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捷運如何成為「拼裝捷運」?科技混生性與北捷的誕生

2009年7月,施工多年的台北捷運內湖線通車,採取與原有的木柵線「一線到底、無需換車」的營運模式,並且更換為加拿大龐巴迪公司(Bombardier Inc.)製造的CITYFLO650自動導軌駕駛系統,以取代原本木柵線上、由法國馬特拉公司(Matra)所研發的VAL(Véhicule Automatique Léger)256系統。然而,通車不久之後的內湖線卻頻頻發生故障、停擺的事故,也引發民眾對於全名「木柵內湖線」的簡稱「柵湖線」的訕笑,嘲笑原來這條捷運線根本沒有準備好,根本就是「詐胡」!許多批評攻擊文湖線完全就是一條「拼裝捷運」,完全是拿台北市民的生命開玩笑。無獨有偶,較早通車的台灣高鐵,也從興建開始到通車之後,同樣持續接受類似的批評,提到這條歐日混血的軌道系統完全是「拼裝車」,遲早會因為安全問題而從高鐵變成「廢鐵」。 然而,十多年過去,不管是台灣高鐵還是文湖線都已經穩定且安全地為乘客提供服務,這顯示了過去那些針對拼裝捷運、拼裝高鐵的指控的失效。這樣的批評指控的問題出在哪邊呢?除了文湖線、高鐵,還有高雄輕軌也同樣採取了系統整合的「拼裝」作法,面對這樣子在台灣獨特的拼裝現象,我們應該如何來分析與解讀呢?

革命事件如「皇帝的新衣」:在秩序的神話和歷史的偶然之間

1929年,魏瑪憲法十周年。當時著名的哲學家卡西爾正在不遺餘力地為魏瑪共和政體呐喊疾呼,但一屆屆的德國總統和總理卻疲憊不堪。他們都清楚如此費力的來源——德國不像美國有獨立宣言、法國有大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共和秩序,不過是英美法等戰勝國要求下的舶來品。缺乏革命的起源,共和國無法給予關於社會秩序的正當性神話。但是,據說在1789年,巴黎民眾攻佔巴士底獄的時候,從熟睡中被叫醒的路易十六卻直呼——「這是一場叛亂!」他的大臣卻急忙更正——「不,陛下,這是一場革命。」

靈巧的手與台式管理:一場墨西哥邊境工廠內的勞動考察

在全球化的時代中,我們從貨架上可以輕易取得的各種各樣物美價廉的商品,這些商品常常是來自某個遙遠的國度。這些商品是怎麼被製造出來的?製造商品的那些工人們又過得如何?是我選擇了一個遙遠異鄉的工廠作為研究地點的初衷。在這個研究中,我關注的是工廠內的勞動控制以及工人們如何因應這些來自異國的管理者們所制定出來的控制策略。希望能夠藉此勾勒出這些由跨國企業所經營的邊境工廠的當代景象。

照顧的一千零一夜:一個「再生產」的社會學

小時候看「天方夜譚」,讀許多聰明女兒的故事津津有味,那時候還不知道殘忍的國王有個名字,叫做「父權」。「照顧」,其實酷似「一千零一夜」。為了阻止蘇丹每晚殺掉一個妻子,宰相之女自告奮勇為他說故事以替女人求命。從事照顧者絕大多數是女性,不僅為了維持人類基本的福祉而努力,活人性命,同時也保護著自身與家庭的生存。一千零一夜的照顧,在光天化日下的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被消弭於無形,被父權社會視而不見。頂著世界防疫光環的台灣,似乎有了更好的藉口不必面對被偉大數據與醫療科技遮蔽的暗面:脆弱不安(precarious)的照顧世界。 2020年爆發的全球疫情逼迫許多社會正視Care──除了台灣以外。

為何都說我白目?:從亞斯伯格看台灣的社交常規

「我會覺得就是,一個好好的個人,感覺都是跟這個世界起衝突,都不照著你的步來。會有一種這個世界應該要怎麼樣、要怎麼樣,可是它就不是這樣,就會覺得很討厭,怎麼大家都不守規矩、大家都不好好做事情。」 ——萬萬(23歲,男亞斯) 近二十年來,隨著台北市長柯文哲數度以「亞斯伯格症」自我標舉所引發的媒體效應,這個名詞逐漸進入大眾的眼簾,其意義也從早期被視為因社會互動能力缺陷與固著行為,從而需要醫療診斷與介入的「疾病」,轉成為更正向的率性、直白、不諳人情世故等「特質」。甚至有精神科醫師陳豐偉為文指出「亞斯人」是一種新的人群分類,並大膽推估在台灣「每10個人中就有一個」。即便在2013年《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改版中,亞斯伯格症已經因為診斷信度問題(與自閉症很難可靠劃分)而失去獨立的疾病類別地位,納入自閉症類群障礙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 的光譜中,但台灣仍沿用亞斯概念,視為一種兒童到成人階段皆可能發生的社交障礙[1]。

談談「死」這檔事─社會學觀點看死亡的現代性

阮曉眉/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暨研究所[1] 傳統社會具有明確的死亡溝通形式:迂迴避諱,但自然、不壓抑。 我 … 閱讀全文 談談「死」這檔事─社會學觀點看死亡的現代性

環境資源如何形塑工業資本發展:以日不落與日之出帝國的比較為例

從以前耳熟能詳的石油危機、前幾年的稀土禁運、到現在中國與中南半島國家之間仍在進行式的湄公河奪水糾紛,環境資源一直是國際政治經濟衝突的導火線與催化劑。沒有水,就無法滋潤土壤,無法蘊化作物,無法生產糧食,無法填飽人的肚子,飢餓使勞動力無法維續,也帶來社會動盪、擾亂經濟發展。任何人、社會、國家都不願承擔環境變遷與資源匱乏可能帶來的巨大風險。環境及其資源做為人類與經濟存續的條件之一,不僅以災難、汙染等樣貌影響我們,也隱身在所有農工業生產活動以及生活的物質基礎之中。當18世紀後半英國邁向工業化後,整個世界也逐漸捲入工業資本主義的生產與消費模式,各國在世界之中競奪與運用資源的能力所帶來環境資源的差異,也使各國工業化的經驗大相逕庭,形塑各自不同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樣貌。

參與式預算中的陌生人

參與式預算在台灣推動數年以來,雖然對於參與式預算運作的研究不勝枚舉,組織者的角色則較被人忽視,然而組織者從頭到尾介入參與式預算的每一個環節,若想了解參與式預算的進行,我們有必要進一步探討組織者的角色。作者以自身的經驗,結合陌生人(the stranger)與關係建構的觀點,說明什麼樣的組織者較能達到參與式預算的初衷,以及如何成為這樣的組織者。

「游」出舞蹈的社會學研究

舞蹈往往被視為神秘的藝術活動,它的即時性、難以重複、非語言的特質,在一種習慣研究政治經濟結構、社會條件作用與意義的社會學學術文化中,會被認為是社會科學難以掌握的研究對象。在我到英國羅漢普頓大學念人類學博士之前,完全無法想像我這種毫無相關知識背景的人,能夠完成一本研究舞團的民族誌博士論文。然而,在我書寫博士論文期間,卻驚覺過去從大學到碩士班的八年社會學訓練,其實在暗中幫助著我。在這篇文章中,我希望指出如何用一種跨領域的社會學視角來研究舞蹈。

飄浪酷兒:穿梭在短期停留簽中重組親密生活

去年5/17日同婚正式上路,全球知名報章頭條都是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通過同婚的國家。在這種歡慶的時刻,很少人注意到取得合法同婚登記權的主要是本地同志伴侶,跨國伴侶因為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46條規定,「婚姻之成立,依各該當事人之本國法。」因此,只有在外籍人士母國也開放同婚的狀況才有適用。該法第8條也規定該法之「適用結果有背於中華民國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不適用之」,但因為法務部並未以函釋的方式解釋這項法令,導致只有伴侶的母國也開放同婚的國家才適用。這些已開放的國家大多集中在北半球先進國家,如荷蘭、法國、美國等27個國家。[2] 然而,台灣作為半邊陲國家的位置,我們透過移工契約引進東南亞移工,同時多數國人往中國、東南亞經商、旅遊,連帶引發的跨國伴侶關係[3]也集中發生在同婚未合法化的東亞或東南亞國家,導致國人和東亞、東南亞的跨國同性伴侶至今無法受到台灣的這部「亞洲第一」承認同婚的法律保障。事實上,不少跨國伴侶對於跨國同婚沒有一步到位也都相當錯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