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公益組織的社會定位

王美恩/東吳大學社會工作系

 

什麼是老虎?

老人說:「那個人兇的像隻母老虎!」

小孩問:「什麼是老虎?」

這樣的對話是有可能發生,當老虎成為絕種動物,年輕世代已不認識老虎的模樣。世界自然基金會(WWF,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在2010年宣布全世界的老虎只剩下3200隻,快成為瀕臨絕種的動物,比起一百年前的十萬隻,消失了97%。特別選在虎年呼籲,世界自然基金會想對最大幫兇,為補身藥材而大量獵捕老虎的亞洲華人國家喊話,需要建立制度保護老虎。

積極舉辦數次高峰會議,世界自然基金會與各國政府對話,立法保護老虎,在2016年的四月公布調查數據,全球老虎增加為3890隻,他們設定目標在2022年(虎年)數據可以翻倍。

這世界不能只有經濟利益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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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基金會用TX2的行銷,期待達成2022年老虎數量增長兩倍。
圖片來源:naturepl.com / Edwin Giesbers / WWF

 

2010年開始,中東政治難民冒著生命危險搭船非法入境歐洲避難,不論是擔心社會融合問題,或是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報復,歐洲各國政府拿捏不定該如何處理屬於政治和人權之兩難的難民議題。但眼見一波波難民死於海上的事實,民間早在政府決策之前,就成立救難隊,像是Sea Watch、Watch the Med,在海上提供具體的救援行動,社運人士積極倡導移民在公海上的權利,協助難民合法進入歐洲,歐盟各國陸續在2015年修法收容難民。

這世界不能只有政治權衡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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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利亞3歲難民艾倫,陳屍沙灘的照片讓全世界震驚。圖片來源:路透社

 

上述兩例(WWF、Sea Watch、Watch the Med)的公益組織(Public benefits organization),不忍看到問題繼續惡化,積極提供策略解決問題,同步讓大眾知悉問題的嚴重性,呼籲新的價值信念,讓世界多了真善美的願景(vision)。公益組織的解決策略,多是先從有權有勢的政府和經濟組織做倡導,期待透過政策制度來改善問題。政治與經濟是以利益和競爭為基調,人們往往在做決策時沒有警覺,或是忽略對他人和世界所造成的傷害,公益組織扮演著道德良知,提醒利益薰心的人們,有些事情要踩煞車,有些要緩和步調,有些要積極補救。

另外公益組織善用的解決策略,就是喚起更多人的共鳴,獲得支持與捐助資源,這時公益組織會強調受助對象的弱勢,試圖引發人們的同情憐憫。然而現今的社會議題,都不是政府和經濟組織改變即可(要他們改變也是困難重重),更該做的是一般大眾的行為與觀念,像是老虎的捕殺,只要人們改變用虎鞭當補藥的習慣,沒有市場利潤可圖,就不會有人去捕殺老虎。

難民不一定必然引發社會問題,借重德國經驗來說明,德國公益組織用創意行銷方法(如廣告、街頭活動、志工服務等),讓大眾自然地卸下對難民刻版印象(對宗教、文化的誤解),提升社會整體的接納度是協助難民適應新社會的最佳助力,減少難民適應問題即是預防犯罪和衝突,難民就不是政府和社會的負擔。

公益組織除了花能量去改變政府和經濟組織,更要讓社會大眾認同價值信念:這世界不再是「自己活得好」就好,我們都有責任讓他人、萬物和世界「活得好」。人道關懷、人文主義思潮等只能對某些人引起共鳴,對以自我為中心的人,是該提醒他們要有警覺心,在這全球化地球村的時代,世界再也無法單純只靠「自己活得好」的信念,政治、經濟、氣候所引起的災難和社會議題,會像是禽流感、SARS、伊波拉病毒般的傳染力,不分國界、種族散播開來。

 

公益組織的角色變遷

在台灣早期慈善工作多是宗教組織提供,以救濟物資為主,神職人員以及志工提供關懷,隨著時代變遷,資本主義強調經濟發展,現在各種的社會問題,像是難以翻轉的貧富差距、人權/動物權剝削、科技犯罪、食物浪費、生態破壞、環境汙染等等,人類的問題已不是單純用愛心和關懷可以解決的,需要跨專業的整合,需要有遠見的政府,更需要的是全民動起來。

現今多數公益組織已不是宗教團體,但對於所堅持的價值信念,就有如宗教的教義,要運用各種啟蒙方式,喚起共鳴。網路youtube上流傳的故事[1],一位盲人坐在路邊行乞,立在地上的紙牌,上面寫著:「我是盲人,請幫助我」(I am blind,please help),但並沒有吸引太多路人注意,或是給他錢。

有位路人主動幫忙改了字牌上的字,沒多久經過的人都停下腳步投錢。字牌上的字改寫成 「這是美麗的一天,而我卻看不見。」(It’s a beautiful day. And I can’t see it.)一句話改變了人們的心態,改變後的字句美感觸動更多人的行動力。

這是公益組織很需要的能力,有如「蝴蝶效應」,小的使力引爆大的改變。

21世紀的社會問題,把解決重責放在政府和經濟組織身上是不夠的,人類需要更多「利他主義」、「公平正義」、「人文美學」等等的價值信念,每個人都該有「世界要變好,你我皆有責任」的意識,公益組織要像傳教士,用創意的方式,喚起「世界大同」的新公民意識。

 

公益組織的小使力大改變

在英國,大誌基金會(The Big Issue Foundation[2],在台灣有設分會)的宗旨:「讓弱勢族群有機會學習賺錢理財和自立生活,幫助他們成為自助者。」

大誌所協助的弱勢族群,多數是街友,協助他們販售雜誌以學習自立,大誌雜誌不像「小女孩賣火柴」般要人同情而買,雜誌內容是用心編輯,讀者鎖定在中產菁英階層,偏向人文,藝術,文化等世界性報導,購買者是為了雜誌本身品質而買,是「正式的」商業行為,讓街友認知自己是在工作,而非行乞討愛心,街友逐漸累積成就感,往自立生活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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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取自大誌基金會網站 http://www.bigissue.tw/about

 

大誌雜誌像是一座「族群融合」的橋樑,站在橋端一方的是街友,另一端是社會民眾,透過雜誌購買,中產菁英階層有機會跟社會邊緣人接觸,自然的互動,改變對街友負面觀感,街友也感覺被接納,社會和諧的畫面就產生了,並不需要像臺北市某民代議員用水柱驅離街友的做法,壓制造成分裂與敵對,造成更多錯誤的刻板印象。

一本一本的雜誌,像是織起友善的網絡,當社會凝聚更多的和諧氛圍,就會增加安全感,依社會心理學家馬士婁(Abraham Maslow)的層次需求理論,社會提供了安全感,人們就能往上發展更多正向情緒、成就感、自我實現等等需求,所以一本雜誌不是只有慈善的功能。

 

創意智慧提供問題解決

愈來愈多的「社會企業」[3]和「菁英分子」加入公益事業,對於問題的看法有價值信念,解決方法有巧思創意,運用科技和行銷活動,帶動社會大眾重視問題,理解問題,吸引更多人共同參與改變世界。

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尤努思(Yunus Muhammad)在孟加拉貧民區創辦窮人銀行推動微型貸款,讓貧民學習學習理財自立,改變生活習慣,突破貧窮世代循環,為社會企業立下典範。世界首富比爾蓋茲(Bill Gates)成立基金會協助第三世界國家,研發新產品解決疾病醫療的困境,並在美國社會進行教育方法的改革,重視多元天賦啟發,減少中輟學生問題;在台灣有前亞都麗緻飯店總裁嚴長壽先生在台東成立基金會,提供在地學子多元潛能開發的教育服務,呼籲重視花東觀光文化深度發展,使得台灣各地發展趨於平衡也保有各地特色;藥劑師王照允創辦「iHealth宅配藥局」,讓藥劑師送藥到偏鄉老人家中,服務慢性疾病的藥物諮詢,行動藥局的理念整合社區的關懷需求,讓藥劑師的專業工作多了溫暖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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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取自Time雜誌網站http://content.time.com/time/photogallery/0,29307,1953020,00.html

 

公益組織是價值信念的傳教士

2013年8月洪仲丘事件的「白衫軍運動」以及2014年3月「太陽花學運」,不管認不認同其背後的理念,都會對於當時自發且巨大的公民力量所震撼,聚集公民力量跟網路科技傳播有關,也跟社會經濟發展進步有關,多數人在「吃飽喝足」後才有餘力關心公眾的需要,注意社會正義,產生公民的意識與行為。

台灣現階段公民力量是渾然成熟蓄勢待發的,但若沒有公益組織長期且有理念地引導,公民力量容易流於浪漫與熱情,會停在情感層面(如:憤怒)的宣洩,不能實際改變問題,對社會改革的實質影響不大。

再優秀的政府都只能照顧到多數人的權益(當然不及格的政府是連多數人也照顧不好),政府的宿命是科層組織的行政制度,如大象般的笨重,大象轉身需要大動作,沒辦法做細緻動作,無法兼顧少數人的需求,以及快速反應解決層出不窮的問題,等到終於有動作時,往往社會需求的質與量都又變化了,解決策略改善就不到位。

「政府失靈」給了公益組織舞台,傳統宗教性質的慈善團體提供救濟,給予情感支持,是消防隊的角色:滅火,收拾殘局,那不能根治問題;現階段只做弱勢者的協助,只做問題倡導的公益組織,恐怕對改善問題的幅度是有限的,公益組織需要提出更巨視且有願景的價值信念,有創意地影響大眾的觀念,讓人們產生主動意願,參與問題解決,有動力去實踐價值信念。

 

 

註解

[1] http://www.cmoney.tw/app/media/watch.aspx?rid=972

[2] Since The Big Issue was launched in 1991 we have helped thousands of vulnerable people take control of their lives. We currently work with around 2000 individuals across the UK offering them the opportunity to earn a legitimate income; to ‘help them to help themselves’. …Created as a business solution to a social problem, The Big Issue has inspired other street papers in more than 120 countries, leading a global self-help revolution. (http://www.bigissue.com/about-us)

[3] 用商業模式來解決某一個社會或環境問題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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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漆社會學分析

戴伯芬/輔仁大學社會學系

 

大學入門做為一種「廢課」

自從去年接了「大學入門」以來,終於嚐到教「廢課」的滋味。在新生進入大學之後,學長姊在介紹學校課程時,早就灌輸了專業課程/通識課程二分的概念,只要顧好專業課程就好。所謂的「廢課」,顧名思義,就是指沒用的課,部份指的是不去上課、光靠常識也可以過關的課;部份指的是老師上課純聊天、不知所云的課;部份指的是老師上課只照課本或PPT念的,這些沒有營養、無法引起學生興趣的課統稱之為廢課,而大學入門、人生哲學、專業倫理可以說是大學生眼中「廢課中的廢課」。

第一學期,我自認花了不少時間備課,包含在既有校訂單元之外,設計大學生打工問卷、訪談大綱,讓同學調查輔大週邊的學生打工樣態,並引介勞動基準法的法規,讓同學瞭解先身的勞動權益;也設計了輔大週邊社區—泰山參訪的鄉土問題,帶學生走訪泰山巖、明志書院等地方歷史景點。但是在介紹完既有的課程單元,包含學校發展歷史、系所簡界、教會、圖書館以及職涯測驗(CVHS)……之後,學生真的已經認定這是可有可無的廢課,不管我花多大力氣,還是難以起死回生。

 

挑戰「果園」社會設計

這學期是第二次挑戰大學入門的課,既然社會系同學連自身勞動條件不在乎,對於學生打工勞動條件調查沒興趣;對於輔大週邊的泰山巌、明志書院、陳誠墓園也沒感覺,到底要如何引發他們的學習本能?

馬克思在資本論開宗明義地指出「勞動作為人類社會存在的基本方式,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任何時期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礎性作用。」勞動不僅是獲得食物的物質手段,也具磨練心靈、人格鍛鍊的精神意義。這些一路在升學主義、手機文化中養成的新世代最缺的是什麼呢?想了又想,對這些「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新世代,或許集體勞動是找回人的本性之作法。就讓他們來場社會設計,動手改造本系的果園空間,這是他們之後四年可以使用、分享的公共空間。

果園教室位於輔大樹德樓4樓,面積36.5坪,為社會系少有的大坪數公共空間,可做為學生展演使用。唯該教室年久失修,天花板變形、塑膠地板有陷落情形,已經不堪使用,再加上缺乏空間分隔以及適當的設備,學生使用率大減,再考慮安全及管理的問題,不僅使用率低,且位於頂樓加蓋,安全堪虞,已經淪為半閒置空間。

一開始,我和共同開課的王驥懋老師讓他們進行空間基本測量,開始小組空間設計。果然有些同學很有興趣,去逛IKEA找靈感,看沙發、桌椅、窗簾,準備佈置他們的新空間,對他們而言,公共空間設計是一場消費採買的行程,用各種購入的家具即可以改變空間的色調、空間屬性,而且很快地編出20餘萬的預算,打算大量採購。

 

2017020701圖1、果園空間改造前概況

 

我開始引入使用者需求調查,要每個小組討論他們認為這個空間最重要的功能,除了一組同學提到一次看書之外,五組同學討論的結果,不外乎桌遊、跳舞、吃飯、看電影、睡覺等娛樂活動,把果園視為課堂之外的休閒空間,還有一組提到唱歌(卡拉OK),最好有鏡子可以供排舞使用,還要有音響,可以滿足他們音樂的需要。大家都不認為有念書、討論功課的需求,有一組同學振振有詞地說,學校有圖書館、教室,不缺讀書討論空間,但是很缺娛樂空間。

我丟給他們亞歷山大的《模式語言》,希望他們可以想像這個空間的多元可能性,這是一本空間設計的入門書,有利於初學者依環境以及社會活動或互動的需求,去尋找想要設計的空間模式;也讓同學討論他們認為最重要的空間議題有那些,要如何解決;同時也放了一些屋頂花園的設計案例,讓他們體會屋頂的綠色設計可以長成什麼樣子。雖然有些同學有興趣,有小部份同學仍是無動於衷,在果園上課時繼續滑手機、找到機會就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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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同學花時間做小組討論,思考如何解決問題,仍是動腦不動手

 

從思考到動手

在經歷一連串設計理念的靜態課程之後,我們決定讓他們開始動手兩項基礎工程改造:拆除塑膠地板以及粉刷牆壁。拆除塑膠地板是一種破壞行為,對於學生而言很有趣,就像塗鴉一樣,有種失秩的快感,在王老師的帶領之下,同學拆得很起勁,有什麼事比破壞更能宣洩年輕人過剩及壓抑的精力。不過,到了拆除廢材搬運時,少數同學開始找各種藉口躲避責任,這類勞力工作被視為「男性工作」,大多數女同學自動迴避了,而男同學也主動承擔,在王老師身先士卒的帶領下,同學只好跟著搬運,但是其中仍有少數同學虛應故事,表面上協助,實則沒出半點力。

再來則是油漆工程。我請他們清理牆面,拆除被某屆學生貼的紅藍相間書面紙,並貼上遮蔽膠帶。有趣的是部份同學拿到棉工作手套、抹布、油漆刷、滾筒,有些同學呆在那裏,真的要做嗎?我相信有些學生從小只要念書就好,不需要做任何家事。不過,他們看到我打開油漆桶,倒出油漆,拿水示範如何調漆,知道我們是玩真的。有位同學迫不及待,把油漆刷丟入油漆桶內,不理我對刷子、滾筒先浸濕的要求,我把步驟重覆一遍,並示範一次,請其他同學將牆面分三大區,先以滾筒粉刷大面積,再用刷子收邊,注意不要漆出界。

同學開始覺得好玩,大多數仍是男同學掌握油漆權,當一位女同學拿到刷子躍躍欲試時,其他男同學開始嘲弄她,讓她知難而退,很快讓出刷子,加入牆面的除膠工作。於是自然出現了有趣的性別分工,男同學油漆,女同學站一排除膠。其實除膠才是真正費力的工作,由於之前的雙面膠帶黏太緊,所以沒辦法刮除,有位女同學很有概念,主動跑來說要先上除膠劑,可以去學校附近買。當然,還是有少數同學在一旁摸魚,有同學索性不來上課。於是,只好祭出點名,讓上課沒來的同學利用另外的時間來補勞動。有些男同學們刷出興趣來,覺得油漆流到手臂上的圖案很酷,有一位索性脫掉上衣,比較不怕髒,尤其是要刷天花板時,只有高個子同學有特權,不過天花板難度較高,沒多久就棄械投降,但是總算也把落漆處補好。這個過程就有不少男子氣概展演的場景,十分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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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男同學是油漆主力;高個子同學可頂天立地油漆。

 

雖然交待每次油漆之後都要清理刷子、滾筒,不過,還是有同學不喜歡「髒」的工作,於是我和王老師像個工頭一樣,在現場不斷指揮,只要看到有躲在角落滑手機者,就要他去除膠、清理落漆或者整理家俱,總之要與他們一起勞動,才能形成一種「不做不行」的集體氛圍,讓想在團體中匿名、搭便車者無所遁逃。而隨著勞動時間的拉長,大家逐漸累了,原來以男同學主導的油漆工程也逐漸有女同學加入;相反地,艱難的除膠工程也有男同學跟著做,逐漸打破原來的性別分工。在現場不斷指揮生效,讓沒有動過手、在一旁躲避勞動的同學動手去做。

另外,有位同學對於補土特別有興趣,自行拿著材料,主動尋找牆壁裂縫補土。本來我想用同學買的白色瓦楞紙,把一面木板牆面封起來當作佈告欄,竟遭到同學抗議,他覺得這樣顏色太醜。他也質疑為何牆面要用象牙白?而不用其他顏色?只好說明目前尚未規劃完成,先上完底色之後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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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除膠從女性勞動成為跨性別的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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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女同學終於也掌握油漆權。

在集體勞動中,就可以看出家庭教育的影響,願意主動去做的,多半在家中父母會要求參與家務,知道如何與其他人共同分工、一起分擔責任、義務;反之,父母沒有要求的媽寶型學生,則是呆立現場,不知如何參與,有的躲在一旁低頭滑手機,有的躲避老師的視線,裝裝樣子假裝在勞動,當然也有些就不來上課。不過,那些不來上課者由於缺席而被要求在其他時段補勞動,反而陷入了小團體的勞動分工,在小團體內更無法不參與集體勞動。

 

勞動成果

在連續3~4週的勞動之後,最後的勞動成果是令人滿意的,沒想到大家竟然真的完成了油漆工程。雖然有些該漆的地方沒有漆到,如天花板;而某些不該漆的地方卻上漆了,如插座以及桌面,但總之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仍然把牆面油漆工程完成了。對照勞動前後,真的完全不一樣了。這是大家集體努力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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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勞動完成之後的果園教室

 

在集體勞動之後,不免出現各種汪達爾行為。像是在地面、桌面等不該漆的地方漆了,洗水槽、鋁梯一團糟沒打理,最後有的油漆刷與滾筒沒有清理乾淨,但是總算是讓一群烏合之眾完成了一項集體任務。當然,我和王老師也跟著做了一個多月的工程,他損失了兩條牛仔褲,我則是一條褲子、一雙鞋,但卻是教學以來很獨特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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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不該漆的地面亂漆,好玩?或者想要留下什麼記錄?

 

在期末評圖中,每一組同學都用手繪、powerpoint,甚至是手機3D模擬未來果園的樣子,我不得不佩服新世代使用媒體的能力。經過集體勞動,同學對於果園空間已經有了不同的想像,甚至是情感,未來不可以隨便被決定使用方式。但還是有同學想不出來油漆與社會學究竟有什麼關係?於是我分享了以上的集體勞動中的團體動力以及性別分工的看法,讓同學理解社會學以及如何應用於社會設計。

做為一門廢課,我們的「大學入門」究竟要教給學生什麼呢?從這門課,我自己真切體悟到勞動才是社會實踐之本,先學會做「人」,才能當「專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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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後的遺緒、重生與照顧工作: 從一名高雄氣爆後重傷女性的家庭生活談起

李淑君/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一、高雄氣爆後被改變的日常生活

2014年7月31日深夜,高雄勞工密集度高的苓雅區與前鎮區發生丙烯外洩的連環石化氣體爆炸,頓時街道陷落成長溝。災難發生後,這一區的「日常生活」進入一種「非日常」的狀態,此種「非日常」包含日常生活與秩序的斷裂,一種被剝奪的「例外狀態」。距離氣爆至今已經兩年半,道路重建、屋損賠償、罹難賠償、重傷賠償已經部份完成,然而對於罹難家庭與重傷家庭來說,身體創傷、情感創傷、社區毀損持續重建當中,且災難的遺緒仍持續。

17012402圖1,前鎮區氣爆區附近的住宅,幾位租車業災民在房屋受損後,將工作地點搬遷至此。

過去兩年來,走訪了高雄前鎮區竹東里、竹西里、苓雅區林榮里、福東里、鳳山區、鳥崧區等不同地區的受災民眾,訪談「高雄氣爆自救會」、「氣爆租車業自救會」、竹東里竹西里、林榮里、福東里居民、氣爆重傷者、罹難者家屬、環境NGO組織、外籍看護工、因公重傷者等居民。當媒體與大眾的記憶力早已轉移到其他的事件中,我在走訪氣爆災區與災民的訪談中,依然看到今日的生活如何成為災難的遺緒。村上春樹在《地下鐵事件》採訪1995年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的受難者提到,即使沙林事件施放沙林毒氣的林泰男被逮捕時,人生並不會因此復原到災難前的狀態:「這些人並不會因為林泰男的被捕而恢復原有的人生,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所喪失的東西,幾乎已經不可能復原了。」(村上春樹,賴明珠譯,1998:168)。同樣的,經歷高雄氣爆之後家屬罹難、中傷癱瘓者,日常生活也難以恢復原有的秩序。本文將以一位氣爆後癱瘓的重傷者小雨,陳述災難的後遺症以及女性、災難與照顧工作之間的關係:

小雨現為28歲女性,原出生於小琉球,後移居台中工作,氣爆前兩年移居到高雄,氣爆後下半身完全損傷而癱瘓。小雨的母親出生於1960年代,現年五十多歲,以台語為日常溝通的語言,不擅長使用中文對談,而小雨的父親原本開鞋模工廠,因為經營不善工廠倒閉而負債,之後前往中國大陸工作,因此由母親一人在台灣帶三位小孩,在家中車衣服賺錢維生。身為老大的小雨,自己與妹妹弟弟都需要學費等開銷,小雨看見家中的經濟需求希望自己不要給家裡帶來負擔,因此不想繼續讀書想早一點工作減輕家裡負擔,於是從國中開始便半工半讀拼命打工,變成她自己口中的「工作狂」。讀高中之後,開始在工廠做洗床、沖床、車床、做套筒、模具、做包裝等工作。這些俗稱的「黑手」工作,不但工作時全身都是黑油也具有高度危險的工作。

氣爆發生前幾年,小雨父親因為回小琉球釣魚意外喪生,小雨回南部辦完父親的後事,回去工作卻不能專心,被機台夾到而受傷,加上當時媽媽身體不好,弟弟在當兵,妹妹在讀大學,小雨便辭掉工廠車床的工作,在氣爆前一兩年搬來高雄租房子住並照顧家人。氣爆前沒多久,小雨的堂姊工作的海產店需要人手,希望小雨過去幫她。因此小雨一邊進行仲介的工作,一邊到海產店做時薪的工作,白天仲介有case就去跑,雙份工作維持半年多,直到氣爆當天晚上下班回家路上,遇到氣爆被炸傷,小雨自嘲她的人生從此停止「工作狂」這個封號了。

氣爆前,小雨母親在餐廳當外場服務人員,但氣爆後為了照顧小雨,加上小雨妹妹2015年生了一個小孩,都由媽媽照顧,所以小雨母親辭去工作也失去收入。由現年五十多歲的母親照顧小雨,除了因為經濟考量之外,家中亦無空間可以挪給照顧者而無法聘請照服員。小雨說「我媽媽50歲了,身體沒有很好,有長期的頭痛。所以我覺得在家工作比較好,而且這樣我比較能照顧自己的身體。」(田野筆記,2016)

 

二、不均等的風險社會

如何解釋與理解小雨的災難經驗中的處境?提出「風險社會」的理論家烏爾利希‧貝克(Ulrich Beck)指出科學的分化使得有條件的、沒有把握的、失去關聯性鋪天蓋地成為一股無法滲透的洪流,風險成為無法從外在掌握的危險處境。氣爆後一個月,周桂田便主編出版了《風險社會與典範轉移—打造為公眾負責的治理模式》一書,指出從風險社會的定義來看,高雄氣爆確實是一場無法掌控、高度分工細緻化之下出現的風險社會。「尤其科技對社會生態的衝擊,根本上動搖了人類對社會規範、價值及秩序信仰的基礎。這構成了現代性的危機。因此,我們進一步探討現代性中的風險結構,包括社會分化結構的複雜性與風險的意義、當代高度的生態破壞危機中,自然與社會的緊張關係所形成的風險文明化問題。」(周桂田,2014:24)。上述小雨的經驗,是因為下班時間導致這一場災難,可以看到風險社會是一場無法掌控的風險,然而風險不是一場偶發事件,會便隨著勞動位置、勞動時間而增加風險的可能性。此外,亦看到災難遺緒會因為不同的社會位置而產生不同的後災難生活。

災難發生時,誰會成為高風險族群呢?在既有的災難研究中,不少文章已經指出災難不同程度地影響不同社會位置的人,災難對身障、老 人、小孩、原住民、女性等不同族群有不同意義。Maureen Fordham在Natural Disasters and Development in a Globalizing World一書中提出災難風險高的族群包含貧窮、低收入的女性、無家可歸或住在難民營的女性、年長女性、有認知或身體障礙的女性、必須持家的女性、年老的寡婦、原住民女性、新移民人口、有語言障礙的女性、從屬階級的女性、社會隔離的女性、需要照顧多位依賴者的女性、避難所的女性、被騷擾或虐待的女性、獨居女性、有慢性病的女性、營養不良的女性。Emmanuel David and Elaine Enarson在The Women of Katrina: How gender, race, and class matter in an American disaster一書舉卡崔娜風災的例子,指出不同社會位置,如:貧窮女性、單身女性、老年女性、懷孕女性會有不同的災難經驗。在卡崔娜風災的研究中,也指出帶著小孩的照顧者、黑人與非裔女性、超過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工人階級的窮人在災難中的受災程度會較高,亦即種族、性別與階級上的弱勢容易成為災難難民。舉例來說,當水災發生時,因為女性在性別角色養成的過程,未學習游泳,因此溺水的比例較高,此外,貧窮也會導致撤離時的困難,甚至在災難期間,女性必須一邊承擔照顧工作,從災難地區撤離時,經常必須帶著老人、小孩一起撤離,使得罹難風險加高。高雄氣爆發生在勞工階級密度較高的前鎮區與苓雅區交界處,房屋損壞、身體受傷者,大多為租車業、洗車業、加工區的勞工階級。小雨來自勞工家庭,在氣爆當天晚上11點多下班回家路上,因為工作至深夜歸家途中遇到氣爆被炸傷,災難時間與災難地點,都有勞動意義。

07012403圖2,The Women of Katrina: How gender, race, and class matter in an American disaster書封。圖片來源:Amazon.com

三、女性與災難的關係

小雨的母親在氣爆發生後,辭去工作在家照顧癱瘓的小雨,在此先討論女性與災難的幾層關係。女性做為一種社會建構的範疇,在經濟、階級、社會上的不平等,使得災難的發生更彰顯了性別上的不平等,女性的災難經驗因此具有複雜的性別意義包含:1.女性成為災難高風險族群:在災難作為一種「非常態時空」中,以及既有的社會性別建構的經驗差異下,女性的性別角色面對災難發生時,可能成為災難承擔者。女性面對災難時,可能因為 社經地位的不平等,社會養成過程與受教育程度的差異使得女性更容易成為災民,(Helena,Enarson and Chakrabarti ed,2009: 19)。 2. 女性同時身為災民與照顧者雙重角色:女性在災難發生之後,依然必須承擔家庭照顧者,甚至是情感的支持的來源。在高雄氣爆事件中,因氣爆事件死亡抑或燒燙傷後的復原,女性災難主體可能面臨自身的創傷外,還必須擔任家人過世或傷殘後的身體與情感照顧者。正如張玨曾指出「婦女往往是家庭的照顧者,但由於女性本身的社會條件往往較弱勢,資訊也較不足,在災變後也容易導致許多心理創傷,甚至是被施暴等問題,這些都和家庭、社區甚至整體國家的結構都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固然要重視女性在災難重建中扮演的積極角色,但是也須意識到,這些家庭的照顧者有沒有被照顧到」,或者因為身為照顧者而忽視了對自己受災後的觀照。(翁筠婷等,2009: 120)。 3.女性成為暴力的承擔者:在成為災民、以及私領域照顧者的同時,甚至可能成為災難過後的暴力承擔者的多重角色,災難過後女性受暴的比例可能性增高。4.女性的重建角色:災後重建的經驗中,女性經常未被納入決策領導的位置,會被排除在重建的政策之外。如災區災民組成的自治會90%以上都是由男性主導,能實際參與又有實際決策權力的重建組織之女性,卻少之又少(畢恆達,1999;林秀芬,2009;卓春英& 盧芷儀,2010),因此重建需要女性觀點。5. 女性重建主體:部分研究亦指出草根女性在災難重建後的行動,指出女性並非受難者或受難者家屬,而是行動主體,性別關係型塑社區的能力,以及災難後的復甦 (Helena,Enarson and Chakrabarti ed,2009)。

 

四、女性、勞工家庭與照顧工作

小雨的氣爆經驗,可以看到高雄氣爆的遺遺症一直延伸至今。當災難打破生活的「日常」,進入一種「非日常」的狀態當中,災難以不同的方式影響男性、女性、勞工、年長者等不同族群,當不同的社會位置會面臨多元交織的社會力量,種種的力量都會影響個人的災難經驗。從小雨的故事來看,可以看到身為非中產階級的勞工家庭女性,小雨自小必須身兼數職來改善家庭經濟,在重傷癱瘓之後,內心一直迫切的希望重新踏入職場,而小雨的母親原本車衣服養家活口,後來在餐廳當外場服務人員維持家計,但氣爆之後,自身身體不好的母親為了照顧小雨以及剛出生的孫女,而不得不辭去工作以進行照顧工作。

因為社會位置的不平等,結構弱勢者有可能承擔更大的風險,而且災難的影響力會加深與拉長。如Junko Otani 在Older People in Natural Disasters 一書中研究老人與災難時,指出貧窮與孤獨的老人在地震之後,會面臨比較長遠的災後影響。小雨在高雄氣爆之後而癱瘓,雖然不斷在生活自理上進行獨立自處,然而現今災難後的生活需要面臨身體的復健之路、身體虛弱母親同時身為照顧者、家庭有未來經濟憂慮等議題。當勞工家庭的女性面臨災後的重傷,為節省開支以及家屋空間之不足,不聘請照顧者而由家中另一位女性成員離開職場擔任照顧者,可以看到社會/結構的層次會使得災難經驗受到多重結構權力的運作,加重家中女性照顧工作的重量。

當災難發生時,社會結構弱勢者如貧者、老人、婦女、兒童、有色人種、原住民、身障者等社會結構弱勢者因為擁有的社會資源少、社會階層低下,會因為災難而陷入更弱勢的處境(Zakour&Harrell,2003;Morrow,1999;劉珠利, 2006;卓春英&盧芷儀,2010),亦即,「災難可能會使人落入貧窮,但貧窮卻使災難形成之損害加劇」(卓春英&盧芷儀,2010)。在既有的災難研究中,不少文章已經指出災難不同程度地影響男性、女性、身障、老人、小孩、原住民、女性等,使得不同族群有不同災難意義與經驗。本文從小雨的故事看出,高雄氣爆之後,對於勞工家庭的重傷者必須考量經濟與自身身體狀況,而由家中另一名女性擔任長期照顧工作,家中女性必須克服自身身體不好或辭去原本工作,回到家中照顧家人。當災難發生在勞工家庭的女性身上,面對的災難經驗是交錯著經濟、母職、照顧工作、長期照顧、身體復健等多重交織的災難經驗與災難難題。

 

17012401.jpg圖3,前鎮區氣爆區的老舊社區的災後彩繪重建。

 

參考書目

David Denney,呂奕欣、鄭佩嵐譯(2009),面對風險社會。台北:韋伯文化。

Emmanuel David and Elaine Enarson eds,(2012),The Women of Katrina: How gender, race, and class matter in an American disaster ,Nashville, Tennesse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Junko Otani (2010). Older People in Natural Disasters. (Kyoto University)

Mark Pelling ed,(2003) ,Natural Disasters and Development in a Globalizing World,New York,Routledge

卓春英‧盧芷儀(2010)。貧窮、社會性別與災難。社區發展季刊。131,137-151。

周桂田(2014),風險社會與典範轉移—打造為公眾負責的治理模式。台北市:遠流。

烏爾利希‧貝克(Ulrich Beck),汪浩譯(2003),風險社會—通往另一個現代的路上。台北:巨流。

張玨(2009)。性別、災難與心理健康。發表於聯合國重要議題論壇*系列之「性別 與災難」。台北: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畢恆達(1999)。災難與性別。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5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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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婆媳關係自己救!

孔祥明/世新大學社會心理系

 

前幾日假期看到臉書上朋友分享他的朋友趁著去宜蘭婆家接女兒的時候,一轉念間便邀約婆婆一起去泡湯,並且拍下三代合照的相片,最後還下了一個註解, 認為婆媳相處就要坦誠相見。那幾天在臉書上也看到朋友的分享,講述要把媳婦當貴人以化解婆媳問題的文章。同時看到這兩則報導,讓我想起在課堂上幾乎每一年都會聽到許多年輕女同學堅決反對未來婚後婆媳同住,並對所謂的「婆婆」這號人物持有許多負面的想法,因而想來巷子口分享一下過去針對婆媳關係研究的心得,希望能有助於減少時下年輕人對於婆媳關係所抱持的一些迷思。

011701圖片來源: 白領網。http://m.86kx.com/hunjia/poxi/62242.html

 

婆媳問題在華人社會存在數千年之久,受傳統「父居制」的約束,女人一旦嫁人就要與夫家同住,讓這個問題成為已婚女性逃也逃不開的惡夢。而在「父系制」的運作下,男嗣是綿延家族的唯一根據。所以,要能生出兒子才是女人穩固在婆家地位的不二法門。此外,受到「父權制」和「主從秩序」(pecking-order)強調輩份、年齡、及性別作為家庭權力結構劃分依據的影響,年輕媳婦在婆家一路要從全家地位最低熬到老父親之外的第二把交椅,也要倚靠生了兒子才有可能。可想而知,傳統上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華人家庭,兒子對於一個女人而言,在心理上的份量,甚至比丈夫都要來得重要。

 

現代媳婦要當娘娘,門兒都沒有!

隨著二十世紀下半葉台灣快速工業化、現代化、以及女權觀念的引進,在家庭中,子女外出就學、工作及自由戀愛風氣使得父權體系逐漸鬆動;在社會上性別平等的提倡,改變了女性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地位。那麼傳統婆婆在上的婆媳關係應該有所反轉了吧?從過去有限的實證研究結果來看,相較於Rita Gallin[1]蒐集1950年代末中部鄉村地區資料呈現出享有幾乎絕對權力的婆婆,作者從1990年代末期對大台北地區婆媳的深入訪談資料來看,幾乎所有婆婆仍是處於家中較有權勢的地位,雖然,開始有少數幾位媳婦偶爾敢回嘴或違抗婆婆的意見。及至2016年台北市高教育水準的職業婦女訪談資料,依然顯示當代的婆媳地位並沒有全面改變。縱使頂嘴、不依婆婆意見而為者大為增加,但是,基本上仍然維持著至少表面上尊重婆婆是長輩的上下關係。不過,也開始出現類似朋友、較為平等的婆媳關係。

也許有人會問:「都什麼年代了,為什麼整體上婆媳間的相對地位卻沒有太大變化呢?」 過去研究顯示,夫妻之間擁有資源的多寡(如教育程度、收入等),可以改變夫妻之間的相對地位。那婆媳關係和夫妻關係不都是一種dyad(雙人關係),難道高教育、高收入這些擁有較多資源的媳婦,不會因此在家講話比較大聲嗎?當然,電視上演的都會啦,但實際上決定媳婦在婆家地位的關鍵因素,卻是在媳婦娘家父母,尤其是媽媽以及媳婦的丈夫身上。

 

媽,我會在婆家好好幹,不讓妳丟臉

在過去重男輕女,強調「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價值觀影響下,古代對女兒的教養著重在料理家務的訓練,主要負責人便是母親,因而舉凡嫁出去的女兒被婆家嫌棄時,娘家的媽媽就成了眾矢之的了。即便今日女性自主權高漲,娘家仍擔負女兒家教是否良好的名聲。許多媳婦為了不願讓娘家父母擔心或承擔罵名,都選擇盡量做到媳婦本分。顯然,過去工業化發展雖帶動了台灣社會和個人的現代化,但在家庭制度上,有些面向並沒有隨之產生改變,娘家的名聲仍然是嫁出去的女兒必須承擔的責任。當然,娘家媽媽對女兒應該如何處理婆媳問題的態度,也是決定媳婦與婆婆互動關係的重要因素[2]

 

男人們,別再裝孬了,好嗎?

那媳婦的丈夫又如何產生作用呢?很多人,尤其是男性,都認為婆媳問題不就是兩個女人的戰爭嗎?於是很理所當然地將自己從兩個女人的問題中排除。然而,作者發現,在所有受訪者中,只要是先生抱持這樣想法的人,婆媳關係幾乎都不是很好。好多先生/兒子不愛聽太太和媽媽在他們耳邊互相抱怨,採取走避方式,認為時間會解決一切。結果當然是隨著時間流逝,問題仍一直存在。另一些不算少數的丈夫則一味地要求太太忍耐,因為媽媽年紀大了,沒有幾年好活了。不過,奇怪耶!好幾個媳婦都說已經十幾、二十年過去了,他們的婆婆依然耳聰目明。還有少數非常熱心想要解決問題的老公,總會很盡職地將婆媳雙方跟他抱怨的內容,一字不改地傳話給對方,結果只是提油救火,問題更大。這點清楚反映出婆媳問題表面上看起好像是一個雙人關係,但實際上至少是一個三人團體(triad)的關係。其與雙人關係的差別就在於可以形成結盟,且那第三者可以扮演仲裁者抑或是牆頭草的角色。

要解決婆媳問題,居間仲裁的先生/兒子的態度、處理方式、和處理時間點都非常重要。很多媳婦都一致認為,先生這個中間人就是婆媳之間的潤滑劑或橋樑,更是天平的槓桿。若能平衡處理,老婆開心,媽媽也舒服。記得有位先生非常自豪自己處理家中的婆媳關係。他認為這是策略問題,讓媽媽和老婆成為同一陣線的盟友,就可使其免於落到像他的好哥兒們一樣,為了婆媳問題而搞到焦頭爛額[3]的地步。

正是因為丈夫是處理婆媳問題的重要中間人,因此,也成為幾十年來台灣鉅大社會變遷過程中,婆媳間的地位始終沒有全面改變的首要原因。雖然,孝道的約束力已經隨著台灣社會的變化而削弱,大眾強調的孝道內容也有些改變[4],許多兒子因為原本就孝順,或不想擔負不孝的罵名,甚或自小就不敢忤逆母親,於是在婆媳意見不合、生活習慣不同時,多半都會動之以情,懇請太太遷就母親。而絕大部分媳婦,為了婚姻和諧,也多半將就了。因此,即便到了2016年,那些受訪的台北市高教育、經濟獨立的媳婦們,即使不會對婆婆所言照單全收,甚至還會據理力爭,但與具有長輩身分的婆婆相比,她們在家中地位仍略遜一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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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媳關係只能是勾心鬥角、大鬥法的關係嗎?
圖片來源:《甄嬛傳》https://is.gd/0XOzKB

婆媳關係一定都是甄嬛鬥華妃嗎?

受到古代文學作品以及現代連續劇的影響,時下許多人對婆媳關係的第一印象就是「哎呀,你知道的嘛!」隱含雙方必定會過招數百回的想法,而提到婆婆這個人物時,也幾乎沒有好話來形容,但這並非台灣婆媳關係的全貌。作者從過去蒐集的深入訪談資料中發現,仍然有一些家庭婆媳關係是融洽的,甚至有些關係好到連大姑、小姑都吃醋,或者媳婦對婆婆的照顧遠超過丈夫的周全。這些都是例外?還是因為那些媳婦命好,嫁到好婆家?其實,作者認為婆媳問題充分顯示出「事情不像表面一樣」的社會學本質。不少婆媳關係好的家庭,並非一開始就是如此,其間媳婦丈夫費心處理得當非常重要,另外關鍵就在於婆媳雙方的心態了。重點是,一個巴掌拍不響,必須雙方都要用心付出,才能建立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平和關係。有關生活面向上的摩擦,有興趣者請參閱註3。本文綜合過去訪談資料,主要針對心理面向因素,歸結出以下三大項可以幫助改善婆媳關係的做法,並以舉例方式分述之。

 

修築萬里長程,還是推倒柏林圍牆?種什麼因,得什麼果

其實,並非所有婆婆都高高在上難以親近,有些是很願意跟媳婦建立良好關係的。一位受訪婆婆每天都替銀行上班又吃素的媳婦另外多煮兩道菜;知道過年前銀行都很忙,也從未要求媳婦參與年前大掃除,只希望媳婦週末能抽空跟她一起逛街、喝咖啡。但讓她感到萬分遺憾的是,媳婦結婚多年以來,回家後多半只躲在自己房間不出來,見面除了禮貌性打招呼外,連話都很少跟她說,更遑論逛街、買東西了。

而一位在外商公司擔任經理的媳婦則表示,結婚前她編織的夢想是與先生二人共築自己的愛巢。誰知婚後不久,婆婆因與大嫂不合,而孝順的丈夫便把母親與妹妹接來同住。這下那母女二人將自己的夢幻王國全打碎了,於是怎麼看婆婆跟小姑怎麼不順眼,回家後根本懶得跟他們互動。然而隨著兒子的出世,自己又經常出差,只好託婆婆和小姑幫忙照顧孩子。由於小孩的緣故,這位媳婦不得不經常和婆婆、小姑講話、互動。也因為透過這些接觸,她才漸漸發覺過去全是自己築起高牆阻礙了對婆婆和小姑的認識,而一旦打破這道圍牆,看到的卻是兩個好人。於是,這位媳婦再三強調一定要有健康的心理建設,很多事情便不再是個問題了。

 

咱們都是自己人,一家親

婆媳關係要好,雙方是否有將對方視為自己人公平對待尤其重要[5]。有一位受訪婆婆表示,媳婦嫁入門多年來不但不用做家事,每月還會固定給她上萬元的零用錢。然而媳婦每次下班回家卻將公婆當成隱形人,招呼也懶得打就逕自回房。反觀媳婦跟經常往返的娘家媽媽一打起電話,就有說有笑各把鐘頭,這對比著實讓婆婆覺得心寒。

另外卻有一位媳婦,因為婆婆不但在自己與丈夫吵架時替自己撐腰,還不時多準備一些食物,讓自己帶回娘家孝敬守寡又無兒子依靠的母親,甚至經常邀約娘家媽媽到家裡一起過傳統團圓的節日。這位媳婦表示可以完全感受到婆婆對待自己就像是一家人,甚至娘家母親也被婆婆當成自己人。她說,沖著這一點,為了婆家就算做牛做馬她都甘願。

更有一位小康家庭長大的媳婦,嫁入豪門後對於婆婆經常在家中宴客的親朋好友們,總是盡心盡力地熱情招呼,讓愛面子的婆婆在親朋好友間面子十足,開心不已。她說,自己從小由阿嬤帶大,與阿嬤最親。而婆婆知道這層關係後,出國必定帶禮物給阿嬤,親朋好友送的禮品,也常會分一些送給阿嬤。受訪媳婦認為,婆婆願意接受自己娘家人並且記得關心,讓她備受感動,因此,自己也就只能盡力回報婆婆的善意。

由此可見,婆媳間也是需要交心的。一定要求做到像母女一樣並不容易也不自然,只有婆媳互相誠心將對方當成自家人對待,而非嘴巴上說說,實際上卻是用對「外人」方式不公平地對待,才有可能建立良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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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臺灣出品的電視劇《婆媳過招千百回》劇照,以詼諧的方式呈現價值觀不同的婆媳或家人,在同一個屋簷下的摩擦與歡笑。圖片來源:圖片網,https://is.gd/zAfxIx

容不容得下媳婦,是婆婆的氣度。能不能讓婆婆容下,是媳婦的本事

一位婆婆擁有超過一位媳婦的情形在作者的受訪資料中屢見不鮮。但每一位媳婦都跟這位婆婆相處愉快嗎?答案是否定的。為什麼?一位婆婆擔任中學校長的媳婦表示,先生的大嫂總是認為自己的丈夫是長子,兒子是長孫,所有公婆分配的東西一律計較是否有多拿一份,然而,家事卻不肯多做一分、多幫一些忙。表面上看起來大嫂好像很厲害,但受訪媳婦說,婆婆對於她的不爭全看在眼裡,所以婆婆將自己的保險箱、所有財務都交給她打理,逢年過節也少不了私下給受訪媳婦比大嫂更多的禮物,對她也比對大嫂親。

還有一位形容自己婆婆脾氣像活火山的媳婦,讓人訝異的是她的婆媳關係並不差。她和婆婆的教養理念差很多。婆婆喜歡小孩胖胖的才可愛,總是三不五時便要她餵小孩吃東西,而她也總是迅速地用愉悅的聲調回答「好」、「一會兒就做」。然而十次裡做個三、四次吧!其餘的就以拖待變,婆婆沒注意也就蒙混過去。此外,婆婆經常嫌她桌擦不乾淨,地掃不清潔,常會在她打掃完了之後又去做一遍。而她也有朋友遭遇類似狀況,朋友便總是抱怨甚至跟婆婆起爭執。這作為讓受訪媳婦很不以為然。她認為換個角度想,把家裡打掃更多次就更乾淨,不就讓住的人更舒服,自己小孩活動空間也更清潔,有何不好?為何要執著於計較婆婆是否故意找碴,嫌自己做不好卻還要叫自己做事呢?每天生活中都要這樣斤斤計較,心理一定不開心,何苦來哉?

確實,關係不錯的婆媳,大多對於對方的不足、或缺點都是用「睜一眼,閉一眼」的方式應對;對於雙方不一致的習慣或做事方法,也是想辦法變通,磨合出一個即使不太滿意,但可接受的方式就好。畢竟凡事計較是自尋苦果。既然時時要見面,甚或要生活在一起,不如想辦法變通行事或「退一步海闊天空」,日子要來得快活些。

 

樁哪沒打好,人生是黑白的;樁哪有固好,人生是彩色的

當然,對於未婚者而言,最怕就是碰上惡婆婆。就像蓋房子打地樁一樣,樁打得穩固,樓才不會蓋歪;婚前對婆家人有一定的認識,才有可能可以避免陷入悲慘的夫妻或婆媳關係中。作者觀察當下許多年輕人談戀愛時只希望沉浸在二人世界裡你儂我儂,直到要提親,或談到婚嫁了才去對方家拜見家長。其實,這當中可能遇到的一個陷阱就是,根本無從知道對方家人的個性和生活習性是什麼?曾經有一位媳婦就表示很後悔婚前沒有到丈夫家多認識夫家人的互動模式,婚後才發現自己老公和公公一樣是完全不做家事,只會等著老婆處理一切家務的大男人。

然而,就算婚前常去未來婆家走動,知道對方家人習性又如何?另外有一位媳婦婚前就知道婆婆為人刻薄,對自己以及娘家父母不太尊重,親友也奉勸她要考慮清楚。但她覺得自己是「嫁丈夫,又不是嫁給婆婆」,應該沒關係才對。殊不知婚後被婆婆當成十足的外人對待,讓她苦不堪言;對她的娘家人更是不放在眼裡,這才知道自己當初太天真。

即使接觸後仍決定往結婚道路繼續邁進時,便要注意與婆家人關係的維繫。婆媳關係不是只有結婚後才開始,婚前就要開始打樁了。有些準新人為了婚後要不要跟公婆住、婚禮怎麼舉辦……等事情吵翻了天。當中尤其是為了是否跟公婆同住這件事,最容易讓婆婆產生永遠解不開的心結,甚至記恨一輩子。為了這事,如果沒有取消婚禮的打算,那就要看自己有沒有把握做到以後完全不跟婆家人有任何往來,否則最好還是避免婚前就和準婆婆鬧僵,這會連帶日後夫妻關係都有可能賠進去。

最後,作者還是要強調婆媳關係的改進並沒有任何仙丹、特效藥,最重要的還是要主動溝通,主動了解對方真正的想法,才能避免不必要的誤會與衝突。當然,夾在中間的兒子/丈夫更是不可避免的要有智慧的適時、適切地出面排解問題,或許頭一、兩年會有一個頭兩個大的時候,但這才是未來家庭長治久安之道!

 

 

註解

[1] Gallin, Rita S., 1986, “Mothers-in-Law and Daughters-in-Law: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Family in Taiwan.”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1: 31-49.

[2] 詳細討論請見Kung, Hsiang-Ming, 2014, “Like Mother Like Daughter? The Effect of Mothers’ Attitudes on Their Daughters’ Interactions with Their Mothers-in-law.” Pp.131-149 in The Family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ese Societies, edited by Dudley L. Poston, Wen Shan Yang & Demetrea Nicole Farris. Heidelberg: Springer.

[3] 有興趣了解更多有關丈夫中間人的角色,請參閱孔祥明,1999,<婆媳過招為哪樁?婆婆、媳婦、兒子(丈夫)三角關係的探討>。《應用心理研究》4:57-96。

[4] 見葉光輝,1997,〈台灣民眾之孝道觀念的變遷情形〉。頁171-214。收錄於張苙雲,呂玉瑕,王甫昌編,《九0年代的台灣社會: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究系列二(下)》。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所。

[5] 詳細討論請參閱孔祥明,2001,〈媳婦?女兒?妳媽?我媽?從誰是「自己人」看婆媳關係〉。《本土心理學研究》16:4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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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到作:金大社工系與金門生命線的誕生

葉肅科/金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在目前的趨勢下,學社會學的人未必能成為專業社工,但任何人隨時隨地都可成為快樂志工。當一位稱職的快樂志工,即是在實踐所謂的「行者常至,為者常成」,進而創建一種生命中的美學。

 

小時候,我們的村莊下埔下住了32戶人家。大多數的人都是去山上(田園)做事的農人兼下海拿石蚵的生活困苦村民,少部分是生活較優渥的軍公教人員。其中,又以老師的職業最受到羨慕與尊重。因此,父母總是鼓勵孩子要好好讀書,將來才有出息。猶記得金寧國中畢業16歲那一年,我從金門到台中參加高中聯考,最後錄取位於南投中興新村的省立中興高中。高三那年寒假,在大哥台中精誠15街的家中。偶然的,我身穿中興高中藍色體育服,上衣印有「中興」兩個字樣。有一位幫我大哥室內裝潢設計的師傅看到我穿中興高中藍色體育服就說:「你讀中興喔!」「是哪個科系?」我說:「我讀高中社會組」,對方卻直說:「中興大學社會系不錯喔!」其實,高三的我只知道有個大學叫中興大學,根本搞不清楚什麼是社會系?1981年,參加大學聯考時,我哥哥嫂嫂認為我的數學不靈光,還是把人文社會科系填在選填志願前面較保險。結果,我就這樣進入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就讀。

 

社會學的學與作

1973年,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創系主任楊懋春教授的題字系訓是:「我們要了解社會,更要服務社會!」當時,台灣的社會學系普遍分成兩組:理論組強調學理探究的「了解社會」,工作組則側重實務工作的「服務社會」。1981-1987年,我在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取得學士與碩士學位;在當時的氛圍下,男生多半選擇理論組,女生則選讀工作組;但對於我來說,理論組的課程與工作組的課程同樣都吸引我的選讀。

1987-1989年,服預官役時,我在高雄左營海軍陸戰隊1年2個月擔任基層連隊排長,後來的10個月,則在海軍陸戰隊司令部擔任張老師的工作。退伍後,在當時青輔會介紹的彰化社教館編審與成功大學逸仙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研究助理工作中,我選擇了後者,因為當時有意繼續深造往學術圈發展;1989-1991年,我在成大逸仙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助理工作2年。當時,成大正在籌組政治經濟學研究所,中心主任李士崇教授鼓勵我與內人周海娟出國讀書:「趁年輕,趕快出去,趕快回來。」

於是,1992年7月7日,我與內人遠赴澳洲塔斯馬尼亞大學攻取博士學位。1997年年初,我與內人從澳洲塔斯馬尼亞大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取得兩個博士學位、生了一個女兒之後回到台灣。回國之後,台灣學術生態丕變,應徵教職屢戰屢敗;社會工作學系認為我是「社會學」背景,社會學系要看我的「社會資本」雄厚度而定,其他相關科系則以「大材小用」的理由拒絕我。所幸,在求職1年4個月的過渡期裡,大學同學古允文教授幫我介紹了巨流出版社的《福利》一書之翻譯工作;東吳大學法律系學長傅績欽社長邀請我與內人到他的出版社擔任中小學生鄉土教材之撰寫的總編輯工作,薪水比照當時的助理教授薪資6萬5千元,直到我找到教職為止。

1998年8月,我終於在母校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找到了專任教職。1998年8月至2014年1月,在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任教了15年半。在此期間,除了在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任教外,也在三個學程:人權教育學程、綠色科技與永續發展學程,以及非營利組織管理學程擔任相關課程與實習課程老師。當時,我的主要授課科目包括:性別社會學、環境社會學、社會福利服務、比較社會政策與醫療社會學等實務課程,而有機會到全國各地演講的主題則為:性別教育、人權教育、志願服務與志工管理。

 

金大社工系的特色與難題

2013年10月初,金門大學透過政治大學的兩位老師到台灣學術界網羅適任金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服務的老師。第二天,我打電話給曾經在成大共事過的李金振校長,他說:「17年前,創立金門技術學院時,你與海娟都沒能回來幫忙。現在,金大社會工作學系成立了,而他們又找到你,你就應該回來幫忙了,趕快將應徵教職的履歷表與相關資料寄來!」2014年2月起,我從東吳大學社會學系轉至家鄉金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服務。很偶然的,在台北任教15年半後,我像鮭魚般的洄游到自己的家鄉金門來。據此想來,人生就像一個圓(緣),人的生命在冥冥中自有安排。

2013年8月1,金門大學健康護理學院奉教育部的批准正式成立,並設有護理學系、長期照護學系與社會工作學系三個系級單位。基於「衛生暨福利」的結合與金門「衛生福利島嶼」營造的考量,本學院的創立宗旨有三:

(一)落實培育護理、長期照護及社會工作之專業人才,以積極提升金門地區醫療照護水準;

(二)積極徵聘優秀師資並加強與兩岸和國際接軌,推動跨域醫療衛生保健之學術與實務合作;

(三)積極與金門地區醫療、長期照護及社福機構合作,發展具金門特色之醫療照護產業。

本系設立的三個宗旨是:培育社會工作領域專業人力,以滿足社會工作人才日益殷切的高度需求;兼顧離島與地方特色,配合本縣福利政策與照顧產業之發展;以及培養學生具備社會工作倫理、考照、就業與升學之能力。基於本系的創系宗旨,本系將朝四個方向發展特色:

(一)扎根離島偏鄉社會特性:規劃與金門在地社區協力,推動社區化福利服務,並讓學生從實作中培養實務經驗,累積福利資源匱乏地區社會工作推動經驗。

(二)整合衛生福利專業服務:以綜融性社會工作取向在離島區域推展專業服務,累積衛生福利知識與專業社群共享,並培養學生福利機構經營管理能力,以增進其職場競爭力。

(三)落實實務導向課程規劃:預計與本院各系密切合作,開發實務導向課程,並使學生習得社會工作基本學能,以因應少子女化與高齡化社會變遷的專業服務需求。

(四)促進兩岸社會工作交流:基於金門地緣之特性,與大陸地區交通便利之優勢,並期使培養學生社會工作國際觀與累積社會工作專業知識,本系將促進台灣與兩岸社會工作經驗的交流和互動。

本系創系至今才三年半,當前遭遇的問題與困難主要包括:

(一)偏鄉離島地區較不易獲取各項社會資源;

(二)增聘優秀師資至本系任教相對較為困難;

(三)尚無畢業系友可作學習模範,較難爭取社工界的知名度;

(四)屬於新增設學系,學生相對較陌生;

(五)偶有交通意外事故發生,造成學生與家長選擇本校之壓力。

17011002圖片來源:國立金門大學官網,https://goo.gl/cORtYd

17011003圖片來源:國立金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粉絲專頁,https://goo.gl/zKg4jL

生命中的偶然就是一種緣

對我來說,金門縣生命線協會的籌組是生命中的一種偶然,卻也是快樂志工與鄉親工作夥伴因緣際會的一種圓(緣)。2014年8月底,金門縣生命線協會在台灣生命線協會總會的支持與鼓勵下召開發起人暨第一次籌備會,我也偶然成為籌備會主任委員。2014年11月1日,金門縣生命線協會正式成立,力邀當時卸任的李金振校長接任第一屆理事長,他也慨然允諾擔負起這份責任。於是,金門縣生命線協會乃繼澎湖縣生命線協會之後,變成一個全國生命線家族第24個成員、24小時服務的生命線協會。

過去,我因他人之助而成長。而今,我用雙手來成長他人。這份感人與助人的情意,確實讓人難忘。常言道:「擦身而過,也是前世緣。」只有把握生命中的偶然,才能讓自己與他人的人生朝正向改變。金門縣生命線協會的成立宗旨在於:發揮愛心、表現關懷、彼此互助、守護生命、服務社會與造福人群。因為「愛心」、「關懷」與「互助」是一種自然行為,並非單方面的施捨。今後,只有致力發揚生命線理念、實踐生命線使命,方能促使生命線的會務日益茁壯與成長。當生命線的工作夥伴與志工能展現「歡喜做,甘願受」的胸襟,抱持「欣賞差異,歡喜結緣」的願景時,即可期待接下來的另一個偶然。

 

如何成為幸福的志工?

哈佛大學的幸福課—正向心理學告訴我們,幸福有兩個關鍵:其一,幸福應該是快樂與意義之結合;其二,正面情緒多於負面情緒。真正快樂的人會在自己覺得有意義的生活方式中,享受它的點點滴滴。一個幸福的人必須有明確的、可帶來快樂與意義的目標,並且努力的追求。因此,看重自己與關懷他人不僅並行不悖,而且互為依存。當我們立志成為有品味的快樂志工時,即是在追求並作為一位具高附加價值的現代人。

其實,加入生命線的夥伴即是一位有品味的快樂志工。而當我們以快樂志工的形態出現時,它又體現了某些人生哲理:「做他人之事,學自己的功夫」;「施比受更有福,從服務中學習」;「藉由回饋社會,讓人間滿溫情」;「把握當下,即知即行」;「給他魚吃,不如教他釣魚」;「教化人心,可以改變命運」。

17011001金門線生命線協會的演講,旨為珍愛生命宣導。
圖片來源:金門線生命線協會粉絲專頁,https://goo.gl/rS13JN

人生好比四根蠟燭

在我們的一生中,有如點燃的四根蠟燭。然而,這四根被點燃的蠟燭卻代表著不同的生命意義:

第一根,未曾燃燒的蠟燭:在芸芸眾生中,有些人漫無目標、失去人生方向,只能渾渾噩噩的過一生。

第二根,在黑暗中燃燒自己的蠟燭:在自我的世界中,總是悠遊陶醉;在工作崗位上,只是努力的創造自己的天空。

第三根,一群在黑暗中燃燒自己的蠟燭:他們伸出自己的雙手,也讓他人分享自己的擁有。他們只用些許的時間,卻將快樂帶給需要的人。

第四根,一群在黑暗中將同伴逐一點燃的蠟燭:它讓每根蠟燭發現自己都有被點亮燃燒的本質,也用愛心點亮了自己與他人的心燈。

金門縣生命線協會成立至今已兩年多,會員成長為88位,訓練合格的志工夥伴則有37位。2017年1月3日,金門名城有線電視公司董事長許雪芬小姐擔任金門縣生命線協會第二屆理事長。在此,生命線竭誠的歡迎鄉親與朋友們的加入,好讓我們共同點亮自己與他人的心燈。因為在照亮他人幽暗靈魂的同時,也等於照亮自己通往天堂的道路。加入生命線行列的夥伴,即將變成快樂的志工。在目前的趨勢下,學社會學的人未必能成為專業社工,但任何人隨時隨地都可成為快樂志工。重要的是:生命線快樂志工應抱持三種心:耐心、恆心與包容心,兩種意:釋出誠意、體現善意。當一位稱職的快樂志工,即是在實踐所謂的「行者常至,為者常成」,進而創建一種生命中的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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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的論文都是用抄的? ——臺大校長倫理爭議的分析

戴伯芬/輔仁大學社會系

最近隨著臺大教授郭明良、校長楊泮池論文疑似論文造假、掛名一事,引爆學術界的倫理話題,再度重創臺灣國際學術形象。回家吃飯時,母親突然冒出一句話:「臺大教授的論文都是抄的哦!」我嚇了一跳,回說:「沒有啦!只有少數人,不是所有人都如此。」母親半信半疑,大概覺得如果連校長都涉入抄襲,一般教授更不用說,特別是連兩任臺大校長都爆出倫理問題,很難相信教授的清白。我才驚覺倫理事件在社會上對於學術界的殺傷力,對於只受過初等教育的母親而言,媒體是重要的資訊來源,構成民眾仰望學術象牙塔的印象,在市場或巷尾聊天時,再將事件誇大放送,造成民眾對於專家學者的不信任。

有人可能以為這是個人道德修為的問題,如身為「苦主」的科技部部長楊弘敦,事發之後以「古今中外、先進國家都會發生」來自我安慰,他認為如果是制度問題,可以逐步改善,但這次是「人性問題」,必須要靠教育,所以要求大學加強倫理課程。[1]社會學習慣從社會結構面來思考,連續兩任臺大校長涉入學術論文造假、抄襲的倫理風暴,雖非絕後,也堪稱空前。兩位校長都因國際學術光環而登上了臺灣學術龍頭地位,也因為學術弊案重創臺灣學術形象。如果再加上之前國防部長楊念祖、教育部蔣偉寧、中研院院長翁啟惠的事件,這些事件恐怕只不過是冰山之一角,也不只是「人性問題」可以解釋,臺灣如何製造出這麼多轟動國際的不倫理案件?科技部的研究計畫審查機制是否有什麼問題?未來學界該如何回應研究倫理的議題?

010305

臺大教授郭明良針對論文造假召開記者會澄清。
圖片來源:風傳媒/顏麟宇攝

學術產業後備軍的製造

臺大前校長李嗣涔主持的第一期「能源國家型計畫」,因助理呂錫民涉違反學術倫理,多次抄襲、冒用相關研究成果而遭國際期刊撤稿,他對「首次」碰到這種事表達「震驚」、抱歉。李嗣涔校長將問題歸咎於呂錫民,指責呂利用大家趕著報告的兵荒馬亂時間冒名投稿,旋即將呂解聘,並請律師在一個月內處理完畢,可見助理已經有「獨立」計畫主持人而執行計畫與投稿能力,反而是主持人缺乏監督責任,突顯掛名問題嚴重。

現任臺大校長楊泮池與教授郭明良因資料造假而被Pubpeer揭露,楊泮池指出由於生醫研究多是跨領域,當時看不出圖有問題,目前仍在修正問題中,而臺大校方也仍在調查中。就引發爭議的2016年Nature Cell Biology(自然細胞生物期刊)論文來看,除了通訊作者未善盡回覆同儕問題之外,第三位審查人對於圖8的意見為:「毫無疑問,是由某些時運不濟的學生或博士後合成,無法辨識是什麼樣的影像,也許足夠承擔責任的複雜實驗」(如圖1)這段評語顯現出臺灣當前學術論文製程的問題,大學校長或名牌教授幾乎不必親力親為地進行研究,只要拿到科技部計畫,雇用有潛力而沒有位置的博士後,自然可以源源不絕地創造研究成果。

010301

資料來源:https://pubpeer.com/publications/E3105C953203929608360C56F52950
 1  Pubpeer對於 “G9a/RelB regulates self-renewal and function of colon-cancer-initiating cells by silencing Let-7b and activating the K-RAS/β-catenin pathway”的質疑

隨著高等教育的擴張,博士班人數自1997年10,013人增加到103年的30,549人,擴張了3倍,而每年畢業的博士生也從1,282人增加到4,000人,科技部延聘博士後的人數也由435人增加到2,009人,博士後與當年度的博士畢業生比例高達65%以上,為高等教育投入了大量的學術產業後備軍。

010302資料來源:教育部重要統計

在98-99年間,行政院推出人才培育方案,教育部也端出「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方案」,引發媒體「博士找不到工作, 全民花1.44億埋單」的撻伐,這些高教浮濫擴張下找不到工作的博士後,就被編派到大學及特定企業中,成為學術生產線中的臨時勞工。民國101年行政院科技會報決議再斥資3億元,以「台灣生技產業起飛行動方案」,以3年培訓300位博士進入生技產業服務。首先讓博士進入法人或學校培訓,月薪57,000元,再由輔導機構協助博士級學員就業,以帶動生技產業晉用博士人才,提升產業研發能量,維持市場競爭力,引發另外一波獨厚生技產業的批評。[2]

人才培育政策表面上的目的是在解決流浪博士就業的困境,實際上卻造成兩個結果,一方面是由國家補貼企業,提供穩定、廉價的研發勞動力,降低企業進行產業技術的研發與創新的成本;另一方面,則是鞏固既有的學術生產線,提供源源不絕、臨時的學術勞動力供大學及研究機構利用,卻不給予人才長遠的勞動職涯規劃與正式工作機會。教育部遲遲不進行大學博士生額的織編,利用有限的教育資源好好培養人才,反而依賴市場機制,讓大學的研究所招不到博士生之後才退場,甚至最後還得以國家就業補貼方式來支撐博士後的短期就業市場,完全是本末倒置的作法,犧牲了年輕世代的職涯來成就企業獲利以及學術生產績效。

 

學術工廠的成形

臺灣最主要的研究經費來源來自政府,科技部(前身為國科會) 成立於1959年,為科學技術發展的專責機構執,負責執行研究資源分配。國科會組織的學門分工原為自然處、工程處、生物處、人文處以及科教處,103年改制為科技部之後,改為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發展司、工程技術研究發展司、生命科學研究發展司、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104年增加了前瞻及應用司,成為主導國家級的大型研究計畫的獨立機制。

科技部研究計畫審查分為初審與複審兩個階段,由專業委員進行審查。由各司長徵詢領域專家學者,決定複審委員,並由督導次長核定,指定其中一人為召集人。複審委員資格為曾獲得科技部傑出獎,或近三年連續主持本部專題計畫且計畫之審查排名在通過計畫之前50%之公私立大學或研究機構之副教授或相當等級或條件以上,績優之研究學者,同時必須兼顧公私機構均衡及北、中、南、東之地域分布平衡。初審委員,由複審委員參考科技部研究人才資料庫建議名單或視計畫研究議題推薦,經複審會會議決議選出初審委員兩名進行。

計畫審查流程,首先由申請人提交專題研究計畫、個人研究成果,並上傳科技部網站書面,初審參考研究者過去五年的研究表現、之前科技部成果報告以及研究計畫書內容,進行評分。進入複審之後,複審委員依據申請計畫、初審意見,進行書面複審,預排列計畫優先次序之後,召開複審會議討論確認初審及書面複審評分排列優先次序,建議核給各申請案之合理經費,最後再報核司長簽字決定公布,對於未通過計畫之主持人取得計畫審查意見後,進行申覆。[3]

從審查程序來看,似乎是十分嚴謹的同儕團體審查制,但結果卻造成普遍的掛名以及資源過度集中現象。首先,以研究績效的量化方式評分,造成學界盲目追求研究數量而不重研究品質。由於生醫界採取第一作者與通訊雙作者制,讓每篇論文呈現不等值現象,如果一篇論文是單一作者的話只能累計1點,如果兩位作者分別擔任第一作者與通訊作者,即可以產生2點的效益,以此類推,而多位作者掛名更製造出2點以上的業績,造成生醫界普遍的論文掛名現象,形成臺灣的「學術通膨」現象。[4]

其次,由司長以及複審會議主導資源分配,呈現出研究資源集中於特定學者的現象,101年監察院的調查指出國科會以「特殊計畫」方式,變項讓大學校長或知名學者動輒兼主持數個大型計畫,監察委員周陽山、馬以工、趙榮耀曾提案糾正,指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每年補助專題計畫,均有部分計畫主持人於同一期間身兼多項研究計畫之主持任務,不符『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管理要點』第7點有關件數限制之規定,且辦理專題研究學術補助及補助計畫業務,部分該會主管人員身兼多項計畫主持人,引發學界爭議,難辭違失之責,爰依法提案糾正」。[5]而「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管理要點」第7點的件數限制是以2件為主。

在監察院糾正之後,科技部在101年4月旋即通過「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正副首長及一級單位主管申請專題研究計畫處理原則」,要求科技部各級主管不得球員兼裁判,主任委員於任職期間不能主持國科會補助之專題研究計畫,副首長及一級單位主管於任職期間之計畫件數則以1件為限。103年科技部再次修正該處理原則,除了要求「副首長及一級單位主管任職期間不得同時執行超過一件專題研究計畫」外,計畫經費也規定不超過任職前三年平均每件計畫經費。[6]

不過從兩位臺大校長事件來看,科技部不但違反行政院法規,即每位主持人以2件為限,自2008年李羅權擔任主任委員之後,更變本加厲,3位學者的研究經費都倍增,資源更加集中於特定學者。楊泮池校長列名主持或共同計畫主持的科技部計畫件數最多,一年最高記錄可以達到22件,以95年為例,主持的專題計畫案有3件,而掛名共同計畫主持的則有18件。即使在101年科技部有明確的主持人規範之後,楊泮池主持的專題研究計畫一年仍可達5件(不含延攬人才及共同主持人),同時自100年之後,每年平均計畫經費總和都超過1億,幾佔整個生命科學司經費的5%,佔總科研經費的1%;郭明良副校長在97~101擔任國科會生物科學發展處處長期間,每年有6~11年不等的計畫,在任職前三年郭明良的計畫平均金額為1643.9萬元(94~96年間),而在任職期間計畫平均金額倍增為3290.9萬元,而在102年卸任之後,當年度的計畫數達10件,總金額超過1億元;李嗣涔校長的研究件數雖然沒有前兩位多,但是平均研究經費高,一年可達5000萬元以上,同時研究經費也在101到102年一年間爆增3倍之多,達9444.4萬。以上僅統計科技部的研究經費,尚不包含國衛院、國發會、教育部以及其他政府部會的經費。這些龐大的研究經費造成了一間又一間的學術工廠,配合大量的博士後來為主持人量產論文,回過頭再用論文發表的績效獲得更多的國家研究資源。

由於學門的差異,部份研究確實需要龐大的資源,甚至是跨國合作才能達成研究目的。但是,資源過度集中的結果,導致國家研究資源被少數學官壟斷,且部分研究成果變成研究者及生技公司的智產,無法回饋全民。找不到專任教職或研究工作者淪為博士後研究,成為學術工廠的知識勞工,就業不穩定的結果造成博士生源的枯竭,反而造成國家研究人力斷層;而新進年輕助理教授無法獲得必要的研究設備以及人力,發展自己的研究生涯,也阻礙了臺灣的研究創新能力。 如果改變學術研究資源分配的集中傾斜,拿出部份研究經費鼓勵博士後進行「自行創投」,或許有機會激發更多的創意。

010303

圖3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年數,81-105年
註:件數包含會議補助、出國開會以及延攬人才計畫。
資料來源:科技部研究人才查詢網站,http://arsp.most.gov.tw/NSCWebFront/modules/talentSearch/talentSearch.do

010304

圖4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經費,81-105年
資料來源:科技部研究人才查詢網站,http://arsp.most.gov.tw/NSCWebFront/modules/talentSearch/talentSearch.do。

建立公共課責的學術資源分配

臺灣連續的幾件重大倫理案件,重創了臺灣國際學術形象,顯示學術界的綱紀敗壞,已經到了政府需要痛定思痛、破釜改革制度的時候了。在輿論壓力下,科技部終於提出「科研人員自律」、「加強執行機構課責」、「補助機關管理監督」及「跨部會合作」四大修法方向,要求申請計畫機構「訂定學術倫理管理及自律規範」、「指定或成立學術倫理管理專責單位」、「建立學術倫理教育機制」及「訂定學術倫理案件處理標準作業流程」。[7]個人樂見科技部要求申請機構加強對於研究計畫主持人課責,並改善過度強化論文發表做為校務評鑑、教師升等、續聘及申請研究經費關鍵性指標。基於公共課責的精神,以下提出幾個建議供政府部門與學界參考:

1.建立研究責任制,改變重量不重質的研究績效評比制度。計畫主持人必須承擔與助理同等的罪罰,論文的所有作者必須共同承擔文責;同時採取論文同值制度,如果是第一作者與通訊作者共同掛名時,應該各採計一半點數,多位作者時則依貢獻比例分配置作者的點數,以杜絕一篇論文多人掛名的歪風。

2.教育部應配合社會以及產業的需求,減少博士招生員額,同時保障博士生的就學以及未來的就業。對於抄襲升等者,除了撤消職等,追繳溢領薪資之外,應明訂教師懲罰措施。

3.科技部要求各司的專題研究計畫審查必須遵守「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管理要點」,避免資源過度集中於少數人,對違規行政人員除了進行案件調查,也必須有行政處罰,以杜絕不法資源集中的現象;對於動輒上億元的國家級超大型研究計畫應加強課責,除了邀請國外學者審查,維持公共客觀性之外,多年期計畫,應定期追蹤成效考核,做為是否核發下年度計畫的標準。

4.監察院已經於101年對科技部提出糾正,對於反續違反行政規定的科技部各級首長應展開專案追蹤調查。

5.科技部與教育部必須修訂違反倫理案件的處理辦法,對於違反研究倫理者公布機構及主持人姓名,除了對主持人停權處分之外,必須向機構追繳補助的經費,以及減扣機構補助;對於違反倫理的案件,可以接受具名或匿名檢舉,匿名檢舉者應提供機構足以受理調查之客觀證據,且在查證屬實之後必須公布檢舉人姓名。

6.各校須強化研究倫理教育,將倫理教育融入專業課程中,但避免研究倫理課程淪為商品化的形式計點制度。

如果科技部、教育部無法扮演把關的角色,建立一套嚴謹的國家科技發展政策以及資源分配的模式,同時對於研究成果建立有效的考評機制,預料上完倫理課程的博士後在龐大的論文量產壓力下,仍可能被迫造假;而在掛名制度中獲得績效獎勵的主持人仍會持續不斷地以身試法,繼續拿取高額研究經費進行不負責任的研究。對於分配科研經費的科技部、持有巨額研究經費的計畫主持人,無法迴避公共課責,否則國家花大錢支持研究不但未帶來臺灣全民的福祉,反而換來國際學術污名。

在與母親的閒談中我發現不倫理研究最大的風險應該是失去民眾對於政府以及專家學者的信任。

 

註解

[1]鄭語謙,〈科技部:論文造假事件 古今中外都有〉,《聯合報》,2016年11月16日,http://udn.com/news/story/10586/2109680

[2] 陳至中,〈博士沒頭路 立委盼別獨厚生技〉,《中央社》2012年10月22日,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210220036-1.aspx。

[3]科技部生卸科學研究發展司,個別型專題研究計畫審查作業,https://www.most.gov.tw/bio/ch/detail?article_uid=92470488-8a47-450c-8ef5-270775e98386&menu_id=a421d169-b070-472b-9ff4-1e4e23eeb9f0&content_type=P&view_mode=listView

[4] 戴伯芬,〈學術通膨:一篇論文可有多少作者〉,《蘋果日報》2016年12月17日。

[5]監察院, 101教正00005,審議日期2012年3月15日,頁7。

[6]科技部,臺會綜二字第1010030204號 函,101年5月14日。

[7] 黃巧雯,〈論文造假頻傳 科技部擬修法追回經費〉,《中央通訊社》,2016年12月30日,http://cn.shafaqna.com/CN/CN/3807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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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盈隆教我們的玩民調心法

葉高華、陳美華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不久之前,我們寫了〈游盈隆民調「同婚零共識」的問題:兼論人權與共識〉、〈異性戀常規性下的民調政治:解讀老綠男〉,指出游盈隆的民調有問題。當時我們以為他調查方法沒學好。想不到他無意修正,很快就用同樣方法再做一波民調。我們這才恍然大悟,他不是沒學好,而是學得太好了,玩民調玩得爐火純青。我們很快就從他身上學會玩弄民調的終極奧義,並設計好接下來可以怎麼玩。

大家來玩民調超級咖

首先,我們會在民調中詢問這樣的題目:「最近游盈隆積極發布同性婚姻民調,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反對。請問,您贊不贊成游盈隆發布同性婚姻民調?」因為不久之前我才寫過文章批評游盈隆的民調,因此「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反對」這句話絕對是陳述事實。許多對於游盈隆民調沒有明確立場的人一聽到「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反對」,就覺得這不太好吧。為了社會的和諧,還是反對好了。如果運氣不錯,我們可以得到正反兩方接近的結果。此時我們就可以召開記者會,指出「臺灣社會對於游盈隆發布民調的共識為零」、「游盈隆繼續發布民調恐將撕裂社會」。

pikachiu

【本來會放電的民調游卡丘,竟然進化成一戳就破的游卡蛇】 

資料來源:http://d.share.photo.xuite.net/leelymay1212553/1d0b195/15385775/822508006_m.jpg

透過媒體大量傳播,許多原本還在觀望的人聽到「沒有共識」、「撕裂社會」,就會覺得風向不對,還是不要贊成好了。此時,要趕快用同樣問題再做一次民調,不贊成的人就會增加。然後我們又可以召開記者會,指出「反對游盈隆發布民調的聲勢大漲」。

此外,在第二波民調中,我們還會加入這樣的題目:「有人說:目前臺灣社會對於游盈隆發佈同性婚姻民調無共識,游盈隆實在不必急著一直發布民調。請問您同不同意這樣的看法?」稍早之前我們才親自召開記者會說過這樣的話,因此「有人說」也是陳述事實。許多對於游盈隆民調沒有明確立場的人一聽到「無共識的事情不用急」,就會覺得蠻有道理的,可以同意。不意外的話,我們可以得到多數人同意的結果。於是我們就可以在記者會中宣布:「臺灣社會對游盈隆不必急著發布民調的時機,有相當共識。」

整體而言,游盈隆是透過誤導式民調,一再假造、複製國人對同婚「無共識」的假象,混淆視聽,繼之反覆的引用自己發佈的民調,一方面形成阻礙同婚修法進程,另方面又可以做為生產下一次民調的基礎。然而,中研院2015年社會變遷調查的資料已顯示,精確回答支持同婚的全體民眾已達59%,在游盈隆一再散發不實民調的情形下,日前連行政院長林全在面對監察院長張博雅詢問院方態度時,竟也說「同婚必須要有社會共識」,全然無識於六成民意的支持。

民眾不賞臉這種為「專法派」塗抹脂粉的玩法

游盈隆這麼會玩弄民調,但是他玩不過普遍的民心趨向。以他今天發佈的三題同婚民調來看,第一題和第二題的結果就自相矛盾。第一題題幹「沿用」上個月的誘導式題幹:「立法院最近積極推動『同婚合法化』,引起部份社會人士強烈反對(簡單地說:就是「同性戀者,也能和一般男女一樣結婚,並享有民法上相同的權利與義務」),請問,您贊不贊成「同性婚姻合法化」?結果顯示非常贊成和還算贊成的比例共37.8%,但不太贊成和一點也不贊成的比例為56%。在誘導題幹的作用下,支持同婚的比例,被游稀釋的越來越低。有趣的是,第二題關於立專法保障同性婚姻權益的民意反應卻遠超過支持同婚的比例。第二題題幹是:「除了修改民法促成『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主張外,也有立委主張『不修改民法,另外制訂專法,來保障同性婚姻的權益』,請問您贊不贊成?」親愛的游老師,如果台灣民眾支持同婚合法化的比例真的已經如你前面所說的降到37.8%,怎麼第二題「立專法保障同性婚姻權益」回答非常贊成與還算贊成的人竟達45%,甚至比不太贊成和一點也不贊成的43.9%還多?

此外,他自己說:「從0到100則代表各種不同程度的社會共識或分歧。曾有美國重量級的政治學者建議,社會共識的最低標準應該是66.6%,我也傾向贊成。換言之,社會上一個爭議中的議題,如果贊成或反對雙方都沒有達到三分之二的多數,代表的是社會沒有共識。」即使該調查沒有作假,回答反對同婚的也才56%,不到66%,他本來說「無共識」的議題,怎麼現在調查結果的解釋卻變成「民意逆轉」,多數反對同婚了?

我們認為第二題或許比較趨近一般民眾對專法的看法,但這個題幹也忽略了過去一個多月來各界對於「專法」究竟是不是歧視的辯論。游第二個題幹明顯預設了專法可以保障同性婚姻權益,若非暴露他對現有討論一無所知,就是存心讓民調為政治服務,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容我們再提醒大家,第一題明明是問同婚支持度,但調查報告的小標題卻是「關於『同性婚姻民法化』的爭議」,換言之,他把民眾對同婚的支持度等同於同性婚姻民法化,這中間邏輯跳躣自不待言。同時合併看這兩題,我們更瞭解游盈隆為什麼硬要把同婚支持度操作的這麼低,因為這樣子就可以藉此為民進黨早已定調的「專法派」拱抬行情

保障人權的立法,沒有最好的時刻,只有最艱困的時刻

第三題一樣是為執政黨解套的題目,題幹是:有人說「目前台灣社會對如何實現『同性婚姻合法化』無共識,立法院實在不必急著現在立法通過。」方法上的問題,以及「無共識」這種公然謊言我們不再重覆,但是我們想說的是,通常當「立法時機」問題被提出來時,往往是某些人為了要阻撓立法,而不是為了促成立法。我們腦袋裏隨便就冒出一系列關於女權、人權、台灣民主化的各種法案:一系列的民法親屬編修法、性別工作平等法(被阻擋10年)、家庭暴力防制法、性騷擾防法、公投法等等不一而足。這些法案在推動時,幾乎都被當時立法院多數黨國民黨視為破壞家庭和諧、妨礙男女正常互動、阻礙經濟發展、甚而動搖國本等無限上綱的惡法,並以各種理由拖延立法。現在回頭來看,當時被看成造成社會不安的立法,充其量是落實憲法對基本人權的保障與維護。

保障人民權益的法案,永遠沒有最佳的立法時機,反而每個立法過程的時間點都是伸張人權的艱困時刻。執政者應勇於任事,承擔責任,不該操弄民調,給自己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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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彩虹映亮天空:台灣社會學會婚姻平權連署

連署訴求:


        基於社會學者的專業知識及公民關懷,我們支持台灣推動婚姻平權法案,以平等對待同性、異性婚姻的精神修正民法972條。我們的理由如下:

一、社會學研究指出,婚姻制度並沒有普世或永恆的形式,總是因應歷史與社會條件而變動,例如美國原本不合法的跨種族婚姻在1967年 由高等法院認可,以及我國自九零年代開始陸續修訂民法親屬篇以保障婦女在婚姻中的權益。適時適地修正婚姻制度,才能落實憲法保障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皆應平等的精神,並使親密關係更加和諧。

二、社會學知識主張,社會全體都應該尊重多元的性氣質、性傾向、性認同,也應該尊重所有人的伴侶選擇、婚姻生活。台灣向以人權民主為榮,更不應剝奪同性戀族群的結婚與成家之自由,也不應在制度上排除或區隔而造成歧視或汙名。

三、社會學調查顯示,台灣民眾對同性婚姻的態度,同意的比率遠高於反對者,而且逐步增加。這份由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執行、抽樣與面訪程序嚴謹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長期追蹤台灣民眾的態度變化,在明確表達意見的民眾中,1991年同意與反對之比率分別是20%:80%,到了2015年,同意與反對之比率則成為59%:41%,而且高等學歷、年輕族群的支持率更高超過八成,顯示修正民法才能符應未來世代的社會期待。

四、國外社會學研究發現,親職關係穩定的同性伴侶家庭所養育的子女,相對於同樣條件的異性伴侶家庭子女,在學業成績、認知能力、心理健康、性向發展上均無顯著差異。美國社會學會更在2013年向美國最高法院遞交「法庭之友」諮議書確認上述共識 ,因此透過法律制度認可多元家庭,不僅無損兒童權益,更能增進社會包容平等、提高家庭的照顧品質。

五、我們依據社會學者的良知,對於近期同性婚政策的論爭中,屢屢出現缺乏科學根據、詆毀多元家庭的言論,感到十分憂心。台灣社會對於人權保障的成就深受國際肯定,多元性別及同性婚姻的權利保障,也應該受到同樣的關注。
       基於上述理由,我們身為台灣社會學會的一員,誠懇呼籲執政當局與立法委員,在這一歷史時刻勇於承擔政治責任,讓人權的彩虹映亮台灣的天空。

連署網站:http://campaign.tw-npo.org/sign.php?id=2016122004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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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沒人說「老祖父」的秘方?談女性與另類醫療

范代希/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

你(妳)身邊也有這樣的一群女性嗎?她們可能平時就有固定練瑜珈的習慣,上班疲累的時候她們會找人按摩疏通經絡;經期不順的時候會選擇找中醫調養;幾滴精油是她們泡澡時最佳的夥伴;她們隨時攜帶急救花精,當孩子受到驚嚇時馬上滴幾滴。當孩子生病時,不急著看西醫,先依照孩子症狀給幾粒小糖球。

也有一群更年長的女性,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是練氣功,各種維他命與保健食品不離手;老伴筋骨痠痛時會幫忙刮痧拔罐;小孫子怎麼也睡不過夜時,立刻想到帶去廟裡收收驚;家裡的抽屜裡更有各種萬金油、活絡油等家庭常備良藥。

現實生活中,女性使用另類醫療的種類與樣貌遠比上述多元,這篇文章只能就筆者所經驗與觀察到的作初步的分享。

只有女性使用另類醫療嗎?當然不是,在新時代運動(New Age Movement)與全人風潮(Holistic Approach)的席捲下,另類醫療的使用早已經成為跨國界、跨族群、跨性別、跨年齡層、跨階級的「世界級」運動。只是,相對於男性,女性通常都是另類醫療最大宗與最主要的使用者(與診療者)。台灣相對缺乏針對性別與另類醫療的大型研究。但一項2006年的全國抽樣調查亦指出,女性、高教育與高收入者使用另類醫療比率較高(林寬佳等 2006)。到底女性[1]與另類醫療之間到底有什麼特別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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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祖母的生活與食療祕方
圖片來源: http://www.amazon.com

男人用左腦,女性用雙腦

一位法國另類醫療的醫生,曾經給我這個答案:「男人習慣用左腦(理性與邏輯性)思考,不知如何用右腦(情緒情感),女人可以使用雙腦。男病患對於機制沒那麼清楚的療法會有所質疑,他們需要知道因果邏輯,他們需要知道所有的事,才會相信。」

這個答案非常有趣,也剛好連結到另類療法的定義。另類療法真正的學名叫做輔助與替代療法(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CAM)。顧名思義,「輔助」與「替代」正統的療法。其實,無法使用主流生物醫學的方法去分析其機制並且驗證其療效的療法與醫療論述就常常被歸類為CAM。因此,當今除了西醫以外的療法都可能被歸類為CAM的範疇。

可是這個「主流」與「另類」的分類是絕對的嗎?無法以生物醫學的方法來分析與理解的療癒方式就是非正統而不值得採信的嗎?當然不是。首先,我們知道這個所謂的主流與另類/補充的分類是流動而且是相對性的。以近年非常流行的正念減壓(Mindfulness)為例,這是一套結合東方禪修與西方科學的療法。禪修與生物醫學在理念與方法上大相逕庭,但東方的禪修卻在與科學研究結合之後成功打入歐美社會並且進入主流醫學體系。所以我們應該把它歸類成主流還是另類?

此外,以中醫來說,它的歷史與淵源遠長於西醫,在華人社會也有也有非常穩固的文化權威,在台灣形成與西醫鼎立的局面。一個具備專業性,文化權威,且深受民眾信賴擁戴的療癒體系,是否應該被歸類為CAM呢?

雖然CAM的定義以及主流/另類的分野及其背後隱含的意涵還有很大的討論空間。但可以肯定的是,CAM在未來的健康照護與醫療體系中會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對CAM的愛用者而言,他們的觀點可能早已從「沒有科學實證的療癒方式是否可信」過渡到「現在的科學或許還沒有發達到可以完全理解這種療癒方式。」

回到法國醫生的觀點:男性只重理性,女性情理並重,因此比較不容易被另類療法的機制效用不明所困?這個說法呈現了性別刻板化的圖像,這種「性別是否天生」的論述仍然有很多的爭議,我們也無從證實這類的說法。但依照社會學的觀點,我們傾向認為後天社會化的因素比先天佔了更重要的影響力。以下我將從幾個觀點來討論女性與CAM的關係:

一、非關健康,生命歷程與文化形塑求醫行為

首先,我們先從男性與女性的求醫行為來看,女性不論中西醫的門診次數、CAM的使用與自行服藥的比率都普遍高於男性。難道女性求醫次數多純粹是因為健康狀況較差?

其實,女性的門診次數本來就會因為懷孕生產等生理現象而增加。同時,女性因為壽命較長,受到慢性病與退化性疾病影響的機率更高(劉仲冬 1998),因此需要更多醫療上的關注。性別社會化的因素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許多文化當中,女性相對較被「容許」去感受甚至去表達自己的脆弱與需求,因此在身體微恙時也比較願意求助;而男性從小卻常常被教導「寧可流血不流淚」,久而久之他們對自己的情緒與身體感受的敏感度下降,也更吝於求助。

男性雖然「自覺」健康狀況較佳,但並不代表他們的身體健康較佳。研究指出,男性平均門診次數低,但急診次數,住院比率、住院花費和平均門診費用卻很高(黃惠如 2010)。所以男性不是不生病,而是往往「等到事情大條之後才看病」。因此,我們可以初步推論,女性似乎對自己的健康狀況更警覺也更重視保養,而男性或許基於陽剛特質的文化潛規則,他們傾向於忽視自己的身體警訊或延遲就醫。所以,從求醫行為來看,男性可能亦較不熱衷尋求CAM,並不是一個令人意外的結果。

但是研究也發現,女性並不是盲目地尋求另類醫療,CAM的使用從某種程度來說表達了女性對生物醫學父權體系傾向的挑戰。

122002對男性陽剛特質的過度推崇對男性健康可能是一種危害
圖片來源:Jonathan McIntosh(CC)

二、女性對醫病關係與醫療的需求反映在CAM的使用上

有一篇西方的研究談到CAM與生物醫學的差別時提到,CAM常被定位成較為柔性的,甚至是在經驗的層次上較為女性化(feminized)的療癒方式;生物醫學則常被定義成比較硬的(hard),科學與父權(patriarchal)取向的(Keshet et al. 2014)。

這個比喻對大多數人來說可能是抽象而難以理解的,軟的硬的和CAM的使用有什麼關係?我的解讀是,CAM提供女性一些至關重要,但在主流醫學中時常被忽略或難以獲得的東西。比如說,一位女性因為這裡痛,那裡酸,睡眠品質不佳而求醫(女性因為荷爾蒙與生理結構的關係,可能有比較多承受疼痛的機會)。西醫器質性的檢查結果可能沒有異常,因此被認為是心理或壓力問題。過去這樣的女性甚至可能直接被貼上一個「歇斯底里」的標籤。醫生的確盡了他的責任,即便如此那位女病人的不適對她而言依然是真實而無法被處理的。

也許她會再去找下一個西醫,抑或帶著她的問題去求助CAM(也許是順勢醫生、凱羅《chiropractic》治療師、或者是一位顱薦椎治療師等)。和西醫不同,CAM的診間一般比較沒有時間的壓力,也沒有虎視眈眈等在旁邊的下一號病人,醫生或治療師可以花很長的時間去詢問而且爬梳她最近的身心狀況與生活型態。光是這個分享與溝通的過程,很多時候就足以滿足人(尤其是女性)被聆聽、被支持與被理解的需求。接下來,有些療程會有身體上的撫觸(如脊療、顱薦椎與按摩),觸碰也能夠釋放身體的部分壓力。有些療法最後還會開一些溫和的處方,由於CAM的處方大多強調是天然草本效用溫和,因此比較不會有副作用的焦慮。

我們不能確定那位女病人的疼痛是否真能夠透過CAM的療程而消失。但我能想像的是,CAM對女性的吸引力來自於它的論述是相對生活化或玄妙的(而非艱澀的醫學理論),強調經驗性的(可以立即體驗),治療師與病人有更多互動(建立在人的關係而非冰冷的儀器或數據),病人與家屬能參與較多的醫療決策(而不是醫生說了算)。因此,每個女性獨特的需求與觀點,有更多的機會被聆聽與支持。最重要的是,CAM總是給人希望,讓人相信(吃了保健食品)永遠都有回春的可能,再困難的病都有可能透過某種方式而有痊癒的希望。這些「人性化」以及「以人為本」的特質對於重視人我關係的質地,期待被同理的女性而言應該是更有吸引力的。

當然,我也無意二分生物醫學與CAM,因為結合主流與另類觀點的「整合醫學」蔚然成為一種潮流;當前的醫學教育的確也愈來愈重視這些「軟」的特質,強調看病時要看見一整個「人」,而不是「病」,診療過程的細緻與貼心程度有了些許進展[2]。同時,女性選擇使用CAM也並非總是基於對主流醫學的不滿,很多時候她們只是需要多一種選項,多一種讓她們安頓身心,整合身心靈的方式。

三、女性較易從人際網絡中獲取CAM的資訊

我自己的經驗是,幼稚園與小學家長的line群組中,雖然有些爸爸也會加入。但是討論起班級雜務,教養,心情,孩子的照顧(甚至有時發起團購),討論熱烈的幾乎都是媽媽們!許多偏方、撇步、甚至另類的醫療照護方式常常都透過這種群組的方式而傳遞。

在此同時,女性時常出沒的美髮沙龍、健身運動中心、各種讀書會、下午茶聚會等人際網絡也是交換相關CAM資訊的大本營。女性善於蒐集健康情報並且分享自己最近使用了哪些好用的健康食品,吃了那些高檔的維他命(有時興起還會發起團購)。但話說回來,女性取得這些CAM的資訊後,並不會獨享,反而常常帶會帶回家照顧其他人。以下我們就要討論女性作為照顧者而使用CAM的樣貌。

122003女性常扮演守護全家健康的角色
圖片來源:Pixabay(CC)

四、女性使用CAM常是為了照顧家人

從古至今,女性常常被放在照顧者的位置。在生活上是,在醫療照護上更是。台灣在日治時期之後,西醫成為主流,西醫以外的知識不受重視,加上法律受限,使包括中醫以及其他代代相傳的民俗療法納入民間的範疇(胡幼慧 1996)。女性作為家庭照顧者,在沒有受過西方文化薰陶的情況下,常常使用這些「民間的療法」來照顧自己與家人。家族中年長的女性尤其掌握著這些「生活上的知識」,成為這些民俗療法的把關者與傳授者,因此我們常常會說「老祖母的祕方」或「老祖母的智慧」,約莫就是彰顯女性在傳遞這些祖傳療法上的關鍵位置。

但這只是一半的故事。在西醫獨大之後,這些傳統療法與在家庭中使用這些療法的女性,常被評價成「迷信」「不科學」,並且與強調「專業」「科學化」(以男性醫者為主)的西醫形成對比。這些傳統的療癒方式雖然仍在民間盛行,但往往被主流醫界認為難登大雅之堂。直到近年,CAM的普遍性與在醫學教育上的重要性才被正視。然而,在檯面下,民眾自行整合「西醫」與CAM早已是一件司空見慣的事。

年輕一輩中產階級的女性不只使用老祖宗的醫療方式,她們對CAM的接受程度更高,包含從西方社會傳來的各種新興療癒方式(花精、芳療、同類療法、脊療、Spa等)。CAM的使用不再只是為了治病強身,更傳達出某種價值觀(如身心靈整合)、時尚符碼甚至是階級品味。

有趣的是,和老祖母一樣,這些女性們使用CAM的動機並不只是為了自己,很多時候也是為了照顧家人。CAM的訴求常是溫和、天然、非侵入性、無副作用,有些更訴諸於超自然或靈性層次的療癒。這種趨近於「天人合一」的療癒方式,搭配近年來席捲全球崇尚天然、有機的風潮,以及對生物醫學的種種反思,使得外來的CAM也成功地開發了一群崇尚自然,對西藥戒慎恐懼的父母族群,但主要的目標客群還是「媽媽們」。有一間CAM的廠商在廣告上開宗明義地寫著「媽咪育兒新思維,XX醫學守護」。的確,實際走訪相關課程或讀書會,發現參與的成員中年輕的母親們仍佔大多數。當然,有些媽媽們自己也會使用這些療法,但來上課的原因大多數還是為了照顧孩子的需要,希望能用最天然的方式強化孩子的免疫力,避免西藥的副作用。

過去我們所受到的教育是,生病不要亂吃藥,一定要看醫生。然而新一代的家長(尤其是母親們)不再只聽信一種權威,她們在資訊流通迅速的年代,透過各種媒介了解各家育兒與醫療資訊,再整合(選取)最合用的。相較於傳統生物醫學,以醫生(權威者)的判斷為唯一準則,有些CAM更強調照顧者對病人的長期的觀察、了解與直覺,並且藉由這些觀察為病人(孩子)選取最適合的居家療癒配方。因此,母親(時常)做為最主要的照顧者的知識、能力與重要性似乎在這個歷程中被看見與強化了(從單純的照顧者晉升為最了解孩子,並能為孩子做最好選擇的人)。這是否可以視為對母職或者是女性的培力?或許還需要更多的觀察。

122004一間CAM藥廠的廣告,主打「媽咪育兒」牌。
圖片來源:mababy.com

五、女人比較迷信?或者女人比較靈性?

女性相對於男性更熱衷於算命、收驚等超自然與身心靈調控(靜坐、催眠、瑜珈等)的療癒活動。難道說女人比較迷信,或者是說比較靈性?

有一種說法提到,過去「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讓男人很自然地透過工作得到自我認同感(或者忙到根本沒有時間去思考這個問題),但現代的女性卻常在傳統的女性角色與新女性的定位(職涯與家庭孰輕孰重)與自我形象衝突拉扯,因此更需要透過這些「身心靈調和」的活動安頓身心,找尋自我(Keshet et al. 2014)。這類活動強調「先照顧好自己」「找回自身力量」的取向,有別於過去「照顧別人」「由別人決定自己命運」的傳統女性角色。

有趣的是,女性一方面透過「身心靈調和」的活動想要找回主控權,但很弔詭的是女性同時似乎也比較熱衷於算命、收驚、拜拜等傳統的「超自然控制」的CAM?雖然我們不確定從事這兩類CAM活動的女性有多少重疊[3],但我們可以看到兩股力量的糾結:一方面追求「內控」但又尋求「超自然力量」(外控)解惑,兩者在某種程度上皆反映出現代女性的不由自主與不確定感。

以算命為例,我們可以先想想,去算命的女性是為誰算?她們為什麼要去算,算的又是什麼?

我還記得當年出田野的時候曾經遇見一位非常景仰的女性師長在算命,經濟獨立事業有成的她,最關心的仍然是自己的姻緣。是的,不管女性教育程度是否與男性並駕齊驅(甚至超越男性)或勞動參與率有多大幅的成長,大多數女性最常被關切的主題仍然是婚姻與家庭。這呈現出一個非常有趣的性別圖像以及這個社會從古至今加諸於女性的框架(或者女性也內化了)「男性事業成功就算成功」「女性有事業沒家庭仍然是一種缺憾」。

另外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延續照顧者的角色,已婚女性從事「超自然」的CAM活動時,並不總是為自己,反而常常是為了探詢孫兒子女或丈夫的工作前途(顏任儀 2012)。這顯現出女性不只是全家人身體、心理的照顧者,連家人的「前途」與「未來」都隸屬於女性操煩的範圍。

統合以上,我們可以發現女性一方面想要掙脫束縛,找回自己的力量,一方面又受到傳統性別角色框架的限制,而靈性或全人取向的CAM可能給了她們一個出口。非關迷信與靈性,女性使用「超自然」「身心靈」CAM的動機時常源自於女性的生命經驗與現實處境。

122005身心靈調和活動讓女性安頓身心,尋回自我
圖片來源:Pixabay(CC)

總結

女性從過去到現在一直都是CAM的愛用者並非偶然。並不是因為女性比較弱質,也不能全然歸因於女性較為迷信。筆者認為,比較合理的解釋是:CAM的特質與女性的生命經驗與被賦予的角色息息相關。

女性與CAM的關係如此密切,部分原因是因為女性一直承擔非正式「照顧者」的角色,從家人的身心健康到學業、前途都是女性「操煩」「照顧」的範圍。因此女性比男性更會關注(也更容易取得)健康相關資訊,在照顧家人的前提下,沒有侵入性,(宣稱)天然無副作用又容易上手的CAM就成為女性最好的幫手。

同時,女性對「身心靈調合」與全人取向CAM的愛用也反映出現代女性在傳統價值與新時代女性的角色衝突中,亟欲找到一個統合身心靈的出口。此外,女性對CAM的偏好或許也反映了她們對現代醫療更人性化與醫病關係更加平等和諧的需求。在這個前提下,CAM提供了女性生物醫學以外的另一種選擇。

但值得注意的是,國外的研究顯示CAM其實是專屬於較高教育、高收入族群的選項。在台灣CAM的使用者社經地位的分化也許沒有這麼明顯,但似乎也愈來愈朝向這個趨勢。誠然,在台灣除了免費的拜拜、讀經以及一些傳統的民俗醫療較為平民化,許多保健食品、維他命的費用昂貴,CAM療程一般更是索價不斐。所以,當我們討論女性使用者與CAM的連結時,也許早有一些專屬特定階級的知識與資源的符碼在其中,這個部分還有待更多實證資料佐證。

註解

[1] 此處泛指一般女性,暫不討論罹患重病或罹患西醫無法解決病症的女性

[2] 當然,關於當前的醫療與照護品質有很多現存難題值得探討,但本篇不想陷入雞生蛋,蛋生雞的討論,僅就現實條件以外提出理想醫學教育的另一種可能。

[3] 研究顯示,使用「超自然」CAM的民眾一般年紀較輕,而使用「身心靈調控」CAM的民眾年齡較長,教育程度與收入皆較高(林寬佳等 2006)。

參考資料

林寬佳、陳美麗、葉美玲、許中華、陳逸倫、周碧瑟(2009),〈輔助與替代療法之使用及其相關因素之全國性調查〉,《台灣公共衛生雜誌》,28(1):53-68。

胡幼慧(1996),〈性別與另類療法之社會空間〉,《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38-39:1-3。

黃惠如 〈擺脫三不:不重飲食.不懂紓壓.不看醫生〉《真好男人要健康》。2010/8。

劉仲冬(1998)《女性醫療社會學》。台北市:女書文化

顏任儀 (2012)《玩命女人:從性別面向分析女性算命行為》 未出版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Keshet, Y & Simchai, D. (2014) The ‘gender puzzle’ of alternative medicine and holistic spirituality: Aliterature review.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113(7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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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化社會的一帖解方?我國老人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現況與願景

邱泯科/國立金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看不見的服務高齡者據點

由於人口老化快速,高齡長者人數日漸增加,高齡者社會福利成為大家高度關注的議題,無論是健康醫療、老年年金、長期照護等議題,皆引起廣泛的重視。目前大家擔心的,除了老年有沒有足夠生活費、健康醫療資源,就是一個人老了之後會不會嚴重衰弱,生活會不會不安全,會不會被社會隔離、排除。
2005年時,行政院核定了「台灣健康社區六星推動方案」(內政部,2005),此方案規劃的社福醫療,即希望透過「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劃」發展社區照護服務,以達成以下目標:促進社區老人身心健康,發揮初級預防照顧功能,建立連續性照顧體系。結合有意願團體參與設置,由當地民眾擔任志工,發揮社區自助互助照顧功能,並落實在地老化及社區營造精神,建立社區自主運作模式,使得生活照顧及長期照護服務等工作可以就近社區化——由在地人提供在地服務,建立社區照顧自主運作模式,以符合當地居民的生活需求,並將長期照顧制度與社區照顧連結。因此,行政院當時規劃分三年設置2,000處關懷據點,後來進度雖有落後,但近期又鼓勵各縣市政府加緊佈建,以金門而言,2016年間即由原本九個點增為十八個點,2017預計擴增到二十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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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金門湖南據點招牌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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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金門庵前據點共餐。

 

那麼現在有多少關懷據點呢?根據衛福部資料,截至2016年10月底,全國共有2,593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如果跟全國四大便利商店體系比較,數量比萊爾富加OK還多。(表一)。

121303.png註:便利商店統計資料摘自維基百科台灣便利商店列表(擷取日期:2016/12/2),關懷據點點數資料取自衛福部統計(擷取日期:2016/12/10)。

 

2005年至今已超過十年,關懷據點廣泛佈建,因此不論在服務人數、設立點數、涵蓋地域而言,可說是我國極具影響力的老人福利社區式服務項目。關懷據點是由有意願的民間團體參與設置,邀請當地民眾擔任志工,一開始主要提供老人「餐飲服務」、「關懷訪視」、「電話問安、諮詢及轉介服務」、「健康促進」等各項服務(內政部,2008),現在也有很多據點增加各式各樣的服務。這些據點多數由社區發展協會辦理,也有由其他類型人民團體設立,包括村里辦公處、農會、志願服務公益團體、老人會、婦女會、宗教背景團體、大專院校籌組的學會或附屬單位等,背景相當多元。關懷據點是由志願或是民間團體擔任第一線的服務提供者,透過社區內相關資源的連結與開發,期望能夠提供符合當地社區老人無距離、無障礙且完整、連續性的初級預防照顧服務;而公部門則扮演一個催化、補充、督導者的角色。

 121304.jpg圖3:苗栗造橋據點健促活動五行健康操

121305.jpg圖4:台中曉明據點服務成果展示。

近期研究議題

因為關懷據點的佈點數與影響力日益擴大,目前國內與「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相關研究文獻也逐漸累積,大致可歸納為下面幾種觀察方向:

  1. 由社區工作、社區發展、在地文化角度進行:由於關懷據點的運作、服務狀況與在地社區息息相關,承辦據點的無論是社區發展協會或是在地人民團體,都是在地組織,據點活動也經常與社區文化相結合,故此一面向研究實具重要性,然而相關研究數量並不多。
  2. 由福利服務效能角度出發:此主題相關研究主要探討社區照顧概念是否可由社區提供相關服務加以落實,想了解在據點推動休閒、社交、健康與健康促進、成功老化…等方案對長者是否有具體成效。
  3. 其他主題:包括政策分析、品質提升(硬體與軟體、資源開發與運用、經費運用效能等)、經營管理(包括營運動態分析、公部門角色、社會工作專業與非營利組織角色、設點規劃與標準、社會行銷、志願服務人力規劃運用)等等。

 

據點能提供多少服務

我們有這麼綿密的據點佈建,是否可以善用以減輕高齡化社會的照護壓力?目前看來據點服務能量雖可能未達極限,但也已經過了能快速提升與擴張的時期。

關懷據點屬於私部門資源,但接受公部門補助與輔導。公部門資源是由政府提供經費,一般需求者不需直接付費,像是各公家單位提供的服務(包括警政),以及社區老人服務站、老人長青學苑、低收入獨居老人送餐服務、志願服務人員訓練等。私部門主要是由非營利組織及營利組織提供服務,大部份由政府部門委託民間團體辦理,並補助經費,可能提供免付費的服務,也可能使用者付費,當然也可能由企業提供公益贊助。

目前關懷據點主要由社區中的非營利組織單位,如社區發展協會、財團法人、福利基金會、社團法人、協會及社區的教會廟宇等提供實際服務,由在地人服務在地人,促進強化健康有活力的社區。服務據點可向政府申請業務費、活動費及志工相關費用的補助,不過金額不多。各據點須接受各地縣市政府舉辦的評鑑,並接受輔導,雖領受補助並接受公部門輔導,但經營相當辛苦,承接業務的組織需動員當地志工、籌措不足經費、規劃課程、組織資源、應付複雜表單與核銷,以及維持長者服務的量與質,因此對於公部門的服務品質要求與補助經費核銷壓力,往往會有反彈。

近期各縣市也提供各種經費與人力給據點,希望關懷據點能承接更多方案,例如補助廚房設施設備食材人力擴大共餐、結合樂齡大學、開辦失能長者日托、搭配健康營造、提供資訊課程……等等林林總總,雖然看似提供了資源,但是關懷據點受限專業人力、空間、社區文化等,無法應政府盼望提供更多服務,畢竟據點是社區志願服務組織,而非我們引以為世界第一的便利商店。

121306.jpg圖5:新竹康樂據點志工進行備餐。

 

社會能要求據點志工做到什麼程度?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對老人而言,具「非正式照顧體系」與「正式照顧體系」重疊的特質,兩者間最明顯的差異,可能是照顧提供者的身份。大體而言正式照顧體系係由「機構」(包括組織或團體)所聘僱的人員所提供,非正式體系則意味著由家人(親屬)、朋友、鄰居、或志願者擔任照顧者。正式體系內的照顧者,多屬專職且全時的性質;非正式體系則屬於混合型,可能是專職全時照顧,也可能以混合模式提供照顧,例如在職者下班後進行照顧勞務。若依照顧服務內容及時間安排「彈性」而言,正式照顧所提供的服務內容統一且制式化,照顧活動及生活作息安排須固定。非正式照顧以家庭為主要服務地點,經常被視為屬於「私領域」的照顧,較能依據被照顧者個人需要與偏好,適時加以調整。此外,正式照顧使用者經常須支付某些費用,非正式照顧服務使用者則通常是不付費的,家庭照顧被歸類為非正式照顧體系中的一部分。

非正式照顧和正式照顧體系之間的關係,大致上可被歸納為三種理論模式(呂寶靜,2001):層級補償模式(或稱替代模式)、職務取向模式、補充模式。觀察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運作,在其組織經費上接受政府補助、服務品質接受政府考核、服務項目由政府範定,因此應被視為正式照顧資源的一類,且可歸屬於老人社區式服務資源。但據點幾乎皆由當地志工服務當地老人,據點由社區中熟識鄰里好友、非專業人士所組成,所提供服務都數是志願性的服務,因此據點具有將老人原有或潛藏之非正式照顧資源強化、具體組織化成為正式照顧資源的特質。由於據點在服務人力(社區街坊鄰居)、服務項目(關懷訪視、電話問安甚至餐飲服務)上與老人非正式照顧系統有重疊之處,故可將之命名為重疊模式(邱泯科、林伶惠,2010)。在這樣的服務模式中,據點在地志工要用何種標準訓練、管理?該如何激勵、獎懲?這些都是有待探索的問題。

121307.jpg圖6:金門瓊林據點辦理高齡健康促進講座。

 

關懷據點具有多項任務目標,但也造成矛盾

關懷據點為了提升老人生活品質,規劃據點空間讓社區長者平日有活動、休閒的場所;辦理健康促進活動增加長者有社會參與、健康管理、休閒娛樂的機會;進行電話問安、關懷訪視、諮詢、轉介,協助在家或失能長者解決日常生活遇到的大小問題;餐飲服務的提供也增加不少老人與社區互動的機會,甚至協助有特殊飲食需求的長者。因此關懷據點服務的推動深受各社區肯定,一但據點順利開辦,只要公部門積極協助與輔導,據點幾乎都有永續經營的打算。

據點主要以當地志工提供服務,通常能經營順利的幾乎都有良好志工管理策略,有積極的志工團隊與穩定的志工人力,因此這些據點無不希望增加志工人數,兼兼具推廣當地社區志願服務的任務。再者,若據點能組織社區資源來滿足社區長者需求,轉介需協助者到適當服務機構,並將健康促進活動與社區文化結合,則當地社區可因據點而更具凝聚力,建構出在地資源網絡,更可將服務擴及到對其他弱勢社區民眾,由此觀之據點亦具促進社區發展的角色。

然而在現實狀況中,據點為了要保持服務長者的品質而要求志工簽到退、排班等,及負責據點業務文書(例如服務紀錄、核銷等等),由於志工能力所限或投入意願不高,常造成反彈。也有出現例子是志工進行家訪或電訪,但因缺乏相關訓練出現違背志工倫理的問題。也有社區想透過關懷據點爭取更多社區發展經費,卻發現這是一項無利可圖的業務,不只表單繁多、核銷困難,經費更不如想像充裕,如志工保險費用補助還不足支付當年度保險費,造成有些社區發展協會將此業務視為燙手山芋的情形。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兼具提升老人生活品質、推廣志願服務、促進社區發展等多項任務目標,固然有據點將之整合調整得相當好,形成三贏現象,但也不乏各目標互相衝突,此狀況往往需要適當輔導機制介入,全面觀照此三種目標的協調,並以在地觀點提出問題解決之道,輔以個化據點問題診斷與發展策略建議,方能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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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09圖7、圖8:台北忠順據點創意設計外觀招牌與多功能服務檯

 

關懷據點該如何與長期照顧服務搭配

據點與建構中的長照體系若能相互搭配,具相輔相成效果,應可有效提升高齡者福祉,但是該怎麼做呢?觀察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此一服務的任務目標,主要有以下幾點:(1)落實預防照護普及化及社區化目標。(2)發揚社區營造及社區參與之基本精神,發展在地社區生活特色。(3)發揮長期照顧社區化之預防功能,建立社區之照顧支持系統。(4)透過在地化之社區照顧,使失能老人留在社區生活。(5)減緩家庭照顧者負擔,提供適當之喘息服務。因此據點擔負了提升社區老人生活品質,建構長期照顧體系,以及支持家庭的功能。若以內政部的說法,「照顧關懷據點在長照體系中主要扮演發現個案,進行轉介、諮詢,以及維護社區民眾身心健康與環境安全,減少失能者數目的『預警者』角色,甚至可以做到如:老人保護通報、危機家庭預警、社區弱勢民眾發掘等任務。」

以目前照顧據點的服務內容與實質運作狀況來看,據點除了「預警者」角色之外,在整個老人福利或長期照顧體系中也擔負了以下兩重角色:(1)「監控者」:對長期照顧服務品質進行監控,在照顧據點志工進行家訪及電話問安時,可以及時發現長照服務缺失之處,如長者對服務品質的抱怨,並可立即與長照中心或提供服務單位溝通,維持照顧服務品質。(2)「直接服務提供者」。莊秀美(2009)指出,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雖會為獨居老人辦理送飯、打掃購物等服務工作,不過仍只能服務生活上能自理的老人,對於失智與失能老人之服務實無能為力。但由於據點具非正式照顧體系靈活性與在地社區式服務可及性的優點,必要時仍可協請志工提供機動緊急送醫、危機處理、居家照顧服務員臨時替手等服務,或對家庭與老人直接提供補充性、緊急性照顧服務,如臨時餐飲服務、臨時性喘息照顧。因此若能廣佈據點,並將之與建構中的長照體系相互搭配連結,實可有效提升高齡者福祉。

目前在政府推動的長照2.0規劃裡面,對於長期照顧社區整體照顧模式ABC體制的建構,將關懷據點視為巷弄照顧站(C級長照柑仔店)的可能佈點資源,且很多已建構關懷據點的社區開始進行失能失智者的日托服務,據點未來還可能扮演更多失能預防的角色。因此更應慎加規劃,配合專業人力、資源導入,以讓關懷據點發揮更多能量。

 

高齡者在據點的多元角色

在據點建構初期,政府投入各種資源,盼能創建穩固體系,讓此服務能遍地開花,並保有一定品質,執行上以貫徹中央規定與制度到各社區為主,亦即由上而下的將據點服務模式建構到社區裡。各地方社區與團體在辦理據點服務初期,因無過去經驗可參考,多半需按照公部門操作手冊要求規劃推動,才能符合據點服務形式規範,並通過據點評鑑與經費核銷門檻。因此在經營團隊規劃、運作據點服務之時,透過據點環境與平臺將服務「提供」給高齡者,就服務規劃者而言,如此運作方式較有效率,也可在成本有限的狀況下控制服務質量,但在活動辦理、營運時間、場地配置、人員控管、參與機會等議題方面,就「使用」服務的高齡者而言,其意見經常被排除在體系之外。

近年來老人福利服務品質提升的重點,已經由專業、成本考量,轉變為以提升個體自主為原則擬定服務與政策(許秀月,2005)。對於關懷據點服務品質提升的策略,不管是導入專業老人社會工作技巧,或以社區工作模式為主推動,使用服務的高齡者都易淪為配角。若據點沒有相對重視高齡者經驗並據以調整據點服務,高齡者長久處於被動接受服務的狀態,意見也不被重視,不能適應只好選擇離開或拒絕接受服務(邱泯科、傅秀秀,2014)。

高齡者的角色常是被社會建構出來的。老人雖是關懷據點的服務對象,但更進一步,希望老人也能成為規劃據點服務的主體,成為經營團隊的一員、成為健康促進課程的師資與志願服務人力,最好能透過老人參與據點營造,提供高齡者更豐富表現舞台,當然,也可以達成減少高齡歧視與活躍老化的目標。

121310圖9:老人雖是關懷據點的服務對象,但更進一步,希望老人也能成為規劃據點服務的主體。
(圖片來源:SCOOP編輯部,https://goo.gl/s7XdmT)

結語

除了上面討論的現有據點之成果與限制,未來據點若多元的發展,仍然要考慮幾千個據點會不會良莠不齊、可否提供標準化服務。此外,對於諸多研究指出,關懷據點可能還面臨行銷與管理方面的挑戰,還有經營知識傳承的危機,包括如何建立品牌形象,邁向永續發展,如何導入新概念、新科技與新服務,如何共享資源(如師資、督導、辦理經驗、協力網絡的組成),如何擴大在社會、社區的影響力等等議題,都需要持續關注。

高齡者社區照顧應以使用者的感受為軸心,透過相關資源相互協調的運作機制,提供完整且連續的服務,滿足高齡者在生活上的需求(陳燕楨,2005)。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成立於當地社區且服務在地長者,各據點受在地環境(如人文歷史、社區政治生態、地理空間條件…等)與組織特性(如設立單位背景、資源運用能力、志工管理能力、領導人風格…等)影響,以及公部門輔導考核機制的催化與引導,已逐漸發展出具有台灣在地風格的老人社區式服務雛型。目前我國各民間團體已持續投入據點經營輔導、協助據點佈建,中央部分,根據衛福部﹙2015﹚的說明,近期對於關懷據點發展的策略,除了在國家與地方政府支持之下持續增加佈點數,並希望以據點為基礎,透過友善老人服務方案的政策平台,結合政府各部會、企業、NPO組織,進行簡化行政、整合資源、厚植人力等策略,開發創新服務,活化據點能量,導入多層次服務活動方案。在中央持續挹注資源,各地縣市政府各有獨特策略扶植的氛圍之下,關懷據點未來必然承載著更多的期待,持續在第一線擔任緩解高齡化社會壓力的重大任務。

 

 

 

參考文獻

內政部(2005)。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畫。

內政部(2008)。「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畫」2008年操作手冊。

呂寶靜(2001)。老人照顧:老人、家庭、正式服務,台北:五南。

邱泯科、林伶惠(2010)。以竹苗照顧關懷據點為例探討我國老人社區式服務模式。社區發展季刊,129,392-409。

邱泯科、傅秀秀(2014)。初探高齡者使用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服務之經驗—以台北市關渡關懷據點為例,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4(1)。

莊秀美(2009)。從老人的類型與照顧需求看「居家照顧」、「社區照顧」及「機構照顧」三種方式的功能,社區發展季刊,125。

陳燕禎(2005)。社區老人照顧支持體系及政策之探討,社區發展季刊,110。

許秀月(2005)。護理之家住民之自我決策與家庭賦權。護理雜誌,52(6),21。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5)。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現況與發展簡報。

維基百科台灣便利商店列表(擷取日期:2016/12/2)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4%BE%BF%E5%88%A9%E5%95%86%E5%BA%97%E5%88%97%E8%A1%A8

衛生福利部社家署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服務(擷取日期:2016/12/10 ) http://e-care.sfaa.gov.tw/MOI_HMP/HMPe000/begin.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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