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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電影去旅行:電影觀光中影像與觀光的辯證

賴嘉玲 /台師大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楔子 《達文西密碼》一書拍成電影,將嚴肅高雅的羅浮宮迷樣幻化成為了充滿謎語的神祕宮殿,電影一出,頓時影迷搶攻已經是熱門景點的羅浮宮,羅浮宮也設計了達文西密碼參觀路線吸引參觀者。《海角七號》讓恆春變身成為熱門景點,《賽德克巴萊》不只讓原住民的歷史再度被重視,其於林口暫時搭建的精緻場景也成為影迷遊客造訪的地點、《少年Pi的奇幻漂流》讓台北市動物園成了觀光點,也讓台灣初嚐電影後製與觀光產業的連動、《Kano》揭起了嘉義與甲子園球場的旅遊朝聖現象、《藝妓回憶錄》重寫了京都觀光。《哈利波特》電影讓英國倫敦的國王十字車站(King’s Cross St)為朝聖觀光客特別訂製了一個不會干擾火車旅客的九又四分之三月台,也讓牛津大學基督堂學院觀光客絡繹不絕。巴黎有著與愛慕跟蹤捉迷藏的《愛蜜莉的異想世界》、伍迪艾倫與歷史相會的《午夜巴黎》、侯孝賢的《紅氣球》和蔡明亮的《臉》競爭著對巴黎的意象流連;《鐵達尼號》建構了全球各地的相關地點,也重塑了被IRA佔據意象的北愛爾蘭貝爾發斯特;《貧民百萬富翁》造就了泰姬瑪哈陵之外對印度的孟買另類觀光意象。   《澳大利亞》的殖民原野澳洲、《P. S. 我愛你》的田園愛爾蘭、《猜火車》的反叛愛丁堡、《雷克雅未克》的派對冰島、《窈窕淑女》的倫敦柯芬園、《真善美》的綠野奧地利,伊朗大導演阿巴斯的作品引起影迷對遙遠伊朗的興趣、《阿爾及利亞戰役》與《卡薩布蘭卡》的浪漫北非摩洛哥、《烏干達天空下》的烏干達與《追風箏的孩子》的阿富汗與新疆;《花樣年華》與《一代宗師》所建構的視覺繽紛與武林盛事的香港與廣東、《波米叔叔前世今生》描繪的祕境泰國。因瑞典天團ABBA捧紅的舞台劇改編電影《媽媽咪呀》卻引發的是藍白希臘的觀光熱潮,英國古典小說《魔戒》在紐西蘭拍攝,則反倒成就了紐西蘭的觀光市場搖錢樹。 電影引動觀光現象的例子不勝枚舉,其已然成為地方行銷的新策略,從城市發展局競邀導演為城市拍攝電影,如《一頁台北》與《露西》,到博物館也競請導演為其說故事,如故宮博物院的《經過》、羅浮宮的《臉》、隱士廬冬宮博物館的《創世紀》,與紐約自然史博物館的《博物館夜未眠》。本篇文章企圖以旅遊社會學與媒介分析的研究取徑,來談談電影觀光現象形成背後的理論邏輯,以及其對社會的影響。首先我將從觀光社會學角度談談觀光凝視作為一種符號產業;其次談及文學攝影到電影觀光的連接與時代轉變;再者、談及電影觀光的定義與目前研究的路徑,從影像與景點織造,中介導覽的劇情影音化,到參觀者的參與劇碼與主體建構;更進一步,我將探討電影觀光目前尚未發展的研究方向,如不同類型電影的觀光影響;在媒體加速異質多元化時代下的電影觀光,以及電影觀光與城市文化行銷背後的問題。 ◎觀光凝視與符號產業  當英國社會學家John Urry在1990年代初,將旅遊建構為一種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時,即提出觀光凝視(Tourist Gaze)的論點,他強調觀光產業為一種制度與系統,一系列一致的專業實踐— 從歷史文物與自然資產可供性(affordance)的存在,到支持景點得以維持與製造的政策與經援,包含古蹟保存、環境維護、文創園區規劃;古蹟遺產與旅遊專業論述的支持背書;好客產業(Hospitality),如各式餐飲住宿服務的提供與其經濟利益;中介導覽系統(guiding system)的詮釋介入,從交通運輸、旅行社到地圖與導覽書;其他旅客的組成以及其與在地之關係─ 以及其相關論述,同時建構了一種觀光的凝視以建構了特定地點、資產與展演活動成為有吸引力的旅遊目的地景點。 這些觀光凝視,提供且建構了受浪漫主義影響的消費文化中所需的幻想與預期,這些旅遊制度的系統圍繞也常建構其為與在地文化人群隔絕的環境泡泡(environmental bubble)或飛地(enclave)。觀光因之成為一種符號產業,提供與吸引遊客紛至沓來的觀光實踐,同時讓旅者進行著俱身(embodied)體驗與符號的收集實踐。美國社會學家MacCannell則更進一步地將符號學帶入旅遊產業的分析,觀光景點總是在一組符號化的過程中被神聖化,每一景點都是與各式導覽符號結構交織的相互認可,為了後台真摯性(authenticity)的追尋,旅者帶著腦海中的意象與手中的導覽媒介作為標記物和在地參訪的景點作為被標記物交互印證,形成其旅遊體驗的心靈組織架構。除了一般的符號建構,詩歌、文學、故事、繪畫、攝影、電影、音樂、舞蹈等藝術形式,都提供了旅遊目的地的建構更多層次的豐富想像,當然也伴隨著文本中所預設權力的社會關係,意即霸權意識型態或象徵暴力,而這些藝文符號本身的時空特質,對景點建構也有著不同的影響。 ◎從文學攝影到電影觀光 從歷史地理教科書中對異地的科學式論述,到隨著十九世紀以降,世博會促銷推展的旅行團圖錄與旅遊明信片中的攝影,從寂寞星球(lonely planet)與羅浮指南(rough guide)等專業實用型導覽書中的少許專業攝影圖片,到近期各式明星名人導覽書中,佔據絕大部分版面的攝影,或個人風格獨具的手繪導覽圖文書,都是對一景點造境吸引力加值的文化產業實踐。 文學藝術故事則是另一種為景點創造吸引力的論述,通常我們不會將莎士比亞、張愛玲、福爾摩斯當成旅遊論述之一,但其所間接形成對某一景點的文化造境,與其所揭起觀光客的孺慕之情,卻讓景點熠熠生光,從對文學藝術家的故居生平之旅(如莎翁故居與英國史特拉斯堡文學觀光,張愛玲的上海)到作者筆下人物與其所提及地方的想像之旅(如羅密歐與茱麗葉的義大利維諾那(Verona)、哈姆雷特的哥本哈根克倫伯格(Kronborg)城堡),都成了新的旅遊形式。 然而除了靜態的攝影與傳統文學的敘事,專業電視頻道,如旅遊生活頻道 與大陸尋奇電視節目,到娛樂性較強的旅遊節目,如冒險王等,也都參與了對景點造境與詮釋中介的象徵建構;這些影像「如實地」身歷聲地建構了旅程與經歷,建構了視野觀點與視聽體驗。然而近年來,除了以不同角度的空照與環保關懷影片,從呂克貝松的《搶救地球》到齊柏林自費空拍的《看見台灣》等紀錄片式的另類環境觀點建構,其激起大眾對環境的重視,也同時建構了觀光的另類視野與實踐。另一種因著影像而產生對景點的建構,則屬電影觀光(film induced tourism, cinematic tourism) ,電視觀光或媒介影像觀光(media induced tourism)。 ◎電影如何引動觀光? 在電影的運鏡造境中流轉的視野(mobile gaze),不只形成一種定格的觀看,更是有著速度與美感的瞥見(Glance)。影像所提供的身歷聲體驗建構,如拉岡(Lacan)的鏡像階段之主體建構般,也提供了俱身化身分認同與社會關係之想像建構。 首先、場景調度中的實體地景的選擇取景與觀看視角,美化虛構造境與電腦繪圖影音處理的潤飾後製,讓其所建構的地景,從城市到鄉野,古蹟到文創空間更有著想像力與故事性,增加了歷史與文學想像的層次感,為了電影拍攝所臨時搭建的場景或長期的影城佈景建置與主題公園,也成為布希亞(Baudrillard)所謂的擬像(Simulacra)景點。更有旅者對電影的幕後製作有興趣,從好萊塢電影城、寶來塢影城、哈利波特作者JK Rowling寫作的愛丁堡Elephant house咖啡館、《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中製作海浪的工程團隊等,都成了電影觀光的朝聖地。甚至反對電影後置的前衛Dogme95電影拍攝在地運動,也引動了其對哥本哈根創意文化之旅,英國的復古電影院運動也讓有著歷史風華的老電影院再度成了影迷的新古蹟。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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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民渡,度不了陸地的觀點?以高雄舢舨船消失為例

洪文玲、王治平/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STS中心   旗津與哈瑪星的鼓山渡口航線是高雄港都最具特色之處。如果你曾在2009年4月之前拜訪此處,公營渡輪與民營機動客貨船,同時服務渡港的觀光客、學生與居民。每逢假日及上、下班時間,船家的吆喝聲穿插著渡輪的汽笛聲,使此處成為全台灣最活絡的渡口。但在高雄世運前夕,高雄市政府以「舢舨船危及高雄港船隻行駛安全」、「舢舨船對乘客安全沒有保障」、「老舊船隻影響市容觀瞻」為由,強制收購了最後一批抵制徵收的23艘民營機動客貨船(註:就是俗稱的 舢舨船)。清代即開始運行的百年歷史旗津-鼓山民營擺渡航線,就此中止。 【以現代化之名而強制消滅高雄的舢舨船,是否該檢討?】  資料來源:0.blog.xuite.net/0/a/5/c/11557258/blog_424103/txt/24555190/13.jpg ◎在地知識與庶民文化資產  旗津先民以漁民為主,其後旗津與打狗的發展,更與海洋緊緊扣連。早期打狗住民以簡易小船,即常見於中國東南沿海的舢舨(三板),作為來往打狗潟湖的海上交通工具。自清代以來,在今日高雄港的許多水域,均曾有民營擺渡於固定渡口服務民眾,包括愛河、一號船渠等處。民營舢舨行駛路線也依乘客需求,人滿即開,或是以一定船資包船。同時他們也服務港中停泊的大型輪船,協助運送人員、物資與貨物。 【1896年的打狗與旗津,右上角有畫當時的帆船】 隨著時代演進,客貨船在政府的鼓勵下加裝了動力,尺寸越做越大,或是由漁船改裝,這些動力客貨船多是由紅毛港來旗津營運的,所以旗津人稱之爲「紅毛港船仔」。機動客貨船除了固定之旗津-鼓山航線之外,也可受雇行駛至其他地點。 2004年之前,高雄港北側口臨西子灣處尚有海產店營業,民眾可雇一艘機動客貨船,直接吆喝三五好友至海產店吃喝,約定返家時間再由機動客貨船載回旗津,就像海上計程車一般。如果在夜間人數較少時,或遇有緊急事故,則可以150元包船,馬上出發。客貨船也成立組織,執行日間夜間排班的工作,以確保24小時均可提供服務。這樣的交通型態,如同台灣習慣的隨招隨停計程車,或定點可包車或共乘,俗稱「野雞車」之攬客計程車,民眾可考量自身需求應用。對於高度倚賴高雄市的旗津居民而言,機動渡船代表了渡港交通的自主性與行的尊嚴。   【高雄港疏浚開港後,舢舨船跟搖漿船仍是重要的港區運輸工具】 資料來源:takao.railway.tw/?page_id=11 機動客貨船擁有旗津-鼓山航線豐富的實際航行經驗,是最常民的古老渡口航線。由清代、日治時期的人工搖槳舢舨,到戰後配備主機之機動客貨船,反映了動力技術普及化的過程,也是台灣海上交通史之重要物質見證。相較於渡輪的慢條斯理,照班表航行,機動客貨船人滿即開,靈活地穿梭於進出高雄港一航道的船隻與渡輪之間,表示了船家對旗津-鼓山航線的熟悉與紮實的航行技術知識。再者,此型機動客貨船為旗津特有,與渡輪同為旗津-鼓山航線之重要意象,不管是否選擇搭乘,機動客貨船仍為旗津、哈瑪星居民及外地遊客之共同記憶。 ◎被「汙名化」的客貨船 許多人對機動客貨船的第一感受,即是安全疑慮。以陸上活動為主的台灣人對於渡港,似乎總是有著潛藏的恐懼。旗津地區之海上安全事件,最著名的是1973年6月3日,在中洲至前鎮航線發生的「高中六號」沉沒事件,此次船難造成25名趕赴前鎮加工區上班的年輕女工喪生。根據事後調查,「高中六號」渡船總噸位10.85噸,時速七浬,載客定額為13人,當日卻由中洲載客70餘人。當渡船航行至61號碼頭前方水域時,船身搖動開始進水,船尾迅速下沉,死亡的乘客均困於船艙中。 【1973年的木造小型渡輪翻覆,造成25名年輕女性的死亡】 此災難事件後,持續在一般大眾心中留下「渡港危險」、「舊船不安全」或「民營船不安全」的扭曲印象。但實情是如何? 木造船的優勢原為(輕質)木材可浮於水,因此即使發生船難,也不易發生沈船事件。如2009年發生於蘇澳外海之復古船「太平公主號」船難即如是,在撞船事件發生數小時後,破碎的船身仍飄浮於海上,所有船員均獲救。而「高中六號」之所以迅速下沉,主因該渡輪未依需要定期上架保養,致使船體木頭已完全浸濕,密度高於海水。當船身破損後,隨即下沉,釀成大禍。 旗津-鼓山航線另一重大海事事件,是2005年「旗鼓二號」渡輪撞上正出港之「大立輪」,造成51名乘客受傷。事件發生後,媒體立刻引述「高中六號」的船難來做比較。媒體說「高中六號」是舢舨船,但事實上,「高中六號」為民營小型渡輪而非機動客貨船,此二者船型不同,乘坐方式也不同。如此錯誤,恐怕不是無心之過,而是根深蒂固的陸地思考,將對於海的未知轉成為恐懼。 在機動客貨船收購爭議中,媒體或許多個人持續錯誤引用「高中六號」船難,而有新式渡輪較機動客貨船安全的論述。但就科技與社會的觀點,技術物的先進與否,無法直接決定安全性高低,使用者常居於決定性的關鍵。 ◎木船的物質文明史 造船技術是一種非常客製化的拼裝技術,可視船舶現況靈活地加以組合、修復與運用,且由於修船價格遠低於新造船舶之價格,因而在符合成本且材料堪用的情況下,船舶是可以重複不斷地經由修補和零件替換而再生。此與量產的陸地交通工具如汽車、大客車等不同,陸地交通工具進化快速,當量產零件無法取得且客製化修理相對昂貴時,陸地交通工具常因此而被迫淘汰。 1970年之前,當時木造漁船大多以相思木等硬木為肋材,檜木為板材。木造船師傅將這些船長10公尺左右的漁船,去掉船艛及船舷,使主甲板面較為水平,弧度較小,面積較大,成為載客、載貨雙用的機動客貨船。為了美觀、保養清理方便、延長木造船使用年限等,數艘機動客貨船則將木造船殼及主甲板,加以披覆玻璃纖維強化塑膠(FRP)。至1979年左右,台灣已缺乏可供造船的適當木材,木殼船的建造逐漸式微,鋼船及玻璃纖維強化塑膠船起而代之。 【目前保存在高雄科工館的客貨船「充利進號」】  資料來源:img3.epochtimes.com.tw/20100219/s6-1.jpg 徵收前的旗津機動客貨船,是高雄地區甚至台灣地區少見之定期航行中的大型木造船,保存了幾近消失的早期木(漁)船造船技術。難得的是,不同於木造漁船大約只有十年的壽命,此批機動客貨船雖由已使用過之漁船改造,但之後用於相對無波無浪的內海航行,且船家仍定期上架保養,因而能維持相當好的船況。 而隨著旗津這批機動客貨船的徵收與銷毀,台灣地區的木造船航行史也更邁向全面消失。原本提供機動客貨船定時上架維修的師傅,其傳統木船技術知識也將無用武之地,木造船技術史恐將在破除舊式落伍科技物的思維下,隨著機動客貨船默默劃上句點。   ◎消失的海洋民渡文化 高雄港的旗津-鼓山航線,是台灣最生氣蓬勃、最可親近,充滿在地文化的航線。之前的旗津機動客貨船機動性高、滿載即開、可包船及24小時輪班等特點,更是加成了此航線獨一無二之處。它們的消失不只劃下私營運輸船舶航行這百年航線的休止符,更扼斷了旗津木造船技術史的延續留存,刪除現存的在地文化資產。 在高雄港快速現代化的步調中,機動客貨船彷彿不協調地停留在過去,但陸地觀點卻忘記,這些生動的庶民交通參與,連接起旗后百年歷史與現身高港的人們。高雄(打狗)累積上百年的有形無形文化資產,都是由海民的寬廣隨性,與陸民踏實穩定的糾纏互動而成。但高雄市政府似乎並未如同台灣其他社區所體現的,以在地知識建構為基礎,強化在地文化資產保存論述力量,擴大「文化資產」的社會認知,反是將機動客貨船視為落後技術,捨棄公民論述的機會,將此旺盛生命力之文化資產,連根剷除。 【何時才能重現各式各樣海上運輸工具在高雄港的多樣景象?】 其實以活化文化資產的取向,高雄市可以引用保存或新造古式船舶做為觀光、交通用途,具有豐富歷史、文化內涵的旗津舢舨船(渡船),在現代高雄港市發展中,是可以扮演積極參與的角色。 與機動客貨船收購爭議的同一時期,1914年建造的「忠僕號」也停泊於高雄港漁人碼頭,供民眾參觀,高雄市民反應熱烈,對近百歲的忠僕號靠著志工維修仍能航行全世界嘖嘖稱奇。此外,高雄市政府為配合世界運動會的舉辦,也曾暫停開放歷史博物館,改以籌設『2009世運城市-船承高雄特展』,希望向世界介紹高雄港都的代表物-船。活用傳統船隻的方式在世界各國比比皆是,如日本東京隅田川的屋形船,威尼斯的貢多拉,香港維多利亞港的復古中式帆船鴨靈號,泰國持續使用中的傳統木船等等。高雄市政府放棄深具在地文化活力之機動客貨船,任由旗津居民百年渡港交通文化自高雄港消失,成為拆船場的一堆廢木,實在令人唏噓。 ◎後記 23客貨船中的「充利進號」,後由科學工藝博物館與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出面具保除籍,由科工館典藏,曾於2011年戶外展出。 客貨船徵收事件時,已故陳皇儒先生參與事件的紀錄,關心失業的船主,並以《港岸舢舨船》獲得2012勞工金像獎特優。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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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子口的社區政治:台南海安路的藝造與社造

李宇軒 /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事務系 上週一,藝術家劉國滄在台南市五條港區域的海安路知名作品「藍曬圖」被屋主漆回白色而消失,隔幾日,有不知名的民眾也在上面塗鴉為「藍叫圖」,這個地區的藝術造街再度引起話題。 台南的舊社區五條港,曾因1992海安路拓寬及地下街等公共工程,使台南市西區產業及社區長期遭受邊緣化的爭議。然而2004年的藝造計畫,社區重新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2012年後,海安路似乎擺脫地下街工程弊案的陰影,藝造蔚為趨勢外,文創、觀光及商業空間也應運而生。 【五條港的位置圖,細部圖請參考文章末尾的圖】 藝造的形式與內容傳遞了藝術團隊想表達的政治,但不能自外於社區政治的脈絡。我認為,藝造的文化活動有抵抗作用,有意或無意地促成了在地社區工作的新公共空間,打破既有主導社區工作的條條框框,但是長期來看,藝造的政治效果,也不宜過於樂觀。藝造本無意於踐履社區政治,至多滿足藝術團隊個體層次的實踐,起不到真正的政治抵抗作用。 位於「五條港運河」的海安路,曾因運河貿易成為台南最繁華的商圈。後因九○年代「海安路地下商店街計畫」, 公共工程封街十年使地景丕變,(如圖:王仁志當時描繪的海安路作品)。原鑲嵌在沙加里巴及水仙宮市場數百的商家及傳統產業被迫外移,加上市長涉及弊案,拓寬工程以失敗收場。 【王仁志的海安路作品】 不過,2004年啓動的「海安路藝術造街行動」,以社造、公共藝術及閒置空間景觀美化等文化活動修復空間的實驗場,似乎為該地區帶來一絲曙光。到了2013年底,市府為了促進觀光的目的,再啟二次藝造的計畫,除了將對年久失修的「牆的記性」(藍晒圖)、「窗景」等藝術作品進行安全維護,藝造儼然成了古蹟及古街活化的一環。「海安藝術介入十年回顧展」更徵集過去曾與海安路各階段藝術裝置合影的照片,說明某種藝造與社區的關係脈絡。 我認為,在海安路藝造社造的案例中,至少有三個決定海安路社區動起來的社會力量,包括:(1)藝造團隊創造的文創奇觀;(2)社造主導的社區工作;(3)廟宇傳承的刈香文化。這個三個面向交織形成在地社區政治中,既接合又排除的文化過程。   ◎藝造與社造的緊張關係 在神農街(前北勢街)區域,曾有盛極一時的五條港社區總體營造,其中五條港發展協會、看西街教會、YMCA及社區營造中心及施氏宗祠等在地社造機構,組織動員力強,經營地方文化館及老舊空間保存,經營「做16歲」等活動。所以市府都發局要進行海安路的美化環境工程時,一開始也是尋求這些社造團體來執行。 但是當地的社群拒絕了都發局的邀請,後來都發局才轉而委託藝術造街的策展人(杜昭賢),以藝造方式處理美化工程,這等於間接挑戰了社造長期壟斷地方文化認同的特性。時任「台南市二十一世紀都市發展協會」召集人的林朝成教授指出,藝造能重構社造習慣的「社區的意義」,將海安路大街改變為「藝術美術館」後,能增加能見度及社會參與感,然而參與性的藝造卻意外地挑戰已習慣於有資源才動員的社會關係。 杜昭賢策展重點一向在創造奇觀,引發藝術市場及社會的話題,雖然後期曾因在地民代及商家欲爭奪熱門的「藍曬圖」空間作營業場所而中斷展覽,但活動中仍不乏挑戰習俗及尺度等無傷大雅的做法,如「神龍再現」等大型奇觀佔停車位,或讓人以為在辦喪事的白色燈筒冒犯風水。當時藝造的第一階段「美麗新世界」,是在大街與觀眾進行互動,嚴格來說,參與性並非策展人初衷,而是追求藝術生產的邊緣性及可觀玩性的訴求,去「形塑一個無形的公共溝通場域,容納多元差異的公眾觀點」。 【劉國滄的「藍曬圖」曾經是海安路的藝術指標觀光景點】 藝造中後期出現參與性的做法,如吳瑪悧的「市民集體攝影創作牆」、「公民論壇」、全美戲院看版畫師顏振發的「請你跟我這樣做」,這些友善社區的集體文化活動,使在地住民,及藝術家自發地進行塗鴨的庶民美學,牽動五條港區域的地方資源分配系統的敏感神經。因活動的形式於海安路形成新的認同感,有別於社造菁英主導五條港地區的工作,雖然都是官方計畫,藝造並不像社造著重在組織工作,而是借用「公民美學」、「先美學後社造」等,挪借社造操作參與性的理念,刺激短期媒體性及促進在地反饋,也意外地引發社區意義之爭。 但是在社造跟藝造之外,還有一個經常被忽略的文化力量,那就是廟宇的「刈香」文化。 ◎在社造與藝造之外的廟宇「刈香」文化 台南安平開港後,海安路的五條港地區一直是台南傳統市集及貿易集散地,也是移民宗族形成的宗廟中心。不過後來台南市城市重心開始轉移,而海安路拓寬工程問題,都使該地方的商業沒落,但其宗教勢力仍十分興旺。各個廟宇多掌握在地民代的人脈;加上其所具有的文化觀光價值,也成為社造團體及文化資產保存的核心。 前述藝造或社造,是以參與性或公民美學之名動員社區力量,以「奇觀」或行銷行動爭取公共論述主導權,至今的效應是使文化活動偏重可觀玩性的形式,成為地方政府開通地下停車場及推廣文創市集、商圈、餐館、酒吧及週末導覽活動等觀光地圖。但隨著國民黨2008再度執政後,社造的官方資源開始重組,原有的單位漸式微。 然而,五條港中,有十八個主要的宗教單位,其代表的文化工作及日常生活,也應該被視為一種藝術形式。其中的「刈香」生活技術,某種程度能解答社區政治的關鍵問題:「社區如何動起來?」 【社造跟藝造必須考慮與在地社會的廟宇文化結合,圖為台南天后宮】 因此我們看到,刈香生活與文化活動,僅停留於如五條港區廟宇之間的團拜、宴請、送花等相互庇護的聯境制度,但未曾在官方文化活動中扮演關鍵角色。只有少數「刈香」的廟宇曾參與社造定期的廟宇節慶、路線、歷史文物的觀光導覽。在此情況下,廟宇形同社造外包的輔助角色,與藝造中期的參與性文化活動一樣,無法在社造工作取得主導位置。 如今社造力量不再具主導位置,五條港積累兩百多年的商業與宗教派系,於文化活動過程中是否可能扮演接合的角色? 【五條港各廟宇勢力分佈範圍】 廟宇既是信仰中心,也是早期複合式社區中心,決定信眾的文化認同。因廟宇的刈香生活技術傳承的是居民日常參與的在地派系文化, 也廣泛意指「資源分享」,這都有賴各廟的地方派系或「角頭」協力合作及溝通。社區內部本來就存在長期靠廟方管理委員會相互協調出「不越界」的潛規則(參考下圖),如活動結束會在住戶門口貼上「緣籤」宣示自己的版塊勢力範圍。各廟間的送往迎來,一向是五條港社區住民依賴地緣關係的空間,提供信仰、活動及聚會,同時也是商業中心,如水仙宮主導整塊傳統市場。這樣子的既有文化活動,應該可以活化起來,成為橋接社造與藝造的力量。 ◎商業取向的未來社區政治? 邊緣化的海安路,不斷有文化活動介入空間修復,相關的論述及實踐有助我們預想未來社區的政治。藝造曾有前衛實作經驗、及為社區開拓想像空間的願景,但在巷仔口的社區政治上,實際仍有長路要走。藝造小團體往往安全地追求一致性、有共識及志願參與的社區營造,因而避開了較大尺度的社區內的鬥爭,但也使社區政治未能更加深化。有緊張關係的活動單位之間,因欠缺連結彼此的社區臍帶,日後如何面對內部的衝突,將是一大考驗。 【海安路的藍晒圖,在屋主收回且把牆面塗成白色後,遭人塗鴉為藍叫圖】 隨著地下街及停車場竣工,真正取代的是迎合消費及觀光需求的新興餐飲、娛樂或文創等商業單位及空間。藝造十年後的慶祝活動,由於欠缺社區政治,商業力量私自佔用公共空間 ,反而弔詭地成為活化老街的一環,原來的藍曬圖等原創作品變成當初海安路被破壞待修的古物,盛極一時的藝造終成為懷舊的文件展。看起來,社造及藝造等新舊力量的衝突,都已成歷史,藝造只是暫時性的文化活動,其後跟至的觀光、文創商圈及老街活化,反而變成長期與地方社區磨合的新興力量。 前車之鑑不遠,晚近又見到國家想再藉由村落文化發展計畫,在各地設立糅合藝術資源和社造資源的美學館,而提案團體也將成為進入社區新力量;我們也看到市府觀光局在未取得在地社區同意前,就計畫發包廠商在古意盎然的南勢港巷的長牆塗鴉,引起五條港居民反彈。海安路社區政治的前景,值得我們再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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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濱如何成為大眾度假勝地:觀光與社會

古明君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夏天,就是要到海邊,享受沙灘、陽光、海水?在這個制式的想像中,海濱,就是度假的空間。但這個想像,在人類歷史上並不太久。 很長一段時間,海邊是漁村、是邊境、而不是度假勝地。今天我們熟知的海濱度假勝地(seaside resort),雛形出現在西歐18世紀中之前。當時,海岸的氣候環境、帶鹽味的新鮮空氣,被特定的階級視為有益健康。由於當時交通依賴船隻或馬車,要旅行數日才能到達海濱,因此,這些人往往整季都待在該處。當時,海水療癒就如同溫泉浴一般,是上流社會的活動。海水浴的程序非常複雜,不像今日具有休憩的性質,而是醫療活動。在當時,這些人到海邊並不是游泳,而是像泡溫泉一樣的泡海水浴。人們穿的,也不是泳裝與比基尼。許多人是搭著類似馬車的海浴機器(bathing machine),拉到海邊浸泡海水(見下面的圖)。   【十八世紀的海浴】 Source:1.bp.blogspot.com/-diGTOLqZLFw/T_CRwy7IwmI/AAAAAAAAAKU/z-l5wC_jvwo/s1600/bathing+machines0001.jpg  從上流社會的療癒空間,逐漸轉化形成我們今日較熟悉的大眾旅遊景點,時間大約在19 世紀中期之後。多重的力量使得海濱勝地開始大眾化與遊憩化,包括:運輸技術改變、工業資本主義使得空間與時間上開始有了制度性的分化、以及特定的意識型態或文化運動的影響。在這些不同的力量推動下,我們今日較熟悉的海濱旅遊勝地逐漸形成於19世紀到20世紀的歐洲。 工業發展、階級與旅遊休憩 英國與歐洲的海濱勝地,主要是在工業化過程中,逃離人口密度增高的工業化大都會的渴望、逐漸形成了制度性的安排,旅遊就是這樣的制度化安排出現的社會活動,讓人們可以離開都會區,造訪未工業化發展的邊陲地區。伴隨著工業化與都市化出現的海濱旅遊勝地中,英國的布萊頓(Brighton)是個典型的例子。 布萊頓原本是一個小漁村,1750年代左右,推行海浴療法的Dr. Richard Russell開始將這個小漁村改造為海水療癒的地點,30 年後,由於海浴療法受到皇室喜愛,布萊頓蓋起了皇家穹頂宮(Royal Pavilion),皇室貴族的造訪,也布萊頓開始成為聯繫上流社會活動的象徵。到了1841年,由於鐵路的開通,離倫敦僅有70餘公里遠的布萊頓,成了可以一日到訪之處,到布萊頓海濱不只是貴族與上流社會的活動,在倫敦中產階級也流行了起來。 19世紀後半,火車不僅載運倫敦的中產階級到布萊頓,也將勞工階級帶到黒池。運輸技術的發展、也把英國與其他歐洲北方工業國的遊客,帶到了在南歐也發展出的海濱度假勝地(如義大利里維耶拉、法國蔚藍海岸、威尼斯麗都島)。在「觀光客的凝視」一書中,Urry對於運輸技術、大眾旅遊、以及海岸的遊憩化之間,提供了一個超越單純因果關係的解釋。鐵路發展,雖然減縮了從工業城或都會區到達海濱的時間,但若不是皇室貴族對於海濱度假的喜好、若沒有18世紀末與19世紀初的浪漫主義影響,使得人們開始賦予自然事物的感性與情感價值,那麼交通運輸發展未必會促成海岸線的遊憩化。另外,19 世紀開始的工業資本主義,也開始發展對勞動的控制與保護,並擴及社會生活各面向的安排,因此伴隨著工時限制,週末休假以及固定假期制度逐漸形成。遠離平日的工作和生活空間,出去度個假,成為勞工社群集體的社會活動[1]。 【火車的出現,使得倫敦中產階級也可以到貴族休閒的Brighton海灘】 Source:theredlist.fr/wiki-2-19-878-1091-1095-view-eclecticism-1-profile-royal-pavilion-1815-1822-brighton-england.html 過往以載送貨物或者只服務優渥乘客的鐵路運輸,在1844年鐵路法明定:鐵路公司有為勞工階級提供服務的義務」[2]之後,鐵路旅行的階級性格越發模糊。後來的鐵路旅行就出現了具有現代觀光業雛形的旅行社與套裝行程,希望有休憩與娛樂的大規模人群移動,開始被組織起來。這種休憩娛樂移動的現象,也是因為工業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工作與休閒二分對立的制度化,而逐漸出現:工作日與休息日的區隔、工作空間與休憩空間的區隔,休閒開始成為一種組織化的社會安排。在英國,海濱就在這樣的歷史過程中,從醫療的、貴族度假空間,轉化成為大眾的、休閒遊樂的空間。 普羅大眾的海濱休憩 當中產階級以及勞工階級開始湧入海濱,不僅象徵了「旅遊的民主化」,也使得海岸地景出現了變化:十九世紀後出現的海灘度假勝地,開始有旅遊設施出現,英國出現了度假小屋(Bungalow),讓前來度假的中產階級可以避免在公共空間中赤身裸體、而是在半私人的空間中游泳、全家同樂[3]。也有研究者指出:在歐洲的海岸線遊憩化的過程中,大眾旅遊主要是由旅行社組織其來的社會活動,與此大約同時,海濱勝地則是開始出現家族性的私人公司來經營。除了小型旅館、民宿、露營地之外,海濱度假勝地也開始出現大資本興建的度假村(villa)和豪華度假公寓[4]。 在歐洲的海灘勝地中,德國的例子則呈現了另一種典型:海灘渡假由國家主導,並且以意識型態的力量來動員。在1936-1939 年間,德國建造了4.5公里長的The Colossus of Prora,這個海濱公寓最多可以同時容納2萬個遊客造訪,主要針對勞工階級。房間很小很簡單,遊客被鼓勵參與在海濱勝地的各種公共休閒活動,強健體魄、改造心靈。這個海濱設施的建造,是納粹德國時期Strength through Joy計畫的一部分。這個計畫是在國家動員下,透過戲劇觀賞、登山、旅遊等休閒活動,大規模的將勞動階級的工餘時間組織起來、全面控制大眾生活、改造大眾的身體與精神面貌的意識型態計畫。 【由希特勒時代開始建造,在戰後東德時期完成的Prora休閒沙灘,肩負國家強盛的任務】 Source:www.nytimes.com/2011/06/21/world/europe/21germany.html?pagewanted=all&_r=0 早期在西歐及美國的海濱度假勝地,主要呈現工業資本主義影響下,休閒如何成為制度性的社會安排。上述幾個例子,展現了不同力量下,海濱勝地的地景變化。但二次大戰之後,戰後經濟秩序維繫了北方工業國家的工資水平與制度化的假期,加上全球的地緣政治重組、以及1960年代之後航空業的發展和大型郵輪旅行的出現,使得跨國旅行更普遍,這諸多因素共同影響下,使得原來沿著歐洲與北美的海岸線出現的海濱勝地,開始有了全球擴張的面貌。 全球化下的海灘渡假勝地:新景點、新形態 此時學術圈開始提出了度假勝地有其「生命週期」的研究命題。已經形成多年的老牌海濱度假勝地,在旺季開始出現人口擁擠、交通擁擠、用水等問題,人們原來逃離工業城市就是希望擺脫這些問題,現在反而惡夢重現於海濱勝地。此外,這些海濱度假勝地所處的社會,也開始經歷去工業化的過程,並且必須面對新型態的休憩空間(如遊樂園、主題公園)、或者海外新興海濱度假勝地的挑戰,使得這些老牌海濱度假勝地光芒逐漸隕落。1960 年代之後,新型的海濱勝地不僅在歐洲出現(例如西班牙的布拉瓦海岸與地中海岸線)、也在中南美(例如墨西坎昆、巴西薩爾瓦多)、加勒比海岸、與某些太平洋島國出現[5]。 【全球化下的新形態沙灘休憩模式:邁阿密】 Source:www.planetminecraft.com/project/miami-beach/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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揪團買春去:台灣男與中國女的複雜多元性關係

陳美華 /中山大學社會系 性觀光對一般人來說也許是個陌生的詞彙,但說到出國買春應該就平易近人多了。我是因為過去幾年都在做性工作的研究,從男性消費者口中得知,「現在都嘛直接去大陸,不在台灣玩了」、「俗擱大碗」的評論後,開始留意到台灣男性出國買春的現象,並透過冗長、繁複的協商過程,終於取得跟著買春團前進中國的機會。這篇短文就跟巷仔口的朋友簡要的分享我過去跟隨買春團所觀察到的現象,希望可以讓大家對於習以為常的性/別實踐有深化討論的空間。 【下川街上以台灣男客為訴求的旅遊廣告,「俗擱大碗」,陳美華攝】  移動中的男慾地景 我跟的這個買春團是個五人小團,成員中有兩位是單身,其餘三人都是已婚的中年男性。我們撘從高雄出發,抵達澳門的長榮班機,從拱北關入境中國珠海,再轉搭事先預約的小巴士,驅車抵達山咀港,再從港口改撘渡輪到下川島。全程路途遙遠自不待言,比較值得一提的是,從高雄到澳門班機、從山咀港到下川島的渡輪路上,旅客幾乎清一色都是男性。更令我驚訝的是,渡輪上旅客的行李吊牌上標示的是讓人熟悉不過的台灣地名:台南市、嘉義市、台北縣;充耳可聞的盡是台語。爆滿的渡輪上連我在內的女人不會超過十人。有一、兩位女性是下川居民,回鄉探親來了,其他幾名明顯有施粉、打扮的女人據同團成員的說法,是在下川上班的小姐。不斷往返於台灣、下川兩地的台灣男性遊客數目,以及他們往返兩地的頻率都超乎我的預期,我們還在渡輪上巧遇其中一位成員的朋友。他是回下川「探親」的,他的老點愛咪小姐也到港口來接他,兩人再同坐渡輪回下川。下了渡輪,旅客們或撘私車家或轉撘小巴,但他們共同目的都是體驗下川的性觀光。 【台灣男客去下川買春的路線圖】   當下看著擠滿台灣男性的渡輪,我突然覺得人形地景(humanscape)這個詞整個都鮮活起來了。每天,以出國開會、參展、旅遊、參加各類兩岸運動賽事為名,從台北、台中、高雄出發,為了性與慾望而往廣東東莞移動的男性旅客在天際間劃出一條條的人形流動地景,不同的是,這是個基於異性戀男性慾望,以及對中國女性的性幻像所構成的人形地景。伴隨著這樣的性遷移,這些男台灣性消費者和中國年輕女性工作者慣常出入的場域,從旅館、酒店、餐廳、髮廊、桑拿、卡拉ok、沐足按摩中心到高檔夜總會都成為跨國/性交易空間;在這些地方,兩岸男女間的性交易不可免的成為性別、階級、國族政治相互接合、交織的場域。 逛花街之看與被看 在跟團去中國以前,就常有受訪者告訴我:「在那邊〔指中國〕有成千上百個小姐站著讓你挑,你還可以先摸摸看」、「在那邊哦,像皇帝選妃一樣,超爽啦!」之類的話,但始終覺得是受訪者誇大其詞。其次,女性主義的訓練老讓我想著,上百個小姐排排站,被動的供人挑選、品評,滿足消費者享有繁多選擇所帶來的刺激感的同時,小姐們豈不成為男性凝視下被物化的性客體?這些疑問在隨團走訪台灣男性最愛的花街之後,都獲得了解答。 我跟的這個團,經濟能力屬中低階層。經常去的是台灣男客偏好的常平中價位卡拉ok店桃花鄉,以及為了試試高檔酒店而特別去的當地五星酒店。兩者的花街規模與呈現方式不盡相同。桃花鄉的花街每晚都有250-300個小姐左右,小姐一個挨一個的站著,歪斜的行列間,小姐們空出約一個人寬的走道讓性消費者可以游走其間,並近距離的品評小姐以便挑選。每個小姐左胸口都貼上不同顏色的紙卡以標示她們不同的市場價格,上面寫著小姐的花名。小姐的媽咪們,總是在男客眼光落在某個小姐身上之際,就將小姐推出來讚揚她的身材優點,甚至直接將小姐的胸部推到客人眼前。但在五星酒店,花街的排場令人震驚。在可以容納近千人的表演廳中,現場約有450-500個小姐,分別端坐在一排排的椅子上。消費者一樣可以穿梭在行列整齊的小姐之間進行挑選。酒店給消費者數條花圈,喜歡哪個小姐,就將花圈套在她脖子上。 【網路上隨處可見卡拉ok酒店以花街為號召的廣告】  女人的性與身體在這兩個不同的性交易空間中都是被商品化、物化的對象,但桃花鄉挪用了相當多當下夜店的元素(昏黄燈光、電音舞曲)來組織花街,熱鬧的氛圍讓人很容易參與其中。同時,小姐們也並非全然被動的客體。站立在舞池中的小姐,不少人主動笑臉迎合客人的目光,但也有不少小姐看到不喜歡的客人直接背過身子,不願撘理客人。換言之,客人在選小姐,但小姐也在挑選客人。相反的,在五星酒店中,小姐一個個被擺得像洋娃娃一樣,面向客人,像商品一樣等待被挑選的場景令我深覺不快。同團成員中,有人認為「這種安排對客人比較好,燈光很亮,看得一清二楚。」「不像桃源鄉那樣感覺比較粗、比較亂」。但一位體型很胖,在異性戀性愛市場相當不討喜的團員阿亮說出了他的不適感:「客人壓力很大,因為你是在看她沒錯,但同時間有更多〔小姐的〕眼睛在看你。」 阿亮的說法凸顯了一個弔詭的現象,明明小姐是擺著被看、被挑的,但客人一一走過小姐面前,要好好看她們的同時,卻得面對她們那一雙雙明亮大眼的反向凝視;(客人)看與(小姐)被看的關係瞬間被逆轉﹣﹣小姐們帶笑的眼睛看似甜美,但又好像在逼問些什麼,「你要選我嗎?我這麼年輕、漂亮,你呢?你是誰,你有資格選我嗎?」尤其是這個高檔次的酒店,和現場穿著時尚的白人以及港澳多金男性相比,來自經濟相對較弱、體型、外貌又不佔優勢的台灣男性,平常用來支撐其男性認同與權力象徵的元素在這個性交易空間中都屈居弱下風。還好半小時之後,男人們可以回到自己的包廂,不用再被小姐們帶笑的眼神苦苦相逼,而被迫必須審視自己在更廣大的男性群體中那絲毫不起眼的位置。 【仔細看一下瑪哈,感受一下到底是誰在看誰】 男性的愛情勞務 買春團成員究竟想在跨國之旅中獲得什麼,無疑是人們最常見的疑問?我發現,35歲以下的年輕族群,比較傾向於追求性慾的滿足,同時也談到嚐試各種新奇的性實踐,儘可能和各種不同的女人性交等說法。比較令我驚訝的是,已婚中年男性經常表示「想要享受一下談戀愛」的感覺。國外的性消費者研究也不乏強調常客和小姐之間發展出近似「女朋友」感受的現象,但直白的希望在性交易中「享受談戀愛」的說法,幾乎刷新了這類研究的文獻。事實上,即便是那些強調性需求滿足的年輕男性,也多少透露出最好的跨國買春經驗是「雙方都有感覺」,但那經常是可遇不可求。 已婚的買春客想要談戀愛,大都因為他們自認自己的婚姻是一灘死水,毫無生機。於是跨海到中國找小姐,成為感受「戀愛fu」的好方法。而且,這種可以「好好放鬆」的感受絕不是在台灣某地的性消費可堪比擬的﹣﹣「有誰敢在台灣摟著另一個女人,公開在街上走?誰敢啊?但這裏(中國)就可以。」是的,不只是性被商品化,在這裏親密關係也被商品化了,而且,他們強調的是一種可以被公開展示、公開可見的戀情。有趣的是,為了感受談戀愛的fu,小姐和男客都必須積極的投入做愛情(doing love)的實踐;於是乎,我又在這跨國性交易空間中觀察到一些出人意表的異性戀性別展演。 女性的愛情展演 小姐,作為性工作者,照理說應服侍男客,但事實上常常是男人在服侍小姐。他們經常以「老公」、「老婆」或男女朋友的方式相稱,藉由動員這類親密性的異性戀符號系統,(男客)作為男友/老公理應照顧(小姐)女友/老婆,於是雙方開始操演一系列性別化的戀人實踐﹣﹣男人扶她上車、幫她挾菜、陪她唱情歌、找話題和她聊天、喝交杯酒、付餐費、送她禮物;女人則是勸他不要喝太多、偶爾撒撒嬌,不時扮演小鳥依人的嬌弱模樣。這種做愛情的展演在成員安排野外踏青的過程中更是明顯。人們交代女人穿著家常一點,以便看起來像交往中的情侶;一個中年男性,明明不敢坐雲霄飛車,但為了陪他的「女友」玩,只得硬著頭皮坐;還有人明明累垮了,但硬是得陪著鮮少有機會出遊的「女友」爬山看風景。 這些愛的展演與實做究竟是不是愛情,經常是學者們爭論的重點。有人認為男女都是清醒的,交易才是真實,愛情不過是一種體面的說詞;有人認為主體是在操演、實做過程中建立起來的,因而不能說它是假。我的受訪者中,自認為「暈船」、「沈船」的大有人在。愛著卡慘死,男人回台後,透過QQ連繫還不夠,光是國際電話一個月就打了兩萬多塊,每隔一、兩個月就回去一趟「探親」的大有人在。而且,為了怕朋友笑他們「暈船」,都變成自己前往中國。相反的有經驗的老鳥清楚的切割性交易玩樂與親密愛情的界線,也藉此確立他們在買春團中值得效法、崇拜的地位。男人們早晚會從這些甜蜜的戀情中醒來,而清醒的原因也相當的一致。當這類親密關係涉及現實的金錢或物質時,也就是這些關係面臨瓦解的時刻 ﹣﹣例如,她說她老家要修房子、弟妹唸書要錢、父母生病了需要用錢等等。老鳥總是會告誡新手,「那些大陸妹就是死要錢啦,不榨乾你才怪!」「認真你就輸了,攏嘛是用騙耶!」老鳥的告誡大家都不會陌生,像極了我們對本地陸配的評價。這些對慘痛「暈船」、「沈船」的評論不只是婊子無情、歡場無真愛的反映,往往也混雜了多年來台灣主流社會對「大陸妹」的歧視與偏見。 性/國族千千結 做為支持性工作權的女性主義者,做這個研究的過程是高度矛盾的。我很難不在跟團或研究的過程中,看到不同位置的男性的真實慾望,但另方面我對於他們之中某些人常以種族主義式的言論評論「大陸妹」,或抱著「花錢是大爺」的心態感到不滿。事實上,我們今天看待中國/女性/性工作者的方式,也曾經是第一世界先進國家觀視台灣/女性/性工作者的方式。 【1967年12月時代雜誌登出美國大兵在北投洗温泉浴的照片,在當時也被視為國恥】 早在1960年代,台灣就是美軍性觀光的天堂;一直到2002年,日本出版社印行【極樂台灣】引起國人同仇敵慨的集體國族記憶,相信大家也還記憶猶新。攤在眼前的歷史,逼我們思考一個高度性/別、國族政治交織的課題﹣﹣何以本國女人為他國遊客提供性服務賺進外滙的同時卻被看成是國族的恥辱,而本國男性前往他國買春卻鮮少受到討論,甚或被默許?另外,我們也該開始設想(跨國)性消費者的性倫理,意即建立一個尊重(異國)性工作者的消費環境,以減低性工作者被物化的程度,或避免不當的放大性消費者的權力。這在性觀光全球化的年代顯得越來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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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狗港邊雜思:形塑高雄發展的三股力量

鄭力軒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系  寒假期間與家人遊覽紅毛港文化園區,一望無盡的大海景觀固然宜人,但園區由來的解說卻不清不楚,這其實反映出該地區過去激烈爭鬥歷史轉化為靜態文化展示所碰到的尷尬,也燃起我書寫「我所認識的高雄港」的衝動。以田野方法的古典理論來說,要分析一個文化或社區最適合的位置是來自異文化又融入當地的研究者,一方面有外來者的差異感,可以對許多在地人視為理所當然的現象與規則能產生反思,另一方面又能夠進入在的文化體系,能夠釐清研究對象背後的文化邏輯。暫時撇開這個說法近年來受到的巨大挑戰,來到高雄工作接近五年,做了一些在地產業研究,也指導了幾篇以在地現象為主題的碩士論文,或多或少處在古典田野方法論所主張的研究位置上。在這裡就一個以來自外地的高雄市民及研究者的角度,勾勒我所觀察到形塑高雄港空間的三種互相鬥爭、協商的空間邏輯。   【紅毛港遷村前後的空照圖,2005年圖的藍色框框部分,即是紅毛港】 ◎被計畫的高雄港 很多人常有一個錯覺,以為高雄港歸高雄市政府管,這是為什麼高雄市長選舉時,高雄港的貨櫃量總是被特定媒體拿來說嘴的原因,但稍微了解情況的人都心知肚明,誰才是高雄港的老闆。高雄碼頭跟周邊用地直屬於交通部港務局管轄,幾年前甚至有高大的圍牆隔離高雄港與市區。後來高雄市政府成立海洋事務專責機構,一開始為了要跟港務局對等(抗?),成立的單位名稱是高雄市政府港務局,但雪片般來的各種公文、要求,都不是高雄市政府有權限處理的事務,多數都必須直接轉給「真正的」港務局。不堪作為「港務局信件轉寄中心」的困擾,高雄市港務局很快就更名改成海洋局。至於海洋局業務,十之八九都是「和中央政府協調」。 這個「港務局」的小波折凸顯出誰才是高雄港的老闆。更深一層來看,這反映出因港而生的高雄市「被計畫」的深層歷史紋理。打狗雖然從清代開始就是重要的通商口岸,但要從日治時代開始,港口才從自然生成的通商口岸與市集轉成國家計畫的大規模建設,而港口重要的戰略位置又衍生了其他的發展計畫,奠定了高雄不斷被計畫的命運。從哈瑪星的填海造陸,縱貫線鐵路完工,鹽埕的崛起來自於港口,又大又直利於運輸的道路來自大規模市街改正。高雄港口也衍生出世界最早的加工出口區,促成了十大建設重工業的落腳。在這個「被計畫」的脈絡下,高雄像張白紙不斷在圖面上被擘劃,編織著一個又一個的發展大夢,甚至到今日都仍然被丟了「自由經濟示範區」這個計畫。 【圖為日據時期的打狗港與填海造陸的哈瑪星。日據以來高雄都市發展脫離不了「被計畫」的命運】 高雄的政治經濟離不開一個又一個遠在中央所制定的計畫。這些計畫當然帶來了一些榮景,帶來許多城鄉移民,創造新的社會關係,但也帶來無數的光怪陸離,像是紅毛港的發展。1968年高雄港第二港口開通,紅毛港被大筆一畫,先被劃入臨海工業區,之後又被劃入大林商港區,從此開始全區禁建,展開長達半世紀的「遷村」行動。當年的規劃案對人口兩萬且為南部漁業重鎮與區域政治中心的紅毛港地區,僅僅以「本區尚未開發」草草帶過,在多年禁建之後,環境早已殘破不堪,加上周邊臨海工業區的擴建,將紅毛港包夾成為一個破落的孤島。解決這些問題的最終手段,就是透過A計劃衍生B計畫的脈絡下,又生出一個大型計劃,用「洲際貨櫃碼頭」的名義編列預算作為遷村補償。 在高雄市區裡,被計畫的紋理最鮮明的影響就是無所不在的中央。合併前的高雄市是台灣受中央政府控管面積最龐大的主要都市。高雄港歸交通部港務局管,左營軍港跟柴山歸國防部管,前鎮漁港歸漁業署管,加工出口區歸經濟部管,龐大的國營事業包括中鋼、中油、台肥等也歸經濟部管,甚至原本市民使用的西子灣海水浴場也一夕之間被教育部接管(對不起,就是本校)。如果考慮到仰賴中鋼、中油生存的龐大中下游廠商與包商,中央政府在高雄可說是無孔不入,甚至高雄捷運公司的最大股東是中鋼,一開始營運時的董事長還是由台北的經濟部所指派。這注定了不管中央或地方由誰執政,與中央部會官僚的角力構成了高雄在地政治與社會的核心議題。 ◎生活世界的高雄港 中央政府可以大筆一揮計畫出一個一個專區,劃出方格狀的道路與社區。然而要填滿這些根據抽象原則畫出來的空間,卻是在地的居民與外來的城鄉移民。生活世界不斷,也可以說必然,溢出原先抽象的規劃,實質的空間使用與治理,就在一定範圍內向住民的生活世界靠攏,產生新的生活與政治秩序。這個生活世界與抽象計畫的差異,最清楚的顯現在高雄港正面與背面、或者說海面與陸地的落差。從海面上看高雄港,看到的是一個個清楚劃分的碼頭與造船廠。多數的碼頭都可以清楚連結到不同時期的國家發展計畫,連結到一個又一個的中央政府大型專案。然而儘管近年來高雄空間解嚴,港口與市區的分隔大量縮減,多數碼頭與專區仍然設有清晰的門禁;從陸地上只能看到一座又一座的圍牆或鐵絲網。相對的,環繞在港口周邊的社區,不管是旗津或是前鎮,所看到的是類似台灣多數鄉鎮般長出來的空間;狹窄的巷弄、通往四面八方的機車、坐在路邊聊天下棋的老人、香火鼎盛的廟宇。這些港口內外的牆或鐵絲網所隔開的,既是空間的,也是階級的;真正在港口事務中具有權力的管理階層很少住在這些地方。相對的,這個牆外的、缺少大計畫、也缺少有效監控的生活世界,則是高雄草根意象的來源,不管這個是數百年的在地社群還是1970年代落腳的城鄉移民社區。人情世事以及所衍生的利益交換,與草根的道德直覺,支配了這些社區的傳統政治。 【哈瑪星的廟口是常民的生活世界,逸出「被計畫」的軌道】 生活世界與計畫空間絕非相安無事,兩者間的力量也絕非對等。民主化以前生活世界只能做為落伍的、等待開發與計畫的對象,隨時可以因中央計劃部門大筆一揮而消失,一個社區的存廢往往只是規劃人員的一念之間。為什麼同樣是漁村,人口數差距不大,同樣面臨大量港埠建設,旗津和紅毛港卻命運迥異,至今仍然是個謎。不過雖然高雄港的生活世界與規劃世界被隔離,仍出現一個異數,那就是漁船,不僅高雄港周邊的漁村社區可以自由進入港邊的通道,漁船一出海就難以監控的特質也使得漁港成為權力規劃的破口。高雄港內及周邊的近海漁業,不管實際上是捕的還是買的,從未因高雄港成為世界主要貨櫃港之一而消失。小型漁船穿梭於不斷進出的貨輪中,構成許多港務專家口中世界港口中罕見的現象。 這個高雄港空間治理上的妥協,不僅提供地方政府參與高雄港務的狹窄空間(高雄市海洋局的前身就是專管漁港的建設局漁業課),也在民主化後構成對抽象空間權威最大的挑戰。1996年紅毛港自救會,史無前例的利用漁船封鎖二港口的封港抗爭,迫使政府更進一步面對遷村的歷史問題,堪稱是這個長年受中央計畫擠壓的社區最大的反撲。然而,民主化後的反撲固然鬆動了中央計畫的絕對權威,卻無法真正撼動兩者間的不對等地位。   ◎被觀看的高雄港 相較於長年存在的中央計畫與生活世界,近十年浮現出來另一個趨勢,就是以地方政府為主體,企圖將高雄港打造成為被觀看的空間。這些趨勢使得港灣從過往運輸與生活的場域,轉變成為潛在的觀光場所,也提供地方政府一個施力點來挑戰港務局的權威。這個新興的空間運動最核心的特徵是將空間象徵化,建立吸引人,特別是吸引觀光客的符號體系。景觀,而非運輸或日常生活的實用性成為規劃的主要目標,至於這個符號來自甚麼脈絡,實務上常是一個次要的問題。港埠的巨大建設可以成為游港船觀看的景點,香蕉碼頭可以作為餐廳,離島兵士上船地點可以詮釋成為真愛,而旗津也可以重組成為聖淘沙。最經典的或許是紅毛港文化園區:這個歷經三十八年堪稱台灣最荒謬遷村案,在遷村完成後也可以重新成為一種可以被觀看的文化。 這個「被觀看」的趨勢的誕生,既非來自一聲令下的中央權力,也非純粹來自草根的生活需求,而是在新的政治經濟局勢裡,來自高雄以及台灣各地所浮現湧出匯聚的新生力量。這個新趨勢匯聚了幾個政治經濟的微妙變化:經濟的後工業化以及製造業外移後找尋新經濟出路的壓力,都會新興中產階級的休閒需求與文化品化,長期本土化以及社區運動所帶來地方意識的躍升,以及日趨激烈的政治競爭帶來新的許諾等,這些因素催生了新的空間邏輯,而使景觀的營造成為地方政治的競爭利器。作為一個因港而生的都市,高雄市政府無可避免地必須將高雄港擴建與轉移後產生的閒置空間,進行轉化,做為施政的重點之一。 【高雄港口近年來逐漸轉化為觀光的遊憩地點,包括遊艇休憩】 相較於中央計畫所仰賴的抽象規則與威權,地方生活世界所遵循的是義理人情,然而這些空間的形成與碰撞的解決往往蘊含了更複雜的社會與權力關係。主導這個新興空間邏輯的,是來自在地與外地交織的的目光。這個目光可能是外地觀光客的凝視,可能是市區中產階級「高雄跟上潮流」的成就感,可能是中年人「有地方可以帶外面朋友去」的面子,可能是生活品質改善的實質感受,也可能是帶有文藝文創的大義名分。這些對都市新景觀的渴望,推動了新的價值生產,提供了這個新的空間運動的政治與經濟基礎。 儘管符號可以轉化既有脈絡,景觀的建設與中央理性計畫和地方生活世界間的碰撞仍然無可避免。五金街拆除以及舢舨船廢除的爭議,駁二將倉庫指定為文化用地所引起倉庫業者的抗議,乃至與港務局的碼頭爭奪戰,都顯示出這個新興空間邏輯和其他邏輯間的衝突。景觀的改善也屢屢在政治攻防被質疑並不真實,沒能解決「真正」的問題。然而與之前衝突不同的是,被觀看的空間的擴張更接近陣地戰,也就是透過一次次折衝樽俎建立「成功」的個案,在透過一個個個案取得整體性的成果。當被觀看空間的建構成為都市政治的主軸是,也意味著新的都市政治邏輯的浮現。   ◎結語:重層交疊的高雄 在遊覽紅毛港文化園區的時候,不斷聽到來自高雄的遊客向其他同行友人說明的紅毛港史。就偶然聽到的片段來看,每個人似乎都有不同的歷史解釋與立場,某個意義上正凸顯出前述這些不同空間邏輯所交疊出多重的社會紋理、所衍生出高雄發展的多元歷史敘事以及市民不同的歷史記憶。就我觀點,理解這個城市過去以及勾勒未來發展,必須揚棄以文化或發展之名建構單一邏輯、單一敘事,承認正視重層交疊的歷史,並挖掘出不同機緣下來到這個城市的居民的生活世界,這也是社會學者責無旁貸的任務。 【註1:本文的兩張地圖圖片,感謝由中山大學葉高華老師所提供】 【註2:對紅毛港遷村案有興趣的可參考 [陳維展 2011 國家開發計劃與社區抵抗:以紅毛港遷村案為例],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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