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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障礙、性/別歧視以及隔離式機構共謀下的集體性侵

陳伯偉/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周月清/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 陳俊賢/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張恆豪/台北大學社會系   日前,花蓮縣美崙啟能發展中心爆出疑似男性主管對機構內女性智能障礙者性侵事件,引起外界震驚。歷年來類似事情一再發生,究竟集中型機構式服務模式出了什麼問題?現行體制存有哪些疑慮?防範女性智能障礙者遭受性侵的同時,我們又該如何保障她們被剝奪的情慾空間與性健康權?這些問題值得深思。 身心障礙校園發生的性侵案件層出不窮。圖片來源:電影《熔爐》劇照。   「安全」的迷思:隔離式機構中女性智能障礙者的多重困境 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簡稱身權公約,第6條(身心障礙婦女)第15條(免於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第16條(免於剝削、暴力與虐待)、第17條(保障人身完整性)、第19條(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等,都強調女性障礙者的多重不利社會處境,其權利必須受到重視,包括免於因 「障礙」與「性別」遭受不當對待。被安置在機構的女性智能障礙者,不但須面對社會對「障礙」與「女性」的雙重歧視,更面臨「智障」一直以來被幼稚化對待的社會處境,進而被剝奪「選擇住在哪裡」、享有「與社區融合」的權利(身權公約第19條),導致智能障礙女性遭受到「隔離式機構」、「女性」、「智能障礙者」的多重歧視與社會排除。 住在機構的女性障礙者遭受「剝削、暴力與虐待」等議題,暴露教養院、封閉的機構式服務,容易引發權利侵害的情況。封閉式機構服務模式本身就是一種歧視的隔離管理方式,不僅限制障礙者的居住權利,減少障礙者與社區互動、他人連結的機會,更讓障礙者在遭遇性侵危機時,不易向外求援。再者,面對住民遭遇性侵害、猥褻或暴力事件時,機構容易優先考量組織存續利益,採取隱匿方式處理,犧牲住民權利,讓障礙者受到不平等的對待與傷害。因此,自1960年來先進國家就倡議以社區式服務取代機構式服務。 主流社會對智能障礙者常抱持幼稚化的想像­­──將智能障礙者視為「曚昧無知」的兒童,以至於當他們遭受性侵時,其表述或感受常遭受質疑,當事人需花更多心力說服,或透過「大人」代言,才能證明傷害的真實性。此外,智能障礙者成長過程常被告知「要乖」、「要聽話」,導致他們處於不平等權力關係並遭遇不當對待時(如,機構管理者、教師),習慣選擇順從、隱忍與噤聲而非挑戰權威,使得其權益容易遭到輕忽與漠視。 機構內一再出現性侵事件,不該僅被簡化為人為疏失,更是社會歧視與文化偏見對智能障礙女性造成的集體性侵。此種集中管理的團體機構服務模式,並非如大眾想像的那般「安全」,社會集體對智能障礙者的隔離政策與障礙人權漠視,都成為類似危險事件的「沉默共謀者」。 集中管理的團體機構服務模式,並非如大眾想像的那般「安全」。圖片來源:123RF。   對智能障礙女性的情慾偏見與性剝奪 社會大眾對智能障礙女性常持有兩種衝突、矛盾的情慾想像:一方面「去性化」將智能障礙女性視為「無性」的「慢飛天使」,即便她們已達法定年齡,卻被認為只有小孩般薄弱心智,不懂得自我保護,需嚴加控管以避免遭受侵害。此想法強化社會以保護之名行禁止之實的家父長式歧視,讓智能障礙者在「情慾真空」的環境下成長;然而,當智能障礙女性跟「性」掛勾,又會被「過度性化」成為媒體眼中失控的「淫蟲」,或是「聰明巧詐」、熟諳利用生育竊取福利的「米蟲」。甚至,她們經常被描述為有「危險」基因,不能孕育「正常」下一代,造成一家皆智障這種「人間悲劇」的罪魁禍首。因此,智障女性被污名化為自私、失職的母親,無法提供小孩應有的照顧,讓子女身陷危險處境,進而合理化公權力對智能障礙母職的剝奪。 「去性化」與「過度性化」看似背道而馳的觀點,實則都為同一種社會偏見服務: 認為智能障礙女性有缺陷、不是「完整」、「健全」的女性,所以不應享有情慾自主權。換言之,我們期待智能障礙女性不要長大、只當「天真」、「純潔」的天使,守護其童貞則是社會的共同責任,但當她們展現情慾、甚至成為母親後,則搖身一變成為危險女性、須小心提防避免釀成悲劇。這種「守貞安全、情慾危險」的情感判準,進一步體現社會對智能障礙女性的性剝奪,認為她們不需要也不夠格成為一個「正常」的女人。 更加諷刺的是,此種對智能障礙女性的情慾偏見,竟獲得國家與醫療專業的認可。譬如,衛福部出版的家庭計畫通訊上,便有「優生保健專家」主張智能障礙女性應行節育,其理由為:「家有智障兒女,對父母親而言是很大的負擔,父母的付出豈只加倍。隨著智障兒女的成長,問題只會更多」,加上「智能障礙者本身就是悲劇人物,家庭與社會更要付出相當的代價來照顧智能障礙者」,因此建議「當智能障礙者的能力已經達到不能保護自己身心健康的程度,當然沒有理由讓其懷孕」,形同剝奪其性自主與身體完整的權利(然而這樣的觀點實則違背CRPD第6、17條;詳見:CRPD第三號一般性建議)。這種政策取向預設的是生命「等量但不等值」,智能障礙女性不應享有生殖、延續下一代生命的權利。此種看似務實、公益取向的醫療化觀點,事實上是深具歧視意涵的生命價值排序,將智能障礙女性(與下一代)視為國家沉重的負擔、宣告其未來一點都不值得期待。 此外,我們發現教育也參與對智能障礙女性的情慾與性健康權的治理,當智能障礙女性被認為「無知」、不懂得自我保護,學不會也做不到情慾自主,導致第一線的工作人員就會以預防與圍堵的觀點來回應智能障礙者的情慾。雖然,教育現場已逐漸看見智能障礙者的性需求,但更強調灌輸「正確」的性觀念,以便及早發現、及早預防不當性行為,杜絕性侵害的發生。然而,「預防」角度除了幼稚化與病理化智能障礙者的情慾外,「恐性」與「忌性」更成為她們理解自身情慾的唯一邏輯。發生與「性」相關的事情,智能障礙女性很清楚知道這是「不可以」、「很危險」的,卻很少被告知自己在性與情慾方面可以做甚麼?怎麼做? 智能障礙者清楚知道有些事情「不可以」,卻很少被教育真正遇上該怎麼處理。 圖片來源:https://goo.gl/T8a7qL。 智能障礙女性的差異應該被正視,所遭受到的不當對待也不該被輕忽;然而,一再出現的機構內性侵事件,不該僅被簡化成只要「嚴加保護」就好,而讓「恐嚇」、「禁止」成為回應智能障礙情慾的唯一方式,因為這等同於片面否決她們擁有親密關係與情慾自主的能力,更合理化社會對這群弱勢者的情慾偏見與國家的性治理。 如何找回智能障礙女性自主生活權利與情慾尊嚴 基於上述討論,要打造智能障礙女性生活與情慾自主的空間,我們提出兩點建議: 反思機構式服務模式 過往認為住在機構是「安全的」,這個觀念是有問題的,因為機構存在著管理與利益存續的議題,因此當危機發生時,往往選擇隱密處理。再者,這種封閉的機構式服務,讓服務提供者和服務使用者的關係呈現垂直的權力控制樣態,而為了便於管理,機構傾向打造「順服」的機構住民,而非成為智能障礙者能增能培力的場域。反觀,有適當支持的社區式服務則不是封閉的場域,智能障礙者能接觸到更多人、理解更多資訊、學習多元社會知能、並擁有更多的求助管道。不同於機構的垂直權力控制,社區式服務的工作者和服務使用者,在與社區融合的開放場域,則較能發展出水平權力的關係。 當然,這不代表社區式服務不會發生性侵事件,但在這樣的場景中即使發生憾事,我們能有更多機會知悉、處理與面對,不再需要倚賴僥倖或個人勇氣,而是透過改善制度彌補缺失。因此,為預防女性智障者不再被性侵,臺灣CRPD國際審查的結論性意見便明確建議:(a)國家發展有規劃期程之計畫,逐步使住宿機構及其他規模之特定居住安排予以退場,以確保身心障礙者可選擇居住地點、方式及同住者,並推廣自立生活,包括適當增加各類社區型服務之經費。(b)國家發展有規劃期程之計畫,提供身心障礙者適當支持,協助其居住並積極參與社區,避免隔離與孤立。 因此我們主張機構式服務逐漸轉型為社區式服務,有其必要性,國家應確實落實社區式的支持系統並提出相關規劃,包括社區相關權責人員,如警政、司法、學校等單位,且必須對智能障礙女性性暴力的特殊性有更正確、全面的理解,而非將她們簡化為「典型」的受害者(再製社會對其「依賴、脆弱、需要被保護」的偏見),抑或只透過「正常」的行政程序處理智能障礙者的性侵,卻忽略其陳述性侵時的困境,讓最需要支持的族群,沒有獲得應有的協助,也讓社會弱勢成為缺失體制設計下的犧牲者。 培力智能障礙女性 過去,智能障礙者被認為是無性的「慢飛天使」,讓智能障礙女性在情慾真空的教育體制下成長,剝奪智能障礙女性發展自身親密關係的能力。相較於社會以保護之名、行幼稚化之實的家父長式教養,只採取預防性觀點與恐嚇性語言,警告智能障礙女性 「不可以」、「很危險」,認為情慾自主對智能障礙者而言「學不會」也「做不到」,我們主張培力取徑的正義觀,積極辨識出「沒有教,但應該學」、「不足,但需要」的培力途徑,讓女性智能障礙者充分獲得應有的支持與協助,發展自身情慾並享有與他人親密連結的機會。這包括跳脫「恐性」、「忌性」的情感教育,回歸身權公約(CRPD)的人權觀點,肯認智能障礙女性有權利認識自己的身體、探索自身的情慾、擁有自己身體的完整性,最終目的在於培力智能障礙女性能夠為自己發聲。 我們建議第一線的工作者及專家學者,須看見智能障礙女性的主體經驗,並向其經驗知識學習,而非輕易替障礙者代言。這提醒我們在面對智能障礙女性情慾時,應允許更多溝通的時間與空間,而非便宜行事,很快就落入「對」或「錯」的二元思維,從(已知的)偏見回答(陌生的)問題。我們也主張國家社會與教育體制,須落實智能障礙女性的性健康權,並積極提供資源、打造友善環境,讓她們得以發展自身(潛在)的親密關係能力,並擁有情慾自主的空間與生命應有的尊嚴。 停止多元共犯結構,正視去機構化運動 女性智能障礙者在機構被性侵的遭遇在過去很容易被當成個案予以處理,眾聲撻伐的輿論中,似乎大眾更在乎找出罪魁禍首,卻忽略性侵事件背後所存在的機構隔離式歧視;國家體制對障礙人權的漠視;以及社會文化對於智能障礙女性的性/別偏見,其實都是共犯。因此,我們希望能整理性侵事件背後的結構性議題,並突顯女性智能障礙者被社會弱化、情慾污名化的問題。美國智能與發展障礙協會的會長Amy Hewitt曾說「機構」是關於態度、關於控制、關於缺乏選擇、缺少尊重、缺少機會、缺乏人際關係和在社區之中卻非社區的一部分,這是當前二十一世紀最需要的去機構化運動(AAIDD Presidential Address, 2014 Amy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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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的現實生活:從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談起

潘佩君/高醫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每日例行的歧視:買麥當勞冰淇淋卻被警察盤問 2003年6月21日,一位唐氏症約莫三十多歲女子,在麥當勞排隊買冰淇淋,卻被店員打電話報警,說店裡有一位流浪漢在咆哮。當警察來到麥當勞的現場,卻發現與報案內容不符,而且在旁一同排隊的民眾都說並沒有咆哮這件事情,最後由店長出面道歉。 類似的事件幾乎是天天上演,若我們沒有特別留意,可能會認為世人對身心障礙者的歧視好像是發生在很久以前或者是歷史中的事件,例如聖經中的痲瘋病人或是法國文學中的鐘樓怪人。不過若是時常留意周遭事務,或是看新聞媒體報導,就會發現,對身心障礙者歧視的事,每天都在上演。例如公車看到坐輪椅的身心障礙者故意過站不停,甚至上車後遇到咒罵、學校因為遊覽車沒有無障礙席位,所以坐輪椅的身心障礙學生不能參加畢業旅行、求學的過程若是在普通班級容易受到嘲弄,到高中和大學不知道要念什麼科系、看電視需要手語翻譯,偏偏多數節目都沒有手語翻譯……等。 社會對身障者的歧視和偏見仍密集上演。圖片來源:康健雜誌,https://bit.ly/2yHOhka。   由於仍然有這麼多的歧視發生,聯合國才特別制定一部專屬於身心障礙者的權利公約(CRPD),這是因為在全世界許多國家,仍然持續上演著對身心障礙者歧視與偏見的生活場景。因此,在這部公約的前言就提到,身心障礙者的人權必須要特別提出討論,不僅以一般的人權普世價值為基礎,還需要關照身心障礙者的特性。來自身心障礙者的特殊性所要關注的權利議題,就成為這部公約的前三十條重點條文。後續三十一至五十條包含締約國國家特別義務以及締約國與聯合國之權利與義務關係。 此公約的前三十條中包含食、衣、住、行、育、樂等層面,由於特別強調身心障礙者者的潛能、發展性和社會貢獻,因此在第三條中提到八項重要原則,並從此八大原則再發展出後續各項條文內容: (a)尊重固有尊嚴、包括自由作出自己選擇之個人自主及個人自立; (b)不歧視; (c)充分有效參與及融合社會; (d)尊重差異,接受身心障礙者是人之多元性之一部分與人類之一份子; (e)機會均等; (f)無障礙; (g)男女平等; (h)尊重身心障礙兒童逐漸發展之能力,並尊重身心障礙兒童保持其身分認同之權利。 在此八大項原則之下,許多議題才能夠被重新檢視,以及跨領域的討論。例如前述購買冰淇淋的例子中,明顯違反前五項原則,首先這位店員並無法接受語言或是行為上與店員自己有所差異的顧客。其次,店員不認為此顧客有能力自己點餐,即使點餐了,店員也未能尊重此名顧客所點餐的內容,試圖阻擋顧客購買冰淇淋,這已經造成該名身心障礙者無法有效參與社會,雖然他有消費與購買能力,可促進經濟發展。最後報警則又是另一歧視的行為,將顧客視為罪犯般請求警政系統支援處理,並指稱此名顧客為遊民,阻擋此身心障礙者與其他顧客享有同樣機會獲得冰淇淋的休閒與娛樂生活。若我們進一步再討論無障礙/可近性的原則,還可以關切店家是否提供身心障礙顧客特殊的點餐方式,例如是否有配合此唐氏症顧客閱讀程度的簡易文字菜單或是圖片式菜單。 由聯合國制定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圖片來源:https://www.viscardicenter.org/ratify-the-crpd/。   身心障礙婦女、兒童與性侵害 在這部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中,特別列出兩個要保護的對象:婦女和兒童,因為在身心障礙者之中,婦女和兒童更容易遭受到被雙重甚至多重歧視,使得他們的生存機會比起其他的人更不佳。例如最近發生花蓮某間啟智教養院的性侵害事件,在各家新聞媒體中指出,從上至下似乎都包庇著一位六十初頭歲數的男性行政人員。若實情屬實,除了已經違反身為社會福利專業人員隱匿不報的問題以外,也讓我們必須注意,在國內有一群住在教養機構的女性身心障礙者,當受到性侵害的時候,是否無法或是難以自行求助於有效的通報管道,在與外界聯繫不易的狀況下,這群女性如何自保? 這起性侵害事件,讓人聯想到前陣子的韓國電影「熔爐」。不過,國內最著名的熔爐事件,是台南啟聰學校300多位學生從2005年-2013年期間所爆發的集體性侵害,2011年被監察院調查屬實的有164件性侵害案件,其中也包含程度相當於強暴的情事。調查期間至2014又繼續被通報將近53件新的性侵害案件。年紀最小是國小二年級,最大的是高三。其中男對女,或是男對男都有。在事件初期,校方人員對於家長通報有性侵害的訊息時,校方回答他們只是在玩遊戲。甚至在校車上,有隨車老師知情卻也指稱是在玩遊戲。由於啟聰學校的學生需要不同的溝通方式才能表示自己的意見與遭遇,像是聽障生就需要手語或是筆談的方式,可是在校內的處理過程相當草率,一直到在媒體上揭露,才正式進入原應有的審理流程。至2013年正式進入國家賠償的訴訟官司,並且由監察院彈劾16位教職員,至今尚未落幕。 此大規模校園性侵害事件,我們必須進一步討論的是,為何在一般學校中、家庭和社會中無法容忍任何一件性侵害的事,卻在特殊學校中可以容忍八年之久?為何校方教職員會說出身心障礙學生的性侵害不是性侵害,而是在玩遊戲呢?以上事件和CRPD的第7條身心障礙兒童條文內容有關之外,與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及國內兒童與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和其他保護性法規都有關。此案更需注重對於身心障礙兒童人身安全的價值,是否已明顯與其他兒童出現不平等的地位。 在司法審理的過程中,由於學生的溝通語言不同,應提供符合CRPD第13條司法保護和第21條表達與意見之自由及近用資訊條文中所規範的內容,足以讓身心障礙學生能夠在司法審理程序中獲得必要的手語翻譯員協助。也由於這起事件調查的過程,才讓社會大眾得知,原來其中有受害的學生不知道如何用手語表達自己被性侵。部分教職員也表示自己學習的手語和同學學習的手語是不同的,平時也會來不及看懂同學的手語在表達什麼。語言的溝通障礙在本起事件中佔了如此重要的份量,更能理解提供使身心障礙者與所有人彼此溝通的服務管道與翻譯人員是相當重要的。 韓國電影《熔爐》,講述一起發生在聽障學校的大規模校園性侵害事件。圖片來源:https://bit.ly/2It4qd0。   身心障礙者的戀愛、婚姻與家庭 在婚姻方面,也是這部公約與國內的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不同的地方,第23條尊重家居與家庭,關於養兒育女,例如聽覺障礙者,屬於一般人認為最需考量的肢體功能或是智力方面,其實都沒有影響其照顧子女與組織家庭的基本功能,他們是否可以談戀愛與結婚生子呢?如果是肢體障礙者呢?如果是顏面損傷患者呢?如果有可能是有遺傳風險的呢?這些都是從功能上去看一個身心障礙者談戀愛和組成家庭的能力。 本人曾經與已經擔任母親的肢體障礙者聊天,這位媽媽提到年輕時的戀愛史,非常令人難堪。最難堪的尤其是進入一個普通人的家中時,第一個被對方家長問的問題竟然是:「你跛腳,你會生小孩嗎?」這句話在她聽起來就是對方家長斷然拒絕一個四肢外觀不同的身心障礙女性與這位健康的兒子結婚。但是,這位普通人的家長不會察覺他們拒絕的是一顆少女的心。她經歷了兩次這樣的經驗,都是已經論及婚嫁卻被對方家長以如此的理由阻擋。最後這位媽媽在自己的家人勸說之下,與同樣是肢體障礙的男性結婚。生下兩個女兒,目前都已經唸到大學了,他們要更努力去擔任媽媽的角色、爸爸的角色,才能被社會認可身心障礙者也可以組成家庭。 這則戀愛史讓我們看到的是,社會如何不平等的對待女性身心障礙者,其源頭是我們對於身心障礙女性的不了解與偏見。並且把傳統上對於女性傳宗接代的功能、性角色,投射在女性身心障礙者身上,認為身心障礙者的肢體功能受限,一定會影響到生小孩的功能,或者不能提供小孩妥善照顧的能力。身心障礙女性不僅無法擺脫傳統文化中,社會對女性期待扮演家中傳宗接代、照顧責任的功能角色看法,也看不到女性除了生產以外,在不同人生階段的其他價值與發展性,因此CRPD特別列出第6條身心障礙婦女,又在第23條列出尊重家居與家庭的條文。 在聯合國各種權利公約中直接與女性相關的是「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簡稱CEDAW),只是在CRPD中身心障礙權利公約中特別再將身心障礙婦女列在條文中,就是希望國家與社會在面對身心障礙的議題時,也要同時意識到性別角色所帶來的歧視與不平等遭遇。 同樣是身心障礙者,社會中對於男性身心障礙者卻常給予較多的機會與支持。全國性的教育、就業與生活狀況統計資料顯示,男性的身心障礙者受教育比率和就業率都遠大於女性身心障礙者。這就是為何在此公約的第6條與第7條要特別提到婦女與兒童的部分,因為雙重或是多重的歧視是真實存在的,身心障礙婦女會因為女性加上身心障礙者的兩種身份受到雙重的歧視,結婚率也是低於男性身心障礙者。如果再加上年齡的影響變成是多重的歧視,例如:女性+身心障礙+(0-18)歲,或是女性+身心障礙+(65歲以上),生活的處境會更加困難。   無障礙與可近性 身心障礙者參與社會,居住在社區,若要和所有人同樣享有社區生活、教育、就業、就醫或是休閒活動,需要無障礙硬體設施以及提供可近的資訊管道。CRPD中第9條無障礙/可近性(Accessibility)提到,除了建築、道路交通、室內外設施之外,還包括資訊和通訊方面,都要能夠考慮到不同溝通方式的使用者,例如電視的偶像劇、電腦的網路新聞和手機介面等,必須考慮到聽障者以及視覺障礙者需要不同的閱讀資訊方式。 資訊與通訊的應用範圍在現代科技的推波助瀾之下,越來越廣,包括許多活動公告時喜歡使用的跑馬燈和臉書的社群功能。在一些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地方,也都有這些資訊設備軟體的身影,例如郵局與銀行的提款機設置有語音操作系統,以方便視覺障礙者使操作提款機。我們可以試著思考,如果有一天提款機故障時,是否能提供聽覺障礙朋友用其他方式與銀行聯繫,而不是用電話反映提款機故障?以上都是第9條所包含的範圍。 我們可以想像,如果我們行動不便,要從一個空間移動到另外一個空間時,會遇到的阻礙有哪些。一踏出家門,導盲磚的鋪設往往引導視覺障礙者走向危險的變電箱、水泥柱,或是變成機車族的停車線。若我們沿著導盲磚要到公車站牌,卻可能不確定公車何時會來,必須招手上車。 若是乘坐輪椅的身心障礙者,在沒有人行道時,只好行走在機車道上,到達公車站牌也需要等待某些低地板公車,才能上車,但有些縣市的低地板公車一天只有一班。如果是搭火車、高鐵,則時常要與同行的親朋好友分車廂,甚至分班次乘坐,因為每班車與車箱內預計的輪椅使用者位置都是有限的。上、下這些交通工具更是巨大的挑戰。 我們好不容易到達目的地,卻可能找不到合宜的無障礙廁所,雖然目前國內許多觀光景點已經改善許多。想要用餐的時候,餐廳不一定有坡道可讓輪椅使用者進入餐廳,有一些視覺障礙者還會遇到導盲犬被拒絕進入餐廳的情況。到電影院,可能被分配在第一排仰望看完整部電影、晚上要下榻的飯店不一定有無障礙房型、或是有些路線的公車只有去程,卻沒有回程的低地板公車,使得身心障礙者出了門卻無法回家。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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