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籤: 香港

日本和香港在文化（動漫、電影、美食等）、經濟（貿易、投資）、教育（留學）等方面有著悠久的密切交流歷史。然而，當我們談論「香港研究」時，雖然這個領域在日本已經有長足的發展，但香港研究只是中國研究和亞洲研究的一小部分，能夠將自己稱呼為「香港研究學者」的人，以及這些研究人員發表的論文和書籍數量是有限的。

自2019年反修例運動以來，香港的政治局勢急劇惡化，香港研究本身也面臨重大的調整和挑戰。本文將討論台灣學術界在此過程中的新興角色，並以筆者參與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建中的香港研究資料庫為討論案例。

當年香港是研究中國的前哨，未來台灣會否成為香港研究的前哨？ 我們看一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的歷史，便能想像今天台灣能對香港研究作出的特殊貢獻。翻閱中國研究領域的一些經典著作，序言中往往都會誌謝香港一個名為「大學服務中心」(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 的機構。譬如 Anita Chan、Johnathan Unger及 Richard Madsen 在1984年出版的 Chen Village: Revolution to Globalization，便鳴謝該中心協助他們在香港的田野調查。Andrew G. Walder 在其重要著作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Authority 的序言中，亦表示該書是基於他1979和1980年在香港的田野調查所寫成。當時所謂的「田野調查」，其實是透過訪問從中國到香港的移民以掌握中國的面貌，包括上述兩本著作有關文革中下鄉青年的遭遇和城市生產單位的權力關係。

各位社會學界的先進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榮幸能夠有這次機會，來到這樣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場合，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對於香港的看法或思考。首先，讓我先說明一下今天的源起，稍微解釋一下我要講的題目。我在反送中運動的第一週年、第二週年演講的時候，有如雷蒙．阿宏（Raymond Aron）所說般，扮演了一個「入戲的觀眾」的角色。我的演講當中，有客觀的分析，但也有主觀的期待；有學術的內涵，但不是嚴謹的學術研究成果。因為我將自己的演講定為運動的一環，也就是我說的「未完的革命」的一環。但今年受邀來學術研討會，談反送中三週年，怎麼辦？該怎樣闡述才能符合學術的規範？我做了一個決定，就是我「入戲」的動機與姿勢不變，但形式會改變。今天我不再直接談運動本身，而是談運動的歷史脈絡，而且不是談短時間的歷史脈絡，而是談「長時段」（longue durée），看整個香港形成的歷史脈絡。一個原因是這才是我的本業，我是從政治學界被放逐的歷史研究者，我的專業是國家形成（state formation），還有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比較研究（comparative study）。雖然很多人不願意承認，但香港問題顯然跟民族主義有密切的關係。我希望能比較認真地結合自己的專業和對香港的關懷，我也不介意被貼標籤。

【鄭祖邦／佛光大學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在民間人權陣線（Civil Human Rights Front）的號召下，香港在 6 月 9 日與 16 日接連兩週分別出現了超過百萬人以上的反送中遊行活動，人數眾多但有序的抗議畫面震撼人心。其後由於特區政府無法作出有效且具體的回應，導致出現了更多形形色色的抗議活動乃至暴力衝突，包括了佔領街道、佔領立法會、全港各分區的集會遊行、各界別與專業團體的集會、機場集會、罷工罷市罷課、包圍警署、圍堵稅務局大樓、各地連儂牆、短期眾籌的國際文宣以及許許多多的不合作運動，可以說這是一場全城動員、全民上陣的反送中運動。更令人感到驚訝的是，這是一場沒有大台、沒有特定領袖、去中心化的社會抗爭運動，完全經由網路的媒介（香港連登、telegram）讓這些自發性的直接行動持續不斷在全香港開展出來，多元抗爭策略的靈活與創意令人感到驚艷。不過，這不禁也讓我們想問，為什麼會採取這種無大台的運動狀態呢？筆者認為這與香港存在著分歧的抗爭模式以及 2014 年雨傘運動過後香港陷入的反對運動困境有所關聯，抗爭者正是以「無大台」來作為一種團結與整合香港民主運動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