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妳/你的世界變成妳/你想望的模樣──寫給我親愛的妳/你

親愛的妳/你:要畢業了,高興嗎,緊張嗎,還是猶疑徬徨,不知所措?我相信,對大多數的妳/你們來說,妳/你們將開始懷念學校生活。因為進入職場,妳/你不能再遲到,不能再翹課,應該也不好上班時吃東西、滑手機吧!工作生活是一個嶄新的開始,與學習生活最大的差異是少了自由,並得面對現實,一個妳/你無法逃避,甚至殘酷嚴苛的現實世界。

台資與越南女性:偷竊、搞破壞、集體昏倒

當外來資本剛進入第三世界投資生產時,經常偏好僱用女工,例如在越南台商之間最廣為流傳的一種說法就是:「越南是母系社會」,都是女生在工作,「男人都很懶惰」。過去西方帝國統治者,總會將殖民地的人民女性化、陰柔化,創造一種西方陽剛,東方陰柔的雙元對立論述,而台商幹部所流傳的「母系社會」說法,正是這種東方主義論述的變形,這樣子,一方面排除了男性會自我行動的可能,也同時可以透過宣稱要保護女性,進而正當化雇用女性的理由。

女性主義實踐為何漏接了房思琪?「自我」的生存之道與逃逸路線

林奕含的自殺,與其所留下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2017),震驚了臺灣社會。面對誘姦/強暴的社會真實,各界開展了反誘姦/強暴的實踐,包括打破結構上的強暴迷思、改變體制上不合理的相關法律、填補家庭與國家性教育的空白等。這些是人權的實踐,也是女性主義的實踐。但我認為,這些人權或女性主義的實踐,如果沒有觸及誘姦/強暴的核心,都可能是軟弱無力的。

我不需要被修補:障礙、文化與普世人權

十幾年前,我第一次修Steve在夏威夷大學Manoa分校開設的研究所課程,課名是「障礙與多樣性」(Disability and Diversity)。課程的基本預設是「障礙是人類差異的一種,障礙者不是需要被醫療修補的次等人」。對我來說,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啟蒙經驗,讓我看到障礙者的抵抗與國外障礙文化的發展。那也是我第一次開始從文化的觀點來思考障礙議題,讓我從此開始投入障礙研究的領域。 

性腳本、性社會學與皮繩愉虐:追憶Gagnon

高穎超 /美國羅格斯大學社會學系 約翰‧蓋格農(John H. Gagnon,1931–2016)——開創「性腳本理論」(sexual scripts theory),奠定並影響「性社會學」(sociology of sexualities)領域近半世紀的美國社會學家,於2月11日逝於加州棕櫚泉家中,享壽84歲。 依據石溪大學統計,Gagnon畢生有至少473次學術期刊論文、書章、文章、書評、受邀演講,以及刊載在《紐約時報》、《今日美國》等大眾刊物上的發表,主題涵蓋社會學觀點的批判/性研究、犯罪學、家庭、藥物與菸酒、工人階級與大專青年,以及擬像和遊戲。Gagnon的學生兼摯友,英國性社會學界的扛霸子Ken Plummer(Essex大學社會系榮譽教授)在部落格貼出訃聞,細數他與Gagnon的相處與激盪,且將在期刊《Sexualities》撰文紀念。《紐約時報》將Gagnon譽為「扣連性(sexuality)與社會影響之人」,不過這略嫌隔靴搔癢。Gagnon生前服務三十年的石溪大學下的標比較到位:「重新定義性行為本質的社會學家」。 【Gagnon與筆者,攝於2013年美國社會學會年會,紐約。Amy Brainer攝影】 曾與Gagnon有一面之緣的我,想在《巷仔口》為他搭座棚架、辦場追思。本文簡介Gagnon社會學取向的「批判/性研究」,有何劃時代的理論創見。我以皮繩愉虐(BDSM)為例,說明如何運用「性腳本理論」分析與批判當代性文化,提示五種觀點來針貶Gagnon的貢獻及限制。最後,我將場景推進到與Gagnon相會,也可能是他最後一次公開出席學術會議的時刻。希望透過觀察美國學圈的發展,喚出有台灣味的「性社會學」。 ◎性,渴望社會:Gagnon的學思歷程 Gagnon於美國實用主義與符號互動論的重鎮芝加哥大學,取得學士(1955)與博士學位(1969),並在芝大結識他的學術夥伴William Simon。在Gagnon轉往東岸的石溪大學任教前,「金賽性、性別與生殖研究所」聘用Gagnon成為該所首位社會學家。稍後Simon也加入團隊,兩人展開長期合作關係(1960s-1980s),產量豐碩。 1973年,兩人出版集大成之作《性舉止:人類性相的社會根源》(Sexual Conduct: The Social Sources of Human Sexuality)。2005年二版,數度再刷,至今仍名列美國亞馬遜書店「性相」與「社會理論」類百大暢銷書。兩人合作發展的「性腳本理論」於1987年臻至成熟,成為研究性社會學與人類性相必讀的社會建構論代表作。 Gagnon與Simon與行為主義式科學的分道揚鑣,具體而微地顯現在他們援引Ernest W. Burgess的概念,將研究對象界定為「性舉止」(sexual conduct),而非性行為(sexual behavior)。 性舉止「是團體規定、評價制約下的行為。不同於單純能從外在觀察到的行為,〔性舉止〕是傳達出規範與評價的行為」。Gagnon與Simon一面批判1960年代相當盛行的結構功能學派,另一面承襲現象學與符號互動論者,如G. H. Mead、Howard Becker和高夫曼的劇場理論。Kenneth Burke認為,Gagnon與Simon建立在性舉止概念上而發展的性腳本理論,點出「所有慾望的隱喻特質」。 【《性舉止》至今仍為美國亞馬遜書店「性相」類與「社會理論」類百大暢銷書】 放眼1960年代,Gagnon與Simon所面對的學術傳統,是長期把「性」視為人與生俱來、內在於身體的自然成分,或放諸四海皆準的普遍化心理學類屬。當時極具影響力的佛洛依德式精神分析學派把性看作原欲或趨力,若不壓抑性便會造成混亂,故須加強社會規範以促成人類文明的發展。多數性學家則把從事同性戀、易服癖、施虐與受虐等性行為的人,醫療化為疾病分類,須經矯治才能讓這些「變態」變正常。不管當時或現今的基因論、演化心理學、社會生物學及部分反同忌性的宗教或家長團體,仍持守這種觀點。 Gagnon與Simon倆人四拳,奮力挑戰這種把性限縮在生物學、心理學範疇的觀點。在〈性發展的社會起源〉中,他們指出上述取徑預設了認識論和社會語言學前提,問題重重。一來,這類研究的資料取自成人口述自己幼年與兒童期的回憶。但回憶可能遺忘、刪改、扭曲,研究者如何驗證口述資料能真實反應其幼童經驗?從存在主義觀點而言,其實並非「過去」決定了「現在」。當人透過敘說重構自身的生命歷程,讓生命事件能整合進敘說者「當下的認同、角色、情境與語彙」時,「顯然是現在重塑了過去」。 再者,由於孩童缺乏足夠的語彙,無法充分言說自身的行為與慾望,就算研究者直接訪問孩童,資料品質依舊堪慮。這意味著,如果缺少帶有社會意涵的語言或符號介入,性行為不可能存在。好比一位幼童可能觸摸陽具或陰部,獲得愉悅,但這稱不上「性」。惟有等他/她學會了成人的符號系統,懂得這種行為叫做自慰,瞭解與自慰相關的知識和價值後,他/她才有可能進行成人理解下的自慰。 Jackson and Scott(2015[2010])總結出Gagnon與Simon對精神分析學派提出的四大挑戰: (一)他們質疑精神分析學派內在性趨力的預設。 (二)他們堅持應將性置於日常生活與社會現實中考察,而非把性視為難以抑制的原始力量。不應錯誤預設所有人都有難以壓抑、具毀滅性力量的性衝動。 (三)精神分析過度強調嬰孩與兒童期對人類性相發展的重要性。 (四)性與性別在分析上應有所區分,性自我(sexual self)立基於先行建構的性別化自我(gendered self)上接續發展,而非像精神分析學一樣將性與性別混為一談。 簡言之,Gagnon與Simon開啟的性研究的社會建構論觀點,首在去除所有缺乏經驗證據、難以驗證的性概念。他們強調社會因素、社會制度與人類性相間的交互影響,也提高我們對性研究資料品質的要求與品味。 ◎「性腳本理論」:以皮繩愉虐(BDSM)為例 超過40年前創的「性腳本理論」,還能解釋21世紀的性文化嗎?我們可用近十年台灣新興的「皮繩愉虐」次文化來牛刀小試一番。 學者與實務界對皮繩愉虐文化的定義與疆界雖仍有爭議,但為便於討論可狹義定義為:基於「安全、神智、知情同意」(safety, sanity, and consensus)三原則,進行三組情慾權力戲耍(erotic … Continue reading 性腳本、性社會學與皮繩愉虐:追憶Gagnon

城市的自在行走:狂亂與夢想

劉大和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讓人可以自在行走的城市,才是偉大的城市! 社會學從社會的現實觀察出發,我就講一個從小到大常有的感受,然後再加上一堆記憶中的現象。台灣是一個奇怪的地方,我們號稱有人情味,所以設立了騎樓,騎樓外面也常設有人行道,但在我的經驗裡,我常常走的地方是快車道。 【台灣的騎樓、人行道經常停滿機車,塞滿雜物,無法行走】 我得從騎樓不好走開始講起,請各位多一點耐心。 有時候騎樓被各種住家不要的東西佔滿了,有時候騎樓中的兩戶相鄰人家還會用難看的板子、盆子…等器具互相隔離起來。騎樓上有人做生意實在很平常,但也讓真正的行人無法通過,有些店家晚上打烊就用鐵鍊把桌椅等器具栓在騎樓上。我的學生曾經為了在一個店家的騎樓前停摩托車和店家爭吵,爭吵動機簡單,論述則顯得有趣,因為店家說這是他們的地,但我學生說這是公共空間,那到底是誰的空間? ◎好好走一直線路只能是一個夢想? 如果純然是私人空間,那我們每天都闖入別人的空間嗎?如果是公共空間,怎麼許多店家在騎樓都有許多自己的物品?我直覺而無法證實的社會學觀察是這樣的:這件事與我們潛在的生活觀念息息相關,因為我們在彼此的權利義務、界線上不清楚,它既是人情味的來源,也是我們侵入(占用)不是我們東西的來源。然而人情在對人、尤其是認識的人身上很好用,但在對無生命的公共空間上,則是令人搖頭,我們經常為求便利而佔用這些領域。 先不管法律怎麼規定,回到大眾常識,如果騎樓住家振振有辭的說騎樓就是它的地方,那到底我們應該怎麼說?不過,令我們更痛苦的是騎樓裡停了住家的車子,這些車子的尾巴可都是佔據著不折不扣公共空間的人行道上。有時候望著一群車子同時這樣做,就好像個個都是整齊的標兵,想像自己是綠巨人般的一步一步推倒後往前行。 觀察一下,除了車站附近或性質相近的地段,騎樓、人行道名符其實以外,許多地方的行人都夢想著,如果在一段路程中,你可以走一直線,就像汽車一樣,那真是美夢一件,想到年邁的老人家走在台灣的城市裡,那我們還能說甚麼?多走路多健康?地有不平,前有障礙,外有汽機車在疾駛,祝福你平安,一切順利?我們得承認,想要好好走一段路,不如在家用跑步機,不要想做個Benjamin說的「城市的漫遊者」,想學Baudelaire的城市波西米亞人風情?得先克服走路的那種不順感。 【如果連帶著小孩得媽媽、障礙者都無法行走的空間,這個城市如何偉大?】 資料來源:www.youtube.com/watch?v=me21C3EM_Vo 這件事我從小到大都是這樣,難免會告訴自己習慣就好。直到有一天開始,各級政府在倡導腳踏車運動,開始為騎腳踏車注入美好的幸福形象,為腳踏車找場地,用昂貴的經費和挪用有限的交通空間只求建立豪華的人行車專用道,甚至讓腳踏車騎士騎上人行道,不懂得尊重行人的騎士很多,總是老遠的叫行人讓開,終於讓我覺得火大了。 ◎腳踏車道重要性高於人行道? 先要聲明我這一代的許多人可是從小騎腳踏車長大的,我們騎腳踏車就跟現在的人騎摩托車一樣,日常、實用,很少有人有名牌腳踏車,腳踏車從來就不是炫耀自己的工具,而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你騎著它上學、買東西…。看著現在所謂的腳踏車休閒意象,裝配一大堆設備,父母與子女還要穿著同一套、同一系列的衣服。那些設備總共加起來沒有一萬元無法取得,看起來就像是中產階級的幸福樣態。但頓時卻讓我(不得不)覺得有點噁心。我得問自己怎麼啦?腳踏車明明是我一生重要的回憶。 跟各級政府提倡腳踏車的關注不同,我認為行人走得動、走得舒暢的城市才是好城市。如果腳踏車象徵著政治工程美好的生活樣態,那麼行人才是真正親近土地、空間的使用者,記得康德、貝多芬、西田幾多郎…這些在文化史上留下足跡的人,他們總是在步行中找到靈感、補充自己,現代的腳踏車專用道就像華麗的政治宣傳,但在人類的世界哩,只有某些步行的小徑才夠資格被稱為「哲學之道」。在一條可以思考的道路上行走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因為這代表著不疾不徐的步調,或說可以隨意變換的節奏,既可望著周遭景色欣賞一番,但也可同時反向追逐著內心理念的思考。不求趕路的走路,常會發現在角落的事物,或者激起一點在例行事務之外的想法。    我曾經向兩個地方政府倡議,先關注在城市行人道上,整理人行道讓它暢通,美化人行道讓它舒適一點,規劃行人路線,讓人可以在飯後隨興步行,順便欣賞城市中文化的點點滴滴,可以規劃某某古蹟路線、某某廟宇路線…重點是要鄰近居住地,隨手可得,隨時可行。我想至少讓人走一走,就是一種健康與幸福,而且只有步行才能細細體會這個過程中的種種,包括周遭的事物,我們可以說,走路是世界上最環保的活動。這個不是指少數的行人徒步區,或趕人去夜市這樣的區域裡面走,而是要超出(雖然也不反對)一般商業消費的設計邏輯。但這兩個地方政府對此都沒有反應。 【人行道上移動的機車,是對行人最大威脅的來源】  如果我們的政治人物都只看到國外的腳踏車,那斜視的眼光也該看看國外的人行道和行人,在巴黎,在中古的石板路上,兩旁用欄杆標示的人行道,可是嚴格禁止任何佔用。而在許多寬敞的人行道上,人們在此漫步,也有人在人行道側邊停留,不曉得是在思考或放空甚麼。有時候會看到露天咖啡座佔用了一點人行道,有時候會看到花店會把花也擺進這個空間。在我的經驗裡,只有美好的事物可以闖入貴重的人行道上,例如咖啡座、報攤、花店、文化海報柱、街頭藝人等少數外溢著美與人文的人事物。 人作為一個行人—不是腳踏車上的人、車上的人、地鐵上的人—才感覺表現了自己的風格、獨立的個體,也才融入了巴黎的城市文化之中。要產生知名的巴黎漫遊者這樣的概念,得先讓巴黎人有可以漫步的空間,也有美妙多變的店家櫥窗和各個人文角落的空間,暢意的人行的空間是這樣都市文化最基礎的必需品。或許你會說講巴黎太遠了,不管是指地理空間的意涵或是文化上的意義,但當我走在鄰近城市京都的「哲學之道」時,卻又感動莫名,哲學之道可說是小河邊以堤防為底的路徑而已,但豎立在其間的樹木和花草卻讓人感受到具有一種優雅的美麗,兩旁細緻的店家,各有表現的主題。若能常來行走,不知人生還能夠更好嗎?此時最怕的大概是背後傳來腳踏車叮叮噹噹教你讓路的鈴聲,就像某台灣腳踏車道一樣,政府設計一個讓人可以大欺小、腳踏車欺負行人的空間。 ◎讓人可以自在行走的幾個建議    所以,本文想倡議的概念主題是「讓人可以自在行走的才是偉大的城市」,但要講究政治落實的話,我的建議是這樣的:第一步是先讓市民拿回自己的權利,清空人行道上的障礙物,地方政府清楚地標示出人行道的邊界與路線。一開始會遇到阻攔,但這就跟當年反佔用車位的路霸行動一樣,只要有決心最後不但會成功,而且會成為一種社會共同的共識與文化。 【行人必須走在快車道的經驗,相信大家都有】 第二步是地方政府動手規劃多元多樣的步行漫遊路線,歡迎居民走出戶外去看看自己的城市,以歡迎旅遊者前來漫步賞析城市中重要的文化,人走累了就會想坐,人流汗了就會想喝飲料,人看(商品)喜歡了就會想買,人和人親身面對面,人情熱絡了就會懷念這裡。路途中不妨遵照前人可貴的精神設立茶亭,以解路過行人之渴---現在的人可能未曾享受過這種溫暖,但筆者在小的時候可是體驗過,在稻田耕種的婦人可是親切而不求回報的招呼。 第三步就是鼓勵城市居民把留在公共空間的器物做適度的簡化,我們有許多建物外牆,在牆面的上空或地面,總是有太多贅物,過期破舊的旗幟、不知該丟該留的破舊家具、纏繞得像線團的各種纜線…,若能簡化得讓空間的擺設沒有不合理的東西,這是最基本的要求,就能讓人視線不覺得凌亂起來。建築物就像是一個人的外表一樣,總得有基本的美感才能贏得別人的尊重。 ◎讓我們取消騎樓吧! 第四步是比較難的部分,取消騎樓[1],一方面因為騎樓功能與人行道重疊,二方面造成建物負重結構弱化,第三則是騎樓的美化不易,店面櫥窗限縮進去,不明顯,個人直覺這是造成台灣店家都需要有過大招牌的原因之一。過大招牌的原因之二乃在建物的外部太過單調難看,若我們到台灣知名的巴洛克老街就會發現,如果店家使用過大的招牌反會遮蔽美麗的建築,而失去吸引力。 取消騎樓,讓人行道與店家(門和櫥窗)清楚相鄰,個人認為這反而會讓街道景觀好看起來,不再顯得毫無章法。住家在多取得店面面積的過程中,可以做相對補償公共利益的行動[2]。許多台灣人都覺得台灣的街道景觀不好看,以前從招牌下手,但效果不大,也招致批評。取消騎樓讓城市的線條簡單一點,就能真正處理美的問題。 我期望經過這些年社會的醞釀,我們真的可以實現「讓人自在行走的城市」。 --- [1] 這個政治行政的技巧會比較複雜,原則上是依照每個路段住家的集體共識,一次能夠達到「整體效果」才做。 [2] 例如募集基金協助建造機車停車場。建造的方式很多,公務機關大概都知道了。或者說將部分地面劃歸人行道。

台灣障礙者的需求是什麼?從ICF談起

王國羽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    愒子:巷子口的社會學,當年開始時,企圖以大眾可以懂得的語言,用深入淺出的方式,討論社會學的概念與日常生活的觀察。最近幾期的文章,讓我感覺似乎又走回社會學家研究論文的路徑。學術性質取向文章,雖然介紹許多有趣且較少人研究的社會學題目,但是內容與寫作卻並不定會引起好奇與興趣,離常民經驗遠了些。 【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架構,在台灣經常被誤解,甚至誤用】 資料來源:www.lea-test.fi/en/assessme/imp_vis/images/big/2.jpg    本篇短文,我用過去幾年幾乎被誤用與誤解的「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架構」(以下稱ICF,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討論我們社會中的障礙者,究竟需要甚麼?這些需要如何確定?是否都要國家來滿足。請大家先思考一下底下的幾個例子。 ◎誰才是障礙者?    A例:2014年的選舉,是台灣近年來,讓大家跌破眼鏡與滿地找鏡片的結果。最有趣的當選人,應屬台北市長柯文哲先生。在他整個競選過程中,與當選之後,最為大家討論的是他異於一般政治人物的行為特質,也讓社會開始了解,原來亞斯伯格症(Woodbury-Smith & Volkmar, 2009)的人,有這麼多的不同樣貌與差異。一夕之間,社會大眾、家長、亞斯伯格症的朋友,都對未來充滿信心,也讓社會對這群朋友們,有了不同的看法與理解。同樣的診斷疾病類型,但是卻與社會的想像,差距非常大,主觀認知與客觀事實,柯市長都不在我們傳統上會去討論的【障礙】範圍內。那麼,相同疾病的不同差異,我們應該將界線畫在哪呢?    B例:一位病人拿著診斷證明書,希望能獲得延長時間在學校繼續就讀,診斷證明書寫著【雙極多元人格異常:鬱症】,行政人員不太了解這是甚麼狀況,該如何判斷?也不敢對學生直接說明問題,因為怕學生承受不了異樣的眼光與對待而發病。為何當社會知道所服務的對象有心理及精神疾病時,需要採取謹慎小心,不要刺激的方式對待他們,為何不能採取一般的方式,與他們互動呢?為何社會總是有形無形中,採取不同的方式,與特定疾病類型的朋友們互動呢?    C例:一位八十幾歲的老太太,告訴女兒她忘了哪天在拉肚子,因為她現在好了。實際上,她是在與女兒通電話的前晚拉肚子,她獨居,可以自己處理生活中所有的大小事,包括有空與子女們打麻將,但是她仍需要家服員,每周到家中協助家務處理。這位獨居的老太太,雖然年紀大,也有子女在身旁,可是她追求【自立生活、獨立自主】,企圖心與所有人相同,我們社會提供的協助,可以讓她自立自主生活,直到無法自己照顧自己為止。 【2013東京都巴士上,與94歲老太太對話。雙方不懂對方語言但仍熱烈互動。巴士裡還有幾位自認年輕的80幾歲乘客,將位置讓給此女士。社會中老人對自己的認知,永遠都是比較年輕】 以上的案例,每天都在我們四周發生,無論是事件中的當事人或旁人,大家的第一個印象是:這些人絕對不是消極、負面、悲傷的【障礙者】,他們大多數都可以自理生活,處理金錢、行政業務、做決定與採取各種行動。    這篇短文要討論的核心概念:【障礙者是誰?】,或【我是誰?】。第一個問題,西方國家在歷史上已經處理了將近五百年,第二個問題挑戰21世紀的我們對障礙者的認識與對自己的認識。 在福利國家的制度中,受益對象人口群體,最難也最具挑戰性的就是區分障礙者是誰,社會中那些人,是屬於可被制度接受或社會接受的障礙者呢?誰有那樣的能力可以畫下那條界線呢?為何需要這個界線呢?那麼畫完之後,是否在界線內的人口群,所有的需要都是國家的責任呢?上述幾個問題,構成障礙研究的主要核心範疇,東西方社會雖有極大的差異,但是在找尋恰當的方法,在連續性的身心狀態下,畫下界線,卻都面臨相同的挑戰。因為,那條人為界定的範圍,本身就不容易達成,同時我們身體與心理具有不可分割性,任何一個外部人為的定義,本身都是一個政治過程,而非單純的劃線問題。 ◎WHO通過的ICF,同時具有醫療與社會取向      ICF是WHO在2001年會中通過的健康分類定義的系統。 接著在2006年世界衛生組織同時通過一個附加的ICF-CY版本,這個是以發展期間的兒童與青少年為對象,在原有ICF內容與編碼系統下,加上適合的編碼數字以利評估兒童與青少年的障礙狀態(WHO, 2007)。在回答上述問題,就是社會如何發展出一套,在連續性的身心理狀態下,能區辨不同人的特殊性與不同狀態的工具,這個工具本身需要能達到兩個基本的分類學目的;周延與互斥。而ICF就是那樣一個工具。    ICF是世界衛生組織在1980年代開始開發的一套健康分類系統,就世界衛生組織的立場來說,開發與研究這套工具,是正當且恰當的做為,WHO最初始目的不是研究身心障礙概念與模型,也不是提出所謂的醫療模型或與社會模型對抗等等,它只是站在世界衛生組織的立場,推動疾病預防與治療的初衷而已。而疾病後果之一,是對身體、心理等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或損傷等狀態,這些狀態又會如何影響個人的生活、教育、就醫、社會參與等,這是這套系統最主要的研發理由。 就歷史角度,這套制度的發展,主要建構在疾病的後果對個人的影響,也具有強烈的醫療取向(Shakespeare, 2012)。那麼這段發展歷史與前面所說,各國政府在定義障礙人口的挑戰,有什麼關係呢?這套制度的發展,當時世界衛生組織是為了回答一個簡單的問題:究竟各國未來面對的障礙人口是多少?它對各國的醫療衛生體系會造成怎樣的影響?未來社會的疾病醫治概念,是否需要改變?由以往預防、醫療到復健或照顧呢? 這些問題都是當年促使世界衛生組織開發與討論障礙概念系統與測量工具的動機,不單純只是界定障礙概念而已。    當年世界衛生組織,已經看見全球疾病治療與發展的趨勢,不是二元的【恢復】、【死亡】,更多疾病後果是介於兩者之間,我們雖然存活下來,但是卻有各種不同的限制。舉我本人為例,我是1950年代小兒麻痺疾病的生存者,當時連看醫生的復健與醫療過程,都需要排隊,即使外科手術幫我醫治,但終生我都需要克服疾病後帶來的行動問題、走路不便的問題。就我現在的狀態而言,我在ICF系統的分類中,屬於編碼神經系統疾病的身體系統,接著我的狀態需進入ICF中【移動功能限制】評估。 ◎ICF是兼具健康功能與外部環境評估的工具    移動問題會發生在因各種疾病所產生的後果中的一種,這個評估系統,最有趣的地方是對【障礙碼】的評估,也就是D碼,這個編碼需要做外部環境的評估,需要到障礙者的家中、學校、工作場所等做整體環境的評估。 例如,我住的電梯大廈有電梯,所以我的D碼,就不會是負面的分數。又例如,我可以開車,使用電動代步車、電動輪椅等,協助解決我的移動問題。就D碼的判定來說,我的輔具讓我移動問題降到最低。但是不可能外部所有的環境都是無障礙的,那些外部環境的改善與改變,屬於結構的改變,目前政府的各種無障礙設施與設備的改善,就是需要將外部環境的友善程度提升,讓需要使用各式輔具或車輛等障礙者,能自由的進出與使用公共設施。這個系統最大的貢獻,將障礙者的【障礙來源】納入外部環境的評估,硬體設施、人們態度、社會價值文化及家庭成員對障礙者的支持程度等,都是環境中,影響障礙者生活與社會參與的重要外部因素。因此,它是兼具健康功能與外部環境評估的工具,很可惜,我們的衛生福利部,再將兩個不同專業合併後,決定採取WHO由醫療部分衍生的工具做評估,走回醫療的老路。    又ICF是以【功能】觀點了解身心障礙過程,例如我們慣用手的概念,當慣用的右手或左手,無法發揮功能時,有時另外一邊可以發揮補償替代的作用。因此在手部的功能評估上,無法發揮功能的手是不是慣用的手,就會影響比較大。但ICF編碼中,卻沒有左右眼的分類概念來評估視覺器官功能,因為我們運用視覺時,很少區別那隻眼睛在發揮功能。如果我們採取慣用手概念,附予兩隻手的功能不同,尤其當與職業相關時,慣用手的概念與損傷部位在左手或右手,就是有意義的功能編碼。但對視覺來說,可能就是不同,我們會看他整體視力值的多寡與職業、生活等綜合做判斷,而不用像慣用手區分左邊與右邊的功能受限。相同的,當我們在下肢失去功能時,左邊與右邊的差別意義與左手、右手的差異不同,因為手部功能的受限,影響我們日常生活各種功能的行使。因此手部功能的編碼就需要比較細緻的處理。    最早的版本提出後,當時適逢西方各國障礙者社會運動的開展時期,許多團體反對世界衛生組織的版本,也認為它過度強調【醫療與疾病後果】(Hahn, 1993),因此世界衛生組織展開長達二十年的修訂與改版過程。最後在2001年世界衛生組織的大會中,通過ICF版本,這個版本的討論與研究論文,非常多且遍及各個領域,在此我只針對它在台灣的運用提出討論。至於這個系統的詳細介紹與討論,請各位參考過去幾年台灣的相關出版與論文。 ◎ICF的編碼無法直接轉譯為障礙者的需要    簡單的介紹ICF概念與工具後,接著我要討論,為何它在台灣的推動過程中,甚至到現在,都引起爭議與誤解或誤用。其中之一的關鍵,是我們社會對障礙者需求滿足的看法與假設。依據上述的介紹,ICF只不過是個評估工具,問題在於ICF評估的內涵,在國內過度被臨床的專業人員解釋與運用為是一種【需求】的評估。 以我的案例來說,ICF的評估,最多提供的資訊只是我目前的狀態,但ICF碼無法告訴政府或任何專業人員,我需要甚麼?即使未來當我的身體機能日益下降,無法自我照顧或失去自我照顧的能力,我也許仍可以自己找到資源或方法來解決我的問題。換言之,ICF的編碼,絕對無法直接轉譯為我的【需要或需求】。 … Continue reading 台灣障礙者的需求是什麼?從ICF談起

「路跑」的資本主義:台灣本地的初步觀察

張烽益 /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 跑步與路跑,是不同的。跑步有可能會是在封閉的田徑場當中,以正式競技規則的方式進行,也有可能只是個人隨意慢跑,跑步是一種強調個人肢體物理性動作的活動。但是路跑,通常意味著在開放的道路或山野,以各種不同任意性的自訂規則,所進行的一種集體性社會參與行為。  【台灣的路跑活動,逐漸走向資本主義化】 台灣全年路跑場次的爆增,網路報名的瘋狂秒殺,路跑商機的無限,這都是路跑資本主義化的結果。基本上,跑步這件事情,被商業化、市場化與資本主義化,雖然有部分學者認為,商業主義剝奪了運動的本質,削弱原本注重的社區與休閒性質,但是也有學者認為商業化是運動發展成一個產業的重要驅動力,會促進國家經濟發展[2]。  ◎從個人身體物理動作到集體性社會行為 筆者認為,路跑的資本主義或許會被銅臭味汙染其單純的運動本質,但如果控制得宜,卻也可能是萌生路跑運動普及化的新契機。商業競爭機制的引進,也可能導入運動管理專業化,強調顧客需求導向可能會吸引更多人投入運動,讓運動更加普及化,而這些正是過去長期以來,台灣路跑運動發展所欠缺的要素。 路跑資本主義化,改變了路跑的刻板印象,透過商業逐利模式的驅動,豐富了其面貌,吸引了新的潛在年青跑者,達到前所未有的參與人潮,使得「跑」不再僅僅是個人身體的物理性動作,而是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市場焦點,一個價格與利潤的計算標的。 路跑如何從一個單純個人身體的鍛鍊,逐步推向一個產業、一種生意、一種從中賺錢的資本主義化過程,嚴格來說是在最近這五年才突然大爆發的。筆者有幸親身參與並見證了這段發展史,本文將以第一手的觀察與統計資料,來初步探知這段歷程,並嘗試挖掘出其發展的社會脈絡。 ◎民間慢跑俱樂部的聯誼健身時期 筆者在2003年開始,為了與中年危機對抗,開始了以一雙跑鞋就能進行的最省錢運動----路跑。為了督促自己的可能怠惰,因此就報名參加了大台北地區的各式路跑賽,透過報名來砥礪外控自己平日可能疏於練習的惰性,後陸續在2004年完成首場半馬、2005完成全馬。  【筆者為了對抗中年危機,開始透過參加路跑來督促自己】 當時的路跑環境,比較起今日報名網路秒殺盛況,只能說處於一種高度單純跑步、非商業性的質樸狀態,大規模全馬賽事一年只有兩三場,其餘就是一些由各地長跑俱樂部自行辦理的中小型路跑賽,甚至也有少數的全馬賽事。 這些散落在台灣各地的長跑俱樂部,有些是架構在當地體育會之下,有些則是自發性組成,例如早在1963年就成立的北大長跑協會、1990年代左右陸續成立的永和、艋舺、土城等慢跑俱樂部、1992年成立的鳳山慢跑協會以及1995年的台中大腳丫長跑協會等等。這些俱樂部性質的團體,每日清晨或假日都有跑友在固定的場所團練,參與者大多以中高齡為主,其運作類似早覺會或山友隊的休閒、志工聯誼性質,以個人健身為目的。不過在最近台灣興起路跑熱之後,某些組織有轉型為專業路跑承辦單位的趨勢。 以本人居住的台北市為例,當時大多是台北市政府與路跑協會在各行政區舉行,大抵是數百人規模的路跑賽。參加者就自行到圓山中山足球場的路跑協會報名並現場繳費兩百元,然後賽前再來一次去領取號碼牌,整個過程沒有擁擠的人潮,一切以手工作業,沒有網路這回事。 到了路跑賽現場,俱樂部的成員都齊聚一角熱身寒喧,起跑點旁還可以看到一些賣跑鞋等相關跑步用品的小攤,主辦單位也不會驅趕,大家都相安無事,相互尊重,跑者也都會親切前往交談選購。而路跑賽現場,沒有晶片計時,而是以抵達終點領取名次卡,然後現場以點陣列表機列印成績,將長條的紙捲,張貼於公布欄,由跑者自行依照名次卡上的號碼,去對照成績。這是一個沒有宣傳花招、單純,甚至有點簡陋的路跑時期,那是一個單純跑步的時代。 ◎國家政治力動員的開始 國家為何要涉入運動,運動政治學者Barrie Houlihan認為有五種可能面向:一、早期為了維繫特定階級特權(例如狩獵)或基於宗教因素禁止某些殘暴運動。二、對國民健康與公共衛生有益。三、運動做為社會整合的工具,防止階級衝突擴大。四、做為軍事準備的工具。五、運動員的表現與國家在國際間聲望逐漸相關。六、促進經濟發展,使衰敗中的都市區域復活起來[3]。 那台灣呢?筆者認為與台灣民主化所帶來的激烈選舉競爭有關。過去的馬市長,現在的馬總統,就是一個最成功的案例。長期喜愛跑步的馬英九,在僅有行政經歷,毫無選舉經驗之下,靠著小馬哥的清新健康形象於1999年一舉當選台北市長,之後更於2008年當選總統。運動所帶來的選民良好印象與政治邊際效益,馬英九發揮到了極致。 台北市在馬英九擔任市長之後,為了推動市民的運動風氣,開始大力推動了一區一運動中心計畫。2003年,台灣第一座由政府興建的運動中心在中山區完工營運,台北市各區持續興建,2010年台北市第十二座文山運動中心完工,平均每座造價五億元,民眾使用費單次一百元,比起私人健身中心相對平價。根據北市府的統計,每中心每天平均有兩千六百人次使用。一河之隔的新北市,也起而效法,將規劃興建十四座運動中心,2012年底首座新莊運動中心開始營運,截至2014年底為止,已經有六座開始營運。  【國家在路跑風氣成形後,開始介入,例如大量興建運動中心】 資料來源:https://wssc.cyc.org.tw/IISystem/Portal/wssc/ 運動帶來身體健康,讓市民直接感受幸福感的有感政治學,市民的滿意度非常高,直接反映在各縣市排名評比當中之中。馬市長第二任任期的2003年開始,台北市政府在既符合市長清新形象又讓市民感受幸福的運動政治潮流下,在各行政區開始密集地主辦小規模的路跑賽,這是小馬哥邁向總統之路的開始。小馬哥透過路跑賽與市民面對面親密接觸,確立了小馬哥清新健康的形象,後來並成功進軍總統大位。而筆者幾度與馬市長並肩路跑,並與其握手,剛好恭逢其時,趕上這股台灣第一波由政治力發動的路跑潮。 這是一股由上而下,國家政治能量介入啟動的路跑潮,市政府藉此拉近了已經長久存在的民間長跑俱樂部社團,成功藉由路跑為媒介進行政治動員,在台北市各行政區密集地舉辦各區的小規模10K路跑賽,藉此拉攏各區慢跑俱樂部與地區民間社團,這種路跑賽的密度隨著小馬哥要參選2008總統大選的日子的接近而逐漸提高。 後來小馬哥成了馬總統,筆者記得他2008年5月就任總統之後,在七八月間還曾經參加過一次由市政府出發的10K路跑賽,結果筆者親眼目睹,起跑後在仁愛路的數千名擁擠的跑者人群中,馬總統被周圍起碼三十位特勤人員包圍,形成「籠中馬」而動彈不得的慘況,不過,那應該是馬總統最後一次親自參加大型路跑。但是,馬市長開啟的以政治力動員的路跑風潮,已經為下一波真正的路跑狂潮,打下群眾基礎與動員模式。 ◎政治力+商業力的路跑資本主義爆發期 根據台灣最資深的「跑者廣場」網站的統計,2005年每年台灣僅辦理42場路跑賽,2008年首度突破一百場然後逐年提高,2011年開始成長到約150場,到了2014年已經成長到448場。如此多的路跑場次,主版單位大體上可分為四類:一、民間公益團體,藉由路跑倡導公益活動。二、運動或商業品牌商,行銷自有品牌。三、各地鄉鎮公所或縣市政府,為了促進地方繁榮或政策宣導。四、直轄市政府,為了都市行銷,辦理之大型國際馬拉松年度賽事。而這些不同類型的主辦單位,大都委託中華民國路跑協會、地區性長跑俱樂部民間團體或運動公關行銷公司等單位辦理賽事。 圖一、近年路跑活動舉辦場數 資料來源:跑者廣場全國賽事統計(http://www.taipeimarathon.org.tw/contestnew.aspx) 由於台北市長小馬哥的成功經驗,各地方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公所開始紛紛仿效,政治資源的引進,讓承辦活動團體有了龐大商機,從各地舊有的慢跑俱樂部、經驗最豐富的中華民國路跑協會,到雨後春筍紛紛新成立的運動行銷公關公司,紛紛投入這個龐大的商機當中。另外,光是委託辦理網路報名,賺取手續費,也都能成為一種新商機[4],各種更多元的網路、超商等報名機制的出現,也讓跑者對於參與路跑賽的可親近性大幅提高。 國家機器的動員,導因於台灣政治競爭的激烈,各階層民選首長面臨定期改選的民意考驗,被要求政績表現,被要求媒體曝光,因此如何「被看見」就成了政治力驅動路跑的動力來源。而大型路跑賽,使用既定馬路,可說幾乎不須新增成本,僅有封路與維持交管的成本,比起辦理大型博覽會或展覽等吸引大量人潮的可見行政績而言,辦理路跑簡直是簡易低廉太多,而且舉辦成功,還可額外收取廠商冠名的贊助費用。 因此當首長在數萬名跑者的眼珠注目之下,致詞鳴槍起跑,成績不重要,人潮才重要,因為人潮的效應,帶來眼珠,自然引發廣告商機,因此,如何衝高單位時間與空間之內的最高人數,這種群眾經濟學的盤算,就引發贊助廠商的下場競逐利潤。算人頭的報名費三級跳,逐步提高到超過千元,這是最直接的反應,但是即使如此依然報名秒殺,瞬間額滿。各種精美的贈品,開始精品化,以吸引跑者報名,到後來甚至是為贈品而跑的反客為主的商業消費操作。 根據圖二,從歷年台北國際馬拉松當中,於大會規定時限內完成半馬與全馬的跑者人數來看,2005年僅有5915人,但是到了2009首度突破一萬人達到10475人,2013年更突破兩萬人,達到20176人。以台北國際馬拉松為例,如果再加上9公里競賽組,以及3公里的現場報名趣味組,2014年的台北國際馬拉松,號稱現場超過十萬人的盛況。這一個在一定時間、有限空間內群聚十萬人的潛在經濟規模產值,所帶動的運動相周邊產品的商機效應,絕對是主辦單位向各廠商收取廣告贊助費用的最有利籌碼。 圖二、歷年台北國際馬拉松半馬全馬完賽人數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路跑協會 註:台北馬拉松大會規定時限,半馬為三小時,全馬為五小時三十分。 根據業者的推估,台灣路跑人口約有40萬人,以每年投入衣鞋等裝備再加上參加路跑賽的費用,等於估計每年消費15萬元,等於一年有600億商機。[5]「中華路跑協會祕書長陳華恆也表示,其實彩色路跑和殭屍路跑在國外早就行之有年,反而台灣在最近幾年才搭上這股風潮,原因可能是因為許多廣告公司或行銷公司,發現台灣路跑活動逐漸盛行,嗅到背後商機,便利用大眾喜愛追求流行與新奇事物的心理,經由各式宣傳讓這些有創意的路跑活動變得盛行。[6]」 ◎國家力量的再規範(re-regulation) 當這個以國家資源為底盤,以市場商業邏輯為動力的全民瘋路跑的列車,高速前進之際,國家主體,開始感受到這個路跑資本主義過度發展,所引發的外部成本,必須由整體社會承擔,但民間業者廠商卻從中牟利的社會不公平現象。 在國外以彩色玉米粉噴灑跑者著名的彩色路跑(color run)嘉年華,在台北基隆河濱公園舉辦,賽後引發汙染疑慮,導致高雄場停辦的事件。還有苗栗神奇馬拉松沿途補給嚴重不足,跑者叫苦連天的爭議,太魯閣馬拉松因安全因素臨時停止全馬賽,全數改跑半馬,但卻不退還報名費,還有許多氣溫過高但路跑依然舉行,造成選手中暑危機等等層出不窮事件。這些因為衝高參賽人數,節省成本,過度利潤取向,偏離資本主義倫理。 因此在2014年7月,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協同體育署制定了「路跑活動參與者安全維護及權益保障應注意事項」,要求各地方政府納入自治法規,未來地方政府必須依此注意事項,審查路跑主辦單位所事先送審的實施計畫。這是國家開始進場,重新再規範(re-regulation)已經失序路跑市場的首部曲,這可能也是讓路跑這個資本主義市場,能夠持續發展的開始。 ◎路跑狂潮的社會脈絡 這股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路跑熱潮,所推動的參與主體是誰?從圖三當中,可以看出,在以規模最大,每年在十二月所舉行的台北國際馬拉松為例,其在時限內完成半馬與全馬總人數的年齡分布可以看出,台灣路跑運動,在2010年開始快速年輕化的趨勢。 在2005年,40-49歲佔了29.5%的最大比例,其次是30-39歲的26.1%,再來是20-29歲的23.9%、 50-59歲14.4%。也就是說,大於四十歲與小於四十歲的跑者約各佔50%。但是到了2014年,30-39歲年齡層跑者已經成為主力,達到40.9%,其次為40-49歲的24.2%,再者是20-29歲的23.3%,也就是說,約有65%跑者年齡是四十歲以下的青年。青年大量參與路跑,改變了舊有地區慢跑俱樂部的生態面貌。 網路社群、企業內同事、或既有共同興趣的同好團體自行發動成立的路跑社團,還有針對上班族的自發性揪團夜跑活動,都如雨後春筍,遍地開花。年青人以其熟悉的人際網絡迅速串連,是一個無法抵擋的新趨勢。 圖三、歷年完跑台北馬拉松年齡組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路跑協會 註:此人數為半馬與全馬於大會規定時間內完賽者 不過,台灣急速風起雲湧路跑熱,青年大量注入路跑運動,成為主力成員,必須有特定的社會條件,政治力與商業力才得以動員起來,那其社會脈絡為何?筆者認為,必須從結構面與個體面分析。 首先在社會結構面上,台灣在2008年第三季經歷了全球金融風暴衝擊,九月份失業率一反常態,不降反升,提高到4.27%,然後一路飆升到2009年8月的台灣有史以來最高點6.13%。關廠歇業導致非自願性失業人數大幅增加,各大就業服務站大排長龍領取失業給付,2009年失業給付的初次認定核發件數也達到20.8萬人的歷史新高(2013年約7.4萬人)。 台灣社會在2009年的失業率高峰稍降之後,並沒有讓社會氛圍復甦,由於2009年4月政府為了搶救青年失業,以編列特別預算108億元,實施「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也就是企業雇用畢業青年政府補助2萬2千元,但這個22K方案,卻反而成為勞動力市場市場的破盤價,拉低原有的青年薪資水準。 ◎崩世代降臨與路跑世代崛起 … Continue reading 「路跑」的資本主義:台灣本地的初步觀察

女人的貞潔,男人的政治:性別意識與名人道德

田晶瑩 /澳洲國立大學亞洲研究學院 島國前進發起人陳為廷在宣佈參與苗栗立委補選後,為避免被對手挖出過往而選擇自爆「襲胸事件」,引發外界評價兩極。而後又有女性在網路指控遭其襲胸,並留下陳的建中學生證;後續因事情愈演愈烈,陳宣佈退出2015年苗栗縣立委補選。 【陳為廷事件,讓許多其他事情減少曝光】 從這件事情滿城風雨的程度,大家已經恐怕已經無心了解銀行聯貸和台灣農地休耕、中國農民登台等事,但就此事而言,有不少人(通常是男性)為陳為廷發聲,認為他只是犯了小錯誤,甚而以為這是「私領域」的事,與他能否成為政治人物為民服務無關;當然也有不少女性在網路上提及自身被其他異性騷擾/侵犯的經驗,表達這樣的事件會對受害者造成多大的傷痛,她們經常感到噁心想哭,覺得自此帶著不潔的陰影;更多的是酸民們的網路霸凌,叫蔡英文去讓人摸一把,或是指女網友提出的學生證並不能作為證據,她應該留下真正有力的證據云云。從大家對這件事的反應突顯了我們經常犯下的繆思。 ◎性/別意識與女人的貞潔性 首先,吳育昇上薇閣是私領域、劉喬安援交是私領域,但性騷擾絕不是私領域的事,並且是犯罪。性騷擾這件事本身就帶著強/弱的權力關係—通常是上對下/男對女,而在此次的事件中還要加上陳為廷擁有發言陳述的權力而受害的女性沒有。男性多半以為性騷擾事件等同於吃吃豆腐、或是錯估形勢的性邀約,包含言語上的或是行為上的;然而女性所感受到的則是身體/主體性被侵害。何以存在這麼大的差別?我們的社會不斷強調性別意識:男人應該是主宰的、性活躍的,而女人則應該是順從的、性被動的。這樣的性別秩序下,男性作為父權社會中的受益者,經常忽略/合理化其自身帶有的性別權力,呈現在物化女性、認為女人需要男人保護/管束、覺得男人天生性衝動等;而性騷擾女性的過程其實是就正是對女性霸權的展現。 【在台灣社會裡從來都只有女人需要守貞】 資料來源:http://www.citylove.org.tw/web/2014test/chapter06/1043-603.html 在台灣社會(以及幾乎全部的父權社會)裡從來都只有女人需要守貞,對於不貞的女性古代處以浸豬籠或其他私刑,而守貞者則給予貞節牌坊來表揚。雖然浸豬籠與貞節牌坊在現今社會已不復見,但這樣的父權意識卻依舊存在。為什麼男人會覺得摸女人一把是「賺到」,而女人被摸一把則是「吃虧、不潔」?為什麼女人的身體會被「弄髒」?我們為誰而守貞?「守貞」的思想原就是父權社會為女性所設計的,要妳好好的保護妳的性/身體,因為它是屬於一個男人的。君不見男人把女人當征服的對象,而女人的貞潔卻是易毀的、女人的性則是羞恥的。很多女性在購買內衣的過程中,分明拒絕了還是被女店員衝入更衣室「幫忙喬奶」被摸了好幾把,但我們並不會因此而感到不潔,只會生氣對方不尊重我;然而當受到男性的性騷擾時,首先是其背後的權力關係令當事人受到壓迫而感到恐懼。接著父權思想教育女人的是,如果有男人碰了妳,妳就髒了,正是這樣的邏輯讓受到性騷擾的女性覺得「噁心想哭,覺得自此帶著不潔的陰影」。在其主體性受到侵犯後,再受到二度傷害。父權社會對女性的規訓讓女性在受到騷擾後產生「不潔」的恐懼以及自我質疑,讓受害女性不敢站出來,或是讓受害女性的家人不願讓她站出來。因此,唯有我們認真去了解性別意識與父權思想,改變現在的性別秩序後,才有可能杜絕這樣的性別權力壓迫。  ◎政治人物/名人的道德標準? 另外有不少人提到,像陳為廷這樣有道德瑕疵的人不應該當立委,因為他會為社會帶來不良示範。也有人因此質疑太陽花學運的整體價值,或認為學運人士應盡速與陳為廷作出切割,以免損及學運名譽。然而這樣反應背後的邏輯是什麼?太陽花學運從來不是由一群「神人」所創造,而是社會中的每一分子,在那個時刻有著相同的理念—反對黑箱服貿—而走上街頭,他們來自不同的背景,支持不同的政黨,學運代表的就是這個社會的縮影,甚至連太陽花也是後來才被按上的名稱;更別說太陽花女王、學運領袖等封號,不都是由媒體添加的嗎?那麼為什麼劉喬安,或是今天的陳為廷,不應也不能有道德瑕疵?不論是學運的哪一員,或是任何的名人都只是個「人」,然而他們在被媒體與社會大眾「神化/英雄化」之後,我們就再也容不下他們的一點缺陷。相對地,那些未被神化/英雄化的人物,例如犯下性侵罪的李宗瑞或馮滬祥,卻不見有人大力討伐,更難見到的是為該些案件受害者出聲的人。 【公眾利益的討論,在台灣似乎相當缺乏】  facebook.com/nagee.tw/photos/a.10151409298917312.1073741829.353390642311/10152098269327312/?type=1 尤其在李宗瑞的案子中,更多人檢討的是受害者為何要去夜店、是否衣著曝露、為何接受男性的搭訕而導致被下藥迷姦。如前段所述,在我們的父權社會中多數人認為是女人妳要好好的保護自己的貞潔性,檢討受害者的行為無異是再度強化父權意識而把受害者更進一步推入深淵。而在被「神化/英雄化」的人身上,我們卻要求他/她是個完人,當他不再完美之時,則像中世紀獵殺女巫一般,把高中的文章挖出來、對受害者人肉搜尋、找出當年的警察與司機進行訪問,再補上如果妳/你的女性家人是受害者,妳/你的感受是如何。如果陳為廷只是個無名小卒,還有多少人在意他犯的錯以及受害女性的感受?聖經中有一個故事說:「一日有一名犯人[1]被捉到,眾人正對著她丟石頭,耶穌到來後對眾人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他。』於是從老人到小孩,一個個地把手中的石頭放下了。」我並不是說名人或政治人物的道德不該接受檢驗,而是我們不該把自己置於道德高地、透過砰擊犯錯的人才得以異化/區別我們與犯錯者有所不同。 【台灣對待不同人的標準,似乎不太一樣】 資料來源:http://review-fumao.logdown.com/ ◎不應是「對錯」「黑白」「藍綠」的二元對立 「竊鉤者誅,竊國者侯」正是台灣社會雙重標準的寫照,而且我們都可能是共犯。每個人都可能犯罪,差別在於認錯並悔改,從此不再犯,還是振振有詞地為自己找理由,甚至利用自己的權力位置去壓迫受害者。 最後,我知道很多人還在等我說出一個「對」或「錯」,然後他們才能對此下批評。就好像不是藍就是綠,不是黑就是白的二元對立,你總要選一邊站。但這個世界從來沒有這麼簡單,不信來好好的讀一讀社會學。 ----- [1] 原文為行淫的婦人,但本文意不在傳教、更不願再加深性別意識,以及通姦是否是罪亦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因而以犯人取代。

創傷之後:增進性騷擾的公共理解

范雲 /台灣大學社會系 男人和女人活在不一樣的世界裡。為什麼許多男人覺得性騷擾這件事情可以被輕輕放下,但是,許多女人覺得這件事情不能被輕易原諒呢? 不少男人聽到性騷擾,會誤以為是自己也經歷過的失敗性邀約,有人甚至會宣稱,這是每個人年少都有過的荒唐事;相比之下,女人聽到性騷擾,往往義憤填膺。因為,她們中的多數,會想起自己經歷過的那些難以啟齒的不舒服與不被尊重。對某些女性來說,甚至是難以回首的創傷經驗。 【女性被騷擾的經驗,經常無法與人言說】 資料來源:streetharassment.files.wordpress.com/2009/04/boston-anti-grope-campaign-sign-2.jpg?w=300 ◎性騷擾是公共議題 性騷擾不應該被當成失敗的性邀約。情感追求,或性的邀約,是兩個平等的個人之間的互動。你情我願,有一段探索與回應的過程。相反地,性騷擾展現的,是對他人感受的忽略與不尊重。因此,性騷擾是一種關係的強迫,它展現一種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及其濫用。它是一方對另一方的攻擊,而不是嘗試吸引。 由於性騷擾內涵了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因此,比較常發生在上司對職員,老師對學生,長者對年幼者,男性對女性。性騷擾經常被視為是對女性的歧視,一個越不尊重女性的社會,越有可能發生對女性的性騷擾。對女性而言,性騷擾造成了對其身體以及尊嚴的侵犯,它不是私德議題,是公共議題。 為什麼性騷擾是公共議題呢?被騷擾者除了在當下,被迫經歷她或他不想要有的身體接觸,或帶有性意味的口語內容外,在事情發生之後,還有可能會感受到創傷、沮喪、焦慮、孤立以及不斷地自責。這個社會常會明示或暗示女性,一定是因為妳的穿著言行的不恰當,才會招惹別人的侵犯。有時候,經歷性騷擾,甚至會影響受害者與其伴侶的親密關係。 性騷擾是公共議題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其所造成的外溢效果。性騷擾的發生,會持續形成對女性產生壓力的不友善環境。無論是公車上的性騷擾,或是職場上的性騷擾,都使得被騷擾的弱勢者,必須承擔更多的身心壓力。公司、社會組織或是任何一個社群中,一旦出現了性騷擾事件,特別是當騷擾者是該群體中較有權力的人時,往往會使得當事人,以及潛在的被騷擾群體,無法有平等發展自我與生涯的機會。 【在職場被騷擾的女性,必須承擔龐大的身心壓力】 資料來源:files.coloribus.com/files/adsarchive/part_630/6307055/file/sexual-harassment-awareness-gagged-small-30863.jpg 在婦女運動十多年的努力下,台灣社會在面對性騷擾上,已經有了法律與政策,得以讓受害者求助。也許是性別教育的成長,也有越來越多的女性以行動保護自己,懲處加害人。女性不再是無助的弱勢者,她可以長出力量,成為行動的主體。當然,在多數的情況下,受害女性經常無法在第一時間點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她們在處境與行動上的艱難,也常常無法被整個社會理解。 可惜的是,到目前為止,我們太少聽到這樣的聲音,我們的社會真的需要聽到更多的受害者為何無法行動,以及為何能夠行動的真實故事。 ◎男性對於性騷擾的反省,不應集體缺席 然而,直到現在,關於如何可能協助加害者,還是缺乏討論與理解。國外不少研究提出,加害者根據情節輕重,需要接受性別教育、認知治療(找出認知上 的原因)、心理治療、同理心練習、再犯預防、行為治療,以及協助其建立一個能夠督導與避免其再犯的負責性計畫。比較複雜的是性騷擾的累犯,可能有強迫症問題,非常需要特殊的專業協助。 性騷擾並不可怕,可怕的其實是我們看待性騷擾的態度。如果我們願意認真地對待,性騷擾的行為其實可以被避免;然而,一個團體或社會,如果將性騷擾當成不重要的輕微事,它不僅會進一步造成所有受害者的二度傷害,更嚴重的是,可能造成整個社群內部的分裂或價值危機。如果陳為廷事件對我們有任何的省思,那就是,我們需要增進整個社會,包括「進步社群」(如果有的話),以及社會學教育,對性騷擾的理解與認識。 【透過陳為廷性騷擾事件,讓整個社會可以反省台灣的性別權力關係到底如何】 資料源:http://m.watchinese.com/sites/www.watchinese.com/files/imagecache/article_MainPhoto/photos/2014/05/20140520%20%E7%9C%8B%E5%AD%B8%E9%81%8B%E3%80%8B%E6%80%8E%E9%BA%BC%E7%9C%8B%E9%99%B3%E7%82%BA%E5%BB%B7%EF%BC%9F-%E5%AE%98%E7%B6%B2.jpg/ 陳為廷參選引爆的性騷擾爭議現象,像是個女版的洪仲丘事件。軍中的虐待,是每一個男性成長過程都經歷或至少聽聞的事件。透過媒體的大量報導,洪案引爆了台灣男性要求改變的集體憤怒。多數不曾當兵,未來也非常可能不會當兵的女性姊妹們,在洪仲丘運動中,也發揮了龐大的支持力量。遺憾的是,在這個因為政治明星所意外喚起的女性集體傷痛中,我們很少聽到男性的同理與積極行動;甚至有不少意見領袖,不斷地辯護。這個男性缺席的集體現象,值得我們省思。 ◎持續白絲帶運動,終結男對女的暴力 我們的社會,或許需要新一波白絲帶運動,讓男性一起參與教育男性的性別教育。我們需要父權結構中的優勢者男性,參與性別教育,並以積極的行動終結男性對女性的暴力。許多社會與部落沒有家暴、沒有性侵,也沒有性騷擾。這些經驗讓我們理解,生理男性不是天性就比較可能施暴或濫用權力,這是學習而得的。白絲帶運動,讓男性可以脫離罪惡感,可以不再成為父權社會的幫兇。請所有認同的男性,就從勇於對抗日常生活中,你的男性同儕口中貶抑女性的語言與態度開始。 【持續白絲帶運動,讓台灣男性積極參與改變不平等的性別關係】 資料來源:gender.psc.ntu.edu.tw/Admin/Web/Files/PUB_Cover/white.jpg 社會學不斷地教育我們,要能連結個人困擾與公共議題的關係。如何真正尊重與愛惜每一個人,包括受害者,以及加害者,是創傷之後的公共議題,如何從根本上,反思性騷擾的結構性原因,則是每一個社會學工作者都不能迴避的基本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