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訪跨國灰姑娘:台灣的照顧與遷移體制

藍佩嘉/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本文轉載自臺大出版中心《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臺大創校九十週年校慶版》,2018。為求行文簡潔,本文刊載於「巷仔口社會學」時刪去學術引註內容,完整書目引註(原再版序)請點此

 

《跨國灰姑娘》一書出版已屆十年,台灣面臨的人口老化與照顧短缺越形險峻。由於生育率持續低迷,老年人口比率預期在 2026 年將會達到五分之一,2051 年後可能接近四成。在此同時,外籍監護工(或被政府稱之為「社福外勞」)的人數持續成長,2018 年初已逾 25 萬。

過了 10 年,我再回頭檢視近十年來相關移工制度的變化,運用近來學者提出「照顧體制」與「遷移體制」這兩個概念,探討台灣社會如何組織照顧的供給與需求,以及管理公民與移民之間的界線。其次,我也重新檢視雇傭關係中的微觀政治,尤其是原書中的「全球照顧鏈」、「外包孝道」等概念,透過反省本書分析的限制與不足,提出未來的研究議程與方向。

照顧體制:孝親勞動與社會福利的外包

近來研究社會政策的女性主義學者提出了照顧體制(care regime)的概念,描述鑲嵌照顧工作的特定政策邏輯與文化腳本,前者分配照顧工作在國家、市場、家庭、自願服務等部門之間的比重,後者涉及性別分工與代間關係,如何成就特定社會認為理想的照顧。

台灣傳統上視照顧老人為兒子和媳婦的孝順義務,三代同堂被認為是理想的居住安排,目前也仍然有將近六成的台灣長者和成年子女同住。我提出「外包孝道」的概念,描述成年子女藉由僱用看護工作為虛擬家人、執行日常照護,來維持三代同堂的家庭型態與孝親的道德地位。這種「家庭裡的移工」(migrant-in-the-family)的模式不只出現在台灣和其他東亞國家,在南歐也相當普遍,同樣仰賴照顧移工來支撐家庭主義的文化傳統。

然而,照顧文化腳本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在社會轉型與政策介入的影響下持續變遷。舉例而言,日本的老年照護在過去三十年來經歷了「去家庭化」的轉向,日本老人和已婚子女同住的比例大幅下降,核心家庭變成了主流模式。關鍵在於日本於 2000 年引入長照保險,透過補助服務的全民保險制度,由養護機構與具專業證照的看護工提供相當比例的老人照顧。

過去十年來,台灣政策持續維持老人照顧的雙軌架構。一方面,台灣持續招募女性移工作為「福利外勞」,鞏固福利的私有化與家庭化。雖然民進黨政府在 2000 年執政後,曾宣布預期每年減少 15,000 名外籍移工,然而,不論透過配額管制或巴氏量表評估,都沒有減緩照顧移工的成長。勞動部在 2015 年後更進一步放寬八十五歲以上老人的聘用資格限制。

另一方面,公營的長照系統開始逐步建立,但規模相當受限。內政部在 2007 年釋出長照十年計畫,宣布在未來提供普遍、可負擔的照顧服務,立法院也在 2015 年 5 月通過長期照顧服務法草案。長照系統的建立是否能夠重塑台灣的照顧體制,造成類似日本的「去家庭化」轉向?許多制度的細節仍在辯論中,但可以確定的是,如果政府無法解決稅收不足的資金問題,長照服務範圍將會明顯受限。

台灣社會持續依賴「便宜又好用」的外籍監護工,其實付出其他看不見的社會成本。當照顧工作被貼上「外勞工作」的標籤,連帶造成不佳的工作條件和社會地位,也阻礙了專業化進程與本勞的參與意願。截至 2016 年底,雖有超過 11 萬人接受了居家服務員的培訓,但只有不到三分之一(2016 年三萬多人)留在這個行業。隨著日本等新興市場的開放、移工母國的工資提升,台灣未來將越來越難吸引高品質的移工。我們必須正視家庭主義照顧體制的變化,如何建立普遍、永續的長照體系,並保障本國與外籍的照顧勞動者的工作條件,是當務之急。

遷移體制:垂直分化、水平分工

移民學者提出遷移體制(migration regime)的概念來描繪接納移工的脈絡,包括促進或阻礙移工與移民入境和就業的各種國家管制,以及管理公民與外國人的界線的制度與規範。台灣向來採取嚴格的移民政策,包括血統主義的公民身分。在 2000 年國籍法修正前,外國人難以歸化為台灣公民,除了嫁給台灣男人的外國女性,因為她們協助繁衍父系血統。根據新的國籍法,外國人在合法居留五年後且擁有足夠的財產或專業技能,就可以申請歸化。1999 年頒布的入出國及移民法,也規定外國人在台灣居留七年後可以獲得永久居留權。然而,東南亞移工卻被排除在上述制度之外。他們被剝奪了自由轉換雇主的權利,也無權在台和家人團聚、永久居留或歸化。他們的工作許可期限一開始只有三年,但已經逐漸延長到現在的十四年。

本書用「階層化的他者化」來描述台灣的遷移體制基於階級、國籍和性別的偏好,規範誰可以被納入或排除於國籍和公民身分的想像共同體。東南亞移工的差異被放大和種族化成「低劣他者」,但來自日本、北美等已開發國家的專業移民,卻被視為「優越他者」,得以享有永久居留、歸化公民的機會,呈現所謂「正向的種族主義」的文化邏輯。這樣的多階層的種族主義體現了台灣在全球經濟中的半邊陲地位、充斥後殖民色彩的族裔文化階序。

與台灣在文化上親近、但政治上對立的中國,是遷移體制中的異數。政府對各個階層的中國勞工都關上大門,因為台灣社會擔心他們會很快、容易地同化。相比之下,東南亞與台灣在語言與外表上的差異,使得雇主國更容易監管這些種族他者,並鞏固他們的從屬地位。強調種族差異的可見性,讓台灣的遷移體制與其他鄰近國家大不相同。例如,韓國政府雖已開始招聘東南亞移工到工廠工作,但家務勞動和照顧工作仍保留給了朝鮮族(韓國裔的中國公民),因為偏好民族和語言上的親近。

除了外籍監護工,婚姻移民也成為台灣招募低照顧人力的機制。2003 年的就業服務法修改,開放尚未取得公民身分的外籍配偶(不包括中國籍配偶)享有工作權。2009 年進一步鬆綁大陸配偶的就業管制。根據內政部調查,移民配偶的就業率明顯高於台灣婦女的就業率,絕大部分從事服務業。通曉中文的大陸配偶,是醫院和養護機構的看護人力重要來源。雖然本地看護的工資為移工的三到四倍,但由於枯燥的處境和長工時,很少非移民勞工願意投入。此外,許多大陸配偶也是老榮民的無償照顧者,政府默許這種「照顧婚姻」作為一種福利外包的機制,強化了照顧的「再家庭化」。

簡言之,台灣的遷移體制是一個垂直分化、水平分工的系統。雖然政府和社會歡迎來自核心國的專業移民歸化,但這樣的移民政策在緩解低生育率的「國安危機」方面效果有限,因為極少數專業移民願意放棄母國的護照。來自東南亞的「客工」,卻被永久地賦予了「暫時合法」的地位,儘管很多人在台灣度過超過十年的青壯歲月。中國勞工由於語言和文化的親近而被禁止進入,但是,大陸配偶填補了親密照顧工作的勞動力短缺,將婚姻移民變成了事實上的低端勞動移民。

重新思考全球照顧鏈與孝親照顧鏈

Rhacel Parrenas 的研究發展出「全球照顧鏈」(global care chains)的概念,描述來自第三世界的移民女性,擔起了由富裕國家中產階級女性所移轉出來的照顧工作,與此同時,她們留在家鄉的小孩,由來自更貧窮家庭的當地勞動女性來照顧。Arlie Hochschild 也應用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分析從第三世界母親到第一世界小孩身上的情緒與愛的移轉,視之為「情緒剩餘價值」或「全球性愛心移植」的不正義剝削。

這個有力概念啟發了相當多的後續研究,但也引起不同面向的批評。首先,全球照顧鏈假設了轉移與搾取照顧勞動的線性模型,並視之為單向的運輸,無法闡明這些移工母親如何在跨國分離的處境中用持續但不同的方式來照顧自己的小孩。其次,全球照顧鏈將情緒視為固定、穩定的商品,未能注意到遷移旅程與跨國勞雇關係裡,其實衍生多重的情感與情緒的連結。第三,全球照顧鏈優先關注有小孩的移民女性經驗,忽略了單身女性與男性家務工作者的經驗。這樣一來,全球照顧鏈被侷限在核心家庭的序列中,強化了異性戀常規的假設。如 Martin Manalansan 所批評:這個概念物化了照顧與情感的性別化刻板印象,且將生理母親與對小孩的愛之間的連結視為理所自然。最後,這個概念也強化了地理上與意識形態上的兩極,例如北方╱南方或是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分野。

我在台灣也觀察到「孝親照顧的轉包鏈」,包含兩個環節的運作:第一環將照顧義務從兒子移轉到媳婦身上的性別轉包,第二環從媳婦移轉到非家庭成員的監護工的市場轉包。這個概念受到全球照顧鏈的啟發,但指涉內容有所不同。不像全球照顧鏈偏重核心家庭的序列,孝親照顧鏈以父系的延伸家庭為焦點,並凸顯跨越世代與性別分工的權力政治。本書也特別關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內部的多樣性與流動性,打破了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的兩極分野。

然而,孝親照顧鏈面臨了和全球照顧鏈類似的分析限制,容我在此篇新版序言中延伸補充。首先,不是所有的雇主都是媳婦或兒子,老人也未必是單純的受照顧者。儘管三代同堂仍是台灣社會重要的居住模式,但在都市區域中,有越來越多的年長父母是與已婚女兒同住,或是由女兒(不論已婚或未婚)提供主要的照顧。此外,也有很多外籍監護工其實是被聘來照顧與長者同住的其他家屬,尤其是孫子女。現今許多台灣家庭維持延伸家庭的居住形式,其實呈現雙向的代間照顧與資源交換。成年子女可能因為晚婚或不婚而與父母同住。已婚子女面對停滯薪資與高漲房價,也可能為了省下房租和房貸和父母同住,或委由父母照顧孫子女。換言之,經濟與身體條件良好的年長父母,逐漸扮演照顧分擔者而非照顧接受者的角色。

照顧分工與情感經濟

其次,「外包孝道」的隱喻容易讓讀者產生一種印象,似乎這些成年子女將勞心勞力的工作都丟給移工,自己免除了孝親的責任。雖然有些家庭的情況可能如此,但大多數雇主,不管是兒子、女兒或是媳婦,仍然負擔相當部分的照顧作,如規劃醫療和照顧的例行安排、監督外籍監護工的表現。他們也要提供多重的情緒勞動,不僅要體恤長輩,也要因應長輩的固執與難搞,來安撫移工的情緒。換言之,他們的孝親義務與照顧工作並不像移轉鏈的線性模式所暗示的簡單外包,而是在跨國勞雇的人際互動中,不斷調整、協商、轉變並延續。

「外包孝道」的安排未必會降低照護的品質,也有可能提供更完善的照顧。成年子女可能跟照顧移工發展出階層化的勞動分工,例如,讓監護工負責比較瑣碎或勞力的照顧勞動(這些工作通常需要較有限的文化與語言能力),讓雇主可以聚焦在比較管理的或精神層面的照顧,如陪長輩看病、規劃膳食、採買烹飪,以及透過溝通與休閒來提升情感連結。或者,親屬與擬似親屬的照顧者之間可能形成水平合作網絡,例如,有些子女認為,更換尿片或協助如廁等貼身照顧,給非家庭成員執行其實比較好,以避免年邁父母讓小孩服務會覺得尷尬或失去尊嚴,畢竟世代間的階層地位起了很大的翻轉。換言之,花錢換取專業照顧,或是照顧工作的市場化,不必然地破壞或腐蝕親密關係,外包特定部分的照顧工作有時反而有助維持接受照顧者的尊嚴。

第三,由於《跨國灰姑娘》的分析還是傾向將經濟活動跟親密關係視為對立,使得本書未能進一步分析照顧外包的情感經濟與倫理。Viviana Zelizer 批評許多學術與常識論述都傾向將經濟活動跟親密關係視為「分立領域」(separate spheres)或「敵對世界」(hostile worlds),而未能探究兩者之間如何構成「互聯生活」(connected lives),在其中道德可以藉由市場的補充、協助而得到肯定與確認。本書論及當移工與接受照顧者建立緊密的情感關係時,可能成為搾取他們體力與情緒勞動的工具。固然,有些雇主確實以此要求移工超時工作,但側重勞動剝削的權力分析,讓本書未能用更多篇幅探討跨國人際互動衍生的複雜情感樣態。

我在當時的田野工作裡,觀察到許多外籍監護工與他們照顧的阿嬤或阿公之間的親密互動,讓我非常訝異。當菲律賓或印尼的照顧者輕吻他們的臉頰,或緊緊擁抱他們並說著「我愛你」時,這些台灣長輩會用不太流利的英語,呵呵笑著回應:「我也愛你!」儘管,這些長輩可能從來沒有透過口語或肢體向他們自己的小孩這樣明確地表達愛意。有些移工告訴我:「不是我在這裡照顧阿嬤,阿嬤可憐,沒人睬」、「阿嬤跟我不像工人、女傭這樣,她叫我女兒,她叫我她的孩子」。當移工因為返鄉假期或是合約結束要離開時,被照顧的長輩用沉默或流淚的方式表達難過,而移工們也安慰他們:「阿嬤,我帶妳去印尼,好不好?」

非親人的照顧關係,與家族情感糾結或傳統文化包袱容易脫勾,有可能產生新的親密關係與情感形式。年邁長輩與外籍監護工,基於不同原因同處於社會性的脆弱狀態,有可能強化彼此互惠、互賴的結盟。對於被照顧者的家人,尤其是女性,看護的分勞也能卸下很多身體和心理上的重擔。

跨國女兒角色

最後,孝親照顧鏈的框架未能涵括照護移工的遷移對其母國代間關係造成的影響。既有文獻的分析焦點多放在已婚的女性移工與其核心家庭(配偶、子女)的關係變化。相對於「跨國母職」(transnational motherhood)的豐碩研究成果,較少研究探討「跨國女兒角色」(transnational daughterhood)的主題,也就是移工女兒如何在跨國處境中用持續但不同的方式照顧在家鄉的父母。

有不少未婚女性利用海外工作的機會,逃離父母在家的控制,與海外的同性或異性伴侶探索解禁的情慾空間。但也有些移工女兒認為海外工作剝奪了他們就近照顧自己父母的機會,而感到情緒上的折磨。二十三歲的單身印尼女性 Suna 告訴我,在台灣得到較多的經濟資源,讓她對於父母的物質匱乏感到難過,強化了她在家人生活中缺席的負面情緒:

在這裡我很浪費,我買衣服,我想到爸爸媽媽那邊賺錢不好。有時候想到,我工作,買爸爸媽媽東西。像〔之前我〕去阿拉伯,吃那個 barbecue 羊,很好吃,我想到爸爸媽媽在家裡做什麼。我們吃東西好多,我爸爸媽媽在印尼都沒有吃那麼好。我老闆這樣子〔註:指苛刻食物〕,我不管他,我吃東西都想他們,爸爸媽媽很愛我,啊〔哽咽〕。

許多移民女兒像 Suna 一樣,藉由匯款與寄禮物回家,補償她們的肉身缺席。報答父母的方式還包括購入土地、房屋,或是翻修老家,以及協助家中兄弟或其他手足在教育上的花費與經濟上的投資,例如購入交通工具、協助開設雜貨店或網咖這類小生意。

在海外照顧他人的父母時,移工女兒可能在此過程中強化了他們對於孝親傳統的信念。來自印尼的 Jenny 受僱照顧一名癱瘓的台灣阿公。她批評雇主(阿公子女)對父母照顧不周,付出情感微乎其微,也為台灣的長輩感到同情:

我老闆一年來這裡五次,他老婆帶吃的來,不管阿公有沒有吃。我剛剛來,很多髒衣服,房子亂七八糟。我每個月只能放假兩天。我放假,沒有人照顧阿公⋯⋯台灣不好〔搖頭〕,印尼,我們不會把爸爸媽媽給別人〔照顧〕。

Jenny 批評台灣隨著物質富裕而孝道式微,同時,她也讚揚並肯認自己的母國文化,包括孝親照顧的穩固傳統以及對於延伸家庭的情感連帶。換言之,孝親照顧鏈不必然在轉包鏈末端的輸出國,造成照顧與情緒上的剝奪。跨國女兒的身分與角色,可能藉由遷移的經驗,反而強化了親屬連帶及代間關係。

結論:照顧的全球迴路

為了取代線性的「全球照顧鏈」或「孝順照顧鏈」等模型,我提出「照顧的全球迴路」(global care circuits)這個概念,來描述跨國與跨世代的互賴、交換與互惠的關係。迴路的概念連結處於不同地理與社會空間的行動者們,描述他們之間形成的勞動、情緒與資源的交換網絡。如前文所揭示,成年子女與年邁父母之間、照顧接受者與照顧提供者之間,以及輸出國與輸入國之間的照顧資源,並非單向的提供╱接受或是移轉╱搾取的關係。年邁的父母既是照顧的接受者,但也協助成年子女照顧孫子女;外籍看護跟台灣長輩可以在道德經濟的領域中培養出情感連帶;海外工作的女兒也持續用跨國親密關係照顧著她們的父母。全球照顧迴路這個概念不再聚焦於核心家庭,而涵納了各式各樣的家庭與親密關係的形式,包括延伸家庭、單身女性與同性伴侶的移民網絡。它打開了一系列的可能性,提供給未來的研究者在移民與全球化的脈絡下,探索不同方向的勞動、情緒與資源的交換。

 

One thought on “再訪跨國灰姑娘:台灣的照顧與遷移體制

  1. 你還以為老年長照跟帶小孩一樣嗎?

    除非自己經歷過或正在經歷父母的老人照護問題,否則不會知道其中的壓力。雖然很多人說,當初自己還是嬰兒的時候,父母還不是這樣容忍我們,上廁所不會講,吃東西要人餵,不會自己洗澡,闖禍了只要哇哇哭就能獲得原諒……所以,父母逐漸走向老化,不管是身體或頭腦的失能,也不管是家人自願照料或旁人指責的壓力,光是靠情感和責任來支撐長照,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普遍來說,如果是照料健康的嬰兒,只要時間經過,他們就會越來越進步。幾個月會翻身,幾個月開始爬,幾個月學會走路,幾個月可以拋開尿布。他們一路進步,也就一路卸下父母必須勞心勞力的重擔,父母的付出是可以看到盡頭的。雖然說,父母對小孩的牽掛是一輩子的,但牽掛是一回事,實際必須付出的勞力與時間應該都會慢慢減少,直到小孩不想跟你說話,不想跟你出遊,不想讓你加入他的臉書──但其實小孩玩臉書的已經不多了。

    當父母開始變得邋遢、暴躁、難相處……
    然而父母的老年照護,是眼看著他們越來越失能退化,有很大機率不可能恢復過往的水準。以前他們會去張羅自己的三餐,會去買牙膏牙刷衛生紙,甚至有很嚴謹的潔癖,會指責你的房間為何總是髒亂,為什麼賴床。他們的動作敏捷,思緒很清楚,他們曾經是你可以倚靠的天與地。但是在他們漸漸退化,甚至出現失智的跡象之後,你會以為他們變得懶惰或愛找麻煩,但真相是他們逐漸流失那些原本讓你倚靠且信任的種種能力。

    他們會因為病情越來越惡化,認為你不花時間陪伴他們,有時候忍不住對他們大聲一點就生氣說你這個不孝子,但他們以前明明脾氣不會那麼暴躁。

    他們拿洗臉的毛巾去擦桌子,甚至一條毛巾用了很多年也不更換,你猜想或許是老人家的節儉,但那是因為他們失去判斷清潔或髒汙的能力。

    以前他們會要求你吃過飯後要幫忙洗碗,或至少將碗筷拿去水槽,現在他們把骨頭吐在桌面,丟下碗筷就離開餐桌去電視機前面打瞌睡。甚至你想盡辦法迎合他們的口味準備一桌菜餚,他們卻毫不留情跟你說,這麼難吃,吃不下。

    照護過程中,往往因為這些情緒上的衝撞,難免出現,「這些事情,你們以前不是都會自己做嗎?為什麼現在都不會了?」類似這樣的無力感。

    諸如此類的照護日常,起碼還在被照護者可以自理的範圍,光是這樣,照護者還是會處在一種看不到盡頭的挫折中,因為照護盡頭來到的那天就是死別,很多壓力是自己害怕去承認也不敢說出來的,以為說出來就是不孝或無情。如果沒有向外求援,沒有政府或制度提供的喘息空間,在被照護的主體消失之前,可能這些拿「家人親情」作為照護後盾的照護提供者會先倒下,或與受照護的人同歸於盡。

    只依靠「愛心」和「親情」,真的就夠了嗎?
    選舉之前,一場透過電視轉播的市長辯論會上,提問者問到參選者的長照政策。一位候選人認為,只要有愛心跟社福團體的投入,就沒有問題;另一位候選人認為家人親情是主力;再一位候選人則是提出,只要將沒有房子的年輕人跟寂寞無人陪伴的老人,透過配對居住在一起,就同時解決了年輕人買不起房,跟老人照護的問題。

    聽著那場辯論的當時,我想起正在閱讀松浦晋也書寫的一本新書《媽媽,對不起~獨身中年大叔的照護奮鬥記》,紀錄像他這樣的50幾歲單身男子,如何獨自照顧失智的母親。松浦先生是長年從事太空探索採訪的獨立記者,最初面對母親的失智時,他有很多愧疚。起初他以傳統孝道的價值觀念,認為父母衰老「理應由孩子來照護」,但是他在母親的失智狀態越來越嚴重、甚至大小便失禁,超越他體力和理智所能負荷的程度之後,出手打了母親耳光,才意識到自己必須向外求助;也才理解到,高齡照護是一門專業,「必須擺脫感情」,絕不是「只要孩子、家人努力一點」或是靠「孝心」來支撐就辦得到。

    他認為,老人照護在本質上並非全屬於家庭的責任,利用政府提供的長照保險是人民的權利,不應該一味燃燒自己,而是應該積極地依賴和使用制度,達到適度喘息。否則自己倒下,連照護都沒辦法了,最糟的狀況,還可能發生照護殺人或同歸於盡的悲劇。

    然而,讀到松浦先生描述他自己與長照顧問討論之後,決定將母親送往長住型的安養中心時,我還是忍不住跟松浦先生一樣,在心境上產生極為悲傷的愧疚,忍不住一邊閱讀一邊掉淚,這應該是身為人子都會遇到的掙扎,也難免想到自己老後,勢必要倚賴的政府長照政策,或自己必須準備的長照保障,應該要提前做好準備,心理和金錢上的準備,缺一不可。

    對於幾位市長參選人對於長照政策的觀點,我情願相信他們只是因為發言時間太短,或過於緊張,或因為表達能力不好,或把長照想得太過簡單而已,否則真是讓人擔心啊!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7/article/7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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