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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回女人味:女性與運動的矛盾情結

姜穎/致理科技大學休閒遊憩管理系   運動的女人 2016年夏季奧運會甫落幕,臺灣唯一一面金牌由女子舉重選手許淑淨奪下。檢視過去臺灣參與奧運歷史,女性運動員是主要的奪牌者,然而,女性選手為了獲得獎牌,必須經歷艱苦訓練歷程,不過,媒體報導總聚焦在其容貌、體型,並隨著個別運動員「女性化外表與否」而發展出不同的評價。 得到奧運金牌的女性往往被視為缺乏女人味,需要「慢慢把裙子穿回來」。 資料來源:Youtube (https://goo.gl/MyoJQo) 這種對於菁英女性運動員身體容貌的「女性美」關注歷久彌新,早在1928年12月3日,日治時期《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有一篇〈近代女性體格變化〉的報導,就談及「一般婦女運動家,容貌姿勢過於帶男性的,所謂曲線美暨嬌媚之女性美漸次喪失,真可悲現象」。時間更近代些,1988年夏季奧運於南韓首都漢城(首爾)舉行,該年10月3日《民生報》報導,漢城奧運選手村在10月1日晚上舉行了一場「奧運選手村小姐」選美活動,當年在女子跆拳道表演賽獲得雛量級金牌的臺灣跆拳道選手陳怡安穿著旗袍,也參與這次「選美」活動,並獲金牌獎。同日《聯合報》的報導中,描述在該項「選美」中當選的「波蘭的韻律體操選手佛爾加(Tevesa Folga)舉手投足賽過職業模特兒,她卸下外套露出雪白泳衣,彷彿不著一物」。這些有關女性運動員的論述在今日看來十分荒唐,但以本屆夏季奧運為例,金牌女子舉重選手「不像個女孩」、賽後應「慢慢把裙子穿回來」仍是臺灣可見的媒體論述。   奧運中的女人 談到現代奧運,世人的普遍認知為法國人Pierre de Coubertin,即「現代奧運之父」,催生了1894年第一屆現代奧運會以及奧運精神。檢視歷史,儘管女性運動員自1900年法國巴黎奧運起參與現代奧運競技,但Pierre de Coubertin在1934年「奧運40年:1894-1934(Forty years of Olympism: 1894-1934)」的演說中,仍然強調「我本人反對女性參與公共的競賽」,至於「女人在奧運中扮演的最主要角色,應當如同在古老的競賽場(ancient tournaments)上一般,僅是男性贏家頭頂的桂冠」。因此,運動社會學者如Jennifer Hargreaves(1984)就[1]曾直指「現代奧運之父」是一個為人熟知的「厭女主義者(misogyny)」而現代奧運在發展之初就是一個「制度化性別主義和階級宰制」(institutional sexism and class domination)的範例。   運動與性別之間存在著一股張力。許多女性主義歷史學者和社會學家認為, 19和20世紀誕生的現代運動,支撐並且合法化了(ideologically legitimates)加諸於女性的男性宰制意識型態,這種意識形態在教育、政治、媒體等其他場域早已受到挑戰和質疑。直到1990年代,仍有運動社會學家主張,運動是男性權力和特權重申及合法化的「終極沃土」(Kidd, 1990)[2]。因此,運動研究曾被視為「女性主義的繼子(a stepchild to feminism)。」然而,正是基於運動場域根深蒂固的性別結構,運動參與也成為現代女性賦權的重要象徵。看在歷史學者Eric Hobsbawm(1983)眼中,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西方世界最重要的社會實踐之一是運動,因為運動「提供了布爾喬亞女性一個新的社會角色」。Hobsbawm談到當時網球運動的發展,他認為,這是首次,運動提供許多西方上層或中產階級女性一個被認可的公共角色,她們被視為一個獨立的個體,和她們妻子、女兒、母親、配偶或是其他男性附屬角色分離開來。 回到2016巴西里約奧運,在1萬多位參賽選手中,女性運動員佔約45%,比例為史上新高[3]。相較於1900年巴黎奧運997位參與運動員中,僅有22位是女性,今日女性的奧運參與實非「現代奧運之父」所能想像。然而,截至2014年5月,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的106委員中僅有24位是女性;加上前述女性運動員的媒體再現持續存在的性化與瑣碎化困境,奧運和女人的關係仍有改變的空間。   運動作為一種日常消費實踐 但除了菁英女運動員的運動實踐外,運動作為女性的一種日常休閒消費實踐又是怎樣的風景呢?。運動社會學者Louise Mansfield(2013)[4]認為,在西方社會中1980年代是一個關鍵的年代,他以1937年出生的女星Jane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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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集體霸凌的社會學分析:從洪仲丘死亡談起

田畠真弓 (Tabata Mayumi) / 東華大學社會學系 前言 從媒體報導得知,洪仲丘大學畢業後入伍,於退伍之際不卻幸受到軍中霸凌而失去珍貴生命。在日本沒有當兵制度,防衛省(相當於台灣的行政院國防部)僅經營以維持日本國家自我防衛能力為目的之「自衛隊(英文譯名:The Japan Self-Defense Forces)」。故此,在日本生長、目前在台灣教書的筆者[1]之前對於台灣的「軍中社會場域」並沒有特別的關注與興趣。但在台大社會所念書時,一些學長以及男同學畢業後相繼進入軍中服役,畢業後來到東華大學教書時,學校的畢業生也陸陸續續進入軍中服所謂的國民義務役,因此我對於台灣軍中社會場域的黑暗面也時有所聞,心中逐漸開始產生無法形容的不安,很擔心我們培養的學生在軍中服役的過程中,不知是否能夠順利完成兵役。 本文目的並不在於探討應該如何改進或改革時下兵役制度等相關問題,而在於從社會規範與人際網絡的觀點,試圖比較、探討台灣與日本軍隊霸凌的實況,以便理解在「軍中社會場域」所遇到的各種人際互動關係的危機。 日本自衛隊的歷史背景與定位 如前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根據日本憲法第九條,日本必須放棄攻擊他國的軍事權力,只能夠保留以維護日本國家安全為目的之自衛隊。但當今日本自衛隊的防衛能力與其他國家的軍隊無異,而且受到與美國政府間軍事協調與合作等影響,今日的自衛隊在國際和平安全事務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然而,日本政府對於自衛隊憲法解釋引起激烈的爭議,自民黨(自由民主黨的簡稱,日本現任執政黨)主張修改憲法以便加強自衛隊的軍事影響力,而以民主黨為首的在野黨各黨都持不同看法及意見(包含支持以及反對修改憲法),自衛隊合法性問題始終成為日本修憲以及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日本要如何扮演軍事影響力的重要爭議點[2],因而成為國際矚目的焦點。 【在美國受軍事訓練的自衛隊隊員】 日本自衛隊是由防衛省負責管理,而領導部分則由日本「內閣總理大臣(首相)」所負責。防衛省下設十二個機關,包括「陸上自衛隊」、「海上自衛隊」、「航空自衛隊」、防衛大學校(國防大學)、防衛醫科大學校(國防醫學大學)、防衛研究所(國防研究院)等單位[3]。東亞鄰近國家如台灣及韓國都有實施義務制兵役,但如前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國憲法禁止兵役義務制,日本政府將徵兵制改為募兵制。日本青年參加募兵主要動機是獲取穩定收入迴避經濟不景氣,以及無償取得大小型汽車的駕駛執照(在日本欲取得駕駛執照需花費約日幣30萬元,相當於約台幣9萬1000元的費用),此現象與自願為國家效勞的愛國心似乎無關。 自衛隊隊員被列為日本政府國家公務員,新進隊員月薪平均約日幣18萬元(相當於台幣約5萬4514元)[4],幹部級年薪平均日幣700萬元(相當於台幣約212萬元)。待遇算是高等水準,但根據日本國內調查數據顯示,自衛隊與防衛省事務官的自殺率相當高,2008年自衛隊與防衛省事務官等自殺人數高達83人[5],2001年到2008年,陸上自衛隊因自殺而身亡的人數比率平均每10萬人有37人,海上自衛隊自殺身亡的人數比率為平均每10萬人有36.3人,遠遠超過日本公務員整體平均自殺率每10萬人有19.2人(請參照圖1)。 【日本中央政府公務員2001年到2008年所屬機關別自殺比率(每十萬人)[8]】 以日本集團主義社會的角度來看,如日本著名的社會學家中根千枝(1984)指出,日本人通常將集團的「局內人」與「局外人」作出清楚劃分,「『內』『外』的意識很強,這種感覺若尖銳化,則局內人對待局外人,就會像不把他當作人一般」(中根千枝 1984:26)[6],而且日本人認為,只要沒有局外人的存在,局內人在屬於自己的圈子裡便可為所欲為。日本人對局外人常會表示冷淡與疏離的態度,甚至有敵意般的冷淡與排他性(中根千枝 1984:26)。 在日本社會結構中,從國小到大學,甚至在工作場所,都有嚴重的同學或同事之間欺負與霸凌問題,不少受害者被迫走上自殺之路[7]。此種嚴重霸凌事件與日本集團主義有著密切的關係,特別是軍中生活強調極端的集團精神,自衛隊隊員如果違反了軍中團體規範與規矩,必定受到長官與前輩的教訓與羞辱,實在難以避免霸凌事件的發生。 日本集團主義下的「叛徒」制裁:自衛隊的集體霸凌 2008年9月9日,在日本廣島縣海上自衛隊訓練學校「特別警備課程」,發生一件悲劇,一位即將離開特別警備課程的隊員在進行與十五名隊員連續格鬥的魔鬼訓練中不幸死亡。特別警備課程的目的是培養特殊部隊「特別警備隊」隊員,該隊員2008年8月志願參加特別警備課程,後來他感到沒有自信持續接受該課程,因此申請辭退,並將調離至別的課程。格鬥訓練9月9日下午4點在兩位教官的監督下開始,該隊員就一個人連續一一與其他15名隊員格鬥,下午4:45左右遭受第14名隊員的一拳擊倒在地上,意識昏迷狀態下被送到醫院,9月25日因急性硬腦膜下血腫而死亡。在格鬥訓練過程中,當該隊員倒地時,一旁監督的兩位教官與其他士兵強迫該隊員重新站起繼續格鬥。 依據事故調查委員會的調查報告,在特別警備課程中,一般並沒有進行與十五名連續格鬥的「異常」訓練,但除了該隊員之外,同年7月另外一位隊員同樣於即將離開特別警備課程之際,被教官強迫要求接受與十六名隊員格鬥的魔鬼訓練,最後造成牙齒碎裂的嚴重傷害。教官對遺族說,因為隊員即將離開課程,因此他們希望將格鬥魔鬼訓練作為一個「餞別的禮物」。海上自衛隊特別警備隊認為,在該課程中,教官以格鬥魔鬼訓練為名目,對於即將離開課程的隊員進行的集體霸凌,早已經成為常態[9]。        【招募自衛隊志願隊員的宣傳漫畫】 Source:livedoor.blogimg.jp/toratugumitwitter/imgs/5/4/54c1c6f0.jpg 從「社會衝突(social conflict)」概念的角度來說,衝突具有加強群體聚合(group-binding)的功能。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科賽(Lews A. Coser) 重新整理齊美爾(Simmel)的命題指出,「衝突有助於建立和維持社會或群體的身分和邊界線。和外群體發生衝突,對群體身分的建立和重新肯定有貢獻,並維持它與周圍社會環境的界線」(科賽 1991:21-26)[10]。依據科賽的分析,群體透過與外群體發生衝突,加強群體內的凝聚力,排斥外群體的成員以維持群體邊界(boundary-maintaining)。科賽進一步地指出,「關係越密切,衝突越激烈」(科賽 1991:69),假若群體內的成員看到原來和他們共同經營群體的生活夥伴,對群體運作承擔責任的人忽略或決定離開這個群體,他們會採取相當暴烈的方式來對這個「叛徒」(disloyalty),實施制裁(科賽 1991:71)。筆者認為,在日本海上自衛隊發生的集體霸凌事件,便是制裁叛徒以加強群體凝聚力的代表性案例。 2012年發生在日本陸上自衛隊的霸凌事件,是屬制裁群體內「異端份子」(apostate)的例子。科賽認為,異端分子常常忽略傳統的群體規範、或對群體的規矩提出另類解釋,並透過不同手段要求維護群體的價值和利益。因此異端份子常被群體內的成員認為是破壞群體秩序的危險分子,甚至群體內成員對於異端份子的反應有時比叛徒更充滿敵意(科賽 1991:72)。2012年5月,在日本北海道旭川市的陸上自衛隊發生霸凌事件,五名教官在教育訓練時,用熨斗燙士兵屁股、用曬衣夾夾士兵下體以及強迫女士兵食用加入過量辣醬的洋芋片等,其中一名士兵受到輕傷。這五名教官曾用力踢遲到士兵,使其大腿遭受重擊,更以木棒毆打正在做伏地挺身的士兵背部等,平常習慣採用拳打腳踢方式處罰士兵[11]。 【女性軍人在以男性為主的部隊裡,一樣被視為異端而時時刻刻處於危機狀態】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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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愛真的沒有那麼容易嗎?于美人家暴事件的社會學考察

唐文慧 /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系 于美人的家暴事件最近天天佔據媒體版面,許多評論者紛紛表態,雙方誰對誰錯各有支持者。是否如黃小琥的歌「沒那麼簡單」所說:「相愛沒有那麼容易」嗎?我認為,這個事件不僅是茶餘飯後的八卦話題,也應該值得我們做一番社會學的考察。 ◎于美人是強勢的女人?孝順的女兒? 其實家暴有非常重要的部份成因,往往超越當事者的個人因素。台灣整體社會的性別文化,使得個人經常難以掙脫傳統性別角色的包袱,因而落入「性別困擾」而引發關係的衝突,這才是問題產生的重要根源。 【強勢女人?孝順女兒?】 回顧此事件,源於James(于美人的老公)跟丈母娘(于美人的媽媽)長期相處不睦,這次因言語衝突,甚至有動手的嫌疑,導致于美人「依法」幫媽媽申請保護令,家內不睦事情因而曝光。有人認為,于美人是媒體寵兒,收入高、名聲響,因此她講話一定會比較大聲,在家裡肯定會對丈夫頤指氣使,激怒老公,這才會導致今日的家暴發生。 然而,于美人在記者會上說自己是「孝順的女兒」,認為老公對養育自己長大的單親媽媽大小聲,態度不敬,讓她不得不為母親申請家暴保護令,這是在盡自己做為女兒的責任。後來又表態,絕對不會棄自己親生母親於不顧,因為目前他們的住處是「娘家」,該搬走的絕對不是母親。究竟誰是誰非,似乎社會大眾並無公斷,更添事件的可談論性。 ◎家暴行為是社會結構的產物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眾多的個人行為,其實是社會結構影響下的產物,家暴行為也不例外。學者R. Stark與J. McEvoy認為,家庭暴力發生的原因不能只從「個人層面」做解釋,因為在不同的社會文化下,會有不同的婦女受暴機率。Glenda Kaufman Kantor 與Murray A. Straus的研究發現,社會文化越支持婦女外出工作、擁有自己的經濟收入,越肯定女性的「家庭再生產」貢獻,婦女的受暴率會越低,而社會文化若越容忍男性以暴力對待女性,則家暴比例會越高。 如果依照以上的論點,我們可以追問,對於婦女外出工作和擁有自己的事業,台灣社會文化是否仍舊抱持著遲疑的態度,因而造成于美人的家暴事件?台灣社會是否仍然認為,美滿的婚姻,應該維持在一種所謂的「男高女低」、「男尊女卑」的傳統性別關係當中,才算理想?果真這樣,無怪乎那些有高收入、高職業成就的「女強人」被父權社會認為是婚姻殺手,因為她們違背了傳統的性別配置。也無怪乎總統候選人蔡英文會說出,自己單身的好處是「至少不用兩面作戰」。 似乎「家庭與事業兼顧」從來只是女人的難題,而不是男人的困擾。這樣的社會,是一個性別平等的社會嗎? 【小英說:單身的好處是不用兩面作戰】 ◎女強人是婚姻殺手?男寵夫是人生失敗組? 然而歸罪於「女強人」造成家暴的說法,不僅壓抑女性追求個人成就的動機,也造成「厭女主義」的後果,而男性其實同受其害,因為他們得處處小心地維繫「傳統的男子氣概」,深怕自己成就不夠高,收入不夠豐,不能如總統女婿那般擁有「高富帥」受到社會的支持和肯定。這也就是事件當中,我們會聽到男女雙方各執一詞,于美人指責James失業多年,沒有養家,而James卻一再否認失業一事。 在父權文化下,失業的男人會遭受巨大的社會壓力,認為他們無法扮演「養家者」 (breadwinner)的角色。而縱使有工作,也被期待是個收入不僅需高於太太,也要高於其他男人,才是「人生勝利組」(winner),才會被社會讚許,這樣的性別文化對於James和許多男性來說,無疑是巨大的社會壓力。無怪乎後來許多言論傾向認為,男方在這個事件當中是「弱勢者」,並處處為James說話,因為社會大眾也會企圖修補他「個人受損的陽剛氣質」,來維繫父權社會男尊女卑的性別文化正當性。 報導說于美人的年收入有四千萬,依此來看,「他們的」家庭絕對是衣食無虞的,究竟雙方的心結在哪裡?男人一定要是「養家者」嗎?女人一定不能是「女強人」嗎?這樣的組合,婚姻一定註定要失敗嗎?這是個人的性別包袱造成的,還是社會的性別文化價值觀的壓迫所致?今天如果于美人和James的生物性別互換,這些問題還會發生嗎?如果我們無法改變生理性別的差異,我們可否改變社會的性別觀念,來避免類似的衝突發生? 【老公James當寵夫,是否為人生失敗組?】 分析社會性別文化,如何影響親密伴侶與家庭成員的互動,相當重要。「沒那麼簡單」的歌詞說「相愛沒有那麼容易」,那麼究竟困難在哪裡?除了個人的背景條件和個性態度以外,社會文化根深蒂固的傳統性別意識型態,是否也強烈影響和左右了許多人對理想婚姻與性別分工的想像? ◎兩人相愛的困擾其實是來自於社會 從于美人事件,我們必須思考的另一個面向就是,相愛只是兩個人的事,跟整體社會的傳統性別文化無關嗎?家暴衝突的理由常常是:在主流社會的傳統性別秩序中,脫逸常軌的男或女,經常無法取得正當性,也不被社會認同,如此一來,個人與社會之間會產生格格不入的感覺,個人也就容易心生不悅。換言之,個人的困擾其實是來自於社會的壓力,但卻又不自覺地將此社會壓力帶入家庭日常生活與婚姻互動當中,在個人與社會多重因素交織困境下,產生令個人難以掙脫的沈重壓力,導致家庭或夫妻關係的衝突。 [黃小琥:沒那麼簡單] 因此,家暴事件的背後,需要認真去檢視社會脈絡的因素,這個社會因素往往超越個人層次而對眾人行為有重大影響。下次如果你又聽到家暴事件,不妨先聽聽、唱唱黃小琥這首歌「沒那麼簡單」,然後再想一想,就像歌詞中所說的「沒那麼簡單就能去愛,別的全不看」!那又是要看什麼呢?答案就是「台灣社會的性別文化」!去聽聽那首歌吧,真的,初次墜入情網的少男少女,多多體會一下,我想你們也會喜歡的。至於有智慧的熟女和聰明的熟男,必然都會聽得懂這首歌。但千萬別誤會,我不是故意打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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