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拉薩擺攤去:觀光、浪漫想像與拉薩地攤的變遷

在現代化的浪潮之下,這個海拔三千米之上被稱為中國西藏自治區的地方也慢慢被納入世界現代體系,但是比起中國其他內陸和沿海地區,西藏的城市發展是緩慢的。這個時候有一群大眾旅遊先驅,從較為發達的城市進入西藏拉薩,從觀光中認識西藏,進而透過特定的方式和路線,逐漸在地方長出一股獨特的「新住民群體」。我透過2015年至2016年在拉薩八個月的田野觀察嘗試梳理出了拉薩的新住民群體是帶著什麼樣的觀光凝視進入拉薩,這種凝視又是透什麼樣的媒介、論述和實作被構建出來。進入拉薩之後,新住民們又是經過何種獨特又相似的居住生活和文化實作成為「拉薩新住民」。

沿線格差:日本軌道交通網絡的階級生活

在台灣的都會地帶,特別是軌道運輸路網相對完備的雙北地區,房地產價格與居住正義議題經常與軌道基礎設施的建立高度相關。不僅捷運沿線的房價保值,在要實踐居住正義時,也往往依賴軌道運輸路網,來實現郊區或社會住宅的居民的通勤需求。不過,由於台灣目前的通勤軌道系統大多受到政府管制,因此不同捷運沿線地帶的房價或都市發展,只是反映原有的區位條件或歷史結構,相對日本來說,台灣較少出現那種因為家住某條捷運路線衍生而來的社會階級地位。可是,在民營軌道運輸業高度發達的日本社會,不同的軌道交通網絡,會發展出風格殊異、甚或有階級差異的都市生活。

誰是我們?新冠肺炎、社會不平等與新社會契約(COVID-19論壇系列)

2020年初起新冠肺炎的肆虐已經造成二次戰後世界各國史無前例的公共衛生與社會經濟衝擊(Kissler,2020)。首先是因為人流與交通管制所帶來的產業供應鏈斷鍊,形成供給面的震盪。接下來是因為封城,人們被迫或半被迫待在家中,導致了需求面的震盪。同時,影響的區域從中國,亞洲,擴散到歐洲美國,目前則繼續向非洲與南半球美洲擴散,全球經濟遭受重大衝擊。許多勞工被迫放無薪假,甚至被解僱失業。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必須削減開支,維持現金流(Financial Times,2020)。低薪勞動者與窮人的生計大受影響。世界各國原先存在的社會不平等在面臨新冠疫情衝擊下更加擴大,甚至可能形成新的社會鴻溝(Wade,2020)。 弔詭的是,疫情控制成功的關鍵在於社會信任,社會信任的前提是社會團結,社會團結的基礎則是在於綿密的社會安全網(Marchal and Marx,2020)。新加坡日前防疫出現破口,就在於擁擠的移工居住環境,導致了群聚擴散的問題。印度也因為貧民窟不良的衛生條件與居住環境,出現防疫的問題。更不必說美國因為落後且零碎的健保體系,讓近貧階層蒙受了重大的健康與經濟所得損失,形成公共衛生的重大缺口。同時,新冠肺炎也對各國醫療體系的承載能力提出挑戰,測試各國醫療體系的健全程度與平時公共投資的成效。這次疫情是對於各國社會安全網與社會政策運作效能的總體檢(World Bank,2020)。

台灣住宅有「三高」——淺析台灣的土地、空屋與社會不平等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傅偉哲】2016 年民進黨政府上台後積極回應台灣高房價的居住正義問題,無論是 2019 年的實價登錄 2.0 修正、青年租屋政策、或是各地社會住宅興建都顯示執政黨對於台灣住宅問題不同於過去的重視。然而,日前內政部回應社會課徵囤房稅引發不同團體爭辯,桃園航空城數千公頃的區段徵收通過、新竹璞玉計畫如火如荼展開 [1];民進黨政府看似回應高房價問題、但卻又在稅制與徵收議題上傾向財團。台灣的住宅問題一直存在著「高空屋率」、「高自有率」以及「高房價」的『三高』問題 [2];土地與居住正義牽涉民眾的生活負擔與財富分配,不動產所得分配是導致台灣所得差距惡化的原因之一 [3],是重要的社會學課題。藉由內政部近期回應空屋問題引發的爭辯,本文以空屋與房價數據,釐清城鄉差距造成的空屋區位與價格差異,探討導致城市房價居高不下的可能原因。

疫情、債務與社會不平等(COVID-19論壇系列)

【吳宗昇/輔仁大學社會學系】這篇短文特別聚焦於經濟脆弱族群(economic vulnerable groups)與債務(debt)的關係。台灣在 2003 年的 SARS 爆發時,算是重災區,在經濟、社會層面付出的代價十分龐大。這也可理解台灣對 COVID-19 為何如此謹慎,並且迅速動員防疫體系。畢竟 2003 年的心理陰影並沒有散去,社會的防疫意識仍很強烈,面對這次 COVID-19 的疫情,經過 17 年的準備,我們幾乎可以大聲的說,補考及格了。但必須謹慎的是,如果全球疫情沒有停緩,造成體系性的衰退,那將會使大量脆弱族群往債務族移動。

臺灣參與式預算中的三個矛盾:以市政型模式的實踐與觀察為例

【施聖文/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臺灣自 2015 年所開啟「參與式預算」(以下簡稱 PB)的熱潮,短短幾年便掀起一股熱潮。但巧合的是在 2018 年地方縣市長選舉之後,這股熱潮也隨之逐漸退燒下來。我從 2015 年至 2020 年期間,先後負責臺中市參與式預算的推動(市政型),桃園市勞動局的移工參與式預算(主題型),以及大大小小各種社區型參與式預算的講習培訓等,並在 2019 年加入臺北市政府參與式預算(市政型)的輔導團隊之一。

驚濤中的浪人文化:衝浪國際化與商品化下的身分認同與實踐

【董瑞欣、張恒豪/臺北大學社會學系 】台灣的衝浪運動由美軍在戒嚴時期傳入,近年來越來越多人開始接觸衝浪,促進了台灣本土衝浪運動蓬勃的發展。與此同時,也有不少外國人開始發掘台灣各大衝浪勝地,甚至遷居至台灣衝浪。去年(2019 年)三月,台東縣縣政府與世界衝浪聯盟(World Surf League, 簡稱 WSL)再次簽訂賽事合作備忘錄,公告 2019 及 2020 年在台東辦理世界長板總冠軍賽及世界青少年總冠軍賽,正式象徵台灣是衝浪運動國際圈的一員,這也是台東縣政府協助國際衝浪公開賽的第九年。然而,在賽事舉行期間,部分居住於台灣的本外國籍衝浪客(習慣稱浪人,Surfer)對賽事舉行帶來的周邊影響展現出負面的態度,例如認為己身所屬的浪點遭到屬於外國籍的衝浪選手侵佔、比賽主辦單位在賽事的變動上不尊重本地浪人(習慣以 local 稱之)的不同意見,因而對在當地舉行國際賽事抱持反感,甚至遷居台灣已久的外國籍浪人也抱持相似的看法。因此,我嘗試透過訪談在地方居住的浪人及賽事舉行的觀察,討論浪人文化中 local 身分認同形成及身分實踐的現象,並探討隨著國際賽事的舉行和地方發展的轉變,台灣的本地浪人文化如何受到影響。

對於未來,我們只能⋯⋯(臺北大學社會系2020小畢典致詞)

【陳宇翔/臺北大學社會學系】不知道各位同學還記得我們第一次碰面時,我第一次和你們說的話嗎?我猜你們應該不記得了。那是在新生座談會的時候。我記得我是這樣說的:「大家好,我是陳宇翔,你們可以直接叫我宇翔。如果不習慣,也可以叫我宇翔老師,因為老師是我的職業。但我認為到了大學,不用再來尊師重道那一套,我是成年人,你們也是成年人,我們都有行動自由意志,也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我們相處就是成年人間的平等往來與互相尊重。相對於你們,我可能有較多的學術專業、人生經驗、結構資源,而我們也確實處於不同社會角色,但也只是這樣而已,這不構成我們關係的上下位階,本質上我們都是同樣平等的成年人。」我相信未來到了社會,這也可以做為你們拿捏人與人相處的參考原則。所以接下來這些話,不是老師給學生的致詞,而是給我一群朋友的期許與祝福,他們是和我同時進來這裡,共處四年的一群朋友。

成為照護者:我們一起,才能成就彼此的韌性(臺大社會系2020小畢典致詞)

【簡妤儒/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各位同學、老師,還有現場親友團們好。很榮幸今天有機會在小畢典致詞,和大家一起分享完成這個學習階段的喜悅(或是感傷)。在疫情依舊在全球蔓延的此刻,我們可以相聚在這裡,應該格外令人感受台灣社會的韌性,但也對未來有著許多不安跟不確定。

像「朋友」那樣叫妳綽號:青少女綽號裡的象徵意涵與性別互動探究

【平雨晨/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妳(你)有綽號嗎?若回想之前的經驗,妳(你)喜歡那些綽號嗎?又是誰能用那些綽號對妳(你)命名或呼叫呢?事實上,綽號不僅是表徵字義,當中更可能有著性別結構與權力關係運作的痕跡。在校園日常中,可見學生們彼此取綽號之現象。正如同 Bechar‐Israeli(1995)所言,人們的綽號通常由周遭他人所提供,一個人甚至可能擁有多個綽號,而那些綽號可能會持續形塑個體的自我形象,以及他人如何看待自我的方式,並對個體造成影響。綽號類型多樣且多變,在青少年同儕間互相命名綽號,亦有許多令人感到困惑的綽號產生。其中,青少女似乎亦特別容易面臨「遭取不雅綽號」的處境。即便現今性別平等教育法已於 2004 年通過,此現象仍持續發生,尤屬女同學遭男學生取「不雅」綽號情形更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