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性主義社會學家的界線思考

張君玫/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比起任何現成的答案,提問的方式是更關鍵的。因為,問題的架構決定了你可能前往的方向。

同時身為社會學家和女性主義者的我可以問:「社會學為什麼需要女性主義?」也可以問:「女性主義為什麼需要社會學?」,或是更脈絡化而具體的探問兩組問題意識之間的關係。無論怎麼問,都只是許多提問方式當中的一種。關於「社會學」和「女性主義」,我們所能提出的問題儘管稱不上無限,卻也很難限定出固定選項。

◎社會學的誕生:對「新」的體察,對「舊」的批判

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本身就涉及了一種新的提問方式。在十九世紀中歐洲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和專業化分工社會到達某個危機的高點時,一群思想家開始認為有必要以一種新的方式來探問他們所身處的歷史環境。他們意識到,既存的提問方式,無論是傳統的哲學和史學,以及十七世紀以後蓬勃發展的自然科學,包括生物學、心理學、物理學、化學等,都無法適切處理他們當下所面臨的危機。

(古典社會學三大家)

圖片來源:引用自維基百科

這些人後來被稱為「古典社會學家」,他們之間當然有著各種分歧的意見。然而,歐洲時代處境的共同點讓他們以自身存在去體現當時的歷史斷裂,不僅是人文和自然的斷裂,也包括社會和其他人文領域的斷裂。一方面,人類所創造的人文世界已經膨漲到一定程度,並且產生特殊化的複雜形態與性質,有別於自然世界的構成。另一方面,社會領域的開始展露,並且形成獨特的領域,有別於生理、心理、歷史和哲學等。這樣的歷史處境與認知,可以說是社會學誕生的雙重問題意識,促成了當時的思想轉向新的研究,開始密集討論自然科學的方法是否適用於人文世界,以及社會領域的研究是否需要有別於其他人文領域的獨特研究方法。

社會學雖然和歷史學分道揚鑣,但其學科的建立即包含了非常清晰的歷史意識。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的體質,一開始就包含了對「新」的敏感體察,以及對「舊」的批判繼承。所謂的「古典社會學家」當中沒有一個是念社會學系畢業的,因為那時候並沒有這個學科。學科建立之後的體制化卻可能漸漸削弱了社會學的批判力。

或許因此,某些學者認為「古典」和「當代」之分在社會學這門科系當中的意義不大,甚至可能會產生誤導,從而模糊了社會學內在的批判力。因為,每一個社會學家所面對的都是自身的當代處境,也都必須不斷批判地檢驗與繼承過往的知識成果,無論是科系之內或外。

依我之見,社會學內在的當代歷史意識非常值得重視。所有的教條傾向都是源自於遺忘,遺忘了過去和現在的交織、當代和當下的不斷流逝,以及具體社會存在的歷程動態。每個學科的體制化都面對了同樣的危險。在社會學的論述場域中,至少從上個世紀末開始,已經有越來越多人開始進行反思,這個學科為了自我確定而排除其他科學領域和探問方式如何可能為社會學再度注入新的力量。

◎人文社會自然不同學科,持續跨界發展

在更廣的人文領域中,跨科際的思考也越來越受到重視。畢竟,經過了兩次毀滅性的世界大戰,以及從未停歇過的戰爭、仇殺與奴役,乃至於資本主義膨脹所連帶發生的全球環境惡化,都指向了人類的生存處境並沒有科系之分。唯一真實的是活生生的人類個體和群體如何共同生活,他們對於世界的理解,在世界之中的行動,以及關於未來的想像視域。換言之,人類存在的問題意識。

從二十世紀下半葉至今,社會學以及廣義的人文科學可以說進入了一個重新進行連結的時代。學科界線的持續跨越、重組與流動,不僅是因應新的學術趨勢,更是基於對人類生存處境的全球問題意識。在學科專業化加劇複雜的當代―我們的「當代」,比起十九世紀的「當代」更甚―人文世界和自然世界之間斷裂依然存在,但兩者之間的溝通渠道已經重新受到重視。兩個世界其實是同一個世界。但我們仍然需要更多文化翻譯的工作,在不同的學科、不同的研究取向,以及不同的方法論之間。同樣的,在面對不同的社會群體,不同的文化視域,以及不同的利益衝突時,我們都需要更多跨越學科界線的研究取向。

換言之,社會學家本身的生存處境是關鍵的,其社會物質條件和歷史文化脈絡,乃是進行社會學知識建構的核心立足點。以個人為例,我的知識出發點顯然是我生活在這座島嶼上的當代歷史意識,而這個「我」並不是只有「學者」或「社會學家」的身份,而是交織著許多不同的存在處境與樣貌,包括我的身體、性別、階級、文化等屬性與背景。身為一個社會學家,理論上對於自身所擁有的每一個「身份」都應該具備反思,我必須有能力和意願去思考自身的社會性,如同必須有能力和意願去思考整體社會的結構與過程。

以此而言,社會學內在的當代歷史意識不僅適用於思考者之外的大社會,也同時適用於思考者本身的歷史與社會構成。不過,就在這一點來說,社會學的學科制度內部卻仍顯得不夠重視。詮釋的傳統在社會學理論中是重要的,但在方法論上比較沒有著墨研究者本身的社會存在如何影響他的研究。

◎女性主義為既有學科帶來新的提問方式

關於知識建構和思考者之間的親密關係,女性主義理論或許提供了更多路徑去探索。女性主義並不是一門學科,也不是一種「主義」,如果主義意味著某種鮮明的主張。關於「主義」一詞的語意陷阱,並不是單純的錯誤,而涉及了我們所身處的世界當中文化與學術翻譯的政治。

身為「非西方」和「非中心」的學術工作者,忽略翻譯政治是會付出慘重代價。事實上,我們的生存處境涉及了多層次的翻譯政治,除了從中心到邊緣的文化及學術翻譯,也包括不同學科界線之間的翻譯,以及日常與學術生活中不同社會文化群體之間的翻譯。

 

(艾瑪華森 Emma Watson 聯合國兩性平權演講)

影片來源:youtube,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BlnesMpnpo

 

女性主義這個詞彙所代表的基本上是一組提問的方式,環繞在我們身為性別化的社會存在所持續面臨到的處境。換言之,關於人類性別化存在的問題意識。強調性別化,而不只是性別,也涉及到了思考語言的複雜動態,不僅是字面上的翻譯。「性別化」並不是單一的賦予或取得性別,而涉及了持續而交織的過程,以及相關的權力與資源分配狀態。女性主義的問題意識,雖然表現的形式有千百萬種,彼此之間往往有激烈的爭議,但都還環繞著性別化的正當性和正義問題。

然而,性別化的問題意識除了涉及對於人類的性別區隔之外,也延伸到非人類存在物的階層化分類,包括人文高於自然的預設,以及人類高於動物的姿態。女性主義思潮中對於分類階層化的敏感程度不一,但確實似乎比傳統社會學科更充分意識到被壓迫者的人類和動物連結。

一個人顯然並不是會因為身為或成為「女人」而自動取得一種抵抗的被壓迫者意識,或自動產生欲望想和其他邊緣群體,包括動物和大自然等非人類存在進行結盟。但「女」或woman, female等陰性詞彙在定義上的相對劣勢不僅映照出或對應著社會結構上的劣勢,也相當程度透過種種機制成為那些被歸類到其中者的內在意識。

以學科分界的佈局來說,社會學和女性主義恰好形成一種對比。如前所述,社會學在成為一個學科的鮮明歷史過程中不斷尋求新的探問方式,透過排除其他的領域或方法,來建立一個適於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學科。然後,在制度化之後,經過全球社會局勢的變遷,開始重新思考跨科系的可能性。反之,女性主義作為一種問題意識並沒有學科的分界,而是原本在各自專業領域中的思考者把性別化的問題意識帶入他們的學科,同時也把學科的獨特方法帶進入女性主義的論述場域。

◎看待自身專業,不是狹隘認同,而是具體與動態的處境認知

我身為社會學家和女性主義者的存在問題意識把我帶到了特定的提問方式,去探問我們島嶼所面對的歷史處境,這樣的處境,如同我們個別的存在景況,都是跨科系的。然而,這是否表現界線就此消失呢?這是我們在談論界線流動與跨越時,最常遇見的誤會之一。關於界線消失的假象並非單純的錯誤,而指向了我們的症狀,包括我們對於界線的焦慮,以及脫離身體限制的意識論幻想。種種界線其實從未消失,而是用不同的方式在展露、變形、破裂與滲漏,同時,或許更重要的,進行重組。

回歸到個別的人類思考者,都有著特定的存在處境,以及特殊的學科背景訓練等。一個思考者必須在自身界線上重新組織相關取向或方法之間的關係。在二十一世紀初的現在,我們對於生命要有更深刻而廣博的理解。因此,以生命做為典範,我們可以說,每個學科都如同一個物種,在條件不利的情況下當然也可能滅絕,但在生命個體的鬥爭與努力中也可能幸運的進行動態的演化。這是我看待自身專業的方式,不是狹隘的認同,而是更具體與動態的處境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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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化童年:ADHD與藥物濫用的處遇模式座談會紀實與反思

張盈堃 /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

 

一、前言[1]

2013年中國時報開卷版找我寫一篇書評《被出賣的童年》,除媒體再現的性、暴力與過度的消費主義外,關注孩子的精神脫序議題。該書作者一開始就提到美國兒童精神科門診生意興隆有愈來愈多的孩子和青少年很快被貼上憂鬱與衝動的症狀,這跟過去我們認為兒童是開心純真的圖像剛好相反,作者一開始就提到為什麼我們那麼快給孩子貼上生病的標籤?到底由誰來定義兒童的精神脫序?

這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台灣,國小與幼兒園教師常常透過簡易的指標懷疑學童是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或亞斯伯格症,於是要求家長帶學童接受相關的診斷與用藥,除醫療途徑外,是否有其他的可能做法嗎?本座談會從多元的角度重新思考怎樣的兒童行為叫過動症?如何定義過動症?過動症再現的意涵又是什麼?因此,一方面請醫師與特教老師說明現實中決定孩子哪些行為屬於過動的診斷流程,涉及價值判斷的機制;另一方面探討西方文化論述中,常態/偏差的童年與教養的概念如何改變,反思文化與疾病的建構,如常態/偏差的童年與教養的概念如何因文化不同而異。在進入細節之前,本次座談會的核心概念就是「生醫情結」(psy-med complex)的宰制與解構,所謂的生醫情結就是家長服從醫學權威、孩子淹沒在「障礙」與「基因不良」的論述,醫師壟斷知識之門,透過所謂客觀化的量表,把個人問題簡單化與病理化。醫生擁有的知識可以用醫療化診斷來定義此一問題,換言之就是「醫療霸權」。面對ADHD等議題時,醫生、病人或家長之間存在一套文化腳本,醫生擁有技術與知識可以診斷疾病、提供治療,醫療專業不管是在台灣或是美國文化中都具有很高的位階。此外,診斷或是鑑定疾病同時也是文化的防衛機制之一,用來處理家長對於兒童發展不利的焦慮,於是利他被誤用為一種針對弱勢社群兒童的社會控制方式,同時透過病理化的標籤排除教養不利的指責。

 

二、病理化兒童的多重反思

 

(一)、醫療霸權的反思

《20 Health Conditions that Mimic ADHD

圖片來源:引自globalhealingcenter,by Dr. Edward Group DC, NP, DACBN, DCBCN, DABFMPublished on May 23, 2014

李佳燕醫師提到醫學上可分為診斷與治療兩個面向,ADHD不像慢性疾病一樣容易檢定,醫師會給爸媽、老師填寫量表,看點數是不是符合,有些大醫院透過臨床心理師施測專注力檢測,但有些孩子反映聽不懂醫師在說些什麼,連臨床醫生做檢測時也只是靠一台電腦而已,很難不發生診斷錯誤的情形。舉例來說,在同一個年級7、8月出生的小孩容易被診斷為過動症,因為其發展上較不成熟,表現方式比較幼稚。此外,美國醫師也曾發表「睡眠不足造成孩子出現類似過動兒的症狀」的研究論文,試問現實中台灣有多少孩子可以睡眠充足才去上學? 至於治療,第一線就是用藥(利他能),實證醫學證據說明用藥遠比用行為治療的效果佳,許多兒童精神科醫師強調用藥的好處,包括降低頭部創傷、降低意外傷害、降低自殺事件、降低犯罪率,以及降低毒品使用。相反地,如果不使用藥物控制的話,孩子會產生以上這些行為。此外,媒體也常常報導 ADHD的兒童,通常成績較差、學歷不高,容易低自尊。在青少年期會出現情緒憂鬱、焦慮、學習障礙,到了成年期,更容易觸犯法律、藥物濫用、酗酒,墮胎,出車禍等行為,因此成為法院常客,雖然用藥效果比起行為治療來得佳,但是現實上醫師並沒有協助孩子做過行為治療,也鮮少告訴家長如何進行行為治療,也就是醫師擁抱用藥的立場非常地明顯。

李佳燕醫師也強調精神醫學不會只有一種版本。ICD是英國與歐洲主要的診斷依據,而DSM是美國的診斷工具。二者差別在於,雖然是以同樣的症狀來計算數量,但相較於DSM認為以「或/且」來區分三種類型,ICD則堅持要「都有」才算,也就是必須同時包含缺乏注意力與過動的症狀,才符合過動症的診斷標準。儘管精神病學屆對DSM和ICD的質疑層出不窮,但大部分的精神科醫師奉其為圭臬。此外,法國發展出一套專屬的精神疾病分類系統CFTMEA,來抵抗美國DSM的影響。CFTMEA沒有症狀檢核表:雖然會描述相關的生理與心理症狀,但沒有說要達到多少數量的症狀就符合診斷標準。鼓勵醫師將孩子的注意力與過動問題放在更廣的心理與社會脈絡中,醫師有責任去拆解、釐清與處理,鼓勵醫師去思考病因,並且指認那些「與環境相關的因素」,例如「情緒、教育、社會與文化欠缺 (cultural deficiencies),以及虐待與忽略。」ADHD的診斷也存在著文化差異,每個國家對過動症的診斷不同,鬆緊度也不同,甚至連美國各州診斷也差很多。這樣的處遇模式跟台灣醫師普遍的認知不同,醫師只處理在診間出現的事情,在台灣我們直接認為醫生就是治療疾病跟給藥,沒有其他功能。

當我們將過動症解釋成孩子不乖,過去認為是教育教養的問題,現在則認為孩子生病了。誰擁有決定孩子是不是過動症,是老師嗎?是家長嗎?還是擁有醫療專業知識的醫師?在醫療霸權或生醫情結下,其他與孩子相關的專業與非專業通通被消音,排擠了其它的原因與處理的可能性。只要讓孩子當病人服藥,創造老師、家長與孩子之間的三贏。對老師而言,治療簡單,提供非體罰式的處置方式,孩子不鬧、功課也順利完成;對家長而言,病理化減少罪惡感,不是管教無方,是小孩生病,跟自身的管教成敗無關;對孩子而言,服用乖乖丸或是聰明丸增加學校適應與學習成效。李醫師提醒兒童精神科醫生在呼籲我們不要污名化過動兒小孩之際,我們也需要反思把孩子的行為定義為一種疾病時,是標籤化的開始,也是被污名的起點。

當台灣教育觀念還是認為唯有讀書高時,其實很多孩子不適合讀書,適合做其他事情,但是他們被認為是注意力不足的過動兒。幾年前我參與另類教育的研究計畫,我在全人中學孩子的身上看到很多有潛能,卻被主流學校排擠與貼標籤的小孩,在另類教育中找到許多個人的舞台,那些被老師貼上注意力不集中的小孩,換了環境之後,可以專注在許多社團活動的課程中。我親眼看過15歲的小孩專注於裁縫與打版,做出一件頗有流行款式的獵裝外套,雖然他不見得符合主流學校專注於課業或是書本的要求,在我眼中,哪有注意力缺陷?在裁縫世界中,他比起任何同年齡的小孩更專注。從過動兒的診斷與治療,李醫師提出幾點反思:(1)所謂的過動兒,是在怎樣的社會情境下的產物?-我們是否窄化了『正常』的定義?(2)是該先改變教育教養的環境,還是先改變孩子的腦?-當教育教養有問題時,是使用藥物讓孩子順應?-使用藥物讓孩子變乖是為了誰?是否剝奪了多元發展的可能?是否剝奪了孩子的兒童性?與思想管控何異?-孩子有沒有拒絕服藥變乖的權利?(3) 醫學並非永久不變的,醫學常在犯錯與修改,醫師不只是看到表面症狀,更要看到人與所處環境。

 

(二)到底是誰的需求?

特殊教育法規定裡面十三種障礙類別,注意力缺陷小朋友屬於第八項情緒行為障礙,即情緒行為表現異於同年齡或社會文化之常態者。在各縣市政府,都會有為相關教育診斷鑑定人員。張銘庭老師指出以新北市為例,包括期中鑑定(當孩子入學之後,老師發現孩子有這需求並提出)與優先入學鑑定(還沒入學前的新生篩選)兩種。特教診斷的第一步就是觀察學童,但觀察是否客觀仍需打上問號,因為每個人對孩子的觀察都不太一樣,有些時候是家長的觀察,有些時候是學校老師的觀察。負責鑑定的特教老師又稱心評人員,主要利用情境跟教具對孩子進行相關的鑑定。心評人員會再重現一般環境的情境,評估學童的表現的能力。鑑定的依據除標準化測驗(如智力測驗等)外,端視家長、學校老師、醫師對孩子觀察紀錄而定,如此才能判定學童是否具備特殊教育的需求。不是醫療證明就表示孩子有特教需求,只是大家很習慣這兩者相等,很多時候有疾病不代表你無法適應學校生活,孩子真的在學校適應有困難時,我們才會鑑定他有特教需求。

張銘庭老師提到,到底誰需要特教老師的介入?她提到在教育現場,往往是成人決定孩子有沒有需求,往往是普通班老師覺得學生有此需求,就會建議家長,轉介給特教老師;有時候家長說我的孩子有需求,期待老師在學校幫他注意。一般而言,在一般教育的介入後,仍很難改善者,這時候需要轉介給特教老師。什麼是注意力缺陷過動?從特教的觀點來看,在鑑定報告裡面常常會提到的情境包括「不管情境為何,每隔一分鐘都會對老師講話」,或者家長說:「在家裡一直找媽媽說話,不讓媽媽喘口氣」。心評人員會對比二者的情境描述,可能看似相同,但對特教老師而言卻很不相同,涉及到主觀的描述,所謂「一直」因每個人的耐心不同,對於一直講話的定義不同,「一直」到底有多頻繁,需要有數字告知頻繁的常態。張老師提到一個例子,很多家長詢問:「為什麼孩子在家可以看電視看三小時,但老師卻向我反映孩子有注意力不足,說在學校看書只能看十分鐘。」她認為可以回答的是很多文獻指出看電視其實沒有用腦,所以其實並沒有在使用注意力。此外,看書只能看十分鐘這件事情,也不會單純判斷有沒有注意力不足。通常注意力不足的孩子有個最大困難是,有時候不小心會注意到大家沒有注意到的地方。比方說,你家住在機場旁邊,通常一般人可能住久了就會習慣,自動忽略聲音,可是有注意力缺陷的孩子卻沒有辦法忽略它,他會一直注意到這聲音。

我個人一直不相信吃藥可以解決全部的問題(雖然藥物有其必要性),也高度懷疑鑑定或是診斷的完全正確性,更不懂為什麼家長擔心小孩看三小時的電視,但看書的專注力卻不到十分鐘,因此焦慮小孩有注意力缺陷的問題。天啊!這樣的邏輯下,每個人都是潛在的病人。此外,我認為學習的媒介應該是多元的,不該只有閱讀書本這樣的形式,無聊的書籍當然很難引起共鳴。台灣學校中的大班教學、集體主義、訓規取向和課程進度壓力,使得師長較專注於班級經營和教學進度,對於個別兒童的個殊性和心靈內在層面的問題較少深入瞭解和細緻對待。有些好動活潑、回應緩慢、個性敏感或靈性較強的孩子常常因某些因素而顯得與學校生活和同儕格格不入,就會被歸類到「特殊教育」的「障礙類別」或「病童」的領域中。但這種病理化的處遇模式,往往落入一種「過度簡化歸類」和「標籤化」的迷思?因此,我們需要回到文化的脈絡來理解這個議題。

 

(三)兒童圖像:純真vs危機

《Naughty boys: Anti-social behavior, ADHD and the role of culture》

圖片來源:引自網路,http://www.madinamerica.com/product/naughty-boys-anti-social-behaviour-adhd-and-the-role-of-culture/

楊巧玲老師以Timimi的《Naughty boys: Anti-social behavior, ADHD and the role of culture》一書作為參照,提到文化定義對兒童生活世界帶來的影響,到底什麼是童年、兒童性?什麼行為是頑皮?又怎麼定義?其實賦予意義的過程就是文化。在文化的脈絡裡,決定孩子哪些行為是偏差的,這涉及價值判斷,即使沒有公開討論,也習以為常地認為幾歲小孩應該如何,換言之,文化裡面隱藏著某種被定義出來的常態跟常模,只是隨著文化時空背景脈絡而有變化。楊巧玲指出Timimi提出的當代童年危機,包括童年的消逝與純真的終結,對男孩的論述存在著兩極化的觀點:受害的純真兒童需要救援(children at risk)與衝動與攻擊的兒童是威脅(children as risk),特別是西方社會把男孩的論述擺在後者,而前者認為兒童本身陷於危機的風險中,需要被保護與救援,因此我們常常弱化了兒童,覺得孩子沒有能力跟辦法,覺得他們需要保護。

台灣統計資料顯示,有特殊需求的學童,特別是情緒行為障礙類別比例極高,特別是有一種集體的文化焦慮,影響正常跟偏差的區分,因此焦慮的大人會特別鉅細彌遺地觀察孩子的所作所為,很擔心自己的小孩屬於偏差範疇。現在教育現場常常會把爸媽標籤,不管是虎爸虎媽、恐龍爸媽、直升機父母等等,父母的管教也受到文化的影響,孩子有狀況時到底要不要去跟老師反應,也害怕自己被貼上標籤。此外,家長太快地服從醫學權威,造成孩子淹沒在「障礙」與「基因不良」的論述中。生醫決定論強調一切都是基因惹的禍,一旦把ADHD全部都歸因於神經相關使然,也就等於對醫師敞開壟斷知識之門,越想客觀化、普同化人類經驗,把問題個人化,反而更越遠離人性。大家都相信大數據,卻忽視在眼前的真實個案,這就是遠離人性,一個個病患在你我的眼前,卻無視他們的存在,而是要解決量化統計,不是量化不重要,但也不是個案不可信。

最後,要大家反思給孩子服用藥物到底有沒有減少少年的攻擊與反社會的行為?應該去反省台灣的文化是怎麼去影響頑皮男孩的處理?

 

 (四)倫理化的介入

我認為面對ADHD的論述,不應該一面倒向醫療霸權或是生醫情結,引用澳洲語言學者Gordon Tait對ADHD的論述,歸納出四種不同立場: (1)極支持者:如ADHD促進會或協會等成員,相信ADHD在人類基因中應有某種自然比例,依照統計數據的推估,人類社會中應該有更多ADHD者未被適當地篩選診斷; (2)部份支持者:屬於極支持者的分支和一部份,對於ADHD的可能比例抱持較嚴謹態度,認為ADHD或許可能被過度診斷或誤判,但許多小孩有失調症狀則是不容忽視的問題,此類大多是專業人士,如醫師、心理學家或部份製學公司; (3)強烈反對者:這類立場者對於ADHD的言論非常不滿,認為ADHD的論述大多是跨國藥廠為了巨大利潤的陰謀和鼓吹,將大多數的學齡人口列為可能病例,卻無視可能的醫學倫理問題; (4)部份反對者:這類立場認為所謂ADHD,其實有其誤判的可能性,ADHD所列舉的是對學校或社會適應不良者的問題聚合,但未必形成明確且持續的病症。若我們可以把台灣的相關論述區分成這四個面向時,如此可以更豐富台灣ADHD的研究視野。

此外,引用Tait指出ADHD三大類常見的謬誤推理(fallacious reasoning),包括(1)材料的謬誤;(2)心理的謬誤和(3)邏輯的謬誤。 舉例來說,目前大多以兒童的行為表現做為判斷ADHD的基礎,但卻很難找到客觀物理證據證明其實質存在,包括血液測試或神經生理的訊號等。在強烈主張接受醫療和服藥的論述中,應容許對於ADHD 醫學鑑定的質疑和開放的辯論空間,是否在醫療和服藥之外能思考其它可能的影響因素,例如性別、社會階級、年齡、種族、區位、家庭史、當地文化習慣和期望、政策的實際面等,讓沒有服藥的人也可能透過父母或師長的協助去除一些無法控制的行為。

最後,我提出台灣心理學者李維倫的倫理化介入模式來取代病理化,即由「病理—介入」轉到「倫理架構」的架構。病理化的架構觀點強調受害經驗與日後症狀的連結、以服藥或接受治療作為問題的解決出口;倫理架構是在人與人的相互對待中,受苦者「倫理的難處」得以被仔細看待和回應,強調「人際重構運動」,是一種相互對待和人際規序的思考和尋覓。真正的療癒不是只蒐集個人的症狀和服藥,而是人際關係—包括親子關係、師生關係、同儕關係、社群關係形成一種有利合宜的「人際對待」,才能讓個案對於自我產生正面的觀照,形成正向的自我信念、認同和肯定。人際重構運動是一個導向開放的架構,針對ADD或ADHD小孩,不應只是標定其問題行為的癥候,也應同時瞭解讓問題行為產生的社會心理因素、社會結構規範因素和社會互動關係等諸多面向。不可否認地,目前醫學或特殊教育體制對於ADD或ADHD的改善都有其貢獻,但此處強調的是:對於科學家或病理專家「談論他人」的專業權力應有某種程度的質疑,助人工作者也應有高度的專業自省。成人對於兒童靈性的輕忽或是對於時髦病名的套用,若是將具有差異性的特殊兒童變成「被錯誤對待」、「被剝奪權利」的論述對象,卻未能更積極地在家庭或學校中發展出更開放的談論觀點和更有建設性的對待方式,就可能與教育者助人的初衷相違背。

 

三、兒童病理再現的反思

我們常常很自然地將成人的思維套用到孩子身上,認為他們若有某些情況發生即代表孩子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像是在座位上手腳動來動去或身體扭動、做作業或遊戲時要專心一致不能分心、對於完成需要按照順序或多步驟的工作或活動有困難、容易分心及健忘……等,但似乎忽略當我們在從事自己不喜歡、認為無聊或者根本沒興趣的事物時,是不是也會出現上述的種種行為呢?也就是說在教育現場的老師以及孩子最親近的家長,常常看見孩子的行為不符合自己或大眾的期待,但卻忽略的行為背後的原因。ADHD再現了幾個面向:(1)成人的不安與宰制、(2)兒童的束縛與迫害、(3)文化的集體焦慮與醫療霸權的興起。

 

(1)成人的不安與宰制

李佳燕醫師透過許多鑑定標準,來提醒我們看見標準中的「陷阱」,以及背後的權力意識形態。例如「容易受到外在刺激」在什麼程度才稱為容易?若不容易受到刺激似乎又會被質疑為自閉症的表現,成人的世界矛盾又焦慮;「任意離開座位」是在誰的眼中是任意?或許孩子們離開座位有不同的原因;「很難安靜地玩」呈現出矛盾,為什麼玩耍需要安靜?又是為了誰需要安靜地玩?從這些鑑定標準我們可以重新審視成人究竟是如何判斷孩子的「問題」,成人似乎一直運用權威性的觀點定義這些標準,不斷給孩子掛上疾病的標籤;然而這些鑑定標準究竟是為誰設立?難道不符合成人期待的行為就是病理化嗎?事實上,許多標準用於觀看成人的行為,成人表現都不一定符合「期待的標準」,是否也會被歸為隱性疾病患者呢?

為什麼大人常常將這些特徵認為是一種病徵呢?原因出在現場老師身上,一個班級有數十位孩子,某個孩子顯得比較好動、愛發問、活潑,常常影響班上的團體生活、挑戰班級常規,有些老師誤將這樣的孩子視為問題學生,再加上ADHD這個名詞在近幾年逐漸廣為大家所知,很多的家長會被老師要求帶孩子到醫院檢查,但診斷其實是很主觀的,尤其是ADHD的症狀很難和是否社會化做區別,一旦他們被認定為是ADHD的孩子,他們就必須要長時間的吃藥,藥物可以幫助孩子控制衝動,能忍住脾氣、不和同學衝突、聽老師的話不要違反上課規則,停止孩子帶給老師、同學負面印象的行為。但是他們吃藥到底是為了老師還是為了自己呢?我們為這樣為孩子貼上標籤,藥物控制使他們變成我們心目中的好孩子,但孩子的童年也正在被我們這群大人剝奪了。成人的這些主觀判斷、權威宰制皆來自於內心的不安。真實世界中的幼兒確實不同於純真的形象,既多元又複雜;當兒童的回應不順應成人的標準而被歸類為疾病時,就是成人的不安塑造出難以轉變的「病理化童年」現象。

 

(2)兒童的束縛與迫害

在成人宰制的社會當中,有些成人或許曾察覺,也或許不自覺地重覆著這樣的控制行為。成人依賴用藥和病理化的標籤,透過威權手段,在不同學習階段以「乖乖丸」或「聰明丸」等名詞包裝,使兒童表現「成人所期待的樣子」。在現實社會的環境中,就算我們強調著尊重兒童,在社會結構當中兒童也經常無力量與成人抗衡,因為成人的威權、規範,兒童無法抵抗成人的決定,最後可能也消極地成為了「方便」途徑的依賴者。我認為孩子不是沒有抵抗的力量,例如服用藥物後沒有改變的「好辯、脾氣暴躁」就是他們的回應,因他們真正的自我沒有被同理、接納;。當成人不願意給予同理、理解,和尋求合適的方法,將所有的陪伴及教養責任推卸給疾病、藥物、他人,身處在這樣環境中的孩子,究竟該如何學習面對情緒、事件的處理方式?該如何尊重或欣賞自己與他人的優點?。可以向不斷將兒童標上「疾病」的成人提問,透過威權的手段或是服藥之後,孩子符合期待了嗎?若這潛藏在成人行為背後的軟弱不安沒有被看清,只是重覆上演著對兒童行為汙名化的判別。

 

(3)文化的集體焦慮與醫療霸權的興起

面對ADHD現象,兒童感到痛苦,甚至覺得自己並沒有得病,醫生抱怨現在的小孩出太多問題,家長不知所措地站在邊緣,但到底誰該被責怪?有位陸生曾分享台灣這個有趣的現象,她認為每個台灣人都對感冒如臨大敵。不僅有感冒症狀者選擇帶上口罩,那些暫時沒有症狀的人更是戴上口罩,並與患者保持距離。的確,大家真的很在乎自己身體是否有異常,也真的很在乎是否有影響到他人。如果說對預防感冒是為了防止自己的病毒傳染到別人,相同地,家長們害怕老師或者其他父母將孩子的不適當行為歸因為自身沒有對小孩付出應有的教育責任。在這個集體焦慮的文化下,連感冒這種純粹生理性的小問題都能形成鄙視鏈,更不用說ADHD這種帶有社會性、被視為兒童人生大問題的疾病。對大部分的人而言,自發地認知兒童的行為出現偏差就是教養不好,因此成人心中都對何謂正常、何謂好孩子出現既定印象。然而,病理化的處遇模式,也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父母的心理負擔,因為問題的產生是基因、有毒的環境等而不是教養,而解決方法聽起來多麼容易,調皮得不到滿足的小孩服用上片聰明藥就變得不再是trouble maker了。但我要說的是他們的行為變得乖巧,但是他們的本質卻沒有變化。聰明藥追求表面的和平的同時,也意味著醫療霸權深深地影響著生活中的每一個角落,我無法否認醫生的診斷非常地重要,但需要思考不同成人與成人之間的權力交織,醫療倚仗專業形象產生的權力影響家長與老師,教育倚仗師者風範產生的權力影響家長,家長倚仗逐年升高的家長意識產生的權力影響醫師與老師,看似孩子處於權力的弱勢,卻僅僅是權力的犧牲者。在社會情境脈絡如此複雜的狀態之中,孩子又何嘗不是使用自身的弱勢引起成人的反應?

 

 

四、結語:回歸純真童年

每個孩子都是不同的個體,我們應該要尊重個別的差異,也就是說這些被診斷為注意力缺陷過動症的孩子,是不是老師上課的內容、學校制式化的活動並不適合他們,尤其學校均為學科導向、同質性高,所提供的課程狹隘,並沒有考慮到這群孩子的需求。況且,現在的升學壓力,讓很多的學校把孩子該到戶外活動的時間拿來補足學科的不足,孩子正是精力旺盛的時期,他們的活力充沛並沒有得到適當的釋放,卻要他們呆坐在位置上,孩子當然會在位子上腳動來動去或身體扭動。

為何成人所想像的兒童圖像是純真無邪的?多元社會文化中的兒童應該也是多元和複雜的。父母的管教經常受到社會脈絡及文化的影響,孩子的行為也是所處社會文化中的產物,因此兩者個觀點和行為相互影響著。若我們能跳脫我們大人的觀點,從孩子的角度去看,進而探究與環境相關的因素,像是情緒、教育、社會文化等方面,就能避免窄化了「正常」的定義,並且還給孩子一個充滿快樂的童年。

 

PS:座談會的當日正逢一年一度的國中大會考,我對十二年國教很悲觀,仍然用分數、等第衡量一個小孩,自然而然有些人被反淘汰,無心於無聊的學校功課,各式各樣的負面標籤被貼上非主流認可的小孩身上,於是發展各式各樣的補救教學,補救教學就像利他能一樣,病理化的方式來處理問題。

 

[1]本文主要整理自<病理化童年:反思ADHD與藥物濫用的處遇模式>座談會,座談會於2016年5月15日舉辦,為政大幼教所2016百年幼教論壇其中一個場次,由輔大心理系退休教授宋文里老師擔任與談人,共有四位引言人,包括李佳燕醫師(醫療,助人與其他省思)、 張銘庭特教老師(注意力「缺陷」了嗎?)、楊巧玲教授(兒童的單純與複雜)以及本人(權力的建構與反思—文化與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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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化或公共化?高等教育轉型的第三條路

輔仁大學社會系/戴伯芬

立法院教育委員會朝野立委共同發起的高等教育改革論壇即將展開,開放給關心高教的師生、社會團體及民眾參與,希望提供高教改革建言。7月24日高鳳數位學院是臺灣有史以來高教停辦的首例,永達技術學院則是第一個爆發集體積欠工資而被教育部勒令停招的學校,從屏東開講,反映臺灣高教危機背後城鄉人口轉型的問題。

高等教育改革,近則牽動當前國家財政與資源分配,遠則涉及國家未來對於專業人才養成的藍圖;是臺灣知識菁英面臨的集體勞動危機,涉及國家知識人才的職涯斷裂,也牽動每位學生的學習路徑,影響到個人家庭的階級流動。高等教育沉痾已久,非短時急救即可解決,動刀手術的風險不小,也不易形成共識。本文試圖拋磚引玉,號召群眾關懷參與。2016高教改革論壇

圖1 高等教育改革論壇:迎向大學的挑戰

 

  • 英國工黨的前車之鑑

1997年,工黨布萊爾以不到44歲之齡成為英國百年多以來最年輕的首相,宣稱以英國當紅社會學家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為導師,實踐超越左派與右派的「第三條路」。紀登斯提倡一種「社會投資國家」,取代過去福利國家的理念,強調盡可能投資人力資本而不是經濟資助,創造終身教育,除了特殊技能的培訓之外,更重要的是認知與情感能力的培養 (Giddens著,鄭式國譯, 1999)。

布萊爾賦予教育施政優先權,十年執政,「教育、教育、教育」言猶在耳,不過,在引入「市場主導改革」之後,英國教育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比例從1975年的6.7%下降,到1995年僅佔5.2%,高等教育學費逐年攀升,反而出現更大的教育不平等。

臺灣社會對於未來高教改革藍圖仍然混沌不明,不同社會團體之間缺乏共識,甚至涉及利益矛盾與衝突。目前對於高等教育的爭議點不少,公、私立大學管理者對於教育資源的分配各有不同主張,教師工會與學生團體對於勞動權與受教權表述迥然不同,反應了高等教育政策背後根本的政治價值觀與立場之差異,如是否應該持續拔尖頂大計畫的全球競爭?抑或應該滿足社會大眾階級流動的資源分配?教師是否仍要維持長聘制或者要彈性聘任?學費該不該調整?這些問題的根源在於臺灣社會大眾如何定位高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在臺灣未來發展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背後涉及臺灣的政治意識形態,如向左或朝右?社會民主主義或新自由主義?追求秩序、政府效能抑或自由、人權保障?(參見巷仔口社會學,王奕婷,難以對話的兩種民主觀?2014/04/14)。如果沒有進一步釐清高等教育的目的與手段之關係,很難找到解套的療方。

  • 高等教育目的與手段之理念型

臺灣高等教育有兩種實用導向的主張,一是經濟發展主義,人才培育是為了滿足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視高等教育為國家社會的社會投資,目的在服務與滿足國家社會高技術人才需求,也是個人人力資源投資,個人受教的目的是追求勞動市場上的最大利益。目前教育部所談的學用落差,以及執行的各式產學合作計畫,基本上都是經濟發展主義下的思維。為了滿足經濟發展的勞動市場需求,在當前少子女化的人口轉型之際,高等教育需要縮編與分流,才能回應高技術/低技術勞動市場的人力需求。

另外一個高等教育的理想為博雅教育(全人教育),源於古希臘時期柏拉圖的「七藝」思想,包含文法、修辭、邏輯、算術、幾何、天文、音樂;中國古代也有類似的禮、樂、射、御、書、數六藝;[1]博雅教育為高等教育的理想主義,如紀登斯「社會投資國家」所見,教育是終身的,受教機會不受個人社經地位、才智能力的影響。不過,高等教育不同於初等義務與普及教育,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三條確認人人有受教育之權,對於高等教育修正為「應根據能力,以一切適當方法,特別應逐漸採行免費教育制度,使人人有平等接受機會。」

為了達成博雅教育的理想,國家有兩種不同的教育政策選擇,一是偏向新自由主義的市場機制,以最小政府為原則,主張由市場來提供高等教育服務,決定不同學校、系所的學費,交由個人與家庭選擇是否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減稅同時減少公共服務,容許人民在市場自行選擇與購買,之前政府推動的自由經濟示範區政策可為代表。另外一方面則是歐陸社會民主義(左派)的公共化走向,教育為國家提供的公共財,由國家承擔教育的角色,如歐洲(英國以外)的免學費政策,同時依社會發展需要來決定專業人才配置,減少高等教育的家庭與個人負擔,公共化意味著國家必須提高稅收才能支付教育支出。

過去大多數的高教政策討論往往陷於公共化與市場化的意識形態之爭,並未納入教育目的來一併討論。當我們同時考慮高等教育的手段與目的,進行交叉分析,可以獲得圖1。由於現實上的滯礙難行,我們必須排除為了經濟發展的市場制以及以博雅教育為目的的公共化兩個極端的高教發展方向。

市場制認為高等教育目的在促成經濟發展,從臺灣的島國現實來看,高等教育將面臨經濟學蛛網理論(cobweb theory)的不均衡危機。蛛網理論是一種不均衡的供需變動模型,對於生產期長之產品,均衡點會隨時間而變動,從廠商獲知市場狀況而決定改變產量,到產量調整完成的期間太長,經常造成供需失衡。最常見的例子是農產品,例如,豬農因為豬價上升而競相擴大豬舍、增養豬隻,但是在八個月之後所有豬隻一起長大,造成市場上供過於求,即使血本無歸,也只好含淚殺豬。高等教育的受教時間更長,大學4年,研究所2年(碩士)甚至到10年(博士),如果不能事先規劃人力需求,過剩的人力恐怕會製造無解的社會問題。臺灣當前的博士人才過剩正反映了過去高等教育市場擴張造成知識人才低度就業、學非所用的困境。其次,如果採取新自由主義,只有少數公立大學行情看漲,可能提高學費,但是依筆者之前的估計,以臺大為例,如僅仰賴學費,必須調整100%才能填補教育經費補助的缺口(參見巷仔口社會學,戴伯芬,高教退場–大學轉型正義的思考,2016年5月27日),最後可能形成公立大學學費過高而學生念不起、私立大學招生不足而無法經營的雙重困境。

另外一個極端則是以公共化來推廣博雅教育的理想,如果保障所有想要進大學的就學者機會平等,那麼高教支出可能必須增加三倍。從2015年臺灣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生升學率來看,普通與綜合高中為96%,專業群(職業)科為80%,而高等教育的淨在學率已達71%[2],顯示臺灣高等教育已經進入Trow(1973)所謂的「大眾普及化階段」。高等教育普及化有幾個嚴重的後果,首先是財政危機,如果私立大學比照公立大學的學費標準,以2016年高教預算812餘億來推估,全面公共化恐怕需要增加預算到2000億以上,直接排擠到中教與初教經費;其次,從英國工黨政府經驗看來,社福的優先性高於高教,臺灣正面臨高齡化社會危機,長照制度的優先性顯然比高教更加急迫;最後,高等教育與產業人才之間脫節,高教過度擴張造成學位通膨,形成高學歷高失業而底層人才缺乏的人力失衡現象。

高等教育的目的與手段之理念型

 

圖2 高等教育的目的與手段之理念型

 

  • 高教現實之折衝

因此,只剩下配合經濟發展的公共化以及以市場化來推動博雅教育兩種公私混合的作法。過去臺灣在經濟發展主義掛帥下,教育目的在滿足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公共化手段可以稱之為「選擇性的公費制」,國家透過公共補貼的手段來培養社會所需人才之不足;例如過去公費制度培養中、小學師資以及公醫制度,滿足偏鄉教師與醫師人力的不足。

目前教育部「重點科別培育公費醫師制度計畫」,即恢復2009年停頓的公醫制度,預計在105~109年之間培養500名公醫,畢業後至偏鄉從事內、外、婦、兒及急診醫學五大科醫療工作。這個政策雖招致部份醫療利益團體培養「醫奴」的批評,但是卻有助於改善城鄉醫療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過去更招非議的是教育部錯誤的技專升格政策,導致臺灣技專教育消失,基礎人力缺乏的嚴重問題,如果可以利用公費增加技專學生的數量,亦有助於補足基礎勞動力缺額。

此外,一些缺乏市場的基礎科學,如基礎的物理、化學、數學等自然科學,以及哲學、人文社會科學,在以實用為導向的招生競爭下,逐漸失去競爭力,如果放任市場機制,基礎學科有人才失衡之餘,不利於學術及產業研發深根發展,也讓國民失去專業教育之外知情達意的能力。表1呈現各國高等教育學生就讀學科之結構比較,臺灣的人才學科分布不均,特別是基礎理科人數(僅佔0.8%),相較於中國,佔5.6%,日本3.0%,輕忽基礎理學會將造成科技創新基礎能力的衰退;另外,教育人才過少(僅佔0.2%),顯示臺灣高教擴張下投入教育的人力卻嚴重不足。所以,研究者曾主張補助學生而非補助學校,才能確保重要專業學門的永續發展。

 

表1  高等教育學生就讀學科之結構

高等教育學生就讀學科結構的國際比較.png

資料來源:教育部,重要教育統計資訊,原始資料來源為日本文部科學省「教育指標之國際比較」,平成25年版。教育統計目前僅分為人文、社會、科技三大類,本表中的其他類太多,需要再確認。

http://www.edu.tw/pages/detail.aspx?Node=4076&Page=20047&Index=5&WID=31d75a44-efff-4c44-a075-15a9eb7aecdf

說明:臺灣資料依96年7月4日分行實施之「中華民國教育程度及學科標準分類(第4次修正)」重新歸類, 理學含「生 命科學」、「自然科學」及「數學及統計」學門,工學含「電算機」、「工程」、「建築及都市規劃」、「運 輸服務」及「環境保護」學門,其他含「民生」、「軍警國 防安全」學門及其他領域,餘均為各領域別資料。

 

以市場來推動博雅教育,引入市場機制,透過差別化的學費提供學生選擇,一方面改進既有公立學校的官僚體制、低效率;另一方面放寬對於私校的招生員額與學費的重重管制。過去教育部從上而下分配教育資源引發不少批評,公立學校延續舊威權主義,不考慮少子女化的衝擊,大規模投入分部與分校的圈地運動,造就地產經濟主導的學術官僚資本主義(戴伯芬,2015);而對於私校重重管制的結果,壓抑私校發展的多元可能性。市場機制具有回應勞動市場的彈性,有助於引導學校設立符合市場需求的系所,而大學的好壞決定學費的差別定價,可促成大學之間公平競爭,學生也可依個人偏好來決定進入或不進入大學。

私立學校整體及技術相對平均效率皆高於公立學校,政府補助對於公立學的效率值甚至呈現負相關(林效荷、蘇婉芬,2012)。依日本的經驗,大學法人化的主要目的乃在配合國家的經濟、政治所需,及應付國家財政赤字問題,不得不進行經費縮減及公務員定員削減策略(楊思偉,2005),臺灣在大學反彈下,採取漸進雙軌制,以減少對於公立大學的衝擊。如果採取市場化的手段,逐步讓公立大學法人化,可透過市場機制改善公立大學的低效率與資源浪費。不過,英國的經驗確實發現,引入市場機制會造成學費高漲,造成貧窮家庭子女的受教權受損,擴大教育不平等。因此,也應配合家戶收入增加的比例,循序緩步調整,以保障弱勢學生入學機會平等。

  • 高等教育:超越公、私雙元體制的社會投資

臺灣長期以學校做為資源分配的單位,製造低學費的雙元體系,一端是沒有效率、缺乏競爭的公立學校,另外一端則是資源短缺而無法改善教學品質的私立學校。如果無法改善公立大學資源運用的低效率,公共投資只是滋養學術官僚資本主義;而低學費又公共補助不足的私校無法提昇教育品質,家庭所得不足的學生雖然進入私立學校,背負學貸卻換取低品質、高通膨的學歷,無力在未來就業市場上回收投入的成本,反而促成階級逆所得分配(張宜君、林宗弘,2015)。

紀登斯將教育視為國家的「積極社會投資」,體現一種公、私合作的夥伴關係。未來高等教育應該走出公共化與市場化的迷思,配合經濟與社會發展需要,轉向公、私立大學的夥伴關係,滿足不同民眾終身學習的需求。在嚴峻的財政危機下,辨明公、私立大學不同的角色,國家教育資源可量力而為地支出,並依不同專業學門而形成差異的學費與補貼政策。讓公立大學扮演鞏固基礎研究以及提供公共服務的角色,投入不具市場利益的基礎科學研發,以及補充公共服務短缺的人力;將具有市場利益的應用學門交付私立學校,轉型發展多元彈性的學程,如短大、職訓以及專業訓練,做為人力資源投資與終身學習機構;另外,考慮按學門的屬性來決定學門的補貼,讓公共資源主要投入基礎科學,強化科技與人文社會基礎,市場機制則用來補充應用學門,透過人力資源投資,滿足多元的市場需求。

如果政府在高教政策上不作為,維持既有的資源分配模式,少子女化之後公立大學與私立大學比例雖可望從現在的0.37上升到0.43。但是勉強維持公立大學的招生員額,又無能力投入相對的高教資源,將導致資源運用低效率及教學品質持續下降。公立大學進一步整併與人事瘦身,縮減招生員額,才能鞏固國家基礎科技能力、發揮培養公共服務人才的功能;相對地,私立大學不論辦學好壞都面對不平等競爭,如果一味壓抑學費又無法提供私校經費補助,只是提供學生低利率學貸,反而製造出學費高、教育品質低的不合理現象。私立學校可以扮演提供市場主要勞動力的角色,透過公開透明的市場資訊,建立公平競爭機制。只有將公共資源投入需要協助的學生,以獎學金來取代學貸,才能確保低社經家庭的學生入學機會平等,並可以獲得同等教育品質,在同樣的起跑點開始職場競爭。

教育和福利已經成為民進黨政府執政的新符咒,用以驅散舊威權政府菁英主義的幽靈。在高教通膨的年代,不應再維持齊頭式平等,紀登斯提出「創生性的平等」(generative model of equality)(2000,頁191),即讓高等教育選擇權回歸民眾,讓他們透過反身性選擇來決定是否、何時以及為什麼接受高等教育,也不該讓低社經地位學生承擔升學失敗的懲罰,補貼弱勢學生以保障他們的入學機會,以及有立足點平等的學習資源與工作競爭力。國家高等教育的目標與教育資源分配將決定未來高教的走向,這不是左派或右派、公共化或市場化、社會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的簡單對立,而是考量經濟需求與社會發展、國家財政與公民受教權、家庭與個人投資與階級流動等多重因素的折衝結果。

 

參考文獻

Giddens, A.著,鄭式國譯,1999,《第三條路:社會民主的更新》。臺北:聯經出版社。

Giddens, A.著,李惠斌、楊雪冬譯,2000,《超越左派右派:激進政治的未來》臺北:聯經出版社。

Trow, M. (1973) Problem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elite to mass higher education. Carrnegie Commis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Berkeley, California: McGraw-Hill.

Martin Ford(2015) Rise of the Robots: Technology and the Threat of a Jobless Future. NY: Basic Books.

林效荷、蘇婉芬,2012,〈大專校院經費結構及效率之研析〉,教育部統計處。

張宜君、林宗弘,2015,〈台灣的高等教育擴張與階級複製:混合效應維繫的不平等〉,《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15(2): 85-129。

戴伯芬、林宗弘,2015,《市場化、官僚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新北市:群學出版社。

戴伯芬,2015,〈臺灣高等教育擴張歷程中的教育權力菁英分析〉,《台灣社會學刊》58期,頁47-93。

楊思偉,2005,〈日本國立大學法人化政策之研究〉,《教育研究集刊》51(2):1-30。

 

[1]《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孔子提倡繼承周代禮樂文化,推廣六藝教育,《論語·述而》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2]104年度教育統計指標,http://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829446EED325AD02&sms=26FB481681F7B203&s=40045DB8A5562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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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社會企業之路

蔡 亮/國立金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 企業的社會爭議與企業社會責任關係

今年四月,數百噸死魚被沖刷至越南中部的河靜省、廣平省、廣治省、承天順化省海岸,越南台塑河靜鋼廠因排放的廢水被指控為罪魁禍首,開罰五億美元。這個重大污染事件引發企業南向政策的焦慮,就業與經濟已經不再第三世界政府唯一的考量,防治污染以及符合人權勞動的廠商才能移地生存。

(台塑越南鋼鐵廠,疑似造成魚群死亡)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環保局,https://goo.gl/aW4HtQ)

近年來,企業引發的社會爭議受到越來越多的注目。這些社會爭議,有些問題出在商品本身,其中較為人知的食品安全爭議,如2011年的塑化劑汙染食品、2013年的胖達人以人工香精偽稱天然香精,統一、愛之味使用毒澱粉,大統、頂新使用棉仔油和添加銅葉綠素冒充高級橄欖油,2014年強冠企業用餿水油、回鍋油、飼料油混充食用油,這些企業的不道德行為,不僅傷害人民的身體健康,更有損企業形象,讓辛苦建立的企業一夕崩解。[1]另外有些社會爭議,則出在企業內部的管理制度所造成,如2009年的台積電員工非志願離職風暴,2010年的鴻海集團富士康工廠員工接連跳樓,以及今年(2016年)仍進行中的華航空服員抗議超時工作的抗爭和罷工事件。而企業經營活動,也可能造成很大的環境衝擊,如2013年日月光集團偷排廢水汙染後勁溪,2014年高雄氣爆,2016年德翔台北輪漏油汙染造成海洋生態浩劫。

企業固然可能造成社會問題,但有些企業創立之初,即希望以企業組織效率來解決社會問題為目標,這些被稱作社會企業的新形態企業,橫跨廣泛的社會議題。目前台灣幾個知名的社會企業,包括標榜創新產銷供應鏈,給予消費者公平貿易產品的「生態綠」,提供社會企業資訊交換平台的「社企流」,有機通路「里仁」,深耕原住民有機農業的「光原社會企業」,經營蔬食超市的「愛維根超市」。

台灣的社會企業呈現了三大趨勢(李郁怡,2013)[2],1.農業相關的社會企業是主流,2.年輕世代是參與的主要力量,3.具有台灣中小企業特色。社會企業雖然標榜優先解決社會問題,不以最大獲利為目標,但他們與前述製造社會問題的企業一樣,都要面臨市場的生存競爭,也就碰觸了一個爭論不休的核心議題。究竟企業的經營要優先考慮股東權益,還要為利害關係人做出貢獻。

 

  • 企業社會責任國際發展歷史和趨勢

過去的企業發展優先考量股東權益,通常意味者企業必須專注將利潤最大化、短期獲利優先、減少與企業經營無關的支出、注重經營結果而非經營過程。此單一而明確的利潤目標,增加了企業經營者採取對社會風險較高措施的機率,遊走在法律規範許可與否的模糊空間,甚至直接違反法律。而考量利害關係人的公司治理模式,雖然可能較多考慮員工、顧客,甚至供應商、競爭者、乃至社區、社會和環境的整體和長期性利益,但卻需要面臨來自於股東要求投資回報的壓力。1919年道奇兄弟控告福特公司,未按例發放股息,是這類爭議的經典個案。當時福特公司主張將公司獲利投入擴廠增產汽車,是回饋社會的表現,也是企業經營使命和責任之一。2011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則是對於金融業貪得無厭,罔顧社會公義的群眾抗議。顯然單獨追求股東權益的企業經營方式,仍須面對社會的反彈聲浪。

另一方面,世界各地的社會企業也如火如荼的發展,其中最著名的,當屬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他創立格雷珉銀行,小額信貸給窮人。企業平衡經濟目標和社會責任的經營,其實正是永續發展所揭示的精神之一。很多企業便用John Elkington在1994年所創的三重底線(Triple Bottom Line, TBL)這個概念架構,來評估組織在經濟、社會、環境面向的表現上,是否可以創造更大的企業價值。

穆罕默德·尤努斯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https://goo.gl/eNvzyT)

對於企業如何展現更大的社會價值,已經有許多國際性的原則,例如1999年前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所提出的全球盟約(Global Compact)[3],呼籲企業領袖遵守在人權、勞工、環境和反貪腐四大領域的基本責任。全球盟約的十項原則包括:

人權

原則1:企業界應支持並尊重國際公認的人權的保護;

原則2:確保他們不與踐踏人權者同流合污。

勞動

原則3:企業界應支持結社自由和有效承認集體談判權的自由;

原則4:消除一切形式的強迫和強制勞動;

原則5:童工的有效廢除;

原則6:消除就業和職業方面的歧視。

環境

原則7:企業應支持採用預防性方法來應付環境挑戰;

原則8:主動承擔更多的環保責任;

原則9:鼓勵無害環境技術的開發和推廣。

反貪腐

原則10:企業應反對貪腐的所有形式,包括敲詐和賄賂。

其他常被提起或採用,與企業社會責任有關的原則和標準還包括了全球蘇利文原則(The Global Sullivan Principle),全球永續性報告推動計畫(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社會責任標準(SA 8000), 環境管理標準(ISO14000)和企業社會責任標準(ISO26000)。

 

  • 台灣對於企業社會責任和社會企業的制度化現況

台灣在督促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法規和制度面上,2014年公布的「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是很重要的一個里程碑,內容包括落實公司治理、發展永續環境、維護社會公益、加強企業社會責任資訊揭露等四大面向。金管會也強制四大類上市櫃公司需編制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這四大類上市櫃公司分別是:一、食品工業及最近年度餐飲收入占總營收50%以上的特定公司;二、金融業;三、化學工業;四、資本額100億元以上的大型公司(2017年擴大納入資本額50億元以上公司)。未來需要揭露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的家數,將由目前的203家擴大到336家上市櫃公司。[4]同時,台灣證劵交易所也仿效道瓊永續指數(The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ices, DJSI),編列台灣企業社會責任型指數(公司治理100指數、高薪100指數和就業99指數),作為投資者的投資參考。

台灣的社會企業目前尚無專法規範,新形態的社會企業仍須在公司、財團法人、社團法人、合作社等組織型態下經營。然而「公司法」在2015年通過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一節,為社會企業開啟更彈性的組織型態。其主要影響,至少有三方面,首先,一股多權的設計,讓創辦人在股權被稀釋後,仍可以擁有較高的表決權,此舉可以減少股東對於社會企業的決策干擾,進而追求長期性的社會性目標。其次,閉鎖性公司可以向群眾募資,不但資金取得更多樣,同時可以瞭解目標社群,對於其社會性目標的支持程度。最後,出資的多樣化,允許企業入股者,以以財產、技術、勞務或信用充之。社會企業所面對的利害關係人,常是社會弱勢,此舉讓他們可以更有機會成為社會企業股東。

 

  • 企業社會責任與社會企業—從匯流到潮流

當我們支持企業社會責任或社會企業時,背後隱含著某種價值判斷,認為這樣的企業型態會帶來好的結果、對的行為。這便涉及了幾千年來,複雜的倫理問題和道德哲學的理論討論。我們必須要考慮的包括「善」是唯一的或多元的? 好壞對錯的判斷,是依據最終的結果,還是執行過程的手段和動機? 企業有沒有鼓勵和促使員工成為一個有美德的好人? 每個人有沒有被公平的對待? 薪資股利等利益有沒有符合分配正義? 決策和參與過程是不是符合程序正義? 資訊公開和互動過程是否符合互動正義? 企業有沒有追求公共的善或利益? 全球有沒有絕對的道德標準? 或者需要因地制宜、入境隨俗?

上面的這些問題涉及了一元論vs多元論、目的論vs道義論、公平正義論、權利論、德行論、社群論與社會契約論、絕對和相對的道德標準等等討論,千年來哲人的討論沒有唯一的答案,因此企業仍需持續增進對倫理議題的認知和敏感度,在任何倫理相關行動前,考慮利害關係人、了解企業的價值和意圖、邀請相關決策者,從不同的道德推理角度,進行倫理判斷和評估。如此或可降低社會衝擊,甚至達成企業經濟責任外的社會目標。

企業的發展都需要特定的社會條件支持。一方面,政府扮演重要的角色,形成這些社會條件,為勞動力提供教育、醫療、居住、公共設施、國防等需要,甚至為特定產業提供租稅、土地、基礎條件(譬如汽車業的發展需要道路系統,電力業需要電網);另一方面,組成社會的個體,他們的信仰或價值觀,必須認同企業所在的經濟體系展現出來的價值,如同基督教新教教義強調個人與上帝的直接聯繫,改變了封建制度下國王貴族的代理人角色,促使了強調個人財產權的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發展。簡單的說,企業價值必須與個人信仰互相呼應。因此,企業社會責任與社會企業只是更具體(或重申)說明企業與社會密不可分的關係。

企業能夠存在,是因為其所提供的價值,滿足目標社群的需求。但顧客需求又是受到時代精神所影響,我們可以說當代消費主義所強調的持續消費以帶動經濟發展,將個人價值界定為消費能力高低,這迫切需要企業社會責任或社會企業的反思,可以適度避免消費主義帶來的市場主導邏輯、商品化、過度製造特色所衍生社會公民危機和環境災難。換句話說,企業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務價值,應該具有更大的社會意義和價值。因此社會企業、企業社會責任、利害關係人經營模式、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ESG)、綠色產業等等,其實只是以不同方式回應全球消費主義造成的社會危機。

在還沒有一個可溝通和有共識基礎的時代信仰之前,轉型為更有社會公義內涵的商業體系,路途尚遠。人們的需求仍然會以消費主義的商品形式呈現,這顯然不是企業社會責任或社會企業支持者所希望見到的。現階段,這注定是一場持續和漫長的價值鬥爭,關係著每個人透過消費和選擇,又或者選擇不消費,來改變這個社會。但未免流於無用的道德勸說,在群體層次,或許仍需將這些企求的價值觀、標準及人為因素,制度化到組織、業界和社會中。如此,一個更永續,更公平,更繁榮的社會,才會是我們共同的未來。

 

[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9%A3%9F%E5%93%81%E5%AE%89%E5%85%A8%E4%BA%8B%E4%BB%B6%E5%88%97%E8%A1%A8

[2]李郁怡(2013),《台灣社會企業三大趨勢》,哈佛商業評論

http://www.seinsights.asia/story/257/794/1350

[3] https://www.unglobalcompact.org/what-is-gc/mission/principles

[4]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923000114-26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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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獲婉君:網路「鄉民研究」的評析

黃厚銘 /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 緣起:資訊社會研究與台灣社會學家的退卻

最近出了一本新書《婉君你好嗎?》為臺灣近年來浮現的網路「鄉民社會」提出新的觀察。雖然早在一九六零年代,internet的前身ARPAnet就已經逐步成形,但台灣以台灣學術網路(Taiwan Academic Network, TANet)連結到網際網路(internet)卻是1992年的事情了。台灣的社會學界注意到網際網路所即將帶來的衝擊,則以1996年底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主辦的第一屆「資訊科技與社會轉型」研討會為濫觴。其後,在瞿海源、傅仰止教授的領導下,以此研討會參與者為基礎,一起申請同名的中央研究院院內「主題計畫」每年舉辦研討會供相關領域的研究者分享研究成果,至2001年第四屆「資訊科技與社會轉型」研討會為止。

《婉君你好嗎?:給覺醒鄉民的PTT進化史》

(資料來源:http://goo.gl/IEhjzk)

2001年,在翟本瑞、張維安教授等人的倡議下,「台灣資訊會研究學會」正式成立,並發行學術期刊《資訊社會研究》作為交流相關研究成果的出版園地。時至今日,也將近十五個年頭。其間,元智大學也曾設立「資訊社會學研究所」,後來縮編為「資訊社會學碩士學位學程」。儘管該研究所或學程的英文名稱是social informatics,但主要成員是社會學家,其核心成員曾淑芬教授也曾任「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理事長。實際上,台灣已出道的社會學家之中,至今仍持續從事資訊社會研究,還有相關研究、著作發表的,可以說是屈指可數。儘管直至近年,仍不斷有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班學生以資訊社會相關研究為題取得學位,但不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的社會學博士,卻少有以此做為研究主題。

相對於翟本瑞教授當年的豪語,「面對資訊時代的來臨,社會學教科書的每個章節都得重新改寫」或是「資訊社會研究就像是在地表上採礦,隨處都可以挖到寶藏」,實際上投入相關研究的台灣社會學家顯得青黃不接。這與資訊社會研究的特性有關,簡單地說,就是青年學子才比較可能一天到晚投入於「螢幕生涯」(”Life on the Screen”)(MIT心理學家Sherry Turkle(1995)研究網際網路的重要著作之英文書名)之中,面對日新月異的資訊科技及其應用能有充分的掌握。但此一族群的弱點則在於欠缺足夠、成熟的經驗研究或理論背景訓練,以致只能隨波逐流地捕捉到浮光掠影,無法拓深資訊社會研究的社會意義與學術意涵。相較於此,已出道的社會學家,雖深懷學術訓練的絕技,卻在繁重的教學研究負擔下,頂多只能藉由訪談或問卷調查方法,間接理解資訊科技與社會轉型之間的複雜關係。這樣隔靴搔癢的研究取徑與成果,終究無法得到學界與社會大眾的認同,也難以讓社會學家自己滿意,以致從事相關研究的學者一一退出,鮮少有相關研究著作發表。儘管如此,台灣社會學界在資訊社會研究方面的退卻,等於把這方面的研究拱手讓給了傳播學等其他學科。

不論是台灣的社會學界或傳播學界,都沒有給予PTT BBS這個獨步全球的特殊網路現象足夠的關注。直到近年大眾傳播媒體習於到PTT蒐集新聞題材與「網友意見」,每日PTT版的瀏覽人次超過600萬人,才令人驚覺新媒體的傳播力。自2008年野草莓學運發起,首創「網路直播」以來,尤其是2014年太陽花運動和PTT BBS的密切關係,「鄉民」或「婉君」才逐漸成為政府、媒體與社會大眾的關注焦點。就PTT BBS此一資訊系統的文字介面而言,相對於圖形介面、多媒體與以滑鼠點選為操作方式的WWW,是顯得落伍、醜陋,且不「好用」(user-friendly)。但自1995年成立以來,該BBS卻日益壯大,甚至可以說是現今台灣BBS的「唯一」代表。以致當主流媒體引述「網友說」時,經常指的也是PTT BBS的使用者。相較於國外類似的論壇式資訊系統,幾乎都已經轉變為以http為傳輸協定的Web based模式時,以telnet為傳輸協定的PTT現象可以說是世界網路現象與網路發展的異例。單就這一點來看,這段極具特色的發展歷史就值得研究並留下記錄。

其次,在網絡分析的研究取徑當紅,以及強調關係網絡的facebook使用者不斷增加之際,PTT使用者的人數增長趨勢雖然因而遇到了瓶頸,但何以facebook在台灣仍然無法一舉取代PTT的地位,網友們在使用facebook的同時,仍持續投入於PTT當中?甚至在重大運動賽事或戲劇播放的同時,還一方面收看電視轉播,一方面登入PTT的相關討論區以文字轉述賽事或參與評論討論。換言之,自稱為「鄉民」的PTT使用者藉由他們的參與,究竟形塑了什麼樣的「鄉民文化」,這也絕對是值得了解的事情。

透過《婉君妳好嗎?》書中的觀點,可以對以上的問題提供一些解釋。

 

  • 遊戲、情緒感應與非理性

1938年,荷蘭思想家J. Huizinga(1949)寫就了《遊戲人》(”Homo Ludens”)一書。此書標誌著對人類本質的構想,從號稱是Aristotle所謂的Homo Sapiens(智人,人是理性的動物),到Home Faber(工匠人,人是使用工具的動物),及至後來的轉變。所謂遊戲,就是在例行化(routinized)、有目的(purposeful)之日常生活之外所切割出來相對自主的時空。遊戲者之所以投入遊戲,不是為了什麼功利性的目的,而純粹只是覺得有趣(just for fun)而已。亦即,參與遊戲本身就是目的,別無其他外在於此的目的。但這種從功利性觀點來看,似乎是無聊與沒有意義的行為,卻是文明進展的關鍵動力。Huizinga此一別出心裁的見解,後來也影響了著有《人、玩耍與遊戲》(”Man, Play, and Games”)一書的R. Caillois(2001)。進而,經由Caillois與G. Bataille所創的社團「社會學學院」(College of Sociology)的影響,更促成了H. Lefebvre(1991)提出以節慶帶來空間意義的轉變,並藉此顛覆資本主義政經體制的主張。由此可見,節慶,無論是在Lefebvre或是前述Bakhtin的分析裡,還具有顛覆或挑戰日常生活既定權力秩序的意義。實際上,連Habermas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這本書的再版序言中,也不得不坦承,要是他在寫作時有看過Bakhtin有關中世紀節慶之政治意涵的討論,他自己這本書的論述也會有非常不同的發展。扣連到本書的內容之中,我們可以看到八卦板的鄉民、甚至是酸民,如何用冷嘲熱諷、嘻笑怒罵的方式來將政經權貴予以「降格」。此外,本書所沒有觸及的「樓蓋歪了」之類以接龍、腦力激盪的方式遊走於板規邊緣的現象,也凸顯出前述非理性、無生產性的遊戲心態之關鍵角色。

此外,Huizinga「遊戲人」的概念,同時也與德國思想家G. Simmel所提出的探索(adventure)(Simmel,1971)與社交性(sociability)概念遙相呼應。因為探索就是一段與例行日常生活有別的歷程,而社交性概念的提出則凸顯出人類別無其他功利性目的,單純與他人交往互動的需求。Simmel(1997:122)說:「社交性就其純粹形式而言,並不具有更高的目的,沒有內容、也沒有外在於其自身的結果。」亦即,社交性只是出於和他人相連結的需求,其意義就在於過程自身,而沒有外在於這個行動的目的或是動機,所以,其樂趣也僅止於來自社交自身,因而也是一場純粹的互動(黃厚銘,2001:172-173)。

極其類似的,法國當代社會學家M. Maffesoli也如此描述他所謂的新部落主義(neo-tribalism)背後之社會性:「創造性的不做為(creative not-doing)是滿足共在的根本。而這共在是自足的,不必要尋求特殊的目標來證成。這正是我們可以稱之為沒有目標或目的的社會性(sociality)。」 Maffesoli(1996a:64)進一步指出:「它強調了『我們』的重要性與『共在』的盛行。而此一共在除了共在以外,並沒有其他目的。」以及:「或許存在著一種溝通,這種溝通的唯一目的是『接觸』他人,單純地保持聯絡,一同參與在一個群聚的形式中。」(Maffesoli,1996a:62) 也正如溝通與社區(社群、共同體)在字源上的親近性所彰顯出來的,溝通的重要性不只是在於所傳遞的資訊或物品,溝通本身就有助於促進共在與共感共應,而成為社群的基礎。此外,Maffesoli (1996a:107)亦以包括商品、性、意見、情感等各式各樣的交流(commerce)來討論交流本身的重要性。並且,人文地理學家段義孚也提出對話(conversation)與交談(talk)差異,藉以凸顯交談本身的作用,而不只著眼於對話的內容 (Tuan,1996:175)。PTT BBS本身從著重於資訊交流功能到至今以不特定主題的大型看板為熱門看板的轉變,其實是見證了情感交流、甚至是交流本身即是目的之現象。在濱野智史對日本2 ch的分析中,也可見到類似的情形。

(PTT網頁頁面)

(資料來源:youtub,https://goo.gl/6Uv3qC)

但這不就是一向被理性、科學的分析,以其功利主義、理性計算的思考方式貶抑為無聊、沒意義、不入流的起鬨或湊熱鬧嗎?不過,顯然Simmel與Maffesoli都認為在瞎起鬨與湊熱鬧背後,所體現的其實是人類對社會或社群的需求。而此一思想路數的發展,所凸顯出來的是非理性的情緒感應在當代社會中的重要性,從而也呈現出後現代文化的重要特性──在自由與安全、個人與社會之間的愛恨交織(ambivalence)。

 

  • 後現代與愛恨交織

自由(這包括行動與思想的自由)與安全(這包括心理上的認同與生理上的庇護)做為人類的基本需求,一方面是來自於段義孚的人文地理學對地方(place)與空間(space)這兩個關鍵概念的意義之釐清,另一方面也見於Z. Bauman(2001)在《共同體》(“Community”)一書中的討論。而不管是段義孚或Bauman也都指出了這兩種需求之間的扞挌。段義孚從現象學的角度指出,居於人文地理學核心的地方與空間這兩個概念,所反映的是人類對安全與自由的基本需求。他說:「人類需要『開放的空間』,也需要『安頓寧靜的地方』,二者皆不可缺。人類生活是二元活動,既需要庇護,也要冒險。既要依附,也要自由。在開放的空間中的人強烈地尋求可資安頓的地方,在嚴密被庇護的地方獨處的人尋求突破而進入廣大的發展空間。一位健康的人歡迎『制約與自由』,亦即是『地方的局限性』和『空間的暴露性』。」(Tuan,1998:49-50)進而,「真正的自由是必須以歸屬感為前提,『住所』即歸屬於一個體的地方。」(Tuan,1998:21)然而在另一方面,段義孚也指出,壞的(bad)這個字的原意是開放的,但也意味著暴露與易遭受攻擊,所以才被視為是壞的。這恰好顯示出,空間的開放與自由會導致不安全(Tuan,1998:49)。

而Bauman則進一步彰顯這兩個需求之兼具張力的矛盾關係,他說:「為了得到『成為共同體中的一員』的好處,你就需要付出代價……付出的代價是自由……失去共同體,意味著失去安全;得到共同體,如果真的發生的話,意味著將很快失去自由。安全與自由是兩個同樣珍貴和渴望的價值,他們可以或好或壞地得到平衡,但不可能永遠和諧一致,沒有矛盾和衝突。」(Bauman, 2001: 4-5)但也因此,他認為:「安全與自由之間的爭執,因而還有共同體與個體之間的爭執,永遠也不可能解決,因而可能會在將來漫長的時間裡長期存在;沒有找到正確的解決辦法,以及因這一已經嘗試的解決辦法所帶來的挫折,並不會促使我們放棄探索--只會促使我們繼續努力。做為人,我們既不能實現希望,也不能不再希望。……我們不能既沒有安全也沒有自由的人;但我們也不能同時都擁有他們,而且在數量上我們認為完全滿意。」(Bauman, 2001: 5)這都顯示出當代人類糾結於自由與安全、個人與社會、隔離與連結之間的愛恨交織。但既然是基本需求,兩者之間的矛盾與人們對兩者的愛恨交織,恰恰凸顯出,只要做得到,人們會用各種方式同時滿足這兩種需求,或至少求取兩者之間的平衡。此外,Bauman的「衣帽間社群」(cloakroom community)或前述Maffesoli的新部落主義也彰顯出在Bauman(2000)所謂「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或Maffesoli(1996b)的「部落時代」(the time of the tribes),人們既要有流動性的彈性與自由,又要滿足社交需求與尋求社會認同的傾向。

從歷史發展來看,相較於以人力、獸力為主要溝通、傳播或運輸媒介的傳統社會,受限於地域性的面對面互動是個人與他人、與社會之間關係的主軸,經常的處境是犧牲個人的自由、而成全在社會中尋求安全與認同的需求。也因此Durkheim主張傳統的機械連帶社會根本沒有個人存在,只有社會(Durkhiem, 1984: 142)。循此,離開鄉里另謀發展的「空間」,就幾乎等於永遠放棄家園所提供的安全庇護,離家就等於生離死別。而接下來的機械性溝通或運輸媒介,包括印刷術與汽車、火車,則容許人們多少從地域中解放出來,而開始有了旅行的概念(也就是遠行,但必然會返鄉)、也可以和遠方的親友保持一定程度的聯繫,而不只是在鄰里中滿足對安全和認同的需求,在此同時也開啟了自由發展之空間的可能性。

但在即時性電子媒介的時代,溝通媒介與運輸媒介才徹底分化開來,溝通、聯繫可以完全不需要身體的移動,卻還是可以像面對面互動那樣即刻達成(Carey, 1989: 143)。亦即,不同於古代的人們以融入社會來換取安全的保障,啟蒙現代性及其科學與科技的進展,讓人們所面對的自然不再如此難以理解與掌控。至少在U. Beck所謂的危險(danger)的層面上,其安全的需求日漸得到滿足,取而代之的則是對自由的需求。當科技取代了社會而提供人們足夠的安全保障時,人們所期待的是一個可以充分發揮其個性與自由的個人主義或個體化社會。此時所謂生存權利的內涵,也轉變成可以依照自己的意志與意願追求心目中理想生活的權利。

而今,在人們已然享有充分自由的情形下,歷經所謂個人主義或個體化社會洗禮的當代,其所展現出來的社會文化特性則是想要同時滿足自由與安全的矛盾心理需求,及相應的在個人與社會之間的擺盪游移。亦即,在保有個人自由流動的主體性下,還想要享受有如昔日的節慶那樣的,在集體中與他人發生情緒感應或集體亢奮的感覺。在這種個人不能與社會太接近,但卻也不能與社會太遙遠──太接近了將會失去自我,太遙遠了卻也會在追求個體化、個性的過程中,失去他人的支持與回應──的關係樣態中,所蘊生的便是拉扯於個人與社會之間的愛恨交織心理狀態(葉啟政, 2010: 81-84)。換言之,儘管從Bauman與段義孚等人的論述來看,在自由與安全、個體與集體之間的愛恨交織可以說是深植於人性的基本需求,但這樣的張力卻在歷經傳統社會、現代社會,到後現代(或Bauman所謂液態現代性)的當代才完全浮上檯面。

 

  • mob-ility的含混思考

而我個人則進一步將在這樣愛恨交織的心理狀態下所形成的特殊人際關係型態命名為「流動的群聚」(mob-ility)(黃厚銘、林意仁,2013)。亦即,這是在Bauman所謂液態現代性或Maffesoli所謂後現代、部落時代,經由網際網路等即時性電子媒介,所實作出的新型態社會關係。顯然,一方面,此一用字是為了凸顯其流動性,並與PTT BBS所展現之網路起鬨、湊熱鬧的鄉民文化相呼應。但實際上即使不提Bauman的液態現代性概念企圖彰顯當今文化的流動、多變特質,晚近的John Urry(2007)也著作了《流動性》(“Mobility”)一書闡述此一概念在當代社會的分析力與所能開啟的洞見。因此,在另一方面,我之所以未沿用流動性(mobility)這個字,而藉由連字號突出mob的重要性,目的則在於發揮前述有關情緒感應與愛恨交織的討論,以諸如起鬨、湊熱鬧(例如,暴動、推文)、語言創新與流行(例如,鄉民、魯蛇、梗)等現象,來彰顯一種流動、彈性的、試圖在個人與社會、自由與安全、隔離與連結的愛恨交織間求取平衡的人際關係之興起。

(BBS ANSI art)

(資料來源:引用自網路,https://goo.gl/25WJ3r)

藉由這個自創新概念的提出,我企圖重新介入資訊社會學的核心議題之一,也就是B. Wellman所謂的「社區議題」(community question)。也就是親密的、情感性質的(非功利性的)、初級的人際關係在當代社會中的存續問題。身兼都市社會學家、網絡分析學者、以及資訊社會學先驅的Wellman(1979),曾經整理回顧了都市社會學傳統中對於此一問題的幾種解答。而在網際網路興起之後,Wellman(1995)也以此社區議題為問題意識來進行其網路人際關係的研究。更不用說,對新趨勢素有洞見的H. Rheingold早在1993年就已經以「虛擬社區」(”Virtual Community”)為題,寫就一本談論新興網路人際關係的書籍(Rheingold,2000)。這都顯示出,以傳統社區或社群概念來理解與掌握網路人際關係特性是一件極為理所當然的事情。

但mob-ity概念的提出,則標誌著我個人以含混思考(ambiguous thinking)來超越前述二元對立所產生社區消逝或續存的二擇一困境之努力。因而也等於不再沿用社區或社群為隱喻來掌握當代網路人際關係的特性。亦即,對於一個全新的現象,我們也應該適時告別McLuhan筆下「後視鏡觀點」的惰性,並因此不再被迫於「這是否稱得上是社區」這問題上做二擇一的選擇,才能真正看到此一現象的新穎之處。而對我來說,PTT BBS上的諸般鄉民起鬨文化現象正是「流動的群聚」之最佳例證。反過來說,mob-ilty理論所蘊含的愛恨交織與含混性(ambiguity)也是最能貼切描述與凸顯鄉民文化特性的思想取徑。

 

  • 結語:鄉民文化與鄉民正義

進一步來說,我認為PTT鄉民文化是後現代精神的反映,而呈現出個人與社會的愛恨交織。鄉民不是別人,就是當下的一般人。他們既想突出自我,又想與大多數人情緒共感。也如同Simmel筆下的時尚(fashion)一樣,既想引領風騷、凸顯個性,但這樣的個性又需要潮流趨勢展現的集體性來支持。這心態解釋了在PTT中層出不窮、時有所見的亂板、樓蓋歪、接龍等有如腦力激盪的行為,和PTT鄉民所共有的語言遊戲。包括魯蛇、婉君、鄉民等等需要以鄉民百科的方式建立辭典的諸多詞彙,即具現了前述引領風騷的創作動機與團結內部並區隔外人的意圖,這兩股力量的交織。

而既然鄉民就只是一般人,因此,這些時聚時散、流動多變得群聚,也就有時候可以解救意圖自戕的人、解除了不小心大批進貨的便利商店之困境、甚至是迅速募資在紐約時報刊登廣告等等;但有時候也會變成網路肉搜與網路霸凌,錯置了鄉民的正義。對於在金字塔頂端高處不勝寒的權貴,居多數的鄉民是不會錯過任何嘲諷戲謔的機會的。但面對還在試圖擴大影響力的廢死主張,鄉民們卻又站在主流民意這邊,誓死反對到底。鄉民們是主流社會中的非主流,也是非主流社會中的主流。但無論如何,不管是要貶抑或是要頌揚PTT鄉民文化,首要的前提都是了解PTT BBS的發展歷史與鄉民文化特性。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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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uman, Zygmunt (2000). 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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