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類眼神看凡人世界
最近，行政院提出《人工生殖法》修法草案，將單身女性與女同志納入人工生殖科技適用對象，並與民眾黨立委陳昭姿所提的「利他代孕」脫鉤。後者爭議大且尚未形成社會共識（關於該版利他代孕法案內容，請見本文第三點）。 異性戀婚姻制度與生育子女近半世紀來有很大的改變。生殖科技近40年來的使用，讓人們逐漸接受生養子女不必然是夫妻的專利。我們看到很多單親母親養出了優秀的子女，大家也逐漸接受經濟獨立的單身女性也能撫養小孩、「有愛就是家」。同志婚姻法案通過後，也讓更多同志思考家庭中若能生養小孩該多好。在這樣的社會脈絡下，單身女性與女同志伴侶亦能使用（原先僅限異性戀夫妻的）生殖科技懷孕，也就順理成章地納入草案。 許多婦女團體、宗教團體紛紛表態批評陳昭姿等人所提的「利他代孕」法條，或對其有所保留。各團體論述雖然不同，但皆認為其中涉及複雜難解的倫理議題、社會和文化因素，短時間內不易獲得民眾共識。 下面的討論中，我要指出，父權血緣的迷思如何讓很多人不考慮以收養來「擁有一個自己的小孩」；以及，若要討論利他代孕，我們也應該站在代孕者的立場，優先考量其處境與風險，而非委託者的需求。
農曆春節將近，年貨商品處處可見，而紅包袋當然是少不了的一項。近年來，琳瑯滿目的紅包袋架位上出現一款上頭印著「我單身，我驕傲」的紅包袋，有的還再加上「別催婚」三個字。「別催婚」拒絕親友對於「結婚成家」的期待，指出好意的關切實為不受歡迎的壓力；「我單身，我驕傲」則直球對決以「結婚成家」為理想人生安排的預設，宣示單身狀態既非偏差、也不可恥，是足以為傲的身分認同。與此呼應的，是公開自稱「驕傲單身」（proudly single）的印度女性。
這陣子，身邊朋友和社群媒體上充滿各種戀愛實境秀的熱烈討論；不論是異性戀、同志或多元性別題材，我也同樣著迷於戀愛綜藝、熱衷追劇趕進度。戀愛實境秀／戀愛綜藝是一種以建立親密關係為主要賣點的節目形式，讓單身者在精心設計的各種情境中進行互動，並透過剪輯、旁白與主持人的評論，把曖昧、選擇、告白與衝突轉化為情感敘事，讓觀眾們觀賞與討論。依照不同遊戲規則，節目可能強調配對成功、觀察推理、競爭淘汰或長期相處的關係變化，從早年引發熱議的《戀愛巴士》、《雙層公寓》與《Heart Signal》，到近年來火紅的《慾罷不能》、《盲婚試愛》、《心動的信號》、《單身即地獄》與《換乘戀愛》；從聚焦不同生命經驗與關係狀態的《母胎單身戀愛大作戰》、《再見愛人》、《愛在山林間》與《光譜上發現愛》，到多元性別題材的《最後通牒：酷兒的愛》、《我的咖啡男友》、《男生男生配》、《ToGetHer》或《Love (X)》等等，戀綜類型至今已發展出相當豐富多樣的面貌。
115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的國語文綜合能力測驗，引用明代歸有光〈項脊軒志〉、〈先妣事略〉、〈祭外姑文〉、1995年曾秋美的訪談〈消失中的台灣阿嬤‧將女兒送養的阿母〉、2022年李欣倫散文集《原來你什麼都不想要》的〈水面下〉等涉及女性議題文本。考題讓學生思索時代變遷下的女性生命，其形象與再現、被迫與無奈、能動與堅韌、艱難與挑戰、典範與非典、模範與不模範，呈現差異時代的母職實踐與母職顛覆、養女習俗與養女自主、異質女聲、女身與女生。此次考題呈現了幾層意義：台灣性別平等教育融入國語文教育的成果；過往看似中性、實則去性別化的國語文得以有所突破；台灣數十年性別運動與性別研究成果與中小學教育的接軌；國語文教育必須，也早已跳脫僵化封建，進展為回應社會的思辨。
聽到「樂生」二字，你會聯想到什麼？許多人會想到：快樂、喜悅、安適、生活、生機。然而，對於聽說過「樂生療養院」與參與過樂生保留運動的人們來說，樂生觸發的是全然不同的另一組聯想：隔離、排除、壓迫、抵抗與理想主義。 位於新莊、龜山、五股交界處的「樂生療養院」，是一座日據時期建立，用來將癩病患者終身強制隔離的「集中營」。說是「集中營」並不誇張，因為終身隔離並非公共衛生的必須。 「癩病」又稱「麻風病」，今正名為「漢生病」，是古老的疾病，患者因皮膚潰爛、兔眼、塌鼻等外觀症狀，飽受社會歧視。然因患者稀少，到了十六世紀的歐洲，癩病已非人們特別在意之事。再次引起歐洲社會的恐慌是十九世紀的「三起事件」，1860年夏威夷因為大量移工（華人為主）引入，導致癩病患者激增，1873年挪威人韓生醫師（Armauer Hansen）確認該病由癩桿菌引起，與1974年照顧夏威夷病患的神父感染身亡。自此，癩病染上種族的色彩，亞洲的黃種人被當成是癩病盛行的主要人口群。[1] 日本政府在明治時期（1868—1912）以歐美為典範，追求現代化，並成為對外擴張的帝國，先後發動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吞併朝鮮半島，在這樣的脈絡下，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超英趕美的日本政府視癩病為「國恥」，在「淨化國土」的目標下，各地建造將癩病患者集中生活的療養所，終身隔離，要讓這群人從社會上徹底消失。
當我們搭公共運輸工具時，快速上下車，對許多人而言習以為常；遇到輪椅使用者，司機下車為其拉下斜坡板，斜坡板卡住，司機花了一些時間才拉下，待輪椅使用者上車後，司機收回斜坡板，再回到駕駛座繼續開車，總共花了五分鐘，公車才再度啟動。有位趕著要上班的乘客抱怨說，既然這位輪椅使用者行動不方便，就不要出門耽誤別人的時間、應該要請家人開車接送就好，車上多數乘客也紛紛點頭表示同意。這獲得多數乘客同意、看似合理的論述，其實已經說明了，社會大眾對搭乘工作交通工具的乘客，預設了特定身體狀態──必須能在沒有支持的情況下、快速上下車，而這個要求並不會被寫在乘客須知上。這種「預設了特定身體／心智狀態才是『正常』」的空間設計與乘客反應，顯示了「健全主義」（Ableism）在日常生活中的運作。
「建中生大概不知道，光是你讀的是『建國高中』，就已經是一種特權了。」這句話，近日在社群平台脆（threads）引發熱烈討論。不乏曾經和現任的建中生氣憤地認為這是「魯蛇」對人生勝利組的不滿，也有人舉證歷歷強調自己的努力，駁斥不勞而獲的特權。到底什麼是「特權」？為什麼我們對「特權」一詞這麼敏感？被指出擁有「特權」的人，為什麼會覺得不舒服，甚至憤怒？網路上的爭論不休，是體現魯蛇的嫉妒？還是特權者的傲慢？ 什麼是特權？ 特權是特定群體和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不完全是通過後天努力或才華取得的成就或功績。特權並非存在於平行時空，而是鑲嵌於日常生活中許多被視為自然、中立的制度與設計之中。例如，當工具的設計以右撇子為標準，左手使用者必須花費更多時間與心力適應不便（右撇子的讀者，不妨試著用左手開門，或以左手使用剪刀等工具，感受「卡卡」的感覺）；又如公共場所中女廁經常大排長龍，反映出公共設施的配置長期以男性身體和使用需求作為常規，卻很少受到質疑和挑戰。
你覺得女性對於生育決策有發言權嗎？如果有的話，哪些因素會讓女性在生育決策上的發言權提高呢？在討論女性對於生育決策有沒有發言權之前，我們先來討論女性在家中有沒有發言權這件事。 關於女性在家中有沒有發言權，一直是社會學家及家庭人口學者關注的焦點。其中最熱門的研究議題，莫過於哪些因素影響了家中女性做家事的時間？為什麼要從做家事來談呢？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Gary Becker的角度來看，婚姻是男女雙方為了極大化兩個人的生活福祉（well-being）所發生的結合。[1]為了極大化兩個人的生活福祉（即「養家活口」和「照顧家庭」），不可避免地要將兩個人的人力資本或其他資源進行理性、有效率地分配。由於在1960-1980年代的西方社會，男性所擁有的人力資本（如教育程度、年資等）通常較其女性配偶高。所以一般常見的分工方式就是男性出門賺錢養家，女性在家裡負責家事，或是照顧小孩及其他家中成員。在這樣的家務分工之下，大多數已婚男性皆為家中經濟的掌權者，所以他們在家中講話也可以比較大聲。相反地，女性由於在當時的人力資本較低，在勞動市場中較難取得優勢（如錄用或升遷）。因此，已婚女性在家中的發言權也較低，被分配到的家庭角色往往是處理家務、照顧小孩或其他家中成員。然而，許多文獻觀察到的一個現象是，若已婚女性在家中的經濟地位有所提升，那麼她做家事的時間也會下降。此即所謂的「相對資源論」（relative resources theory）。
▌何謂「青年」？ 首先先定義什麼是青年，年齡定義，大概會是在15歲到29歲之間，青年這個階段是一個設定之後職涯發展很重要的一個階段。 ▌青年研究的重要性 從生命歷程的角度來講，青年這個階段，你需要完成你的訓練，訓練在當代的教育制度裡，就是要完成你的教育或學業，或者你可能是學徒，你就要完成你的這個訓練。選擇你受的教育，譬如比如說技術學院、一般大學，甚至進入到學校的文組、理組。 對於社會學來講，我們都認為說這個是不同的管道，或者是軌道，這些軌跡其實都是由各個社會制度所規定出來的。
▌如何想像一個淨零碳排的社會？ 請大家一起來思考：如果從現在到達成淨零碳排目標，我們的社會，會看到怎麼樣的一個變革？ 電力系統，我們現在用的火力發電可能就會全面被汰換，用大量再生能源取代，配合很多儲能設施，交通路上看到這些運具，基本上會全面的電動化，甚至一些生活場景也都會有新科技的引入。 那所以我們想像的會是一個很全方位的巨大社會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