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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跟越南的勞工,哪個勞動條件比較慘?

王宏仁 / 中山大學社會系 最近民進黨政府翻修勞基法,理由是讓「勞資雙方」對於工作時間更有彈性,事實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給資方的彈性。整個民進黨的思維邏輯,就是以低工資、長工時的血汗經濟為主,以勞工的鮮血來救已經在生命末期的企業,跟以前的國民黨有何兩樣呢? 試問,我們要用更低的薪水、勞動條件,來跟越南競爭嗎?話說回來,人家越南的勞動條件早比台灣好許多,對照之下,就知道原本已經處於血汗資本主義狀態的台灣勞工有多慘,而現在的資進黨還要修的更慘。 ◎台灣跟越南的勞工,哪個地方比較悲慘? 要比這個,我只能覺得很丟臉而已,隨便把兩國的勞動法拿來比較,就發現台灣連第三世界都比不上。 【從這麼多指標比較,台灣是不是第三世界?】  再說明一下加班時數,越南是一週工作6天,一天8小時,國定假日11天(跟台灣一樣)。如果把全年的工作時數(含可以加班時數)都加總起來的話,最高可以是2616~2716小時,台灣則是2552小時。如果是工作一年後的工人,那麼最高工作時數越南是2520~2620,台灣是2496小時,跟越南相差無幾。但是如果將產假算進來,那就不用比了。越南女工產假6個月後,還可以跟雇主協商,延長休假,雖然是無薪。 至於新修訂的勞基法說,三個月最高加班138小時,但是卻沒有說是「連續三個月最高138小時」,所以可能排班就是54-54-30(第一季)30-54-54(第二季)54-54-30(第三季),但是我們看到,卻有連續四個月是每個月加班54小時。 ◎保護工人的越南政府 vs  舔資方屁股的政黨 越南政府規定,新成立的公司,三個月內必須成立工會,以保障工人權益,企業如果阻撓,政府直接派人去組建工會。越南工人對於不合理的勞動條件、工資,經常透過罷工來要求改善,但是台灣的工會要罷工,比登天還難,即使像華航去年罷工而談判得取一些勞動條件的改善,作為資方的政府也可以翻臉不認帳,我們可以說,在台灣的大企業只為股東=大資本家而存在,員工是用完就丟的免洗筷。 這次修訂勞基法,賴功德還大言不慚說:「想加班的人可以加班,不想加班的人也可以不必加班」,試問,一條生產線可以5個人加班,另外5個不加班嗎?是誰喜歡加班了?越南台商一直抱怨越南工人不喜歡加班,台灣工人喜歡加班,但是訪問的一個越南女工的說法可以打臉他:「根本不是想不想加班的問題,而是薪水這麼低,不得不加班。」現在政府把低薪問題變成是工人想要加班,卻不去解決因為低薪造成「不得不加班」的過勞問題,根本是倒果為因。 在越南,如果加班太過份,工人會聯合起來罷工,政府也都站在工人這一方。我從來沒有聽說越南的投資環境「惡劣」,反而在越南經營十幾年的台資工廠,已經習慣這樣的罷工場景,而努力改善勞資關係,也逐步建立跟工會協商的方式。你這個功德院,有配套措施要來達成全部企業都有工會的目標嗎? 【越南的媒體,經常報導工人罷工的情況,而且給予非常大的支持】  台灣,還停留在40年前的戒嚴勞動體制,不要說看不到韓國勞動改善的車尾燈了,就連柯P一付瞧不起人家的越南,我們也最好跪著去跟人家取經,不要以為錢多是大爺,人家的社會進步是你完全比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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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食物:新的「農業問題」?

王驥懋/輔仁大學社會學系 我很喜歡逛黃昏市場,因為可以喊價以及嚐到各類型令人唾唌的熟食(分明就是個吃貨,還假裝自己是逛菜市場辦桌的主廚!)。有些時候因為時間的關係,只能到附近的連鎖超市添購食材。但不管是在黃昏市場還是連鎖超市,另外一個有趣的地方,就是可以聽別人怎麼「聊」食物(好啦~我知道我好像有那麼一點愛偷聽別人說話的怪僻~)。最近上了連鎖市場,會聽到有人說:「這是有機的耶~」、「什麼是轉型期有機啊?」或是「這有產銷履歷喔~」;而到了黃昏市場,和手上刺著美女圖的菜販閒聊攀交情,希望能多拿點蔥時,他竟然聊起新政府說要推「攻擊型農業」以及「有善農法入法」。更令我吃驚的是,他對農委會嘗試推動六都學童每週吃一次有機營養午餐,以及有機農藥驗證,發表了無數的深入意見。這證明了強者我朋友所說的,高手都是在菜市場賣菜或是掃地的!!而最近在學院或是田野裡頭,常遇到一些學有專精的專家或是擁有驚人地方知識的農民。他們熟悉各種有機農法以及農業技術改良等。在他們當中,有些人認為「市場導向型農業」或是「技術升級」應是台灣應要發展的方向;另外有些朋友則堅持「友善農法」、「生態有機」才是回歸農業本質。有機農業的發展問題,竟在最近農業界產生論辯:台灣農業到底要朝向「小農派」或是「 市場派」發展。 台灣整體農業的問題,實在無法在一篇短文中一一涵蓋,且農業問題複雜、涉及甚廣,亦非在此有能力處理。本短文主要從鄉村社會學[1]核心的概念:「農業問題」(Agrarian Question)出發,來看待有機農業在全球的發展(包括美國、紐西蘭以及歐洲),主要論述的主軸集中在:有機農業是否「慣型化」?透過這問題的討論,本文認為將台灣農業的發展化約為「小農派v.s. 市場派」,並不足以理解台灣農業問題。   1. 農業問題 (The Agrarian Question)   在鄉村社會學者的眼中,有機以及在地農業象徵著環境友善以及生產來源明確的生產方式 (food from somewhere),以對應由跨國農企資本集中且來源不清(food from nowhere)的經營模式 (McMichael, 2009)。許多國家的有機農業的發展,都帶有濃厚的社會運動色彩(如美國加州以及歐洲的嬉皮運動),有機農業亦經常與關心食物安全、生態環境以及強調勞動分配正義等議題畫上等號。因此,有機農業運動經常被視為反資本主義全球化重要的主力 (Buck, Getz, & Guthman, 1997; Friedmann, 2005; Guthman, 2007),是抵抗跨國農企業大型食物供應網絡的重要先鋒者。有機農業被賦與重要的社會運動角色以及道德面向,重新把鄉村社會學的核心爭論帶了出來:資本主義下的農業發展問題 (The Agrarian Question)。   農業生產轉變為工業化的生產方式雖仍在萌牙階段。大膽的先知,亦即那些擁有想像力的化學家們,已經夢想有一天,可以從石頭淬練出麵包來,而且所有人類所需的飲食來源,都可以在化學工廠中重新組裝起來…但有一件事是可以確定的:所有的農業生產已經被轉變為工業的生產方式…即使是那些被僵化的法則所規範的鄉村經濟生活方式,現今不斷的進入各種革命,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偉大標誌。                                       (Kautsky, 1988, p. 297)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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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ga Events進化史:由民族主義到資本主義的兩種都市競技場

蘇碩斌/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一、疑雲重重 1970年代,少年的我剛學會打棒球,巧逢日本漫畫《青少棒揚威記》[1]在台灣盜版連載,熱血的南部子弟,以為中華少棒一直去美國拿金盃很強,以為有一天世界冠軍必會留在台灣主場。我已經準備好就要喊:「世界看到台灣了!」 不過那年頭的教科書寫說中華民國是世界五強,現實上,卻完全不是那麼好棒棒。 我一直等。人家小日本已在1964年辦過東京奧運,連著又是1970年的大阪萬國博覽、1972年的札幌冬奧,我大中華何時來一砲?很久之後才知道,退出聯合國之後,台灣就無法成為國際比賽的主場。 兩岸和緩的二十一世紀,台灣終於有機會主辦正式的國際盛會。2009年高雄市的「世界大學運動會」首開先例,2010年臺北市承攬「世界花卉博覽會」,馬英九市長說最欣喜的是「台灣第一次獲得國際授權、同時也是亞洲第4個國家、第7個城巿舉辦的國際博覽會……大大提高了台灣及台北市在國際上的地位、聲望及能見度。」 國際主場的渴望,不就是我從幼稚園以來的夢想?可是我已經長大,他們卻還在裝傻。花博本來想要開發關渡平原的計畫挫敗,接手的郝龍斌只得在基隆河邊湊出帶狀公園當展場,驚險撐完會期。馬英九閉幕致詞果然逮到機會天真又哭喊:「世界應該都看到了台灣美麗的力量!」 馬英九為什麼如此天真?也不是全無道理。   二、明知有詛咒,各大城市仍然前仆後繼? 「讓世界看見台灣美麗的力量」是天真的民族主義口號。(作者翻拍自花博海報) 花博這種國際盛會,就是所謂Mega Events的一種。 Mega-Event的學術定義是「大規模的文化、商業及運動活動,具有劇場的特質,訴求大眾參與,強調國際能見度。」[2]操作的 SOP是「跨國的非政府組織」及「單一國家的政府組織」互相合作,例如花博的國際園藝家協會(AIPH)和台北市政府產發局,以致外表很像「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但其實是民間的商業行為。 Mega Events歷史不長,但也不短。因為強調國際能見度,當然是現代國家出現、國與國之間競爭之後的事。歷史上最早的Mega Events是1851年倫敦萬國博覽會(Expositions),然後奧林匹克運動會(Olympic)於1896年雅典重現,加入Mega Events隊伍,再來則是1930年誕生的世界盃足球賽。除了這典型的三大,後來名為EXPOs、Fairs、Games、Conventions的各種國際高峰會、專業博覽會,也勉強算是。 Mega Events的生命史一直有兩個親密愛人。初始Mega Events的老相好是「民族主義」,1980年代起,勾勾纏的對象就變成新自由主義風格的「資本主義」,尤其是「都市更新」。英國學者Maurice Roche指出,Mega Events百餘年來就是雙重意義的堆疊:一是民族國家追求現代化的老遊戲,二是跨國界都市競爭金權資源的新賭局。 台北市在花博之後申辦規模更大的2017年「世界大學運動會」,廣告詞明顯也展露Mega Events的雙重意義: 2017世大運所代表的不僅僅是一項國際體育賽會,它還包含了主辦城市的城市再造、全民參與、文化提升等多重使命,2017年,國際社會將聚焦臺北,期待全國民眾共同參與這場盛會,攜手將臺北推向世界舞臺,成就臺灣的驕傲。[3] 民族主義夢囈的「台灣驕傲」,資本主義熱衷的「城市再造」,正是當今Mega Event複雜遊戲的兩大關鍵字。馬英九民族主義的天真,問題就在於他只吶喊了「台灣驕傲」,卻隱匿了「城市再造」。 好好看的都市,總藏有一顆黑暗之心!請不要忘記《倚天屠龍記》殷素素對兒子張無忌的最終教誨:「越好看的女人越會騙人。」   三、柯文哲世大運「頭痛」之原因 蒙塵的大巨蛋,是爭議不停、詭異至極的建案。(翻拍自網路) 2014年底柯文哲打敗國民黨,隔年一月底就打臉接手馬英九的郝龍斌,直白地說出對於以預算200多億辦一場2017世大運,他認為:「到頭一場空、什麼都沒有、感到很頭痛」。 若了解Mega Events的第二個關鍵字是資本主義,就知道柯文哲頭痛的原因。 最近新上市的一本書《奧運的詛咒》,原書名Circus Maximus就是羅馬最大的麥西穆斯競技場,內容就在戮破奧運帶來市民榮耀、經濟效應的鬼扯神話。該書的譯者梁文傑,正是長期反對花博、世大運的市議員,還請來柯文哲寫一篇酸味四溢的推薦序。 其實經濟學的「溫拿詛咒(Winner’s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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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城惡魔:誰是白色力量城市中的惡魔? - 現代性城市的發展與都市公共性的建立

董建宏/中興大學景觀與遊憩碩士學位學程   (2013/8/3 凱道萬人送仲丘-廢除軍檢還原真相活動 引自youtube) 2013年8月,超過25萬多數彼此不相識的身著白衫的群眾,走上台北凱道,最後形成「白色聖十字」,為一位遭受到國家軍事體制不當凌虐,而不幸身故的義務役下士洪仲丘,聲討保守反動的軍事體系與國家機器。最終,不但迫使政府道歉,也敲下了國民黨與馬英九政權的第一聲喪鐘。一年後,號稱「白色力量」所支持的「白色巨塔」中的異類醫師,成為十六年來,首位「天龍國」非國民黨籍的市長。這樣一股建立於社會與城市集體公共利益的人民力量,被視為是台灣這幾年邁向民主深化的進步城市象徵。 但是,與這股進步的白色力量同時共存的,卻是一連串的隨機無差別殺人殺童事件引發的集體恐慌,自2014年台北捷運發生鄭捷無差別殺人事件之後,(2015龔重安北投文化國小女童割喉血案、以及最近不幸慘遭王景玉隨機殺害的女童事件)。這些隨機無差別殺人事件,其實早自2009年的黃富康隨機殺人案之後,就不斷成為城市生活中的不定時炸彈。於是,一個幽靈 ─ 恐懼「惡魔」的幽靈 ─ 在這個號稱白色進步力量的城市遊盪。所有看似不同的進步與反動的力量,因為恐懼「惡魔」而團結起來了!眾人們開始進行獵巫的行動,希望可以讓這個籠罩著白色城市的惡靈,消失在這個號稱進步的城市!而2016年5月10日,只剩不到十天就要卸任的法務部長,簽署了最後一份的死刑執行令,將人人皆曰可殺的鄭捷,快速執行死刑判決,更讓這個白城惡魔,以及他所召喚的各種恐懼的幽靈,迅速的籠罩著這個看似進步的白色力量城市。   如何看待惡魔引起的恐慌? 那麼,從社會學的角度來思考,我們要如何看待這樣一個進步城市發展下,無差別殺人「惡魔」的出現?以及,這樣的「惡魔」,為何掀起城市集體的恐慌? (The Devil in The White City  引自http://goo.gl/ZVO58D) 2003年,Erik Larson,美國著名作家,發表了一本有趣的歷史小說:The Devil in the White City(台灣翻譯為:白城魔鬼)。在這本小說中,Larson以1893年前後那場改變芝加哥城市命運的「芝加哥世界博覽會」為背景,描述了1871年芝加哥大火之後,在資本主義的狂野發展下,快速成長且意圖浴火重生的當代美國城市的發展史。故事背景的城市芝加哥,是當時美國中西部最重要的城市,因為水利之便,與中西部的農業發展,這個城市主導了美國中西部的發展,當地的製造業與商業活動在19世紀成為美國中西部主宰的經濟力量。在日後因為農產品榖物等的交易繁榮,而成為美國、乃至後來世界主要期貨的交易中心。1871年的那一場大火,非但沒有打擊芝加哥城市發展的企圖,反而在資本主義與國族主義的交互激勵下,決定爭取哥倫布紀念博覽會(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來證明芝加哥的榮耀與進步。之後由Daniel H. Burnham與Frederick Law Olmsted等建築師,以景觀環境設計與主體建物合一,將自然環境元素與人工科技術的巧奪天工之建築整合,創造優美的生活環境,作為規劃設計的準則。他們認為,博覽會的目的,不僅僅在展現當代科技技術的進步,更重要的是展現一個現代性的城市的風貌,同時洗刷芝加哥在19世紀時惡名昭彰的都市環境。因此,他們將博覽會會場的主要建物統一漆成白色,而讓芝加哥由原本漆黑的工業城市,轉型成為城市美化的白色城市(White City)。這場藉著博覽會這個結合國族主義與工業資本主義而興起的城市美化運動(City Beautiful Movement),讓芝加哥的城市風貌得以煥然一新,並以此進步的空間象徵,進入現代城市之林。 但是,與這個進步的現代性白色城市興起的同時,當舉城的人瘋狂的參與並慶祝著博覽會的開幕舉辦之際,一位名為賀姆斯(H. H. Holmes)的連續殺人犯,正透過他過人的商業頭腦與殘酷的手法,在博覽會場的附近興建了一棟如城堡般的旅館,讓許多懷抱著夢想、希望一睹芝加哥博覽會風光的女性入住。在誘惑她們入住之後,賀姆斯再以殘酷的手法殺害她們。而這個凶殘的連續殺人兇手,在外貌看起來,卻是一個與芝加哥博覽會主辦者,建築師Daniel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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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跑」的資本主義:台灣本地的初步觀察

張烽益 /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 跑步與路跑,是不同的。跑步有可能會是在封閉的田徑場當中,以正式競技規則的方式進行,也有可能只是個人隨意慢跑,跑步是一種強調個人肢體物理性動作的活動。但是路跑,通常意味著在開放的道路或山野,以各種不同任意性的自訂規則,所進行的一種集體性社會參與行為。  【台灣的路跑活動,逐漸走向資本主義化】 台灣全年路跑場次的爆增,網路報名的瘋狂秒殺,路跑商機的無限,這都是路跑資本主義化的結果。基本上,跑步這件事情,被商業化、市場化與資本主義化,雖然有部分學者認為,商業主義剝奪了運動的本質,削弱原本注重的社區與休閒性質,但是也有學者認為商業化是運動發展成一個產業的重要驅動力,會促進國家經濟發展[2]。  ◎從個人身體物理動作到集體性社會行為 筆者認為,路跑的資本主義或許會被銅臭味汙染其單純的運動本質,但如果控制得宜,卻也可能是萌生路跑運動普及化的新契機。商業競爭機制的引進,也可能導入運動管理專業化,強調顧客需求導向可能會吸引更多人投入運動,讓運動更加普及化,而這些正是過去長期以來,台灣路跑運動發展所欠缺的要素。 路跑資本主義化,改變了路跑的刻板印象,透過商業逐利模式的驅動,豐富了其面貌,吸引了新的潛在年青跑者,達到前所未有的參與人潮,使得「跑」不再僅僅是個人身體的物理性動作,而是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市場焦點,一個價格與利潤的計算標的。 路跑如何從一個單純個人身體的鍛鍊,逐步推向一個產業、一種生意、一種從中賺錢的資本主義化過程,嚴格來說是在最近這五年才突然大爆發的。筆者有幸親身參與並見證了這段發展史,本文將以第一手的觀察與統計資料,來初步探知這段歷程,並嘗試挖掘出其發展的社會脈絡。 ◎民間慢跑俱樂部的聯誼健身時期 筆者在2003年開始,為了與中年危機對抗,開始了以一雙跑鞋就能進行的最省錢運動—-路跑。為了督促自己的可能怠惰,因此就報名參加了大台北地區的各式路跑賽,透過報名來砥礪外控自己平日可能疏於練習的惰性,後陸續在2004年完成首場半馬、2005完成全馬。  【筆者為了對抗中年危機,開始透過參加路跑來督促自己】 當時的路跑環境,比較起今日報名網路秒殺盛況,只能說處於一種高度單純跑步、非商業性的質樸狀態,大規模全馬賽事一年只有兩三場,其餘就是一些由各地長跑俱樂部自行辦理的中小型路跑賽,甚至也有少數的全馬賽事。 這些散落在台灣各地的長跑俱樂部,有些是架構在當地體育會之下,有些則是自發性組成,例如早在1963年就成立的北大長跑協會、1990年代左右陸續成立的永和、艋舺、土城等慢跑俱樂部、1992年成立的鳳山慢跑協會以及1995年的台中大腳丫長跑協會等等。這些俱樂部性質的團體,每日清晨或假日都有跑友在固定的場所團練,參與者大多以中高齡為主,其運作類似早覺會或山友隊的休閒、志工聯誼性質,以個人健身為目的。不過在最近台灣興起路跑熱之後,某些組織有轉型為專業路跑承辦單位的趨勢。 以本人居住的台北市為例,當時大多是台北市政府與路跑協會在各行政區舉行,大抵是數百人規模的路跑賽。參加者就自行到圓山中山足球場的路跑協會報名並現場繳費兩百元,然後賽前再來一次去領取號碼牌,整個過程沒有擁擠的人潮,一切以手工作業,沒有網路這回事。 到了路跑賽現場,俱樂部的成員都齊聚一角熱身寒喧,起跑點旁還可以看到一些賣跑鞋等相關跑步用品的小攤,主辦單位也不會驅趕,大家都相安無事,相互尊重,跑者也都會親切前往交談選購。而路跑賽現場,沒有晶片計時,而是以抵達終點領取名次卡,然後現場以點陣列表機列印成績,將長條的紙捲,張貼於公布欄,由跑者自行依照名次卡上的號碼,去對照成績。這是一個沒有宣傳花招、單純,甚至有點簡陋的路跑時期,那是一個單純跑步的時代。 ◎國家政治力動員的開始 國家為何要涉入運動,運動政治學者Barrie Houlihan認為有五種可能面向:一、早期為了維繫特定階級特權(例如狩獵)或基於宗教因素禁止某些殘暴運動。二、對國民健康與公共衛生有益。三、運動做為社會整合的工具,防止階級衝突擴大。四、做為軍事準備的工具。五、運動員的表現與國家在國際間聲望逐漸相關。六、促進經濟發展,使衰敗中的都市區域復活起來[3]。 那台灣呢?筆者認為與台灣民主化所帶來的激烈選舉競爭有關。過去的馬市長,現在的馬總統,就是一個最成功的案例。長期喜愛跑步的馬英九,在僅有行政經歷,毫無選舉經驗之下,靠著小馬哥的清新健康形象於1999年一舉當選台北市長,之後更於2008年當選總統。運動所帶來的選民良好印象與政治邊際效益,馬英九發揮到了極致。 台北市在馬英九擔任市長之後,為了推動市民的運動風氣,開始大力推動了一區一運動中心計畫。2003年,台灣第一座由政府興建的運動中心在中山區完工營運,台北市各區持續興建,2010年台北市第十二座文山運動中心完工,平均每座造價五億元,民眾使用費單次一百元,比起私人健身中心相對平價。根據北市府的統計,每中心每天平均有兩千六百人次使用。一河之隔的新北市,也起而效法,將規劃興建十四座運動中心,2012年底首座新莊運動中心開始營運,截至2014年底為止,已經有六座開始營運。  【國家在路跑風氣成形後,開始介入,例如大量興建運動中心】 資料來源:https://wssc.cyc.org.tw/IISystem/Portal/wssc/ 運動帶來身體健康,讓市民直接感受幸福感的有感政治學,市民的滿意度非常高,直接反映在各縣市排名評比當中之中。馬市長第二任任期的2003年開始,台北市政府在既符合市長清新形象又讓市民感受幸福的運動政治潮流下,在各行政區開始密集地主辦小規模的路跑賽,這是小馬哥邁向總統之路的開始。小馬哥透過路跑賽與市民面對面親密接觸,確立了小馬哥清新健康的形象,後來並成功進軍總統大位。而筆者幾度與馬市長並肩路跑,並與其握手,剛好恭逢其時,趕上這股台灣第一波由政治力發動的路跑潮。 這是一股由上而下,國家政治能量介入啟動的路跑潮,市政府藉此拉近了已經長久存在的民間長跑俱樂部社團,成功藉由路跑為媒介進行政治動員,在台北市各行政區密集地舉辦各區的小規模10K路跑賽,藉此拉攏各區慢跑俱樂部與地區民間社團,這種路跑賽的密度隨著小馬哥要參選2008總統大選的日子的接近而逐漸提高。 後來小馬哥成了馬總統,筆者記得他2008年5月就任總統之後,在七八月間還曾經參加過一次由市政府出發的10K路跑賽,結果筆者親眼目睹,起跑後在仁愛路的數千名擁擠的跑者人群中,馬總統被周圍起碼三十位特勤人員包圍,形成「籠中馬」而動彈不得的慘況,不過,那應該是馬總統最後一次親自參加大型路跑。但是,馬市長開啟的以政治力動員的路跑風潮,已經為下一波真正的路跑狂潮,打下群眾基礎與動員模式。 ◎政治力+商業力的路跑資本主義爆發期 根據台灣最資深的「跑者廣場」網站的統計,2005年每年台灣僅辦理42場路跑賽,2008年首度突破一百場然後逐年提高,2011年開始成長到約150場,到了2014年已經成長到448場。如此多的路跑場次,主版單位大體上可分為四類:一、民間公益團體,藉由路跑倡導公益活動。二、運動或商業品牌商,行銷自有品牌。三、各地鄉鎮公所或縣市政府,為了促進地方繁榮或政策宣導。四、直轄市政府,為了都市行銷,辦理之大型國際馬拉松年度賽事。而這些不同類型的主辦單位,大都委託中華民國路跑協會、地區性長跑俱樂部民間團體或運動公關行銷公司等單位辦理賽事。 圖一、近年路跑活動舉辦場數 資料來源:跑者廣場全國賽事統計(http://www.taipeimarathon.org.tw/contestnew.aspx) 由於台北市長小馬哥的成功經驗,各地方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公所開始紛紛仿效,政治資源的引進,讓承辦活動團體有了龐大商機,從各地舊有的慢跑俱樂部、經驗最豐富的中華民國路跑協會,到雨後春筍紛紛新成立的運動行銷公關公司,紛紛投入這個龐大的商機當中。另外,光是委託辦理網路報名,賺取手續費,也都能成為一種新商機[4],各種更多元的網路、超商等報名機制的出現,也讓跑者對於參與路跑賽的可親近性大幅提高。 國家機器的動員,導因於台灣政治競爭的激烈,各階層民選首長面臨定期改選的民意考驗,被要求政績表現,被要求媒體曝光,因此如何「被看見」就成了政治力驅動路跑的動力來源。而大型路跑賽,使用既定馬路,可說幾乎不須新增成本,僅有封路與維持交管的成本,比起辦理大型博覽會或展覽等吸引大量人潮的可見行政績而言,辦理路跑簡直是簡易低廉太多,而且舉辦成功,還可額外收取廠商冠名的贊助費用。 因此當首長在數萬名跑者的眼珠注目之下,致詞鳴槍起跑,成績不重要,人潮才重要,因為人潮的效應,帶來眼珠,自然引發廣告商機,因此,如何衝高單位時間與空間之內的最高人數,這種群眾經濟學的盤算,就引發贊助廠商的下場競逐利潤。算人頭的報名費三級跳,逐步提高到超過千元,這是最直接的反應,但是即使如此依然報名秒殺,瞬間額滿。各種精美的贈品,開始精品化,以吸引跑者報名,到後來甚至是為贈品而跑的反客為主的商業消費操作。 根據圖二,從歷年台北國際馬拉松當中,於大會規定時限內完成半馬與全馬的跑者人數來看,2005年僅有5915人,但是到了2009首度突破一萬人達到10475人,2013年更突破兩萬人,達到20176人。以台北國際馬拉松為例,如果再加上9公里競賽組,以及3公里的現場報名趣味組,2014年的台北國際馬拉松,號稱現場超過十萬人的盛況。這一個在一定時間、有限空間內群聚十萬人的潛在經濟規模產值,所帶動的運動相周邊產品的商機效應,絕對是主辦單位向各廠商收取廣告贊助費用的最有利籌碼。 圖二、歷年台北國際馬拉松半馬全馬完賽人數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路跑協會 註:台北馬拉松大會規定時限,半馬為三小時,全馬為五小時三十分。 根據業者的推估,台灣路跑人口約有40萬人,以每年投入衣鞋等裝備再加上參加路跑賽的費用,等於估計每年消費15萬元,等於一年有600億商機。[5]「中華路跑協會祕書長陳華恆也表示,其實彩色路跑和殭屍路跑在國外早就行之有年,反而台灣在最近幾年才搭上這股風潮,原因可能是因為許多廣告公司或行銷公司,發現台灣路跑活動逐漸盛行,嗅到背後商機,便利用大眾喜愛追求流行與新奇事物的心理,經由各式宣傳讓這些有創意的路跑活動變得盛行。[6]」 ◎國家力量的再規範(re-regulation) 當這個以國家資源為底盤,以市場商業邏輯為動力的全民瘋路跑的列車,高速前進之際,國家主體,開始感受到這個路跑資本主義過度發展,所引發的外部成本,必須由整體社會承擔,但民間業者廠商卻從中牟利的社會不公平現象。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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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黑狗兄的經濟未來:隱形冠軍

鄭志鵬 /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學研究所 不知道大家是否還記得2013年4月在院線上映的《台灣黑狗兄》這部紀錄片,片子內容談的是彰化社頭一個中小型企業規模的織襪業者,在面對全球化市場競爭時拒絕就此走下世界舞台的故事。在片尾,那個將自己的名字以台語發音英譯的台灣音樂創作人林強改編了他23年前的成名作〈向前走〉,以沒有vocal的方式處理,即使tempo放緩,聽來依舊激勵人心。雖然少了他那十足道地親切的台語演唱,但是當音樂前奏響起時,我們的心依然輕易地被帶回1990年台灣那個風起雲湧的年代,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的各個層面,所有一切的一切都在改變,而且總認為沒有什麼台灣人做不到的事,只要我們持續「向前走」,就「啥物攏不驚」。 【拼了命的台灣黑狗兄,未來經濟前景在哪裡呢?】 然而20多年過去了,為什麼〈向前走〉這首歌以及《台灣黑狗兄》這部片現在聽來、看來還是如此鼓舞人心?台灣在新自由主義當道的這些年來,偏向財團化的政府政策,使得經濟停滯不前與貧富差距擴大,接踵而來的工作貧窮化與少子女化,更讓社會普遍瀰漫「崩世代」提前來臨的末世氛圍,這也是《台灣黑狗兄》與〈向前走〉能夠獲得許多人共鳴的原因。台灣人從來就不怕挑戰,但這並不是說台灣人就不懂得擔心與害怕,而是在困境中,我們經常愈挫愈勇,那種「打斷手骨顛倒勇」的精神,不正是台灣島民長久以來的最佳寫照。我記得當時有許多名人推薦這部紀錄片,連總統都親自跑到社頭傾聽業者的聲音,想要挽救這個「襪子王國」。 ◎台商生產的遊牧轉進 彰化社頭之所以有襪子王國的封號是因為台灣每生產十雙的襪子當中就有八雙來自社頭,全鄉大約有四百家製襪工廠,全都是中小型企業,而全鄉四萬四千人中有一半左右的人口都是依靠這個產業維生。不僅如此,根據2013年《商業週刊》第1323期的報導,在1990年代初期以前,台灣一直都是全球襪業中輸美金額最大的國家,而這種台灣經濟奇蹟的經驗同樣可以在製鞋、成衣、玩具、眼鏡、雨傘等勞力密集型產業中見到。後來這些原本聚集在中台灣的外銷產業因為勞動與原物料成本的上升而西進中國,再加上加入WTO與做為台灣主要競爭對手的韓國持續不斷累積FTA簽訂數,使得留在國內沒有移動的眾多台灣黑狗兄們必須苦思轉型之道。與此同時,台灣以往的世界工廠地位也讓位給對岸的中國以及鄰近的東南亞國家。 因為便宜的勞動力與寬鬆的環境、土地與勞動法規,使得中小型的台灣製造業者到中國之後搖身一變成為大型甚至巨型企業,例如製鞋業的裕元與電子業的富士康,雇工人數動輒數萬人以上起跳。但是好景不長,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與中國調控體制(regulatory regime)的轉變,包括稅制與勞動合同法的出台,再度讓台商深陷經營危機之中,「台商大逃亡」一時之間成為兩岸坊間雜誌的流行用語,彷彿逐低工資而居的游牧民族是專職代工的台商擺脫不了的宿命,而這些游牧台商也已經開始尋找下一個可以成為世界工廠的珠江三角洲。「回家」,是台商其中的一個選項,只是今年的頂新油品事件讓我們擔心返鄉的可能不是鮭魚,而是鯊魚。   【經濟大撤退:東莞某台資電視機製造企業現場,金江波攝】 資料來源:http://vision.xitek.com/famous/200904/21-16945_2.html 只是不管是留在台灣的黑狗兄們還是出外打拼的台商,如果要存活下來,都必須面臨產業轉型升級的挑戰,而這種轉型升級的想法其實是來自於台灣製造業者長期以來都處於全球商品鍊(global commodity chain),也可以稱為全球供應鍊(supply chain)中間端的位置。 ◎作為全球商品鍊一環的台商 全球商品鍊是一個跳脫國家、以個別產業作為分析單位的理論觀點,它論證說明一項商品從上游的設計製造一直到下游的零售行銷過程中,在不同地區負責不同步驟的廠商已經「鍊結 chained」成一個跨地域性、彼此相互依賴的交易網絡(Gereffi and Korzeniewicz 1994)。基本上,這個跨國交易網絡結構依行動者權力關係可以分成生產者驅動(producer-driven)與買者驅動(buyer-driven)這兩種類型。在生產者驅動的商品鍊中,擁有關鍵生產技術的廠商不僅可以控制商品鍊的運轉,也掌握了最多的利潤分配比例,像是資本與技術密集的航太、汽車與半導體產業便是屬於此種類型;相反地,在買者驅動的商品鍊中,掌控商品鍊與最大利潤的是不涉及生產領域、但卻占據設計研發與銷售通路端的品牌商、貿易商與大型零售商,鞋業、成衣、玩具與消費性電子產品等勞力密集型產業便是歸在此類,而擅長OEM代工的台商被鑲嵌入全球分工市場的途徑正是以買者驅動為主的商品鍊類型。 處在商品鍊不同位置的廠商,其利潤獲得的情況都不一樣,以中國鞋業為例,台商的接單價格通常是產品售價的15%-20%,亦即,國際買主擁有售價的80%-85%。例如一雙零售價100美元的鞋子,台商的代工價格是15-20美元,國際買主則擁有80-85美元,而台商拿到的這15-20美元除了支付原物料費用之外,還要負擔龐大的勞動力成本。這些台資鞋廠通常都是數萬人以上的大廠,更不用說全世界最大的鞋廠裕元集團(台灣母公司為寶成)全球雇用員工人數大約40萬人左右,在這種計算公式下,每個工人可以分配到的利益可想而知是少之又少的,因此勞資糾紛也幾乎是可以預見的結果。2014年4月發生在東莞高埗、參與人數高達三至四萬人並且持續將近一個月時間的裕元鞋廠大罷工即是一例,但這將不會是游牧民族台商的最後一個案例。 同時,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台商想要進行產業升級轉型的原因,希望能夠向上提升自己在商品鍊中的位置,將自己推向附加價值高、利潤所得分配豐厚的那一端,於是經營通路或者是自創品牌便是許多台灣製造業者的夢想。不僅大型企業集團如此(例如宏碁的Acer與宏達電的HTC),《台灣黑狗兄》的主角李東林也正在往運動襪的品牌之路邁進。今年底剛接任台灣紡織業拓展會董事長的詹正田在一篇報導中也說:「我們輸,就輸在品牌。」台灣的機能性布料是全世界做的最好的,今年世足賽有10支參賽隊伍穿的都是百分之百台灣製造的環保塑料(PET)球衣,但是沒有品牌等於都是在做代工,是沒有利潤的生意,賺大錢的都是國際品牌,台灣紡織業者只能賺微薄的小錢,永遠走不出去,因此希望由政府主導成立一個台灣服飾品牌,整合產業上中下游,把企業做大,這樣才有辦法與國際品牌競爭。不過,台灣嘗試做品牌的過程一直不是非常順利。   【自創品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資料來源:http://buzzorange.com/2014/11/17/taiwanese-textile-industry-need-a-brand/ ◎自創品牌不是台商的唯一出路 我以前也會覺得台灣產業的未來出路一定要做品牌,但是世界品牌能有幾個!而且打品牌的費用也不是台灣的中小企業可以負擔得起的。當然,動用國家資金的挹注是其中一條可以考慮的道路,而且有了品牌還可以替台灣爭取榮耀,但問題是這種因仿效韓國國家扶持、透過挑選贏家(pick winner)的「民族品牌」策略而出線的大型企業,本身的利潤分配不見得有利於一般工人及社會大眾,更不用說台灣的產業結構與韓國有很大的差異,我們依舊仍是以中小企業為主。根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2013年發佈的統計數據顯示,台灣製造業的中小企業家數仍占全部企業的96.9%,雇用人數也占製造業總人口數的73.48%,因此即便現在政府官員的目光全部都落在所謂「高科技」產業這些大型企業身上,台灣的經濟轉型還是應該將為數眾多中小企業的未來發展需求放在優先考慮的對象才是正道。 當然,這並不是說台灣就不能夠做品牌,而是做品牌不應該是台灣產業轉型的唯一出路,因為產業轉型升級路徑的選擇必須鑲嵌於在地的社會結構。而台灣的產業結構既然是以中小企業為主,那我們就必須認真思考什麼樣的發展路徑對中小企業的未來是有利的,一昧迷信大企業的光環,有可能會破壞台灣原先具有的比較制度優勢。因此回顧歷史是重要的,它可以幫助我們釐清未來轉型的利基(niche)所在。 根據國內學者的研究,台灣中小企業的發展模式一直被認為是一種「小而美」的網絡式組織型態,它所擁有的生產彈性與效率,更是台灣的中小型廠商之所以能夠在多變的國際分工市場上取得利基的重要因素。其中廠商之間因為長期人際互動所發展出來的信任關係,促成台灣製造業者不論是在訂單的轉包、人才資訊的流動與買主趕工的要求等各方面,都能夠相互協助,發揮「魚幫水,水幫魚」的競爭優勢,不被其他後進的發展中國家追上。雖然這種發展模式後來因為1980年代中期以後台商的南進與西進而遭受到挑戰,但是中小企業聚集的大台中地區仍是台灣一個重要的出口基地,像是工具機、自行車與薩克斯風產業等。況且許多研究也進一步指出,從事製造的中小企業不僅可以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而且也可以維持較為均等的所得分配,並且是許多技術創新的主要來源之一(Piore and Sabel 1984; Saxenian 1996; Herrigel 2010)。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要找一個台灣未來經濟發展可以參考的典範,以大型企業主導的經濟體系,例如我們長期以來的出口市場美國與競爭對手韓國,可能就不是那麼適合。然而同樣也是以中小企業為經濟發展主體的德國,或許是台灣可以學習借鏡的對象,而這幾年在西方管理學界引領風潮的「隱形冠軍」製造業模式便是以德國當作是討論分析的範本。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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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之路,荊棘密佈:讓社會學揭露人家不想你知道的事

蔡博方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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