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照2.0外一章: 我要在社區自主生活的選擇是什麼?一天只能換兩次尿片?別人每天都可以洗澡,我不行?

周月清/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

 

有別於過去對於障礙者的歧視,將障礙者隔離起來安排住進機構式的教養院(institution)已經落伍,隨著 1960年代人權運動的開展,倡議身心障礙者與一般人一樣平等權利在社區居住與自立生活。截至目前,許多先進國家已經紛紛關掉機構/教養院,停止制式、去個人化的服務。

WHO於2000年也回應1980年代倡議的社會模式觀點,重新定義「障礙」,視障礙不再只是個人的議題,更是社會文化建構的議題,是人權的議題;聯合國也在2006年公布「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簡稱為CRPD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要求簽約國必須修訂相關的國內法案,使障礙者如同一般公民擁有平等的權利,公約涵括五十條,包括擴及身心障礙者各種在經濟、政治、文化、健康、教育、就業、居住、司法、交通、身體、性別、人身安全等等的平等權利,其中也包括公約內的第19條,特別指出身心障礙者有自立生活跟融入社區的權利(living independently and being included in the community),因此簽約國必須提供各種社區式的支持性服務,來支持障礙者在社區裡面得以自主自己的生活。我國雖然不是聯合國會員國,但也在2014年通過「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生活公約施行法」,亦即政府如同簽約國,必須執行公約的要求,每三年政府須提出國家報告,接受國際審查委員之審查,同時民間也提出影子報告作為回應,如同我國針對「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 及兩公約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簡稱) 每三年提出的國家與影子報告審查。

針對第十九條所謂的社區型 (community-based) 服務,國內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簡稱身權法),指出障礙者有權利接受居家服務跟自立生活支持性的服務 (包括個人助理的服務)。居家服務一直以來,就是各國在推動長照最主要的服務,取代過去機構式的服務,無論是過去長照十年或是當前長照2.0,居家服務都被視為是長者在社區就地老化的最主要社區式服務。國外過去障礙者也是使用居家服務,然居家服務對障礙者使用來說限制很多,包括障礙者沒有自主性,或是被削權(de-empowered),因此以個人協助 (personal assistance) 來取代居家服務。

臺灣目前不論長照十年或是長照2.0[1],障礙者年滿五十歲就可以涵括在長照的範疇;而50歲以下的障礙者,使用居家服務則屬於身心障礙服務的範疇,兩者的預算來源不同。依據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十九條,個人協助是障礙者自立生活與社區融入的重要條件(Jolly, 2009)。個人助理(personal assistant; 簡稱PA)是針對身心障礙者提供個人協助(personal assistance, 亦簡稱PA) [2],目的在促進障礙者自立生活與社區融入。 個人助理提供個人協助服務[3]的發展,不只取代居家服務,且也成為各先進國家障礙者自立生活運動的重要里程碑,包括歐盟、北美及東亞的日本等國,在瑞典自1994年甚至已經視為法定服務,屬於社會保險給付之一環。

臺灣針對提供個人協助者,稱為個人助理。個人助理(簡稱個助)在臺灣的發展是來自民間團體倡議的結果(詳見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網站),於2012年放入「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的相關條文 (詳見該法第九章),法定各地方政府有責任提供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如同前述,先進國家障礙者倡議發展的個人協助是為了取代居服,因為居服不好用,障礙者沒有自主性,但是我國的個助服務,卻被要求不能和居家服務(簡稱居服)重疊。

今年(2017)對障礙者在臺灣社會爭取平權,非常重要,因為十月底、十一月初 (30/10/17 – 03/11/17),將有五位國際障礙人權相關人士來台審查我國身權公約的國家報告,並與民間影子報告對話,其中包括第十九條針對障礙者是否和一般人一樣擁有平等權利選擇住在哪裡及融入社區。

以下分享三位障礙者在臺灣社會如何為了和多數臺灣公民一樣,可以自主生活在社區,融入社區的故事。期待受到當前政府積極推展長照2.0的重視,包括今年底身權公約審查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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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國際身心障礙者日活動主標語。圖片來源:https://goo.gl/4W97dG。

 

 

⊚故事一:我要在社區自主生活的選擇是什麼?

YW居家服務媒合不到、個人助理和臨時及短期托育不夠用,每個月自己支出個人協助人力費近兩萬:「我要在社區自主生活的選擇是什麼?」。自付人力費負擔大,壓縮使用時數,造成和個人協助者的緊張關係,誰應該負責?

一位接受訪談的障礙者,YW(年50,移動困難者),需要有人力支持才能在社區自立生活(independent living, self-determination)。她期待的理想人力時數是一天可以有三班制,早上起床時、中午、以及晚上睡覺前,各有三小時(一天九小時、一個月270小時),其中包括可以陪她外出辦理一些事情以及參與社交活動。但是長年媒合不到居家服務 (簡稱居服; home help),目前使用個人助理(簡稱個助; personal assistant)和臨時暨短期托育(簡稱臨短托, respite care)服務,但核下來的服務人力時數不夠,超時使用的時數,她必須完全百分百自付人力費 (包括個助車馬費及臨短托行政費)。目前她只使用最基本、勉強過得去的時數,一天兩班制、六個小時,她除了負擔在核定時數的30%自付額之外,需完全自付超時的人力費,每個月需要支出的人力費一個月一萬八、一萬九,如果碰到颱風天、連假日,她要支付更多,或是當她身體不適住院時,如果需要個助陪同住院,在人力費上的開銷更大。目前人力費的支出,是靠她過去工作所得的小小積蓄及一個月兩千元的障礙津貼,以及罕見基金會的補助。為了節省人力費的開銷,YW目前使用的個人協助已經壓縮到一天兩班制、六小時,因此經常性在個助離去的最後一小時,YW變成很焦慮,交代個助在一小時內做許多事,甚或有時候個助的服務會超時,個助也因此覺得被剝削,兩人的關係也因此受到影響,個助再來提供服務的意願降低,也造成YW尋找個助的困難,而這些影響,對個助、對YW都很無辜,原因出在來自體系的人力支持不足。

YW目前與同是有移動困難的弟弟同住,主要照顧者母親已經逝世 。YW身體狀況每當愈下,YW目前支付個助與臨短托的人力費負擔不小,且支付人力費的壓力只增無減, 加上無法媒合的居服服務無法轉到個助或臨短托,因此只有兩個選擇,一個就是住到機構,一個就是申請外籍看護。

YW分享:「…我人力需求的時間,我有做一個安排,我晚上可以自己躺下去睡覺,可是我沒有辦法自己起身、起床。…刷牙洗臉、上廁所、洗澡、用餐等等…比較理想的狀態是, 早上起床盥洗、早餐,有一組,中午午餐一組,一組是晚上吃完飯後,一直到上床睡覺, 這是理想狀態。可是現實狀況做不到。我調整到勉強可以的狀況,我早上十點才用個助,不一定個助,有人力來的話,早上十點,希望到下午一點,三個小時,三個小時中,從起床、刷牙洗臉、盥洗,直接吃早午餐,早午餐吃完後洗澡,做一些簡單復健,洗完澡後,把衣服洗一洗。因為弟弟(也是障礙者)跟我住,兩個人衣服一起洗比較經濟,個助的精神協助我完成我的社會角色,… 盡量在這三個小時,有時候做不完就是延長三個半小時做完 。晚上六點鐘,再一位個助,讓我再下床去上廁所、買晚餐,有時候有一些家庭的東西要採買,或陪我做復健,一直到晚上九點鐘,讓我上床。有時候陪我外出看病、治療 。個助的服務項目沒有限制很多。…」

針對YW的例子,以下幾個議題,值得我們重視:

一、居服無法和需求媒合、居服的限制

YW50歲以前,負責障礙福利的障礙科居服一個月核給72小時,50歲以後轉到屬於長照服務的長照中心,居服一個月核給85小時,居服核給的時數一個月增加13小時,但還是媒合不到居服。除YW住的地區,就是沒有居服員可以來提供服務,同時居服的限制,還包括在晚上、星期假日、颱風天都不提供服務。

二、個助和臨短托核給的時數不能滿足需求

前述YW媒合不到居服,因此只能使用個助、臨短托服務,兩者服務核給的時數還是不能滿足YW的需求,因此兩者都須要YW自付超時使用。
個助一個月最多只核60小時,一天兩小時,而且使用者要部分負擔30%,當時數超過核下來的時數,則需全額自付,包括個助的交通費也需自己買單。
臨短托服務的規定一年是200小時,一個月16小時,一天半小時。如同個助的使用,在核給的時數下,使用者要自付30%,當時數超過核下來的時數,則需全額自付,包括臨短托的行政費自己買單(行政費一年補助48次,超過次數,每次需自付190元,以及100元交通費,亦即行政費和交通費就須支付290元。如此,加上臨托每小時需支付150元,若每次用三小時,就要740元)。
目前核給YW個助一個月可以使用60小時(一天兩小時),臨短托服務一年是200小時 (一個月16小時,一天半小時)。然而這兩種服務加起來一個月76小時(一天2.5小時),對YW的基本生活需求,即使不出門,時數還是不足。

三、自付人力費的壓力,無形造成障礙者和個人協助者的緊張關係

障礙者在使用這些服務時,由於需要自己負擔經費,在服務使用上精打細算,礙於有限的時間,可能產生焦躁或緊張的情緒,也可能會請個人協助者(如個助)超時工作,或在時間內排大量工作請協助者完成,使得障礙者和協助者的關係和相處氛圍受到影響,彼此關係惡化,因此導致協助者不願再來提供協助,障礙者在人力更缺乏狀況下,更影響情緒和生活品質,也可能讓現有人力更不穩定。而使用者年齡增加及加上身體功能只會更為衰弱,因此人力支持的需求只會成長、需要自付的負擔同樣增高, 使用人力支持時出現的焦慮,以及和個人協助者緊張的關係,惡性循環、有增無減。

四、長照或障礙福利的整合有其必要,包括居服時數可以轉到個助彈性使用

居服不只是人力媒合困難,居服的服務只限工作日及日間,但是障礙者的夜間及假日、包括過年、颱風天,還是要生活,要吃、要上廁所、要洗澡、要呼吸,這些時段的生活怎麼辦?長照可以滿足這些需求嗎?還是只能滿足那些不需要密集支持的使用者,或是只針對那些有非常好家庭關係及健康的家人做後盾者。

個助對障礙者而言是比較可以有自主性,服務也有彈性,但核的時數卻無法滿足需求。

五、長照政策「在地老化」與障礙政策「自立生活、社區融合」的實踐

很諷刺的是:(一)國家長照政策說「在地老化」,不鼓勵住到機構, 使用長照服務,在地老化,但卻無法媒合居服。(二)政府的政策希望我們要用長照服務,不要用外勞,因此使用外勞者,每個月要繳交兩千元給勞動部,其實就是變相懲罰聘用外勞者。(三)回應聯合國身權公約(UN CRPD)第十九條,政府要發展社區型 (community-based)的服務,支持障礙者在社區有自主性的自立生活,但在社區的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卻得不到預算的支持。

YW和你我都一樣,當然不希望被隔離住到機構,也沒有那麼多錢聘用外勞,然而,她還有第三個選擇嗎?

2017032102相關福利政策在實際運作中,面臨時數、金錢等限制。圖片來源:https://goo.gl/25XWH5。

⊚故事二:一天只能換兩次尿片一天24小時,八成要看人家的臉色

CL搬出機構,希望在社區自主生活,但是人力支持不足,一天只能換兩次尿片:「一天24小時,八成要看人家的臉色,八成無法自主生活…以前在機構的生活品質是零分…在機構百分之一百要看人家臉色。」

CL(年40,腦性麻痺),溝通需用溝通板,受訪時有三位個助協助翻譯。住過機構,目前租屋獨立居住,有使用居服、個助。以下是協助翻譯的個助,透過溝通板,逐字稿也經由CL確認過。

 

擔心沒有人力,尤其過年、連假,生活中八成看人家臉色

他(CL) 說自己是居服和個助的使用者,要拜託別人,沒有真正的自主性,生活中最擔心的是人力,尤其是連假、過年時沒有人協助。因為居服和個人協助加起來,時數還是不夠,他覺得很多事情還是需要別人幫忙,要拜託他的朋友,要看人家臉色。另外如果要外出,要特別拜託個助配合。一天二十四小時,八成要看人家臉色,生活上有八成自己是不能控制的,就是不能按照你的意願去生活。相較過去在機構的生活,目前的生活品質,零分到一百分他打75分,以前在機構的生活品質他打零分,因為在機構的時候百分之一百要看人家臉色,百分之百完全沒有自主權。

 

一天只換兩次尿片,經常性濕疹問題

個助目前他一個月使用83小時,核發60小時,多出來23小時要百分之百自費,個助也必須用在換尿布、上廁所、還有吃東西,因為居服只服務白天和工作日。現在用尿片,早上居服換一次而已,就必須等到晚上個助來時才能更換,因此, 一天只有換兩次。一直以來CL有濕疹問題,因為尿布溼了無法即使更換, 尤其是夏天,濕疹問題更嚴重。

 

個人協助(居服+個助)難以滿足需求,每個月人力自費負擔大

CL屬極重度,居服核最高時數90小時(一天三小時),CL屬一般戶須自費是三成,一個月90個小時,自付額是4,700,個助核60小時,60小時內自費三成,超過全額付,一個月2,500。總加起來,  CL一個月在個人協助費用必須支出7,300房租一個月已經7,500吃飯最基本一個月6,000,然後手機費吃到飽要1,300,CL每個月最低開銷22,100 元。

生活要有尊嚴,支持人力必須足夠,還有溝通輔具、住的地方同樣重要

CL說生活要可以有自主性、活得有尊嚴,支持人力的時數須增加,增加到需要的,其自立生活就可以提升到85分,因為溝通輔具很重要。他有很多第一個優先要改善的,除了人力支持的時數增加外,溝通輔具的IPAD溝通板、以及找住的地方。 支持的人力他希望是有二十四小時,才能在社區有尊嚴自主生活。

針對CL的例子,以下幾個議題,值得我們重視:

一、支持障礙者自主生活,社區支持服務發展及資源迫切

CRPD第十九條「自立生活、融入社區」,其制定過程是由障礙者主導。台灣的障礙者也是一樣,都會選擇融入社區並自主生活,沒有人要選擇住到機構。若要讓障礙者可以自己選擇自主性的生活,並融入社區,政府相關政策和預算,也應要朝社區式服務發展,尤其是自立生活的相關支持性服務,回應CRPD第19條。

二、個人協助的人力時數提高,尤其假日、連假、颱風天的人力

再者,當障礙者搬離機構到社區居住,以CL的案例,因為人力支持不足,同時使用服務仍需自付30%,生活品質並不好。值得關注的是,障礙者若遇到假日、颱風天和過年等,尤其遇到連假,會非常擔心人力會不足,可是障礙者日子還是要過,對此,相關單位需要去面對。

三、人力支持的時數及自付額的計算,當配合障礙者老化及生活品質

CL期待要有24小時支持人力,然而目前人力無法達到期待。而個人助理和居家服務的費用,在需自付三成的情況下,每月支持人力費用的支出已經為7,300元,再加上房租、餐費和手機費等支出,一個月最低開銷是22,100元。然而,這樣的負擔,卻僅讓他獲得一天換兩次尿片的生活品質。隨著年紀增加,CL的人力支持需求只會越來越高。如果公部門沒有增加支持人力,他未來經濟負擔只有更高,而生活品質只會退步不會成長。

四、租屋需求的協助,包括社會住宅的規劃,障礙者尤其需要被納入考量

對CL而言,社區居住十分重要。目前CL一個月房租為7,500元,但環境不好。尋找其他租屋又困難重重。障礙者的住屋需求,公部門亦應正視。

五、 輔具:電動輪椅及溝通輔具,建立在個別活動參與及社會角色需求

在社區自主生活,輔具的部分含溝通輔具和電動輪椅很重要。CL跟人溝通互動需要溝通輔具,到目前為止仍沒有適當輔具,使CL感到挫敗,需要透過他人協助翻譯才能和人溝通。而電動輪椅的部分,目前政策規定每五年換一次輪椅,且修繕輪椅的相關器具(如零件、電池)也都要障礙者自己支付。可是如此標準化的輪椅補助規定,並沒有根據個別差異做為考量。如CL的案例,他經常外出賣口香糖,也經常性參與社團相關活動,包括各種社運團體的遊行,電動輪椅的使用頻率非常高,因此輪椅撐不到五年就會有問題。基於此個別差異,在輪椅補助的規定應進行個別化調整,如視其工作角色及活動參與,也回應當前身權法ICF新制鑑定與需求評估的精神。

六、個助人力的低薪和障礙者自付負擔提高的矛盾,對兩者都是不公平,亟待解決

目前居服是一小時200元,可是個人助理一小時為140元(晚近調整為180元),同工不同酬。弔詭的是,個人助理對障礙者而言較好用,因為較有彈性,也不受限於日間或工作日使用,可是民間團體也不敢要求時薪加高,因為目前核的時數只有60小時(一天兩小時),若調高,障礙者會擔心自己負擔的比例也相對提升,尤其當超過核定時數時,需自付百分百。如CL每個月個助需超用23小時,當個助時薪調高,相對的CL負擔加高,但因此壓縮個助的低薪、和居服的同工不同酬,對「好用」的個助人力發展是很悲觀的。加上,目前居服屬於長照2.0服務範疇,長照2.0的預算只會成長,但個助並沒有涵括在內,雖然對障礙者來講個助較好用,從政府的政策而言,卻沒有發展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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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椅補助的規定應進行個別化調整,如視其工作角色及活動參與,也回應當前身權法ICF新制鑑定與需求評估的精神。圖片來源:自由時報,https://goo.gl/hjGcMD。

故事三:別人每天都可以洗澡,我不行

LC(年55,小兒麻痺),使用特製輪椅,自小被教育體系拒絕,從未「入學」,靠自修,關在家40餘年。不得已在機構住了五年,看到同住的住民生病無法立即就醫…感受不被機構工作者尊重,在個助協助下終於租到一間公寓,如願搬出機構。然而,找不到工作,失業中,經濟來源只能靠低收入補助跟租屋補助,目前有使用居服和個助,但是「別人每天都可以洗澡,我不行」。

機構不是人住的地方

當照顧LC多年的父母雙雙離世,LC從家中搬出來,因為租不到房子,只能住到養護中心,住進去後才知道機構以地方狹小為由,規定不能帶個人物品,包括電腦,機構也不提供網路,LC分享說 「機構真的不是人住的地方」。LC說機構不是人住的地方有很多原因,比如「我看到很多人被對待的方式,不在乎你的感受,我就決定一定要離開,再加上機構裡面的種種問題……障礙者不管他幾歲,人家都會把你當成小孩,在機構更是……」。

 個助比較好用,但時數不夠用,支持人力不夠,不能每天洗澡

「重度障礙者當然需要協助,要給他支持……我(障礙者)還沒有得到平等的被對待。譬如,別人每天都可以洗澡,我不行,像我禮拜天就不能洗澡(因為居服員星期日不上班)。 ……居服一個月核給我44個小時, 禮拜天沒有居服,禮拜一到禮拜六,一個小時半或兩個小時。 我的居服大部分就是集中在洗衣服、曬衣服、整理環境,還有洗澡,除了禮拜天沒有。」

「我目前個助一個月核給我60小時,一天只能用兩個小時,我如果只用60小時以內就不用錢,但我的需要是80小時,政府只給我60小時」

「當然是個人助理比居服好用。個人助理時間比較彈性,我可以要求他什麼時候來協助我, 可是居服員就不行。」

經濟生活不安定:有時候一天只吃兩餐

「一個月低收入補助和房租津貼總共兩萬六,房租一個月9,350、要使用氧氣一個月要四千多塊,水費是還好,電費比較高。……(訪員:剩下一萬二,再扣掉你的電費、水費、手機費, 剩多少錢可以吃飯?) 有一陣子就是一天只吃兩餐,維持在一百塊左右。吃飯,我除了下雨天需要有人幫忙,不然的話我就可以自己出去買,帶回來吃。…租屋補助又增加,台北市又多了兩千塊,營建署是四千塊,所以就六千塊,如果以前其實只有四千或五千的時候,就會有點不足,現在是還好,剩個一千塊左右。)

居住地方太小,生活不滿意,因為需要大一點浴室放躺著的輪椅

(訪員:目前對你的生活滿意度你覺得如何?)

「當然不太滿意,我最不滿意的,就是房間的空間,我的體力已經不像以前了,我的浴室是把它打成通舖的,我要進去,我是自己爬進去,我再自己爬出來,生病的時候,或是未來我可能沒有力氣這樣做,如果要繼續這樣獨立居住,需要一個比較大的浴室,就直接把一張單人床放在裡面,目前做不到,因為沒有大的浴室,我去看台北市的公共住宅,木柵的興隆公宅,身心障礙戶的浴室,我覺得很好,完全可以符合我想要用這種方式來生活,可是那個地方,我又租不起。 原住戶,原來特殊身分的人住進去就滿了,外面要住進去就要用一般戶的租金價格來租,要一萬多塊。」

電動輪椅的修繕補助需求

「這台輪椅用了十幾年,十三萬塊,補助七萬塊,政府補助三萬塊,然後我自費要三萬塊。從2002年開始用的,也是有故障。修繕的話,要自己付錢。」

針對LC的例子,以下幾個議題,值得我們重視:

一、早年發生障礙的障礙者被體制遺忘,政府應該跟障礙者道歉,如同跟原住民道歉一樣

LC是1950、60年代的小兒麻痺者,這些早期發生障礙的障礙者被教育制度排除,也沒有福利、健康照顧的介入。像LC在家裡關了40幾年,並非單一個案,其實那個年代出生的障礙者大多如此,沒有接受教育和復健的機會,也未有任何專業人員介入,全靠家庭成員。若非中產階級家庭,從某個角度而言,就是自生自滅。

在這個年代或更早期出生的障礙者,是被國家制度遺忘的一群人,去年(2016)蔡總統代表新政府,向原住民道歉,我們的政府也應該向這一群被體制遺忘的障礙者道歉, 我們真的對不起這群障礙公民。以LC來說,如果當初有接受教育的機會,有接受復健的機會,當初有任何專業人員介入,或許他就是台灣的霍金博士 (Dr. Stephen Hawking, British)。所以我們期待並要求政府像障礙者道歉,一點也不為過。

二、住在機構是不得已的選擇

再者,因為沒有可以負擔得起、完善無障礙設施與空間、足夠數量的社會住宅提供給障礙者,也未有專人協助障礙者租房子,LC沒有其他選擇,只能住到機構。我們也相信像LC的案例不只一個,台灣的障礙者住到機構是不得已的選擇。LC因為懂電腦,透過網路認識其他障礙者、認識了個人助理,才進而使用個人助理協助租屋並住進公寓,搬離機構。可是住在機構的障礙者,有多少人可以像LC這樣?對此,我們必須重視,住在機構的障礙者不是自願的,是不得已的選擇。

以LC的狀況,需密集人力支持(被診斷為極重度損傷),使用躺式電動輪椅,但是他跟你、我都是一樣的,希望能自主地生活,期待融入社區,過著一般人過的生活,而不是住在機構,仰賴工作人員,看他人臉色。

三、障礙者想就業,但困難重重

LC的案例,也告訴我們一個迷思:障礙者並非如同大家想像,喜歡依賴社會救助。重點是他們找不到工作,求職被拒絕。LC曾經積極找工作,就業輔導的工作人員甚至跟他說,你先將腳治療好,才有可能找到工作。第一,障礙者的就業困境真的值得相關單位介入;第二,我們應思考的是,我們的就業服務真的只能服務「治療」好損傷的障礙者嗎?

四、障礙者在社區自立生活、融入社區,需求是多元的及要有個別性考量: 時數足夠的支持人力;不用擔心沒錢吃飯的經濟安全;住屋可負擔、無障礙及交通便利;生活輔具含修繕處理;交通無障礙含跨縣市的個別考量;圖書館等公共場所的無障礙等

如同和台灣所有障礙者,LC在支持人力上的核定時數並無法滿足需求。而經濟狀況的部分,LC完全靠津貼生活,但必須謹慎使用,如人力支持時數不夠,但他也不敢超時使用,因為經濟狀況不允許。

房租一個月就將近支付一萬塊,加上支付氧氣費、電費和水費,有時候LC一天只能吃兩餐。我們可以看到,障礙者在經濟安全上,可能連吃飯都有困難。

以LC的狀況,除了經濟之外,居住也非常重要。LC使用躺式輪椅,包括廁所和盥洗處,都需要較大的空間,住處亦需交通方便。然而這樣的租屋房租往往比較昂貴,目前LC的住房情形,因為無法負擔高房租,無法改善。再者,LC的輪椅已使用15年,因為是特殊輪椅,所以補助的輪椅費用是不夠使用。修繕亦是問題。交通而言,目前無障礙公車和計程車的SOP,對使用躺式輪椅的LC,也無法符合其需求。再者,跨縣市的無障礙未互相支援,如果今天LC要做無障礙計程車到其他縣市,目前沒有所謂的跨縣市的交通補助。

LC喜歡閱讀,喜歡到圖書館,可是發覺圖書館的無障礙環境設施仍然不足,包括無障礙廁所。

2017032104臺灣這些早期發生障礙的障礙者被教育制度排除,沒有福利、健康照顧的介入,形同被國家遺忘。對於某些人來說,如果當初有接受教育、復健的機會,或許有機會成為臺灣的霍金博士。
圖片來源:BBC,https://goo.gl/i0Bq6o。

結語

從前述的三位「非常努力」在社區自立、自主生活,同時也使用居服和個助服務的生活故事,其需求是多元的,且環環相扣。

針對支持人力而言,發現使用者肯定個人助理比居服更能符合其需求,包括時間 (夜間、假日)、地點、提供的服務內容是依據使用者個人需求,且具彈性,包括颱風天,而非如居服是要求使用者去配合居服。然而目前個助提供的時數最高一個月為60小時,時數不足無法滿足需求,因此受訪者覺得其仍然無法自主生活,包括如廁問題、尿片更換、晚上協助洗澡或翻身等人力,以及仍然要依賴家人或同事,要看臉色;同時居服無法媒合但卻不能轉換到個助,必須超時使用個助,除了負擔自付額加上超時的自費支出,每個月在人力支持的支出,是一筆很大的開銷。因此,人力支持多寡、是否能滿足需求,對障礙者的生活品質是很重要的。而住過住宿型機構者,也都回應可以和一般人一樣住在社區,當然比住在機構更有自主性。

截至2016年,20個地方政府都有提供所謂「自立生活支持服務」 (其中含個助服務、同儕、自立生活計畫),就使用人數,2016年全國使用個助服務總計為285名,佔全國障礙者總數比例為0.025 % (平安基金會提供的資料,2016)。就預算編列而言,以2016年為例,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全國總預算為兩千三百萬(NT$23,748,000),亦即,每個地方政府一年預算為115萬; 其中針對個人助理服務全國為八百九十萬(NT$8,965,000),亦即,每個地方政府針對個人助理服務的預算一年為45萬; 全國所有障礙者一年分配使用2,718小時; 更值得重視的是,現行的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也缺乏穩定財源,而是來自彩卷盈餘

 

三位障礙者的故事,讓我們了解到臺灣社會的障礙者在這塊土地,要和多數的臺灣公民一樣,平等、自主在社區生活,極其不易,除了最基本的人力支持困境外 (個助時數不足;自費對障礙者而言太貴;居服和需求無法媒合,居服時數不能轉換到個助使用;個助財源、人力不穩定等),尚且包括基本生活的經濟安全、就業、可負擔與無障礙的居住住所、交通等等,除期待政府「有感」予以積極回應如此「基本需求」外,也期待社會你我的重視。

 

註解

[1]目前的長照2.0,五十歲以下的障礙者,擬被納入服務對象,其使用居家服務即將屬於長照資源的服務範疇。

[2] 「個人助理」(personal assistant)是指那位提供個人協助(personal assistance, PA)的協助者。CRPD第十九條是使用個人協助(personal assistance, PA)。

[3]先進國家障礙者運動,不希望個人協助以「服務」稱之,以強調障礙者的個人協助是障礙者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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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宜澤/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失聲的他者

以文化權益(cultural rights)的案例來看,將被研究者他者化的呈現,間接造成了缺乏在公共場域中為自己發聲的現況。所謂文化權益,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參與的〈Fribourg宣言〉來看,至少包含了「身份與文化遺產」、「對文化社群的參照能力」、「參與以及取得文化生活的能力」、「教育與訓練」、「資訊與傳播」以及「文化合作」等幾個大項(註一)。這些項目看來正是在少數群體環境中最迫切觸及的身份與認同問題,但更包括文化行動中物質基礎的取得機會以及傳遞。在當前台灣的討論環境下,許多關於傳統文化行動與遺產(不論有形無形)的討論,多半停留在「相對主義」式的理解。台灣的公共論述傾向以「相對主義」做為討論的立場,近來幾個爭議的案例都直接反應了相對主義深深地鑲嵌在公共性討論中:公告傳統領域是否應該涵納私有地?狩獵權的操作是否可以在傳統祭儀時間之外並使用改造槍枝進行?最後,原住民是否能夠透過參與傳統來取得更適合未來的生存方式?這幾個案例,可以讓我們思考一下這方面的議題:如何從相對主義的思考來看討論公共性常見的四種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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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耀‧比吼和原民團體於2/23至總統府前抗議「原住民族土地劃設辦法」不當。
圖片來源:張智琦,苦勞網。https://goo.gl/ppIJbV

 

上面三個關於原住民文化權益的提問,都該以肯定的角度回應,但理由不見得相同。我們要如何從討論當中找到以公共性為基礎的解法,也許可以從以相對主義思考時常見的謬誤來看。從相對主義出發,我們同時需要看看「反」相對主義的思考是如何被相對化,同時更需要以「反」「反相對主義」的思考來破除迷障。下面我以兩個常見的相對性,以及兩個「反相對性」的謬誤,來說明我們如何回到公共性的可能。

反「反相對主義」是已逝的著名美國人類學家Clifford Geertz所提出來的觀點(Geertz 1984),主要是在討論文化相對性之下的開展理解論述可能。從幾個簡單的例子來看,就可以知道反反相對主義為何是人類學者需要也應該標舉的立場。「相對主義」的基本觀點就是,文化本身歷史背景與思維方式不同,我們沒辦法透過自身文化來理解另一種文化的道理。這樣的「相對主義」從正面來看,是尊重並且保留另一種文化的意見;但從反面來看,將會是對於不同於自身的文化完全的忽視,並且將它作為另一種「非我族」觀點的例子。

人類學者在相對主義裡面所堅持的角度,去除種族中心主義,用在地觀點的角度理解與研究者本身不同的風俗習慣以及信仰。但就連現代人類學的祖師爺Malinowski都有厭惡「土著」的證詞時,我們必須思考「反相對主義」是否無可避免地和相對主義同時出現。反相對主義的概念就在於,雖然文化是相對性的,但是不同文化的個人權益與基本價值需要透過「溝通」與「制度」的方式來協調,也因此在反相對主義的觀點中,我們需要有「普世」的人權或者道德思維,必須要「超越」在地性,過於保守的「相對主義。一個人類學家可能會以在地人的觀點來理解與說明蘇丹仍然存在的「陰蒂切除術」作為婚姻通過的儀式,但一個人權工作者會試圖盡可能地消滅這個現象(這些案例族繁不及備載:冥婚,殺嬰,屠宰除穢,使用活體動物進行儀式,以至於連現代社會都有的東正教倒抓嬰兒受洗禮,宰殺峽灣中的鯨豚作為成年儀式等等)。現在的問題是,當人權,動物權,或者國家規定以普世價值來支持「反相對主義」去消除在地「陋習」的時候,人類學家應該怎麼回應?相對主義觀點基於地理資源,生物表現差異,宗教與認知的差別而衍生論述,認為文化之間無法互相理解,無法藉此改變原有的生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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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亞東正教受洗儀式倒抓嬰兒,引發爭議。
圖片來源:擷取自Youtube,https://goo.gl/LnldZi。

 

另一種立場則是高能力者可以宰制或者決定低能力者的生活與權利。歷史上成形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殖民主義,甚至種族屠殺都在相對主義的黑暗面出現。而「反」相對主義則認為,相對性不應成為阻礙「現代化」或者「普同道德」的理由。要成為現代公民,需要「改變陋習」或者去除容易辨識(或者被歧視)的族群特性。 殖民時期禁止獵首,當代法國的反頭巾法案,甚至以「空氣污染與噪音」為由禁止宗教燃放鞭炮等等,都是「反相對主義」式的操作。在論述人與文化的多樣性時,相對主義與反相對主義呈現兩種情境:「自然論」與「理性論」。自然論看待文化表現受生物或環境性質生成,無法(或者也不願)進行溝通或改變;理性觀則是,我們透過了解文化內在邏輯就可以了解,因此可以試圖改變不同的文化內涵。但這兩種觀點主要是「靜態」的本質主義論。其觀點的延伸就是本質論的極致內容:「只有XX自己人可以理解XX」,「只有在地人可以對在地議題發言」。換句話說,要使用原住民「身份」發言,只能停留在祖先的生活模式裡才可以;如果你不能(也沒有機會)複製與祖先相同的生活型態,那就需要被國家(所代表的集體理性)所管制。這樣的本質論述有四類謬誤,分別可以從相對主義立場與「反相對主義」的立場來討論。

 

相對論的四種繆誤

相對主義常見謬誤之一:「環境與生物決定的因素具有生態效益,我們不該改變原來有的生活模式,而離開原有生活的人也沒有該效益的思維優勢。」 例如在原住民狩獵文化權益中,論者常以「原住民已經不再使用傳統的方式進行捕獵,而這樣會對生態造成必然傷害」的說法,來反對當代原住民行使狩獵權。然而這樣的謬誤正是前面所提的靜態本質主義。我們可以把它比喻為,文化如同演化論在生物分類學上的切片,只有在分類學的課本上才能行使其特定功能。原住民所持的技術規模與主流社會的操作模式並不相同,直接以生態上的切片凍結在地知識的演進,也忽略人類的文化演進必然是「拉馬克式」而非「達爾文式」的表現,反而是對「演化」論述的誤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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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獵權自救會於去年上街表達訴求「還我原住民族民族尊嚴與文化平等」。
圖片來源:中央通訊社,https://goo.gl/a9oPqG。

相對主義的常見謬誤二:「生理與歷史必然性表現於較普遍且價值較高的行為,也可以理解成普遍性與相對性的關係。」這樣的論述可能其實在殖民時期常見於種族主義式的論述,但我們若把案例放到當代主流社會,卻也不難在「異於平常」的權益運動當中,聽到反對的論述如是說。比如先前同婚法律權益的討論,就有生態神學論者表示:「同性戀行為已經受到保護。但家庭的存在先於國家,不該由(比家庭晚出現的)國家的法律來認定家庭是否可由同性戀者組成」。」這裡的問題是,歷史的「結果」被當作是生理的證明,但這個歷史結論的背後脈絡卻被掩蓋不見。也因此片面認知為多數文化裡常見的機構模式,卻「刻意」忽略了歷史當中被隱藏起來的過程:一夫一妻小家庭的出現,是十八世紀中以後在工業革命的人力需求下,把大家庭拆解開來的歷史結果以及國家論述,並非原有狀態。所謂生理性的效益更被偷渡為相對主義的經濟原則:在這之下,符合國家利益的「家庭觀點」反而成為宗教論者用來表達自然原則的背景;也是以國家或者族群的延續功能刻意扭曲相對性的內涵。

第三種謬誤,是以「反相對主義」的普同論述來出發的。簡單地表達就是:「相對性不可跨越,因為我不是對方,無法理解他類的想法。」但這樣的理由也可能延伸出:「因為(一般人)沒辦法理解,所以不能夠放在公共領域裡面討論。」以前面同婚合法化的觀點來看就會變成,「這件爭議上有不同的觀點,正反雙方都沒能夠說服對方,這事情其實並沒有客觀對錯。但我們要讓大眾都能夠接受!」在立場與主體價值使用相對主義,是虛無主義觀點。雖然在過程中表達認同,但卻以外在於平等架構的定義組織或者價值來說明或堅持相對性不可跨越觀點。一方面被化約為相對性不可理解,另一方面被建構為相對性無法回應或滿足「普同性」所設定的原則。不可跨越的操作,與場域轉換的偷渡有關。在討論公共性過程中,容易偷渡 「異質但說法類似」的論述。比如反同性婚姻的論述中,偷渡「神的國度」到現實法律下的「國家」(感謝玉山神學院陳文珊老師提供此一觀點)。 「反相對主義」成為解消「相對主義」困境的虛假意識。

第四種從「反相對主義」而來的謬誤:「在各種當地的標準無法對話的情況下,無法與在地觀點理性溝通,而公共空間需要由專家或者制度來予以仲裁。」認為無法理性溝通而必須建立有效處理辦法(不管是有效率或者有執行能力),常是為了「偷渡」主流或者宰制的意識形態設立的門檻。比如一般大眾會「認為」(到底是什麼樣的證據顯示?)如果開放非特定祭典期間狩獵又讓原住民有現代化槍枝,原住民只會越捕越多;讓同性戀者結婚,只會帶來更多的傷風敗俗的(性?)行為模式,會破壞傳統婚姻的優良美德等等「假設與限制」論述。「專家知識」在此過程中,變成被過度訴諸的權威圖章,並且以多數但簡化的目標(例如方便消費的生態保育制度或者國族家父主義),作為在地實踐以及日常生活的最後判准。

 

反反相對論

Geertz在他仔細推進「反反相對主義」的論述中明白表示,反「反相對主義」不是回復到「相對主義」的素樸狀態,而是反對透過「反相對主義」而出現的普世化理性聖戰,或者是對於不能理解之物的認識論病態化觀點。他認為人作為Homo Sapiens,就展現了普同性和特殊性的共存意義。Sapiens是物種的人性演化狀態,但Homo則是透過社會變異而回歸「原始(普同)思維」的人心狀態。他同時認為人類學研究正是在這兩種看似矛盾的狀態下,取得橋接能力又可進行轉化的「神奇魔法」,人類學在這兩造之間展現可以超越且必須同時存在的矛盾。他借用另一位人類學者Dan Sperber的說法總結:「反對相對主義的最佳證據,存在於人類學家的活動本身;而贊成相對主義的證據,存在於人類學的書寫著作本身。在其著作中尋遡其蹤跡時,人類學家把難以跨越的文化邊界變成了深不可測的鴻溝,用以保護他們自己的身份,並向哲學的漢普同的聽眾提供他們正好想聽的東西。」(註二,摘自李幼蒸譯稿。斜體由筆者所加)。因為人類學者能夠在異文化中找到可以理解並且參與的方式,正是打破相對主義的最佳行動;而人類學者的民族誌書寫,反而是將不能理解的他者以「普同」的特質重新呈現出來,讓一般人以「自己能理解」的方式去撿拾民族誌中的描述觀點。簡言之,人類學研究協助大眾在「常規」中 「去常規化」(destabilizing the norm):人類學書寫與再現的方式,就是去破除、移動、質問,重新理解在他所書寫的對象文化中那他人文化裡看不見的習以為常,以及如何可能如此習以為常生活的可能。

看到這邊讀者可能會覺得,「人類學還是沒有完成『反』反相對主義的任務啊!最後閱聽大眾仍然只以常規閱讀去經驗去常規化的他者。那如何達成改變?」正如在前面所說,反反相對主義不是要回到「相對主義」本身的素樸,而是協助指出在「反對」相對主義的普同旗幟下,大眾與機構可能用什麼樣的專業知識,嘗試去控制他方的心靈甚至行動。這裏我的回應也許是,人類學協助社會大眾看到公共性出現之前,如何以民族誌研究再現以及實際參與觀察的身份,進行多種真實的理解。

這裏我們可以說社會學觀點與人類學觀點的不同在於: 社會學是在制度裡面找「規律」,從規律中找到制度如何「控制和形塑」其成員的機制。透過機制,來理解制度與人的關係,其觀點主要是在尋找小故事中的大型規律。而社會運動的公共性正是透過這種對於機制形塑的理解,提出反對運動的能動性。相對來說,人類學是在制度裡找「例外」,從例外中找到制度如何被個人以及文化規則加以「解釋和說明」。透過解釋說明,描繪相對者如何以例外逃離或者運用制度,並且如何透過文化習慣重新去含括例外帶來的群體動力。其主要特色是透過小故事展現在地的多樣解釋以及在地象徵所隱含的內在思維型態,以及公共性當中尚未被理解的在地論點。對社會爭議的公共性來說,當代的行動人類學或者公共人類學,更強調透過與議題對象的合作與參與,以人類學家可以穿透專家知識或者機構制度的觀察與描述能力,豐富在地者能夠生產的論述戰鬥能力。公共性並不能單獨存在於人類學家的再現部分,而是在運用再現論述展現行動能力的參與時刻,不論人類學是參與觀察或者是參與抗議。

 

註解

註一:請參閱網址http://hrlibrary.umn.edu/instree/Fribourg%20Declaration.pdf
註二:「反反相對主義」,Clifford Geertz,1984年美國人類學大會主題演講。李幼蒸譯,載於1986年法學雜誌》16期,p.196-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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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婚姻制度都是歷史偶然:解構反同婚神話

王宏仁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反對同志婚姻的團體,最喜歡講保衛傳統家庭價值了,例如最近副總統陳建仁在接見反同團體後,接受訪問時說:「我們必須在台灣文化和對家庭、婚姻價值的理念脈絡下去考量同性婚姻。」大法官釋字第 554 號「婚姻具有維護人倫秩序、男女平等、養育子女等社會性功能」。但是,什麼是台灣文化的家庭、婚姻價值呢?什麼是「人倫秩序」呢?難道是反同婚團體說:「一男一女的婚姻具有自然生育與教養子女的功能,使得社會一代又一代地延續下去」嗎?

這種訴諸「傳統、自然」的說法,其實就是羅蘭‧巴特說的神話論述:「神話的任務就是讓歷史的意圖,得到自然的正當性,讓偶成的事件看起來像是永恆的事物」。反同團體目前的歷史意圖,就是讓大家相信:婚姻本來就是一男一女的,家庭有「自然的」生育跟教養功能,透過這樣的論述,讓偶成的一夫一妻制度、自然生育養育的神話,成為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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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是兩個同性男人的子孫???好可怕的神話啊!】

資料來源:http://www.plurk.com/p/e595vo

大家都知道一夫一妻根本不是台灣的傳統,三妻四妾多的是,童養媳、過繼習慣也滿地是,沒有什麼「自然」生育跟「養育」的事情,例如才不過70年前的日治時期戶口登記,「妾」可以是合法的婚姻,另外還有許多我們現代人無法理解的家族關係登記,例如螟蛉子、養女、私生子、庶子、媳婦仔、從兄、從兄違、、、,這些多元家庭的故事,就留給其他作者來說。

這裡我們要講的是「自由結婚、自由戀愛」。透過百年前,一些衛道人士論述「自由結婚與戀愛」的報章文章,來看看當時「正常的、自然的、傳統的家庭價值」是什麼?也看看當年「從古至今不變的家庭價值」,如何在1970年代的短短十年間崩解,甚至我們都已經忘記,台灣曾經歷過很長的「奉父母之命,憑媒妁之言」年代。

你們竟然要自由結婚,跟禽獸不是一樣嗎?

傳統台灣漢人的男女婚姻,不論是成年男女、童養媳或招贅婚,基本上都是兩個家庭的結合,男女雙方的婚姻締結是取決於雙方的父母。日本殖民台灣之後,仍保留這樣的慣習。台灣總督府法院在1908年的判例說:「依據(台灣)舊慣,婚姻或離婚非僅依當事人之意思即可成立,尚須遵從尊親屬(一般是父母)之意思。」也因為有這種習慣,才會出現不經過父母同意而雙方「私奔」這種字眼。還有,夫妻要離婚,也不是隨便就OK的,還必須父母同意才可以,這種奉父母之命的異性戀婚姻,可是維繫了好幾百年的傳統啊!

此外,日治時代民法規定,男子30歲、女子25歲以下,如果要結婚,必須經過「戶長」的同意。也因為如此,即使有自由戀愛,但父母仍然掌握了關鍵的否決權,以自由戀愛為基礎的婚姻,在當時可以說根本不存在。

那麼婚姻的意義,在當時是如何看待呢?在明治40年(1907)七月十六日,台灣日日新報的一篇「議論」,發表有關於「自由結婚辯」,一開頭就寫「有人來問我關於婚姻的事情,如果不是父母的命令或媒妁之言而結婚的,以前的人就鄙視之,稱做『野合』(不是打野砲的意思喔,是指跟野獸一樣的交合),但是現今卻說是自由、文明。、、、那麼婚姻到底是為了什麼呢?它不單只是為了男女兩個人,而是為了子孫延續、為了社會成立、為了國家保存、為了造化自然。如果僅僅只是為了男女『一時情緒的偏差』而結婚,那實在非常偏頗。、、、如果忘記上述的原因,就會變成『無紀律之民、無秩序之世』,跟禽獸有何差別呢?」

這種看法,跟一個世紀以後的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反對同婚說法,一模一樣。在「台灣基督長老同性婚姻議題牧函」一開頭就寫道:「婚姻與家庭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婚姻是指一男一女成人自願的結合,以共同生活為目的,並獲得社會和法律認可的獨特關係。在婚姻關係中,經由夫妻性行為,就有自然生育子女的可能性,因此婚姻關係可能發展成為父母與子女的家庭關係。因為婚姻具有生育與教養子女的功能,而生育與教養子女使得社會一代又一代地延續下去,所以全世界各國皆立法保障一男一女的婚姻關係。」

它一開始就先下定義什麼才是「自然的」,所謂的「自然」,就是一夫一妻制度,而且要「自然生育」。不過這個定義,不僅一點都不符合台灣的傳統(一夫多妻妾),也忽視過去半世紀來生殖科技為人類帶來的影響,例如試管嬰兒一開始也被視為「違背自然」,因為沒有夫妻之間的性行為,但現在還有人會說使用試管嬰兒生小孩的人不自然嗎?此外,該論述也訴諸「自然一代又一代延續下去」,跟百年前反對自由婚姻的說法,是不是一樣?百年前只有聽爸媽的話,人類才可以一代又一代的延續下去,現在則是要聽基督長老的話,人類才不會滅亡。

你還會相信這種神(ㄍㄨㄟˇ)話嗎?

自由戀愛好可怕啊!!

那麼現在社會所讚賞的自由戀愛,當年的社會是如何看待呢?

1926年的台灣日日新報作者楊鐘鈺寫道:「如果婚姻不聽父母的話,也不問對方的階級跟德行,而號稱是自由戀愛,這樣子的兩個人,跟嫖客、娼妓,有何不同呢?我還沒看過嫖客跟娼妓會孝養其父母舅姑的!」這種將「不符合社會期待的愛情」,貼上「娼妓、嫖客」的標籤,跟現在反同論述,把同志愛情貼上「愛滋傳染、性濫交」標籤,是不是很類似?反正反對的一方,一定要把非常規的愛情,跟非常規的性行為,扯在一起就是了。

另外一則自由戀愛的新聞標題是:「女子絞殺剛出生的嬰兒,丟棄在廁所,自由戀愛的悲劇」,描述一位18歲女性與23歲情人未婚生子,因為擔心養父母發現,而絞殺剛出生的嬰兒。仔細看報導內容,關鍵在於養父母要求23歲的男子必須給聘金600圓才肯讓他們結婚,在1917年的公學校教員,一個月的薪水才17圓;在1930年代,一個月20圓即可溫飽。因此家長跟男方要求600圓的聘金,根本就是故意阻撓,這名男子拿不出來,因此女孩就被養父母關在房間不得出門。悲劇是來自於自由戀愛還是父母?

當時的報章報導「自由戀愛」或「自由結婚」時,有兩個特點:首先、幾乎都是一面倒負面消息,就蒐集到的50則新聞中,只有一則新聞是比較正面地報導「自由戀愛」,其他的新聞如「高工學生被退學,中自由戀愛毒」、「自由戀愛,產下一女,男竟娶他女」、「便所內捉姦,青年自由戀愛」、「離婚多是自由結婚者」、「高雄市內一對青年男女,自由結婚不成,投西子灣而死」、、、等。自由戀愛被看成是「中毒」、悲劇人生的開始,或只能在廁所偷偷摸摸的進行。

第二個特點就是,如果出現悲劇的情節,幾乎都是一個模式:蠢女人跟壞男人,這個蠢女人可能是被「市井無賴少年誘拐去」,或者因為高唱自由戀愛的新時代女性,但「見識不足」,悲劇收場,例如報導一例為:「自由戀愛結婚未久,便惹起離異訴訟,見識不足少女極宜鑒戒」,描述一位在台銀桃園支店工作的女性,被「打扮的光鮮亮麗的青年簡慢居所迷惑,膽敢違背父母之命,把這麼好的工作辭掉,以達成她的自由戀愛願望。但是她卻不知道,這個男子根本就是遊手好閒、揮霍之徒。唉,青年的見識不足,只為了一時之間的愛情,不考慮將來的結果,造成今日這種後果,真一失足成千古恨也!」

所有的婚姻制度,都是歷史的偶然

由此可見,在1945年之前的台灣社會,所謂的「傳統」且「自然」的婚姻,就是要聽爸爸媽媽的話,透過媒人婆,找到階級相當的人來結婚。如果膽敢高唱「自由戀愛、自由結婚」,那就會「嚴重影響家庭價值、社會文化、倫理道德、教育、兒童福祉、社會和諧,甚至是人民的身心健康!」(套用反同人士的話語!)好可怕啊~~難怪許多家長都被嚇得要去學校抗議性別平等教材。

但是那些反對自由結婚、自由戀愛的衛道人士,大概無法想像,才幾年的光景,他們的玻璃心就碎滿地了。根據2001年的台灣社會變遷調查資料統計,在1950年以前出生者,仍有高達47%是相親或媒人介紹,有8%是父母安排或介紹,這兩者加總起來就高達55%了,自己互相認識而結婚的才16%。但是才不過十年的光景,隨著台灣經濟在1965年之後快速發展,城鄉移民快速增加,傳統的媒人或父母介紹的比例,急速降低到17%,自己互相認識的比例急速增加到44%。1950~59出生的人,20歲的時候就是1970~79年,也是台灣城鄉移民跟經濟發展最急速的時候,整個婚配過程也急速變化,透過父母介紹跟媒妁之言而認識結婚的比例從此再也沒有回升過了。

台灣社會從此進入這些衛道人士所擔心的恐怖世界:「無紀律之民、無秩序之世」,再也回不去了,好悲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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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齡層,結婚雙方的認識方式】

 

「先自由戀愛而結婚」的意識形態跟實作,是非常晚近的事情,它是整體社會制度變遷,特別是工業化發展,提供個人可以脫離家庭經濟生活而財務獨立,才可能出現以個人主義為主的自由戀愛跟婚姻,這個現象跟西方、日本的發展相當類似。同樣地,同志婚姻也是在社會變遷過程中,逐步成為新的一種家庭組織形態,它就如試管嬰兒、代理孕母的新現象一樣。目前反對同婚的說法,除了「自然」、「傳統價值」之外,還能拿什麼來說嘴呢?唯一的只有道德式,而且是「唯我獨尊」的三流道德式說法而已,在一個社會已經發展到分眾、多元、龐雜的時代,用單一的道德觀來抵擋歷史的洪流,也是註定被輾壓過去,而且成為未來的笑柄而已!

如此而言,號稱全面執政的民進黨,你們執政的基礎,還是建立在這些三流的道德論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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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改革:笨蛋!問題在制度!

葉崇揚/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台灣年金改革:從福利擴張到福利削減

年金制度,一直以來就是福利國家的核心政策之一,而且往往成為福利國家改革的主要焦點,不僅是因為國家花在年金支出上的比例往往是最高的,也因為年金制度是福利國家面臨財政危機時,第一個被檢討的福利制度。從1980年代開始,西方福利國家以及日本和韓國開始一連串的年金改革,包括提高退休年齡、減少給付以及加入自動調整機制等一系列削減措施,即是希望能夠在人口高齡少子化的情況下,讓年金制度能夠在國家財政穩定的情況下,保障個人退休的經濟安全(OECD, 2015; Torp, 2015; Yeh, 2014)。

同樣的,台灣在歷經十幾年的討論,在2008年引進國民年金保險以及勞工保險年金化,也終於開始面臨年金支出過高危及國家財政問題,開始年金改革的討論。2012年,雖然年金改革的聲音一度出現,但是卻草草落幕。

2016年,民進黨不僅獲得總統選舉的勝利,同時在執政之後,信誓旦旦地要完成年金改革,並在一年內將年金改革草案送進立法院。在520之後,隨即成立年金改革委員會,並邀請社會各界於每周舉行一次的委員會中進行討論。雖然進行了20次的委員會討論,但是年金改革委員會中的參與者,幾乎各言爾志,毫無共識。在此一情況下,年金改革委員會於2016年12月31日舉行了第一次的北區國是會議,但在場外抗議的民眾闖入會場之後,同樣草草結束。2017年1月時,分別再於南部、中部和東部舉行了三次國是會議,同樣都面臨了激烈的抗議。於南部舉行的國是會議,甚至部分與會人士甚至在抗議民眾的阻擋下,不得其門而入。即便如此,全國國是會議依然於1月22日在總統府舉行,場外依然聚集了抗議民眾。討論了數個月的年金改革方案,在紛紛擾擾的過程中草草結束之後,終於有個比較明確的版本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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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8日,國家年金改革座談會南部場在高雄國際會議中心舉行,軍公教數千人群聚場外抗議。圖片來源:民報,記者陳俊廷攝(https://goo.gl/vDjUvj)

年金改革方案的內涵

年金改革辦公室洋洋灑灑地列出了年金改革的必要性與急迫性,但可歸納為兩點。第一,年金體系的財務問題,這也是台灣年金改革最主要、最被期待進一步解決的問題。目前台灣年金體系的財務問題可從支出面和收入面來看。從支出面而言,目前部分職業類別的年金給付所得替代率過,再加上未來預期人口結構逐漸高齡化,將使得領取年金給付的人數越來越多。從收入面而言,也就是年金體系的保費收入不足,主要是因為目前保費費率過低以及繳納保費的工作人口太少所造成。第二,制度分歧複雜與分立,造成社會不公平。目前台灣的年金體系採取職業分立的社會保險制度,不同的職業類別分屬於不同的社會保險以及不同的職業年金體系中;同時,不同的年金制度卻存在著不同的給付率、保費費率等等。這不僅未能做到過去討論年金制度時所宣稱的「制度分立、內涵整合」的原則,同時也造成職業類別之間的不平等。

因此,日前行政院年金改革辦公室所提出的改革構想,雖然在目標上是以三大目標為主,分別是(1)健全年金財務、促進制度永續;(2)確保老年生活、經濟安全無虞;(3)兼顧職業衡平、實現世代互助。雖然羅列數點改革要點,但是基本方向即是「少領、多繳和延退」。少領,即是削減軍公教人員的年金給付率以及取消特殊規定(18%或者是黨職併公職)。多繳,即是緩慢增加各類社會保險的保費費率到18%或者以上。同時,在財務平衡計算公式中,納入自動調整機制,也就是在計算保費費率和給付水準時,必須同時考慮到人口因素和經濟成長等結構因素。藉由這些措施解決年金體系的財務永續問題,並且使軍公教人員的年金給付水準降至與勞工類似,而達成內涵一致的目標。最後,則是延退,則是將退休年齡或者是請領給付的年齡提高到65歲。

 

年金改革的政治難題

此次民進黨政府所提出來的年金改革方案,其基調即是透過削減軍公教退休人員的年金給付,在未來逐漸地增高保費以及延長退休年齡。此種福利削減的作法,在世界先進福利國家中,如英國、德國和義大利等,幾乎都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陸續發生,當時也如同台灣一般引起激烈的政治抗爭。2010年時,我在英國攻讀博士學位時,剛好適逢英國選舉,選舉結果為保守黨獲得勝利,執政之後,英國政府旋即開啟年金改革,希望能夠削減公務人員的年金給付。因此,也引起英國公務人員的抗議,從各大大小小的抗議遊行與行動,到許多罷工的活動,包括大學教職員的罷工,不僅使得英國街道充滿垃圾,也使得我們大學數次放假。不過最終依然通過年金改革。

此種情景不只發生在2011年的英國,發生在1980年代的柴契爾夫人主政的英國,也發生在歐陸許多國家,如1990年代的義大利。就如同美國政治學家,Paul Pierson (1994),研究英國與美國福利改革時,就告訴我們福利削減勢必會引起抗爭,特別是年金。當一項福利政策逐漸成熟,越來越多人領取此項福利政策的給付時,那麼針對此項福利政策所進行的給付削減,將會引起社會抗爭,特別是此項福利政策是年金或是普及式給付時,因為年金給付是個人經過數十年的繳納保費(義務)之後,才能領取給付(權利)的政策;再加上老年人往往是公民中投票率最高的。因此,年金改革所遭遇的政治困境,不言可喻。

台灣年金改革所面臨政治困境,就如同許多歐洲福利國家年金改革時所面臨的政治困境一般。被改革者(已退休和未退休軍公教人員)開始一連串的社會抗爭,不論是透過隱性的抗議手段或者是顯性的集體性抗爭行動,都或多或少使得此一議題進一步激化。為何台灣眾望所歸的年金改革,遭遇如此的政治抗爭呢?對照Paul Pierson (1994)研究以及國外許多年金改革的經驗,民進黨政府所提出的年金改革方案主要的根本問題在於直接削減年金給付(包括已退休者以及未來即將退休的中高齡勞工)。因為直接刪減福利的方式將會引起大規模的抗議。1990年代義大利的年金改革即是一例,即是因為直接削減退休者的年金給付,而遭遇大規模的抗議;但是爾後,義大利採取逐年削減年金給付,而非一次到位(Natali, 2008)。但是,綜觀台灣目前的年金改革方案,卻是直接削減已退休的軍公教人員的年金給付,因而引起他們的抗議。

在世界各國的年金改革中,年金改革成功的主要條件在於三點(Natali, 2008; Pierson, 1994)。第一,採取較為隱晦式的作法,並盡量避免削減已退休者的年金給付。包括將年金給付計算公式中的平均薪資從最高的5年延長到最高的15年或者是終生的平均薪資;抑或將年金給付水準的變動從每年根據平均薪資上漲率調動,改為根據每年的物價指數調動(歐洲福利國家平均薪資的上漲率會高於物價指數,因此改以根據物價指數調動時,年金給付將會逐年減少);抑或將年金給付的計算公式改得更為複雜,如加入各項不同的自動調整因素(包括總體經濟成長、生育率、老年人口比例等等因素),使得社會大眾覺得年金給付的調整是公平的。英國在2011年時通過的公部門勞工的年金改革時,也就是將年金給付水準的調整改以消費者物價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為基準,而非零售物價指數(Retail Price Index),平均而言,這使得整個年金給付水準少了15%左右;而德國在2004年加入自動調整機制後,其所得替代率就逐年下降。透過這些複雜或者是隱晦式的調整機制,主要是因為福利改革將會引給特定人口群的抗議,並將其福利改革過程中所造成福利給付損失歸咎於執政者,因此當透過複雜且隱晦式調整機制可以讓被改革者不會立即感受到給付的損失,且也無法將福利改革的責任歸咎於特定的政黨或是政治人物,最終進而減少社會大眾(或者是年金給付領取者)對年金改革的抗爭。

第二,透過危機論述的宣傳,以強化改革的正當性(Bonoli, 2012)。對於成功的福利改革而言,其中一項必要的條件即是其改革的正當性,而這往往是會採取透過危機論述的宣傳而達成。這背後主要的原因在於福利削減的過程勢必會引起特定群體的抗議與不滿,因此往往會使得改革者必須採取較為複雜的做法,如底下的第一點所述,以避免福利改革的責任集中於特定的政黨或是政治人物。此種作法稱為責難避免(blame-avoidance)。但是,透過危機論述的宣傳(如人口老化造成的福利國家財務危機),可以讓改革者成為拯救福利國家財政(或年金體系)的主要成就者,而藉此將危機轉變為轉機,此種作法即是所謂的爭取信用(credit-claiming)的政治策略。事實上,綜觀歐洲福利國家年金改革,如義大利、德國和希臘等國家,年金改革成功的經驗都是建立在改革者能夠有效的利用危機論述。

第三,改革共識的建立。西方福利國家改革過程中,成敗的界線往往只在於是否能形成廣泛地社會共識,譬如瑞典即是如此。民進黨政府執政之後,將年金改革視作執政的首要目標,而且期待透過年金改革委員會的成立和國是會議廣納社會大眾的聲音,並形成共識。期待透過此種方式降低社會大眾的紛擾。然而,綜觀歷次的年金改委員會的會議以及數次國是會議,也可以看到並無具體的共識形成。而且其改革方案也多以直接削減軍公教人員年金給付為主,並沒有較為細緻或是隱晦式的年金改革方式,而引起他們的抗議。在缺乏共識以及改革方案直接削減特定群體的福利給付的情況下,此一改革方案不僅引起社會抗議,也可能會落入軍公教人員所說的「假改革、真鬥爭」的口實。未來人口高齡少子化的情況下,台灣福利體系未來將會面臨越來越多的福利削減的改革,國家或者是其他政治行動者,應該思考的是如何建立一個形成改革共識的實質機制,而非表面上的程序;同時,應該採取更為細緻或是更為隱晦式的改革方案。藉由社會共識形成以及細膩的改革方案降低社會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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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年金改革行動聯盟」數千人於1月22日在凱道格蘭大道表達訴求。
圖片來源:中央社,https://goo.gl/FwY8wq

笨蛋!問題在制度!–我們需要甚麼樣的年金體系?

目前民進黨政府所提出的年金改革構想,短期內可以解決年金財務的問題,但是長期而言勢必將台灣年金體系帶向另外一個財政懸崖。

年金,主要是國家透過集體性的制度,在國家財政穩定的情況下,保障個人退休後的老年經濟安全。而所謂的老年經濟安全,目前的共識即是所得替代率70%。根據此一目標,世界上先進國家的年金體系大略可區分為兩種做法(Bonoli, 2003)。第一種,多層年金體系(multi-pillar pension model),係指個人退休後的所得來源是來自多種不同的退休制度,包括國家所提供公共年金體系、企業所提供的職業年金制度以及個人儲蓄或是購買的私人保險,如英國、美國和荷蘭等國家;另一種,社會保險年金體系(social insurance pension model),係指個人退休後的所得來源主要是來自於國家所提供的年金保險體系,如德國、義大利、希臘和法國等。因此在社會保險年金體系中,國家往往會因為付出龐大的年金給付而面臨嚴峻的財務問題,因為公共年金體系是負擔個人退休後經濟安全的主要支柱,特別是在人口老化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因此諸如希臘、德國、義大利和西班牙都在1990年代或是2000年代之後紛紛傳出年金體系財務永續的問題,而進行一連串的年金改革。而不同的年金體系所面臨的問題是不同的,而其改革方式也會有所不同(Bonoli, 2003; Bonoli & Shinkawa, 2005; Natali, 2008)。

 

表1 兩種年金體系的比較

社會保險年金模式(social insurance pension model) 多層年金模式(multi-pillar pension model)
自由主義模式 社會民主模式
政策目標 所得維持 濟貧 平等
公共年金體系 制度 繳費式的社會保險 均一給付的基礎年金 兩者皆有
資格 就業地位 公民資格或資產調查 公民資格或資產調查
水準 高,根據繳費年限 低於貧窮線 中等,高於貧窮線
財務設計 隨收隨付制度 稅收或隨收隨付制度 稅收或隨收隨付制度
私人年金體系 低度發展 高度發展,且多樣化 國家規範的私人年金
代表國家 德國、法國、希臘、義大利和台灣 英國和紐西蘭等 瑞典、荷蘭、丹麥等北歐國家
日本與韓國、美國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第一,年金財務問題。由於社會保險年金體系主要是透過公共年金制度,保障個人退休後的經濟安全。也就是說,在社會保險年金體系中,大多數個人的退休後的所得來源是來自公共年金制度,如德國在1990年代年金改革前,其公共年金制度的所得替率為70%。另一方面,在多層年金體系中,個人退休後的所得來源,是由公共年金和私人年金制度所共同構成,以保障個人的經濟安全,國家往往僅負責公共的基礎年金部分。因此,社會保險年金體系的財務問題往往較多層年金體系為嚴重。圖1呈現主要OECD國家的公共年金支出(佔GDP的比例)。可以發現社會保險年金體系的國家,從最低的德國,其公共年金支出約為11.3%,到葡萄牙、法國、到公共年金支出最高的義大利(15.4%),共同的趨勢即是公共年金支出隨著人口老化而逐年增加。但是,多層年金體系,則是普遍低於10%以下,甚至許多國家低於5%,如加拿大和紐西蘭;且不同於社會保險年金體系,許多多層年金體系的國家,公共年金支出的比例甚至呈現下降的趨勢,如荷蘭、紐西蘭和挪威。而台灣的公共年金支出佔GDP的比例在2009年時為4.34%,其實遠低於社會保險年金體系的國家。換句話說,如果國家能夠建立普及式的基礎年金制度,國家對於個人退休後的經濟安全責任僅在於避免貧窮的話,那麼國家對此的財政負擔將會遠低於國家完全負責個人退休後經濟安全的社會保險年金體系。

 

 

 

 

2017022801圖1 1990~2009年公共年金支出佔GDP的比例
資料來源:OECD Social Expenditure Database。

 

基本上,年金改革辦公室所提出的改革構想進一步強化台灣的社會保險年金體系特色,亦即提高保費、降低給付,而這也是社會保險年金體系常用的改革方式(葉崇揚 & 施世駿, 2009)。此種改革方式短期內會使得年金財務問題獲得舒緩,但是長期而言,在人口老化的趨勢下,將會造成嚴峻的財務問題,進而強化社會保險年金體系的制度邏輯,從而使得未來年金改革更為不易。基本上,此次年金改革的首要目標是解決年金體系的財務永續問題,卻提出一個將會使未來年金體系的財務問題更為嚴峻的改革構想。

除了財務永續的問題之外,社會保險年金體系的另外一個嚴峻的問題在於保費過高,因為不斷地提高保費支應人口老化而不斷上漲的年金支出。筆者在2004~2005年時,有幸到德國訪問一年。當時正逢德國大選,其中當時現任總理Angela Merkel所屬的基督民主黨,即有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宣,內容很簡單,即是「五百萬的失業人口」。當時德國高失業率被歸罪於其社會保險體系保費過高,單年金保險保費即約20%,使得德國的企業喪失競爭力,這促成了德國年金改革(葉崇揚 & 施世駿, 2009)。而未來台灣年金體系的保費將會逐年上調至18%,而且將會從勞資政三方共同負擔變成勞資雙方負擔。此一保費上調,可預期的是勞工薪資將會有一定比例的薪資用來繳交勞保、勞退、健保和就業保險等等;且同時中小企業的勞動成本負擔將會加重,而勢必對台灣的勞動結構與條件造成嚴重的衝擊。

第二,老年貧窮問題。多層年金體系由於是由公共年金和私人年金共同構成保障個人退休經濟安全,因此許多弱勢的勞工,由於處於弱勢的勞動市場位置,低薪和非典型勞動,使得其無法有效地在私人年金制度上有效地累積其退休經濟所得,進而造成老年貧窮的問題。而社會保險年金體系則是退休後的所得安全是由公共年金所承擔,因此雖然必須承擔高公共支出,卻可以相對降低老年貧窮。圖2呈現世界各國主要的老年貧窮率。藍色的部分,即是所謂的社會保險年金體系的國家,從最低的法國(5.17%)到最高的德國(11.58%)。而黃色的部分,即是多層年金體系的國家,從最低的英國(9.07%)到最高的澳洲(33.67%),而美國則是19.12%。紅色的部分,則是北歐國家,也就是社會民主福利國家,老年貧窮率遠低於其他國家,主要是因為社會民主福利國家的基礎年金的給付率高於貧窮線,而使得他們能夠降低老年貧窮率。而綠色的部分,則是日本和韓國。韓國老年貧窮率高達41.42%,主要是因為韓國直到1988年才引進國民年金體系;日本的老年貧窮率則為13.57%,高於歐洲福利國家,僅低於美國和澳洲,主要是因為日本的公共年金給付水準也僅約為40%(OECD,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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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老年貧窮率(貧窮線:中位數所得的50%)
(各國資料名稱:前面英文是各國的英文名稱縮寫,後面數字是年份。DE10,即為德國2010年)
資料來源:LIS,自行計算。

 

然而台灣的老年貧窮率卻高達26.25%[1],高達四分之一的老年人口是屬於貧窮人口。台灣老年貧窮率部分原因是因為2008年之前,各年金制度的給付多為一次給付;因此,2008年勞保老年給付年金化,台灣老年貧窮率將會逐年下降。但是,不可忽略的事實是台灣老年貧窮依然嚴重。然而,實際上,目前的年金改革方案並沒有實質增加給付水準的改革構想,而多是著重於削減軍公教退休金。可是我們卻毫無看到任何年金改革構想回應此問題,與年金改革辦公室所提出的三大目標之一「確保老年生活、經濟安全無虞」背道而馳。

第三,職業與性別不均依然存在(Meyer, 2014)。此次年金改革最重要的目標之一即是建立一套符合社會公平價值的年金體系,但是卻只是將軍公教退休者的給付往下調,職業分立的狀況並沒有改變,同時將會使得性別不均更進一步強化。事實上,目前國民年金保險和農民依然領取相當有限的公共年金給付,但是軍公教人員以及勞工依然可有相對較高的職業年金給付以及公共年金給付,職業分立的狀況依然嚴重。其次,社會保險制度的年金給付是依據個人工作繳納保費的年限而定,繳越多年保費,所得替代率越高。但是,女性可能會因為生育、養育小孩以及其他照顧責任,而退出勞動市場,全職在家當家庭主婦。這時就必須參加國民年金保險,而國民年金保險的給付卻是相當有限,而且不足以保障其基本生活所需。因此,此次年金改革方案並不會解決性別不均,甚至可能進一步強化性別之間的不平等。

總結而言,此次年金改革方案,不僅許多問題並沒有因此解決,連基本的三大目標也無法達成,此種年金改革方案很可能只是一個短視近利、飲鴆止渴的改革構想。一旦通過,將會強化台灣社會保險年金體系的制度邏輯,進而使得台灣步上希臘、義大利等國家的後塵。雖然本文並沒有特別提出一個特定的年金改革方案,但是也許我們可以將看看荷蘭的年金體系。荷蘭,是多層年金體系的代表國家之一。其公共年金是一普及式的社會保險式年金制度,其基礎年金的給付水準約為平均薪資的55%,而保費為個人繳納薪資的4.9%。但是,職業(企業)年金則是採取勞資雙方協商,國家僅扮演一個管制者的角色。因此,荷蘭的年金支出不僅只有5.1%,遠低於德國等社會保險年金體系,甚至也跟台灣類似;同時其公共年金給付水準為平均薪資的55%,因此也能大幅減少老年貧窮,僅2.2%。同時,從Meyer (2014)的比較中,荷蘭年金體系可以減緩性別不均。因此,在年金改革上,我們應該要思考的是台灣民眾想要何種年金體系?何種年金體系適合台灣?如何透過不同的機制形成社會大眾的共識?而非只是思考如何減少給付、增加保費,此種飲鴆止渴的改革構想。

 

 

 

註解

[1] 事實上,如果是以中位數所得的60%為貧窮線的話,那麼台灣老年貧窮率將會高達三分之一左右。資料來源:LIS,自行計算。

 

 

參考文獻

Bonoli, G. (2003). Two Worlds of Pension Eeform in Western Europe. Comparative Politics, 35(4), 399-416.

Bonoli, G. (2012). Blame Avoidance and Credit Claiming Revisited. In G. Bonoli & D. Natali (Eds.), The Politics of the New Welfare State (pp. 93-11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noli, G., & Shinkawa, T. (2005). Population Ageing abd the Logics of Pension Reform in Western Europe, East Asia and North America. In G. Bonoli & T. Shinkawa (Eds.), Ageing and Pension Reform Around the World: Evidence from Eleven Countries (pp. 1-23).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Meyer, T. (2014). Beveridge not Bismarck! – European Lessons for Men’s and Women’s Pensions in Germany. Retrieved from Berlin:

Natali, D. (2008). Pension in Europe, European Pensions: The Evolution of Pension Policy at National and Supranational Level. Brussels: P.I.E. Peter Lang.

OECD. (2015). Pension at a Glance 2015: OECD and G20 Indicators. Paris: OECD.

Pierson, P. (1994). Dismantling the Welfare State?: Reagan, Thatcher, and the Politics of Retrench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orp, C. (Ed.) (2015). Challenges of Aging: Pensions, Retirement and Generational Justice. Basingstoke,: Palgrave.

Yeh, C.-Y. (2014). Public-Private Pension Mix in East Asia- An Integrated Political-Economic Explanation. (PhD),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Southampton.

葉崇揚, & 施世駿. (2009). 典範連續或典範轉移?德國與英國年金改革研究.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 13(1),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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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女性的「火病」:我們所受到的壓迫,身體都知道

何撒娜/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接觸「火病」

我住在韓國的時候,前後有過很多名女性室友。這些室友來自不同的背景,其中有廿歲上下的大學生、從鄉下到首爾追逐星夢的高中畢業生、言行舉止中規中矩說話溫柔婉約的國小老師、三十多歲的單身職場人、碩博士班老學生、苦學英語想出國留學圓夢的女孩、還有年近四十苦苦準備公職考試多年的資深「考試生」(韓國人這樣稱呼全時間準備各項公職、升學考試的人)等等。

我們住在一起的幾個女生,每個星期都會聚在一起,吃飯、打掃家裡、閒聊、以及分享近來的生活。因為這些室友的緣故,常有機會聽到來自不同背景、不同專業領域的女性們想法,近距離地參與她們的喜怒哀樂與生活。

其中有個小女生,離開故鄉古都全州來到首爾,在韓國頂尖的藝術名校弘益大學專攻韓國傳統繪畫。她讓我印象深刻之處,除了剛來首爾那陣子每天都因為想家而哭泣之外,還有她那多病的母親。我跟她同住了四年,從一開始,就常聽她提到母親身體狀況不好、常生病去看醫生的事情。我幾次追問她母親身體狀況以及病因,聽到的答案都很模糊,有時候是肩膀痛、腰痛,有時是頭痛,有時候則是沒有原因的身體虛弱,必須待在家裡靜臥休息等;然而,每次身體不舒服到醫院看病時,醫師卻又找不出病因。久而久之,我開始懷疑她母親是不是在「裝病」,一天到晚嚷著這裡痛那裡不舒服,想要藉此獲得大家的注意與同情。而我的態度,也從一開始的同情與擔心,開始感到有點不屑。然而,隨著對這位多病的母親認識越多,我開始對她那醫師診斷不出原因的各種「病痛」感到越多的同情與諒解。

這位我從未見過面的室友母親,在廿歲出頭很年輕時就結了婚,婚後共生了二女一男,也就是我的室友姊妹與最小的弟弟。如同大多數韓國女性一樣,她結婚之後就留在家裡帶小孩作家事,老公也跟多數韓國男人一樣忙於工作,很少待在家裡。現在兒女都長大了,她的生活一下子失去了重心。想想看,廿歲出頭就結婚當了媽媽,當她的小孩都上大學離開家裡時,她才四十多歲,正值壯年。過去作為生活重心的兒女都長大離家,她也開始想出去找個工作,一圓自己成為職場人的未竟夢想。然而,一個四十多歲的婦人,學歷不高,過去完全沒有職場工作經驗,待在家裡這麼漫長卻看似「空白」的人生,完全無法替她加分。更何況,韓國目前的就業市場嚴峻,連年輕人都找不到工作了,更別說是這樣一個過去生活裡只有柴米油鹽醬醋茶經驗的中年婦人。

一片空白的社會經歷、被家人遺留在後方的孤單、以及渴望進入社會職業網絡卻被排除在外的挫折沮喪,種種不如意加總起來,讓她老是覺得頭痛、身體痠痛、還有各種無以名狀的身體不快感。後來我才知道,在韓國有種特別的身心性疾病叫作「火病」,這種「火病」非常常見,特別是發生在中、老年婦女身上,也就是那些所謂的「阿珠媽」們 (韓國人稱呼已婚、上了年紀女性的稱呼)。有個韓國朋友說,包含他自己的母親在內,幾乎他認識的每個阿珠媽都有這種病,很少聽過沒得過「火病」的。

 

火病的來由

「火病」的「火」,與「憤怒」的情緒有關。當人們接受到外界的壓力(stress)時,隨著文化情境的不同會有不同的反應。有個研究訪問了約七千名的男女病患,比較不同國家的人們接受到外來的壓力之時會有甚麼樣的反應與情緒。大部分人的反應是憂鬱或不安等情緒,然而韓國人遭受到壓力時最常有的情緒卻是「憤怒」,也就是「身體發熱」、「發火」等情緒反應。除此之外,還有很多不同的症狀,常見的包括肌肉疼痛、消化障礙、關節炎、頭痛、頭暈、全身無力、生理痛、臉潮紅、呼吸困難、失眠等,有些人會感覺到心臟咚咚跳得很用力。

「火病」的患者男女皆有,然而卻以女性為多數,這跟傳統儒家文化影響下的性別不平等有關。傳統家父長制加在女性身上的重重限制、婆媳間的矛盾衝突、以及男尊女卑的思想壓迫等,帶給女性許多的壓力。然而,文化上卻又強調對這些壓迫與壓力的隱忍是美德,長久下來,造成許多女性強烈的「恨」的情緒。

2017022101婆媳問題是造成韓國已婚女性主要的壓力源之一。圖片來源:https://goo.gl/NTo57q

 

韓國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面臨了許多的歧視與壓力。如果到了適婚年齡沒結婚,會面臨很大的社會壓力與歧視;即使結了婚,壓力與歧視也不會因此而消失,因為不管年紀大或小,也不論教育程度或專業能力如何,女性只要結了婚,就會自動變成一個大家口中的「阿珠媽」,而韓國人講到「阿珠媽」時,多少都帶有明顯的歧視。結了婚成為大家口中的「阿珠媽」後,女人通常很快地懷孕生子,成為在家帶孩子操持家務的全職家庭主婦,生活中只剩下家事、孩子跟尿布、還有奉養照顧公婆等責任義務,而因為老公工作太忙,所有的育兒與家事女性幾乎都要一肩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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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育兒與家事女性幾乎都要一肩擔起。圖片來源:https://goo.gl/rDGmlz

 

那麼,不要待在家裡當專職主婦,找個工作改當職業婦女如何?很遺憾,韓國女性在這方面的選擇並不多。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所調查發表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Global gender gap report)顯示,韓國是在性別平等表現墊底的國家。韓國女性在教育機會上與衛生福利這二方面得到的待遇相對平等,然而,經濟地位差距,以及政治參與機會差距,才是造成韓國性別不平等的最重要原因。韓國女性參與勞動的機會低、進入管理階層的機會極低、以及同工不同酬等現象非常普遍,也大幅拉大了性別之間的經濟地位差距。在各項女性經濟地位的指標中,韓國幾乎都是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裡表現最差的國家。

 

2017022103韓國2015年全球性別差距(Gender Gap Index)報告裡的各項指數。
資料來源:2015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

 

女性遭受到的不平等在從學校畢業、進入職場之後越趨明顯。剛進入職場時,也許性別的差異沒有這麼巨大,然而等到年齡漸長,性別的差距會越來越大。男性被拔擢為管理職的機會遠多於女性,而即便是在同樣的職位上,同工不同酬的情形也越來越嚴重,這些都意味著薪資的差異會隨著年資逐漸拉大。

大部分的韓國女性在30歲左右進入婚姻,接下來的育兒生活迫使許多女性必須離開職場。就算有女性想要繼續留在職場上工作,大部分也只能找到兼職(非正規職)的工作,一方面因為家庭裡大部分的責任落在女性身上,像是育兒、家事、以及照顧長者等的諸多責任,讓女性很難從事正職的工作;另一方面,就算已婚女性想要從事正職的工作,事業主也不見得願意提供。因此,家務的負擔以及社會期待所帶來的龐大壓力,使大部分已婚韓國女性被迫離開職場那些有穩定收入、升遷與福利的正規職,轉向低薪、不穩定、沒有保障的兼職工作。

已婚女性很難找到正職工作的原因,是建立在父權社會的幾個幻想出來的基礎上。以父權為主的社會,假設每個女人都找得到一個好男人結婚,白頭到老;那些已婚男人都有能力找得到一個待遇不錯的正職工作來養家活口,所以女人基本上應該待在家裡從事沒有報酬的家務工作,而且要滿足於這樣以家人為中心的人生。就算女人想出去工作,父權社會假設女人頂多只是需要賺點零用錢供自己花用,因此不需要給與正職工作,只要兼兼差就可以了。

事實上,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想要結婚,也不見得能找到適合的、負責任的伴侶;而在失業率極高的情況下,已婚男人也不一定能找得到正職;而就算男人有正職,薪資也不見得足夠滿足家裡的需求。有時候不幸碰上伴侶早逝或失婚,女人仍然必須靠自己的雙手賺錢養家。除此之外,就像許多男性一樣,有時女性進入職場的目的不完全是為了經濟因素,工作上所帶來的自我成就感、自我成長的機會、與職場上所能建立的人際關係,也都是重要的原因。即便如此,韓國已婚女性想要重新進入職場,仍然有著重重巨大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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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的統計資料顯示,韓國女性在三十歲以後大半必須離開職場(黑色為男性、紅色為女性)。
資料來源:韓國統計廳、jiyeonkang.egloos.com

 

女性被期待結婚、生子、進入家庭,中斷自己的事業、放棄自己原來的理想,負擔起所有家事與育兒的重擔,還必須要控制自己的情緒與不滿。但事實上,無止盡又不平等的家事重擔,很難不點起女性胸中的那把熊熊怒火。面對這些不平等的歧視待遇,平常被限制在瑣瑣碎碎的家務事裡、生活圍繞著老公家人團團轉、被看做甚麼都不懂的阿珠媽們,即使不甘願繼續這樣被剝削、被歧視,在現實生活與強大的社會壓迫下,也很難真正改變自己的處境,就像我室友的母親一樣。

在這樣強大的傳統與社會文化壓迫之下,這些無能為力改變自己人生處境的女性們,即使努力告訴自己要隱忍、要以和為貴、以家庭為重,卻仍然無法逃離被重重壓迫下所產生的憤怒情緒。就算心裡並未意識、察覺到這股憤怒之火,然而,她們的身體都知道,不斷地用各種病痛與不適,進行無聲卻從未止息的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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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不平等的歧視待遇,即使不甘願繼續這樣被剝削,在現實生活與強大的社會壓迫下,也很難真正改變自己的處境。圖片來源:https://goo.gl/Znr6AQ

 

 

 

參考資料

1.맘고리즘을 넘어서 https://goo.gl/Ie6vZp

2.http://healingpond.blogspot.fr/2014/06/2014062602.html

3.http://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1630002

4.http://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1808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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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公益組織的社會定位

王美恩/東吳大學社會工作系

 

什麼是老虎?

老人說:「那個人兇的像隻母老虎!」

小孩問:「什麼是老虎?」

這樣的對話是有可能發生,當老虎成為絕種動物,年輕世代已不認識老虎的模樣。世界自然基金會(WWF,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在2010年宣布全世界的老虎只剩下3200隻,快成為瀕臨絕種的動物,比起一百年前的十萬隻,消失了97%。特別選在虎年呼籲,世界自然基金會想對最大幫兇,為補身藥材而大量獵捕老虎的亞洲華人國家喊話,需要建立制度保護老虎。

積極舉辦數次高峰會議,世界自然基金會與各國政府對話,立法保護老虎,在2016年的四月公布調查數據,全球老虎增加為3890隻,他們設定目標在2022年(虎年)數據可以翻倍。

這世界不能只有經濟利益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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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基金會用TX2的行銷,期待達成2022年老虎數量增長兩倍。
圖片來源:naturepl.com / Edwin Giesbers / WWF

 

2010年開始,中東政治難民冒著生命危險搭船非法入境歐洲避難,不論是擔心社會融合問題,或是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報復,歐洲各國政府拿捏不定該如何處理屬於政治和人權之兩難的難民議題。但眼見一波波難民死於海上的事實,民間早在政府決策之前,就成立救難隊,像是Sea Watch、Watch the Med,在海上提供具體的救援行動,社運人士積極倡導移民在公海上的權利,協助難民合法進入歐洲,歐盟各國陸續在2015年修法收容難民。

這世界不能只有政治權衡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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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利亞3歲難民艾倫,陳屍沙灘的照片讓全世界震驚。圖片來源:路透社

 

上述兩例(WWF、Sea Watch、Watch the Med)的公益組織(Public benefits organization),不忍看到問題繼續惡化,積極提供策略解決問題,同步讓大眾知悉問題的嚴重性,呼籲新的價值信念,讓世界多了真善美的願景(vision)。公益組織的解決策略,多是先從有權有勢的政府和經濟組織做倡導,期待透過政策制度來改善問題。政治與經濟是以利益和競爭為基調,人們往往在做決策時沒有警覺,或是忽略對他人和世界所造成的傷害,公益組織扮演著道德良知,提醒利益薰心的人們,有些事情要踩煞車,有些要緩和步調,有些要積極補救。

另外公益組織善用的解決策略,就是喚起更多人的共鳴,獲得支持與捐助資源,這時公益組織會強調受助對象的弱勢,試圖引發人們的同情憐憫。然而現今的社會議題,都不是政府和經濟組織改變即可(要他們改變也是困難重重),更該做的是一般大眾的行為與觀念,像是老虎的捕殺,只要人們改變用虎鞭當補藥的習慣,沒有市場利潤可圖,就不會有人去捕殺老虎。

難民不一定必然引發社會問題,借重德國經驗來說明,德國公益組織用創意行銷方法(如廣告、街頭活動、志工服務等),讓大眾自然地卸下對難民刻版印象(對宗教、文化的誤解),提升社會整體的接納度是協助難民適應新社會的最佳助力,減少難民適應問題即是預防犯罪和衝突,難民就不是政府和社會的負擔。

公益組織除了花能量去改變政府和經濟組織,更要讓社會大眾認同價值信念:這世界不再是「自己活得好」就好,我們都有責任讓他人、萬物和世界「活得好」。人道關懷、人文主義思潮等只能對某些人引起共鳴,對以自我為中心的人,是該提醒他們要有警覺心,在這全球化地球村的時代,世界再也無法單純只靠「自己活得好」的信念,政治、經濟、氣候所引起的災難和社會議題,會像是禽流感、SARS、伊波拉病毒般的傳染力,不分國界、種族散播開來。

 

公益組織的角色變遷

在台灣早期慈善工作多是宗教組織提供,以救濟物資為主,神職人員以及志工提供關懷,隨著時代變遷,資本主義強調經濟發展,現在各種的社會問題,像是難以翻轉的貧富差距、人權/動物權剝削、科技犯罪、食物浪費、生態破壞、環境汙染等等,人類的問題已不是單純用愛心和關懷可以解決的,需要跨專業的整合,需要有遠見的政府,更需要的是全民動起來。

現今多數公益組織已不是宗教團體,但對於所堅持的價值信念,就有如宗教的教義,要運用各種啟蒙方式,喚起共鳴。網路youtube上流傳的故事[1],一位盲人坐在路邊行乞,立在地上的紙牌,上面寫著:「我是盲人,請幫助我」(I am blind,please help),但並沒有吸引太多路人注意,或是給他錢。

有位路人主動幫忙改了字牌上的字,沒多久經過的人都停下腳步投錢。字牌上的字改寫成 「這是美麗的一天,而我卻看不見。」(It’s a beautiful day. And I can’t see it.)一句話改變了人們的心態,改變後的字句美感觸動更多人的行動力。

這是公益組織很需要的能力,有如「蝴蝶效應」,小的使力引爆大的改變。

21世紀的社會問題,把解決重責放在政府和經濟組織身上是不夠的,人類需要更多「利他主義」、「公平正義」、「人文美學」等等的價值信念,每個人都該有「世界要變好,你我皆有責任」的意識,公益組織要像傳教士,用創意的方式,喚起「世界大同」的新公民意識。

 

公益組織的小使力大改變

在英國,大誌基金會(The Big Issue Foundation[2],在台灣有設分會)的宗旨:「讓弱勢族群有機會學習賺錢理財和自立生活,幫助他們成為自助者。」

大誌所協助的弱勢族群,多數是街友,協助他們販售雜誌以學習自立,大誌雜誌不像「小女孩賣火柴」般要人同情而買,雜誌內容是用心編輯,讀者鎖定在中產菁英階層,偏向人文,藝術,文化等世界性報導,購買者是為了雜誌本身品質而買,是「正式的」商業行為,讓街友認知自己是在工作,而非行乞討愛心,街友逐漸累積成就感,往自立生活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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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取自大誌基金會網站 http://www.bigissue.tw/about

 

大誌雜誌像是一座「族群融合」的橋樑,站在橋端一方的是街友,另一端是社會民眾,透過雜誌購買,中產菁英階層有機會跟社會邊緣人接觸,自然的互動,改變對街友負面觀感,街友也感覺被接納,社會和諧的畫面就產生了,並不需要像臺北市某民代議員用水柱驅離街友的做法,壓制造成分裂與敵對,造成更多錯誤的刻板印象。

一本一本的雜誌,像是織起友善的網絡,當社會凝聚更多的和諧氛圍,就會增加安全感,依社會心理學家馬士婁(Abraham Maslow)的層次需求理論,社會提供了安全感,人們就能往上發展更多正向情緒、成就感、自我實現等等需求,所以一本雜誌不是只有慈善的功能。

 

創意智慧提供問題解決

愈來愈多的「社會企業」[3]和「菁英分子」加入公益事業,對於問題的看法有價值信念,解決方法有巧思創意,運用科技和行銷活動,帶動社會大眾重視問題,理解問題,吸引更多人共同參與改變世界。

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尤努思(Yunus Muhammad)在孟加拉貧民區創辦窮人銀行推動微型貸款,讓貧民學習學習理財自立,改變生活習慣,突破貧窮世代循環,為社會企業立下典範。世界首富比爾蓋茲(Bill Gates)成立基金會協助第三世界國家,研發新產品解決疾病醫療的困境,並在美國社會進行教育方法的改革,重視多元天賦啟發,減少中輟學生問題;在台灣有前亞都麗緻飯店總裁嚴長壽先生在台東成立基金會,提供在地學子多元潛能開發的教育服務,呼籲重視花東觀光文化深度發展,使得台灣各地發展趨於平衡也保有各地特色;藥劑師王照允創辦「iHealth宅配藥局」,讓藥劑師送藥到偏鄉老人家中,服務慢性疾病的藥物諮詢,行動藥局的理念整合社區的關懷需求,讓藥劑師的專業工作多了溫暖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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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取自Time雜誌網站http://content.time.com/time/photogallery/0,29307,1953020,00.html

 

公益組織是價值信念的傳教士

2013年8月洪仲丘事件的「白衫軍運動」以及2014年3月「太陽花學運」,不管認不認同其背後的理念,都會對於當時自發且巨大的公民力量所震撼,聚集公民力量跟網路科技傳播有關,也跟社會經濟發展進步有關,多數人在「吃飽喝足」後才有餘力關心公眾的需要,注意社會正義,產生公民的意識與行為。

台灣現階段公民力量是渾然成熟蓄勢待發的,但若沒有公益組織長期且有理念地引導,公民力量容易流於浪漫與熱情,會停在情感層面(如:憤怒)的宣洩,不能實際改變問題,對社會改革的實質影響不大。

再優秀的政府都只能照顧到多數人的權益(當然不及格的政府是連多數人也照顧不好),政府的宿命是科層組織的行政制度,如大象般的笨重,大象轉身需要大動作,沒辦法做細緻動作,無法兼顧少數人的需求,以及快速反應解決層出不窮的問題,等到終於有動作時,往往社會需求的質與量都又變化了,解決策略改善就不到位。

「政府失靈」給了公益組織舞台,傳統宗教性質的慈善團體提供救濟,給予情感支持,是消防隊的角色:滅火,收拾殘局,那不能根治問題;現階段只做弱勢者的協助,只做問題倡導的公益組織,恐怕對改善問題的幅度是有限的,公益組織需要提出更巨視且有願景的價值信念,有創意地影響大眾的觀念,讓人們產生主動意願,參與問題解決,有動力去實踐價值信念。

 

 

註解

[1] http://www.cmoney.tw/app/media/watch.aspx?rid=972

[2] Since The Big Issue was launched in 1991 we have helped thousands of vulnerable people take control of their lives. We currently work with around 2000 individuals across the UK offering them the opportunity to earn a legitimate income; to ‘help them to help themselves’. …Created as a business solution to a social problem, The Big Issue has inspired other street papers in more than 120 countries, leading a global self-help revolution. (http://www.bigissue.com/about-us)

[3] 用商業模式來解決某一個社會或環境問題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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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漆社會學分析

戴伯芬/輔仁大學社會學系

 

大學入門做為一種「廢課」

自從去年接了「大學入門」以來,終於嚐到教「廢課」的滋味。在新生進入大學之後,學長姊在介紹學校課程時,早就灌輸了專業課程/通識課程二分的概念,只要顧好專業課程就好。所謂的「廢課」,顧名思義,就是指沒用的課,部份指的是不去上課、光靠常識也可以過關的課;部份指的是老師上課純聊天、不知所云的課;部份指的是老師上課只照課本或PPT念的,這些沒有營養、無法引起學生興趣的課統稱之為廢課,而大學入門、人生哲學、專業倫理可以說是大學生眼中「廢課中的廢課」。

第一學期,我自認花了不少時間備課,包含在既有校訂單元之外,設計大學生打工問卷、訪談大綱,讓同學調查輔大週邊的學生打工樣態,並引介勞動基準法的法規,讓同學瞭解先身的勞動權益;也設計了輔大週邊社區—泰山參訪的鄉土問題,帶學生走訪泰山巖、明志書院等地方歷史景點。但是在介紹完既有的課程單元,包含學校發展歷史、系所簡界、教會、圖書館以及職涯測驗(CVHS)……之後,學生真的已經認定這是可有可無的廢課,不管我花多大力氣,還是難以起死回生。

 

挑戰「果園」社會設計

這學期是第二次挑戰大學入門的課,既然社會系同學連自身勞動條件不在乎,對於學生打工勞動條件調查沒興趣;對於輔大週邊的泰山巌、明志書院、陳誠墓園也沒感覺,到底要如何引發他們的學習本能?

馬克思在資本論開宗明義地指出「勞動作為人類社會存在的基本方式,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任何時期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礎性作用。」勞動不僅是獲得食物的物質手段,也具磨練心靈、人格鍛鍊的精神意義。這些一路在升學主義、手機文化中養成的新世代最缺的是什麼呢?想了又想,對這些「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新世代,或許集體勞動是找回人的本性之作法。就讓他們來場社會設計,動手改造本系的果園空間,這是他們之後四年可以使用、分享的公共空間。

果園教室位於輔大樹德樓4樓,面積36.5坪,為社會系少有的大坪數公共空間,可做為學生展演使用。唯該教室年久失修,天花板變形、塑膠地板有陷落情形,已經不堪使用,再加上缺乏空間分隔以及適當的設備,學生使用率大減,再考慮安全及管理的問題,不僅使用率低,且位於頂樓加蓋,安全堪虞,已經淪為半閒置空間。

一開始,我和共同開課的王驥懋老師讓他們進行空間基本測量,開始小組空間設計。果然有些同學很有興趣,去逛IKEA找靈感,看沙發、桌椅、窗簾,準備佈置他們的新空間,對他們而言,公共空間設計是一場消費採買的行程,用各種購入的家具即可以改變空間的色調、空間屬性,而且很快地編出20餘萬的預算,打算大量採購。

 

2017020701圖1、果園空間改造前概況

 

我開始引入使用者需求調查,要每個小組討論他們認為這個空間最重要的功能,除了一組同學提到一次看書之外,五組同學討論的結果,不外乎桌遊、跳舞、吃飯、看電影、睡覺等娛樂活動,把果園視為課堂之外的休閒空間,還有一組提到唱歌(卡拉OK),最好有鏡子可以供排舞使用,還要有音響,可以滿足他們音樂的需要。大家都不認為有念書、討論功課的需求,有一組同學振振有詞地說,學校有圖書館、教室,不缺讀書討論空間,但是很缺娛樂空間。

我丟給他們亞歷山大的《模式語言》,希望他們可以想像這個空間的多元可能性,這是一本空間設計的入門書,有利於初學者依環境以及社會活動或互動的需求,去尋找想要設計的空間模式;也讓同學討論他們認為最重要的空間議題有那些,要如何解決;同時也放了一些屋頂花園的設計案例,讓他們體會屋頂的綠色設計可以長成什麼樣子。雖然有些同學有興趣,有小部份同學仍是無動於衷,在果園上課時繼續滑手機、找到機會就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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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同學花時間做小組討論,思考如何解決問題,仍是動腦不動手

 

從思考到動手

在經歷一連串設計理念的靜態課程之後,我們決定讓他們開始動手兩項基礎工程改造:拆除塑膠地板以及粉刷牆壁。拆除塑膠地板是一種破壞行為,對於學生而言很有趣,就像塗鴉一樣,有種失秩的快感,在王老師的帶領之下,同學拆得很起勁,有什麼事比破壞更能宣洩年輕人過剩及壓抑的精力。不過,到了拆除廢材搬運時,少數同學開始找各種藉口躲避責任,這類勞力工作被視為「男性工作」,大多數女同學自動迴避了,而男同學也主動承擔,在王老師身先士卒的帶領下,同學只好跟著搬運,但是其中仍有少數同學虛應故事,表面上協助,實則沒出半點力。

再來則是油漆工程。我請他們清理牆面,拆除被某屆學生貼的紅藍相間書面紙,並貼上遮蔽膠帶。有趣的是部份同學拿到棉工作手套、抹布、油漆刷、滾筒,有些同學呆在那裏,真的要做嗎?我相信有些學生從小只要念書就好,不需要做任何家事。不過,他們看到我打開油漆桶,倒出油漆,拿水示範如何調漆,知道我們是玩真的。有位同學迫不及待,把油漆刷丟入油漆桶內,不理我對刷子、滾筒先浸濕的要求,我把步驟重覆一遍,並示範一次,請其他同學將牆面分三大區,先以滾筒粉刷大面積,再用刷子收邊,注意不要漆出界。

同學開始覺得好玩,大多數仍是男同學掌握油漆權,當一位女同學拿到刷子躍躍欲試時,其他男同學開始嘲弄她,讓她知難而退,很快讓出刷子,加入牆面的除膠工作。於是自然出現了有趣的性別分工,男同學油漆,女同學站一排除膠。其實除膠才是真正費力的工作,由於之前的雙面膠帶黏太緊,所以沒辦法刮除,有位女同學很有概念,主動跑來說要先上除膠劑,可以去學校附近買。當然,還是有少數同學在一旁摸魚,有同學索性不來上課。於是,只好祭出點名,讓上課沒來的同學利用另外的時間來補勞動。有些男同學們刷出興趣來,覺得油漆流到手臂上的圖案很酷,有一位索性脫掉上衣,比較不怕髒,尤其是要刷天花板時,只有高個子同學有特權,不過天花板難度較高,沒多久就棄械投降,但是總算也把落漆處補好。這個過程就有不少男子氣概展演的場景,十分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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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男同學是油漆主力;高個子同學可頂天立地油漆。

 

雖然交待每次油漆之後都要清理刷子、滾筒,不過,還是有同學不喜歡「髒」的工作,於是我和王老師像個工頭一樣,在現場不斷指揮,只要看到有躲在角落滑手機者,就要他去除膠、清理落漆或者整理家俱,總之要與他們一起勞動,才能形成一種「不做不行」的集體氛圍,讓想在團體中匿名、搭便車者無所遁逃。而隨著勞動時間的拉長,大家逐漸累了,原來以男同學主導的油漆工程也逐漸有女同學加入;相反地,艱難的除膠工程也有男同學跟著做,逐漸打破原來的性別分工。在現場不斷指揮生效,讓沒有動過手、在一旁躲避勞動的同學動手去做。

另外,有位同學對於補土特別有興趣,自行拿著材料,主動尋找牆壁裂縫補土。本來我想用同學買的白色瓦楞紙,把一面木板牆面封起來當作佈告欄,竟遭到同學抗議,他覺得這樣顏色太醜。他也質疑為何牆面要用象牙白?而不用其他顏色?只好說明目前尚未規劃完成,先上完底色之後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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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除膠從女性勞動成為跨性別的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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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女同學終於也掌握油漆權。

在集體勞動中,就可以看出家庭教育的影響,願意主動去做的,多半在家中父母會要求參與家務,知道如何與其他人共同分工、一起分擔責任、義務;反之,父母沒有要求的媽寶型學生,則是呆立現場,不知如何參與,有的躲在一旁低頭滑手機,有的躲避老師的視線,裝裝樣子假裝在勞動,當然也有些就不來上課。不過,那些不來上課者由於缺席而被要求在其他時段補勞動,反而陷入了小團體的勞動分工,在小團體內更無法不參與集體勞動。

 

勞動成果

在連續3~4週的勞動之後,最後的勞動成果是令人滿意的,沒想到大家竟然真的完成了油漆工程。雖然有些該漆的地方沒有漆到,如天花板;而某些不該漆的地方卻上漆了,如插座以及桌面,但總之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仍然把牆面油漆工程完成了。對照勞動前後,真的完全不一樣了。這是大家集體努力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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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勞動完成之後的果園教室

 

在集體勞動之後,不免出現各種汪達爾行為。像是在地面、桌面等不該漆的地方漆了,洗水槽、鋁梯一團糟沒打理,最後有的油漆刷與滾筒沒有清理乾淨,但是總算是讓一群烏合之眾完成了一項集體任務。當然,我和王老師也跟著做了一個多月的工程,他損失了兩條牛仔褲,我則是一條褲子、一雙鞋,但卻是教學以來很獨特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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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不該漆的地面亂漆,好玩?或者想要留下什麼記錄?

 

在期末評圖中,每一組同學都用手繪、powerpoint,甚至是手機3D模擬未來果園的樣子,我不得不佩服新世代使用媒體的能力。經過集體勞動,同學對於果園空間已經有了不同的想像,甚至是情感,未來不可以隨便被決定使用方式。但還是有同學想不出來油漆與社會學究竟有什麼關係?於是我分享了以上的集體勞動中的團體動力以及性別分工的看法,讓同學理解社會學以及如何應用於社會設計。

做為一門廢課,我們的「大學入門」究竟要教給學生什麼呢?從這門課,我自己真切體悟到勞動才是社會實踐之本,先學會做「人」,才能當「專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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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後的遺緒、重生與照顧工作: 從一名高雄氣爆後重傷女性的家庭生活談起

李淑君/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一、高雄氣爆後被改變的日常生活

2014年7月31日深夜,高雄勞工密集度高的苓雅區與前鎮區發生丙烯外洩的連環石化氣體爆炸,頓時街道陷落成長溝。災難發生後,這一區的「日常生活」進入一種「非日常」的狀態,此種「非日常」包含日常生活與秩序的斷裂,一種被剝奪的「例外狀態」。距離氣爆至今已經兩年半,道路重建、屋損賠償、罹難賠償、重傷賠償已經部份完成,然而對於罹難家庭與重傷家庭來說,身體創傷、情感創傷、社區毀損持續重建當中,且災難的遺緒仍持續。

17012402圖1,前鎮區氣爆區附近的住宅,幾位租車業災民在房屋受損後,將工作地點搬遷至此。

過去兩年來,走訪了高雄前鎮區竹東里、竹西里、苓雅區林榮里、福東里、鳳山區、鳥崧區等不同地區的受災民眾,訪談「高雄氣爆自救會」、「氣爆租車業自救會」、竹東里竹西里、林榮里、福東里居民、氣爆重傷者、罹難者家屬、環境NGO組織、外籍看護工、因公重傷者等居民。當媒體與大眾的記憶力早已轉移到其他的事件中,我在走訪氣爆災區與災民的訪談中,依然看到今日的生活如何成為災難的遺緒。村上春樹在《地下鐵事件》採訪1995年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的受難者提到,即使沙林事件施放沙林毒氣的林泰男被逮捕時,人生並不會因此復原到災難前的狀態:「這些人並不會因為林泰男的被捕而恢復原有的人生,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所喪失的東西,幾乎已經不可能復原了。」(村上春樹,賴明珠譯,1998:168)。同樣的,經歷高雄氣爆之後家屬罹難、中傷癱瘓者,日常生活也難以恢復原有的秩序。本文將以一位氣爆後癱瘓的重傷者小雨,陳述災難的後遺症以及女性、災難與照顧工作之間的關係:

小雨現為28歲女性,原出生於小琉球,後移居台中工作,氣爆前兩年移居到高雄,氣爆後下半身完全損傷而癱瘓。小雨的母親出生於1960年代,現年五十多歲,以台語為日常溝通的語言,不擅長使用中文對談,而小雨的父親原本開鞋模工廠,因為經營不善工廠倒閉而負債,之後前往中國大陸工作,因此由母親一人在台灣帶三位小孩,在家中車衣服賺錢維生。身為老大的小雨,自己與妹妹弟弟都需要學費等開銷,小雨看見家中的經濟需求希望自己不要給家裡帶來負擔,因此不想繼續讀書想早一點工作減輕家裡負擔,於是從國中開始便半工半讀拼命打工,變成她自己口中的「工作狂」。讀高中之後,開始在工廠做洗床、沖床、車床、做套筒、模具、做包裝等工作。這些俗稱的「黑手」工作,不但工作時全身都是黑油也具有高度危險的工作。

氣爆發生前幾年,小雨父親因為回小琉球釣魚意外喪生,小雨回南部辦完父親的後事,回去工作卻不能專心,被機台夾到而受傷,加上當時媽媽身體不好,弟弟在當兵,妹妹在讀大學,小雨便辭掉工廠車床的工作,在氣爆前一兩年搬來高雄租房子住並照顧家人。氣爆前沒多久,小雨的堂姊工作的海產店需要人手,希望小雨過去幫她。因此小雨一邊進行仲介的工作,一邊到海產店做時薪的工作,白天仲介有case就去跑,雙份工作維持半年多,直到氣爆當天晚上下班回家路上,遇到氣爆被炸傷,小雨自嘲她的人生從此停止「工作狂」這個封號了。

氣爆前,小雨母親在餐廳當外場服務人員,但氣爆後為了照顧小雨,加上小雨妹妹2015年生了一個小孩,都由媽媽照顧,所以小雨母親辭去工作也失去收入。由現年五十多歲的母親照顧小雨,除了因為經濟考量之外,家中亦無空間可以挪給照顧者而無法聘請照服員。小雨說「我媽媽50歲了,身體沒有很好,有長期的頭痛。所以我覺得在家工作比較好,而且這樣我比較能照顧自己的身體。」(田野筆記,2016)

 

二、不均等的風險社會

如何解釋與理解小雨的災難經驗中的處境?提出「風險社會」的理論家烏爾利希‧貝克(Ulrich Beck)指出科學的分化使得有條件的、沒有把握的、失去關聯性鋪天蓋地成為一股無法滲透的洪流,風險成為無法從外在掌握的危險處境。氣爆後一個月,周桂田便主編出版了《風險社會與典範轉移—打造為公眾負責的治理模式》一書,指出從風險社會的定義來看,高雄氣爆確實是一場無法掌控、高度分工細緻化之下出現的風險社會。「尤其科技對社會生態的衝擊,根本上動搖了人類對社會規範、價值及秩序信仰的基礎。這構成了現代性的危機。因此,我們進一步探討現代性中的風險結構,包括社會分化結構的複雜性與風險的意義、當代高度的生態破壞危機中,自然與社會的緊張關係所形成的風險文明化問題。」(周桂田,2014:24)。上述小雨的經驗,是因為下班時間導致這一場災難,可以看到風險社會是一場無法掌控的風險,然而風險不是一場偶發事件,會便隨著勞動位置、勞動時間而增加風險的可能性。此外,亦看到災難遺緒會因為不同的社會位置而產生不同的後災難生活。

災難發生時,誰會成為高風險族群呢?在既有的災難研究中,不少文章已經指出災難不同程度地影響不同社會位置的人,災難對身障、老 人、小孩、原住民、女性等不同族群有不同意義。Maureen Fordham在Natural Disasters and Development in a Globalizing World一書中提出災難風險高的族群包含貧窮、低收入的女性、無家可歸或住在難民營的女性、年長女性、有認知或身體障礙的女性、必須持家的女性、年老的寡婦、原住民女性、新移民人口、有語言障礙的女性、從屬階級的女性、社會隔離的女性、需要照顧多位依賴者的女性、避難所的女性、被騷擾或虐待的女性、獨居女性、有慢性病的女性、營養不良的女性。Emmanuel David and Elaine Enarson在The Women of Katrina: How gender, race, and class matter in an American disaster一書舉卡崔娜風災的例子,指出不同社會位置,如:貧窮女性、單身女性、老年女性、懷孕女性會有不同的災難經驗。在卡崔娜風災的研究中,也指出帶著小孩的照顧者、黑人與非裔女性、超過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工人階級的窮人在災難中的受災程度會較高,亦即種族、性別與階級上的弱勢容易成為災難難民。舉例來說,當水災發生時,因為女性在性別角色養成的過程,未學習游泳,因此溺水的比例較高,此外,貧窮也會導致撤離時的困難,甚至在災難期間,女性必須一邊承擔照顧工作,從災難地區撤離時,經常必須帶著老人、小孩一起撤離,使得罹難風險加高。高雄氣爆發生在勞工階級密度較高的前鎮區與苓雅區交界處,房屋損壞、身體受傷者,大多為租車業、洗車業、加工區的勞工階級。小雨來自勞工家庭,在氣爆當天晚上11點多下班回家路上,因為工作至深夜歸家途中遇到氣爆被炸傷,災難時間與災難地點,都有勞動意義。

07012403圖2,The Women of Katrina: How gender, race, and class matter in an American disaster書封。圖片來源:Amazon.com

三、女性與災難的關係

小雨的母親在氣爆發生後,辭去工作在家照顧癱瘓的小雨,在此先討論女性與災難的幾層關係。女性做為一種社會建構的範疇,在經濟、階級、社會上的不平等,使得災難的發生更彰顯了性別上的不平等,女性的災難經驗因此具有複雜的性別意義包含:1.女性成為災難高風險族群:在災難作為一種「非常態時空」中,以及既有的社會性別建構的經驗差異下,女性的性別角色面對災難發生時,可能成為災難承擔者。女性面對災難時,可能因為 社經地位的不平等,社會養成過程與受教育程度的差異使得女性更容易成為災民,(Helena,Enarson and Chakrabarti ed,2009: 19)。 2. 女性同時身為災民與照顧者雙重角色:女性在災難發生之後,依然必須承擔家庭照顧者,甚至是情感的支持的來源。在高雄氣爆事件中,因氣爆事件死亡抑或燒燙傷後的復原,女性災難主體可能面臨自身的創傷外,還必須擔任家人過世或傷殘後的身體與情感照顧者。正如張玨曾指出「婦女往往是家庭的照顧者,但由於女性本身的社會條件往往較弱勢,資訊也較不足,在災變後也容易導致許多心理創傷,甚至是被施暴等問題,這些都和家庭、社區甚至整體國家的結構都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固然要重視女性在災難重建中扮演的積極角色,但是也須意識到,這些家庭的照顧者有沒有被照顧到」,或者因為身為照顧者而忽視了對自己受災後的觀照。(翁筠婷等,2009: 120)。 3.女性成為暴力的承擔者:在成為災民、以及私領域照顧者的同時,甚至可能成為災難過後的暴力承擔者的多重角色,災難過後女性受暴的比例可能性增高。4.女性的重建角色:災後重建的經驗中,女性經常未被納入決策領導的位置,會被排除在重建的政策之外。如災區災民組成的自治會90%以上都是由男性主導,能實際參與又有實際決策權力的重建組織之女性,卻少之又少(畢恆達,1999;林秀芬,2009;卓春英& 盧芷儀,2010),因此重建需要女性觀點。5. 女性重建主體:部分研究亦指出草根女性在災難重建後的行動,指出女性並非受難者或受難者家屬,而是行動主體,性別關係型塑社區的能力,以及災難後的復甦 (Helena,Enarson and Chakrabarti ed,2009)。

 

四、女性、勞工家庭與照顧工作

小雨的氣爆經驗,可以看到高雄氣爆的遺遺症一直延伸至今。當災難打破生活的「日常」,進入一種「非日常」的狀態當中,災難以不同的方式影響男性、女性、勞工、年長者等不同族群,當不同的社會位置會面臨多元交織的社會力量,種種的力量都會影響個人的災難經驗。從小雨的故事來看,可以看到身為非中產階級的勞工家庭女性,小雨自小必須身兼數職來改善家庭經濟,在重傷癱瘓之後,內心一直迫切的希望重新踏入職場,而小雨的母親原本車衣服養家活口,後來在餐廳當外場服務人員維持家計,但氣爆之後,自身身體不好的母親為了照顧小雨以及剛出生的孫女,而不得不辭去工作以進行照顧工作。

因為社會位置的不平等,結構弱勢者有可能承擔更大的風險,而且災難的影響力會加深與拉長。如Junko Otani 在Older People in Natural Disasters 一書中研究老人與災難時,指出貧窮與孤獨的老人在地震之後,會面臨比較長遠的災後影響。小雨在高雄氣爆之後而癱瘓,雖然不斷在生活自理上進行獨立自處,然而現今災難後的生活需要面臨身體的復健之路、身體虛弱母親同時身為照顧者、家庭有未來經濟憂慮等議題。當勞工家庭的女性面臨災後的重傷,為節省開支以及家屋空間之不足,不聘請照顧者而由家中另一位女性成員離開職場擔任照顧者,可以看到社會/結構的層次會使得災難經驗受到多重結構權力的運作,加重家中女性照顧工作的重量。

當災難發生時,社會結構弱勢者如貧者、老人、婦女、兒童、有色人種、原住民、身障者等社會結構弱勢者因為擁有的社會資源少、社會階層低下,會因為災難而陷入更弱勢的處境(Zakour&Harrell,2003;Morrow,1999;劉珠利, 2006;卓春英&盧芷儀,2010),亦即,「災難可能會使人落入貧窮,但貧窮卻使災難形成之損害加劇」(卓春英&盧芷儀,2010)。在既有的災難研究中,不少文章已經指出災難不同程度地影響男性、女性、身障、老人、小孩、原住民、女性等,使得不同族群有不同災難意義與經驗。本文從小雨的故事看出,高雄氣爆之後,對於勞工家庭的重傷者必須考量經濟與自身身體狀況,而由家中另一名女性擔任長期照顧工作,家中女性必須克服自身身體不好或辭去原本工作,回到家中照顧家人。當災難發生在勞工家庭的女性身上,面對的災難經驗是交錯著經濟、母職、照顧工作、長期照顧、身體復健等多重交織的災難經驗與災難難題。

 

17012401.jpg圖3,前鎮區氣爆區的老舊社區的災後彩繪重建。

 

參考書目

David Denney,呂奕欣、鄭佩嵐譯(2009),面對風險社會。台北:韋伯文化。

Emmanuel David and Elaine Enarson eds,(2012),The Women of Katrina: How gender, race, and class matter in an American disaster ,Nashville, Tennesse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Junko Otani (2010). Older People in Natural Disasters. (Kyoto University)

Mark Pelling ed,(2003) ,Natural Disasters and Development in a Globalizing World,New York,Routledge

卓春英‧盧芷儀(2010)。貧窮、社會性別與災難。社區發展季刊。131,137-151。

周桂田(2014),風險社會與典範轉移—打造為公眾負責的治理模式。台北市:遠流。

烏爾利希‧貝克(Ulrich Beck),汪浩譯(2003),風險社會—通往另一個現代的路上。台北:巨流。

張玨(2009)。性別、災難與心理健康。發表於聯合國重要議題論壇*系列之「性別 與災難」。台北: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畢恆達(1999)。災難與性別。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5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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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婆媳關係自己救!

孔祥明/世新大學社會心理系

 

前幾日假期看到臉書上朋友分享他的朋友趁著去宜蘭婆家接女兒的時候,一轉念間便邀約婆婆一起去泡湯,並且拍下三代合照的相片,最後還下了一個註解, 認為婆媳相處就要坦誠相見。那幾天在臉書上也看到朋友的分享,講述要把媳婦當貴人以化解婆媳問題的文章。同時看到這兩則報導,讓我想起在課堂上幾乎每一年都會聽到許多年輕女同學堅決反對未來婚後婆媳同住,並對所謂的「婆婆」這號人物持有許多負面的想法,因而想來巷子口分享一下過去針對婆媳關係研究的心得,希望能有助於減少時下年輕人對於婆媳關係所抱持的一些迷思。

011701圖片來源: 白領網。http://m.86kx.com/hunjia/poxi/62242.html

 

婆媳問題在華人社會存在數千年之久,受傳統「父居制」的約束,女人一旦嫁人就要與夫家同住,讓這個問題成為已婚女性逃也逃不開的惡夢。而在「父系制」的運作下,男嗣是綿延家族的唯一根據。所以,要能生出兒子才是女人穩固在婆家地位的不二法門。此外,受到「父權制」和「主從秩序」(pecking-order)強調輩份、年齡、及性別作為家庭權力結構劃分依據的影響,年輕媳婦在婆家一路要從全家地位最低熬到老父親之外的第二把交椅,也要倚靠生了兒子才有可能。可想而知,傳統上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華人家庭,兒子對於一個女人而言,在心理上的份量,甚至比丈夫都要來得重要。

 

現代媳婦要當娘娘,門兒都沒有!

隨著二十世紀下半葉台灣快速工業化、現代化、以及女權觀念的引進,在家庭中,子女外出就學、工作及自由戀愛風氣使得父權體系逐漸鬆動;在社會上性別平等的提倡,改變了女性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地位。那麼傳統婆婆在上的婆媳關係應該有所反轉了吧?從過去有限的實證研究結果來看,相較於Rita Gallin[1]蒐集1950年代末中部鄉村地區資料呈現出享有幾乎絕對權力的婆婆,作者從1990年代末期對大台北地區婆媳的深入訪談資料來看,幾乎所有婆婆仍是處於家中較有權勢的地位,雖然,開始有少數幾位媳婦偶爾敢回嘴或違抗婆婆的意見。及至2016年台北市高教育水準的職業婦女訪談資料,依然顯示當代的婆媳地位並沒有全面改變。縱使頂嘴、不依婆婆意見而為者大為增加,但是,基本上仍然維持著至少表面上尊重婆婆是長輩的上下關係。不過,也開始出現類似朋友、較為平等的婆媳關係。

也許有人會問:「都什麼年代了,為什麼整體上婆媳間的相對地位卻沒有太大變化呢?」 過去研究顯示,夫妻之間擁有資源的多寡(如教育程度、收入等),可以改變夫妻之間的相對地位。那婆媳關係和夫妻關係不都是一種dyad(雙人關係),難道高教育、高收入這些擁有較多資源的媳婦,不會因此在家講話比較大聲嗎?當然,電視上演的都會啦,但實際上決定媳婦在婆家地位的關鍵因素,卻是在媳婦娘家父母,尤其是媽媽以及媳婦的丈夫身上。

 

媽,我會在婆家好好幹,不讓妳丟臉

在過去重男輕女,強調「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價值觀影響下,古代對女兒的教養著重在料理家務的訓練,主要負責人便是母親,因而舉凡嫁出去的女兒被婆家嫌棄時,娘家的媽媽就成了眾矢之的了。即便今日女性自主權高漲,娘家仍擔負女兒家教是否良好的名聲。許多媳婦為了不願讓娘家父母擔心或承擔罵名,都選擇盡量做到媳婦本分。顯然,過去工業化發展雖帶動了台灣社會和個人的現代化,但在家庭制度上,有些面向並沒有隨之產生改變,娘家的名聲仍然是嫁出去的女兒必須承擔的責任。當然,娘家媽媽對女兒應該如何處理婆媳問題的態度,也是決定媳婦與婆婆互動關係的重要因素[2]

 

男人們,別再裝孬了,好嗎?

那媳婦的丈夫又如何產生作用呢?很多人,尤其是男性,都認為婆媳問題不就是兩個女人的戰爭嗎?於是很理所當然地將自己從兩個女人的問題中排除。然而,作者發現,在所有受訪者中,只要是先生抱持這樣想法的人,婆媳關係幾乎都不是很好。好多先生/兒子不愛聽太太和媽媽在他們耳邊互相抱怨,採取走避方式,認為時間會解決一切。結果當然是隨著時間流逝,問題仍一直存在。另一些不算少數的丈夫則一味地要求太太忍耐,因為媽媽年紀大了,沒有幾年好活了。不過,奇怪耶!好幾個媳婦都說已經十幾、二十年過去了,他們的婆婆依然耳聰目明。還有少數非常熱心想要解決問題的老公,總會很盡職地將婆媳雙方跟他抱怨的內容,一字不改地傳話給對方,結果只是提油救火,問題更大。這點清楚反映出婆媳問題表面上看起好像是一個雙人關係,但實際上至少是一個三人團體(triad)的關係。其與雙人關係的差別就在於可以形成結盟,且那第三者可以扮演仲裁者抑或是牆頭草的角色。

要解決婆媳問題,居間仲裁的先生/兒子的態度、處理方式、和處理時間點都非常重要。很多媳婦都一致認為,先生這個中間人就是婆媳之間的潤滑劑或橋樑,更是天平的槓桿。若能平衡處理,老婆開心,媽媽也舒服。記得有位先生非常自豪自己處理家中的婆媳關係。他認為這是策略問題,讓媽媽和老婆成為同一陣線的盟友,就可使其免於落到像他的好哥兒們一樣,為了婆媳問題而搞到焦頭爛額[3]的地步。

正是因為丈夫是處理婆媳問題的重要中間人,因此,也成為幾十年來台灣鉅大社會變遷過程中,婆媳間的地位始終沒有全面改變的首要原因。雖然,孝道的約束力已經隨著台灣社會的變化而削弱,大眾強調的孝道內容也有些改變[4],許多兒子因為原本就孝順,或不想擔負不孝的罵名,甚或自小就不敢忤逆母親,於是在婆媳意見不合、生活習慣不同時,多半都會動之以情,懇請太太遷就母親。而絕大部分媳婦,為了婚姻和諧,也多半將就了。因此,即便到了2016年,那些受訪的台北市高教育、經濟獨立的媳婦們,即使不會對婆婆所言照單全收,甚至還會據理力爭,但與具有長輩身分的婆婆相比,她們在家中地位仍略遜一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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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媳關係只能是勾心鬥角、大鬥法的關係嗎?
圖片來源:《甄嬛傳》https://is.gd/0XOzKB

婆媳關係一定都是甄嬛鬥華妃嗎?

受到古代文學作品以及現代連續劇的影響,時下許多人對婆媳關係的第一印象就是「哎呀,你知道的嘛!」隱含雙方必定會過招數百回的想法,而提到婆婆這個人物時,也幾乎沒有好話來形容,但這並非台灣婆媳關係的全貌。作者從過去蒐集的深入訪談資料中發現,仍然有一些家庭婆媳關係是融洽的,甚至有些關係好到連大姑、小姑都吃醋,或者媳婦對婆婆的照顧遠超過丈夫的周全。這些都是例外?還是因為那些媳婦命好,嫁到好婆家?其實,作者認為婆媳問題充分顯示出「事情不像表面一樣」的社會學本質。不少婆媳關係好的家庭,並非一開始就是如此,其間媳婦丈夫費心處理得當非常重要,另外關鍵就在於婆媳雙方的心態了。重點是,一個巴掌拍不響,必須雙方都要用心付出,才能建立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平和關係。有關生活面向上的摩擦,有興趣者請參閱註3。本文綜合過去訪談資料,主要針對心理面向因素,歸結出以下三大項可以幫助改善婆媳關係的做法,並以舉例方式分述之。

 

修築萬里長程,還是推倒柏林圍牆?種什麼因,得什麼果

其實,並非所有婆婆都高高在上難以親近,有些是很願意跟媳婦建立良好關係的。一位受訪婆婆每天都替銀行上班又吃素的媳婦另外多煮兩道菜;知道過年前銀行都很忙,也從未要求媳婦參與年前大掃除,只希望媳婦週末能抽空跟她一起逛街、喝咖啡。但讓她感到萬分遺憾的是,媳婦結婚多年以來,回家後多半只躲在自己房間不出來,見面除了禮貌性打招呼外,連話都很少跟她說,更遑論逛街、買東西了。

而一位在外商公司擔任經理的媳婦則表示,結婚前她編織的夢想是與先生二人共築自己的愛巢。誰知婚後不久,婆婆因與大嫂不合,而孝順的丈夫便把母親與妹妹接來同住。這下那母女二人將自己的夢幻王國全打碎了,於是怎麼看婆婆跟小姑怎麼不順眼,回家後根本懶得跟他們互動。然而隨著兒子的出世,自己又經常出差,只好託婆婆和小姑幫忙照顧孩子。由於小孩的緣故,這位媳婦不得不經常和婆婆、小姑講話、互動。也因為透過這些接觸,她才漸漸發覺過去全是自己築起高牆阻礙了對婆婆和小姑的認識,而一旦打破這道圍牆,看到的卻是兩個好人。於是,這位媳婦再三強調一定要有健康的心理建設,很多事情便不再是個問題了。

 

咱們都是自己人,一家親

婆媳關係要好,雙方是否有將對方視為自己人公平對待尤其重要[5]。有一位受訪婆婆表示,媳婦嫁入門多年來不但不用做家事,每月還會固定給她上萬元的零用錢。然而媳婦每次下班回家卻將公婆當成隱形人,招呼也懶得打就逕自回房。反觀媳婦跟經常往返的娘家媽媽一打起電話,就有說有笑各把鐘頭,這對比著實讓婆婆覺得心寒。

另外卻有一位媳婦,因為婆婆不但在自己與丈夫吵架時替自己撐腰,還不時多準備一些食物,讓自己帶回娘家孝敬守寡又無兒子依靠的母親,甚至經常邀約娘家媽媽到家裡一起過傳統團圓的節日。這位媳婦表示可以完全感受到婆婆對待自己就像是一家人,甚至娘家母親也被婆婆當成自己人。她說,沖著這一點,為了婆家就算做牛做馬她都甘願。

更有一位小康家庭長大的媳婦,嫁入豪門後對於婆婆經常在家中宴客的親朋好友們,總是盡心盡力地熱情招呼,讓愛面子的婆婆在親朋好友間面子十足,開心不已。她說,自己從小由阿嬤帶大,與阿嬤最親。而婆婆知道這層關係後,出國必定帶禮物給阿嬤,親朋好友送的禮品,也常會分一些送給阿嬤。受訪媳婦認為,婆婆願意接受自己娘家人並且記得關心,讓她備受感動,因此,自己也就只能盡力回報婆婆的善意。

由此可見,婆媳間也是需要交心的。一定要求做到像母女一樣並不容易也不自然,只有婆媳互相誠心將對方當成自家人對待,而非嘴巴上說說,實際上卻是用對「外人」方式不公平地對待,才有可能建立良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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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臺灣出品的電視劇《婆媳過招千百回》劇照,以詼諧的方式呈現價值觀不同的婆媳或家人,在同一個屋簷下的摩擦與歡笑。圖片來源:圖片網,https://is.gd/zAfxIx

容不容得下媳婦,是婆婆的氣度。能不能讓婆婆容下,是媳婦的本事

一位婆婆擁有超過一位媳婦的情形在作者的受訪資料中屢見不鮮。但每一位媳婦都跟這位婆婆相處愉快嗎?答案是否定的。為什麼?一位婆婆擔任中學校長的媳婦表示,先生的大嫂總是認為自己的丈夫是長子,兒子是長孫,所有公婆分配的東西一律計較是否有多拿一份,然而,家事卻不肯多做一分、多幫一些忙。表面上看起來大嫂好像很厲害,但受訪媳婦說,婆婆對於她的不爭全看在眼裡,所以婆婆將自己的保險箱、所有財務都交給她打理,逢年過節也少不了私下給受訪媳婦比大嫂更多的禮物,對她也比對大嫂親。

還有一位形容自己婆婆脾氣像活火山的媳婦,讓人訝異的是她的婆媳關係並不差。她和婆婆的教養理念差很多。婆婆喜歡小孩胖胖的才可愛,總是三不五時便要她餵小孩吃東西,而她也總是迅速地用愉悅的聲調回答「好」、「一會兒就做」。然而十次裡做個三、四次吧!其餘的就以拖待變,婆婆沒注意也就蒙混過去。此外,婆婆經常嫌她桌擦不乾淨,地掃不清潔,常會在她打掃完了之後又去做一遍。而她也有朋友遭遇類似狀況,朋友便總是抱怨甚至跟婆婆起爭執。這作為讓受訪媳婦很不以為然。她認為換個角度想,把家裡打掃更多次就更乾淨,不就讓住的人更舒服,自己小孩活動空間也更清潔,有何不好?為何要執著於計較婆婆是否故意找碴,嫌自己做不好卻還要叫自己做事呢?每天生活中都要這樣斤斤計較,心理一定不開心,何苦來哉?

確實,關係不錯的婆媳,大多對於對方的不足、或缺點都是用「睜一眼,閉一眼」的方式應對;對於雙方不一致的習慣或做事方法,也是想辦法變通,磨合出一個即使不太滿意,但可接受的方式就好。畢竟凡事計較是自尋苦果。既然時時要見面,甚或要生活在一起,不如想辦法變通行事或「退一步海闊天空」,日子要來得快活些。

 

樁哪沒打好,人生是黑白的;樁哪有固好,人生是彩色的

當然,對於未婚者而言,最怕就是碰上惡婆婆。就像蓋房子打地樁一樣,樁打得穩固,樓才不會蓋歪;婚前對婆家人有一定的認識,才有可能可以避免陷入悲慘的夫妻或婆媳關係中。作者觀察當下許多年輕人談戀愛時只希望沉浸在二人世界裡你儂我儂,直到要提親,或談到婚嫁了才去對方家拜見家長。其實,這當中可能遇到的一個陷阱就是,根本無從知道對方家人的個性和生活習性是什麼?曾經有一位媳婦就表示很後悔婚前沒有到丈夫家多認識夫家人的互動模式,婚後才發現自己老公和公公一樣是完全不做家事,只會等著老婆處理一切家務的大男人。

然而,就算婚前常去未來婆家走動,知道對方家人習性又如何?另外有一位媳婦婚前就知道婆婆為人刻薄,對自己以及娘家父母不太尊重,親友也奉勸她要考慮清楚。但她覺得自己是「嫁丈夫,又不是嫁給婆婆」,應該沒關係才對。殊不知婚後被婆婆當成十足的外人對待,讓她苦不堪言;對她的娘家人更是不放在眼裡,這才知道自己當初太天真。

即使接觸後仍決定往結婚道路繼續邁進時,便要注意與婆家人關係的維繫。婆媳關係不是只有結婚後才開始,婚前就要開始打樁了。有些準新人為了婚後要不要跟公婆住、婚禮怎麼舉辦……等事情吵翻了天。當中尤其是為了是否跟公婆同住這件事,最容易讓婆婆產生永遠解不開的心結,甚至記恨一輩子。為了這事,如果沒有取消婚禮的打算,那就要看自己有沒有把握做到以後完全不跟婆家人有任何往來,否則最好還是避免婚前就和準婆婆鬧僵,這會連帶日後夫妻關係都有可能賠進去。

最後,作者還是要強調婆媳關係的改進並沒有任何仙丹、特效藥,最重要的還是要主動溝通,主動了解對方真正的想法,才能避免不必要的誤會與衝突。當然,夾在中間的兒子/丈夫更是不可避免的要有智慧的適時、適切地出面排解問題,或許頭一、兩年會有一個頭兩個大的時候,但這才是未來家庭長治久安之道!

 

 

註解

[1] Gallin, Rita S., 1986, “Mothers-in-Law and Daughters-in-Law: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Family in Taiwan.”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1: 31-49.

[2] 詳細討論請見Kung, Hsiang-Ming, 2014, “Like Mother Like Daughter? The Effect of Mothers’ Attitudes on Their Daughters’ Interactions with Their Mothers-in-law.” Pp.131-149 in The Family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ese Societies, edited by Dudley L. Poston, Wen Shan Yang & Demetrea Nicole Farris. Heidelberg: Springer.

[3] 有興趣了解更多有關丈夫中間人的角色,請參閱孔祥明,1999,<婆媳過招為哪樁?婆婆、媳婦、兒子(丈夫)三角關係的探討>。《應用心理研究》4:57-96。

[4] 見葉光輝,1997,〈台灣民眾之孝道觀念的變遷情形〉。頁171-214。收錄於張苙雲,呂玉瑕,王甫昌編,《九0年代的台灣社會: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究系列二(下)》。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所。

[5] 詳細討論請參閱孔祥明,2001,〈媳婦?女兒?妳媽?我媽?從誰是「自己人」看婆媳關係〉。《本土心理學研究》16:4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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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到作:金大社工系與金門生命線的誕生

葉肅科/金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在目前的趨勢下,學社會學的人未必能成為專業社工,但任何人隨時隨地都可成為快樂志工。當一位稱職的快樂志工,即是在實踐所謂的「行者常至,為者常成」,進而創建一種生命中的美學。

 

小時候,我們的村莊下埔下住了32戶人家。大多數的人都是去山上(田園)做事的農人兼下海拿石蚵的生活困苦村民,少部分是生活較優渥的軍公教人員。其中,又以老師的職業最受到羨慕與尊重。因此,父母總是鼓勵孩子要好好讀書,將來才有出息。猶記得金寧國中畢業16歲那一年,我從金門到台中參加高中聯考,最後錄取位於南投中興新村的省立中興高中。高三那年寒假,在大哥台中精誠15街的家中。偶然的,我身穿中興高中藍色體育服,上衣印有「中興」兩個字樣。有一位幫我大哥室內裝潢設計的師傅看到我穿中興高中藍色體育服就說:「你讀中興喔!」「是哪個科系?」我說:「我讀高中社會組」,對方卻直說:「中興大學社會系不錯喔!」其實,高三的我只知道有個大學叫中興大學,根本搞不清楚什麼是社會系?1981年,參加大學聯考時,我哥哥嫂嫂認為我的數學不靈光,還是把人文社會科系填在選填志願前面較保險。結果,我就這樣進入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就讀。

 

社會學的學與作

1973年,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創系主任楊懋春教授的題字系訓是:「我們要了解社會,更要服務社會!」當時,台灣的社會學系普遍分成兩組:理論組強調學理探究的「了解社會」,工作組則側重實務工作的「服務社會」。1981-1987年,我在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取得學士與碩士學位;在當時的氛圍下,男生多半選擇理論組,女生則選讀工作組;但對於我來說,理論組的課程與工作組的課程同樣都吸引我的選讀。

1987-1989年,服預官役時,我在高雄左營海軍陸戰隊1年2個月擔任基層連隊排長,後來的10個月,則在海軍陸戰隊司令部擔任張老師的工作。退伍後,在當時青輔會介紹的彰化社教館編審與成功大學逸仙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研究助理工作中,我選擇了後者,因為當時有意繼續深造往學術圈發展;1989-1991年,我在成大逸仙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助理工作2年。當時,成大正在籌組政治經濟學研究所,中心主任李士崇教授鼓勵我與內人周海娟出國讀書:「趁年輕,趕快出去,趕快回來。」

於是,1992年7月7日,我與內人遠赴澳洲塔斯馬尼亞大學攻取博士學位。1997年年初,我與內人從澳洲塔斯馬尼亞大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取得兩個博士學位、生了一個女兒之後回到台灣。回國之後,台灣學術生態丕變,應徵教職屢戰屢敗;社會工作學系認為我是「社會學」背景,社會學系要看我的「社會資本」雄厚度而定,其他相關科系則以「大材小用」的理由拒絕我。所幸,在求職1年4個月的過渡期裡,大學同學古允文教授幫我介紹了巨流出版社的《福利》一書之翻譯工作;東吳大學法律系學長傅績欽社長邀請我與內人到他的出版社擔任中小學生鄉土教材之撰寫的總編輯工作,薪水比照當時的助理教授薪資6萬5千元,直到我找到教職為止。

1998年8月,我終於在母校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找到了專任教職。1998年8月至2014年1月,在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任教了15年半。在此期間,除了在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任教外,也在三個學程:人權教育學程、綠色科技與永續發展學程,以及非營利組織管理學程擔任相關課程與實習課程老師。當時,我的主要授課科目包括:性別社會學、環境社會學、社會福利服務、比較社會政策與醫療社會學等實務課程,而有機會到全國各地演講的主題則為:性別教育、人權教育、志願服務與志工管理。

 

金大社工系的特色與難題

2013年10月初,金門大學透過政治大學的兩位老師到台灣學術界網羅適任金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服務的老師。第二天,我打電話給曾經在成大共事過的李金振校長,他說:「17年前,創立金門技術學院時,你與海娟都沒能回來幫忙。現在,金大社會工作學系成立了,而他們又找到你,你就應該回來幫忙了,趕快將應徵教職的履歷表與相關資料寄來!」2014年2月起,我從東吳大學社會學系轉至家鄉金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服務。很偶然的,在台北任教15年半後,我像鮭魚般的洄游到自己的家鄉金門來。據此想來,人生就像一個圓(緣),人的生命在冥冥中自有安排。

2013年8月1,金門大學健康護理學院奉教育部的批准正式成立,並設有護理學系、長期照護學系與社會工作學系三個系級單位。基於「衛生暨福利」的結合與金門「衛生福利島嶼」營造的考量,本學院的創立宗旨有三:

(一)落實培育護理、長期照護及社會工作之專業人才,以積極提升金門地區醫療照護水準;

(二)積極徵聘優秀師資並加強與兩岸和國際接軌,推動跨域醫療衛生保健之學術與實務合作;

(三)積極與金門地區醫療、長期照護及社福機構合作,發展具金門特色之醫療照護產業。

本系設立的三個宗旨是:培育社會工作領域專業人力,以滿足社會工作人才日益殷切的高度需求;兼顧離島與地方特色,配合本縣福利政策與照顧產業之發展;以及培養學生具備社會工作倫理、考照、就業與升學之能力。基於本系的創系宗旨,本系將朝四個方向發展特色:

(一)扎根離島偏鄉社會特性:規劃與金門在地社區協力,推動社區化福利服務,並讓學生從實作中培養實務經驗,累積福利資源匱乏地區社會工作推動經驗。

(二)整合衛生福利專業服務:以綜融性社會工作取向在離島區域推展專業服務,累積衛生福利知識與專業社群共享,並培養學生福利機構經營管理能力,以增進其職場競爭力。

(三)落實實務導向課程規劃:預計與本院各系密切合作,開發實務導向課程,並使學生習得社會工作基本學能,以因應少子女化與高齡化社會變遷的專業服務需求。

(四)促進兩岸社會工作交流:基於金門地緣之特性,與大陸地區交通便利之優勢,並期使培養學生社會工作國際觀與累積社會工作專業知識,本系將促進台灣與兩岸社會工作經驗的交流和互動。

本系創系至今才三年半,當前遭遇的問題與困難主要包括:

(一)偏鄉離島地區較不易獲取各項社會資源;

(二)增聘優秀師資至本系任教相對較為困難;

(三)尚無畢業系友可作學習模範,較難爭取社工界的知名度;

(四)屬於新增設學系,學生相對較陌生;

(五)偶有交通意外事故發生,造成學生與家長選擇本校之壓力。

17011002圖片來源:國立金門大學官網,https://goo.gl/cORtYd

17011003圖片來源:國立金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粉絲專頁,https://goo.gl/zKg4jL

生命中的偶然就是一種緣

對我來說,金門縣生命線協會的籌組是生命中的一種偶然,卻也是快樂志工與鄉親工作夥伴因緣際會的一種圓(緣)。2014年8月底,金門縣生命線協會在台灣生命線協會總會的支持與鼓勵下召開發起人暨第一次籌備會,我也偶然成為籌備會主任委員。2014年11月1日,金門縣生命線協會正式成立,力邀當時卸任的李金振校長接任第一屆理事長,他也慨然允諾擔負起這份責任。於是,金門縣生命線協會乃繼澎湖縣生命線協會之後,變成一個全國生命線家族第24個成員、24小時服務的生命線協會。

過去,我因他人之助而成長。而今,我用雙手來成長他人。這份感人與助人的情意,確實讓人難忘。常言道:「擦身而過,也是前世緣。」只有把握生命中的偶然,才能讓自己與他人的人生朝正向改變。金門縣生命線協會的成立宗旨在於:發揮愛心、表現關懷、彼此互助、守護生命、服務社會與造福人群。因為「愛心」、「關懷」與「互助」是一種自然行為,並非單方面的施捨。今後,只有致力發揚生命線理念、實踐生命線使命,方能促使生命線的會務日益茁壯與成長。當生命線的工作夥伴與志工能展現「歡喜做,甘願受」的胸襟,抱持「欣賞差異,歡喜結緣」的願景時,即可期待接下來的另一個偶然。

 

如何成為幸福的志工?

哈佛大學的幸福課—正向心理學告訴我們,幸福有兩個關鍵:其一,幸福應該是快樂與意義之結合;其二,正面情緒多於負面情緒。真正快樂的人會在自己覺得有意義的生活方式中,享受它的點點滴滴。一個幸福的人必須有明確的、可帶來快樂與意義的目標,並且努力的追求。因此,看重自己與關懷他人不僅並行不悖,而且互為依存。當我們立志成為有品味的快樂志工時,即是在追求並作為一位具高附加價值的現代人。

其實,加入生命線的夥伴即是一位有品味的快樂志工。而當我們以快樂志工的形態出現時,它又體現了某些人生哲理:「做他人之事,學自己的功夫」;「施比受更有福,從服務中學習」;「藉由回饋社會,讓人間滿溫情」;「把握當下,即知即行」;「給他魚吃,不如教他釣魚」;「教化人心,可以改變命運」。

17011001金門線生命線協會的演講,旨為珍愛生命宣導。
圖片來源:金門線生命線協會粉絲專頁,https://goo.gl/rS13JN

人生好比四根蠟燭

在我們的一生中,有如點燃的四根蠟燭。然而,這四根被點燃的蠟燭卻代表著不同的生命意義:

第一根,未曾燃燒的蠟燭:在芸芸眾生中,有些人漫無目標、失去人生方向,只能渾渾噩噩的過一生。

第二根,在黑暗中燃燒自己的蠟燭:在自我的世界中,總是悠遊陶醉;在工作崗位上,只是努力的創造自己的天空。

第三根,一群在黑暗中燃燒自己的蠟燭:他們伸出自己的雙手,也讓他人分享自己的擁有。他們只用些許的時間,卻將快樂帶給需要的人。

第四根,一群在黑暗中將同伴逐一點燃的蠟燭:它讓每根蠟燭發現自己都有被點亮燃燒的本質,也用愛心點亮了自己與他人的心燈。

金門縣生命線協會成立至今已兩年多,會員成長為88位,訓練合格的志工夥伴則有37位。2017年1月3日,金門名城有線電視公司董事長許雪芬小姐擔任金門縣生命線協會第二屆理事長。在此,生命線竭誠的歡迎鄉親與朋友們的加入,好讓我們共同點亮自己與他人的心燈。因為在照亮他人幽暗靈魂的同時,也等於照亮自己通往天堂的道路。加入生命線行列的夥伴,即將變成快樂的志工。在目前的趨勢下,學社會學的人未必能成為專業社工,但任何人隨時隨地都可成為快樂志工。重要的是:生命線快樂志工應抱持三種心:耐心、恆心與包容心,兩種意:釋出誠意、體現善意。當一位稱職的快樂志工,即是在實踐所謂的「行者常至,為者常成」,進而創建一種生命中的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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