜好、風格潮流而各有不同。你情我願的承諾本來是很私人的,但是在現代家庭和社會的脈絡下,承諾也是很社會性的,例如儀式要公開讓家人朋友參與,甚至國家的法律制度也要加以規範。並非所有的承諾和儀式都具有法律意義、或是有別人知情,然而不論是否公開或具有法律意義,承諾所象徵的意義涉及肯認過去共同的感情軌跡、共創未來、向外界宣告關係的存在,或是尋求外在的支持,得到保障和認可。 承諾對於同志關係的作用如何?我在2010年至2011年間訪談了15對女同志伴侶,她們平均年齡33歲,關係持續平均7年。當時,雖然台灣社會時有對伴侶制度、同性婚姻或修民法的討論時而有聞,卻一直沒有成為檯面上的主題。我們都不知道2013年會有多元成家法案(其中一個法案還通過了一讀),2016年婚姻平權重新進入立院,也不知道2017年5月大法官會說「民法禁止同婚是違憲。」然而,婚姻平權並不是不可想像的,許多國家或美國單一行政州屢傳彩虹告捷的新聞,可以提供我們聞香空想「假如有一天……」。 由於上述的原因,我的受訪者們沒有在其他國家、地區登記結婚或伴侶關係,「承諾」以及「承諾的儀式」都沒有法律支持或約束。法律上的缺乏雖然限縮了可能性,卻無法阻礙同志的婚姻想像力。在想像的情況下,可以探討法律支持提供了什麼樣的保障和約束,是否代表浪漫愛情的開花結果?在未來那個視婚姻平權為理所當然的世代來臨之前,受訪伴侶的愛戀之路無法將結婚當做選項,她們對於承諾以及儀式的想像,又會是什麼樣子呢? 在受訪者們告訴我的故事裡,有些認為承諾的儀式具有象徵意義,因此進行了不同形式的儀式來表示兩人深切地結合;但是也有些人不這麼認為,她們覺得儀式若沒有法律背書便不帶有意義。有另一些人區分法律與承諾,將「承諾」視為浪漫的愛與依附關係,而法律上的身分僅能提供實質的支持(practical support)。而承諾儀式,除了因個人認知的「承諾」概念與喜好、伴侶間的協調等個別因素,常取決於(但非必然)關係或性傾向是否公開,以及出櫃的範圍和對象,而有所不同。至於是否涉及其他制度性的安排,還需要考量雙方的經濟狀況。 根據這些不同的考量和限制,我從訪談資料中整理出三種承諾的形式。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區分為三類型,但同一對伴侶可能經歷過不只一種,承諾的儀式也可能在不同的交往時期有不同的表現方式。因此,伴侶故事可能同時交雜在這三種類型的分析中。  現階段法律上的不完整雖然限縮了可能性,也無法阻礙同志對婚姻的想像力。 圖片來源:中央社張皓安攝,https://goo.gl/rfBfVp。 「妳愛我、我愛妳這樣就夠了」--私下承諾(private commitment) 受訪女同志伴侶所採取的承諾儀式大多是非常私人的,不論是否已向家人出櫃、或者是否願意與朋友分享喜悅,彼此對關係的承諾和確認關係的儀式都少有其他人的參與,許多受訪者不約而同表示「我們不喜歡太高調」。然而私下承諾並不因為少了其他人或其他制度的介入(例如父母同意、法律認可等等)而減少了承諾的意義、重要性或約束力。換句話說,做出生命中重大的決定,要與愛人相守到老,並不需要誰的同意、認可或是支持。而私下承諾的儀式,雖然只有兩個人,形式也不拘,可能充滿驚喜創意、或者絲毫與日常生活沒兩樣。 對婚禮有浪漫想像的Jules和Nic到攝影棚拍攝了一組情侶照,並不是穿著婚紗或禮服,Nic問:「這樣算是有儀式嗎?」卻被Jules堅決反對。想要舉辦婚禮的Jules用充滿幻想的語氣說,「我們可以不要現在啊,我知道這是很久以後才有可能,如果有生之年等得到的話」。Nic雖然想要滿足伴侶的期望,但除了真的沒有法律可循之外,要大張旗鼓地結婚也令她憂心對父母的出櫃。由於台灣流行婚紗照,Nic認為這應該是與婚禮概念最接近又可執行的一項。   「向世界宣告我們的愛」--公開儀式(public ceremony) 公開的承諾儀式通常目的是昭告諸親友兩人的關係,另外也有見證即約束的意味在。對於藏在櫃子裡的關係,她人知情與支持是非常具有意義的。從交往就沒想過要分開,但若要進一步積極承諾未來,Helen希望Jessica跟父母出櫃,雖然她開玩笑說「不講怎麼會有嫁妝呢!」,但是隱藏在其中希望被對方父母接受的心意,卻是很沈重的。 Luce和Rachel在一起已經13年了,她們對於公開儀式的想法很不一樣。交往半年時,她們邀請一位朋友來見證兩人交換戒指的小儀式。某日,Rachel的父親在家族聚餐上,慎重地向Luce舉杯,說「我女兒以後就交給妳了」,這是她們的關係正式被家人公開接受。交往十週年,她們邀請一眾好友舉辦了一場party,想要慶祝她們交往了這麼長時間,也跟身邊的好友一起分享了這段時光。有趣的是,受邀來參加的朋友們,理解成這是她們的婚宴,全都準備了紅包。這三個關鍵的「儀式」對她們而言到底各有什麼意義呢?她們定義下的承諾儀式是戒指交換小儀式,認同戒指與配戴在左手無名指的象徵意義,她們希望藉此確認一輩子的關係、戴戒指的象徵意義是彼此之間的承諾。而家人認可和朋友參與的宴客,雖然是關係中很重要的里程碑,卻不是代表承諾的儀式。   「超越承諾的外在保障」--制度性承諾(institutionalised commitment) 外在的強化、關係的相互連結,在法律面缺乏的台灣社會,可能的選擇是共同投資或保險受益。但是夢想共有房子阻礙也很多,除了經濟能力是艱難的關卡之外,可能因為遷戶籍、登記所有權,財務安排也會更動,必須讓父母或親近的家人知情,這就視出櫃與否的情況而有所不同了。尚未向父母出櫃的Theresa和Jess,剛好能夠說明這個困境。原先兩人計畫合買房子,卻怎麼也想不出說服父母的理由,結果各自買了較小的,兩人同住在其一,將另一房出租、補貼貸款。Clarissa和Sally則堅持合買房子一定要登記兩人共同擁有,作為彼此的保障以及老年生活的規劃,買了房子之後分手更難,因為財務上的法律關係使得兩人更加緊密。雖然她二人對於舉辦婚禮這類只具形式卻沒有實質法律保障的行為並不響往,當拿起印章蓋在房契和貸款手續時,覺得這就算是一個承諾的儀式了,即使老早就決定要共度終生,這個動作還是令她們「更加」承諾彼此。 Jules和Nic互為保險受益人,希望能為沒有名分的彼此保留一點權益。買保險也有「眉角」,根據她們的經驗,要找「懂狀況」的業務員才會願意配合將「朋友關係」的兩人寫在受益人欄位。 不論採取什麼樣的承諾儀式,私密的、浪漫的或是多有創意,大家關心的議題都是很實際的,繼承遺產的權利、老年生活的保障和照顧工作、一個人先離世了另一個人怎麼生活,這些實際的生活議題和承諾本身是不可分割的。在法律面的缺乏下,採取「自救方案」例如上述的保險受益人、共同投資、退休規劃等等,便是受訪者們在困窘的現實中努力擠出的希望。由於婚姻的不可想像,非異性戀者承諾的形式恰好素樸地反映出個人生活與感情關係之間,多樣且不同程度、不同時期的連結方式。   對婚姻的想像與不可想像 幻想未來的可能性,和伴侶交往十年的Angie表示,如果法案通過她們一定會去登記,但結婚或伴侶關係僅是為了法律保障並不是承諾,「我覺得我們已經有那種默契了,那個實質的(法律)意義大於象徵(承諾)意義。」有不少受訪者也是抱持這樣的想法,法律和承諾不是必然相關的: 在時序上先後發生的限制,兩人之間早已承諾彼此,而法律承認還不知道何時成真。 可以放進未來的想像中,但不見得會真的去做,最大的顧忌是出櫃。 預定未來的婚姻可能是承諾的一部分,亦即補足現存伴侶承諾中無法取得的外在保障。 法律保障(同志婚姻或伴侶關係)代表的是平等和實質保障,而非關係承諾的象徵。 相愛的兩個人為什麼想要讓關係獲得公開承認呢?日常理由跟獲得平等的法律權利一樣重要,例如確認彼此互相的責任、彼此家人接納等等。同性關係有國家承認或法律背書可能有助於原生家庭接受,這對於同志來說是很重要的。當然,有法律支持並不代表社會從此會變得友善、減少歧視,出櫃變得容易。「不喜歡太高調」的儀式選擇,可能隱含著不能出櫃的酸楚。許多受訪者雖然認同婚姻平權的概念,也希望自己和另一半能夠受到法律保障,但是法律承認所代表的公開性,卻正是使得她們猶豫的原因。對於尚未對家人出櫃的、在職場上有顧忌的,又是更深一層的挑戰。於是,雖然未來可能迎來婚姻平權的保障,結婚便意味著同性關係的曝光,想要得到法律保障與跟保有性傾向的隱私,竟成了荒謬的兩難問題。我們該問的問題變成,相愛的兩個人為什麼「不」想要讓關係獲得公開承認呢?婚姻平權的議題,使得私領域的性和親密實踐被放上公領域的檯面上觀看、討論,也試探了社會的(不)友善溫度。 社會制度決定了我們可以對愛人做出什麼樣的承諾,不同性傾向的人、擁有不同社會條件的人,因而擁有不同的承諾/關係資本。缺乏法律支持並不表示非異性戀者對關係做出的承諾比較輕或是沒有份量,在國家體制下任何關係的承諾都不只是個人的事,關係權益是否受法律保障影響了個人對關係承諾的概念。婚姻不是關係必然的結果,也不是承諾的終極型態,然而在可想像的範圍裡,有一個可以選擇卻不想要選擇的可能性,與沒得選擇、不可選擇的法律缺乏,在形塑關係的概念和實踐上,還是有所不同的。因此,與異性戀者選擇不婚、同居關係不可一概而論。 法律認可不見得能夠使得關係交往變得順利,然而制度保障的性、親密公民權,是性別平等之路的必然。下一個視婚姻平權為理所當然的世代,會如何實踐她們的關係承諾呢?   附註:本文改寫、延伸自作者新書的部份內容Pai,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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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悅/越」界:身障者的性、愛、慾

陳伯偉/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   乙武洋匡,日本知名障礙暢銷作家,自幼患有先天性四肢切斷症,畢業於知名早稻田大學,日本媒體眼中當代最佳障礙勵志代表人物 ,1998年出版自傳《五體不滿足》,不到一年銷售近390萬冊,成為日本二次戰後最暢銷書籍第3名,殘而不廢的動人故事,也被外國媒體推崇為改善日本障礙者形象的重要推手[i]。2016年,乙武先生再次登上國際媒體版,只是這次是因為婚外情。過去被媒體追捧的生命導師,霎時成為欺騙大眾的偽君子[ii],聳動的新聞標題揶揄乙武先生「五體不滿足、下體大滿足……」[iii],「偷吃……全憑這2點『長處』」……『重要部位』很大,且『神明賦予他特殊能力,一晚可以好幾回』……」[iv],台灣兩性知名部落格作家感嘆:「……誰又猜得到,即使失去了四肢……第五肢依然不曾放棄對外活蹦亂跳」[v]。 對身障者情慾的污名想像與不公指控並非東方社會獨有,西方媒體也操縱自如。英國周日獨立報 (Sunday Independent) 報導指出2012年倫敦「帕拉林匹克運動會」 (Paralympic Game)「準備的保險套,根本不夠情慾高涨的障礙運動員使用」,開幕不到幾天就「已經用掉11,000個保險套」,為期12天的賽事,4200多位選手「一共要用掉約43,000個保險套」,內容還分享參賽選手的現身說法:「我們(障礙運動選手)本來就很容易興奮,我認真訓練四年,就是為了參賽可以盡情免費享用保險套」,同時也引用性治療師的觀察來增加報導的公信力:「我發現身形矮小的(身障)人士,性慾通常很強,我猜因為他們不成比例的頭與陰莖明顯比其他身體部位大很多,體內應有更多的雄性激素在流竄……或許也因為這樣提高保險套的使用量……」[vi],字裡行間聳動、不負責的訊息,似乎有意無意提醒讀者小心別被「可憐」的身障者所騙,因為他們看似無害的外表下,正流竄著失控的性慾。 2012年帕拉林匹克運動會(Paralympic Game)的宣傳圖。 圖片來源:https://goo.gl/MFeV9A 大眾媒體對乙武先生的兩極反應說明社會一方面「去情慾化」期待身障者成為「殘而不廢」的「悲劇英雄」,卻又不時將其「過度性化」想成需要小心提防的潛在「危險淫蟲」,只是這些不公想像乘載著社會的污名與偏見多於對障礙者真實情慾的理解。身障者動輒得咎、「過度」與「匱乏」的情慾標準,反映我們熟悉的情感理路,如何看待身障者的性、愛、慾,一方面惋惜親密關係因障礙而變得不容易,然而障礙者一旦擁有情慾,就會強烈遭受到質疑,至於社會對障礙身體「同情從寬、情慾從嚴」的情感判準,進一步體現「強迫性身心健全」[vii] 的情慾政治與不公親密預設,也就是「身心健全」乃是「正常」親密關係與情慾生活的首要前提。 接下來我將藉由兩位身障受訪者[viii] (異性戀男、女各一位)的生命經驗,試圖勾勒隱身在「強迫性身心健全」背後的親密預設與社會排除,說明個人如何因為障礙而被判親密失格,並體現社會對障礙身體的污名想像。同時,我也將解釋身體如何因為障礙而衍生出具創造性意涵的情慾感知,跨越強迫性身心健全所設下的親密藩籬,挑戰我們對身障情慾感知的狹隘理解。過去一年的訪談,受訪者常提醒我障礙經驗的特殊性與複雜性:「即便(同一種)障礙,每個人的經驗都不一樣」,因此透過兩位受訪者的故事,我並非要以偏概全、扁平化身障者的經驗,而是嘗試對身障者的情慾提出另類的社會學想像,試圖超越只從「無法享受」或「過度放縱」詮釋身障者的情慾,同時也藉由身障者的性、愛、慾,重新思考社會正義,以及人活著應有的基本樣貌與尊嚴。   異性戀男性,脊損輪椅族[ix]  Charles 是一位快40歲,擁有不錯收入 (至少6萬/月) 的專業人士,言談風趣幽默,當天訪談後要與女友(直立人) [x] 約會,所以打扮時尚帥氣,梳著當時最流行的旁分後梳油頭,迷人的個性與對外表的修飾在意,似乎解釋他為何會受到女性歡迎。但,這只是Charles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多時候他需要面對障礙帶來的不便。譬如因車禍傷到脊椎第五節,所以下半身完全癱瘓,「奶頭以下完全沒有功能跟感覺」,加上「手功能喪失」(「打電腦只能用兩個拳頭這樣捶」,「不能自己開瓶裝水」),無法獨自生活,日常起居需要外籍看護協助才能自理。此外,脊損容易造成反射神經失調,導致他括約肌太緊,需要浣腸才能排泄,加上無法控制膀胱,每天必須包尿布,容易因小便解不乾淨而尿道感染,儘管如此,他認為自己已經比較幸運,因為有些脊損的朋友括約肌太過鬆弛,「坐輪椅,一個斜坡震動一下,它(排泄物) 可能就出來了」。 當談到障礙對性生活的影響時,Charles解釋自己「有兩個我、兩段人生」,24歲前非障礙者的人生,以及成為障礙者後「用另外一個身體……另一種感官世界活……」。譬如發生脊損之前,性愛對他而言是「男人的戰場、女人的天堂……插進去的那一刻……滿腦子……只追求最後那三秒的射精……女生(高潮)到了沒,反而是被忽略的」。剛發生意外時,「認為自己只是一個會思考的肉……不是人」,曾經一度沮喪到嘗試自殺,還好家中經濟條件不錯,加上仍是學生,所以比較容易回歸一般作息與社會接軌。現在因脊損無法自慰,即便刺激龜頭,訊息也不能傳達到腦部,下半身變成「蒙古自治區」,「打手槍就像騰空揮動」,「看A片不一定會勃起」,射精單純成為一種反射動作,已不具備過往的情慾快感。   障礙的身體、多重的情慾感知 健康的身體是個沉默的器官,但,障礙的身體卻提醒我們不同身體感知的存在。Charles因脊損喪失以往的情慾模式,卻也因為障礙啟動身體未知的情慾感知。譬如當女友幫他打手槍時,「雖然我一點感覺都沒有,但我會看著她做這個動作…腦裡就會出現她在幫我打手槍……我會滿足她正在幫我做的那個想法……(我現在的情慾來源)跟(過往的)生理感受完全沒有關係……而是透過視覺與想像的連結」。不同於以往只依賴陰莖抽插帶來的快感,現在大腦成為製造高潮的主要器官,「因為對我來講勃起是困難的……必須靠腦……我會閉眼想像過去(非障礙時做愛)的感覺,把它copy回來,把那個東西變成意念,一個想法……然後替代了我生理的功能……」。相較於之前是「短跑型選手」、「不管你爽不爽,我就是要爽」的性愛模式,Charles發生意外後變成「服務型人格」,試圖透過視覺理解伴侶高潮,進而轉化為自身愉悅:「我跟女朋友做愛,最重點的事情是會舔她舔到高潮為止,或拿東西(性輔具)讓她到高潮……她的高潮會替代我的高潮……代表你開心我開心……」。他進一步解釋自己過去太依賴特定途徑理解情慾,所以只有當「下面都沒感覺」,才開始探索不同身體部位的情慾感知能力,尋找過程中原本未曾想過的身體器官也如「變形蟲」般的轉變演化, Charles稱之為「身體的代償作用」:「……你想都想不到……我食指指甲前緣的外側……用力捏這邊的話會有那個(刺激龜頭的)感覺……還有一個地方我會很類似愛撫的感覺,就……是手肘這裡……老實說你……閉著眼睛輕輕抓也會很舒服,你可能沒有注意到,而我身體會放大這種感覺……」。如果健康的身體是個沉默的器官,障礙則讓我們看見身體如何擁有自己的生命樣貌,成為替自己開口述說的主體,讓我們看見不同的身體感知,挑戰單一的情慾體現,顛覆社會對障礙身體的想像與親密預設。   障礙的身體、失格的親密關係 然而身體看似等量卻不等值,在身體感知的地平線上,只有特定的身體值得被看見,可以被慾望,能夠出現在我們熟悉的情慾視野;至於障礙的身體不但容易被忽略、被拒絕,也不會出現在 「正常」情慾途徑之前。Charles提到受傷後要嘗試建立親密關係,都容易遭受到他人質疑,「認為像我這樣的人,憑什麼去追人家」,社會對障礙身體的污名,則容易自我內化成為親密關係的絆腳石 :「妳(女友)今天跟我講你要跟朋友出去,那一定是去跟朋友比較開心啊,跟我這個癱瘓的有什麼好開心的……因為腦子裡會去想什麼叫做『正常』,什麼叫做『不正常』,我就是不正常嘛,所以那個自卑會出來」,甚至也曾因自己的障礙,在伴侶關係中輕易被判失格::「之前還有一位女友在吵架時指著我罵說 :『你連好好做愛都不行,你還能怎樣?』」。不像一般情侶會透過認識雙方家長來確認彼此關係,Charles談戀愛時絕不讓對方父母知道女兒在跟他交往,尤其曾與前女友父親見面時,經歷坐在輪椅上的自己被推倒在地的羞辱經驗:「她爸就說你要跟某某某(女友名字)在一起很簡單啦,我要求不多,你自己爬起來就好。我爬不起來,我完全爬不起來……」,讓他無奈自嘲似乎只能跟「父母雙亡的人交往」。此外,身障者在經營親密關係時,除了需對外證明自己與(四肢健全的)「正常人」沒有差別,在面對與親密伴侶初次坦誠相見時,也常會經歷尷尬、羞愧與不堪的情感:「我有一個小兒麻痺的女生朋友說她做愛一開始最難克服是在男生面前脫光……因為覺得自己的腳萎縮、很細,很可恥……做愛時還是很堅持用一條棉被蓋住她那條腿……我呢?就是拆尿布!當我已經跟妳交往了,我就希望妳看到……我總要脫尿布,尿布因為裡面有尿……霎那間就會有尿味飄出,然後你能想像一個大人包尿布的樣子?」。因此,對非身障者而言引領期盼的情慾實踐,對身障者來說可能都是殘酷真實的考驗,障礙身體所帶來的羞愧感知,除了體現障礙身體所被賦予的負面情感,也清楚看見常規性親密關係對非典身體的凝視與社會排除。 對非身障者而言引領期盼的情慾實踐,對身障者來說可能都是殘酷真實的考驗。 圖片來源:https://goo.gl/eB5dvs 異性戀女性,脊損輪椅族 Angel,是一位近30歲外表柔弱纖細的女生,從事助理工作,每月薪水(加上身障補助津貼)不到30000元,是家中唯一經濟來源,父親全職在家照顧她與因病無法工作的母親,訪談當天由交往兩年、高大壯碩的男友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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