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出社會」是今年二月初的新書，集合了三十位臺大社會系系友的職涯故事。由臺大社會系主任林國明主編，六位大學部學生採訪撰寫，再由劉定綱系友創辦的奇異果文創出版。這本書剛出版便接受到熱烈的迴響，劉定綱說許多正在『思考職涯』的讀者，表示自己原先的焦慮，在看完這本書後轉變成信心。其他系所也躍躍欲試，想要將畢業校友的故事集冊出版。
找尋民主社會發展的理由──紀念影響當代社會科學研究的巨人查爾斯．蒂利
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打亂了社會與世界的常規。一個不義的侵略戰爭，打破了後冷戰的世界秩序。一個始料未及的美國總統，挑戰了世人對民主的理解。在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 [2]離開我們近15年之後，全球也在這段時間產生更多的變化與挑戰。而這正是蒂利生前不斷地在課堂上、在他的許多著作中提醒我們的事──社會關係與社會構成的複雜性，以及民主體制的發展從來就不是直線向前。相反地，民主是當代社會發展的偶然，也必須要靠著不斷探索人民與權勢者的對抗關係，並且充分地去理解與分析我們所處的社會權力架構，我們才有可能鞏固民主於當代的社會中。
數位經濟真的能翻轉父權嗎？中國「淘寶村」個案研究
阿里研究院自2009年起以「淘寶村」的概念，開始衡量農村電商發展的規模與成長速度。我做田野時，阿里研究院對淘寶村的定義為：行政村有10%以上的人口透過淘寶電商販售商品維生，且該地的電商年銷售額超過1,000萬人民幣。阿里研究院第一次統計淘寶村只有3個，於2013年成長到20個，至2016年起已超過1,000個，2019年後超過4,000個。[2]由此指標來看，中國農村電商拓展的速度相當快。淘寶村是個農村經濟發展的特殊現象，而我想深入研究的主題是：農村電商與數位支付的普及，是否對農村社會既有的性別規範帶來挑戰？如果是，帶來多大程度的挑戰？哪些性別規範的面向受到挑戰？而哪些性別規範的面向則未有明顯改變？
靠爸族靠什麼？從基因強大與金湯匙的協同效應認識社會基因學
當我們看到星二代的美麗外表，而想起其父母的美貌時，我們稱之為「基因強大」的結果。當我們看到體育名將的兒女馳騁沙場時，我們也說他們遺傳到良好的「運動細胞」。而當我們談論富二代時，我們說他們含著金湯匙出生，說他們是「靠爸族」。不可否認，所有人在這社會中能成功都需要努力與機運，但如果不小心在出生之前就贏得了大樂透，那這些人在社會中是不是能比其他人得到更多的好處呢？
如何謙卑面對「人類世」之生態危機？：靈性轉向的宗教生態反思
2022年11月，第27屆聯合國氣候高峰會（COP27）在埃及落幕，面對當前氣候變遷所帶來之各項生態與生存危機的急迫感，除了在國際政治與全球經濟體制層次有多元制度行動者積極進行角力與協商之外，許多國際宗教領袖與在地宗教團體也不落人後，不僅積極以宗教身分呼應COP27展開政治談判，也試圖從宗教、信仰與靈性的立場，提出宗教生態立場出發的反思，敦促各國領導人對氣候變遷採取積極行動。像是在COP27期間，有來自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印度教、錫克教和佛教在內的宗教信仰代表齊聚倫敦，倡議世界各國領導人必須對當前氣候現狀採取氣候懺悔行動；又或，在COP27的會場外，亦有宗教促進和平組織（Religions for Peace）、巴哈伊國際社群、聖公會與發源自臺灣的慈濟，共同組織了一場「透過道德、跨世代、跨部門來實現回應氣候變遷的雄心」（Realizing Ambition through Ethical, Intergenerational and Multisectoral Responses to Climate Crises）之會外座談。如今，越來越多的宗教、信仰與靈性社群對氣候變遷議題展開積極的回應，而宗教社群所帶動的宗教生態或靈性生態反思如何可能對氣候變遷的現實有所貢獻呢？
問世間「病毒量」為何物？從U=U省思愛滋意義與異議
自2019年底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或許教導我們人類更加體認到病毒衝擊全球的威力，也多少知悉病毒的傳播途徑及特性。不過，其中有一項重要資訊經常讓民眾搞不清楚，那就是「病毒量」和CT值的關係。CT值越高，意味著病毒含量越低，也代表該名新冠肺炎感染者的傳染能力越低。病毒量的高低與傳染力強弱程度是正相關的。 病毒量這檔事，事實上也和當今我們如何分流愛滋狀態，以及感染者如何重新理解自己等面向息息相關。也就是，不同於HIV病毒，由病毒量引領的罹病敘事，正撰寫著不同版本的愛滋生命史。但何以為此？一切都要從「治療做為預防」（Treatment as Prevention）說起。
在世界與臺灣之間：《陳紹馨傳》寫作過程中的一些反思
2018年年中，主編臺大出版中心的〈台灣研究先行者〉書系的黃英哲教授有鑑於當時已出版傳記主角均為日本學人，認為應當要開始討論臺灣學人的臺灣研究，而臺灣第一個社會學博士陳紹馨，就成為接下來的出版目標，並詢問筆者撰寫的可能性。當時筆者對陳紹馨的理解僅限於著名的〈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臺灣〉一文，以及聯經所出版的《臺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一書，再加上當時洪子偉教授所推動的臺灣哲學史運動所挖掘出陳紹馨在日治時期關於黑格爾的論文，誤以為應該可以用主要研究課題之外的時間完成這個有意義的工作，就答應下來。傳記雖然不是當代社會學的主要文類，但筆者就讀博士班時曾在歷史學系修習M. H. Hacohen教授所開設的思想史方法，透過閱讀青年Karl Popper研究來掌握思想傳記這個文類，再加上廣泛閱讀國內外學者所撰思想與學術傳記，自認應當可以面對傳記書寫挑戰。不過實際進行下去，發現陳紹馨學術生命的複雜度遠遠超過原先想像，暫時擱下了其他的研究與寫作計畫而將這本書做為主要工作，歷經了兩年寫作完成書稿並利用一年進行學術審查與修改，最終在今年10月順利出版，在書籍出版後也陸續在幾個不同場合中與學界同仁交換意見，藉此一角紀錄書寫過程的一些點滴以及在出版後的一些初步回應。
永續消費的社會學想像：不只是個人選擇，而是生活劇本
永續轉型不只是生產系統和科技的挑戰，人們的生活方式也必須改變。近年對日常生活如何永續轉型的討論，多把重點放在改變個人的選擇。本文要介紹社會學怎麼分析日常生活，為什麼重點不在每個人的選擇，而是在生活中的實作劇本。 我們越來越常看到各種討論，思考怎麼讓人們採取友善環境的行為。例如最近工研院歸納出20項關鍵的淨零永續行為，並做了一個行為改變的調查。這項調查發現：51%民眾願意買台灣生產和當季的食品、40%願意每年買新衣服數量減半、44%願意不浪費食物，但只有13%願意用素食取代紅肉和乳製品、只有16%願意上下班共乘。不難看出，這樣的調查把重點放在每個人的日常選擇。 這樣的調查反映了一種常見的觀點：認為「生活是個人選擇的加總」，改變生活就是改變一個個日常選擇。這個觀點還認為，只要越多的消費者能夠在更多的關鍵項目上做出正確選擇──例如吃在地和當季的食物、調高冷氣溫度、上下班改搭公共運輸，就可以減少整體社會的環境影響。從這樣的看法延伸，人們也常把希望放在產品的設計上。如果有更多的人有環境意識，要求更節能、使用更易回收的材質、更耐用的產品，就可以市場的力量引導生產者設計出更好的產品和銷售、流通模式。 但生活真的只是一連串的選擇嗎？隨著環境意識和習慣養成，我們就會做出更好的選擇嗎？甚至，努力地做出更好的選擇，消費就會變得永續嗎？這些問題讓我們回到了社會學的根本提問：社會生活是什麼？社會行動如何可能？又如何改變？
雙重標準與它們的源流：水源治理如何「做環境」也「做人」？
從新店總站搭上公車，穿越郊區住宅與高速公路，大約三十分鐘就能抵達新北市坪林區。這裡是臺北的「里山」，也就是聚落邊緣的山間地帶；它是大臺北重要的茶區，特產文山包種茶名聞遐邇，而它同時也被列為「臺北水源特定區」，供給雙北都會區約三百七十多萬人口的民生用水。平日的坪林老街安靜得像一場漫長的午睡，偶有居民騎著機車穿梭茶園與市街，北勢溪緩緩流過，構成一幅悠然的茶山風景。我從碩士班就讀臺大城鄉所時期開始在坪林做田野，結識許多經驗豐富的茶農，雖然他們對「做茶」各有見解，但在對話中，多少都透露了對水源區管制政策的不滿，而這種不滿並不直接與他們對「環境」的認知相關。比如一位堅持守護環境、主張眾生平等的茶農，同時也會抱怨限建措施讓他的下一代失去回鄉的居住空間。開發住宅難道就不是破壞環境嗎？這種聽起來像是「雙重標準」的思維令我感到好奇，於是我從碩士論文的主題「做茶」，延伸到博士論文的主題「做環境」，嘗試討論從國家到草根社區，由政策、技術和公民行動連接起來的環境治理動態。我在論文中主要結合「環境治理術（Environmentality）」與「主體性（Subjectivity）」兩個互相嵌合的概念，環境治理術探問：水源區的環境如何藉由不同典範的治理實作，被形塑成特定的環境型態，以及治理典範的合理性及正當性，如何在特定的社會／政治脈絡中被建構出來；主體性則是探討治理實作與水源區在地社會的互動關係，包含個體層次的意識、認同、價值觀，以及社區層次的團結動能。本文主要分成四個部分：首先是概述臺北水源特定區的管理體制，再來回顧三個不同治理典範對坪林在地社會的影響，最後則是總結治理術與主體之間「做環境」也「做人」的交織關係。
從《疾病的隱喻》到《命若星塵》——淺談疾病回憶錄為何而寫？如何書寫？
也許你也曾好奇，爲什麽有些人在身患重疾之後選擇沉默，卻熱衷於寫作，在回憶錄中敞開思想，暢所欲言？ 疾病回憶錄是關於創傷修復的個人創作，是明亮又溫柔的私密空間。疾病回憶錄的核心主題通常是罹患重疾之後，如何促發社會世界的脆弱，以及對日常生活的重擊。疾病回憶錄的書寫可以幫助個人觀察分析自身那些幽暗的情緒，與家人和朋友以及大衆分享和溝通，甚至與病友傳遞資訊和彼此激勵。不僅是疾病，包括以失去親人、性侵害、成癮性藥物等事件為核心關切的回憶式寫作，都可以被稱作創傷回憶錄。而創傷回憶錄最終目的是藉由創造性的方式，解決創傷帶來的倫理問題，為絕境中的人點亮一條精神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