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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就是一項政治行動:政黨輪替應有的價值

王金壽 /成大政治系,中山社會系 蔡英文總統近日提名謝文定、林錦芳為司法院正、副院長,引起軒然大波。許多論者皆以謝文定、林錦芳過去的行事風格、資歷等等來評論這件事,不過這裡我想改以臺灣過去二十年來政黨輪替與司法改革之間關係,來評論這件事。 【提名謝文定、林錦芳為司法院正、副院長,引起軒然大波】 資料來源:黃國昌立委臉書 ◎從基層出發的司法獨立改革 臺灣的司法獨立改革,一開始並不是以制度改革為出發點,而是個別的法官與檢察官透過個案所引發的抗爭行為。一開始是吳蘇案(高新武檢察官),接著是蕭天讚案(彭紹瑾、李子春檢察官),最後是法院的謝說容案(謝說容法官、張國彬法官兼庭長)。這三個案,有一些共同點。首先,所有的改革行動都失敗。二、幾個參與改革行動者,都是相當年輕的檢察官和法官,剛進入司法體系不久,還沒有完全被這體制馴化。三、參與改革行動者後來不是遭受處罰,就是被迫辭職離開司法體系。 台灣司法體系的實質改革,包含司法事務分配、參與人審會、廢除送閱制度、司法預算入憲,係於1993年底才在台中地方法院展開。台灣法院的獨立改革有幾個特色。一、大部分的改革者,都是待在基層地方法院的法官,且相當年輕,當時年紀都小於四十歲。二、幾個改革運動都相當成功。三、不像過去參與抗爭的檢察官被迫辭職,大部分法官有意地繼續留在法院體制內進行改革,即使有政治人物希望這些法官能參與政治,但這些法官認為只有繼續留在法院內,司法改革才能有實質進展。相反的,一些有爭議的法官不是辭職就是被懲處。四、國民黨和司法院面對年輕一代法官的改革運動,並沒有太多的反擊動作。 不過在這一波司法改革趨勢中,卻有另一個意想不到的改革動力,它來自於司法院體制階層的最高點:司法院長施啟揚。臺灣那時的政治和社會改革動力主要來自社會基層,沒有人會想到,在國民黨威權政權下被提拔、且擔任司法權最高位的施啟揚,有可能成為改革動力來源之一。 【國民黨背景的施啟揚,意外成為另外一股司法改革的動力】 施啟揚是民主化之後、司法獨立改革過程中,最受爭議的人士。他在擔任司法院長時,剛好是台灣民主轉型時期,也是體制內基層法官和體制外社會團體要求改革的時期。對於他在司法院內關於司改的評價,卻是完全兩極。改革派尊稱他為「獨立先生」,但民間改革團體不僅質疑施啟揚的司改理念,後來甚至全面抵制施啟揚,施啟揚的下台多少跟民間改革團體的抵制有關。 施啟揚雖然在外部失去政治上的支持,卻在內部得到改革派法官的支持。1997年年中,施啟揚因為書記官調薪案,欲請辭司法院長時,得到過去和司法院採取對抗立場的改革派法官的慰留。至此,改革派法官與司法院的關係由敵對變成合作關係。 ◎改革派法官擔任人事處長帶來制度的衝擊 施啟揚與改革派法官的合作關係,在1998年進入另一個層次:他任命了改革派法官呂太郎擔任人事處長。人事處提供人事案的來源與資料,但最後權力決定機構是人審會。在過去,人事處長經常由現任地方法院院長來擔任。呂太郎就任人事處長,代表改革派法官在人事權上,從過去在人審會被動的把關,轉化為主動進行改革,最明顯的莫過於呂太郎執行「免兼庭長」一事。 雖然當年司法改革會議有決議,庭長需有任期,但此決議並沒有強制性。呂太郎開始執行「免兼庭長」的行動後,導致許多法官的反彈,甚至到監察院去檢舉施啟揚和呂太郎,並提起訴訟。但繼任施啟揚的翁岳生繼續留任呂太郎,繼續執行高院法官免兼庭長。此案一直到2002年大法官做出第539號解釋,指出免兼庭長與憲法第81條法官身份保障之意旨,並無衝突,法理之爭才告一段落。 呂太郎在擔任人事處長三年之後,因他個人自己設下的標準(比照庭長任期),而請辭該職位。接任他的職位是同樣具有改革意識的周占春法官。周占春和呂太郎一樣,同是司訓所24期結訓,也同樣在接任人事處長前並無擔任過任何重要的司法行政職。 呂太郎跟周占春擔任人事處長對於體制的衝擊與作為,遠超過兩位司法院長的預期。例如,施啟揚原只希望免兼庭長出現幾個象徵性的個位數字,但呂太郎一共免兼了50幾位庭長。同樣的,周占春為了執行訴訟金字塔化,而拒絕調任何法官到最高法院,他為了這件事,幾乎與當時整個司法高層翻臉。這兩位對於體制的所造成的衝擊、改革(或是傷害,就看你站在那個角度)是讓許多體制內的法官至今對他們相當不滿的主要理由。 ◎司法體系內部的反撥 雖然以前的改革運動,也曾經成功地汰除某些操守不佳的法官,不過體系內仍有許多相對操守沒問題,但對司法體制與理念較為保守的法官,例如吳啟賓、孫森焱、陳計男法官等人,他們與當時司法院長翁岳生的關係良好、資歷期別不相上下,有許多人跟翁岳生還是學長或同學的關係。由於身分、職務與資歷的特殊性,這些人對於翁岳生發揮了相當大的影響力。當他們站出來反對改革派法官,而後者也無法獲得司法院長更大的支持時,台灣的司法體系內部改革動力就次逐漸消失了。直到2012年,基層法官再度發起改革最高法院,特別是廢除秘密分案,才見到另一波的改革動力。[1] 【翁岳生雖然重用改革派法官,但到了後期逐漸疏遠這群法官】 翁岳生雖然早期也重用改革派法官,但顯然呂太郎、周占春帶給舊體制的衝擊已經不是他能接受的,所以一些改革也開始變化,例如原本要執行的庭長任期制,開了一個後門,讓庭長可以無限制的連任。[2]但最重要的是,在周占春之後不再重用改革派法官,而改用跟過去改革派無關係、但在體制內表現良好的法官擔任人事處長。這位新任人事處長雖然是改革派推薦給翁岳生的,但卻不能忘記,是翁岳生訂下標準讓改革派法官去尋找下一任法官來當人事處長。 新任的人事處長在翁岳生的支持下,作風有很大的轉變。她視法官跟一般公務員沒有太大的差別、重視各種數字績效來決定升遷[3],當然最大的變化,是最高等法院的人事。過去周占春拒絕推薦任何人上最高法院,而現在變成要到最高法院的法官,必須先經過最高法院庭長會議的同意,這等於是最高法院架空了司法院的人事權,或說的更直接一點,是司法院長翁岳生同意這樣做。如一位法官所說的,翁岳生到他任期後頭,只剩下司法改革口號,另一位法官接著說,翁岳生至少還有口號,接任他的賴英照連口號都沒有。 ◎政黨輪替跟總統的角色 相對於基層檢察官和法官在司法改革扮演關鍵性角色,我們也發現一些重要的缺席者,最重要缺席者,莫過於政治人物。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1990年所召開的國事會議中,完全沒有司法改革的相關議題,而且法官法草案在立法院擱置了多年。民進黨剛成立前後,也曾經有政治人物攻擊和嘗試要改革司法體制,但是並沒有太大的作用,而由美麗島事件辯護律師轉為政治人物的人(例如蘇貞昌、謝長廷、張俊雄)也沒有因此特別關心司法改革。 李登輝任內對於司法改革也沒有太用心,他甚至拒絕由總統出面召開全國司改會議,導致施啟揚下台。第一次政黨輪替,陳水扁上台,並沒有立即更換翁岳生,之後陳水扁任命了一向受國民黨重用的賴英照。第二次政黨輪替時,馬英九也沒有更換由陳水扁任命的賴英照。簡而言之,政黨輪替的影響,在司法院長這個層級並看不出來。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兩大黨似乎並不特別關注司法院長的政治立場與意識型態,特別是翁岳生跟賴英照。翁岳生在國民黨主政下的戒嚴時期,就開始長期擔任大法官,但同時被不同政黨的李登輝與陳水扁任命為司法院長。同樣的,賴英照戒嚴時期開始就受國民黨重用,之後則被陳水扁任命為司法院長。 ◎陷入僵局的體制內司法改革 2003/10-2007/9,翁岳生還在擔任院長,同時間有許宗力、林子儀、許玉秀(三人任期到2011/09)擔任大法官。依照部分學者與律師的看法,這樣組合的大法官或是司法院長,應該是對於司法改革有很大的助力。我相信他們是高估了這些自由派大法官們的影響力。[4]如果這群人有真正根本性改變司法體制的話,那我們現在也就不需要舉辦全國司改會議。 我相信這些自由派大法官對司法改革是有貢獻,但是不大。幾個理由:第一、釋憲制度必須有2/3大法官出席,出席人數的2/3同意,才可以通過釋憲。如果自由派大法官想要透過釋憲來改變司法體制,他們必須先拉到2/3的票數。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工作,如果無法拉到2/3票數,哪等於是維持現狀。第二、大法官是不介入司法院的行政事務,不管是人事調動、行政管考、或是司法政策,這些都是司法院長的權責。說的更直接一點,這些陽春大法官連人審會委員都不是![5]這些大法官,除了做出釋憲之外,沒有任何權限去影響眾多法官和數以萬計的個案。 臺灣的體制,接近日本的官僚司法體系(bureaucratic judiciary)[6],透過司法院長、秘書長、各處廳長、以及各法院院長所建立的龐大行政官僚體系,來管理控制法官。[7]如David Law所說,我們對於這樣的司法系統的組織結構所帶來的整體性的影響太過於忽略了,而這些才是司法改革的重點之一。 日本這樣的體系運作,幾乎是全世界最保守的,連大法官釋憲都被這體制影響。該體制最保守的其中一點,是由過去類似我們司法院秘書長,來接任最高裁判所的首席大法官,然後再由她/他來控管、監督整個司法體系。不管我們認不認同現有的制度,但現實上就是,臺灣的司法院長只是大法官會議的主席,如果投票的話,他也只是1/15。他握有權力,也會有更大影響力的地方,是在於整個司法行政的官僚體系。 【體制外來的司法院長,經常被傳統的司法官僚體系包圍困住】 臺灣在這一部份顯然跟日本不太一樣。司法院長很少由司法官僚體系出身,臺灣民主後化的幾個司法院長沒有一個是由司法體系出來的。從施啟陽(政治人物)、翁岳生(學者)、賴英照(技術官僚、學者)、賴浩敏(律師),沒有一個曾經在台灣司法官僚體系待過。如果他們對於整個體系運作不瞭解,那他們要如何管控、監督(如果你高興的話,哪用領導兩字好了)整個司法體系?他們身旁圍繞一群司法官僚,例如朱石炎(施啟揚時期)、楊仁壽(翁岳生時期)、謝在全(賴英照時期)、林錦芳(賴浩敏時期)。照理這些技術性官僚應該只是幕僚或是副手,但事實卻不是這樣,反而這些司法官僚經常主導了人事或是政策。所以,當賴英照因為法官集體貪瀆案而下台,他可能會自認無辜,因為哪些人事不是他主導的,但問題是他授權或是放縱這些司法官僚,才導致這個局面。原本政治任命的司法院長應該是帶著民意與社會期許去改革、領導司法體系,但這幾年的經驗卻是相反,沒有司法體系經驗的外來司法院長,被傳統司法官僚體系包圍困住。 ◎2016政黨輪替後的司改起步 對於司法改革,2016的選舉給很多人不同的期待。蔡英文在政見發表會時,公開宣傳要召開全國司改會議,也提名多位過去參與民間司改會的律師,擔任不區分立委,他們也主打司法改革的旗號來宣傳。蔡英文就任後,不僅在就職演說再次提出司改作為他施政新目標之一,還重用民間司改會的前執行長林峰正,擔任國安委員,感覺是要把司改提升到國安層級。過去兩次因為政黨輪替的司法院長、副院長請辭都被新總統慰留,但這一次跟過去不一樣,司法院長、副院長請辭,都被接受了,似乎是全國司改會議真的要玩真的。 而民間團體,特別是民間司改會,早就為全國司改會議做了各種演練。一反過去全國司改會議出現 律師對抗檢察官、法官的情況,司改會這一次主動釋出善意,公開或私底下,拜會了許多法官和檢察官。雖然司改會強調並無預設立場,但因為過去的恩恩怨怨太過深了,很多法官、檢察官都不相信司改會沒有預設立場,大概只有我這一種非法律人,才會相信司改會的說法。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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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運動的研究有用嗎?

何明修/台大社會系 這學期我在台大社會系開了一門大學部的「社會運動」課程,在期中考時,我特意出了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申論題: 「到底社會科學的知識是不是價值中立,不同學者有相異的看法。這學期以來,我們在課堂上主要是探討社會運動如何與為何產生。試問,這些知識考察所獲得結論是否也可以運用於「阻止」、「防制」、亦或是「化解」社會運動所帶來的挑戰?如果你是負責國家安全的政府官員,這些知識是否會有幫助?請你們提供一個經過深思熟慮之後的看法,並且詳細說明其理由」。 如果我是修課同學的話,遇到這樣的題目,要選答「有幫助」或是「沒有幫助」,應該都可以找出很多的理由與說法。這一題的重點當然是要求同學反思性地來看待社會學知識,到底這些關於社會運動的種種理論與概念是否可能被實際運用,甚至是用來壓制社會運動? 我之所以會設計這樣的考題,其實來自兩個很特別的親身經驗。 在2008年的野草莓學生運動之後,有一次我去東海大學參與論文口試審查,那位研究生曾積極參與中部的學生抗議。論文審查對於我們這些職業社會學家而言,早就是一種習以為常的例行業務,但那次的經驗很特別,在口試之後,那位研究生卻給我出了一個難以解答的問題。在學運靜坐期間,她很認真地唸了我在2005年出版的《社會運動概論》,但是她發現,書裏面寫的東西完全無助於她分析當時野草莓學運所面臨的困境。我其實記不太清楚到底是如何回覆她的困惑,我想那時的講法大概是:「研究社運與搞社運本來就是不同的事情,就像理論與實踐本來就是需要兩種不同的知識」。我知道這樣的答案有點欠缺誠意,聽起來像是敷衍了事,後來我十分懊惱,這件事就一直掛念在心上。 另一次的經驗也差不多是發生在同時,有一位主修社會學的學姐那時在研考會上班,她正好在處理一件公開招標的研究計畫案,主題是關於政府如何因應網路時代的社會抗議,因此順便問我有沒有興趣參與投標。在那當下,我當然是哈哈帶過,我那時真正的內心想法是:就算我寫的東西對於社運沒幫助,再怎麼不濟,我也不會去幫政府,讓國民黨官員更了解如何「因應」社運。那時的研考會主委是江宜樺,他顯然是注意到野草莓學運可以透過ptt來發起動員,而不是依靠既有的組織或社團,因此想要採取積極應對。說實話,回到當時的脈絡來看,這樣的想法還滿有遠見與前瞻性,無論是在台灣或是國外,網際網路所帶來的社會運動革命在2008年才正開始發酵(提示:智慧型手機是在2007年上市,因此時行動上網仍不普及。臉書的中文化也是在2009年才上路,當時的社交媒體仍不是很發達)。 不過,隨著江宜樺後來步步高升的公職生涯,從研考主委、內政部長到行政院長,台灣的學生運動也日益加溫加劇,野草莓之後,有各種的抗議運動,例如反國光石化、文林苑都更、反媒體壟斷等。在2014年太陽花運動中,學生所帶領的抗爭更是直接佔領了江宜樺的行政院。最後,也是由於太陽花之後所掀起的各種抗議與運動風潮,「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成為流行的標語,國民黨在該年底的九合一大選中遭逢了前所末有的潰敗,江宜樺才黯然請辭行政院長一職。我不知道當時到底是誰承包了研考會的委託研究計畫,又提供了何種的政策建議?但可以確定的是,江宜樺顯然不知道如何處理「網路時代的社會抗議」,要不然這位被馬英九一路栽培的國民黨新秀,不會如此就折損了政治生涯。   高度建制化的學術知識生產 到底社會運動的研究有沒有用?無論是對於統治者或抗議者而言,認知了政治機會(political opportunity)、動員結構(mobilizing structure)、構框(framing)、劇碼(repertoire)等社運研究的基本概念,無助於協助完成他們的意圖嗎?如果以目前的學術知識生產環境與其要求而言,我會斬釘截鐵地說「完全沒有幫助」。因為無論是在國內外,社會運動研究已經進化成一門高度建制化的領域,其從業人員被期待要解答該領域內部所浮現的研究議題,而不是因應外部不斷浮現的新抗爭風潮。 <<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與進程>> (引用自:蘋果日報,有傘有聚 閱讀抗爭,2014/12/20,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10829392/20141220/53249349) 在英文出版世界,Mobilization(創刊於1996年)、Social Movement Studies(創刊於2002年)已經成為這個研究領域的指標性期刊,而且都已經被收錄進入SSCI,新進的研究人員幾乎必須得在這兩份刊物登刊,以建立自己的專業聲望。一個研究領域出現了旗艦性刊物,意味著已經累積相當規模的從業人員,獲得了專業性的認證,但是建制化也然意味著內部的指涉會日益取代外部的關切,研究的提問是以學術領域之內的發展為依據,而不是現實的社會運動所凸顯之挑戰。就以2011年出現的佔領華爾街為例,大概沒有人可否定這場抗議當代資本主義所加劇的貧富落差之重要性,但是專業的社運研究者卻沒有產出重要的著作。Todd Gitlin (2012) Occupy Nation: The Roots, the Spirit, and the Promise of Occupy Wall Street,以及David Graeber (2013)的The Democracy Project: A History,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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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ga Events進化史:由民族主義到資本主義的兩種都市競技場

蘇碩斌/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一、疑雲重重 1970年代,少年的我剛學會打棒球,巧逢日本漫畫《青少棒揚威記》[1]在台灣盜版連載,熱血的南部子弟,以為中華少棒一直去美國拿金盃很強,以為有一天世界冠軍必會留在台灣主場。我已經準備好就要喊:「世界看到台灣了!」 不過那年頭的教科書寫說中華民國是世界五強,現實上,卻完全不是那麼好棒棒。 我一直等。人家小日本已在1964年辦過東京奧運,連著又是1970年的大阪萬國博覽、1972年的札幌冬奧,我大中華何時來一砲?很久之後才知道,退出聯合國之後,台灣就無法成為國際比賽的主場。 兩岸和緩的二十一世紀,台灣終於有機會主辦正式的國際盛會。2009年高雄市的「世界大學運動會」首開先例,2010年臺北市承攬「世界花卉博覽會」,馬英九市長說最欣喜的是「台灣第一次獲得國際授權、同時也是亞洲第4個國家、第7個城巿舉辦的國際博覽會……大大提高了台灣及台北市在國際上的地位、聲望及能見度。」 國際主場的渴望,不就是我從幼稚園以來的夢想?可是我已經長大,他們卻還在裝傻。花博本來想要開發關渡平原的計畫挫敗,接手的郝龍斌只得在基隆河邊湊出帶狀公園當展場,驚險撐完會期。馬英九閉幕致詞果然逮到機會天真又哭喊:「世界應該都看到了台灣美麗的力量!」 馬英九為什麼如此天真?也不是全無道理。   二、明知有詛咒,各大城市仍然前仆後繼? 「讓世界看見台灣美麗的力量」是天真的民族主義口號。(作者翻拍自花博海報) 花博這種國際盛會,就是所謂Mega Events的一種。 Mega-Event的學術定義是「大規模的文化、商業及運動活動,具有劇場的特質,訴求大眾參與,強調國際能見度。」[2]操作的 SOP是「跨國的非政府組織」及「單一國家的政府組織」互相合作,例如花博的國際園藝家協會(AIPH)和台北市政府產發局,以致外表很像「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但其實是民間的商業行為。 Mega Events歷史不長,但也不短。因為強調國際能見度,當然是現代國家出現、國與國之間競爭之後的事。歷史上最早的Mega Events是1851年倫敦萬國博覽會(Expositions),然後奧林匹克運動會(Olympic)於1896年雅典重現,加入Mega Events隊伍,再來則是1930年誕生的世界盃足球賽。除了這典型的三大,後來名為EXPOs、Fairs、Games、Conventions的各種國際高峰會、專業博覽會,也勉強算是。 Mega Events的生命史一直有兩個親密愛人。初始Mega Events的老相好是「民族主義」,1980年代起,勾勾纏的對象就變成新自由主義風格的「資本主義」,尤其是「都市更新」。英國學者Maurice Roche指出,Mega Events百餘年來就是雙重意義的堆疊:一是民族國家追求現代化的老遊戲,二是跨國界都市競爭金權資源的新賭局。 台北市在花博之後申辦規模更大的2017年「世界大學運動會」,廣告詞明顯也展露Mega Events的雙重意義: 2017世大運所代表的不僅僅是一項國際體育賽會,它還包含了主辦城市的城市再造、全民參與、文化提升等多重使命,2017年,國際社會將聚焦臺北,期待全國民眾共同參與這場盛會,攜手將臺北推向世界舞臺,成就臺灣的驕傲。[3] 民族主義夢囈的「台灣驕傲」,資本主義熱衷的「城市再造」,正是當今Mega Event複雜遊戲的兩大關鍵字。馬英九民族主義的天真,問題就在於他只吶喊了「台灣驕傲」,卻隱匿了「城市再造」。 好好看的都市,總藏有一顆黑暗之心!請不要忘記《倚天屠龍記》殷素素對兒子張無忌的最終教誨:「越好看的女人越會騙人。」   三、柯文哲世大運「頭痛」之原因 蒙塵的大巨蛋,是爭議不停、詭異至極的建案。(翻拍自網路) 2014年底柯文哲打敗國民黨,隔年一月底就打臉接手馬英九的郝龍斌,直白地說出對於以預算200多億辦一場2017世大運,他認為:「到頭一場空、什麼都沒有、感到很頭痛」。 若了解Mega Events的第二個關鍵字是資本主義,就知道柯文哲頭痛的原因。 最近新上市的一本書《奧運的詛咒》,原書名Circus Maximus就是羅馬最大的麥西穆斯競技場,內容就在戮破奧運帶來市民榮耀、經濟效應的鬼扯神話。該書的譯者梁文傑,正是長期反對花博、世大運的市議員,還請來柯文哲寫一篇酸味四溢的推薦序。 其實經濟學的「溫拿詛咒(Winner’s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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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城惡魔:誰是白色力量城市中的惡魔? - 現代性城市的發展與都市公共性的建立

董建宏/中興大學景觀與遊憩碩士學位學程   (2013/8/3 凱道萬人送仲丘-廢除軍檢還原真相活動 引自youtube) 2013年8月,超過25萬多數彼此不相識的身著白衫的群眾,走上台北凱道,最後形成「白色聖十字」,為一位遭受到國家軍事體制不當凌虐,而不幸身故的義務役下士洪仲丘,聲討保守反動的軍事體系與國家機器。最終,不但迫使政府道歉,也敲下了國民黨與馬英九政權的第一聲喪鐘。一年後,號稱「白色力量」所支持的「白色巨塔」中的異類醫師,成為十六年來,首位「天龍國」非國民黨籍的市長。這樣一股建立於社會與城市集體公共利益的人民力量,被視為是台灣這幾年邁向民主深化的進步城市象徵。 但是,與這股進步的白色力量同時共存的,卻是一連串的隨機無差別殺人殺童事件引發的集體恐慌,自2014年台北捷運發生鄭捷無差別殺人事件之後,(2015龔重安北投文化國小女童割喉血案、以及最近不幸慘遭王景玉隨機殺害的女童事件)。這些隨機無差別殺人事件,其實早自2009年的黃富康隨機殺人案之後,就不斷成為城市生活中的不定時炸彈。於是,一個幽靈 ─ 恐懼「惡魔」的幽靈 ─ 在這個號稱白色進步力量的城市遊盪。所有看似不同的進步與反動的力量,因為恐懼「惡魔」而團結起來了!眾人們開始進行獵巫的行動,希望可以讓這個籠罩著白色城市的惡靈,消失在這個號稱進步的城市!而2016年5月10日,只剩不到十天就要卸任的法務部長,簽署了最後一份的死刑執行令,將人人皆曰可殺的鄭捷,快速執行死刑判決,更讓這個白城惡魔,以及他所召喚的各種恐懼的幽靈,迅速的籠罩著這個看似進步的白色力量城市。   如何看待惡魔引起的恐慌? 那麼,從社會學的角度來思考,我們要如何看待這樣一個進步城市發展下,無差別殺人「惡魔」的出現?以及,這樣的「惡魔」,為何掀起城市集體的恐慌? (The Devil in The White City  引自http://goo.gl/ZVO58D) 2003年,Erik Larson,美國著名作家,發表了一本有趣的歷史小說:The Devil in the White City(台灣翻譯為:白城魔鬼)。在這本小說中,Larson以1893年前後那場改變芝加哥城市命運的「芝加哥世界博覽會」為背景,描述了1871年芝加哥大火之後,在資本主義的狂野發展下,快速成長且意圖浴火重生的當代美國城市的發展史。故事背景的城市芝加哥,是當時美國中西部最重要的城市,因為水利之便,與中西部的農業發展,這個城市主導了美國中西部的發展,當地的製造業與商業活動在19世紀成為美國中西部主宰的經濟力量。在日後因為農產品榖物等的交易繁榮,而成為美國、乃至後來世界主要期貨的交易中心。1871年的那一場大火,非但沒有打擊芝加哥城市發展的企圖,反而在資本主義與國族主義的交互激勵下,決定爭取哥倫布紀念博覽會(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來證明芝加哥的榮耀與進步。之後由Daniel H. Burnham與Frederick Law Olmsted等建築師,以景觀環境設計與主體建物合一,將自然環境元素與人工科技術的巧奪天工之建築整合,創造優美的生活環境,作為規劃設計的準則。他們認為,博覽會的目的,不僅僅在展現當代科技技術的進步,更重要的是展現一個現代性的城市的風貌,同時洗刷芝加哥在19世紀時惡名昭彰的都市環境。因此,他們將博覽會會場的主要建物統一漆成白色,而讓芝加哥由原本漆黑的工業城市,轉型成為城市美化的白色城市(White City)。這場藉著博覽會這個結合國族主義與工業資本主義而興起的城市美化運動(City Beautiful Movement),讓芝加哥的城市風貌得以煥然一新,並以此進步的空間象徵,進入現代城市之林。 但是,與這個進步的現代性白色城市興起的同時,當舉城的人瘋狂的參與並慶祝著博覽會的開幕舉辦之際,一位名為賀姆斯(H. H. Holmes)的連續殺人犯,正透過他過人的商業頭腦與殘酷的手法,在博覽會場的附近興建了一棟如城堡般的旅館,讓許多懷抱著夢想、希望一睹芝加哥博覽會風光的女性入住。在誘惑她們入住之後,賀姆斯再以殘酷的手法殺害她們。而這個凶殘的連續殺人兇手,在外貌看起來,卻是一個與芝加哥博覽會主辦者,建築師Daniel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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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總統跟她的男性內閣們:女性人才哪裡去了?

姜貞吟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中華民國2016年總統大選候選人> (資料來源:http://goo.gl/fC8rMm) 2016年一月的總統選舉,台灣公民做出的政治選擇具有兩個重要的性別意涵。首先,我們選出了首位女性總統,第二,立法院女性立法委員的比例達到了歷史新高38.1%,將近40%的優異表現讓我們在各國女性參政成績又往前跨了一步。當我們還在歡欣慶祝之際,緊接著也迎來了近20年來最嚴重的女性參政大倒退,即將上任的內閣中女性竟僅有10%,在40位內閣閣員中只有4位女性。這個大倒退甚至迎來了部分民眾「性別不重要,能力才重要」的回應,然而,這個思維正恰恰要告訴我們,台灣性別平權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性別跟能力說」是很常見於一般說法,也成為多數人相信的信念,這樣的說法在個體層次,用來鼓勵個人很有幫助(女性也能當科學家、黑手、工程師;男性也可以是護士、秘書、褓姆),但用來作為理解社會整體與女性集體困境就顯得侷限與不足,特別是現階段的台灣。因為這個說法經常是去除各種脈絡,把問題簡化為個體本身條件,而忽視了性別、階級跟族群等因素對每個人的影響力。 ◎政治是高度性別隔離的部門 台灣社會在不同職業與產業的人力投入分布上,一直有清楚的性別隔離,部門與部門之間、階層與階層之間,都有著水平與垂直的隔離。垂直隔離(vertical segregation)是指職業或職務有上下層級的區隔,一般而言,男性比女性更有機會擁有上層的位置。水平隔離(horizontal segregation)則是一般所說的不同職業的區隔,有男性主導的職業及女性主導的職業之分。[1]有些職業女性特別集中,有些則是男性特別集中,這些性別高度集中的現象,多數不是因為能力的差異,而是雇主主觀地預設該職位或工作比較適合由男性來擔任,上位的領導者與管理者,比例上往往都是男性居多。 Trond Petersen及Laurie Morgan(1995)就說,職業的性別隔離表面上看起來是分工,但實質上是不平等的位置分配。[2]有些學者會從「供給面」觀點解釋這種性別隔離的形成與持續維繫,認為這是因為人力資本差異或個人選擇所導致的結果。但是女性主義跟社會學的觀點,則從「需求面」解釋,強調結構因素與雇主個人的偏好與操作。 政治正是向來被視為屬於男性主導與掌管的領域,政治公眾事務與男性權貴網絡高度盤根錯節。台灣至1988年才出現第一位女性閣員(財政部長郭婉容),之後不論是陳水扁總統或是馬英九總統都曾努力拔擢女性專才,內閣女性比例曾分別達到22%跟23.4%,從解嚴之後,我們花了20多年才走到這個性別參政的水準,現在10%的比例卻直接退回到90年代末期。[3]要改善政治場域中高度男性封閉的權力網絡、積極提拔女性人才,需要的就是從需求面著手,具有人事任用權的總統、行政院院長,甚至作為雇主的國家需具有性別關懷的視野,對女性參政不足現況進行積極的矯正性調整,才有可能改變「政治 = 男性」的權力共享結構。 ◎矯正性制度改善群體間不平等 立法院至今仍透過制度性的調整,才逐漸達到現在約四成的女性立委比例。最早從1991年首次將婦女保障名額規定入憲,女性參政保障十分之一,1997年修憲提高到四分之一,2005年我國立法院選舉制度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各政黨不分區當選名單中,婦女不得低於二分之一。從過去的婦女保障制度到現在不分區立委名單中任一性別的比例,這些制度性的調整機制大幅度地鼓勵了女性參與政治事務,讓女性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決策與討論。 歷屆女性立法委員比例(%)     面對社會群體之間的不平等,近代政治重視「承認」和尊重「差異」的存在,企圖透過「描述性代表」(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的機制來矯正群體和群體之間的不平等,以改善社會中長期被壓迫或忽視之群體的處境[4]。這就是1970年代之後,世界各國在選舉制度中逐漸採納婦女保障名額(reserved seats for women)或性別比例原則(gender quotas)最重要的基礎[5]。制度上的名額保障具有修正與調節的作用,矯正長期以來女性在公共政治領域上的缺席以及政策規劃中缺乏的性別評估,以達到性別平等的社會進步的可能。 歷來不少優秀的女性立委跟縣市議員,在首次參選時,受惠於矯正性制度當選,提供她們參與權力分配與政治參與的機會,之後持續在政治場域發聲。現在選民越來越認同女性政治人物的問政表現,也有不少女性願意主動參與政治,多數女性立委或縣市議員不需再使用矯正制度協助當選。即便如此,在地方選舉時依舊可觀察到矯正制度仍具有正面效果。在不少縣市議員選區中,只要有婦女保障名額,該選區男女性參選人數比就會比較接近,但只要該選區沒有婦保名額時,往往女性連出來參選的機會都沒有。甚至,仍有部分鄉鎮至今尚未出現過女性的縣市議員,也就是說,在那些鄉鎮中,政治到現在還是只能是男人的事。 ◎突破「性別盲點」的遮蔽 如果說,內閣女性比例低是因為找不到女性人才,那就要進一步探討,女性呢?那就更不能迴避傳統社會跟性別結構對女性生涯發展的影響。台灣女性勞動參與率在2012年突破50.2%,但卻呈現出「倒V曲線」,不少女性在結婚跟生育子女後退出勞動市場,這跟日本、韓國「雙高峰M型」就業曲線完全不一樣。也就是說,台灣女性在努力奮鬥職涯發展過程中,面臨比男性更多的性別規範與困境,在外的就業市場中有著職業的性別隔離跟玻璃天花板效應,讓女性成為領導階層障礙重重;家庭內的家務勞動與照顧責任,則讓女性要不就蠟燭兩頭燒、咬牙撐過,要不就離開工作。更別論就業市場兩性薪資差距跟女性離開職場後,在老年後可能面對的經濟安全基礎薄弱以及跟社會脫節的長期負面效果。 總統與內閣作為國家治理者,被視為要能處理與解決目前台灣社會現狀發展的困境,首先要能「看得見」問題。治理國家,不能避開性別、避開階級、避開族群、避開多元文化,只有突破「性別盲點」的遮蔽,才能真正理解這些群體所處的結構位置與集體性困境。我們需要一個能「看得見」、「看得懂」社會差異與多元視野的治理者,將性別與多元觀點視為國家治理與社會發展的重要價值。 先前,我們經常自豪地說台灣的女性政治參與比例優於其他不少國家,其實當我們進一步地細緻看看其他社會發展項目上的性別差異效果時,就不得不承認,台灣還有很多路要走,例如兩性薪資比、兩性勞動參與率、女性領導人比例、兩性家務勞動時間、新生兒性別比例、育嬰津貼申請者性別、從母姓比例、兒女繼承平等權等等。相同的社會結構與國家政策作用在不同性別、不同群體、不同階級時,會產生出不同的效果,負面的效果往往是由弱勢與資源少的一方承擔或獨自承受。 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實踐政治平等,性別平等就是其一。現在,我們需要的是積極的改革視野,國家治理團隊中的性別與多元群體的現身政治,提高女性的政治代表性和政治參與度,不僅具有社會發展與社會創新的象徵意義,更符合現今台灣社會真實的樣貌,而不是一個不斷再現與鞏固男性權貴網絡的作為。當然,沒有性別敏感度與性平視野,徒具女性生理身體也沒有用。作為一個國家治理者,就該具有當今社會整體發展格局的高度,那既是人權的、也是性別的,更是多元異質、階級與族群的差異政治。     [1] 更多關於層級與類別的性別隔離討論,詳見張晉芬,2011,〈行行出狀元:勞動市場的職業結構〉,《勞動社會學》。台北:政大出版。頁165-189。 [2] 見Peterson, Trond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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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治理術:河岸地景轉型與都市發展

王志弘 /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1990年代晚期以來,台灣主要城市紛紛致力於水岸再開發。過去因為防洪築堤而地處邊緣的水岸,逐漸轉變為具有遊憩、觀光、生態保育等功能的城市休憩的新核心。髒污、惡臭、偏僻的河岸,經過截流淨化、景觀美化,設置運動設施、步道、自行車道與講求造型的人行橋梁、水鳥與紅樹林保育區,以及具備污水處理功效的人工濕地,創造出大量線型開放空間。水岸再造不僅提升城市意象,服膺永續發展潮流,還掀起標榜水岸景觀的高價住宅興建熱潮。 然而,誠如民主體制中形式平等的公民資格,資本主義下的人群差異處境曖昧並存,看似包容而免費近用的堤外公共水岸發展,也有一段排除特定人群與事物的歷史。水岸利用和景觀重塑的過程,不僅透露都市治理模式的轉變,顯示國家與市民社會各種不同力量的協商角力,也反映人水關係的變遷。 在河邊(不)可以做什麼?河岸地景的治理網羅 河濱綠地同市區公園一樣,有許多禁止事項,如不得拋棄垃圾、游泳、捕魚、曬衣、擅自種植蔬果花木、擺放桌椅、塗鴉、攜帶未適當防護的牲畜、販售物品、賭博、妨害風化、毀損設施,以及擅自營火野炊、燃放鞭炮等。不過,露營、烤肉、燃放煙火及釣魚等活動,官方另外規定了開放場地與時段,甚至設置了幾處塗鴉專區。無論民眾是否遵從,這些規定不僅彰顯公共空間充斥著規訓,更透露了特定使用方式,也就是都市中產白領生活風格逐漸佔了上風。 1990年代以前,台北市尚未以自行車道串接,零星分布的社區型河濱公園,多為周邊居民的私房去處,布置著攤棚桌椅。不同於晚近強調視覺效果的高聳鋼骨斜張橋底,幾乎是一片空曠,傳統鋼筋混凝土橋樑下方,往往是民眾跳舞、運動、下棋、擺攤的處所。滿眼翠綠的草地及蜿蜒其間的單車道,過去除了堆置廢土雜物,更是連綿的菜園與簡易農舍,撐持起家戶生計。為了疏導洪氾而闢建的二重疏洪道內,1980年代一度以飆車、夜市及萬善同大家樂明牌聞名,現在則是官方口中嘗試媲美紐約中央公園的大台北都會公園(王志弘、林純秀,2013)。 更早的1960至1970年代,淡水河系各溪流堤防尚未全面築造或改善加高以前,河岸可能遍布竹林、豬舍、菜園和屋舍,水濱是洗衣與取水處;兒童在尚未疏濬深挖的淺灘戲水(而非只能遠觀、不能近水的視覺化親水),追逐青蛙、蜻蜓和螢火蟲,這些景象在水岸轉型中,幾乎消失殆盡。都市水岸的變貌不僅被納入空間治理規範,也是社會發展、生活方式與人水關係重塑的歷程。河岸「自然」治理的演變,範定了水濱活動的可能型態與樣貌(圖1)。 圖1 由上而下,分別是1960年代尚未築堤前的典型水岸地景;1980年代高堤阻隔、高架橋與快速道路橫亙的河濱;以及晚近遊憩與保育導向的理想景觀(蕭瑋珊繪製)。   從治水到親水:河岸「自然」的都市化與資產化 以台北都會區淡水河系為例,我們可以概述河岸自然治理邏輯遞變,體現為水岸都市化與資產化的過程。 首先,清領漢人拓墾至日治初期,基於商業化農墾需求而設的水岸渡口、灌溉渠道與取水口,以及簡易護堤,構成農耕社會的河岸地景;這時候的水岸是順勢而為的利用下,人水親近的生活場所,也是氾濫成災的威脅源頭。其次,日治中期至戰後1980年代,隨著城市擴張,現代技術主導的堤防、自來水設施、發電廠、水壩、抽水站與排水溝渠等,以及沿河岸建立的高架公路,構成都市化的水岸;但是,挾著人定勝天信念而控制河岸的同時,也將它塑造為人水疏離的邊緣恐懼地景。最後,1980年代晚期以降,結合景觀設計和環境主義論述,逐漸展開了水岸的遊憩化與保育化;在以土地開發引導都市發展的再生政策下,水岸成為激勵觀光與房地產開發的綠色景觀。先前因都市化而擠向邊緣的水岸,被賦予遊憩化、保育化與景觀化的三重資產價值(圖2)。 圖2 河岸治理轉型、水岸意義轉變與吸納/排除效果(資料來源:王志弘、黃若慈、李涵茹,2014) 不過,河流和水岸變遷並非純真的自然遭受人類社會破壞,晚近才得以復育的興衰故事。相反,自然與人類相互構成,人類的利用厚生改變自然樣貌與意義,但自然的水流氾濫、沖積和動植物特性,也在各種人類行動與意圖下,發揮了一定引導作用。例如2004年,一位兒童在五股溼地發現世界自然保育聯盟(IUCN)歸類為近危物種的「四斑細蟌」,全球僅在台灣、日本及香港少數地點分佈(荒野保護協會,2010)。在保育理念盛行,人類日益關注罕見生物的情形下,原本受開發汙染威脅的五股溼地於焉更獲重視,納入國家級重要濕地名單。 國家與市民社會不同力量的差異關係 上述三個水岸治理階段,多少體現了依序開展的三種國家與社會關係。國家的性質,從消極治理的帝國邊省政府,轉變為日本殖民和國民黨威權主義下的強勢國家,以迄1980年代晚期之後多元彈性治理的協商式國家。 農墾社會中,清帝國邊陲治理的粗疏消極,恰與地方社會中,紳商地主積極投入水利建設形成對比;移民集結勞力、資金開鑿埤塘水渠,解決灌溉難題以推進農業,官府僅核可公告和頒發牌照。日治時期到戰後1980年代,總督府殖民體制和國民政府威權政體下的技術官僚,凌駕於退縮順服的民間社會,國家通過強勢作為,徵用水利資源、控制洪氾,社會大致只能消極配合,接受沿岸房舍拆遷等安排,但偶見因拆遷補償而引發的爭議。1980年代隨著環境意識高漲及河岸遊憩化,國家更以環保與美化的正當名義,陸續清除了砂石場、養豬戶和其他違法活動。 1980年代晚期以後,台灣政治民主化、文化本土化,以及市民社會力量崛起,推動了國家與社會之間新而彈性的協商關係。不過,面對當前市民社會中各擁不同利益的社會群體,協商也有不同形態和偏重。官方以水岸遊憩化和保育化,來迎合中產階級的集體消費需求;以房地產開發來迎合資本集團和中上階級的想望;以文化與歷史之名,選擇性收編底層住民的居住權抗爭和反開發爭議。 首先,國家正面迎合日漸擴大的中間階層的休閒與環境品質要求,大刀闊斧從事河岸淨化和綠化,闢建開放空間。生態保育組織通過遊說、宣傳和抗爭,促使官方在淡水河流域建立多處保育野鳥、紅樹林和溼地的自然保護區,發展出水利工程與景觀設計以外的保育技術和環境教育,這些保育化地區經常採取委外經營,將自然保育團體納入新的治理體制,形成夥伴關係。 其次,隨著城市競爭加劇及傳統工業外移,國家必須尋求新的都市發展動能,地產引導式開發(property-led development)遂成為重要策略(周素卿、吳幸玲、江尚書,2009)。河岸再開發方面,國家通過徵收土地重劃後標售、聯合開發等手段,開啟了土地開發導引的水岸再生。除了實現資本利益,迎合發展主義價值,新興水岸住宅往往引進中上階級屋主,替換了因徵收拆遷而離開的中下階層居民,而有綠色縉紳化(green gentrification)的效果(王志弘、李涵茹,2015)。 最後,底層居民及看似簡陋、往往被指為非法的濱水聚落,成了再開發的阻礙,國家常以違反水利法規、侵佔國土、闢建公園及美化景觀等名義予以清除。不過,面對居民抗爭,以及空間規劃者和社運組織等力量奧援,國家有時候會選擇性退讓,接納反對勢力訴諸保存與文化的論述,新店溪畔的公館寶藏巖聚落,正是典型案例。 寶藏巖聚落原為日治時期高射砲陣地,國民政府接受後延續軍事用途,但周邊發展出以退伍軍人及眷屬為主的自建聚落,延伸至水濱。1980年代,聚落規模已達200餘戶,除了退伍軍人,還有貧窮的城鄉移民。政府將原保護區變更為公園用地,寶藏巖聚落遂於1993年起面臨拆遷。由於居民不斷陳情,1995年5月除顧慮安全而拆除40餘戶臨水住宅,其餘房舍緩拆,並展開安置計畫(陳盈潔,1999)。2003年,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OURs)介入後,以「非正式文化地景」為名,和曾為多部電影拍攝場景等藝文論述為媒介,爭取台北市文化局委託規劃保存方案(張立本,2005)。最後,寶藏巖房舍整建為供藝文人士進駐的工作室,少數不願搬離的居民則獲准留下。這個錯落有致的河濱聚落,就此轉變為居民與藝術家的共生聚落(圖3)。 圖3  台北市公館水岸寶藏巖聚落、快速道路,以及對岸隱約的殘存菜園(黃若慈攝影)。   水岸是多重價值的戰場 然而,水岸土地開發利益總是有分配不均的質疑;房地產和觀光開發對歷史遺產及自然生態的衝擊,也常引起抗議。例如,小碧潭捷運站聯合開發的美河市住宅(圖4),由於權益分配問題遭監察院糾正,認為市政府出面以低價徵收土地,合作開發商卻興建高價住宅出售,政府未能分得應有權益,造成重大損失(監察院,2013)。此外,就在美河市上游不遠,知名的碧潭吊橋建於日治時期,弧形優美,2013年周邊土地進行都市更新,牽涉更換吊橋鋼纜,移動橋墩基座,市民團體與周遭居民擔心吊橋形態改變或毀損,成立「碧潭吊橋守護聯盟」爭取將吊橋納入市定史蹟,於2013年8月通過,避免都市更新案拆除或挪移吊橋(黃福其,2013)。 圖4  小碧潭捷運站的美河市建案。前景是堤岸上的小碧潭部落(王志弘攝影)。 水濱聚落和碧潭吊橋替新店溪水岸日漸遊憩化、淨化和縉紳化的地景,保存了異質元素。在當前協商式國家的治理體制中,多元的利益和價值都有可能鑲嵌其間。然而,占主導地位的自然遊憩化、保育化和縉紳化力量,依然有其吸納/排除機制,排擠了其他階層的水岸日常生活,甚且危及歷史、記憶和生存。堤防外,某些活動一直被視為違法而遭取締或貶抑;堤防內,高價水岸住宅鞏固著中上階級地盤。不過,持續產生的各種爭議,提醒我們水岸仍是爭戰之地,而非親水的祥和天堂。   參考文獻 王志弘、李涵茹,2015,〈綠色縉紳化?台北都會區水岸住宅發展初探〉。《社會科學論叢》9卷2期,頁31-88。 王志弘、林純秀,2013,〈都市自然的治理與轉化:新北市二重疏洪道〉。《台灣社會研究季刊》92期,頁35-71。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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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與社會介入:持續發生中的「棄物危機」

鄭怡雯/《棄物展》策展人 歲末年終將至,以寒冬送暖或愛心慈善為名的街友尾牙餐宴也將登場,而過去在尾牙宴,遊民們扛著大包小包家當到現場的景象,正是遊民無處放置家當處境冰山一角的寫照。這種遊民面對家當無處可放、不時被當成垃圾丟棄的「棄物危機」,即是當代漂泊協會於去年十月中在萬華剝皮寮舉辦《棄物展》的核心關懷。[1]   《棄物展》的緣起 我在2014年到當代漂泊協會,擔任遊民攝影班的講師。當代漂泊開設攝影班已行之有年,成立的初衷在於讓遊民拿起相機透過照片為自己發聲,以撕下老是將遊民和懶惰或是暴力畫上等號的社會標籤。此外也希望透過影像創作的方式,逐步重建他們內在的自信與社會的連結。換言之,遊民攝影班的進行,一方面是作為破除污名化的文化行動,另方面也是進行培力實踐的嘗識。 該攝影班的成立宗旨與操作,與近年在視覺社會學(visual sociology)領域中,越來越受到關注的影像發聲法(photovoice methodology)多少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雖然後者有更為明顯「辨識問題與尋求改變」的行動傾向。影像發聲法作為一種質性研究方法,最早是由華裔公衛學者Caroline Wang 和她的同事Mary Ann Burris,在1992年於中國雲南進行的一項有關婦女生殖健康的參與式行動研究中正式提出。受到Paulo Freire《被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的啟發,她們協助雲南農村婦女使用相機拍攝她們的生活場景,用照片去表達和反映她們是如何感知社區裡面臨的公共衛生問題,並透過照片的小組對話與討論,發展出她們希望如何改變這些問題的看法。[2]自從該研究方法被提出之後,影像發聲在不同的研究領域裡被廣泛運用,從公共衛生、社區組織工作、人類學與社會學研究中不一而足。這些研究通常以社會中的邊緣族群為主體,讓他們拿起相機記錄並呈現日常生活,並在團體中以照片為媒介來進行分享和討論。運用這種方法除了可了解參與者的需求之餘,也能再針對這些需求進一步設計介入方案,激發參與者對於未來的想像,甚至是發展出以影像為媒介去影響政策的制定過程,因此舉辦展覽也是影像發聲法,在實際操作中會納入的重要環節。 關於影像發聲法的具體操作已有不少討論,我在參與遊民攝影班之初,則是採取一種開放的方法來進行,即不預設任何特定的主題,而是和參與者討論他們常會去的幾個主要公共場所後,一起前往進行外拍,之後再於課堂中討論他們拍攝的照片。透過照片的討論,我開始逐漸了解他們生活世界中某些不廣為人所知、自發建立的「秩序」。以攝影班成員阿成拍攝的這張照片為例,這一排在火車站外排列的石頭、寶特瓶和泡麵空碗等等物品,其實是遊民們等待便當發放前,進行「預先」排隊以防止插隊的方式,而彼此之間則對那塊石頭或是物品代表著誰則存有默契。 圖說:遊民攝影班成員阿成在台北車照拍攝的照片 (2014) 然而在這個外拍的過程中,卻常遇到攝影班的參與成員,因為擔心家當無人看顧,必須提早離開,或是必須把他們沉甸甸的家當背在身上,才能安心來參加攝影班。那時我才清楚意識到,如何安置家當是遊民們每天睜開眼就必須面對的立即問題。再者,由當代漂泊協會提供給攝影班成員的二手相機,也讓他們可以攜帶在身上隨時進行拍攝。從成員天星伯拍攝的一系列「家當」照片裡,可以看他從白天到黑夜,在車站周圍不斷挪移放置家當的位置,以避開被站方驅趕的生活處境。   圖說:遊民攝影班成員天星伯拍攝的家當系列照片 (2014/2015) 從攝影班進行外拍的過程,到拍攝照片的觀看討論,可以清楚辨識出家當放置問題對露宿在台北車站的遊民來說,是日常生活中繞不開的煩惱:試想看看,若帶著一堆家當,如何能出去工作?若不帶著家當,還能放置在哪裡?當家當一離開視線就可能被當成垃圾丟棄,得守著家當的遊民,又該如何跳脫貧困的處境?這幾年民間團體陸續舉辦一些遊民生活體驗營,讓參與者能親身感受露宿街頭的辛苦,希望藉此讓社會大眾對遊民的生活處境有更多的同理心,但遊民三不五時即面臨家當被當成垃圾拋棄,對於參與者來說,這種不安全感,事實上很難被體驗。就在攝影班進行期間,還碰到台北車站陸續拆除了車站大廳裡已所剩不多的座椅,並加大力度清除遊民放置在車站附近的家當,這些做法其實和直接驅趕遊民離開已相去不遠。因此在日趨嚴峻的棄物危機下,遊民不時上演的家當保衛戰,正暴露著對於底層生存空間的擠壓,而《棄物展》的出現,既是面對這種發展態勢的回應,也是控訴。   圖說:左圖為北車去年年中加強取締的公告;右圖則為攝於2014年車站大廳的座椅已遭拆除。   《棄物展》的策劃 這個以「棄物」為名的展覽,是以反諷的方式,刺激觀者去思考為何遊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種家當,會被當成棄物,希冀透過展覽能發展更多的對話。因此在遊民攝影班既有運作的基礎上,由遊民朋友、當代漂泊協會,以及藝術工作者共同合作組成了《棄物展》策展團隊,在剝皮寮進行為期一個月(10月17日至11月15日)的展出。 如前所述,在影像發聲法的運用中,展出參與者的拍攝作品,透過作品展示向社會發聲,也往往被視為培力實踐的重要部分。當代漂泊協會過去曾多次舉辦攝影展,展出遊民攝影班成員所拍攝的作品[3],但這次《棄物展》在策劃上,則納入更多視覺呈現效果上的考量,因此展出照片除了部分來自攝影班遊民成員,我們也發展與遊民朋友合作的拍攝計畫。在攝影班進行的照片討論中觸及到家當這個主題後,我們到北車與更多非攝影班的遊民朋友,就家當問題進行訪談,了解他們在家當被當成棄物陰影壟罩下的因應與生存方式,之後再徵詢他們是否願意進入攝影棚,將他們的故事轉化成影像來表達。以下這張照片,即是根據遊民阿平的訪談,進行的棚拍照片。在棄物危機下,阿平和其他露宿在北車的遊民們,發展出互助方法,白天其他人外出工作,就由阿平幫他們看顧行李,讓他們可以安心去打工,晚上他們會再帶便當回來給阿平。因此這些大大小小的行李,並不是阿平一人所有。這是在家當不時會淪為棄物的困境下,遊民們分工合作的生存之道,但對阿平來說,這些行李其實形同一種行動上的羈絆,他得隨時盯著它們,寸步不離以確保不會被清除。同樣是在談「家當心情」,對遊民阿成來說,從在外流浪的那天起,所有的家當就成了他身體的延伸,必須用各種方法帶在身上,他才能夠感到安心。   圖說:《棄物展》現場展出的照片之一,表達看顧家當變成行動的一種羈絆 不同於過去展出自己的攝影作品,站在相機前,成了鏡頭下「被觀看」的主角,在長期被污名化的社會氛圍裡,需要有相當的勇氣,尤其這幾年不時就傳出毆打遊民、對他們潑屎潑尿的惡意行徑。儘管參與拍攝計畫的遊民朋友,事前都已充分了解並有心理準備,但隨著開展日的靠近,其中一位參與者阿丁面對公開「被看見」的心理壓力卻也與日俱增。因此在經過溝通之後,我們決定在展場中將他的照片戴上面具,一來希望緩解他的壓力,二來也是讓觀者能夠更了解,並且看見遊民在向社會發聲內心所面臨的矛盾與掙扎。 再者,除了照片外,棄物展也採取錄像和口述錄音等其他媒材,來呈現出露宿在北車的遊民們面對棄物危機的處境和心聲,並展出從遊民朋友那借來的家當物件,讓觀者可以親眼目睹這些家當,了解它們之於遊民日常生活的意義。 圖說:《棄物展》現場展出的遊民家當物件,左圖中間是出陣頭工作留下來的紀念T恤,以及用報紙和衛生紙自製的枕頭,右圖下角則是出外舉牌工作時,為防大風把牌子追走,自備綑綁用的繩索。 除了一樓的「棄物危機」,棄物展現場還有另個以「棄物重生」為名為的二樓展區,展出漂泊工站成員階段性的勞動成果。當代漂泊協會於去年成立漂泊工站,嘗試與遊民和中高齡失業者,共同打造友善的工作環境,一起進行回收舊物,將廢棄家具和食用回收油,製作成有創意巧思的生活用品和家事皂等產品。這種透過舊物改造,重新讓棄物重生,賦予物品再利用價值的勞動創作,也是工站試圖在對人一旦在市場上被視為沒有價值,就被當棄物丟掉的作法提出的反省與實踐。此外在這層樓也展出遊民朋友們的藝術創作作品,讓這些逆境中努力匍匐前進的軌跡,可以在這裡被認識。因此從「棄物危機」到「棄物重生」,整個棄物展的總體策畫都試圖在顛覆並挑戰社會對於所謂「棄物」的刻板想像。     展場如劇場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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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的大型慶典:狂歡解放?財團宰制?

董建宏 /中興大學景觀學程  1999年,千禧年將近之際,全世界卻為了一個「數字問題」,而引爆了一個潛在的危機:Y2K Compliant BIOS。這個當初電腦設計時,為了避免佔用過大的記憶體空間,因此採用兩位數來記錄日期。在接近新世紀時,人們開始發現這個當初為了便利而採行的紀錄模式,將會在進入新世紀後,造成所有資料的混亂。當網路世界已經是當時不可阻擋的趨勢時,這樣一個「數字問題」確實將會引發世界的混亂。全世界各國政府,在當時採行了一連串的措施來防止危機的發生。因此,在世紀交替之際,一項跨國的活動:跨年慶典,突然在全世界各國的主要城市展開。希望透過每個主要城市的活動,來測試各國的電腦系統修正無誤。 【一個千禧蟲,竟然成為跨國慶典的開始】 資料來源:www.flickr.com/photos/swindejr 於是,正當全球的電腦工作人員在那個世紀交替的夜晚,不斷的緊盯著電腦上的數字變化時,全世界多數的人們,卻正以興奮的心情,自太平洋開始,迎接新世紀的來臨。一場又一場的城市跨年慶典,藉由電視轉播,讓全球的人們,在新世紀的伊始,感受到了全球化社會無國界的狂歡。也因此,這樣的跨年慶典,就似乎從一場只是為了檢測「數字」危機的活動,變成是新世紀的全球嘉年華儀式。  那麼,什麼是慶典?慶典對於人類社會與城市發展到底有什麼影響?我們又要怎樣面對慶典活動對於人們日常生活的衝擊呢?特別是在當前台灣不斷的檢討各縣市紛紛舉辦跨年活動,對於地方財政的衝擊,我們又應該怎樣來看待呢? ◎慶典儀式:信仰與生活解放的分離 慶典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從人類學的觀點來思考,慶典的起源與傳統的建構,似乎並不一定是一種直接的連續。相對的,透過更多的人類學與社會心理的調查,我們可能會發現,許多慶典是跟過往人類生活的模式(漁獵或農耕),息息相關。因為當我們的祖先必須大量仰賴勞動與大自然的恩賜,來維持生命時,慶典活動就成為他們感謝上蒼的一個方式。但是,慶典真的只是一場感謝全能的大自然對於人類的恩庇的儀式嗎?還是,它有著其他的意義與功能?而這樣的慶典活動,對於生活的環境,是否又塑造了不一樣的空間呢? 【中古時代的嘉年華,就是一種大眾分享、破壞既存秩序的時刻】 資料來源:http://www.famous-painters.org/B-Painters 在Barbara Ehrenreich所撰寫的一本社會人類學的書:「嘉年華的誕生」中,她提到,或許一開始,在原始時代,看似慶典的聚會,其實是人們為了集體獵殺相對龐大的動物,所群聚一起,並用類似舞蹈的方式,驚嚇那些野獸。而後,在信史時代,我們看到相關的慶典記錄,都與許多經濟活動有關。在慶祝豐收的儀式,與凱旋勝利的活動上,我們都可以看到不同模式的慶典的舉辦。這些慶典,除了感謝神明的庇佑外,也有著資源分享的經濟意義。透過慶典的舉辦,許多人將自己多餘的資源拿出來分享。透過這些慶典的舉辦,人們在一定程度上消弭的因為經濟生產所產生的許多階級落差,避免的積累的差異,累積的憤恨。 因此,在許多原始文明中,我們都可以看到誇富宴(Potlatch)的出現。事實上,台灣的許多廟會與賽神活動的舉辦,也具有類似的概念。透過慶典活動的舉辦,以及大量物資的提供,讓村落中相對的經濟弱勢者,可以透過這樣的活動,取得暫時的安置與生活的穩定。另外,從許多慶典活動我們也可以觀察到,慶典的另一個意義,就是:暫時消弭階級的界線。盛行一時的化妝舞會,一方面是為了慶祝貴族們的重大勝利或活動,另一方面,卻也是透過面具的遮掩,將他們長期以來被階級位置所束縛的狂野心情,適度的放開。從許多慶典活動的觀察,我們也可以看到,因為慶典活動的歡愉氣氛,因此往往有許多人可以藉此跨越階級的界線,讓整個慶典氣氛更加的歡慶。於是乎,許多慶典活動到最後,就會有踰越當時正常社會規範的行徑。為了避免社會秩序的混亂,或者避免被壓迫者透過慶典活動來挑戰統治者,許多中世紀,甚至啟蒙之後的統治者,紛紛對慶典活動開始壓制。 這些壓制,伴隨著宗教的改革與現代性、工業文明的發展,導致了人類生活得以符合經濟發展與政治治理的秩序性。但是,對於歡愉權利的剝奪,以及短暫消弭階級對立的消失,卻也是對當代社會的一項挑戰。於是,政治領袖開始創造屬於政治的慶典活動,企圖透過慶典儀式的感染力,來貫徹統治者的意識型態,並嘗試轉移群眾的不滿。法西斯的廣場儀式、閱兵,與左翼社會主義政黨、共產黨的群眾大會等,無一不是政治領袖與政黨,嘗試透過類似慶典的活動,來宣揚統治者的意識型態,並藉由慶典的集體性與歡愉性,將新的政治秩序貫穿其中。  只是,畢竟,政治的秩序性本來就與慶典的破壞性相衝突。因此,這些政治性的集會,逐漸的凋零。相反的,資本主義體系,卻妥善的運用了人類對於集體性狂歡的追尋,創造了一連串的商業性活動,來滿足人類對於慶典的追求。因此在二十世紀的後期,看到了許多巨型的演唱會,甚至原本是運動競技的場域及活動,也在商業資本的介入下,成為各國形塑城市空間與市民活動的主要規劃原則。只是,這樣的商業性的慶典活動,對於我們生活的城市,又有怎樣的影響呢?   【政治的嘉年華,目前只有在類似中國這種獨裁國家才會存在】 資料來源:http://images.takungpao.com/2013/0725/20130725090818293.jpg  ◎城市的慶典記憶與發展的衝突 城市的記憶,與城市的慶典活動,其實有著些許的連結。因為,慶典的意涵,就是一種休閒活動,一種追尋生活歡愉的過程。而在當代工業城市的發展過程中,為了避免勞動者過度的疲憊,同時提供城市居民適當的休憩環境,以利情緒的宣洩,因此,開放空間的規劃,一直是都市發展的重要課題。而其中,公園、遊樂場、運動場等遊憩空間的規劃與活動,就成為都市居民生活中重要的慶典記憶。 【開放的都市空間,一直是都市發展的重要課題】 資料來源:https://www.flickr.com/photos/vagueonthehow 在當代城市的發展過程中,遊樂園的興起,一直是一個有趣的慶典空間。兒童們將去遊樂園遊玩,視為是生活中重大的娛樂,甚至是家庭生活的重大慶典。而遊樂園中的許多遊憩設施的設計,也是為了滿足與紓解人們在工業化社會下,不斷被壓抑的心靈與所積累的龐大壓力。因此,各式各樣的遊樂器材,不斷的在遊樂園中推陳出新。而這些器材的設計,也讓人們可以透過短暫的活動刺激,宣洩情緒。例如:雲霄飛車的設計,讓人們可以透過高速的刺激,在感官上尋求滿足。又如摩天輪的設計,讓我們得以透過高度的轉變,看到不同視野下的生活空間。而鬼屋的設計,則可以讓人們宣洩平日所積壓的情緒,透過吶喊來釋放壓力。此外,許多都市內部的小型公園,更是讓市民可以藉由開放空間的提供,以及一些簡易的遊樂設施的設置,滿足當代社會核心家庭的親子互動,以及都市內成長的孩童,一個透過不同遊樂設施,群體互動的可能性。 但是,隨著都市的發展,許多過往的城市空間,開始被迫拆除,以迎接新的開發想像。於是,在這樣原子化的城市空間,個人的城市記憶,被迫讓位給開發的需求,或是更大型的活動空間。例如:為了辦理台北花博,象徵著台北城市發展的台北兒童樂園,被迫被拆除。這個空間的消失,讓這個城市過往的重要歷史記憶,特別是對許多人來說,成長過程中的慶典記憶,消失在實體的空間之中。 【眾人記憶的臺北圓山兒童樂園,就在號稱「花博」的大型慶典中被消滅了】 資料來源:http://www.taipei.gov.tw/public 城市的慶典記憶,其實是一種集體的記憶,只是當代的工業發展,讓這樣的集體記憶給原子化了,成為個人的記憶。但是,事實上,卻是這個城市的居民,對於都市內的某一個空間的集體記憶。但是,當城市的發展,不斷的去侵蝕這些帶給城市居民休閒愉悅的空間時,我們必須擔憂,這樣的發展,會導致城市內的階級衝突的擴張。因為,在資本主義的馴化下,就連慶典活動與慶典空間也逐步成為商品的一種,而讓過往慶典所扮演的,消弭階級差異、提供不同階級一個匿名與紓解壓力的共同環境,開始消失了。巨型事件的興起,正代表著這樣的發展。  ◎巨型事件與都市空間的形塑 自1964年的東京奧運之後,許多城市的治理者,開始發現,舉辦巨型的事件活動,是可以重塑都市的空間發展,並且透過這類巨型事件的舉辦,以慶典活動的愉悅性及集體性,凝聚民族情緒,同時建構新的都市意象。而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更讓企業集團,看到如何透過大型事件的慶典氣氛,創造龐大的商機。於是,資本主義時代的慶典活動,對於當代城市空間的形塑,更具關鍵性。  從1851年的首屆倫敦萬國博覽會開始,在這個現代性開始浮現的時代,博覽會便取代了許多慶典活動,成為慶祝現代性與工業化發展的重要活動。首屆萬國博覽會,展出了當時許多重要工業革命的成果,讓世人透過參訪這個重要的工業時代慶典,來理解工業革命的進程,以及對於現代性生活的影響。  1893年的芝加哥萬國博覽會,更是讓人們首次發現,可以如何透過巨型的慶典活動,開始來改造城市空間。於是,慶典活動之於城市發展,又有了不同的意義了。芝加哥萬國博覽會的時間點,其實就是在工業革命已經高度成熟,而民族主義國家治理也達到極致的狀態。民族主義事實上就是一種類宗教的狂熱,因此透過萬國博覽會的舉辦,其實也就是透過工業文明的包裝,將民族的自信與情緒推到顛峰。這與日後奧運的舉辦,透過體育的競技,達到民族國家之間的對抗,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也因此,巨型事件開始成為當代社會的重大慶典活動。相較之前的宗教性的狂歡活動,巨型事件活動在民族國家與資本主義的規訓下,雖然依舊嘗試去呈現其狂歡的一面,但是,更多的是對於都市空間的規劃與商品化。例如:1889年的巴黎萬國博覽會,以La Tour Eiffel艾菲爾鐵塔的興建,象徵著人類工業文明的進步。也改變了巴黎的城市地景。Roland Barthes在一篇散文中提到,他對艾菲爾鐵塔的厭惡,因為它就像一個無處不在的怪物,「污染」著巴黎的視覺。而芝加哥萬國博覽會,更是寫下「城市美化運動」(city beautiful movement)的「典範」。透過一群懷抱著現代主義與進步理念的建築師與規劃者,芝加哥團隊,將一個原本惡名昭彰的城市,透過城市的美化與巨型的建築結構設計(摩天輪),賦予城市新的生命。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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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自在行走:狂亂與夢想

劉大和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讓人可以自在行走的城市,才是偉大的城市! 社會學從社會的現實觀察出發,我就講一個從小到大常有的感受,然後再加上一堆記憶中的現象。台灣是一個奇怪的地方,我們號稱有人情味,所以設立了騎樓,騎樓外面也常設有人行道,但在我的經驗裡,我常常走的地方是快車道。 【台灣的騎樓、人行道經常停滿機車,塞滿雜物,無法行走】 我得從騎樓不好走開始講起,請各位多一點耐心。 有時候騎樓被各種住家不要的東西佔滿了,有時候騎樓中的兩戶相鄰人家還會用難看的板子、盆子…等器具互相隔離起來。騎樓上有人做生意實在很平常,但也讓真正的行人無法通過,有些店家晚上打烊就用鐵鍊把桌椅等器具栓在騎樓上。我的學生曾經為了在一個店家的騎樓前停摩托車和店家爭吵,爭吵動機簡單,論述則顯得有趣,因為店家說這是他們的地,但我學生說這是公共空間,那到底是誰的空間? ◎好好走一直線路只能是一個夢想? 如果純然是私人空間,那我們每天都闖入別人的空間嗎?如果是公共空間,怎麼許多店家在騎樓都有許多自己的物品?我直覺而無法證實的社會學觀察是這樣的:這件事與我們潛在的生活觀念息息相關,因為我們在彼此的權利義務、界線上不清楚,它既是人情味的來源,也是我們侵入(占用)不是我們東西的來源。然而人情在對人、尤其是認識的人身上很好用,但在對無生命的公共空間上,則是令人搖頭,我們經常為求便利而佔用這些領域。 先不管法律怎麼規定,回到大眾常識,如果騎樓住家振振有辭的說騎樓就是它的地方,那到底我們應該怎麼說?不過,令我們更痛苦的是騎樓裡停了住家的車子,這些車子的尾巴可都是佔據著不折不扣公共空間的人行道上。有時候望著一群車子同時這樣做,就好像個個都是整齊的標兵,想像自己是綠巨人般的一步一步推倒後往前行。 觀察一下,除了車站附近或性質相近的地段,騎樓、人行道名符其實以外,許多地方的行人都夢想著,如果在一段路程中,你可以走一直線,就像汽車一樣,那真是美夢一件,想到年邁的老人家走在台灣的城市裡,那我們還能說甚麼?多走路多健康?地有不平,前有障礙,外有汽機車在疾駛,祝福你平安,一切順利?我們得承認,想要好好走一段路,不如在家用跑步機,不要想做個Benjamin說的「城市的漫遊者」,想學Baudelaire的城市波西米亞人風情?得先克服走路的那種不順感。 【如果連帶著小孩得媽媽、障礙者都無法行走的空間,這個城市如何偉大?】 資料來源:www.youtube.com/watch?v=me21C3EM_Vo 這件事我從小到大都是這樣,難免會告訴自己習慣就好。直到有一天開始,各級政府在倡導腳踏車運動,開始為騎腳踏車注入美好的幸福形象,為腳踏車找場地,用昂貴的經費和挪用有限的交通空間只求建立豪華的人行車專用道,甚至讓腳踏車騎士騎上人行道,不懂得尊重行人的騎士很多,總是老遠的叫行人讓開,終於讓我覺得火大了。 ◎腳踏車道重要性高於人行道? 先要聲明我這一代的許多人可是從小騎腳踏車長大的,我們騎腳踏車就跟現在的人騎摩托車一樣,日常、實用,很少有人有名牌腳踏車,腳踏車從來就不是炫耀自己的工具,而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你騎著它上學、買東西…。看著現在所謂的腳踏車休閒意象,裝配一大堆設備,父母與子女還要穿著同一套、同一系列的衣服。那些設備總共加起來沒有一萬元無法取得,看起來就像是中產階級的幸福樣態。但頓時卻讓我(不得不)覺得有點噁心。我得問自己怎麼啦?腳踏車明明是我一生重要的回憶。 跟各級政府提倡腳踏車的關注不同,我認為行人走得動、走得舒暢的城市才是好城市。如果腳踏車象徵著政治工程美好的生活樣態,那麼行人才是真正親近土地、空間的使用者,記得康德、貝多芬、西田幾多郎…這些在文化史上留下足跡的人,他們總是在步行中找到靈感、補充自己,現代的腳踏車專用道就像華麗的政治宣傳,但在人類的世界哩,只有某些步行的小徑才夠資格被稱為「哲學之道」。在一條可以思考的道路上行走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因為這代表著不疾不徐的步調,或說可以隨意變換的節奏,既可望著周遭景色欣賞一番,但也可同時反向追逐著內心理念的思考。不求趕路的走路,常會發現在角落的事物,或者激起一點在例行事務之外的想法。    我曾經向兩個地方政府倡議,先關注在城市行人道上,整理人行道讓它暢通,美化人行道讓它舒適一點,規劃行人路線,讓人可以在飯後隨興步行,順便欣賞城市中文化的點點滴滴,可以規劃某某古蹟路線、某某廟宇路線…重點是要鄰近居住地,隨手可得,隨時可行。我想至少讓人走一走,就是一種健康與幸福,而且只有步行才能細細體會這個過程中的種種,包括周遭的事物,我們可以說,走路是世界上最環保的活動。這個不是指少數的行人徒步區,或趕人去夜市這樣的區域裡面走,而是要超出(雖然也不反對)一般商業消費的設計邏輯。但這兩個地方政府對此都沒有反應。 【人行道上移動的機車,是對行人最大威脅的來源】  如果我們的政治人物都只看到國外的腳踏車,那斜視的眼光也該看看國外的人行道和行人,在巴黎,在中古的石板路上,兩旁用欄杆標示的人行道,可是嚴格禁止任何佔用。而在許多寬敞的人行道上,人們在此漫步,也有人在人行道側邊停留,不曉得是在思考或放空甚麼。有時候會看到露天咖啡座佔用了一點人行道,有時候會看到花店會把花也擺進這個空間。在我的經驗裡,只有美好的事物可以闖入貴重的人行道上,例如咖啡座、報攤、花店、文化海報柱、街頭藝人等少數外溢著美與人文的人事物。 人作為一個行人—不是腳踏車上的人、車上的人、地鐵上的人—才感覺表現了自己的風格、獨立的個體,也才融入了巴黎的城市文化之中。要產生知名的巴黎漫遊者這樣的概念,得先讓巴黎人有可以漫步的空間,也有美妙多變的店家櫥窗和各個人文角落的空間,暢意的人行的空間是這樣都市文化最基礎的必需品。或許你會說講巴黎太遠了,不管是指地理空間的意涵或是文化上的意義,但當我走在鄰近城市京都的「哲學之道」時,卻又感動莫名,哲學之道可說是小河邊以堤防為底的路徑而已,但豎立在其間的樹木和花草卻讓人感受到具有一種優雅的美麗,兩旁細緻的店家,各有表現的主題。若能常來行走,不知人生還能夠更好嗎?此時最怕的大概是背後傳來腳踏車叮叮噹噹教你讓路的鈴聲,就像某台灣腳踏車道一樣,政府設計一個讓人可以大欺小、腳踏車欺負行人的空間。 ◎讓人可以自在行走的幾個建議    所以,本文想倡議的概念主題是「讓人可以自在行走的才是偉大的城市」,但要講究政治落實的話,我的建議是這樣的:第一步是先讓市民拿回自己的權利,清空人行道上的障礙物,地方政府清楚地標示出人行道的邊界與路線。一開始會遇到阻攔,但這就跟當年反佔用車位的路霸行動一樣,只要有決心最後不但會成功,而且會成為一種社會共同的共識與文化。 【行人必須走在快車道的經驗,相信大家都有】 第二步是地方政府動手規劃多元多樣的步行漫遊路線,歡迎居民走出戶外去看看自己的城市,以歡迎旅遊者前來漫步賞析城市中重要的文化,人走累了就會想坐,人流汗了就會想喝飲料,人看(商品)喜歡了就會想買,人和人親身面對面,人情熱絡了就會懷念這裡。路途中不妨遵照前人可貴的精神設立茶亭,以解路過行人之渴—現在的人可能未曾享受過這種溫暖,但筆者在小的時候可是體驗過,在稻田耕種的婦人可是親切而不求回報的招呼。 第三步就是鼓勵城市居民把留在公共空間的器物做適度的簡化,我們有許多建物外牆,在牆面的上空或地面,總是有太多贅物,過期破舊的旗幟、不知該丟該留的破舊家具、纏繞得像線團的各種纜線…,若能簡化得讓空間的擺設沒有不合理的東西,這是最基本的要求,就能讓人視線不覺得凌亂起來。建築物就像是一個人的外表一樣,總得有基本的美感才能贏得別人的尊重。 ◎讓我們取消騎樓吧! 第四步是比較難的部分,取消騎樓[1],一方面因為騎樓功能與人行道重疊,二方面造成建物負重結構弱化,第三則是騎樓的美化不易,店面櫥窗限縮進去,不明顯,個人直覺這是造成台灣店家都需要有過大招牌的原因之一。過大招牌的原因之二乃在建物的外部太過單調難看,若我們到台灣知名的巴洛克老街就會發現,如果店家使用過大的招牌反會遮蔽美麗的建築,而失去吸引力。 取消騎樓,讓人行道與店家(門和櫥窗)清楚相鄰,個人認為這反而會讓街道景觀好看起來,不再顯得毫無章法。住家在多取得店面面積的過程中,可以做相對補償公共利益的行動[2]。許多台灣人都覺得台灣的街道景觀不好看,以前從招牌下手,但效果不大,也招致批評。取消騎樓讓城市的線條簡單一點,就能真正處理美的問題。 我期望經過這些年社會的醞釀,我們真的可以實現「讓人自在行走的城市」。 --- [1] 這個政治行政的技巧會比較複雜,原則上是依照每個路段住家的集體共識,一次能夠達到「整體效果」才做。 [2] 例如募集基金協助建造機車停車場。建造的方式很多,公務機關大概都知道了。或者說將部分地面劃歸人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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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店「麥當勞化」:閒逛找回人文社會的書香夢

石計生 /東吳大學社會系 在我台大唸書的1980年代,那時沒有捷運、網路與手機,卻也可能是讀書人最幸福的時代,是讀書人與城市空間關係最緊密,搭公車或經由徒步站在各種個性書店前翻閱書本,感受手指與書頁來往之間透露出來的書香與人文氣質,一待就是整個下午。從台大、師大附近小書店、牯嶺街舊書店到火車站前重慶南路書店街這種風塵僕僕的集體記憶,叫做「逛書店」。 【1950年代的臺北牯嶺街舊書攤】  但前幾天我到重慶南路逛街時,赫然發現書店街地標的「雲五大樓」裡的臺灣商務印書館書籍一空,變成賣衣服商場,心頭著實一震!我的線裝書大多來自於此。臺灣商務印書館成立於1947年,二戰後不久,超過一甲子。但這個指標型書店其實並沒有消失,後來上網一查,「現將2樓改為『重南參柒市集』,用以販售回頭書、風漬書等品相較差,但不影響內容閱讀的書籍,而門市則已搬遷至1段143號(鄰近總統府)」,這意味著在現實店面租金壓力、連鎖書店排擠與資訊社會化,免費資訊一大堆,網路購書成習慣,造成實地買書意願降低下,實體書店的搬離黃金地段或倒閉,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 不僅僅是重慶南路書店從上百家銳減至二、三十家,台北所有的這類獨立經營的個性書店,更早如牯嶺街舊書店的消失,和台大附近最有歷史與特色的唐山書店,曾數度出現關門危機(幸有包括我在內的大學教授等的持續搶救,指明這是如英國劍橋、美國柏克萊大學旁的個性書店,必須保存),都說明了「逛書店」這種人與空間共同構成的人文地景,在今日資訊社會中遭受嚴重挑戰。 ◎ 書店大型化與麥當勞化 「逛書店」,這種悠閒發現街上某個轉角的小書店驚喜,已經被誠品書店的至少三、四層樓的中央空調、精緻裝潢的販賣氣氛的連鎖書店取代。人們像是去「大潤發」「家樂福」「新光三越」等各大賣場、百貨公司買各類消費品,原來看起來有些辛苦的到處尋找小書店與消磨揮汗的午後,讓書裡屬於人的靈魂與精神性發光的「逛書店」經驗,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個性書店與連鎖書店的消長,是一種類似傳統雜貨店被麥當勞等速食連鎖店打垮的社會經濟現象。美國社會學家瑞澤(George Ritzer)曾提出「麥當勞化」(McDonaldization)理論觀念,來解釋紅底金字的「麥當勞」的崛起,造成資本主義社會的各類活動迅速也速食化。 「麥當勞化」有四個元素:包括「效率」─用最理想的方式來完成某項作業、「可計算性」─客觀的項目(如銷售量)必須能夠被量化,而非主觀的項目(如味道)、「可預測性」─標準化的服務、和「控制」─標準化的員工素質與產出。誠品書店就是靠類似這樣的原則加上銷售空間高貴氣氛的虛偽上流社會包裝,成為消費文化的象徵,還一路開店開到香港銅鑼灣去。在看似最具台灣人文精神代表的誠品「逛書店」,其實後面意味著數以百家的有傳統、有個性的書店的消失。現在,其實人們是在進行「麥當勞化」的逛書店。 【誠品書店經營,跟麥當勞沒有什麼差別】  資料來源: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6/ck124/images/tc2.jpg  但怎樣找回書店街倒店潮中的「逛書店」書香夢呢?「溫羅汀」可以是個參考。所謂「溫羅汀」是指台北公館的溫州街、羅斯福路與汀州路構成的區塊,2005年以來有意識地透過民間和政府的合作,去凸顯一個區域的文教特性,在台師大旁的包括小的,獨立的人文社會書店和咖啡廳等形成共同體,以其自由伸展的後現代特質,去對抗誠品連鎖書店或商業團體的文化霸權與侵蝕。 全世界書店密度最高的地方在哪裡?不在美國紐約,不在加州柏克萊,也不在日本東京或者英國倫敦,而是台灣的台北「溫羅汀」!在方圓小於一公里的公館域內密佈至少約四十家以上的特色書店、二十家以上的人文咖啡店與數家彰顯搖滾精神之地下音樂場所,更遑論首屈一指的NGO集中特色,在學院主義與象牙塔教條外,以文化精神驅動出意識竄流、拼貼切分的地下社會。 ◎享受觀看書店地景就是勝利  從華文世界第一家女性主義專業書店女書店,全球唯一華文同志書店晶晶書庫,堅持推廣左派思潮的唐山書店,主張臺灣多元族群主體意識的臺灣ㄟ店及南天書局,簡體字人文書寶庫明目書社、結構群、山外、秋水堂,吟詠詩歌不綴的詩歌舖子,各具個性的二手書店、古今書廊、公館舊書城、胡思書店、茉莉、小高的店等…到容貌已逝曾為民歌傳唱聖地的稻草人西曙U、叛逆知青據點AC/ DC 、搖滾靈魂迷幻酒吧搖滾陣地、Wooden Top、或堅持至今奮力發音的女巫店、地下社會、河岸留言、柏夏瓦、海邊的卡夫卡、小白兔唱片行…,及挪威森林、巴黎公社等催生左翼理想自由言論的咖啡社會,提供青年世代寂寞靈魂的出口。 【晶晶書庫是全球唯一華文同志書店】  資料來源:bookstore.fanily.com.tw/img/M/13f8024267400000fd49a68b1f9e5eda.jpg 在「溫羅汀」,人們還能用另一位社會學家,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閒逛者」(flâneur)的心態「逛書店」,「享受觀看的滋味就是勝利」(the joy of watching is triumphant),漫無目的地走著,看著城市地景與書店星羅棋布的美感,人走在路上本身成為風景,鑽出書店又鑽出,書香夢因此就在這裡被找回,我的青春歲月就在這裡被定格,成為整個「溫羅汀」記憶的一部份,並且不時流動、再現與創新。這裡也有誠品台大店與之和平共處,形成人文社會風景。藉助「溫羅汀」成功之例,政府也應該幫我們找回重慶南路和牯嶺街的「逛書店」舊夢。這樣,通過書店街的新生,才能讓承襲傳統、勇於創的新人文精神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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