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化參與式預算過程中的公民認同,促進民主深化

林祐聖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公民參與在近年來成為一股風潮,「開放政府」與「民眾參與」等詞彙,成為各級政府朗朗上口的準則、民眾理所當然的期待。過去由官僚與專家學者主導的政策制定過程,現在則納入原先被排除在外的民眾,讓他們有更多的機會與權力,參與並決定其切身相關的公共政策。

在這一波風潮中,最顯眼的就是在台灣各地展開的參與式預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參與式預算是一種公民參與的民主理念,希望讓民眾可以更直接、更實質地決定公共預算支出。它實際的運作細節則並未定於一尊,而有著因地制宜的情況。自2015年以來,在六都政府中,已有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與高雄市政府操作過;文化部在2017年開始將此概念引進社區營造,已有23個行政區採取參與式預算,讓民眾參加社區事務的決定,並計畫在2018年擴大規模;也有少數民意代表,效法芝加哥議員Joe Moore,讓選區民眾決定自己的補助款的花用。

【在台灣,許多地方都開始進行參與式預算】 

 資料來源:http://www.cm.nsysu.edu.tw/ezfiles/22/1022/pictures/960/part_152993_8102247_75294.jpg

◎里長可以參加參與式預算過程嗎?

參與式預算在各地的操作結果並不像童話故事一般的浪漫。有些案例令人振奮,例如由我、台北大學社會學系葉欣怡老師、張恆豪老師共同主持完成的「新北市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方案參與式預算」,就獲得歐盟「參與式民主國際觀察組織」(International Observatory on Participatory Democracy,IOPD)所頒發的「最佳公民參與實作」,而台北市大安區與文化部台南市的區級參與式預算,也都得到政府與市民的好評。

但也有許多操作的困難,其中經常困擾著學者與實作者的問題是:「參與式預算與既有政治力量的關係」。一個常被提出的問題是,里長在參與式預算中的角色

一派學者與實作者認為,里長應該被排除在參與式預算的提案與決定以外,理由在於,參與式預算的本意是要讓原先不太有機會參與政策決定的民眾,能夠透過此方式來發聲、決定、讓預算的分配符合社會正義、可以監督預算的執行,而里長顯然是個在既有政治體制較有資源與影響力的角色,若讓里長參與,不僅無法透過參與式預算來深化公民參與,甚至可能為既有政治勢力所把持,成為他們爭取資源的新管道。

【新店區達觀里的參與式預算】 

 資料來源:取自該里FB

另一派學者與實作者則有不同看法,他們認為里長也是公民,因此沒有理由拒絕里長的參與,此外,在參與式預算的動員過程中,經常需要里長的幫忙,若不讓里長參與,民眾的動員可能會遭遇困難,加上他們發現有些里長是進步型的,他們的參與是為了讓社區更好而非出自於爭奪資源,因此沒有道理不讓他們參加。

以下我將根據公民審議的研究,以及我近年參與的實作經驗,針對這個問題,從參與者的認同彰顯與壓抑出發,提出我的看法與建議。

審議過程中,該彰顯哪些身分認同?壓抑哪些認同?

參與式預算可不可以讓里長參加?這個問題讓我聯想到兩個參與式預算的場景。第一個場景是我在瀏覽某市的參與式預算紀錄時,從照片中我發現有些參與者是里長,他們之所以在照片中顯得特出,是因為他們分別穿著繡有里長姓名的背心,同時,在照片中穿著同樣的背心的參與者不只一位,這樣意味著里長不只是單刀赴會,而是各帶著一些同伴前來參加。除此之外,在提案海報上的提案人部分,也有不少在結尾署名某里里長誰誰誰提案,代表著參與式預算成為里長間的競爭。

第二個場景則是我在大安區通安里活動中心的經驗,我當時是大安區參與式預算的輔導老師之一,所以到此場公民大會了解進行的狀況,當我在活動中心外拍照做些紀錄時,有一位參與者出來抽菸休息,與我小聊了一下,我問他怎麼會想要在一個周六的下午參加公民大會,並且詢問他有想提案嗎?他吞雲吐霧地回答:「沒有,就是來看看,看看大家的意見是什麼」,抽完菸之後,他就又回去與大家討論如何讓大安區變得更好。公民大會結束後,才有區公所人員告訴我這位先生是當地的里長,還是個大地主,但是在場的參與者毫無所悉,就把他當成一般人互動,除此之外,在通安里的公民大會的所有提案海報上,都沒有任何足以辨識提案人是否為里長的資訊。

第一個場景,我們可以稱之為里長認同的彰顯與公民認同的壓抑,而第二個場景,則可以反過來稱為公民認同的彰顯與里長認同的壓抑。認同意味著「我是誰」的問題,這個問題的答案,在很大的程度上會形塑行動者的行為舉止與世界觀。例如,如果我是父親,我的表現就應該符合這個角色的社會期待,否則我可能就得到「你不配做個父親」之類的評價,而父親的角色也影響我對於社會世界的詮釋,例如,如果我的小孩月考只考六十分,我可能會非常生氣,並且對於自己不夠關心孩子而自責,但是如果今天考六十分的是鄰居的小孩,我不會有太多反應,因為如果對於鄰居的小孩有太多的關心,很容易啟人疑竇,更有瓜田李下之嫌。更進一步來說,行動者經常是具備多重認同,我可能是個父親、老師、參與式預算的執行者或是中華民國的國民,為了在適當的情境中有對應的自我呈現,我必須彰顯某個認同,同時壓抑其他的認同,若行動者無法適當進行認同的彰顯與壓抑,就會出現角色與情境(setting)無法對應的情況。

里長作為參與式預算的參與者,若他界定自己為里長,他的表現就會像第一個場景一般,將參與式預算看成是爭取預算與政績的管道,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會帶著同伴參與,而這些同伴的角色就是支持里長的提案,對於與其他民眾一同討論顯得興趣缺缺,而提案也要清楚地告訴大家這是某里里長所提的案子。有些民選的政治人物之所以推動參與式預算,是因為想擴大自己的支持基礎或是挖對手的牆角,換句話說,這些政治人物的自我認同,讓他們把參與式預算定義為政治活動的延伸。

相反的,如同第二個場景,如果里長界定自己為公民,他不會穿著繡有自己名字的背心,也不會帶著同伴參加,因為這是一個公民不應該有的表現,就像通安里住民大會的這位里長參與者,他聽著大家的意見,與大家討論,最後的提案也不見是由哪位里長提案,甚至全場還可能有其他里長,但是因為他們壓抑了里長的身分,我們也無從確定誰是里長。當里長彰顯他的公民認同,他表現就會接近公民而非里長,因此使得參與式預算的不致成為政治勢力競逐的場域。

【在參與式預算的場合,經常有里長穿著宣傳自己的競選衣服出現】 

資料來源:http://img.chinatimes.com/newsphoto/2016-03-04/656/20160304004070.jpg

回到本文所關切的問題,從認同的多重性來看,我認為「參與式預算是否應該讓里長參加」的問題,應當理解為「如何讓里長以公民認同參加參與式預算」。如果我們禁止里長參加參與式預算,在理論上容易落入將身份視為本質性的事物,在實務上則可能造成里長不支持參與式預算,執行參與式預算有困難。但是,如果我們對於里長的參與完全不設限,參與式預算又很容易就失去預期的作用,在最終的資源分配上,無法顧及社區整體利益,仍是複製了侍從主義的政治模式。從社會關係的角度來看,比較好的處理方式是讓里長參加參與式預算,但是他必須壓抑里長身分,同時彰顯他的公民身分,如此,一方面不會剝奪里長作為一個公民的參與權,另一方面也不致讓參與式預算成為另一個政治的戰場。

認同的再定調

當我們注意到認同的多重性對於參與者的影響後,對於參與式預算組織者來說,下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讓里長,或甚至是其他的地方領袖,在參加參與式預算時,彰顯他們的公民認同,同時壓抑他們做里長或地方領袖的認同,讓他們是以「我是作為一位公民來參加參與式預算」的認同參與。

Goffman將行動者彼此界定的社會關係的改變稱為「再定調」(rekeying),對於Goffman來說,再定調意味著行動者仍在進行同樣的活動,但是活動對他們已然具備不同的意義。行動者可以利用互動的技巧,包括語言的內容、說話的表達形式與文化工具的運用等,來改變既有的社會關係。然而,並非每位行動者都有相同的能力改變既有社會關係,我們可以把再定調能力較高的行動者稱為「具有社會技能者」(social skilled actor)。作為參與式預算的執行者,他必須要有足夠的社會技能,說服參與者,包括里長或其他地方領袖,接受參與式預算是一個以公民身分為互動基礎的場域,如果參與式預算的執行者無法完成這個工作,無法讓參與者產生以公民認同為核心的民主想像,這些參與者的表現就會讓參與式預算這樣的民主實踐,偏離參與式預算作為政治改革與深化民主的預期目標,甚至產生複製既有政治模式的結果。

參與式預算推動者,需具備哪些社會技能?

首先,他們必須有強烈動機,希望去說服參與者,接受公民認同作為參與式預算的互動基礎,如果參與式預算推動者沒有這樣的動機,自然也就不會採取行動。此外,動機越強的行動者,更願意花費時間與心力達成目標,當參與式預算推動者有著強烈的動機時,他們會想盡各種辦法讓參與者接受公民認同。然而在實務上,可能不是如此發展,參與式預算的推動者可能畏懼里長的角色,或是過於依賴里長的動員,使得他們在說服里長以公民身分參與上,有所卻步。

其次,則是採取恰當的言說技巧。例如為了彰顯社區的共同體性質,避免里長從較為偏狹的角度思考參與式預算的意義,參與式預算的推動者應當採取調和性的言說技巧,製造參與者之間的共同性,或模糊彼此的歧異,讓參與者得以從社區整體的角度來思考預算的分配,如果參與式預算的推動者使用的是分裂的言說方式,突顯參與者彼此的差異,參與式預算的參與者會變得著重於自身利益的保障,以超越不同利益的公民身分作為基礎的討論也就不容易發生。在實務上,有些參與式預算的推動者過於強調參與式預算的「新」,對照在地政治的「舊」,這樣的言說方式,就容易把里長區隔在舊的一方。

第三,引起參與者共鳴的能力。當參與式預算推動者的再定調工作,可以對應到參與者的文化、慣習或是生活經驗時,讓參與者產生共通感受,這樣的再定調工作較容易引起參與者的共鳴,讓參與式預算推動者有更多的可能性,將參與式預算定調為公民之間的民主參與。因此,參與式預算的推動者需要具備某種程度的在地知識,需要了解議題的來龍去脈、討論的規範,像是討論流程與禮節,以及將複雜的資訊轉譯給在地民眾的能力,讓他的再定調工作更能引起參與者的正面回應。

最後則是議題設定的能力。當參與式預算推動者在說服參與者以公民身分參與時,他的談話必須為參與者所正視,如果參與式預算推動者的聲音無法得到其他討論成員的重視,就算他用了適當的言說技巧、表現恰當的言談內容,他仍不可能影響討論的走向。議題設定的能力,讓行動者的意見或提案,無法被其他的討論成員忽略或閃避,進而讓他的定調行動可以產生作用。在實務上,一些由青年朋友所組成的參與式預算團隊便容易遇到這個問題,他們因為年紀小或是缺乏具有聲望的身分,而使得他們的意見容易被快速展開的對話吞噬,不易成為談話的焦點。

除了動機、言說能力、共鳴能力與議題設定的能力以外,還有其他的能力有助於參與式預算推動者來彰顯參與者的公民認同,讓他們把參與式預算定義為共同讓社區變得更好的民主參與過程,而非不同利益的競逐。當參與式預算推動者成為一個社會技能者,他就更容易完成「框架整隊」(frame alignment)的工作,也就是調整原先抱持不同觀點的行動者,讓他們以相同或接近的世界觀理解他們所看到的社會世界,讓參與式預算參與者以公民認同的框架參與參與式預算。此外,參與式預算推動者也必須應付其他的社會技能者的挑戰,有些參與者可能因為某些原因而不接受以公民認同為基礎的參與式預算,想要採取行動改變參與式預算的意義,若參與式預算推動者無法克服這些挑戰,參與式預算就會被重新再定調,可能變成以其他認同為基礎的民主實踐,而產生不同的運作過程與結果。

在地的社會關係與民主實踐

國內推動審議民主的學者,經常使用Mansbridge的「敵對民主」(adversary democracy)一詞,指的就是當行動者界定彼此為敵人時,民主的過程就著重於保障自身的利益,而無視於自身利益的滿足可能會傷害其他團體成員,因為其他團體成員是我們的敵人,而我們不需要顧及敵人的損失或感受。如同Tocqueville指出,相同的民主制度在不同的公民文化中操作,就像相同的種子被種植到不同的土壤中,會得到不同的結果。不同的社會關係就如同不同的土壤,會讓參與者對於相同的公民參與模式,產生不同的意義與想像,進而影響公民參與的過程與結果。

【當行動者界定彼此為敵人時,民主的過程就可能會傷害其他團體成員】 

在民主與經濟發展不成熟的國家,參與式預算經常被界定為「帶來政治改革與公平分配資源的政治工具」,例如巴西(參考萬毓澤2013的討論);而在民主與經濟發展較為成熟的國家,則把參與式預算定義為「改善民眾生活品質與深化民主的公民參與模式」,例如美國。我則從社會關係的觀點,將參與式預算或其他基於相同民主理念的參與模式視為建立認同的過程(identity-building)。民主深化的推動,不能單單只依賴客觀資源的提供與客觀制度的設計,而必須思考如何讓參與者彰顯他們的公民認同,如何讓參與者感受到與其他社會成員的連帶感。因此,與其簡單地限制里長或其他地方頭人的參加,避免他們控制了參與式預算的過程與結果,或是單純地開放里長與地方頭人參加,我們應該思考如何讓里長與地方頭人作為一個公民參與其中,當里長與地方頭人可以與其他參與者像公民般的討論時,更為包容與兼具社會公平的參與式預算就容易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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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李丁讚、吳介民,2005,傳遞共通感受:林合社區公共領域修辭模式的分析,《台灣社會學》(9): 119-163。

林祐聖,2012,公共審議中討論風格的建構:社會關係與社會技能的影響,《台灣社會學刊》,51: 63-114。

葉欣怡、林祐聖,2017,參與式預算的台灣實踐經驗:以三峽區的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方案試辦計畫為例,《民主與治理》4(1): 69-95。

Fligstein, Neil, 2001, “Social Skill and the Theory of Fields.” Sociological Theory 19(2): 105-125.

Gamson, William A., 1992, Talking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anz, Marshall, 2000, “Resources and resourcefulness: Strategic capacity in the Unionization of Agriculture, 1959-1966.”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4): 1003-1062.

Gilman, Russon, 2012, “Transformative Deliberation”. Journal of Public Deliberation, 8(2): Article 11.

Goffman, Erving, 1974, Frame Analysis. NH: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Lerner, Josh, 2014, Everyone Count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Mansbridge, Jane J., 1983. Beyond Adversary Democra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ocqueville, Alexis De, 2003, Democracy in America. NY: Penguin Press.

Wampler, Brian, 2009,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in Brazil.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Core Principles and Key Impacts”. Journal of Public Deliberation, 8(2): Articl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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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仔口的中藥房

安勤之/中研院社會所博士後

 

2016年康健雜誌報導,中藥房變得「又老又少」,每年幾乎都有200家左右歇業,執業者平均年齡近60歲(曾沛瑜 2016)。中藥商甚至走上街頭,並組成「中藥從業青年權益促進會」,向政府爭取權益。中藥房為何沒落,從社會學的角度看來,必須分析歷史造成的社會條件。因此,本文從中藥房的制度發展史談起。

2018011602.jpg近年來中藥房急遽削減沒落。圖片來源:康健雜誌,https://goo.gl/a6bPe7。


被內外夾擊的中藥商

  1. 政府制度比照西藥架構,區隔中藥業者的「藥」與「商」

日本人對臺的醫療行政措施,採取廢中醫存中藥態度,對藥商管理較為寬鬆。國民政府則因韓戰緣故,接受美援,引入美式藥物管理政策:如食品藥物及化粧品管理局、美式藥業、廠房設施、藥品開發步驟與研究、藥廠 GMP、及生體可用率與生體相等性的確效制度。但不論日式制度或是美式制度,繼受兩者的臺灣政府,以「西藥」作為藥物管制架構,對中藥管理相對寬鬆,僅僅以行政命令限制偽劣禁藥。

中藥業作為職業團體,有自身的倫理規範。行政院衛生署(今升格為衛福部)指出,在「民國56年以前,中藥商開業,必須由領有政府執照的兩家同業保證所用店夥有從事中藥業三年以上經驗,熟諳藥性,乃得領照營業」(1995: 1196)。1960年代前,中藥行為表公信力,會將客人委託代煎中藥之藥渣倒在門口,供大眾檢視藥材道地質優與否(張賢哲、蔡貴花 2003: 343)。「修合無人問,存心有天知」,是藥房合藥,製作丹膏丸散的守則。伴隨日本人廢醫存藥的政策,中醫師逐漸凋零,藥房反而數量成長,財大勢大,聘請中醫師坐堂,成為中醫師的雇主(翁毓穗 2007: 33,腳註13)。

民國56年內政部公告「藥商管理規則」[1],改變了中藥房的局勢。中國醫藥學院教授張賢哲與蔡貴花指出「藥商管理規則」第三條將藥商明確區分為 (1)中藥商負責人與 (2)藥品管理人,第六條則規定「中藥販賣業者,應聘用中醫師或熟諳藥性之人員管理藥品」。這些條文導致租牌陋規、中醫醫藥不分、藥劑師被排斥在中藥業外等爭議。詳細來說:

(1) 中藥業藥品管理人與商號管理人分開的執照原則。這項原則比照西藥管理人與商號分開的制度,即採取西藥「聘藥劑師、藥劑生管理」的制度,為中藥商模仿西藥商「租牌營業」的陋規開啟門戶。

(2) 將中醫師納入管理中藥條文之開始破壞了中醫藥最早可溯源至北宋時期的醫藥分業傳統,醫師自設藥局,隨著科學中藥普及於巿場,中醫師慣用這些濃縮製品,反而對藥材的相關知識感到陌生,而造成中醫藥知識的文化斷層。

(3) 封殺藥劑師從事中藥業務。在民國56年時,已有中國醫藥學院畢業的藥劑師,修習60學分以上的中藥課程,共計五屆的畢業生200人,被摒除於中藥經營(2003: 346-348)。

民國59年總統公布「藥物藥商管理法」,希望管理當時藥商種類混亂的問題。當時的藥商結構複雜,計有九種,包括西藥種商、臨時西藥種商、臨時西藥商;中藥商、臨時中藥種商、臨時中藥商;成藥調劑商、藥品零售商、成藥攤商(行政院衛生署 1995:719;安勤之 2008:183)。這種複雜結構導致該法難以適法,而使中藥人員的資格認定成為懸案。

衛生署為解決此複雜藥商問題,在民國62年訂定「藥商整頓方案」,將臨時中藥商及中藥種商,透過換發執照,認定為符合「藥物藥商管理法」所稱的「確具中藥知識及鑑別能力人員」。但是礙於資訊流通有限,在民國63年5月31日,總計7,668家的中藥商僅6,642家換發,計1,026家在該日後成為無照中藥商,引發爭議。

原先「藥物藥商管理法」規定中藥商採「登記」方式產生,但是行政部門卻在相關團體施壓下,在施行細則中規定需「考試及格」,子法扞格母法,監察院糾正行政部門侵奪考試權,考試一直未舉辦。這些無照中藥商,只好透過聘請中醫師或租借牌照,才能開業。(江春男 1973,張賢哲、蔡貴花2003-348-349)。

 

  1. 藥劑師群體內,以「科學專業」為名排除傳統中藥業者

中藥商除了面對政府管制,尚有藥劑師群體的鬥爭,這些藥劑師後來在立法過程中,正名成「藥師」,將自身界定為「專業者」。藥劑師主張藥不分中西,高舉現代化大旗,強勢影響法令政策走向,包括「藥物藥商管理法」中關於中藥管理人員資格的認定,以及民國68年修正通過的「藥師法」。後者規定凡修習中藥課程達適當標準之藥師,得以從事中藥販賣業。

西藥界高舉「用藥安全」,希望透過拓展中藥巿場,分散藥業巿場飽和壓力,因為藥師與藥劑生因為藥學系擴張快速,已供過於求。藥師團體透過主張「用藥專業」與「藥物風險」等論述,擠壓中藥業者的生存空間。中藥界面對藥師論述,只能高舉「工作權」以保障權益。雙方爭執不休,希望政府處置。

中藥商問題,自民國62年起,延宕近廿年。衛生署與相關單位協商後,決議採取將中藥相關從業人員認定為「商」(非中藥「師」),以「列冊一次解決,法律保障」的方式,將中藥商公會列冊陳報符合標準者(表1)作為對象,認可執業權利,核發執照。民國82年1月18日「藥事法」第103條三讀通過中藥商列冊方案。但是該法案僅溯至民國63年5月31日前適用之相關從業人員。因此,中藥商爭取立委合作,修改「藥事法」,於民國87年6月24日通過第103條修正條文,讓在民國82年2月5日能夠向主管機關證明有中藥營業事實之店家,得以繼續經營中藥業務(張賢哲、蔡貴花 2003: 355-356)。此日期之後,若欲經營中藥房的人,就必須擁有藥師或中醫師執照,才得執業。

民國83年「藥事法」第103條施行,各界有許多不滿,但結果尚可接受,暫時為廿年來紛爭不已的中藥商問題,畫下休止符。但自此以後,基於從商不從人的原則,中藥商不再以「確具中藥基本知識及鑑別能力人員」作為專門職業身份,失去調劑權,無機會分享全民健保的調劑大餅;其次,父子相承、師徒相授的傳承方式就此中斷,店裡藥童再無自立門戶的機會,必須聘請藥師、藥劑生或中醫師,或者自身考取藥師或中醫師執照才能開業,而那意味著人事成本的負擔或機會成本的損失。換言之,中藥界在此法之後,慢慢面對「(中)藥師不死,只是逐漸凋零」的狀況。中藥房若是後繼無人,老藥師即使滿身技藝,也只能埋藏塵土。

 

表 1 民國82年中藥商列冊資格標準

類別 資格標準
第一類 76.6.30 前聘中醫師管理,現仍繼續經營業務者。
第二類 確具中藥基本知識及鑑別能力人員死亡,其繼承者仍繼續經營業務者。
第三類 原於76.6.30 前曾聘中醫師管理,辭聘後現仍繼續經營業務者。
第四類 確具中藥基本知識及鑑別能力人員之子女限一人,其於同址確有經營中藥業務,且現仍繼續經營該項業務者(子女與合夥人,僅能選擇一類,不能重複)。
第五類 確具中藥基本知識及鑑別能力人員之合夥人或股東一人,其於同址確有經營中藥業務且現仍繼續經營該項業務者。
第六類 民國63 年藥商整頓方案未換照仍繼續經營業務者。
第七類 76.6.30 前曾經地方衛生機關查核有案,現仍繼續經營業務者。

資料來源:臺灣省政府公報83 年春字第44 期,轉引自廖慧伶2005: 21。

 

時至今日,離「藥事法」第103條修正案已廿年,老藥師逐漸凋零,或無子女承接而收店;或有子女承接而於法不容。國家對於中藥從業人員的教育、考試、訓練、任用制度並未落實,政府消極回應來自不同利益團體(中藥從業人員、藥師團體、中醫師團體)的施壓。中藥相關從業青年,決定組織人民團體自救,成立「臺灣中藥從業青年權益促進會」[2],走上街頭爭取權利,想透過爭取「中藥技術士」的方式,取得執業空間。但種種挑戰與困難迎面而來,譬如中醫師並不認同醫藥分業的理念,藥師並不認為中藥從業人員能夠保障民眾的用藥安全,而中藥從業人員所重視的傳承與經驗,得不到國家制度的保障與認同(公視 2017)。

 

  1. 中藥廠利益先於中藥房利益

實際上,中藥從業者要面對的,不僅僅是這些來自外部的挑戰,還有中藥藥廠。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政策擬定者僅僅看見藥廠利益,而無視於第一線中藥房的從業利益。1971年行政院衛生署藥政處的處長,正是創辦順天堂公司的許鴻源,國家政策高度仰賴中藥廠作為諮詢對象,迄今仍然如此,而被犠牲的就是小藥房的利益。自1960年代起,政府輔導中藥廠轉型,陸續公布「固有成方調製丸、散、膏、丹」、「臺灣省製藥工廠設廠標準」、「中藥製藥工廠設廠標準」,並且逐步要求中藥廠施行優良藥品製造標準,中藥房若不符合相關設備需求,並取得相關工廠證照,就會受罰,譬如台北巿的胡慶餘堂的案例(溫于德 2017)。

其次,全民健保僅給付科學中藥(濃縮粉劑),而不給付飲片藥材,有利於中醫院所與中藥廠的結合,使中醫院所與中藥房脫勾。更重要的是,在全民健保的制度框架下,科學中藥改變了醫師的開藥習慣以及民眾的用藥方式,中藥房的生計受到極大衝擊。

最後,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中藥房被特定事件污名化(如八寶粉事件、朱砂汞中毒事件、犀牛角事件、中醫師濫用龍膽瀉肝湯的馬兜鈴酸事件),蒙上了不安全、不環保的污名,其他專業者以「風險管理」為名,譬如中藥廠、中醫師、藥師削減中藥房獨力執業的正當性。這些事件的後續影響,迄今仍有待更深入的調查研究。

2018011601.jpg中藥業如同西藥業,同樣有其專業性,但卻在制度演變的歷史過程中,逐漸被降黜,落入從屬地位。圖片來源:https://goo.gl/Ucn4BH。

重拾中藥的知識專業與重要性

中藥與國人的生活習慣緊密相關,國人仰賴中藥調理身體,坐月子更是許多女性一生中大量服用中藥的時期。中藥帶給人們酸苦甘辛鹹的人生百味,中藥房則是交流生活大小事的社區中心。抓藥的顧客一邊看著老板抓藥、一邊聽老板說故事,或者老板聽著顧客說誰的不是,讓顧客有了情感上的依歸。巷仔口的中藥房,遇上了巷仔口的社會學,希望能夠讓大家知道,這是一個正在凋零的行業,而它的凋零,並不是因為它在我們的文化當中不再重要,而是因為歷史過程中,諸多利益團體的競爭關係,導致不同行業(中醫師、藥師、中藥廠)都踩著藥房往上爬,紛紛透過制度化的手段,導致中藥房對於中醫師、藥師與藥廠的從屬關係,就像護理師或其他醫療專業從屬於醫師的地位一樣。

當我們不能正視「中藥知識」是門專業,而僅僅認為中藥應該從屬於「醫療知識」、「科學知識」、「西藥知識」、「經濟利益」;如果我們不能重視「中藥從業者」是專業人員,而不僅僅是「商業人員」,那麼,我們將斷了自己文化的根,少了一種療癒自我的方式。

中藥業如同西藥業,同樣有其專業性,但卻在制度演變的歷史過程中,逐漸被降黜,落入從屬地位。譬如我們不稱中藥從業者為藥師,而是藥商;不稱中藥店為藥局,而是藥房。這都是西藥業從業人員在與中藥從業者相互競爭時,逐漸獲取國家制度化權力而作出的區隔。譬如在《臺灣藥學史》一書提到,那琦博士指出:

考我國歷代皇室掌藥之機構,北齊、隋、唐均稱「尚藥局」。宋、金、元均稱「御藥院」,與明、清之「御藥房」之性質完全相同,而與宋代以降為嘉惠平民百姓之藥局,無論其設置之目的與經營之方式均迥乎不同,我國今日之藥局,其營業之對象亦為國民,故自歷史的觀點言之,自以稱「藥局」為當。而「局」與「房」二字,自字義言之,亦以「局」字涵義為正大,寓職有專責之義,至於「房」字之字義,乃謂「正室之旁」為房,房乃是「側室」。吾儕藥師所經營之藥局,豈可甘居「側室」?!(那琦《中國藥學史提要》,轉引自范佐勳 2001: 8)

若中藥從業人員希望改變現況,就必須號召有志者投身歷史、制度與社會面向的研究,揭露種種現有制度的不公平,與意識形態的偏見,並且以社會分析與證據醫學的方式,反駁中藥污名(吳建東 2016)。過往的中藥從業者,希望合法化自身非法地位,妥協自我身份為「商」,作為交換條件,放棄了專業自主性。今日的中藥青年們,應該重新將「藥」奪回來,透過各種研究、各種發表,彰顯中藥專業性,以及中藥房在社會、經濟、文化、歷史層面的重要性,進一步透過制度化方式,建立自身的專業地位。(本論文改寫自筆者碩士論文)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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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佐勳編著(2001)。臺灣藥學史。台北:財團法人鄭氏藥學文教基金會。

曾沛瑜(2016)中藥房消失中。康健雜誌。第208期。3月1日。網址:https://goo.gl/etZf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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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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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勤之(2008)。臺灣中藥產業發展史。收錄於四物湯的保健食品化:從物的生命史看中藥在臺灣的當代轉化(1990-2008)。頁174-210。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陳柏勳(2015)「藥」誰管游移在法規間的中藥材公醫時代。

陳俞沛(2012)中藥調劑權之爭議問題探討全國律師161247-53

陳俞沛(2016)醫可分中西醫師藥不可分中西藥師臺灣醫界雜誌59748-52

張賢哲(2007)河洛中藥文化之研究。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

劉惠敏(2016)中藥房會從臺灣人的生活中消失嗎?端傳媒。12月16日。

[1] 相關政府法規,可於國家圖書館的「政府公報資訊網」查詢。http://gaz.ncl.edu.tw/

[2] 官方網站:http://www.twcmy.org/abou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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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蹟之後:如何研究與治理台灣的經濟衰退?

林宗弘、李宗榮/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台灣戰後曾經歷長達四十年的經濟成長,創下1963 年至 1996 年平均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率超過9%之紀錄的「經濟奇蹟」,違反馬克思主義依賴理論的預測,引起國際學界關注,將台灣視為第三世界發展的成功典範。在上述脈絡下,台灣經濟社會學研究蓬勃發展,或可稱之為「奇蹟典範」(miracle paradigm)。

然而,1990 年代之後,台灣不僅經濟成長率衰退,也歷經許多重大的經濟制度變革。解戒之後經濟逐步自由化,國有事業私有化以及管制手段減少,國家對經濟直接干預能力弱化。民主轉型、政黨輪替以及民眾權利意識成長的影響下,政府效能趕不上市場轉型腳步,以強國家指導經濟發展的模式難以為繼。

其次,產業升級及台商生產基地大量外移到中國大陸,使得大型企業取代中小企業出口份額、勞工就業條件也受影響,逐漸與經濟成長脫鉤甚至惡化。高科技業凌駕傳統產業卻迅速資本外移,電子業海外產值高達四分之三。大型化、家族化的集團企業成為台灣經濟活動主力,遠離中小企業撐起半邊天的圖像。

金融產業結構也面臨巨變。1991 年銀行自由化與公有控股集團逐漸釋股,改變間接金融的產業結構,農會與信合社的信用市場被新銀行取代,「二次金改」之後形成少數巨型金控集團。此外,股市迅速自由化與對外開放,成為台灣企業重要資金來源,上市櫃公司由 1990 年的兩百多家成長到2014 年的一千四百餘家,法人與外資主導台灣股市,企業則歷經「金融化」與「華爾街化」的洗禮。1990 年代之後的研究發現與奇蹟典範並不吻合,新世紀經濟衰退議題逐一浮現。

相對於奇蹟典範,我們將近十年來的文獻稱為「衰退典範 (recession paradigm)」,這些文獻更關心「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分析經濟衰退的根源與後果。我們將《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所收錄或間接涉及的衰退典範文獻,區分為「宏觀的國家制度轉型研究」與「微觀的組織或網絡研究」兩大類(表一)。

表一

奇蹟典範 衰退典範
被解釋項 為何台灣成功長期經濟發展擺脫邊陲? 台灣作為全球後工業國家與東亞國家之一,為何面臨經濟與社會的長期衰退?
國家角色 威權、自主、發展導向的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衝擊下的失能國家,以及發展國家檢討(王振寰、李宗榮、陳琮淵)
產業結構 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勞力密集與出口導向製造業、社會資本加上彈性專業化 西進中國的台商大型化(鄭志鵬、林宗弘、鄧建邦)、大型集團家族化(李宗榮、鍾喜梅與詹淑婷)與本土產業升級(川上桃子、田真弓)造成財團影響力上升(〈進擊的巨人〉林宗弘、胡伯維),中小企業勉力支撐(〈從頭家島到隱形冠軍〉謝斐宇、呂玉瑕與林庭萱),紅色供應鏈崛起(熊瑞梅、陳冠榮與官逸人)
金融市場 國家引導銀行投資、國有銀行與民間借貸雙元結構、1980年代後散戶為主股市 銀行私有化與自由化、外資與法人主導的股市、「華爾街化」股東權益為主的上市公司經營方式(鄭力軒)
社會流動 中小企業與新興中產階級崛起,創國際社會流動紀錄 產業轉型使中小企業剝削性高存活難(劉正、蘇國賢、Arthur Sakamoto)、創業衰退、社會流動停滯、青年失業與彈性工作擴張
性別、家庭與人口 儒教傳統父權家庭、犧牲長女教育與歧視女性的勞動市場、早婚/低離婚率、有效的家庭計畫與人口紅利 少子女化造成性別教育投資平衡、女性勞參率高但對女性生育仍有歧視(張晉芬),青年(特別是男性)貧窮導致推遲婚育年齡、結婚率生育率降低、離婚率升高造成父權家庭崩壞、人口老化與人口負債(鄭雁馨)
政治衝突與社會分化 國民黨威權國家對抗本土公民社會(省籍或族群衝突) 民主化以及與此相關的中國因素與本土認同深化後,階級衝突與世代對抗部分取代國族認同議題(吳介民、何明修)
因應政策 新自由主義:小國家與兩岸經貿擴張 創新福利國家(林宗弘)、社會經濟創新(陳東升)、另類社會政策,例如全民基本收入

宏觀因素:國家、金融、勞資關係、性別與人口

衰退典範的研究發現,國家介入產業發展成敗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例如在陳水扁政府時期的兩兆雙星留下企業與銀行的沉重債務,而馬英九政府時期國民黨財經官僚班師回朝並持續發展生技產業,卻無法挽救經濟。王振寰、李宗榮與陳琮淵對此做出回應,回顧台灣戰後不同時期的產業與科技政策,發現在國家能力相對弱化、民主化與政商關係改變之下,傳統發展國家由上而下駕馭市場在政治上不可行、也容易失敗。未來國家會更趨向平台的搭建者,而不再是行動的引導者,它將為企業提供強化競爭力的制度,由市場決定企業的存亡。

發展國家弱化也涉及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力。學者鄭力軒研究發現國民黨壓抑大金融資本,造成股市以散戶為主,讓新興科技業與集團企業積極透過金融市場來擴張資本,公營事業積極釋股同時維持政府對經營權的控制,共同促成股市高度成長,創造市值上兆的超級公司,使 1990 年代成為台股的鍍金時代。鄭力軒的研究對台灣大型家族集團的蓬勃發展提供補充性的解釋,由於1990年代股市以散戶為主,家族企業鮮少遇到購併挑戰,讓股市成為家族企業擴張時汲取資源的渠道。然而,2003年後國家允許外資進入市場,股市結構演變為外資與法人掌控,散戶退潮,交易次數大幅下降,金融市場資本集中化、全球化與會計規範改變,上市公司經營壓力變大,出現家族企業遭敵意併購的案例。

在勞資關係方面,由於白色恐怖時期國民黨對左派政治勢力的清剿、對公部門工人的列寧式黨國與工會控制,私部門中小企業與城市新興中產階級崛起,以及相對平等的所得分配,勞資階級意識極為模糊。結果,台灣快速工業化並沒有催生一個強大且自覺的工人階級。時至今日,儘管貧富差距惡化與社會流動停滯使一般民眾的階級意識提升,影響投票傾向,工會組織卻持續衰退。對此,何明修的研究詳細介紹了台灣勞資政三方的互動與工運路線的分化。

雖然在巴西、印度、印尼等國經濟崛起之際,儒教文化決定論黯然失色,台灣父權家庭文化與人口的角色,卻成為衰退典範的焦點。張晉芬的系列研究發現從平均數據來看,即使台灣性別間薪資差距好似逐年縮小,女性教育程度大幅提高、勞動參與率也逐年增加,女性與男性的薪資差距仍高達兩成,性別間的職業隔離有顯著解釋力,女性從事中高階白領工作比例仍遠低於男性,同一職業不同性別的薪資差異依舊明顯,而在控制教育和工作經驗等因素後,兩性仍有同工不同酬的現象。

鄭雁馨的系列研究探討從高結婚率到低結婚率、以及人口紅利到人口負債的逆轉。1980 年代中葉起,台灣時期生育率跌破人口替代水準 2.1 人,開啟長達三十年快速下滑的生育率軌跡。新世紀邁入後工業化的台灣社會,面對全球化競爭下的勞動市場結構和社會不平等,其引發之日益惡化的貧富差距,導致超低生育率與人口老化,勞動力短缺導致經濟動能不足成為嚴峻考驗。鄭雁馨指出改革職場性別歧視與降低婚育成本,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將是挽救台灣經濟的重要策略。

 

微觀因素:企業大型化、集團家族化與隱形冠軍

台灣市場結構轉變裡最引人注目的現象,是企業大型化與家族集團的歷久不衰。林宗弘與胡伯維分析大型企業排名資料庫,發現企業主要透過兩種模式擴大規模,一個是透過上市集資獲取資金,投資於資本與技術密集產業,例如台積電;另一個則是透過資本外移至中國大陸或東南亞,追逐廉價勞動力的世界工廠。後者使得台灣企業營收與雇用人數急速上升,純益率卻下降,顯示主導台灣企業行為的是市場政治邏輯(即「惰性」廠商僅求市佔規模擴大與存活),而非新古典最佳化生產要素組合而達到利潤極大化、或熊彼特式企業家精神。

家族資本主義通常是市場制度缺陷與落後的特徵,然而在台灣,家族控制的公司仍佔上市公司與企業集團的八成左右,鍾喜梅等研究指出財團法人金字塔控股策略有助於家族控制,李宗榮則從廣泛的歷史制度論來解釋。戰後初期,國民黨政權在統治正當性考量下,與台灣本地地主階層與新興政商家族合作,透過經濟特權交換政治忠誠,建立威權侍從體制。結果,以家族親屬連繫的「親控集團網絡」猶如封建貴族,位居台灣市場結構頂層,掌控金融等重要產業,而且彼此結親繁殖血脈,這種強連帶有助於企業內部股權控制,外部結盟擴張。

企業大型化意味著中小企業整體發展日益艱難。台灣2011 年製造業部門超過 500 名員工的企業佔總體收入近 66%,遠超過1996 年的 43%,200人以下中小企業收入則從 1996年近 45%降至 2011 年的 25%。縱使如此,台灣中小企業仍有不少「隱形冠軍」。謝斐宇透過 1996~2011 年台灣工商普查資料,計算位於台灣中部的機械與金屬部門產業的附加價值,發現中小企業創新活動極為活躍,在附加價值表現上與半導體相較毫不遜色,甚至比電腦周邊製造業高出許多。

然而,劉正與蘇國賢等整併 1991 年與 2001 年的「工商業普查」、「員工動向調查」與「職類別薪資調查」等資料庫,形成以廠商為單位的資料進行分析。結果發現,每三個製造業工人就有兩個受僱於明顯剝削的企業,而這些製造業廠商多數是中小企業。他們的研究或許有助於平衡對中小企業的溢美之詞。

 

全球化下的台灣科技網絡

1990 年代後,急速成長的科技業不斷更新全球布局,將台商推向中國大陸與其他鄰近國家,高科技的電子業是其中的主角。台商曾經生產高達全球百分之九十的筆記型電腦,川上桃子教授發現台商為應付不同代工客戶規格與設計需求,各代工廠逐漸衍生出能夠個別承接訂單卻又維持獨立的組織結構,提供台商絕佳的學習機會吸收尖端市場資訊,跨產品學習與整合,加上技術人才網絡的非正式交流,技術研發超越日本廠商。

多年來,延續網絡創新理論,熊瑞梅及其合作者以網絡「結構摺疊」來檢視台灣半導體人才以及中國大陸「海歸」人才在專利發明方面的競爭。台灣的科技業由矽谷回流的工程師攜帶技術與網絡回鄉、連繫美國科技大廠與台灣製造業,更擴散到中國大陸,是結構摺疊的成功案例。最近研究發現,隨著中國大陸半導體投資與市場規模擴大,以及研發人才的擴張與世代交替,台灣發明人的重要性被稀釋。田畠真弓的研究呈現台灣 LED 廠商在日韓競爭縫隙中求生的過程,在日本經濟失落的二十年裡,面板廠不敵台灣與韓國廠商競爭,日本研發人才逐漸外移至台灣,堪稱「產業浪人」。值得注意的是,田畠真弓描繪日本產業衰退與技術人才外流的前車之鑑,與熊瑞梅發現台灣科技業在中國大陸廠商競爭下逐漸失去優勢的現況,非常類似。

 

兩岸經貿擴張的挑戰

近來,對於全球與兩岸開放貿易及台商已經出現批判性的研究。鄭志鵬與林宗弘認為台商雖然仍接受國際買主指揮,然而透過地方產權制度創新、政商關係與台灣人排他性的族群網絡,比其他外資廠商更快且更大規模進入中國大陸設廠,利用廉價勞力與土地、取得生產規模與外銷退稅等優勢,甚至協助中國大陸廠商整合進全球商品鏈。然而,台商過度集中投資於中國大陸,忽視全球經濟衰退的風險,導致高昂的沉入成本。學者鄧建邦揭露台商進入中西部省分的經營困境,早年台商主要在沿海省分投資,依賴具有強烈工作動機的外來農民工,數萬人以上集中管理的工廠與宿舍結合體制,讓台商成功剝離農民工的社會關係並使其原子化—─這也是造成富士康工人自殺的因素之一。隨著工資與土地成本上升與東南沿海勞動力短缺,台商逐漸往內陸省份遷徙,內陸勞工有社區網絡以及原生家族資源,可以辭工甚或集體抗爭來表達不滿。工人季節性的農忙,平衡家庭生活,甚至是工作與休閒時間的權衡,都讓內遷台商管理權威難以隨意施展。

中國大陸對台商的「惠台政策」被視為推動兩岸政治整合的重要政策槓桿。然而,晚近尤怡文[1]等人研究發現從 2006 年起,台資企業稅率上升而失去相對優勢。中國大陸本土企業的崛起及地方保護主義,使惠台政策虛有其表。矛盾的是,台商更受制於中國大陸投資利益。2005 年以來國共會談平台形成,以國民黨高層與台商網絡為核心的政商聯盟興起,成為太陽花運動所對抗的利益團體,吳介民對此提供了深入的觀察。

 

後太陽花時代的經濟策略

最後,衰退典範發現新的社會分歧正在湧現:台灣的資產階級正在自我複製,中下階級社會流動與創業機會衰退,觸動民眾階級意識。國家與市場的權力與資源集中在戰後嬰兒潮企業家世代,觸動世代衝突。2014 年爆發的太陽花運動展現了世代與階級分歧。後太陽花時代台灣應該建構何種發展政策?在本書中,陳東升探討了全球與台灣另類的社會經濟創新方案,林宗弘等則提出創新福利國家的想法。在新世紀的全球資本主義衰退時期,關於經濟社會學衰退典範的討論,有助於回應台灣社會對經濟轉型的焦慮,在學術與政策對話中邁向未來。

18010901

(改寫自李宗榮、林宗弘〈導論──「台灣製造」的崛起與失落:台灣的經濟發展與經濟社會學〉,收錄於李宗榮、林宗弘編,2017,《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頁1-48,南港: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註解

[1] Yu, Yi-Wen, Ko-Chia Yu and Tse-Chun Lin. 2016. “Political Economy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is Beijing’s Patronage Policy on Taiwanese Business Sustainable? “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5(99), 372–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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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史》後來怎麼了? 除罪以前、同婚以後

梁秋虹/臺灣大學社會學

 

一、性的秘密

「從現在開始的三分鐘,請各位同學在紙條上寫下一個『性的秘密』。題目規則很簡單,紙條是匿名的。換句話說,內容不限,你可以自由發揮,也可以拒絕作答」。三分鐘後,每個人都交了一張紙條上來。我一一打開那些隱密摺好的紙條,發現沒有一個人交白紙給我。

這是我曾在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性別學程的一門課,主題是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影響深遠的經典著作《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性(sexuality)是什麼?性有自己的歷史嗎?什麼是性史?假如要讓傅柯在三分鐘內介紹自己的研究,這個課堂實驗或許是一個方法。

人為什麼會願意交出自己的性秘密?這就是傅柯想要說的事。《性史》第一卷以十九世紀性壓抑的英國維多利亞時代(1837-1901)為背景,在教會的懺悔告解室、在囚禁瘋狂的精神機構,從家裡的臥房到學校教育現場,在聽和說的人之間,人們開始竊竊私語,傅柯將這樣的時代現象稱為一種告白機制。看來秘密或許並不像我們所想像的那樣難以啟齒。問題在於,透過性如何定義自我?他人又會如何解讀眼前的秘密,這便牽涉到一種隱約的權力關係,就像在這個教室裡所發生的事一樣。

回到教室裡發生的事,摺好的紙條都一一打開了,接下來的考驗回到我身上,我該怎麼辦?我想到一些來自傅柯的啟示,秘密不會只是秘密,秘密可以觀察,秘密會累積,會被解讀、建檔與分類,逐漸被建構成為一種知識。看著手上的紙條,我很快就發現,這時代大學青年世代的性經驗、性態度與性知識早已大不相同,而我的教室裡正坐著一個可愛的男同志,他對身體與性侃侃而談,有著一雙不迴避人的明亮眼睛。

回顧2017年,台灣正寫下同志平權歷史的一年。大法官釋字第748號解釋「同性二人婚姻自由案」宣布《民法》禁止同性婚姻違憲,台灣可望成為亞洲第一個保障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但未來兩年內立專法或修民法的同婚法案動向仍有待觀察。另一方面,強調守護傳統家庭與婚姻價值的宗教性社會團體,則表達強烈反對意見。無論如何,台灣同志婚姻釋憲案的通過,發揮了推波助瀾的效應。在那之後,台北當代藝術館舉辦了亞洲地區第一個走入官方美術館的同志議題大展。同志平權運動工作者祁家威獲頒「總統文化獎」社會改革獎。台北同志遊行參與人數再創歷史新高,成為亞洲規模數一數二的同志大遊行。

是的,社會正不斷在改變。2012年,中央研究院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首度納入(也是目前為止唯一一次發表)性別認同的題組,調查結果得出異性戀94%、同性戀0.2%、雙性戀1.7%的人口比例。[1]同志似乎不再是秘密了,「出櫃」(come out)宛如歷史名詞,如同我們早已不再是十九世紀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了。這時代什麼是性史?我們還需要性史研究嗎?

2018010201.png2012台灣性別認同調查。圖:作者提供。

 

二、性的告白:除罪以前、同婚以後

回到傅柯,重讀《性史》,有些讀者可能會失望,因為傅柯其實沒有交代太多維多利亞時代人的性生活。傅柯沒有明說的是,現代婚姻制(civil marriage)其實也是十九世紀的歷史產物。國家某種程度卸奪了教會證婚的神聖權利,另行透過法律賦予人民民事登記結婚的新權利。然而,在我們選擇擁抱幸福美滿的婚姻制度和婚姻價值之前,要知道婚姻並不是從一開始就是平等的。妻子一無財產權,二無訴請離婚權利,現代一夫一妻婚姻制仍與父權制劃上等號。

那傅柯說了什麼?他所考掘的是現代婚姻制的一體兩面:婚姻以外不合法的性,特別是十九世紀同性戀概念的誕生及其入罪化。關於罪與罰的性史,很早便開始了。英國自十六世紀以來,肛交及獸交行為依法可處死刑(Buggery Act 1533)。傅柯在《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一開場所描寫的凌遲場景,同樣也發生在男同志身上。直到維多利亞時代,才廢除了這一項公開示眾的絞死刑。然而,懲罰的時代結束了,規訓的時代才正要開始。在十九世紀法律犯罪科學與精神醫學的發展下,有些人的性開始被研究、偵訊和審判,變成了不正常的人。1895年,愛爾蘭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1854-1900)被依「猥褻罪」宣判入獄。當作家的不名譽入獄事件成為公眾議論話題,男同志的性史開始浮上檯面,相對隱而不顯的女女親密關係則一直處於法律寬忍的灰色地帶。這也就是為什麼,對有些人來說,性必須是秘密。因為他們的性被視為一種性危險、性倒錯與性犯罪。性不可以說,正如同不能輕易向他人說出我是誰。

那麼,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後來怎麼了?

2017年的英國,正逢同志「除罪化」或「部分合法化」五十周年紀念(Sexual Offences Act 1967)。[2]英國盛行的歷史周年紀念,年復一年的紀念,不單只為照亮歷史榮光,也要照見歷史暗面。在同志平權紀念之年,英國舉行了為期一年的盛大紀念,重新認識罪與罰的性史,以此回顧反省過去對男同志的法律壓制與迫害。首都倫敦,在工黨政治家、巴基斯坦裔穆斯林信仰、人權律師出身的市長公開表態支持下,倫敦市政府帶頭舉辦倫敦同志抗爭運動五十年紀念攝影展。從大英博物館、大英圖書館到泰德美術館相繼推出同志平權大展。打開電視頻道,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正上演一系列同志影視季特別節目(Gay Britannia)。走過書店櫥窗,城市重寫自己的歷史,繼《倫敦傳》之後,《酷兒城市》(Queer City: Gay London from the Romans to the Present Day)(Peter Ackroyd ,2017)新書上架,堪稱(男)同志版本的倫敦新傳。

值得一提的是,英國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也與英國國家古蹟信託(National Trust)跨界合作,共同企劃了另一個立體版本的「酷兒城市」(Queer city: London club culture 1918-1967),要在倫敦蘇活區酒吧原址重現警察惡意臨檢年代的同志歷史地景。如果要用台灣同志史來類比的話,我們可能很難想像有朝一日國家圖書館與國立歷史博物館會共同發起紀念昔日的「常德街事件」?[3]這或許是同志歷史的另一種轉型正義。歷史,為何要不厭其煩地紀念?否則,誰還記得「新公園宵禁」?誰還記得今年就是1997「常德街事件」二十周年呢?

 

(一)誰是性偏差?

從入罪化到除罪化,從殘酷的懲罰到驕傲的紀念,這一段歷史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又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接下來,請再給我一點時間,讓我們試著用最快速的方法,從三張統計圖觀察這一百年發生的變化。

《性數據》(Sex by Numbers)一書中,劍橋大學數學科學中心的統計學家David Spiegelhalter(2015:75-101)回顧檢驗了歷史上各種「把性裝進數字裡」的統計版本,包括二十世紀最早期的歐洲性學研究、美國紅極一時的「金賽性學報告」(Kinsey Reports)等等。性統計科不科學?他認為關鍵在於對同志概念的操作型定義,依據性吸引力(sexual attraction)、性行為(sexual behavior)或性別認同(sexual identity)三種不同定義方式,最後可能產生相當不同的統計結果或解釋偏誤。舉例來說,如果人們擔心性傳染疾病健康風險,那更應該關注的是所有人的性行為而非特定群體的性傾向,特別是當所有統計證據都顯著支持異性戀者同樣有過同性性接觸經驗之時。那麼,同志統計可信嗎?統計學家的看法是,無論你相不相信科學、同意或不同意數字,一個令人難以忽視的現象是,自1970年代同志運動以來,同志群體在人口學意義上的「出櫃」變得越來越重要。同志到底有多少人口比例?那幾乎是一場1%到10%之間的統計戰爭。

換句話說,同志統計既是科學的,也是政治的。具有政治性的統計並不一定等於不科學,而在於我們如何去判斷解讀科學數字背後的政治性。因此,對我來說,重點主要並不在於從統計得到多少數字。我更感興趣的是,如何以科學之名,用一個人的性來定義一類人的性別?從身體到人口,「性」與「別」如何進一步作為人群分類與人口認識的歷史變化?

2018010202.png1904德國性吸引力調查。圖:作者提供。

首先,讓我們來看一百年前歐洲最早的性學調查,來自1904年德國猶太裔性學家赫希菲爾德(Magnus Hirschfeld,1868-1935)的發表。他在納粹迫害前的自由柏林籌辦了性學期刊、性學研討會、性學研究機構,堪稱歐洲「性學」(sexology)運動的前鋒。在那個時代研究性學一點也不容易。同志的性並不合法,如果性不可以說,那要如何得知同志的存在?既然不可以說,那便迂迴地問。二十世紀早期的調查方法還很陽春,他靠明信片當問卷,發送給大學生和工廠工人,試圖詢問受試者感到性吸引力的對象。你可以想像在一百年前收到這樣一張無禮的明信片會發生的後果,這位內科醫生因此被指控性騷擾,還因此吃上官司,賠償了可觀的罰款,但最終得到了他想要知道的秘密。作為一名公開出櫃的男同志,他藉此向世人高聲呼喊同性戀的存在。

根據《性數據》統計學家的意見,儘管赫希菲爾德的調查研究方法還很粗糙,但其實他的統計技術還不錯。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問問題的方式,一個人的性吸引力對象,還有沒有其他可能選項?這份問卷同時提供了異性、同性、雙性,以及最後一個難以歸類的選項「偏差者」(deviates)。這就是傅柯《性史》想說的事,為什麼有一類人的性被定義為常軌,而另一類人的性成為了偏差?性的常態該當如何?愛有無偏差?愛錯了人,何謂偏差?儘管在過去「性偏差」很可能便是「性反常」或「性變態」的同義詞,這位同志性學家則傾向拒絕使用將同性戀病理化的定義,他後來嘗試發展在「第一性」(男人)、「第二性」(女人)之外的「第三性」(the third sex)或「中性」(sexual intermediaries)等概念,來捕捉那些在性別光譜上無法被歸類的人。

 

(二)性別認同A to Z:L.G.B.T.Q.A.I+

2018010203.png2016英國性別認同調查。圖:作者提供

一百年後,性的調查規模已不可同日而語。性不再是秘密,性變成了大數據,把性裝進數字裡的不是別人而是國家。「2016英國性別認同調查」(Sexual Identity, UK: 2016),來自英國國家統計局(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簡稱ONS)所主持的「家戶綜合調查」(The Integrated Household Survey,簡稱HIS),以十六歲以上英國公民為母體進行概率抽樣,提供約325,000份有效應答樣本,為英國最大規模的社會調查之一,僅次於人口普查。[4]

是的,二十一世紀同志的性史不再是秘密了,但在同志除罪化的同時,並不代表社會歧視的自動消失,或可完全無畏出櫃的壓力。所以在問卷設計上,ONS僅調查受訪者的主觀認同,主張以性別認同為性傾向(sexual orientation)概念的一部分,但並不以此直接反映性吸引力或性行為。因此,儘管由國家所主導的同志統計不免仍有標籤化設定群體或服務於人口治理生命政治的疑慮。無論如何,同志人口之所以正式納入國家統計,根據官方說法,乃是基於《平等法》(The Equality Act 2006)的性別人權立法精神,最終目的仍在於消弭性別歧視與不平等。[5]

如果有一天,你需要在三分鐘內交出一張紙條,決定一個選項,或是寫下一個秘密。那麼對所有曾為性向感到迷惘的人來說,「我是誰」的問題也就變得越來越重要。性別研究過去一般以「LGBT+」泛指所有非異性戀者(non-heterosexual),包括:女同性戀(L for Lesbian)、男同性戀(G for Gay)、雙性戀(B for Bisexual)、跨性別(T for Transgender)。伴隨著1990年代以來「酷兒」運動的發展,近年已將性別認同延展成為一道七色彩虹旗光譜。新的概念比起過去更傾向接納多元異質性。「LGBTQIA」一詞,更廣義地納入抗拒定義、不受歸類且質疑所有性別身份的個體,從「酷兒」(Q for Queer or Questioning),乃至於雙性人(I for Intersex)、無性戀(A for Asexual)等。[6]最新的一種性別認同彷彿來到了無性也無別的世界,在倫敦同志遊行現場便可見到無性戀者組織的紫色隊伍。

有一種意見可能會質疑,如果我不是同志,這些令人暈頭轉向的字母排列有什麼意義?一個又一個的新字母不過是一時流行的概念發明,就像只不過是給人戴上一頂時髦的帽子。沒有錯,性別認同不是一種身份或標籤,一如字母不能代表一種性別,一如帽子不能代表一個人,但對某些人來說,偶爾也想要換頂帽子,那便是所謂認同的流動性。問題是有些人的衣櫃裡連頂帽子都沒有,對那些想要換頂帽子或是沒有帽子可戴的人,字母的一一出櫃,承認了性少數群體的存在,性少數中還有性少數。這就是性別認同的概念,讓我們不要去否定別人頭上的帽子,同時可以自由決定自己想要的帽子。

 2018010204.jpg 2016倫敦同志遊行隊伍中的無性戀權益促進組織(Asexual Visibility and Education Network)。圖:作者提供。

對照性別認同光譜的最新發展,英國國家統計局僅採用「LGB族群」(2%)做為同志人口的官方定義,似乎稍嫌謹慎保守。若進一步考慮到「其他」(酷兒或跨性別者等)或「不知道或拒答」(性別迷惘、出櫃壓力、拒答意願等),改以「LGBTQ+族群」為定義,那麼廣義的同志人口比例則可能高於預期(2.5%-6.6%)。即使回到最保守估計,以英國人口規模估算,2%,這個數據意味著一百萬人,形形色色的一百萬人。ONS研究指出,同志人口結構具有顯著性別認同度高低、世代認同度不一、多元種族族裔組成,以及同志出櫃地圖上的區域落差。這些數字再再顯示,一個數字的背後可能不只一個人,這一百萬人並不只一百萬人,而同志在人口學意義上的集體出櫃中,也可視為英國同志運動四十年來為出櫃而戰的努力成果。[7]

 

(三)我們成家/離婚了!婚姻只是親密關係的一個選項

2018010205.png2016英國同志婚姻狀態調查。圖:作者提供

「我們成家了!」這或許是連傅柯也沒有預料到的事。同婚合法化,可以說是同運所取得的歷史性勝利,也寫下了同志性史的新頁。目前英國婚姻平權發展可分三個階段。(1)2005年12月5日起,政府許可同性伴侶登記「民事伴侶」(Civil Partnership Act 2004)。(2)2014年3月29日起,政府許可同性配偶合法登記「同性婚姻」(Marriage(Same Sex Couples)Act 2013)。(3)2014年12月10日起,民事伴侶可轉換登記為同性婚姻。伴隨著多元成家立法,對同志人口的認識,除了主觀的性別認同調查,如今更進一步確立了客觀性的民事登記事實。

就在同志除罪化五十周年,英國國家統計局首度公布了英國同志婚姻狀態(marital status)調查結果。以前述的性別認同調查所觀察到的「LGB族群」為母體,研究發現七成以上同志一直保持單身(以40歲以下青年世代為主),從未進入民事意義上的固定伴侶關係。所有曾有過伴侶或婚姻經驗的人相加不到三成,而那之中其實有過半數來自異性婚姻12.6%(多數來自以女同志為主的雙性戀族群);其次為同性伴侶8.5%;最後的選項才是同性婚姻3%(以中高齡世代為主,女性比男性更提早進入穩定的伴侶關係)。這一年的同志結婚率,甚至低於廣義上的離婚率(離婚或解除伴侶關係)。

伴侶或婚姻究竟哪一個才是同志人生最佳選項?這個問題是否有意義,還有待後續觀察。英國國家統計局也發表了一份報告,專門討論同婚制對伴侶制造成的影響。資料顯示,自同婚制實施後,伴侶登記明顯下滑八成,連帶攀上另一波伴侶轉同婚的高峰,但仍有少數人寧捨同婚而選擇登記伴侶。另一個值得觀察的現象是,相較於異性婚離婚率穩定維持在10%上下,同性伴侶關係解除比例明顯攀升(從2007年1.2%至2016年29.7%),近兩年選擇合法離開一段關係的人開始超過合法走入一段關係的人。而在同婚合法化第一年後(2014年4853件),隔年同志離婚件數也悄悄出現(2015年22件、2016年112件)。相較於前兩年的數字,同婚的人沒有變得更多,而分手的人也沒有變得更少。同志親密關係的斷捨離看來難分難解,究竟相愛容易?還是分手難?

無論如何,同婚人口一無猛爆性成長,同婚制度也未如反對陣營所預想的如何瓦解社會結構或摧毀婚姻價值。在此同時,儘管同志歧視或仇恨言論並沒有完全消失,但同婚已經不再是議題了。社會普遍更關心的是多元成家之後的新婚姻家庭結構,以及如何破除同志親職教養迷思,例如最新一期的《新科學人》(New Scientist. No. 3154. 2017.12.02)封面便以「(not) MARRIED, TWO KIDS. SINGLE (gay) PARENT」為專題。BBC新一季節目(Queer Britian),則注意到現行制度下更弱勢的人。以男同志的主觀視角為報導者,從無以為家到難以成家,探討街頭的青少年少女同志街友,以及在親密關係或伴侶選擇的面向上,同志社群內部無所不在的審美壓力與種族歧視。

 

三、小結

為什麼要讀《性史》?性的歷史研究顯示,同性戀概念與現代異性戀婚姻體制,在歷史上幾乎是同步發展而成的。只不過,同志的性史往往從罪與罰開始,而且絕大多數是由男同志的性史寫成,從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代不合法的性犯罪與婚外性,到二十一世紀的多元成家與婚姻平權立法,經歷了漫長的兩個世紀。

兩個世紀時間很長,而這篇巷子口文所能短短說出的只有一件事。如果你要問我,《性史》到底後來怎麼了?我會說,同志的性終於有了一席之地。這一兩百年發生的事,大概就是人口大餅上的那麼一點,約莫就是2%的現身,還有那2%背後的政治性。可是同性戀不再是一種醫學上的性倒錯或法律上的性犯罪,而是一種深具自我性別認同的性傾向。從2%到6%之間,重點或許並不在於那些可以裝得進數字裡的性(LGB),不在於我們究竟可以得到多少可信的同志人口,而是在於那些無法裝得進數字裡的性,時至今日不再被視為一種「性偏差」,這就是一種性別平權意義上的進步。但還有許多其他的其他(LGBTQAI+),仍隱藏在「我不知道」、「我不確定」或「我拒答」的答案裡面。

兩個世紀時間換來的進步,大約也就是那麼一步。同志的性,從婚姻的外面,走進婚姻的裡面。這中間也不免也引發一些討論,接受婚姻制,對同志來說究竟是不是一種進步?對出生在1967年英國同志除罪化前的世代來說,他們多曾經歷過同志入罪、逮捕拘禁的受害經驗,同時也是1970年代第一批公開出櫃的同運工作者,年少時代大多分享了激進女性主義者對父權制婚姻的嚴厲批判態度。如今得以合法走入婚姻,對早期同運世代來說,格外經歷過一番自我辯證。[8]

從除罪以前,到同婚以後,英國經驗可以帶來的啟示或許是,對同志親密關係而言,婚姻只是一個選項,甚至可能還是最後一個選項。婚姻平權的重點不過是在於平等提供這一個選項,讓任何人都能合法享有相愛和分離的權利。試想,什麼樣的人最需要受法律保障的婚姻家屬關係?英國經驗呈現出中老年同志共組家庭的高度需求(大多數女同志在50歲結婚、68%男同志在65歲結婚)。而這一群中老年同志,正是過去曾經批判婚姻制的同運世代,但如今他們擁有了選擇步入婚姻的權利。因為婚姻不是只有性,也不僅僅是一段親密關係的自由來去而已,而是我們的政治是否能夠平等提供每一個人的性公民權?是否能夠為所有人架構起社會福利的安全網?

最後,我不由得想起一個畫面,英國《衛報》所提供的線上會員制交友平台(Guardian Soulmates),標語聽起來很有想像空間,就叫作「發現你的靈魂伴侶」,而且友善提供同性交友空間。愛無差別,或許我們每一個人所想要的不過是一個靈魂伴侶而已。

2018010206.pngGuardian Soulmates。圖片來源:https://soulmates.theguardian.com/find

 

註解

[1]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所列問卷問題是:「有些人認為自己是同性戀、異性戀,您認為您是?(01)同性戀(02)異性戀(03)雙性戀(4)我不確定(5)其他(6)不知道(7)拒答。(章英華等  213: 309)

[2] 1967年,《性犯罪法案》(Sexual Offences Act 1967)的通過,具有男同志「除罪化」的里程碑意義。但嚴格說來這裡所謂的「除罪化」,僅僅是限定條件的「部份合法化」。因為該法案僅限定英格蘭及威爾斯地區21歲以上男性間的私密性行為合法,並對私密性行為及地點採取無第三人在場的從嚴認定。換句話說,該法案並不同意青少年同志性行為,以及發生在旅館等公共營業場所或是軍隊生活中的性行為等,亦不適用蘇格蘭及北愛爾蘭等地。

[3]九〇年代愛滋危機爆發下,台北市警局頻繁臨檢男同志酒吧或三溫暖等同志情慾消費空間,對男同志攔街臨檢、拍照存證或強制驗血。警方強勢作為屢屢引發人權侵害疑慮,亦突顯昔日同志缺乏公共空間使用權或同志友善空間的現身困境。此類同志人權事件,尤其以1997年台北「常德街事件」為代表。

[4] 2009年英國「家戶綜合調查」納入「性別認同」題組。2014年首度公布調查報告,2015年併「年度人口調查」(The Annual Population Survey,簡稱APS)。

[5] 2017年,ONS首度公布了將性別認同作為個人福祉(personal well-being )調查項目的分析結果,透過不同性別認同群體的生活滿意度調查,以此作為提供健康照護服務與促進職場性別平權的政策參考。

[6] 晚近發展另可參見: Sexuality(Jeffrey Weeks,2016),2016年新版新編收錄了數位時代虛擬性愛(cybersex)、虐戀者(bondage, discipline, dominance and submission, sadism and masochism,簡稱the BDSMer)等新興的性概念。

[7] 英國同志史代表作《出櫃中》(Coming Out)推出四十周年紀念版(Jeffrey Weeks,2016)。作者是倫敦南岸大學社會學系榮譽退休教授,也是資深的同運工作者。這部舊作既是一部同志史,也是歧視史,提供了最接近1967年同志除罪化的歷史現場研究。

[8] 這段看法請參考Jeffrey Weeks(2016)的一系列著作。

 

參考文獻

章英華、杜素豪、廖培珊,2013,《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六期第三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台北市: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David Spiegelhalter,2015,Sex by Numbers: What Statistics Can Tell Us About Sexual Behaviour. London: Wellcome.

Jeffrey Weeks,2016,What is Sexuality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2016,Coming Out: The Emergence of LGBT Identities in Britain from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London: Quartet Books.

——,2016,Sexuality. London: Routledge.

Michel Foucault,1978,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An Introduction. Robert Hurley trans. New York : Pantheon Books.

Peter Ackroyd,2010,London: the Biography. London: Chatto & Windus.

——,2017,Queer City: Gay London from the Romans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Chatto & Windus.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https://www.ons.gov.uk/ 瀏覽日期:2017.11)

2017,Personal well-being in the UK July 2016 to June 2017. London: ONS.(Release date: 7 November 2017)

2017,Sexual identity, UK: 2016. London: ONS. (Release date: 4 October 2017)

2017,Civil Partnerships in England and Wales 2016. (Release date: 26 September 2017)

2017,Marriages in England and Wales 2014. London: ONS.(Release date: 14 March 2017)

2015,How have marriages of same sex couples affected the number of civil partnership formations, and how many couples have converted their civil partnership into a marriage? London: ONS. (Release date: 20 October 2015)

2015,Integrated Household Survey (IHS), January to December 2014: Experimental Statistics. London: ONS. (Release date: 01 Octobe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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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族群性別空間與傳統禁忌:社會學的省思

孫嘉穗/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隨著近年來部落觀光的興起,越來越多遊客進入原住民的生活空間參與部落祭儀,部落巷仔口的盡頭往往通到山邊或海涯,遊人進入的不僅是部落的的生活場域,也常跨越文化與社會的空間,進入部落生活居所與祭儀場域,伴隨著遊客如織,攝影與媒介的鏡頭也隨著進入部落文化與社會空間的脈絡,文化空間成為進入其中者所需理解、關照與反思的場域,而其中性別空間更經常成為跨入其中者需重新學習與理解的知識板塊。

 

看不見的部落女人

在原住民媒體的新聞影像裡,可見到蘭嶼大船下水典禮中,達悟族的男人們扛著傳統拼板舟下水,並以身體體現達悟族的文化與尊嚴,陽光下,奮力划動的船槳濺著水花,族群文化在新聞影像中傳承著航向湛藍的海洋。阿美族的傳統海祭,男子依循年齡階級的部落禮序參與儀式,然而女子因著性別禁忌,在部落傳統的重要儀式裡,卻常是禁止進入祭場儀式而被禁絕在外的(孫嘉穗,2013: 134)。在依山而居的族群,如布農族的射耳祭中,以及太魯閣族的祭典儀式裡,新聞影像呈顯著善獵的男人奔騰於山林中,以及傳授著年輕男子射箭的技巧,影像裡有著各種男人饒富族群意涵的文化身影,然而女人呢?族群媒介中的女人是否逸失在報導的焦點,如同許多無法參與的祭儀,也同時在新聞與媒體呈現中位於邊緣處境甚或消失(孫嘉穗,2013: 134)。

女人要跨越傳統的性別空間有多難?不同的族群文化空間與性別禁忌又是多麼頻繁地將女人阻絕於外?部落祭儀有許多的禁忌,一開始即是排除女性參與的,如部落禁忌認為海祭讓女人看到會捕不到魚,布農族祭典中,女人也是被禁止靠近或觸摸獵具。部分傳統祭儀上不僅部落女性無發參與,許多觀光客和媒體拍攝者在尊重部落文化的情形下也不能參與儀式 (孫嘉穗,2013)。原住民族許多的禁忌都和性別相關,如蘭嶼大船下水時女人不能靠近,男人的獵具不能碰觸,懷孕的婦女不能進祭場,甚至懷孕婦女的丈夫也不能進入祭場等,以當代的眼光及視角來看,部分人會將之視為對女性的排除,然而以部落的視角而言,許多原住民族人會將之視為是遵循文化傳統的重要儀式,以及對女性的保護,所以會想要以祖先傳承下來的方式來面對祭儀,在性別視角和族群觀點之間,原住民族人常以保存文化做為優先的考量,對於性別的處遇並未將之視為是對女性的歧視(孫嘉穗,2016)。

然而,在多元文化的關切下,除了正視族群特有文化脈絡,在性別的議題上,是否也應有更多的省思與關照,在爭取族群權益時,性別平權同樣也需倡議,並檢視部落現況是否增進對性別意識的提升。

2017122601.jpg布農族射耳祭,是男孩成為男人的過程中最重要的祭典儀式。
圖片來源:花蓮旅人誌,https://goo.gl/2Pt92V。

 

原住民族群運動優先於女權運動?

在身為原住民與身為女人的權力爭取中,日本愛奴族的女性主義者在爭取女人的權益前,有需要先爭取原住民基本人權的脈絡和歷史,女性平權的要求常在爭取族群共同權益的需求下被壓抑。再者,日本愛奴族原住民女性主義者還要面對主流族群女性主義者的批評與不同意識形態的壓力,而被認為其主張缺乏性別觀點。這其中有著不同社會處境女性主義者在階級與社經地位上的差異,而在愛奴族文化復振的運動中,重新創造傳統文化的實踐裡,性別勞動分工並未被視為是歧視,而被視為是愛奴族整體世界構成的綜合文化空間。年輕的女性被期待要求學習宗教文化與部落祭儀的傳承,而男性著力於政治權力的爭取,而形成女性進行文化生產而成為文化領袖,與男性進行經濟的生產而成為政治領袖的對比(Lewallen, 2010: 155-160)。

傳統部落的性別分工與部落公共事務多由男人參與,在文化祭儀與部落性別禁忌方面都有限制女性參與的傳統,如阿里山鄒族的kuba是鄒族的男子會所,在部落慣習中是只有男人能進去的地方,也是男人討論戰祭、儀式或整個祭典進行的處所,公共領域的討論都在男子會所進行,女人在傳統慣習中是不應進入的,而女人的無法進入是否應視為對女性的排除,由性別的觀點與部落視角可能會呈現不同的答案。然而部落許多女性為何不認為這是歧視?因世代性別處境的壓迫因而內化不自知,或是在尊重與復振傳統的旗幟下性別平權被壓抑,以及以保護之名讓女人失聲的過程隱而未見都是可能被冠上的理由,然而這也可能是原住民女性和其他女性主義者產生歧異之處,西方女性主義者的理論、關切和主張,以及高社經地位女性權益的爭取,套用在原住民部落的社會文化脈絡,與多數女性現存社經地位的處境,都使得不一樣的女人呈現不同的觀點,也可能在不同的軸線上對話。

僅管越來越多原住民女性在政治與媒體公共領域已位居要職並擔任領導角色,但回到部落卻仍無法進入傳統公共空間參與部落公共事務的討論,年輕女性在許多時候也仍無法進入教育的傳習空間,為何女人不能要求部落社會也與時俱進,正視女性在部落的公共參與?當族群傳統與性別禁忌有所抵觸時,除了為傳統犧牲性別關注的選擇外,能有其他的可能性嗎?

不同的部落對族群傳統與性別意識的堅持與轉化有著不同的進程與變貌,但在原住民族群意識高漲下,性別意識如何提升,以及對傳統堅持的同時是否也應重新檢視傳統禁忌在先民社會產生禁忌的原由,以及其在當代社會的適切性,部分性別禁忌源於先民社會對女性的善意與保護,是基於良善的理由,但禁忌隨著時代的變貌與女性身分角色與性別意識的提升,是否仍合於目前處境,以及是否在部落祭儀、公共事務與公共領域也應逐漸納入女性的意見與參與,有賴媒體從業人員透過議題性的報導與討論尋求原住民族人共識,也較可能在既有結構中鬆動原有性別權力關係,相關議題不僅需要部落族人對性別禁忌的重新檢視,也需要進行對相關媒體從業人員的性別培力。

面對部落傳統文化的流失,許多部落族人常會以維護統祭儀與保存文化為優先,並視為是自己對部落的職責與使命,而性別意識的覺醒可能就會在族群意識的框架下被壓抑,或在維護文化傳統的使命感中以各種理由被忽略,然而族群與性別皆為文化面向上的重要向度,同時需檢證各種權力關係與抵抗不同形式的壓迫,因而在維護原住民傳統文化之時,以及在追尋族群身分與認同時,同樣需檢視部落性別平權的落實,或引發部落對性別議題的更大關注。

當傳統與耆老成為族群象徵,試圖發聲與爭取女性平權的女性常要背負破壞傳統的惡名與巨大壓力,更何況還有著各種破壞傳統之後將觸犯禁忌的部落與族群信仰,即便在漢人社會已具媒體發言權與政治資歷的原住民女性,回到部落仍常在遵循傳統的部落慣習中難以進入部落公共領域的參與。

 

觀光驅力下打破性別禁忌

近年來傳統部落社會因應著當代多種因素的衝擊,也展現著不同的變貌。在蘭嶼,有部落讓女性遊客踏上慣習中女人不應進入的達悟拼板舟;排灣族也打破禁忌讓原來只傳男性貴族的鼻笛也接受了女性學習鼻笛以避免其失傳;男性為主的狩獵行動也開始有了女獵人;阿美族年輕世代的女性在傳統男性的年齡階級之外也希望構建女性學習部落文化的系統,也有部分阿美族的部落女性雖仍不能參與捕魚或網漁,但可到現場觀看捕魚的過程,然則也有部落仍嚴格執行過去的習慣與禁忌。

男女性別板塊與文化空間的形塑也隨著社會變貌逐漸有了鬆動,然則這其中仍有著不同原由的社會驅動力,蘭嶼讓女性觀光客上船,部分源於經濟與商業的驅動,而不一定是源於對女性性別意識的提升,雖則也有部落的轉變根源於性別意識的覺醒,儘管仍有不同形式的壓力,性別和族群的競合不再只能是犧牲性別的族群意識。

蘭嶼近年來因為觀光與商業的因素,許多部落傳統皆面臨衝擊,其中當然也包含性別禁忌面對觀光需求的衝突,而有了折衝與妥協的各種作法,這其中包含在商業驅動下,觀光利益面對族群傳統禁忌的衝突與轉變,而達悟人嚴謹遵守的女性不能碰觸船與不能上船的禁忌,在部分部落開放以觀光體驗方式讓女性上船的作法,在達悟族人間也引發不同意見的討論。原住民對傳統禁忌的遵循含括著深層文化底蘊的生命信仰與部落規範,禁忌被破壞或轉變的同時會以不同的說法來消弭心中的不安,如解釋上船的是外來者,不是傳統部落設定的人。而在新聞製播的過程中,可增加以性別觀點的向度來詮釋與報導。然則在倡議性別意識時,是否一定要以衝撞傳統的方式來進行,新聞的記錄可以同時是文化的省思與反省,性別的觀點仍可從部落的脈絡和視角來理解(孫嘉穗,2016)。

在傳統與現代的碰撞交界之處,性別與族群交融的文化空間,需要更多的協商,讓噤聲的女性與無法發聲的性別處遇能有所轉變,當代社會變貌下的族群與性別處境需同時被檢視與應時轉化,保存傳統不應作為壓抑性別平權的正當理由,也不應讓試圖在部落社會提倡性別平權的女人在破壞傳統的壓力下遭致非議。性別禁忌的形成有著當時的社會情境,也可能因於當時社會對女人的保護,然而當社會情境轉變,性別處遇也隨之變遷時,傳統空間與性別禁忌是否也應重新檢視與隨著社會變貌而因應,維護傳統之名一方面可維繫部落社會制度與尊崇傳統儀式不被破壞,但另一方面也讓既有的權力結構成為不可鬆動的壓迫力量,排除了部落女人在公共事務的參與,以保護之名讓女人噤聲,而年輕世代的原住民女性也應在部落能有學習傳統的文化空間,不再只是僅有男子能進入的青年會所。在觀光的驅動下,性別空間與文化祭儀的互動場域,在尊重傳統與性別禁忌的重新省思下,期盼轉變背後的驅動力是基於性別意識的提升,而非僅是資本消費下基於獲取經濟利益的轉變。而媒介在進入傳統文化空間時也須協商與折衝,在尊重傳統的同時,更應去關注部落文化轉變中的性別處遇,並透過報導與書寫,促進部落性別平權的發展與提升性別意識,在相關議題中持續關注部落社會的轉變與性別議題的辯證。

 

 

參考書目

  1. 孫嘉穗。2016.06。<原住民新聞中的性別與族群議題>,《女學學誌: 婦女與性別研究》,第38期,頁57-110。
  2. 孫嘉穗 (2013) <原住民媒介逸失的女性身影>,《性別平等教育季刊》,64:134-137。
  3. Lewallen ann-elise (2010) Beyond Feminism: Indigenous Ainu women and narratives of empowerment in Japan. In Cheryl Suzack, Shari M. Huhndorf, Jeanne Perreault, and Jean Barman (Eds.), Indigenous women and feminism: Politics, activism, culture (pp.152-177).Vancouver: UBC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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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儀式與性傾向--國家制度如何影響我們的愛情承諾

白爾雅/馬偕醫學院全人教育中心、國防醫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我們在一起吧」

親密關係裡的承諾(commitment)有很多種形式,伴侶之間說好了就算數,但口說也許無憑,人們會做出相應於承諾重量的行為,以示誠意,這些行為便是承諾的儀式(couple rituals/commitment ceremonies)。例如時下流行的驚喜求婚、舉辦浪漫結婚典禮,或是互贈信物、一吻定情等等,根據個人喜好、風格潮流而各有不同。你情我願的承諾本來是很私人的,但是在現代家庭和社會的脈絡下,承諾也是很社會性的,例如儀式要公開讓家人朋友參與,甚至國家的法律制度也要加以規範。並非所有的承諾和儀式都具有法律意義、或是有別人知情,然而不論是否公開或具有法律意義,承諾所象徵的意義涉及肯認過去共同的感情軌跡、共創未來、向外界宣告關係的存在,或是尋求外在的支持,得到保障和認可。

承諾對於同志關係的作用如何?我在2010年至2011年間訪談了15對女同志伴侶,她們平均年齡33歲,關係持續平均7年。當時,雖然台灣社會時有對伴侶制度、同性婚姻或修民法的討論時而有聞,卻一直沒有成為檯面上的主題。我們都不知道2013年會有多元成家法案(其中一個法案還通過了一讀),2016年婚姻平權重新進入立院,也不知道2017年5月大法官會說「民法禁止同婚是違憲。」然而,婚姻平權並不是不可想像的,許多國家或美國單一行政州屢傳彩虹告捷的新聞,可以提供我們聞香空想「假如有一天……」。

由於上述的原因,我的受訪者們沒有在其他國家、地區登記結婚或伴侶關係,「承諾」以及「承諾的儀式」都沒有法律支持或約束。法律上的缺乏雖然限縮了可能性,卻無法阻礙同志的婚姻想像力。在想像的情況下,可以探討法律支持提供了什麼樣的保障和約束,是否代表浪漫愛情的開花結果?在未來那個視婚姻平權為理所當然的世代來臨之前,受訪伴侶的愛戀之路無法將結婚當做選項,她們對於承諾以及儀式的想像,又會是什麼樣子呢?

在受訪者們告訴我的故事裡,有些認為承諾的儀式具有象徵意義,因此進行了不同形式的儀式來表示兩人深切地結合;但是也有些人不這麼認為,她們覺得儀式若沒有法律背書便不帶有意義。有另一些人區分法律與承諾,將「承諾」視為浪漫的愛與依附關係,而法律上的身分僅能提供實質的支持(practical support)。而承諾儀式,除了因個人認知的「承諾」概念與喜好、伴侶間的協調等個別因素,常取決於(但非必然)關係或性傾向是否公開,以及出櫃的範圍和對象,而有所不同。至於是否涉及其他制度性的安排,還需要考量雙方的經濟狀況。

根據這些不同的考量和限制,我從訪談資料中整理出三種承諾的形式。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區分為三類型,但同一對伴侶可能經歷過不只一種,承諾的儀式也可能在不同的交往時期有不同的表現方式。因此,伴侶故事可能同時交雜在這三種類型的分析中。

 2017121901現階段法律上的不完整雖然限縮了可能性,也無法阻礙同志對婚姻的想像力。
圖片來源:中央社張皓安攝,https://goo.gl/rfBfVp。

「妳愛我、我愛妳這樣就夠了」--私下承諾(private commitment

受訪女同志伴侶所採取的承諾儀式大多是非常私人的,不論是否已向家人出櫃、或者是否願意與朋友分享喜悅,彼此對關係的承諾和確認關係的儀式都少有其他人的參與,許多受訪者不約而同表示「我們不喜歡太高調」。然而私下承諾並不因為少了其他人或其他制度的介入(例如父母同意、法律認可等等)而減少了承諾的意義、重要性或約束力。換句話說,做出生命中重大的決定,要與愛人相守到老,並不需要誰的同意、認可或是支持。而私下承諾的儀式,雖然只有兩個人,形式也不拘,可能充滿驚喜創意、或者絲毫與日常生活沒兩樣。

對婚禮有浪漫想像的Jules和Nic到攝影棚拍攝了一組情侶照,並不是穿著婚紗或禮服,Nic問:「這樣算是有儀式嗎?」卻被Jules堅決反對。想要舉辦婚禮的Jules用充滿幻想的語氣說,「我們可以不要現在啊,我知道這是很久以後才有可能,如果有生之年等得到的話」。Nic雖然想要滿足伴侶的期望,但除了真的沒有法律可循之外,要大張旗鼓地結婚也令她憂心對父母的出櫃。由於台灣流行婚紗照,Nic認為這應該是與婚禮概念最接近又可執行的一項。

 

「向世界宣告我們的愛」公開儀式(public ceremony

公開的承諾儀式通常目的是昭告諸親友兩人的關係,另外也有見證即約束的意味在。對於藏在櫃子裡的關係,她人知情與支持是非常具有意義的。從交往就沒想過要分開,但若要進一步積極承諾未來,Helen希望Jessica跟父母出櫃,雖然她開玩笑說「不講怎麼會有嫁妝呢!」,但是隱藏在其中希望被對方父母接受的心意,卻是很沈重的。

Luce和Rachel在一起已經13年了,她們對於公開儀式的想法很不一樣。交往半年時,她們邀請一位朋友來見證兩人交換戒指的小儀式。某日,Rachel的父親在家族聚餐上,慎重地向Luce舉杯,說「我女兒以後就交給妳了」,這是她們的關係正式被家人公開接受。交往十週年,她們邀請一眾好友舉辦了一場party,想要慶祝她們交往了這麼長時間,也跟身邊的好友一起分享了這段時光。有趣的是,受邀來參加的朋友們,理解成這是她們的婚宴,全都準備了紅包。這三個關鍵的「儀式」對她們而言到底各有什麼意義呢?她們定義下的承諾儀式是戒指交換小儀式,認同戒指與配戴在左手無名指的象徵意義,她們希望藉此確認一輩子的關係、戴戒指的象徵意義是彼此之間的承諾。而家人認可和朋友參與的宴客,雖然是關係中很重要的里程碑,卻不是代表承諾的儀式。

 

「超越承諾的外在保障」-制度性承諾(institutionalised commitment

外在的強化、關係的相互連結,在法律面缺乏的台灣社會,可能的選擇是共同投資或保險受益。但是夢想共有房子阻礙也很多,除了經濟能力是艱難的關卡之外,可能因為遷戶籍、登記所有權,財務安排也會更動,必須讓父母或親近的家人知情,這就視出櫃與否的情況而有所不同了。尚未向父母出櫃的Theresa和Jess,剛好能夠說明這個困境。原先兩人計畫合買房子,卻怎麼也想不出說服父母的理由,結果各自買了較小的,兩人同住在其一,將另一房出租、補貼貸款。Clarissa和Sally則堅持合買房子一定要登記兩人共同擁有,作為彼此的保障以及老年生活的規劃,買了房子之後分手更難,因為財務上的法律關係使得兩人更加緊密。雖然她二人對於舉辦婚禮這類只具形式卻沒有實質法律保障的行為並不響往,當拿起印章蓋在房契和貸款手續時,覺得這就算是一個承諾的儀式了,即使老早就決定要共度終生,這個動作還是令她們「更加」承諾彼此。

Jules和Nic互為保險受益人,希望能為沒有名分的彼此保留一點權益。買保險也有「眉角」,根據她們的經驗,要找「懂狀況」的業務員才會願意配合將「朋友關係」的兩人寫在受益人欄位。

不論採取什麼樣的承諾儀式,私密的、浪漫的或是多有創意,大家關心的議題都是很實際的,繼承遺產的權利、老年生活的保障和照顧工作、一個人先離世了另一個人怎麼生活,這些實際的生活議題和承諾本身是不可分割的。在法律面的缺乏下,採取「自救方案」例如上述的保險受益人、共同投資、退休規劃等等,便是受訪者們在困窘的現實中努力擠出的希望。由於婚姻的不可想像,非異性戀者承諾的形式恰好素樸地反映出個人生活與感情關係之間,多樣且不同程度、不同時期的連結方式。

 

對婚姻的想像與不可想像

幻想未來的可能性,和伴侶交往十年的Angie表示,如果法案通過她們一定會去登記,但結婚或伴侶關係僅是為了法律保障並不是承諾,「我覺得我們已經有那種默契了,那個實質的(法律)意義大於象徵(承諾)意義。」有不少受訪者也是抱持這樣的想法,法律和承諾不是必然相關的:

  1. 在時序上先後發生的限制,兩人之間早已承諾彼此,而法律承認還不知道何時成真。
  2. 可以放進未來的想像中,但不見得會真的去做,最大的顧忌是出櫃。
  3. 預定未來的婚姻可能是承諾的一部分,亦即補足現存伴侶承諾中無法取得的外在保障。
  4. 法律保障(同志婚姻或伴侶關係)代表的是平等和實質保障,而非關係承諾的象徵。

相愛的兩個人為什麼想要讓關係獲得公開承認呢?日常理由跟獲得平等的法律權利一樣重要,例如確認彼此互相的責任、彼此家人接納等等。同性關係有國家承認或法律背書可能有助於原生家庭接受,這對於同志來說是很重要的。當然,有法律支持並不代表社會從此會變得友善、減少歧視,出櫃變得容易。「不喜歡太高調」的儀式選擇,可能隱含著不能出櫃的酸楚。許多受訪者雖然認同婚姻平權的概念,也希望自己和另一半能夠受到法律保障,但是法律承認所代表的公開性,卻正是使得她們猶豫的原因。對於尚未對家人出櫃的、在職場上有顧忌的,又是更深一層的挑戰。於是,雖然未來可能迎來婚姻平權的保障,結婚便意味著同性關係的曝光,想要得到法律保障與跟保有性傾向的隱私,竟成了荒謬的兩難問題。我們該問的問題變成,相愛的兩個人為什麼「不」想要讓關係獲得公開承認呢?婚姻平權的議題,使得私領域的性和親密實踐被放上公領域的檯面上觀看、討論,也試探了社會的(不)友善溫度。

社會制度決定了我們可以對愛人做出什麼樣的承諾,不同性傾向的人、擁有不同社會條件的人,因而擁有不同的承諾/關係資本。缺乏法律支持並不表示非異性戀者對關係做出的承諾比較輕或是沒有份量,在國家體制下任何關係的承諾都不只是個人的事,關係權益是否受法律保障影響了個人對關係承諾的概念。婚姻不是關係必然的結果,也不是承諾的終極型態,然而在可想像的範圍裡,有一個可以選擇卻不想要選擇的可能性,與沒得選擇、不可選擇的法律缺乏,在形塑關係的概念和實踐上,還是有所不同的。因此,與異性戀者選擇不婚、同居關係不可一概而論。

法律認可不見得能夠使得關係交往變得順利,然而制度保障的性、親密公民權,是性別平等之路的必然。下一個視婚姻平權為理所當然的世代,會如何實踐她們的關係承諾呢?

 

附註:本文改寫、延伸自作者新書的部份內容Pai, Iris Erh-Ya (2017) Sexual identity and lesbian family lif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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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罰與治療:檢視台灣的藥物濫用防制政策

陳嘉新/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一、反毒新世代,檢討舊思維

今年(2017)五月十一日,行政院長林全在行政院會上提出「新世代反毒策略」,誓言在接下來的四年內要投入一百億經費,在五大主軸上針對非法藥物之濫用,提出各式措施,以有效杜絕毒品使用問題。這五大主軸是:防毒監控、拒毒預防、緝毒掃蕩、戒毒處遇與修法策略等。

簡言之,這個反毒策略計畫將降低需求與抑制供應作為主要目標,並利用既有的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整合現有的教育、社政、衛政、警政乃至於勞政單位,針對非法藥物使用者進行預防、戒治、查緝等措施,執行的組織架構如圖一所示。從台灣二次戰後以來的各種藥物濫用防制政策的演進來看,這個四年一百億的計畫,試圖整合既有不同機構與體制,來面對這個重要的社會問題,可以說是個重要的里程碑。這個反毒策略也成為本文的出發點,藉此澄清藥物濫用問題既有的相關概念,來檢討台灣目前政策上的根本問題。

20171205.png 圖一、新世代反毒策略組織。圖片來源: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頁2。

 

藥物濫用行為────犯罪還是疾病?

Hickman(2004)在探討成癮(addiction)概念時,追溯到這個詞彙在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裡面的兩種意義,一是具有法律意味的「被指派」含意;另一個則是把「成癮」當成較有自我意願的屈從情境。這個字義的兩面性(自願但又強迫)體現在成癮現象在各式情境中的曖昧,這種曖昧可以見於成癮相關術語的涵義與使用情境。筆者在此稍作解釋。

 

(一)醫學觀點:

美國精神醫學會頒布的「精神疾病的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DSM-IV)將各類物質(substance)的濫用(abuse)定義為「一種調適不良的藥物使用模式,造成臨床上顯著的障礙與痛苦」。這些適應不良的現象,強調的是藥物使用對於個人社會功能的影響。這個狀態在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第十版國際疾病分類系統」(ICD-10)中稱為有害使用(harmful use)。濫用或者有害使用,在概念上與物質依賴(dependence)強調的生理特性與反應(如耐受性tolerance增加與戒斷症狀withdrawal的存在)有所不同。雖然現行的DSM-5中已經代之以物質使用疾患(substance use disorder)以概括濫用與依賴兩種概念,但是藥物使用相關的精神生理問題還是可以想像成一個由輕而重的連續線:也就是由剛接觸物質的嘗試性使用,發展到濫用或者有害使用,隨著使用物質的時間漸長,造成使用者的神經生理產生變化而出現耐受性與戒斷症狀,因而產生身體與心理的依賴狀態,這也就是俗稱的成癮(addiction)。依照目前成癮科學的觀點,成癮是一種腦部的慢性疾病,容易復發,需要的是積極的治療而非嚴厲的處罰。

 

(二)法律觀點:

法律觀點則是把某些特定藥物標誌為毒品,其法律定義為「具有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之麻醉藥品與其製品及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條)。這些藥物會產生止痛、酣快、鎮靜或者知覺扭曲(所謂的迷幻)效果,有時也會被稱為非法物質,但實際上這些物質有一部份(如嗎啡)被認為有臨床治療功效,因而當成管制藥品而得以合法使用,但也有很多毒品並無醫療用途,使用屬非法行為。另外,對於管制藥品,則有「管制藥品管理條例」提供行政管理的法律依據,當中的管制藥品依照該條例第三條,定義為「成癮性麻醉藥品、影響精神藥品,以及其他認為有加強管理必要之藥品」。在法律觀點中,使用毒品者是基於其不當的使用行為作為處罰的對象,至於背後的動機則不在法律考量之中。就法哲學來看,一個人使用會成癮的物質是否構成國家足以認定為犯罪而得以強制介入這件事情仍有爭議(王皇玉 2004),但是對於使用法律對個人使用某些藥物進行管理、約束、懲罰,則是現代國家的普遍特性。

 

(三)措辭考量:

近年來某些學者與倡權人士考量到成癮的社會污名,便減少使用濫用(abuse)這種具有法律或道德評價的詞彙,而代之以較為中性的措辭,如藥物使用/者(drug use/user)或者使用藥物的人(people who use drugs,縮寫為PWUD)。下文中若指涉的是政策範疇,筆者將依照目前政府的用語,例如「藥物濫用防治」、「毒品」;若是一般性的討論,筆者將採用「藥物使用/者」這種較簡便的稱呼。

 

醫療化/刑罰化的理解結構

今年稍早,筆者受邀參與了國家衛生研究院的「藥物濫用對健康與社會之衝擊;問題與對策」建言書之撰寫,負責跨國政策之比較分析。由於各國藥物使用與濫用防治的策略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形態互異。這些因素包括社會文化的特色與價值選擇、歷史發展的偶發性因素、國際組織與公約的規範、相關機構與基礎建設的設置、司法或醫療人力的充足性等等。筆者考量前述醫療與法律對於成癮現象的觀點差異,並依此發展出一個分析架構。這個分析架構以「醫療化」與「刑罰化」作為經緯,藉此比對幾個國家的藥物政策取向。

 

(一)醫療化與刑罰化的定義與衝突:

醫療化與刑罰化可以視為兩種獨立的分析概念,對應到藥物使用∕者在這兩個架構中的不同定位與形象、處遇模式與意識形態,但實務上兩者可能結合。醫療化認為藥物使用者如果符合臨床上成癮的定義,就應該被當成病人看待;成癮不是當事人光憑自由意志可以控制,因此懲罰在此種狀況的遏制效果相當有限。刑罰化則將使用非法藥物當成是應當禁制之事,藥物的使用者應該當成需要接受懲罰的犯人。這兩種概念揉合在目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修法旨意,則是「病患性犯人」這種矛盾詞的出現。目前的毒品危害防治條例,雖然有「除罪不除刑」的傾向,在法條中分別設置觀察勒戒與強制戒治的規定,但是法院對於多次再犯而觸法者,往往認為之前的勒戒或戒治無效,是無意悔改且惡行重大的個人特質,因而更需要施之以監禁。筆者在訪談成癮專科醫師的時候,也常常聽到這種抱怨:「最需要醫療幫忙的人,卻常常被關在牢裡。」

另外一個扞格之處,可見於實證支持的減害取徑與意識形態主導的法律規範之間所產生的矛盾。大法官釋字第544號解釋文雖然承認法律缺乏對於成癮類型化的刑罰考量,但是認為運用這些刑罰規定,還是可以藉由其一般預防功能達到嚇阻毒品的功效。在這樣的價值取向下,目的在於達到沒有人使用毒品的理想狀態。可是對於減害運動的支持者來說,無毒社會根本是個不可能的事情。就減害的觀點來看,如果減少藥物提供(如查緝毒品走私與生產)與需求(提供治療與預防規劃以減少使用者與使用量)在多年實行上都成效不彰,那麼還不如務實地減少藥物使用可能帶來的各式風險,例如提供注射針頭以減少疾病傳播、提供安全注射室以減少過量致死的風險、提供低廉或者免費的替代藥物以減少使用者的財務壓力,乃至於提供暫時居住處所與就業訓練以協助使用者重歸社會。

許多研究證實了這些以減害精神為標榜的不同衛生策略對於藥物使用者本身乃至於社區健康(包括疾病發生率)的正面效益。但是,這些作為若由絕對禁制毒品使用的觀點來看,就可能被解釋為縱容甚至是助長其藥物使用習慣。這在台灣當年推動愛滋減害政策的初期,也是許多基層衛生工作人員的實際恐懼。

 

(二)幾個國家的藥物濫用政策取向:

「醫療化」與「刑罰化」的分類架構,既是描繪兩種界定與管理藥物使用者的方式,也呼應了目前藥物使用問題的兩種主要社會體制—-醫療衛生與司法矯治。以它們作為經緯,來理解不同國家的藥物濫用防治策略,可以當成是一種啟發工具(heuristic),因此我們可以畫出下列圖示:

 

高醫療化 低醫療化
高刑罰化 美國(但分布不均) 菲律賓
低刑罰化 葡萄牙

圖二、以醫療化與刑罰化兩個向度區隔不同國家的藥物濫用政策取向。

 

  1. 美國:

美國具有頂尖的醫療知識,對於成癮科學有很大的貢獻,美國的藥物濫用國家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在2006年自稱資助了全世界超過85%的藥物濫用與成癮相關研究。該機構也一直立場鮮明地聲稱「成癮是一種慢性的腦部疾病」。儘管科學明確地主張成癮應該以醫療化的架構來理解,但是美國對於非法藥物使用,卻有相當嚴苛的刑罰傾向,尤其這種處罰,又多集中在種族或者階級中較為不利的族群。例如Netherland and Hansen(2017)表示,長期以來的「向毒品宣戰」(War on Drugs)措施明顯地加深了美國內的種族間差距。儘管黑人與白人一樣可能使用非法物質,但是他們因煙毒罪入獄的可能性卻是白人的六到十倍。美國因採聯邦制,所以各地的措施也有很大的差異性,因此這種醫療化與刑罰化儘管都相當顯著,但分佈上其實非常不平均。例如,近年來某些州政府推動的大麻合法化,就不是全國性的措施。

 

  1. 菲律賓:

菲律賓屬於低醫療化而高刑罰化的國家。這類型的國家,其特色在於著重司法體制(包括警察)對於非法藥物使用的供應縮減(supply reduction),可能以強烈的法律手段對於使用者進行威嚇動作,但相對來說,對於成癮者的治療資源就顯得不足,在制度上也缺乏誘因,顯示出政府面對藥物使用者還是以犯人看待。近兩年,菲律賓總統杜特蒂為了遏止非法藥物盛行的狀況,甚至容許不經正當司法程序處決毒品嫌疑犯。但是根據路透社報導,這種鐵腕政策實施一年後,街頭的毒品價格並沒有因此水漲船高,反倒是微幅下調,暗示著執法活動並沒有顯著效果(Baldwin and Marshall 2017)。

 

  1. 葡萄牙:

葡萄牙可以代表低刑罰化而高醫療化的國家。葡萄牙政府於2001年七月起對於使用或持有管制性成癮藥物的人,施以行政裁罰而非刑法處遇,並鼓勵他們必要時進入相關處所接受治療。但此次法律修訂,仍保留對於運輸與生產非法藥物的罪責,因此並非完全的毒品合法化(van het Loo, Beusekom, and Kahan, 2002)。Hughes and Steven(2010)於2007-2009年間進行訪談,發現在葡萄牙施行除罪化措施以後,非法藥物使用並沒有顯著增加,反而是在藥物的問題性使用、藥物相關危害與矯正機關的過度擁擠狀況上都有改善。另外,Felix and Portugal(2017)調查藥物的市場價格,發現也沒有降低,表示此類藥物的供應並沒有大幅增加。就這些報告來看,葡萄牙藥物除罪化的政策似乎是個成功的社會實驗,也就是說:由刑罰化轉向醫療化或許是可行之事。

但是,Laqueur(2015)提醒,葡萄牙早在修法之前就已經極少以刑罰方式對待藥物使用者,根據估計,在修法前一年,監所內的藥物犯只有不到百分之一是因為使用藥物而入獄。換言之,2001年的修法只是既有的寬鬆政策與執法傾向之結果,不能看成是法律領導社會風氣的範例。今年的司改國是會議中,與會者雖曾提出毒品除罪化的建議,但是並沒有引起後續的廣泛討論。驗諸近日民眾針對酒駕者提案應以鞭刑處罰,不免可以推定:或許倘若要推動如毒品除罪化等的開放改革,為時猶早。同樣的,若要基於人權尊嚴之維護與實證研究的基礎,擬定合理的藥物濫用策略,還需要多方面的研究與再教育。

王皇玉(2004:27)認為,對施用毒品行為加以刑事規範管制,屬於國家將私人生活領域作為公共事務管理的最典型例子,也就是藉由此機制將吸毒者可見化而差異化,而此差異化「正是觸動由下而上的社會控制機制介入的最大誘因」。然而,她在此論述中並沒有以經驗性資料舉證台灣的毒品防制法律如何具有由下而上的立法意志,也因而無法解釋在台灣尚無為藥物使用者權益發言的團體時,藥物者人權的概念要如何可能經由法制形成的過程得以彰顯,而避免這種由下而上的「差異化」機制不致於成為用藥者汙名雪上加霜的加害體制。

2017121201.jpg新世代反毒策略宣傳圖。
圖片來源:行政院全球資訊網,https://goo.gl/oHy2sd。

新世代的反毒策略可能只是舊思維的重複施作

(一)減害政策的經驗:

2005年,台灣疾病管制局因用藥者成為新增愛滋感染的主要族群而推動了藥癮愛滋減害計畫,以提供免費的鴉片類替代藥物進行維持治療、乾淨的針具以減少血液傳播疾病,並擴大既有的篩檢與教育措施,希望能夠讓因共用針頭等危險行為而急速上升的愛滋散布得以停止。經過四、五年的努力,在愛滋感染的衛生統計中,藥物使用這個感染途徑在新增案例中迅速地減少。儘管台灣的減害措施有著強烈的效益主義色彩,對於用藥者人權並沒有特別著墨,這個社會實驗的確暗示了一種異於過往刑罰化或道德主義取徑的務實處理方式,有助於減少藥物相關的健康危害。

在減害措施實施以後,因使用一級毒品(主要是鴉片類物質如海洛因)而被逮捕的人數也逐漸下降,相對興盛的反倒是二級毒品如甲基安非他命、三級毒品如愷他命,甚至是混和多重藥物的使用人數越來越多。這種藥物使用的趨勢變化與減害措施的實施有無因果關係尚難定論。不過近一兩年來對於藥物濫用的關注,感覺上更多是由於這些興奮性藥物與其他新興毒品(如報端所謂的多重藥物混雜之咖啡包)的生命危害而產生,而非減害政策實施之前那種毒品使用與HIV傳染結合的疾病傳播威脅。這類新流行的藥物常混雜了多重成分,供娛樂性情境或目的使用,其使用者ㄧ般來說也較以往鴉片類物質的使用者年輕,加上此類藥物並無替代性藥物可以進行維持治療,刑責也較輕,因而在檢驗、查緝、治療上都顯得比以往更為困難。種種的因素造成道德恐慌,加上相關媒體報導以及立法委員的提案,為今年五月行政院版本的「新世代反毒策略」提供了成形的土壤,例如當中的防毒監控一項,就清楚列出「擴充新興毒品檢驗能量」作為施政要點。

 

(二)國家衛生研究院的政策建言:

國家衛生研究院過去幾年曾應政府機關的要求,擬定藥物濫用防制的白皮書。這些白皮書基本上將藥物濫用問題定位為公共衛生問題,試圖將醫療化的導向,擴展成以人群為對象,由前段預防到社會歸復的完整處遇,也就是把藥物使用者視為潛在或明確的成癮者,提供綜合社會心理與藥物治療的預防、評估與介入機制。在強化相關教育、醫療、衛生、社政服務架構後,將這些藥物使用者盡量維持在規律生活與人際互動的常軌,並銜接回歸社會的各式機構與體制,如職業復健、中途之家等等。

雖然這些規畫忽略了成癮被定位為公共衛生問題本身可能隱藏的限制,包括標誌高風險個案可能帶來的社會排除、治療針對個人而非系統、期待藥物使用者復歸的「社會」想像過於單一等等。這些特色使得這些規劃可能重製而非消弭既有的社會不平等,且對用藥者蒙受的污名化無濟於事。但務實地來說,這種取徑可以減輕目前監獄中人滿為患的壓力,比較容易獲得司法系統的接納。儘管如此,這些建言到現在被實現的還是很有限,留下了許多不足,有待眾人努力,例如如何增加治療與歸復機構的容量與人力,確保體系運作的經費來源,爭取公眾接納與正當性以削減偏見汙名的負面效應,尤其是如何協調政府各部會摒棄本位主義,主動合作。近年來要求藥物使用者接受相關治療的緩起訴體制,可以看成是司法與醫療衛生的合謀,但是兩個系統在概念上的根本差異如果沒有解決或突破,制度運轉不順是必然的。這也是白皮書沒有也沒法處理的問題。

 

(三)新瓶裝舊酒的政策?

令人遺憾的是,當前對於毒品問題的討論中,減害政策的包容精神常常缺席了。同時,政策制定者跟成癮者一樣急於尋找快速解方,不願綜合社會學、人類學與歷史學取徑以深入了解了台灣藥物使用治理實況與演進。新世代反毒策略重複了減少藥物供給與需求的取徑,沒有認真看待藥物使用者糾結於其中的「病人」與「犯人」的雙重性與曖昧性,也因此更難超越「病」與「犯」的限制,回到以用藥者的「人」權為核心的政策規劃。筆者擔心,接下來四年要花費一百億的新世代防治計畫,非常可能只是舊思維的重複施作,而非真正開創新世代的藥物使用之治理規劃。

 

 

致謝:本文感謝沈于方同學協助校閱並提供修改建議。

 

 

參考文獻

行政院,2017,《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

王皇玉,2004,〈論施用毒品行為之犯罪化〉,《台大法學論叢》,33(6):39-76。

Baldwin, Clare, and Andrew R.C. Marshall (2017). More Blood but No Victory as Philippine Drug War Marks Its First Year. Reuters New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philippines-duterte-drugs/more-blood-but-no-victory-as-philippine-drug-war-marks-its-first-year-idUSKBN19G05D. Accessed 24 November, 2017.

Felix, Sonia, and Pedro Portugal (2017). Drug Decriminalization and the Price of Illicit Drug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 39: 121-129.

Hickman, Timothy (2004) “The Double Meaning of Addiction.”In Altering Consciousness: The History of Alcohol and Drug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00-2000, edited by Caroline Acker and Sarah W. Tracy, pp. 182-202. Amherst and Bost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Hughes, Caitlin and Alex Stevens. (2010).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 Portuguese Decriminalization of Illicit Drugs?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50: 999-1022

Laqueur, Hannah. (2015). Uses and Abuses of Drug Decriminalization in Portugal. Law and Social Inquiry 40(3): 746-781

Netherland, Julia, and Helena Hansen. (2017). White Opioids: Pharmaceutical Race and the War on Drug that Wasn’t. BioSocieties 12(2): 217-238

Van het Loo, Mirjam, Ineke van Beusekom, and James Kahan. Decriminalization of Drug Use in Portugal: The Development of a Policy.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82: 4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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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跟越南的勞工,哪個勞動條件比較慘?

王宏仁 / 中山大學社會系

最近民進黨政府翻修勞基法,理由是讓「勞資雙方」對於工作時間更有彈性,事實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給資方的彈性。整個民進黨的思維邏輯,就是以低工資、長工時的血汗經濟為主,以勞工的鮮血來救已經在生命末期的企業,跟以前的國民黨有何兩樣呢?

試問,我們要用更低的薪水、勞動條件,來跟越南競爭嗎?話說回來,人家越南的勞動條件早比台灣好許多,對照之下,就知道原本已經處於血汗資本主義狀態的台灣勞工有多慘,而現在的資進黨還要修的更慘。

台灣跟越南的勞工,哪個地方比較悲慘?

要比這個,我只能覺得很丟臉而已,隨便把兩國的勞動法拿來比較,就發現台灣連第三世界都比不上。

【從這麼多指標比較,台灣是不是第三世界?】 

再說明一下加班時數,越南是一週工作6天,一天8小時,國定假日11天(跟台灣一樣)。如果把全年的工作時數(含可以加班時數)都加總起來的話,最高可以是2616~2716小時,台灣則是2552小時。如果是工作一年後的工人,那麼最高工作時數越南是2520~2620,台灣是2496小時,跟越南相差無幾。但是如果將產假算進來,那就不用比了。越南女工產假6個月後,還可以跟雇主協商,延長休假,雖然是無薪。

至於新修訂的勞基法說,三個月最高加班138小時,但是卻沒有說是「連續三個月最高138小時」,所以可能排班就是54-54-30(第一季)30-54-54(第二季)54-54-30(第三季),但是我們看到,卻有連續四個月是每個月加班54小時。

保護工人的越南政府 vs  舔資方屁股的政黨

越南政府規定,新成立的公司,三個月內必須成立工會,以保障工人權益,企業如果阻撓,政府直接派人去組建工會。越南工人對於不合理的勞動條件、工資,經常透過罷工來要求改善,但是台灣的工會要罷工,比登天還難,即使像華航去年罷工而談判得取一些勞動條件的改善,作為資方的政府也可以翻臉不認帳,我們可以說,在台灣的大企業只為股東=大資本家而存在,員工是用完就丟的免洗筷。

這次修訂勞基法,賴功德還大言不慚說:「想加班的人可以加班,不想加班的人也可以不必加班」,試問,一條生產線可以5個人加班,另外5個不加班嗎?是誰喜歡加班了?越南台商一直抱怨越南工人不喜歡加班,台灣工人喜歡加班,但是訪問的一個越南女工的說法可以打臉他:「根本不是想不想加班的問題,而是薪水這麼低,不得不加班。」現在政府把低薪問題變成是工人想要加班,卻不去解決因為低薪造成「不得不加班」的過勞問題,根本是倒果為因。

在越南,如果加班太過份,工人會聯合起來罷工,政府也都站在工人這一方。我從來沒有聽說越南的投資環境「惡劣」,反而在越南經營十幾年的台資工廠,已經習慣這樣的罷工場景,而努力改善勞資關係,也逐步建立跟工會協商的方式。你這個功德院,有配套措施要來達成全部企業都有工會的目標嗎?

【越南的媒體,經常報導工人罷工的情況,而且給予非常大的支持】 

台灣,還停留在40年前的戒嚴勞動體制,不要說看不到韓國勞動改善的車尾燈了,就連柯P一付瞧不起人家的越南,我們也最好跪著去跟人家取經,不要以為錢多是大爺,人家的社會進步是你完全比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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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世襲」與「霸凌」何干?原來都是「有關翻身」的困局

吳齊殷/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貧窮世襲和霸凌是報章雜誌最常報導的兩個「獨立」的社會現象。尤其是當這些社會現象展現在青少年的生活經驗上時,更讓整個社會「觸目驚心」,好像台灣社會已經到了令人驚恐的窮途末路一般。青少年是國家未來的棟梁,毋庸置疑,這些展現在台灣青少年身上令人「束手無策」的現象,吾人確實應該關心,在社會找不到真正有解的出路而感到驚恐前,吾人有必要潛心檢視「貧窮世襲」和「霸凌」這兩個惱人的困境,試著找尋出路。 

 

台灣青少年轉大人的重重危機—「翻身」的困局

近年以來,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的問題,全世界皆然,且似乎有越發嚴重之趨勢,台灣社會亦無法倖免。中央通訊社(2017)報導指出,財政資訊中心發布104年度綜所稅申報資料:所得在前5%的家庭,平均年所得為新台幣471.5萬元,而最後5%的家庭,平均年所得僅4.7萬元,其間差距高達百倍,為歷年次高。這個數據反映出:台灣社會似乎無力解決當前貧富差距擴大的社會問題,富者持續掌握著社會上大部分的資產。這個趨勢,除了導致台灣社會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之外,「貧窮世襲」的現象也逐漸進入了社會學家關切視野之內。

另一個衛福部(2017)公布的統計數字,反映出:「兒童貧窮化」問題已成為當前台灣社會亟需要面對的社會發展困境。2016年第一季,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若按年齡別計算,未滿12歲的貧窮兒童人數達十一萬七千多人,約占貧窮總人數的兩成。若是擴大計算到未滿18歲的貧窮青少年與孩童,則青少年更佔貧窮總人數約末四成左右。長期關心台灣青少年及兒童狀況的家扶基金會資料(2017)顯示,台灣目前有近26萬貧戶,貧窮率為3.04% (包含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若僅計算政府列冊低收入戶比例則是1.68%。但目前扶助家庭中有6.35%戶數上一代也是政府列冊低收入戶,比全國平均值高出3.78倍,顯示出貧窮世襲的困窘現象。

 

教育證實是階級再製的機制,教育對弱勢無能為力

過去,大家總是習以為常或一廂情願的認為:依靠「接受教育」這個國家社會精心安排的學習機制,出身貧寒的弱勢學童能掙脫貧窮的枷鎖,翻身進入較出身家庭社會位階為高的階層;亦即,藉由不斷累積個人人力資本,達成向上的社會流動。最鮮明的例證,如陳水扁前總統,三級貧戶之子也能夠爬到國家首座的登極之位。只是,這種鹹魚翻身的成功案例,終究是絕無僅有的案例,常人信以為真、身體力行的結果,將發現僅僅只是黃粱一夢而已。尤其在高等教育已全面普及化的當代社會情境裡,想藉由不斷累積個人之人力資本,達成向上之社會流動的開放機會,恐怕已是稀薄到無法察覺其存在的空氣。台灣社會,無疑的,是唯文憑加學歷馬首是瞻的階級社會。

理論上,學歷及文憑是想在台灣社會的階級系統,循序晉升的有用墊腳石;然而,教育從來不是幫助弱勢掙脫貧困枷鎖的工具,而是幫助既得利益階級鞏固既得利益的完美機制,甚至在國內外各社會科學領域,目前以實證研究得出的所有研究發現,都直指:教育制度乃是階級複製的首要幫兇。收入越高的家庭,越能大幅提高子女教育支出的預算,進入更好的一流理想大學,而家庭經濟狀況不好的學生,甚至必須犧牲課後時間幫忙家務或是兼職打工,也只能勉強維持生存之所需,遑論知識的獲取或個人人力資本的累積。長期關注兒童貧窮問題的美國學者Tough指出:在美國,富學生與窮學生之間的大學入學率差距不斷拉大,導致窮學生的社會與經濟資源的獲取行動受限,成年後更難脫貧(Tough, 2016)。

以「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的追蹤研究發現為例,該研究計畫長期追蹤一名在宜蘭農村成長的貧窮青少女,她原先天真地相信:若能堅持在學校體制內認真學習,即便成績不甚理想,進入高職就讀而能夠在學得一技之長後,就可以掌握翻轉自已貧困命運之鑰。但該名女孩成年後,研究發現她已全然失去當初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期待,認為自己還是認命地待在農村討生活就好,經由教育所習得的技能,在現實社會生活的重重難關下,並不足以提供階級翻身的足夠動能。進一步探其原因:女孩確實習得了一技之長,也能藉由努力工作賺錢,卻必須以其勞動所得,填補原先家庭的多方因貧窮所累積的債務。類似這樣窮二代翻身無門的悲傷故事,在台灣社會的弱勢家庭裡不斷的巡迴上演,他們一開始便注定輸在起跑線上,無處翻身。

最近以研究中國農村兒童發展而廣為新聞媒體注目報導的經濟學家Scott Rozelle教授,其團隊研究最具啟發性的發現是:最重要的關鍵就是幼兒0到3歲的教養方式,Rozelle教授指出:中國農村裡身陷貧窮困境的父母,常為了經濟因素而必須離開幼年子女到城市「賺吃」,其教養 「留守(left-behind)兒童」的責任往往就落到祖父母身上。但這些祖父母沒有足夠的教育知識、精力或時間陪這些小孩閱讀或遊戲。早期學習經驗的剝奪,使得部分農村孩子認知與語言能力發展遲緩,進而限制了他們在未來生活中成功的潛力(Shi, Bai, Shen, Kaleigh & Rozelle, ,2016)。

以上這些例證,說明了:貧窮的後座力超乎想像地大;欲藉由教育累積其人力資本,對弱勢貧窮家庭子女翻身助一臂之力的「顯性功能」未能奏效。

2017112802.jpg「貧窮世襲」和「霸凌」看似兩個獨立的社會現象,其實皆與社會位階的翻身有關。
圖片來源:《To This Day》反霸凌公益短片截圖,https://goo.gl/f52WHf。

社會位階的競爭,不單單只是大人社會的現象

暫且按下貧窮不表,讓我們探頭看青少年的霸凌問題。也許很難想像,在教育現教育場中令人頭痛的青少年「霸凌」問題,其實也是一種「社會位階」的競爭。筆者長期研究青少年的交友行為,發現青少年錯綜複雜的友誼網絡特性與霸凌行為息息相關。青少年們可能因不同的成長背景、不同的能力或是不同的價值觀等等,最後逐漸自成群體或被群體排斥而落單,而彼此為了在彷彿縮小版社會的班級中,競爭較高的「社會位階」,往往需「合縱連橫」,霸凌可說是合縱連橫的有效手段之一。而一旦「競爭失利」,便極易落到友誼網絡中不利或是邊緣的位置。

社會中的大人總以為青少年的交友,無論是成群結伴,或是獨來獨往,都只是一種按照自己的喜好,可有可無的暫時性安排;往往忽略了在青少年的成長歷程中,「友誼網絡發展」及「社會位階競爭」乃是兩個相輔相成的關鍵社會行為。青少年不單純只是「我喜歡他,所以我跟他是好朋友」,對於大人世界中的交際往來,他們也略知一二,身體力行地實際應用於班級中的人際關係。而霸凌行為只是他們在模仿大人踩著別人往上爬的社會化行為。

筆者主持的一項研究計畫,與數所台灣北中南及東部的國高中合作,透過問卷、訪談、視訊紀錄等方式,持續觀察49個不同的班級,共1,077位國高中生,追蹤他們在求學的三年級間內的友誼網絡動態變化。研究發現,在一個班級中,平均會有2名同學不喜歡你(如不想同組、不想一起用餐),但平均也會有3名同學喜歡你;而班上較受歡迎的同學,平均會受到1名同學討厭,自己討厭的人,平均會被另外9名同學討厭(吳齊殷,2016),這樣的研究發現,意謂著甚麼呢?

 

霸凌是青少年進行社會位階競爭的一種有效手段

上述的研究反應出一個現象:和班上普受歡迎的同學當朋友,儘管可能會有一、兩個同學討厭他,卻不會威脅到自己在班級友誼網絡中的核心地位。而如果你不和班上同學站在同一陣線,一起討厭不受歡迎的同學,你將有可能得與另外9名同學為敵,當需要鞏固或是逆轉在班上的「社會位階」時,聰明的你,你會要怎麼做呢?

讓我們用下面的圖來理解青少年班級的友誼網絡狀態。圖中每個編號代表一名青少年,藍色箭頭表示認為對方是朋友,紅色箭頭表示不喜歡對方,圖中的1號、6號、12號及21號同學可以視為班級網絡中的關鍵人物:

2017112801

1號同學受到大部分人喜歡(雖然還是有一兩位同學不喜歡他),而6號同學班上大部分的人都不喜歡他,就容易成為霸凌對象,因為就算被欺負也找不到朋友可以支持他;而1號同學及6號同學兩個集團看似沒有交集,卻因為12號同學而串起了網絡,而21號同學就是班上的弱勢,沒有人要跟他往來,是另一種形式的霸凌(吳齊殷,2016)。

 

霸凌受害者欲脫離被霸凌處境(翻身),需靠友誼網絡的建立

筆者的研究進一步發現:在班級中有越多朋友,被霸凌的機率就越低。換言之,若被一個團體排斥,上上之策就是去尋找另一個可以接納自己的團體,才能降低在班上被排斥或霸凌的可能性。通常被霸凌的同學有兩種情形:「老鼠屎」(6號)或「邊緣人」(21號),若是想要爭取班上更有利的位置,你會想要跟這兩個同學當朋友嗎?抑或是你會選擇跟著討厭他們或無視他們而加入班上受歡迎的集團?這種「社會位階」的叢林競爭,某個程度,提供了霸凌行為的「正當性」。簡言之,霸凌受害者若想翻身,亦即,擺脫屢遭霸凌的困境,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將自己連結到以友誼網絡為基底的團體。

 

鹹魚藉教育翻身太困難弱勢欲翻身需另闢蹊徑

繞了一大圈,本文想說的是:教育作為幫助弱勢貧童累積人力資本的顯性功能,已證實無效。那麼,教育機制到底還有甚麼「路用」?我們還要大力鼓吹弱勢貧童進學校場域深造嗎?無庸置疑!教育還有一項鮮為人知的「隱性功能」,那就是:教育將一大群具多樣性的人,驅趕聚集到一所名為學校的場域中,並規定這些人必須花很長一段時間,跟其他人一起生活、學習與成長。從陌生到熟識,從相見不識到相濡以沫,這是建構長久穩定友誼網絡的無比良機。沒錯,無心插柳柳成蔭,教育為弱勢貧童提供了藉由建構友誼網絡,以累積其社會資本的重要平台。教育弱勢貧童如何將自己融入班級的友誼網絡中,其成效,除可避免遭霸凌的風險外,同時可以悠遊在友誼網絡中,伺機挪用社會資本,作為翻身進階的依憑。

教育欲藉累積人力資本為窮人翻身的顯性功能已失,然而,為了教育的顯性功能而建置的學校平台,卻無心之中提供了累積社會資本的機會結構。積極幫助貧童熟習此隱性功能,使其能熟而時習之,鍛鍊之而最終成就之,或許才是在貧窮困境下掙扎求生的人們,逆轉此「翻身的困局」之命運鎖鑰。

 

 

參考書目

Shi, Yaojiang, Bai, Yu, Shen, Yanni, Kaleigh, Kenny & Rozelle, Scott. (2016). Effects of Parental Migration on Mental Health of Left‐behind Children: Evidence from Northwestern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24(3), 105-122.

Tough, P. (2016). Helping children succeed: What works and why. Random House.

吳齊殷(2016年11月),Status Struggles: position, peer and practice in classroom.發表於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周五論壇,中央研究院。

數據參考

「貧富差距百倍 最富家庭平均年收入471萬」(2017年7月3日)。中央通訊社,取自: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707030209-1.aspx

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生活狀況調查,衛生福利部。網址:https://dep.mohw.gov.tw/DOS/cp-1768-3589-113.html

「貧窮循環高出3.78倍 超過七仟名兒少無法和父母吃團圓飯」(2017)。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取自http://tfcfrg.ccf.org.tw/?action=reply_text&class_id=4&did=2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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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伯學說的推手 ──向Wolfgang Schluchter致意

鄭志成/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沒有Schluchter,

我們不容易將韋伯看得那麼清楚,

即便那是個冷靜、理性的韋伯;

但,有了Schluchter,

我們卻也因此喪失了在韋伯文本迷宮中打轉碰壁的樂趣。

──鄭志成

 

向來,我的消息不太靈通,寡居大肚山遠離塵囂,機構來函通常看都不看就直接刪除,傷眼也耗時。偶然得知,Schluchter將來臺訪問,心裡沒有特別的波動。相較於Mommsen,我與Schluchter沒有那麼親,知識上與交情上。直到周怡君來電徵詢能否寫一篇Schluchter的介紹短文,刊在「巷仔口社會學」上,以歡迎社會學年會期間Schluchter的到訪。周怡君是我的學妹,情誼邀約,沒多想,便當下應允了,就說說我對Schluchter的印象吧!應當不是難事。於是,這幾日,仍然大忙小忙,但腦海裡不時浮現出那一段與韋伯相處的時光,那一段美好時光,知性上,情感上,都美好!算了算,都已是一、二十餘年前的過往舊事了。

Schluchter,我在八九年出國前就讀過他的兩篇論文,談合理性的弔詭以及價值中立與責任倫理,收錄在他與Guenther Roth合著的論文集《Max Weber’s Vision of History. Ethics and Methods》(1979)。那是臺灣學界還讀盜印書的年代,也當是Schluchter最早被臺灣學界認識的面貌。記憶裡,高承恕老師曾邀他到東海訪問。這段時日他我兩忙,也就沒與高老師確認此事,那當是上個世紀八、九零年代的事了。彼時對Schluchter的印象,他是韋伯的詮釋者,並且以「合理性」概念梳理韋伯的學說論旨。到了德國,因緣際會進了韋伯全集編纂工作的圈子,便不時與Schluchter會面,在慕尼黑,在海德堡,在每年一度工作會報的Bad Homburg。對Schluchter,其人,其作,自然印象深刻。據我所悉,Schluchter第二回來台訪問,當是林端驟逝那年(2013)。當時林端邀請他的指導教授Schluchter來台訪問。臺灣學界中,林端和顧忠華兩位學者皆受業於Schluchter門下。顧忠華是師兄,在Schluchter的指導下撰寫博士論文《傳統主義和理性主義──一個區辨問題,以韋伯的中國研究為例》(Traditionalismus und Rationalismus – Problem einer Unterscheidung am Beispiel der China-Studie Max Webers, 1987)。幾乎在獲得博士學位同時,顧忠華翻譯了Schluchter的《支配世界的理性主義》(Rationalismus der Weltbeherrschung. Studien zu Max Weber, 1980)一書中的兩篇論文以及兩個註解(中譯本作為「附錄」),並以《理性化與官僚化──對韋伯之研究與詮釋》為書名出版(聯經,1986)。稍後林端亦師從Schluchter完成博士論文《古代中國儒家倫理與支配的正當性》(Konfuzianische Ethik und Legitimation der Herrschaft im alten China, 1994)。顧忠華與林端當是Schluchter認識臺灣的重要機緣。我與Schluchter無師生緣份,卻有幸在韋伯全集的編纂工作中遭遇Schluchter。

九零年代韋伯全集的四大主編依資歷輩份為M. Rainer Lepsius (1928-2014)、Wolfgang J. Mommsen (1930-2004)、Horst Baier (1933-)和Schluchter (1938-)。其實全集創始主編成員還有一位Johannes Winckelmann (1900-1985)。他協助並接續韋伯遺孀Marianne Weber編輯並增補韋伯七卷論文集(三卷宗教社會學、方法論文集、政治論文集、社會學與社會政策論文集、社會史與經濟史論文集)以及《經濟與社會》。這七卷論文集加上一巨冊的《經濟與社會》大抵是德國學界在韋伯全集陸續出版前所依賴的韋伯文本。我無緣與Winckelmann謀面,倒是翻讀過放在巴伐利亞學術院地下室兩個大鐵櫃裡的書信與遺稿。這些書信與遺稿何時可以重見天日,只能訴諸日後機運。前述四位主編中,對於韋伯全集編纂工作的構思規劃與推動執行最力者,當屬Schluchter和Mommsen。雖然還有Horst Baier和M. Rainer Lepsius兩位長者,但Baier長年照顧臥病妻子,經常無法出席會議。Lepsius係一通達好人,多扮演協調各方不同意見的和事佬。而編輯會議的兩股主要不同意見,便來自於Schluchter和Mommsen。Mommsen史家出身,Schluchter是不折不扣的社會學者。兩人個性脾氣南轅北轍,Mommsen性情中人,喜怒形於色;Schluchter沉穩內斂,臉情正經嚴肅。Mommsen經常譏諷Schluchter不懂歷史,Schluchter則調侃Mommsen沒有社會學敏感度。於是韋伯全集的編纂方針與構想,便有了歷史學的韋伯與社會學的韋伯之爭。這兩者之爭並不只在韋伯文稿內容的理解與詮釋,還存在著史學思維與社會學思維的差異。對於韋伯文稿的內容,Schluchter審慎思慮,非有鐵證,不敢斷言;Mommsen則大膽主張,並自恃與韋伯遺孀Marianne的世交情誼,往往以韋伯的意向裁斷。韋伯的《經濟與社會》一書,拆解為第22卷(5冊:共同體、宗教共同體、法律、支配、城市)以及第23卷(社會學;未完稿)的出版方式(包括卷/書名),便是以兩位為主,但爭辯良久後的妥協結果。在編纂思維上,Schluchter比較不在乎韋伯文本的各個版本的比較與呈現,而重視最終版本的確定;但Mommsen則一再強調要還原韋伯寫作的各個修訂版本,並主張如實呈現。也因為各據其理,所以各自堅持,還往往僵持不下。這爭辯得面紅耳赤的場景成為韋伯全集編輯會議的「精彩」戲碼。關於Schluchter和Mommsen的爭辯,我曾在2005年(竟然已經十二年了!)應當時《臺灣社會學會通訊》(第55期,2005年8月,頁35-47)主編湯志傑的邀約,因為Mommsen意外離世,撰寫追思文〈學者的理念型──-懷念Wolfgang J. Mommsen(1930. 11. 5. – 2004. 8. 11.)逝世一週年〉舉例具體細說,此處便不再贅述。

以上的引介,便是我對Schluchter其人的基本印象:一個韋伯研究的Schluchter。沒錯!Schluchter是以詮釋韋伯學說成名──1978年初版的《西方理性主義的發展:韋伯的社會史分析》、1981美國版(Günther Roth譯)、1987義大利文版(S. Cremaschi譯)、1987日文版(嘉目克彥譯),德文版於二十年後文意不變,辭句略加修訂並更名為《現代理性主義的興起:韋伯的西方發展史分析》於1998年再版,並經林端譯為中文,於林端過世後2014年出版。Schluchter的其他主要著作以及主編工作,亦皆環繞著韋伯的宗教、資本主義、合理性、倫理價值等議題。舉其犖犖大者,兩卷的《宗教與生活導引》(Religion und Lebensführung, 1991):卷一談韋伯的文化及價值理論,卷二著墨於韋伯的宗教與支配社會學。我以為這是Schluchter對於韋伯學說全面體系化的梳理,頗值一讀。另Schluchter主編六冊關於韋伯觀點的各宗教論文集(古猶太教(1981)、儒教與道教(1983)、印度教與佛教(1984)、古基督教(1985)、伊斯蘭教(1987)、西方基督教(1988)),邀集了各宗教文明的學者專家之論文,對於韋伯的宗教文明之比較研究及闡述頗有系統及規模的掌握。

對於韋伯學說的闡述與推廣來說,Schluchter用心出力,厥功甚偉。Schluchter不僅參與韋伯全集的編纂工作,並在Mommsen和Lepsius相繼離世後,繼續堅持並主導韋伯全集早日邁向完工。這是一個自1980年構思策劃,1984年開始陸續出版,迄今已出版50卷冊,卻仍未竣工的龐大學術工程。兩週前從韋伯全集編輯室主任Edith Hanke處得知,韋伯全集第一部分「論文與演講」(MWG/I)中,關於兩卷方法論《方法論,1903-1907》(MWG I/7;書名暫訂)以及《理解社會學與免於價值判斷,1908-1917》(MWG I/12)可望於未來一年(2018)出版面世。意謂著韋伯全集第一部分「論文與演講」即將大功告成,而在這一部分25卷(34冊)中,Schluchter即編纂了8卷(9冊)(包括與Lepsius及Mommsen各合編一卷)。

Schluchter除了致力於寫作闡述韋伯及編纂韋伯全集之外,對於韋伯學說的傳承亦不遺餘力。值得一提的是,Schluchter於1997-2002年期間到韋伯的出生地Erfurt的大學籌辦了文化科學及社會科學研究的「韋伯學院」(Max-Weber-Kolleg),並為創院院長。該學院不僅僅以韋伯為名,成立至今已培養了好幾位以韋伯學說為研究題材的博士後進。如是將韋伯學術遺產建制化的努力,著實讓我佩服。不若齊美爾的命運多舛,韋伯不需要「復興」,在生前韋伯已成為德國文化的一部分。過世後,韋伯的影響力仍然持續作用。Schluchter對於韋伯學說經由出版全集以及學院建制都是有力且成功的推手。

對於韋伯學說的主張,目前看來,Schluchter的詮釋觀點仍然支配著文化科學界,當然包括社會學,可以說已成為韋伯學說詮釋觀點的典範。Schluchter以「合理性」/「理性化」為關鍵概念,貫穿了韋伯學說所涉及百科全書式的龐雜領域。猶如以一把「合理性」的萬能鑰匙引領著讀者進出韋伯知識殿堂,不致在宮中迷路而不知所措。但是以Schluchter的「合理性」詮釋觀點貫穿並遍見於韋伯研究所引發的問題,也是近些年來我思考韋伯課題時難以迴避的提問,那就是──關於韋伯,我們還能說些什麼?難道對於韋伯學說的闡釋只此一解?這豈非違逆了韋伯生前對於學術工作意義的諄諄教誨,以及學術研究所必須面對的命運之訓示,「學術工作要求被『超越』,要求過時。任何有志獻身學術工作的人,都必須接受這項事實。[……]然而就學術本身的觀點來說,我再重複一遍,將來總有一天,我們都會被別人超越;這不僅是我們共同的命運,更是我們共同的目標。」上個禮拜六(11月11日)在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黃聖哲所舉辦的「批判理論之後」研討會中,我大膽但並非一時興起提出以「自主性」觀點競逐(最好是取代!)Schluchter的「合理性」概念。也就是我試圖耙梳韋伯對於西方社會生活世界中的各分支領域內部所形成的「自主性」(或「自身法則」(Eigengesetzlichkeit)),和Schluchter所詮釋韋伯論述西方文明中各分支領域理性化的開展相互切磋較勁,也是對於Schluchter「合理性」觀點支配韋伯詮釋三十餘年來的批判與省思。但願我能在有生之年完成這個挑戰,這當是我對韋伯、對Schluchter最高的禮讚。

上述挑戰的另一個背後理由來自於我長時期浸染於Mommsen所描繪之史學的韋伯。我並不滿意,或者說得委婉些,我並不鍾意Schluchter大半生所努力建構的社會學的韋伯圖像。Schluchter將韋伯的文本中的歷史脈絡,文化景觀,甚至生命價值、倫理抉擇,都想盡辦法安置在一組理性的圖式中。而Mommsen則在乎韋伯文本,以及韋伯本人的態度風格,甚至激情偏執的文風與性情。於我而言,Schluchter的韋伯太「偉大」;Mommsen的韋伯太有個性。兩相比較,我比較喜歡一個人有個性更甚於偉大。有一回開會,在Mommsen和Schluchter意見不合爭辯後,Mommsen問我對此爭議的看法。我率直以告,「Schluchter是一個韋伯理論的『體系建構者』(Systematiker),您是一位韋伯文本的『敘述者』(Erzähler)。」我還記得當時Mommsen一手摸摸我的頭,一手拍著我的臂膀,大笑說:你這狡猾的小子!這大約就是我對於Schluchter的韋伯研究之定位與評價了,迄今未變。

Schluchter以極具系統性的方式,非常有條理地闡述韋伯學說,尤其發揮在韋伯的諸宗教文明之比較,以及《經濟與社會》一書中各章節的貫穿軸線。Mommsen則擅長以史料、文件敘說韋伯的想法,特別是關於韋伯對民族主義,以及對當時德國政局的立場之研判。也因此,後繼學者對於韋伯的再理解與再詮釋,若是受了Schluchter的影響,不免走上了韋伯學說合理性的類型學、各宗教倫理所衍生出生活導引的態度與世界觀之各式範疇。若是跟隨Mommsen著作的線索,自然陷入並關連支配關係與政治判斷所處的歷史情境與當下處境。當然,我絕無意宣稱,韋伯研究只此兩家。Wilhelm Hennis (1913-2012)「韋伯的人學」(Max Webers Wissenschaft vom Menschen, 1996)則是另闢韋伯研究的蹊徑。在此,我只敘說著在我與韋伯相處的美好時光裡,我對於Mommsen和Schluchter的觀察、接觸與印象。我總感恩自己的幸運,Schluchter建構了一個韋伯,Mommsen描繪了一個韋伯,藉由他們兩位,我有了自己的韋伯圖像。這兩位韋伯研究的長者,我與Mommsen較親較合拍,不只是師承繼受的淵源,更是脾胃性情相若,以及地緣所提供的相處機會。和Mommsen不時可以喝杯咖啡,天南地北地閒聊;與Schluchter只有在會議場合方才晤面,所談皆是韋伯議題。

除了韋伯話題之外,Schluchter還可以說,還值得說的事,便是他在十年前左右出版的兩卷《社會學的基礎:一個系統化企圖的理論史》(Grundlegungen der Soziologie. Eine Theoriegeschichte in systematischer Absicht)。卷一(2006)著手的課題是社會學的多重組成,也就是古典三家馬克思、涂爾幹、韋伯的傳統;卷二(2007)則關注社會學的語言理論以及系統理論的雙重轉向,討論帕深思、米德、哈伯瑪斯、魯曼等四位理論家。前年(2015)將此兩卷合訂為一冊,以口袋書的輕便形式出版。令我驚嘆與佩服的是,在我離德返台前與Schluchter最後一次晤面時(大約是2003年吧!),他即聊到正在著手撰寫社會學理論的著作。記得他當時規劃了不只兩冊,但細節已經記不得,心想這當也要好幾年方能成就完書吧。沒想到我2006年回到慕尼黑時,第一卷已經要出版了,次年則出版第二卷。如此的寫作紀律與速度,我自嘆弗如,並且自知這一輩子都望塵莫及。這兩卷社會學理論的寫作旨趣,並非一般教科書的綜合簡介,而是飽含著作者長年以來對於韋伯研究的關懷之繼續延伸。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Schluchter的知識視野,既寬廣也有縱深。換句話說,Schluchter不只是韋伯專家,還兼及社會學理論史的考察。

前述就韋伯研究以及社會學理論史兩個面向評介Schluchter,可以說含括了Schluchter主要的知識興趣。我手邊現有的Schluchter著作,多在2003年居德返台前收藏並一一讀過,包括早年(1968)在柏林自由大學的博士論文「抉擇社會法治國。Hermann Heller與威瑪共和時期國家理論的討論」(Entscheidung für den sozialen Rechtsstaat. Hermann Heller und die staatstheoretische Diskussio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這一回寫作此文,將塵封已久Schluchter的書從書架上取下,總數逾廿冊,疊高在地板上已過膝。若再加入韋伯全集的編纂卷冊,可以說是著作等身了。這些卷帙雖然有兩冊零星地考察兩德統一後德東地區學術與知識過渡,以及統一十年後的比較等時事議題,但絕大多數的論著皆環繞著韋伯研究。

做為學者,Schluchter畢生研究韋伯學說,編纂韋伯文稿;做為學術行政工作者,Schluchter將韋伯研究建制化,使得後學得以一代又一代的承繼韋伯研究。所以我說Schluchter是一位韋伯學說的推手,讓韋伯學說得以繼受長存,也時時刻刻存在著被超越的可能。

十多年來,我與Schluchter不曾聞問,也許他早已忘了當時還是博士生的我,我也僅從他不間斷的著作中獲悉他近來的想法。學術相交,約莫如此。

近日,Schluchter來臺訪問,我──回憶,致敬,歡迎!

(東海,2017-11-18)

2017112101.jpgSchluchter著,林端譯,《現代理性主義的興起:韋伯的西方發展史分析》書封。
圖片來源:博客來,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26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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