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動能與年金改革:從擴張到縮減

施世駿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台灣在1990年代民主化之後,開始黃金十年的社會政策擴展階段,逐步建構起各面向的社會保障制度。其中最廣為稱道的是1995年實施的全民健康保險,整合了以往制度零散的醫療保險種類,建立起以衛生福利部中央健保署為主要調控者的全民醫療保險。不管是醫療成本控制與服務提供,全民健康的成就令人矚目,被視為臺灣民主化過程中建立的指標性醫療保障制度,也成為正在從事醫療保障改革的國家參考對象。

與健保同時啟動的社會保障項目──年金改革,也在1990年代逐漸浮現,繼而驅動長達數十年的年金改革。有趣的是相較於醫療保障制度的改革,台灣的年金改革不管在制度整合、保障程度等方面,都呈現明顯的落差。2007年台灣開始「國民年金保險」,涵蓋還沒有老年保障的群體;在2009年針對勞工保險實施年金,改進原先只有一次性給付的缺失,但是整體而言,年金制度的職業群體制度零碎、不同職業群體之間的保障程度差異等等問題,依然沒有在改革後獲得完善解決。

這些問題積累出福利改革的動能,隨著2016年民進黨在大選獲得勝利並取得完全執政的條件,「改革」成為人民殷望的兩字。在台灣的民主政治下,處理福利擴張,卻是依循完全不同的邏輯:前者意在擴張既有社會政策,或是實施新社會政策以確保社會群體的福利,而後者卻是在制度的壓力下(例如財務虧損)必須削減既得利益者的福利。但是既有的絕大多數探討台灣福利發展的文章,仍然集中於瞭解民主化與福利擴張的關係,並沒有試圖進一步瞭解民主化與福利削減的關聯。重新瞭解這兩種制度邏輯的差異,將有助於我們理解當前發生於周遭的福利改革現象。

民主化下的台灣年金福利擴張(19902008

民主化的轉型明顯改變東亞社會政策的發展輪廓,包括年金在內的社會政策,逐漸朝向普及式的制度擴張,使得學者開始注意政治民主化對東亞福利體制的正面影響。政黨競爭、社會運動對於威權執政黨形成壓力,必須回應福利擴張的訴求。即使在民主政治中,社會政策也常常被當作籠絡選民的手段,藉此爭取其選票支持;只要政黨競爭愈激烈,對於福利政策擴張愈有明顯的效果,因此把民主化當作一個重要的觀察指標。民主化激發民間部門展現的社會力,加上政治部門順應新的選舉規則,二股力量交互運作下,為台灣年金制度發展帶來新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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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年金成為台灣民主化下的選舉手段

資料來源:

自從1990年代以來,台灣老年經濟安全體系的變遷,涵蓋三個制度層面:(1)基礎老年經濟安全體系的建構與擴張;(2)前述之職業相關老年經濟安全制度的改革;(3)國民年金制度的建構。其中尤其是國民年金的規劃及發展長達十五年,1993年內政部社會司邀請學者專家及政府相關單位共同組成「國民年金制度研議小組」,1994年行政院經建會成立「年金制度專案小組」,在此專案小組中研議出「國民年金制度規劃報告」,但逢1995年的健保開辦,年金政策因而停擺。1996年重新啟動討論,又因1999年的九二一大地震而終止。2000年以後,經建會重新檢討,以社會福利會議的推動為主軸,卻爭議未果;在2004年之後不再以專案小組的方式探討,而轉為政府部門的規劃協商,最後於2007年通過三讀。從一開始提出「業務分立、內涵整合」的整合方案,其間經歷數個版本的爭論,最終以分立式小整合方案通過收場,亦即由各個年金保險各自運作,再另外設立「國民年金保險」涵蓋尚未加入任何既有年金保險的剩餘人群(例如失業者與家庭主婦)。

除了國民年金的討論之外,2002年以後,最重要的議題即是勞工退休後的經濟安全不足的問題。在1984年勞動基準法公佈實施之後,真正提撥退休準備金的單位數並不多,而中小企業平均壽命僅有13年左右,因此許多勞工退休後的經濟來源多是依賴勞工保險的一次性老年給付和私人所得移轉,勞退金成為當時的改革重點。

對於勞委會所規劃的勞工退休金新制,最主要的爭議在於提撥率多寡的問題,因此在政治妥協下,很快就於2004年通過。勞退金新制雖然一開始主要是為了因應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彈性化勞動體制,但是通過勞退金新制也代表著台灣勞動市場彈性化的里程碑。然而,勞動彈性化卻依然沒有成為台灣國民年金的主要議題,也非勞工保險老年給付改革的主要議題。因此,在2005年之後對於國民年金規劃的主要爭議也未因應勞動彈性化所帶來的挑戰,主要爭議反而是在是否與勞工保險整合,包括費率、給付內涵或是實質的保險人部分。最後因為民間社會福利團體仍有不同意見,而無法送立法院審查。

2006年召開「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對於國民年金規劃雖然有所共識,特別是指出國民年金應該整合勞工保險,成為整合式的國民年金體系,然而,這其實與之前的規劃有所差異存在。從1990年代末期開始,一方面為了避免增加企業額外的非勞動成本;另一方面,因為整合式國民年金體系會面臨制度整合的困難,無法在短時間內解決,進而影響國民年金制度開辦的時間,因此規劃方向傾向分立式的國民年金體系,也奠定之後國民年金體系的基礎走向。

2008年十月實施的國民年金涵蓋人口,即是還沒有加入勞工保險及軍公教保險的人口群;第一年保費為6.5%,第三年則調高0.5%,之後每兩年調高0.5%至最高12%;其中政府將會負擔40%,其餘部分則由個人承擔。給付部分則是根據兩種公式計算擇優。

另外,國民年金有最低保障的規定,領取資格卻有附帶條件。新規定的勞保年金,主要有下列三點:第一,老年給付的方式將由一次給付改為年金給付,不過也保留勞工選擇年金給付或是一次給付的權利;第二,保費費率第一年7.5%,費率由第三年起調高0.5%,其後每年調高0.5%,至10%當年起,每兩年調高0.5%,上限為13%。據估計將在2027年左右保費費率將會調至最高。所得替代率的部分,則為1.55%。易言之,一旦可以領取全額年金,那麼每月的所得替代率將會高達46.5%。第三,老年給付請領年齡將逐漸提高至65歲。第十年提高一歲,其後每兩年提高一歲,以提高至六十五歲為限。也就是說約在2026年時退休年齡將達到65歲。

◎進入福利縮減的政治動能年代(2009~)

台灣自民主化以後的福利擴張,到2009年開始實施國民年金時達到極限,至此已經建立起涵蓋全民的老年經濟安全體系。隨著各項年金保險或津貼制度的財務問題日益浮現,往後的政治動能轉向福利的改革,開始更為艱鉅的制度改革。

國民年金的通過卻引起兩項爭議。第一,基礎的國民年金體系已經通過,但是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卻依然是一次給付,因此社會團體也積極推動勞保年金化相關的改革。其中最大的爭議即是保費以及所得替代率,一直延宕到2008年國民年金開辦之際才通過法案。

其次,國民年金體系將農民納入保障人口之列,然而卻引起農民團體的抗議。勞保年金化、農民和國民年金脫勾的要求,很快的在國民黨重新執政之後獲得重視,2008年七月,隨即在立法院通過國民年金和勞工保險條例的修正法案。前者確定國民年金於開辦之際將會排除農民,農民依然以農民保險為主,且領取老農津貼。

此刻的年金制度依然面臨主要困境:一、職業群體制度零碎、不同職業群體之間的保障程度差異等等問題,使得各自的利益團體間缺乏互信,抗拒相關群體的福利緊縮。二、與此相關的是政府管理部門分立,造成彼此各行其是,在制度整合時立場分明,形成改革阻礙。這些問題在2000年以後民進黨執政後浮現,成為年金制度無法實現大整合的主因;另外也由於當時朝小野大的政局,導致重大改革難以在立法院通過。即使在2008年國民黨重新取得立法與行政的完全執政優勢,依舊無法在制度整合或個別年金制度的改革上取得成果。除了2009年的勞保年金化與2014年修正老農津貼領取門檻之外,其他的改革芻議例如2013年考試院的公教人員年金改革、以及行政院提出的勞保年金改革草案,多半無疾而終。隨著各個年金制度財務日益吃緊,蘊積了充沛的政治動能,進而賦予2016年重新上台的民進黨政府推動改革的正當性。

 

◎「年金改革」字眼,已經從「票房毒藥」變成「政績加分」

自從蔡英文上任總統後,出現最多的辭彙大概就是「改革」兩字,此時任何的制度改革都不再只是招致責難,反而可能是政績加分。在年金議題上,曾經在扁政府時代擔任政務委員的林萬億教授重操舊業,採取跟過去有別的做法,在總統府的層級設立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邀請各方代表共38名,每週聚會討論相關議題,藉此凝聚改革共識。等到委員會討論階段結束,將召開國是會議進一步與公民社會對話,最後才會進入立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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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三日 「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第一次委員會議

年金改革已成為蔡英文總統最大的挑戰

資料來源:https://www.flickr.com/photos/presidentialoffice/27576133720/

自從2016年6月23日召開第一次會議後,目前仍然處於政策討論的階段,尚難論其成敗。但是從福利制度變遷觀點來看,我們可以期待此次的年金改革,是處於較有利的制度環境:大幅的改革獲得更高政治正當性、民進黨第一次得到行政與立法完全執政的優勢、總統府層次的政策討論與整合。這些將克服過往年金改革所面臨的制度障礙,超脫官僚體系各自為政的困境,應該可以解決年金制度的陳疴,達到一定程度的整合。

儘管如此,福利撤退的政治牽涉到資源分配的衝突:如何在蛋糕變小的情形下,讓每個人都覺得公平分到一口,顯然是高難度的技藝。年金改革委員會議程中爆發的零星火花,以及軍公教團體在9月3日的上街遊行,應該只是這場改革政治工程的剪綵儀式,接下來的改革過程勢將面對更多的社會群體集體動員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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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軍公教人員走上街頭拉開反年金改革的序曲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軍公教反污名要尊嚴九三大遊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B%8D%E5%85%AC%E6%95%99%E5%8F%8D%E6%B1%A1%E5%90%8D%E8%A6%81%E5%B0%8A%E5%9A%B4%E4%B9%9D%E4%B8%89%E5%A4%A7%E9%81%8A%E8%A1%8C

另外一個可預見的考驗在立法院:即使委員會運行順利,得到政策改革的共識,在法案進入立法階段將面對更多利益的折衝。馬英九時代的顛簸經驗已經說明,完全執政並非行政一帆風順的保證,關鍵更在於領導人是否有高超的政治手腕,駕馭不同縣市選出的黨籍立委意向。一個觀察指標將是軍公教年金與老農津貼的改革進度對比:軍公教群體往往是國民黨的支持者,所以在本屆立法院民進黨籍立委佔多數的情形下,在沒有損失選票的顧慮下,應該會從根本處理軍公教年金與勞保年金不均的問題。反之,農民群體雖然佔台灣全體人口的一小部分,卻多半身處南台灣的農業縣市,是民進黨立委的重要票倉;能否有效解決老農津貼的弊病,將可檢驗綠色執政是否真正具有徹底改革年金的決心。

基於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用一句德語名言,捕捉當前台灣年金改革的制度動態:「上一個改革後即是下一個改革前」(Nach der Reform ist vor der Reform),單靠一次性的政策改革難以畢竟全功,而遺留的問題將需要下一個改革新措施加以應對。這一輪年金改革揭開台灣福利撤退的序幕,值得我們繼續關注民主政治如何影響這方面福利改革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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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組織知識,應對大學失效的年代

黃書緯 /台灣大學無邊界大學計畫辦公室

如果我們要理解大學在城鄉發展過中的角色?那我們應該把大學(普通、技職)、城市、鄉村分成三個不同的主體來思考這問題。不可諱言的,在過去幾十年城鄉發展過程中,大學扮演的一直是把鄉村青年往城市輸送的角色,說得更精確點,是把南部青年往北部送的角色。鄉村青年大學畢業後,留在城市工作結婚成家立業,一代一代的年輕人就這樣從農村的土地上被拔起來,移植到都市叢林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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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扮演的角色,一直是把南部青年往北部送

資料來源:s99.tku.edu.tw/~499400579/tku1.jpg

1990年代中期,在解嚴自由化,以及教改團體廣設高中大學的要求聲中,高教擴張開始;不只是數量上的擴張,更是地理上的擴張。這些新成立的大學雖然讓莘莘學子到了鄉村,但大學與所在社區之間,仍有一層不能說的「膜」相隔彼此。這不是說在都市中的大學就與所在社區就水乳交融,而是當地方對於新設大學的期待(或政治人物的政策口號)是「大學城引領地方發展」時,失望恐怕多於期望。於是,即使到了近乎「一縣一大學」的現在,位在鄉村地區的大學時常出現「週末學校像空城,師生城鄉兩頭跑」的情況。對社區居民而言,這些大學就像長頸鹿一樣,腳踩著地方,眼睛卻總是看著遠方。

大學不能為了參與社區,變成燃燒的平台

這樣的情況,老實說一直要到「少子化」的危機出現了,大學才開始在想如何立足地方,穩定學生來源。但也是在這時候,台灣過去「南北失衡、城鄉失調」扭曲式的空間發展模式讓城市過度擁擠,農村過於老化,大學這時候想逆勢把青年由城市往鄉村帶,甚至建立與所在社區城市鄉村合作機制,挑戰不可謂之不大。大學總是說要建立一個「城鄉共好,人才共創」的平台,但這平台卻正在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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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作為平台,要一直燃燒下去嗎?

要建立大學與所在城市鄉村之間的合作機制,這是許多大學現在面對的問題,也是我過去參與相關課程計畫的核心關懷,我們試過從「解決真實問題」「建立校外場域」不同的方式試圖強化大學與城鄉的連結。但實際執行上卻困難重重。目標不同、語言不同、網絡不同,這是三個主要阻礙大學與城鄉合作的原因。

不同目標之間的衝突

首先,大學雖然試圖從解決地方問題來與社區攜手,但它畢竟是一個「教學單位」,沒有多餘人力處理問題解決過程中的繁雜瑣事,在問題界定與解決方式上也必須回到教學面來考量。所以,雖然我們的確可以花兩到三年的時間把真實問題轉換成教學過程中的各種任務包,但對社區居民或城鄉政府來說,他需要的並不是大學從這過程中發展出什麼不一樣的教學方式,他要的有時候就是一間可以解決問題的顧問公司。越快越好。但大學不是顧問公司。因此,「目標不同」會是阻礙合作的第一個石頭。

不同語言之間的轉譯

其次,在社會參與的過程中,雙方使用語言的不同也會造成彼此在溝通合作上的阻礙。「語言不同」這件事並不只是像之前海院同仁在執行計畫時常說:「我們只會跟數據說話,偶爾跟魚說話,像跟社區說話溝通建立關係這種事情,還是要靠社會系啊」。更重要的,是在「科學知識」與「公民知識」之間需要一個「轉譯者」,讓社區(特別是農村社區)可以站在與大學平等的基礎上來討論事情。但這一方面會衝擊到前述大學作為一個教學單位對於「何謂知識?」的問題,另一方面則牽涉到最後一個障礙,也就是雙方社會網絡能否接起來的問題。

 在地頭人文化跟大學的關係拿捏

過去,社區大學、社區營造一直被視為台灣地方社會活力的展現,但近年來有許多研究開始反省在社造過程中地方頭人文化的問題。然而,當大學要開始與地方合作解決問題時,若不是與備受肯定的地方社造團體合作,就一定會在要不要與現有社區組織合作的兩難。有時候,大學會想要繞過現有盤根錯節的頭人網絡,試圖建立新的合作網絡,但這過程中的眉眉角角實在不足與外人道。更多時候,大學可能會被迫與現有的頭人網絡妥協,以利目標推動,但縱使在彼此不同的目標之間設立防火牆,原本預期的社會效應也已經大打折扣。

那麼,該怎麼辦?我們該如何強化大學與城鄉的連結?又如何由外而內地帶動大學學習生態的創新呢?

年輕人,靠你們了!???

老實說我很想直接說「不知道」,因為如果我有答案的話,這計畫就已經作完了。但我是真的不知道,我只是隱約地覺得有那麼一個方向,那答案或許就在「年輕人」身上。

兩年前,我曾經邀請新加坡國大社會系的何光中老師到我都市社會學的班上演講,研究社區發展與青年流動的他劈頭就問同學說:「你們有多少人畢業後想留在高雄?」嗯,不少人舉手「但你覺得你會留下來嗎?」啊,好多人手放下「為什麼不呢?」沒有工作、環境污染、都更太快,同學們開始七嘴八舌「那高雄市政府有做什麼努力要把你們留下嗎?」嗯,沒有「那學校有跟市政府採取什麼合作方式嗎?」啊,還是沒有「所以,你們還會想留下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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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社區跟大學的任務,會是落在年輕同學的身上嗎?】

大學、城市、鄉村,雖然共同面對的真實問題有百百種,但最根本,卻也最常被忽略的,其實是:「我們要怎麼讓年輕人留下來?」尤其是,當年輕世代已經厭倦這個「南北失衡、城鄉失調」的鬼島,開始想回到故鄉用自己的力量解決城鄉問題時,大學在這過程中有沒有想過自己可以怎麼與這群年輕人一起合作?還是,我們仍舊在課程設計上、在行政程序上、在校園空間上,把他們當作「受教育者」,而不是「自主學習者」?我們需要足夠的時間、容錯的機制,以及年輕人的參與,但這些都與「現有」的大學運作機制扞格不入。若是如此,老實說再多的教育部課程計畫恐怕也難以達到創新大學學習生態的目標。

因此,即使大學現在是個燃燒的平台,是個眾人曰之失效的年代,但我們能改變困境的武器還是「課程」。畢竟我們是一個教學單位。以新聞媒體為例,那是另一個眾人曰之失效的產業,但Jeff Jarivs在CUNY新聞研究所做的課程實驗卻讓我們看到一個改變的可能,一個課程改造如何改變學習生態的可能。在讀《媒體失效的年代》這本書時,Jarvis說媒體的工作就是「協助社群組織知識,以便他們能夠把自己組織得更好」,而這不也是我們在大學想做的事情嗎?

大學應該做的:協助組織知識,讓參與者自我組織得更好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從我的經驗來看,有以下三點建議:

1.創造一個回流率高的課程

山崎亮在做家島的社區設計時,說:「不是打造出只讓一百萬人來訪一次的的島嶼,而是規劃出能讓一萬人造訪一百次的島嶼」而我覺得課程計畫也該是這樣。課程計畫往往在想做大事,修課人數、social impact,每個計劃都在盤點尋找適合且願意的老師來開課。我們把空間撐大,一學年有近千人修了這計畫課程的課,但學生修課之後呢?老實說我們很少在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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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要求的課程設計,有時候會跟個別系所的目標有所衝突】

我們在SHS做過一次「學生流向調查」,想知道學生修完這門課之後會修什麼課,好開發課程之間的合作。我們發現,老師們總是習慣設計一個「基礎、進階(跨領域)、實作」的課程架構,但學生選課不是如此,他們往往是從進階的跨領域課程進入,然後有的往下修其他領域的基礎課程,有的往上修實作。所以,也許我們應該試著把跨領域課程成為學生進入這個真實問題場域的入口,然後讓學生在這計畫中發展自己。

因為從學生流向中,我們的確發現有一群學生一直回流、跨系,幾個人帶著一個議題在不同課程中一年兩年地發展著。而這不就是我們想要讓學生建立起來的自主學習能力嗎?我們不是期待他們可以發展出「使命」(mission)嗎?但現實是,mission會與各系所的課程地圖起矛盾。

2.開新課不如改舊課

計畫課程常常在開新課,用各種跨領域實驗創新方法,但是當計畫結束,這些跨領域的新開課就消失了。消失的不只是課程,也包括專案教學人員。而這已是全球大學教育現況。三年前在RGS-IGB,一位從巴黎來的學者就曾提到:「我們雖然一直想鼓勵學生進入社區,但現實是,對我們這些拿教書契約的臨時教師來說,有時候我們是在學期前才拿到一個學期的聘書,雖然你有三個月的教書期間,但是你只有一個月的時間去想要怎麼帶學生進入,然後一學期後,又不知道接下來是如何?」

而如果我們每年投入那麼多預算、爆掉那麼多肝,最後卻船過無痕,不是一切虛空嗎?也許,計畫該鼓勵的不是設計新課程(即使只是要求一兩門課),而該鼓勵對舊課程的改造,從選修、通識、學程,到必修,這樣才有辦法回應關於「計畫如何傳承?」的問題。

3.讓學生進入課程委員會

某些系所會讓學生加入課程委員會,可那多半只是聽學生對課程必選修數量的意見,當學生要對課程內容提出意見時,老師往往會拉起非請勿入的警戒線。我們把課堂當作我們的聖殿,不容他人說三道四。我們把學生當做課程的「消費者」(consumer),但mission需要的是「生產性消費者」(prosumer)。

所以,有沒有可能,我們在規劃課程時能夠先以焦點團體的方式知道學生的需求?有沒有可能,我們可以讓學生提案說:「我們修過了什麼課,我們想要發展某個專案,想要請這位老師與那位老師合開一門這樣的課?」有沒有可能,我們能真的把年輕人當做大學創新的夥伴。

參與社區政治,形塑新的社區

最後,也最重要的是,我們時常說社區政治很複雜,課程計畫要進入社區就是要淌政治混水。但公共政策學者Maarten Hajer說:「不是社區預設政治,而是政治形塑社區」。試想,如果我們想建立一種新政治,不管是那政治是巨觀還是微觀,我們都是在,也必須在,牽動一個新的社區、一個新的社群的出現。而這才是動真格的高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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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此圖,就知道社區政治很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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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本文為「第二屆全國教育創新營」發言稿

延伸閱讀:

我們從未設計過 http://swalk.blogspot.tw/2015/11/blog-post_15.html

跨界教學瘋狗浪 http://swalk.blogspot.tw/2016/06/blog-post_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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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需要被修補:障礙、文化與普世人權

張恒豪 /台北大學社會學系 

十幾年前,我第一次修Steve在夏威夷大學Manoa分校開設的研究所課程,課名是「障礙與多樣性」(Disability and Diversity)。課程的基本預設是「障礙是人類差異的一種,障礙者不是需要被醫療修補的次等人」。對我來說,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啟蒙經驗,讓我看到障礙者的抵抗與國外障礙文化的發展。那也是我第一次開始從文化的觀點來思考障礙議題,讓我從此開始投入障礙研究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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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修理的是社會障礙物,不是我!】

資料來源:marius.sucan.ro/

十年前我回台灣,開始談「障礙與多元文化」,很多人視為無稽之談,聽懂的也會冷冷的說「那是國外,台灣沒有這樣的條件」。這幾年來台灣的障礙者做了很多很有意義的活動,有新活力自立生活運動而帶動各地自立生活的興起,「行無礙」到處檢視無障礙空間,並開啟文化資訊權的討論,還有由「千障權益聯盟」發起連結障權會,以及其他障礙者主導的團體,集結不同障別的障礙者,試圖做跨障別的連結,並針對不同議題每年發起遊行。

十年後的今天,我們看到由障礙者主導的障權會,開了「從障礙者參與文化,到看見障礙文化」研討會,也很高興Steve Brown教授能來台灣,跟大家分享他的經歷與他國的障礙文化。我在這裡,想用一個學術工作者的角度,分享這些年來在台灣看到障礙者的倡議具有的意義,來跟Steve做對話。

歷史中成形的障礙文化

Steve是歷史學家,他曾經問我,台灣障礙歷史的特殊性是什麼?跟西方有什麼不一樣?那時候我答不出來。 

很多障礙文化的討論都會強調,障礙文化和族群文化不同。障礙文化並沒有家族、血緣、地區的傳統,障礙文化是建立在共同被壓迫的歷史。在談台灣障礙文化時,我們應該問:那台灣的障礙文化歷史是什麼? 我們必須承認書寫障礙歷史是困難的,因為障礙本身的多元性,以及障礙者向來很少得到發聲位置,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更應該開始積極累積台灣障礙者的歷史(參考一下邱大盺教授寫的臺南盲啞學校故事)。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現在許多的成果是站在巨人肩膀上而來的,今天我們看到的交通無障礙、教育權、工作權,是NGO、專業人員、家長們努力下的歷史累積,也才有這幾年蓬勃的障礙自我倡議,它是長期以來由包含障礙者與非障礙者等不同行動者,所共同累積的成果。此外,我們要開始累積障礙者自己的歷史,希望從每一個自我倡議者的故事裡,能夠看到台灣障礙者被壓迫的經驗。只有指認受壓迫的「我們」,才能認真理解集體的障礙者歷史。

障權會的劉爸在FB上問:總統對原住民道歉了,那是不是也要向障礙者道歉?我們真的也必須問:國家對障礙者的壓迫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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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對原住民道歉了,那是不是也要向障礙者道歉?】

資料來源:www.president.gov.tw/

國外對障礙者的道歉,主要是針對強迫的機構化教養與人身自由權利的剝奪、對女性的絕育,那台灣對障礙者的壓迫是什麼?我想這必須累積不同的文件、材料、與個人經驗,才能有更明確的答案。而在歷史中漸漸消失的障礙類別,如痲瘋病患、小兒麻痺患者也是障礙歷史必須面對、思考的方向。從樂生療養院、盲人重建院的保存,我們必須說,我們的努力還不夠。障礙者的歷史不是從現在開始的,回頭看看歷史,我們才能梳理障礙與社會的關係,在歷史上的轉變與所處社會位置的挪移。 

台灣障礙者的歷史是什麼樣貌,仍待大家慢慢累積,才能看到台灣障礙文化發展的獨特脈絡。我希望我們能一起慢慢找答案,如果不知道從何開始,也許可以從現在開始蒐集障礙者的故事、保存障礙的歷史文物、障礙者被歧視的經驗、障礙者意識覺醒的故事、障礙者集體抵抗的故事。從指認自我壓迫經驗,理解障礙作為一個群體所共同面對的壓迫,然後看見彼此壓迫經驗的差異。

以社會模式抵抗個人模式與慈善霸權

台灣根深蒂固的「殘而不廢、自立自強,克服超越障礙」等觀念,都是障礙文化應該挑戰的對象。當我一開始接觸障礙者自立生活的文獻時,曾陷入困境。「依賴」別人的協助才能自主決定,這是自立嗎?Steve當時一句話解開了我們迷惑,他說自立(independent)其實一直是相互依賴的(interdependent)。社會模式的先驅Vic Finkelstein也指出,以權利(rights)為導向的運動目標,可能使得障礙政治保守化,變成個人議題,而忽略社會模式提出的社會結構性問題。 

此外,除了要看到個人模式對於障礙運動可能的負面影響外,也必須反省慈善霸權對障礙者的控制(Hegemony of charity)。我們的社會還是強調以慈善、施捨的心態面對障礙者的身心差異,也習慣在國家略施小惠後就『解決』個別障礙者的倡議。從最近國家音樂廳改建的爭議,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的社會還是沒有將障礙視為多元化的一部分,也沒有在文化政策上實質地正視障礙者的身心差異。

社會有愛、社區友善、個人懷抱感恩的心都是好事,但是國家政策上,卻不應該用愛心、友善來模糊權利的訴求,將慈善、感恩當統治的工具。障礙文化要爭的是,國家肯認障礙者作為一個集體,和一般人有同樣的權利,而不是個別的慈善施捨。  

以溝通來凝聚團結意識

無庸置疑的,障礙者的倡議的核心是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沒有我們的參與,就不要替我們做決定)。然而,誰是我們?障礙研究認為,障礙應該被理解為人類的差異,而不是缺陷。我們要認真檢視,社會如何面對障礙作為一種差異,並做出通用設計與合理調整,此外,我們也要看到障礙者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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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建立障礙文化,不同障礙者之間就必須溝通、互相理解】

資料來源:da-gpl.co.za/

不同障礙者的差異的是實存的。每個人,不論有沒有障礙,都有不同的溝通方式、理解方式、表達方式與互動方式。如果障礙文化是障礙者被壓迫經驗的累積,那我們要理解不同障礙者被壓迫的經驗。行動不便者的經驗跟智能障礙者、精神障礙者、視覺障礙者、聾人可能都不一樣,如果要建立障礙文化,那就不能沒有彼此的溝通、互相理解。從這幾年的幾次嘗試讓我們知道,溝通需要一些物質基礎。開會的環境有沒有無障礙?有沒有手語翻譯?有沒有易讀資訊?這些都是應該要處理的議題。

當然,障礙者不可能等物質基礎都齊備了才開始相互溝通。溝通的起點在溝通的意願以及願意聆聽他人的心。障礙者應該自問,是否對於其他不同障別的障礙者經驗感到好奇,而想去理解彼此之間的相同與差異。只有發自內心的意願,溝通才可能團結意識。有一次跟自立生活的君潔聊天,他說與其花時間與精力聽高官重複的「政策宣導』,不如試試讓障礙者彼此對話,即便是雞同鴨講也好。這個很好,這樣才能從個別的自我倡議變成集體的「我們」。

強調正向經驗的障礙意識

障礙文化必須是有障礙意識的。意識的啟發需要時間,障礙研究的先驅Mike Oliver指出,障礙者長期被社會化為沒有聲音的依賴者,在鼓勵障礙者發聲的同時,更要同時有障礙意識的教育與意識覺醒的過程,否則可能只是複製社會主流的殘補式慈善觀點。 

那什麼是障礙意識?就是要求障礙者應該具有平權的意識。「希望跟一般人一樣的生活品質」,瞭解差異(障礙者和一般人如何被差別對待)、看到壓迫(指認出因為障礙而產生的差別對待是一種歧視,也是社會對障礙者的壓迫),並願意集體的發聲倡議。

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提出障礙者的正向論述。我們可以討論,障礙者對社會的具體貢獻、台灣以障礙為傲的觀念(disability pride)、障礙者此社會屬性對台灣社會文化的“貢獻”是什麼。例如小兒麻痹在台灣1950年代大流行,該群體的存在與台灣復健醫療專業發展,輔具產業發展有什麼關係呢?對1980年代的社會福利服務發展有什麼影響呢?無障礙環境的推動是不是也造福了高齡化的台灣以及推嬰兒車的父母?這樣的論述累積,可以用來翻轉社會將身障群體視為弱勢依賴等負面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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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障礙歷史,也在許多方面貢獻給台灣,例如障礙者機車的建造能力】

資料來源:https://cdn.udn.com/

正視社會正義,建立盟友

障礙文化議題就是社會正義的議題,被壓迫的少數人要發聲、聚集、檢視自己的歷史、集體對抗不公平。障礙者本身可能同時具備多重身份而經歷多重壓迫,但不同身份之間的交互作用讓他們的需求很容易被忽略,例如身障女性,聽障原住民,視障同志等等。這幾年除了身障者的性別議題已經被開始被關注之外,年齡、階級、族群似乎比較少被討論。但我們必須認知到,身障者的多重身份,透過其他社會運動團體之間的連結,可能形成不同社群之間在權益抗爭上的夥伴關係。

也因此,障礙文化也必須同時理解其他的社會正義議題,例如階級的、族群的、性別的、性取向的、宗教的,也只有理解一般人有的人權,障礙者的倡議才能更進一步理解,到底哪些障礙者應有的權利,因為障礙的身份而被剝奪。我們曾經在照顧正義上,看到了弱弱相殘的問題,然而如果障礙意識追求的是社會正義,那障礙圈就必須支持維護弱勢照顧者,不管是家庭照顧者或者外籍看護工,當我們維護了照顧者的權利,那同時也就是維護障礙者的社會正義。這幾年來,台灣同志團體對障礙者的集體倡議非常支持,同樣地,障礙者也應該反過來支持其他的社會運動,成為廣大台灣公民社會的一部分。

每個人都是障礙者,都與普世人權有關

障礙研究的先驅Zola指出,障礙是每個人都會面臨的狀態,只是發生的時間點不同而已。Zola的討論,是希望正視障礙政策的普同性,而不是一直強調特殊性。障礙權利意識應該推及所有人,就像性別意識一樣,不是只有女性才需要有性別平等意識。障礙文化圈應該跟有障礙意識的人權團體、手足、家長、專業人員建立盟友關係。只有更多的人加入障礙權利的倡議,障礙議題才更能被看見、被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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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出生到老齡,在不同階段,我們都會是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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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文化是從自我倡議的我,到集體發聲的障礙群體,建立反抗意識,並進一步理解人權議題,建立更多的結盟。文化的累積不是一朝一夕的,過去幾年來台灣障礙者的積極投入,從物理環境的無障礙的文化活動與展場到文化資訊權的倡議,已經累積了不少經驗。站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要進一步思考台灣的障礙文化歷史是什麼?有什麼樣貌?未來可以怎麼做。我僅以一個障礙研究學者的身分提出一些初步的思考,供大家一起討論與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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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為障權會舉辦的 「從障礙者參與文化,到看見障礙文」研討會的回應稿。感謝33、小跩、朝富以及障礙手足小聯盟所提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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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你在笑甚麼?笑話可以是個社會學議題

周平/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

我很崇拜幽默的人,曾經努力地想去尋找全世界最幽默的人拜師學藝,找了半天卻遍尋不著。有一天,皇天不負苦心人,當走到鏡子前面時,我終於找到了。

巷仔口社會學已發表的諸多精采文章,把生活世界的眾聲喧嘩和生活百態精準地呈現了出來。然而,街談巷議中,時而插科打諢、時而嘻笑怒罵的聲響,卻不曾進到眾說紛紜的社會學論述社群,這使得社會學想像中的眾生面孔顯得太過道貌岸然或一板正經。真實生活中實際存在的驚聲尖笑之缺席,是被社會學主流思想板塊擠壓覆蓋的結果嗎?讓我試著從孩童談起,來揭露日常生活中的幽默實相吧!

 

孩童笑的來源

我這一生中帶過兩個小孩,一個是我女兒,一個是我女兒的女兒。我注意到她們在未滿周歲前,就已經開始具備因照顧者的刺激而發出笑聲的能力。效法達爾文(Darwin)[1]、佛洛伊德(Freud)[2]和皮亞傑(Piaget)[3]對嬰兒笑聲的研究,我也對自己家的兩個小孩成長歷程中的笑聲進行過仔細的觀察。根據我的親身體驗,她們在六週左右會因為照顧者的撫摸而開始微笑,四個月左右來自主要照顧者誇張的聲音和肢體擺動、搔癢(tickling)和消失—乍現(peekaboo)等刺激而發出咯咯(giggles)的笑聲。

以上這些笑聲已然是關係性的溝通行動了。何以故?因為此時嬰兒的笑,是認識社會互動規則的一種方式,也就是說,嬰兒是因為意會了照顧者的梗(get the joke),所以才會發笑的。皮亞傑認為,嬰兒的笑是建立在兩件事情的平衡上,一個是可預期性,一個是不可預期性。以搔癢為例,若是由陌生人來對嬰兒搔癢,通常小朋友不但不會笑,反而可能會被嚇哭,因為陌生人的不可預期性太高。反之,嬰兒用自己的手在身上任何部位搔癢,都不會產生笑意,因為它完全是可以預期的。而照顧者對嬰兒搔癢時,嬰兒雖然感受到身體最脆弱的部位陷入可能被攻擊的危機當中而有些不安,但另一方面又相信照顧者的刺激是可信賴的。於是,在不可預期的危機和可預期的信賴關係矛盾中,嬰兒發出了咯咯的笑。同樣的,肢體、聲音和消失—乍現所引發的笑聲,也是在相似的矛盾情境中才得以產生。這算是成長歷程中最早的玩笑關係(joking relationship),這種笑聲有助於增加照顧者和嬰兒之間的信任感和親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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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亞傑(Piaget)認為兒童的笑是建立在可預期與不可預期的平衡。
資料來源:https://is.gd/oEIHE2。

 

來自互動情境中身體受到刺激或見到他人肢體或表情誇張而發出的笑聲屬於肢體幽默(physical humor),是嬰兒早期笑聲的刺激來源。及至稍長的兒童時期,上述類型的肢體幽默甚至會在兒童團體的遊戲中持續發展出更多元的形式。如彼此的打鬥戲弄(playfight)或搔癢,是一種虛假的攻擊(mocked attack),彼此雙方一方面會抗拒防衛,一方面又會放心地笑出來。這種欲拒還迎的互動方式,對增進彼此的親密關係是有正面功能的。

當兒童認知能力更加成熟時,可預期/不可預期的刺激形式將更加抽象和複雜。如自我認同、事物邏輯、語言規則、社會規範和文化價值等的學習與內化,兒童對於事物的應然和實然逐漸形成相對穩定的認知基模(schema)。基模的學習過程中,使兒童開始發展出不同於肢體幽默的幽默感知,特別是當認知的基模成為兒童的行為框架時,一旦出現令人驚訝或與應然和實然標準相牴觸的跳脫框架(de-framing)行為,就有可能在兒童心理認知中產生失諧(incongruity)的感知,並在情緒上產生好笑的感覺,從而在行為上發出笑聲。

 

揶揄的笑與孩童的規訓與懲罰

從互動關係來看,脫框的行為不但影響兒童的自我認同,也會影響人際關係。以兒童的第一個身體規訓—大小便訓練(toilet training)為例。當小朋友開始了解到排泄物是不潔之物時,大人世界期待她/他要控制肛門和尿道的生理衝動,要選擇對的時間和對的地點才能排泄,兒童感受到社會規範對自身行為的框限,同時逐漸培養出有關身體控制得當與否的羞恥感(sense of shame)。兒童逐漸認知到,做出羞恥的事情有時會引發他人的笑聲,從此,羞恥感經由幽默的調教而對兒童逐漸產生行為模塑的效果。

為了避免他人因自己做出了羞恥或令人尷尬的行為而發出笑聲,兒童開始更加謹慎地學習控制自己的行為,以符合社會的規範。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揶揄(ridicule)的笑聲會產生的規訓效果(disciplinary effects)。成長歷程中,兒童除了會不時控制自己的舉手投足和舉止言談,以避免他人的揶揄外,另外也會在他人做出脫框的行為時產生揶揄的笑聲,無意間,這種笑聲也產生了監控他人的效果。霍布斯(Hobbes)[4]認為人類的笑聲是一種優越性(superiority)的表現,當他人行為或處境陷入窘態時,我們會產生瞬間榮耀(sudden glory)而發笑。在同儕團體中,兒童間的相互揶揄,一方面展現了個人內心的優越性,一方面也同時產生對自己和他人行為的規訓效果。

出於揶揄和優越性的笑聲,在同儕團體中,有可能同時拉近和拉開兒童之間的距離。也就是說,當兒童與同伴一起笑(laugh with)時,這樣的笑聲會強化彼此的親密關係;但如果兒童與同伴在一起笑別人(laugh at)時,這樣的笑聲則會劃出一條團體的界線,拉開與非我族類的距離。這時,內團體(in-group)的親密連結有可能會建立在一起揶揄外團體(out-group)的笑聲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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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於揶揄和優越性的笑聲,在同儕團體中,有可能同時拉近和拉開兒童之間的距離。
資料來源:https://is.gd/4nwuVH

孩童的笑是拉近團體關係距離的方式

以上的說法,似乎把笑聲說得太壞了,好像自己和他人的笑聲都是不懷好意的。當然,還是有人對於笑聲提出了善意的解讀。例如高夫曼(Goffman)[5]就認為,當有人做出令人尷尬的脫框行為(如在舞台上絆倒)時,這表示情境中出現了失序狀態,為了不讓社會秩序難以為繼,具有同理心的旁人或觀眾,常會以笑聲來傳達安慰和諒解以化解尷尬。對兒童來說,好朋友之間的玩笑關係,也屬這種善意的笑聲,也就是,當好朋友出糗或被挖苦戲謔時,基於彼此的友誼和信任感,這時的揶揄不但不會破壞,反而會增進彼此的情誼。

以上的說法,無論是善意或是惡意,都預設了笑聲對社會關係維持或破壞所產生的效果。其實幽默的面貌像萬花筒一般千變萬化、瞬息萬變。笑聲除了具有維持社會框架的規訓效果外,它也可以是一種解放束縛、逾越框架的手段。從佛洛伊德的觀點來看,笑話是一種疏泄壓力的手段,它以一種類似魔術的障眼法,婉轉地冒犯社會所定義的禁忌,藉此達到逾越的愉悅(the pleasure of transgression)。這種解釋幽默的觀點叫做釋放理論(relief theory)。[6]一種反抗規訓的衝動,會透過笑話來觸碰真實世界被禁止的行為,越是被禁止的事物,越有可能在笑話偷渡逾越的衝動,並從中產生最大的笑能量。我們也可以說,笑聲可以是一種面對禁忌(如性、排泄、死亡等)的反作用力。

 

排洩與兒童的幽默感

再次以大小便的規訓為例。兒童早期幽默的主要類型——排泄物笑話,就是一種在實際生活中被禁止的事物,卻在假裝(make believe)笑話中大行其道,如大便、大便的出處——屁股、大便的去處——馬桶、屁股發出的聲音——放屁等,常常成為兒童世界驚聲尖笑的刺激來源。

為什麼?因為大小便是社會有關潔淨與骯髒二元對立分類系統的第一個判準,佛洛伊德曾經提到,小嬰兒最早期的快感之一包含玩弄自己的產物——大便,但是成人透過管教的方式使嬰兒漸漸壓抑這種快感。當然,被壓抑的東西並不會因此消失,它會假托社會可接受的管道來疏泄,例如,長大後成為陶藝家以捏陶來滿足玩大便的快感。這種轉化的機制,佛洛伊德稱之為昇華(sublimation);另外一個為兒童所津津樂道的轉化策略就是講或聽有關排泄物的笑話,這也就是為什麼學前兒童以大便、放屁當作玩笑關係的通關密語會那麼頻繁了。

我曾跟一個大學教授的六歲女兒講過一個笑話,結果引發她捧腹大笑。

有一天,我走在沙漠當中,又餓又渴,快要死掉了。後來上帝出現了,祂說我可以許三個願望。我好高興地就說,好,那我的第一個願望就是要喝很多很多的水。然後,我的第二個願望就是皮膚要變得很白很白。最後,我的第三個願望是要天天偷看別人的屁股。後來上帝就實現了我的願望。我變成了一個馬桶。

小朋友為什麼喜歡有關排泄的笑話呢?除了用佛洛伊德的理論來說被壓抑潛意識的慾望會透過笑話來滿足外,我們也可以用規範的建立與冒犯的雙向建構與平衡來理解,大小便訓練是規範的建立,大小便失禁則是冒犯,兩者(規範和冒犯)是兒童笑話構成的必要條件,不可偏廢。

講一個完全符合規範預期的笑話,不可能好笑。例如說:「我今天一起床就去上大號了。」因為在認知層面上,預料中的事不會產生失諧。此外,符合例行規範的大號沒有冒犯的成分,實際上發生冒犯的行為,如大小便在褲子上或沙發上,是人討厭的冒犯,也不好笑。它雖可能超乎預期,卻因冒犯而超出社會秩序可容忍的範圍。但在笑話的虛擬世界,在假裝的故事中,大小便就會成為一種無傷大雅的冒犯。因此,小朋友在無需羞愧的情況,通常會盡情地大笑。

根據以上,我們可以建立一個解釋笑話的概念,來說明介於不好笑的循規蹈矩和不好笑的惡性冒犯間,兒童如何見縫插針巧妙地以「良性冒犯」(benign violation)來產生逾越的愉悅。Peter McGrow[7]對良性冒犯有細緻的討論,他指出,良性冒犯的幽默建立在三個條件上,首先,它必須是個冒犯,其次,它必須是良性的情境,最後,兩者必須同時發生並重疊。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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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s://is.gd/tVsbIT

 

 

話語與孩童的笑

兒童另一個早期必須接受的規訓,就是學講話。從牙牙學語開始,小朋友從一個單詞代表一個東西開始,慢慢指認和分類這個世界。首先是媽媽、爸爸等家人稱謂的指認,其次是家中的玩具或寵物的名稱,如車車、娃娃、狗狗等。對於兒童的正確指認,大人或許會以笑來表達讚許。但另外一種笑聲卻對兒童產生了矛盾的感受。當大人指認出兒童的發聲或措辭不當時,常會以兒童的天真無邪或童言無忌而報以笑聲。兒童因語言發生錯誤引來大人的笑聲,而感到羞愧是一種可能的反應,這樣的反應使語言學習成了另外一種規訓活動。但兒童也可能會認為有時故意說錯話是好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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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牙牙學語開始,笑即是孩童的溝通模式。
資料來源:https://is.gd/lsOdmT

 

沿用上述良性冒犯這個概念來看,語言也是一種規範,對學習語言的兒童而言,除了嚴肅的情境必須戰戰兢兢地說「對」的話外,在非正式的情境中,兒童常會故意混淆語言所隱含的秩序,以此享受愉越的快感。例如我家小朋友就非常喜歡跟我抬槓有關雙關語(pun)的腦筋急轉彎,就是明證。有小朋友曾問我「素食的味道像什麼?」我答不出來,她便自豪地說,答案是「素味像雞」(數位相機)。又如總統大選剛揭曉,就有小朋友跟我分享一個笑話。記者問朱立文:「輸蔡英文怎麼說? 」朱立文答:「vegetable!」

對小學生而言,正式教育對語言規範的要求是嚴格的,有時他們必須重覆練習正確的語音、語句、語詞或文類。但也正因為語言規範的框架具有規訓效果,因為語言而產生的笑或被笑,也就構成了學童玩笑關係和非正式場合逾越框架的解放旨趣。這就是為什麼小學生比大人更擅長使用白痴造句或腦筋急轉彎,來一方面建立親密關係、劃清團體界線或以良性的冒犯來享受逾越的愉悅。

 

結構化與反結構的笑

目前為止,我的討論主要以兒童發展歷程來看笑話的運作邏輯,並且以失諧、優越性、釋放和良性冒犯作為理論來予以解釋。但這樣的說法較缺乏結構視野,是不完備的。以下就以一個笑話來作個稍具結構性的分析。

有一個上班族,早上起床匆匆吃了兩個地瓜就去擠公車了。站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不久,他開始覺得胃腸翻滾、屁意正興。但周圍耳目甚多,不易偷偷排放,嫁禍他人,只得痛苦地忍著、憋著。正痛苦地縮肛之際,突然,耳邊響起響亮的貝多芬命運交響曲: 將、將、將、將…….。他心中暗喜終於找到掩護了,隨即趁下一段鏗鏘有力的樂句釋出:噗、噗、噗、噗…….。閉著眼睛,享受著通體舒暢的快意。二十秒過後,他睜眼,赫然發現周圍所有的人都摀著鼻子怒瞪著他。這下他才恍然大悟,原來他忘了,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來自他耳上正掛著的隨身聽。

這是一則笑話。我們可以對它進行笑話文本的結構分析。

首先,現代性的大論述當中,有一個關於文明禮儀(civility)的次級論述也在相應形成中。相較於歷史上的其他時期,這個時代的禮儀規範將放屁這個生理現象建構成是私領域的個人化(individualized)行為,意即,在公開場合,在他人可覺察的情狀下,無法控制肛門而發出臭屁和屁聲,會是一件非常尷尬而失禮的事情,此時,當事人心中應該會感到羞恥,而這種恥感恰恰就是維持文明禮儀,控管生理行為的最佳利器,跟自己有距離的他人(非本人)脫框的行為(放屁),非常有可能會成為好笑的事情。

換言之,當控制屁意是禮貌的,失控是不禮貌的,成為人們心態結構中的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而逾越禮貌的放屁,對於閱聽人而言,在閱聽這個笑話的瞬間,認知慣性中的秩序產生了失序(disorder)。從認知心理學的觀點來看,這是一種心理上的失諧,失諧感會轉換成一種亂竄的能量,啟動身體產生笑意。從結構分析的角度來看,可放屁/不可放屁的禮儀界限,就是一種認知結構形成在身體上產生的權力效果,而逾越它,對失控的當事人會是難堪的,對保持距離的旁觀者而言,逾越禮貌的放屁反而成了可笑的笑話。

社會學家Nobert Elias[8]指出,社會發生(sociogenesis)和心理發生(psychogenesis)是相互交錯建立的過程。我們可以說,現代社會的制度化結構和現代人的心理結構在形塑的過程中,禮貌與不禮貌界線的建構是重要的,也因此,失禮作為一種笑話,一方面展現出反結構的作用,一方面卻具有結構化的效果。

 

 

參考文獻

[1] Darwin, Charles. “Chapter 8: Joy, High Spirits, Love, Tender Feelings, Devotion”, 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New York: D. Appleton & Company. (1872): 196-219.

[2] Freud, Sigmund. (1928). Hum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9(1). 1-6.

[3] Piaget, Jean. The Origins of Intelligence in Children. Please see http://www.pitt.edu/~strauss/origins_r.pdf

[4] Hobbes, Thomas. Leviathan, ed. Richard Tuck (Cambridge UP, 1991), p.43

[5] Goffman, Erving.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ume 62, Issue 3 (Nov. 1956), 264-271.

[6]Freud, Sigmund. (1960). Jok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unconscious (J. Strachey, Trans.). New York: W. W. Nort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05)

[7] McGraw, A.P. & Warren, C. (2010). Benign violations: Making immoral behavior funny. Psychological Science21, 1141-1149.

[8] Sica, Alan. Sociogenesis versus Psychogenesis: The Unique Sociology of Norbert .Elias.Mid-AmericanReview of Sociology. Vol. 9, No. 1 (spring 1984), pp. 4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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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小孩居然留在教室寫這種東西,我們需要談談嗎?談德國小學的學習與生活

周怡君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我想這是很多社會學者都會遇到的情況,不管自己研究的主題是什麼,只要家裡有小孩,無論到哪一個國家,就會關注和小孩相關的社會現象和制度,並嘗試分析和比較。今年暑假我到德國進行移地研究,申請學校的時候,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地方可以安置家裡九歲和三歲的小孩,否則移地研究可能馬上變成移地家庭照顧。

Grundschule

【德國小學沒有圍牆,不像以前台灣的小學空間設計好像軍營】

經過大學的外國學人接待單位協助,小兒子直接送到大學裡頭,專為外國學人所設置的幼兒園,大兒子進到居住地附近的德國公立小學就讀。一切溝通好之後,我的大兒子開始去上德國公立小學。原本擔心孩子上課聽不懂德文什麼也沒學到、跟其他小孩不能溝通沒朋友,可能討厭或抗拒去上課。結果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孩子每天急著去上學(媽,拜託你上廁所快點,我不想遲到!),下課去接他,要等他依依不捨和大家說再見後,才離開學校(拜託,不能讓我多待一會嗎?)對照他在臺灣每天早上要去上學無奈的眼神、完全是待宰羔羊的神情、傍晚去安親班接他的極度疲憊狀態,告訴我他今天「拼」完幾份評量和考卷,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德國小學教育的特色

網路上關於德國教育制度的介紹已經很多,我想在這次巷仔口和讀者分享的,是透過一個臺灣母親在德國近兩個月的參與觀察,所做出的德國小學生學習和生活的微型觀察報告。特別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德國社會和教育體制對小學生在學習興趣與動機上的小心維護,他們對學習興趣的誘發和維護。德國小學教育並非沒有任何要求、也不是全然的內容簡單,其中的特色,我大致整理出幾點。

從生活中學習

上學第一天,我到小學和負責接待外國學生事務的教務主任溝通時,她說:「德國小學的基本學科認識,其實都不算難,主要目標是要讓學生系統地認知日常生活。學生在學校能交到朋友、喜歡上學、喜歡學習,這才是最重要的。」我注意到,他們許多課程經常需要離開教室,像是去游泳池上體育課、去城堡或教堂上歷史課、去附近的公園或森林上自然課。學習內容與取向似乎與小學生居住所在地或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圖1 (已馬)

【學習不限定在校園內、教室內的書本】

從找尋中學習

引發學習興趣的課程內容是否可能過於簡單或淺薄?我的觀察似乎也非盡然如此,像是地理課介紹非洲,學習內容不只是了解非洲有哪些國家?國家首都在哪裡?國家人口多少等等;而是同時讓學生理解非洲面臨的許多問題(象牙盜獵、飢荒、貧窮、內戰、愛滋等)、非洲飲食(我承認這題把我整慘了,因為學校要求父母讓小孩帶一樣非洲特產或食物去學校…)等等。孩子回家每天興致勃勃的提問、很多老師認為他們應該去社區圖書館、去問問家長才能獲得答案的問題,像是:為什麼大部分非洲國家貧窮?為什麼那麼窮還有錢買槍打內戰?為什麼很多人那麼壞、去非洲把大象殺死只是為了要那兩支象牙?非洲國家有沒有網路?這些都不是一個O或X的是非題、也不是單選的選擇題,相反的,要回答這些問題多少都涉及了歷史知識、生態立場、種族差異、國際政治、資本主義經濟等議題的瞭解。但是,這絕對比背誦或記住非洲國家的總統是誰、或非洲某國的平均薪資、、、真的有趣多了。小學生找尋答案的歷程、和父母親一起討論的過程,比起死背死記教科書上的內容,又增加了學習的趣味、比教科書能寫的更多、也增加學習的品質。

學習不一定需要重複練習

引發學習興趣與動機,並不等於不斷重複練習。印象很深的是,大兒子下午去的安親班,整個教室裡滿滿的各式樂高、積木、教具、足球、體育器材和書籍,我注意到書架上沒有一本長得像臺灣從小學一年級就有的評量和考卷。安親班的時間安排大概是:中午十二點下課到下午一點吃午餐,在這段時間,小朋友可以在安親班教室玩積木、拼圖、教具、讀故事書等,也可以出去外面遊戲或踢球;下午一點到兩點吃中餐;下午二點到下午三點半完成學校給的作業,三點半到五點可以在教室或到外面去玩耍。安親班老師特別解釋:「不是每天、也不是每個班級都有作業,所以沒有作業的小朋友想待在教室、必須安靜看書或做其他事,不能影響他人的作業時間;不想待在教室的小朋友、就出去外面玩耍,我們都有老師在外面注意他們的安全,直到五點家長來接回。」大兒子去德國小學上三天課,每天都說沒作業,我讓他把臺灣安親班主任「送」的數學評量和國語評量,帶去德國安親班寫作業的時候寫。結果去接他放學時,老師說話了:「今天我班上的小朋友都沒有作業,整個下午都在踢球;您的兒子居然留在教室裡寫這種東西(用手指著數學評量)。我覺得很奇怪,我們需要談談嗎?」

從遊戲中學習

德國對小孩的玩耍這件事,有很多的寬容和投入,街道掃得乾乾淨淨不准丟垃圾、垃圾亂丟也會被抱怨,但是小孩在社區道路上塗鴉畫跳格子,卻不會被指責。德國小學有很多課程設計,就是讓孩子離開教室,第一天帶大兒子去上學,遇到德國朋友的十歲小孩正躲在學校旁的灌木叢中,我問他怎麼不在教室?他說老師讓他們出來抓X蟲(拍謝,沒聽懂)回去觀察。下午到五點的安親班,當天沒有作業的小朋友,除了吃飯時間外、其他時間可能都在玩耍。小孩玩耍不是踢球,就是爬高爬低、追來追去,德國小學校園裡,通常沒有臺灣的塑膠搖搖馬、要轉好幾圈的塑膠大象溜滑梯等配備,反而大部分都是以木頭、麻繩為材料所建造的簡單設施,像是樹屋、木橋等。某天下午,學校老師準備了一堆大型木頭、幾個廢輪胎和大木箱。小孩馬上發揮創意,把一塊長方形扁木頭架在輪胎上,身體直接坐進木箱上,從木頭上滑下,高興的吱吱叫;稍後還可架得更高、或多個木箱一起順序滑下,也一樣玩的津津有味,如果再拿條水管來噴水,小孩就更開心了。創意是從自然和簡單的玩耍和遊戲中逐漸引發和產生,並不一定需要臺灣坊間那些太矯揉造作且貴得嚇人的「創意課程」或是「創意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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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一直是德國小學教育的重要一環】

從被尊重中學習

我和當地德國小學老師聊天時也發現,他們很少用以上對下的口氣在命令或是評價學生,大部分用肯定、理解的、鼓勵的、中性的字眼表述他們對學生的觀察和建議,例如「XX本來就是比較害羞的孩子,我們不能強迫他一定要做什麼」,而不是「他還是應該要過團體生活」;或是「專心不是每個小孩都能做到的、很多大人也有無法專心的狀況」,而不是「既然大部分的人都能做到、他也應該做到」;或是「這個狀況等他長大可能會有些改變,我們要有耐心」,而不是「小學就這樣,以後怎麼辦?」。對我來說,大人能嘗試理解、客觀分析小孩的行為,就是一種對小孩的尊重。成人比小孩年紀大、生活經驗多,但不代表成人就可以任意主觀評價小孩。很多成人後天行為其實來自孩童時代的學習與模仿,這幾乎是人盡皆知的觀點。大人對小孩的不尊重很可能被模仿學習、進而複製到往後的成年生活,長大的小孩也會複製孩童時代所經歷的以強對弱、以上對下的相處模式;同樣的,大人對小孩的尊重也會被學習和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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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帶著大玩具跟學生一起玩】

「輸在起跑點」的德國vs「必須拿冠軍」的台灣

對照德國,從自己孩子在臺灣小學教育中的經驗,我深刻感受到,那種「不能輸在起跑點」及「小孩聽話才乖」的教育特徵,還是很鮮明反應在我們小學生的生活。在臺灣小學不管什麼科目,很快地回答出答案,就被認為聰明反應快、能夠重複的寫評量和考卷而不抱怨叫做用功,最好還能參加鋼琴、XX數學競賽並拿到冠軍,前途才會一片光明。小孩要能做到一個蘿蔔一個坑、上課不要亂動,不然老師會請你罰抄課文或生字作為處罰,然後也千萬不要問老師說:為什麼行為問題是用罰寫課文這種學習事項來處理、難道小孩不會因此討厭學習嗎?否則老師就會請你帶小孩去看醫生,因為小孩可能有ADHD,如果不處理就會影響自己和他人學習、對班級造成困擾。但是老師沒有時間特別為你的小孩個別處遇、因為班上很多學生、而且也沒有協助人力,麻煩家長把小孩處理好再帶來學校。

 

螢幕快照 2016-08-30 下午4.24.58

【台灣教育從小就要求不斷競爭拿冠軍】

在這種群體的、目標的、績效的學習導向中,那些不具有這些特質的學生,個體的特殊性被嚴重忽視(或許說被敵視)、更不可能得到鼓勵或尊重。可能很多小學老師會說:「我們也是很認真的在教孩子,社會結構就是這樣、很多父母也是這樣要求,全班那麼多人,不然是要叫我怎麼辦?」這樣的教育氛圍,當然是受到當代績效主義社會的影響,但是又何嘗不是一種儒教思考下,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欠缺對個人選擇尊重,還有威權體制缺乏反省的社會結果?如果每個教育體系的行動者都只聲稱他們是被動地受到社會結構影響,那麼他們作為教育行動者的主體性又在哪裡、該如何被評價?

讓學生不敢上大號的台灣小學!?

臺灣和德國小學,不僅是在學習觀念上存在差異,就連小學的學習環境都不太一樣。印象很深的是,大兒子在德國小學,想上廁所就隨時去解決,因為學校的廁所都很乾淨明亮、沒有臭味。而臺灣教育機關花很多經費放在大學建設,有些大學經常拆掉舊大樓、重建新大樓,大樓有冷氣和乾淨的廁所,大學會派清潔人員去清洗廁所;但是看看臺灣公立小學基礎建設,教室多數不裝冷氣,因為學校付不起電費;廁所很多又老舊又臭,孩子從上小學開始,一直都是忍住大號回家再上,因為學校的廁所就是一條看起來很黑暗的水溝,連大人去上廁所都要忍住呼吸的那種環境,然後學校還要小學生去打掃廁所。臺灣的教育經費不放在改善小學基礎教育環境中的廁所和教室,讓小孩有個被尊重的環境來學習,但卻要他們服從教師、服從校規,還要寫評量和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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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廁所也可以看出學校對於小孩教育是否尊重】

資料來源:do.nw.schule.de/

德國很早就存在對於其中、小學體制的批判,例如:學校大部分都是中午十二點到下午一點就放學,某些批評者認為,這樣少於其他國家教育體制的上課時間,可能讓德國小孩學習得比其他國家小孩還要少;有些則認為,小孩太早下課,不利父母參與就業市場(所以後來也才有學校安親班的產生)。不過,德國小學即使有安親班,他們在學科內容上也沒有學得更多、或做更多的重複練習,應該說,反而延長了在學校玩耍遊戲的時間,也就是名符其實的發揮「安親」功能、而不是「增加學習時間和份量」。但也有其他論點認為,德國學校體系不應該一味的配合資本主義勞動市場的上班時間,相反的應該縮短勞動市場的工時,好讓父母和小孩有更多的共同家庭時間。不過,是不是像德國小學生這樣上課時間少、不做練習卷,長大就會不成材、超級「沒有競爭力」?從各種經濟指標、學術發展狀況、音樂藝術、國際運動賽事成績等面向來看,德國的小孩和其他國家小孩比較起來,「輸在起跑點」上的德國小學教育,並沒有讓他們在往後成人生活中「沒有競爭力」;相反的,在德國等車、搭乘火車和公車時,你會看到很多年輕人在看書;在大學校園中,你會看到年輕大學生隨處席地而坐,不是看書就是在做筆記。

不管讀者是否認為這是一篇崇洋媚外的小文章,這點你無法否認:什麼時候臺灣教育環境和父母能讓評量和練習卷消失、鼓勵孩子遊戲和自發學習、尊重孩子的個人特質、重視小學生的學習基礎建設,讓那種以「競爭力」為導向的目標學習所帶來的緊張和焦慮氣氛都能放鬆下來,讓孩子、家庭、教師得到解放,才有真正享受學習的樂趣、廣度與深度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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