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會學:問題以及挑戰

日本社會學會理事長——盛山和夫
翻譯——戴伯芬

 

 

一、日本社會學發展歷史

1878年日本政府聘用的知名日本藝術史學者E. F. Fenollosa, 開始在東京大學教授社會學。當時的史賓塞學派對於日本年輕學者很大的影響。1924年建立日本社會學會,是在美國、德國之外,全世界第三個開始建立社會學會的國家。

日本社會學在二次大戰前後主要的關注焦點在現代化的普遍性對日本社會與歷史文化的特殊性。「日本與西方國家的發展路徑雷同嗎?」或者「日本的現代化之特殊性何在?」、「為何日本以及其他非西方國家在現代性上落後於西方國家?」

日本社會學在二次大戰前後的主要成就,包含高田保馬(1883-1972)的《社會學理論》、《社會學原理》(1919),運用個人式、功利主義以及史賓塞學派,發展出不同的原創概念,如同質結合・異質結合 (homogeneous association and heterogeneous association)、直接結合・間接結合(direct association and indirect association),以及基礎社會・派生社會(fundamental society and derivative society),也提出不同的「律則」,如結合定量法則(the law of fixed quantity of association)、中間社會欠乏法則(the law of loss of intermediate societies)。

在家庭以及鄉村社會學方面,戸田貞三的《家族結構》(1937,Family Structure),以1920年的人口普查資料分析(1%的抽樣水準),發現核心家庭比例已超過50%,小家庭已經成為普遍趨勢,從而否定了家庭演化理論。有賀喜左衛門《日本家族與小農制度》(1943,Japanese Family System and the Tenant-farmer System) ,發現透過家族以及族群系統形成的小農協作關係,此為日本特有的組織以及鄉村社會運作方式。鈴木榮太郎《日本農村社會學原理》(1940)提出自然村的概念,是共同體的生活場所,體現了家庭做為日本社會的精神存在狀態。

戰後日本社會學的更加關注隨著現代化與民主化,分析日本為何進入戰爭,以及為何戰敗?其中一個解答是日本社會的特色—前現代性或封建主義[1]。有些學者以特殊的日本法西斯主義來解釋二戰主因,其中以丸山真男(1947)為代表。福武直的《日本農村社會的構造分析》進而探討隨著農村為主的身份制度瓦解之可能性。

階級與社會意識興起成為新興的研究議題,社會階層化與社會流動調查(SSM)源於1955年尾高邦雄的ISA聯合計畫,每十年為區間進行年輕世代調查,關心日本社會的階層化結構是否達到西方現代化國家水準,探討所謂「新中產階級」的問題。

1960到1970年代開始西方學者特別關注日本研究,如R. F. Benedict的《菊花與劍》(1946)、R. N. Bellah, 《德川宗教:現代日本文化的根源》(1957)、R. P. Dore, 《日本城市生活》(1958),關心的問題在於日本現代化成功的原因?在1960年代之前,馬克思主義對於日本社會科學界有鉅大影響,日本社會科學學者想要瞭解阻礙日本現代化的因素為何。而後受到美國派深思社會學的影響,開始改採取結構功能論的立場,如富永健一《社會變遷動理論》(1965)。

1970年代之後,日本社會學界的理論視野開始擴大,結構功能論衰退,新的典範與理論,如俗民方法論、理性選擇論、文化研究、性別研究、環境研究以及族裔關係,形成多元化理論,而西方的社會學者,如Habermas、 Foucault、Bourdieu、Luhmann思想也被引入,由於日本社會已經進入現代化,現代性研究式微。

 

二、日本社會學國際化問題

嚴格來說,「國際化」意味著 「增加國際合作」,在日本,國際化指的是「人、產品、文化等在全球尺度上的接受與肯認。」對於日本社會學會來說,有兩個重要的任務,一是參與國際社會學會(ISA),一是日本社會學研究的國際化。在1970年初期,國際社會學會已經邀請日本社會學會參與,不過,在學會內部形成不同聲音,一是國際化取向派,一是國內取向派,國內派認為資源有限,「我們需要等到日本社會學發展起來之後才能入會(ISA)」、「現在(參與ISA)仍言之過早」。同時,日本社會學的國際地位低落已經顯而易見。此外,與其他社會科學(如經濟學、心理學)比較來看,日本社會學國際化不足也造成問題。

2003年學會選出的執行委員會決定於2004年入會。但是入會也帶來學會財務的風險,很幸運地,由於學會會員人數的增長,所以收支尚可平衡。2014年,第17屆國際社會學年會首次在日本橫濱舉辦,總參與人數達6,087人,其中來自日本的學者有986人,而來自臺灣的學者有125人,特別感謝臺灣的參與。相較於16屆在瑞典哥特堡舉行,當時日本學者參與者有205人,而臺灣有37人,日本橫濱年會的臺、日學者參與都大幅增加。

但是日本社會學的國際化仍是問題,日本社會學在國際化的表現仍舊不足。有多少日本社會學者成為世界級的社會學家而被認識?大多數日本社會學者的出版語言仍為日文。雖然有近千位日本社會學者參加橫濱會議,不過僅佔日本社會學會會員總數(大約有3,600人)的三分之一,而日本社會學會的成員中僅有22%加入國外的社會學學會或是成為國際社會學組織的會員。

2017062702.png日本社會學會於2004年參與國際社會學會(ISA)。2014年,第17屆國際社會學年會首次在日本橫濱舉辦。圖片來源:http://www.isa-sociology.org/en/

 

三、日本社會學會未來的國際化行動

1.提昇國際化的動機以及出版機會。

2.提供國際會議的資訊、組織以及其他活動訊息。

3.創造與增加國際社會學者的網絡。

4.減少國際化的阻礙,如提供翻譯語言資源以及論文編修。

5.辨理英文出版與發表的工作坊。

6.增加日本社會學家參與國際研討會與活動的機會。

 

四、日本社會與社會學的主要挑戰

1.超高齡化社會:關注社會福利體系的永續性、如何改進以及擴展老人與兒童的照顧體系。對應的是福利的社會學、照顧社會學以及高齡社會學、過疏化地區的問題、地方社區的再組織化。

2.東日本大地震的災難:對應的是風險社會、科學與社會以及環境社會學。

3.網絡社會的問題:關於自我、溝通與媒體的社會學。

4.全球化的問題:如族群、遷移、移民與移工,民族國家與國際協作以及文化與宗教。

5.多元文化的共生社會(做為治理目標):著重於發展生活方式平衡的社會、多族裔社會、尊重差異性社會。主要的社會學領域為家庭社會學,涉及性別、勞動與性慾特質,社會不平等,如接納與排除,以及公民社會、社會資本及公共領域。

 

五、其他廣泛的問題:社會學的危機

1.現象的符號:教科書中缺乏對於「社會學」的適當定義,如社會學是研究人類生活、社會群體以及整體社會以至於全人類世界的科學研究(Giddens, Sociology, 6th edition)。有些教科書的作者用「系統的研究」,假定社會學是「系統的」或「科學的」,可以確認學門專業。這些概念化的問題在於認定社會學只能是「社會研究」,以及社會學的研究只能是「系統的」或「科學的」。

2.教科書中很少介紹與解釋理論概念。

3.缺乏向心力;社會學有不同主題,卻缺乏一般性的理論基礎。

社會學並非一家之言,Marx、Weber、Simmel、Durkheim、Parsons,以來都是百家爭嗚,雖然不同學者的論點南轅北轍,但都在發展社會學理論。如今,許多社會學理論,如Bourdieu、Luhmann、Habermas、 Giddens、 Beck都對特定範疇的社會研究具有影響。但是缺乏共同的理論以及理論架構可能導致社會學做為一種整合性學門的崩解。這個危機不僅出現於社會學門,也廣泛出現於許多人文與社會科學。很明顯地,學生不再閱讀Marx、Weber或 Durkheim的經典著作,也不談論Descartes、Kant 或 Hegel,這些屬於社會學的基本背景知識。

直到1970年初期,歐美國家與日本都已進入現代化。現代性的問題包含何謂現代性?為何現代性始於西方國家?為何日本可以成功地工業化?背後隱含的假設是現代性的祕密,只有那些具現代性特徵的國家可以成功地完成現代化。但是這個假設註定消失,因為自1970年代起,許多國家,特別是在東亞都成功地完成工業化,而且在1990年代之後現代性已變成普遍現象。

後現代的興起,如Lyotard認為這是大敘事的崩解,特別是馬克思主義。 在現代年代已經出現許多大述事,如「社會契約論」、「功利主義理論」、「歷史唯物論」等等,這些都與宗教改革與科學演化以來的社會變遷有關。對於哲學與社會學思想家的基本問題為:「如何不依賴宗教基礎而能建構一個新社會?」哲學與當代文學也關心這個問題。

 

六、結論:什麼是社會學?什麼是社會學研究的目標?

從舒茲(Schutz)對於「社會世界」的特殊性認知的回答開始,「有意義的世界」是由人類分配到週遭世界的意義組成,如族群、國家、教會、公司以及家庭等,透過人類對於社會世界的認知而組織社會世界。而意義世界不像自然世界,是一個具有資源的客觀世界,意義不僅是客觀存在。大述事現代的年代可以構成智識架構,但現在已經喪失,社會學對於社會世界的知識要建構一般性知識架構仍有困難。

人文及人文社會科學的本質,自從Dilthey介紹了「精神科學」(Geisteswissenschaft)的概念,方法論上特性可以用「瞭悟」、「詮釋」、「現象學式」來表現人文社會學科學的本質與特性。這樣的想法沒錯,但是卻有疏漏。最主要的差異是在於人文以及人文科學對於意義世界尋求的目標差異,而不是自然世界只能做為自然科學探索的目標。

意義的世界對於英語世界的學者與研究者而言是陌生的,是由意義組成而並非真實的物理世界,如「價值」、「意義」、「正義」、「邏輯」等不同的概念,以及規則、機構、集體意識、信念等等,一個最佳的例子是B.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社會集體,如「民族國家」、「社會」是因集體想像而存在的。他們是基於自我理解他們的社會世界如何建構的基礎而組成的。

社會學現代性的消融之後的再建構,必須先界定社會學的一般性任務,如「社會學的目的為何?」、「揭露社會事實是社會學的主要任務嗎?」、「社會學家不再追尋更好的社會?」社會科學不應該是,也不必然是純實證的,同時是實證與規範的,原因在於社會世界是意義的世界,而意義世界本質上即是規範性的(因此詮釋學對於社會學而言是不夠的)。

社會學做為共同性的科學,換言之,連帶、社會凝聚、整合、統一、包容許多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學者的理想,如Tönnies的「禮俗」(Gemeinschaft)、 Simmel的「高度整合」(higher unity) 或「親睦性」 (sociability)、Durkheim的 「連帶」(solidarity),或者強調「共同體」與「聯盟」。共同性是反身現代性的核心。全球化是無可避免的,但必須建立在如何不對全球化社會世界中的他者形成差異性壓迫,如族群之內、族群之間以及族群之外的差異性。這與社會學國際化的問題息息相關。社會學可以是國際化,在某種程度上提供社會世界的國際化共同性之理論。而日本社會學的國際化正朝向此目標前進。

 

【本文同步登載於臺灣社會學刊86期,2017年6月,頁64-68 http://tsa.sinica.edu.tw/publish_02-2_con.php?ComID=131】

 

註解

[1] 這裡的封建主義非指中國或中世紀歐洲的制度,戰後到1960年代日本用封建制度來指社會「前近代的、階層的、家父長主義等諸多古老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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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汽車安全應該回歸什麼樣的市場機制?

劉清耿/中央研究院社會所

 

一、國產車安全嗎?

2012年2月,一位民眾去信交通部,建議立法強制車商將六顆氣囊加上車身穩定系統列為新車標準配備(這是歐美市場的主流標準,而台灣僅有兩顆氣囊,且多數車款皆無車身穩定系統)。之後,收到交通部回覆,交通部認為:台灣的車輛安全法規調和自聯合國UNECE法規,而UNECE並未將車穩系統列為強制配備;其次,為了滿足市場需求,車廠提供不同配備等級的車款供消費者依需求及經濟能力選購,此商業性產品區隔國內外皆相同。交通部依法論法且搬出市場機制兩套說辭,便要打發這封陳情信,投訴人因此將交通部的回覆全文張貼在網路讓大家公評。

時隔四年,2016年11月16日,一位網友在國發會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上提案:「國產車量產時,必需強制公開ARTC撞擊測試結果,並比照國外將結果分級」。訴求權責機關應該將國產車上市前的撞擊測試結果公開,提供消費者作為購車參考,落實民眾知的權利。

根據該平台的提案流程,新提案必須在60日內獲得超過5,000位的支持者附議,才能夠順利成案,並由主管機關出面回應。而這項訴求國產車應公開撞擊測試的提案,在短短的11天內就吸引到5,242位連署人支持,順利通過提案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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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一項國發會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上的提案,提議國產車在上市前,需強制公開ARTC撞擊測試結果。圖片來源:https://goo.gl/hLZtd2。

針對這項提案,交通部在2017年1月16日及後續召開的記者會中,分別以民眾之提案比較接近於國外NCAP的制度,「所需經費龐大」、「無迫切之需要」、「建議回歸市場機制」、「鼓勵車廠業者自發性揭露撞擊測試結果」、「一般消費者無法解讀」、「若國內有民間機構願意推動,當然樂觀其成」等理由否決國產車應公開撞擊結果的提案。2017年3月3日,交通部長賀陳旦在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接受林淑芬委員的質詢時承諾,將在3個月內提出台灣NCAP的法規及制度研議,政務委員唐鳳則接著在3月24日召開「公開車安撞擊數據工作坊」,邀請交通部、經濟部、國發會及連署公民等代表與會討論,並且做出朝向開放撞擊數據的結論。

2017年6月9日,交通部委託車安中心召開「國內新車安全法規數據揭露及必要分級制度之初步構想」,邀請產、官、學、公民代表等與會討論。當日,林淑芬委員全程參與,並且在首次發言時即詢問主辦單位,根據立委質詢的內容,以及交通部長賀陳旦的回應,皆是以推動NCAP為主,為何會議的議程卻是定調為公開車安法規數據?隨後,出席的公民代表及媒體分別發言,也同樣聚焦在NCAP的議題上,交通部因此表示,將在後續會議中納入規劃NCAP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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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六月,由交通部委託車安中心召開的會議,其中的簡報截圖。
圖片來源:車安中心提供之會議簡報截圖。

為什麼會有要求公開國產車撞擊測試結果的聲音?

簡單來說,消費者覺得自己所購買的國產車並不安全。可以從兩方面來看。首先,國產車的安全配備不足。大約在2008年前後,歐美日等地區所銷售的新車款,陸續將6-8顆的空氣囊(Airbag)及車身穩定系統(Electronic Stability Control, ESC)等安全技術列為標準配備(standard equipment),同車型從入門款到頂級款一視同仁,不會因為車價高低而有差別待遇,但在台灣組裝銷售的同車款卻僅有2氣囊,如果消費者想要更多的氣囊或ESC,則必須額外加價購買。

其次,目前歐、美、日、澳、韓、中、東南亞、拉丁美洲都已有新車撞擊評鑑制度(印度也在規劃中),並將撞擊結果公布給消費者作為購車參考,但台灣卻缺乏相應的評鑑制度,缺少公開透明的資訊,使得消費者對國產車的安全性能打上問號。

在後工業化的資訊社會中,訊息具有即時傳遞的特性,讓消費者透過網際網路就可以同步查詢到相關資訊,因此,一旦消費者察覺差異,在這種「你有,他有,我沒有」的比較之下,相對剝奪感油然而生,對於國產車是否安全的疑慮也逐漸湧現。對比提案人所陳述的案由:「公開撞擊結果,比照國外將結果分級」的訴求,似乎可以印證這樣的觀察。

 

二、安全的標準如何判定?

過去,國產車曾因為品質不佳被貶抑為「銅管仔車」;現在,則因為安全的疑慮而被戲稱為「鋁罐車」(意味一壓就扁,不堪一擊)。然而,安全與否的標準究竟是什麼?關於這個問題,必須將法規與市場同時納入思考,才能夠有比較清楚的輪廓。

對車商來說,台灣自從導入UNECE法規以後,新車出廠前都必須經過一連串嚴謹的檢測與審驗程序,確認符合車安法規的規範,才能夠領牌上市。所以,只要依循車安法規的標準,就是合格的安全標準,車安法規並沒有強制車廠必須標配6顆或8顆空氣囊的規定。再者,根據過往經驗,將氣囊裝好裝滿的頂級車型,直接反映在墊高的車價上,也不受到消費者青睞。所以,安全標準其實是法規及市場的問題。通過法規取得上市核可,代表車輛已符合基本的安全標準,至於標準要達到多高的程度,就交給市場的銷售情況來決定,消費者若是真的重視安全,自然願意多掏錢買安全性高的汽車。

對交通部來說,台灣的車安法規與國際接軌,UNECE既無撞擊結果必須公開的規定,也沒有規範車廠必須將6顆或8顆空氣囊列為標配,台灣就不需要標新立異,因此,交通部只要堅守車安法規與UNECE同步,就是在安全的議題上盡到把關的責任,消費者要求公開撞擊測試,並將結果分級,這樣的要求已經超越UNECE的法規內容,所以,交通部不宜介入干預,「建議回歸市場機制」一切交給供需決定。

如此說來,一邊是「在商言商」,一邊則是「依法行政」,那麼,到底國產車的安全標準會有什麼問題呢?問題就出在,交通部以及車商之間對於「市場運作」的認知停留在個人理性選擇、由價格機制來調節供需的自由市場模型,但卻沒有意識到個人如果要做出合宜的消費決定,必須奠基在一個前提之上,那就是「完整且透明公開的資訊」。當前台灣的國產車之所以在安全議題上產生爭議,正是由於市場上存在「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如果交通部沒有面對這個關鍵問題,即便車安法規再嚴苛,車商的廠規標準再高,都無法取信於消費者,讓消費者相信國產車的安全性。

 

三、車安法規等同於NCAP嗎?

交通部目前研擬直接公開車安法規所規範之撞擊測試結果,並參考經濟部能源局車輛耗能分級的作法,開放「車廠送驗的測試車」撞擊結果並做安全分級,只是,這樣的方案可以如實呈現市售車的安全水準(safety level)嗎?這樣的做法符合社會大眾的期待嗎?

斯斯有兩種,關乎車輛安全的撞擊測試也有兩種,一種是針對「量產前」,另一種則是針對「量產後」,「量產後」又分成兩種情況,一個是「尚未上市,但準備上市」,另一個則是「上市後」。

量產前的撞測,歸車安法規;量產後的撞測,則有NCAP。

歐美日韓澳中東南亞拉美等地皆有將車輛安全進行評鑑分級的制度,叫做「新車評鑑計畫」(New Car Assessment Program, NCAP)。這套制度所擬定的車輛安全測試標準高於官方的車安法規(歐盟UNECE, 美國FMVSS),例如前撞速度從法規標準56km/h提升到64km/h,法規僅是最低標準(minimal level),NCAP的基準更為嚴苛,其用意在於透過這樣的對比,針對安全做出「階序」的評鑑,呈現受測車型的安全程度(safety level)。例如EuroNCAP所慣用的星等評鑑(star rating, 1-5顆星),美國IIHS使用Good, Acceptable, Marginal, Poor等。

那麼,以Euro-NCAP最新的評鑑方式為例,1-5顆星各代表什麼意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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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NCAP最新的評鑑方式。圖片來源:https://goo.gl/Zoiepa

1-5顆星就是所謂的分級,而分級應該具有比較的對象。Euro-NCAP所進行的分級,其比對的對象即是官方的車安法規,也就是歐盟的UNECE或美國的FMVSS。

其次,這套由星等所組成的評鑑語言,它代表的意義,主要可以分成兩方面來看,一個是車體承受撞擊的能力(crashworthiness),另一個則為是否搭配避撞(crash avoidance)的安全技術,前者的表現越好(變形量小且充裕的生存空間survival space),後者所搭載的避撞技術(ESC, AEB, LDW, etc)越豐富,在兩者綜合評量後就能夠拿到更高的評鑑星等。

而這些基本的評鑑規範設計,車安法規有嗎?

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問題,車安法規乃是針對「量產前」的產品檢測,屬於車安審驗的一環,車廠的新車款必須在「量產前」通過車安法規的撞擊標準,才得以「量產」並領牌上市,掛牌上路。NCAP則主要針對「市售車」(已上市)或「準市售車」(還沒有上市,但是已經通過政府車安法規型式認證(type approval)的車型)來進行鑑測。

如果交通部僅願意公開車安法規的撞擊數據,無法克服一個根本的難題,那就是車廠送測的車型是不是因應車安法規的撞擊測試而進行特別補強的選手車?而這台選手車與產線量產的市售車一樣嗎?如果不是採鑑測市售車(或準市售車)的方式,消費者永遠無法知道,上市前的送測車真的等同於上市後的市售車嗎?兩者的品質一致嗎?這個就是品質一致性的問題(conformity of production, COP)。

當然,歐美所推動的NCAP,其主要目的並不僅止於解決品質一致性的問題,因為NCAP的撞測標準高於官方的車安法規,而當交通部打算以直接公開車安法規的撞擊數據作為因應方案時,就會面臨「品質一致性」的難題。即便公開了車安撞擊數據,但是對應到市售端,回歸到市場端的市售車,其安全性能依舊是個謎團,是一塊無解的黑箱。

 

四、NCAP對市場的意義

NCAP最早起源於美國。美國有兩個新車評鑑計畫,一個就叫做NCAP,經費來自運輸部預算的支持;另一個叫IIHS,經費來源則是保險公司。目前全球共有9個新車評鑑計畫,多半具有官方(特別是交通運輸部門)的經費支持,用以進行獨立、不受干預的撞擊評鑑。

NCAP的評鑑對象,是以「已經量產」的「市售車」或「準市售車」為主,透過匿名的方式,到經銷商購買市面上的銷售車款,就如同一般消費者的消費行為。之後再將所購入的車輛運送至實驗室進行實車撞擊,依據撞擊後車內假人(dummy)及車身受損情況,以及測試車型具有的安全配備等項目進行判定,把相關數據轉化成為容易判讀的星等評價,最後將這些資料公佈給消費者參考。

總部設於英國的Global NCAP目前正在推動Safer Cars for India的計畫,在2014年挑選了Suzuki Alto, Hyundai i10, Ford Figo, Tata Nano, Volkswagen Polo等五款在印度暢銷的車款進行實車撞擊測試(前撞64km/h),結果這五款暢銷車都得到0顆星的評價。以Suzuki Alto, Tata Nano, Hyundai i10為例,這三款車都沒有將空氣囊列為標準配備,此外,更嚴重的是車體在撞擊之後,潰縮的程度顯露出結構強度不足的問題,危及車內乘客的生命安全,因此,就算這些車款配置了空氣囊,恐怕也無法有效地降低傷害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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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銷售的Hyundai i10撞擊測試。圖片來源:https://goo.gl/ZRaxL2。

舉例來說,如果我們把歐洲市場所銷售的Hyundai i10的撞擊結果拿來對比,卻發現這款小車標配了6顆空氣囊,它並非那麼不堪一擊,在歐洲的NCAP實車評鑑中,i10拿下相當不錯的4顆星評價(最高為5顆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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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市場所銷售的Hyundai i10撞擊測試結果。圖片來源:https://goo.gl/w4Zs5D。

如果沒有針對市售的車款進行實車撞擊測試,並且將結果完整公布,我們不可能知道同樣是由Hyundai所研發的i10,在歐洲與印度之間,竟然存在著如此大的安全落差。想像你是印度的消費者,當你充分地獲知在印度銷售的Hyundai i10,其安全性能竟如此不堪,無法在事故發生時提供給充足的保護,你還會有購買的慾望嗎?如果有更多人和你一樣,不願意對這樣的國產車買單,會不會對車商產生經營上的壓力?車商如果要扭轉市場上的劣勢,會不會著手改善車體的結構安全及配置更齊全的安全技術?[1]

許多人以為如果沒有通過NCAP的撞擊測試,受測車款就無法上市,這樣的理解有誤。即便是得到0顆星(或IIHS評價為Poor)的受測車,都已經是通過車安法規,在市場上合法銷售的車款,因此,沒有「無法上市」的問題,就看消費者願不願意接受。所以,NCAP最重要的精神是透過提供充分完整的透明資訊給消費者瞭解,在此過程中解決「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的問題,並且建立一個循環:

提供消費者公開完整資訊消費者產生需求車廠因應需求提供更安全的新車→創造一個安全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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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市售新車在車窗玻璃上提供車輛安全資訊的Monroney sticker,
讓消費者了解該車的安全性能。圖片來源:https://goo.gl/VawLj5

 

曾任福特汽車公司總裁的Lee Iacocca曾說過一句車界流傳的名言,那就是:「安全沒銷路」(safety doesn’t sell),來形容1960年代之前美國消費者普遍不注重汽車安全的狀況。當時如果車商推出以安全作為銷售重點的產品 (類似現在常聽到的「安全特仕款」),讓消費者在購買新車時,可以選配安全帶等安全配備,市場的反應通常不會太好,消費者注重汽車的外型甚於安全。在這種情況下,汽車安全並不是車商的責任,而是消費者有沒有正確的駕駛觀念和技巧,如何來避免事故發生(crash avoidance),安全是個人的責任而不是車商。

不過,這種情況在1960年代之後開始發生轉變,最為人所熟知的事例是民權律師Ralph Nader出版「任何速度都不安全」(Unsafe at Any Speed)來揭露通用汽車旗下一款命名為Corvair的車款,本身在設計上就存在瑕疵,因此,無論駕駛人多麼小心謹慎,都無法預防事故的發生,這本書促使讀者開始思考車商對於汽車安全的責任,一時洛陽紙貴,造成很大的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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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權律師Ralph Nader出版的書籍Unsafe at Any Speed揭露通用汽車旗下一款命名為Corvair的車款,本身在設計上就存在瑕疵。圖片來源:https://goo.gl/D6CcgC

其後,掌理交通安全問題,並且開始對車商施予規範的法令及政府部門陸續成立,像是National Highway Safety Bureau(也就是後來著名的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 NHTSA的前身),而Nader的戰友Joan Claybrook也在重重阻礙中成功地推動美國第一個新車評鑑計畫,訴求汽車安全除了要教育駕駛人、用路人具備正確的觀念之外,更重要的是,透過新車評鑑計畫讓消費者意識到車商有責任提供更安全、耐撞的汽車。因為事故無法避免,人總是會犯錯,一旦事故發生,如何避免嚴重的傷亡,才是汽車安全最為核心的問題。

在技術實作上,新車評鑑計畫主要是奠基在「耐撞性」(crashworthiness,或能撞性)的思維上,也就是車體的結構設計必須在有效地吸收撞擊能量後,維持一定程度的生存空間,同時,搭配輔助的安全技術,例如安全帶、空氣囊,避免車內乘員發生傷亡程度更高的二次撞擊(second collision),也就是IIHS所說的,良好的結構,安全帶與空氣囊能夠減少撞擊傷害(a good structure, safety belts and airbags can reduce crash injuries.)。從Ralph Nader到Joan Claybrook,甚至是更早的Hugh DeHaven, William Haddon, Jr.(Hugh DeHaven雖然曾經在Cornell推動碰撞研究,但一開始也不是以汽車碰撞為主,而是聚焦在飛機墜落時的撞擊分析),他們都不是正統的汽車工程專業背景出身,但卻是推動撞擊測試及撞擊數據公開化的重要推手,所以,交通部實在不用擔心「撞擊數據太過複雜,一般民眾無法讀懂」,一直以來高手都是在民間,不是嗎?

 

五、台灣應該推動NCAP嗎?

NCAP的推動與運作,確實與對於「市場」的思考有很高的關聯。針對台灣應否成立NCAP,有一種聲音認為,台灣的內需市場太小,推動NCAP不符合經濟效益。以2016年的統計為例,中國的新車銷售量是2,779萬輛,中國有C-NCAP,美國的新車銷售量是1,775萬輛,美國不僅有NCAP,還有IIHS兩個新車評鑑計畫。日本在去年的新車銷售量是496萬輛,日本也有J-NCAP,南韓新車銷售量183萬輛,他們也有K-NCAP。台灣呢?去年的市場總量約為43.9萬輛,比起上述這些國家,台灣市場確實小了點,但如果從全球的市場規模來看,台灣大約是在第26、 27左右的排名,與瑞典、菲律賓的規模相近。瑞典去年的市場總量約是42.3萬輛,而瑞典政府是Euro-NCAP的贊助成員,菲律賓目前也加入了Global-NCAP及馬來西亞政府所主導的東南亞新車評鑑計畫(ASEAN-NCAP)。

如果新車評鑑計畫一定要與市場規模連結,順著這樣的思考,最後一定得到這樣的答案:不符合經濟效益,穩賠不賺,因此,不切實際。然而,歸根究底,NCAP原本就不是「營利事業單位」,它與市場最緊密的關聯,就在於創造一個資訊透明公開的平台,讓消費者知道,車輛安全可以到什麼樣的程度。

在過往閱讀NCAP資料的經驗中,很少看到NCAP直接以道德的角度來作為運動的訴求,大致上,他們會很理性地闡述如何創造一個安全的市場,而一個被創造出來的安全市場又如何能使消費者獲得更安全的保障。而在本次由網友提案「國產車量產時,必需強制公開ARTC撞擊測試結果,並比照國外將結果分級」的資料閱讀中,我卻在許多的連署資料中發現連署人將汽車安全、資料公開等議題直接扣連到生命價值的思考。

在5,242份公開連署的資料中,可以瀏覽到許多具有道德意涵的附議理由,「台灣人命不值錢」(連署編號1254)、「安全不容成為廠商的利潤所在」(連署編號1236)、「生命無價,安全優先」(連署編號1633)、「尊重生命」(連署編號1616),「生命財產的保障,不應有價格的區分」(連署編號1415);這些留言基本上投射出一幅基本圖像:推動新車評鑑計畫與資料公開,不僅僅是成本效益的經濟評估,更涉及到我們的社會看待生命價值的態度。

從歐美推動NCAP的經驗來看,生命價值與市場效益之間並不是零和的矛盾衝突,一個能夠保障消費者生命安全的市場,同時也可以提升車廠的競爭力,減少更多有形及無形的社會成本,創造多贏的局面,可以說,NCAP的出現就是以維護消費者安全的基本權利做為起點。

簡單來說,全世界沒有一套車安法規需要將撞擊結果公開並做分級;全世界公開撞擊結果並做分級的只有NCAP而這兩者無論在精神、標準、運作都大不相同,交通部目前卻打算敷衍了事,把馮京當馬涼,拿張飛打岳飛。依照目前交通部的版本,不僅無助於解決車輛資訊公開透明的目標,更無助於提升國內市場所銷售的國產車之安全性能。但卻可能在公開數據之後,混淆了社會大眾對於車輛評鑑的基本認知,因為,民眾會認為,交通部都順應提案,願意開放車安撞擊數據了,酸民到底還要怎樣?一旦如此,往後將更難推動NCAP的公開評鑑制度。

從1970年代至今,歐美日等地都已經找到解開車輛安全黑箱的對應之道,交通部還要繼續坐在井裡頭,拿著一根管子看天空嗎?

 

 

 

 

 

註解

[1] 這裡往往容易出現一個看似矛盾的論點。車廠如果提供齊備的安全技術,例如把2氣囊增加到6氣囊,那麼,增加的成本消費者願意吸收嗎?意指不是車廠不願意做,而是顧慮到消費者對於車價的接受度。究竟車體結構及安全配備的成本是多少,在不對稱資訊的限制下,消費者無從得知。但是,我們卻可以在市場上觀察到一件事,以台灣為例,2107年3月剛上市的Hyundai Super Elantra,從入門款的64.9萬就提供6氣囊+ESC的規格,三陽現代在台灣並不是主流品牌,但卻可以提供不遜於歐美日的標準,而它的同級競爭對手,卻依舊採取基本2氣囊,4,6加價選購銷售策略。難道三陽現代是佛心車廠,賠錢做買賣嗎?所以,這顯然不是車價反應成本的問題,而是車商願意把獲利設定在什麼樣的基準(合理利潤)。

 

參考資料

Amy Gangloff. 2013, ”Safety in Accidents: Hugh DeHave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rash Injury Studies.”Technology and Culture. 54(1):40-62

Global NCAP, 2014, Annual Report & Financial Statements.

Global NCAP, 2015, Annual Report & Financial Statements.

Lemov, Michael R., 2015, Car Safety Wars: One Hundred Years of Technology, Politics, and Death.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NHTSA, 2013, GOVERNMENT 5-STAR SAFETY RATINGS FOR MOTOR VEHICLES
ADVERTISING & COMMUNICATION USAGE GUIDELINES.

NHTSA, 2016. 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 Fiscal Year 2016 Budget Overview.

Peter Norton, 2015, “Four Paradigms: Traffic Safety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United States.” Technology and Culture. 56(2):319-334

Wetmore, Jameson M., 2004. “Redefining Risks and Redistributing Responsibilities: Building Networks to Increase Automobile Safety.” Science Technology.Human Values 29:377-405

網站資料: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國產車量產時,必需強制公開ARTC撞擊測試結果,並比照國外將結果分級」https://join.gov.tw/idea/detail/51619983-7ab7-4f3a-9821-e659afab9b7e

交通部新聞稿
https://goo.gl/HbfBMs

Crash testing and crashworthiness
http://www.iihs.org/iihs/topics/t/crash-testing-and-crashworthiness/topicoverview

Crash Tests Show India’s Cars Are Unsafe
http://www.globalncap.org/crash-tests-show-indias-cars-are-unsafe/

World Car Market. The top 100 countries ranking in 2016
http://focus2move.com/world-car-market/

Euro-NCAP
http://www.euronca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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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社會實踐與創新面臨的挑戰

蔡侑霖/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近年來由國家學術與教育主管單位所補助,以全校為層級的大學教師團隊所執行的大型社會實踐與創新研究計畫似乎蔚為風潮,例如科技部人文與社會研究發展司的「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的「大學生態系統創新計劃」、「人文及社會科學知識跨界應用能力培育計畫」等等,從最近教育部正在推動的「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來看,此類型計畫有擴張的趨勢,根據該計畫官方網站與補助要點(草案)中的資訊,不僅是跨校規模,且預計投入大量公共經費,其中「深耕型計畫」在執行期期間,每校每案的補助可高達一千萬元。

在大筆資源投入之下,這類研究計畫已然有些成果,例如一些來自不同領域且原本不熟識的學者,透過共同參與計畫的方式創造出跨域網絡,隨後即使在沒有外在經費支持下,該網絡仍繼續回應在地社區人群所面臨的議題,甚至能跨出原本研究計畫所涵蓋的地域。再者,與這類研究計畫相關的知識生產也在積累之中,例如黃書緯曾在「巷口社會學」上討論過的教學設計面向,以及在《台灣社會學會通訊》中討論過跨領域教學實況。

站在這樣的基礎上,本文嘗試指出社會學的觀點或許可以在「如何讓這些大型社會實踐與創新計畫得以精益求精」的議題上略盡綿薄之力。必須先聲明的是,這些計畫的主管單位、執行計畫的大學本身,以及各計畫內容之間均有歧異性,因此本文並不企圖討論此類型計畫所有可能涉及的議題,只針對兩點,即這類型計畫所涉及的社區面向與大學社會實踐與創新計畫團隊本身。

 

2017061301.jpg2017年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徵件海報。圖片來源:新作坊,http://www.hisp.ntu.edu.tw/。

 

 

故事是這麼說的

話說在某大學校園中,一位商學院老師的團隊進行關於社會創新的計畫成果發表會,展示這個團隊與在地計程車駕駛團體合作,推動由駕駛擔任深度旅遊導遊的包車方案,確實有效提高從業收入。成果還不只如此,這個創新方案還透過計程車產業,企圖解決「國道五號的塞車問題」,故事是這麼說的:國道五號的塞車問題是因為宜蘭方面「最後一里」的交通運輸問題所造成的,因為大眾運輸不便,遊客使用率很低,於是大家只能自己開車,造成塞車問題。如果可以用計程車肩負起「最後一里」的運輸,遊客會較願意搭乘公共運輸工具進宜蘭,也因此能紓解國道五號的塞車問題。易言之,既可以滿足大眾需求,又能夠解決塞車問題,這樣的公益性與創新設計,何樂不為?

這個成果發表會被普遍認為具高度亮點,聲譽卓著,也成為校園中其他推動社會實踐與創新計畫團隊亟欲仿效的對象,例如一個以科技部經費在原住民地區執行計畫的團隊,規劃著向某電信業者的4G智慧城市計畫提出申請,推出4G計程車方案。4G智慧城市計畫的由來是經濟部由4G頻譜標金中編列150億元預算以刺激各項4G服務發展,並從其中提撥50億元為計畫基金,由六大電信業者主導,以及各單位協助,打造符合當地需求的智慧城市解決方案。

初步的提案構想是,站在該社會實踐計畫於在地執行一年半的基礎上,企圖結合企業、政府與大學的力量,促進部落自主發展。就其細部規劃來看,主要期待設計出雲端計程車系統,來結合觀光旅遊/原住民傳統領域介紹、原住民族文化資產導覽服務、活絡社區經濟,以及在長期照護方面提供愛心敬老的接送服務。就其涉及的四大面向來看,稱得上是個企圖心宏大的計畫,而雲端計程車在這個計畫中被賦予串連龐大構想版圖的樞紐角色,亦即,一旦讓計程車業者能透過為觀光旅遊消費者提供更優質服務獲取更大的利潤,他們就更可能願意去照顧其他社區居民。

 

動人傳說之下未觸及的提問

然而,在這些成果看起來亮麗或企圖心宏大的方案規劃與執行下,是否有許多問題仍被鎖在黑盒子之中,鮮少被討論呢?或許社會實踐與創新計畫投入某種地方型產業的經營規劃,的確能改善該產業經營狀況,就如同上述關於宜蘭計程車的方案,順利地幫助在地計程車業者獲利,然而除了地方性產業,其實經營不善的事業體,甚至利潤豐厚的跨國企業,都有可能向其他單位諮詢,設法改善經營,增加獲利。難道成就某種地方性產業的獲利真的是社會實踐與創新計畫的核心?

許多鮮少被討論的問題恐怕更核心,也未被回答,例如:推動計程車方案後,國道五號塞車狀況改善多少,如果無法改善,問題的起因真的是「最後一里」的交通問題嗎?我們或許可以繼續問下去:這些方案要解決誰的交通問題?到底是觀光客的還是在地居民的?這兩者之間是否存在衝突?地方性觀光、文化產業帶來的效益真的能夠擴散與涓滴到大部分的居民嗎?社會實踐與創新計畫以及相關介入方案的公益性訴求最終是否變成是一種公關性質的宣稱?

關於地方性產業與公益的關係,就以台灣喜歡師法的日本為例,張正衡在最近一篇剛出版的論文中,引述到日本「地域振興」的文化產業經營實況:

「成功的案例往往只是一個社區中的部分店家與個人獲益,不僅對於整體的地方經濟的改善效果有限,也仍無法逆轉鄉村地區的人口流失與高齡少子化現象。另外,這些文化產業並非全然帶來社區的凝聚力與交流,而是同時造成衝突與競爭,但這些陰暗面卻很少在產業發展的願景中被提到。」

回到上述被試圖推行雲端計程車的原住民村落,也可以觀察到類似的問題。由於該原住民地區擁有溫泉資源,距離都會區不遠,冬季泡湯季節的運輸高峰,公車幾乎是班班爆滿,除了對於居住於溫泉區,同樣使用公車的在地老人家造成困擾外,也影響其他居住於公路沿線只能依賴這一路公車通勤的老人家。曾經,在一班爆滿到乘客很難動彈的公車上,見到一位高齡女性請求另一位老人家讓座,當她坐下後,我看到其膝蓋有動過手術的痕跡,在蜿蜒的山路旅程久站的不適,使她只能請求其他老人家幫忙。

推動雲端計程車方案真的可以面對這些不經營觀光業與地方文化產業的老人家之需求嗎?為何必須優先滿足觀光客的需要,再以利潤讓業者願意提供社會服務?而不是以扎實的基礎調查掌握在地居民實際的生活樣貌,提供給地方政府做為管制公共運輸以及與公車業者協商增加或調整班次與路線的依據?儘管這兩者並非完全互斥,然而在計畫有限的資源下,恐怕就必須思考到底該優先置重點於何處?是在什麼樣的原則下做出決策?有利於誰?而誰會受到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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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圖解決「國道五號的塞車問題」的 社會實踐與創新計畫,看似雙贏,實則隱含更多鮮少被討論的核心問題。圖片來源:中央社,105年6月18日沈如峰攝。

 

 

反思之一:當代地方社會與政治面向

針對上述的諸多提問,社會學的視角應可反身性地略盡綿薄之力。或許可以從區辨表象或表徵(representation)與社會事實開始,這展現在經典的社會學文獻中,舉例而言,馬克思傳統的分析就掌握浮現於表層經驗層次的商品拜物教,以物與物之間的等價關係掩蓋了價值作為社會性勞動的成果;Karl Polanyi則告訴我們,看似自然而然存在的自律市場其實是個人造物,而法西斯主義看似是一種民族主義的動員,但其實是對於自律市場的抗衡所帶來的災難。我想,區辨表象與社會事實的立場,要求我們質疑社會實踐與創新的公益性宣稱以及展示的成果是否只及於表徵層次,掩蓋了地方性產業對於利潤的渴望、大學面對的開源壓力,以及學術機構內部、地方團體之間,甚至是兩者之間辯證性、甚至衝突性的互動過程?這些恐怕都亟需透過具體案例分析來加以掌握。

一旦揭開表徵,非同質性的地方社會與權力關係的結構恐怕就難以忽視,這也涉及到社會實踐,以及晚近當紅的社會企業、社會設計中的「社會」如何被界定的問題。在「巷口社會學」關於社會企業與社會設計的討論中,吳宗昇界定的「社會」是群體的公共利益,陳東升認為的「社會」是為「90%的公眾」,然而群體的公共利益到底是什麼?90%的公眾需求又是什麼?再者,回應這些需求的手段又是什麼?

正如早年從事社區研究的社會學家Arthur J. Vidich與Joseph Bensman在”The Springdale Case: Academic Bureaucrats and Sensitive Townspeople”一文中反省的,基於社區社會結構的本質,研究計畫從來未能與整個社區發生關聯,晚近出版的《21世紀的地方社會:多重地方認同下的社群性與社會想像》更指出在當代,當地方社會從血緣與地緣紐帶解離出來,轉變成經由個人日常生活與人、地、物、事互動過程所建構的認同,也更具有多元、流動的社會想像。在這樣的情況下,當我們進入異質性、充滿不同認同與團體組織的地方社會時,是否可能面對一個狀況,看似如同有機體般的社區是個表象,實際上的狀況是大部分得以發聲,能定義何謂公益與手段者是地方上已經掌握政經資源的人物或團體?

沿著這樣的理路思索,我們不難理解在實際執行上,執行社會實踐與創新計畫的大學團隊可能更重視與地方上有力人士的合作,並延續資本主義的邏輯,把市場導向的地方文化產業或觀光產業發展擺在優位,這樣的操作對學校而言具有更大的宣傳與公關效果,畢竟其符合以創造利潤來解決社會問題的主流社會企業想像,從而邊緣化無聲者的需求,這在上述雲端計程車方案構想中呈現得相當清楚。同樣地,擁抱在地權力者的操作模式亦可能消解草根力量,在我親身經歷的案例中,不乏社會實踐與創新計畫執行者在推動參與式決策時,因期待與地方政府合作而刻意地經營與首長的關係,然而當相對缺乏政經資源的在地青年對計畫所規劃的空間使用提出質疑時,反而被視為是阻礙計畫執行的麻煩製造者。未被正視的權力關係事實上印證了Remko Berkhout這位社會創新實踐者與學者在”Irresistibly biased? The blind spots of social innovation”一文所指出的:當社會創新成為一個難以抗拒的偏見現象時,決策的政治面向往往成為沒有被看見的盲點。

綜上所述,社會學的觀點可能幫助我們留意社會實踐與創新計畫所介入的當代社區中的結構面向,這涉及頭人與常民、地方權力核心與邊緣團體之間的關係;再者,也可能使我們敏銳偵測到此類計畫可能帶來的各種效應,因而設法避免利益集中化、特定人群被忽略,以及「公共」面相未能浮現的現象,使得大筆公共經費的投入能產生更豐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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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的地方社會:多重地方認同下的社群性與社會想像》指出在當代,當地方社會從血緣與地緣紐帶解離出來,轉變成經由個人日常生活與人、地、物、事互動過程所建構的認同,也更具有多元、流動的社會想像。圖片來源:博客來

 

反思之二:大學團隊內部動態與結構

社會實踐與創新研究計畫觸及的社區面相也與大學團隊的價值關懷與分析架構息息相關。在價值關懷方面,上一節提到執行社會實踐與創新計畫的大學團隊很可能順應資本主義的邏輯,畢竟這是社會既有的運作邏輯,我瞭解身處其中的大學團隊必須面對各種依據成本效益的算計,壓力甚大,那麼要如何才能導向社會實踐與創新的初衷,就是一個值得大家思考的問題。另外在分析架構方面,以下我就以「創新」的內涵進行討論。

「創新」是否等同於引入或結合某種技術?或是帶有科技成分的創新才是相關社會實踐與創新計畫傾向認可的、受矚目的、優先享有計畫資源的創新?如果是,會不會成為科學史家Evgeny Morozov所批判的「技術解方主義(technological solutionism)」?一旦我們認為所面對的是技術問題時,接下來只是要找出解決問題的最適技術,不會再討論許多更深層的問題。一個例子是關於「巨量資料(big data)」運算法的討論,Morozov提到,通常被討論的是如何使運算法變成更具道德性,而不是質疑在哪種時空環境下我們該建立運算法,哪種時空環境下根本不宜。例如面對「監視運算法(surveillance algorithms)」時,論者不問是否該執行它,而是問如何使其具備道德性。

上述的宜蘭計程車產業與雲端計程車方案恐怕就構成「技術解方主義」的案例,無論是創造新的經營技術,或是醉心把4G科技引進地方產業,再賦予技術某種宣稱的公益性。這不僅涉及將資源分配的議題去政治化地化約為技術議題的傾向外(例如張晉芬早已在《台灣公營事業民營化:經濟迷思的批判》中指出台灣偏鄉公共運輸的衰退乃是民營化政策下的結果,民眾在行之權益上的改變當然涉及資源分配的政治面向),也可能邊緣化創新的其他面向。

舉例而言,如果當大學社會實踐與創新計畫團隊將打造有別於資本主義或市場烏托邦的另類經濟為目標,那麼依據Polanyi的討論,創新或許意謂建構市場必須再植根的社會關係,或是如J. K. Gibson-Graham在A Postcapitalist Politics中所強調的,建構「在乎他人,與他人連結的經濟主體」,並願意與不同背景的人互動與合作,而透過一些非為市場生產的、非正式的,氛圍是”loose and light”的活動(例如做披薩與烘焙烤餅等)在營造這種經濟主體的過程中相當重要,在這些活動中,生產本身就是目的,生產者享用成果就是一個愉悅的經驗,此外,生產者也同時不知不覺地投身於集體性的實作,並在這種與不同背景人士合作的集體實作中,生產者意識到技藝、自我,與歸屬感的價值並不等同金錢(worth with money),而是本身就具有價值(self-worth)。

上述的討論涉及在「技術解方主義」之外的另類可能性,也強調計畫執行的過程性,因此,有別於以短時段中產生之產值、活動次數、參與人數等結果中心的評量指標,也需思考適當的公共利益與過程中心的評量指標為何與如何建立,David Lane與Filippo Addarii在” Social Innovation and the Challenge of Democracy in Europe”一文中提到引進公民參與式機制,用以評估社會創新的集體效應,就值得參考。

誠然,由建構社會關係與經濟主體所定義的創新與引進新技術到某種地方產業兩者間未必處於零和狀態,然而大學團隊所擁有的資源畢竟有限,到底要把有限的人力物力優先投向何處,就可能涉及個別計畫成員所界定的創新意涵,或不同創新意涵的優先順序,問題是,當計畫成員們各自有其定義與優先順序時,該怎麼辦?尤其是計畫成員還分別位於學術科層的不同位置時,狀況恐怕更為複雜,或許發生於1950-60年代的Springdale案例正揭露此一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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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團隊所擁有的資源有限,個別計畫成員的創新意涵有所不同,勢必會產生優先順序及取捨的衝突,發生於1950-60年代的Springdale案例正揭露此一複雜性。
圖片來源:https://goo.gl/Vli2IC。

 

The Springdale Case[1]

Springdale是一個小鎮的化名,位於我曾待過幾年的美國紐約上州,當年是康乃爾大學一個研究團隊執行Cornell Studies in Social Growth研究計畫的場域,這個研究計畫與台灣當代的社會實踐與創新研究計畫有相似之處,旨在探索在地的「社會創造活動(socially creative activity)」,而用以指涉創造性的是「社會建構性的社區活動(socially constructive community activities)」,該計畫的主要合作對象是某個社區組織,相較於其他社區居民,該組織領導人與成員(主要是社會領導頭人與中產階級)被視為較有根據的資訊來源,以及處理計畫—城鎮關係的諮詢者。

後來任教於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Vidich當時擔任這個計畫的約聘田野指導員,他發現由於不同學術訓練之故,該計畫傾向只把正式文書與訪談得來的資訊視為資料,忽視田野工作者透過與居民日常互動所能掌握的資訊,更由於不同研究者在研究機構中所在的層級位置,並具有不同的理論傳統與田野經驗,使得這個問題更為複雜化,結果是許多Vidich所掌握的資訊被視為與研究設計不相關、不會引起其他成員興趣的邊緣議題,Vidich只能在執行計畫外自行從事非正式研究,並與任教於City College of New York(即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的前身)的Bensman討論,在Vidich離職後,兩人取得該計畫成員許可,得以在沒有經費支持下進行獨立研究,並同意在專書寫作與修改期間必須把稿件提供给計畫主持人。[2]

我們可以看到未受研究計畫認可的取徑與資料從邊緣轉變成專書內容是歷經一段曲折的過程,在寫作過程中也曾受到刪改與隱匿某些訊息的要求,即便如此,在Small Town in Mass Society: Class, Power, and Religion in a Rural Community出版後,由於其觀點與該計畫團隊的正式報告內容呈現相當大的落差,還是引起軒然大波。

這個案例的當代啟示是,在社會實踐與創新研究計畫的脈絡中,當面臨諸如何謂社會與創新等議題時,理該以討論與辯論相互交流與說服,至少允許不同觀點各自表述的學術專業,在計畫執行面向上依然與科層權力關係結構糾結在一起,對於大學團隊而言,這些可能狀況事實上涉及另一個挑戰,即如何確保內部異質性的聲音,畢竟異議的存在顯示大學社會實踐與創新團隊中可能具備有別於主流操作方式的價值關懷與分析架構,從而擁有開創另類解方的潛能。

再者,晚近科學史的研究越來越重視原本隱形的助理們在科學知識生產中的角色與功績分配的問題,例如Steven Spapin在”The Invisible Technician”一文中的討論,這對於當代台灣的學術階序體制而言就切身相關。誠如戴伯芬在「巷口社會學」上指出,當代台灣學術體制創造出大量的學術工廠與產業預備軍,這些實際從事研究與書寫的人員在一旦爆發違反學術倫理的事件時,即使是研究助理,就已被視為「有『獨立』計畫主持人而執行計畫與投稿能力」必須被究責,反而是主持人缺乏監督責任。但實際上,這些人員在書寫與投稿方面卻必須受學術科層上級監督與認可。

以現行大型社會實踐與創新研究計畫的實際運作來看,眾多的博士後研究員與研究助理經常是第一線的作戰主力,不僅是各種方案策畫與執行的主力,也承擔計畫報告的撰寫,但在目前的學術階序體制下,依據Springdale案例的啟示,他們是否可能在書寫與操作上受層層節制?我們恐怕需要思考如何使這些博士後研究員與研究助理的活力與創意為大學團隊所用?如何讓大型社會實踐與創新研究計畫可以成為他們學術生涯的養分?甚至使他們針對個別計畫或介入方案的批判性書寫成為整體學術社群的知識積累不可或缺的部分?這涉及是否能有某些制度上的變革以因應大學團隊內部組織與權力階序結構可能的效應。

以學術機構參與社會實踐與創新之路已開啟,在許多師長、同儕與夥伴用心投入下已開展出某些成果,但願最終能成為一種當代志業,走得更長、更遠!

 

 

 

註解

[1] Springdale案例還涉及研究倫理的層面,朱元鴻在〈背叛/洩密/出賣:論民族誌的冥界〉一文曾引述過這個案例。

[2] 與社區的關係使得大學團隊中權力階序的效應更為複雜化,Vidich與Bensman提到,為了經營與社區中特定組織及人物的關係,在選才上不是考量學術能力,而是建立在公關基礎上,又例如刻意迴避某些可能引起頭人不愉快的議題、不書寫影響其形象的資訊,甚至在雙方關係產生危機時,大學團隊會推出承擔一切責任的代罪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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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思琪的逃逸路線:回眸凝視、性別操演、陰性書寫、個人即政治展演

王曉丹 /政治大學法律系

昨天我討論了為何眾多的房思琪們需要孤軍奮戰,甚至到最後必須慘烈地愛上對她施暴的對象,似乎在台灣這樣的社會結構中,無所逃遁。

但是讓我們重讀《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反思可能的逃逸路線圖。

有朋友批判林奕含的生前最後專訪,以及其自殺行為。他說,林奕含不懂納粹集中營的恐怖,才會在最後專訪中說:「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屠殺是房思琪式的強暴」,比納粹集中營的屠殺還要慘烈。他說,林奕含誤讀了古文、歷史與文化,才會質疑已經超過五千年的浩浩湯湯傳統,懷疑「會不會只是一種巧言令色」。他又說,林奕含最後自殺,這跟清朝女人有什麼不同?都是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而自殺,或者清白已毀因而羞於見人而自殺。

【房思琪的自殺,跟清朝的貞節烈女為證明清白或羞於見人而自殺,完全不同】

資料來源:https://kknews.cc/history/lze49k9.html

我不同意上述的看法。到底是集中營的屠殺比較慘烈,還是房思琪式的屠殺比較慘烈,對被害人而言,要看的是其「自我」的狀態。房思琪式的屠殺是一種被害人全心信任而被背叛,被害人全心投入類似自殺的屠殺。被背叛是因為,被害人信任施暴者並「愛」著施暴者,類似自殺是因為被害人不只是身體,而是心靈與生活的全面被佔領。

完成了,房媽媽前幾天送我的螃蟹也是綁成這樣。李國華謙虛地笑了。溫良恭儉讓。溫暖的是體液,良莠的是體力,恭喜的是初血,儉省的是保險套,讓步的是人生(頁203)。

讓被害人喪失記憶(那是房思琪從國一的教師節第一次失去記憶以來,第兩百或三百次靈魂離開肉體 (頁120))。最終發瘋。

林奕含至少沒有全面性誤讀古文、誤看歷史、誤解文化。中國古文、中國歷史、中國文化,一直以Jean Francois Lyotard所說的「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姿態,佔領我們的思想,此種敘事以總體、普遍、抽象、放諸四海的規範,壓抑或排斥其他微小敘事的可能,從中獲得其自身的合理性。房思琪對中文癡情,卻因「宏大敘事」所建構的他人眼中的「自我」而受暴,被強暴之後,還必須道歉的「自我」,是傳統與教育下的乖女孩,永遠犯錯,必須不斷反省的「自我」。

他就塞進來。那感覺像溺水。可以說話之後,我對老師說:『對不起』。有一種功課做不好的感覺。雖然也不是我的功課。(頁30)

林奕含的自殺,與清朝的貞節女性不同,至少她留下了《房思琪的初戀樂園》,還有幾個專訪的片段。就像張亦絢在書末的評論,如果要將受暴故事以少女們自己的觀點揭露出來,《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比《羅莉塔》還要成功。至少,林奕含用少女的觀點,將少女的心靈世界,用鉅細靡遺的筆觸描繪日常生活,這必然為後世、為臺灣社會留下遺產。正因為如此,《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可以再被閱讀,脫離作者的觀點,從讀者的視角進行再詮釋,而不只是含冤自盡以證明清白。

◎規劃諸多可能的逃逸路線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中的許多細節,可以用來批判父權,展示父權文化如何進入日常生活,讓女性不自覺內化、上當。Laura Mulvey認為男人是女人的異己他者,女人經常以被動消極的方式,將男人對她的「男性凝視」(male gaze),視為自我構建的場景,造就了男性文化對女性的困鎖機制[1]

他有時候會覺得,賺錢,大量蒐集骨董,是對他另一面的生活最好的隱喻。他總是對小女生說:「我有好玩的東西給妳看。」心裡頭激動不已。因為這句話的雙關如此明顯,卻從來沒有人發現……要她看牆上的膠彩仕女圖……女學生試圖看懂那畫的時候……他總說這一句:「妳看,那就是妳。妳知道在妳出現之前我有多想妳嗎?」被帶去臥室她們總哭。而客廳裡的仕女的臉孔還總是笑吟吟、紅彤彤、語焉不詳的(頁134-135)。

當「男性凝視」可以細節化之後,也才可發展現實中「回眸凝視」(returning the gaze)的具體方案,以自覺的女性回觀,顛覆父權眼睛的凝視。林奕含「回眸凝視」了父權眼睛,看到李國華雙關語的謀略與邪惡,看到他的言不由衷與矛盾荒謬,看到笑吟吟仕女圖正是李國華要房思琪變成的樣子,要她成為一個釘在牆上的過去。

【誘姦/強暴正是厭女情結的展示,也是父權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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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有許多隱喻及反諷。光是書名就有很多言外之意。「房思琪」可能有兩個意思,一個是「防師騎」,防止被老師當動物騎,另一個是「仿思欺」,被仿造的贗品思想所欺騙或欺負。房思琪被老師強暴,與房思琪被仿造的思想所欺,這是同一件事情的兩面。

其次,房思琪經歷的絕非樂園,書名用樂園來形容,無非是一道反諷的苦藥。絕非樂園被說成樂園,而多數從外面看這棟大樓的人,會說這是樂園(書的第三篇有大篇幅描寫大樓的復樂園,讓路人羨慕),這是何等的諷刺。

第三,書名中的「戀」這個字,也可以是一種反諷,初戀的「戀」,並非真的「戀」。讓我們將「戀」這個字拆開,「言」的左右兩邊是「糸」,「糸」一般是指絲或麻,在小說裡可以是最後將房思琪綁住的繩子。所以,「戀」的另一個意思是,以繩子為左右手,贗品的言語思想為主力,整個佔據對方的身、心、靈,這就是房思琪的樂園。

書名展現了多重意義,也使得這本書、這本書的主角、這本書主角的遭遇,展現了多元性(plurality)的可能。當林奕含在「房思琪」、「初戀」、「樂園」的用語上,體現內在與表現的矛盾、差異時,同時也正告訴我們,性別是操演出來的,藉由「性別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2],可以重新賦予新義,提供顛覆的空間。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可以被視為夾雜著「陰性書寫」(ecriture feminine)的嘗試。法國女性主義者Kristeva, Cixous & Irigaray提出「陰性書寫」的概念,藉身體經驗的書寫,來再現與追尋既有性別框架之外的愉悅或歡樂[3]。書中的許多情節,夾雜了一些可能的「陰性書寫」。可惜的是,這些愉悅或歡樂之後,竟然都緊接著性暴力。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有三篇,樂園、失樂園、復樂園。在第一篇樂園中,前半段寫房思琪與閨密劉怡婷間的歡樂,後半段寫房思琪被老師誘姦後發瘋,劉怡婷被警察找去指認後,閱讀房思琪日記。前半段有這句:

海參躺在白瓷大盤裡就像一條屎在阿娜擦得像發光地馬桶底。劉怡婷在齒間吞吐一下,就吐回盤子。笑得像打嗝停不下來……這好像口交(頁10)。

他硬插進來,而我為此道歉。

在最後一場李國華求歡的場景,房思琪稱生理期未果,最後被李國華用繩子綁起強暴,前面一個場景就是房思琪跟劉怡婷笑談上大學要學法文的歡樂:

對,跟法國學生語言交換,他教我們法文而我們教他中文。怡婷說,我們可以天花亂墜地講,字正腔圓地教他說「我矮你」,說「穴穴」,說「對不擠」。兩人笑開了(頁195)。

林奕含藉由少女間的嬉戲玩樂,多少展示了尚未被父權律法強加於女人之前的自由與歡樂,或者它至少展示了一種可能。《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就算不能算是「陰性書寫」,也可以是一種透過「敘事」(narrative),作為抵抗,以挑戰既有主流言說,找到一些被壓抑與邊緣化的經驗,讓她們重新在歷史上現身。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告訴我們誘姦/強暴的真相,正如Susan Brownmiller的主張,誘姦/強暴的核心為宰制與控制,男人強暴並非因為他一時失控,相反的,強暴是一種有意的恐嚇,目標在於控制,甚至報復[4]。李國華報復什麼呢?從故事情節看來,李國華報復自己懷才不遇,被補習班的功利環境所埋沒,經驗豐富的他,精明地挑選了最適合的對象:房思琪,一個被自尊心縫住嘴,又充滿才情的女孩,他要毀掉她,就像當年他被毀掉一樣。

「在貧乏、很荒蕪,然後很貧窮的升學的學生眼裡……他好像確實有那麼一點素養……他的魅力在哪?就是在這個功利的背景下,他又偶然流露出一點『他是寂寞』,因為他有些東西在功利的背景下被埋沒了,所以我需要有人懂我,而妳就是那個懂我的人,妳是可以解放我的人」(生前最後專訪)。

當李國華誘姦/強暴房思琪,讓她心甘情願被虐待、被強暴、被成為奴隸、被逼為男人服務、被貶低人格、被暴力對待、被恐嚇、被羞辱時,這不是對一個人的羞辱,這是對所有臺灣人的羞辱。個人的身體經驗就是政治的舞台,也應該是能動性(agency)的源頭,這就是「個人即政治」(personal is political

發展多樣生存之道與逃逸路線的女性主義實踐

「自我」的生存之道在於,房思琪們在被誘姦/強暴時,身體和靈魂也「被消失」,事後被害人只能以「自我」之力孤軍奮戰,她所倚賴的「自我」,還是那個追求他人眼中的「自我」,那個成就了虛假的「自我」。於是,「自我」抵抗的同時喚醒創傷,陷入更深的痛苦。「自我」的逃逸路線,關鍵在於理解那個他人眼中的「自我」,藉由「回眸凝視」看穿真相,藉由隱喻反諷以操演「自我」的多元性,藉由「陰性書寫」再現與追尋女性本身的愉悅,藉由「個人即政治」而重塑抵抗。

【性別即政治,身體早已是性別政治的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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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自我」要能夠從容地回應或反駁他人的眼光與評價,然後說明其中的謬誤與誤認,當他人仍然堅持己見時,得以簡單說一句,那就是你的問題了」,然後離開。真真正正地離開,毋須在乎,然後好好活下去。

女性主義實踐需要更多的「回眸凝視」、「性別操演」、「敘事」/「陰性書寫」與「個人即政治」的演練。嘉年華會也好,巷仔口閒談也好,一語雙關,自由戲耍,瘋狂或者專注,這該是女性主義實踐的樣子。或許,女性主義實踐所單獨編織的網,本來就不可能承接誘姦/強暴被害人的下墜。若要產生承接的力道,女性主義實踐就必須記得,誘姦/強暴被害人並不一定享有或擁有「自由」「選擇」的「權利」,必須理解其生存之道與逃逸路線。更重要的是,女性主義實踐必須介入被害人的社會、人際網絡,使其有能力在具體脈絡下,發展不同於以往、多種多樣的生存之道與逃逸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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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作者感謝胡錦媛、陳惠馨、江蘊生對初稿的指正、建議與討論。

[1] Laura Mulvey (1989). 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 In Visual and other pleasures (pp. 14-26). Palgrave Macmillan UK.

[2] Judith Butler (2007)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Routledge.

[3] 廖炳惠編著(2003)關鍵詞200,頁93-95。

[4] Susan Brownmiller (1986) Against Our Will: Men, Women, and Rape. Pelica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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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軍房思琪的「自我」生存之道:愛上他

王曉丹 /政治大學法律系

「自我」的孤軍奮戰:追求他人眼中的「自我」

在昨天的文章中,我批評了「婦權政治」與「性權政治」所撒下的結構之網,完全忽略了被害人「自我」的複雜度,造成了女性主義實踐的漏接。我們要問,房思琪為何會孤軍奮戰,從女性主義實踐的結構之網掉下去,直到深淵?今天我將一一檢視,女性主義實踐的結構之網所漏接的暴力、權力與脆弱處境,而這個跟社會文化所塑造出的「自我」息息相關。

首先,女性主義實踐的結構之網所描繪的暴力,僅是片面的,甚至無法觸及問題的核心。以師對生的誘姦/強暴為例,法律作為人權的實踐,可以描繪的暴力僅僅是侵害性自主權,包括違反意願而跨越身體界線,或者利用權勢姦淫被害人。

但除此之外,法律還遺漏太多東西了。法律看不到誘姦/強暴的暴力中,亦包含了被害人那個從小被教導要「乖」的「自我」,要「好好做功課」的「自我」。

老師說了九個字:『不行的話,嘴巴可以吧。』我說了五個字:『不行,我不會。』他就塞進來。那感覺像溺水。可以說話之後,我對老師說:『對不起』。有一種功課做不好的感覺。雖然也不是我的功課。(頁30)

法律看不到誘姦/強暴的諸多暴力型態,亦包含了那個力求上進、充滿自尊心的「自我」。

最終讓李國華決心走上這一步的是房思琪的自尊心,一個如此精緻的小孩是不會說出去的,因為這太髒了。自尊心往往是一個傷人傷己的針,但是在這裡,自尊心會縫起她的嘴(頁52)

法律更看不到誘姦/強暴的暴力中,亦包含了那個不斷自我譴責、充滿罪惡感的「自我」。

他發現社會對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強暴一個女生,全世界都覺得是她自己的錯,連她都覺得是她自己的錯。罪惡感又會把她趕回他身邊。罪惡感是古老而血統純正的牧羊犬。一個個小女生是在學會走穩之前就被逼著跑起來的犢羊。那他是什麼呢?他是最受歡迎又最歡迎的懸崖……(頁86)

其次,女性主義實踐常在抗爭不合理的權力,抗爭者有時帶有道德帝國主義(moral imperialism),以此抵抗、改變既有的權力結構。只可惜,在誘姦/強暴的案例中,女性主義實踐所擁有的道德帝國主義,其力量依然無法抵抗誘姦/強暴此種更巨大的暴力,無法改變被害人充滿自尊又充滿罪惡感的「自我」。

她現在還感覺到那食指在她的身體裡像一個搖桿也像馬達。遙控她,宰制她,快樂地咬下她的宿痣。邪惡是如此平庸,而平庸是如此容易。愛老師不難。(頁67)

老師對學生誘姦/強暴的權力,是我們「台式升學主義的慘痛、殘酷和不仁」,經歷「一個挑燈夜戰的夜晚的意志乘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再乘以一個醜女還要勝過的十幾萬人」(頁67),所賦予的。

沒有人比蔡良更了解這些上了講臺才發現自己權力之大,且戰且走到人生中年的男老師們,要盪亂起來是多盪亂,彷彿一次把前半生所有空曠的夜晚都填滿。蔡良趁曉奇一個人在櫃檯前等學費收據的時候,把她叫到一旁,跟她說,李國華老師要幫妳重點補課,老師說看妳的考卷覺得妳是妳們學校裡資質最好的。蔡良又壓扁了聲音說:「但是妳不要告訴別人,別的學生聽了會覺得不公平,嗯?」那是一切中上的郭曉奇人生中唯一出類拔萃的時刻。蔡良去學校接曉奇下課,直駛進李國華的臺北秘密小公寓裡。(頁100-101)

【知識給了女性武器,但是仍難獨自一人對抗誘姦/強暴此種更巨大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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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脆弱」,往往是被權力結構所定義的,脆弱者的性質或脆弱者的需求,經常會被轉譯成為一個「遠離真實的再現」[1]。可悲的是,誘姦/強暴被害人的脆弱之處,正是我們社會所一直讚揚的價值:那個羞恥之心,那個幽深的教養,那個沖不掉的倫理。而這些是與法律的設定互相矛盾的。

他說:「我只是想找個有靈性的女生說說話。」她的鼻孔笑了:「自欺欺人。」他又說:「或許想寫文章的孩子都該來場畸戀。」她又笑了:「藉口。」他說:「當然要藉口,不藉口,妳和我這些,就活不下去了,不是嗎?」李國華心想,他喜歡她的羞惡之心,喜歡她身上沖不掉的倫理,如果這故事拍成電影,有個旁白,旁白會明白地講出,她的羞恥心,正是他不知羞恥的快樂的淵藪。射進她幽深的教養裡。用力揉她的羞恥心,揉成害羞的形狀。(頁70-71)

「婦權政治」與「性權政治」女性主義實踐的結構之網,忽略了誘姦/強暴的一個核心——那個很乖、功課好、會不斷自我譴責、能為升學而自我封閉、那個羞恥之心、那個幽深的教養、那個沖不掉的倫理的「自我」。這樣的「自我」不斷進行著自我防備(注意,不是防備狼師,不是防備他人,而是防備自我),防備成為不了他人眼中的「自我」。是這個「自我」讓暴力與權力變得容易實行,或者說,施暴者利用了這個「自我」遂行其暴力與權力;也是這個「自我」來獨自面對誘姦/強暴下的脆弱處境,或者說,被害人的「自我」正是誘姦/強暴下最脆弱之處。

這樣充滿自尊又充滿罪惡感的「自我」會如何面對誘姦/強暴呢?下一節將討論,孤軍奮戰的房思琪為了追求他人眼中的「自我」,如何成就了虛假:愛上施暴者,竟成為她唯一的生存之道。

「自我」生存之道:用語言、修辭、譬喻、言說成就虛假

房思琪的自我在誘姦/強暴中受傷了,感覺被貶低、被侵占、被刪除,甚至被毀滅了,「不是虛無主義,不是道家的無,也不是佛家的無,是數學上的無」(頁75)。已經成為「無」的自我,被侵占者、毀滅者主宰,成為侵占者與毀滅者希望她成為的樣子。最後,被誘姦/強暴的被害人,自我認知逐漸崩毀,但在其掙扎、努力求生的過程中,卻是得出「必須愛上老師的結論」。

想了這幾天,我想出唯一的解決之道了,我不能只喜歡老師,我要愛上他。妳愛的人要對妳做什麼都可以,不是嗎?思想是一種多麼偉大的東西!我是從前的我的贗品。我要愛老師,否則我太痛苦了(頁30)

房思琪的自我轉化令人震驚。房思琪使用語言、修辭、譬喻、言說去緩和自我認知與現實的巨大落差,以尋求平衡自我認知崩毀後的恨與不甘。林奕含或許想說,卻沒有意識到自己想說,而沒有說的是,房思琪的「愛」,是被聯想、象徵、隱喻、言說所建構出來的。這成就了一種虛假。

無論是哪一種愛,他最殘酷的愛,我最無知的愛,愛總有一種寬待愛以外的人的性質。雖然我再也吃不下眼前的馬卡龍-少女的酥胸-我已經知道,聯想、象徵、隱喻,是世界上最危險的東西(頁80)。

這裡的「愛」是什麼的樣貌呢?如果我們去除了聯想、象徵、隱喻、言說,那麼「愛」與殘暴幾乎成為同義詞。房思琪對此曾有如下感嘆:

她只知道愛是做完之後幫妳把血擦乾淨。她只知道愛是剝光妳的衣服但不弄掉一顆鈕扣。愛只是人插進妳的嘴巴而妳向他對不起(頁96)。

既然房思琪對李國華的「愛」是那麼難堪與痛苦,又為什麼一定要「愛」呢?如果將房思琪的「愛」,形容為其「自我」被困住了,或許帶有一點女性主義或知識分子的霸道。與其說房思琪「自我」被困住了,倒不如說,這是房思琪「自我」的生存之道。房思琪的「自我」不斷追求著成為他人眼中的乖女孩、自尊心強、具教養與倫理的女孩。但是暴力的現實讓這樣的「自我」難堪與痛苦,只好成為語言、文學與藝術所建構的「愛」上李國華的房思琪。這或許是自我尋求解套的唯一出路,讓個人免於在不斷掙扎中,繼續受到創傷折磨,也對過去塑造出的自己交代。這樣的自我雖找到了平衡,但也成就了虛假。

房思琪所建構的虛假世界,其實源自於「自我」被毀滅之後,為了求生存的唯一方法就是模仿施暴者的自我:想像如果能成為老師希望自己變成的樣子、甚至學習老師、成為老師那樣的人,會不會一切都可以沒事。在生前最後一次專訪中,林奕含有意識地看到李國華運用語言、修辭、譬喻、言說去彌補裂縫:

所以,李國華是胡蘭成縮水了又縮水了的贗品……這些學中文的人,胡蘭成跟李國華,為什麼他們……一個人說出情話的時候,他應該是言有所衷的,他是有「志」的,他是有「情」的,他應該是「思無邪」的……他們的思想體系非常畸形,他們強暴了,或者性虐待了別人,自己想一想,還是「一團和氣,亦是好的」……因為他的思想體系如此矛盾,以至於無所不包,因為對自己非常自戀,所以對自己無限寬容。這個思想體系本來有非常非常多裂縫,然後這些裂縫要用什麼去彌補?用語言,用修辭,用各式各樣的譬喻法去彌補,以至於這個思想體系最後變得堅不可摧(生前最後專訪)

【那個溫良恭儉讓的胡蘭成,卻是言不由衷的虛假】

林奕含談到了華人「自我」裡面最深沉的部分,那個溫良恭儉讓的外表,卻是言不由衷的虛假。是這個虛假騙了房思琪,也是這個虛假讓房思琪以為可以自我拯救。房思琪追隨著李國華的腳步,為了彌補虛假所可能產生的裂縫,一方面渴望著思無邪、言有所衷,同時又用藝術與文學,使用語言、修辭、譬喻、言說,建造一個堅不可摧的說法,用來彌補虛假所產生的裂縫。當她說我要「愛」老師時,那個已經被摧毀的自我,彷彿在說我要「成為」老師的樣子。

林奕含用小說揭穿了這個用語言、修辭、譬喻、言說成就的虛假,這個她被毀滅之後模仿施暴者以求生存的虛假。如果房思琪「愛」李國華,是被中文或藝術建構出來的,我們或許應該提出一個問題:這裡的「愛」,會不會只是藝術的巧言令色?

林奕含在其專訪中也提及類似的問題,「藝術它是否可以含有巧言令色的成分」?「會不會,藝術從來就只是巧言令色而已」?(生前最後專訪)她堅持將這是一個關於「女孩子被誘姦或是被強暴」的故事,改成「這是一個關於『女孩子愛上了誘姦犯』的故事」。張小虹評論說,「『愛』是此事件中不能被講出的關鍵字,如此才能一邊徹底黑暗化『狼師』、另一邊徹底無助化『女學生』,讓『誘姦』徹底坐實為『性侵』」。這樣看來,林奕含堅持把「愛」這個字放入故事的標題,實為勇敢突破禁忌,讓被隱藏的部分得以展演。

然而,林奕含也害怕她所熱愛、所擅長的文學藝術,會真真正正辜負她,就像當初她被文學藝術下的贗品李國華所惑,「她恍然覺得不是學文學的人,而是文學辜負了她們」(頁222)。林奕含說:

所以這整個故事最讓我痛苦的是,一個真正相信中文的人,他怎麼可以背叛這個浩浩湯湯已經超過五千年的語境?為什麼可以背叛這個浩浩湯湯已經超過五千年的傳統?我想要問的是這個。(生前最後專訪)

房思琪的「自我」生存之道,比我們想像的還要慘烈。這樣的虛假,這樣的語言甚至欠缺深厚的根基,她說「臺灣沒有千年的虛構敘事文傳統,臺灣有的是什麼傳統?有的是被殖民、一夕置換語言名姓的傳統。她就像她們的小島,她從來不屬於自己」(頁107)。「愛」上李國華的房思琪的「愛」,是虛假的,中國五千年的傳統,是虛假的,唯一真實的是,就像臺灣的歷史情境,它/她從來不屬於自己。林奕含認為,

可以說,思琪她注定會終將走向毀滅且不可回頭,正是因為她心中充滿了柔情,她有慾望,有愛,甚至到最後她心中還有性(生前最後專訪)。

房思琪被暴力虐待,自感已經被毀滅,但是,她對施暴者仍有柔情、有慾望,有愛。房思琪藉由聯想、象徵、隱喻、言說所建構出來的「愛」,與殘暴幾乎成為同義詞,成就了虛假。這個「愛」披著藝術的外衣,骨子裡卻巧言令色,是裡外不一的虛假。這個虛假的「愛」,雖然從來不屬於她、不斷折磨著她,但是這個「愛」竟是房思琪「自我」重創之後,維持自我認知不至於崩潰、賴以平衡的「自我」生存之道。

明天我將分析「自我」的逃逸路線,並且從《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討論再建構女性主義實踐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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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法律的壓制性與創造性」一文中,討論人口販運防制法如何將被害人建構為需要被救援的主體,最終被迫留在庇護所等待作證,以幫臺灣政府打擊犯罪。王曉丹(2014)法律的壓制性與創造性──人權與人口販運法制的被害者主體,政大法學評論137: 3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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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義實踐為何漏接了房思琪?「自我」的生存之道與逃逸路線

王曉丹 /政治大學法律系

林奕含的自殺,與其所留下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2017),震驚了臺灣社會。面對誘姦/強暴的社會真實,各界開展了反誘姦/強暴的實踐,包括打破結構上的強暴迷思、改變體制上不合理的相關法律、填補家庭與國家性教育的空白等。這些是人權的實踐,也是女性主義的實踐。但我認為,這些人權或女性主義的實踐,如果沒有觸及誘姦/強暴的核心,都可能是軟弱無力的。

【林奕含所留下的遺產,不同於以往從社會結構面看性侵害】

林奕含所留下的遺產,不同於以往從社會結構面看性侵害,而是從個人情感、思維、行動、追求、情緒、尊嚴等面向,談誘姦/強暴被害人的身、心、靈。什麼是誘姦/強暴的核心?林奕含鏗鏘有力地陳述,誘姦/強暴撼動人心的,包含兩個面向:被漏接的「自我」,以及「自我」的生存之道。

讓我害怕的是,很『聰明、進步、政治正確』的人,這些人是有理想抱負的,他們在談結構時,一個一個的房思琪,是不是就從大網子漏下去了?所以為什麼我要寫思琪的事,甚至細到有點噁心、情色變態。我要用非常細的工筆,去刻畫他們之間很噁心色情很不倫的。大家都看到統計數字,所以我不想談結構,大家都忘了,那是一個一個人。——林奕含

就像思琪從未能夠進入結構,她寧願可以進入結構,寧願當一個無知到進入結構的人。她寧願沒有讀過書,沒有讀過《第二性》、《性別打結》,她寧願『讓男人養她』、『買名牌包包』,她寧願做這樣的人。但不是,她讀過,她了解一切,她還是只能從另一個角度『讓男人養著她』。她的『快樂』是帶有引號的快樂,她知道那不是快樂,可是若她不把那當作快樂的話,她一定會活不下去,這也是我覺得很慘痛的一件事。——林奕含

房思琪的慘痛,在於被結構的大網子漏接,然後獨自承擔文化裡責難自我的重量,獨自抵禦文化中潛藏在知識與權力面具之後的欲望,獨自面對在自我被摧毀之後文化所豢養的控制與暴力。她是那麼孤單,房思琪的慘痛在於孤軍奮戰,在於看重他人眼光但實際上自己又不被看到。這對於臺灣女性主義運動來說,是一記當頭棒喝。

本文將房思琪的慘痛稱為「『自我』的生存之道」,這不只是房思琪們,也是文化中你我的共同狀況。個人要以一己之力改變,難之又難,但若以更多人的努力逃逸出此種「自我」,或許還有機會。

為何臺灣女性主義運動,無法接住房思琪呢?本文首先將從臺灣女性主義運動「婦權政治」與「性權政治」的結構漏接開始談起,接著從暴力、權力以及脆弱無助等角度,說明房思琪追求他人眼中的「自我」是如何孤軍奮戰,之後分析藉由語言、修辭、譬喻、言說等成就的「愛」,如何作為房思琪「自我」的生存之道,最後討論再建構女性主義實踐,鋪設出「自我」的逃逸路線。

結構之網的漏接:「婦權政治」與「性權政治」的失誤

眾所皆知,臺灣女性主義運動有所謂的路線之爭。雖然有人主張此種路線之爭,應該解讀為從基進女性主義到左翼酷兒的「光譜」(參考吳馨恩,2016),但是在誘姦/強暴的議題上,確實可以看見明顯的不同。我認為,兩者的立場雖然有所不同,而且於2000年之後就幾乎沒有對話,但是其論述核心,都有類似「權利」的概念,因此本文將二者分別稱為「婦權政治」與「性權政治」,來表達各自的異(婦vs 性)同(權利)。

此種路線之爭,在1994年師大案等個案促發的反性騷擾大遊行,以及1996年為抗議彭婉如女士遭姦殺的「女權火、照夜路」大遊行中,可以看出明顯的對立。這兩次大遊行所累積的能量,促成了1990年代後期許多相關法案的通過,包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1997)、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1999)等修訂。「婦權政治」提倡婦女權利,從1990年代後半開始,推動法案制定或修訂,以及重建政策與體制的工作[1],進而在2000年代中期開始,於體制內提倡性別主流化,試圖滲透官僚組織,產生女性主義官僚(femocrats),以改造國家而促進性別平等[2]

【彭婉如遇害,加速促成女性團體開始推動許多相關的性別立法、修法】

資料來源:https://goo.gl/UWejr7

然而,在這個看似成果豐碩的結構下,為何林奕含被「婦權政治」二十年努力所建置的結構之網漏接了?

林奕含或房思琪事件,與二十年前師大案有諸多雷同之處。同樣是女學生仰慕男老師卻被他誘姦/強暴,轉而成為老師短暫的地下「戀」人,女學生身心受創,無法說出所受到的暴力與痛苦,也很難尋求正義。

二十年前的師大案女學生欠缺家庭資源支持,而二十年後的林奕含/房思琪,不論家世、容貌、智力都在社會階層之頂,也有相關的法律、官僚、專家支持,但這些卻都成為結構之網目,漏接了一個個的個人。林奕含/房思琪沒有集體力量的奧援,僅能以自己之力,獨自對抗誘姦/強暴之暴力與權力,最後以自殺尋求解脫。她的自殺高度類似於清代存在的「強姦未成,或但經調戲,本婦羞忿自盡」[3],也類似1951年的「王石安案」、1958年的「北上夜行快車中的艷屍案」,這二案都是被誘姦/強暴的被害人,以自殺並留下遺書或日記等文字書寫的方式進行死諫[4]。二十年過去了,「婦權政治」到底改變了什麼,哪些部分仍然屹立不搖?

那麼「性權政治」為何也漏接了房思琪?當年反性騷擾大遊行中,主張性解放的何春蕤力求論述上的突破,在遊行途中帶領群眾高喊「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在「女權火、照夜路」大遊行中高呼同性戀人權的口號[5]。跟「婦權政治」對立的路線,林芳玫與顧燕翎等人將之稱為「性慾政治」,而何春蕤與卡維波等人將之稱為「婦權派」與「性權派」。

近年來,「性權政治」重砲批判「婦權政治」所建置的「性」相關立法與執法,指出這些女性主義的實踐,是在管制或監控「性」,藉由製造受害想像與保護弱者的情感公民,全面性創造了性別治理的「新道德主義」[6]。令人遺憾,在現實面,「性權政治」並未提出任何可以承接房思琪們的方案,「性權政治」除了攻擊「婦權政治」之外,僅在討論性騷擾時,指出性壓抑的貧瘠情慾文化為性騷擾的社會基礎[7]。至於師生之間的案件,「性權政治」甚至公開反對師生倫理界線的立法,並且提倡尊重師生「戀」與解放師生「戀」[8]。房思琪們的痛苦與慘烈,在「性權政治」下,恐怕會被歸類為政治不正確,房思琪們會不會在強暴與強暴迷思的羞辱之外,遭受更進一步的羞辱呢?

【在紀念彭婉如夜間大遊行中,支持性權政治的遊行者舉著另類標語】

資料來源:sex.ncu.edu.tw/activities/1996/1221/index.html

可以確定的是,「性權政治」壓抑與解放的二元對立,根本對立不起來[9]。於是,「性權政治」也漏接了,房思琪們必然會從其情慾解放的結構網目中——或許大旗子更貼切——漏下去,直落谷底。

不只是他要,我也可以要。如果我先把自己丟棄了,那他就不能再丟棄一次。反正我們原來就說要愛老師,妳愛的人要對妳做什麼都可以,不是嗎?(《房思琪的初戀樂園》頁66)

「婦權政治」與「性權政治」到底哪裡失誤了呢?我在「性暴力法制的歷史交織」[10]這篇文章中,主張「婦權政治」的成果——法律及其執行——充滿了「自由論」與「保護論」的思維,假設被害人是自由的個體,可以自由決定、自由思考、自由行動,法律塑造了脆弱、無助、可憐、尋求保護的主體。「婦權政治」所建構的法律體制,漏接了女人的情慾、女人的追求、女人的自我鞭策、女人的努力向上。在同一篇文章我也指出,「性權政治」提出的解放師生「戀」,雖然看見了女人性慾的被壓抑,但其論述更多是針對同樣是女性主義實踐的自己人的批判,而其性解放權利的主張(獨立個體的性高潮、性裝扮、性實驗),忽略了性的權力位階與污名結構,描繪了過於虛幻、極其渺茫的外太空世界,其中女人只是一個真空的主體。「性權政治」高估了女人在社會中的能動性,漏接了女人深刻的情感、思維與行動的真實「自我」。

「婦權政治」與「性權政治」所共同撒下的結構之網,忽略了被害人「自我」的複雜度,造成了女性主義實踐的漏接。以下我將說明,誘姦/強暴被害人的孤軍奮戰,最後發展出「自我」的生存之道,為了追求他人眼中的「自我」,只能藉由聯想、象徵、隱喻、言說等建構出一個虛假世界,進而建構出「愛」上加害人的被害人。

(續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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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楊婉瑩(2006)台灣性別法案推法歷程的比較分析,政治科學論叢29:49-82。

[2] 彭渰雯(2008)當官僚遇上婦運:台灣推動性別主流化的經驗初探,東吳政治學報26(4):1-59。

[3] 陳惠馨(2006),傳統個人、家庭、婚姻與國家—中國法治史的研究與方法,五南,頁165。

[4] 王曉丹(2014)性暴力法制的歷史交織:一個性別批判的觀點,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2014,陳瑤華主編,巨流,頁275-308。

[5] 林芳玫(1998)當代台灣婦運的認同政治:以公娼存廢爭議為例,中外文學27(1):56-87。

[6] 何春蕤(2013)性別治理與情感公民的形成,新道德主義:兩岸三地性/別尋思,甯應斌主編,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頁211-232。

[7] 何春蕤(1994)性騷擾:性壓抑的貧瘠情慾文化,豪爽女人:女性主義與性解放,皇冠,頁30-41。

[8] 何春蕤(1994)師生倫理死了?埋了它!,不同國女人:性/別、資本與文化,自立晚報,頁285-287。甯應斌(2004),從防範性騷擾到防範性自主:評教育部的防範師生戀立法,中國時報。(10月30日)

[9] 胡錦媛(1994)壓抑/解放二元對立,對不起,中時晚報。(11月13日)

[10] 同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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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金融化」故事及其測量

夏傳位/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在新自由主義的相關研究中,「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研究是一個愈來愈受到關注的領域。金融在當今全球經濟運行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實體經濟的生產、交換、分配與消費活動與金融邏輯愈來愈密不可分;而進入千禧年之後,金融危機也比以往更加頻繁發生,災難的幅度與影響亦更為深遠。究竟為何如此?這是否意味著資本主義的邏輯在發生改變?跟新自由主義又有何關係?

回到台灣,「金融化」現象似乎也不純粹是一個學術議題,而有著重要的現實牽連。譬如,前幾年從文林苑都更抗爭、大埔農地徵收、ECFA、服貿協議、桃園航空城到自經區等等重大政治事件都有一個共同點,亦即都涉及了資本跨境移動與金融/土地的炒作。這引發一個值得關切的問題:台灣是否也出現了所謂「金融化」現象?如何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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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金融化」?

早期關於新自由主義的經典文獻已經指出,「金融化」是新自由主義最獨特、最核心的運作機制。Arrighi(1994)追溯十五世紀義大利城邦國家到二十世紀末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興衰變遷,指出其基本韻律在「物質擴張」(material expansion)與「金融擴張」(financial expansion)之間更替:當技術與組織創新導致生產力擴張時,資本獲利來自於實質生產面,此一「物質擴張」總是伴隨著新中心之崛起;但是當創新下降、生產力停滯,而資本家間的割喉競爭讓利潤趨近於零時,資本將陸續從實質生產面中抽身,逃逸到金融管道以追求更高利潤,此乃舊中心崩潰前的「晚秋」(late autumn)。於是,對Arrighi來說,二十世紀晚期的「金融化」現象跟新自由主義乃一體之兩面,後者要求國家撤除對資本的各種限制、打壓工會與提供更多優惠等以提升獲利率,而脫韁資本也轉為金融形式而不再從事實質生產活動,兩者都是面對資本積累危機的回應方式。在Arrighi的理論架構中,「金融化」乃是以美國霸權為中心的晚期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崩潰的前兆。

 

過度積累的危機

新自由主義理論家Harvey(1989)同樣注意到,金融已成為短期內「替置」(displace)資本主義過度積累、利潤率下降的重要手段,但長期而言會更加重危機。這跟「彈性積累體制」(flexible accumulation)——意指資本主義進入新自由主義階段的運作邏輯——所運用的各種「時空替置」(temporal and spatial displacement)策略有關。譬如,一種解決「過度積累」的辦法是將閒置人力與資金轉移到具未來長期收益的項目上,如固定資本、基礎建設、土地和房產的投機炒作等等(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就有這種特徵);這就涉及以金融手段創造各種「虛擬資本」(fictitious capital)的能力。但「虛擬資本」只有名目價值,未來是否能以更高的報酬率實現,存在著風險和不確定,它只是將問題拖延到未來而已。

另一種方式是透過地理擴張,將閒置的人力與資金投射到世界其他區域進行資本主義式的生產及積累,諸如外國直接投資、貿易、移民等。此種方式同樣預設了金融能力與國家武力作為後盾,同樣也是短暫治標的手段。長期而言,當新天地的資本主義也出現過度積累時,將回過頭來與舊世界進行激烈的競爭,惡化「過度積累」危機。

於是,對Harvey而言,種種彈性化的時空替置策略,最終仍不脫為了實現馬克思所說的對「絕對剩餘價值」與「相對剩餘價值」之萃取。但是在彈性積累階段真正有意義的改變,是金融市場的異常活躍以及金融工具的不斷創新。金融資本在晚期資本主義中躍居關鍵位置,享有前所未見的權力,正因為彈性積累乃是以金融體系作為全球協調各種時間、空間彈性化措施的控制中樞。

上述二位馬克思主義者採取大歷史、高抽象層次的分析,奠立了「金融化」在新自由主義研究中的問題性,卻缺乏一個恰當的社會學框架以便能進一步定位現象、辨認過程與重構細部運作機制。近年來出現相當多以美國經驗為模型、從「股東價值」(shareholder value)概念探討「金融化」之制度安排及具體機制的文獻,彌補了此一空缺。

金融新秩序:股東價值

Fligstein(2001)是其中的一個先驅。「股東價值」概念力倡,公司存在的唯一目的是讓股東賺錢,分發股利和股價上漲是評價一家公司優劣存續的唯一指標。這涉及「公司」概念之翻轉及其經營策略的改變:「公司」不再是擁有獨立法人地位的實體,而僅僅是可以在市場上任意交易、與其他商品無異的「投資組合」(portfolio)。經理人從單一財務觀點來評量各部門或子公司的價值,不斷透過買進及賣出來重新排列其資產組合。由於沒有長期經營的打算,相關產業背景知識也不再是經理人能力之所必備(Crotty 2005: 89-91)。

「股東價值」概念興起於美國1970年代末。在Fligstein的描述中,新市場秩序之形成就與一場社會運動無異。1970年代末期猖獗的通貨膨脹,使得盛行於1950-70年代的「財務控制概念」(financial conception of control)發生危機,公司股價被低估,固定資產的帳面價值浮漲,投資報酬率不佳。投資銀行、共同基金等外部的法人投資者首先表達不滿,要求捍衛股價。隨即這股運動擴散開來,引發眾多公司內部的權力鬥爭:不捍衛股價的公司等著被併購,經理人被撤換。於是,愈來愈多經理人主動或被迫擁抱股東價值。雷根政府減稅、鼓勵併購、打壓工會的政策,也扮演了推波助瀾之力,「股東價值」概念遂成為主導的市場秩序。

「股東價值」概念的重大影響是,它造成公司經營策略的「金融化」:經理人將資源運用在達成資本市場導向的目標上,如買回庫藏股、從事併購、公司重整等等,種種策略無非要讓分析師相信公司努力達成股東價值最大化的目標(Froud et al., 2000: 108; Lazonick and O’Sullivan 2000; Froud et al., 2006; Andersson et al., 2008)。

這帶來了Aglietta and Rebérioux(2005: 114)所謂的「金融邏輯貫穿企業」,表現在現金收支(cash flow)的來源與去處之「金融化」上,我們也可視之為金融化的操作型定義:非金融企業(nonfinancial corporations)的現金流入愈來愈多從金融投資而來,以股利、利息、資本利得的形式出現;而現金流出也愈來愈流至金融資產、債權人或股東手上

於是,企業行為跟著改變:與其將現金留在公司並且再投資,現在企業傾向分配出去(Lazonick and O’Sullivan 2000);企業經營迎合金融短線操作之需要,與長期布局的生產時程產生衝突(Aglietta and Rebérioux 2005:127)。

上述「股東價值」的外部控制模式,提供了一個觀察「金融化」現象如何在美國以外地區擴張的機制。這是因為到了1990年代,「股東價值」概念又與全球化論述合流,從地方性的控制概念上升成為一股橫掃全球、普遍化的必然趨勢。例如Corbett and Jenkinson(1997)、Treeck(2009)透過跨國比較不同國家的企業融資模式以及「股東價值」概念在資本市場的落實方式,來探討金融化的不同進展。

在台灣,相關的研究尚未開始。我們只能從一些基本資料加以推測。根據中央銀行《金融統計月報》,直至2013年,台灣間接金融與直接金融的比重仍然是8: 2,顯示台灣企業的主要資金來源,仍是銀行而非股市;而台灣股市結構仍然以散戶居多,本國自然人佔股市總成交金額比重仍然有59%,本國法人與僑外法人加總只佔41%。不過,此一數字是從非常低的起點開始(1998年合計才約10%),增幅已經相當可觀,且機構法人對上市公司的影響力遠超過數字所能呈現。於是,我們或許可以推測,股東價值模式對台灣企業經營行為的影響逐漸增強,尤其是對愈大型、愈國際化的企業愈是如此。

 

 

「金融化」程度之衡量

或許我們應該問一個更基本的問題:台灣出現「金融化」現象了嗎?如何測量?根據Krippner(2005, 2011)的方法及定義,使用台灣的總體資料來做一個初步的衡量。「金融化」衡量涉及二個方向的指標建立:其一是對「非金融企業」(nonfinancial corporations)利潤來源的衡量,理論上金融化程度愈高,非金融企業的利潤會愈來愈倚重金融管道,而非商品銷售或服務提供;其持有金融資產的比例也會逐漸加重。其二是衡量金融部門與非金融部門在營收及利潤上的相對表現,理論上金融化程度愈高,金融部門無論在整體經濟份量及資本積累效率上都會更為吃重。

圖一為歷年來我國非金融企業之「國內金融性所得」(表現為利息、股利和租金)佔現金收入的比例。可以看到在2003年以後呈現大幅跳耀式成長。

非金融企業之金融性所得分別在1989-90年以及1999-2000年都曾經出現一波小幅成長,但都很短暫,隨即又消退;最後在2003-04年與2007-09年二度出現連續大幅度的成長,並再也沒有消退。如何解釋這兩種不同的成長樣態呢?在這兩種樣態中,非金融企業利潤來自金融管道而非實體生產的比例都一律增高了,但是前者無法維持,而後者則否。我們是否可以無差別地全部歸因為「金融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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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非金融企業國內金融性所得佔現金收入百分比。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各期《國民所得統計年報》之「所得收支帳」。
「國內金融性所得」之定義為營業盈餘以外之利息、股利及租金,不包括海外投資所得。

 

既有學術文獻對於「金融崛起」(the rise of finance)的解釋,除了「金融化」之外,還有「投機狂熱」(speculative manias)理論。「金融化」由於來自企業經營邏輯的改變,是一種長期結構影響,比較不會受到短期股市預期心理的變化。相對的,「投機狂熱」理論則認為,金融市場由於牽涉對未來的預期,容易隨著景氣循環而暴漲暴跌,「金融崛起」現象是投機泡沫逐漸膨脹的結果(Kindleberger 1978; Schiller 2000)。該理論雖也不排除外在事件或結構失衡觸發或加速了投機狂熱,但傾向在金融市場內部尋找解釋的因素。

1989-90年以及1999-2000年非金融企業之金融性所得增加,看來較可能是投機狂熱的結果。根據金管會證期局網站統計資料,1989-90年是台灣股市史上最為狂熱的一年,台股加權指數短短一年內上漲五千多點,成長率達88%。非金融企業因股市狂熱而增加金融資產之持有與所得,但亦隨著泡沫破滅而減少持有與所得,這可從隔年(1991年)股市狂瀉,非金融企業的金融性所得亦隨之下滑看出。1999-2000年的情況亦然,台灣股市受到美國高科技股狂飆的影響而上漲,隔年則跟隨美國股災而重跌。

但2003-04年以及2007-9年連續更大幅度的金融性所得增加,其性質便不相同。股市在這段期間除了2002年因前一年美國高科技股泡沫破裂而導致台股指數下跌19.79%之外,從2003-05年都呈現反彈持平的局面,但非金融企業的金融性所得卻出現跳躍式增長(增加足足有10%),不但未隨股價波動而下跌,且於2008年金融大海嘯導致全球股市重挫之際,再度躍升十個百分點左右,並持續保持下去;這指向結構性因素,而非景氣循環的短暫投機現象。

2003年前後剛好也是台灣經濟結構轉型上的另一個重要轉捩點:美國電子產業跨國資本逐漸打造並鞏固了以美、中、台三角貿易為基礎的全球垂直分工體系(Ancelovici and McCaffrey 2005),台灣電子產業在中國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的產業聚落對留在台灣的廠商發揮了極大的磁吸效應,在強大壓力之下,民進黨政府不得不於2002年大幅鬆綁電子業赴中國投資限制。根據上述Harvey(1989)與Arrighi(1994)對金融化的討論,我們可以預期「全球生產分工與整合」與「金融化」之間有緊密的關係,兩者互為彼此的工具和目的,亦即,跨國企業要透過金融化的方式才能有效從事全球生產之分工及整合;反過來說,跨國企業也透過全球生產分工與整合來壓低生產成本,以達成「股東價值」不斷提升股利和股價的嚴苛要求。

近年來,已有些學者開始反省全球化、彈性專業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或全球商品鍊(global commodity chains)等概念太過偏重實體生產,缺乏對金融面的探討及想像。譬如以福特公司為例,它整合了全球零件生產、汽車組裝、金融、租賃及售後服務等等業務,其由財務動機出發的策略選擇無法被上述概念所捕捉(Williams 2000: 6)。另外也有學者直指,美國1980年代盛行股東價值概念對企業帶來龐大的金融化壓力,是美國企業開始進行生產全球化的原因,兩股趨勢緊密交纏並相互加強(Milberg 2008)。這提醒我們生產面與金融面原難以二分。[1]

圖二呈現了這兩者之間具有共變關係。當非金融企業的國內利潤開始大幅金融化之時,也恰好是海外投資所得大幅增加之時(表現在兩條曲線的間隔逐漸擴大之上)。兩者之間的同步躍升並非偶然,也非互不相關,實則具有互為因果、相互強化的關係:一方面,利潤來源的大幅金融化很可能是生產全球化的一個側面;[2]另一方面,匯回台灣的投資所得若沒有高報酬的生產事業可供投資,仍會持續停留在金融形式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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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非金融企業之「國內」與「全球」金融性所得佔現金收入百分比。

資料來源:1.行政院主計總處各期《國民所得統計年報》之「所得收支帳」;2.中央銀行國際收支細表中所得帳之「投資所得」,包括:股利及已分配分支機構利潤、盈餘轉增資及未分配分支機構利潤、利息、股利、債券與票券及貨幣市場工具。全球金融性所得=國內金融性所得+海外投資所得。

 

另外一個測量金融化程度的方向,是衡量金融部門與非金融部門的相對表現。同樣的,這方面的指標顯示,台灣經濟的金融化確實已是進行式!圖三使用行政院主計總處《國情統計通報》中,關於各業營業盈餘項目的資料,顯示金融部門佔企業總體盈餘的成長非常迅猛,一路從1980年代初期約一成五上下,成長到1990年代中期的三成多,並持續維持在此水準;而製造業則從1980年代中期將近四成的高峰,一路下滑至一成五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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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相對於製造業,佔企業部門總體盈餘百分比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國情統計通報》,關於各業營業盈餘項目。

 

若以金融部門盈餘相對於非金融部門盈餘來看,則更是驚人。圖四顯示,此一比值在1980年代不過維持二成左右,到1990年代中期已經逼近五成,2000年以後則是稍有衰退,約在四成上下。此一水準幾乎可說不輸美國金融業的表現(Krippner 2011: 41)。其意涵是:除了非金融企業的利潤愈來愈多來自金融活動之外,台灣金融部門自身也愈來愈成為資本積累的發動機,也吸引更多資本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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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金融部門相對於非金融部門盈餘之百分比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國情統計通報》,關於各業營業盈餘項目。

 

以上各個圖表都顯示,台灣經濟「金融化」已經是一個可以被證實為真的現象,而且成長速度頗為驚人。但奇特的是,台灣企業的資金來源,有八成仍是來自銀行,只有二成來自股市。這顯示「股東價值」控制模式或許不是台灣經濟「金融化」的主要驅動力量,以三角貿易為主的海外生產分工可能是另一個值得探究的原因。另這顯示「金融化」有多樣的擴張途徑與機制,關於台灣「金融化」現象為何及如何崛起之問題,截至目前為止,完整而令人滿意的答案仍隱藏在一團迷霧之中,相關問題有待更多的研究來解答。

 

 

註解

[1] 但關於美、中、台電子產業的全球生產分工及整合,目前主流說法仍是從降低交易成本,達到利潤及理性最大化的角度來解釋(Sturgeon 2001,2002; Sturgeon and Lee 2005; Gereffi, Humphrey and Sturgeon 2005),有待被挑戰。

[2] 在利率及匯率浮動的國際金融環境中,過去跨國公司透過內部組織的方式來避險,譬如石油公司就垂直整合從上游的油田、運輸、精煉到下游的零售點等整條供應鍊來規避各種利率及匯率波動的損失。但各種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推陳出新,讓財務避險的方式大行其道,也讓生產及風險的外部化成為可能。於是許多製造業大型跨國公司如今看來更像金融公司,進行大型而複雜的金融財務操作更甚於實體生產。這一方面可以讓公司資產輕量化,提升每股盈餘,創造「股東價值」;另一方面財務避險往往是進行投機、詐騙、掏空公司資產的另一個方便藉口,美國能源公司恩隆(Enron)就是最典型的例子(MacKenzie 2006: 262)。在台灣也絕非沒有類似的例子,如中華電信以財務活化為名,跟高盛證券(Goldman Sachs)簽下一紙為期十年的美元選擇權避險合約,結果導致2007年財報出現高達40億元的未實現匯兌損失,整件事情因而爆發(李華驎、鄭佳綾2014: 119)。

[3] 近幾年台灣房地產飆漲,跟台商資金匯回台灣不投入實際生產,卻從事金融及房地產的投機性操作有密切關係,經典案例是頂新集團透過發行台灣存託憑證(TDR)所募集之資金,吃下台北一○一大樓的二成股權,再用一○一股票向銀行質押借款買帝寶豪宅,並進行味全三重廠地目變更案以興建捷運豪宅,此過程中運用高度金融槓桿,大部分是借銀行及社會大眾的錢來進行炒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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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炮地毯

陳緯華/國立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

 

 

鞭炮喧嘩之衝突

前些日子住家附近有神明的繞境活動,鼓樂聲、鞭炮聲陣陣喧囂,吸引我出門觀看。或許是小時候居住在鄉下的經驗,我對於廟會活動常常有種親切感,特別是在心情不佳時,廟宇環境中的聲音與氣味,甚至具有撫慰的作用。不過,許多人對廟會的感覺與我不同,廟會活動中的許多元素跟現代社會生活的某些特徵有所衝突,給許多人帶了不悅,形成了廟會文化與現代性之間的難解衝突。

這次的廟會活動頗為成功,繞境隊伍很長,各式陣頭很多,馬路上鞭炮聲絡繹不絕,持續許久,反映了人們對神明的熱情與虔誠,熱鬧的景象展現了神明的神威,也讓人彷彿感受到神明的強大靈力。鞭炮煙霧散去之後,整條道路看上去像是鋪上了一層厚厚的紅地毯,覆蓋著滿滿的鞭炮碎屑。鞭炮聲中,繞境隊伍暫時停住不動,等候神轎與陣頭在廟前空地上進行著儀式與表演。因為繞境隊伍佔據了街道空間,廟方派出的交通組人員忙著指揮交通,十字路口一般通行的車輛行進緩慢,不過並沒有人按喇叭或顯現不耐煩,人們似乎已經對此習以為常。不過在這個平和畫面的另一面,幾天之內,網路上陸續出現許多對廟會活動的批評。

除了抱怨繞境隊伍對交通所造成的不便之外,更多的批評是針對廟會所帶來的噪音與空氣污染。放鞭炮所產生的巨大聲響讓許多人覺得生活備受干擾,尤其廟會常常會進行得很晚,深夜十一、二點的鞭炮聲更讓許多人覺得難以忍受。而燃放鞭炮所產生的大量濃煙,讓很多經過現場的人或街道兩旁居民覺得呼吸不舒服。也有許多人擔心在整個社會都為空氣污染問題而憂心之時,這些煙霧會讓空氣污染問題更加惡化,曾有環保局官員到廟會放鞭炮的現場進行測量,發現燃放鞭炮時空氣中的Pm2.5數值高達1000微克,比正常值35微克高出近30倍。而燃放鞭炮所可能引起的火災也讓許多人擔心。另外也有人對於燃放鞭炮所耗費的大量費用感到是浪費金錢,不如把這些錢拿去做其他的社會公益事業。一次廟會活動下來,稍有規模的廟宇可能要花費高達二百萬元燃放鞭炮。

對廟會的批評並不只在網路上進行,地方政府經常接到民眾的檢舉與抱怨電話,強力要求政府要對此採取取締行動。對於必須回應民意的地方政府來說,這些抱怨與要求形成了一種施政上的兩難處境,因為地方廟宇同樣也會對市政府傳達他們想要燃放鞭炮的需求,也經常透過民意代表在議會中對市府官員提出質詢。環保的概念以及現代社會生活中應有的秩序與規範,使得民眾對地方政府的抱怨與要求具有高度的正當性。然而對廟宇來說,燃放鞭炮同樣具有宗教信仰上難以撼動的理由,並且還牽涉到一些信仰之外的人情與面子、商業利益與個人利益以及地方政治的複雜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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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會遶境示意圖。圖片來源:文化資產局

熱鬧:人神互動的展現

不同宗教對於集會活動的理想標準不見得相同,漢人民間信仰則向來以「熱鬧」作為廟會活動舉辦時所追求的理想目標,而燃放鞭炮則是營造「熱鬧」場景的重要元素之一。相對於某些宗教對儀式追求的是莊嚴寧靜,為什麼民間信仰卻是追求熱鬧?在民間信仰中,神明的靈力是一種關係性的存在,靈力是在人神的相互關係中誕生,愈旺盛的人氣、愈豐盛的禮敬,會醞積出神明愈強大的靈力,神明會愈靈驗。而「熱鬧」就是這種靈力觀的具體實踐。熱鬧活動聚集了大量的信徒來崇祀神明,而各種陣頭、鞭炮、祭品則代表了人們對神明的虔誠禮敬,這些人群、儀式展演與祭品奉獻營造出一種活躍的人氣,構成了一種被稱為「熱鬧」的氛圍,是人們舉辦廟會活動時追求的核心價值。在熱鬧的場景中,人們一方面覺得神明必定能夠感受到信徒的虔誠,因而會積極回應人們的祈願;另一方面,在這種熱鬧的氛圍中,信徒在心理上也對神明的神威有強大的感受,因而更敬畏神明。簡單來說,熱鬧的廟會活動有助於提升或展現神明神威。這種關於神明靈力的觀念,在民間已經延續了千年以上,我們可以在南宋洪邁所寫的《夷堅志》中採集的許多民間故事中看到這種觀念的顯現。

由於燃放鞭炮能夠發出很大的聲響,四射的炮屑也會引起人們的騷動,很能夠營造出一種熱鬧的氛圍,因此是熱鬧活動中的重要元素,而這種特性也使得鞭炮成為人們在活動舉辦時用來宣告某項儀式或活動的開始或結束時常用的手段,使得廟會活動中不時會出現燃放鞭炮的現象。除了作為「熱鬧」的元素之外,鞭炮也被人們認為具有驅逐邪穢的作用,神明繞境時,燃放鞭炮可以將邪穢驅逐,為神明清理出潔淨的空間來迎接神明的到來。另一方面,燃放鞭炮被認為是一種對神明的禮敬,表達信徒對神明經過住家前的歡迎。比起單純拿香虔誠地禮拜路過的神明,信徒覺得燃放鞭炮能夠發出聲響、閃出火花並散出煙霧,這些都會顯著地引人注目,因而能夠更有效地讓神明感受到他們崇敬的心意,也能夠幫忙增添繞境活動的熱鬧氣氛,對整個廟會活動盡一份自己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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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放鞭炮的巨大聲響,除營造出熱鬧氛圍,也有驅逐邪穢的象徵。
圖片來源:旅行台灣 最美瞬間,吳韋任攝影。

鞭炮:廟宇交陪的禮數

繞境的過程中每當經過一間廟宇,神轎便會在廟前停留進行儀式展演,表達對該廟宇神明的禮敬,這是神明之間的相互禮儀,也是廟宇之間的交陪禮數。一旦廟宇的神轎與陣頭在特定廟宇前進行儀式展演來表達禮數,此時該廟宇也必須表達相對回禮,除了給繞境的隊伍送上香菸、飲料之類的禮物外,燃放鞭炮更是重要的禮數。並且,禮數的份量也視廟宇雙方的交情深淺而有所不同。交情較深的,禮數較厚重,鞭炮的燃放量常常也較大。很多時候,廟方為了表達對對方廟宇的重視,將鞭炮鋪滿整條街,一經點燃,整條街炮聲隆隆、煙霧瀰漫,廟宇雙方都感覺到很有面子,對許多信徒來說,這景象也令人興奮。

廟宇之間的交陪活動是民間信仰中存在久遠的習俗,有些交陪關係傳承已久,是一種固定的長久情誼,彼此的互動穩定、持續而頻繁,只要對方廟宇有任何活動,都會熱情參與相挺;有些廟宇之間的交陪活動則是因為舉辦活動時必須有互動,例如繞境會經過對方廟宇神明的轄境,因此必須有所禮尚往來,雙方之間的互動在活動結束後不一定會持續或有經常性的往來。在傳統社會中,廟宇之間的穩定交陪意味著兩個廟宇所屬社區之間居民的穩定情誼,若有一方在交陪互動中失禮,會引起對方社區整體居民的不滿。在現代都市中則不一定如此,很多時候只是雙方廟宇管理委員會之間的情誼,交陪的禮數所牽涉的是管委會成員之間的人情與面子,很多時候,管委會的主任委員本身是這種禮數當中的最重要的主體,有些主委會透過交陪禮數的獲得來彰顯自身的能力與地位。

整條街鋪滿鞭炮的現象在過去並不是常見的景象,因為所費不貲。不過近年來這種現象頗為常見,除了經濟的發達使得廟宇擁有較大的財力之外,某些民間信仰活動的運作模式也在其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通常廟會舉行前,販售鞭炮的廠商就會主動來找廟方洽談燃放鞭炮的事宜。廠商一般都會清楚地記得每一間廟宇在上次的交陪活動中為對方廟宇燃放了多少鞭炮,因此都會提醒這次要回禮的廟宇上次對方廟宇有多少的鞭炮作為禮數,並鼓吹廟方應該要按照習俗,增添一些鞭炮燃放量來表達心意。

這種「添一些」的習俗在民間信仰活動中很常見,譬如傳統上有一種「乞龜」的習俗,廟方準備了一些「平安龜」,這種龜有可能是以黃金之類的貴重材質做成,不過大部分都是以糯米做成,信徒如果幸運地得到神明的允許而請回平安龜,隔年必須做一隻平安龜來歸還,此時信徒必須做比去年所求得的更大一點的龜來答謝神明。又譬如近年來有些土地公廟會提供所謂的「發財金」給信徒來祈求借取,求得發財金的信徒在日後歸還時,通常會歸還比當出所借取更高的金額,這些廟宇常常會因此而賺到錢。就在這種「添一些」的慣習下,廟宇之間因交陪禮數而燃放的鞭炮量便愈累積愈大,「鞭炮地毯」的現象便愈來愈常見。

對廠商而言,在廟宇中間扮演這種協助燃放鞭炮事宜的角色,具有很高的商業利益,因此廠商通常會發揮其口才對廟宇進行遊說,讓「添一些」的交陪禮數盡可能地發揮,增加鞭炮的銷售量。另一方面,廟方一般都先跟廠商談好燃放鞭炮的價錢,譬如說二十萬,那麼廠商就會將價值二十萬的鞭炮載運過來安置燃放。不過有些時候,廠商事實上並沒有載來二十萬的鞭炮,而是少於二十萬,譬如說十五萬,那麼剩下的五萬就會以隱密的方式流到廟方特定人士的手中供其運用。這在種情況下,燃放的鞭炮量愈大,流到特定人士手中的金錢也會愈多,這種運作模式對鞭炮交陪的禮數模式也具有一定的推波助瀾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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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音量及空汙,垃圾問題也是廟會文化與現代性價值觀的衝突之一。
圖片來源:蘋果即時,2016/07/07。

難解的廟會現代性矛盾

除了鞭炮的噪音與環保問題外,廟會活動經常持續到深夜而影響民眾的作息也是廟宇經常被投訴的原因。事實上在官方的宣導下,廟方在安排活動時都會計畫在晚上十點前結束活動。不過,實際活動進行時卻常常會超出廟方的時程安排,尤其如果牽涉到繞境活動。因為繞境活動除了有交通因素的影響外,參與繞境的神轎與陣頭經過路上的每一間廟宇都必須進行儀式展演來表達禮敬,許多陣頭為了表達禮數或者要引起喝采,有時會表演的比較久,這會讓整個繞境活動的時程變得很難掌控。因此,繞境活動常常會超出原本預定的時程,而當隊伍經過特定廟宇,或者最終回到主辦的廟宇時,按照習俗又必須又燃放鞭炮與陣頭表演,因此深夜的廟會噪音便成為不時出現的景象。

隨著社會的現代化,許多現代性的價值觀逐步取得絕對的正當性,音量不可過大以免擾人、炮竹燃放必須有所限制以免引起火災、廟會垃圾必須被清除、空氣污染必須加以管控等,這些現代性的價值觀在民眾一通通打給市政的投訴電話中,對傳統的廟會活動帶來很大的衝擊。因應民眾的不滿,市政府於是開始對廟方進行宣導,甚至派員到廟會現場監督,以各種相關的法規對廟宇開出罰單。這些官方的措施有其效力,不過效力有限。由於官方所面對的是傳承久遠的民間信仰神聖的宗教觀、世俗的人情與面子、現實的商業與個人利益等,因此所遇到的阻力很大。有一次筆者參與某間頗有規模的廟宇在廟會前所召開的協調會議,這次會議召集了繞境活動路線中牽涉到的所有廟宇人員來開會,現場來了上百位的各廟宇管委會成員代表。由於廟會活動牽涉到交通管制等問題,因此廟方必須發公文通知市政府,市政府得知要舉辦大型廟會,便派了民政與環保兩個單位的人員前來與會,希望能夠借此機會進行宣導。另外,由於廟宇是地方社會重要的集體認同所在,對政治人物來說是獲取民眾認同不可忽略的對象,因此這次會議也有兩位市議員也來參加。在會議中,環保局的官員提醒廟方要注意市府有關燃放鞭炮的規定,盡量不要燃放。接下來另一位市府人員要發言時,則被廟方技巧性的阻止了,並說「我們都知道妳要說什麼」。緊接著則是兩位市議員發言,其中一位毫不掩飾地表達了對於官方不讓民眾燃放鞭炮的不滿,強調不能放鞭炮還算是什麼廟會。接著對在場與會的所有人宣布,這次廟會活動中只要有收到市政府罰單的,全部把罰單交給他,罰款由他來處理。會後聚餐時,這位市議員還不斷地強調放鞭炮的重要性,批評官方不瞭解民間信仰的宗教邏輯,並且認為官方對於鞭炮所造成的空氣污染太過誇大,應該把精力用在解決其他真正會造成重大污染的事物上。

經過不斷的努力,各地方政府對「廟宇優質化」的追求不能說沒有成果,許多廟宇現在普遍都瞭解現代性價值的重要性,雖然面對傳統宗教價值時他們大都以宗教價值優先,畢竟廟宇是宗教場所,不過也會盡量有所節制,使得現在的廟會已經可以看出某些改變,例如通常會有人隨時收集垃圾,或者繞境時折衷式地盡量不要沿路燃放鞭炮而只在定點施放等。這場宗教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的拉鋸戰,在各地方政府的努力下正持續的進行。這場拉鋸由於牽涉到的面向很廣,因此所謂的「廟會優質化」的追求是一個步履蹣跚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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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川普、法國馬克宏——世界新秩序?

劉大和/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一、最年輕的法國總統誕生

馬克宏(Emmanuel Macron)當選法國總統之所以受到矚目,恐怕是來自於遙遠的大西洋對岸,美國由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總統所造成的影響。至於川普當選為何震撼大家,戲劇化的表象是他給人的狂人樣態,但內在核心是他的政治理念。因為他代表的是推翻這百年來慢慢建立的文明秩序,這個文明秩序觀包含了國內外政經秩序和人權文化的複合體。

儘管許多人被川普嚇到,但他也擁有許多支持者,這倒不容忽略,因為他們都希望川普能夠改變世界,不過,從川普競選以來,他的政見就讓人質疑可行性,當選以後,他的許多政策就讓人加深這種印象,許多政策都與先前的宣稱不同,有許多自我論理上的矛盾。人們大概還可以預期,他未來的國際干涉主義會比前任的總統還要深且多。

至於法國,受到川普當選的震撼,人們自然放大了對極右派陣線勒班(Marie Le Pen)的關注,不過,法國人民還是與美國人不同,法國人對於現狀不滿,但兩百年來的文化影響,對「主流文明」的價值有一定的堅持,不至於走歷史的回頭路,但這句話說得可不容易,原因是這幾年法國所受到的恐怖攻擊,不管在次數或傷亡人數,早已深印人心。在不安全的狀態下,要抵抗負面的觀念、離棄負面的價值,應該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因此,這次的選舉結果,應該可以看成是法國人民對主流文明的一種表態。因為,馬克宏個人的支持度實質上還不夠高,共有三分之一的選民棄選,這表示他們不那麼認同馬克宏,但同時選民也讓馬克宏壓倒性的勝過勒班。馬克宏確實至少代表主流文明的最低公分母,但顯然他的中間派路線說服力仍然不夠強。至於他的政策到底是什麼?我們所看到的具體措施常略顯細部枝節化,除非回歸整體的歷史脈絡,比較難掌握其所代表的深意。但也不能說沒有用處,因為我們仍可透過這些措施來了解政治動能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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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年輕的法國總統——馬克宏。圖片來源:法新社。

 

二、中間路線的崛起

中間乃是一種相對位置,既不是最左派,也不是最右派。這裡用最右派一詞,乃是因為這與勒班的極右派是不同的理念,後者充斥種族主義情緒,想透過國家來進行自我優位的確認和改變主流文明的「束縛」,也就是擺脫國際政經秩序、市場經濟或社會平等概念等。至於台灣政治賽局中偶爾也會有左派和右派的稱號,但嚴格說,都與政治經濟思想中的定義不太相同。

傳統右派的市場經濟(個人自由競爭)和左派的社會主義(集體分配財富)理念都很容易理解,而且強而有力。萬事萬物/社會運作都歸結到一兩個核心概念,就理念的層次來說,邏輯性強且一致性高,在應付各種次級事務時,也很容易從核心理念出發,推導出相關的對應措施。如果我們相信偉大事物的原理都是簡單的、純粹的(想想那些歷史上所發現的重要物理學公式),那麼他們都具有這樣的樣貌,而簡單的道理也能夠有廣大的宣傳效力,因此他們各有堅貞死忠的信徒。不過,從簡單的角度來看,右派比左派更接近簡單,更有宣傳力,因為左派至少有兩大派別(共產主義和社會民主),理念就不太一樣,不夠簡單了。

市場派理論祖師爺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把市場機制描述得像是一部自動的機器,隨時保持均衡,態度是樂觀正向,一旦互相牽動的兩方,如供給需求,產生不均衡,就會產生調整的趨向,因此得以重新產生平衡。只要相信市場機制的完美,人類基本上不用為制度做什麼事情或憂慮什麼。雖然歷史上常有人們抱怨這樣的機制,拋開抱怨者不論,但信者恆信,現實的不完美乃因為現實中的市場機制不夠徹底,既然未曾完全實現過,那就繼續期待更徹底的市場機制出現—至少在那時方有機會否定市場機制的完美性。

在現實上,歐洲的許多國家都可說是以社會民主制度為主,與共產主義不同,社會民主制度與市場經濟並存,但透過種種方法,企圖矯正財富分配的不平均。社會安全/福利制度只是其中顯著的一項。自從德國的社會民主黨設立以來,本也充滿樂觀的色彩,制度的改革使得人們的生活有一定的改善。不過,自從因為無法保持經濟高度成長、降低失業率和解決社會福利赤字以來,人們開始懷疑其中是否出現問題。拋開轉向者不論,有人認為是因為執政者妥協性太強,導致財富重分配措施不彰,歸結來說,仍然是尚未實現徹底的社會民主制度所導致。不過,對於許多支持左派的人們來說,他們都是理想主義者,對於現實的不完美常常特別敏銳,因此,對於社會民主制度達不到終局的理想早有所批評,包括在台灣有許多讀者的英國左派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J. E. Hobsbawn),在他的書中也點出社會民主制的困境,對於往哪裡去顯得束手無策。不過,這裡要提一下的是左派的理想藍圖本來就比右派高,左派的財富平等想像比右派的市場平等要難得多了,面對施政結果,左派比右派容易顯得難堪。

上述兩者是歐洲許多國家政治中,政黨界線最重要的分歧點,到現在也幾乎都還沒有被真正的取代,只是當現實問題持續存在,政治人物/學者無法提供進一步改善的「大論述/典範」時,人民開始不耐煩,再加上全球化和移民的問題,嚴格來說,這些問題雖可從兩大典範出發作思考,從核心理念出發去做推論,但真正面對問題時,卻都顯得有些窘迫。全球市場經濟的生態不太像一個小型的密閉空間,當有部分空間溫度變化時,熱能流動順暢,馬上可以恢復均衡。每個獨特的小空間彼此之間的空氣流動並沒有那麼順暢,恢復理想中的均衡要很久,但人民卻不滿意這樣的現狀。當然,人民的不滿意倒也有正當理由,在歐洲,這些年來幾乎都是左右兩派輪流執政,人民給了兩派都有實踐的機會,當中來回也好幾次,不過,現狀卻還是讓人不滿,可說是一種改革僵局,不巧移民問題把一些人們問題的歸因點轉移。但歐洲人比較沒有像美國人那麼相信,以為排斥移民群體就可以解決自己的問題,更何況這與長期以來歐洲人民自認開啟的現代文明有所違背,與自己的道德感背道而馳。社會民主制所主導的歐洲社會有其功過之處,往回看,人們會看到現代社會保障了許多人的生活,也促進了人權的提升,留一些餘地來看待現實,雖然有點無奈,倒也合理。但也有許多人不太會把過去到現在的成功一直記在心裡,而是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或者是他們認為這對於現狀的改善沒有幫助,他們希望改變,但就像許多時代所產生的現象一樣,他們都是找最弱勢的對象來發洩最大的怒氣。不過,納粹的歷史教訓離現在還不算太遠,多數人們總還記得順著暗黑本能而行造成的嚴重後果。

 

三、超越左右路線的馬克宏

回到馬克宏,那他的政策主張呢?他在經濟上首要的立場在於支持市場經濟和全球化,並且要大幅改革年金制度。但他也不去挽救失敗的企業,而是要去訓練和幫助失業者。在財政上強調要節省開支,以便符合歐盟對政府債務的標準。但相對的,政府要進行一些投資,特別是在公共基本建設、數位科技、環保措施、學徒教育。至於在勞工方面,降低社會安全制度的個人負擔,以便增加購買力。允許人們可在法定工時之外工作,只是此部分的收入並不給予賦稅優惠(本可免除部分社會捐)。不改變62歲為退休年齡,尋求盡量統一各年金之準則,以降低複雜度。在歐盟政策上,支持留在歐盟,促進和其他經濟體更自由貿易的協定,例如歐盟和加拿大。政治改革的主張主要在於降低政治人物員額和支出。此外,馬克宏要禁止學童在學校使用手機。18歲青年可擁有文化護照,也就是可以參加許多付費的文化消費,如電影、購書、戲劇,以此抵費。[1]馬克宏原本是左派社會黨的內閣閣員之一,因此,我個人認為他的「立場趨勢」略為偏左,如果我們把社會民主看成是社會民主精神凌駕在市場經濟之上的話,那麼市場經濟仍然存在,且有時候還要像荷蘭人把土地還給大海一樣,須退還一些自由度給自由市場,那麼馬克宏的政策大概可解讀類似像這樣的角色。總之,所謂的中間派就是拿捏現在需往左邊或右邊一點。在思想美學上,這一點都不完美,但在歐洲戰後的現實上,卻很管用。

回頭再看台灣,台灣與歐洲或美國不同之處,我們沒有大量移民的問題,傳統政黨不太有典型的左、右兩派的訴求,再加上兩岸問題一直是重要訴求,因此,我們的政治熱情與不滿的重點也與歐美不同。但青年低薪問題卻與全球化的經濟市場有關,這隱隱約約與歐美的人民問題相對應,不過,還不到以排外作為政治訴求的程度。至於本文標題所提出的世界會產生新秩序嗎?川普的美國或許有能力超越傳統右派之外的思維來做些不一樣的事情,但我個人比較相信最終還是會回到現有的政經秩序上,因為拼湊的政治經濟觀難以撼動現有架構,在那當中,有些是複雜的建構體,有些是人們的慣常行為所致,改變太難而代價太大。

 

 

註解

[1] http://www.bbc.com/news/world-europe-39845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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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制度與教育機會的平等性

陳建州/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從「聯考比較公平!?」談起

又到了入學考試期,許多朋友的小孩剛參加完好幾所學校的面試,一如往常,在陸續放榜後,呈現幾家歡樂幾家愁。而在同時,知名的雜誌再次討論「聯考公平性」的問題。[1] 那麼,什麼是「比較公平(或者沒有比較公平)」呢?這裡的「公平」對於社會學而言指的是教育機會在不同「階層」之間的平等性。[2]

長期以來,我們使用不同的篩選的方式決定誰可以升學,以及進入什麼學校。以前的篩選方式是聯考,包括國中升上高中/高職/五專的入學考試;高中/高職升上一般大學/技術學院/二專/三專的考試,以及二專/三專升上二技等。這些考試從每年七月初開始,猶如挑選水果一般,最大的水果會在第一道關卡被挑出來;次級大小的則是在第二道關卡被留下來,幾道篩選後,不符合標準的水果就被淘汰,看是要製成果醬或者當作堆肥。

和現在所使用的入學方式相比,聯考制度的篩選方式相對簡單許多——只有筆試,以分數高低決勝負。記得以前參加北區公立高中聯招,這些學校的排序(以男生為例)依次是建中、師大附中、成功、中正、板中、復興、泰山。沒有錄取理想學校的考生,看看是要參加隨後的私立高中聯招、高職聯招、五專聯招,或者重考,或者放棄升學。

多年的聯考制度實施下來,不斷遭到指責,包括「考試引導教學」、「一試定終生」、「學生壓力大」、「只重視智育」等等,於是教育部推出了「多元入學方案」,在「聯考」這個軌道之外,增加其他的入學方式,以回應社會的要求。然而,實施新的篩選方式之後,卻被罵得更慘,這回指責的理由除了「學生壓力還是很大」之外,讓很多人發火的是「多元入學=多『錢』入學」,亦即,很多人認為多元入學其實是為有錢人開方便之門。為什麼呢?因為多元入學要學生準備許多「備審資料」參加甄試,這些資料如果展現出考生各方面的智慧或才能,就有比較好的升學機會。大家想想,什麼人能夠多才多藝呢?當然是家庭經濟比較好的人囉!於是很多人開始懷念以前只有聯考的歲月,認為在聯考的時代,貧寒人家或工農子弟能藉由公平的筆試獲得升學機會,取得向上流動的機會,進而改變命運,聯考被歌頌為古代的科舉制度,是讓窮人與富人可以公平競爭的競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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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團體於2015年抗議「多元入學」變「多錢入學」。
圖片來源:蘋果日報,胡瑞麒攝。https://goo.gl/f5lVA9。

不管什麼篩選方式,升學結果都存在階層不公平

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能從科舉制度當中脫穎而出者,機率比較高的其實還是官二代或富二代,至於我們從歌仔戲得知的「寒窗苦讀➜進京考試➜衣錦還鄉」的人物,因為相當稀少,或者基於統治的需求而被傳唱,讓大家以為科舉制度很公平。有人提出反駁,認為陳水扁總統能從三級貧戶子弟向上流動成為律師、立委、市長、總統,就是因為聯考讓他得以公平地與別人競爭。但是他仍屬於特例,因為研究的結果顯示,整體而言,在看起來公平的聯考制度下,能就讀好高中或大學的,社經階層背景較高的人的機率仍是比較高的!

那麼,為什麼多元入學會被指責是有利於中上階層子弟的不公平競爭呢?我們以2000年實施的高中多元入學方案作例子來說明。當時的升學管道以及實施的時程如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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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實施的時間來看,除了直升入學比較特殊(大多適用於私立中學)之外,推薦甄試、申請入學的時間是最早的,其次是聯考和登記分發。而參加推薦甄試或申請入學沒有成功的人,可以再戰聯考。而就各種管道的目的地而言,推薦甄試的目標大多是被認為不錯的公立高中;而申請入學和登記分發的目標主要是高職。在這樣的設計下,國中這一端的校方和教師也參與了篩選,他們會「指導」某些學生參加推薦甄試;或「指示」某些學生參加申請入學。教育現場發生了許多的事,包括:學校集合部分學生做課後特訓(菁英班),以便在推薦甄試中勝出;教師告訴某些學生去登記分發就好,不必聯考,甚至有的學生不知道當年其實還有聯考。

那麼,多元入學方案怎麼會被說成是有利於有錢人的制度呢?第一個原因是多元入學方案將篩選過程變得複雜,讓人覺得競賽的過程與結果有「被偏心」的可能。大家想想,在過去聯考制度下,學校老師沒有權力命令那些學生可以/不可以參加聯考;招生學校除了依據分數錄取學生之外,沒有其他理由接受/拒絕考生。而在多元入學方案之下,原就讀學校和招生學校都明顯地擁有篩選權(裁判多了好幾位),標準也顯得更彈性(多元),這種由簡轉繁的程序,「被不相信會客觀」的程度就提高了。那麼,會「被偏心」的對象是誰呢?當然是有辦法的人,想當然爾就是那些教育程度、職業、收入很不錯的人啊!

第二個原因是,多元入學的篩選制度「把隱藏的秘密攤在陽光下」。許多研究都指出:學生的學業成績和家庭社經階層有高度關係。[3] 家長的教育程度越高,通常是職業較佳、收入較高,孩子的成績越好,只是大眾不必然知道這樣的事實,大多認為學生成績不好是因為不用功、貪玩,甚至智商比較低。所以先前對於聯考的指責,焦點並不在於「教育機會不均等」;而在新制之下,由於推薦甄試的時間比較早,並且目標大多是不錯的公立高中,所以在校成績比較好的學生,就有比較高的機會因「被推薦甄試」而先獲選進入公立高中,而推薦甄試通常需要準備精彩、多樣、厚厚的備審資料,當中記載著擁有什麼才藝、得過什麼獎、擔任過什麼幹部、參與過什麼社會服務……,這些項目的多寡往往又與家長社經地位有關。這下子就不得了了!大家在這個過程中清楚地看到了社經背景比較好的學生有比較高的機會被推薦甄試而提早升上較好的學校,所以人們火冒三丈,大聲疾呼「不公平!」然而,不論是昔日的聯考或是後來的多元入學,家庭背景比較好的學生進入排名比較前面的學校的機率都比較高,多元入學之所以被罵,僅是因為它把這個「階層間教育機會不平等」的事實赤裸裸地呈現出來而已!聯考之所以被誤當作公平,只是用了一種形式平等的一次性筆試,把這個隱而不顯的祕密掩飾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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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考其實只是形式上的平等,實質上學生的學業成績和家庭社經階層仍有高度關係。
圖片來源:中央社,https://goo.gl/DFYl73。

說到這裡,讓我們補充解決一個問題:為什麼家庭社經地位會影響孩子的教育成就呢?首先,「文憑」是勞動市場篩選人力的重要依據,不管它表示的是真正的生產力或只是信號,而只要是文憑如同入場券或績優股,可以為人們帶來長久的利益,那麼,教育成就就是大家競爭的標的,學校猶如競技場,學生為了得到好成績而競爭;升學管道也是競技場,考生在此爭奪稀有並珍貴的文憑。而為了贏得競賽,人們會拿出可以利用的資本來增加勝算,資本比較豐厚的,就容易獲得較佳的培養,得到較佳成績。就好像先進國家的運動員擁有龐大經費做後盾,可以聘請高級教練、專業醫療團隊,也可以吃最好的營養品、在很棒的場地受訓,最後在運動場上拿一大堆的獎牌。而較低度開發國家的運動選手的資源少、沒有專業團隊幫忙,平日還要下田工作,得牌的機率自然很低。不過這些欠栽培的運動員參加比賽是有重要貢獻的:讓運動賽事看起來很浩大,也因為他們的「陪賽」(陪先進國家選手比賽),讓先進國家的贏家顯得是「萬中選一」。當然,欠栽培的選手也有少數奪牌者,但多屬於天賦特優或毅力過人的奇葩。

升學競爭的勝負如同運動競技,其實反應考生長時間以來的學習成果。那麼,誰擁有比較豐厚的可用資本來培育「升學」選手呢?研究指出,教育程度比較高的人比較有能力指導孩子的課業;家庭經濟比較寬裕的人比較有能力讓孩子去補習,這些人也有比較高的機率與學校建立社會網絡、與老師聯繫,他們的孩子比較容易獲得重視,於是經年累月下來,不同社經階層背景的學生「受栽培」的程度就不一樣,成績便出現了差距,而後在升學考試的那一刻反應了這個事實,而這個事實並不會因為升學制度的不同而有改變。[4][5]

不過,現今多元化的入學篩選方式倒是給予某些學生家長自我感覺良好的機會,例如,孩子如果在大學甄選入學這一階段就錄取了不錯的學校,家長就可以開心地告訴別人:「他(她)在面試的時候好穩!」、「回答口試老師的時候答得很好!」、「不知道為什麼,他(她)一直都給人家很好的印象……」儘管這些可能只是家長自己以為的「勝出原因」,但是這種機會在唯一筆試的聯考時代可沒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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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管道猶如臺灣體育界資源分配的問題,導致基層運動員面臨諸多困難。謝淑薇退賽、葉耀文無竿可跳,前天奪下金牌的臺灣羽球國手戴資穎,也表示球衣過大造成干擾。圖片來源:https://goo.gl/rx7BNP。

 

教育階層化的事實

一、不同家庭背景者在教育等級上的差異

學校教育有不同的層級,從初等教育的國小到高等教育的研究所。許多研究指出,家庭背景比較好的人,能夠取得較高階段教育的機率比較高,[6] 原因除了在學期間的成績差別之外,還包括家庭經濟是否能支持孩子繼續升學。受教育要付出蠻高的成本,不僅要繳學費、買文具,還包括就學期間沒有勞動收入所損失的金錢。因此,就「錢」的部分而言,家庭背景較佳的孩子,比較有本錢讀很久。例如,如果國中畢業後繼續升學,那麼,在高職/五專的選擇上,家庭背景較佳的孩子,比較可能就讀五專,因為讀五專的成本遠高於高職。「不同階層者取得的教育程度有差異」的情況一直存在著,即使大家以為現在的大學數量足以招收所有的18歲左右學生,但是進入大學就讀的學生,他們的家庭社經地位平均而言仍高於沒有讀大學的同年齡孩子。而即使是進入大學就讀,當經濟不景氣時,家庭經濟比較不佳者就可能休學。[7]

 

二、不同家庭背景者在教育分流上的差異

臺灣學生的就學經驗中幾乎都經歷過「能力分班」,將成績相近的學生編在同一班。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學校告訴大家「這樣的學習效果比較好」。儘管這樣的說法存在爭議,教育部後來也明令禁止,但是仍有許多學校會這樣做。[8] 如果校方依據教育部的指示採用常態編班,我們就會聽到「學生家長抗議,要求能力分班」的新聞報導,[9] 甚至採取激烈方式給學校壓力。[10] 可是能力分班的好處尚未獲得完全確認,它的負效果卻是公認的,因為被編排「低能力班」的人,就被貼上「壞學生」的標籤。讓人傷心的是,在過去,我們很少看到這些「壞學生」的家長向學校抗議這種分班方式,直到近年權利意識抬頭,逐漸有家長檢舉、抗議學校能力分班。[11] 不過,山不轉路轉,既然公立學校不能能力分班,經濟狀況較佳者,就把孩子送進學費昂貴的私立學校。

上述這種現象就是各方在「教育分流」上的競爭。大家總想安排自己的孩子在較佳的軌道上前進,尤其是中上階級,他們會想方設法在群體中找到區隔,讓自己的孩子獲得較優的教育資源。

教育分流還包括同一階段不同種類的學校,例如:高中/高職、學術大學/技職大學。儘管15~18歲孩子接受的高中階段教育已經達普及程度,但是高中和高職這兩類學校學生的家庭背景仍有明顯不同,平均而言,高中學生的家庭背景高於高職學生。而在大學方面,如果我們蒐集大學學生的家長教育年數,則可以發現各校學生家長教育年數平均數與大學的排名(台清交成…)有著高度的相關性:排名較前的大學,學生家長教育年數平均數較高。也就是說,教育文憑的競爭,除了比「有沒有」文憑,還要比「有哪種」文憑,教育種類的競賽結果仍是:家庭社經背景較高者比較可能是贏家,這種結果也不因為入學方式的變革而改變。

 

三、不同家庭背景者在學習種類上的差異

現在大學的數量相當多,新生的數量卻逐漸減少,所以,只要是繳得起學費,就可以進入大學。而依據前述,家庭背景比較好的人,有較高的機會就讀學費低廉、資源豐富的國立大學。雖然教育競賽主要是在等級(國中、高中、大學)和分流(高中/高職、學術大學/技職大學)方面,但是這裡要另外提出的是「學習種類」上的階層差別。

如果把大學的科系簡單地區分為理、工、農、醫、社會、法律、經濟、教育、心理、藝術、人文、體育等類別,並且用適當的方法計算他們的學生的性別分佈,我們可以發現男女的學習種類有著明顯區隔。接著,我們分析各種科系在職場上獲得的待遇,可以發現男生居多的理工自然科系,在職場上的報酬比較高。而如果我們把性別再依階層做區分,研究發現,家長社經地位較高者,他(她)的女兒比其他女孩有較高的機率就讀理工自然科系,[12] 將來賺比較高的薪水。也就是說,中上階層的女孩的學習種類比較可能跨出傳統性別刻板印象,進而在未來獲得較佳的經濟能力。

 

 

結語

運動競賽選手歷經漫長的培育過程,而後在數年一度的重要比賽上一決勝負。教育競賽亦然,學生也經歷漫長的家庭與學校的培育,而後在升學篩選關卡論輸贏。所以,只要是教育文憑被當成篩選人才的依據,教育競爭就不會停止,而為了贏得好的文憑,家長可能投入可用資源來提高子女的勝算,於是,教育階層化便持續存在——家庭背景好的學生,有較高的機會升學,並進入好的學校。而這樣的結果,並不會因為入學制度(篩選方式)的不同而翻轉。

昔日聯考被認為比較公平,能讓不同階級的人有公平的升學機會,其實只是因為它在形式上顯得公平,考生的錄取結果仍與其家庭背景有高度關係。現在入學方式多元,競賽關卡增加了資料送審、面試等,時間也提早許多,大家發現能把這些資料做滿做好、並且通過複試而提早脫離升學苦海者,大多是家庭背景不錯的人,所以指責多元入學=多「錢」入學。其實,就大學而言,學測成績影響入學結果甚鉅,因為它決定能否申請入學,而學生參加複試時的送審資料與面試情形其實差異不大,對於入學機會到底有多大影響,其實值得深究,大學入學結果仍與家庭背景有著高度相關。而聯考之所以被懷念,只是因為有個單色的外衣遮掩教育機會不均等的事實,使之隱而不顯罷了。不過,這也是很正常的社會現象,人嘛!眼不見為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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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嘛!眼不見為淨。」
聯考之所以被懷念,只因有個外衣遮掩教育機會不均等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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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  天下雜誌(2017年4月15日)。《經濟五四三》「看看數據,聯考真的沒有比較公平!」網址: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 1959。

[2]  「階層」是指人類社會的高低位置,並且位置的高低不同,擁有的資源多寡也不同。例如,「中上階層」指的是那些社會地位位居中上的人,而他們的資源也是比較豐富的。能有效地呈現人們在社會上的位置的高低差異之分類很多,包括社經地位、性別、族群等,甚至宗教。其中,「社經地位」可以用教育程度、職業、收入等來測量。

[3]  早期到近期的研究都呈現相同的結果,例如,黃富順於1973年發表的〈影響國中學生學業成就的家庭因素〉(刊登於《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集刊》第16期,1-21頁)、陳建州與劉正於2001發表的〈重探學校教育功能–家庭背景因素影響力變化之研究〉(刊登於《台東師院學報》第12期,115-144頁)、陳俊瑋與黃毅志於2011年發表的〈重探學科補習的階層化與效益:Wisconsin模型的延伸〉(刊登於《教育研究集刊》第57輯第1期,101-135頁)。

[4]  例如英國,英格蘭和威爾斯的中學原有兩大系統–「grammar schools」和「secondary modern schools」,前者主要是為了進入高等教育;後者則是給沒有進入grammar schools的人就讀。由於這種雙元學校系統呈現高度階層化,英國政府遂全面實施「comprehensive schools」,此類學校包含各層次能力的學生,用意在於降低學校教育階層化情形。實施的結果是,中上階層子弟仍以進入grammar schools為主,仍持續保持教育機會的優勢。亦即,中上階層者會想辦法保持教育分流,以確保其子女得到較佳的位置。

[5]  升學制度的變革也包括降低學費和提高錄取率,但是研究同樣顯示,這些變革並無助於降低社經階層之間的教育機會不平等。

[6]  例如,陳建州於2015年發表的〈以性別間教育成就差異的平等過程驗證門檻假說〉(刊登於《社會科學論叢》第1期,97-120頁)一文,整合1990年~2001年的各期臺灣社會變遷調查,獲得超過四萬筆的樣本,並將他們劃分為九個出生群組,分析父親教育程度對於他們教育程度的影響。結果發現,父親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本人能完成高中階段教育的機率就越高;獲得高等教育的機率也是越高。

[7]  聯合報(2009年2月12日):「受不景氣衝擊,大學開始出現休學潮,即使收費較低的國立大學,也有不少學生繳不出學費,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已有一百卅餘名學生辦休學,比往年多一倍。」

[8]  蘋果日報(2006年8月20日):「《蘋果》抽查23所南投縣內國中,竟有15所違法能力分班。集集國中校長廖大齊坦承有進行能力分班。但南投縣教育局則說,有督學稽查,此情形「不可能」。家長團體指出,能力分班確仍嚴重,現行督學稽查制度,根本查不到,教育機關應負全責。」(資料來源: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060820/ 2831897/)

[9]  華視新聞(1997年9月1日):「教育部積極推動的常態編班政策,再度遭到挑戰,部份台中縣鹿寮國中的學生家長,上午聚集在學校門口,反對實施常態編班,並且和學校發生爭執,而堅持依照政策實施常態編班的校長,因為氣憤過度,結果在下午身體不適住院治療。」(資料來源:http://news.cts. com.tw/cts/general/199709/199709010007653.html)

[10] 公視晚間新聞(2010年9月6日):「彰化的陽明國中在彰化當地是家長眼中的明星國中,不過在學期剛開學沒多久,有180名新生原本要報到,卻選擇其他私校就讀,原來是家長不滿學校採取常態分班,希望學校可以用能力分班的方式選擇特定老師,以及可以篩選掉不愛唸書的學生,讓自己的孩子可以專心唸書。」。(資料來源:httpv://www.youtube.com/watch?v= N1jEYPW4Jn0)

[11] 聯合影音(2015年1月29日):「南投縣教育產業工會指控中興國中沒有依規定常態編班,中興國中家長會今天率學生和家長,高舉布條到南投縣教育產業工會抗議。」(資料來源:https://video.udn.com/news/270064)

[12] 見陳建州(2009)。〈影響大學生學習領域性別階層化之因素〉,《教育研究集刊》,55(2),35-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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