鞭炮地毯

陳緯華/國立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

 

 

鞭炮喧嘩之衝突

前些日子住家附近有神明的繞境活動,鼓樂聲、鞭炮聲陣陣喧囂,吸引我出門觀看。或許是小時候居住在鄉下的經驗,我對於廟會活動常常有種親切感,特別是在心情不佳時,廟宇環境中的聲音與氣味,甚至具有撫慰的作用。不過,許多人對廟會的感覺與我不同,廟會活動中的許多元素跟現代社會生活的某些特徵有所衝突,給許多人帶了不悅,形成了廟會文化與現代性之間的難解衝突。

這次的廟會活動頗為成功,繞境隊伍很長,各式陣頭很多,馬路上鞭炮聲絡繹不絕,持續許久,反映了人們對神明的熱情與虔誠,熱鬧的景象展現了神明的神威,也讓人彷彿感受到神明的強大靈力。鞭炮煙霧散去之後,整條道路看上去像是鋪上了一層厚厚的紅地毯,覆蓋著滿滿的鞭炮碎屑。鞭炮聲中,繞境隊伍暫時停住不動,等候神轎與陣頭在廟前空地上進行著儀式與表演。因為繞境隊伍佔據了街道空間,廟方派出的交通組人員忙著指揮交通,十字路口一般通行的車輛行進緩慢,不過並沒有人按喇叭或顯現不耐煩,人們似乎已經對此習以為常。不過在這個平和畫面的另一面,幾天之內,網路上陸續出現許多對廟會活動的批評。

除了抱怨繞境隊伍對交通所造成的不便之外,更多的批評是針對廟會所帶來的噪音與空氣污染。放鞭炮所產生的巨大聲響讓許多人覺得生活備受干擾,尤其廟會常常會進行得很晚,深夜十一、二點的鞭炮聲更讓許多人覺得難以忍受。而燃放鞭炮所產生的大量濃煙,讓很多經過現場的人或街道兩旁居民覺得呼吸不舒服。也有許多人擔心在整個社會都為空氣污染問題而憂心之時,這些煙霧會讓空氣污染問題更加惡化,曾有環保局官員到廟會放鞭炮的現場進行測量,發現燃放鞭炮時空氣中的Pm2.5數值高達1000微克,比正常值35微克高出近30倍。而燃放鞭炮所可能引起的火災也讓許多人擔心。另外也有人對於燃放鞭炮所耗費的大量費用感到是浪費金錢,不如把這些錢拿去做其他的社會公益事業。一次廟會活動下來,稍有規模的廟宇可能要花費高達二百萬元燃放鞭炮。

對廟會的批評並不只在網路上進行,地方政府經常接到民眾的檢舉與抱怨電話,強力要求政府要對此採取取締行動。對於必須回應民意的地方政府來說,這些抱怨與要求形成了一種施政上的兩難處境,因為地方廟宇同樣也會對市政府傳達他們想要燃放鞭炮的需求,也經常透過民意代表在議會中對市府官員提出質詢。環保的概念以及現代社會生活中應有的秩序與規範,使得民眾對地方政府的抱怨與要求具有高度的正當性。然而對廟宇來說,燃放鞭炮同樣具有宗教信仰上難以撼動的理由,並且還牽涉到一些信仰之外的人情與面子、商業利益與個人利益以及地方政治的複雜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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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會遶境示意圖。圖片來源:文化資產局

熱鬧:人神互動的展現

不同宗教對於集會活動的理想標準不見得相同,漢人民間信仰則向來以「熱鬧」作為廟會活動舉辦時所追求的理想目標,而燃放鞭炮則是營造「熱鬧」場景的重要元素之一。相對於某些宗教對儀式追求的是莊嚴寧靜,為什麼民間信仰卻是追求熱鬧?在民間信仰中,神明的靈力是一種關係性的存在,靈力是在人神的相互關係中誕生,愈旺盛的人氣、愈豐盛的禮敬,會醞積出神明愈強大的靈力,神明會愈靈驗。而「熱鬧」就是這種靈力觀的具體實踐。熱鬧活動聚集了大量的信徒來崇祀神明,而各種陣頭、鞭炮、祭品則代表了人們對神明的虔誠禮敬,這些人群、儀式展演與祭品奉獻營造出一種活躍的人氣,構成了一種被稱為「熱鬧」的氛圍,是人們舉辦廟會活動時追求的核心價值。在熱鬧的場景中,人們一方面覺得神明必定能夠感受到信徒的虔誠,因而會積極回應人們的祈願;另一方面,在這種熱鬧的氛圍中,信徒在心理上也對神明的神威有強大的感受,因而更敬畏神明。簡單來說,熱鬧的廟會活動有助於提升或展現神明神威。這種關於神明靈力的觀念,在民間已經延續了千年以上,我們可以在南宋洪邁所寫的《夷堅志》中採集的許多民間故事中看到這種觀念的顯現。

由於燃放鞭炮能夠發出很大的聲響,四射的炮屑也會引起人們的騷動,很能夠營造出一種熱鬧的氛圍,因此是熱鬧活動中的重要元素,而這種特性也使得鞭炮成為人們在活動舉辦時用來宣告某項儀式或活動的開始或結束時常用的手段,使得廟會活動中不時會出現燃放鞭炮的現象。除了作為「熱鬧」的元素之外,鞭炮也被人們認為具有驅逐邪穢的作用,神明繞境時,燃放鞭炮可以將邪穢驅逐,為神明清理出潔淨的空間來迎接神明的到來。另一方面,燃放鞭炮被認為是一種對神明的禮敬,表達信徒對神明經過住家前的歡迎。比起單純拿香虔誠地禮拜路過的神明,信徒覺得燃放鞭炮能夠發出聲響、閃出火花並散出煙霧,這些都會顯著地引人注目,因而能夠更有效地讓神明感受到他們崇敬的心意,也能夠幫忙增添繞境活動的熱鬧氣氛,對整個廟會活動盡一份自己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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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放鞭炮的巨大聲響,除營造出熱鬧氛圍,也有驅逐邪穢的象徵。
圖片來源:旅行台灣 最美瞬間,吳韋任攝影。

鞭炮:廟宇交陪的禮數

繞境的過程中每當經過一間廟宇,神轎便會在廟前停留進行儀式展演,表達對該廟宇神明的禮敬,這是神明之間的相互禮儀,也是廟宇之間的交陪禮數。一旦廟宇的神轎與陣頭在特定廟宇前進行儀式展演來表達禮數,此時該廟宇也必須表達相對回禮,除了給繞境的隊伍送上香菸、飲料之類的禮物外,燃放鞭炮更是重要的禮數。並且,禮數的份量也視廟宇雙方的交情深淺而有所不同。交情較深的,禮數較厚重,鞭炮的燃放量常常也較大。很多時候,廟方為了表達對對方廟宇的重視,將鞭炮鋪滿整條街,一經點燃,整條街炮聲隆隆、煙霧瀰漫,廟宇雙方都感覺到很有面子,對許多信徒來說,這景象也令人興奮。

廟宇之間的交陪活動是民間信仰中存在久遠的習俗,有些交陪關係傳承已久,是一種固定的長久情誼,彼此的互動穩定、持續而頻繁,只要對方廟宇有任何活動,都會熱情參與相挺;有些廟宇之間的交陪活動則是因為舉辦活動時必須有互動,例如繞境會經過對方廟宇神明的轄境,因此必須有所禮尚往來,雙方之間的互動在活動結束後不一定會持續或有經常性的往來。在傳統社會中,廟宇之間的穩定交陪意味著兩個廟宇所屬社區之間居民的穩定情誼,若有一方在交陪互動中失禮,會引起對方社區整體居民的不滿。在現代都市中則不一定如此,很多時候只是雙方廟宇管理委員會之間的情誼,交陪的禮數所牽涉的是管委會成員之間的人情與面子,很多時候,管委會的主任委員本身是這種禮數當中的最重要的主體,有些主委會透過交陪禮數的獲得來彰顯自身的能力與地位。

整條街鋪滿鞭炮的現象在過去並不是常見的景象,因為所費不貲。不過近年來這種現象頗為常見,除了經濟的發達使得廟宇擁有較大的財力之外,某些民間信仰活動的運作模式也在其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通常廟會舉行前,販售鞭炮的廠商就會主動來找廟方洽談燃放鞭炮的事宜。廠商一般都會清楚地記得每一間廟宇在上次的交陪活動中為對方廟宇燃放了多少鞭炮,因此都會提醒這次要回禮的廟宇上次對方廟宇有多少的鞭炮作為禮數,並鼓吹廟方應該要按照習俗,增添一些鞭炮燃放量來表達心意。

這種「添一些」的習俗在民間信仰活動中很常見,譬如傳統上有一種「乞龜」的習俗,廟方準備了一些「平安龜」,這種龜有可能是以黃金之類的貴重材質做成,不過大部分都是以糯米做成,信徒如果幸運地得到神明的允許而請回平安龜,隔年必須做一隻平安龜來歸還,此時信徒必須做比去年所求得的更大一點的龜來答謝神明。又譬如近年來有些土地公廟會提供所謂的「發財金」給信徒來祈求借取,求得發財金的信徒在日後歸還時,通常會歸還比當出所借取更高的金額,這些廟宇常常會因此而賺到錢。就在這種「添一些」的慣習下,廟宇之間因交陪禮數而燃放的鞭炮量便愈累積愈大,「鞭炮地毯」的現象便愈來愈常見。

對廠商而言,在廟宇中間扮演這種協助燃放鞭炮事宜的角色,具有很高的商業利益,因此廠商通常會發揮其口才對廟宇進行遊說,讓「添一些」的交陪禮數盡可能地發揮,增加鞭炮的銷售量。另一方面,廟方一般都先跟廠商談好燃放鞭炮的價錢,譬如說二十萬,那麼廠商就會將價值二十萬的鞭炮載運過來安置燃放。不過有些時候,廠商事實上並沒有載來二十萬的鞭炮,而是少於二十萬,譬如說十五萬,那麼剩下的五萬就會以隱密的方式流到廟方特定人士的手中供其運用。這在種情況下,燃放的鞭炮量愈大,流到特定人士手中的金錢也會愈多,這種運作模式對鞭炮交陪的禮數模式也具有一定的推波助瀾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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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音量及空汙,垃圾問題也是廟會文化與現代性價值觀的衝突之一。
圖片來源:蘋果即時,2016/07/07。

難解的廟會現代性矛盾

除了鞭炮的噪音與環保問題外,廟會活動經常持續到深夜而影響民眾的作息也是廟宇經常被投訴的原因。事實上在官方的宣導下,廟方在安排活動時都會計畫在晚上十點前結束活動。不過,實際活動進行時卻常常會超出廟方的時程安排,尤其如果牽涉到繞境活動。因為繞境活動除了有交通因素的影響外,參與繞境的神轎與陣頭經過路上的每一間廟宇都必須進行儀式展演來表達禮敬,許多陣頭為了表達禮數或者要引起喝采,有時會表演的比較久,這會讓整個繞境活動的時程變得很難掌控。因此,繞境活動常常會超出原本預定的時程,而當隊伍經過特定廟宇,或者最終回到主辦的廟宇時,按照習俗又必須又燃放鞭炮與陣頭表演,因此深夜的廟會噪音便成為不時出現的景象。

隨著社會的現代化,許多現代性的價值觀逐步取得絕對的正當性,音量不可過大以免擾人、炮竹燃放必須有所限制以免引起火災、廟會垃圾必須被清除、空氣污染必須加以管控等,這些現代性的價值觀在民眾一通通打給市政的投訴電話中,對傳統的廟會活動帶來很大的衝擊。因應民眾的不滿,市政府於是開始對廟方進行宣導,甚至派員到廟會現場監督,以各種相關的法規對廟宇開出罰單。這些官方的措施有其效力,不過效力有限。由於官方所面對的是傳承久遠的民間信仰神聖的宗教觀、世俗的人情與面子、現實的商業與個人利益等,因此所遇到的阻力很大。有一次筆者參與某間頗有規模的廟宇在廟會前所召開的協調會議,這次會議召集了繞境活動路線中牽涉到的所有廟宇人員來開會,現場來了上百位的各廟宇管委會成員代表。由於廟會活動牽涉到交通管制等問題,因此廟方必須發公文通知市政府,市政府得知要舉辦大型廟會,便派了民政與環保兩個單位的人員前來與會,希望能夠借此機會進行宣導。另外,由於廟宇是地方社會重要的集體認同所在,對政治人物來說是獲取民眾認同不可忽略的對象,因此這次會議也有兩位市議員也來參加。在會議中,環保局的官員提醒廟方要注意市府有關燃放鞭炮的規定,盡量不要燃放。接下來另一位市府人員要發言時,則被廟方技巧性的阻止了,並說「我們都知道妳要說什麼」。緊接著則是兩位市議員發言,其中一位毫不掩飾地表達了對於官方不讓民眾燃放鞭炮的不滿,強調不能放鞭炮還算是什麼廟會。接著對在場與會的所有人宣布,這次廟會活動中只要有收到市政府罰單的,全部把罰單交給他,罰款由他來處理。會後聚餐時,這位市議員還不斷地強調放鞭炮的重要性,批評官方不瞭解民間信仰的宗教邏輯,並且認為官方對於鞭炮所造成的空氣污染太過誇大,應該把精力用在解決其他真正會造成重大污染的事物上。

經過不斷的努力,各地方政府對「廟宇優質化」的追求不能說沒有成果,許多廟宇現在普遍都瞭解現代性價值的重要性,雖然面對傳統宗教價值時他們大都以宗教價值優先,畢竟廟宇是宗教場所,不過也會盡量有所節制,使得現在的廟會已經可以看出某些改變,例如通常會有人隨時收集垃圾,或者繞境時折衷式地盡量不要沿路燃放鞭炮而只在定點施放等。這場宗教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的拉鋸戰,在各地方政府的努力下正持續的進行。這場拉鋸由於牽涉到的面向很廣,因此所謂的「廟會優質化」的追求是一個步履蹣跚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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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川普、法國馬克宏——世界新秩序?

劉大和/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一、最年輕的法國總統誕生

馬克宏(Emmanuel Macron)當選法國總統之所以受到矚目,恐怕是來自於遙遠的大西洋對岸,美國由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總統所造成的影響。至於川普當選為何震撼大家,戲劇化的表象是他給人的狂人樣態,但內在核心是他的政治理念。因為他代表的是推翻這百年來慢慢建立的文明秩序,這個文明秩序觀包含了國內外政經秩序和人權文化的複合體。

儘管許多人被川普嚇到,但他也擁有許多支持者,這倒不容忽略,因為他們都希望川普能夠改變世界,不過,從川普競選以來,他的政見就讓人質疑可行性,當選以後,他的許多政策就讓人加深這種印象,許多政策都與先前的宣稱不同,有許多自我論理上的矛盾。人們大概還可以預期,他未來的國際干涉主義會比前任的總統還要深且多。

至於法國,受到川普當選的震撼,人們自然放大了對極右派陣線勒班(Marie Le Pen)的關注,不過,法國人民還是與美國人不同,法國人對於現狀不滿,但兩百年來的文化影響,對「主流文明」的價值有一定的堅持,不至於走歷史的回頭路,但這句話說得可不容易,原因是這幾年法國所受到的恐怖攻擊,不管在次數或傷亡人數,早已深印人心。在不安全的狀態下,要抵抗負面的觀念、離棄負面的價值,應該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因此,這次的選舉結果,應該可以看成是法國人民對主流文明的一種表態。因為,馬克宏個人的支持度實質上還不夠高,共有三分之一的選民棄選,這表示他們不那麼認同馬克宏,但同時選民也讓馬克宏壓倒性的勝過勒班。馬克宏確實至少代表主流文明的最低公分母,但顯然他的中間派路線說服力仍然不夠強。至於他的政策到底是什麼?我們所看到的具體措施常略顯細部枝節化,除非回歸整體的歷史脈絡,比較難掌握其所代表的深意。但也不能說沒有用處,因為我們仍可透過這些措施來了解政治動能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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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年輕的法國總統——馬克宏。圖片來源:法新社。

 

二、中間路線的崛起

中間乃是一種相對位置,既不是最左派,也不是最右派。這裡用最右派一詞,乃是因為這與勒班的極右派是不同的理念,後者充斥種族主義情緒,想透過國家來進行自我優位的確認和改變主流文明的「束縛」,也就是擺脫國際政經秩序、市場經濟或社會平等概念等。至於台灣政治賽局中偶爾也會有左派和右派的稱號,但嚴格說,都與政治經濟思想中的定義不太相同。

傳統右派的市場經濟(個人自由競爭)和左派的社會主義(集體分配財富)理念都很容易理解,而且強而有力。萬事萬物/社會運作都歸結到一兩個核心概念,就理念的層次來說,邏輯性強且一致性高,在應付各種次級事務時,也很容易從核心理念出發,推導出相關的對應措施。如果我們相信偉大事物的原理都是簡單的、純粹的(想想那些歷史上所發現的重要物理學公式),那麼他們都具有這樣的樣貌,而簡單的道理也能夠有廣大的宣傳效力,因此他們各有堅貞死忠的信徒。不過,從簡單的角度來看,右派比左派更接近簡單,更有宣傳力,因為左派至少有兩大派別(共產主義和社會民主),理念就不太一樣,不夠簡單了。

市場派理論祖師爺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把市場機制描述得像是一部自動的機器,隨時保持均衡,態度是樂觀正向,一旦互相牽動的兩方,如供給需求,產生不均衡,就會產生調整的趨向,因此得以重新產生平衡。只要相信市場機制的完美,人類基本上不用為制度做什麼事情或憂慮什麼。雖然歷史上常有人們抱怨這樣的機制,拋開抱怨者不論,但信者恆信,現實的不完美乃因為現實中的市場機制不夠徹底,既然未曾完全實現過,那就繼續期待更徹底的市場機制出現—至少在那時方有機會否定市場機制的完美性。

在現實上,歐洲的許多國家都可說是以社會民主制度為主,與共產主義不同,社會民主制度與市場經濟並存,但透過種種方法,企圖矯正財富分配的不平均。社會安全/福利制度只是其中顯著的一項。自從德國的社會民主黨設立以來,本也充滿樂觀的色彩,制度的改革使得人們的生活有一定的改善。不過,自從因為無法保持經濟高度成長、降低失業率和解決社會福利赤字以來,人們開始懷疑其中是否出現問題。拋開轉向者不論,有人認為是因為執政者妥協性太強,導致財富重分配措施不彰,歸結來說,仍然是尚未實現徹底的社會民主制度所導致。不過,對於許多支持左派的人們來說,他們都是理想主義者,對於現實的不完美常常特別敏銳,因此,對於社會民主制度達不到終局的理想早有所批評,包括在台灣有許多讀者的英國左派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J. E. Hobsbawn),在他的書中也點出社會民主制的困境,對於往哪裡去顯得束手無策。不過,這裡要提一下的是左派的理想藍圖本來就比右派高,左派的財富平等想像比右派的市場平等要難得多了,面對施政結果,左派比右派容易顯得難堪。

上述兩者是歐洲許多國家政治中,政黨界線最重要的分歧點,到現在也幾乎都還沒有被真正的取代,只是當現實問題持續存在,政治人物/學者無法提供進一步改善的「大論述/典範」時,人民開始不耐煩,再加上全球化和移民的問題,嚴格來說,這些問題雖可從兩大典範出發作思考,從核心理念出發去做推論,但真正面對問題時,卻都顯得有些窘迫。全球市場經濟的生態不太像一個小型的密閉空間,當有部分空間溫度變化時,熱能流動順暢,馬上可以恢復均衡。每個獨特的小空間彼此之間的空氣流動並沒有那麼順暢,恢復理想中的均衡要很久,但人民卻不滿意這樣的現狀。當然,人民的不滿意倒也有正當理由,在歐洲,這些年來幾乎都是左右兩派輪流執政,人民給了兩派都有實踐的機會,當中來回也好幾次,不過,現狀卻還是讓人不滿,可說是一種改革僵局,不巧移民問題把一些人們問題的歸因點轉移。但歐洲人比較沒有像美國人那麼相信,以為排斥移民群體就可以解決自己的問題,更何況這與長期以來歐洲人民自認開啟的現代文明有所違背,與自己的道德感背道而馳。社會民主制所主導的歐洲社會有其功過之處,往回看,人們會看到現代社會保障了許多人的生活,也促進了人權的提升,留一些餘地來看待現實,雖然有點無奈,倒也合理。但也有許多人不太會把過去到現在的成功一直記在心裡,而是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或者是他們認為這對於現狀的改善沒有幫助,他們希望改變,但就像許多時代所產生的現象一樣,他們都是找最弱勢的對象來發洩最大的怒氣。不過,納粹的歷史教訓離現在還不算太遠,多數人們總還記得順著暗黑本能而行造成的嚴重後果。

 

三、超越左右路線的馬克宏

回到馬克宏,那他的政策主張呢?他在經濟上首要的立場在於支持市場經濟和全球化,並且要大幅改革年金制度。但他也不去挽救失敗的企業,而是要去訓練和幫助失業者。在財政上強調要節省開支,以便符合歐盟對政府債務的標準。但相對的,政府要進行一些投資,特別是在公共基本建設、數位科技、環保措施、學徒教育。至於在勞工方面,降低社會安全制度的個人負擔,以便增加購買力。允許人們可在法定工時之外工作,只是此部分的收入並不給予賦稅優惠(本可免除部分社會捐)。不改變62歲為退休年齡,尋求盡量統一各年金之準則,以降低複雜度。在歐盟政策上,支持留在歐盟,促進和其他經濟體更自由貿易的協定,例如歐盟和加拿大。政治改革的主張主要在於降低政治人物員額和支出。此外,馬克宏要禁止學童在學校使用手機。18歲青年可擁有文化護照,也就是可以參加許多付費的文化消費,如電影、購書、戲劇,以此抵費。[1]馬克宏原本是左派社會黨的內閣閣員之一,因此,我個人認為他的「立場趨勢」略為偏左,如果我們把社會民主看成是社會民主精神凌駕在市場經濟之上的話,那麼市場經濟仍然存在,且有時候還要像荷蘭人把土地還給大海一樣,須退還一些自由度給自由市場,那麼馬克宏的政策大概可解讀類似像這樣的角色。總之,所謂的中間派就是拿捏現在需往左邊或右邊一點。在思想美學上,這一點都不完美,但在歐洲戰後的現實上,卻很管用。

回頭再看台灣,台灣與歐洲或美國不同之處,我們沒有大量移民的問題,傳統政黨不太有典型的左、右兩派的訴求,再加上兩岸問題一直是重要訴求,因此,我們的政治熱情與不滿的重點也與歐美不同。但青年低薪問題卻與全球化的經濟市場有關,這隱隱約約與歐美的人民問題相對應,不過,還不到以排外作為政治訴求的程度。至於本文標題所提出的世界會產生新秩序嗎?川普的美國或許有能力超越傳統右派之外的思維來做些不一樣的事情,但我個人比較相信最終還是會回到現有的政經秩序上,因為拼湊的政治經濟觀難以撼動現有架構,在那當中,有些是複雜的建構體,有些是人們的慣常行為所致,改變太難而代價太大。

 

 

註解

[1] http://www.bbc.com/news/world-europe-39845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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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制度與教育機會的平等性

陳建州/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從「聯考比較公平!?」談起

又到了入學考試期,許多朋友的小孩剛參加完好幾所學校的面試,一如往常,在陸續放榜後,呈現幾家歡樂幾家愁。而在同時,知名的雜誌再次討論「聯考公平性」的問題。[1] 那麼,什麼是「比較公平(或者沒有比較公平)」呢?這裡的「公平」對於社會學而言指的是教育機會在不同「階層」之間的平等性。[2]

長期以來,我們使用不同的篩選的方式決定誰可以升學,以及進入什麼學校。以前的篩選方式是聯考,包括國中升上高中/高職/五專的入學考試;高中/高職升上一般大學/技術學院/二專/三專的考試,以及二專/三專升上二技等。這些考試從每年七月初開始,猶如挑選水果一般,最大的水果會在第一道關卡被挑出來;次級大小的則是在第二道關卡被留下來,幾道篩選後,不符合標準的水果就被淘汰,看是要製成果醬或者當作堆肥。

和現在所使用的入學方式相比,聯考制度的篩選方式相對簡單許多——只有筆試,以分數高低決勝負。記得以前參加北區公立高中聯招,這些學校的排序(以男生為例)依次是建中、師大附中、成功、中正、板中、復興、泰山。沒有錄取理想學校的考生,看看是要參加隨後的私立高中聯招、高職聯招、五專聯招,或者重考,或者放棄升學。

多年的聯考制度實施下來,不斷遭到指責,包括「考試引導教學」、「一試定終生」、「學生壓力大」、「只重視智育」等等,於是教育部推出了「多元入學方案」,在「聯考」這個軌道之外,增加其他的入學方式,以回應社會的要求。然而,實施新的篩選方式之後,卻被罵得更慘,這回指責的理由除了「學生壓力還是很大」之外,讓很多人發火的是「多元入學=多『錢』入學」,亦即,很多人認為多元入學其實是為有錢人開方便之門。為什麼呢?因為多元入學要學生準備許多「備審資料」參加甄試,這些資料如果展現出考生各方面的智慧或才能,就有比較好的升學機會。大家想想,什麼人能夠多才多藝呢?當然是家庭經濟比較好的人囉!於是很多人開始懷念以前只有聯考的歲月,認為在聯考的時代,貧寒人家或工農子弟能藉由公平的筆試獲得升學機會,取得向上流動的機會,進而改變命運,聯考被歌頌為古代的科舉制度,是讓窮人與富人可以公平競爭的競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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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團體於2015年抗議「多元入學」變「多錢入學」。
圖片來源:蘋果日報,胡瑞麒攝。https://goo.gl/f5lVA9。

不管什麼篩選方式,升學結果都存在階層不公平

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能從科舉制度當中脫穎而出者,機率比較高的其實還是官二代或富二代,至於我們從歌仔戲得知的「寒窗苦讀➜進京考試➜衣錦還鄉」的人物,因為相當稀少,或者基於統治的需求而被傳唱,讓大家以為科舉制度很公平。有人提出反駁,認為陳水扁總統能從三級貧戶子弟向上流動成為律師、立委、市長、總統,就是因為聯考讓他得以公平地與別人競爭。但是他仍屬於特例,因為研究的結果顯示,整體而言,在看起來公平的聯考制度下,能就讀好高中或大學的,社經階層背景較高的人的機率仍是比較高的!

那麼,為什麼多元入學會被指責是有利於中上階層子弟的不公平競爭呢?我們以2000年實施的高中多元入學方案作例子來說明。當時的升學管道以及實施的時程如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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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實施的時間來看,除了直升入學比較特殊(大多適用於私立中學)之外,推薦甄試、申請入學的時間是最早的,其次是聯考和登記分發。而參加推薦甄試或申請入學沒有成功的人,可以再戰聯考。而就各種管道的目的地而言,推薦甄試的目標大多是被認為不錯的公立高中;而申請入學和登記分發的目標主要是高職。在這樣的設計下,國中這一端的校方和教師也參與了篩選,他們會「指導」某些學生參加推薦甄試;或「指示」某些學生參加申請入學。教育現場發生了許多的事,包括:學校集合部分學生做課後特訓(菁英班),以便在推薦甄試中勝出;教師告訴某些學生去登記分發就好,不必聯考,甚至有的學生不知道當年其實還有聯考。

那麼,多元入學方案怎麼會被說成是有利於有錢人的制度呢?第一個原因是多元入學方案將篩選過程變得複雜,讓人覺得競賽的過程與結果有「被偏心」的可能。大家想想,在過去聯考制度下,學校老師沒有權力命令那些學生可以/不可以參加聯考;招生學校除了依據分數錄取學生之外,沒有其他理由接受/拒絕考生。而在多元入學方案之下,原就讀學校和招生學校都明顯地擁有篩選權(裁判多了好幾位),標準也顯得更彈性(多元),這種由簡轉繁的程序,「被不相信會客觀」的程度就提高了。那麼,會「被偏心」的對象是誰呢?當然是有辦法的人,想當然爾就是那些教育程度、職業、收入很不錯的人啊!

第二個原因是,多元入學的篩選制度「把隱藏的秘密攤在陽光下」。許多研究都指出:學生的學業成績和家庭社經階層有高度關係。[3] 家長的教育程度越高,通常是職業較佳、收入較高,孩子的成績越好,只是大眾不必然知道這樣的事實,大多認為學生成績不好是因為不用功、貪玩,甚至智商比較低。所以先前對於聯考的指責,焦點並不在於「教育機會不均等」;而在新制之下,由於推薦甄試的時間比較早,並且目標大多是不錯的公立高中,所以在校成績比較好的學生,就有比較高的機會因「被推薦甄試」而先獲選進入公立高中,而推薦甄試通常需要準備精彩、多樣、厚厚的備審資料,當中記載著擁有什麼才藝、得過什麼獎、擔任過什麼幹部、參與過什麼社會服務……,這些項目的多寡往往又與家長社經地位有關。這下子就不得了了!大家在這個過程中清楚地看到了社經背景比較好的學生有比較高的機會被推薦甄試而提早升上較好的學校,所以人們火冒三丈,大聲疾呼「不公平!」然而,不論是昔日的聯考或是後來的多元入學,家庭背景比較好的學生進入排名比較前面的學校的機率都比較高,多元入學之所以被罵,僅是因為它把這個「階層間教育機會不平等」的事實赤裸裸地呈現出來而已!聯考之所以被誤當作公平,只是用了一種形式平等的一次性筆試,把這個隱而不顯的祕密掩飾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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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考其實只是形式上的平等,實質上學生的學業成績和家庭社經階層仍有高度關係。
圖片來源:中央社,https://goo.gl/DFYl73。

說到這裡,讓我們補充解決一個問題:為什麼家庭社經地位會影響孩子的教育成就呢?首先,「文憑」是勞動市場篩選人力的重要依據,不管它表示的是真正的生產力或只是信號,而只要是文憑如同入場券或績優股,可以為人們帶來長久的利益,那麼,教育成就就是大家競爭的標的,學校猶如競技場,學生為了得到好成績而競爭;升學管道也是競技場,考生在此爭奪稀有並珍貴的文憑。而為了贏得競賽,人們會拿出可以利用的資本來增加勝算,資本比較豐厚的,就容易獲得較佳的培養,得到較佳成績。就好像先進國家的運動員擁有龐大經費做後盾,可以聘請高級教練、專業醫療團隊,也可以吃最好的營養品、在很棒的場地受訓,最後在運動場上拿一大堆的獎牌。而較低度開發國家的運動選手的資源少、沒有專業團隊幫忙,平日還要下田工作,得牌的機率自然很低。不過這些欠栽培的運動員參加比賽是有重要貢獻的:讓運動賽事看起來很浩大,也因為他們的「陪賽」(陪先進國家選手比賽),讓先進國家的贏家顯得是「萬中選一」。當然,欠栽培的選手也有少數奪牌者,但多屬於天賦特優或毅力過人的奇葩。

升學競爭的勝負如同運動競技,其實反應考生長時間以來的學習成果。那麼,誰擁有比較豐厚的可用資本來培育「升學」選手呢?研究指出,教育程度比較高的人比較有能力指導孩子的課業;家庭經濟比較寬裕的人比較有能力讓孩子去補習,這些人也有比較高的機率與學校建立社會網絡、與老師聯繫,他們的孩子比較容易獲得重視,於是經年累月下來,不同社經階層背景的學生「受栽培」的程度就不一樣,成績便出現了差距,而後在升學考試的那一刻反應了這個事實,而這個事實並不會因為升學制度的不同而有改變。[4][5]

不過,現今多元化的入學篩選方式倒是給予某些學生家長自我感覺良好的機會,例如,孩子如果在大學甄選入學這一階段就錄取了不錯的學校,家長就可以開心地告訴別人:「他(她)在面試的時候好穩!」、「回答口試老師的時候答得很好!」、「不知道為什麼,他(她)一直都給人家很好的印象……」儘管這些可能只是家長自己以為的「勝出原因」,但是這種機會在唯一筆試的聯考時代可沒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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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管道猶如臺灣體育界資源分配的問題,導致基層運動員面臨諸多困難。謝淑薇退賽、葉耀文無竿可跳,前天奪下金牌的臺灣羽球國手戴資穎,也表示球衣過大造成干擾。圖片來源:https://goo.gl/rx7BNP。

 

教育階層化的事實

一、不同家庭背景者在教育等級上的差異

學校教育有不同的層級,從初等教育的國小到高等教育的研究所。許多研究指出,家庭背景比較好的人,能夠取得較高階段教育的機率比較高,[6] 原因除了在學期間的成績差別之外,還包括家庭經濟是否能支持孩子繼續升學。受教育要付出蠻高的成本,不僅要繳學費、買文具,還包括就學期間沒有勞動收入所損失的金錢。因此,就「錢」的部分而言,家庭背景較佳的孩子,比較有本錢讀很久。例如,如果國中畢業後繼續升學,那麼,在高職/五專的選擇上,家庭背景較佳的孩子,比較可能就讀五專,因為讀五專的成本遠高於高職。「不同階層者取得的教育程度有差異」的情況一直存在著,即使大家以為現在的大學數量足以招收所有的18歲左右學生,但是進入大學就讀的學生,他們的家庭社經地位平均而言仍高於沒有讀大學的同年齡孩子。而即使是進入大學就讀,當經濟不景氣時,家庭經濟比較不佳者就可能休學。[7]

 

二、不同家庭背景者在教育分流上的差異

臺灣學生的就學經驗中幾乎都經歷過「能力分班」,將成績相近的學生編在同一班。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學校告訴大家「這樣的學習效果比較好」。儘管這樣的說法存在爭議,教育部後來也明令禁止,但是仍有許多學校會這樣做。[8] 如果校方依據教育部的指示採用常態編班,我們就會聽到「學生家長抗議,要求能力分班」的新聞報導,[9] 甚至採取激烈方式給學校壓力。[10] 可是能力分班的好處尚未獲得完全確認,它的負效果卻是公認的,因為被編排「低能力班」的人,就被貼上「壞學生」的標籤。讓人傷心的是,在過去,我們很少看到這些「壞學生」的家長向學校抗議這種分班方式,直到近年權利意識抬頭,逐漸有家長檢舉、抗議學校能力分班。[11] 不過,山不轉路轉,既然公立學校不能能力分班,經濟狀況較佳者,就把孩子送進學費昂貴的私立學校。

上述這種現象就是各方在「教育分流」上的競爭。大家總想安排自己的孩子在較佳的軌道上前進,尤其是中上階級,他們會想方設法在群體中找到區隔,讓自己的孩子獲得較優的教育資源。

教育分流還包括同一階段不同種類的學校,例如:高中/高職、學術大學/技職大學。儘管15~18歲孩子接受的高中階段教育已經達普及程度,但是高中和高職這兩類學校學生的家庭背景仍有明顯不同,平均而言,高中學生的家庭背景高於高職學生。而在大學方面,如果我們蒐集大學學生的家長教育年數,則可以發現各校學生家長教育年數平均數與大學的排名(台清交成…)有著高度的相關性:排名較前的大學,學生家長教育年數平均數較高。也就是說,教育文憑的競爭,除了比「有沒有」文憑,還要比「有哪種」文憑,教育種類的競賽結果仍是:家庭社經背景較高者比較可能是贏家,這種結果也不因為入學方式的變革而改變。

 

三、不同家庭背景者在學習種類上的差異

現在大學的數量相當多,新生的數量卻逐漸減少,所以,只要是繳得起學費,就可以進入大學。而依據前述,家庭背景比較好的人,有較高的機會就讀學費低廉、資源豐富的國立大學。雖然教育競賽主要是在等級(國中、高中、大學)和分流(高中/高職、學術大學/技職大學)方面,但是這裡要另外提出的是「學習種類」上的階層差別。

如果把大學的科系簡單地區分為理、工、農、醫、社會、法律、經濟、教育、心理、藝術、人文、體育等類別,並且用適當的方法計算他們的學生的性別分佈,我們可以發現男女的學習種類有著明顯區隔。接著,我們分析各種科系在職場上獲得的待遇,可以發現男生居多的理工自然科系,在職場上的報酬比較高。而如果我們把性別再依階層做區分,研究發現,家長社經地位較高者,他(她)的女兒比其他女孩有較高的機率就讀理工自然科系,[12] 將來賺比較高的薪水。也就是說,中上階層的女孩的學習種類比較可能跨出傳統性別刻板印象,進而在未來獲得較佳的經濟能力。

 

 

結語

運動競賽選手歷經漫長的培育過程,而後在數年一度的重要比賽上一決勝負。教育競賽亦然,學生也經歷漫長的家庭與學校的培育,而後在升學篩選關卡論輸贏。所以,只要是教育文憑被當成篩選人才的依據,教育競爭就不會停止,而為了贏得好的文憑,家長可能投入可用資源來提高子女的勝算,於是,教育階層化便持續存在——家庭背景好的學生,有較高的機會升學,並進入好的學校。而這樣的結果,並不會因為入學制度(篩選方式)的不同而翻轉。

昔日聯考被認為比較公平,能讓不同階級的人有公平的升學機會,其實只是因為它在形式上顯得公平,考生的錄取結果仍與其家庭背景有高度關係。現在入學方式多元,競賽關卡增加了資料送審、面試等,時間也提早許多,大家發現能把這些資料做滿做好、並且通過複試而提早脫離升學苦海者,大多是家庭背景不錯的人,所以指責多元入學=多「錢」入學。其實,就大學而言,學測成績影響入學結果甚鉅,因為它決定能否申請入學,而學生參加複試時的送審資料與面試情形其實差異不大,對於入學機會到底有多大影響,其實值得深究,大學入學結果仍與家庭背景有著高度相關。而聯考之所以被懷念,只是因為有個單色的外衣遮掩教育機會不均等的事實,使之隱而不顯罷了。不過,這也是很正常的社會現象,人嘛!眼不見為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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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嘛!眼不見為淨。」
聯考之所以被懷念,只因有個外衣遮掩教育機會不均等的事實。

圖片來源:https://goo.gl/g7y1ML。

註解

[1]  天下雜誌(2017年4月15日)。《經濟五四三》「看看數據,聯考真的沒有比較公平!」網址: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 1959。

[2]  「階層」是指人類社會的高低位置,並且位置的高低不同,擁有的資源多寡也不同。例如,「中上階層」指的是那些社會地位位居中上的人,而他們的資源也是比較豐富的。能有效地呈現人們在社會上的位置的高低差異之分類很多,包括社經地位、性別、族群等,甚至宗教。其中,「社經地位」可以用教育程度、職業、收入等來測量。

[3]  早期到近期的研究都呈現相同的結果,例如,黃富順於1973年發表的〈影響國中學生學業成就的家庭因素〉(刊登於《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集刊》第16期,1-21頁)、陳建州與劉正於2001發表的〈重探學校教育功能–家庭背景因素影響力變化之研究〉(刊登於《台東師院學報》第12期,115-144頁)、陳俊瑋與黃毅志於2011年發表的〈重探學科補習的階層化與效益:Wisconsin模型的延伸〉(刊登於《教育研究集刊》第57輯第1期,101-135頁)。

[4]  例如英國,英格蘭和威爾斯的中學原有兩大系統–「grammar schools」和「secondary modern schools」,前者主要是為了進入高等教育;後者則是給沒有進入grammar schools的人就讀。由於這種雙元學校系統呈現高度階層化,英國政府遂全面實施「comprehensive schools」,此類學校包含各層次能力的學生,用意在於降低學校教育階層化情形。實施的結果是,中上階層子弟仍以進入grammar schools為主,仍持續保持教育機會的優勢。亦即,中上階層者會想辦法保持教育分流,以確保其子女得到較佳的位置。

[5]  升學制度的變革也包括降低學費和提高錄取率,但是研究同樣顯示,這些變革並無助於降低社經階層之間的教育機會不平等。

[6]  例如,陳建州於2015年發表的〈以性別間教育成就差異的平等過程驗證門檻假說〉(刊登於《社會科學論叢》第1期,97-120頁)一文,整合1990年~2001年的各期臺灣社會變遷調查,獲得超過四萬筆的樣本,並將他們劃分為九個出生群組,分析父親教育程度對於他們教育程度的影響。結果發現,父親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本人能完成高中階段教育的機率就越高;獲得高等教育的機率也是越高。

[7]  聯合報(2009年2月12日):「受不景氣衝擊,大學開始出現休學潮,即使收費較低的國立大學,也有不少學生繳不出學費,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已有一百卅餘名學生辦休學,比往年多一倍。」

[8]  蘋果日報(2006年8月20日):「《蘋果》抽查23所南投縣內國中,竟有15所違法能力分班。集集國中校長廖大齊坦承有進行能力分班。但南投縣教育局則說,有督學稽查,此情形「不可能」。家長團體指出,能力分班確仍嚴重,現行督學稽查制度,根本查不到,教育機關應負全責。」(資料來源: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060820/ 2831897/)

[9]  華視新聞(1997年9月1日):「教育部積極推動的常態編班政策,再度遭到挑戰,部份台中縣鹿寮國中的學生家長,上午聚集在學校門口,反對實施常態編班,並且和學校發生爭執,而堅持依照政策實施常態編班的校長,因為氣憤過度,結果在下午身體不適住院治療。」(資料來源:http://news.cts. com.tw/cts/general/199709/199709010007653.html)

[10] 公視晚間新聞(2010年9月6日):「彰化的陽明國中在彰化當地是家長眼中的明星國中,不過在學期剛開學沒多久,有180名新生原本要報到,卻選擇其他私校就讀,原來是家長不滿學校採取常態分班,希望學校可以用能力分班的方式選擇特定老師,以及可以篩選掉不愛唸書的學生,讓自己的孩子可以專心唸書。」。(資料來源:httpv://www.youtube.com/watch?v= N1jEYPW4Jn0)

[11] 聯合影音(2015年1月29日):「南投縣教育產業工會指控中興國中沒有依規定常態編班,中興國中家長會今天率學生和家長,高舉布條到南投縣教育產業工會抗議。」(資料來源:https://video.udn.com/news/270064)

[12] 見陳建州(2009)。〈影響大學生學習領域性別階層化之因素〉,《教育研究集刊》,55(2),35-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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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情現象與問題的社會建構:以台北市為例

張家銘/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一、前言

近年來,色情活動及問題有增無減,並沒有因為政府的強力取締和禁止而銷聲匿跡。實際上,色情產業發展呈現更加多元化、全球化及去性別化的態勢。自從1997年台北市廢除公娼事件發生,由於娼妓身體浮出檯面,可見相關行動者權力運作糾葛,除了官方和娼妓之外,社運團體、民意代表、學者專家及社區居民皆牽涉其中(林芳玫1997,台北市公娼自救會、女工團結生產線、粉領聯盟等1998,何春蕤 1998,顧燕翎 1999,劉仲冬 2001)。因此,色情活動既是一種社會現象,也是一項社會問題,受到社會各界重視(張家銘 2010)。

對此,此間人們普遍關心的議題大致有如下列五大項:(一)色情是什麼?;(二)什麼人會從事性交易?;(三)性交易及色情產業存在有何功能?;(四)目前政府對色情活動及產業的規範與管理有何問題?;(五)政府又如何規範與管理色情產業?

為了瞭解台北住民對於上述問題的認知與態度,筆者曾採用深度訪談法及焦點團體法,針對色情業從事者、社會控制代表者及社會大眾等三類參與色情世界建構的行動者,廣泛而深入地蒐集並呈現他們對色情產業及性交易的集體意識。據此,研究對象設計分別訪問色情業從事者或相關業者共5位,包括性從業者2位、寄生業者2位與性消費者1位;社會控制代表者共10位,包括警政單位5位及輔導、教育人員5位;社會大眾的範圍則較廣,可以用性別或色情場所鄰居與否等標準區分,包括婦女團體與社區居民等共訪問28位(張家銘、劉仲冬2001)。

經過整理與分析之後,從中歸納出這些不同類型行動者對於色情生活世界及問題的共識和歧見,並進一步針對這些看法,提出一些筆者的詮釋和評論,依序說明如下(張家銘、劉仲冬2001)。

 

2017050201.jpg長期關懷性工作者權益的日日春協會,於今年初至北市府抗議,
並遞交「流鶯邀市長來上課」邀請函。圖片來源:https://goo.gl/nQln8E

二、色情是什麼?什麼人會從事性交易?

(一)色情是什麼?「賣淫/陪侍(表演)」的色情定義及其實踐意義

色情生活世界的社會建構者,包括性工作相關從業者、社會控制者及一般社會大眾等三種不同類型行動者,他們對於色情的認知是多元而豐富的,彼此之間的認知有共識亦有差距。其中的共識表現在概念上相當一致地區別「賣淫/陪侍(表演)」的工作性質分際,儘管實際上這兩種活動時而混合或經常一起(朱元鴻1998)。此外,他們賦予這個區別一種階級,賣淫活動代表較低的等級或檔次,陪侍或表演活動則意味較高的等級或檔次。此一解釋已經獲得一些經驗研究的支持,不論這樣的區分來源是根據色情場址(紀慧文 1998),或依照性工作者的行動拿捏標準(李雪菱 1998),甚至是歷史發展的基礎(林弘勳 1995)。

在上述的共識之下的認知尚存有差距,對「賣淫/陪侍(表演)」的色情界定不同,至少帶來了實踐上的兩個重要意義,一是有關社會污名與認同的問題,另一是關於色情活動管理與規範的意見和作法(張家銘 1995)。就第一個意義而言,這樣的概念區分會造成行動者不同程度的污名態度,除了產生前面提及的一般社會大眾、寄生業者及社會控制代表者之間外,也存在於性工作者的圈子裡,主要從事陪侍或表演的性工作者主觀意識上與標榜賣淫者劃清界限,並對她們表示同情。

再從第二個意義來說,這樣的認知差距帶來行動者對於色情活動管理與規範的不同意見,不僅使得性業者/性工作者與社會控制代表者/部分民眾之間對於陪侍或表演行為應否納入色情範疇的意見相左;同時也讓他們考慮性工作權的問題時,顧及到賣淫/陪侍(表演)行為的區別(卡維波1998)。反對性工作權者針對的只是賣淫行為,而陪侍行為則可以容忍。甚至有行動者認為,政府規劃色情活動的管理與規範時,不論是法令、制度及具體措施,皆應該考慮到賣淫/陪侍(表演)營業性質的區別。

 

(二)什麼人會從事性交易?「社會解組假說」及「漂流假說」

對於什麼人會從事性交易的問題,受訪者的看法偏重經濟及社會的因素,沒有提及心理方面的因素。根據精神分析學的研究指出,婦女成為娼妓是因為嬰幼兒時期性慾發展階段的發育不完全,或是因為來自親人或家庭的愛與安全缺乏所導致(Greenwald 1958)。持此觀點的研究者討論娼妓時,強調的是成人婦女的「伊底普帕斯情節」(Oedipal complex)、「閹割焦慮」、「虛偽人格」及「幼稚退化」(infantile regression)。心理學的觀點與此類似,認為娼妓行為可以利用人格異常來解釋,並且其形成是因為兒童早期社會化不良的緣故,甚至有些心理學家認定從娼與同性戀行為脫離不了關係(Heyl 1979:12-19)。這類從娼的心理方面的因素不易獲得,一方面是性工作者本身不會隨意吐露,另一方面是人未必瞭解。

儘管如此,本文綜合各類型行動者的看法,尤其受深入訪談的兩位性工作者的現身說法,指出無法證實或支持精神分析學及心理學的觀點。論者早已指出,心理學及精神分析學堅持「異常人格假說」(assumption of abnormality),並通常利用治療/拘役身份的娼妓作為研究對象,因此解釋往往不夠完全並且不切實際,不如社會因素的說明來得貼切(Heyl 1979:31- 35)。在強調社會因素的解釋範型中常被提及的是「社會解組假說」(social disorganization hypothesis)及「漂流假說」(drift hypothesis),前者認為婦女進入色情行業,是處於某種不利的社會經濟環境下,為了謀求較好的生計;後者則指出,婦女發現自己不屬於移進來的城市,也許處於失業或低薪資的狀態,終究因為接觸之便,在色情世界裡找到朋友與一份所得來源。本研究訪談支持的翹家、婚姻家庭出問題、及追求較佳收入而入行的情況,皆可以作為這兩個假說的例證。

此外,經濟需求是最早也最常被提到的因素,歷久不衰,致今仍然受到重視,有其解釋上的重要性。不過,由於社會經濟結構及文化價值的變遷,現代的理論不再賦予經濟因素解釋上的優位。同時,沒有任何單一原因或解釋足以說明婦女為何從事色情工作的問題(Goodall 1995:53-68)

 

三、性交易及色情產業存在有何功能?功能理論 V.S. 偏差理論

綜合受訪者提出的性交易或色情產業存在的五大正面功能,大致不出生理的、心理的、及社會經濟的三個方面的因素。其中,生理的因素強調滿足弱勢或特定人群的性需求,基本上符合社會學的功能論的說法。他們認為對身體有殘缺的,沒結婚或伴侶的,如一些外勞、榮民、未婚者、鰥夫、部分計程車司機等中下階層或社會邊緣人士,提供一個很好宣洩生理驅力的出口,也間接避免了這些人去傷害其他人,從而減低了社會問題。這樣的看法不免引來兩個疑問:(1)難道只有弱勢的中下階層或社會邊緣人士才會嫖妓嗎?(2)這些人假若缺乏生理宣洩的管道,就會為非作歹,製造社會問題?

對於第二個問題,至今難有定論,一直處於爭議之中。針對第一個問題,受訪的輔教人員曾轉述公娼的說法否定道:「我們公娼說他們的客人最多是大學生、醫生、教授、軍人,最多的是這些。最多的是傾向大學生,我問她們為什麼,她們說都沒包紅包給他們,這些男孩子當他們交了女朋友後,不知道怎麼辦第一次,都要請她們教,她們就差沒包紅包給他們而已。還有教授,還有醫生。醫生都怕有傳染病,他知道公娼比較安全,消費又低,又沒有負擔。」(夏林清 2000)情況果真如此的話,性交易或色情產業的存在就可能不只是生理的因素,應該有其他的因素,特別是社會方面(McClintock 1998,Pheterson 1998)。

關於這方面的社會解釋有其淵源傳統,其中流行的兩個看法是「教化價值」(civilizing value)說及「道德合理化」(moral justification)說(Goodall 1995:53-68)。教化價值說視娼妓為治療者(therapist),其執業行為對男人具有一種洗腸或瀉藥的功能(cathartic effect)(Ellis 1906)。道德合理化說視娼妓為一般女性美德,特別是貞節,以及常態婚姻家庭的對照,其存在如同壁壘一般,具有保護社會上其他女人及一切美好事物的作用(Lecky 1911)。上述諸多受訪者強調的生理因素,仔細推敲,實已蘊含社會因素(黃淑玲 1995)。

由此可見,心理的及社會經濟的因素是不能忽視的。除了抒解顧客心理上的壓力、滿足對性權力的掌控、甚至滿足性暴力傾向的心理需求外,性交易或色情產業存在的社會經濟功能是最常被強調的,包括性的社會化、人際關係與生意往來、社會階層與流動、工作機會與增加收入、經濟繁榮及社區發展。關於性交易或色情產業存在的反功能方面,行動者們的看法也相當符合社會學中的偏差及社會問題的傳統觀點,認定其存在會帶來犯罪、治安、風氣及教育上的問題(黃淑玲 1996)。

 

四、色情產業的規範與管理

(一)目前政府對色情產業的規範與管理問題

根據訪談資料顯示,政府的色情產業政策缺乏通盤的規劃,對於色情行業的規範管理出現不少問題,其中之一是業者的營業執照與其實際營業項目往往不相符合。對此,社會控制者指出,在執行勤務上的相關法條規定還算清楚明白,包括了司法院大法官407號解釋、兒童及青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刑法和社會秩序維護法。但是,色情產業的從事者卻指出,政府明知道不給業者執照,還是讓業者去投資開業,再來開罰單,形成不同單位各自為政,發生雙頭馬車的現象,沒有統一的管理系統。在這種不明確的制度下,業者面對警察的取締與臨檢,因此學習了一套規避法令處罰的方式,同時,也給予黑、白兩道有介入的機會。在黑、白兩道利益掛勾的部分,在訪問中發現,並非所有的色情產業均有黑道介入的情形,受訪者指出,一般而言,陪侍性質的酒店較少涉及黑道介入,而黑道有黑道習慣出入的店家,並且一般都是黑道自己經營的,經營作風通常比較大膽。另一方面,受訪者不諱言有白道介入的情形,與色情利益掛勾的部分涉及業者與政府單位或民意代表的關係與介入,例如一些民意代表及相關公務人員的關說、索賄、甚至介入經營,包括有公關費、交際應酬費,做乾股、長官撐腰等。

因此,對於台北市政府一波波的掃黃廢娼行動,形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形,除了已廢除的公娼制度外,就色情產業業者來說,色情行業也開始改變經營策略和型態,作為因應的發展方式:一是轉移經營陣地,繼續經營的發展趨勢;二為化明為暗,走入地下化或個體化的經營型態,轉型為「個人工作室」,藏匿於大樓裡。儘管政府的掃黃廢娼雷厲風行,但政策執行卻很難有所謂客觀的標準,加上受限於警力及其配合意願,使得這項政策的貫徹與持續不易,讓人覺得流於形式,並沒有收到預期的遏止效果。

歸納而言,當前政府關於性交易及色情產業的規範與管理,出現下列的幾個問題與困難:(1)政策不明確且前後不一:執政者不時陷入政治、道德及現況幾股力量拔河的漩渦裡,沒有建立系統一貫政策的決心,規範與管理形成時鬆時緊的波段循環(沈美真1990);(2)管理的法制混亂,只有相關的行政命令及程序規定,呈現管證分離的現象(鄭善印2000);(3)主管機關不明,權責不清:各相關業務機關解決問題時,經常會發生不能配合或協調的情形;(4)政治力介入:一些民意代表及相關公務人員的關說、索賄、甚至介入經營。以上的問題與困難牽涉政策、法制、組織及執行,它們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緊密相關的。因此,其解決必須全盤考慮,一起使力,否則效果不彰(唐文慧1998)。

 

(二)政府如何規範與管理色情產業?

針對性交易及色情產業管理與規範的建議部分,本研究發現有許多受訪者贊成集中管理/專區/第三者管理的方式。雖然有人認為規劃新的空間安置不失為集中管理色情產業及性交易的一個方式,可以避開現有傳統區域中老百姓、黑道與警察之間錯綜複雜的利害糾葛。但多數色情產業的相關從事者及社區居民指出,台北的性交易及色情產業的營運及消費習性早就定位,長期以來自然形成其支持環境,當地居民一般已經習慣。因此,可以在這個傳統的基礎上規劃,並加強規範和管理,實在不必另外特別規劃新的區域,徒然引發在地居民的反對和抗爭,並進一步建議,根據營業性質屬於陪侍或賣淫的區分,其管理需有不同的規範。另有社區居民提議,可以考慮將色情產業集中在特定大樓,以利管理進行,並能收到與住宅嚴格分開的效果。

雖然新空間創造與傳統空間規劃兩種主張皆不乏人支持,但從區位生態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們不可能將一個空間裡(既存)的色情行業完全根絕,同時也無法在一個缺乏支持的環境裡創造色情空間。因此,在一個沒有支持力量的環境中規劃所謂的色情專區,卻在一個足以支持的環境中抑制色情行業的發展,無疑是徒費力氣,本末倒置的作法。」(廖怡萍、陳宜民 1998:11)的確,不論是新色情空間創造與傳統色情空間規劃,成功與否關鍵在於有無環境力量的支持,至少必須降低其所引起的「鄰避效應」,亦即在地居民的反對與抗爭。

色情空間的營造有其條件與歷史,因此規劃時除了不能忽略當地的環境特性及社區力量之外,也必須注意一些相關當事人關心的事項:(1)色情空間必須與住宅區及教育機構隔離;(2)維持空間內產業發展的特色與多樣性,不宜單單只有性交易及色情行業,應包括娛樂休閒行業及各種相關產業的存在;(3)訂定完善的規範與管理辦法和措施,讓業者容易並願意配合;(4)利用從色情行業及其相關產業徵收的稅規費收入,制訂回饋當地社區發展及其居民福祉的辦法。

至於其他建議的部分,包括有:政策/管理辦法的變革、性病防制措施的改進、教育的加強等方面。在政策/管理方面,諸如中央和地方的政府作為要互相配合;規範與管理必須要有統一的政策及系統的法制,並且由專責的單位負責,不要多頭馬車;而警察與司法系統的執法必須嚴謹落實,避免政治力的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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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全台唯一被列為古蹟的公娼館文萌樓,因都更案而備受爭議。
圖片來源:https://goo.gl/gHa8E0。

五、結語

最近二十年來,因應新時代及新思潮的來臨,色情研究的觀點較以前更加多元,偏差及受害的角度不再是主流,社會互動論和社會建構論代之而崛起。在這樣的脈絡下,本文從社會學的研究途徑,掌握色情的生活世界並瞭解其中的相關行動者的主觀意義,初步結果如上述的理解與詮釋。

針對色情及性交易界定的問題,這裡參考Pierre Bourdieu的觀點,借用其身體及文化資本的概念,比較廣義地解釋交易中的性內涵,另外且進而提出「賣淫/陪侍/表演」的活動類型區分,這樣的看法可以幫助我們突破傳統的觀點,更清楚地釐清了性及交易的內涵,不再僅僅強調性交易或色情具有交易、性、職業及感情中立等特性。

另外研究者也發現,民眾對於色情產業及其問題和管理的認知與態度,具有內在的矛盾,透顯出一些值得重視的道德和政策意義,例如民眾對於色情活動既寬容又擔憂、對於色情行業合理化卻未必正當化、對於色情產業及性交易嚴格管理的期待與不信任,以及對於色情相關產業設置專區的贊成和鄰避反應等矛盾情結。這些意見應該是執政當局制訂色情政策及其相關措施時的重要參考,免得陷入窒礙難行的困境。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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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航為何會導到迷航?技術哲學教我們這樣看

曹家榮/政大社會學系、輔大社會學系

 

車用導航裝置大約在1998年左右進入台灣社會。到今天,隨著智慧型手機與行動上網的普及,人們即便沒有購置車用導航裝置,都能夠透過手機與導航APP或Google地圖的搭配,到達任何想去的地方。

然而,不同於導航裝置剛進入台灣社會的前幾年,新聞普遍報導這種新科技的強大威力與便利之處,晚近我們越來越常看到本應「導航」的裝置卻帶人迷路的新聞。跟著導航卻走進死巷已經稀鬆平常,掉進水溝、衝進田裡這類重大事故也時有所聞。雖然導航裝置帶來的「災難」越來越被當成笑話看待,甚至人們會以「三寶」行為,來形容這些被帶到迷航的苦主,但這種歸咎於個人的解釋,除了表達出偏見之外,恐怕對理解這一現象毫無助益。

導航為何會導到迷航?如果我們從技術哲學的角度來看,就可以將這個問題置放在人與科技的關係中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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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www.auto-online.com.tw/news/23392

重新認識導航:從工具到媒介

一般在看待導航卻帶人迷航的問題時,要不是如上所述,歸咎於使用者自身的能力問題,就是怪罪於導航軟體的系統定位或地圖資訊有誤。換言之,要不是「人」犯了錯,就是「物」有問題。這樣的歸因方式有時候確實沒錯,也可以讓我們解決問題──例如,要求導航軟體業者更新、優化圖資。但這個「沒錯」的解答卻沒能真正讓我們理解發生了什麼事。

更進一步來看,不管認為是人還是物的問題,這兩種歸因方式都是將導航裝置視為「工具」。亦即,要不是使用者不會使用或用錯了工具,就是工具本身運作、設計上出錯。這種我們可以稱為「工具觀」的角度,把使用者與導航裝置完全區分開來看待。使用者是那個操作著工具以達目的的人,導航裝置則是那個有著特定功能,被動地被使用的工具。

這種工具觀還隱含著一種判斷:因為工具只是被動地執行特定功能的東西,因此在沒有設計不良的情況下,出錯的必定是主動、有意圖的使用者。這也是為什麼當沒有明顯證據指出導航軟體出錯時,人們越來越常將迷航事件歸因於「三寶」。換言之,工具觀不僅無法讓我們真正理解發生什麼事,還經常會導致「偏見」的副作用。在導航裝置之外,諸如開車、電腦與手機的使用中,都可以看到某些人(通常是老人與女人)被污名化。

導航裝置當然是個工具,這是「沒錯」的答案,但要真正理解迷航現象,我們得將它視為一種「媒介」。媒介這個詞本身其實也有點麻煩。因此,在這裡我得先界定清楚。導航裝置是一個媒介,指的是:它作為科技物中介了人與其行動環境之間的關係,同時,它也藉由中介的運作影響了行動本身。更重要的是,在這種我們可以稱為「媒介觀」的觀點中,人、科技物與行動環境三者間的「關係」是理解現象的前提。也就是說,有別於工具觀分別看待「人」與「物」,媒介觀著眼的是「人-科技物-行動環境」關係中的「人」與「物」。[i]

因此,當我們轉換成媒介觀來理解迷航現象,該提問的問題就不是到底人還是物出了問題,而是究竟使用者與導航裝置建立了什麼樣的關係?在這樣的關係中,迷航現象又是如何發生的?換言之,從媒介觀點出發,不管是人還是物的問題,都必須放回「人-科技物-行動環境」的關係中加以理解。

 

人機關係的幾種樣態

如果人與科技物之間不單純是使用關係,那又是什麼關係?晚近技術哲學的論點值得我們參考。首先,一種最直接的經驗是,我與我使用的機器、裝置融為一體的狀態。這裡指的當然不是如經典動畫神作《攻殼機動隊》裡的賽伯格們,將身體改造為部分或「全義體」狀態,而是許多相當平凡的日常經驗。

例如,經常被網友訕笑的「人車一體」,其實就是形容駕駛對於車輛的操控猶如將其延伸為軀體的一部分──無論這是要說他技術精湛還是嘲笑其肢體動作誇張。又或者,在讀這篇文章的同時,許多人其實就是與掛在鼻樑上的科技物(眼鏡)合而為一的狀態。對於熟練的駕駛以及習慣配戴眼鏡的人來說,這些科技物已經不只是工具,而是彷若身體的一部分。不管是車輛還是眼鏡,在與使用者的人機關係中,這些科技物就好像變得半透明般,使用者的感知與行動得以順暢地延伸出去。

過去手機使用的研究[ii]中我也曾提到,對於講手機的人來說,在那個當下其實也與手機融為一體,既不會懷疑手機裡傳來的是機器的聲音,也都能自然地與不在場的他人談笑聊天,甚至情不自禁地手足舞蹈。在這種被稱為「體現關係」的人機關係樣態中,人們彷若視而不見般,將科技物融為肢體感官的延伸。

除去「體現」這種最直接的人機關係外,還有另外一種也是常見的經驗──詮釋關係。再以我們使用手機為例,雖然多數時候使用者不太會去注意手機的訊號狀態,但當網路連不上或電話打不出去時,使用者就會去檢查訊號格數。這個動作其實意味著:透過顯示的訊號格數解讀手機收訊狀態。又或者更平凡的經驗是,我們現在幾乎都是透過氣溫預報來判斷室外冷熱與否──那個數字的權威性有時更勝親友告知的冷熱感受。

換言之,不同於體現關係,在這種被稱為「詮釋關係」的人機關係中,我們不是視而不見地將科技物當作身體的延伸,而是透過解讀科技物來理解其所中介的環境。科技物在此不僅變成再現環境的文本,更隱然成為環境的替代物。也就是說,在詮釋關係中,我們雖然注視著科技物(文本),但心念所繫其實是那個隱身其後的環境。[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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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講手機的人來說,在那個當下其實也與手機融為一體,既不會懷疑手機裡傳來的是機器的聲音,也都能自然地與不在場的他人談笑聊天,甚至情不自禁地手足舞蹈。
圖片來源:https://life.tw/?app=view&no=128732

導航:在地圖上移動

導航裝置(無論是獨立機型或是手機搭載導航APP)是結合GPS全球定位系統與地圖圖資的科技物。在駕駛的使用經驗上,透過導航裝置螢幕顯示當下的位置與周遭街道圖,駕駛得以知道身在何方並該往哪去。換言之,在駕駛與導航之間首要的是一種詮釋關係,亦即透過導航裝置畫面呈現的地圖與定位,駕駛解讀出其所在的位置,以及目的地的相對方位。

然而,在駕駛使用導航裝置的經驗中,卻也隱含著一種體現關係。特別是當我們把使用導航的經驗與一般看地圖的經驗相比,此差異凸顯出的「體現」便很清楚了。在GPS定位的運作下,駕駛在導航畫面上看到的不只是一張地圖,更有著一個標示其位置、方向,同時會隨著自身移動位移的標記(通常以箭頭或車輛圖案表示)。換言之,即便使用導航的經驗主要是一種閱讀,但會隨著自身移動、改變方向的標記卻也同時讓人有著一種延伸身體的感受。

我們可以透過望遠鏡的使用經驗,來理解導航經驗中的體現關係。透過望遠鏡的延伸,我們可以看到遠方街道上的行人與標牌,同時,在轉動望遠鏡方向時,就有如自身也被投射至那個街道上,就在哪裡四處張望著。同理,在導航使用經驗中,正是那個會隨著我們位移的標記點,帶給我們「就在那裡」移動的感受。相對地,單純閱讀地圖雖然也擴增了我們的視野,但要在其中找到自身所在,卻仍得依靠地圖上的街道名、建物的解讀來對應,無法直觀地獲得「就在那裡」的體現感。

結合了上述詮釋與體現關係的導航經驗,帶給駕駛一種相當特殊的認知與感受。亦即,彷若有另外一層實在或空間,同時疊在當下車窗前那個物理環境之上。[iv]這種「疊加」可以看作是實在或空間的擴增。接下來我們要來看,這種被擴增的實在經驗為何會導致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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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駕駛使用導航裝置的經驗中,卻也隱含著一種體現關係。圖片來源:https://goo.gl/mB8Isu

 

行動與環境的重新定義:混雜實在

在上文中我已經提到,科技物作為一種媒介意味著,它不僅中介了人與環境的關係,還藉由此一中介影響了行動、改變了環境。換言之,不管是在體現還是詮釋關係中,導航裝置的中介都不只是中性的、空洞的過程,它不僅帶來了擴增實在的經驗感,這「另一層」的實在、空間也不只是物理環境的單純再現。

被擴增的實在會因人機關係中科技物的特性而產生結構性的「擴增/化約」轉換。一如許多技術哲學家都曾指出的,科技物帶來的總是正負並存的影響。一方面,科技物多半有其「增能」的面向,亦即,能夠擴增使用者的感官、行動能力,或者相對地說,凸顯環境的某些特定面向。另一方面,「擴增/化約」是一體兩面的事,當環境特定面向變得顯著也就意味著其他面向的黯淡、甚至消失。

望遠鏡、顯微鏡這類視覺科技通常是最直觀的例子。在望遠鏡、顯微鏡的體現延伸中,不管是遙遠的景色還是細微的病菌,都凸顯出其視覺面向,清晰地呈現在使用者眼前。然而,在吸引人的「目光」之外,這些被觀看的對象的聲音、氣味、質地都一概被抹去。地圖則可以用來說明詮釋關係裡的轉換,地圖作為真實地景的替代物,雖然令使用者在解讀時獲得了一種擴增的鳥瞰視野,但同時地圖不僅只能簡略且化約地呈現地貌、街景,更無法呈現其中可能持續變動的景象。

換言之,科技物作為中介之所以能夠改變行動與環境,就在於透過結構性的擴增與化約,轉換了人們的實在經驗。在其中,科技物的擴增、增能還進一步讓人將這樣的實在經驗視為更真實的。亦即,許多時候,相較於素樸的身體經驗,我們更依賴、也更相信科技物所中介呈現的環境。例如,我們相信病菌就是顯微鏡下的樣子;相信透過某些音響設備,更能聽到真正的音色;有時甚至也覺得地圖的標記遠比人的記憶來得可靠。

如此來看,我們便可以理解導航為何會導到迷航。不是因為某些使用者個人特質使然,而是在「駕駛-導航」的關係中存在著難以察覺的結構性作用。一方面,駕駛在導航經驗的詮釋與體現關係中,形成一種疊加在物理環境之上的擴增實在感;另一方面,又因科技物的擴增/化約作用,這一擴增的實在不僅是被轉換、化約過的,更是容易吸引使用者目光、或甚至更被使用者依賴且信任的「真實」環境。換言之,迷航的起因並不是人們「看不懂」導航,而是在上述的經驗中,擴增的實在經驗令其忽視了周遭物理環境的結果。

我過去曾以「混雜實在」這一概念來指稱這種行動環境的改變。[v]也就是說,有別於早期網際網路帶來的是虛擬的模控空間(cyberspace)與物理空間二分的問題,隨著行動裝置、以GPS為基礎的適地性服務、甚至AR等資訊科技的發展,如今我們於日常生活中面對的已然是擴增的實在與物理環境交織在一起的混雜實在。有時候,我們能夠在其中結合虛擬與物理環境的資訊,展現更彈性自在的行動能力;但有時候,就像導航卻帶人迷航那樣,擴增的實在經驗過於吸引人目光,以致於我們反而迷失在化約的實在中。

 

從「理解」再更進一步轉向設計

最後,如同我一開始說的,工具觀不僅無助於理解迷航現象,更可能導致偏見。從技術哲學的媒介觀點來看,跟著導航卻走到迷航,這不單純是「誰」或「什麼」的錯,而是在導航經驗的人機關係中內蘊的結構性問題。

就實用的角度來看,這樣的分析其實也為我們指出另一種改變的可能性。也就是說,一方面,把問題焦點從個人特質轉向人機關係,能夠去除不必要的偏見與污名;另一方面,理解人機關係的問題後,除了改善系統、圖資外,我們其實也可以思考另一種「設計」的可能。例如,系統可以讓使用者更即時、動態的回報有問題的路徑,並迅速對其他使用者做出修正。這樣的設計即試圖給予物理環境更多權重,增加虛擬與物質資訊的交互指涉。又或者,當使用者對當下指引之路徑感到懷疑時,能夠即時回應其他替代道路的要求。

雖然如上述所言,迷航經常是由於擴增的實在經驗削弱了人們對於物理環境的注意力,但物理環境並未真正消失。因此,能夠即時回應使用者察覺到的異樣,也就意味著這樣的設計更貼近了本就是充滿變動的行動環境,進而緩解了結構性化約的問題。

總之,不論是試圖理解還是設計,看似與現實生活相隔遙遠的技術哲學,其實可以很經驗地回答我們的問題。特別在今天這個無處不是科技物中介的時代,探究人與科技物的關係,不就是在思考社會實在與秩序如何可能的問題嗎?

 

 

註解

[i] 這個觀點是基於技術哲學家Don Ihde的技術現象學。關於Ihde的理論可參閱其Technics and Praxis(1979)、Technology and the Lifeworld: From Garden to Earth(1990)兩本主要著作。

[ii] 請參閱曹家榮(2015),〈行動通訊的持續完成:「講手機」的俗民方法學探問〉,《新聞學研究》,124:1-37。

[iii] 人機關係還有其他諸種樣態,例如我們在電動遊戲上與「電腦」對打時,這個作為「它」的電腦,就是我們關注、關心之所在。因此這樣的關係也就被稱為「他者關係」。但為免寫得落落長,就讓我們先聚焦在與迷航現象最相關的上述兩種關係。

[iv] Adriana de Souza e Silva & Daniel M. Sutko(2011)曾指出,以GPS定位、地圖為基礎的這類被稱為適地性服務(location-based services)的資訊科技,帶來的影響正是實在的「擴增」,也就是在物理環境上疊加了一層虛擬空間。其實,這也正是Ingress、Pokemon GO等AR遊戲的運作基礎。請參閱“Theorizing Locative Technologies Through Philosophies of the Virtual,” Communication Theory, 21: 23-42。

[v] 請參閱曹家榮(2011),《理解行動電話:流動的媒介與日常生活》,政大社會系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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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年金制度改革之內涵與思考

林宏陽/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1. 前言

自2012年10月份公佈勞工保險基金之精算報告後,即開啟一連串勞工、軍公教、私立學校教職員等職業身份退休給付制度的討論、倡議與改革。雖然該次年金改革的運作過程中曾成立「年金改革專案辦公室」、舉辦中央層級的橫向跨部會會議,以整合各個職業類別社會保險制度之給付內涵與水準。隨後在全台各地舉辦百餘場的年金改革說明會,說明與宣導政府欲改革之面向與內涵。針對勞工保險條例所提之甲、乙兩個改革案雖未能在立法院與公共輿論形成共識與決議;[1]公教人員與公立學校教職員所屬之制度雖有一定的成果,年金改革的幅度與成果相對有限社會政策於資源分配過程中所牽涉的利益糾葛甚鉅。

自2016年民進黨重回執政後,即展現對年金改革的高度重視,組成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以下簡稱年改會)。除以陳建仁副總統擔任年改會之召集人、林萬億政務委員擔任該委員會副召集人,召集社會之產官學與各職業類別代表,以及由社會各界所推薦選出之產官學界人士擔任委員,共38位,於2016年06月23日至11月10日間召開20次的委員會議。[2]之後,則透過四場分區年金改革委員會會議,匯聚更多觀點以協助形成共識與提案。

雖然年改會自選取委員的過程即爭議不斷,乃至於年改會委員會議與分區會議期間發生的杯葛與衝突情事,但年改會仍不失為一公開討論並傳遞相關資訊的平台。各群體所享有的退休給付制度可藉此更加透明,並於會議中提出個別群體的倡議與訴求,以共同探討社會適足之保障水準及其機制,為年改會的價值所在,以改善2012年年金改革過程中各說各話、缺乏對話基礎與機制、各界代表之參與相對有限,以及行政院所提出之改革內容未能反映各界之期待等問題(Li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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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統陳建仁為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召集人。圖片來源:https://goo.gl/KxKut4

2. 年金改革之方針與當前行政院提案版本之內容

2.1 年金改革之方針

年金改革委員會於2017年01月19日提出「讓年金永續:領得到,領得久」為題的2017年金改革方案(草案)重點,揭示其改革的主要面向。[3]首先,年金改革之目標有三:財務永續、老年經濟安全之保障,以及職業衡平與世代互助。在此目標之下,各退休給付基金之財務壓力得以稍事舒緩;公務人員退休基金、教育人員退休基金以及勞保基金之破產大限分別延後至2044年、2043年與2036年。

第二,調降公教退休給付制度之所得替代率。延續1995年改革前,賦予退休軍公教人員額外老年經濟安全保障的優惠儲蓄存款辦法(俗稱18趴),於6年之內停止之改革規劃,並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每月新台幣25,000元或32,160元)。所得替代率將調降為「本俸兩倍」的75%,再依據每年調降1%的規劃,降至預定之「本俸兩倍」的60%。其目的,在於消弭不同職業別老年經濟安全保障水準的歧異。

第三,延長各職業類別退休給付制度的平均投保薪資計算期間,以降低臨退升遷所導致的給付水準不公平,以及以較短期間投保高額保障的社會保險給付濫用議題(俗稱「低薪高報」)等。改革通過後將逐年延長一年,並以15年最佳投保薪資水準之平均值,做為退休給付計算時的平均投保薪資基礎。

第四,推延足額老年年金給付之請領年齡至65歲,並納入減額給付之設計。此等規劃係依循勞工保險條例,使各職業類別請領足額老年年金給付之年齡皆推至65歲。若欲在年滿65歲以前請領給付者,最早可提前至60歲請領減額給付。

第五,為提高社會保險制度之財務穩定性,勞工保險與公教退撫基金之保費提撥上限,將視情形逐年調高1%,至預定的18%為止。關於此等改革精神,該文件提出世界各國之普遍可接受提撥費率為20%左右,亦應為我國年金改革之提撥率原則。另外,亦以18趴停止後所省下的政府資金,撥補至公教人員退撫基金以及勞工保險基金,收財務穩定與永續之效。

最後,則為建立跨職業類別之年資併計機制,以提昇各職業類別人力流動的可能性。亦即,提供受僱者得於私部門產業、公務人員、公私立學校教職員、軍人等職業類別間流動,並據此保留與保障已累積之年資。待請領老年年金給付時得以併計,有利被保險人取得年金給付之資格,增進經濟安全保障。

依據前述所歸納之六項原則,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公私部門依據勞基法聘用之勞工與政務人員等四項主要改革法案與修法草案,皆於2017年03月30日送審。其中,除了勞工保險條例以現有規範部分修正之草案外,公務人員之退休法與退休撫卹制度整併為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草案、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與學校教職員撫卹條例合併為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條例草案,以及部分修正政務人員退休撫卹條例之草案等。

 

2.2 公務人員、公立學校教職員與勞工退休給付制度之草案內容

2.2.1 公務人員與公立學校教職員

根據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草案與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法草案內容,大致如下。首先,公務人員與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制度草案之提撥率,皆提昇為12%至18%之間,並維持由政府負擔65%的提撥,而雇員則自行負擔35%之費用。第二,其提撥費用之計算,仍維持以本俸兩倍為基礎。至於財務之精算,係以每3年精算一次,並以未來50年之財務狀況為精算期間。

第三,公務人員以及公立學校教職員之退休撫卹制度草案所訂定之退休給付請領條件,仍以服務滿5年且年滿60歲,或服務年資滿25年為要件。其中,法定之屆齡退休訂為65歲;因此,服務年資達5年以上且年滿65歲,則應逕行辦理屆齡退休。

第四,老年年金給付之舊制年資給付率計算方式,係以前15年每投保1年給予5%之給付率,15年之後每年給予1%之給付率;給付率上限為90%至95%。[4]對於新制年資之計算方式,係以前35年年資以每投保1年給予2%之給付率為原則,自第36年開始為每年給予1%之給付率;最高以75%為限。[5]即便如前述所提之高給付率,本次年金改革之草案亦規範新制實施前已退休人員之所得替代率。

所得替代率之計算方式,在公務人員部分,係規劃以年資達15年與25年為折點,給予不同之替代水準。年資滿15年者,可獲得所得替代率55%之保障。其後,每增加一年則給予所得替代率1.5%之增幅,達到70%為止。自年資達26年以後,係以每增加一年給予所得替代率1%為原則,最高認列35年;即所得替代率可達到80%。[6]其後,則依據草案之規劃,於新制實施後的第16年,將所得替代率之上限調降為60%。據此,年資介於15年與35年,而所得替代率則相對應調整為30%與60%。在公立學校教職員的部分,係以前15年之年資可獲得45%之所得替代率,自第16年起每年給予1.5%之所得替代率,最高係以75%為限。之後,則依據草案所規劃的調降機制,於新制實施後的第16年,

 

3.年金改革宜有之思考

根據年改會於2017年01月19日所揭示的年金改革方針,以及03月30日所提出的公務人員與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制度,以及勞工保險條例修正案之內容,對於促進財務之永續、代內(intra-generational)與代間(inter-generational)的公平,以及維繫老年經濟安全已有諸多著墨。即便如此,仍有其他可進一步思考的制度內涵,以作為本次後續或未來的調整方向。

 

3.1 年金期待權(vested rights)與年金請求權(rights to claim)之保障

年金期待權與年金請求權應屬年金保險制度不同階段之概念。年金請求權,係指被保險人滿足保險給付要件時,得請領給付之權利。至於年金期待權,則為被保險人滿足保險給付要件之前,所累積之請求權或年資被保留與保障的狀態(鍾秉正, 2003: 113-116)。

據此,凡依據相關法律所累積的被保險資歷,應受到保留與保障,不因任何原因而消失。此等原則於社會保險制度之展現,一方面在於當被保險人被保險中斷被保險身份時,其過去之投保資歷應被妥善保留與保障於制度之中;此為年金期待權之保障。另一方面,則在於法定退休年齡或其他申請退休之要件的訂定。亦即,被保險人於達到法定退休年齡或滿足相關退休要件後,始得請領老年年金給付,且年金保險制度之管理機構應於確認要件滿足後,即發放給付;此為年金請求權之保障。

就本次所提出之改革草案觀之,公立學校教職員以及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制度規劃之年資保留與併計機制,特別在於無法在各別社會保險體系中累積15年以上之年資,仍得於滿足老年年金之請領要件時(例如達到65歲之法定退休年齡),併計個人於個別社會保險制度之年資達15年以上,即給予年金給付。

舉例而言,若某甲自23歲起累積10年勞工保險年資後,因通過考試而服公職,繼而投保公教人員保險25年,時為58歲。若某甲決定在此時轉入私部門事業單位服務,繼續累積勞工保險年資5年後離職,即63歲,規劃待年滿65歲後請領老年年金給付。如此一來,雖63歲離職,不因其離開而喪失所累積之年資(此為年金期待權之展現),而能於2年後滿足法定退休年齡要件,合併勞工保險與公教人員保險體系之年資,同時請領來自於兩處的老年年金給付(此為年金請求權之展現)。此等機制,將顯著提升年金給付之期待權與請求權。

 

3.2 信賴保護原則(legitimate expectation)之適用

在年金改革過程中,不時倡議軍公教人員之退休給付制度在過去為透過相關法律或行政命令以行,而應適用信賴保護原則云云。然而,社會保險之老年年金給付制度以及優惠存款方案之主要目的,皆以退休者於退休時之老年經濟安全水準得以適度保障為原則。再者,適度保障水準應考量退休時所處的諸多社會條件,其信賴保護應衡諸各項社會條件下,所能提供之適度給付以維繫被保險人的老年經濟安全為前題。

首先,依據行政命令所建構的18趴,不具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蔡宗珍(2011)指出,優惠儲蓄存款辦法並非法規命令,其性質僅係依據相關行政規則所執行之存款方案。亦即,係藉由私法契約所成立的法律關係,而未授予參加該存款方案者任何權利主張的地位。因此,後續欲降低補貼利息之利率,僅止於私法契約內容之調整。

再者,信賴保護原則雖適用於社會保險制度,但並非最重要之原則;其資源分配的公平性與永續性,應為最主要的目的,亦即社會性。對此,Kuo (2008)指出,社會保險的風險分攤(risk sharing)原則、強制性原則、法律保留原則、保費提撥原則、隨收隨付(pay-as-you-go)或非全額提撥(non fully-funded)原則、給付適足度等原則方為制度運作之主要考量。在給付原則方面,Rejda (1998: 19-20)強調給付水準需著眼於社會適足性(social adequacy),而非個人公平性(individual equity)。其中,社會適足性係指考量在一定時間點下的經濟、社會、政治、人口、歷史等條件,進而決定得用以分配之社會資源;而社會性則著眼於資源分配之公平與正義,使經濟資歷較弱者能夠取得足夠的資源,以維繫個人與家庭之合理生活。據此,其給付水準,或基於最低生活水準(minimum living standard),或基於個人及其家庭於社會生活之尊嚴與適足等原則而釐定,端視不同社會之價值與意識形態。

基於前述之諸多原則觀之,社會保險之被保險人所提撥之保費並非個人所屬之資產,而是交由團體執行風險分攤的共有財產。被保險人於提撥保費後,便依據其投保資歷累積期待權,並成就請求權。被保險人所能獲得之給付內容、形式與水準,則依據法律予以保留、保障,但需視請求給付時之各項社會條件與制度之財務狀況,而決定分配形式、比例等(孫迺翊, 2012)。

 

3.3 個人年金點數(Entgeltpunkte)或薪點制度制度之應用

在此次年金制度改革過程中,是否延長平均投保薪資之計算期間,仍為爭議之一。舉例而言,若某甲投保勞工保險之年資達40年,而每投保一年可獲得1.55%之給付率,代表40年之年資能夠獲得62.5%之給付率。據此,每月之老年年金給付水準,則係以平均投保薪資乘以62.5%之給付率。換言之,若平均投保薪資越高,則給付水準相對較高。據此,被保險人會期待以職涯最後的投保薪資,或最後幾個月或幾年的平均投保薪資為計算基礎,而可獲得較高的給付水準。尤有甚者,於受僱期間皆低報薪資,藉此降低保險費之提撥,並於最後的平均投保薪資計算期間提高投保薪資級距,以獲得較為有利的給付計算基礎。然而,高薪低報之行為將導致保費提撥與給付水準之間不具公平性,甚且危害社會保險之財務永續性,至為明顯。因此,於本次年金改革擬進一步延長平均投保薪資之計算期間為最佳的15年投保薪資之平均值。

然而,對於公教人員或勞工身份之被保險人,過去之薪資水準或普遍低於現職,故而擔心平均投保薪資因此降低。對此,建議參考德國的個人年金點數,或謂薪點制度,一方面得以反應不同時間點下的相對薪資水準,另一方面則能更為彈性結合其他增額或減額給付要件之操作。再者,此等薪點制度需搭配年度年金係數值(aktueller Rentenwert)運作,而能每年在一定程度上依據物價、工資與基本生活保障等原則釐定,以達到維繫老年經濟安全之目的(林宏陽, 傅從喜, & 施世駿, 2016)。

薪點制度在投保薪資方面之原則,係以各年度的平均薪資與個人的被保險薪資相比較,並以此計算生涯之平均薪點數,確定被保險人在整體社會中的相對平均收入位置。舉例而言,若某年度的平均薪資為新台幣30,000元,而某甲於該年度的投保薪資為新台幣25,000元,則某甲該年度的薪點數為0.83。其他依法可獲得年金點數之條件,例如某甲因照顧子女而留職停薪達3年,則養育子女期間可獲得3個薪資點數,亦能於此納入。另外,亦得有其他政策考量,將諸如低收入與中低收入身份、失業身份等給予一定程度的薪資點數保障,而能增進社會保險的所得重分配性質。若某甲欲於達到法定退休年齡前即請領減額老年年金給付,亦能以每提早一年降低一定比例之點數為方式,計算其薪資點數。最後,將該點數乘以各年度之年金係數值,即獲得每月之給付水準。據此,若某甲之職涯平均薪資點數為1.30,該請領老年年金給付之年度年金係數值為新台幣22,000元,則每月可獲得之老年年金給付為新台幣28,600元。

 

3.4 部分退休制度(partial pension)

歐洲國家在1970年代中期第一次石油危機(Oil Crisis),引起大規模且長期的失業問題後,諸如瑞典等國採用提早退休(early retirement)制度,讓達到一定年齡之失業者得以提早領取老年年金給付,而解決青年失業問題與中高齡失業問題。然而,歐洲國家在1990年代面臨另一波失業潮,導致提早退休制度面臨成本難以負擔之挑戰,故紛紛取消。與此同時,因為歐盟國家當時密集探討知識經濟、延後退休與延長中高齡勞工就業期間之可能,以充分運用人力、延緩老化與進一步舒緩長期照顧服務資源使用之可能性,轉以部分退休制度取代之(Ebbinghaus, 2008; Hinrichs & Aleksandrowicz, 2008; Walker, 2009)。

部分退休制度最早可回溯至1976年瑞典首次採用,其後為丹麥、德國所效法,並應用於私部門事業單位之受僱者。法國公部門則於1982年引進部分退休制度,以促進其人力的新陳代謝(林宏陽, 2013)。舉例而言,若某甲為年齡屆滿60歲之公私部門受僱者,於該年起選擇減少原工作時間,由每週40小時的全時工作降為每週20小時的部分工時工作(原工時的50%)。如此一來,可於持續工作之期間領取每週20小時部分工作之工資,以及足額老年年金給付之50%,或一定之比例。實際上之給付條件,仍應透過精算確定。此外,在參與部分退休制度之期間,仍可繼續累積年金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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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漸進式退休制度的發展。圖片來源:經濟部電子報2014-08-19,https://goo.gl/f4wEk2。

據此,在部分退休制度之使用,或可達到一定之優勢。一方面,若公私部門之雇員達到一定之年齡後欲減少工作時數,但又不願完全離開職場並請領減額老年年金給付者,得選擇其他方案,並延長其貢獻之期間。[7]此等貢獻年限之延長,慮及有效維持長輩每天的時間結構、身體各部分之持續使用,以及社會地位之認知與自我價值之展現等,能延緩功能退化。若以各社會安全制度體系間的牽動觀之,部分退休制度與增減額年金機制或各有其效果。部分退休制度能延續中高齡勞動者之工作年限;隨著逐漸推延的法定退休年齡,得使實際之退休年齡向後平順挪移。至於增減額年金機制,在一定程度上係延續提早退休機制而來,讓被保險人在考量下提早或延後退休之時間點。

另一方面,就雇主之角度而言,或可以部分工時工作聘用年長之專業工作者傳承知識與經驗,抑或以工作分享(job sharing)或其他形式,由兩位或多位具備相當專業能力之中高齡工作者分擔一份完整的工作,以降低對其體力、腦力等方面之負荷。然而,其限制或在於勞動力市場、經濟政策等如何形成配套措施,以提昇雇主參與該方案之誘因。

 

3.5 職業衡平原則

就本次之改革內容觀之,係以降低公教人員退休撫卹制度之所得替代率,做為平衡職業別之間不同給付原則與給付水準之方式。然而,其主要之問題不僅止於職業別之間的差異對待,更及於職業內的代間公平性問題。此外,亦涉及應否維持目前社會保險體系之職業主義(occupationalism)(Ebbinghaus & Gronwald, 2011: 33-34)。

首先,就職業別之內的代間公平性觀之,或應以OECD所建議的制度依附比(system dependency ratio)為考量;亦即目前負擔提撥責任之在職人數(contributors)與請領老年年金給付之人數(pensioners)的比值。以2015年底的公務人員與教育人員為例,其制度依附比分別為2.3與1.8;換言之,平均個別為2.3與1.8人支持一位退休者。[8]然而,若與2005年相比,公務人員與教育人員之制度依附比分別為6.2與3.7,[9]顯示過去十年間公教人員退休撫卹制度之人口老化問題。據此,若欲維持過去給予退休者較為優渥的給付水準,卻大幅降低新進人員的所得替代率,顯然未能符合制度內的代間平衡。雖然本次改革擬推延之退休年齡或能部分改善此等制度內的人口結構議題,但僅止於將問題延後。質言之,若社會保險制度所涵蓋之提撥者人數少,必然無法以大數法則釐定其風險程度,而提撥與支付之失衡亦難以維持。復因制度內之給付機制不同,代間資源分配之矛盾或將深化。

第二,私部門事業單位與公部門以低薪或薪資凍漲、責任制與長工時,以及就業不穩定等議題加深。相對於取得公教人員聘用資格者而言,其薪資水準與工作穩定性優於以勞工身份聘任之受僱者,且工時與休假亦相對穩定。在此等勞動條件不平等的情況下,即便勞工保險在相同年資之下可獲得較高的給付率,其老年年金之給付水準仍將低於公教人員。復以本次公教人員退休撫卹制度改革草案所提供之最低保障金額新台幣32,160元,甚且高於至少以最高薪資級距(亦即新台幣45,800元)投保15年,且總年資達40年之勞工保險制度之被保險人可獲得之給付水準,即新台幣28,625元。據此,職業之間老年年金給付之差異仍至為明顯。

若欲達成職業衡平原則,或應進一步由社會連帶原則(social solidarity)出發,思考各職業別對於整體社會之貢獻的平等性,以及相對的社會給付(social provisions)是否應有差別。正如Giddens (1998)所指出,若以社會連帶原則為觀點,則社會投資型福利國家(the social investment state)應著重於使富人與中間階級(middle class)願意透過諸如公共教育、醫療服務、治安等面向,厚植人力資源、強化教育與訓練、提昇整體福祉,進而能逐漸肯認每位社會成員對社會皆有相等的貢獻。據此,將能促成實質的職業價衡平,並打破以職業主義為原則的社會保險體制,朝向如美國於1983年所通過與實施的社會安全法(Social Security Act)改革,將公務人員納入原以私部門受僱者為主體的社會保險制度之中。與此同時,亦透過給付計算公式之調整,增進制度內的所得重分配程度。其結果,一方面解決公務人員退休給付體系風險分攤程度之議題,另方面則使制度之盈餘顯著成長;亦即在保費提撥率不變之下,保費之收入大於給付之支出規模(Martin & Weaver, 2005)。

對此,在福利國家建構的過程中,Pierson (1994: 3)認為以融合性(inclusiveness)為原則的福利國家體系,除了以跨階級整合為其主要價值外,亦著重跨區域整合的重要性。如此一來,階級內成員的自我認同與彼此聯合(alliances)之意識,將進一步強化社會連帶以及不同階級間的凝聚(cohesion),並消弭各區域之間的歧異,將使福利國家體系同時具備階級的妥善凝聚、政治的合法性、階級共同利益的前景,並能穩定且持續發展。據此,在職業主義社會保險體系所建構的階級,若欲促成社會整合,或具有相似之特性與歷程。然而,亦如Giner (1976)所指出,在發展社會整合的過程中,經濟結構、意識形態、階級利益與制度內涵等文化與區域之本質,將導致在工業化、都市化與社會溝通過程中的衝突,使得整合的過程充滿變數,至為複雜。即便如此,仍為邁向社會凝聚與整合的必然途徑。

 

4. 公平性、永續性與分配原則為現階段年金改革之核心議題:代結論

當代年金改革之基本原則核心問題應在於分配。Adam Smith在其國富論之導論即提出每個社會在不同時間點之下所能分配的資源,應等於該時間點之總產出的論述。[10]據此,每個社會在老年年金給付的改革議題上,僅止於決定代間與代內應可分配到多少資源,以及應如何分配資源,再透過法律訂定自動調整機制之內涵,減少政治干預並達成制度之永續性。以瑞典年金改革為例,即明確訂定當期總產出的16%分配至社會保險老年年金給付體系之中(亦即代間之分配),復以諸多自動調整機制維持代內人口於分配資源時的公平性。[11]

依循前述的各項原則,思考未來年金制度之理想架構,宜以兩層次的公共年金給付為主要架構,佐以一層強制性的企業年金給付為輔助,應可提供足夠的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其中,第一層的公共年金給付,應以稅收為財源(tax-financed)提供基本所得(basic income)水準的保障年金(guarantee pension)為全民老年經濟安全之基礎,附加第二層以保費提撥為財源(contributory)的勞動年金制度以為受僱者及其家戶之額外保障。勞動年金係涵蓋全體受僱者,應打破原有之職業主義;不但能促進所有受僱者之團結,亦可極大化該制度之涵蓋(coverage)與大數法則之適用,以健全風險分攤與財務永續性。至於由企業提供之企業職業年金給付方案,或能以強制性原則訂定一適度的提撥率、所得替代率等目標,並同時保留企業得附加之空間,以作為累積企業內人力資本之誘因。抑或以法律明確訂定強制性的企業職業年金給付,得完全由企業自行辦理,但政府應訂定基本之給付規範與水準,並負監督之責。

社會保險資源分配的基本原則之一,即在於由全體成員共同分享社會發展與成長之果實。與此同時,全體成員也應共同承受衰退時降低給付的不利益。質言之,社會保險制度應以達到社會適足性與公平正義為要,不應讓部分群體得主張維持既有的分配比例與原則。此等作為不但背離所處社會環境與條件之現實,犧牲與壓迫其他群體在資源分配上的空間,遑論達成公平性與永續性之核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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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年金帳戶通知書。圖片來源:今週刊,https://goo.gl/AiDzRW。

 

註解

[1] 請詳見「勞委會建採乙案-勞保年金6成勞工縮水」一文(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671619)。(最後讀取日期:2017年03月20日)

[2] 關於年金改革委員會共20次之會議內容,詳見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之官方網站:http://pension.president.gov.tw/cp.aspx?n=46A9AAF50910B4F2&s=0472D6CC850AACE5。(最後瀏覽日期:2017年03月20日)

[3] 請詳見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官方網站所附之各項資料:http://pension.president.gov.tw/Content_List.aspx?n=8900E10AF7E5DE1B。(最後瀏覽日期:2017年04月03日)

[4] 關於新制實施前之年資於計算老年年金給付時之方式,分別詳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草案第28條,以及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條例草案第29條。其中,公務人員之給付率上限為90%,而公立學校教職員則為95%。

[5] 至於新制實施後之年資於計算給付時的準則,請分別詳見分別詳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草案第29條,以及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條例草案第30條,皆以75%為給付率之上限。此外,公立學校教職員於新制實施後方進入該體系,亦訂有相關之規範。其中,前35年之年資以每年給予1.625%給付率為原則,並於第36年開始每年年資給予1.25%;給付率最高以57.5%為限。請詳見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條例草案第30條第2項第2款。

[6] 請詳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草案第37條。

[7] 此處之貢獻(contribution),一方面指社會保險保費之提撥,另方面係指對事業單位或整體社會提供其專業能力之貢獻。

[8] 根據2015年年報之統計資料,截至2015年12月底,公務人員之繳費者與退休者人數分別為28.8萬人與12.7萬人,而教育人員之繳費者與退休者人數則分別為18.9萬人與10.4萬人。

[9] 根據2005年之年度統計數據,公務人員之繳費者與退休者人數分別為28.3萬人與4.6萬人,而教育人員之繳費者與退休者人數則分別為20.2萬人與5.5萬人。此數據係基於2005年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年報,請詳見:http://www.fund.gov.tw/ct.asp?xItem=887&ctNode=424&mp=1。(最後讀取日期:2017年03月20日)

[10] 雖然當代社會並非封閉的經濟體,但完全以進出口之物資維持日常生活所需之國家或區域亦相對有限。

[11] 瑞典老年年金給付制度之提撥率為18.5%。其中,16.0%納入社會保險老年年金給付制度之中,而2.5%則放入個人退休帳戶之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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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林宏陽, 傅從喜, & 施世駿. (2016). 年金自動調整機制之建立與現代社會契約之內涵-以德國與瑞典之自動調整機制為例. 論文發表於「2016年台灣社會學年會暨科技部社會學門成果發表會-社會學秘境探索」研討會,2016年11月26-27日,東華大學,花蓮,台灣。.
  15. 蔡宗珍. (2011). 退休公教人員優惠存款措施之法律關係及相關信賴保護爭議析論. 臺大法學論叢, 40(1), 99-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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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愛我?他(她)不愛我? 一個認知社會學取徑的分析

葉欣怡 /台北大學社會學系

 

現代社會中,愛情在人們的情感符號系統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本文主張愛情作為意指(signified),是透過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e)的象徵符號再現(represented)愛情的特殊性來自過度的滲透性(penetrability)和冗餘(redundancy)。許多象徵符號被選用或創造以傳遞愛的訊息,戀人們於是汲汲營營地利用這些愛情符碼來證明所謂的「真愛」。愛情作為一項意指,便因為它那貪得無厭(insatiability)的特性而惡名昭彰,解釋了為什麼戀人們總是需要反覆地透過許多愛情符號來確保愛的訊息能夠被對方聽到。

愛情是日常生活中傳遞的高度抽象概念,用來顯示某人是否正處於談情說愛的情況。常見的愛情符號從各種不同的層面「滲透」到人們的生活中。舉例來說,人們用小名或者暱稱來稱呼自己的戀人;更改自己的作息與日常時間安排來配合對方以突顯正和某人的愛情進行式;或在雙方關係中接受個人隱私的縮水。人們之所以仰賴這些所謂的愛情符號、甚至患得患失,全都是因為人們誤以為這些符號「本質上」(inherently)和它們所要傳遞的訊息畫上等號。也就是說,人們以為所謂的意符(signifier)(愛情符號)就等同於意指(愛情)。因此,我們經常可以觀察到戀人們將鮮花和甜言蜜語當作是愛情本身,享受收到花束和聽到甜言蜜語的片刻。愛情符號(意符)篡奪了意指(愛情)的地位,讓戀人們陷入了一個不折不扣愛情符號的叢林中。

更有趣的是,相較於在社會中較不受注意(unmarked)討論的愛情關係,某些類型的戀愛關係在我們的社會中顯得格外引人注目(marked)(Brekhus,1998)。將某些較為特殊和極端的愛情型態過度誇張與渲染的結果,造成人們對於愛情抱有某種不切實際的期待、甚至對於尋常的愛情關係及其本質的忽略。唯有將愛情視為一符號系統、並試著解讀其符號,我們才能夠理解究竟愛情是如何透過社會心理的模式來加以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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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愛情視為一符號系統、並試著解讀其符號,嘗試理解究竟愛情的社會心理模式。
圖片來源:https://goo.gl/Q0r8H1

愛情符號的叢林

有許多習以為常的意符被人們用來代表愛情,可區分為五個主要的類型[i]:語言、象徵物、身體印記、時間編碼、與空間編碼。

1.語言

語言是用來傳遞意義最為抽象但卻最有力的符號。人們透過語言將「愛情」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加以編碼。首先,「愛」(或者是英文的love)這個字本身就被當作是愛情品質最強而有力的意符。談戀愛者總是渴望能夠聽到對方說出「我愛你」;我「愛」你和我「喜歡」你更是被嚴格區分並視為兩種不同層次的情感。其次,戀人們彼此間溝通時所使用的字詞和話語,通常是在和其他人溝通時無法派上用場。戀人們之間的對話總是充滿了甜言蜜語。此外,戀人們有時會以蜜糖、寶貝、甜心、和親親這類的特殊暱稱來稱呼自己的對象。在愛情的符號系統下,「蜜糖」(honey)不再是由蜜蜂所產出的香甜液體,而是代表著某人對於另外一個人極為正面的情感。儘管戀人們會以特殊的方式來和自己的對象互動和交談,人們通常會避免和其他自己所不愛的對象以類似的字眼與對話互動以避免混淆。當人們使用親愛的或是蜜糖來稱呼他人,通常會被視為是玩笑話;或者,更糟的情況是如果造成他人的困擾與不舒服可能被視為不當的騷擾。這也就是為什麼大部分的人必須小心翼翼地區分這兩種類型的對話(與戀人的對話,以及不涉及愛情的對話),以免自己被貼上不忠或花心大蘿蔔的標籤。

 

2.象徵物

許多物品被用來作為愛情的意符。比如說,在情人節時,巧克力就成為愛情的符號:即使不多說隻字片語,大部分收到巧克力這項禮物的收禮者,都能夠清楚地知道透過巧克力所想要傳達的訊息。另一個例子則是紅玫瑰,贈禮者可以肯定他們的情感能夠被確實地傳遞。如今,聖誕節是證明愛情的另一個重要節日,而珠寶,尤以鑽石戒指,更被用來作為象徵恆久不渝、浪漫愛情最重要方式,許多女性期待在另一半求婚時能夠收到一枚鑽石戒指;甚至相信只有Tiffany公司用來包裝商品的淡藍色小盒子和緞帶蝴蝶結才能代表「真」愛。

還有許多其他物品可以用來代表愛情,一旦這些物品被視為是愛情的象徵物,就會被注入愛情的「神聖性」[ii]。舉例來說,有些戀人們會穿著相同的上衣、同樣款式的鞋子、配戴一樣的項鍊、以及使用一模一樣的手機來展示他們之間的特殊關係。這些象徵物品便被注入愛情的神聖特質。倘使戀人中的任何一方毀損了這些物品,另一方通常會感到彼此的愛情也遭到了破壞。更有甚者,假使任何一方將這些富有象徵意義的物品和其他人一塊共用分享時,則代表第三者的介入[iii]。在大部分的社會中,心型被視為愛情的符碼,戀人們在寫給彼此的情書、電子信件、和文件中普遍地使用;而破碎的心型則被用來象徵愛情的終結。

人們往往會計算愛情象徵物的價值來論斷另一半對他們的愛有多深。於是,便宜或仿冒的鑽石戒指有時被認為可透露出虛情假意或對於彼此關係毫不在意。而忘記在特別的節日送上巧克力或是玫瑰也可能讓人起疑。。我們不應貿然地推斷「金錢」是愛情的有效符號,金錢至多只能說是一種準愛情符號(quasi-symbol of love):雖然金錢能夠買到許多象徵物以傳遞戀人們的情感,直接拿錢給另一半,而不是用錢購買巧克力、玫瑰、珠寶等物品,多半會被批評為不夠浪漫或是太過實際。人們的「社會腦袋」(social brains)造成他們將某些象徵物視為是象徵愛情意義的唯一方式,並認為兩者之間存在著絕對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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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物品會被用來作為愛情的意符。
圖片來源:http://www.fashion-premiere.com/?p=10880

3.身體印記

人們還透過自己的身體象徵性地再現愛情。對戀人們而言,打破彼此身體間的隔閡成為炫耀雙方愛情的重要方式。,儘管大部分的人認為口水、汗水和精液等體液很骯髒噁心(無論是我們自己排出的、或是他人排出的),情侶們通常並不介意和彼此交換口水(經由親吻或者分享食物或飲料)、汗水(透過彼此身體的近距離接觸)、或精液等體液(藉由性交過程)。依據不同的情境,情侶們會試圖藉由消除彼此身體間的隔閡,來宣告他們的你儂我儂。

在公開的場合,不乏見到情侶們牽手走路,且經常可以觀察到情侶擁抱與親吻的場景。除此之外,吻痕(俗稱「種草莓」)與唇印則是伴侶不在場時,用來顯示陷入愛河狀態。儘管從醫學的角度而言,吻痕不過只是身體特定範圍的瘀青狀態;但從社會心理的角度來說,吻痕經常地被看作是愛的象徵。而在私人空間中,性交被稱為「做愛」(making love),可以說是完美地再現了多數人們相信「交媾」(intercourse)是個情人之間才能從事的行為,及其所蘊含的意義。於是,對大多數人來說,發生於情人之間的性交是可接受的行為;但嫖妓與濫交卻是難以忍受的:性交通常被視為愛的象徵,金錢交易只是玷汙了這件事情。所謂的「一夜情」或「太快」與他人發生性關係,也經常被大多數人視為是道德上難以接受的行為;因為他們假定了這類性伴侶之間並不存在著愛(或只存在著「虛假」的愛),有損性交作為愛的符號所具備的價值。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許多人,並不知道該如何拒絕他們伴侶對性的索求:許多人固執地相信性交象徵著愛情,而一方拒絕性交只是證明了這兩人之間已經無愛了。共享食物、飲料、接吻、牽手、擁抱、和性交全都是愛情的文化符碼,且情人間不應拒絕這些行為;多數人無法忍受和不愛的人發生上述行為。當一對丈夫和妻子減少性交時,通常是被視為愛情枯萎的警示訊號。

戀愛中的人們也會透過特殊的穿衣風格來編碼(encode)愛情的特殊性質。於是,我們經常會聽到某人獲得以下的評語:「你今天穿的洋裝真漂亮,你今晚一定有約會吧?!」這就是說,人們假設當某人精心打扮時,這也是一種愛的象徵。我們也不乏聽到「你是不是談戀愛了?你最近看來容光煥發呢!」。有些人甚至將戀愛對象的名字或臉孔以刺青的方式留在自己身上;對這些人而言,這是另一種將他們的戀愛對象烙印在身體上的方式。

儘管性工作者和他們的顧客發生性關係,但大多數卻拒絕和他們的顧客接吻:對他們來說,接吻意味著「真愛」。人們對於身體可以做為愛情象徵的執著,甚至也被「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到法律當中:根據台灣的民法,法官們決定一對夫妻是否應該離婚的關鍵證據之一,就是一方能夠證明兩人已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發生性關係。換句話說,很久沒有性交是雙方不再愛對方的證明。

 

4.時間作為符碼

時間也被運用來做為傳遞愛情的符碼。儘管我們避免過晚聯繫他人,但隨時聯繫我們的情人是相當尋常的一件事。情人們總是努力地將周末時段保留給彼此去共度,我們通常必須和他人事先敲定碰面的時間,(卻總是可以很臨時地、在最後一刻(“the last minute”)才邀請我們的情人。而約會的頻率(frequency)和持續時間(duration)也是情人之間的愛情象徵符碼:高頻率和長時間的約會代表了愛的情感,與此相反地,低頻率和短暫的約會則通常象徵著冷卻的愛情。而在通訊軟體與手機app盛行的這個時代,兩人傳送訊息的頻率、傳送訊息的時間點、以及讀取訊息之後回覆訊息的速度,在在也都成為兩人感情濃淡的判準。

願意為情人耗費自己的時間,也是重要的愛情象徵。雖然珠寶和鮮花是傳遞愛情訊息的重要物品,有時沒錢的人也還是可以透過花費時間來彌補物質層面的匱乏。所以,人們往往在得知自己的情人花費了很長的時間親手製作禮物來贈與自己而感動不已。除此之外,安排自己的時程表只為了和情人見面也是一種傳達愛意的方式。比方說,取消和同事已經約定的晚宴、而和情人一塊看場電影確實能夠讓另一半感到快慰。在愛情的符號系統中,「時間就是金錢」(time is money)這個諺語應該被取代為「時間就是愛情」(time is love)。更有甚者,「王寶釧苦守寒窯十八年」這個經典的中國愛情故事,便是描述了一位妻子如何體現了兩人之間的「真愛」。同樣地,在西方文化中,潘妮洛普等待丈夫尤里西斯十年的故事,也同樣以等待來編碼愛情的象徵學(symbology)。

時間作為愛情符碼的另一個面向是,情人們多半會重視彼此之間重要事件的週年日,舉凡兩人初識的日子、兩人的結婚紀念日、以及彼此的生日。某些伴侶甚至要求自己的另一半記住兩人初吻、初次牽手、第一次發生親密關係等值得紀念的「特殊」日期。耗費心力去慶祝這些「週年日」成為另一種愛情的象徵;忘記慶祝則往往被當作是兩人愛情褪色的徵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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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們多半會重視彼此之間重要事件的週年日。圖片來源:https://goo.gl/jjbo6M

5.空間作為愛情符號

愛情也藉由空間的面向被加以象徵化。情人們彰顯彼此愛情的方式之一,就是讓自己所愛的人進入自己私人的空間。在未結婚的情況下同居、或是結婚之後居住在同一個屋簷底下都是愛的象徵(儘管在愛情的領域中,對大多數的人而言,婚姻想當然爾地更能體現兩人彼此承諾的決心)。住在一塊通常代表著能夠接受對方進入到自己的私人領域,情人們生活中的重疊性愈高則彼此所擁有的隱私也就愈少。情人的照片被放在皮夾中,成為手機的桌布,或者出現在辦公桌上。為了證明自己的真心,情人們有時還必須誠實告知對方網路購物帳號的密碼、電子郵件信箱的密碼等[iv]。情人們往往得向對方一五一十地說明每天行程的細節、雞毛蒜皮的小事;有時甚至得允許對方檢查他們的私人物品以消除疑慮。很少人能夠忍受自己所不愛的人「入侵」(invade)自己的生活、或是「騷擾」(harass)自己的隱私權:我們所不愛、但卻刻意闖入生活的人是「跟蹤狂」(stalkers);但當情人採取相同的舉措時,卻是感到窩心。

有時僅僅只是「沒有第三者存在於同樣的空間」,也能夠代表愛情。和不適當的人獨處一室則常引起遐想與非議。當不同性別的學生在自己的辦公室進行討論時,許多大學教授會刻意地將辦公室的門打開。也就是所謂的「孤男寡女不可共處一室,以免有瓜田李下之嫌」[v]。換言之,經過社會化的人們都很清楚,當兩個人獨處一室或者相約前往某些「浪漫的場所」通常就傳遞著愛情的訊息。

 

 

穿越愛情符號的叢林

個人們透過社會化知悉如何使用愛情的符號。愛情符號(意符)與愛情(意指)兩者之間的關係是人為建構的結果,人們必須透過學習才有可能知曉與掌握這些愛情符號所代表的意義。未經完整社會化的幼兒就不可能知道如何「解讀」心形與骷顱頭形狀兩者所象徵之天差地遠的社會意義。此外,年幼的孩子經常透過惡作劇或者過重的身體觸碰(如扯辮子)來傳遞愛的訊息。正因為我們必須使用冗餘(redundant)的符號來展現我們的愛情,即使是成年人也不斷地經驗著愛情符號的持續社會化。在手機通訊軟體盛行後,人們學會必須盡快回覆情人傳來的訊息;而「已讀不回」往往象徵著落花有意、流水無情。仍然有許多成年人不知道如何透過適當的愛情符號來為自己代言,於是有許多的雜誌專欄甚至是專書被用來傳授讀者應該如何替自己的情人選購禮物,或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適當地與情人互動等知識;也有許多的廣告試圖說服觀眾它們所販售的商品將有助於買家大膽與有效地表達自己的愛意。

社會化的人們往往也會將某些道德規範的標準加諸在愛情符號之上。人們需要學會並知悉愛情符號,以避免自己會不小心地將負面訊息傳遞給自己的情人,又或者錯誤地將愛情的訊息傳遞給自己不感興趣的對象。在台灣選擇鞋子當作禮物意味著「我希望你走」,而贈送梨子則因為諧音而代表「分離」。無法適當地使用象徵符號來傳遞愛情有時會引來懲罰。不和情人共度寶貴的周末卻沒有給個合理的解釋時,可能會被對方責怪是自私或者不忠;不和情人分享私人空間時則可能被懷疑是有第三者介入;而在特殊的日子卻沒有贈送禮物則會被指控為小氣吝嗇或者無情。

愛情符號在不同的脈絡下並不具有一致的意義。在某些文化中親吻臉頰或者牽手意味著超乎友誼的正向情感,而在另外的文化中只是社會禮儀的一環。當某些人將性交視為是明顯愛情的象徵時,娼妓與「花心大蘿蔔」則拒絕這樣的論述。愛情符號的世代差異也透露出符號的意義會根據不同時期而有所改變,在傳統社會中,擁抱經常代表著情人之間的愛情,在現代社會中,擁抱往往只是普通朋友之間打招呼的舉動。儘管某些年長者認為高頻率的聯繫與共享食物意味著愛情;年輕族群可能認為這些只是普通朋友之間從事的行為。

從愛情符號來分析,不難理解有些人為何對於結婚的各項排場如此重視;對於婚戒的品牌、鑽石的大小、實際的價格那麼費心;以及對於臉書上頭的交往狀態這般執著。這些都是錯誤地將愛情的意符視作愛情本身。更有趣之處是所謂的愛情本身的確就是得透過這些象徵符號才能加以再現,才有可能被情人們捉摸。這些愛情符碼構成了迷宮般的符號叢林,讓人們有時宛如陷入迷霧、難以穿越。往往是苦了陷入情網之人,但許多人們仍對此甘之如飴[vi]。本文指出認知社會學的取徑讓我們得以理解愛情符號的社會建構性,愛情符號僭越了愛情本身,搖身一變成為某種不同於日常凡俗(mundane)的存在[vii]。也因此,人類社會從古到今、無論西方東方,都有著無數的歌曲、戲劇、詩詞、繪畫等各種作品試圖勾勒雋永的愛情!

 

 

 

註解

[i] 在此我並不試圖窮盡所有可能被運用的愛情符號,僅提供多元的例子以利討論。

[ii] Nippert-Eng在她的研究中提到午餐的便當也可以被視為是愛情的象徵,她提到:「…午餐的愛心便當…是專門針對被愛者的喜好所精心準備…有一票男性甚至成功地讓他們的伴侶陷入一場競賽,每天絞盡腦汁地透過自製的愛心餅乾來互相較勁」(1996:94)。

[iii] Mary Douglas (1996) 用「心理髒污」(mental dirt)這個概念來描述當被其他和自己不同類屬的人或物所威脅時,人們內心所萌生的感覺。這樣的概念可以被用來幫助我們理解第三者為什麼會被視為在一種社會心理的意義上「玷汙」了愛情及其象徵物。更重要的是,用來「淨化」所謂髒污(第三者)的儀式,通常是把戀人們之間那些被汙染的物品丟棄、又或者是將電腦或手機內由第三者所發送來的簡訊或信件完全刪除。又,我們也不該忘記,所謂的第三者也會試圖利用愛情符號來傳遞他或她的愛意;在此我只是想指出戀人間愛情符號的排他特質

[iv] 換言之,允許對方進入自己的網路虛擬「空間」。

[v] 然而,這種道德規範的限制顯然並非平等地適用於男性和女性。通常,若一個已婚女性和另一位男性獨處一室所引發的負面後果要來得嚴重許多。

[vi] 甚至,新聞事件時有所聞的「恐怖情人」,其實往往也就是錯誤解讀愛情符碼、或者是過於堅持愛情符碼所造成的悲劇結果:比如,震驚台灣的台大宅王當街砍殺女友事件(http://www.ettoday.net/news/20140923/404487.htm),以及男子癡纏跟蹤女性多年事件(http://www.ettoday.net/news/20150609/518616.htm)等。他/她們或許過於堅持要侵入對方的私人空間、或者認為對方不再遵循愛情符號等,因此採取激烈的手段試圖加以「矯正」。

[vii] 也於是,「不愛江山愛美人」這種對於愛情的追索,在古今中外都沾染上一層風雅與不俗。

 

 

 

 

參考文獻

羅蘭 巴特(Roland Bathes),汪耀進等譯,2010。《戀人絮語》。台北:商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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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利西 貝克(Ulrich Beck)與伊莉莎白 貝克-葛恩胥菡 (Elisabeth Beck-Gernsheim),蘇峰山等譯,2014。《愛情的正常性混亂:一場浪漫的社會謀反》。台北:立緒出版社。

安東尼 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周素鳳譯,2001,《親密關係的轉變:現代社會的性、愛、慾》。台北:巨流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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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ppert-Eng, Christena E. 1996. Home and Work: Negotiating Boundaries through Everyday lif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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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帽的歷史社會學──從「真田紐」談起

苗延威/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日本NHK電視台於2016年製播的大河劇《真田丸》,今年三月間在台灣緯來日本台播出,不久前才下檔。該劇由堺雅人、草刈正雄、大泉洋、長澤雅美等人主演,內容講述日本戰國時代後期的著名武將真田幸村(信繁)(1567-1615)與父兄的故事。劇中第39回「歲月」中提及真田幸村發明了「真田紐」(緯來日本台翻譯成真田繩),我想從這個特別的物件來說一個關於其後三百年「大甲帽」及各種草帽站上全球時尚舞台的歷史。從真田紐到大甲帽,這個打啞謎般的聯想,多多少少仿效了卜正民(Timothy Brook)觀看維梅爾畫作的方式,他在畫中看到許多小地方和小事物,它們雖然只是幽微地透露某種間接的關連,然而,用卜正民的話來說,其中卻「隱藏了遙指更雄渾歷史力量的線索」。[1] 串起這些小地方和小事物的,我相信,就是一種社會學的歷史想像。

◎真田紐和麥稈真田帽

話說,石田三成兵敗關原(1600),加入石田陣營的真田幸村與父親真田昌幸遭德川家康流放紀伊國九度山村;昌幸後殁於此,幸村則待了十四年之後離開,前赴大坂為奄奄一息的豐臣秀賴政權效命。在九度山村的流放歲月裡,真田一家過著物資匱乏的生活,直到他創造出真田紐,將技術賣給村民,從中抽取利潤,經濟狀況才有所改善。這是他演繹自故鄉用以「捲刀柄」的紐繩,在武士的世界裡,頗有賣點。關於這個名稱,一說這是真田幸村本人的要求,又有一說是這個編物在大坂等地流傳開來,乃是由於「真田」善戰之名,又隱含著對豐臣和真田的悼念,同時委婉地表示對幕府政權的不滿。不論如何,這個帶有政治抗議色彩的土產,竟在德川幕府倒台後不久,因緣際會地躍上了全球時尚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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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田丸》中,真田幸村(堺雅人飾)手持真田紐的一幕。翻攝自緯來日本台2017/3/17

 

1872年(明治4年),有位叫川田谷五郎的橫濱町役人,眼見洋人戴的夏帽似乎蔚為時尚,可以運用真田紐編就,因此進行產品研發,創造了日本製的歐風草帽,名為「麥稈真田帽」。[2] 這項新產品出現在維新政府宣布散髮令(1871)之後,為實行斷髮的民眾提供一個佩戴新自我的選擇。搭配正式西裝的冬季禮帽,是明治維新後日本裁縫師取法西方的圓頂毛氈硬禮帽(bowler hat),製成日式的「山高帽」,材料是羊毛氈,價格不菲,屬於高檔貨,尋常人家消費不起。相對的,夏季的麥稈真田帽則價廉輕便,又具有歐洲文化氣息,深受十九世紀末日本人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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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稈真田紐及其製品,前方平頂圓帽即為真田帽。
圖片來源:《岡山県案内写真帖》(1926),https://goo.gl/Eqypv8

 

幕末/維新時期的江戶(東京),跟晚清上海租界類似,是個充斥著西洋文化刺激的世界,洋服、洋食、洋房等等「洋貨」無不挑戰與挑逗著當地人民的感官,而日本民間社會應對這些源源不絕的新鮮洋貨的方式,包括無止盡的傳散、拼湊和模仿,都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體驗到全球性之後的「創造性挪用」(creative appropriation),也是一種意義仿生、轉譯和誤譯的過程。[3] 雖然人類服飾與佩件的樣式均有其歷史發展過程,仿效外國時尚固然是重要因素,但在對十九世紀末許多非西方民眾來說,洋服洋妝都是透過外貌的改換以展示「現代」的手段,迅速而實際地對身體自我(body-self)進行文化轉形與轉型。在這個過程裡,移植進來的歐風物件,或多或少已被仿造物抖落了它們原有的文化意含,與此同時,被召喚參與仿造的地方物件,則梳攏出新的意義脈絡:例如,用於纏捲武士刀柄、綑縛茶道具桐箱或經文箱的真田紐,本是道地傳統文化的配件,如今則成為編製外來形制的帽子,以異文化之姿戴在本地人頭上。於是,在這一系列打造「新身體」的歐化「時尚性」方案裡,菁英階級的「山高帽」和平民階層的「麥稈真田」帽,共同打造了十九世紀日本人頭頂上的現代性配件。

運用傳統手工藝技術與在地纖維物料的麥稈真田帽,和諸多「在地化的洋貨」雜揉了地方傳統和西方元素,是誕生於社會變革之中的新興產業。此後,歐式草帽不僅進入日本,豐富了麥稈編織的品項,還經由日本的殖民統治,催生了台灣的洋草帽產業──大甲帽與林投帽。不過,在討論台灣帽子之前,且先讓我聊一下歐美流行的草帽。

康康帽和巴拿馬帽

十九世紀晚期流行於歐美社會的男性草帽,大抵分為兩大類:康康帽(Boater hats,法文為Canotier,日文稱為カンカン帽)和巴拿馬帽(Panama hats)。康康帽的材料為麥稈,原型據說來自英國海軍士兵,但讓它成為時尚佩件的,是當時在西歐興起的夏日戶外休閒活動,例如遊艇宴飲、舞會、野餐等等。這種與「遊憩」概念相結合的草帽,受到新興都會中產階級和專業人士的歡迎,在雷諾瓦(Pierre-Auguste Renoir)的畫作中,即經常出現巴黎青年男女在休閒聚會的場合中頭戴草帽的場景。依帽材、形狀和歷史脈絡來看,川田谷五郎製作麥稈真田帽時參照的洋帽,很可能就是康康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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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巴拿馬帽,它的材料不是麥稈,而是一種叫做toquilla的棕櫚樹葉,主產地在厄瓜多爾,但以巴拿馬為集散地,轉運銷售到美洲和歐洲,故得其名。[4] 它的風行,主要與美洲勞動階層有關,一說是1848-49舊金山淘金熱時,來自中南美洲的淘金者,人手一頂這種輕便通風又便宜的草帽,從而在來自各地的淘金者傳開。後來美國修建西部鐵路時,這款草帽也在工人之間廣為流行。另一說則與耗時33年(1880-1913)修造的巴拿馬運河有關,當1904年美國接手興建工程之後,老羅斯福總統前往視察,當地人送他一頂草帽,被他稱為「巴拿馬帽」,隨之流行全美。也許這些說法都有一部分正確,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大規模的工程活動陸續在美洲大陸進行,湧現了大量的中南美洲移工。他們人手一頂的草帽,反過來又在歐美市場帶動流行,由勞動者的裝束一變而躍升為二十世紀新興的全球時尚。[5] 後來經由日本輸出的台灣草帽,為了打入美國市場,就稱做東洋巴拿馬帽(Toyo Panama hats),強調品質不輸巴拿馬帽,但更為經濟實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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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甲帽和林投帽

日本統治台灣後不久,台灣就興起了自已的草帽業。以藺草編織工藝為基礎發展出來的藺草帽,雖以苑裡為主要產地,但因經由大甲傳銷島內外,所以被稱為「大甲帽」。以台灣海濱常見的林投樹葉為原物料的草帽,則稱做「林投帽」或「淡水帽」。[6] 在1900年代,大甲帽與林投帽都與其他本島各式地方特產一樣,是日本內地勸業展覽會的常客,有時並稱為「東洋巴拿馬帽」或「台灣巴拿馬帽」。[7] 1910 年代兩岸漢人斷髮風潮帶動草帽產業蓬勃發展,此時的國際銷路也大開,銷售量從中國辛亥革命後的一百多萬頂,到1915年後台灣總督府將斷髮納入保甲規約的兩百五十萬頂,再到1916-19年間更高逹三百萬頂,呈現供不應求之勢。[8]

這個驚人的銷售量意味著大量勞動力的投入。草編是一項相對較不費力而且技術門檻較低的農村副業,當草編產品在市場上具有一定的價格與通路時,為了貼補家用的婦女和女孩,便成了撐起產業的勞動大軍。在歐洲即是如此,以英國來說,草編業自十八世紀已有相當發展,而且被視為是一項女性職業,1818年的一份國會報告說道,從事草編的家庭裡,妻子和小孩賺的錢往往比丈夫多。[9]

大甲帽產業的崛起,同樣有賴地方女性和兒童勞動力的投入。源起據說是在1897年,苑裡辦務署署長淺井元齡發現當地婦女洪鴦的藺草編蓆技術優異,要她試編草帽,並傳授技藝給其他婦女,其後更將藺編草帽商品化,由大甲商人推銷到日本。1906年的一篇報導說道,苑裡女孩於十二、三歲時,即開始學習編藺,編藺女孩每天估計即有一、二十錢的工資,至「成人藝成之日,一日可得製造資數十錢,或至一圓」;在當時,只要家中有人從事帽蓆的編織,就夠維持整個家庭生計。[10] 不過,勞動產值和身價的提高,並未讓她們因此享有較高的家庭地位,根據一些口述歷史的記載,蓆編技藝反而苑裡婦女的生活更加忙碌辛苦。[11] 由於婦女們仍需顧及家務勞動和農務工作,因此草帽編織以自家為主,趁農閒時或是白天農務工作告一段落之後的餘暇才能從事編織。有時甚至需要在夜間趕工,最初僅能藉著燭光工作,後來,到了1912 年,草帽單價飇高的年代,大甲一帶因為帽蓆產業利潤可觀,使得該地成為中部早先供電的街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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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甲帽的編帽勞動。圖片出處: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檔案館,http://archives.ith.sinica.edu.tw/collections_con.php?no_2=2

 

除了大甲帽之外,林投帽在1900-1910年代也是很受市場歡迎的產品。投資林投帽業的日本人在剛開始時,運用了監獄受刑人的勞動力,使得他們在經營上佔了很大的便宜。林投帽的發明者據說是彰化監獄的日籍官吏,他最早利用受刑人勞動力來生產。[13] 由於頗受市場歡迎,台中、台北、台南、嘉義、宜蘭等地監獄,紛紛起而效尤,進軍當時已然成形的草帽市場。當然,光憑監獄勞動力仍撐不起這項產業,女工仍然是草編業的主要支柱。台灣女革命家謝雪紅在她的口述自傳《我的半生記》裡,非常仔細地描述了她在1910年代前半,跟著母親幫忙處理「林投絲」論件計酬零工的經歷,當時她的年齡是10-13歲左右。林投葉纖維的從到野外割下葉肉到抽取纖維之間的程序相當繁複,包括割葉、裂葉、沸煮、剥除葉肉等,基本上仍需要男工,或熟手女工,謝雪紅還小,做的就是敲林投絲的工作,屬於較前頭的工序。[14] 老板收購好林投絲後再分給家庭婦女編帽子。依謝雪紅的說法,編帽子需要勤勉、手巧的人才能勝任,一頂普通的帽子,大概要一至三天的工夫,工資約七、八錢至一塊,如果採用特別潔白細長的林投絲編製的上等帽子,工錢一頂就有三、四元,那更須要有好的技術,且要花更多的時間才能編成,「這是當年婦女最能賺錢的工作。」[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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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林投帽的女工。出處:台灣總督府殖產局,《林投帽製造業調查》(1915),書內寫真圖片

 

台灣草帽業在戰爭時期因為國際航線斷絕等因素,外銷停頓,轉為內銷,並成為國家軍需工業的一環,製作軍用夏帽。為了挽救出口下滑的困境,日本政府曾試圖推行若干輔導措施,包括成立「台灣帽子興業株式會社」、「台灣帽子同業組織聯合會」等團體,並廣辦講習課程、舉辦展覽會、進行市場調查、向外國進口商宣傳、參加國際貿易商展覽會等等,因此在1941-42年的惡劣國際局勢之下,台灣帽子仍能外銷258萬頂,苑裡草帽的產值甚至高達一百萬圓之多。[16]小池金之助在《台湾帽子の話》(1943)裡即收入了數張「台灣帽子同業組織聯合會」前往泰國等東南亞地區推廣台灣帽子的海報,而這也意味著「國家」已經成為支撐台灣帽子市場的要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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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帽子同業組織聯合會」的宣傳海報。
出處:小池金之助,《台湾帽子の話》(1943),書扉內頁。

 

◎做為現代性配件的草帽

在新舊時代中掙扎的東亞人民以改換西服當做脫胎換骨,象徵著身體自我與「現代」並進;借用Susan Hiner的概念,短髮與西服因而都算是他們的現代性配件(accessories to modernity)。在Hiner的研究裡,十九世紀法國女性用以表達優雅品味的服飾物品或時尚配件,例如絲絨、開什米爾羊毛、蕾絲等等,均具體而微地成為「現代性」的物質象徵,其運作邏輯則是,這些物品由於鑲嵌在帝國擴張、文明禮儀要求、加速的社會流動、性別化與階層化的社會實踐、商品文化,以及名媛貴婦身兼消費者與社交附屬品的弔詭位置之中,因而調和了異國情調與端莊優雅、流行商品與精緻藝術之間的距離,又不失其「配件」的屬性,使得配戴它們的女性,既是展示的主體,又是被展示的客體。[17]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洋草帽呈顯出一種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同時具有資本主義化的工具理性,又具有殖民主義式的物質文化挪移與生產/消費依賴關係。殖民現代性傾向卸除傳統符碼、拼裝帝國符碼,所以在感官屬性較強的文化技術層次上,可以達到快速「裝潢」的目的,讓人輕易地就看得到、聽得到、吃得到、聞得到、摸得到「新時代」的物質性(materiality)。而這些感官文化,又交織成為一幅「自成一系」的歡愉經驗和品味,例如飲食、服飾、空間、移動、音樂、繪畫等等,召喚著個人在某個部分產生相應的認同。而這些物質性、感官性的召喚,又不可避免的要以身體為媒介,進行著不同於傳統體驗的消費和刺激。即使是最具有流行特性的消費形態裡,重複或習慣化都是消費活動最重要的特質。這種因為身體的要求而產生的慣性,反過來又促使感官商品以細緻的差異創造風格化的系列品項,共構一個快速、多重、雜揉的感官世界。[18]

以本文特別針對的帽子而言,如同Diana Crane指出的,帽子是1960 年代以前西方男子最具秀異性的衣著物件。[19] 相當程度上,這是因為它的價位適中,比起西裝和大衣更能提供一種理想的社會條件以消弭傳統的階級差異,同時又能夠彰顯特定的社會層級。尤其,草帽的原料雖然便宜,但是精巧細膩的手工技藝卻可以幫它們加值,使之產生出獨特的「平價時尚感」,對於想望著用少量花費即可沾染現代性氛圍的消費大眾,這是一種時代的誘惑。若說現代性認同誕生於摸索與迷惘之中,那麼,仿造的洋草帽,既滿足了形式上的「鏡中自我」,也擺脫了其他殖民現代性指標物件往往要求的階級條件,讓大多數人都有機會以平易近人的價格和極具在地色彩的材料,佩戴「現代」和「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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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 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黃中憲譯,《維梅爾的帽子》(台北:遠流,2009),頁22。

[2] 麥稈可以製成洋帽,連接農村作物、農閒人力與國際市場,吸引了不少地方投入發展麥稈真田業,尤以岡山縣最為積極,見戶川專治,《岡山縣の真田》,岡山縣淺口郡:岡山縣真田同業組合;中野謙一,1899,《石川縣農會報告》(金澤:石川縣農會,1917)。除了麥稈之外,日本人也開發不少新材料來製作和販售「真田帽」此一時尚商品,例如利用白楊樹、柳樹或檜木樹皮製作的經木真田帽,以及利用苧麻製作的麻真田帽。沖繩則有編織林投葉纖維的阿檀帽(或稱阿旦帽)。

[3] Frank Dikötter, Exotic Commodities: Modern Objects and Everyday Life in China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4] Martine Buchet, Panama: A Legendary Hat (London: Assouline, 2004);Tom Miller, The Panama Hat Trail (NY: Random House, 2001);Jonathan Steffen, The Panama Hat (London: The London Magazine, 2012)。

[5] 另外,在1860年代,美國因南北戰爭期間牛肉需求量增大,而橫越大陸的鐵路貫通又使得西部牛隻可以快速東運,但有賴牛仔將大批牛隻護送至辛辛那提等轉運車站,從而提升了牛仔的形象,專業的牛仔帽亦應運而生。關於美洲牛仔的歷史,見Richard W. Slatta, Cowboys of the America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6] 同樣以林投樹(即露兜樹pandanus)葉纖維製成帽子的,還有沖繩的阿檀帽和夏威夷的 lauhala帽。林投樹葉對太平洋島嶼民族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纖維來源。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外長2003年來訪時,贈送本國一幅林投纖維編織的貝殼壁掛,而後該國總統2006年來訪時,則帶了林投纖維編織的圓扇和桌壂做為禮品;吐瓦魯總理2008年來訪時,亦致贈林投纖維編織的蓆子。上述友邦禮品均收藏展示於國史館,其圖樣可見國史館印行的《總統的禮品》(2011),頁161-164。

[7] 相關報導可見《台灣日日新報》1908 年11 月25 日,「審查報告(續)」;1910 年11 月29 日,「群馬共進會受賞者」;1911 年2 月6 日「製產博覽會之出品」。

[8] 小池金之助,《台湾帽子の話》(台北:台灣帽子同業組合聯合會,1943),頁4。

[9] Eileen Wallace, Children of the Labouring Poor (UK: 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 Press, 2010), p.55.

[10] 《台灣日日新報》1906 年7 月10 日,「苑人植草之言」。

[11] 陸佳暉,《紀錄.編藺人:台灣苑裡地區藺草手編技術及工藝發展調查研究》(苗栗:苑裡鎮山腳社區發展協會,2010),頁20。

[12] 王景怡,《日治時期大甲地區帽蓆產業的產銷特色》,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2008),頁61-63。

[13] 《台灣日日新報》1902年9月2日,「林投製帽」。

[14] 謝雪紅,《我的半生記》(楊克煌筆錄、楊翠華印行,1997發行),頁52-53。

[15] 謝雪紅,《我的半生記》,頁54。

[16] 陸佳暉,《紀錄.編藺人》,頁13-14。

[17] Susan Hiner, Accessories to Modernity: Fashion and the Feminine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Philadelphia, PA :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0).

[18] Arjun Appadurai著,鄭義愷譯,《消失的現代性:全球化的文化向度》(台北:群學,2009),頁96。

[19] Diana Crane, Fashion and Its Social Agendas: Class, Gender, and Identity in Clothing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p.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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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政策作為日本地方治理新模式

張正衡 /台灣大學人類學系

近來,日本安倍內閣所推行的「地方創生」政策,開始在台灣引起注目。從九O年代的社區總體營造開始,台灣經常都受到日本社會發展方向的影響與啟發,因而這次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大動作地投入人力與資源,推動地方發展,自然也容易受到矚目。不過,如果只是認定日本政府長期以來一貫重視鄉村與農業發展,而「地方創生」正是這個傳統的又一次優質表現,恐怕就有點低估了日本地方政治的複雜度與「地域」政策的歷史脈絡。

地方創生政策的目標

此施政計畫的目的是要解決三個困擾日本社會的問題:勞動力人口的減少、人口過度往東京集中、地方經濟面臨發展困境。新成立的創生總部將致力於地方人口的回流工作,力圖在地方創造就業機會,打造能讓年輕一代成家生子育兒的環境。

【日本的「地方創生政策」,可以開拓日本的未來嗎?】

不同於先前的發展策略,「地方創生」的基調是由地方自行設定發展計畫與目標,而由國家來支援地方進行。支援的方式主要是透過提供「地方創生交付金」給申請的地方團體,給予他們發展地方產業時的具體援助。同時利用「地方創生」跨部會的性質,整合不同行政主管部門的資源來發展複合式的產業(例如,結合農林水產省的農村發展與厚生勞動省的高齡者照護預算,共同發展長照園區等)。最後,在地方層次則鼓勵「產官學金勞言」的多行動主體之間的合作提案,也就是要讓在地的產業、政府、學界、金融、勞工與媒體都共同投入「地方創生」事業的行列。

政治經濟脈絡中的地方創生政策

「地方創生」看起來大刀闊斧地建立了許多新制度,但對於日本的地方基層來說,仍有許多似曾相識之處。其實自明治維新以來,乃至大戰後的經濟復甦起飛過程中,東京與其他區域的發展落差始終是官僚與知識份子檢討的重要對象,並非當代所獨有。此外,在戰後的數次國土計畫沿革中,區域平衡與地方都市發展一直都被視為規劃的重點項目,而中央對於地方發展的經費支援也構成了這些開發計畫的財政基礎。

但是以上的這種中央支援地方的關係,到了前首相小泉純一郎執政後(2001年),開始出現斷裂。小泉開始大力推動「構造改革」,大幅削減分配給地方政府的分配款(地方交付稅),導致許多地方公共服務的撙節與停擺。這樣的舉措在地方社會(特別是偏鄉)中造成了巨大的衝擊與怨氣,累積到了2009年,成為自由民主黨輸掉大選、失去政權的一個關鍵因素。

安倍作為自民黨在三年後(2012)重返執政後的首任首相,必須重新思考取消補助地方財政的政策,重新擬定地方治理手段與策略。可是,安倍也曾是小泉的內閣閣員及其理念支持者,若要重新擁抱中央補助地方發展的政策方向,似乎顯得有點突兀。但就在這時,社會出現了一波關於地方消滅論的爭辯,讓安倍可以順勢改變政策走向。

日本「地方消滅論」的爭辯

2014年8月日本出版了一本題為「地方消滅論」的新書,並隨即熱賣。作者增田寬聲稱:目前東京一元獨大的狀況若無法遏止,則全日本的人口會持續流向東京,形成所謂的「極點社會」。地方上能生育的女性人數過少,因此未來有近900個鄉鎮市,可能在2040年之前,因為無法維持其社會生活的基本機能而消失。

增田提出的地方消滅論引發輿論譁然之後,也引來幾本書的回應。在「地方消滅」出版後四個月內就發行的「農山村不會消滅」,就是反對地方消滅論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小田切德美相信山村集落的韌性,從實際的山區偏鄉社區參與觀察中,他發現這些在數據上被歸類為「限界集落」、「人口過疏」或「有消滅的可能性」的小村子,並未如統計數據上定義的那樣,容易失去社會生活的活力與機能。他因此主張農山村的消滅是個假議題,而主政者應該協助這些弱勢聚落財政,讓他們尋找願意回歸田園、在地長期居住的新成員,才能夠開創新的可能性。

【增田的「地方消滅論」,引起日本社會廣泛討論】

另外一本「地方消滅的陷阱」書中,地域社會學家山下祐介則指出,「地方消滅論」一書的內容具有高度的政治性:除了分析地方人口老化與流失的現況外,也提出應該讓地方人口集中到地方中小型都市,以作為對抗日本繼續往東京集中的「極點社會」的防線。然而,這樣的政策建言,隱含著必須放棄一部分(如果不是大部分)的小型偏鄉聚落而任由其消失的意圖。山下認為,目前日本地方社會面臨的困境,並非完全肇因於這些農山村的經濟或人口問題,而是肇因於政府當初高估當地的公共服務與基礎設施成本,因而快速降低國家對於這些偏鄉的財政支援與資源提供。面對如此錯誤政策造成的地方社會困境,他提出「多樣性共生」的概念,主張透過社會實驗,來驗證各種未來地方社會可能容納各種居住樣態(如從都會移住到鄉村,或者定期往返兩地居住等等)。

另一位社會學家金子勇則認為,增田提出「地方消滅論」的視野已達到「面」的廣度,必須提出同樣全面的論述與之抗衡。而小田切或山下的反駁依據,卻往往像是「點」一般的成功個案,相對容易被駁倒。金子勇批評小田切的討論,過度侷限在農業的領域(例如他對於田園回歸的提倡);批評山下所說的多樣性,在現今的人口結構與社會變遷形勢下也顯得抽象、不樂觀。

不過就「地方消滅」的內容來檢視,其中涉及國土與人口治理的政治論述,需要更仔細地檢視與反省。例如,「地方消滅」一書是以各個鄉鎮市的「再生產力」來界定其「消滅可能性」,而「再生產力」的計算則是以2010-2040間年輕女性(20-39歲)的可能減少比例來推估。這樣的作法不僅將多面向的社會問題簡化為人口學統計問題,在性別或老人學的面向上,這樣的推論也有些問題(另一篇巷仔口文章「人口學知識、生殖科技與少子女化的東亞」就論及此)。在這種具高度不確定性的風險評估邏輯下,讀者被迫得去接受日本的偏鄉小聚落必須被篩選淘汰,以及社會生活必須集中在地方中小型都市的選項,這正是小田切與山下所大力反對,試圖為偏鄉農山村請命之處。

如果就此脈絡來理解安倍內閣的「地方創生」政策,或許地方消滅論的效應可以被視為是一種政治議題(political agenda)的事先設定。一旦議題設定完成後,相應的解決之道似乎也就呼之欲出。增田寬曾是安倍於2007年首次組閣時的總務大臣。在增田的「地方消滅」一書出版月餘、話題正熱之際,安倍就公布了他的內閣改組名單,同時立即宣告、啟動「地方創生」所含括的多項政策與經費計畫。上述的學者如小田切或山下雖然大力抨擊「地方消滅」,但他們對於「地方創生」所能對偏鄉農山村帶來的可能性卻是有所期待,甚至不太認為增田與安倍所談的是同一件事情。

「地方創生政策」作為治理地方社會的新架構

安倍內閣在2014年9月提出「地方創生」政策,為此還創置了特別任務編組的「町・人・工作創生總部(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本部)」與一個稱為「地方創生大臣」的閣員職位,並任命原自民黨秘書長石破茂擔任(2016年8月卸任)。當年雖然已屆2014年底,安倍內閣仍很快地在國會與行政部門通過了相關的法案與計畫,並宣布2015年將為「地方創生」元年。同時,他們也透過由國會通過追加預算和發放緊急交付金的方式,趕在新的會計年度到來前啟動日本各鄉鎮市的地方產業與永續經營之規劃行動,將「地方創生」付諸實行。

「地方創生」終止了日本地方政府在小泉構造改革時期的的財政乾渴,另外引進了一套企業管理模式,來合理化這筆龐大但具道德正當性、民意支持度的政府支出。

【日本的「地方創生政策」是一種新的地方政治治理】
資料來源:www.pref.tokushima.jp/ourtokushima/1507/ura02.html

但就整體的規劃與跨部會的施行規模來看,這個新的施政策略可能並非單用灑錢固樁之類的選舉邏輯可以完全解釋。尋求一個新架構來治理日本的地方社會,並且促進其重新整合,創造自主創造產值的在地創業家聯盟,多半還是安倍內閣在這套笨拙的施政方案下所仍然期待達成的效應之一。而相較於先前的孤立無援苦戰,日本的社區工作者或許寧願在KPI的遊戲對決中,設法謀取自己所需的資源。只是相較於國家所期待的「產官學金勞言」聯盟,地方的小型社造NGO要能殺出重圍,取得申請經費的資格,恐怕就已經得使盡渾身解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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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2.0外一章: 我要在社區自主生活的選擇是什麼?一天只能換兩次尿片?別人每天都可以洗澡,我不行?

周月清/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

 

有別於過去對於障礙者的歧視,將障礙者隔離起來安排住進機構式的教養院(institution)已經落伍,隨著 1960年代人權運動的開展,倡議身心障礙者與一般人一樣平等權利在社區居住與自立生活。截至目前,許多先進國家已經紛紛關掉機構/教養院,停止制式、去個人化的服務。

WHO於2000年也回應1980年代倡議的社會模式觀點,重新定義「障礙」,視障礙不再只是個人的議題,更是社會文化建構的議題,是人權的議題;聯合國也在2006年公布「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簡稱為CRPD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要求簽約國必須修訂相關的國內法案,使障礙者如同一般公民擁有平等的權利,公約涵括五十條,包括擴及身心障礙者各種在經濟、政治、文化、健康、教育、就業、居住、司法、交通、身體、性別、人身安全等等的平等權利,其中也包括公約內的第19條,特別指出身心障礙者有自立生活跟融入社區的權利(living independently and being included in the community),因此簽約國必須提供各種社區式的支持性服務,來支持障礙者在社區裡面得以自主自己的生活。我國雖然不是聯合國會員國,但也在2014年通過「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生活公約施行法」,亦即政府如同簽約國,必須執行公約的要求,每三年政府須提出國家報告,接受國際審查委員之審查,同時民間也提出影子報告作為回應,如同我國針對「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 及兩公約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簡稱) 每三年提出的國家與影子報告審查。

針對第十九條所謂的社區型 (community-based) 服務,國內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簡稱身權法),指出障礙者有權利接受居家服務跟自立生活支持性的服務 (包括個人助理的服務)。居家服務一直以來,就是各國在推動長照最主要的服務,取代過去機構式的服務,無論是過去長照十年或是當前長照2.0,居家服務都被視為是長者在社區就地老化的最主要社區式服務。國外過去障礙者也是使用居家服務,然居家服務對障礙者使用來說限制很多,包括障礙者沒有自主性,或是被削權(de-empowered),因此以個人協助 (personal assistance) 來取代居家服務。

臺灣目前不論長照十年或是長照2.0[1],障礙者年滿五十歲就可以涵括在長照的範疇;而50歲以下的障礙者,使用居家服務則屬於身心障礙服務的範疇,兩者的預算來源不同。依據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十九條,個人協助是障礙者自立生活與社區融入的重要條件(Jolly, 2009)。個人助理(personal assistant; 簡稱PA)是針對身心障礙者提供個人協助(personal assistance, 亦簡稱PA) [2],目的在促進障礙者自立生活與社區融入。 個人助理提供個人協助服務[3]的發展,不只取代居家服務,且也成為各先進國家障礙者自立生活運動的重要里程碑,包括歐盟、北美及東亞的日本等國,在瑞典自1994年甚至已經視為法定服務,屬於社會保險給付之一環。

臺灣針對提供個人協助者,稱為個人助理。個人助理(簡稱個助)在臺灣的發展是來自民間團體倡議的結果(詳見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網站),於2012年放入「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的相關條文 (詳見該法第九章),法定各地方政府有責任提供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如同前述,先進國家障礙者倡議發展的個人協助是為了取代居服,因為居服不好用,障礙者沒有自主性,但是我國的個助服務,卻被要求不能和居家服務(簡稱居服)重疊。

今年(2017)對障礙者在臺灣社會爭取平權,非常重要,因為十月底、十一月初 (30/10/17 – 03/11/17),將有五位國際障礙人權相關人士來台審查我國身權公約的國家報告,並與民間影子報告對話,其中包括第十九條針對障礙者是否和一般人一樣擁有平等權利選擇住在哪裡及融入社區。

以下分享三位障礙者在臺灣社會如何為了和多數臺灣公民一樣,可以自主生活在社區,融入社區的故事。期待受到當前政府積極推展長照2.0的重視,包括今年底身權公約審查的參考。

2017032101

2015國際身心障礙者日活動主標語。圖片來源:https://goo.gl/4W97dG。

 

 

⊚故事一:我要在社區自主生活的選擇是什麼?

YW居家服務媒合不到、個人助理和臨時及短期托育不夠用,每個月自己支出個人協助人力費近兩萬:「我要在社區自主生活的選擇是什麼?」。自付人力費負擔大,壓縮使用時數,造成和個人協助者的緊張關係,誰應該負責?

一位接受訪談的障礙者,YW(年50,移動困難者),需要有人力支持才能在社區自立生活(independent living, self-determination)。她期待的理想人力時數是一天可以有三班制,早上起床時、中午、以及晚上睡覺前,各有三小時(一天九小時、一個月270小時),其中包括可以陪她外出辦理一些事情以及參與社交活動。但是長年媒合不到居家服務 (簡稱居服; home help),目前使用個人助理(簡稱個助; personal assistant)和臨時暨短期托育(簡稱臨短托, respite care)服務,但核下來的服務人力時數不夠,超時使用的時數,她必須完全百分百自付人力費 (包括個助車馬費及臨短托行政費)。目前她只使用最基本、勉強過得去的時數,一天兩班制、六個小時,她除了負擔在核定時數的30%自付額之外,需完全自付超時的人力費,每個月需要支出的人力費一個月一萬八、一萬九,如果碰到颱風天、連假日,她要支付更多,或是當她身體不適住院時,如果需要個助陪同住院,在人力費上的開銷更大。目前人力費的支出,是靠她過去工作所得的小小積蓄及一個月兩千元的障礙津貼,以及罕見基金會的補助。為了節省人力費的開銷,YW目前使用的個人協助已經壓縮到一天兩班制、六小時,因此經常性在個助離去的最後一小時,YW變成很焦慮,交代個助在一小時內做許多事,甚或有時候個助的服務會超時,個助也因此覺得被剝削,兩人的關係也因此受到影響,個助再來提供服務的意願降低,也造成YW尋找個助的困難,而這些影響,對個助、對YW都很無辜,原因出在來自體系的人力支持不足。

YW目前與同是有移動困難的弟弟同住,主要照顧者母親已經逝世 。YW身體狀況每當愈下,YW目前支付個助與臨短托的人力費負擔不小,且支付人力費的壓力只增無減, 加上無法媒合的居服服務無法轉到個助或臨短托,因此只有兩個選擇,一個就是住到機構,一個就是申請外籍看護。

YW分享:「…我人力需求的時間,我有做一個安排,我晚上可以自己躺下去睡覺,可是我沒有辦法自己起身、起床。…刷牙洗臉、上廁所、洗澡、用餐等等…比較理想的狀態是, 早上起床盥洗、早餐,有一組,中午午餐一組,一組是晚上吃完飯後,一直到上床睡覺, 這是理想狀態。可是現實狀況做不到。我調整到勉強可以的狀況,我早上十點才用個助,不一定個助,有人力來的話,早上十點,希望到下午一點,三個小時,三個小時中,從起床、刷牙洗臉、盥洗,直接吃早午餐,早午餐吃完後洗澡,做一些簡單復健,洗完澡後,把衣服洗一洗。因為弟弟(也是障礙者)跟我住,兩個人衣服一起洗比較經濟,個助的精神協助我完成我的社會角色,… 盡量在這三個小時,有時候做不完就是延長三個半小時做完 。晚上六點鐘,再一位個助,讓我再下床去上廁所、買晚餐,有時候有一些家庭的東西要採買,或陪我做復健,一直到晚上九點鐘,讓我上床。有時候陪我外出看病、治療 。個助的服務項目沒有限制很多。…」

針對YW的例子,以下幾個議題,值得我們重視:

一、居服無法和需求媒合、居服的限制

YW50歲以前,負責障礙福利的障礙科居服一個月核給72小時,50歲以後轉到屬於長照服務的長照中心,居服一個月核給85小時,居服核給的時數一個月增加13小時,但還是媒合不到居服。除YW住的地區,就是沒有居服員可以來提供服務,同時居服的限制,還包括在晚上、星期假日、颱風天都不提供服務。

二、個助和臨短托核給的時數不能滿足需求

前述YW媒合不到居服,因此只能使用個助、臨短托服務,兩者服務核給的時數還是不能滿足YW的需求,因此兩者都須要YW自付超時使用。
個助一個月最多只核60小時,一天兩小時,而且使用者要部分負擔30%,當時數超過核下來的時數,則需全額自付,包括個助的交通費也需自己買單。
臨短托服務的規定一年是200小時,一個月16小時,一天半小時。如同個助的使用,在核給的時數下,使用者要自付30%,當時數超過核下來的時數,則需全額自付,包括臨短托的行政費自己買單(行政費一年補助48次,超過次數,每次需自付190元,以及100元交通費,亦即行政費和交通費就須支付290元。如此,加上臨托每小時需支付150元,若每次用三小時,就要740元)。
目前核給YW個助一個月可以使用60小時(一天兩小時),臨短托服務一年是200小時 (一個月16小時,一天半小時)。然而這兩種服務加起來一個月76小時(一天2.5小時),對YW的基本生活需求,即使不出門,時數還是不足。

三、自付人力費的壓力,無形造成障礙者和個人協助者的緊張關係

障礙者在使用這些服務時,由於需要自己負擔經費,在服務使用上精打細算,礙於有限的時間,可能產生焦躁或緊張的情緒,也可能會請個人協助者(如個助)超時工作,或在時間內排大量工作請協助者完成,使得障礙者和協助者的關係和相處氛圍受到影響,彼此關係惡化,因此導致協助者不願再來提供協助,障礙者在人力更缺乏狀況下,更影響情緒和生活品質,也可能讓現有人力更不穩定。而使用者年齡增加及加上身體功能只會更為衰弱,因此人力支持的需求只會成長、需要自付的負擔同樣增高, 使用人力支持時出現的焦慮,以及和個人協助者緊張的關係,惡性循環、有增無減。

四、長照或障礙福利的整合有其必要,包括居服時數可以轉到個助彈性使用

居服不只是人力媒合困難,居服的服務只限工作日及日間,但是障礙者的夜間及假日、包括過年、颱風天,還是要生活,要吃、要上廁所、要洗澡、要呼吸,這些時段的生活怎麼辦?長照可以滿足這些需求嗎?還是只能滿足那些不需要密集支持的使用者,或是只針對那些有非常好家庭關係及健康的家人做後盾者。

個助對障礙者而言是比較可以有自主性,服務也有彈性,但核的時數卻無法滿足需求。

五、長照政策「在地老化」與障礙政策「自立生活、社區融合」的實踐

很諷刺的是:(一)國家長照政策說「在地老化」,不鼓勵住到機構, 使用長照服務,在地老化,但卻無法媒合居服。(二)政府的政策希望我們要用長照服務,不要用外勞,因此使用外勞者,每個月要繳交兩千元給勞動部,其實就是變相懲罰聘用外勞者。(三)回應聯合國身權公約(UN CRPD)第十九條,政府要發展社區型 (community-based)的服務,支持障礙者在社區有自主性的自立生活,但在社區的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卻得不到預算的支持。

YW和你我都一樣,當然不希望被隔離住到機構,也沒有那麼多錢聘用外勞,然而,她還有第三個選擇嗎?

2017032102相關福利政策在實際運作中,面臨時數、金錢等限制。圖片來源:https://goo.gl/25XWH5。

⊚故事二:一天只能換兩次尿片一天24小時,八成要看人家的臉色

CL搬出機構,希望在社區自主生活,但是人力支持不足,一天只能換兩次尿片:「一天24小時,八成要看人家的臉色,八成無法自主生活…以前在機構的生活品質是零分…在機構百分之一百要看人家臉色。」

CL(年40,腦性麻痺),溝通需用溝通板,受訪時有三位個助協助翻譯。住過機構,目前租屋獨立居住,有使用居服、個助。以下是協助翻譯的個助,透過溝通板,逐字稿也經由CL確認過。

 

擔心沒有人力,尤其過年、連假,生活中八成看人家臉色

他(CL) 說自己是居服和個助的使用者,要拜託別人,沒有真正的自主性,生活中最擔心的是人力,尤其是連假、過年時沒有人協助。因為居服和個人協助加起來,時數還是不夠,他覺得很多事情還是需要別人幫忙,要拜託他的朋友,要看人家臉色。另外如果要外出,要特別拜託個助配合。一天二十四小時,八成要看人家臉色,生活上有八成自己是不能控制的,就是不能按照你的意願去生活。相較過去在機構的生活,目前的生活品質,零分到一百分他打75分,以前在機構的生活品質他打零分,因為在機構的時候百分之一百要看人家臉色,百分之百完全沒有自主權。

 

一天只換兩次尿片,經常性濕疹問題

個助目前他一個月使用83小時,核發60小時,多出來23小時要百分之百自費,個助也必須用在換尿布、上廁所、還有吃東西,因為居服只服務白天和工作日。現在用尿片,早上居服換一次而已,就必須等到晚上個助來時才能更換,因此, 一天只有換兩次。一直以來CL有濕疹問題,因為尿布溼了無法即使更換, 尤其是夏天,濕疹問題更嚴重。

 

個人協助(居服+個助)難以滿足需求,每個月人力自費負擔大

CL屬極重度,居服核最高時數90小時(一天三小時),CL屬一般戶須自費是三成,一個月90個小時,自付額是4,700,個助核60小時,60小時內自費三成,超過全額付,一個月2,500。總加起來,  CL一個月在個人協助費用必須支出7,300房租一個月已經7,500吃飯最基本一個月6,000,然後手機費吃到飽要1,300,CL每個月最低開銷22,100 元。

生活要有尊嚴,支持人力必須足夠,還有溝通輔具、住的地方同樣重要

CL說生活要可以有自主性、活得有尊嚴,支持人力的時數須增加,增加到需要的,其自立生活就可以提升到85分,因為溝通輔具很重要。他有很多第一個優先要改善的,除了人力支持的時數增加外,溝通輔具的IPAD溝通板、以及找住的地方。 支持的人力他希望是有二十四小時,才能在社區有尊嚴自主生活。

針對CL的例子,以下幾個議題,值得我們重視:

一、支持障礙者自主生活,社區支持服務發展及資源迫切

CRPD第十九條「自立生活、融入社區」,其制定過程是由障礙者主導。台灣的障礙者也是一樣,都會選擇融入社區並自主生活,沒有人要選擇住到機構。若要讓障礙者可以自己選擇自主性的生活,並融入社區,政府相關政策和預算,也應要朝社區式服務發展,尤其是自立生活的相關支持性服務,回應CRPD第19條。

二、個人協助的人力時數提高,尤其假日、連假、颱風天的人力

再者,當障礙者搬離機構到社區居住,以CL的案例,因為人力支持不足,同時使用服務仍需自付30%,生活品質並不好。值得關注的是,障礙者若遇到假日、颱風天和過年等,尤其遇到連假,會非常擔心人力會不足,可是障礙者日子還是要過,對此,相關單位需要去面對。

三、人力支持的時數及自付額的計算,當配合障礙者老化及生活品質

CL期待要有24小時支持人力,然而目前人力無法達到期待。而個人助理和居家服務的費用,在需自付三成的情況下,每月支持人力費用的支出已經為7,300元,再加上房租、餐費和手機費等支出,一個月最低開銷是22,100元。然而,這樣的負擔,卻僅讓他獲得一天換兩次尿片的生活品質。隨著年紀增加,CL的人力支持需求只會越來越高。如果公部門沒有增加支持人力,他未來經濟負擔只有更高,而生活品質只會退步不會成長。

四、租屋需求的協助,包括社會住宅的規劃,障礙者尤其需要被納入考量

對CL而言,社區居住十分重要。目前CL一個月房租為7,500元,但環境不好。尋找其他租屋又困難重重。障礙者的住屋需求,公部門亦應正視。

五、 輔具:電動輪椅及溝通輔具,建立在個別活動參與及社會角色需求

在社區自主生活,輔具的部分含溝通輔具和電動輪椅很重要。CL跟人溝通互動需要溝通輔具,到目前為止仍沒有適當輔具,使CL感到挫敗,需要透過他人協助翻譯才能和人溝通。而電動輪椅的部分,目前政策規定每五年換一次輪椅,且修繕輪椅的相關器具(如零件、電池)也都要障礙者自己支付。可是如此標準化的輪椅補助規定,並沒有根據個別差異做為考量。如CL的案例,他經常外出賣口香糖,也經常性參與社團相關活動,包括各種社運團體的遊行,電動輪椅的使用頻率非常高,因此輪椅撐不到五年就會有問題。基於此個別差異,在輪椅補助的規定應進行個別化調整,如視其工作角色及活動參與,也回應當前身權法ICF新制鑑定與需求評估的精神。

六、個助人力的低薪和障礙者自付負擔提高的矛盾,對兩者都是不公平,亟待解決

目前居服是一小時200元,可是個人助理一小時為140元(晚近調整為180元),同工不同酬。弔詭的是,個人助理對障礙者而言較好用,因為較有彈性,也不受限於日間或工作日使用,可是民間團體也不敢要求時薪加高,因為目前核的時數只有60小時(一天兩小時),若調高,障礙者會擔心自己負擔的比例也相對提升,尤其當超過核定時數時,需自付百分百。如CL每個月個助需超用23小時,當個助時薪調高,相對的CL負擔加高,但因此壓縮個助的低薪、和居服的同工不同酬,對「好用」的個助人力發展是很悲觀的。加上,目前居服屬於長照2.0服務範疇,長照2.0的預算只會成長,但個助並沒有涵括在內,雖然對障礙者來講個助較好用,從政府的政策而言,卻沒有發展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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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椅補助的規定應進行個別化調整,如視其工作角色及活動參與,也回應當前身權法ICF新制鑑定與需求評估的精神。圖片來源:自由時報,https://goo.gl/hjGcMD。

故事三:別人每天都可以洗澡,我不行

LC(年55,小兒麻痺),使用特製輪椅,自小被教育體系拒絕,從未「入學」,靠自修,關在家40餘年。不得已在機構住了五年,看到同住的住民生病無法立即就醫…感受不被機構工作者尊重,在個助協助下終於租到一間公寓,如願搬出機構。然而,找不到工作,失業中,經濟來源只能靠低收入補助跟租屋補助,目前有使用居服和個助,但是「別人每天都可以洗澡,我不行」。

機構不是人住的地方

當照顧LC多年的父母雙雙離世,LC從家中搬出來,因為租不到房子,只能住到養護中心,住進去後才知道機構以地方狹小為由,規定不能帶個人物品,包括電腦,機構也不提供網路,LC分享說 「機構真的不是人住的地方」。LC說機構不是人住的地方有很多原因,比如「我看到很多人被對待的方式,不在乎你的感受,我就決定一定要離開,再加上機構裡面的種種問題……障礙者不管他幾歲,人家都會把你當成小孩,在機構更是……」。

 個助比較好用,但時數不夠用,支持人力不夠,不能每天洗澡

「重度障礙者當然需要協助,要給他支持……我(障礙者)還沒有得到平等的被對待。譬如,別人每天都可以洗澡,我不行,像我禮拜天就不能洗澡(因為居服員星期日不上班)。 ……居服一個月核給我44個小時, 禮拜天沒有居服,禮拜一到禮拜六,一個小時半或兩個小時。 我的居服大部分就是集中在洗衣服、曬衣服、整理環境,還有洗澡,除了禮拜天沒有。」

「我目前個助一個月核給我60小時,一天只能用兩個小時,我如果只用60小時以內就不用錢,但我的需要是80小時,政府只給我60小時」

「當然是個人助理比居服好用。個人助理時間比較彈性,我可以要求他什麼時候來協助我, 可是居服員就不行。」

經濟生活不安定:有時候一天只吃兩餐

「一個月低收入補助和房租津貼總共兩萬六,房租一個月9,350、要使用氧氣一個月要四千多塊,水費是還好,電費比較高。……(訪員:剩下一萬二,再扣掉你的電費、水費、手機費, 剩多少錢可以吃飯?) 有一陣子就是一天只吃兩餐,維持在一百塊左右。吃飯,我除了下雨天需要有人幫忙,不然的話我就可以自己出去買,帶回來吃。…租屋補助又增加,台北市又多了兩千塊,營建署是四千塊,所以就六千塊,如果以前其實只有四千或五千的時候,就會有點不足,現在是還好,剩個一千塊左右。)

居住地方太小,生活不滿意,因為需要大一點浴室放躺著的輪椅

(訪員:目前對你的生活滿意度你覺得如何?)

「當然不太滿意,我最不滿意的,就是房間的空間,我的體力已經不像以前了,我的浴室是把它打成通舖的,我要進去,我是自己爬進去,我再自己爬出來,生病的時候,或是未來我可能沒有力氣這樣做,如果要繼續這樣獨立居住,需要一個比較大的浴室,就直接把一張單人床放在裡面,目前做不到,因為沒有大的浴室,我去看台北市的公共住宅,木柵的興隆公宅,身心障礙戶的浴室,我覺得很好,完全可以符合我想要用這種方式來生活,可是那個地方,我又租不起。 原住戶,原來特殊身分的人住進去就滿了,外面要住進去就要用一般戶的租金價格來租,要一萬多塊。」

電動輪椅的修繕補助需求

「這台輪椅用了十幾年,十三萬塊,補助七萬塊,政府補助三萬塊,然後我自費要三萬塊。從2002年開始用的,也是有故障。修繕的話,要自己付錢。」

針對LC的例子,以下幾個議題,值得我們重視:

一、早年發生障礙的障礙者被體制遺忘,政府應該跟障礙者道歉,如同跟原住民道歉一樣

LC是1950、60年代的小兒麻痺者,這些早期發生障礙的障礙者被教育制度排除,也沒有福利、健康照顧的介入。像LC在家裡關了40幾年,並非單一個案,其實那個年代出生的障礙者大多如此,沒有接受教育和復健的機會,也未有任何專業人員介入,全靠家庭成員。若非中產階級家庭,從某個角度而言,就是自生自滅。

在這個年代或更早期出生的障礙者,是被國家制度遺忘的一群人,去年(2016)蔡總統代表新政府,向原住民道歉,我們的政府也應該向這一群被體制遺忘的障礙者道歉, 我們真的對不起這群障礙公民。以LC來說,如果當初有接受教育的機會,有接受復健的機會,當初有任何專業人員介入,或許他就是台灣的霍金博士 (Dr. Stephen Hawking, British)。所以我們期待並要求政府像障礙者道歉,一點也不為過。

二、住在機構是不得已的選擇

再者,因為沒有可以負擔得起、完善無障礙設施與空間、足夠數量的社會住宅提供給障礙者,也未有專人協助障礙者租房子,LC沒有其他選擇,只能住到機構。我們也相信像LC的案例不只一個,台灣的障礙者住到機構是不得已的選擇。LC因為懂電腦,透過網路認識其他障礙者、認識了個人助理,才進而使用個人助理協助租屋並住進公寓,搬離機構。可是住在機構的障礙者,有多少人可以像LC這樣?對此,我們必須重視,住在機構的障礙者不是自願的,是不得已的選擇。

以LC的狀況,需密集人力支持(被診斷為極重度損傷),使用躺式電動輪椅,但是他跟你、我都是一樣的,希望能自主地生活,期待融入社區,過著一般人過的生活,而不是住在機構,仰賴工作人員,看他人臉色。

三、障礙者想就業,但困難重重

LC的案例,也告訴我們一個迷思:障礙者並非如同大家想像,喜歡依賴社會救助。重點是他們找不到工作,求職被拒絕。LC曾經積極找工作,就業輔導的工作人員甚至跟他說,你先將腳治療好,才有可能找到工作。第一,障礙者的就業困境真的值得相關單位介入;第二,我們應思考的是,我們的就業服務真的只能服務「治療」好損傷的障礙者嗎?

四、障礙者在社區自立生活、融入社區,需求是多元的及要有個別性考量: 時數足夠的支持人力;不用擔心沒錢吃飯的經濟安全;住屋可負擔、無障礙及交通便利;生活輔具含修繕處理;交通無障礙含跨縣市的個別考量;圖書館等公共場所的無障礙等

如同和台灣所有障礙者,LC在支持人力上的核定時數並無法滿足需求。而經濟狀況的部分,LC完全靠津貼生活,但必須謹慎使用,如人力支持時數不夠,但他也不敢超時使用,因為經濟狀況不允許。

房租一個月就將近支付一萬塊,加上支付氧氣費、電費和水費,有時候LC一天只能吃兩餐。我們可以看到,障礙者在經濟安全上,可能連吃飯都有困難。

以LC的狀況,除了經濟之外,居住也非常重要。LC使用躺式輪椅,包括廁所和盥洗處,都需要較大的空間,住處亦需交通方便。然而這樣的租屋房租往往比較昂貴,目前LC的住房情形,因為無法負擔高房租,無法改善。再者,LC的輪椅已使用15年,因為是特殊輪椅,所以補助的輪椅費用是不夠使用。修繕亦是問題。交通而言,目前無障礙公車和計程車的SOP,對使用躺式輪椅的LC,也無法符合其需求。再者,跨縣市的無障礙未互相支援,如果今天LC要做無障礙計程車到其他縣市,目前沒有所謂的跨縣市的交通補助。

LC喜歡閱讀,喜歡到圖書館,可是發覺圖書館的無障礙環境設施仍然不足,包括無障礙廁所。

2017032104臺灣這些早期發生障礙的障礙者被教育制度排除,沒有福利、健康照顧的介入,形同被國家遺忘。對於某些人來說,如果當初有接受教育、復健的機會,或許有機會成為臺灣的霍金博士。
圖片來源:BBC,https://goo.gl/i0Bq6o。

結語

從前述的三位「非常努力」在社區自立、自主生活,同時也使用居服和個助服務的生活故事,其需求是多元的,且環環相扣。

針對支持人力而言,發現使用者肯定個人助理比居服更能符合其需求,包括時間 (夜間、假日)、地點、提供的服務內容是依據使用者個人需求,且具彈性,包括颱風天,而非如居服是要求使用者去配合居服。然而目前個助提供的時數最高一個月為60小時,時數不足無法滿足需求,因此受訪者覺得其仍然無法自主生活,包括如廁問題、尿片更換、晚上協助洗澡或翻身等人力,以及仍然要依賴家人或同事,要看臉色;同時居服無法媒合但卻不能轉換到個助,必須超時使用個助,除了負擔自付額加上超時的自費支出,每個月在人力支持的支出,是一筆很大的開銷。因此,人力支持多寡、是否能滿足需求,對障礙者的生活品質是很重要的。而住過住宿型機構者,也都回應可以和一般人一樣住在社區,當然比住在機構更有自主性。

截至2016年,20個地方政府都有提供所謂「自立生活支持服務」 (其中含個助服務、同儕、自立生活計畫),就使用人數,2016年全國使用個助服務總計為285名,佔全國障礙者總數比例為0.025 % (平安基金會提供的資料,2016)。就預算編列而言,以2016年為例,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全國總預算為兩千三百萬(NT$23,748,000),亦即,每個地方政府一年預算為115萬; 其中針對個人助理服務全國為八百九十萬(NT$8,965,000),亦即,每個地方政府針對個人助理服務的預算一年為45萬; 全國所有障礙者一年分配使用2,718小時; 更值得重視的是,現行的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也缺乏穩定財源,而是來自彩卷盈餘

 

三位障礙者的故事,讓我們了解到臺灣社會的障礙者在這塊土地,要和多數的臺灣公民一樣,平等、自主在社區生活,極其不易,除了最基本的人力支持困境外 (個助時數不足;自費對障礙者而言太貴;居服和需求無法媒合,居服時數不能轉換到個助使用;個助財源、人力不穩定等),尚且包括基本生活的經濟安全、就業、可負擔與無障礙的居住住所、交通等等,除期待政府「有感」予以積極回應如此「基本需求」外,也期待社會你我的重視。

 

註解

[1]目前的長照2.0,五十歲以下的障礙者,擬被納入服務對象,其使用居家服務即將屬於長照資源的服務範疇。

[2] 「個人助理」(personal assistant)是指那位提供個人協助(personal assistance, PA)的協助者。CRPD第十九條是使用個人協助(personal assistance, PA)。

[3]先進國家障礙者運動,不希望個人協助以「服務」稱之,以強調障礙者的個人協助是障礙者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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