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s: 身體

我不需要被修補:障礙、文化與普世人權

張恒豪 /台北大學社會學系  十幾年前,我第一次修Steve在夏威夷大學Manoa分校開設的研究所課程,課名是「障礙與多樣性」(Disability and Diversity)。課程的基本預設是「障礙是人類差異的一種,障礙者不是需要被醫療修補的次等人」。對我來說,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啟蒙經驗,讓我看到障礙者的抵抗與國外障礙文化的發展。那也是我第一次開始從文化的觀點來思考障礙議題,讓我從此開始投入障礙研究的領域。  【該修理的是社會障礙物,不是我!】 資料來源:marius.sucan.ro/ 十年前我回台灣,開始談「障礙與多元文化」,很多人視為無稽之談,聽懂的也會冷冷的說「那是國外,台灣沒有這樣的條件」。這幾年來台灣的障礙者做了很多很有意義的活動,有新活力自立生活運動而帶動各地自立生活的興起,「行無礙」到處檢視無障礙空間,並開啟文化資訊權的討論,還有由「千障權益聯盟」發起連結障權會,以及其他障礙者主導的團體,集結不同障別的障礙者,試圖做跨障別的連結,並針對不同議題每年發起遊行。 十年後的今天,我們看到由障礙者主導的障權會,開了「從障礙者參與文化,到看見障礙文化」研討會,也很高興Steve Brown教授能來台灣,跟大家分享他的經歷與他國的障礙文化。我在這裡,想用一個學術工作者的角度,分享這些年來在台灣看到障礙者的倡議具有的意義,來跟Steve做對話。 ◎歷史中成形的障礙文化 Steve是歷史學家,他曾經問我,台灣障礙歷史的特殊性是什麼?跟西方有什麼不一樣?那時候我答不出來。  很多障礙文化的討論都會強調,障礙文化和族群文化不同。障礙文化並沒有家族、血緣、地區的傳統,障礙文化是建立在共同被壓迫的歷史。在談台灣障礙文化時,我們應該問:那台灣的障礙文化歷史是什麼? 我們必須承認書寫障礙歷史是困難的,因為障礙本身的多元性,以及障礙者向來很少得到發聲位置,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更應該開始積極累積台灣障礙者的歷史(參考一下邱大盺教授寫的臺南盲啞學校故事)。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現在許多的成果是站在巨人肩膀上而來的,今天我們看到的交通無障礙、教育權、工作權,是NGO、專業人員、家長們努力下的歷史累積,也才有這幾年蓬勃的障礙自我倡議,它是長期以來由包含障礙者與非障礙者等不同行動者,所共同累積的成果。此外,我們要開始累積障礙者自己的歷史,希望從每一個自我倡議者的故事裡,能夠看到台灣障礙者被壓迫的經驗。只有指認受壓迫的「我們」,才能認真理解集體的障礙者歷史。 障權會的劉爸在FB上問:總統對原住民道歉了,那是不是也要向障礙者道歉?我們真的也必須問:國家對障礙者的壓迫是什麼?   【總統對原住民道歉了,那是不是也要向障礙者道歉?】 資料來源:www.president.gov.tw/ 國外對障礙者的道歉,主要是針對強迫的機構化教養與人身自由權利的剝奪、對女性的絕育,那台灣對障礙者的壓迫是什麼?我想這必須累積不同的文件、材料、與個人經驗,才能有更明確的答案。而在歷史中漸漸消失的障礙類別,如痲瘋病患、小兒麻痺患者也是障礙歷史必須面對、思考的方向。從樂生療養院、盲人重建院的保存,我們必須說,我們的努力還不夠。障礙者的歷史不是從現在開始的,回頭看看歷史,我們才能梳理障礙與社會的關係,在歷史上的轉變與所處社會位置的挪移。  台灣障礙者的歷史是什麼樣貌,仍待大家慢慢累積,才能看到台灣障礙文化發展的獨特脈絡。我希望我們能一起慢慢找答案,如果不知道從何開始,也許可以從現在開始蒐集障礙者的故事、保存障礙的歷史文物、障礙者被歧視的經驗、障礙者意識覺醒的故事、障礙者集體抵抗的故事。從指認自我壓迫經驗,理解障礙作為一個群體所共同面對的壓迫,然後看見彼此壓迫經驗的差異。 ◎以社會模式抵抗個人模式與慈善霸權 台灣根深蒂固的「殘而不廢、自立自強,克服超越障礙」等觀念,都是障礙文化應該挑戰的對象。當我一開始接觸障礙者自立生活的文獻時,曾陷入困境。「依賴」別人的協助才能自主決定,這是自立嗎?Steve當時一句話解開了我們迷惑,他說自立(independent)其實一直是相互依賴的(interdependent)。社會模式的先驅Vic Finkelstein也指出,以權利(rights)為導向的運動目標,可能使得障礙政治保守化,變成個人議題,而忽略社會模式提出的社會結構性問題。  此外,除了要看到個人模式對於障礙運動可能的負面影響外,也必須反省慈善霸權對障礙者的控制(Hegemony of charity)。我們的社會還是強調以慈善、施捨的心態面對障礙者的身心差異,也習慣在國家略施小惠後就『解決』個別障礙者的倡議。從最近國家音樂廳改建的爭議,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的社會還是沒有將障礙視為多元化的一部分,也沒有在文化政策上實質地正視障礙者的身心差異。 社會有愛、社區友善、個人懷抱感恩的心都是好事,但是國家政策上,卻不應該用愛心、友善來模糊權利的訴求,將慈善、感恩當統治的工具。障礙文化要爭的是,國家肯認障礙者作為一個集體,和一般人有同樣的權利,而不是個別的慈善施捨。   ◎以溝通來凝聚團結意識 無庸置疑的,障礙者的倡議的核心是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沒有我們的參與,就不要替我們做決定)。然而,誰是我們?障礙研究認為,障礙應該被理解為人類的差異,而不是缺陷。我們要認真檢視,社會如何面對障礙作為一種差異,並做出通用設計與合理調整,此外,我們也要看到障礙者的差異。   【如果要建立障礙文化,不同障礙者之間就必須溝通、互相理解】 資料來源:da-gpl.co.za/ 不同障礙者的差異的是實存的。每個人,不論有沒有障礙,都有不同的溝通方式、理解方式、表達方式與互動方式。如果障礙文化是障礙者被壓迫經驗的累積,那我們要理解不同障礙者被壓迫的經驗。行動不便者的經驗跟智能障礙者、精神障礙者、視覺障礙者、聾人可能都不一樣,如果要建立障礙文化,那就不能沒有彼此的溝通、互相理解。從這幾年的幾次嘗試讓我們知道,溝通需要一些物質基礎。開會的環境有沒有無障礙?有沒有手語翻譯?有沒有易讀資訊?這些都是應該要處理的議題。 當然,障礙者不可能等物質基礎都齊備了才開始相互溝通。溝通的起點在溝通的意願以及願意聆聽他人的心。障礙者應該自問,是否對於其他不同障別的障礙者經驗感到好奇,而想去理解彼此之間的相同與差異。只有發自內心的意願,溝通才可能團結意識。有一次跟自立生活的君潔聊天,他說與其花時間與精力聽高官重複的「政策宣導』,不如試試讓障礙者彼此對話,即便是雞同鴨講也好。這個很好,這樣才能從個別的自我倡議變成集體的「我們」。 ◎強調正向經驗的障礙意識 … Continue reading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 , | 3 Comments

性腳本、性社會學與皮繩愉虐:追憶Gagnon

高穎超 /美國羅格斯大學社會學系 約翰‧蓋格農(John H. Gagnon,1931–2016)——開創「性腳本理論」(sexual scripts theory),奠定並影響「性社會學」(sociology of sexualities)領域近半世紀的美國社會學家,於2月11日逝於加州棕櫚泉家中,享壽84歲。 依據石溪大學統計,Gagnon畢生有至少473次學術期刊論文、書章、文章、書評、受邀演講,以及刊載在《紐約時報》、《今日美國》等大眾刊物上的發表,主題涵蓋社會學觀點的批判/性研究、犯罪學、家庭、藥物與菸酒、工人階級與大專青年,以及擬像和遊戲。Gagnon的學生兼摯友,英國性社會學界的扛霸子Ken Plummer(Essex大學社會系榮譽教授)在部落格貼出訃聞,細數他與Gagnon的相處與激盪,且將在期刊《Sexualities》撰文紀念。《紐約時報》將Gagnon譽為「扣連性(sexuality)與社會影響之人」,不過這略嫌隔靴搔癢。Gagnon生前服務三十年的石溪大學下的標比較到位:「重新定義性行為本質的社會學家」。 【Gagnon與筆者,攝於2013年美國社會學會年會,紐約。Amy Brainer攝影】 曾與Gagnon有一面之緣的我,想在《巷仔口》為他搭座棚架、辦場追思。本文簡介Gagnon社會學取向的「批判/性研究」,有何劃時代的理論創見。我以皮繩愉虐(BDSM)為例,說明如何運用「性腳本理論」分析與批判當代性文化,提示五種觀點來針貶Gagnon的貢獻及限制。最後,我將場景推進到與Gagnon相會,也可能是他最後一次公開出席學術會議的時刻。希望透過觀察美國學圈的發展,喚出有台灣味的「性社會學」。 ◎性,渴望社會:Gagnon的學思歷程 Gagnon於美國實用主義與符號互動論的重鎮芝加哥大學,取得學士(1955)與博士學位(1969),並在芝大結識他的學術夥伴William Simon。在Gagnon轉往東岸的石溪大學任教前,「金賽性、性別與生殖研究所」聘用Gagnon成為該所首位社會學家。稍後Simon也加入團隊,兩人展開長期合作關係(1960s-1980s),產量豐碩。 1973年,兩人出版集大成之作《性舉止:人類性相的社會根源》(Sexual Conduct: The Social Sources of Human Sexuality)。2005年二版,數度再刷,至今仍名列美國亞馬遜書店「性相」與「社會理論」類百大暢銷書。兩人合作發展的「性腳本理論」於1987年臻至成熟,成為研究性社會學與人類性相必讀的社會建構論代表作。 Gagnon與Simon與行為主義式科學的分道揚鑣,具體而微地顯現在他們援引Ernest W. Burgess的概念,將研究對象界定為「性舉止」(sexual conduct),而非性行為(sexual behavior)。 性舉止「是團體規定、評價制約下的行為。不同於單純能從外在觀察到的行為,〔性舉止〕是傳達出規範與評價的行為」。Gagnon與Simon一面批判1960年代相當盛行的結構功能學派,另一面承襲現象學與符號互動論者,如G. H. Mead、Howard Becker和高夫曼的劇場理論。Kenneth Burke認為,Gagnon與Simon建立在性舉止概念上而發展的性腳本理論,點出「所有慾望的隱喻特質」。 【《性舉止》至今仍為美國亞馬遜書店「性相」類與「社會理論」類百大暢銷書】 放眼1960年代,Gagnon與Simon所面對的學術傳統,是長期把「性」視為人與生俱來、內在於身體的自然成分,或放諸四海皆準的普遍化心理學類屬。當時極具影響力的佛洛依德式精神分析學派把性看作原欲或趨力,若不壓抑性便會造成混亂,故須加強社會規範以促成人類文明的發展。多數性學家則把從事同性戀、易服癖、施虐與受虐等性行為的人,醫療化為疾病分類,須經矯治才能讓這些「變態」變正常。不管當時或現今的基因論、演化心理學、社會生物學及部分反同忌性的宗教或家長團體,仍持守這種觀點。 Gagnon與Simon倆人四拳,奮力挑戰這種把性限縮在生物學、心理學範疇的觀點。在〈性發展的社會起源〉中,他們指出上述取徑預設了認識論和社會語言學前提,問題重重。一來,這類研究的資料取自成人口述自己幼年與兒童期的回憶。但回憶可能遺忘、刪改、扭曲,研究者如何驗證口述資料能真實反應其幼童經驗?從存在主義觀點而言,其實並非「過去」決定了「現在」。當人透過敘說重構自身的生命歷程,讓生命事件能整合進敘說者「當下的認同、角色、情境與語彙」時,「顯然是現在重塑了過去」。 再者,由於孩童缺乏足夠的語彙,無法充分言說自身的行為與慾望,就算研究者直接訪問孩童,資料品質依舊堪慮。這意味著,如果缺少帶有社會意涵的語言或符號介入,性行為不可能存在。好比一位幼童可能觸摸陽具或陰部,獲得愉悅,但這稱不上「性」。惟有等他/她學會了成人的符號系統,懂得這種行為叫做自慰,瞭解與自慰相關的知識和價值後,他/她才有可能進行成人理解下的自慰。 Jackson … Continue reading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 , | 1 Comment

城市的自在行走:狂亂與夢想

劉大和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讓人可以自在行走的城市,才是偉大的城市! 社會學從社會的現實觀察出發,我就講一個從小到大常有的感受,然後再加上一堆記憶中的現象。台灣是一個奇怪的地方,我們號稱有人情味,所以設立了騎樓,騎樓外面也常設有人行道,但在我的經驗裡,我常常走的地方是快車道。 【台灣的騎樓、人行道經常停滿機車,塞滿雜物,無法行走】 我得從騎樓不好走開始講起,請各位多一點耐心。 有時候騎樓被各種住家不要的東西佔滿了,有時候騎樓中的兩戶相鄰人家還會用難看的板子、盆子…等器具互相隔離起來。騎樓上有人做生意實在很平常,但也讓真正的行人無法通過,有些店家晚上打烊就用鐵鍊把桌椅等器具栓在騎樓上。我的學生曾經為了在一個店家的騎樓前停摩托車和店家爭吵,爭吵動機簡單,論述則顯得有趣,因為店家說這是他們的地,但我學生說這是公共空間,那到底是誰的空間? ◎好好走一直線路只能是一個夢想? 如果純然是私人空間,那我們每天都闖入別人的空間嗎?如果是公共空間,怎麼許多店家在騎樓都有許多自己的物品?我直覺而無法證實的社會學觀察是這樣的:這件事與我們潛在的生活觀念息息相關,因為我們在彼此的權利義務、界線上不清楚,它既是人情味的來源,也是我們侵入(占用)不是我們東西的來源。然而人情在對人、尤其是認識的人身上很好用,但在對無生命的公共空間上,則是令人搖頭,我們經常為求便利而佔用這些領域。 先不管法律怎麼規定,回到大眾常識,如果騎樓住家振振有辭的說騎樓就是它的地方,那到底我們應該怎麼說?不過,令我們更痛苦的是騎樓裡停了住家的車子,這些車子的尾巴可都是佔據著不折不扣公共空間的人行道上。有時候望著一群車子同時這樣做,就好像個個都是整齊的標兵,想像自己是綠巨人般的一步一步推倒後往前行。 觀察一下,除了車站附近或性質相近的地段,騎樓、人行道名符其實以外,許多地方的行人都夢想著,如果在一段路程中,你可以走一直線,就像汽車一樣,那真是美夢一件,想到年邁的老人家走在台灣的城市裡,那我們還能說甚麼?多走路多健康?地有不平,前有障礙,外有汽機車在疾駛,祝福你平安,一切順利?我們得承認,想要好好走一段路,不如在家用跑步機,不要想做個Benjamin說的「城市的漫遊者」,想學Baudelaire的城市波西米亞人風情?得先克服走路的那種不順感。 【如果連帶著小孩得媽媽、障礙者都無法行走的空間,這個城市如何偉大?】 資料來源:www.youtube.com/watch?v=me21C3EM_Vo 這件事我從小到大都是這樣,難免會告訴自己習慣就好。直到有一天開始,各級政府在倡導腳踏車運動,開始為騎腳踏車注入美好的幸福形象,為腳踏車找場地,用昂貴的經費和挪用有限的交通空間只求建立豪華的人行車專用道,甚至讓腳踏車騎士騎上人行道,不懂得尊重行人的騎士很多,總是老遠的叫行人讓開,終於讓我覺得火大了。 ◎腳踏車道重要性高於人行道? 先要聲明我這一代的許多人可是從小騎腳踏車長大的,我們騎腳踏車就跟現在的人騎摩托車一樣,日常、實用,很少有人有名牌腳踏車,腳踏車從來就不是炫耀自己的工具,而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你騎著它上學、買東西…。看著現在所謂的腳踏車休閒意象,裝配一大堆設備,父母與子女還要穿著同一套、同一系列的衣服。那些設備總共加起來沒有一萬元無法取得,看起來就像是中產階級的幸福樣態。但頓時卻讓我(不得不)覺得有點噁心。我得問自己怎麼啦?腳踏車明明是我一生重要的回憶。 跟各級政府提倡腳踏車的關注不同,我認為行人走得動、走得舒暢的城市才是好城市。如果腳踏車象徵著政治工程美好的生活樣態,那麼行人才是真正親近土地、空間的使用者,記得康德、貝多芬、西田幾多郎…這些在文化史上留下足跡的人,他們總是在步行中找到靈感、補充自己,現代的腳踏車專用道就像華麗的政治宣傳,但在人類的世界哩,只有某些步行的小徑才夠資格被稱為「哲學之道」。在一條可以思考的道路上行走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因為這代表著不疾不徐的步調,或說可以隨意變換的節奏,既可望著周遭景色欣賞一番,但也可同時反向追逐著內心理念的思考。不求趕路的走路,常會發現在角落的事物,或者激起一點在例行事務之外的想法。    我曾經向兩個地方政府倡議,先關注在城市行人道上,整理人行道讓它暢通,美化人行道讓它舒適一點,規劃行人路線,讓人可以在飯後隨興步行,順便欣賞城市中文化的點點滴滴,可以規劃某某古蹟路線、某某廟宇路線…重點是要鄰近居住地,隨手可得,隨時可行。我想至少讓人走一走,就是一種健康與幸福,而且只有步行才能細細體會這個過程中的種種,包括周遭的事物,我們可以說,走路是世界上最環保的活動。這個不是指少數的行人徒步區,或趕人去夜市這樣的區域裡面走,而是要超出(雖然也不反對)一般商業消費的設計邏輯。但這兩個地方政府對此都沒有反應。 【人行道上移動的機車,是對行人最大威脅的來源】  如果我們的政治人物都只看到國外的腳踏車,那斜視的眼光也該看看國外的人行道和行人,在巴黎,在中古的石板路上,兩旁用欄杆標示的人行道,可是嚴格禁止任何佔用。而在許多寬敞的人行道上,人們在此漫步,也有人在人行道側邊停留,不曉得是在思考或放空甚麼。有時候會看到露天咖啡座佔用了一點人行道,有時候會看到花店會把花也擺進這個空間。在我的經驗裡,只有美好的事物可以闖入貴重的人行道上,例如咖啡座、報攤、花店、文化海報柱、街頭藝人等少數外溢著美與人文的人事物。 人作為一個行人—不是腳踏車上的人、車上的人、地鐵上的人—才感覺表現了自己的風格、獨立的個體,也才融入了巴黎的城市文化之中。要產生知名的巴黎漫遊者這樣的概念,得先讓巴黎人有可以漫步的空間,也有美妙多變的店家櫥窗和各個人文角落的空間,暢意的人行的空間是這樣都市文化最基礎的必需品。或許你會說講巴黎太遠了,不管是指地理空間的意涵或是文化上的意義,但當我走在鄰近城市京都的「哲學之道」時,卻又感動莫名,哲學之道可說是小河邊以堤防為底的路徑而已,但豎立在其間的樹木和花草卻讓人感受到具有一種優雅的美麗,兩旁細緻的店家,各有表現的主題。若能常來行走,不知人生還能夠更好嗎?此時最怕的大概是背後傳來腳踏車叮叮噹噹教你讓路的鈴聲,就像某台灣腳踏車道一樣,政府設計一個讓人可以大欺小、腳踏車欺負行人的空間。 ◎讓人可以自在行走的幾個建議    所以,本文想倡議的概念主題是「讓人可以自在行走的才是偉大的城市」,但要講究政治落實的話,我的建議是這樣的:第一步是先讓市民拿回自己的權利,清空人行道上的障礙物,地方政府清楚地標示出人行道的邊界與路線。一開始會遇到阻攔,但這就跟當年反佔用車位的路霸行動一樣,只要有決心最後不但會成功,而且會成為一種社會共同的共識與文化。 【行人必須走在快車道的經驗,相信大家都有】 第二步是地方政府動手規劃多元多樣的步行漫遊路線,歡迎居民走出戶外去看看自己的城市,以歡迎旅遊者前來漫步賞析城市中重要的文化,人走累了就會想坐,人流汗了就會想喝飲料,人看(商品)喜歡了就會想買,人和人親身面對面,人情熱絡了就會懷念這裡。路途中不妨遵照前人可貴的精神設立茶亭,以解路過行人之渴—現在的人可能未曾享受過這種溫暖,但筆者在小的時候可是體驗過,在稻田耕種的婦人可是親切而不求回報的招呼。 第三步就是鼓勵城市居民把留在公共空間的器物做適度的簡化,我們有許多建物外牆,在牆面的上空或地面,總是有太多贅物,過期破舊的旗幟、不知該丟該留的破舊家具、纏繞得像線團的各種纜線…,若能簡化得讓空間的擺設沒有不合理的東西,這是最基本的要求,就能讓人視線不覺得凌亂起來。建築物就像是一個人的外表一樣,總得有基本的美感才能贏得別人的尊重。 ◎讓我們取消騎樓吧! 第四步是比較難的部分,取消騎樓[1],一方面因為騎樓功能與人行道重疊,二方面造成建物負重結構弱化,第三則是騎樓的美化不易,店面櫥窗限縮進去,不明顯,個人直覺這是造成台灣店家都需要有過大招牌的原因之一。過大招牌的原因之二乃在建物的外部太過單調難看,若我們到台灣知名的巴洛克老街就會發現,如果店家使用過大的招牌反會遮蔽美麗的建築,而失去吸引力。 取消騎樓,讓人行道與店家(門和櫥窗)清楚相鄰,個人認為這反而會讓街道景觀好看起來,不再顯得毫無章法。住家在多取得店面面積的過程中,可以做相對補償公共利益的行動[2]。許多台灣人都覺得台灣的街道景觀不好看,以前從招牌下手,但效果不大,也招致批評。取消騎樓讓城市的線條簡單一點,就能真正處理美的問題。 我期望經過這些年社會的醞釀,我們真的可以實現「讓人自在行走的城市」。 --- [1] 這個政治行政的技巧會比較複雜,原則上是依照每個路段住家的集體共識,一次能夠達到「整體效果」才做。 [2] 例如募集基金協助建造機車停車場。建造的方式很多,公務機關大概都知道了。或者說將部分地面劃歸人行道。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 , | 18 Comments

台灣障礙者的需求是什麼?從ICF談起

王國羽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    愒子:巷子口的社會學,當年開始時,企圖以大眾可以懂得的語言,用深入淺出的方式,討論社會學的概念與日常生活的觀察。最近幾期的文章,讓我感覺似乎又走回社會學家研究論文的路徑。學術性質取向文章,雖然介紹許多有趣且較少人研究的社會學題目,但是內容與寫作卻並不定會引起好奇與興趣,離常民經驗遠了些。 【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架構,在台灣經常被誤解,甚至誤用】 資料來源:www.lea-test.fi/en/assessme/imp_vis/images/big/2.jpg    本篇短文,我用過去幾年幾乎被誤用與誤解的「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架構」(以下稱ICF,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討論我們社會中的障礙者,究竟需要甚麼?這些需要如何確定?是否都要國家來滿足。請大家先思考一下底下的幾個例子。 ◎誰才是障礙者?    A例:2014年的選舉,是台灣近年來,讓大家跌破眼鏡與滿地找鏡片的結果。最有趣的當選人,應屬台北市長柯文哲先生。在他整個競選過程中,與當選之後,最為大家討論的是他異於一般政治人物的行為特質,也讓社會開始了解,原來亞斯伯格症(Woodbury-Smith & Volkmar, 2009)的人,有這麼多的不同樣貌與差異。一夕之間,社會大眾、家長、亞斯伯格症的朋友,都對未來充滿信心,也讓社會對這群朋友們,有了不同的看法與理解。同樣的診斷疾病類型,但是卻與社會的想像,差距非常大,主觀認知與客觀事實,柯市長都不在我們傳統上會去討論的【障礙】範圍內。那麼,相同疾病的不同差異,我們應該將界線畫在哪呢?    B例:一位病人拿著診斷證明書,希望能獲得延長時間在學校繼續就讀,診斷證明書寫著【雙極多元人格異常:鬱症】,行政人員不太了解這是甚麼狀況,該如何判斷?也不敢對學生直接說明問題,因為怕學生承受不了異樣的眼光與對待而發病。為何當社會知道所服務的對象有心理及精神疾病時,需要採取謹慎小心,不要刺激的方式對待他們,為何不能採取一般的方式,與他們互動呢?為何社會總是有形無形中,採取不同的方式,與特定疾病類型的朋友們互動呢?    C例:一位八十幾歲的老太太,告訴女兒她忘了哪天在拉肚子,因為她現在好了。實際上,她是在與女兒通電話的前晚拉肚子,她獨居,可以自己處理生活中所有的大小事,包括有空與子女們打麻將,但是她仍需要家服員,每周到家中協助家務處理。這位獨居的老太太,雖然年紀大,也有子女在身旁,可是她追求【自立生活、獨立自主】,企圖心與所有人相同,我們社會提供的協助,可以讓她自立自主生活,直到無法自己照顧自己為止。 【2013東京都巴士上,與94歲老太太對話。雙方不懂對方語言但仍熱烈互動。巴士裡還有幾位自認年輕的80幾歲乘客,將位置讓給此女士。社會中老人對自己的認知,永遠都是比較年輕】 以上的案例,每天都在我們四周發生,無論是事件中的當事人或旁人,大家的第一個印象是:這些人絕對不是消極、負面、悲傷的【障礙者】,他們大多數都可以自理生活,處理金錢、行政業務、做決定與採取各種行動。    這篇短文要討論的核心概念:【障礙者是誰?】,或【我是誰?】。第一個問題,西方國家在歷史上已經處理了將近五百年,第二個問題挑戰21世紀的我們對障礙者的認識與對自己的認識。 在福利國家的制度中,受益對象人口群體,最難也最具挑戰性的就是區分障礙者是誰,社會中那些人,是屬於可被制度接受或社會接受的障礙者呢?誰有那樣的能力可以畫下那條界線呢?為何需要這個界線呢?那麼畫完之後,是否在界線內的人口群,所有的需要都是國家的責任呢?上述幾個問題,構成障礙研究的主要核心範疇,東西方社會雖有極大的差異,但是在找尋恰當的方法,在連續性的身心狀態下,畫下界線,卻都面臨相同的挑戰。因為,那條人為界定的範圍,本身就不容易達成,同時我們身體與心理具有不可分割性,任何一個外部人為的定義,本身都是一個政治過程,而非單純的劃線問題。 ◎WHO通過的ICF,同時具有醫療與社會取向      ICF是WHO在2001年會中通過的健康分類定義的系統。 接著在2006年世界衛生組織同時通過一個附加的ICF-CY版本,這個是以發展期間的兒童與青少年為對象,在原有ICF內容與編碼系統下,加上適合的編碼數字以利評估兒童與青少年的障礙狀態(WHO, 2007)。在回答上述問題,就是社會如何發展出一套,在連續性的身心理狀態下,能區辨不同人的特殊性與不同狀態的工具,這個工具本身需要能達到兩個基本的分類學目的;周延與互斥。而ICF就是那樣一個工具。    ICF是世界衛生組織在1980年代開始開發的一套健康分類系統,就世界衛生組織的立場來說,開發與研究這套工具,是正當且恰當的做為,WHO最初始目的不是研究身心障礙概念與模型,也不是提出所謂的醫療模型或與社會模型對抗等等,它只是站在世界衛生組織的立場,推動疾病預防與治療的初衷而已。而疾病後果之一,是對身體、心理等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或損傷等狀態,這些狀態又會如何影響個人的生活、教育、就醫、社會參與等,這是這套系統最主要的研發理由。 就歷史角度,這套制度的發展,主要建構在疾病的後果對個人的影響,也具有強烈的醫療取向(Shakespeare, 2012)。那麼這段發展歷史與前面所說,各國政府在定義障礙人口的挑戰,有什麼關係呢?這套制度的發展,當時世界衛生組織是為了回答一個簡單的問題:究竟各國未來面對的障礙人口是多少?它對各國的醫療衛生體系會造成怎樣的影響?未來社會的疾病醫治概念,是否需要改變?由以往預防、醫療到復健或照顧呢? 這些問題都是當年促使世界衛生組織開發與討論障礙概念系統與測量工具的動機,不單純只是界定障礙概念而已。 … Continue reading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 , , , | 2 Comments

「路跑」的資本主義:台灣本地的初步觀察

張烽益 /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 跑步與路跑,是不同的。跑步有可能會是在封閉的田徑場當中,以正式競技規則的方式進行,也有可能只是個人隨意慢跑,跑步是一種強調個人肢體物理性動作的活動。但是路跑,通常意味著在開放的道路或山野,以各種不同任意性的自訂規則,所進行的一種集體性社會參與行為。  【台灣的路跑活動,逐漸走向資本主義化】 台灣全年路跑場次的爆增,網路報名的瘋狂秒殺,路跑商機的無限,這都是路跑資本主義化的結果。基本上,跑步這件事情,被商業化、市場化與資本主義化,雖然有部分學者認為,商業主義剝奪了運動的本質,削弱原本注重的社區與休閒性質,但是也有學者認為商業化是運動發展成一個產業的重要驅動力,會促進國家經濟發展[2]。  ◎從個人身體物理動作到集體性社會行為 筆者認為,路跑的資本主義或許會被銅臭味汙染其單純的運動本質,但如果控制得宜,卻也可能是萌生路跑運動普及化的新契機。商業競爭機制的引進,也可能導入運動管理專業化,強調顧客需求導向可能會吸引更多人投入運動,讓運動更加普及化,而這些正是過去長期以來,台灣路跑運動發展所欠缺的要素。 路跑資本主義化,改變了路跑的刻板印象,透過商業逐利模式的驅動,豐富了其面貌,吸引了新的潛在年青跑者,達到前所未有的參與人潮,使得「跑」不再僅僅是個人身體的物理性動作,而是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市場焦點,一個價格與利潤的計算標的。 路跑如何從一個單純個人身體的鍛鍊,逐步推向一個產業、一種生意、一種從中賺錢的資本主義化過程,嚴格來說是在最近這五年才突然大爆發的。筆者有幸親身參與並見證了這段發展史,本文將以第一手的觀察與統計資料,來初步探知這段歷程,並嘗試挖掘出其發展的社會脈絡。 ◎民間慢跑俱樂部的聯誼健身時期 筆者在2003年開始,為了與中年危機對抗,開始了以一雙跑鞋就能進行的最省錢運動—-路跑。為了督促自己的可能怠惰,因此就報名參加了大台北地區的各式路跑賽,透過報名來砥礪外控自己平日可能疏於練習的惰性,後陸續在2004年完成首場半馬、2005完成全馬。  【筆者為了對抗中年危機,開始透過參加路跑來督促自己】 當時的路跑環境,比較起今日報名網路秒殺盛況,只能說處於一種高度單純跑步、非商業性的質樸狀態,大規模全馬賽事一年只有兩三場,其餘就是一些由各地長跑俱樂部自行辦理的中小型路跑賽,甚至也有少數的全馬賽事。 這些散落在台灣各地的長跑俱樂部,有些是架構在當地體育會之下,有些則是自發性組成,例如早在1963年就成立的北大長跑協會、1990年代左右陸續成立的永和、艋舺、土城等慢跑俱樂部、1992年成立的鳳山慢跑協會以及1995年的台中大腳丫長跑協會等等。這些俱樂部性質的團體,每日清晨或假日都有跑友在固定的場所團練,參與者大多以中高齡為主,其運作類似早覺會或山友隊的休閒、志工聯誼性質,以個人健身為目的。不過在最近台灣興起路跑熱之後,某些組織有轉型為專業路跑承辦單位的趨勢。 以本人居住的台北市為例,當時大多是台北市政府與路跑協會在各行政區舉行,大抵是數百人規模的路跑賽。參加者就自行到圓山中山足球場的路跑協會報名並現場繳費兩百元,然後賽前再來一次去領取號碼牌,整個過程沒有擁擠的人潮,一切以手工作業,沒有網路這回事。 到了路跑賽現場,俱樂部的成員都齊聚一角熱身寒喧,起跑點旁還可以看到一些賣跑鞋等相關跑步用品的小攤,主辦單位也不會驅趕,大家都相安無事,相互尊重,跑者也都會親切前往交談選購。而路跑賽現場,沒有晶片計時,而是以抵達終點領取名次卡,然後現場以點陣列表機列印成績,將長條的紙捲,張貼於公布欄,由跑者自行依照名次卡上的號碼,去對照成績。這是一個沒有宣傳花招、單純,甚至有點簡陋的路跑時期,那是一個單純跑步的時代。 ◎國家政治力動員的開始 國家為何要涉入運動,運動政治學者Barrie Houlihan認為有五種可能面向:一、早期為了維繫特定階級特權(例如狩獵)或基於宗教因素禁止某些殘暴運動。二、對國民健康與公共衛生有益。三、運動做為社會整合的工具,防止階級衝突擴大。四、做為軍事準備的工具。五、運動員的表現與國家在國際間聲望逐漸相關。六、促進經濟發展,使衰敗中的都市區域復活起來[3]。 那台灣呢?筆者認為與台灣民主化所帶來的激烈選舉競爭有關。過去的馬市長,現在的馬總統,就是一個最成功的案例。長期喜愛跑步的馬英九,在僅有行政經歷,毫無選舉經驗之下,靠著小馬哥的清新健康形象於1999年一舉當選台北市長,之後更於2008年當選總統。運動所帶來的選民良好印象與政治邊際效益,馬英九發揮到了極致。 台北市在馬英九擔任市長之後,為了推動市民的運動風氣,開始大力推動了一區一運動中心計畫。2003年,台灣第一座由政府興建的運動中心在中山區完工營運,台北市各區持續興建,2010年台北市第十二座文山運動中心完工,平均每座造價五億元,民眾使用費單次一百元,比起私人健身中心相對平價。根據北市府的統計,每中心每天平均有兩千六百人次使用。一河之隔的新北市,也起而效法,將規劃興建十四座運動中心,2012年底首座新莊運動中心開始營運,截至2014年底為止,已經有六座開始營運。  【國家在路跑風氣成形後,開始介入,例如大量興建運動中心】 資料來源:https://wssc.cyc.org.tw/IISystem/Portal/wssc/ 運動帶來身體健康,讓市民直接感受幸福感的有感政治學,市民的滿意度非常高,直接反映在各縣市排名評比當中之中。馬市長第二任任期的2003年開始,台北市政府在既符合市長清新形象又讓市民感受幸福的運動政治潮流下,在各行政區開始密集地主辦小規模的路跑賽,這是小馬哥邁向總統之路的開始。小馬哥透過路跑賽與市民面對面親密接觸,確立了小馬哥清新健康的形象,後來並成功進軍總統大位。而筆者幾度與馬市長並肩路跑,並與其握手,剛好恭逢其時,趕上這股台灣第一波由政治力發動的路跑潮。 這是一股由上而下,國家政治能量介入啟動的路跑潮,市政府藉此拉近了已經長久存在的民間長跑俱樂部社團,成功藉由路跑為媒介進行政治動員,在台北市各行政區密集地舉辦各區的小規模10K路跑賽,藉此拉攏各區慢跑俱樂部與地區民間社團,這種路跑賽的密度隨著小馬哥要參選2008總統大選的日子的接近而逐漸提高。 後來小馬哥成了馬總統,筆者記得他2008年5月就任總統之後,在七八月間還曾經參加過一次由市政府出發的10K路跑賽,結果筆者親眼目睹,起跑後在仁愛路的數千名擁擠的跑者人群中,馬總統被周圍起碼三十位特勤人員包圍,形成「籠中馬」而動彈不得的慘況,不過,那應該是馬總統最後一次親自參加大型路跑。但是,馬市長開啟的以政治力動員的路跑風潮,已經為下一波真正的路跑狂潮,打下群眾基礎與動員模式。 ◎政治力+商業力的路跑資本主義爆發期 根據台灣最資深的「跑者廣場」網站的統計,2005年每年台灣僅辦理42場路跑賽,2008年首度突破一百場然後逐年提高,2011年開始成長到約150場,到了2014年已經成長到448場。如此多的路跑場次,主版單位大體上可分為四類:一、民間公益團體,藉由路跑倡導公益活動。二、運動或商業品牌商,行銷自有品牌。三、各地鄉鎮公所或縣市政府,為了促進地方繁榮或政策宣導。四、直轄市政府,為了都市行銷,辦理之大型國際馬拉松年度賽事。而這些不同類型的主辦單位,大都委託中華民國路跑協會、地區性長跑俱樂部民間團體或運動公關行銷公司等單位辦理賽事。 圖一、近年路跑活動舉辦場數 資料來源:跑者廣場全國賽事統計(http://www.taipeimarathon.org.tw/contestnew.aspx) 由於台北市長小馬哥的成功經驗,各地方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公所開始紛紛仿效,政治資源的引進,讓承辦活動團體有了龐大商機,從各地舊有的慢跑俱樂部、經驗最豐富的中華民國路跑協會,到雨後春筍紛紛新成立的運動行銷公關公司,紛紛投入這個龐大的商機當中。另外,光是委託辦理網路報名,賺取手續費,也都能成為一種新商機[4],各種更多元的網路、超商等報名機制的出現,也讓跑者對於參與路跑賽的可親近性大幅提高。 國家機器的動員,導因於台灣政治競爭的激烈,各階層民選首長面臨定期改選的民意考驗,被要求政績表現,被要求媒體曝光,因此如何「被看見」就成了政治力驅動路跑的動力來源。而大型路跑賽,使用既定馬路,可說幾乎不須新增成本,僅有封路與維持交管的成本,比起辦理大型博覽會或展覽等吸引大量人潮的可見行政績而言,辦理路跑簡直是簡易低廉太多,而且舉辦成功,還可額外收取廠商冠名的贊助費用。 因此當首長在數萬名跑者的眼珠注目之下,致詞鳴槍起跑,成績不重要,人潮才重要,因為人潮的效應,帶來眼珠,自然引發廣告商機,因此,如何衝高單位時間與空間之內的最高人數,這種群眾經濟學的盤算,就引發贊助廠商的下場競逐利潤。算人頭的報名費三級跳,逐步提高到超過千元,這是最直接的反應,但是即使如此依然報名秒殺,瞬間額滿。各種精美的贈品,開始精品化,以吸引跑者報名,到後來甚至是為贈品而跑的反客為主的商業消費操作。 根據圖二,從歷年台北國際馬拉松當中,於大會規定時限內完成半馬與全馬的跑者人數來看,2005年僅有5915人,但是到了2009首度突破一萬人達到10475人,2013年更突破兩萬人,達到20176人。以台北國際馬拉松為例,如果再加上9公里競賽組,以及3公里的現場報名趣味組,2014年的台北國際馬拉松,號稱現場超過十萬人的盛況。這一個在一定時間、有限空間內群聚十萬人的潛在經濟規模產值,所帶動的運動相周邊產品的商機效應,絕對是主辦單位向各廠商收取廣告贊助費用的最有利籌碼。 圖二、歷年台北國際馬拉松半馬全馬完賽人數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路跑協會 註:台北馬拉松大會規定時限,半馬為三小時,全馬為五小時三十分。 根據業者的推估,台灣路跑人口約有40萬人,以每年投入衣鞋等裝備再加上參加路跑賽的費用,等於估計每年消費15萬元,等於一年有600億商機。[5]「中華路跑協會祕書長陳華恆也表示,其實彩色路跑和殭屍路跑在國外早就行之有年,反而台灣在最近幾年才搭上這股風潮,原因可能是因為許多廣告公司或行銷公司,發現台灣路跑活動逐漸盛行,嗅到背後商機,便利用大眾喜愛追求流行與新奇事物的心理,經由各式宣傳讓這些有創意的路跑活動變得盛行。[6]」 ◎國家力量的再規範(re-regulation) 當這個以國家資源為底盤,以市場商業邏輯為動力的全民瘋路跑的列車,高速前進之際,國家主體,開始感受到這個路跑資本主義過度發展,所引發的外部成本,必須由整體社會承擔,但民間業者廠商卻從中牟利的社會不公平現象。 … Continue reading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 | 5 Comments

女人的貞潔,男人的政治:性別意識與名人道德

田晶瑩 /澳洲國立大學亞洲研究學院 島國前進發起人陳為廷在宣佈參與苗栗立委補選後,為避免被對手挖出過往而選擇自爆「襲胸事件」,引發外界評價兩極。而後又有女性在網路指控遭其襲胸,並留下陳的建中學生證;後續因事情愈演愈烈,陳宣佈退出2015年苗栗縣立委補選。 【陳為廷事件,讓許多其他事情減少曝光】 從這件事情滿城風雨的程度,大家已經恐怕已經無心了解銀行聯貸和台灣農地休耕、中國農民登台等事,但就此事而言,有不少人(通常是男性)為陳為廷發聲,認為他只是犯了小錯誤,甚而以為這是「私領域」的事,與他能否成為政治人物為民服務無關;當然也有不少女性在網路上提及自身被其他異性騷擾/侵犯的經驗,表達這樣的事件會對受害者造成多大的傷痛,她們經常感到噁心想哭,覺得自此帶著不潔的陰影;更多的是酸民們的網路霸凌,叫蔡英文去讓人摸一把,或是指女網友提出的學生證並不能作為證據,她應該留下真正有力的證據云云。從大家對這件事的反應突顯了我們經常犯下的繆思。 ◎性/別意識與女人的貞潔性 首先,吳育昇上薇閣是私領域、劉喬安援交是私領域,但性騷擾絕不是私領域的事,並且是犯罪。性騷擾這件事本身就帶著強/弱的權力關係—通常是上對下/男對女,而在此次的事件中還要加上陳為廷擁有發言陳述的權力而受害的女性沒有。男性多半以為性騷擾事件等同於吃吃豆腐、或是錯估形勢的性邀約,包含言語上的或是行為上的;然而女性所感受到的則是身體/主體性被侵害。何以存在這麼大的差別?我們的社會不斷強調性別意識:男人應該是主宰的、性活躍的,而女人則應該是順從的、性被動的。這樣的性別秩序下,男性作為父權社會中的受益者,經常忽略/合理化其自身帶有的性別權力,呈現在物化女性、認為女人需要男人保護/管束、覺得男人天生性衝動等;而性騷擾女性的過程其實是就正是對女性霸權的展現。 【在台灣社會裡從來都只有女人需要守貞】 資料來源:http://www.citylove.org.tw/web/2014test/chapter06/1043-603.html 在台灣社會(以及幾乎全部的父權社會)裡從來都只有女人需要守貞,對於不貞的女性古代處以浸豬籠或其他私刑,而守貞者則給予貞節牌坊來表揚。雖然浸豬籠與貞節牌坊在現今社會已不復見,但這樣的父權意識卻依舊存在。為什麼男人會覺得摸女人一把是「賺到」,而女人被摸一把則是「吃虧、不潔」?為什麼女人的身體會被「弄髒」?我們為誰而守貞?「守貞」的思想原就是父權社會為女性所設計的,要妳好好的保護妳的性/身體,因為它是屬於一個男人的。君不見男人把女人當征服的對象,而女人的貞潔卻是易毀的、女人的性則是羞恥的。很多女性在購買內衣的過程中,分明拒絕了還是被女店員衝入更衣室「幫忙喬奶」被摸了好幾把,但我們並不會因此而感到不潔,只會生氣對方不尊重我;然而當受到男性的性騷擾時,首先是其背後的權力關係令當事人受到壓迫而感到恐懼。接著父權思想教育女人的是,如果有男人碰了妳,妳就髒了,正是這樣的邏輯讓受到性騷擾的女性覺得「噁心想哭,覺得自此帶著不潔的陰影」。在其主體性受到侵犯後,再受到二度傷害。父權社會對女性的規訓讓女性在受到騷擾後產生「不潔」的恐懼以及自我質疑,讓受害女性不敢站出來,或是讓受害女性的家人不願讓她站出來。因此,唯有我們認真去了解性別意識與父權思想,改變現在的性別秩序後,才有可能杜絕這樣的性別權力壓迫。  ◎政治人物/名人的道德標準? 另外有不少人提到,像陳為廷這樣有道德瑕疵的人不應該當立委,因為他會為社會帶來不良示範。也有人因此質疑太陽花學運的整體價值,或認為學運人士應盡速與陳為廷作出切割,以免損及學運名譽。然而這樣反應背後的邏輯是什麼?太陽花學運從來不是由一群「神人」所創造,而是社會中的每一分子,在那個時刻有著相同的理念—反對黑箱服貿—而走上街頭,他們來自不同的背景,支持不同的政黨,學運代表的就是這個社會的縮影,甚至連太陽花也是後來才被按上的名稱;更別說太陽花女王、學運領袖等封號,不都是由媒體添加的嗎?那麼為什麼劉喬安,或是今天的陳為廷,不應也不能有道德瑕疵?不論是學運的哪一員,或是任何的名人都只是個「人」,然而他們在被媒體與社會大眾「神化/英雄化」之後,我們就再也容不下他們的一點缺陷。相對地,那些未被神化/英雄化的人物,例如犯下性侵罪的李宗瑞或馮滬祥,卻不見有人大力討伐,更難見到的是為該些案件受害者出聲的人。 【公眾利益的討論,在台灣似乎相當缺乏】  facebook.com/nagee.tw/photos/a.10151409298917312.1073741829.353390642311/10152098269327312/?type=1 尤其在李宗瑞的案子中,更多人檢討的是受害者為何要去夜店、是否衣著曝露、為何接受男性的搭訕而導致被下藥迷姦。如前段所述,在我們的父權社會中多數人認為是女人妳要好好的保護自己的貞潔性,檢討受害者的行為無異是再度強化父權意識而把受害者更進一步推入深淵。而在被「神化/英雄化」的人身上,我們卻要求他/她是個完人,當他不再完美之時,則像中世紀獵殺女巫一般,把高中的文章挖出來、對受害者人肉搜尋、找出當年的警察與司機進行訪問,再補上如果妳/你的女性家人是受害者,妳/你的感受是如何。如果陳為廷只是個無名小卒,還有多少人在意他犯的錯以及受害女性的感受?聖經中有一個故事說:「一日有一名犯人[1]被捉到,眾人正對著她丟石頭,耶穌到來後對眾人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他。』於是從老人到小孩,一個個地把手中的石頭放下了。」我並不是說名人或政治人物的道德不該接受檢驗,而是我們不該把自己置於道德高地、透過砰擊犯錯的人才得以異化/區別我們與犯錯者有所不同。 【台灣對待不同人的標準,似乎不太一樣】 資料來源:http://review-fumao.logdown.com/ ◎不應是「對錯」「黑白」「藍綠」的二元對立 「竊鉤者誅,竊國者侯」正是台灣社會雙重標準的寫照,而且我們都可能是共犯。每個人都可能犯罪,差別在於認錯並悔改,從此不再犯,還是振振有詞地為自己找理由,甚至利用自己的權力位置去壓迫受害者。 最後,我知道很多人還在等我說出一個「對」或「錯」,然後他們才能對此下批評。就好像不是藍就是綠,不是黑就是白的二元對立,你總要選一邊站。但這個世界從來沒有這麼簡單,不信來好好的讀一讀社會學。 ----- [1] 原文為行淫的婦人,但本文意不在傳教、更不願再加深性別意識,以及通姦是否是罪亦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因而以犯人取代。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 , | 1 Comment

創傷之後:增進性騷擾的公共理解

范雲 /台灣大學社會系 男人和女人活在不一樣的世界裡。為什麼許多男人覺得性騷擾這件事情可以被輕輕放下,但是,許多女人覺得這件事情不能被輕易原諒呢? 不少男人聽到性騷擾,會誤以為是自己也經歷過的失敗性邀約,有人甚至會宣稱,這是每個人年少都有過的荒唐事;相比之下,女人聽到性騷擾,往往義憤填膺。因為,她們中的多數,會想起自己經歷過的那些難以啟齒的不舒服與不被尊重。對某些女性來說,甚至是難以回首的創傷經驗。 【女性被騷擾的經驗,經常無法與人言說】 資料來源:streetharassment.files.wordpress.com/2009/04/boston-anti-grope-campaign-sign-2.jpg?w=300 ◎性騷擾是公共議題 性騷擾不應該被當成失敗的性邀約。情感追求,或性的邀約,是兩個平等的個人之間的互動。你情我願,有一段探索與回應的過程。相反地,性騷擾展現的,是對他人感受的忽略與不尊重。因此,性騷擾是一種關係的強迫,它展現一種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及其濫用。它是一方對另一方的攻擊,而不是嘗試吸引。 由於性騷擾內涵了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因此,比較常發生在上司對職員,老師對學生,長者對年幼者,男性對女性。性騷擾經常被視為是對女性的歧視,一個越不尊重女性的社會,越有可能發生對女性的性騷擾。對女性而言,性騷擾造成了對其身體以及尊嚴的侵犯,它不是私德議題,是公共議題。 為什麼性騷擾是公共議題呢?被騷擾者除了在當下,被迫經歷她或他不想要有的身體接觸,或帶有性意味的口語內容外,在事情發生之後,還有可能會感受到創傷、沮喪、焦慮、孤立以及不斷地自責。這個社會常會明示或暗示女性,一定是因為妳的穿著言行的不恰當,才會招惹別人的侵犯。有時候,經歷性騷擾,甚至會影響受害者與其伴侶的親密關係。 性騷擾是公共議題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其所造成的外溢效果。性騷擾的發生,會持續形成對女性產生壓力的不友善環境。無論是公車上的性騷擾,或是職場上的性騷擾,都使得被騷擾的弱勢者,必須承擔更多的身心壓力。公司、社會組織或是任何一個社群中,一旦出現了性騷擾事件,特別是當騷擾者是該群體中較有權力的人時,往往會使得當事人,以及潛在的被騷擾群體,無法有平等發展自我與生涯的機會。 【在職場被騷擾的女性,必須承擔龐大的身心壓力】 資料來源:files.coloribus.com/files/adsarchive/part_630/6307055/file/sexual-harassment-awareness-gagged-small-30863.jpg 在婦女運動十多年的努力下,台灣社會在面對性騷擾上,已經有了法律與政策,得以讓受害者求助。也許是性別教育的成長,也有越來越多的女性以行動保護自己,懲處加害人。女性不再是無助的弱勢者,她可以長出力量,成為行動的主體。當然,在多數的情況下,受害女性經常無法在第一時間點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她們在處境與行動上的艱難,也常常無法被整個社會理解。 可惜的是,到目前為止,我們太少聽到這樣的聲音,我們的社會真的需要聽到更多的受害者為何無法行動,以及為何能夠行動的真實故事。 ◎男性對於性騷擾的反省,不應集體缺席 然而,直到現在,關於如何可能協助加害者,還是缺乏討論與理解。國外不少研究提出,加害者根據情節輕重,需要接受性別教育、認知治療(找出認知上 的原因)、心理治療、同理心練習、再犯預防、行為治療,以及協助其建立一個能夠督導與避免其再犯的負責性計畫。比較複雜的是性騷擾的累犯,可能有強迫症問題,非常需要特殊的專業協助。 性騷擾並不可怕,可怕的其實是我們看待性騷擾的態度。如果我們願意認真地對待,性騷擾的行為其實可以被避免;然而,一個團體或社會,如果將性騷擾當成不重要的輕微事,它不僅會進一步造成所有受害者的二度傷害,更嚴重的是,可能造成整個社群內部的分裂或價值危機。如果陳為廷事件對我們有任何的省思,那就是,我們需要增進整個社會,包括「進步社群」(如果有的話),以及社會學教育,對性騷擾的理解與認識。 【透過陳為廷性騷擾事件,讓整個社會可以反省台灣的性別權力關係到底如何】 資料源:http://m.watchinese.com/sites/www.watchinese.com/files/imagecache/article_MainPhoto/photos/2014/05/20140520%20%E7%9C%8B%E5%AD%B8%E9%81%8B%E3%80%8B%E6%80%8E%E9%BA%BC%E7%9C%8B%E9%99%B3%E7%82%BA%E5%BB%B7%EF%BC%9F-%E5%AE%98%E7%B6%B2.jpg/ 陳為廷參選引爆的性騷擾爭議現象,像是個女版的洪仲丘事件。軍中的虐待,是每一個男性成長過程都經歷或至少聽聞的事件。透過媒體的大量報導,洪案引爆了台灣男性要求改變的集體憤怒。多數不曾當兵,未來也非常可能不會當兵的女性姊妹們,在洪仲丘運動中,也發揮了龐大的支持力量。遺憾的是,在這個因為政治明星所意外喚起的女性集體傷痛中,我們很少聽到男性的同理與積極行動;甚至有不少意見領袖,不斷地辯護。這個男性缺席的集體現象,值得我們省思。 ◎持續白絲帶運動,終結男對女的暴力 我們的社會,或許需要新一波白絲帶運動,讓男性一起參與教育男性的性別教育。我們需要父權結構中的優勢者男性,參與性別教育,並以積極的行動終結男性對女性的暴力。許多社會與部落沒有家暴、沒有性侵,也沒有性騷擾。這些經驗讓我們理解,生理男性不是天性就比較可能施暴或濫用權力,這是學習而得的。白絲帶運動,讓男性可以脫離罪惡感,可以不再成為父權社會的幫兇。請所有認同的男性,就從勇於對抗日常生活中,你的男性同儕口中貶抑女性的語言與態度開始。 【持續白絲帶運動,讓台灣男性積極參與改變不平等的性別關係】 資料來源:gender.psc.ntu.edu.tw/Admin/Web/Files/PUB_Cover/white.jpg 社會學不斷地教育我們,要能連結個人困擾與公共議題的關係。如何真正尊重與愛惜每一個人,包括受害者,以及加害者,是創傷之後的公共議題,如何從根本上,反思性騷擾的結構性原因,則是每一個社會學工作者都不能迴避的基本課題。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 | 5 Comments

你嘛用心洗:美髮沙龍裏的身體工作

陳美華 /中山大學社會系 在講究時尚、造型的年代,剪個有型有款的髮型幾乎已經是現代人日常生活中再平凡不過的一環。同時,各種「要懂得對自己好」、「活出自我」的召喚也使得上美髮沙龍洗個頭放鬆一下心情、調整一下生活步調的行為成為普遍認可的小確幸,而非貴婦專屬的炫耀性消費。或許正因為洗頭、剪髮是個垂手可得、平凡無奇的服務,而鮮少吸引社會學者的關注。這篇文章就是以「洗頭」這個平凡、便宜的服務項目為分析焦點,討論美髮沙龍這個美麗產業背後所隱藏的身體工作。 ◎誰來做身體工作?從時尚美容到大體殯葬 我開始留意到美髮業主要起自於五年前某個冬日午后,我在台中一家全國知名的美髮連鎖店的親身「體」驗。一走進店裏,盛行於台式服務業的招呼語「歡迎光臨~」此起彼落的聲音,響遍整個店。 一位穿著時髦,頭上頂著當時最流行髮型的年輕美髮助理就帶著甜美的笑容過來招呼我,帶我坐下,問清楚我要剪髮之後,接著就輕輕抓起我的右手開始幫我按摩。但是,我的手臂完全感受不到被按摩的舒適與放鬆感,反而覺得像被菜瓜布刷過一樣。不用看,都感覺得到她雙手像是爬滿了魚鱗。我忍耐的等著她做完整個按摩,再幫我洗頭。這家店的規定至少按3-5分鐘,洗5-8分鐘,我們因而有足夠的時間閒聊。 她是九月才入學的高一美髮班新生,家住彰化二水。就跟大多數的美髮建教生一樣,她家裏並不富裕,希望「學一技之長,至少可以養活自己」。這是她開始美髮生涯的第二個月,但每天洗頭而且不能戴手套的關係,雙手都受傷。她也去看了醫生,但醫生說解決方法其實只有一個:改行別做了。夢想著「學一技之長」才來到台中,怎麼可能退縮?她選擇繼續工作,「死馬當活醫」。 這樣的故事在美髮界並不是什麼新鮮事。我日後訪問的美髮助理、(高檔髮型名店)設計師、店長、年收入千萬以上的知名連鎖店一級主管都說過,這類洗頭洗到「流血」、「手裂掉」、「靱帶受傷」,甚至「洗到泡泡都變成紅色,還說是客人頭髮掉色」的經驗,非常普遍。有趣的是,每個設計師的手都保養得相當的好。洗頭助理和設計師的雙手之間的反差,反映的是美麗產業中誰在執行身體工作(body work)的低階苦差事。 【洗頭助理和設計師的雙手反差,反映了誰在做身體工作的苦差事】 資料來源:news.tvbs.com.tw/static/forum_attachment/img/200712/04/sunkiss-20071204073303.jpg 英國女性主義社會學家Carol Wolkwitz (2002) 以身體工作(body work)一詞來概念化那些以服務他/她人的身體作為勞動對象的工作。這類以服務他/她人身體──使其舒適、美化、強壯、健康、獲得快感,甚至藉由不斷操練而習得某些技藝──的身體工作,涵蓋的範圍從一般被視為3D (dirty骯髒的、dangerous危險的、demeaning貶抑的) 的照護產業、維持健康所必需的醫療專業、各種打造身體以完成自我籌劃工程的身體雕塑產業、各式休閒運動產業,迄至提供性快感的性產業都是身體工作的範疇。身體工作因而廣泛的涵蓋了最美、最香、最時尚的美容美髮、美體塑身產業,也包括光譜另一端那些最髒、最臭、最過時的把屎把尿的照顧產業,甚至是處理大體的殯葬業。 後繼的研究也指出,身體工作是高度性別化、族群化的,(有色族裔或移民)女性是主要的從業者。同時,在這些和客人的身體接觸程度不一的工作中,越是涉及直接處理身體體液、排泄物、嘔吐物的工作(如奶媽、幼教、看護、護士、性工作),女性集中的現象越趨明顯,也越容易淪為「骯髒工作」。身體工作者的專業往往也就建立在能夠無視於這令人作嘔的氣味、噁心的體液,或那些不願配合、無法配合或者難以親近的身體而順利的執行她/他的工作。此外,因為勞動對象是活活生的人體,因而,工作者在執行勞務的過程中常常被期待(有時也真的)提供適度的關愛(care)與温情。情緒勞動在此間所扮演的角色早已為學者所指認,晚近有些學者[1]則以親密勞動(intimate labor)一詞來指涉這類工作在工作者和客戶間大量的親密互動。 【台灣的洗髮方式,出名到東洋去了】 美髮業中,修(腳)指甲、修腳皮的師傅是直接接觸客人身上壞死的皮膚與髒污的工作者,但多數美髮沙龍已逐漸不提供這類服務。洗頭成為美髮沙龍中,客人與工作者身體接觸最頻繁的一環,而美髮職業階梯中最底層的洗頭助理成為最主要的身體工作者﹣﹣她/他們提供洗頭服務之外,還必須依各店家規定幫客人按摩肩頸,(通常約在3到5分鐘之間),有些還得搥背,最後再負責清掃剪落一地的頭髮,以便讓沙龍隨時保持在光鮮亮麗的狀態[2]。因而,從助理開始按摩、洗頭、沖水,再交由吹風手吹整至乾爽的過程有時超過30分鐘。不乏消費者在按得很放鬆、洗得很舒服之餘,幾乎在躺洗的臥椅上睡著。這也是不少消費者把上美髮院洗頭視為放鬆、享受的原因,甚至日本觀光客的旅台行程還特別安排到美髮沙龍「體」驗「台式」洗頭的享受。 ◎洗頭是要用感情的! 但是,台灣大街小巷,三五步就有一家美髮沙龍,晚近百元快剪店林立的激烈競爭下,和國外相比堪稱豪華的洗頭服務,收費卻極其低廉。全國性大型連鎖掛出「洗頭150、剪髮200」的廣告,隔一條街,高雄在地知名連鎖打出「洗頭99、洗+剪288」搶市。激烈的競爭下,洗頭已不單單只是去污、止癢、回復頭皮清潔,或是Seddo做造型的工作,而是環繞著洗頭這個服務項目上進行各種身體工作的繁複演繹:有的在客戶躺在躺椅上時,會細心地在客人雙膝上蓋上防寒小毯,有的在額頭上貼便利貼大小的吸油紙以防客人的臉被水噴濺到,有的甚至提供「洗眼睛」的服務,先以温水清洗雙眼,再用温熱的毛巾熱敷雙眼眼,有的用精油進行頭皮按摩,有的乾脆大幅擴張上半身按摩的範圍與時間﹣﹣目的都在於充份的取悅客戶,滿足消費端「體」驗小確幸的念頭。 【細心的洗頭服務,會在臉部放上紙,以防止噴到水】 資料來源:link.photo.pchome.com.tw/s08/emily13isme/27/132681935356/ 問題是,當我們「體」驗洗頭的享受時,洗頭助理的工作「體」驗又是什麼? 幾乎所有的美髮從業者都會同意,洗頭是最基本的,但要做得好並不容易。事實上,即便洗頭助理經過無數次的假人頭練習,但因為頭型、真假髮質地上的差異,面對真人頭時往往也很難拿揑客人的感受。於是,助理經常互相把對方的頭、肩頸當成練習洗頭、按摩的原始材料,有時設計師得貢獻自己的頭來洗,以便瞭解助理的洗頭功夫。洗頭難,但究竟「難」在哪裏,很多受訪者又無法說得很清楚。國中畢業開始當學徒,50歲就成為知名連鎖店一級經理人的老師傅認為,關鍵是「指腹要用力、指甲要硬,刷、刷、刷,這樣她才會爽」、40多歲有2家店的店長則認為「重點洗,客人有感覺就可以」,但這些對多數無法「體」會的初學者而言,似乎只能以「一直練」、「洗久就會了」、「有些客人就是很難搞」來自我安慰。 洗頭助理的難題其實就是身體工作者或親密勞動者的難題:當勞動的對象不是器械、物件,而是一個個活生生、有知覺、有想法,會哭、會笑、會痛、會爽的人身肉體時,感受、覺察客戶各種不同的身體知覺的能力,就成為勞動的核心。頭,其實是很特別的部位,除了那些無力抗拒只能任人摸頭的可憐小孩,以及如膠似漆的情侶之外,成年男女的頭其實是很少被人碰觸的,因而一般人也很難想像或感受另一個人的頭在層層白色泡沫覆蓋下,被十個手指頭來回抓洗、觸摸,讓温水沖過的感覺,然而只要無法掌握客人身體的感受,美髮助理就無法掌握客人究竟是否滿意。因此,洗頭時我們常常看到助理以柔和的語氣親切的詢問,這水温可以嗎?這力道行嗎?還有哪裏要再加強嗎?並隨時留意有沒有過多的泡沫或水流入客人耳朵或弄髒了客人的衣物,惹來客人不偷快,但自己卻渾然不知。 【洗頭助理必須不斷以親切口吻來詢問客人的感受】 資料來源:lh6.ggpht.com/-C_13LWWjfj0/UiOJBJp6d5I/AAAAAAAAQbo/fUQ6y3-l9HA/s1600/17xZ9eQiMonC1.ERN7I_Ig.jpg 現在已經有二家連鎖店的Paul,回憶自己當洗頭助理時,第一天幫客人洗頭就被三名設計師點名批評,「洗得好爛」、「因為你的關係,損失一個客人」,而深覺受挫,決定要練好這一塊,後來慢慢體會出要「練手指的柔軟度⋯⋯去感受這個客人的脈動和情緒」。依照他的說法,他開始 用我的雙手去感覺,因為我們雙手是有感情的。那你摸到客人那一霎那,其實無形中就有東西流露到你的身體裏。 我相信很多人會認為Paul的說法很抽象,也很難理解。但,在疾病蔓延的年代,洗到流血都「不能戴手套」的行規[3],看重的並不是乾淨/骯髒、健康/有病的界線,而是「手套會讓你失去觸感」、「比較感覺不到東西」,甚至影響判斷。另一位當學徒時一直為洗頭所苦的阿寶,即使早已晉升台北東區高檔美髮沙龍工作的設計師,還是認為洗頭是這行最「難」的差事,畢竟「美感」或「設計」都可以有自己的眼光或品味,洗頭不行。她花了很長的時間跟我談她對洗頭的「體」悟: 阿寶:所以,我當助理的時候很痛苦啊,因為…其實我覺得最難的是洗頭耶,洗頭要用感情。 美華:(爆笑)哈哈哈,洗頭要用感情 阿寶:對啊,而且…應該說幫你…服務的那個人,他要感受…感受…跟你站在同樣的狀態裡面,去感受你身體裡面需要他的部分,比如說…他在幫你按(摩)的時候,會感覺他如果夠用心,他會感覺到你很疲憊。 美華:嗯,每個按摩師傅都會這樣說 阿寶:其實我覺得洗頭滿難的,然後你的力道啊那些,就全部都要有一個連貫性,不然你其中一個節奏斷掉了,那個感覺就不好,就好像一首歌嘛,差不多這樣子,老闆教我的時候他就說,洗頭像…他最後受不了,因為我老是洗不好,他說洗頭就像做愛一樣,就想像你在跟對方做愛,用那樣的感受去洗頭就對了。 美華:哇,他這樣講你就突然豁開朗了 … Continue reading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 , | 9 Comments

看見社會,在瘟疫蔓延時

簡妤儒 /台灣大學社會系 如果不是因為伊波拉病毒(Ebola)在西非蔓延好幾個月,致死率將近五成,奪走了超過四千條人命,非洲對大多數台灣人(包括我)來說,應該就是個遙遠、邊陲,可能一輩子也不會踏上的土地。但隨著死亡人數持續攀升,連西班牙、美國也紛紛出現境外移入和醫護人員感染個案,台灣也和全球各國一樣,開始注意起這個原本被定調為西非問題的疾病,紛紛升高警戒,祭出監控、檢疫和醫護因應等措施,誓言把病毒阻隔於境外。  【Ebola造成的症狀包含頭痛、紅眼、、、】 資料來源:http://vimeo.com/109889975 高危險性的傳染病越來越容易跨越國界擴散,大概是近年來國際公衛領域中最讓人頭痛且棘手的問題之一。從SARS、禽流感、到今年開始重新在西非蔓延的伊波拉病毒,每一次大規模傳染病疫情,都凸顯出在全球化的趨勢下,雖然資本、貨物和人都能夠更加便利地跨國流動,卻也成就了公共衛生防疫體系越來越脆弱的難題。世界衛生組織(WHO)在死亡人數達到一千人之後,才定調伊波拉疫情為國際緊急事件,之後並多次公開宣布疫情已經失控,呼籲國際社會共同合作抗疫。在最新流出的世界衛生組織內部報告中,WHO也坦承世衛非洲辦公室的無能與官僚,導致了疫情失控。公衛專家和相關治理機構紛紛警告,伊波拉有可能在全球感染超過數萬人,一旦這個致命的病毒傳入人口稠密的亞洲,後果將不堪設想。 ◎為何難以控制疫情? 無獨有偶的是,不論是SARS、禽流感、或伊波拉,每個染病的國家,以及負責監測和因應國際傳染病的WHO,總會被指責因應失當、隱匿疫情,或是錯失防堵疾病擴散的先機。即便是WHO早為了因應緊急公共衛生風險,在近十年前修改了「國際衛生條例」(註1),依然無法在這波伊波拉疫情爆發初期即時反應。在疫情仍持續延燒,沒有人能預測它將會如何發展的此刻,我想借用巷仔口來談談,我們所設想、仰仗、殷殷寄望的現代衛生防疫系統和全球的傳染病監測機制為什麼會失靈?以及在西非的社會脈絡下,疫區國家為什麼難以達成疫情控制的目標? 在眾多討論伊波拉疫情的報導裡,幾乎都會提到西非國家的落後和貧窮,是疫情失控的主要原因之一。舉例來說,專家分析,在疫情起源於的幾內亞、獅子山和賴比瑞亞三國交界,因為地處森林偏遠地帶,缺乏現代醫療體系,而且當地人迷信巫醫,堅信應該要在送別死者的喪禮上清洗、撫摸、甚至親吻遺體,才會導致病毒四處擴散,造成疫情失控。 這些說法,固然點出了非洲國家醫療和基礎衛生系統亟需強化的重要問題根源,但同時也可能加深了認為非洲社會落後、知識不足、和不文明的偏見。而且,我們也可能因此忽略,非洲醫療防護網的脆弱,不單單只是貧窮的結果。甚至,國家和社會之間出現嚴重的斷裂,才是貧窮的主要根源,更成為加深疫區社會民眾不信任感、無意配合防疫措施的重要因素。當全世界都在期待新疫苗的研發和量產,有可能帶領人類脫離這場瘟疫,或是祈禱自己的政府有能力抵抗病毒入境的時候,本文希望藉著討論西非國家在控制疫情上捉襟見肘的根本原因,來說明傳染病的演化和擴散,是如何座落在政治、社會與文化交織的在地脈絡之中。我也想指出,想要強化防疫體系,我們不可能只仰仗科技的進步與現代醫療系統的建置,而完全視而不見國家、社會和自然間斷裂所造成的綜合性問題。 ◎失能的非洲「國家」 首先,讓我們先來談談非洲國家在處理疫情上,顯得十分失能的歷史根源。西非疫區國家的失能,大概可以從各國不得不祭出強制武力來鎮壓失控的民眾瞧出端倪。舉例來說,疫情發生以來,疫區周圍不時出現居民和軍警的衝突,民眾抗議軍警阻擋他們碰觸染病身亡的親友遺體,並強制把遺體火化,覺得這樣不符合當地習俗。賴比瑞亞在疫情擴散時實施了區域宵禁,動用軍警管控民眾流動。八月時,賴比瑞亞首都Monrovia還發生了居民攻擊一處收容疑患伊波拉患者的醫療中心,搶奪設備以及沾染血液的床單床墊,並造成病患和醫護人員逃跑四散。士兵並在過程中向群眾開槍與發射催淚瓦斯。同樣的,在獅子山也發生類似的狀況。在第三大城Kenema,數千民眾因為對治療伊波拉醫院的不信任,試圖攻入一個醫療院所內,並揚言火燒醫院,放走病人。獅子山政府於是在疫區部屬大量軍警,以防社會衝突失控。 【西非民眾對於國家的不信任跟過去的殖民歷史有關】 資料來源:en.wikipedia.org/wiki/Ebola_virus_disease#mediaviewer/File:EbolaSubmit2.png 為什麼疫區國家必須動用武力來進行統治?而為什麼人們又極端不信賴政府?在非洲疫區各地的衝突不斷,正顯示出當地國家和社會的嚴重斷裂,而這也正是非洲殖民歷史的產物。中、西非過去都曾是殖民時期奴隸的主要供應地,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歐洲殖民母國都把非洲當成是取得原物料、礦產、和廉價勞動力的金雞母。這段殖民的過往,摧毀了非洲社會原有的經濟模式和部落社會關係,也種下了非洲各國建國後的政治動盪和社會衝突。 Hironaka在她的「沒完沒了的戰爭」一書中即指出,非洲國家在殖民時期結束之後,在國際社會支持下紛紛成立了被認可的「國家」,但產生的現象卻是各國內戰頻繁且延續不斷。她指出,因為殖民歐洲母國當初在瓜分非洲大陸時,並沒有考慮原來部族和文化的分布而任意占領劃分殖民區。在殖民國退出後,新成立國家的疆界多半是沿用殖民國的勢力範圍,因此出現了種族和國家界限的不相稱。有些國家境內有多個部族,而有的部族則是散居在數個不同國家的國土。種族和部族的衝突,導致許多國家內部產生因語言、文化、政治資源分配的對立,使得多國數十年來內戰不斷,一直在經濟低迷、社會動盪、和軍事政變中反覆循環。舉例來說,染疫國家奈及利亞紛亂的種族結構使得它在長年處於軍事獨裁和內戰,直到晚近才成立所謂的民主體制。獅子山也是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在它獨立成現代「國家」後,政府軍與叛軍都想透過販賣該國的鑽石礦產來購買武器,反而使得內戰加溫、貧窮加劇,人民流離失所。 殖民時期後所成立的現代「國家」,空有國際社會認可的現代國家的外殼,卻在骨子裡和在地社會、文化、族群嚴重脫節。因此除了內戰不斷,更嚴重的還是,資源無法被合理分配使用,使得醫療系統、水資源和衛生系統被長期忽視,甚至因戰爭而崩潰。舉例來說,賴比瑞亞因為歷經長年內戰,國內公共衛生系統潰散,醫生人力極度匱乏。在伊波拉爆發之後,醫護人員甚至必須在受訓一天後就上陣照護伊波拉病患。也因此,疫區醫院紛紛傳出群聚感染,醫護人員死亡的消息。一些過去靠著由槍桿子打出來的國家政府,因為多次歷經軍事獨裁或政變,政治決策也往往訴諸直接的武力,缺乏透明的決策與溝通系統。行政官員自利的行為更加深民眾對國家的不信任,像是七月時,賴比瑞亞的官員Patrick Sawyer還進入奈及利亞,最後在當地病發過世,也將疫情擴散到奈及利亞。殖民歷史所埋下的國家和社會斷裂的問題,直接或間接地造成了非洲國家常出現的為人詬病的貪腐、官僚、獨裁問題,埋下貧富差距和人民對國家不信任的引信,然後在傳染病爆發時一次引爆。就如1976年發現伊波拉病毒的科學家之一,比利時的Peter Piot所點出的,「民眾對當局高度不信任。信任必須恢復,倘若沒有信任,就無法對付伊波拉這類傳染病。」 ◎只靠「國家」可以解決問題嗎? 再進一步來說,就算染疫的非洲各國能夠得到外界大量的援助,得以快速提升醫療系統和邊境控管能力,問題就真的有可能解決嗎?事實證明,就連美國這個號稱擁有先進醫療設備和防疫能力(不過醫療保險體系卻非常糟糕)的國家,在過去一周,也出現了好幾起醫護人員染病的案例。美國防檢局(CDC)被批評防疫漏洞百出,當局也只好不斷跳出來道歉滅火,強調會研擬新的防疫指導方針來保護醫護人員和民眾。同樣的,在國家能力更為受限的非洲國家,也發生過染病的幾內亞大學生溜到塞內加爾境內的現象,在在凸顯出現代防疫措施的邊境檢疫或飛航管制等措施的落實不易。 從過去經驗來看,各國不論其醫療體系的建置程度為何,或是檢疫措施的嚴密與否,每一個各自以行政區域為疆界的國家,似乎都很難達到WHO所提倡的,必須及早偵測到疾病,並把傳染病完全阻絕在境外的防疫理想。在全球化趨勢下,一個國家也幾乎不可能百分之百監控流動力越來越強的地球公民。這當中,除了有國家效能的問題,也涉及到我們究竟認為國家在防疫上應該扮演、以及能夠扮演什麼樣角色的爭議。 對於國家所採取的防疫手段,人們似乎總懷有矛盾的情結。雖然每一次高致病性傳染病出現時,我們免不了開始期待政府忽然展現強大的治理權力和效能,能夠嚴密監控病毒和人口的流動,好保障無辜(也就是還沒有染病)的我們。但另一方面,在SARS肆虐台灣的時候,我們也見證了和平醫院封院所造成的醫護人員的染病與恐慌,令人忍不住懷疑,為了控制疫情,國家的權力可以擴張到多大?國家是依照什麼樣的原則來決定,為了保障其他人的健康,必須犧牲誰的權利和自由? 染病者的人權要怎麼樣受到保障?我們又要怎麼樣防止一個強大有效能的國家在防疫的過程中失控濫權? 【到底誰有這個權力來要求誰該犧牲?如當年SARS的和平醫院封院】 資料來源:pnn.pts.org.tw/main/wp-content/uploads/2013/04/SARS-4-300×200.jpg WHO所設想出來的,以民族國家與行政區域為疆界來施行的防疫手段,在非洲國家往往格格不入,恐怕很難去回答上述這些複雜且困難的防疫爭議。因為WHO理想中的國家政府,正是理性的、接受科學知識指導的、有能力推動防疫措施的有效執行者。但是,事實上,當疫情發生時,我們常看到的,卻往往是擔憂經濟受到衝擊、試圖隱匿疫情的國家。或者有的政府則是過度「理性」,為了防止疫情在人類社會擴散,不惜動用會傷害自然生態與常民經濟活動的非常措施。(例如埃及政府曾經為了防止「豬流感」而撲殺了30萬頭豬,後來才發現當時稱的豬流感其實在人類中傳播的病毒)。 也就是說,在防疫中最困難的,往往是國家要如何在風險和科學證據可能都還不確定的情況下,說服社會常民願意參與疫情的監控和因應,並評估防疫措施的社會效果,盡量減低對人民權益和自然生態的侵害。我們不能忽略的是,科學知識和風險處理都不可能脫離社會脈絡。一個防疫手段能不能夠在社會裡被常民普遍接受,並願意主動去實踐,往往和常民的風險認知、民眾對政府的信任、社會是否擁有強大的支持網絡和信任等因素息息相關。單靠國家,就算防疫設備再好、研發出再有效的疫苗,恐怕還是很難輕易達成防疫的效果。唯有當國家能提供透明的訊息,將決策的過程攤在陽光下,才比較能夠化解人們對疫情的恐懼和社會衝擊的疑慮。而一旦政策推動過程中,涉及到節制不同族群的權利、改變常民文化習慣時,也唯有透過民眾對防疫政策的參與和制衡,才可能降低防疫措施所引爆的社會失序或衝突。當然,社會在政策決策和執行上能不能夠參上一腳,多半取決於在地的政治體制是否民主化。SARS、禽流感、到這次依波拉疫情中,被指責隱匿疫情的國家,多半在民主化的光譜上偏向威權統治。這次WHO非洲辦公室不斷被批判的官僚作風,也說明了缺乏節制政治權力的機制,對防疫多是有害無益。 ◎自然對國家政策的反撲 此外,國家在防疫中顯得捉襟見肘,除了有可能是因為它和社會的界面出現了斷裂,更有可能是因為失衡的國家發展政策,提供了傳染病出現和流行的結構條件。依波拉疫情爆發以來,許多人都好奇,為何沉寂數十年的病毒會忽然在西非爆發蔓延、究竟伊波拉在自然界的宿主是什麼、又是怎麼傳播給人的?雖然至今科學家仍然無法確切告訴我們,疫情再一次出現以及傳人的機制,但不少科學家推測,西非雨林中的哺乳類動物,像是大猩猩、黑猩猩、猴子、和果蝠等,可能是伊波拉病毒的帶原動物。而近來非洲雨林生態的大規模地破壞和消退,改變了人和動物的互動,以及原本病毒安定存在的微生態系。果蝠,這個被認為是依波拉病毒最可疑的宿主,就有可能是在這樣的生態環境變動中,被迫和越來越靠近雨林區域活動並謀生的居民產生較為頻繁的接觸,致使病毒傳染給人類。 【Ebola的可能傳染途徑,跟大自然變化有關】 資料來源:en.wikipedia.org/wiki/Ebola_virus_disease#mediaviewer/File:EbolaCycle.png 也因此,一個國家的防疫政策,除了必須修補國家和社會的界面,也不能不去整體地思考如何從根本避免疾病發生和擴散。近來西非雨林生態的破壞,多也是源於當地政府為了在全球化貿易下獲取更大利益,而推動(或放任)雨林砍伐、擴張農地、增加棕櫚油生產等政策。社會上的貧富不均、人民和對經濟收入、動物蛋白質的需求,往往也會造成森林的過度利用。隨著全球對棕櫚油和原木料需求的增加,以及非洲居民對於食物的需求,非洲的雨林每年都以驚人的速度被砍伐而消失。如果國家政策無法正視這個問題,修補和自然環境的斷裂,放任自然和動物被過度利用破壞而開始反撲,那麼所有的防疫手段,也不過只是我們用左手試著填補自己右手製造出來的問題罷了。 ◎社會在哪裡?如何看的見、動員到社會? 最後,說了那麼多國家為什麼在防疫政策上常節節敗退,以及現代防疫和傳染病監測機制為什麼會失靈的理由,好像還是得拿出一點正面能量來做結。那麼我們就來說說,到底社會在哪裡?防疫體系和措施要如何看的見社會、面對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脈絡性因素、並且整合入社會力? 伊波拉繼續延燒,受害最深的往往是在第一線服務,但卻缺乏適當設備支援、不堪身心負荷的醫護人員,還有原本就深受貧窮之苦的底層民眾。就像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總是連動的一樣,健康照護體系也是連動的。一旦醫療系統崩潰,許多慢性疾病與長期原本就困擾非洲的瘧疾等問題,也可能跟著引爆。強化醫療和公衛體系能力,是疫區國家刻不容緩的目標。不過,要達到這個目標,就像我們之前說的,不可能只靠國家政府,或者是科學家、專家研發的政策和疫苗。越來越多在疫區第一線服務的醫護人員都紛紛指出,防疫要能夠落實,必須看見在地文化脈絡,處理當地民眾的排外情緒。例如WHO 所聘請的醫療人類學家就指出,這次國際社會在面對伊波拉疫情所犯的錯誤之一,就是醫療體系缺乏文化敏感性,無法和民眾討論疾病的傳播與風險,也沒有把社區資源納入體系中。尤其是,因為當地人不信任西方醫護人員或是當地的醫療體系,使得伊波拉是「西方陰謀」的謠言四起,讓外國醫護人員難以在前線順利推動防疫。有的民眾還謠傳伊波拉是外國醫護人員帶來的疾病,甚或不相信病毒存在。也有的民眾擔心把親人送去隔離區反而是送死,或是憂心確診的話全家會被社會孤立,因此寧可把染病的親人藏在家裡,或者是求助巫醫。 最早駐紮當地提供醫療服務,並警告依波拉疫情已經失控的無國界醫生組織(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也呼籲疫情控制需要需要社區的介入,才能有效地和民眾溝通疾病風險。他們說:「我們正採用新策略,以應對當前的情況。例如,我們設法為身處隔離病房的感染者保持與家人的聯繫,使他們不用與至親完全斷絕聯絡。我們亦緊密支援感染者的家人,當他們需要埋葬屍體,能夠在安全和有尊嚴的情況下進行。這是十分重要的,疫情有非常人性的一面需要考慮,幫助病人及其家人,以及與社區建立信任和支持他們。」援助的醫療人員都不約而同的指出,染病的人,會承受很大的心理衝擊和社會壓力,因此打造由心理師、社工師、精神科醫師組成「心理社會支持團隊」,也是控制疫情的重要一環。 … Continue reading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 , | 11 Comments

信宗教,得憂鬱?社會學如何解析信仰與憂鬱症之關係

范綱華 /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 ◎宗教與憂鬱症的關聯是正?是負? 宗教信仰與憂鬱症有什麼關聯?身為現代人,要找出這個問題的答案,最快的方法就是請示Google大神。在Google上鍵入「宗教」、「憂鬱」這兩個關鍵字,第一頁置頂的三個條目都是同一篇由精神科醫師寫的「祈禱拜拜能趕走憂鬱症嗎?」,主張正當宗教有助於壓力調適和情緒抒解,但對罹患精神病症狀者不宜。下面的其他七個條目,多半出自宗教網站,也都主張宗教信仰可以降低罹患憂鬱症的風險。接下來幾頁顯示的,也都是差不多的資訊。看起來,大家的意見蠻一致的,宗教信仰應該可以幫助我們抵抗憂鬱症吧? 【有了宗教信仰,會不會有助於降低憂鬱啊?】 但如果我們改為鍵入「religion(宗教)」、「depression(憂鬱)」,故事的發展就大為不同了。Google 第一頁頂上第一條目就是「Are Religious People More Depressed?(有信仰的人更容易憂鬱?)」,第二條也是「Being Religious or Spiritual Is Linked With Getting More Depressed(有宗教或靈性信仰的人,更容易憂鬱?)」,看題目就知道寫的是宗教信仰可能會讓人更憂鬱(而內容也確如所料),一直到第三條「Spirituality, religion may protect against major depression by thickening brain cortex(靈性、宗教可能透過增厚大腦皮質而降低主要的憂鬱)」才出現宗教信仰有助於抵禦憂鬱症的報導。再往下幾頁,對宗教信仰和憂鬱症的關連,也是正反面主張都有。看到這裡,我們不禁懷疑:到底宗教信仰和憂鬱症的關聯如何呢? 用英文關鍵字查詢所得的第一頁條目,引用的都是近一年內發佈的最新研究結果,顯示宗教信仰和憂鬱症之間的關係,尚未有定論,而且還是個方興未艾的熱門研究題目。而這個看似屬於精神醫學或心理學的研究主題,其實社會學也可以參與討論,屬於「心理健康社會學」(Sociology of Mental Health)或更廣義的「健康與疾病社會學」(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的研究範圍。 ◎宗教信仰與憂鬱症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如何從社會學角度,加入宗教信仰與憂鬱症關聯的討論呢?讓我們先回到Google的英文查詢結果,看看其他學科的研究取向和發現。第一頁置頂的兩個條目,報導的是同一個研究,這是由英國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 Continue reading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 | 5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