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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公投教我們的事:市場必須服膺民主原則

王宏仁 /中山大學社會系 上週日(7/5)希臘以公投的方式,否決了歐盟要求紓困的嚴格條件,這樣子的政治動作,對於歐盟或全世界,具有什麼意義呢?從歷史來看,民主機制一直是資本主義盲目運行的緩衝器,自18世紀以來,任何的社會碰到資本主義巨輪時,都會有一股力量來要求社會不能只依照「市場盈利原則」來運行,必須同時考慮政策的公共性,否則我們所珍視的民主制度將會變成金權帝國的統治而已。 【希臘公投,對歐盟紓困方案大聲說NO】 資料來源:CC: flickr.com/photos/aestheticsofcrisis 我先舉網路速度的例子來說明,牽涉到公共性的政策時,必須考慮民主原則,而不僅是依照「市場自由運作」或「盈利原則」來運行,接著探討希臘公投的歷史意義。 ◎ 付費不同,網路速度就不同,可以嗎? 不知道各位家裡的網路,是使用哪一個資費的?現在我是使用光世代MOD上網,上行/下行速度是8M/640K,每個月要交771元。但是如果是2M/64K的話,每個月只要360元,價格差距將近一倍。大家應該不會認為,這樣子的不同定價有什麼問題吧,因為「使用者付費」啊,要享受高速度服務,當然要繳交更多的錢! 不過今年初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繼荷蘭之後,成為世界上第二個國家,開始執行所謂的「網路中立」(net neutrality)的規定,也就是規定,網路服務提供者ISP,不能因為某些人支付比較高的費用,而讓某些人的速度跑的比較快,付錢比較少的另外一些人,則只能用龜速上網,換言之,現在中華電信的MOD差別費率是違法的!  咦?不是使用者付費嗎?為什麼荷蘭、美國這兩個國家要禁止呢?因為在網路世界裏面,每個人應該是平等的,網路的速度,不應該因為某些人比較富有(特別是大的財團),因此他們就有比較好的機會去完成他們希望做的事情,例如宣傳他們的階級意識型態(有錢人是自己努力賺來的),但是沒有錢的人要將資料放上網路,卻必須忍受龜速。  把「毫無節制的自由競爭市場」原則,推廣到極致的一個案例,是最近引起各國政府頭痛的Uber計程車。Uber說他們不是計程車,但卻是依照里程收費;不僅依照里程收費,還會因為是否為交通尖峰時間而有不同的收費,越是叫不到車子的時刻,它的費率就會越高,而在清晨沒有人搭車時刻,則越便宜。如果依照「使用者付費」原則,這沒有問題啊,你就是出越高的價錢,就可以得到越好的服務啊! 【完全依照市場原則運作的UBER計程車,在各國都引起很大紛爭】 資料來源:CC: flickr.com/photos/alper 為什麼這樣子會有問題? Uber是在搭車之後,才會告訴乘客要支付多少錢,而連加入Uber的司機也不知道可以從Uber公司拿到多少錢。未來台灣的公車體系,是否也可以比照辦理,也就是在上、下班/學的時間,因為需求量大,提高票價,透過所謂的價格訊息,來讓多一點人在離峰時刻搭車? 如果依照上述的市場「有錢是大爺」原則,在交通巔峰時段提高汽車的通行費,那麼有錢的大老闆要去應酬吃飯或打高爾夫球,就比沒有錢的勞動階級買菜煮飯,因為支付了更高的通行費,更可以通行無阻,更有機會完成他們的事情。但是,打高爾夫球,真的比接送小孩或買菜重要嗎?這是我們希望的民主社會嗎? 這裡很重要的一個觀念是:如果一個制度,牽涉到的是具有「公共性」的話,那麼它的運作原則就不應該只是依照市場的「有錢是大爺」的原則來運作,還有更重要的「民主平等」原則。  我們社會中許多的運作原則是根據民主平等原則來運作的,例如中小學的義務教育,在歐陸,高等教育也都是免費的,這是因為教育本身就具有公共性,如果真的要依照「使用者付費」原則,那麼是否我們要調高學費到目前的10倍?是否目前的大學歷史系、土語系的收費,要高於醫學系? ◎紓困希臘,到底紓困了誰? 希臘接受三頭馬車紓困已經五年了,但是為何越紓越困呢?政府支出已經減少五分之一、國民所得下降四分之一,超過一半的年輕人失業,如果說市場會自動調整到均衡,那麼為何過了五年,這個新古典經濟學一直認定的「自然均衡狀態」沒有出現?我們還要等多久呢?會不會出現如100年前,英國經濟學者凱因斯說的:「長期間,我們都死了!」 其實,所有的經濟事務,從來都是政治安排,希臘紓困/撙節方案,也是歐元區內的經濟強權所安排的。目前的國際金融市場運作,就是有一群巨鰐,以所謂「經濟不健全」的指標,例如政府舉債超過GDP超過多少%,就會先發佈一些訊息,接著透過私人債券評等機構,將要狙擊的國家信用評等降級,引發市場恐慌,最後形成「自我實現的預言」,受狙擊的國家經濟體如果不是夠大,沒有足夠的子彈來跟這些市場巨鰐對作,最後結果必定要接受國際資金的援助。反觀超強美國,1990年代中的舉債上限比例,遠遠超過2008年的希臘,但是因為可以自己印鈔票來救自己,所以根本不會出現狙擊美元或美國股市的情況。 如果接受援助來恢復市場秩序,那也OK,但是伸手援助希臘的ECB、歐盟EMS(貨幣穩定機制)、IMF,號稱大方伸出援手,但是這些貸款並非免費的,而是趁火打劫,德國右手借入極低市場利率(公債),然後左手再轉借給希臘,如果說歐盟是「一家人」,有這種不斷要賺你錢的家人嗎?結果紓困的資金,不是用在重建希臘經濟,而是都用來支付這些強權債權人,說穿了,就是讓金融資本繼續掌控希臘經濟,將負擔轉嫁在「被撙節」的一般希臘人身上。 【希臘的紓困貸款,最後都進了歐盟強權國家的金融機構了】 資料來源:CC: flickr.com/photos/aestheticsofcrisis 從歐盟、歐元區的角度來看,沒有財政紀律(誰定義的?)的希臘,必須依照資本主義的原則,借錢還錢,而要求還錢的方法,是要希臘人民勒緊褲帶,進行所謂的「撙節」,這個緊縮政策,跟目前歐洲央行正在推動的貨幣寬鬆政策,根本是背道而馳,為何一方面大量撒銀子,說要支持經濟復甦,但是另一方面卻要希臘繼續餓肚子,說這樣子可以有財政紀律,然後經濟就會復甦,這不是很矛盾嗎?關鍵點就在,這些紓困金錢,都是為了讓德法經濟強權的銀行資本,繼續獲利。 但是,如果只依照目前的金融市場原則來運作,繼續犧牲希臘的一般人民,然後把借來的金錢往德法金融銀行送,這個符合我們想像的民主平等原則嗎? ◎以民主來對應威權金融資本主義 當2014年的希臘,有23%的人處於貧窮線以下,還有35%的人處於貧窮線邊緣,歐盟強權國家卻仍堅持要希臘人往貧窮線以下移動,我們可以相信,這是一個號稱民主的歐盟在做的事情嗎?當希臘要求延長還債期間,甚至債務減免,德國默克爾總理仍強硬地說不行,這種要希臘繼續「吞下去」的威權方式,是號稱民主德國的歐洲精神嗎? 【希臘的反撙節公投,就是對於金融獨佔市場運作的反撲】 資料來源:CC: flickr.com/photos/freestylee 從這個角度來看,希臘的反撙節公投,其實就是對於金融獨佔市場運作的反撲。如果金錢跟金融資本可以主宰世界、主宰希臘紓困,那麼過去幾百年來人類爭取的民主制度,不就交給資產階級委員會來統治就好? 從小到網路速度的民主化,大到希臘紓困方案公投的民主化,都是在告訴我們,市場運行必須服膺民主原則,就如希臘總理Tsipras在公投後說的:「面對威權主義與嚴苛的撙節要求,我們將以民主來對應,冷靜且果決。希臘,民主的誕生地,會旗幟鮮明地將此民主訊號傳遞給歐洲跟全世界。」 後記: 在週一(7/13),希臘總理接受了極盡羞辱方式的紓困方案。已經有許多評論者針對德國的作為,提出強烈批評。參考以下文章: 1、J. Habermas, Greek crisis: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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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黑狗兄的經濟未來:隱形冠軍

鄭志鵬 /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學研究所 不知道大家是否還記得2013年4月在院線上映的《台灣黑狗兄》這部紀錄片,片子內容談的是彰化社頭一個中小型企業規模的織襪業者,在面對全球化市場競爭時拒絕就此走下世界舞台的故事。在片尾,那個將自己的名字以台語發音英譯的台灣音樂創作人林強改編了他23年前的成名作〈向前走〉,以沒有vocal的方式處理,即使tempo放緩,聽來依舊激勵人心。雖然少了他那十足道地親切的台語演唱,但是當音樂前奏響起時,我們的心依然輕易地被帶回1990年台灣那個風起雲湧的年代,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的各個層面,所有一切的一切都在改變,而且總認為沒有什麼台灣人做不到的事,只要我們持續「向前走」,就「啥物攏不驚」。 【拼了命的台灣黑狗兄,未來經濟前景在哪裡呢?】 然而20多年過去了,為什麼〈向前走〉這首歌以及《台灣黑狗兄》這部片現在聽來、看來還是如此鼓舞人心?台灣在新自由主義當道的這些年來,偏向財團化的政府政策,使得經濟停滯不前與貧富差距擴大,接踵而來的工作貧窮化與少子女化,更讓社會普遍瀰漫「崩世代」提前來臨的末世氛圍,這也是《台灣黑狗兄》與〈向前走〉能夠獲得許多人共鳴的原因。台灣人從來就不怕挑戰,但這並不是說台灣人就不懂得擔心與害怕,而是在困境中,我們經常愈挫愈勇,那種「打斷手骨顛倒勇」的精神,不正是台灣島民長久以來的最佳寫照。我記得當時有許多名人推薦這部紀錄片,連總統都親自跑到社頭傾聽業者的聲音,想要挽救這個「襪子王國」。 ◎台商生產的遊牧轉進 彰化社頭之所以有襪子王國的封號是因為台灣每生產十雙的襪子當中就有八雙來自社頭,全鄉大約有四百家製襪工廠,全都是中小型企業,而全鄉四萬四千人中有一半左右的人口都是依靠這個產業維生。不僅如此,根據2013年《商業週刊》第1323期的報導,在1990年代初期以前,台灣一直都是全球襪業中輸美金額最大的國家,而這種台灣經濟奇蹟的經驗同樣可以在製鞋、成衣、玩具、眼鏡、雨傘等勞力密集型產業中見到。後來這些原本聚集在中台灣的外銷產業因為勞動與原物料成本的上升而西進中國,再加上加入WTO與做為台灣主要競爭對手的韓國持續不斷累積FTA簽訂數,使得留在國內沒有移動的眾多台灣黑狗兄們必須苦思轉型之道。與此同時,台灣以往的世界工廠地位也讓位給對岸的中國以及鄰近的東南亞國家。 因為便宜的勞動力與寬鬆的環境、土地與勞動法規,使得中小型的台灣製造業者到中國之後搖身一變成為大型甚至巨型企業,例如製鞋業的裕元與電子業的富士康,雇工人數動輒數萬人以上起跳。但是好景不長,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與中國調控體制(regulatory regime)的轉變,包括稅制與勞動合同法的出台,再度讓台商深陷經營危機之中,「台商大逃亡」一時之間成為兩岸坊間雜誌的流行用語,彷彿逐低工資而居的游牧民族是專職代工的台商擺脫不了的宿命,而這些游牧台商也已經開始尋找下一個可以成為世界工廠的珠江三角洲。「回家」,是台商其中的一個選項,只是今年的頂新油品事件讓我們擔心返鄉的可能不是鮭魚,而是鯊魚。   【經濟大撤退:東莞某台資電視機製造企業現場,金江波攝】 資料來源:http://vision.xitek.com/famous/200904/21-16945_2.html 只是不管是留在台灣的黑狗兄們還是出外打拼的台商,如果要存活下來,都必須面臨產業轉型升級的挑戰,而這種轉型升級的想法其實是來自於台灣製造業者長期以來都處於全球商品鍊(global commodity chain),也可以稱為全球供應鍊(supply chain)中間端的位置。 ◎作為全球商品鍊一環的台商 全球商品鍊是一個跳脫國家、以個別產業作為分析單位的理論觀點,它論證說明一項商品從上游的設計製造一直到下游的零售行銷過程中,在不同地區負責不同步驟的廠商已經「鍊結 chained」成一個跨地域性、彼此相互依賴的交易網絡(Gereffi and Korzeniewicz 1994)。基本上,這個跨國交易網絡結構依行動者權力關係可以分成生產者驅動(producer-driven)與買者驅動(buyer-driven)這兩種類型。在生產者驅動的商品鍊中,擁有關鍵生產技術的廠商不僅可以控制商品鍊的運轉,也掌握了最多的利潤分配比例,像是資本與技術密集的航太、汽車與半導體產業便是屬於此種類型;相反地,在買者驅動的商品鍊中,掌控商品鍊與最大利潤的是不涉及生產領域、但卻占據設計研發與銷售通路端的品牌商、貿易商與大型零售商,鞋業、成衣、玩具與消費性電子產品等勞力密集型產業便是歸在此類,而擅長OEM代工的台商被鑲嵌入全球分工市場的途徑正是以買者驅動為主的商品鍊類型。 處在商品鍊不同位置的廠商,其利潤獲得的情況都不一樣,以中國鞋業為例,台商的接單價格通常是產品售價的15%-20%,亦即,國際買主擁有售價的80%-85%。例如一雙零售價100美元的鞋子,台商的代工價格是15-20美元,國際買主則擁有80-85美元,而台商拿到的這15-20美元除了支付原物料費用之外,還要負擔龐大的勞動力成本。這些台資鞋廠通常都是數萬人以上的大廠,更不用說全世界最大的鞋廠裕元集團(台灣母公司為寶成)全球雇用員工人數大約40萬人左右,在這種計算公式下,每個工人可以分配到的利益可想而知是少之又少的,因此勞資糾紛也幾乎是可以預見的結果。2014年4月發生在東莞高埗、參與人數高達三至四萬人並且持續將近一個月時間的裕元鞋廠大罷工即是一例,但這將不會是游牧民族台商的最後一個案例。 同時,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台商想要進行產業升級轉型的原因,希望能夠向上提升自己在商品鍊中的位置,將自己推向附加價值高、利潤所得分配豐厚的那一端,於是經營通路或者是自創品牌便是許多台灣製造業者的夢想。不僅大型企業集團如此(例如宏碁的Acer與宏達電的HTC),《台灣黑狗兄》的主角李東林也正在往運動襪的品牌之路邁進。今年底剛接任台灣紡織業拓展會董事長的詹正田在一篇報導中也說:「我們輸,就輸在品牌。」台灣的機能性布料是全世界做的最好的,今年世足賽有10支參賽隊伍穿的都是百分之百台灣製造的環保塑料(PET)球衣,但是沒有品牌等於都是在做代工,是沒有利潤的生意,賺大錢的都是國際品牌,台灣紡織業者只能賺微薄的小錢,永遠走不出去,因此希望由政府主導成立一個台灣服飾品牌,整合產業上中下游,把企業做大,這樣才有辦法與國際品牌競爭。不過,台灣嘗試做品牌的過程一直不是非常順利。   【自創品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資料來源:http://buzzorange.com/2014/11/17/taiwanese-textile-industry-need-a-brand/ ◎自創品牌不是台商的唯一出路 我以前也會覺得台灣產業的未來出路一定要做品牌,但是世界品牌能有幾個!而且打品牌的費用也不是台灣的中小企業可以負擔得起的。當然,動用國家資金的挹注是其中一條可以考慮的道路,而且有了品牌還可以替台灣爭取榮耀,但問題是這種因仿效韓國國家扶持、透過挑選贏家(pick winner)的「民族品牌」策略而出線的大型企業,本身的利潤分配不見得有利於一般工人及社會大眾,更不用說台灣的產業結構與韓國有很大的差異,我們依舊仍是以中小企業為主。根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2013年發佈的統計數據顯示,台灣製造業的中小企業家數仍占全部企業的96.9%,雇用人數也占製造業總人口數的73.48%,因此即便現在政府官員的目光全部都落在所謂「高科技」產業這些大型企業身上,台灣的經濟轉型還是應該將為數眾多中小企業的未來發展需求放在優先考慮的對象才是正道。 當然,這並不是說台灣就不能夠做品牌,而是做品牌不應該是台灣產業轉型的唯一出路,因為產業轉型升級路徑的選擇必須鑲嵌於在地的社會結構。而台灣的產業結構既然是以中小企業為主,那我們就必須認真思考什麼樣的發展路徑對中小企業的未來是有利的,一昧迷信大企業的光環,有可能會破壞台灣原先具有的比較制度優勢。因此回顧歷史是重要的,它可以幫助我們釐清未來轉型的利基(niche)所在。 根據國內學者的研究,台灣中小企業的發展模式一直被認為是一種「小而美」的網絡式組織型態,它所擁有的生產彈性與效率,更是台灣的中小型廠商之所以能夠在多變的國際分工市場上取得利基的重要因素。其中廠商之間因為長期人際互動所發展出來的信任關係,促成台灣製造業者不論是在訂單的轉包、人才資訊的流動與買主趕工的要求等各方面,都能夠相互協助,發揮「魚幫水,水幫魚」的競爭優勢,不被其他後進的發展中國家追上。雖然這種發展模式後來因為1980年代中期以後台商的南進與西進而遭受到挑戰,但是中小企業聚集的大台中地區仍是台灣一個重要的出口基地,像是工具機、自行車與薩克斯風產業等。況且許多研究也進一步指出,從事製造的中小企業不僅可以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而且也可以維持較為均等的所得分配,並且是許多技術創新的主要來源之一(Piore and Sabel 1984; Saxenian 1996; Herrigel 2010)。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要找一個台灣未來經濟發展可以參考的典範,以大型企業主導的經濟體系,例如我們長期以來的出口市場美國與競爭對手韓國,可能就不是那麼適合。然而同樣也是以中小企業為經濟發展主體的德國,或許是台灣可以學習借鏡的對象,而這幾年在西方管理學界引領風潮的「隱形冠軍」製造業模式便是以德國當作是討論分析的範本。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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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人才,新加坡憑什麼?─地緣價值、國家資本,與階級化的社會結構

曾柏文 /荷蘭國際亞洲研究中心.新加坡東南亞研究院 ( IIAS-ISEAS) 人才流失,是台灣媒體這幾年關注焦點。憂心自婊的報導中,總不免提到新加坡作為「國家成功組」的對照。從去年新國副總理尚達曼的「台灣人才流失論」、日前《聯合報》「搶救人才」系列報導,到最近吳寶春的新聞,媒體對新加坡的呈現,多強調「經濟蓬勃、高薪攬才、政府行動積極、國際人才薈萃」的形象,以凸顯對台灣「經濟停滯、薪資走低,政府顢頇僵化、人才失血」的焦慮。 這些對照,反映出某些事實,也確實凸顯出台灣沈苛,如對外籍人士不友善的法令環境,以及台灣日益惡化的勞動條件等。然而媒體對新加坡的「借鑑」,往往聚焦政府作為與優渥薪資,相對忽視新國得以吸引人才背後的結構因素,甚至是付出的社會代價。其帶來的討論也無法讓大家持平思考,所謂「新加坡模式」到底是不是台灣能夠(或是願意)複製的。 【新加坡的政策,經常成為台灣政府的模仿對象,例如新加坡的組屋】 本文將從新加坡的地緣位置、資本結構,社會階級三個面相,討論新加坡「憑什麼」吸引人才,並帶出對人才的定義、效益,與競逐代價的反省。 後冷戰的地緣價值:台/新經濟的洗牌 新加坡政府常強調,自身是個「毫無資源」的小島。這種論述,一可激勵國民危機意識,二能凸顯政府之有為,但卻忽視新加坡最重要的「資源」:位置。 新加坡位於中南半島南端,扼守馬六甲海峽(Melaka Strait)。是西方的印度歐洲、遠東的中國日本,與南半球的紐澳,最具效益的轉口港。1819年東印度公司的Stamford Raffles 登陸後,曾興奮稱此是「馬來群國的肚臍」(navel of Malay countries),預見其優異的地理條件,將取代鄰近諸港(如十六世紀崛起的馬六甲,十八世紀晚期開發的檳城)在國際貿易的位置。未久,新加坡港也確實成為大英帝國貿易體系的「亞洲十字路口」,川流著人流、物流與金流。 二次大戰後,新加坡的地理價值一度受限。冷戰封鎖影響到新加坡的轉口經濟,馬共與越戰也接連造成區域的不穩定。1965年獨立後的新加坡,努力追隨日本台韓發展製造業,擠身亞洲四小龍。當時新加坡因人口腹地小,長年敬陪末座,但至少仍交出傲於東南亞鄰國的成績。 【新加坡的地理位置位處印度與東亞的交通匯流處】 冷戰體系瓦解後,重新擦亮新加坡的地理價值。一方面,九十年代全球化浪潮下洲際貿易的增加,大幅提昇新加坡轉口港的地位。二方面,東南亞經濟體量的崛起,也讓在相對西化/ 現代化的新加坡,重新扮演起區域商業節點的角色。例如,許多鄰國浮現的新富不信任本國金融機構,選擇將資產放在新加坡。而對志在東南亞市場的跨國企業,也將交通方便、法治安定、通行英語的新加坡,視為最方便的據點。新加坡在九十年代後的經濟提昇,除媒體吹捧的政府政策,亦應歸於後冷戰經濟地理結構的改變。 反觀台灣,冷戰結束帶來相反的經濟效果。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一個外部因素,是處於冷戰前線的戰略價值。戰後初期的美援,與後來台美的策略貿易,多少都反映美國鞏固戰略堡壘的意圖。冷戰結束後,這種戰略意義即便沒有完全消失,業已弱化。相對而言,逐步開放的中國夾其廉價勞力與龐大市場,對台灣產業形成巨大的磁吸效應,逐步掏空產業。九十年代台灣也曾編織「亞太營運中心」理想,企圖扮演起西方企業經略中國的基地。但美夢終究不敵兩岸對峙下,產生的種種(兩岸間,與台灣政黨間)的不信任。連作為基本條件的通航,都遲至2008年才實現,早錯過歷史窗口。 簡言之,冷戰結束重新凸顯新加坡的地理價值,鞏固其在洲際貿易與區域經濟中的重要性。卻造成台灣在國際製造分工上的邊緣化。經濟地理結構造成兩地經濟活力的差異,也造就對某些人才流動的結構誘因。 國家資本主義:薪資結構背後的手 新台兩地另一個關鍵差異,在於經濟體系背後的資本結構。台灣產業經濟高度仰賴私人資本,商業媒體總在追逐幾大財閥家族、企業間的合縱連橫。國有企業曾在某些領域有一定影響,卻因效率不彰,在九十年代社會對國家的普遍不信任中,搭著新自由主義的論述逐步私有化。 相對而言,新加坡私人資本的影響小許多,其產業經濟主要由「外資」跟「國家資本」主導。外資的重要性不復贅言;新加坡從開港本身,就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資,至今對於新加坡在「區域經濟中的角色」而言,跨國企業仍具關鍵地位。至於國家資本,更是形塑國家經濟的主力。例如,有八成以上國民居住在政府建屋發展局 (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 HDB) 興建銷售的組屋,土地開發利益多數收歸國有。而由政府全資擁有的淡馬錫控股(Temasek Holding),掌握了涵蓋新加坡的等各關鍵領域最主要的企業,例如: 交通:新加坡地鐵公司 (SMRT)、新加坡航空 (Singapore Airline) 航運:港務集團 (PSA International)、Neptune、Keppel 航運公司 通訊:新加坡電信 (SingTel)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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