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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的成績不該成為媽媽的考績:從家教看母職的實踐

高子壹 /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我曾長期擔任國中生的家庭教師,今日,便想以「家教」為題,來與讀者們討論在此過程中的性別議題,特別是台灣「媽媽」們所承受的「課業壓力」。本文主要討論家教老師如何去分擔「媽媽」的工作,並調和媽媽在(嚴厲的)教育與(慈愛的)養育之間的矛盾。 【哪些家庭會幫孩子找家教呢?】 雙薪家庭聘請家教,主要是分擔學校留給家庭的教育工作,但自雇者與家庭主婦,都被認為有時間與心力親自教育孩子。這時媽媽經常需要使用「自己沒有能力」的說詞,來抵擋社會批評。 ◎媽媽沒能力,所以請家教?爸爸呢? 家庭主婦許媽媽住在新竹南寮,許爸爸的職業是工頭,女兒就讀的國小是個只有數百人的小學校,高職建教合作畢業的許媽媽,也曾試著自己教孩子,但: 我放了那個課本已經二十年了,光是國小的數學算式就完全不一樣啦,我們以前是直接乘,現在他們是漸進式的,建構式數學是不是很占空間?我們以前兩行就出來了,我以前光是教我女兒,我女兒就都是叉叉,因為根本不符合現在的計算方式啊,我說我們老師以前就是這樣教啊,她說我們現在教的跟你們不一樣啊! 如果媽媽的受教育程度有大學以上,「證明自己沒有能力」會變得更沒說服力,為了賦予「請家教」正當性,媽媽們會把教學指認為一種「專業」。私立大學外文系畢業的施媽媽還是請了英文家教: …我不可能自己去教他,因為我覺得要教她要備課要自己準備東西,而且要有連貫性。 不過高職畢業、自營美髮店的魏媽媽不完全同意這段話: 她們認為說…尋求專業啦…但是我覺得啦…像我們從小沒上過安親班,我覺得至少他們功課都還可以的範圍,我很清楚地了解說,你哪一個部分是ok的,哪一個部分是不行的,你今天單子拿回來我就知道喔你這個部分出狀況了,考不好出狀況,那我針對你這個部分加強就可以了,我不用一題一題從第一單元到第十單元,每一個單元都一題一題這樣子幫你算過,幫你稍微整個run過,我不用這麼累,因為自己從頭到尾都是我自己帶,所以我很清楚你的弱點在哪裡,我只要挑你的弱點,這樣就可以了。 她這段話背後的隱含意思是,尋求專業不能當做媽媽的藉口,只要自己能力夠,能自己教就該自己教。魏媽媽的工作場所與住家在同一棟樓,子女放學後就到店裡做功課,魏媽媽可以邊工作邊看著他們,困擾許多家長的課程改革對魏媽媽來說不是問題,因為她是「跟孩子重頭一起學」,建構式數學與過去不同的計算方式,或是破音字的讀音,魏媽媽都不怕自己教錯。 魏媽媽第一次幫小魏請家教,是小魏小六時,為了要考國中英語資優班,請小魏補習的美語補習班老師來教文法,魏媽媽特別強調:「在這方面我自己沒辦法教他」。 ◎不清楚狀況的爸爸,卻是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 在媽媽承擔大部分家務工作的情況下,爸爸們仍會以「解答問題」的方式參與子女的學業,不過效果不彰。例如曹媽媽是國小校護,她強調自己與丈夫都是採取「愛的教育」,不打小孩,以說理的方式管教。當初為了小曹要不要補習請家教,夫妻倆有許多的討論,在竹科工作的曹爸爸覺得不需要補充教育,有他就行了,但是: …我說好啊,你要教他,你也知道你兒子又這麼懶啊,你下班又那麼晚啊,你每次問你兒子有沒有不會,你兒子又說他都沒有不會,那怎麼教?…因為他又不怕爸爸,所以有時候爸爸講甚麼他又回嘴這樣子,不然就是很不認真啊,爸爸坐在書桌他躺在床上,這樣子在教,我說到底誰是學生啊,爸爸後來受不了。 臺灣有上嫁下娶的婚姻文化,在受訪家庭裡,爸爸的教育程度大都比媽媽高,又因為過去就學時,經歷過教育部「打擊惡補」的言論影響,在概念上,認為一個「優質教育」不需要市場上的補充教育來源,而是透過家庭與學校的密切配合。然而,學業指導要有效,需要長期的教學參與,扮演養家者形象的爸爸,苦於長時間工作之餘,還要配合子女放學、晚餐、做作業的時間,坐在書桌前教學。家教對他們來說,提供了一個方便、穩定、長期的方式,藉由家教費的負擔,外包「教育指導」的責任。 有趣的是,雖然家長可以透過市場外包家庭裡的教學責任,但家長仍然必須扮演管理者及督促者,證明自己不是不負責任。我訪問過的家教老師中,除了單親家庭外,沒有和學生爸爸接洽的例子。甚至有家教教了一年,學生的爸爸還不認識家教老師的,或是從來沒有見過爸爸的。但沒有一個家教老師沒見過學生的媽媽的。 【爸爸在教育跟教養的角色上,經常扮演具否決權的人物】 資料來源:http://mypaper.pchome.com.tw/show/article/miz/A1270890471 許多家教老師都有這樣的經驗,與家教媽媽討論許久的課程內容,因為爸爸的一句話而被全盤推翻。家教老師們這樣形容爸爸與媽媽的教育分工: 爸爸比較有點像幕後黑手,跟我有比較直接聯絡的都是媽媽…… 我覺得媽媽好像是一個執行長,背後理念的是爸爸。決定權好像在爸爸那邊,媽媽一直在忙東忙西的感覺。 大部分來講,在教育這件事情,媽媽是代表一個督促者,爸爸比較像是一個精神代表。 有二十一年家教經驗的夏老師這麼說:「我常形容爸爸就是常任理事國,雖然媽媽比較清楚孩子的狀況,但爸爸有的是否決權,尤其是,很多家庭裡的經濟大權還是掌握在爸爸手上。」夏老師分享了多年前的家教家長曾講過的話:「如果不是我太忙了沒辦法教,哪裡輪得到你來賺這個錢?」 可是,大部分的母親,很難去完成這樣沈重的教育要求。夏老師認為這是「媽媽的困境」: 當一個學生她不想念書的時候,當然這個社會就會給他一個評斷,我們叫審判,就判斷說這個學生他求學是不行的,這個時候我們通常也會把這樣的價值論斷論斷到家長身上去,那家長會怕,他們會怕這樣的論斷,他們會想要逃避這樣的判斷,所以當家長看到學生的成績不行的時候,他們會很緊張,緊張歸緊張,他們沒有能力改變,所以他們就陷入一個困境,就是說,他們只能用他們從小到大、他們的家長他們的老師對待他們的方式去處理,問題是我們會發生一件事是說,我們的社會告訴我們的家長說,你們要愛的教育,但是當問題出現的時候,你要開始從愛的教育變成鐵的紀律的時候,當然就會發生親子關係的衝突,這些衝突往往在小孩子青春期的時候發生,就是說,我到底是要把跟小孩子的關係撕破臉,那逼他去念書,還是說為了維持親子關係的和諧,放棄成績。這個東西並不是一個全有或全無的,只是說他們找不到他們的平衡點…… ◎母職的困境:鐵的紀律還是愛的教育? 「教育」母職所要求的教學工作,需要諄諄善誘的說理能力,在我的家長受訪者中,只有施媽媽以及呂媽媽能熟練地使用這種文化資本。呂媽媽的職業是國小教師,她很清楚自己在學校的角色跟自己在家庭的角色是有區隔的: 那像家庭教育的話,像通常,我覺得啦,媽媽不應該當老師。我像老大的教育就是,我是她媽媽,我也是她老師,我後來覺得媽媽不應該當老師,媽媽就是媽媽,所以我會花一點錢請外面的老師,就是請家教來教她。…我覺得當你是一個老師的時候,媽媽當老師的時候,你就會用老師的眼光去看孩子,然後妳會把重點放在她的功課上,那我現在我的角色是,我注意她的健康、注意她的生活、注意他的飲食,可是我不太再去看她的功課,我不會看她的功課。 她們請家教的原因,是為了避免教學的文化邏輯與家庭的文化邏輯產生矛盾,以維持慈愛母親的形象。施媽媽也形容自己並沒「教育」子女: 我沒有教育他們啊…我並沒有特別針對她們的功課還是他們的…我並沒有特別去管…我跟我女兒講,妳在學校就是練習團體生活跟大家和睦相處,然後把你們班整個氣氛帶起來大家很和睦很愉快,好玩,那就好了,這是妳國中三年的回憶,那回家的家教就是你的功課,就是把這個做好,那我做的就是…就是媽媽嘛。 [媽媽?] 就是媽媽,弄給他們吃,然後…聽他們說話聽他們唱歌看他們跳舞,幫他們排課程。 所以施媽媽非常清楚,「教育」就留給家教老師以及學校老師,而自己要扮演的是一個撫育性的角色。但這種教育方式之所以可能,來自於說理的能力: 我跟我的孩子真的就像朋友一樣。我們可以打來罵去,我罵她她可以回嘴的這樣,可是回嘴要在合理的,就是你不能講髒話,妳不能…太情緒化的字眼,就是我跟妳講什麼,妳回嘴就是有道理的,而且是我覺得我都可以接受,所以是像朋友這樣子在對話,我待他們也像朋友一樣,並沒有特別,我從小到大好像…不曾打過小孩,並沒有特別去打過他們,那罵的話,像我這樣講話,我也不會開,也不會太大聲去罵小孩啦,所以並沒有,他們其實也沒有做過什麼太…太怎麼樣的事情。 有趣的是,在所有家長受訪者中,只有施媽媽與呂媽媽兩個人,以前的受教育過程中,是沒有被父母體罰過的。回想過去的教育經驗時,被父母及老師體罰的威脅感一直留在媽媽們的記憶裡,有的媽媽因此決定「不打小孩」,有的則是在教改提倡「零體罰」的論述下,希望能適度調整。但過去的經驗讓調整變得困難,因為她們不懂得其他的方法。 【新的教育論述是「愛的教育」,但是多少父母可以做到呢?】 陪我去做訪談的鍾媽媽說:「我覺得這[零體罰]根本就是讓老師棄械投降」。因為,在體罰/不體罰的選擇中,隱含的是兩套截然不同的語言模式,鍾媽媽之所以認為「不體罰」等於要父母及老師「棄械投降」是因為,「不體罰」則表示,父母及老師必須使用說理的方式與子女溝通,這不只反映一套更為精緻化的語言符碼,也反映一種更民主的親子關係。但這種親子關係對於從小被體罰長大,或者原生家庭文化資本較低的媽媽來說,是一個需要學習的能力。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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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如何觀看生命歷程:年齡、歷史與世代

陳易甫 /台北大學社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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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擊」的全民運動:數位時代下的動漫文化

王佩迪 /台大社會系 前言 最近不管到哪裡,大家應該都可以聽到或看到「進擊」二字吧。臉書上常看到相關推文、影片、改圖惡搞,而電視新聞、談話節目、報章雜誌等也尾隨著網友們追趕潮流,紛紛以「進擊」為主題來大做文章,害我現在只要看到大眾媒體出現「進擊」二字就會先倒退三步。不過,儘管已經讓「進擊」給餵到飽、吃到吐,但為一個並非專精但好歹也對作品超有愛的粉絲,加上最近有不少平常不看動漫的朋友,居然都不約而同地跑來跟我詢問或分享《進擊》感想,因此在受邀寫一篇跟動漫有關的社會學巷口文時,我想不到還有比「進擊」更好的主題了。 「進擊」風潮正在全球蔓延著 近來常聽到的流行語「進擊」是取自日本當紅動漫作品《進擊的巨人》(以下簡稱《進擊》),它是日本講談社《別冊少年Magazine》漫畫雜誌自2009年10月創刊以來所連載的作品之一,作者諫山創,當時年紀僅23, 24歲,是日本新一代的漫畫創作者。今年(2013)四月份起開始播放電視動畫之後,這部作品的受歡迎程度更是以倍數般的速度狂飆,不僅是日本國內,連在台灣、香港、中國、南韓、印尼等地也大受歡迎,當然也廣受西方各國的喜愛[1]。其中有兩個現象可以說明其全球化程度:(1)《進擊》在南韓大受歡迎之後,樹大招風,引起社會輿論爭議,甚至有評論家批評其助長「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當然,在台灣也不乏有這樣的聲音出現,但這種穿鑿附會的過度解讀多少會讓人不禁莞爾;(2)其劇情走向常常出乎預料,因此,有些YouTube使用者,就如同側錄觀眾看HBO影集《權力的遊戲》的主角突然領便當去時的反應一樣,也熱衷對著看《進擊》的觀眾側錄,將其驚訝反應的影片透過YouTube於全球流傳著[2]。 【《進擊的巨人》漫畫第一集封面】 《進擊》的故事內容: 在一個有點像歐洲中古城邦時代的虛構時空裡,人類面臨到突然出現的「巨人」之威脅,這些巨人高約3到15公尺,外形為無生殖器官的男性身軀,基本上無思考能力,只知以獵食人類為唯一本能。在人口大量被巨人吞食之後,僅存的人類築起三道50公尺高的城牆將自己層層圍起來,以阻絕巨人的入侵,就這樣在城牆内過了100多年安逸生活。儘管人類知道牆外的巨人其實一直都虎視眈眈地威脅著,但大多數人鴕鳥般地相信:「既然這100多年來都沒事,巨人不可能入侵,人們只要不去牆外,就可以幸福快樂地過著日子。」然而,就在某個晴朗無事的一天,突然出現前所未有的60公尺高大巨人以強大的力量將城牆破壞,緊接著巨人們蜂擁而入,人類開始四處竄逃,男主角艾連在目睹了巨人可怕的力量之後,對自己的弱小感到懊惱與無力,發誓一定要打倒所有巨人。(故事仍在進行中,不想爆雷破壞新讀者的樂趣,因此不便再就內容作太詳細的說明。) 【人類築起三道高牆將巨人阻擋於外,卻也使自己成為被豢養的家畜,失去自由】 《進擊》為什麼會大紅呢?原因很多,隨便都可以列出一堆,但我並非要做一個全面的分析;而很多人也對作品的詮釋寫了很多文章,說明巨人的隱喻對現代社會人類的意義,這方面我自認為沒辦法寫得比別人好。總之,此文僅是希望引用社會學的各種觀點,漫談《進擊》流行現象之社會文化意涵。 享受多元詮釋的樂趣 看過《進擊》的故事後,觀眾一定都會想問:儘管是動漫中虛構的設定,但作者究竟是想利用「巨人」來傳達什麼呢? 英國文化研究學者Stuart Hall[3]曾就電視文本訊息傳達的過程分為幾個階段:文本創作時生產者所賦予的意義編碼(encoding),然後透過電視播放傳送到觀眾面前,由觀眾進行接受訊息之後的解碼(decoding),根據不同階段各自獨立的制度結構和社會關係背景,決定了訊息的編碼與解碼的不對等的意義(asymmetric meanings),不過兩者仍會互相關聯、互相影響著。簡單來說,觀眾接收文本時產生的意義解讀,未必會和作者所要傳達的訊息意義相同,但當作者與觀眾之間仍共享著某些相同的社會文化脈絡時,觀眾的詮釋多多少少仍會與作者的想法有所關聯。 《進擊》作者諫山創確實曾經表示過,在漫畫中他想要傳達出「被逼迫到絕境的人類」會反應出甚麼樣的人性面。也因作者小時候曾因體形弱小而受挫,因此希望透過漫畫表達出弱者如何能從困境當中制勝的可能性。當然,真正的樂趣是,觀眾接收後的反應,絕對不可能只有如此,在觀眾收看後出現了各式各樣的解讀,例如針對巨人威脅的敵意、軍隊訓練和戰鬥策略,致使像在南韓仇日氛圍較重的群眾中出現了「這是日本軍國主義復興」的評論,認為「巨人」是被用來比喻美國、中國等世界強權對日本的威脅,而這樣的評論引起了在南韓和在日本一陣網路論戰。不過同樣的文本,由來自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的觀眾來詮釋,可能會出現許多不同的說法:例如,有人認為「巨人」暗喻著大自然的無情可怕,人類該畏懼這種巨大的力量;或是,隱喻著龐大的跨國企業或財團,將人們圈起來進行豢養,而人類卻不自知(如麥當勞、星巴克、統一等企業幾乎控制了人類的飲食或其它生活方式);或認為巨人根本是人類自己造成的毀滅性威脅(如人類對自然環境破壞、建蓋危險核電廠)等等。人類對巨人的恐懼可以代表著現代人對各種有形或無形事物的不安與絕望,而人類面對圍牆外巨人威脅的鴕鳥態度,也可以象徵著人類對各種危機威脅的無知、愚昧。總而言之,大家各自對作品做出自己的解讀,而這些臆測許多已經脫離了作者本人所能掌握的範疇,成為意料之外的結果(effects),呈現出所謂的文本多義性(Polysemy)。 【台灣的「家長們」常常反應出對特定大眾文化的偏見,特別是動漫電玩,殊不知現實社會中早已充斥著各式各樣的「不良影響」(如新聞報導),難道家長本身無需盡到教育小孩學習媒體識讀的責任嗎?】 如同上述,Stuart Hall將文本意義詮釋權交回到觀眾手中,或是像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所指「作者已死」,意味著讀者不用管作者的意圖為何,自己從文本閱讀創造出多元且非確定的、流動的意義,這些理論的後現代轉向都一再地推翻過去單向的、行為主義式的媒體效果論。媒體效果論普遍會從「文本訊息—觀眾接收—行為反應」單向過程得出媒體文本對人類行為有決定性的影響。這樣的觀點很容易化約地指出:媒體暴力會直接導致現實的暴力之結果,而色情刊物會讓讀者看了產生不健康的性行為。在台灣社會最常反映媒體效果論的就是擔心小孩學壞的「家長們」,常常出現要求政府進行監督、審查、分級,甚至把自我規律的工作交給創作者本身,嚴重地抑制了創作者的空間。 既然了解觀眾具有對文本進行多元解讀的主動能力,接下來則應該不難理解:不同的解讀方式可以如何被當作遊戲一般,讓觀眾享受著解謎遊戲般的樂趣。例如,「巨人究竟從何而來」始終是《進擊》最核心的謎團,故事中不斷地提供了許多線索,作者到處都鋪了梗,因此,觀眾紛紛進入社群與他人討論故事會如何發展下去,每個人都努力地從文本中尋找線索,發展出一個自己認為最恰當的故事路線,或許與他人產生共鳴,或許與他人有差異而需要進一步互相說服理解,而這都是觀眾透過解謎遊戲享受作品的過程。 【進擊的巨人動畫:尤米爾與克莉絲塔】 閱讀《進擊》最有趣的詮釋方式-在此只能點到為止,但卻是眾多女性觀眾們最有共鳴之處-那就是:以「腐之眼」來詮釋角色之間的關係。這種「やおい,Yaoi」的詮釋遊戲是日本學者東園子借用Jonathan Cullter所指「文學研究是研究者在玩對作品作詮釋解答的遊戲」之說法,發展出「女性讀者之間共享著特定愛情符碼(引自Niklas Luhmann),而藉此一同享受著將故事中所有人際關係都用以愛情關係來詮釋的遊戲,也就是Yaoi的詮釋遊戲」[4]。例如在《進擊》中的第104期訓練兵團男性同僚之間的友情關係,或是下屬與長官之間的從屬關係,若以愛情關係取代之後重新去詮釋劇中的對話與互動,很可能就會帶來意想不到的樂趣。通常腐之眼是以男男配對組合為主,但《進擊》裡卻出現了更好玩的現象:作者本人對角色性別設定的含糊,以至於常有讀者在問:韓吉是男是女?尤米爾呢?據說作者居然率性地回答:「性別跟血型一樣不重要。」於是,即使不知道是異性戀還是同性戀配對,粉絲們反正直接把韓吉和兵長配在一起,而尤米爾在故事中都已經直接跟克莉絲塔求婚了,管它什麼性別的如此奇妙之作法。 生産/消費的無限循環 有些動漫研究常是以英國文化研究的傳統出發[5],強調粉絲的主體性(subjectivity)與反抗(resist)主流霸權之理論取向,將動漫迷或御宅族文化常被視為一種「迷」的次文化,說明喜愛動漫畫的年輕族群如何以各種實踐來表現自我、抗拒主流;此外也有如Henry Jenkins挪用De Certeau的 “poaching” 概念,探討粉絲們如何將電視影像作品(如Star Trek)拿來重製(re-make)、重混(re-mix),從中帶來怎樣的實踐意涵等等[6]。而Lev Manovich則指出「Prosumer」的概念不僅說明了消費者可能成為主動的意義生產者,甚至成為創造文化與意義的生產者和傳播者,次文化的作品(如同人誌)也能被併入主流的資本主義體系,成為商品供大眾消費[7]。不過,這些說法都還無法真正描繪出在數位時代所形成的流行文化現象。 《進擊》的快速走紅,除了其故事內容具有其特殊意涵引起共鳴之外,更重要的是透過數位科技的進步發展,粉絲們擁有更多可以實踐自我詮釋意義的方式:隨時上網和人分享感想或討論劇情、將影像和音樂拿來重新編排出二次創作、透過社交網站(YouTube, NicoNico, FB, Twitter, Plurk,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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揪團買春去:台灣男與中國女的複雜多元性關係

陳美華 /中山大學社會系 性觀光對一般人來說也許是個陌生的詞彙,但說到出國買春應該就平易近人多了。我是因為過去幾年都在做性工作的研究,從男性消費者口中得知,「現在都嘛直接去大陸,不在台灣玩了」、「俗擱大碗」的評論後,開始留意到台灣男性出國買春的現象,並透過冗長、繁複的協商過程,終於取得跟著買春團前進中國的機會。這篇短文就跟巷仔口的朋友簡要的分享我過去跟隨買春團所觀察到的現象,希望可以讓大家對於習以為常的性/別實踐有深化討論的空間。 【下川街上以台灣男客為訴求的旅遊廣告,「俗擱大碗」,陳美華攝】  移動中的男慾地景 我跟的這個買春團是個五人小團,成員中有兩位是單身,其餘三人都是已婚的中年男性。我們撘從高雄出發,抵達澳門的長榮班機,從拱北關入境中國珠海,再轉搭事先預約的小巴士,驅車抵達山咀港,再從港口改撘渡輪到下川島。全程路途遙遠自不待言,比較值得一提的是,從高雄到澳門班機、從山咀港到下川島的渡輪路上,旅客幾乎清一色都是男性。更令我驚訝的是,渡輪上旅客的行李吊牌上標示的是讓人熟悉不過的台灣地名:台南市、嘉義市、台北縣;充耳可聞的盡是台語。爆滿的渡輪上連我在內的女人不會超過十人。有一、兩位女性是下川居民,回鄉探親來了,其他幾名明顯有施粉、打扮的女人據同團成員的說法,是在下川上班的小姐。不斷往返於台灣、下川兩地的台灣男性遊客數目,以及他們往返兩地的頻率都超乎我的預期,我們還在渡輪上巧遇其中一位成員的朋友。他是回下川「探親」的,他的老點愛咪小姐也到港口來接他,兩人再同坐渡輪回下川。下了渡輪,旅客們或撘私車家或轉撘小巴,但他們共同目的都是體驗下川的性觀光。 【台灣男客去下川買春的路線圖】   當下看著擠滿台灣男性的渡輪,我突然覺得人形地景(humanscape)這個詞整個都鮮活起來了。每天,以出國開會、參展、旅遊、參加各類兩岸運動賽事為名,從台北、台中、高雄出發,為了性與慾望而往廣東東莞移動的男性旅客在天際間劃出一條條的人形流動地景,不同的是,這是個基於異性戀男性慾望,以及對中國女性的性幻像所構成的人形地景。伴隨著這樣的性遷移,這些男台灣性消費者和中國年輕女性工作者慣常出入的場域,從旅館、酒店、餐廳、髮廊、桑拿、卡拉ok、沐足按摩中心到高檔夜總會都成為跨國/性交易空間;在這些地方,兩岸男女間的性交易不可免的成為性別、階級、國族政治相互接合、交織的場域。 逛花街之看與被看 在跟團去中國以前,就常有受訪者告訴我:「在那邊〔指中國〕有成千上百個小姐站著讓你挑,你還可以先摸摸看」、「在那邊哦,像皇帝選妃一樣,超爽啦!」之類的話,但始終覺得是受訪者誇大其詞。其次,女性主義的訓練老讓我想著,上百個小姐排排站,被動的供人挑選、品評,滿足消費者享有繁多選擇所帶來的刺激感的同時,小姐們豈不成為男性凝視下被物化的性客體?這些疑問在隨團走訪台灣男性最愛的花街之後,都獲得了解答。 我跟的這個團,經濟能力屬中低階層。經常去的是台灣男客偏好的常平中價位卡拉ok店桃花鄉,以及為了試試高檔酒店而特別去的當地五星酒店。兩者的花街規模與呈現方式不盡相同。桃花鄉的花街每晚都有250-300個小姐左右,小姐一個挨一個的站著,歪斜的行列間,小姐們空出約一個人寬的走道讓性消費者可以游走其間,並近距離的品評小姐以便挑選。每個小姐左胸口都貼上不同顏色的紙卡以標示她們不同的市場價格,上面寫著小姐的花名。小姐的媽咪們,總是在男客眼光落在某個小姐身上之際,就將小姐推出來讚揚她的身材優點,甚至直接將小姐的胸部推到客人眼前。但在五星酒店,花街的排場令人震驚。在可以容納近千人的表演廳中,現場約有450-500個小姐,分別端坐在一排排的椅子上。消費者一樣可以穿梭在行列整齊的小姐之間進行挑選。酒店給消費者數條花圈,喜歡哪個小姐,就將花圈套在她脖子上。 【網路上隨處可見卡拉ok酒店以花街為號召的廣告】  女人的性與身體在這兩個不同的性交易空間中都是被商品化、物化的對象,但桃花鄉挪用了相當多當下夜店的元素(昏黄燈光、電音舞曲)來組織花街,熱鬧的氛圍讓人很容易參與其中。同時,小姐們也並非全然被動的客體。站立在舞池中的小姐,不少人主動笑臉迎合客人的目光,但也有不少小姐看到不喜歡的客人直接背過身子,不願撘理客人。換言之,客人在選小姐,但小姐也在挑選客人。相反的,在五星酒店中,小姐一個個被擺得像洋娃娃一樣,面向客人,像商品一樣等待被挑選的場景令我深覺不快。同團成員中,有人認為「這種安排對客人比較好,燈光很亮,看得一清二楚。」「不像桃源鄉那樣感覺比較粗、比較亂」。但一位體型很胖,在異性戀性愛市場相當不討喜的團員阿亮說出了他的不適感:「客人壓力很大,因為你是在看她沒錯,但同時間有更多〔小姐的〕眼睛在看你。」 阿亮的說法凸顯了一個弔詭的現象,明明小姐是擺著被看、被挑的,但客人一一走過小姐面前,要好好看她們的同時,卻得面對她們那一雙雙明亮大眼的反向凝視;(客人)看與(小姐)被看的關係瞬間被逆轉﹣﹣小姐們帶笑的眼睛看似甜美,但又好像在逼問些什麼,「你要選我嗎?我這麼年輕、漂亮,你呢?你是誰,你有資格選我嗎?」尤其是這個高檔次的酒店,和現場穿著時尚的白人以及港澳多金男性相比,來自經濟相對較弱、體型、外貌又不佔優勢的台灣男性,平常用來支撐其男性認同與權力象徵的元素在這個性交易空間中都屈居弱下風。還好半小時之後,男人們可以回到自己的包廂,不用再被小姐們帶笑的眼神苦苦相逼,而被迫必須審視自己在更廣大的男性群體中那絲毫不起眼的位置。 【仔細看一下瑪哈,感受一下到底是誰在看誰】 男性的愛情勞務 買春團成員究竟想在跨國之旅中獲得什麼,無疑是人們最常見的疑問?我發現,35歲以下的年輕族群,比較傾向於追求性慾的滿足,同時也談到嚐試各種新奇的性實踐,儘可能和各種不同的女人性交等說法。比較令我驚訝的是,已婚中年男性經常表示「想要享受一下談戀愛」的感覺。國外的性消費者研究也不乏強調常客和小姐之間發展出近似「女朋友」感受的現象,但直白的希望在性交易中「享受談戀愛」的說法,幾乎刷新了這類研究的文獻。事實上,即便是那些強調性需求滿足的年輕男性,也多少透露出最好的跨國買春經驗是「雙方都有感覺」,但那經常是可遇不可求。 已婚的買春客想要談戀愛,大都因為他們自認自己的婚姻是一灘死水,毫無生機。於是跨海到中國找小姐,成為感受「戀愛fu」的好方法。而且,這種可以「好好放鬆」的感受絕不是在台灣某地的性消費可堪比擬的﹣﹣「有誰敢在台灣摟著另一個女人,公開在街上走?誰敢啊?但這裏(中國)就可以。」是的,不只是性被商品化,在這裏親密關係也被商品化了,而且,他們強調的是一種可以被公開展示、公開可見的戀情。有趣的是,為了感受談戀愛的fu,小姐和男客都必須積極的投入做愛情(doing love)的實踐;於是乎,我又在這跨國性交易空間中觀察到一些出人意表的異性戀性別展演。 女性的愛情展演 小姐,作為性工作者,照理說應服侍男客,但事實上常常是男人在服侍小姐。他們經常以「老公」、「老婆」或男女朋友的方式相稱,藉由動員這類親密性的異性戀符號系統,(男客)作為男友/老公理應照顧(小姐)女友/老婆,於是雙方開始操演一系列性別化的戀人實踐﹣﹣男人扶她上車、幫她挾菜、陪她唱情歌、找話題和她聊天、喝交杯酒、付餐費、送她禮物;女人則是勸他不要喝太多、偶爾撒撒嬌,不時扮演小鳥依人的嬌弱模樣。這種做愛情的展演在成員安排野外踏青的過程中更是明顯。人們交代女人穿著家常一點,以便看起來像交往中的情侶;一個中年男性,明明不敢坐雲霄飛車,但為了陪他的「女友」玩,只得硬著頭皮坐;還有人明明累垮了,但硬是得陪著鮮少有機會出遊的「女友」爬山看風景。 這些愛的展演與實做究竟是不是愛情,經常是學者們爭論的重點。有人認為男女都是清醒的,交易才是真實,愛情不過是一種體面的說詞;有人認為主體是在操演、實做過程中建立起來的,因而不能說它是假。我的受訪者中,自認為「暈船」、「沈船」的大有人在。愛著卡慘死,男人回台後,透過QQ連繫還不夠,光是國際電話一個月就打了兩萬多塊,每隔一、兩個月就回去一趟「探親」的大有人在。而且,為了怕朋友笑他們「暈船」,都變成自己前往中國。相反的有經驗的老鳥清楚的切割性交易玩樂與親密愛情的界線,也藉此確立他們在買春團中值得效法、崇拜的地位。男人們早晚會從這些甜蜜的戀情中醒來,而清醒的原因也相當的一致。當這類親密關係涉及現實的金錢或物質時,也就是這些關係面臨瓦解的時刻 ﹣﹣例如,她說她老家要修房子、弟妹唸書要錢、父母生病了需要用錢等等。老鳥總是會告誡新手,「那些大陸妹就是死要錢啦,不榨乾你才怪!」「認真你就輸了,攏嘛是用騙耶!」老鳥的告誡大家都不會陌生,像極了我們對本地陸配的評價。這些對慘痛「暈船」、「沈船」的評論不只是婊子無情、歡場無真愛的反映,往往也混雜了多年來台灣主流社會對「大陸妹」的歧視與偏見。 性/國族千千結 做為支持性工作權的女性主義者,做這個研究的過程是高度矛盾的。我很難不在跟團或研究的過程中,看到不同位置的男性的真實慾望,但另方面我對於他們之中某些人常以種族主義式的言論評論「大陸妹」,或抱著「花錢是大爺」的心態感到不滿。事實上,我們今天看待中國/女性/性工作者的方式,也曾經是第一世界先進國家觀視台灣/女性/性工作者的方式。 【1967年12月時代雜誌登出美國大兵在北投洗温泉浴的照片,在當時也被視為國恥】 早在1960年代,台灣就是美軍性觀光的天堂;一直到2002年,日本出版社印行【極樂台灣】引起國人同仇敵慨的集體國族記憶,相信大家也還記憶猶新。攤在眼前的歷史,逼我們思考一個高度性/別、國族政治交織的課題﹣﹣何以本國女人為他國遊客提供性服務賺進外滙的同時卻被看成是國族的恥辱,而本國男性前往他國買春卻鮮少受到討論,甚或被默許?另外,我們也該開始設想(跨國)性消費者的性倫理,意即建立一個尊重(異國)性工作者的消費環境,以減低性工作者被物化的程度,或避免不當的放大性消費者的權力。這在性觀光全球化的年代顯得越來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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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寫作風格是「凡骨還是廢物」?

龔宜君 /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Derek Freedman(1983)在Margaret Mead過世後,出版了《米德與蕯摩亞:一項人類學迷思的建造與拆解》,照Clifford與Marcus的說法,Freedman對米德作了十分激烈的批評,說她的著作《蕯摩亞的成年》這本書是漫畫,米德故作天真,研究無效等;這場爭論是許多研究方法書籍的主題。他們兩位有關再現蕯摩亞「真相」的爭議,可以從他們研究的時間、對象與學術典範的不同來討論。 【米德寫完薩摩亞調查後的半世紀,Freeman跳出來批評她是在寫小說】 寫作的語言跟風格,不是中性的媒介 但我比較有興趣的是,他們寫作風格的差異,Paula Saukko提到米德的書具有印象派風格,像浪漫的旅行紀錄片:「曙光開始降落在棕色、輕軟的屋頂,細長的棕櫚樹挺立著,襯托出明鏡般透徹而閃爍的海面,這時,棕櫚樹下或海灘上獨木舟影子下幽會的戀人們...」(李延輝譯)。而Freedman的寫作風格,則是科學實在論的報導方式,像是警方紀錄或法庭案作:「1959年六月的某個週日,17歲的Tautalafua發現他18歲的表姐那天晚上9點左右和Vave坐在麵包樹下...」。藉由米德與Freedman寫作風格的對照,Paula Saukko意圖提醒我們,寫作的風格/語言不是透明中性的媒介,而是訊息的一部份。 【左邊的自然風,還是右邊的科學風,哪種寫作策略比較好?】 我們知道社會科學的學門中,研究方法、社會科學方法論向來都是必修課,這些課程教導我們在不同的學術典範下如何進行資料的搜集、分析資料與因果證成。而這些研究方法與方法論教導我們在分析資料與因果證成時,所需要的是概念的論證與精煉,而不是文學美學的再現。但我們也知道,就像Marcus提到的,社會科學相當程度來說,是依靠寫作、文學性的描述來進行研究的學科,必須透過語言/寫作來展示情節、論證與意識型態意涵;但我們要用何種寫作風格來調和這三者呢?教授為什麼沒有告訴我!或許有些系所會開設「論文寫作」的課程;但看來看去應該不是和寫作風格相關?問題是,誰可以教授這樣的課程呢? 從社會科學的經典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寫作風格,的確可以引發不同的閱讀能量,召喚出不同的閱讀主體。Marcus在「人文科學的表述危機」一文中,提到了幾種寫作的風格,反諷、浪漫式、悲劇和喜劇。 馬克思的辛辣反諷寫作風格 如果以反諷(irony)的寫作風格來看,這是一種自我意識很強的寫作風格,描寫/評論現實的同時也進行了「反諷」,讓我馬上聯想到的是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霧月十八日〉的寫作風格。恩格斯1885年為〈霧月十八日〉寫的第三版序言就提到,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馬克思寫出一篇簡練的諷刺作品。 在文章的一開始,馬克思寫道:「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魔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當人們好像剛好在忙於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並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為他們效勞,借用它們的名字、戰鬥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的一幕。」 【圖中文字寫著:你好!我又來了!諷刺漫畫中的馬克思!】 文章的結尾時又寫道到:「歷史傳統在法國農民中間造成了一種迷信,以為一個名叫拿破崙的人將會把一切美好的東西送還他們。於是就出現了一個人來冒充這個人,只是因為他取名為拿破崙。經過20年的流浪生活和許多荒唐冒險行徑之後,預言終於實現了,這個人成了法國人的皇帝。」 馬克思以諷刺的手法,批判了1848年的革命,在革命之後的過程中讓路易·波拿巴,一個平庸而可笑的人物,在歷史上扮演了英雄的角色;讓讀者看到一場嚴肅的革命倒像是演了一場鬧劇似的。而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的最後一段話,也相當經典:「共產黨人認為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是可鄙的。他們公開宣佈: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那些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顫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頸上的鎖鏈,他們所能獲得的卻是整個世界。」我不知道這算不算是反諷式的寫作風格,但經由這樣的語言傳達了現世與理想世界的衝突,是可能召喚出無數的革命主體。目前,我們誰是以這樣反諷的寫作風格來再現我們的研究成果呢?如果要以這種風格寫作需要什麼樣的訓練或能力呢? 浪漫寫作風格的人類學家Geertz 而浪漫式的寫作,似乎較常見於人類學者的風格,Geertz在峇里島的鬥雞一文中的寫作風格,採用了浪漫式的論調,來描繪峇里島男人以雄雞表現出自戀男性的自我性,如他寫道「他們在雄雞身上花大量的時間,修飾它們,餵養它們,談論它們,或者就是以一種迷般的讚美和夢幻式的自我專注的眼光凝視它們」。而當男人的鬥雞戰敗中場休息時,他「一直發瘋的為那隻雞忙著,...他向雞的嘴裡吹氣,把整個雞頭放在自己的嘴裡吸氣和哈氣,給它的傷處敷各種藥物,他會做所能想到的任何事情,以激發起或許藏在雞體內什麼地方的最後一點鬥志」。 【巴厘島的鬥雞大會】 http://big5.ifeng.com/gate/big5/ybdqc.blog.ifeng.com/article/17946679.html 經由Geertz生動的寫作所促成的移情作用,讓讀者似能身臨其境。最近我正在撰寫有關爪哇來台移工家鄉的政經與社會脈絡,寫到西方的綠色革命與現代化在傳統爪哇農村社會所造成的影響,Geertz的一句印象風格的描述,可能比我論證半天,更能感受到爪哇農民的無奈;他是這樣描寫爪哇的:「土地短缺、工作稀少,...生命遠景暗淡無光;在這種躁亂的膠著狀態中,不由令人想到─外借來的現代性碎片與疲憊不堪的傳統遺蹟的一種詭異的混合,塑成了這地方的性格」(楊德睿譯)。 人生悲喜劇的寫作:越悲劇就越美麗? 關於喜劇的寫作風格,Marcus提到了涂爾幹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描寫出節慶和儀式場合中,人們進入集體興奮狀態的那種狂歡場景,在他的寫作中可以看到當下的喜悅、歡樂和和諧,而競爭者在此場合中,也會暫時融合對立衝突的局面。 而有關悲劇的寫作風格,我直覺可以聯想到的是有關底層/從屬階級的文獻;例如,從屬者能發言嗎?這類型的文章。這類型的寫作一方面展現了底層階級的能動性;但另一方面又寫出了他們面對結構力量的限制。就像Tamara Jacka在描寫北京大批的農村移動女性所面臨的困境時指出,「任何一種她們可以選擇的主體位置,對她們來說都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很不合意。這就是被邊緣化和處在社會政治秩序底層的真正含義。」 許多學者在談到再現底層階級形象時,都會提到周蕾,她提醒作者們再現的手法,有時是會物化並再生產了底層階級的從屬性。周蕾就曾指出,在某種意義上,許多對底層階級的再現與色情寫作共享一個主要的特點,就是它同樣依賴於對「他者」作為一種奇觀的客觀化。如果色情作品的興奮點可以描述為類似於「愈下流愈好」(the dirtier, the better)的話,那麼對底層階級的再現的興奮點或許可以描述為類似於「被社會剝削的愈徹底愈好」(the more socially deprived, the better)。也就是說,這樣的寫作風格形塑出某種視覺體制(regimes of visuality),將底層階級變成展示品,其再現邏輯是底層階級愈無助,其「美學」價值反而愈高。這無疑是一種暴力化的過程,也是底層階級被引入公眾視野的方式。 【把娼妓描寫得越悲慘,就越有正當性嗎? 】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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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媽生下我之後呢?「做媽媽」的社會學觀察

梁莉芳 /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 作者按:還在請產假的時候,答應巷子口的小編要貢獻一篇居家生產文。孩子生下來後(餵母乳、集乳、把屎把尿、幫寶寶洗澡、準備副食品、規畫玩樂活動、陪玩、唱睡前催眠曲…)的真實生活,不分日夜。懷孕生產後記憶力急速衰退的媽媽,把生產文寫成育兒文,試圖要把自己從「做媽媽」的焦慮和自責中解救出來。給專程來看生產文的人客倌,抱歉啦!生產文就先欠著吧!(謎之聲:妳會還嗎?) 【小編按:我還是會記得催繳梁媽媽積欠的生產文,請大家安耐一下】 「做媽媽」(Doing Mother) 是女人天性嗎? 當代的母職實踐,結合了科學研究和兒童發展理論,不僅強化自然母性,同時召喚女人成為身心完全奉獻的完美母親。母職被當作是女人與生俱來本能的論述,主張女人作為母親是自然的安排,也強調母親是孩子最好的照顧者。 我並不是要貶抑母愛,或是否定育兒經驗可以帶來的甜蜜和力量。相反的,作為母親的我,和孩子一起經歷生命裡的奇特旅程,在每日/每夜身體/心裡的照顧實作中,感受與孩子的連結。但同時,作為女性主義者和社會學家的我,也想要嘗試理解,在為人母的喜悅之外,為什麼還有憂鬱、矛盾、沮喪、挫折和自我懷疑?是我的愛不夠嗎?還是我不懂得「做媽媽」呢? 【貓咪也要讀育兒寶典嗎?】 孩子出生前後,有一段時間,我大量閱讀各家的育兒叢書:親密派、百歲(醫師)派、保母崔西…。當把育兒視為是「工作」之後,從孩子喝奶、睡眠時間到發育狀況,無一不斤斤計較,力求精準完美,甚至上天下海的看遍科學研究、專家說法和當紅部落客媽媽指導的教戰手冊。當我把育兒寶典上用紅筆畫的重點背的滾瓜爛熟之後,寶寶還是在不該哭的時候哇哇大哭,在作息表安排的睡眠時間內醒來。不禁自責,是哪裡做錯了嗎? 若妳/你期待在本文讀到對育兒經驗的歌頌或是讚揚,那妳可以轉台了(大誤)。 有人說,社會學家的專長是潑人冷水、拆台和踢館。這篇看似慶祝母親節的文章,談的不是母愛的偉大和犧牲奉獻,而是呈現藉由每日/每夜的例行工作和互動,母親這個角色如何被定義、規範和成就。身為女性主義社會學家的我,嘗試理解作為媽媽的我,試圖探究父權文化與科學研究、醫療專業和育兒產業等相關行動者的共舞,如何建制我們對「完美媽媽」的期待和規訓。 不再只是妳的身體? 上週在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的演講,聽到英國Lancaster大學社會學博士施麗雯討論產檢實作如何介入與影響女人的懷孕經驗。演講的空檔,與學生分享我的懷孕經驗,和施麗雯田野裡的許多(準)媽媽不同:只做了健保給付的例行產檢,還常跟醫師討價還價更改產檢的時間,擠不出問題在診間詢問醫師,沒有上過一次的媽媽教室……。學生略帶質疑的問:「老師,妳一點都不關心妳的小孩喔?」 我的「非典型」懷孕經驗除了反應現今高等教育工作者的困境外,也間接指出「完美媽媽」的論述早在懷孕前或懷孕初期,就已開始規訓女人的身體和重塑我們的生活方式。在懷孕過程中和許多「用心」的(準)媽媽相較,我顯得漫不經心:老是在出門上班後,才想起又忘記吃孕婦維他命,聽說能幫助胎兒腦部和眼部發育的DHA從來沒有吃過,但被視為是孕婦違禁品的咖啡和甜點卻是吃了不少。身邊朋友對孕婦的關心和提醒,讓我不時的意識到,這,不再只是我的身體。社會學家會問:懷孕過程中,女人的身體如何被客體化? 懷孕女人的身體被視為是提供寶寶養分與健康的重要來源,不僅和寶寶身體大小的成長密切相關,也影響智力的發展,甚至是外表美貌。(準)媽媽們努力蒐集、閱讀相關的資訊,隨著孕期的進展,補充不同的維他命和營養品。在心裡反覆背誦「好食物」和「壞食物」的清單,力行嚴格的飲食控制,深怕造成「一吃錯成千古恨」的遺憾,也期待肚子裡的寶寶不要輸在起跑線上。這個時期,女人的身體不再只是屬於她自己,「為了孩子好」的論述要求著女人節制慾望和規範身體。每次的定期產檢,透過測量(準)媽媽增加的體重和超音波預估寶寶的大小,再一次提醒女人要小心翼翼的控制食量和食物的內涵。  媽媽的全心投入,影響孩子的一生? 前陣子進行研究訪談時,遇到一位有十個小孩的82歲阿嬤。當我大嘆阿嬤好厲害之際,阿嬤好奇的反問我:「妳有幾個小孩?」「一個。」我心裡沒有說出來的是:「光著一個,就已經搞得我們人仰馬翻了。」阿嬤養育十個小孩的哲學,和我們的一定大不相同。古早時代「骯髒吃骯髒大;隨便養隨便大(閩南語)」的育兒智慧,在今天恐怕會被指控為罔顧小孩健康,不夠用心的父母。澎澎出生後有一段時間,我是總是擔心寶寶接受不夠多刺激的媽媽。引經據典的設定每個寶寶活動的任務:跟寶寶說話,這樣孩子會有比較好的語言能力;看黑白卡可以刺激寶寶視覺發展、開發左右腦。在朋友的臉書上,讀到一篇報導提及,對兒童發展的定義和期待並不是普世一致的標準,而有文化的差異:美國重視智力發展,瑞典認為快樂最重要,義大利則看重孩子與他人的關係。社會學家會問:過度強調兒童發展的單一價值,是怎麼產生的呢? 【神奇的黑白卡。不知道是否也能開發成人的腦袋?】 很多女人為了「做媽媽」而有的準備、付出和(身心)勞動,並不是從寶寶誕生那刻才開始。早在得知懷孕時,甚至更早在胚胎著床以前,就精心策劃要給胎兒最好的成長環境和盡早的發展刺激。在追求「完美小孩」的意識形態下,對懷孕女人的身體規訓以及各樣的胎教論述便應運而生,進而是對「完美媽媽」和完全母職的期待。不同於被斥為沒有「科學」根據的民間風俗,例如:孕期不能拿剪刀、釘東西等等,這些在新世代媽媽之間風靡的懷孕知識標榜有醫學研究作為證據的科學正當性。強調懷孕期間與胎兒的互動,不僅能增加孩子的安全感、促進大腦的開發,還能健全未來的人格發展。因此,肩負孩子發展重責大任的(準)媽媽,必須透過密集的情感和身體勞動的付出,確定孩子得到足夠的刺激,從懷孕期間頻繁的和胎兒說話、撫摸肚子,到孩子出生後積極介入的教養方式。例如:在全國第一站ptt的媽寶(babymother)版,不時可以看到媽媽們分享如何透過玩遊戲和新生兒互動,包括唱兒歌、說故事、讀黑白卡、按摩和手腳運動等等。這些安排不只是單純的享受親子時光的愉悅,也具備(兒童)發展的任務目標。 【母職好壞,會影響孩子的大腦發育嗎?】 (出自:優活健康網2012年11月15日) 育兒不只需要時間和心力的投入。媽媽社群之間爭相引用和轉載的科學研究,更強調百分之百的母愛滋養,是寶寶成長的關鍵。斗大的標題指出,「母愛決定了孩子大腦的大小?!」文章引述神經科醫師的說法,主張母親對待孩子的方式不僅影響孩子的情感發展,也影響孩子大腦的大小。不僅再一次強化,在孩子成長過程中,母親無可取代的地位,也提醒女人得日夜鞭策自己對完全母職的信奉和實踐。 不要輸在起跑點上?監管寶寶的發展 我們的孩子澎澎出生時只有2850公克,身高未滿50公分。比起其他以3000公克為基準起跳的寶寶,他在嬰兒界裡算是非常迷你的。滿四個月做兒童健檢時,體重勉強落在百分之十五,身高僅在百分之三。因為體重和身高的發展未成比例,當時醫師還讓門診的護理師再給澎澎量了一次身高,確認無誤後,只好對我們說:「沒關係,下次回診時,我們再看看!」那天之後,個性緊張的澎爸經常趁我不注意的時候,拿著皮尺偷偷丈量澎澎的身高,祈禱一夕之間,澎澎又長高兩公分。ptt的媽寶版上,也常看到跟澎爸一樣擔憂孩子發展落後的媽媽們爭先恐後的發問:「寶寶六個月還不會翻身正常嗎?」「四個月大的嬰兒身高都多高?」「該不該帶寶寶去看小兒復健科?」「我的寶寶是不是發展遲緩呢?」我們對「大隻雞慢啼」已經缺乏等待的耐心,取代的是媽媽們對孩子發展的擔憂以及對自己失職的焦慮。社會學家會問:媽媽們的集體焦慮,是如何產生的? 【兒童健康手冊的內頁】 社會學家曾凡慈的研究探討「發現」遲緩兒童的動態過程。「發展遲緩」的醫療術語和意識形態,如何透過相關人員的協作、科技(物)的應用和醫學監管,對兒童的身體進行全面的治理。被視為兒童理所當然照顧者的母親,往往得面對未盡早發現孩子問題的指責,成為不負責任的媽媽。育兒的喜悅往往得伴隨著焦慮和憂心。「兒童健康手冊」的發行目的,應當是提供新手爸媽照顧孩子的資源。但當兒童發展論述主導育兒的優先價值後,生長曲線和發展量表成為我們觀看寶寶的眼睛,數字和各項指標,取代了我們和孩子之間真實的互動。同時,寶寶成長曲線上的百分比,也變成「完美媽媽」的評分標準。 母乳真的最好嗎? 生小孩之後,身邊朋友關心的開場白常是:「妳餵母乳嗎?」這句話的作用類似古早時期的寒喧用語:「吃飽沒?」問的人語氣通常輕描淡寫,好像預知一定會得到肯定回答的社交問句。小孩一個星期大左右時,來訪的朋友說了個鎮日跑新聞的女記者餵母乳的故事,她藉由這個小故事想傳遞的大啟示是:所以妳一定也能(餵母乳)。我因為奶量不足,向有哺乳經驗的朋友請益時,奶量多到可以製冰、做母乳皂她不經思索的回道:「(奶)怎麼會不夠?」確實有貧乳人存在,我就是啊! 【母乳真的最好嗎?】 網路上總是可以找到許多母乳媽媽的勵志故事,分享她們如何歷經塞奶、乳腺炎、追奶到母奶源源不絕,如何依靠作為母親的堅強意志和對小孩的愛克服萬難,最後總是以向其他媽媽心戰喊話作結:「只要有心,母愛萬歲,妳一定也可以的。」這些媽媽們的「成功」經驗確實激勵了我,上課時必備的咖啡換成了傳聞中的發奶聖品黑麥汁,發奶茶和各樣的湯湯水水也不間斷,下課的空檔是分秒必爭的集乳時間,半夜被鬧鐘聲響叫起來集乳……。但是,我的經驗是個無法分享的「失敗」故事。看見我辛苦製造奶水的伴侶,好幾次建議改餵配方奶也沒什麼不好,在學術工作與做媽媽蠟燭兩頭燒的困境中,餵母乳無疑增添了許多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工作和情感勞動。社會學家會問:妳(媽媽)到底在堅持什麼呢? 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所有寶寶都應完全哺餵母乳六個月,持續哺餵母乳到兩歲以上」的論述,透過各國政府母乳政策的推動與小兒科醫學會的主張,跨越時間和空間的形塑女人哺餵母乳的知識和經驗。來自哥倫比亞的Natalia,是陽明大學國際衛生學程的碩士班學生,也是小兒科醫師,她分享哥倫比亞的婦女認為餵母乳至少要餵到寶寶六個月,但卻鮮少能說出為什麼是六個月。 在台灣,媽媽的哺育經驗也受到「母乳最好」的專家論述與公共論述的影響。衛生署國健局的母乳哺育政策藉由積極的宣導形成「母乳最好」的公共論述,透過與學術研究和醫療專業合作,介入與影響(準)媽媽的哺育經驗,甚至是「完美媽媽」的內涵。「母乳最好」的論述已經滲透我們的日常生活,普遍存在於一般人的印象中,不管是有無哺育母乳經驗的女人和男人,皆能朗朗上口「餵母乳最好」的口號。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陳毓幃的論文「『母乳最好』?:婦女餵哺母乳的建制民族誌研究」,指出國家政策、醫療專業與媒體等形塑與參與「母乳最好」的建制過程,使得媽媽們哺餵母乳的真實經驗被邊緣化和消聲。 書寫「做媽媽」的經驗,作為療癒 從懷孕到澎澎五個月大的現在,不時會有朋友問我:「妳有考慮請育嬰假嗎?」她們多半會以過來人的經驗告訴我:「小孩的成長只有一次喔!錯過了,就不會再回來了…。」對於這些朋友,我衷心的敬佩。看著澎澎可愛的笑容,也曾經掙扎和猶豫:「我要請育嬰假嗎?」甚至,對自己無法放下工作的決定,有一絲愧疚。 【母親節早上,叫澎澎起床時,他在床上笑的花枝亂顫的模樣】 但是社會學的訓練幫助我試著理解我的「愧疚感」怎麼來的。這不是我個人獨有的經驗,許多和我有類似處境的「工作媽媽」(working mother),甚至也包括全職媽媽,我們都和「完美媽媽」的形象纏鬥著,深怕自己的不完美,造成了小孩成長的遺憾。如果,我們能將母職視為是情感關係,而不是得力求完美的工作,是不是更能單純的品嘗育兒的每一個當下?(當然,更多的男人投入育兒行列的重要性,值得另闢文討論。) 最後,媽媽要趁機告白:「澎澎,我(們)好愛你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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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愛真的沒有那麼容易嗎?于美人家暴事件的社會學考察

唐文慧 /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系 于美人的家暴事件最近天天佔據媒體版面,許多評論者紛紛表態,雙方誰對誰錯各有支持者。是否如黃小琥的歌「沒那麼簡單」所說:「相愛沒有那麼容易」嗎?我認為,這個事件不僅是茶餘飯後的八卦話題,也應該值得我們做一番社會學的考察。 ◎于美人是強勢的女人?孝順的女兒? 其實家暴有非常重要的部份成因,往往超越當事者的個人因素。台灣整體社會的性別文化,使得個人經常難以掙脫傳統性別角色的包袱,因而落入「性別困擾」而引發關係的衝突,這才是問題產生的重要根源。 【強勢女人?孝順女兒?】 回顧此事件,源於James(于美人的老公)跟丈母娘(于美人的媽媽)長期相處不睦,這次因言語衝突,甚至有動手的嫌疑,導致于美人「依法」幫媽媽申請保護令,家內不睦事情因而曝光。有人認為,于美人是媒體寵兒,收入高、名聲響,因此她講話一定會比較大聲,在家裡肯定會對丈夫頤指氣使,激怒老公,這才會導致今日的家暴發生。 然而,于美人在記者會上說自己是「孝順的女兒」,認為老公對養育自己長大的單親媽媽大小聲,態度不敬,讓她不得不為母親申請家暴保護令,這是在盡自己做為女兒的責任。後來又表態,絕對不會棄自己親生母親於不顧,因為目前他們的住處是「娘家」,該搬走的絕對不是母親。究竟誰是誰非,似乎社會大眾並無公斷,更添事件的可談論性。 ◎家暴行為是社會結構的產物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眾多的個人行為,其實是社會結構影響下的產物,家暴行為也不例外。學者R. Stark與J. McEvoy認為,家庭暴力發生的原因不能只從「個人層面」做解釋,因為在不同的社會文化下,會有不同的婦女受暴機率。Glenda Kaufman Kantor 與Murray A. Straus的研究發現,社會文化越支持婦女外出工作、擁有自己的經濟收入,越肯定女性的「家庭再生產」貢獻,婦女的受暴率會越低,而社會文化若越容忍男性以暴力對待女性,則家暴比例會越高。 如果依照以上的論點,我們可以追問,對於婦女外出工作和擁有自己的事業,台灣社會文化是否仍舊抱持著遲疑的態度,因而造成于美人的家暴事件?台灣社會是否仍然認為,美滿的婚姻,應該維持在一種所謂的「男高女低」、「男尊女卑」的傳統性別關係當中,才算理想?果真這樣,無怪乎那些有高收入、高職業成就的「女強人」被父權社會認為是婚姻殺手,因為她們違背了傳統的性別配置。也無怪乎總統候選人蔡英文會說出,自己單身的好處是「至少不用兩面作戰」。 似乎「家庭與事業兼顧」從來只是女人的難題,而不是男人的困擾。這樣的社會,是一個性別平等的社會嗎? 【小英說:單身的好處是不用兩面作戰】 ◎女強人是婚姻殺手?男寵夫是人生失敗組? 然而歸罪於「女強人」造成家暴的說法,不僅壓抑女性追求個人成就的動機,也造成「厭女主義」的後果,而男性其實同受其害,因為他們得處處小心地維繫「傳統的男子氣概」,深怕自己成就不夠高,收入不夠豐,不能如總統女婿那般擁有「高富帥」受到社會的支持和肯定。這也就是事件當中,我們會聽到男女雙方各執一詞,于美人指責James失業多年,沒有養家,而James卻一再否認失業一事。 在父權文化下,失業的男人會遭受巨大的社會壓力,認為他們無法扮演「養家者」 (breadwinner)的角色。而縱使有工作,也被期待是個收入不僅需高於太太,也要高於其他男人,才是「人生勝利組」(winner),才會被社會讚許,這樣的性別文化對於James和許多男性來說,無疑是巨大的社會壓力。無怪乎後來許多言論傾向認為,男方在這個事件當中是「弱勢者」,並處處為James說話,因為社會大眾也會企圖修補他「個人受損的陽剛氣質」,來維繫父權社會男尊女卑的性別文化正當性。 報導說于美人的年收入有四千萬,依此來看,「他們的」家庭絕對是衣食無虞的,究竟雙方的心結在哪裡?男人一定要是「養家者」嗎?女人一定不能是「女強人」嗎?這樣的組合,婚姻一定註定要失敗嗎?這是個人的性別包袱造成的,還是社會的性別文化價值觀的壓迫所致?今天如果于美人和James的生物性別互換,這些問題還會發生嗎?如果我們無法改變生理性別的差異,我們可否改變社會的性別觀念,來避免類似的衝突發生? 【老公James當寵夫,是否為人生失敗組?】 分析社會性別文化,如何影響親密伴侶與家庭成員的互動,相當重要。「沒那麼簡單」的歌詞說「相愛沒有那麼容易」,那麼究竟困難在哪裡?除了個人的背景條件和個性態度以外,社會文化根深蒂固的傳統性別意識型態,是否也強烈影響和左右了許多人對理想婚姻與性別分工的想像? ◎兩人相愛的困擾其實是來自於社會 從于美人事件,我們必須思考的另一個面向就是,相愛只是兩個人的事,跟整體社會的傳統性別文化無關嗎?家暴衝突的理由常常是:在主流社會的傳統性別秩序中,脫逸常軌的男或女,經常無法取得正當性,也不被社會認同,如此一來,個人與社會之間會產生格格不入的感覺,個人也就容易心生不悅。換言之,個人的困擾其實是來自於社會的壓力,但卻又不自覺地將此社會壓力帶入家庭日常生活與婚姻互動當中,在個人與社會多重因素交織困境下,產生令個人難以掙脫的沈重壓力,導致家庭或夫妻關係的衝突。 [黃小琥:沒那麼簡單] 因此,家暴事件的背後,需要認真去檢視社會脈絡的因素,這個社會因素往往超越個人層次而對眾人行為有重大影響。下次如果你又聽到家暴事件,不妨先聽聽、唱唱黃小琥這首歌「沒那麼簡單」,然後再想一想,就像歌詞中所說的「沒那麼簡單就能去愛,別的全不看」!那又是要看什麼呢?答案就是「台灣社會的性別文化」!去聽聽那首歌吧,真的,初次墜入情網的少男少女,多多體會一下,我想你們也會喜歡的。至於有智慧的熟女和聰明的熟男,必然都會聽得懂這首歌。但千萬別誤會,我不是故意打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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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賤人就是要矯情:一個社會學的解讀

何明修  /台大社會學系 自從2012年以來,一部以中國宮庭權力鬥爭為題材的《後宮甄嬛傳》在台灣上映,其中一句台詞「賤人就是矯情」成為了流行的用語。有鄰居起糾紛,用這句話來罵人,結果被法院判要罰錢,足部按摩業者也以「健人就是腳勤」當做廣告宣傳。立法委員更擔心這句話會「教壞囝仔大小」,要求電視要主動消音。似乎這句台詞講出來很多人的心聲,許多令我們感到厭惡的人物,往往是虛假作做,言談之中,完全沒有一點真誠流露。舉個例子來說,在三○九全台二十萬人走上街頭要求反核之後,行政院長的回應是「很感動,因為這是一種成功的公民參與」。你看看,政治人物可以一手捍衛被受質疑的核四工程,一手用「鳥籠公投」來坑殺反核民意,嘴巴上還可以說感動,這樣還不夠矯情嗎? 【電視劇後宮甄嬛傳的名言『賤人就是矯情』成為大眾流行用語】 ◎「常人就是矯情」? 先撇開這些不談,從社會學角度來看,「矯情」是乎是我們日常生活常做的事情。當我們週遭有人遇到事業不順、感情糾紛等不如意之事,作為朋友當然是要表達關心,提供協助。但是不可否認地,有時候我們也可能不是真的那麼關心對方的處境,有可能因為交情不夠,或者當時的身心狀況。即便如此,我們還是有義務要展現出來很在意的樣子。理所當然,當自己成為苦主時,我們也知道很多來自四面八方的噓寒問暖,也許只是場面客套話,不需要太認真對待。一個真正通情達理的人不會交淺言深,對於點頭之交的問侯語,我們通常不會挑心挖肺,傾訴內心真正的想法。這樣道理就像是臉書的「讚」,大部分情況是意味著「我讀到這篇留言了」,或是維持友誼的公開宣示,並不代表對方完全認同,並且喜歡版主所寫的內容。 簡單講,「矯情」就是隱藏我們內心真正的想法,配合公眾與社會的要求,呈現出被期待的那個樣子。就這點來看,我們的生活可以說是無處不矯情,服務業要有顧客至上的態度,課堂教師需要展現出誨人不倦的精神,學生被要求全神貫注、認真聽講;在公車或捷運上,連乘客都需要對於老人與孕婦主動讓座。這些表演的義務是強而有力的加諸在我們身上,無論我們當時的實際心境為何,幾乎都沒有不遵守的可能性。 ◎Goffman對於「矯情」的分析 社會學家Erving Goffman在1959年出版了經典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他解答了這個為何必得「矯情」的謎團。Goffman認為,所謂的社會不外乎是一列系我們要配合演出的角色,一旦進入某一種的角色情境中,我們就需要順從其角色要求(role expectation)。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進行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將被肯定的那個面展演出來(例如銷售人員以客為尊的殷勤),而將令人不悅的部分偷偷隱藏起來(例如面對無理取鬧的奧客之無奈)。基於這樣的要求,我們需要進行觀眾隔離(audience segregation),在空間上劃分出別人看得到的前台(front stage)與看不到的後台(back stage)。試想一想,有多少人用餐客人看到內場廚房實際狀況,還願意大噲朵頤? 【Goffman 的劇場理論試圖解釋為何人前人後行為不一致】 對於許多讀者而言,Goffman的看法常是被認為過於憤世嫉俗、犬儒主義(cynicism),彷彿我們所處是一個虛情假意的世界,在其中沒有任何一點真心誠意。但是我認為,這是一個錯誤而浮淺的解讀。Goffman的核心關懷並不是指責社會的偽善,或是個人的奸巧,而是指認出社會生活中的必要道德成份。   ◎偽善是邪惡對於美德的致敬 一個平庸而缺乏想像力的看法是,道德意味著大家都遵守一定的規則,沒有發生任何背德行為。這事實上是不可能存在的鳥托邦。社會學的思考指出,道德的力量並無法確保不會產生違背規範的行為,它的力量在於,這些行為一旦出現之後,就會被公眾指出來,並且加以譴責,標籤成為負面的榜樣。一個社會之所以是道德,並不在於大家都循規蹈矩,完全接納了某些共同的規範,而是在於我們都需要「矯情」,抑制自己私人的情欲與好惡,配合情境的要求,扮演好應有的角色。 可以這樣說,Goffman的討論深化了西諺「偽善是邪惡對於美德的致敬(hypocrisy is the homage which vice pays to virtue)」之意涵。換言之,我們當然厭惡偽君子,因為他們似乎都是帶有某些不良的意圖,試圖騙取我們的信任;但是更可怕的其實是毫不掩飾的真小人,因為他們的行為才是真正挑戰我們共同信奉的規則。舉例而言,很多男性政治人物是大沙豬,對於女性有根深柢固的性別歧視。但是目前我們所接受的遊戲規則即是,誰敢公開講出自己的偏見,就算是「失言」,需要公開道歉,要不然就別想在政界再混了。理所當然,大部分政治人物的道歉很可能不會比鱷魚的眼淚更真誠;但是儘管如此,如果真的有政治人物敢捍衛自己的「失言」,甚至宣稱自己的看法有科學根據,那麼社會大眾真的可以接受這種情事嗎? 「矯情」是必要之惡,為了維繫共同的生活,我們不得不將真實的自我隱藏起來。如果這一點可以確定的,那麼下一個要解答的問題就是,為何「賤人」比「非賤人」特別需要「矯情」? ◎為何「賤人」比「非賤人」更「矯情」? 我們先還原一個基本的社會事實,所謂的「賤人」,原意是社會地位較低下的群體,而不是品德有缺憾的人。對於中國宮庭貴族而言,所有的老百姓都是「賤人」,這是無庸置疑的。但是這也同樣是來自於統治階級的偏見,我們才不知不覺中將地位低下等同於品德缺憾。這是統治者的顧影自憐與自我沾光,意味著擁有權力即是代表道德與倫理上的優越性。因此,我們目前口語中「賤人」,總是帶有道德非難的指控。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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