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中的擴散?社會學的觀點

鄭力軒/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在今年七月中旬,成功預言美國網路及房地產市場泡沫破裂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耶魯大學教授Robert Shiller來台巡迴演講,介紹他所致力發展的敘事經濟學。Shiller認為金融市場的波動與廣泛流傳的敘事有很深的關聯,特別是對市場走向的預期會受到他人與媒體所通行的敘事影響,進而影響經濟泡沫的出現,而深刻影響證劵市場的走向。Shiller的理論在金融經濟學裡引起非常多重要的討論,這非筆者專長在此不多做討論。然而Shiller所留意到的擴散效應,不只在學術界,也透過各種通俗著作而成為顯學。包括廣為人知的六度分隔理論,以及美國作家Malcolm Gladwell的暢銷著作Tipping Point(引爆趨勢),就將擴散連結到社會各種趨勢與變遷的發生。這個議題社會學關注已久,本文即從筆者所熟知兩個主要的研究典範出發,介紹擴散研究的主要成果以及在經濟領域中的影響。

2017080801今年七月中旬,Robert Shiller來台巡迴演講,介紹他所致力發展的敘事經濟學。
圖片來源:https://goo.gl/V6G2ep

2017080802Malcolm Gladwell的暢銷著作Tipping Point封面。圖片來源:博客來。

 

社會接觸與擴散

社會學中與擴散關聯最深的應當屬社會網絡的傳統。從這個角度之下,人非孤立的存在而是社會關係的產物,從社會互動中相互學習並獲到深層的情感支持,因此從內在的思維、喜好,到外在的行動模式與策略等,都會受到周邊的人的影響。也因此,社會網絡中其他人的行動和想法,往往對行動者造成顯著的影響,甚至促成了重大的社會轉型。其中一個重要例子就是歐洲人口轉型的研究。1960年代普林斯頓大學所發起的歐洲生育研究計畫(European Fertility Project),系統性地分析歐洲的人口動態如何從高出生、高死亡的狀態轉型成為現代低出生、低死亡的結構。由於生育率的改變則來自於家庭生育行為的改變,對生育與家庭相關的觀念變化非常重要。

傳統上生育的轉型被視為是個別家庭面對社會經濟變遷下的決策,但是當研究者在分析歐洲各區域人口資料後發現,影響一個區域發生生育轉型機率最重要的不是該區域的社會經濟指標,而是周邊區域是否發生人口轉型。換言之,社會互動對歐洲家庭行為的改變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更進一步而言,生育變化的模式也反應出歐洲區域與民族國家在社會整合上的動態。歐洲生育計畫的發現,凸顯了不管是內在的價值觀,以及外在的行動策略,都是在社會互動中形成與流傳。因此,包括空間、社會連帶以及其他社會互動的脈絡,都對社會行動有非常深遠的影響。

歐洲生育研究計畫的發現可以說是網絡擴散研究的前奏。從1970年代開始社會網絡研究突飛猛進,為擴散的研究帶來更多更深刻的發展。包括對於門檻效應(Threshold)的討論,網絡結構性質的理論,小世界概念的深化等理論發展,方法上包括圖形理論(graph theory)引入以及包括大數據以及電腦模擬等工具,對於包括專業人士的專業實踐、社會運動、政治捐獻與參與、甚至健康狀態都可以看到社會接觸的重要影響。在公共衛生中傳統擴散研究聚焦在傳染病如何透過接觸而傳染,但晚近則進一步擴及到各種健康認知與就醫行為的擴散。包括肥胖(Obesity)以及自閉症的診斷,都與社會連帶所帶動的擴散有密切的關係。整體而言,當代社會學中的網絡傳統對於行為與認知如何在網絡所構成的社會結構中擴散,有相當細緻而完整的討論。

 

從擴散與社會建構

相較於網絡傳統著重在具體社會接觸的影響,制度傳統將更將焦點放在透過擴散所形成的集體認知,如何構成了行動者所身處的社會真實(social reality)。制度論對擴散的討論從組織型態與行動會趨同,也就是同型化(isomorphism)的過程開始。傳統上當觀察到許多組織或行動者採取同樣的模式或作法時,很容易預設這是競爭過程中優勝劣敗所產生的最適結果。社會學制度論最重要的洞見在於,行動者並不單純個別地追求物質上的利益,也追求場域內其他成員的肯認,也就是正當性,因此同型現象不僅可能來自競爭的結果,也可能來自強制、規範以及模仿等制度性力量。其中引起最多討論的機制就是模仿,也就是擴散。即使在沒有強制性規範或競爭淘汰下,一旦行動者為了取得正當性,開始採取所處場域內被視為正當的做法,也會出現同型的結果。許多組織形式與做法,最早來自於某些因應需求的創新,而初期在社會空間相近的行動者間擴散,持續擴散成為場域內被視之為理所當然的前提後,這些認知與行為模式會更進一步形成社會現象學所強調的社會實體(social reality)的建構,換言之,在場域內擴散的各種規則,不僅外在地規範了行動者的行為,更內化成為行動者間所共享的看待世界方式,透過各種排名、評比、敘事、專業守則、行規等機制形成的共享意義體系,如同語言般使社會生活得以可能。

制度論的擴散研究更進一步延伸到對民族國家制度政策乃至現代性的分析。傳統上對於政策與制度形成的研究,聚焦在國內權力結構或是功能性需求。然而從制度論的角度而言,對其他國家特別是先進國家的模仿,對「世界潮流」也就是國際社會正當性的追求,而非與在地社會的關聯,是許多政策或制度獲得採用的原因。而攸關現代性的核心制度在非西方社會的擴散過程,未必是來自於制度的優越或是在地社會的需求,往往是國家在追求正當性的目的下移植而來,再由由上而下的過程滲透到在地社會中。包括大眾教育、大學體制、憲政體制、司法系統、軍隊體制等現代民族國家的核心要件,在形成之初固然是來自於功能性的需求,在國內引起各方權力錯縱複雜的角逐與協商,然而一旦這些要件被視為國家不可或缺的組成後,各國內部不再爭辯這些制度的必要性,而是在採取這些制度的前提下選擇不同的做法。

 

市場中如何擴散

如前所述,在網絡與制度兩個觀點下,對擴散的理解都做出了重要的社會學分析。這個觀點要如何連結到市場呢?

首先,在個人的層次上,社會網絡是取得資訊以及其他類型資源的重要管道。這些資訊的傳播過程無可避免地會帶來許多作法或認知的流傳,形成擴散的現象。在投資、求職以及重大消費行為(購屋與購車)等會受到個體間資訊以及觀念、態度擴散的影響。不僅在個人是鑲嵌在網絡中,企業組織也是如此。無論就重要交易、生產分工、股權分布、董事會與管理階層的人事組成等,組織間普遍存在不同層次的網絡關係。主導組織的行動者常常會利用前述各市網絡取得許多無法從公開管道取得的資訊,獲取各種組織流程的細部知識,包括治理機構運作、人事制度、品管流程設計等的細部知識。換言之,市場中的網絡結構扮演重要的擴散基礎,促成了集體的行動。

第二,當代主要市場以及大型企業的治理往往高度仰賴各類專業人士。因此這些專業的養成內容、分工型態、專業學會或組織所頒布的準則、專業內所流行的觀念與作法等,會深刻影響專業人士的世界觀,進而影響組織的運作方式並形塑市場的樣態。組織的運作必須仰賴人資、財務、會計乃至於策略管理等各種不同的專業分工,也因此這些專業內所盛行的思維與做法,很容易隨著營運組織的大型專業人士在企業中擴散,建構出組織所賴以運作的社會世界,形成非正式的規範。市場中的大型企業組織往往也必須得到外界的認可,才能得到足夠的資源並獲取地位。舉例而言,就股市發達的國家而言,所謂得到「市場認同」,也就是吸引機構投資人投資,攸關企業的整體發展。除了實質的獲利外,能不能符合投資人的預期成為重要的關鍵。因此投資機構的偏好、信念甚至使用的分析工具,很容易在企業間擴散。媒體則在提供敘事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對明星經理人的偏好,對創新形象的支持等,對高薪執行長的接受等,會促成企業組織相對應的變化。

擴散對市場的影響是個方興未艾的主題,而台灣經濟體系的運作也充斥許多值得探討的現象。台灣散戶的投資模式、企業間盛行的各式網絡、專業人士的興起、外資與跨國企業的影響、財經媒體的盛行等,都提供了研究市場中各種認知與行動模式擴散的良好機會,等待更多不同領域的研究者更進一步的挖掘。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 1 Comment

高教問題不患寡,是患不均:論教育部的「玉山計劃」

戴伯芬/輔仁大學社會系

 

教育部、科技部目前提出要幫「高級教授」加薪的想法,是教育經費錯置的做法,他們完全沒看到目前高教問題最嚴重的是「流浪博士、師生比不合理」,這一筆經費如果可以用來解決上述問題,而非針對已經是山頭的教授加薪,那才會對整體高教有所裨益。

行政院七月底才宣布明年軍公教不調薪,這是連續第七年軍公教不加薪,但緊接著不到一週,教育部馬上端出玉山計畫,以三年2000萬的薪資延聘國內外尖端人才,同時給予全國教授每月增加5,409元的學術研究費,又再給予教授加薪無上限的彈性薪資,目的是要「延聘高級人才,減少人才外流」。

2017080804教育部甫推出「玉山計畫」,目的是要「延聘高級人才,減少人才外流」。
圖片來源:教育部,https://goo.gl/4cx2Gt。

 

每次軍公教人員加薪失敗時,教育部總是有辦法以人才外流為由,要求各校實施彈性薪資,巧立名目為公立大學教授加薪。民國100年審計部發現各大學彈性支付的薪資並非實際用以延攬海內外優秀研究人才,兩年合計僅聘入25位外國人才,不得不跳出來批評各校不用彈性薪資方案增聘人才,反而是為現職教師變相加薪,有大學教師自肥之嫌,尤其是成功大學99學年度實施彈性薪資教師人數竟高達661人,交通、中央兩所大學也不遑多讓,三校優秀人才都比臺大還多,成大被外界批評之後,100年度的優秀教師人數遽降至233人,顯示「不夠優秀」教師混充問題嚴重(表1)。

2017080801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100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頁乙156。

 

幫教授加薪的謬誤說法:教授會因為低薪而出走

林全院長在106年7月6日行政院院會第3556次會議提示:「請教育部就大學教師彈性薪給制度通盤研議,儘速提出可行方案,務必留住我國高等教育優秀教研人才。」在院長指示下,這次的玉山計畫直接全面調整公立大學教授學術研究費,同時增設1000位玉山學者,以更高薪資延攬高級人才。然而,教授出走真的只是「貪財嗎?」

官員經常恣意選取比較對象(通常是香港、新加坡的全球特例),說明臺灣的教授薪水很低。香港或新加坡兩地教授的名目薪資確實是臺灣2~3倍,但是如果考量物價水平及退休年金制(所得替代率要在十年之後才降到六成),再加上主管加給以及各式的研究計畫主持費,臺灣的教授即使沒有全球頂尖大學的學術表現,薪水卻輸人不輸陣、悄悄地追上全球的水準了。 [1]

依據2012年的公立大學教授薪資調查,臺灣助理教授的起薪確實偏低,換算成月薪大約2,586美元,一般教授月薪4,033美金,略低於日本,在29個國家的公立大學薪資排名大概18(圖一);但一旦計算臺灣最高薪的終身特聘教授制,月薪可達1.8萬美元,即使不考慮年金及物價水準,臺灣「高級教授」薪資其實可以傲視全球了。如果只考慮一般助理教授/正教授的薪資距,大約為1.6倍,未來一旦加入玉山學者,玉山學者與助理教授之間的薪資可達7倍之多,臺灣將超過中國,成為以下29個國家中公立大學教授薪資差距最大者;更不用提公、私立大學之間長期存在的年金差距,每月繳納同樣的退休保費,退休之後的月退所得差距竟達4倍以上。因此臺灣教授薪資並非低薪問題,而是資深與年輕公立與私立大學之間長期存在的所得分配不均問題

2017080802.png

圖1  各國教授薪資排名,2012。
資料來源:Scott Jaschik , March 22, 2012, Faculty Pay, Around the World, Inside Higher Education,https://goo.gl/MCEiuW。

官員立基於「教授低薪」的錯誤觀點,接著就引導出「台灣人才會外流」的說法。但是學院中的人都知道,臺灣公立大學的教授通常不會流動,因為在同一個位子蹲久了就會成為資深教授,在講求輩份排行的學術秩序中,資深自然就優秀。學界向來各自攻佔山頭,畫地為王,為爭取國家有限教研資源而相互排擠,除非退休,不然資深教師很難移動,也不會流動,因為建置的學術工廠已然成形,有各式的研究資源、獎勵,以及一群可供差遣的子弟。這種終身僱用、年功序薪的方式,再加上金字塔式的升等以及評鑑方式,讓許多本來有潛力、獲得正式教職的年輕學者,被壓進學術工廠的底層,為資深教授做牛做馬,賣命生產論文。

臺灣名教授(如果不算海外的院士)確實經常穿梭於中國以及國際之間,但不是被挖角,而是退休之後赴中尋找第二春,或者是暑假集中講學,多賺外快,到中國講學的價碼經常每場以萬計算(注意是人民幣),因為有了臺灣教授的地位,到中國講學才能有這種傲人的價碼,除非退休,否則臺灣教授不可能平白離開臺灣學術圈,也就沒有人才外流的問題。至於那些在國際學界流動的院士們,他們本來就在國際間流動,也沒有人才外流問題。

 

抓錯藥方的高教政策

真正外流的人才其實是大量找不到正職工作的博士、流浪教師。從表2可以看到,中國好的公立學校教師薪資都低於臺灣薪資水準,為什麼仍有許多臺灣年輕博士絡繹不絕地前往中國任教,原因不外乎在臺灣的學校找不到正職工作,學界留給年輕學者的職缺是為資深教授做嫁的博士後,或者用後即丟的專案教師,再不然就是每月兼10堂課,平均月薪只比最低工資高1千元的兼任教師。因此,中國學校的薪水固然低,甚至還要忍受統戰的思想教育,但流浪博士也只能離鄉背景,求個溫飽。

表2 臺灣與中國教授年薪比較
2017080803

生員短少問題在研究所更加嚴重,博士賣雞排的效應已經預告了博士過剩、無法就業的難題,招生不足從後段私校一直延燒到國立大學,連臺灣大學都面臨招生困境,106學年度博士班甄試招生名額178人,報名人數卻僅有201人,有12個系所無人報考,[2]年輕而有潛力的人才不敢再投身高教,形成人力斷層。

善待下一代的新進學者才是高教危機處方

教育部的攬才計畫究竟要攬什麼樣的人才呢?請問一下,我們有限的高教資源可以留多少人?能留多久?他們帶來什麼樣的效益?到頭來會不會又成為公立大學「不夠優秀的資深教授」再度集體加薪的手段,用以彌補年金改革之後的損失?還是讓國際知名學者再海撈一筆的凱子?

一千位玉山學者的支出可以提供每年3,000位年輕博士在臺工作(三年總經費可增聘300位專任教師30年職涯保障),讓高等教育的專任生師比降低10%,提昇高等教育教學品質,強化學術競爭力;或可以讓每年5萬個弱勢家庭子女免學費就讀,拉近高等教育帶來的所得逆分配現象,因為目前社經地位高家庭子女付更少學費上公校,反而社經地位低的家庭必須付更高學費、甚至貸款念私校。

要解決目前高教危機的手段之一,不是繼續目前擴大教授之間的所得差距,而是縮小臺灣學界存在的資深教授與新進學術人才、公立與私立學校之間的教員薪資與福利兩極化現象,多聘用年輕學者進入高教體系以創造更多就業、照顧更多高教中的弱勢學生,才是正軌。

 

 

 

 

註解

[1]馮建三,〈教授的平均勞動所得  台灣可能超過歐美〉,2015年3月10日,島嶼邊緣,http://tw.on.cc/tw/bkn/cnt/commentary/20150310/bkntw-20150310000514416-0310_04411_001.html

[2] 國立臺灣大學教務處,106 博士班甄試招生報考人數,http://www.aca.ntu.edu.tw/aca2012/gra/access/acc_drse/aboard-b07.asp?id=8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1 Comment

謠言與後事實的生產與傳播——在「滅香」事件中的情感模式

劉名峰/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

 

「流(謠)言止於智者!」應該是每一位讀者在日常生活裡或多或少會聽到的一句話。不過,從去年英國脫歐公投,到美國總統大選之後,「謠言」透過社群網站與媒體的傳播大行其道,與「後事實」(post-truth)/(postfaktisch)的概念結合,成為牛津字典與德語協會(Gesellschaft für deutsche Sprache)2016年度選出的關鍵字。這篇文章要討論的就是謠言,一方面以近日媒體及社會高度關注的「減香」/「滅香」的課題作為討論對象;另一方面回到社會學領域裡,連上一個若隱若現但又沒被好好討論的概念:情感。

 

作為「公共敘事」的謠言

「謠言止於智者」語出《荀子大略》,原句是:「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轉成白話文也就是:「運動的球會停止在凹陷的坑裡,而沒根據的話也會在聰明的人那裡結束。」不過,這句話的上下文沒有邏輯關係,推論結果也沒科學依據或經驗的基礎,只能說是無力反駁傳播中的話,而阿Q地宣稱它是謠言,並自認為是智者或要其它人不要傳播的語術而已。回到當下的那些「後事實」的生產者與傳播者,其中有哪些人是不聰明的呢?甚至相反的是,要生產這些似真又假的話,讓人相信、搧風點火、推波助瀾,還需要點聰明。不過,這裡不是要討論聰明與否,而要問的是:為什麼某些話、某些想法或概念,它們會出現、被相信,進而流通,並引起規模不一的社會動員?這些有可能與「謊言」有關的話,雖不一定與社會動員有關,它可能發生在工作場合、學校裡,甚至是家庭成員或情人夫妻之間,但本文所討論的「謠言」主要為涉及政治的「公共敘事」。

「公共敘事」不會出現在疏離於日常生活的真空之中,而公私間的區分,則在於組織層面上的意向:組織,不僅是發生了串連,還在於它的政治目的與影響力。回到「滅香」的事件來說,其之具有「公共性」的開始,恐怕是「捍衛信仰守護大聯盟團體」(下稱「大聯盟」)的成立,及7月4日召開的記者會,宣佈7月23日「史上最大科,眾神上凱道」的活動。至此,不僅媒體上對「減香」/「滅香」的報導劇增,網路上也出現大量的討論、諸多政治人物參與發言,還傳言蔡總統動怒,最後行政院召開記者會,說明「滅香封爐」是個謠言,澄清政府立場。其中,最清楚的是環保署長李應元指出是「減、滅混淆,媒體錯字」,「主辦單位也講,他也沒有說我們有講『滅香』。」

然而,問題真的是出在謠言嗎?如果就只是謠言,比如說:「民進黨要解雇政府裡所有的左撇子,作為表現它對右派政策的支持。」這不會是謠言,它不會傳播,人們不會相信。謠言的重點不在於真假,而是它能不能讓人相信、覺得重要,並引起了社會的動員。提到了「社會動員」,還可以再提到另一個事件中的重要爭議:這是個「抗議」,是「反對民進黨政府」的抗議,還是個「宗教嘉年華」?李應元在龍山寺上香時就說到:「他不是來遊行抗議的,所以這件事就很單純了,就是一種廟會拜拜,我們就祝福。」兩者都是公共的,但政治性的強度不同。

本文從「公共敘事」的角度切入,將「滅香」事件從組織化、串連建立聯盟,發起行動地提出訴求,再接著指出了政府部門將其定調為「媒體錯字」,並與主辦單位協調,再宣稱活動為「宗教嘉年華」——其中包含了「起、承、轉、合」等不同階段,而可以將這個事件當作是場戲劇來理解,接著要問的是:這場戲為什麼演得起來,並吸引人們的目光,其中還有各式各樣的角色——換句話說,為什麼它會「公共化」?讓各式各樣的人得以動員,包括了支持或反對的立場,及上街或透過各種媒體的發言,以致於是人際間的耳語?

2017080106.jpg7/23「史上最大科 眾神上凱道」活動畫面。圖片來源:「捍衛信仰守護香火大聯盟」臉書社團。

謠言之「起」:活動的組織化

從「起」開始談起,也就是「謠言」為什麼會出現,及流通?讓其中的人相信、認真對待?如前文提到了,它不會在一個毫無脈絡、社會真空的狀態中出現。簡單地說,確實有類似「滅香」的政策,也許語言上沒有這麼激烈,但「禁香」、「減香」是存在的,並也有這樣的政策目標,即便尚未成為政策。早在104年度環保署提出的「非營業特種基金預算評估報告」裡,就提到「廟宇焚香者眾,造成空氣品質不良且有礙人體健康,宜積極宣導減香禁香,以移風易俗及減少焚香數量,改善室內空氣品質」,即已清楚地提到「減香禁香」的字眼,而此一目標隨後也推行到地方,獲得各縣市的表態跟進,希望從減香到「禁香封爐」。

舉例來說,彰化縣的古蹟鳳山寺於年初發生火災,文化局長陳文彬即提到縣內有許多古蹟、歷史建築的廟宇,並在媒體上表示「減香到禁香,循序漸進的政策」;台南市民政局長陳宗彥也在接受採訪時提到,希望台南的廟宇也能推動無金、無香政策,為環境盡一份心。也就是說,從減香到禁香逐步發展,以宣傳、勸導為主,或在廟宇附近設置空氣品質偵測,提醒空污狀況、甚至開罰。這些目標與手段已在民間傳播,並引發廟宇、信眾的不滿,反抗的氣氛也在蘊釀。6月15日,雲林縣環保局發函縣內宮廟指出:「為掌握本縣廟宇室內空氣品質現況,本局將派員前往進行室內空氣品質調查作業」;22日,受委託的人員前往縣內的武德宮進行檢測,唯廟方主委林安樂拒絕受檢,隨後的組織、串連活動即從武德宮開始了,並於7月4日召開記者會,也是唯一的一次記者會——此時,即表現了反抗的組織化。

隨後事件的發展——這其實是下ㄧ個階段了,但可以先在這裡提到——圍繞在一個關鍵的爭議,即減香,還是滅香?不過,這爭議本身已改變了原本運動的主題,因為它將議題帶進了「謠言」的爭議上,即質疑道:「都說沒有滅香了,只是減香,滅香是謠言。」這樣的話,內政部長說了、環保署長說了,就是台南市長也引了宗教自由的憲法條文,提到滅香不可能。但是,會將「減香」當作是「滅香」,不會只是簡單地「寫錯」,「混淆了減與滅」,也不能當它是恐慌下的滑坡想像。ㄧ來,政策裡就是有「減香禁香」的字眼,也提到了「封爐」;再者,提到這些字眼的,還是政府——先有中央政府的環保署,地方政府則出於職權或業績的考慮,而嚮應中央政策——政府是具有權威性的單位,它還能使用強制力,對違反政策者進行開罰,也就是說,這在廟方信眾看來,是個進行中的政策,減滅之間只是時間問題。

減香政策的目的是減少空污,為的是環保或健康等理由,它不僅與近年來台灣及國際社會重視的價值有關,也可以簡單地將它們連上「現代」的價值。相對地,焚香燒金則是種「傳統」。在「現代—傳統」的對比裡,代表現代的官僚即理性地規劃政策的目標,與執行的手段。在接受記者的訪問時,當時前往武德宮檢測的承辦人說:「他們連測量的儀器都沒有拿出來。」其實,這裡出現了一個非常吊詭的場景:看起來沒有動作,「儀器都沒有拿出來」的承辦人員,代表的是現代化的力量,不管有沒有用上,他們具有權威、帶著強制力,是國家官僚的一部分。面對著廟方所防守的傳統,他們是攻擊方,承辦人員在具體事件上「沒有動作」,但總體政策方向不變。

於是,減香禁香表現了現代國家的規畫手段與思維,也就是出於環保及健康的考慮,然後有短期、中長期目標,並有對應於這些目標而來的手段,像是勸導、罰款,講習等。在規畫上,政策是動態,並具有方向性的;但在執行上,承辦人員並沒有說謊,「測量儀器都沒有拿出來」。實然的狀況如此,會引掀起這麼大的風波不是因為承辦人員的檢測,因為沒有檢測。甚至,檢測人員還提到,「廟宇是輔導對象,法規並沒有規範。」也就是說,沒有白紙黑字的法令表現強制力,也沒有檢測行為而得要承擔責任。她想說的是:一切安安靜靜,政府沒有責任。責任不在政府。

 

謠言之「承」與「轉」:雙方的競爭

接著討論「承」與「轉」,即繼續透過一些人事時地的資訊,呈現這個「謠言」之所以進一步發展、轉化的過程。

「承」所涉及的是宮廟開始串聯,擴大活動影響力的階段。它可表現在大聯盟於官方網站上的公告,像是貼出「繞境番號序列表」(7/19),讓神轎群以三正面並聯參加活動,表現震撼的氣勢,或貼出「四湖參天宮來訪,剛剛擲完筊,擬動員約2000人加一獅陣參加」(7/20)的留言。承,強調的是延續與擴大,而作為具有政治意涵的活動,更是要大,大與數量有關。留言裡提到了2000人,活動籌辦期間還說會有個10萬人的遊行。大,也有質性的面向,像在前述的留言裡,主辦單位就補充到:「又一祖廟級大廟主動響應,大道不孤,感恩!」,藉由質量上的大,來強化活動的正當性,並也為了消減活動的正當性,而有不出席活動的消息,像是:「神明是慈悲的,北港朝天宮不上凱道」、「『滅香』純屬謠言! 彰化16家宮廟不上凱道」。然後,主辦方又留言:「報告(彰化)市長,您管理的那16家宮廟,從頭到尾並無人前往邀請啊!」。

其實,當進到政治場域之後,也就會不斷地出現「正當化—去正當化」的競爭。台南市副議長郭信良在這事件裡,就扮演了一個值得特別注意的角色:他是民進黨籍,但卻高舉反對「減香」政策的大旗,甚至清楚地指出了「減香」即是「滅香」,而研擬中的《宗教團體法》則是「滅教」。不過,其實郭信良在媒體中出現,主要是七月中旬的事了,但他對減香的批評先前就存在了。他的曝光度大增,時間點是在7月19日蔡英文總統於中常會對政策的溝通表達不滿,而段宜康於臉書上批評郭信良之後。段宜康在臉書中提到:「即便已經一再澄清,他仍然繼續栽贓」、「用不實指控傷害了民進黨再出面收割」、「奇怪,主席怎麼不對他們發脾氣?」。於是,報載「民進黨內訌?」,而郭信良再回應到:「如果段委員願意親自瞭解我如何與宮廟接觸拜託他們不要參加的過程,我非常願意告知,真的拜託段委員不要從台北的角度看台南……」。

在這裡有幾個重要的訊息:第一,郭信良就只是延續著大聯盟的主張。他如果有什麼重要性,那是因為他也是民進黨籍的市議會副議長。於是,當反「滅香」的運動愈搞愈大,並引起民進黨政府注意,甚至讓蔡總統開口批評之際,郭信良的主張不僅被翻了出來,當作是內訌,還被批評是「用不實指控傷害了民進黨,再出面收割」。黨際衝突的梗已是太平常,「窩裡反」的戲碼才吸睛;第二,「出面收割」的指責除了有「個人—政黨」間的對比,以致於還有黨內市長提名的陰謀,也將焦點放在「焚香—環保」的差異上。眼看上凱道的運動即將上演,支持焚香的郭信良將因批評政府而獲得名聲;第三,郭信良不認為「個人—政黨」間的對立是存在的,他也在「焚香—環保」的對立之間奔走,也就是雖然反對「減香」,但也試圖減少上凱道的宮廟。

不過,他倒是帶出了另一組對比:台北與台南,這個台灣社會裡的「南北問題」,在郭信良的語言裡是什麼意思?從他的脈絡中可能是:台北的中央政府對問題的理解方式,是抽象的、系統與對立的,並將當下看成是種衝突的狀態:南部對問題的理解是具體的、是日常生活的,及可溝通的。不過,由於「眾神上凱道」的運動愈演愈烈,不僅使得府院雙方對此一事件採取了高度警戒的態度,民間也捲進了愈來愈高的政治性,其中所包括的,不僅是政黨間的競爭,或對民進黨政府之政策不滿的團體的批評,還牽扯了國家安全的課題,也就是「中國因素」。政治是區分敵友,而愈來愈高的政治性即是敵友的對立愈來愈清楚與強烈。

舉例來說,一方面在網路上出現了「白浪愛將參與滅香遊行籌備會」、「反滅香,中國統一促進黨插一腳」等新聞。另一方面,也有國民黨團批評滅香是「蔡英文『去中國化』殃及宮廟」,及新黨王炳忠指民進黨對大聯盟分化、抹紅、貼標籤,以致於反年金改革的全教產還提到:「民進黨為去中國化而反本土化」—不管是「去中國化」、「抹紅」,或「去中國化而反本土化」,都與「中國」有關,並觸及了台灣社會最敏感的神經。面對此一凶惡的狀況,大聯盟不僅在活動前一天,於臉書官網上貼出了「減香滅香真相大白,扯陰謀論太荒謬」的新聞,指出是網路新聞將「減香」誤植為「滅香」,因此「真相大白,不是什麼第五縱隊。宮廟,永遠都是社會偉大的安定力量。」(7/22),也再次強調「本活動專注信仰議題,恕不歡迎與此議題無關的團體、機構藉本活動表達與信仰無關之訴求。」(7/22)

2017080101.jpg大聯盟上凱道行前聲明。圖片來源:「捍衛信仰守護香火大聯盟」臉書社團。

中國因素的出現是討論「謠言」時最關鍵的元素。在台灣,與「中國」有關的不僅會沾染上厚重的污名,更奇特的是,還會有些團體、機構不認同中國所帶有的污名效果。這與民主轉型過程中的「台灣化」有關,也就是「中國中心向著台灣主體」的轉變:台灣從威權時代帶著污名,轉為具有道德的意涵。然而,威權遺緒在轉型之後仍在某些人的身上留著,並隨著全球化的中國崛起,更用力地嘔歌「中國」的偉大,藉以貶抑他們習慣地認為低俗,但卻在民主轉型之後道德化的「台灣」。換句說話,在政治場域裡的「正當化—去正當化」間的競爭,不僅等同於「道德化—污名化」的策略,還會撩起相應的情感與動員。此一機制幾可說是持續的、自動的,而當它還附著在「中國」的符號之後,還因上述的理由而讓「道德化—污名化」之間動力更是激烈,因為以「中國」為中心地區分敵友,可以非常有效的升高衝突,甚至轉移了原本的訴求與主題。

其實,將「滅香」當作是「減香」的誤植或「謠言」,即表現了此一事件進到了「轉」的階段,因為加入愈來愈多與原本不同的勢力與論述元素。新的元素不只是「中國」,也包括了《宗教團體法》的研擬,對比著認為「滅香是假議題」,指稱「宮廟反對的是財務公開化」。簡單地說,它們都有「轉」的目的及效果。而當蔡總統在19日中常會提到「內政部長為什麼沒有出來澄清?」之後,府院不僅分別動員說明《宗教團體法》的內容,並指出滅香是「用字混淆」、「媒體誤植」。中常會的定調是讓事件進到「轉」的關鍵—這不僅拉出了新的軸線,也催動台灣社會對「滅香」的重視—20日中午12點,「滅香」的消息首次進入「新文易數」的媒體新聞標籤雲的前卅名排行。一小時後,從剛進榜的第12名,上升至第8名;再一個小時之後變成第3名,並在隨後成為點閱率最高的新聞,而其內容都是「滅香」是「以訛傳訛」、「內政府澄清滅香傳言」。尤有進者,中常會的定調不僅讓「滅香」成為「謠言」,跟著也有各式各樣新的「論述」出現。

 

謠言之「合」:事件落幕了?

在政府與活動的主辦單位之間,很難說走到了「合」的階段,但「眾神上凱道」的活動,總是在23日上場,並落幕了。政府方面宣稱這是個「宗教嘉年華」,試圖在看似歡樂的文字裡,減少政治上的針對性與衝突感。然而,主辦單位在7月21日於臉書官網上貼出的行前說明裡,仍強調這活動「不是一場抗議,而是溫馨廟會,理性訴求。並無媒體所謂『不抗議了,改為宗教嘉年華』,因為活動從頭到尾,定調皆是如此。」(7/21)簡單地說,主辦單位不當它是場「抗議」,卻也不是「宗教嘉年華」。不必對立,但也不要變得那麼地歡樂。

但是,黨政方面卻是一直用對立的思維—這可能也就是郭信良所說的台北思維:抽象的、系統的,並且對立的,而不是具體的、生活世界的,與可溝通的——即「眾神上凱道」是「抗議」,並急於讓這場有傷正當性的抗議,變成無傷大雅的「宗教嘉年華」。對立,還在最後的那一張照片上:主辦單位表示,神明出巡,地主設置案桌接駕,是誠意的表現,並視為府方對當天訴求的善意回應:相對的,府方則表示沒有委託任何團體設置,案桌是活動的一部分,與府方並沒有關係。不管這是個廟會或是場嘉年華,主辦單位擺出了個盛宴,是個「誇富宴」(potlatch),但是主人不收禮——這不是個順暢的「禮物交換」(Marcel Mauss),看來眾神在上凱道的活動並沒有結束,而會是個開始。

2017080102.jpg設置案桌一事,活動主辦與府方各有不同的說辭。圖片來源:自由時報。

 

「滅香事件」的起承轉合:感性為理性的基礎

首先,其實「謠言」的出現,不僅是7月19日民進黨中常會定調的結果,也就是將「減香」當作是「滅香」,而以訛傳訛的「誤植」或「謠言」,也是讓「正當性—去正當性」的競爭,轉化為「道德化—污名化」的具體表現。正當性與道德的競爭,是政治場域中持續存在的動力,種種的語言也就圍繞著這些主題不斷地生產與流通,包括所謂的「謠言」。因此,是不是有個「事實」,並不是本文的重點,但確是可以跟著「謠言」的討論,而再拉出「後事實」的概念。這個2016年在英國與德國的年度選字,也適用於今日的台灣社會—這裡要說的,不只是因為台灣社會也有臉書及各種社交軟體等資訊爆炸的各種媒體,更重要的是政治社會中的分裂,及不同立場之間的情感對立。換句話說,「正當性—去正當性」的道德競爭愈激烈,道德化與污名化的各種語言也就會不斷生產,快速流通。有鑑於此,重要的不是「事實」是什麼,而是看待事實後面的情感狀態。

其次,當事件變成了「不實指控、傷害民進黨」,而涉及政權的正當性之後,也就讓「謠言」更容易加入中國因素,這對活動主辦方的壓力很大,官網即在活動前一天貼出了「減香滅香真相大白,扯陰謀論太荒謬」的新聞,並補充說明自己不是「第五縱隊」。再次強調,是不是有「真相」,或事件中的各種「謠言」是真是假,都不是這裡要討論的,要討論的是「謠言」的生產與流通,或再加上它的力道——作為公共敘事的謠言,其生產與流通與政治場域中的「正當性—去正當性」的道德競爭有關;而它的力道,即涉及其中的道德符號在社群內的重要性。有鑑於此,確實可以再確認國族議題在台灣社會的重要性——大聯盟不僅要宣示自己不是第五縱隊,還要補上說:「宮廟,永遠是社會偉大的安定力量。」

再者,對宮廟及民間信仰來說,「香火」是重要的,而香火興旺、熱鬧等的概念,不僅是民間宗教的運作邏輯,也是證成其之所以神聖及具有靈力的表現。如果說中國因素觸動了台灣主體性的敏感神經,而撩起了情感的反應,那麼也應該可以理解「斷了香火、封了神爐」會引起民間宗教多大的憂慮。這裡並沒有要將宗教自由無限上綱,要突顯的是情感的地位:如果中國對台灣的威脅讓人擔心,那麼也可以理解「禁香」、「不要燒」等的要求,也引得信眾著急,而這些情感的反應,既不能消解於「兩岸一家親」裡的「和平共存」,也不能用「擋人財路」或「影響生計」等的經濟因素來解釋。簡單地說,這些情感反應是在攻守的關係中來掌握的,台灣中國、燒與不燒香,並且不能單純地用生存、生計等唯物的理由來理解。理解的關鍵在於其中的「情感模式」。

由中國因素所催化的國族議題,是二元的模式——中國與台灣,兩個不同的國家,而在台灣裡談中國,很容易落入「敵友」二分的狀態,而帶有污名;但是,在這次的「滅香事件」裡,活動的主辦方卻表現了一種三角的情感模式:一來,活動的定位不是「抗議」,也不是「宗教嘉年華」,並且與民進黨政府之間一直有溝通、互動,中間還有像郭信良這類人物的角色。這是種三角的形態,也就是在「我群—他者」的對立之間,還有溝通的第三者;再者,活動也一直強調是溫馨廟會、理性訴求,並讓活動維持在最簡單的狀態,拒絕其它與宗教無關之團體與機構的參加,讓活動不致於擴大成為政治性的抗爭——這是因為情感模式不是容易激化對立的二元模式,而是持續溝通、進而收斂的三角模式。

相對的,就民進黨政府來說,行動的樣態再現了二元的情感模式。環保署的空污防治政策確是對民間宗教的焚香傳統步步進逼,短中長期的計畫、勸導罰鍰的手段,看來並不在意宗教自身的邏輯;葉宜津「證實」了蔡總統的「生氣」,跟著又有黨內的「內訌」,好像將黨政的運作表現得「血氣方剛」、力道十足,但解決問題的方式卻僅「技術」上的「用字混淆」,並且還是「媒體」的錯——這些確是民進黨政府所做的,而即便之後出現的中國因素,及對主辦單位的抹紅、污名與民進黨政府無關,但也沒有政治人物出面說點什麼,緩和敵我的衝突,甚至連在最後的設案接駕,也要絕決地公開說明「與府方無關」,像是中間溝通的黨政高層不曾說過什麼。如果說在二元的情感模式裡,對敵我的想像太過抽象、系統,而且欠缺溝通、容易對立,是台北的氣質,那麼台南的情感模式是三角的:接了地氣、有具體生活世界的肌理,而可以溝通。

其實,讓「滅香」連上「空污—反空污」的對立是有問題的,而「只准六輕燃煙,不准宮廟點香」的質疑也是可理解的。這裡不討論政策的對錯,而是延續前文的「情感」與「正當性」。「滅香」的想法會出現,是減香政策的延續,及在現象上、白紙黑字裡的一減再減。如今「眾神上凱道」了,設案接駕卻沒有主人,情感渲洩撞了牆;相對的,就以武德宮所在的雲林縣來說,其空污比台北嚴重上百倍,而主要原因與六輕數百根的大煙囪有關。2017年6月,六輕工業區內十三張燃煤許可證到期,並申請延展。6月10日,環團及地方發動「反空污大遊行」;12日,抗議聲中,雲林縣政府全數通過許可證的延展申請,可說是大放送。在抓放的對比之間,不僅有「柿子挑軟的吃」的相對剝奪感,而且在這裡所相對的,是「大企業—常民」、「現代產業—傳統宗教」,或者又再一次的「台北—台南(雲林)的城鄉對比。

上述對比的與其是「理性—感性」之間,不如說是「二元—三角」情感模式的差異。「滅香事件」之所以發生,不僅是前述抓小放大,相對剝奪感的問題,還在其中的「理性」:官僚的理性為了減香,分了短中長期的計畫及隨之而來硬軟不一的政策,欠缺與社會的溝通;政治人物對權力的反應太過急切,而其它論述的視角則幾乎都是對名聲及權位的計算。於是,對滅香、對傳統,別說很快地帶出了是「假議題」的說法,認為其反對的原因是「財務公開」,為的是「龐大的產業,甚至加入中國因素之後,即於商業利益的計算之外,再加上國家利益——這些都可能有關,本文不討論它們的真假,要呈現的是其間的「理性」、「利益」及「計算」等看法的單一性,與其認為其它的看法是假的偏執。這些理性的語言及其殺氣騰騰的氣勢,再現的是在激烈的競爭底下,欠缺社會脈絡而一直繞在敵友對立下的二元情感模式。

二元的情感模式殺氣太重,不僅壓抑種種友善的社會交換,甚至窒息生機。更何況,當下不斷地在談文創,而在「眾神上凱道」的活動中,不就可以看到生機勃勃的民間創造力。「財務公開」是個價值,但卻也不必像是防賊地將活動簡化成假議題,硬是強悍地污名化,而沒注意到宮廟希望政府注意到他們近年來自主管理的成效。扼殺了商機就算了,再補上了中國因素,更是窒息了生機。回到政治場域的運作邏輯,區分敵友是關鍵,好與不好、道德的與有污名的,從中發生「正當化—去正當化」的道德競爭。但是這樣的二分,真是要那麼快地落入「敵—友」的區分而要致人於死,甚至還拉進了中國因素,用「中國—台灣」的區分來界定其中的敵友?在空污的防治裡,民進黨區分的方式,讓人會以為是「大企業—常民」或「現代產業—傳統宗教」,以致於是城鄉不同——這種二分的邏輯,別說會引人懷疑其對空污防治的誠意,不接地氣的政策還會窒息台灣社會的生機。理性的字彙不僅蒼白,還自以為是。它讓人失去了社會脈絡及來自於生活的意義——失去了意義感而引發的動機危機,更是要嚴肅以對。

2017080103.jpg遊行活動海報。圖片來源:「捍衛信仰守護香火大聯盟」臉書社團。

2017080105.jpg平安護照。圖片來源:「捍衛信仰守護香火大聯盟」臉書社團。

 

「智者樂水」:社會學家的視野

本文提出了「情感模式」的概念,並分出二元及三角兩種模式。理性與情感不是對立的,而情感還是理性在運作前的基礎,因為行為者的行動依據,是在面對特定關係時決定的:覺得這個世界充滿了競爭,甚至是敵意,也就很容易落入二元模式,再從中考慮權力、利益,及行動的計算—這是種欠缺社會脈絡的「台北思維」,別說是自許為現代,還自以為優越,但恐怕是蒼白而唯物地理解著世界,並以封閉的自我追求著所謂利益的極大——這不只是民進黨政府表現出來的行為模式,也反映了現代的世界觀;相對的,在三角的情感模式裡,人們清楚地了解到「關係」的存在,及其中的「社會交往」。人與人交往、人也與環境,與神靈溝通,在關係中生活,也安頓生命。物質是重要的,但關係裡的穩定及喜悅也非常珍貴。三角的情感模式是種生活的慣習,它讓人看到人與人之間,並不是兩個孤單實體之間的競爭,而是有種種的社會脈絡與機制在中介著,並從中理解意義與行動。

在滅香事件裡,我不認為「滅香」是謠言。相反的,我看到的是對「眾神上凱道」的活動,賦予了許多權力、利益的計算,及隨之而來的謠言——或至少是對活動的污名化。總的來說,別說這些動作之中,有些非常下手很重、非常兇狠,政府的表現也看不到與宮廟之間更多的溝通,別說冷漠與拒絕,甚至是敵意與壓制,並不利於「三角情感模式」的生成。回到文章一開始說的「謠言止於智者」,其實在一個敵友對立的二元情感模式裡,恐怕會有更多的「智者」會去生產「謠言」,並讓人在衝突的恐慌中,流通「謠言」。我並不欣賞這樣的智者。但我欣賞另一種智者的樣子:「智者樂水」,以及對應的「仁者樂山」。山水之間,是靜與動的對比。智者,喜歡水,理解變動、欣賞變動中的創造力。社會學是愛智的,是訓練智者——在海邊看著海水潮來潮往,每一次的潮水、浪花,都不一樣,但掌握了一些基本結構之後,又能看到其中的一樣。在一樣與不一樣之間,興味盎然;仁者,喜悅穩定的力量,而他或她本身也是穩定的力量。希望台灣社會裡,有愈來愈多的仁者,而愈有權力的人們,也能創造愈大的穩定——也就是讓這個社會,有愈來愈多深沉、綿密,及促成溝通的三角情感模式。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 1 Comment

宗族與性別之間可能嗎?

姜貞吟/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每年清明節分,新聞總會報導許多家族千人掃墓的盛況,從「新屋葉五美公塔祭祖 子孫8千人齊聚」到「軍事管制區掃墓 金門瓊林蔡氏家族六百多人齊聚,都是千百人規模的家族祭祀盛事。家庭作為社會團體的最小單位,從夫妻結縭到子孫滿堂,兄弟間相互結盟,經過數個世代後逐漸發展出龐大的「宗族」,運作的主要規範即是父權階序形成的「同一父系祭祀群」。宗族的發展歷史長久,近來因現代化社會發展與變遷,逢遇許多挑戰,例如生命發展過程的認同多元化、生活參與社群的專業化與興趣化導向等,都使得現代人不再將家族/宗族視為社會參與的唯一團體。在這些變遷中,性別平權是現代社會發展基本的信念與價值,而宗族發展有不少面向都跟性別息息相關,兩者間能否開啟對話或協商的可能?

2017072501.png「新屋葉五美公塔祭祖 子孫8千人齊聚」新聞畫面。
資料來源:客家電視,http://www.hakkatv.org.tw/index.jsp。

 

宗族是什麼?

 一個家族能持續有效的發展成為如此龐大的組織,需要不少時間積累、人員投入以及清楚的組織規範。宗親族組織雖然起源中國華南農業社會,但從閩客移墾臺灣,幾百年來已發展出本土的、土生土長的、全新的宗族組織。宗族在臺灣的重新建構中,最重要的轉變即是經由對「唐山祖」的祭祀轉變對「來台祖」祭祀的在地化過程,以及其在地域社會的功能與象徵意義。英國社會人類學家Maurice Freedman早期研究華南社會建構出宗族理論[1],影響力相當深遠。他指出華南地區宗族發達的原因,主要可歸諸於需要灌溉以及地處邊疆的防禦需要,閩客移墾臺灣需要資金與勞動力,加上姓氏、漳泉、閩客等多重械鬥不斷,又須與平埔族、原住民爭奪資源,臺灣宗族興起與移民背景有密切的關係。

今日,宗族組織在城鄉遷移、社會發展等衝擊下,除少數姓氏宗族依舊活躍之外,其餘多已消失不見或轉為以想像祖先為主的姓氏宗親會,僅剩少數地區還有此種以血親緣為主的組織,而桃竹苗客家地區與金門單姓村是目前臺灣最主要的宗族活躍區域。「共姓人」的宗族依舊是這些區域相當重要的地域團體之一,部分還持續活躍參與在地的公共事務、動員結盟、婚喪節慶等。宗族團體發展長久,演變出許多不同類型的組織,名稱種類繁多,相關組織涵蓋祠產(其中包括祭田、嘗田、祭產、族田、族產、大公田等)及其管理組織、祭祀公業、公業、祀產、嘗會或祖嘗、祖工會、丁仔會、宗祠組織、祭典委員會、族親會、宗親會、甚至聯宗會等。

2017072502.jpg金門珠山之薛氏家廟。資料來源:https://goo.gl/eqarjN。

相同姓氏的宗姓是宗族共同體的標誌,使本來是內在、難以從外部體察到的血緣關係外化,讓人能從中體察和辨識其間的血緣關係,並根據此一父系血親關係,發展相關規範、階序編列,進行關係層級的規訓與結盟。姓氏在此狀態下,成為血緣關係的象徵符號,對內是家族成員在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還能互相認同的深層依據,對外則成為辨別不同宗族的線索。作為宗族文化核心資產的祖譜、公廳、家廟等,讓因各種因素遷移外地定居者,對自己的生命起源與故鄉想像心能有所繫,宗族成員即便分居不同縣市、區域或國家,都還能持續跨地域聯繫,並在祭祖等重要時節回聚一起。

 

宗族的功能與現代轉變

儘管宗族組織所涵蓋的組織名稱雖不相同,但是其主要的功能與作用,如互助、團結、聯誼、敬奉共同祖先,維持傳統文化與社會秩序之觀念,基本上是相同的。隨著社會變遷,這些宗族常見的功能跟作用也有所改變,或弱化、或轉型,或消失中。這些功能主要在三個領域可觀察到,首先是日常生活領域,特別常見於早期的喪葬喜慶與生活互助。宗族形成的人際網絡可回應日常生活中各種複雜事務,過去家中有喜事、喪事時,家族充沛的人手除可充當各類人力,負責招待、收錢、主持等工作,人力興旺代表主事家族的枝葉繁盛。若宗族人際網絡中有人從事相關職業的話,例如禮服與場地的租借、葬儀社、師公道士等,就可在人際關係中打點完成。一方面人際網絡中的交易,已具些許信任基礎,繼續跟宗族內做生意可維持人際社會資本交換的積累,另一方面則是將交易/交換機會留在親緣團體內,形成肥水不漏外人田。近年來社會快速變動,婚禮與喪葬逐漸高度專業化取向,新增許多專業化的服務項目與相關證照等門檻,吸引消費者改變消費模式與路徑。宗族的人際網絡龐大發散與內控機制日益削薄,在日常生活領域的多數功能逐漸消失,僅剩內部聯繫與例行祭祀等的作用。也還有部分家族成員相當在意喪葬時,能否受到宗族的協助,例如,金門地區的老一輩鄉親十分看重宗族在喪葬儀式中的角色,以表示其能受到宗族內部肯認的地位。

第二個功能是文化活動領域,主要表現在敬祖信仰與節慶活動。宗族的例行活動便是祭祖,通常過年、清明、中元、中秋、重陽、初一十五等,都是祭祖重要時點。此外,過往重要的宗族也常在在地,跟鄉鎮區公所、地方仕紳、在地團體等,形成重要的文化網絡,成為鄉鎮中重要的文化活動。這些文化網絡包括不斷相互交錯影響作用的各種層級組織和非正式相互關聯網,例如市場、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的等級以及各種親戚朋友間的相互關聯,構成了施展文化權力和權威的基礎。例如在桃竹苗客家族群聚居的鄉鎮,最盛大的節慶活動莫過於環繞以新竹新埔枋寮褒忠亭為核心的義民信仰,結合奉飯、中元法會科儀、放水燈、吃糖粥等儀式習俗,是目前該區規模最大的客家重要祭典。也因此,許多在地重要宗族都是當地祭典區主要的輪值主辦者,宗族成為在該祭典核心決策網絡與在地族親、鄰里民的信仰實踐之間的中介質,透過動員網絡讓在地村里民進行祭祀行為,也再度進行宗族權力文化網絡的強化。

另一個功能則是在公共事務領域中的地方選舉與動員結盟。一般學者(如陳明通,1995;陳延輝,2001;蕭新煌與黃世明,2001;吳重禮,2002;沈廷諭與王業立,2006等)多會以地方派系的角度,來切入觀察臺灣各地的地方政治。只要談到某地區的地方政治生態,就會有「我群」、「他群」之對立關係團體,稱「地方派系」。在宗族群聚明顯的鄉鎮,也常會成為重要的地方勢力,這種地方勢力不一定就是界線清晰的地方派系或政治家族,但往往是地方最基層的結盟團體。在臺灣的許多鄉鎮中,宗親組織有其影響力,親戚朋友的助選力量是最可靠的一群人,利害關係也最直接與密切,在選舉時扮演重要的人力動員。觀察過往不同層級的選舉,桃園縣、新竹縣和金門縣地區的參選人,有宗親/族背景者較易受到同姓宗親團體與血緣宗族的支持與關注,雖不是當選鐵律,但當選機率相對高些(劉佩怡,2005;徐偉閔,2005;陳宏義,2005)。普遍來說,宗族與參選人、地方派系、地方勢力之間的影響力不一,彼此間也經常消長、改變或重組結盟網絡。

2017072503.jpg2014地方選舉造勢晚會米粉場尾聲,發放米粉給參與者。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當宗族遇到性別 

宗族以男性為主要繼承軸,凡家族內出生的男性都會被視為家族主要傳承者,而被編入祖譜與刻上公廳牌位之中,日後,宗族男性婚配的女性配偶,會被視為該男性丁口的家戶成員,享有被編入祖譜與刻上公廳牌位的待遇。民法修法之前,女性在婚後幾乎都會冠夫姓,維持全家成員同一姓氏。在民法1998年修正「夫妻各保有其本姓」後,臺灣女性逐漸不再冠夫姓,成為宗族/家族中唯一的外姓人。[2]宗族內出生的女兒,雖也被視為其父親的家戶成員,但傳統觀念把女兒長大後的結婚視為「外嫁」、「嫁出」,日後將成為他姓家族的成員,所以不會被原生家庭編入與寫入宗族祖譜與刻上公廳牌位。近來,也有部分宗族或家族,會在正式的祖譜之外的家譜,把有血緣關係的女性成員的姓名寫入其中,與外姓人通婚後,也會在一旁註明「適某某人」,有時也會載明對方的出生或居住地。

現代社會性別平等思潮價值漸被廣泛接受,宗族逐漸遇到跟父姓繼承與唯男至上等不同價值與規範的挑戰。宗族祭祠儀式中,主祭向來由男性擔任,從未有女性擔任主祭的可能。近年來,陸續有一些女性開始爭取跟原生家庭/家族的各種機會,現職東華大學的蕭昭君教授,是家族中第一位博士,但也是一位女性。在其宗族中,之前從未有女性能擔任主祭,為能跟先祖接上線,她主動爭取擔任家族宗祠祭祀的女主祭。女性爭取擔任主祭是何等重大事件,期間家族內部經過多次討論,猶豫遲疑之聲不斷。最終,彰化蕭家宗祠在2007年春天,終於出現了百年首見的第一位女主祭。

除了開始有女性擔任宗族祭祀主祭之外,另一個挑戰就是「未婚/離婚/已婚」女性死後歸屬的問題。一般男性成員出生後即具有宗族成員身份,不論他是否結婚或結多少次婚,死後都有身份正當性進入祖塔與公廳接受後代子孫的祭拜,升格成為「祖先」。但是,女性卻必須「通過婚姻」才能成為祖先,而且還僅能成為夫家的祖先。傳統上,女性僅被原生家庭/家族視為「暫時性家族成員」,若家中女性未婚就死亡的話,無法成為原生家庭/家族的祖先,過往民間的處理,就是以「冥婚」方式使其在死後仍能進入社會秩序的規範內,不至於外於社會秩序而成為「為什麼女鬼故事比男性多」的擾亂。

女性死後如果沒有通過冥婚成為其他男性家族的祖先,另外一種常見的方式,就是將其安置到寺廟或齋堂中供奉,或另尋靈骨塔寄放。這幾年不少大家族與宗族陸續正視到自己女兒無法在死後回家安頓的事實,也逐漸認知傳統上「嫁出祭難返 未嫁葬難歸」中的性別對待是有差異的,進而著手調整相關作法。知名的南投鹿谷林家,在九二一後籌建家族墓園,明文規定「未出嫁或離婚的林家女兒,都可回來」,讓女兒都可以回到原生家庭祖墳與牌位中。2016年底,桃園廖姓宗族也在多次宗族會議討論決議後,讓百年來安奉在外的廖姓女兒終能回家。廖姓宗族舉辦盛大的祭祀法會,當天一個個廖家男性手捧著親身姊妹的骨灰罈、有的則是抱著自己早夭的女兒,他們都忍不住紅了眼眶,口中唸著「終於可以回家了」。

2017072504.jpg2016年冬,桃園廖姓宗族將未婚姑婆們請回祖塔,牌位安置於公廳中。
未婚女性終能成為原生家庭祖先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宗族的未來挑戰

以往,宗族跟聚落發展關係密切,今日社會變遷快速,許多原本視為理所當然的規範受到挑戰,宗族的部分傳統功能有的式微、有的改變相關規定,以面對社會發展型態與價值信念的轉變。許多專業事項的分工化、商業化或公共化,讓宗族不須再肩負原有的許多功能,也因為價值思潮的調整,許多家族關係與功能被取代讓個體與大家族間互動的彈性漸增。

從姓氏、祭祀、祖譜、到繼承權益等,可觀察到其中一整套以父系宗法為核心的運作規範。看到未婚姑婆能回原生家庭,祭祀法會現場也有其他宗族成員急著問,「那離婚的女性可以嗎?」、「當然可以,都是我們家的孩子。」「那已婚未離婚的女性,但死後想回原生家庭跟自己父母在一起的呢?」、「那未來同婚修法後,男男跟女女呢?也可以成為我們的祖先嗎?」、「那女性可以擔任祭祀公業的派下員嗎?」一個個真實的人生,殷殷盼盼地化為一個個的問號,不斷的向父系宗法詢問著。圍繞著宗族的諸多問題,正是誰能成為「我群」成員認定資格、團體界線該如何劃的爭點。在性別翻轉的過程中,界線不再是僵固死硬,而是模糊、彈性與不斷變動中。

 

 

 

註解

[1] Maurice Freedman(1958、1966)從功能論的角度出發分析宗族組織的結構與發展,指出華南宗族發達的原因歸諸於需要灌溉以及地處邊疆的防禦需要,共有產業是其存續及其分支的基礎,在經濟與政治上具有相當的重要性。但Freedman的宗族理論臺灣的應用分析受到許多學者的挑戰,例如Pasternak(1972)分析屏東打鐵村以及嘉南平原上的中社村的宗族組織、Cohen(1976)對美濃地區的宗族研究、林美容(1989)在研究草屯聚落與宗族關係時,將宗族僅定義為『同一父系祭祀群』。莊英章(1984)指出並不一定要有祭祀公業及宗祠才有宗族團體等。

[2] 鄰近的日本至今仍維持夫婦同姓氏。日本在法律上規定「夫婦同氏原則」,在同一戶籍下的夫妻必須採用相同姓氏。2016年聯合國反婦女歧視委員會上,指出該規定「強制女性冠夫姓」,要求日本應該修法(詳見冠夫姓歧視婦女 聯合國要求日本修法),但至今未有進一步變化。

 

參考閱讀

「女生正步走—牽手催生女主祭」紀錄片,2009,臺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婦女新知基金會,2009,嫁出祭難返 未嫁葬難歸 — 推動性別平等的祭祀文化

邱星崴,2016,炒米粉:山林邊區的選舉慶典。芭樂人類學。

黃萍瑛,2008,臺灣民間信仰孤娘的奉祀。稻鄉出版。

清翔,2017,為什麼女鬼故事比男鬼多。關鍵評論。

Freedman, Maurice, 1958,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_____, 1966,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1 Comment

你念的真的是一所好大學嗎?——公立大學健康檢查報告

戴伯芬/輔仁大學社會系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剛公布2016~2017年全球最佳大學排名,指標性的臺灣大學不但沒有進入全球百大,甚至在QS亞洲最佳大學排名大舉跌落,從第15名降到第24名。每次大學世界排名滑落,總會出現大學經費不足的聲音,高教擴張的結果造成僧多粥少,臺灣公立大學普遍陷入資金不足的窘態。不過,過去五年五百億「唯錢是問」的高教急就章模式,也引發大眾的質疑,究竟什麼樣的大學才是一所好的公立大學?而你選的真的是一所好大學嗎?

隨著少子女化浪潮高漲,對於大學退場的呼聲不斷。民進黨十年黨綱提出「逐步調整公立及私立院校的學生比例,長期達成公立院校學生數過半的目標」,此意味著既有公立大學不論辦學績效如何,皆可無條件續存。在此教育目標下,可以預期的是私立大學在生源短缺、學費凍漲下必須面對激烈的生存競爭才能生存[1];相對地,公立大學在國家經費支持下,沒有倒閉的風險,卻有接受公共課責的義務,必須回應大眾辦好一所大學的期待。本文以公立大學為對象進行分析,主因是公立大學主要由國家教育經費支持,說穿了也就是從納稅人口袋拿錢,大眾更應有機會瞭解大學辦學概況,藉由客觀數字檢視公立大學的辦學績效,打破大學傳統聲望的迷思,瞭解大學教學品質、學習成效以及大學治理,做為學生選擇學校之參考。

2017071801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公布2016~2017年全球最佳大學排名。
圖片來源:https://goo.gl/tA7F2T

 

測量方式

相較於過去學界勞師動眾、所費不貲的高教評鑑制度,透過資訊公開可以更客觀且簡單地表現出一所大學的好壞。2015年,隨著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台(https://udb.moe.edu.tw/)的建制,在學務、教務以及財務三大面向上,更多校務資訊被揭露,可以做為大學辦學績效以及學生選校之參考。相較於國際的各種大學排名,如泰晤士或QS,一般是以研究與學術聲望為主,[2]本文利用學務、教務以及財務的三項核心指標——新生註冊率、生師比以及負債資產做為比較基準,每一個指標,依各學校可獲得的資料平均數計算之後,再轉換成整體公立大學中排名的百分比,即依據大學的相對指標(而非絕對指標)分別換算成積分,滿分為1,再藉三項指標平均數依高到低來進行排序。

新生註冊率呈現學生願意進入該校就讀的意願,依105學年度大學部學生資料由高到低排名而換算成在總體排名的百分比,學測成績排名高的學校指標不一定高,此可反映學校是否可以收到預期要收到的學生,排名高的學校可能要與國外的頂尖大學競爭,不一定可以收到預期要收的學生;相對地,排名低的學校即使採取寧濫勿缺的策略,也有可能因生員短少而收不到學生。不過,目前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台僅有一年的時間資料,可能需要持續觀察才比較客觀。

專任教師的生師比以101到105年的學士生基準之平均值,呈現出學校為穩定教學品質願意投入的固定人力資本。此指標有雙重意涵,一是直接反映每位學生可以分到的教育資源,但由於碩士以及博士班學生並未加權計算,此算法可能高估研究生比例高的綜合大學之生師比品質;另外,則是反映學校願意投入的教學人力資本,學校越以低成本的專案與兼任老師做為教學主力,顯示教學人力越不穩定,越無培養人才的永續經營理念,本指標進行由低到高的排名,並轉換成百分比排序,但由於專案教師仍被認定為專任教師,此指標可能高估了師資的穩定性,但仍優於以學期聘任的短期兼任教師。

財務概況則以101~104年負債佔資產比率的平均值,負債占資產比率=(負債總額-應付代管資產)/(資產總額-代管資產淨額),負債總額在資產總額中的比重是測度學校總資產中由債權人提供資金比率的大小,比率愈高,學校的財務結構愈不安全,進行由低到高的排序。而規模越大的學校負債比率高的負債值會比規校小的放大效應偏高,可能低估規模大的學校之負債問題。

 

公立學校健康檢查結果分析

從105學年度的學士新生註冊率來看,出現兩個特性,第一,排名前8名都是專科或者科技大學,顯示公立技職學校比公立大學受到學生青睞;如果以綜合大學來看,排名第9的是臺北市立大學、第10則為政治大學、第15為臺灣師範大學,而過去一般大眾認為最好的國立大學,並不見得出現比較好的註冊率,如臺灣大學排名第16、交通大學排名第19名、清華大學第30名、成功大學排名第36,這些綜合性大學在爭取最優秀的學生上競爭激烈,而陽明大學甚至落到45名,此可能與招收公費醫學生有關;第二,而排名較後段的學校沒有意外地都落於東部或離島學校,如屏東大學、金門大學臺東大學、澎湖科技大學、臺東商專(例外的是臺中科技大學),主因在於當地學生不見得都想要留鄉念大學,到了高等教育階段,非都會區的年輕人希望接受新的都會環境刺激,而都會區的學生卻不見得願意離開都市,選擇非都市的地區就讀,此反映出高等教育不同於初級與中級學校,具有非社區化、非地域化的特性。

1-1.png

1-2.png

從專任教師生師比來看,一般而言,大學普遍優於技職學校,排名最好的是陽明大學(第1名)、臺灣大學(第3名)、師範大學(第4名)、成功大學(第5名)、中央大學(第9名)以及中興大學(第10名),但是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及國立臺東專科學校也躋身在10名之內,這可歸因於藝術大學的學門特性,需要較多元的師資。而比較令人意外的是交通大學、清華大學、政治大學的排名分別為14、16、23名,生師比顯得落後於其他非頂尖大學,顯示五年五百億計畫在這些學校並未落實於改善師資水平;而落於最後的則是中、南部的技職學校,展現出教師資源在普通大學與技職學校、北部與中南部之間確實出現分配不均的現象。

2-12-2

負債佔資產比顯示出公立大學財務狀況的好壞,但仍以技職學校的表現較為穩健,除了第5名的宜蘭大學(也為技職合併)、第10名的高雄大學之外,排名前10名的多為技職學校。而屬於五年五百億的頂尖大學反而都處在債臺高築的狀態,倒數十名的學校中有8間為頂尖大學,包含中興、政治、陽明、臺大、中央、成功、中山,負債資產比甚至達20%以上,顯示頂大計畫造成學校財務擴張問題,公立大學也有負債難償之虞。

3-13-2

使用新生註冊率、專任教師生師比以及資訊負債比率這三項精簡的指標來為臺灣的公立大學進行健檢,可以得到大學健康與否的成績單,呈現出完全不同於國際大學競爭排名的新景象(如表4)。在國家的經費支持下公立大學雖沒有倒閉的危機,但是結果看出健康狀況良好的前十大學校多數為公立技職學校,而一般大學排名較佳的是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立大學、國立臺北大學、國立宜蘭大學,位居龍頭的臺灣大學排名第14名、清華大學26名、交通大學29名、成功大學排名第36名,而獲得學生平均補助額最高的陽明大學甚至落到第40名,此可能與其大量投資於醫院建設有關。

 

結論:褪色的大學光環

從以上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所有獲得國家大量資源挹注的頂尖大學雖然具有研究與聲望的優勢,但並未呈現出大學教學的卓越,反而不如公立的技職學校,何以致此?作者推論主要的理由有三點。第一,學生在選擇學校就讀時已經不再迷信大學排行榜,轉而以就業、實用取向為考慮,這可能是技職學校註冊率較一般大學好的主因;相對地,雖然綜合大學近年來積極發展創新能力、降低學用落差,但是在大學原來的學術體制下翻轉不易,也有違原來大學的目標,如果學用落差是當前教育部最重要的指標,那麼既有的頂大絕對無法與科大競爭,大學也會持續朝向技職化發展的路徑。如果要維持頂尖競爭力,最重要的即是招生縮編以及增聘教師,找到對的學生以及好的老師,而非一昧地擴張。

第二,公立學校的教師員額是由教育部進行總量控管,因此普通大學優於技專學校,但是部份頂尖大學並未將經費用於充實師資,反而是廣設分校或轉投資醫院,這也是為什麼五年五百億難以發揮效果主因(戴伯芬,2015)。

最後,資產負債比顯示了公立大學財務治理缺失監督的缺失,財務狀況比較穩健的多半為科技大學,在爭取升格之後得到更多資源來改善學校,而拿取最多教育資源的頂尖大學負債最高,陷入以債養債的困境。

每一種大學排名都反映出不同的價值,也會出現不同的結果,學校有沒有人念、師資夠不夠以及財務是否健全,應該值得做為學生與家長參考。在本文三項指標的評比上,頂尖大學會輸給技職學校是一大警訊,說明頂尖大學竟會面臨優秀生員不足、師資短缺以及負債累累的困境。在以人力投報率考量的年代,臺成清交排名是基於教師研究表現的過去式思維,具有教學特色且能與就業市場接軌的技職學校反而成為王道,此說明單靠砸錢可能無法創造出一所好的大學,值得大家重新思考一所好大學的定義。

4-14-2

 

 

註釋

[1] 私立大學由於主要仰賴學費生存,由於財務揭露方式不同,無法直接評比,這也是本文未列入私校的原因。

[2] 2009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評量方式,採取經濟活動與創新、國際化程度、研究指標、學術論文影響,其中最重要的是學術影響力,佔32.5%;Quacquarelli Symonds(簡稱:QS)則參考學術互評、師生比、教職員論文引用量、僱主評價、國際生比例以及國際教職員比例,其中最重要的是學術互評,佔40%。

 

參考書目

戴伯芬,2014,〈一臺兩治:自由貿易示範區對高等教育的衝擊〉,《巷仔口社會學》2014年4月8日,https://twstreetcorner.org/?s=%E8%87%AA%E7%B6%93%E5%8D%80

戴伯芬與林宗弘,2015,《高教崩壞:市場化、官僚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新北市:群學出版社。

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台(https://udb.moe.edu.tw/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5 Comments

職業傷病:看不見的「工」與「殤」

陳秉暉/臺大醫院醫師、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執行委員

 

 

美髮師的職業病

我都不知道,原來你是這樣工作、這樣握梳子。

作為一個職業醫學科醫師,門診工作的內容之一,就是在判斷病人的疾病和工作有沒有關係,這個判斷牽涉到病人的疾病可不可以被勞保局認定為職業疾病,也才能申請保險給付,去補償病人因病無法工作的收入損失,以及必須額外負擔的醫療費用,在台灣工作者的職業疾病中,最常見的就是肌肉骨骼疾病(MSDs),這指的是影響肌肉、神經和肌腱的病症,常發生在下背部、上肢以及肩頸部,肌肉骨骼疾病不只影響日常生活,也是造成勞工失能的主要原因之一。

前一陣子,門診來了一位美髮師,想要來認定右手手腕和左手手指的職業性肌肉骨骼疾病,在過去流行病學中,美髮師右手的手腕,確實很容易因為工作中的手腕動作而有職業疾病。對此台灣也做過一些本土的研究,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在2014年的美容從業人員之職業健康評估及健康促進研究中,就針對全台灣503名美容從業人員做問卷調查,發現美容從業人員肌肉骨骼症狀的前三名分別是肩頸痠痛、關節疼痛和手腕肌腱炎;而陳協慶等人在2010年的理容業上肢肌肉骨骼危害暴露量化分析研究中,也利用人因工程學的儀器,分析21名理容業者工作時的姿勢、動作和用力程度,並發現相較於手腕有高度肌肉骨骼危害風險的製造業勞工,理容業者手腕的肌肉骨骼危害風險甚至更高;而我國的職業性腕道症候群認定參考指引中,更把美容或美髮作業直接列為腕部有不良姿勢的工作之一。

2017071101.jpg在過去流行病學中,美髮師右手的手腕,確實很容易因為工作中的手腕動作而有職業疾病。
圖片來源:https://goo.gl/5R5vBC。

 

醫生的盲點

根據這些過去的研究,我在實際看到病人前,就覺得病人右手手腕的疾病很可能是職業疾病;不過比較奇怪的是,非慣用手的左手、又是手指的肌肉骨骼疾病,無論從過去的流行病學研究,或者我後來透過問診去想像病人的手部動作,都很難想像這個疾病如何和病人的工作扯上關係。雖然病人對於自己手指肌肉骨骼疾病和工作的關聯深信不疑,但我和主治醫師都對於病人左手手指的疾病到底和工作有沒有相關,還是抱著滿腹疑惑,不過我們還是跟病人約了第二次的門診,除了要請病人整理自己的工作狀況外,也請他帶了常用的美髮工具來門診,想請他實際模擬一次工作的動作讓我們評估。

職業醫學科醫師在門診做職業病判定的時候,會先根據過去的流行病學文獻和醫師過去累積的經驗,去做初步猜測,接下來透過問診中的職業史詢問,去探究疾病與工作之間可能的關連。在累積了一些門診的經驗後,我們常常會在實際看到病人前,根據病歷半開玩笑地幫病人「算命」,猜測病人疾病可不可能是職業疾病,但實際上在接觸病人後,才會發現無論你讀了多少書、或累積了多少臨床經驗,沒有看到病人實際是怎樣工作的,可能永遠都無法想到,原來這個工作是這樣進行的,而病人的疾病又如何因工造成。

也是在個案第二次回診時,我才知道,對我這個剪頭髮就是去快剪一百還兼洗頭的人來說,永遠無法想像一個客人光吹頭髮就可以吹快要一小時、而剪頭髮竟然隨便就是一小時起跳,是怎樣的狀況;更重要的是,我原本以為病人幫客人吹頭髮時,左手拿圓梳幫客人梳頭,不過就是用手指和手掌好好握住圓梳罷了,但實際上病人其實是用彎曲的手指把圓梳的柄握住,然後手指要不斷屈曲快速用力轉動圓梳,好把客人濕透的頭髮梳開才能吹乾,而這正恰恰是會導致手指職業性肌肉骨骼疾病的動作,當我把這個動作用手機錄下來給主治醫師看時,連曾經做過美髮業者上肢肌肉骨骼疾病研究的主治醫師,也都是因此才更深入地認識了美髮這個工作。

在職業醫學科工作的這段時間,我深深感受到,即便是自己的專業所在,我們對於這個世界的理解實在還是非常有限,有時候甚至比病人還要來得少,如果不是懷抱著開放的心胸,謙遜地面對這個變化萬千的複雜世界,根本不知道會被自己褊狹的經驗所困,做出多少錯誤的診斷,影響到勞工的權益。即便我們過去累積了許多經驗,去協助我們進行判斷,但如果不是懷抱著開放的心胸,謙遜地把每個遇到的問題,都當作自己第一次遇到的情況,從頭到尾好好了解來龍去脈,我們永遠也無法知道,下一個抉擇的十字路口,是不是正好是過去經驗中的例外。

只有把每次要做判斷的情境,都當作一個陌生而待認識的全新情境,才能從褊狹的經驗以及自身的意識形態教條中逃脫出來,實在地根據實際的狀況,做出真正自由而專業的判斷。

看診結束後,雖然我對於要如何撰寫報告協助病人認定職業疾病,已經有一些想法,但其實我很清楚,相較於病人因此無法繼續工作,甚至連退休後的休閒嗜好都因疾病的後遺症而受限,其實職業傷病保險對於肌肉骨骼疾病的給付,根本完全無法彌補病人的損失。追根究柢,職業疾病的認定固然保障了工作者的基本權益,但其實只是消極地填補病人因為職業傷病而承受的損失,要彰顯它更重要的積極意義,就必須藉此讓整個社會看到職業傷病,進而主動預防職業傷病的發生。

2017071102.jpg職業醫學科醫師在門診做職業病判定之示意圖。
圖片來源:蘋果即時,https://goo.gl/eij4hK。

 

無法停止勞動,無力防範工殤

以病人右手手腕和左手手指的職業疾病來說,固然外科手術的治療大幅改善了病人的症狀,但如果病人再用原本的方式繼續從事美髮工作,任誰都會擔心相同的問題會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所以醫師在手術過後通常會給一些衛教建議,例如工作中要避免某些動作、要穿戴防護用具、要適度休息,但等到病人實際回去從事原本的工作,卻很少有人會乖乖遵守這些建議,於是職業傷病自然會反覆發生。

在進入職業醫學科前,一位內科主治醫師曾經跟我說,在照顧病人的時候,我們常常會給病人很多臨床建議,例如飲食要注意什麼、要增加運動、要規律服藥,但實際上當我們設身處地為病人著想時,往往會發現要落實這些建議從來就不是簡單的事情,作為食物選擇很少的外食族要怎樣做飲食控制?每天忙碌要加班的生活要如何有動力運動?對於日夜顛倒的輪班工作者,要如何按時服藥?這些和病人生活脫節的生硬建議,如果連醫師自己都不知到該怎麼落實在病人生活中,那病人做不到這些建議也是理所當然。

同樣的,在工作現場也不時可以看到很多勞工「很皮」不聽勸告,該做的安全防護就是不做、該戴的防護用具就是不戴、該分開拿的就是貪快一次拿、該蹲下取物的就是硬要彎腰,有時候我也不免會覺得,這群人怎麼就這麼皮,從來就不照標準流程好好做事。

但那位內科主治醫師的話一直提醒我,要從他們的角度來思考問題,所以看到這些很皮的勞工,我總是願意多踏出一步,嘗試去同理他們,主動去瞭解他們為什麼就是無法遵守醫囑。深入認識之後也才知道,在臺灣的勞動環境中,雇主可以一面丟一堆工作給勞工,然後一面跟勞工說不要加班;一面強調工作的責任感,一面跟勞工說不要太累;一面給很低的底薪,一面說都是勞工自己要額外加班才會過勞;一面讓勞工忙到事情做不完,一面說勞工都是因為貪快才會在工作中受傷;一面放任職場中的危險不管,一面丟麻煩又不舒服的防護用具給勞工,要勞工自己小心;一面要求勞工遵守標準流程做事,卻根本不管標準流程可否符合工作現場的實際狀況;雇主總是可以用這種相互衝突的指令,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但勞工怎麼可能自己掌握勞動現場的風險,面對雇主的指揮監督,勞工又有多少抵抗的可能?

如果不實際去了解這些勞工不得不面對的困境,我們很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建議有多脫離工作現場而難以執行,反而錯怪勞工,讓他們產生不必要的挫折感。職業醫學科醫師自然必須仔細了解工作現場的特性,才能給予最適切而可行的建議,但追根究柢,對於工作環境和工作流程有最大決定權力的雇主,還是必須願意把勞工當作與企業一同前進的夥伴,而不是用過即丟的免洗筷,必須正視職場中潛在的危害和風險,並接受職業醫學科醫師的專業意見,才能從根本上控制與減少工作中職業傷病的風險,降低工作中的風險。

在看到那個被我們視而不見的「工」與「殤」,在看到職業傷病如何與工作密切相關後,我們才知道職業傷病從來就不是勞工個人是否願意配合改變的問題,只有從工作環境和工作流程出發,並看到罹病勞工在僱傭關係中的從屬性,我們才能真正提出可以實際操作的改善建議,從而真正做到職業傷病的有效預防。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 2 Comments

社會學在韓國:變遷與挑戰

韓國社會學會會長——趙成南
翻譯——何撒娜

 

 

我要謝謝戴伯芬會長、何撒娜老師、以及台灣社會學會的成員們,邀請我來到美麗的花蓮國立東華大學校園,參加這個特別的盛會。非常感謝給我及我韓國社會學會的同事們這個機會,來參加台灣社會學會年會,能有機會與台灣的學界朋友們見面。

今天,我要簡短地介紹目前社會學在韓國的情況,以及我們所面對的挑戰。接著,我想與大家分享關於我們該如何面對這些挑戰的一些個人想法。

一般認為社會學最早是在日治時期的1906年,由一本月刊介紹進入韓國社會;而第一個社會學課程,是在1927年在京城帝國大學由一位日本學者所教授[1]。在1930年代,有更多大學開始間斷地提供社會學課程,不過當時社會學還未被承認為一門獨立的學科。1946年,也就是從被殖民解放一年之後,首爾國立大學正式成立韓國的第一個社會學系,慶北國立大學於1954年也隨後成立了社會學系。大型的私立大學也加入了這個行列,陸續成立了社會學系:梨花女子大學於1958年,高麗大學於1960年,延世大學於1972年。當時的韓國社會學家主要是在美國與日本接受訓練,著重於理論、鄉村社會學、方法論以及研究法等。

2017070401.jpg1946年,也就是從被殖民解放一年之後,首爾國立大學正式成立韓國的第一個社會學系。
圖片來源:遠見雜誌,張智傑攝,https://goo.gl/D4VCno。

 

韓國社會學會(KSA)成立於1957年,是韓國最大的學術組織之一。KSA是非營利的專業組織,致力於以科學的立場來推廣社會學,為其會員以及公眾的利益來服務,鼓勵學界與實務工作者在不同領域中進行交流。

KSA約有1,300名會員,其中多數具有博、碩士學位,在這些會員的積極支持之下,KSA發展了許多不同的活動,包括出版專業刊物、舉行一年兩次的年會、由相關分支單位組織特別的研討會或工作坊、以及與國內外其他學術、專業組織進行合作等。就像許多會員在海外接受學術訓練一樣,KSA也是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以及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ociology等國際組織的會員。

KSA並未限定哪些領域才算是社會學,正如任何現代與全球性的學科不會為自己設限一樣。目前KSA的會員活躍於許多不同的領域,像是以大學為中心的學術單位、公私立研究機構、諮詢與民調公司、大企業等等。目前大約有40所大學有大學部與研究所程度的社會學主修。畢業生進入韓國國內外不同的領域就業,許多人進入公職、法律部門、新聞廣播界、娛樂工業、資訊與溝通科技部門等,更不用提學界以及主要的大企業。

KSA也是韓國社會科學協議會(KSSRC)[2]的會員組織,這個協議會包含了所有的社會科學領域,像是經濟學、政治學、教育、公共行政、國際關係、管理學、心理學、文化研究等等。身為社會學者,我們不只在這個協議會裡與其他社會科學領域學者們密切合作,更在研究與社會實踐等方面扮演了領頭者的角色。

關於韓國社會學者們的研究領域,從主題、興趣到方法論各方面都有很大差異,涵蓋了當代的政治、經濟、以及許多新興的社會議題。KSA每年舉辦二次年會,分別在六月及十二月。以今年六月的年會為例,約有150篇論文發表於約50個不同的場次中,包含了不同的主題,像是高齡化社會、老年照護、多文化家庭、環境、首爾社會學等等。

我得知今年台灣社會學會的年會主題也與KSA相類似,這給我們一些往後彼此之間進行比較研究的可能性與想法。我們兩個國家都同樣地面臨了當代全球化世界所帶來的相似社會議題與挑戰。我們也都面臨了相似的社會問題,像是高齡化、環境、就業、勞動、移民等。這表示我們可以藉由比較研究與合作來分享我們的知識與智慧,共同來解決這些社會問題。

我們也可以合力發展新的概念與理論,來分析我們的社會與各自的發展途徑,以達到更好的發展。這些概念與理論可以是新的理論典範,與我們亞洲國家與社會相關,有我們獨特的政治、經濟、社會歷史脈絡、與文化價值。雖然我們使用的是相同的學術語言,我堅決地相信能用來解釋我們亞洲國家社會議題的概念與理論,必須與那些我們多數人所接受的社會學訓練、也就是來自西方中心的理論架構有所差異。

我要強調作為亞洲的社會學者,我們必須要協力發展出新的概念與典範,來與我們自己社會獨特的歷史與文化脈絡相呼應。我想這是我們亞洲的社會學者所面對的主要挑戰。在面對這些挑戰的努力之中,我想,韓國社會學會、台灣社會學會、以及日本社會學會都不孤單。我們可以攜手並進,分享我們的想法與智慧。

在這個意義上,這次能有機會參加台灣社會學會年會與各位相遇,對於我和我的KSA同仁們來說,可以說是朝著這個方向跨出了一大步。我非常高興能參與這次的盛會,我也確信這對於我們來自台灣、韓國、以及日本的所有人來說,都是一個珍貴的經驗。當然,從今天開始,我們可以多增加彼此見面的機會。

我要再一次向各位致謝,也盼望各位與會者都能珍惜本次的會議,得到豐富收穫。

謝謝各位!!

 

【本文同步登載於臺灣社會學刊86期,2017年6月,頁69-70  http://tsa.sinica.edu.tw/publish_02-2_con.php?ComID=132】

 

註解

[1]譯者按:第一篇介紹社會學的短文刊登於《少年韓半島》第五期。韓國的第一個社會學課程,是在1927年於京城帝國大學(位於現今的首爾)由日本學者秋葉隆所開授,當時社會學科附屬於倫理學科之下。

[2] 譯者按:英語名稱為Korea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韓語名稱為한국사회과학협의회。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1 Comment

日本社會學:問題以及挑戰

日本社會學會理事長——盛山和夫
翻譯——戴伯芬

 

 

一、日本社會學發展歷史

1878年日本政府聘用的知名日本藝術史學者E. F. Fenollosa, 開始在東京大學教授社會學。當時的史賓塞學派對於日本年輕學者很大的影響。1924年建立日本社會學會,是在美國、德國之外,全世界第三個開始建立社會學會的國家。

日本社會學在二次大戰前後主要的關注焦點在現代化的普遍性對日本社會與歷史文化的特殊性。「日本與西方國家的發展路徑雷同嗎?」或者「日本的現代化之特殊性何在?」、「為何日本以及其他非西方國家在現代性上落後於西方國家?」

日本社會學在二次大戰前後的主要成就,包含高田保馬(1883-1972)的《社會學理論》、《社會學原理》(1919),運用個人式、功利主義以及史賓塞學派,發展出不同的原創概念,如同質結合・異質結合 (homogeneous association and heterogeneous association)、直接結合・間接結合(direct association and indirect association),以及基礎社會・派生社會(fundamental society and derivative society),也提出不同的「律則」,如結合定量法則(the law of fixed quantity of association)、中間社會欠乏法則(the law of loss of intermediate societies)。

在家庭以及鄉村社會學方面,戸田貞三的《家族結構》(1937,Family Structure),以1920年的人口普查資料分析(1%的抽樣水準),發現核心家庭比例已超過50%,小家庭已經成為普遍趨勢,從而否定了家庭演化理論。有賀喜左衛門《日本家族與小農制度》(1943,Japanese Family System and the Tenant-farmer System) ,發現透過家族以及族群系統形成的小農協作關係,此為日本特有的組織以及鄉村社會運作方式。鈴木榮太郎《日本農村社會學原理》(1940)提出自然村的概念,是共同體的生活場所,體現了家庭做為日本社會的精神存在狀態。

戰後日本社會學的更加關注隨著現代化與民主化,分析日本為何進入戰爭,以及為何戰敗?其中一個解答是日本社會的特色—前現代性或封建主義[1]。有些學者以特殊的日本法西斯主義來解釋二戰主因,其中以丸山真男(1947)為代表。福武直的《日本農村社會的構造分析》進而探討隨著農村為主的身份制度瓦解之可能性。

階級與社會意識興起成為新興的研究議題,社會階層化與社會流動調查(SSM)源於1955年尾高邦雄的ISA聯合計畫,每十年為區間進行年輕世代調查,關心日本社會的階層化結構是否達到西方現代化國家水準,探討所謂「新中產階級」的問題。

1960到1970年代開始西方學者特別關注日本研究,如R. F. Benedict的《菊花與劍》(1946)、R. N. Bellah, 《德川宗教:現代日本文化的根源》(1957)、R. P. Dore, 《日本城市生活》(1958),關心的問題在於日本現代化成功的原因?在1960年代之前,馬克思主義對於日本社會科學界有鉅大影響,日本社會科學學者想要瞭解阻礙日本現代化的因素為何。而後受到美國派深思社會學的影響,開始改採取結構功能論的立場,如富永健一《社會變遷動理論》(1965)。

1970年代之後,日本社會學界的理論視野開始擴大,結構功能論衰退,新的典範與理論,如俗民方法論、理性選擇論、文化研究、性別研究、環境研究以及族裔關係,形成多元化理論,而西方的社會學者,如Habermas、 Foucault、Bourdieu、Luhmann思想也被引入,由於日本社會已經進入現代化,現代性研究式微。

 

二、日本社會學國際化問題

嚴格來說,「國際化」意味著 「增加國際合作」,在日本,國際化指的是「人、產品、文化等在全球尺度上的接受與肯認。」對於日本社會學會來說,有兩個重要的任務,一是參與國際社會學會(ISA),一是日本社會學研究的國際化。在1970年初期,國際社會學會已經邀請日本社會學會參與,不過,在學會內部形成不同聲音,一是國際化取向派,一是國內取向派,國內派認為資源有限,「我們需要等到日本社會學發展起來之後才能入會(ISA)」、「現在(參與ISA)仍言之過早」。同時,日本社會學的國際地位低落已經顯而易見。此外,與其他社會科學(如經濟學、心理學)比較來看,日本社會學國際化不足也造成問題。

2003年學會選出的執行委員會決定於2004年入會。但是入會也帶來學會財務的風險,很幸運地,由於學會會員人數的增長,所以收支尚可平衡。2014年,第17屆國際社會學年會首次在日本橫濱舉辦,總參與人數達6,087人,其中來自日本的學者有986人,而來自臺灣的學者有125人,特別感謝臺灣的參與。相較於16屆在瑞典哥特堡舉行,當時日本學者參與者有205人,而臺灣有37人,日本橫濱年會的臺、日學者參與都大幅增加。

但是日本社會學的國際化仍是問題,日本社會學在國際化的表現仍舊不足。有多少日本社會學者成為世界級的社會學家而被認識?大多數日本社會學者的出版語言仍為日文。雖然有近千位日本社會學者參加橫濱會議,不過僅佔日本社會學會會員總數(大約有3,600人)的三分之一,而日本社會學會的成員中僅有22%加入國外的社會學學會或是成為國際社會學組織的會員。

2017062702.png日本社會學會於2004年參與國際社會學會(ISA)。2014年,第17屆國際社會學年會首次在日本橫濱舉辦。圖片來源:http://www.isa-sociology.org/en/

 

三、日本社會學會未來的國際化行動

1.提昇國際化的動機以及出版機會。

2.提供國際會議的資訊、組織以及其他活動訊息。

3.創造與增加國際社會學者的網絡。

4.減少國際化的阻礙,如提供翻譯語言資源以及論文編修。

5.辨理英文出版與發表的工作坊。

6.增加日本社會學家參與國際研討會與活動的機會。

 

四、日本社會與社會學的主要挑戰

1.超高齡化社會:關注社會福利體系的永續性、如何改進以及擴展老人與兒童的照顧體系。對應的是福利的社會學、照顧社會學以及高齡社會學、過疏化地區的問題、地方社區的再組織化。

2.東日本大地震的災難:對應的是風險社會、科學與社會以及環境社會學。

3.網絡社會的問題:關於自我、溝通與媒體的社會學。

4.全球化的問題:如族群、遷移、移民與移工,民族國家與國際協作以及文化與宗教。

5.多元文化的共生社會(做為治理目標):著重於發展生活方式平衡的社會、多族裔社會、尊重差異性社會。主要的社會學領域為家庭社會學,涉及性別、勞動與性慾特質,社會不平等,如接納與排除,以及公民社會、社會資本及公共領域。

 

五、其他廣泛的問題:社會學的危機

1.現象的符號:教科書中缺乏對於「社會學」的適當定義,如社會學是研究人類生活、社會群體以及整體社會以至於全人類世界的科學研究(Giddens, Sociology, 6th edition)。有些教科書的作者用「系統的研究」,假定社會學是「系統的」或「科學的」,可以確認學門專業。這些概念化的問題在於認定社會學只能是「社會研究」,以及社會學的研究只能是「系統的」或「科學的」。

2.教科書中很少介紹與解釋理論概念。

3.缺乏向心力;社會學有不同主題,卻缺乏一般性的理論基礎。

社會學並非一家之言,Marx、Weber、Simmel、Durkheim、Parsons,以來都是百家爭嗚,雖然不同學者的論點南轅北轍,但都在發展社會學理論。如今,許多社會學理論,如Bourdieu、Luhmann、Habermas、 Giddens、 Beck都對特定範疇的社會研究具有影響。但是缺乏共同的理論以及理論架構可能導致社會學做為一種整合性學門的崩解。這個危機不僅出現於社會學門,也廣泛出現於許多人文與社會科學。很明顯地,學生不再閱讀Marx、Weber或 Durkheim的經典著作,也不談論Descartes、Kant 或 Hegel,這些屬於社會學的基本背景知識。

直到1970年初期,歐美國家與日本都已進入現代化。現代性的問題包含何謂現代性?為何現代性始於西方國家?為何日本可以成功地工業化?背後隱含的假設是現代性的祕密,只有那些具現代性特徵的國家可以成功地完成現代化。但是這個假設註定消失,因為自1970年代起,許多國家,特別是在東亞都成功地完成工業化,而且在1990年代之後現代性已變成普遍現象。

後現代的興起,如Lyotard認為這是大敘事的崩解,特別是馬克思主義。 在現代年代已經出現許多大述事,如「社會契約論」、「功利主義理論」、「歷史唯物論」等等,這些都與宗教改革與科學演化以來的社會變遷有關。對於哲學與社會學思想家的基本問題為:「如何不依賴宗教基礎而能建構一個新社會?」哲學與當代文學也關心這個問題。

 

六、結論:什麼是社會學?什麼是社會學研究的目標?

從舒茲(Schutz)對於「社會世界」的特殊性認知的回答開始,「有意義的世界」是由人類分配到週遭世界的意義組成,如族群、國家、教會、公司以及家庭等,透過人類對於社會世界的認知而組織社會世界。而意義世界不像自然世界,是一個具有資源的客觀世界,意義不僅是客觀存在。大述事現代的年代可以構成智識架構,但現在已經喪失,社會學對於社會世界的知識要建構一般性知識架構仍有困難。

人文及人文社會科學的本質,自從Dilthey介紹了「精神科學」(Geisteswissenschaft)的概念,方法論上特性可以用「瞭悟」、「詮釋」、「現象學式」來表現人文社會學科學的本質與特性。這樣的想法沒錯,但是卻有疏漏。最主要的差異是在於人文以及人文科學對於意義世界尋求的目標差異,而不是自然世界只能做為自然科學探索的目標。

意義的世界對於英語世界的學者與研究者而言是陌生的,是由意義組成而並非真實的物理世界,如「價值」、「意義」、「正義」、「邏輯」等不同的概念,以及規則、機構、集體意識、信念等等,一個最佳的例子是B.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社會集體,如「民族國家」、「社會」是因集體想像而存在的。他們是基於自我理解他們的社會世界如何建構的基礎而組成的。

社會學現代性的消融之後的再建構,必須先界定社會學的一般性任務,如「社會學的目的為何?」、「揭露社會事實是社會學的主要任務嗎?」、「社會學家不再追尋更好的社會?」社會科學不應該是,也不必然是純實證的,同時是實證與規範的,原因在於社會世界是意義的世界,而意義世界本質上即是規範性的(因此詮釋學對於社會學而言是不夠的)。

社會學做為共同性的科學,換言之,連帶、社會凝聚、整合、統一、包容許多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學者的理想,如Tönnies的「禮俗」(Gemeinschaft)、 Simmel的「高度整合」(higher unity) 或「親睦性」 (sociability)、Durkheim的 「連帶」(solidarity),或者強調「共同體」與「聯盟」。共同性是反身現代性的核心。全球化是無可避免的,但必須建立在如何不對全球化社會世界中的他者形成差異性壓迫,如族群之內、族群之間以及族群之外的差異性。這與社會學國際化的問題息息相關。社會學可以是國際化,在某種程度上提供社會世界的國際化共同性之理論。而日本社會學的國際化正朝向此目標前進。

 

【本文同步登載於臺灣社會學刊86期,2017年6月,頁64-68 http://tsa.sinica.edu.tw/publish_02-2_con.php?ComID=131】

 

註解

[1] 這裡的封建主義非指中國或中世紀歐洲的制度,戰後到1960年代日本用封建制度來指社會「前近代的、階層的、家父長主義等諸多古老的機制」。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2 Comments

台灣的汽車安全應該回歸什麼樣的市場機制?

劉清耿/中央研究院社會所

 

一、國產車安全嗎?

2012年2月,一位民眾去信交通部,建議立法強制車商將六顆氣囊加上車身穩定系統列為新車標準配備(這是歐美市場的主流標準,而台灣僅有兩顆氣囊,且多數車款皆無車身穩定系統)。之後,收到交通部回覆,交通部認為:台灣的車輛安全法規調和自聯合國UNECE法規,而UNECE並未將車穩系統列為強制配備;其次,為了滿足市場需求,車廠提供不同配備等級的車款供消費者依需求及經濟能力選購,此商業性產品區隔國內外皆相同。交通部依法論法且搬出市場機制兩套說辭,便要打發這封陳情信,投訴人因此將交通部的回覆全文張貼在網路讓大家公評。

時隔四年,2016年11月16日,一位網友在國發會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上提案:「國產車量產時,必需強制公開ARTC撞擊測試結果,並比照國外將結果分級」。訴求權責機關應該將國產車上市前的撞擊測試結果公開,提供消費者作為購車參考,落實民眾知的權利。

根據該平台的提案流程,新提案必須在60日內獲得超過5,000位的支持者附議,才能夠順利成案,並由主管機關出面回應。而這項訴求國產車應公開撞擊測試的提案,在短短的11天內就吸引到5,242位連署人支持,順利通過提案門檻。

2017062001.png

去年底,一項國發會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上的提案,提議國產車在上市前,需強制公開ARTC撞擊測試結果。圖片來源:https://goo.gl/hLZtd2。

針對這項提案,交通部在2017年1月16日及後續召開的記者會中,分別以民眾之提案比較接近於國外NCAP的制度,「所需經費龐大」、「無迫切之需要」、「建議回歸市場機制」、「鼓勵車廠業者自發性揭露撞擊測試結果」、「一般消費者無法解讀」、「若國內有民間機構願意推動,當然樂觀其成」等理由否決國產車應公開撞擊結果的提案。2017年3月3日,交通部長賀陳旦在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接受林淑芬委員的質詢時承諾,將在3個月內提出台灣NCAP的法規及制度研議,政務委員唐鳳則接著在3月24日召開「公開車安撞擊數據工作坊」,邀請交通部、經濟部、國發會及連署公民等代表與會討論,並且做出朝向開放撞擊數據的結論。

2017年6月9日,交通部委託車安中心召開「國內新車安全法規數據揭露及必要分級制度之初步構想」,邀請產、官、學、公民代表等與會討論。當日,林淑芬委員全程參與,並且在首次發言時即詢問主辦單位,根據立委質詢的內容,以及交通部長賀陳旦的回應,皆是以推動NCAP為主,為何會議的議程卻是定調為公開車安法規數據?隨後,出席的公民代表及媒體分別發言,也同樣聚焦在NCAP的議題上,交通部因此表示,將在後續會議中納入規劃NCAP的討論。

2017062002.png

今年六月,由交通部委託車安中心召開的會議,其中的簡報截圖。
圖片來源:車安中心提供之會議簡報截圖。

為什麼會有要求公開國產車撞擊測試結果的聲音?

簡單來說,消費者覺得自己所購買的國產車並不安全。可以從兩方面來看。首先,國產車的安全配備不足。大約在2008年前後,歐美日等地區所銷售的新車款,陸續將6-8顆的空氣囊(Airbag)及車身穩定系統(Electronic Stability Control, ESC)等安全技術列為標準配備(standard equipment),同車型從入門款到頂級款一視同仁,不會因為車價高低而有差別待遇,但在台灣組裝銷售的同車款卻僅有2氣囊,如果消費者想要更多的氣囊或ESC,則必須額外加價購買。

其次,目前歐、美、日、澳、韓、中、東南亞、拉丁美洲都已有新車撞擊評鑑制度(印度也在規劃中),並將撞擊結果公布給消費者作為購車參考,但台灣卻缺乏相應的評鑑制度,缺少公開透明的資訊,使得消費者對國產車的安全性能打上問號。

在後工業化的資訊社會中,訊息具有即時傳遞的特性,讓消費者透過網際網路就可以同步查詢到相關資訊,因此,一旦消費者察覺差異,在這種「你有,他有,我沒有」的比較之下,相對剝奪感油然而生,對於國產車是否安全的疑慮也逐漸湧現。對比提案人所陳述的案由:「公開撞擊結果,比照國外將結果分級」的訴求,似乎可以印證這樣的觀察。

 

二、安全的標準如何判定?

過去,國產車曾因為品質不佳被貶抑為「銅管仔車」;現在,則因為安全的疑慮而被戲稱為「鋁罐車」(意味一壓就扁,不堪一擊)。然而,安全與否的標準究竟是什麼?關於這個問題,必須將法規與市場同時納入思考,才能夠有比較清楚的輪廓。

對車商來說,台灣自從導入UNECE法規以後,新車出廠前都必須經過一連串嚴謹的檢測與審驗程序,確認符合車安法規的規範,才能夠領牌上市。所以,只要依循車安法規的標準,就是合格的安全標準,車安法規並沒有強制車廠必須標配6顆或8顆空氣囊的規定。再者,根據過往經驗,將氣囊裝好裝滿的頂級車型,直接反映在墊高的車價上,也不受到消費者青睞。所以,安全標準其實是法規及市場的問題。通過法規取得上市核可,代表車輛已符合基本的安全標準,至於標準要達到多高的程度,就交給市場的銷售情況來決定,消費者若是真的重視安全,自然願意多掏錢買安全性高的汽車。

對交通部來說,台灣的車安法規與國際接軌,UNECE既無撞擊結果必須公開的規定,也沒有規範車廠必須將6顆或8顆空氣囊列為標配,台灣就不需要標新立異,因此,交通部只要堅守車安法規與UNECE同步,就是在安全的議題上盡到把關的責任,消費者要求公開撞擊測試,並將結果分級,這樣的要求已經超越UNECE的法規內容,所以,交通部不宜介入干預,「建議回歸市場機制」一切交給供需決定。

如此說來,一邊是「在商言商」,一邊則是「依法行政」,那麼,到底國產車的安全標準會有什麼問題呢?問題就出在,交通部以及車商之間對於「市場運作」的認知停留在個人理性選擇、由價格機制來調節供需的自由市場模型,但卻沒有意識到個人如果要做出合宜的消費決定,必須奠基在一個前提之上,那就是「完整且透明公開的資訊」。當前台灣的國產車之所以在安全議題上產生爭議,正是由於市場上存在「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如果交通部沒有面對這個關鍵問題,即便車安法規再嚴苛,車商的廠規標準再高,都無法取信於消費者,讓消費者相信國產車的安全性。

 

三、車安法規等同於NCAP嗎?

交通部目前研擬直接公開車安法規所規範之撞擊測試結果,並參考經濟部能源局車輛耗能分級的作法,開放「車廠送驗的測試車」撞擊結果並做安全分級,只是,這樣的方案可以如實呈現市售車的安全水準(safety level)嗎?這樣的做法符合社會大眾的期待嗎?

斯斯有兩種,關乎車輛安全的撞擊測試也有兩種,一種是針對「量產前」,另一種則是針對「量產後」,「量產後」又分成兩種情況,一個是「尚未上市,但準備上市」,另一個則是「上市後」。

量產前的撞測,歸車安法規;量產後的撞測,則有NCAP。

歐美日韓澳中東南亞拉美等地皆有將車輛安全進行評鑑分級的制度,叫做「新車評鑑計畫」(New Car Assessment Program, NCAP)。這套制度所擬定的車輛安全測試標準高於官方的車安法規(歐盟UNECE, 美國FMVSS),例如前撞速度從法規標準56km/h提升到64km/h,法規僅是最低標準(minimal level),NCAP的基準更為嚴苛,其用意在於透過這樣的對比,針對安全做出「階序」的評鑑,呈現受測車型的安全程度(safety level)。例如EuroNCAP所慣用的星等評鑑(star rating, 1-5顆星),美國IIHS使用Good, Acceptable, Marginal, Poor等。

那麼,以Euro-NCAP最新的評鑑方式為例,1-5顆星各代表什麼意義呢?

2017062003.png

Euro-NCAP最新的評鑑方式。圖片來源:https://goo.gl/Zoiepa

1-5顆星就是所謂的分級,而分級應該具有比較的對象。Euro-NCAP所進行的分級,其比對的對象即是官方的車安法規,也就是歐盟的UNECE或美國的FMVSS。

其次,這套由星等所組成的評鑑語言,它代表的意義,主要可以分成兩方面來看,一個是車體承受撞擊的能力(crashworthiness),另一個則為是否搭配避撞(crash avoidance)的安全技術,前者的表現越好(變形量小且充裕的生存空間survival space),後者所搭載的避撞技術(ESC, AEB, LDW, etc)越豐富,在兩者綜合評量後就能夠拿到更高的評鑑星等。

而這些基本的評鑑規範設計,車安法規有嗎?

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問題,車安法規乃是針對「量產前」的產品檢測,屬於車安審驗的一環,車廠的新車款必須在「量產前」通過車安法規的撞擊標準,才得以「量產」並領牌上市,掛牌上路。NCAP則主要針對「市售車」(已上市)或「準市售車」(還沒有上市,但是已經通過政府車安法規型式認證(type approval)的車型)來進行鑑測。

如果交通部僅願意公開車安法規的撞擊數據,無法克服一個根本的難題,那就是車廠送測的車型是不是因應車安法規的撞擊測試而進行特別補強的選手車?而這台選手車與產線量產的市售車一樣嗎?如果不是採鑑測市售車(或準市售車)的方式,消費者永遠無法知道,上市前的送測車真的等同於上市後的市售車嗎?兩者的品質一致嗎?這個就是品質一致性的問題(conformity of production, COP)。

當然,歐美所推動的NCAP,其主要目的並不僅止於解決品質一致性的問題,因為NCAP的撞測標準高於官方的車安法規,而當交通部打算以直接公開車安法規的撞擊數據作為因應方案時,就會面臨「品質一致性」的難題。即便公開了車安撞擊數據,但是對應到市售端,回歸到市場端的市售車,其安全性能依舊是個謎團,是一塊無解的黑箱。

 

四、NCAP對市場的意義

NCAP最早起源於美國。美國有兩個新車評鑑計畫,一個就叫做NCAP,經費來自運輸部預算的支持;另一個叫IIHS,經費來源則是保險公司。目前全球共有9個新車評鑑計畫,多半具有官方(特別是交通運輸部門)的經費支持,用以進行獨立、不受干預的撞擊評鑑。

NCAP的評鑑對象,是以「已經量產」的「市售車」或「準市售車」為主,透過匿名的方式,到經銷商購買市面上的銷售車款,就如同一般消費者的消費行為。之後再將所購入的車輛運送至實驗室進行實車撞擊,依據撞擊後車內假人(dummy)及車身受損情況,以及測試車型具有的安全配備等項目進行判定,把相關數據轉化成為容易判讀的星等評價,最後將這些資料公佈給消費者參考。

總部設於英國的Global NCAP目前正在推動Safer Cars for India的計畫,在2014年挑選了Suzuki Alto, Hyundai i10, Ford Figo, Tata Nano, Volkswagen Polo等五款在印度暢銷的車款進行實車撞擊測試(前撞64km/h),結果這五款暢銷車都得到0顆星的評價。以Suzuki Alto, Tata Nano, Hyundai i10為例,這三款車都沒有將空氣囊列為標準配備,此外,更嚴重的是車體在撞擊之後,潰縮的程度顯露出結構強度不足的問題,危及車內乘客的生命安全,因此,就算這些車款配置了空氣囊,恐怕也無法有效地降低傷害的風險。

2017062004.jpg

印度銷售的Hyundai i10撞擊測試。圖片來源:https://goo.gl/ZRaxL2。

舉例來說,如果我們把歐洲市場所銷售的Hyundai i10的撞擊結果拿來對比,卻發現這款小車標配了6顆空氣囊,它並非那麼不堪一擊,在歐洲的NCAP實車評鑑中,i10拿下相當不錯的4顆星評價(最高為5顆星)。

2017062005.png

歐洲市場所銷售的Hyundai i10撞擊測試結果。圖片來源:https://goo.gl/w4Zs5D。

如果沒有針對市售的車款進行實車撞擊測試,並且將結果完整公布,我們不可能知道同樣是由Hyundai所研發的i10,在歐洲與印度之間,竟然存在著如此大的安全落差。想像你是印度的消費者,當你充分地獲知在印度銷售的Hyundai i10,其安全性能竟如此不堪,無法在事故發生時提供給充足的保護,你還會有購買的慾望嗎?如果有更多人和你一樣,不願意對這樣的國產車買單,會不會對車商產生經營上的壓力?車商如果要扭轉市場上的劣勢,會不會著手改善車體的結構安全及配置更齊全的安全技術?[1]

許多人以為如果沒有通過NCAP的撞擊測試,受測車款就無法上市,這樣的理解有誤。即便是得到0顆星(或IIHS評價為Poor)的受測車,都已經是通過車安法規,在市場上合法銷售的車款,因此,沒有「無法上市」的問題,就看消費者願不願意接受。所以,NCAP最重要的精神是透過提供充分完整的透明資訊給消費者瞭解,在此過程中解決「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的問題,並且建立一個循環:

提供消費者公開完整資訊消費者產生需求車廠因應需求提供更安全的新車→創造一個安全的市場

 2017062006.jpg

美國的市售新車在車窗玻璃上提供車輛安全資訊的Monroney sticker,
讓消費者了解該車的安全性能。圖片來源:https://goo.gl/VawLj5

 

曾任福特汽車公司總裁的Lee Iacocca曾說過一句車界流傳的名言,那就是:「安全沒銷路」(safety doesn’t sell),來形容1960年代之前美國消費者普遍不注重汽車安全的狀況。當時如果車商推出以安全作為銷售重點的產品 (類似現在常聽到的「安全特仕款」),讓消費者在購買新車時,可以選配安全帶等安全配備,市場的反應通常不會太好,消費者注重汽車的外型甚於安全。在這種情況下,汽車安全並不是車商的責任,而是消費者有沒有正確的駕駛觀念和技巧,如何來避免事故發生(crash avoidance),安全是個人的責任而不是車商。

不過,這種情況在1960年代之後開始發生轉變,最為人所熟知的事例是民權律師Ralph Nader出版「任何速度都不安全」(Unsafe at Any Speed)來揭露通用汽車旗下一款命名為Corvair的車款,本身在設計上就存在瑕疵,因此,無論駕駛人多麼小心謹慎,都無法預防事故的發生,這本書促使讀者開始思考車商對於汽車安全的責任,一時洛陽紙貴,造成很大的迴響。

2017062007

民權律師Ralph Nader出版的書籍Unsafe at Any Speed揭露通用汽車旗下一款命名為Corvair的車款,本身在設計上就存在瑕疵。圖片來源:https://goo.gl/D6CcgC

其後,掌理交通安全問題,並且開始對車商施予規範的法令及政府部門陸續成立,像是National Highway Safety Bureau(也就是後來著名的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 NHTSA的前身),而Nader的戰友Joan Claybrook也在重重阻礙中成功地推動美國第一個新車評鑑計畫,訴求汽車安全除了要教育駕駛人、用路人具備正確的觀念之外,更重要的是,透過新車評鑑計畫讓消費者意識到車商有責任提供更安全、耐撞的汽車。因為事故無法避免,人總是會犯錯,一旦事故發生,如何避免嚴重的傷亡,才是汽車安全最為核心的問題。

在技術實作上,新車評鑑計畫主要是奠基在「耐撞性」(crashworthiness,或能撞性)的思維上,也就是車體的結構設計必須在有效地吸收撞擊能量後,維持一定程度的生存空間,同時,搭配輔助的安全技術,例如安全帶、空氣囊,避免車內乘員發生傷亡程度更高的二次撞擊(second collision),也就是IIHS所說的,良好的結構,安全帶與空氣囊能夠減少撞擊傷害(a good structure, safety belts and airbags can reduce crash injuries.)。從Ralph Nader到Joan Claybrook,甚至是更早的Hugh DeHaven, William Haddon, Jr.(Hugh DeHaven雖然曾經在Cornell推動碰撞研究,但一開始也不是以汽車碰撞為主,而是聚焦在飛機墜落時的撞擊分析),他們都不是正統的汽車工程專業背景出身,但卻是推動撞擊測試及撞擊數據公開化的重要推手,所以,交通部實在不用擔心「撞擊數據太過複雜,一般民眾無法讀懂」,一直以來高手都是在民間,不是嗎?

 

五、台灣應該推動NCAP嗎?

NCAP的推動與運作,確實與對於「市場」的思考有很高的關聯。針對台灣應否成立NCAP,有一種聲音認為,台灣的內需市場太小,推動NCAP不符合經濟效益。以2016年的統計為例,中國的新車銷售量是2,779萬輛,中國有C-NCAP,美國的新車銷售量是1,775萬輛,美國不僅有NCAP,還有IIHS兩個新車評鑑計畫。日本在去年的新車銷售量是496萬輛,日本也有J-NCAP,南韓新車銷售量183萬輛,他們也有K-NCAP。台灣呢?去年的市場總量約為43.9萬輛,比起上述這些國家,台灣市場確實小了點,但如果從全球的市場規模來看,台灣大約是在第26、 27左右的排名,與瑞典、菲律賓的規模相近。瑞典去年的市場總量約是42.3萬輛,而瑞典政府是Euro-NCAP的贊助成員,菲律賓目前也加入了Global-NCAP及馬來西亞政府所主導的東南亞新車評鑑計畫(ASEAN-NCAP)。

如果新車評鑑計畫一定要與市場規模連結,順著這樣的思考,最後一定得到這樣的答案:不符合經濟效益,穩賠不賺,因此,不切實際。然而,歸根究底,NCAP原本就不是「營利事業單位」,它與市場最緊密的關聯,就在於創造一個資訊透明公開的平台,讓消費者知道,車輛安全可以到什麼樣的程度。

在過往閱讀NCAP資料的經驗中,很少看到NCAP直接以道德的角度來作為運動的訴求,大致上,他們會很理性地闡述如何創造一個安全的市場,而一個被創造出來的安全市場又如何能使消費者獲得更安全的保障。而在本次由網友提案「國產車量產時,必需強制公開ARTC撞擊測試結果,並比照國外將結果分級」的資料閱讀中,我卻在許多的連署資料中發現連署人將汽車安全、資料公開等議題直接扣連到生命價值的思考。

在5,242份公開連署的資料中,可以瀏覽到許多具有道德意涵的附議理由,「台灣人命不值錢」(連署編號1254)、「安全不容成為廠商的利潤所在」(連署編號1236)、「生命無價,安全優先」(連署編號1633)、「尊重生命」(連署編號1616),「生命財產的保障,不應有價格的區分」(連署編號1415);這些留言基本上投射出一幅基本圖像:推動新車評鑑計畫與資料公開,不僅僅是成本效益的經濟評估,更涉及到我們的社會看待生命價值的態度。

從歐美推動NCAP的經驗來看,生命價值與市場效益之間並不是零和的矛盾衝突,一個能夠保障消費者生命安全的市場,同時也可以提升車廠的競爭力,減少更多有形及無形的社會成本,創造多贏的局面,可以說,NCAP的出現就是以維護消費者安全的基本權利做為起點。

簡單來說,全世界沒有一套車安法規需要將撞擊結果公開並做分級;全世界公開撞擊結果並做分級的只有NCAP而這兩者無論在精神、標準、運作都大不相同,交通部目前卻打算敷衍了事,把馮京當馬涼,拿張飛打岳飛。依照目前交通部的版本,不僅無助於解決車輛資訊公開透明的目標,更無助於提升國內市場所銷售的國產車之安全性能。但卻可能在公開數據之後,混淆了社會大眾對於車輛評鑑的基本認知,因為,民眾會認為,交通部都順應提案,願意開放車安撞擊數據了,酸民到底還要怎樣?一旦如此,往後將更難推動NCAP的公開評鑑制度。

從1970年代至今,歐美日等地都已經找到解開車輛安全黑箱的對應之道,交通部還要繼續坐在井裡頭,拿著一根管子看天空嗎?

 

 

 

 

 

註解

[1] 這裡往往容易出現一個看似矛盾的論點。車廠如果提供齊備的安全技術,例如把2氣囊增加到6氣囊,那麼,增加的成本消費者願意吸收嗎?意指不是車廠不願意做,而是顧慮到消費者對於車價的接受度。究竟車體結構及安全配備的成本是多少,在不對稱資訊的限制下,消費者無從得知。但是,我們卻可以在市場上觀察到一件事,以台灣為例,2107年3月剛上市的Hyundai Super Elantra,從入門款的64.9萬就提供6氣囊+ESC的規格,三陽現代在台灣並不是主流品牌,但卻可以提供不遜於歐美日的標準,而它的同級競爭對手,卻依舊採取基本2氣囊,4,6加價選購銷售策略。難道三陽現代是佛心車廠,賠錢做買賣嗎?所以,這顯然不是車價反應成本的問題,而是車商願意把獲利設定在什麼樣的基準(合理利潤)。

 

參考資料

Amy Gangloff. 2013, ”Safety in Accidents: Hugh DeHave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rash Injury Studies.”Technology and Culture. 54(1):40-62

Global NCAP, 2014, Annual Report & Financial Statements.

Global NCAP, 2015, Annual Report & Financial Statements.

Lemov, Michael R., 2015, Car Safety Wars: One Hundred Years of Technology, Politics, and Death.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NHTSA, 2013, GOVERNMENT 5-STAR SAFETY RATINGS FOR MOTOR VEHICLES
ADVERTISING & COMMUNICATION USAGE GUIDELINES.

NHTSA, 2016. 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 Fiscal Year 2016 Budget Overview.

Peter Norton, 2015, “Four Paradigms: Traffic Safety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United States.” Technology and Culture. 56(2):319-334

Wetmore, Jameson M., 2004. “Redefining Risks and Redistributing Responsibilities: Building Networks to Increase Automobile Safety.” Science Technology.Human Values 29:377-405

網站資料: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國產車量產時,必需強制公開ARTC撞擊測試結果,並比照國外將結果分級」https://join.gov.tw/idea/detail/51619983-7ab7-4f3a-9821-e659afab9b7e

交通部新聞稿
https://goo.gl/HbfBMs

Crash testing and crashworthiness
http://www.iihs.org/iihs/topics/t/crash-testing-and-crashworthiness/topicoverview

Crash Tests Show India’s Cars Are Unsafe
http://www.globalncap.org/crash-tests-show-indias-cars-are-unsafe/

World Car Market. The top 100 countries ranking in 2016
http://focus2move.com/world-car-market/

Euro-NCAP
http://www.euroncap.com/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1 Comment

當代社會實踐與創新面臨的挑戰

蔡侑霖/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近年來由國家學術與教育主管單位所補助,以全校為層級的大學教師團隊所執行的大型社會實踐與創新研究計畫似乎蔚為風潮,例如科技部人文與社會研究發展司的「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的「大學生態系統創新計劃」、「人文及社會科學知識跨界應用能力培育計畫」等等,從最近教育部正在推動的「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來看,此類型計畫有擴張的趨勢,根據該計畫官方網站與補助要點(草案)中的資訊,不僅是跨校規模,且預計投入大量公共經費,其中「深耕型計畫」在執行期期間,每校每案的補助可高達一千萬元。

在大筆資源投入之下,這類研究計畫已然有些成果,例如一些來自不同領域且原本不熟識的學者,透過共同參與計畫的方式創造出跨域網絡,隨後即使在沒有外在經費支持下,該網絡仍繼續回應在地社區人群所面臨的議題,甚至能跨出原本研究計畫所涵蓋的地域。再者,與這類研究計畫相關的知識生產也在積累之中,例如黃書緯曾在「巷口社會學」上討論過的教學設計面向,以及在《台灣社會學會通訊》中討論過跨領域教學實況。

站在這樣的基礎上,本文嘗試指出社會學的觀點或許可以在「如何讓這些大型社會實踐與創新計畫得以精益求精」的議題上略盡綿薄之力。必須先聲明的是,這些計畫的主管單位、執行計畫的大學本身,以及各計畫內容之間均有歧異性,因此本文並不企圖討論此類型計畫所有可能涉及的議題,只針對兩點,即這類型計畫所涉及的社區面向與大學社會實踐與創新計畫團隊本身。

 

2017061301.jpg2017年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徵件海報。圖片來源:新作坊,http://www.hisp.ntu.edu.tw/。

 

 

故事是這麼說的

話說在某大學校園中,一位商學院老師的團隊進行關於社會創新的計畫成果發表會,展示這個團隊與在地計程車駕駛團體合作,推動由駕駛擔任深度旅遊導遊的包車方案,確實有效提高從業收入。成果還不只如此,這個創新方案還透過計程車產業,企圖解決「國道五號的塞車問題」,故事是這麼說的:國道五號的塞車問題是因為宜蘭方面「最後一里」的交通運輸問題所造成的,因為大眾運輸不便,遊客使用率很低,於是大家只能自己開車,造成塞車問題。如果可以用計程車肩負起「最後一里」的運輸,遊客會較願意搭乘公共運輸工具進宜蘭,也因此能紓解國道五號的塞車問題。易言之,既可以滿足大眾需求,又能夠解決塞車問題,這樣的公益性與創新設計,何樂不為?

這個成果發表會被普遍認為具高度亮點,聲譽卓著,也成為校園中其他推動社會實踐與創新計畫團隊亟欲仿效的對象,例如一個以科技部經費在原住民地區執行計畫的團隊,規劃著向某電信業者的4G智慧城市計畫提出申請,推出4G計程車方案。4G智慧城市計畫的由來是經濟部由4G頻譜標金中編列150億元預算以刺激各項4G服務發展,並從其中提撥50億元為計畫基金,由六大電信業者主導,以及各單位協助,打造符合當地需求的智慧城市解決方案。

初步的提案構想是,站在該社會實踐計畫於在地執行一年半的基礎上,企圖結合企業、政府與大學的力量,促進部落自主發展。就其細部規劃來看,主要期待設計出雲端計程車系統,來結合觀光旅遊/原住民傳統領域介紹、原住民族文化資產導覽服務、活絡社區經濟,以及在長期照護方面提供愛心敬老的接送服務。就其涉及的四大面向來看,稱得上是個企圖心宏大的計畫,而雲端計程車在這個計畫中被賦予串連龐大構想版圖的樞紐角色,亦即,一旦讓計程車業者能透過為觀光旅遊消費者提供更優質服務獲取更大的利潤,他們就更可能願意去照顧其他社區居民。

 

動人傳說之下未觸及的提問

然而,在這些成果看起來亮麗或企圖心宏大的方案規劃與執行下,是否有許多問題仍被鎖在黑盒子之中,鮮少被討論呢?或許社會實踐與創新計畫投入某種地方型產業的經營規劃,的確能改善該產業經營狀況,就如同上述關於宜蘭計程車的方案,順利地幫助在地計程車業者獲利,然而除了地方性產業,其實經營不善的事業體,甚至利潤豐厚的跨國企業,都有可能向其他單位諮詢,設法改善經營,增加獲利。難道成就某種地方性產業的獲利真的是社會實踐與創新計畫的核心?

許多鮮少被討論的問題恐怕更核心,也未被回答,例如:推動計程車方案後,國道五號塞車狀況改善多少,如果無法改善,問題的起因真的是「最後一里」的交通問題嗎?我們或許可以繼續問下去:這些方案要解決誰的交通問題?到底是觀光客的還是在地居民的?這兩者之間是否存在衝突?地方性觀光、文化產業帶來的效益真的能夠擴散與涓滴到大部分的居民嗎?社會實踐與創新計畫以及相關介入方案的公益性訴求最終是否變成是一種公關性質的宣稱?

關於地方性產業與公益的關係,就以台灣喜歡師法的日本為例,張正衡在最近一篇剛出版的論文中,引述到日本「地域振興」的文化產業經營實況:

「成功的案例往往只是一個社區中的部分店家與個人獲益,不僅對於整體的地方經濟的改善效果有限,也仍無法逆轉鄉村地區的人口流失與高齡少子化現象。另外,這些文化產業並非全然帶來社區的凝聚力與交流,而是同時造成衝突與競爭,但這些陰暗面卻很少在產業發展的願景中被提到。」

回到上述被試圖推行雲端計程車的原住民村落,也可以觀察到類似的問題。由於該原住民地區擁有溫泉資源,距離都會區不遠,冬季泡湯季節的運輸高峰,公車幾乎是班班爆滿,除了對於居住於溫泉區,同樣使用公車的在地老人家造成困擾外,也影響其他居住於公路沿線只能依賴這一路公車通勤的老人家。曾經,在一班爆滿到乘客很難動彈的公車上,見到一位高齡女性請求另一位老人家讓座,當她坐下後,我看到其膝蓋有動過手術的痕跡,在蜿蜒的山路旅程久站的不適,使她只能請求其他老人家幫忙。

推動雲端計程車方案真的可以面對這些不經營觀光業與地方文化產業的老人家之需求嗎?為何必須優先滿足觀光客的需要,再以利潤讓業者願意提供社會服務?而不是以扎實的基礎調查掌握在地居民實際的生活樣貌,提供給地方政府做為管制公共運輸以及與公車業者協商增加或調整班次與路線的依據?儘管這兩者並非完全互斥,然而在計畫有限的資源下,恐怕就必須思考到底該優先置重點於何處?是在什麼樣的原則下做出決策?有利於誰?而誰會受到負面影響?

2017061302.jpg

企圖解決「國道五號的塞車問題」的 社會實踐與創新計畫,看似雙贏,實則隱含更多鮮少被討論的核心問題。圖片來源:中央社,105年6月18日沈如峰攝。

 

 

反思之一:當代地方社會與政治面向

針對上述的諸多提問,社會學的視角應可反身性地略盡綿薄之力。或許可以從區辨表象或表徵(representation)與社會事實開始,這展現在經典的社會學文獻中,舉例而言,馬克思傳統的分析就掌握浮現於表層經驗層次的商品拜物教,以物與物之間的等價關係掩蓋了價值作為社會性勞動的成果;Karl Polanyi則告訴我們,看似自然而然存在的自律市場其實是個人造物,而法西斯主義看似是一種民族主義的動員,但其實是對於自律市場的抗衡所帶來的災難。我想,區辨表象與社會事實的立場,要求我們質疑社會實踐與創新的公益性宣稱以及展示的成果是否只及於表徵層次,掩蓋了地方性產業對於利潤的渴望、大學面對的開源壓力,以及學術機構內部、地方團體之間,甚至是兩者之間辯證性、甚至衝突性的互動過程?這些恐怕都亟需透過具體案例分析來加以掌握。

一旦揭開表徵,非同質性的地方社會與權力關係的結構恐怕就難以忽視,這也涉及到社會實踐,以及晚近當紅的社會企業、社會設計中的「社會」如何被界定的問題。在「巷口社會學」關於社會企業與社會設計的討論中,吳宗昇界定的「社會」是群體的公共利益,陳東升認為的「社會」是為「90%的公眾」,然而群體的公共利益到底是什麼?90%的公眾需求又是什麼?再者,回應這些需求的手段又是什麼?

正如早年從事社區研究的社會學家Arthur J. Vidich與Joseph Bensman在”The Springdale Case: Academic Bureaucrats and Sensitive Townspeople”一文中反省的,基於社區社會結構的本質,研究計畫從來未能與整個社區發生關聯,晚近出版的《21世紀的地方社會:多重地方認同下的社群性與社會想像》更指出在當代,當地方社會從血緣與地緣紐帶解離出來,轉變成經由個人日常生活與人、地、物、事互動過程所建構的認同,也更具有多元、流動的社會想像。在這樣的情況下,當我們進入異質性、充滿不同認同與團體組織的地方社會時,是否可能面對一個狀況,看似如同有機體般的社區是個表象,實際上的狀況是大部分得以發聲,能定義何謂公益與手段者是地方上已經掌握政經資源的人物或團體?

沿著這樣的理路思索,我們不難理解在實際執行上,執行社會實踐與創新計畫的大學團隊可能更重視與地方上有力人士的合作,並延續資本主義的邏輯,把市場導向的地方文化產業或觀光產業發展擺在優位,這樣的操作對學校而言具有更大的宣傳與公關效果,畢竟其符合以創造利潤來解決社會問題的主流社會企業想像,從而邊緣化無聲者的需求,這在上述雲端計程車方案構想中呈現得相當清楚。同樣地,擁抱在地權力者的操作模式亦可能消解草根力量,在我親身經歷的案例中,不乏社會實踐與創新計畫執行者在推動參與式決策時,因期待與地方政府合作而刻意地經營與首長的關係,然而當相對缺乏政經資源的在地青年對計畫所規劃的空間使用提出質疑時,反而被視為是阻礙計畫執行的麻煩製造者。未被正視的權力關係事實上印證了Remko Berkhout這位社會創新實踐者與學者在”Irresistibly biased? The blind spots of social innovation”一文所指出的:當社會創新成為一個難以抗拒的偏見現象時,決策的政治面向往往成為沒有被看見的盲點。

綜上所述,社會學的觀點可能幫助我們留意社會實踐與創新計畫所介入的當代社區中的結構面向,這涉及頭人與常民、地方權力核心與邊緣團體之間的關係;再者,也可能使我們敏銳偵測到此類計畫可能帶來的各種效應,因而設法避免利益集中化、特定人群被忽略,以及「公共」面相未能浮現的現象,使得大筆公共經費的投入能產生更豐碩的成果。

2017061303

《21世紀的地方社會:多重地方認同下的社群性與社會想像》指出在當代,當地方社會從血緣與地緣紐帶解離出來,轉變成經由個人日常生活與人、地、物、事互動過程所建構的認同,也更具有多元、流動的社會想像。圖片來源:博客來

 

反思之二:大學團隊內部動態與結構

社會實踐與創新研究計畫觸及的社區面相也與大學團隊的價值關懷與分析架構息息相關。在價值關懷方面,上一節提到執行社會實踐與創新計畫的大學團隊很可能順應資本主義的邏輯,畢竟這是社會既有的運作邏輯,我瞭解身處其中的大學團隊必須面對各種依據成本效益的算計,壓力甚大,那麼要如何才能導向社會實踐與創新的初衷,就是一個值得大家思考的問題。另外在分析架構方面,以下我就以「創新」的內涵進行討論。

「創新」是否等同於引入或結合某種技術?或是帶有科技成分的創新才是相關社會實踐與創新計畫傾向認可的、受矚目的、優先享有計畫資源的創新?如果是,會不會成為科學史家Evgeny Morozov所批判的「技術解方主義(technological solutionism)」?一旦我們認為所面對的是技術問題時,接下來只是要找出解決問題的最適技術,不會再討論許多更深層的問題。一個例子是關於「巨量資料(big data)」運算法的討論,Morozov提到,通常被討論的是如何使運算法變成更具道德性,而不是質疑在哪種時空環境下我們該建立運算法,哪種時空環境下根本不宜。例如面對「監視運算法(surveillance algorithms)」時,論者不問是否該執行它,而是問如何使其具備道德性。

上述的宜蘭計程車產業與雲端計程車方案恐怕就構成「技術解方主義」的案例,無論是創造新的經營技術,或是醉心把4G科技引進地方產業,再賦予技術某種宣稱的公益性。這不僅涉及將資源分配的議題去政治化地化約為技術議題的傾向外(例如張晉芬早已在《台灣公營事業民營化:經濟迷思的批判》中指出台灣偏鄉公共運輸的衰退乃是民營化政策下的結果,民眾在行之權益上的改變當然涉及資源分配的政治面向),也可能邊緣化創新的其他面向。

舉例而言,如果當大學社會實踐與創新計畫團隊將打造有別於資本主義或市場烏托邦的另類經濟為目標,那麼依據Polanyi的討論,創新或許意謂建構市場必須再植根的社會關係,或是如J. K. Gibson-Graham在A Postcapitalist Politics中所強調的,建構「在乎他人,與他人連結的經濟主體」,並願意與不同背景的人互動與合作,而透過一些非為市場生產的、非正式的,氛圍是”loose and light”的活動(例如做披薩與烘焙烤餅等)在營造這種經濟主體的過程中相當重要,在這些活動中,生產本身就是目的,生產者享用成果就是一個愉悅的經驗,此外,生產者也同時不知不覺地投身於集體性的實作,並在這種與不同背景人士合作的集體實作中,生產者意識到技藝、自我,與歸屬感的價值並不等同金錢(worth with money),而是本身就具有價值(self-worth)。

上述的討論涉及在「技術解方主義」之外的另類可能性,也強調計畫執行的過程性,因此,有別於以短時段中產生之產值、活動次數、參與人數等結果中心的評量指標,也需思考適當的公共利益與過程中心的評量指標為何與如何建立,David Lane與Filippo Addarii在” Social Innovation and the Challenge of Democracy in Europe”一文中提到引進公民參與式機制,用以評估社會創新的集體效應,就值得參考。

誠然,由建構社會關係與經濟主體所定義的創新與引進新技術到某種地方產業兩者間未必處於零和狀態,然而大學團隊所擁有的資源畢竟有限,到底要把有限的人力物力優先投向何處,就可能涉及個別計畫成員所界定的創新意涵,或不同創新意涵的優先順序,問題是,當計畫成員們各自有其定義與優先順序時,該怎麼辦?尤其是計畫成員還分別位於學術科層的不同位置時,狀況恐怕更為複雜,或許發生於1950-60年代的Springdale案例正揭露此一複雜性。

2017061305.jpg

 當團隊所擁有的資源有限,個別計畫成員的創新意涵有所不同,勢必會產生優先順序及取捨的衝突,發生於1950-60年代的Springdale案例正揭露此一複雜性。
圖片來源:https://goo.gl/Vli2IC。

 

The Springdale Case[1]

Springdale是一個小鎮的化名,位於我曾待過幾年的美國紐約上州,當年是康乃爾大學一個研究團隊執行Cornell Studies in Social Growth研究計畫的場域,這個研究計畫與台灣當代的社會實踐與創新研究計畫有相似之處,旨在探索在地的「社會創造活動(socially creative activity)」,而用以指涉創造性的是「社會建構性的社區活動(socially constructive community activities)」,該計畫的主要合作對象是某個社區組織,相較於其他社區居民,該組織領導人與成員(主要是社會領導頭人與中產階級)被視為較有根據的資訊來源,以及處理計畫—城鎮關係的諮詢者。

後來任教於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Vidich當時擔任這個計畫的約聘田野指導員,他發現由於不同學術訓練之故,該計畫傾向只把正式文書與訪談得來的資訊視為資料,忽視田野工作者透過與居民日常互動所能掌握的資訊,更由於不同研究者在研究機構中所在的層級位置,並具有不同的理論傳統與田野經驗,使得這個問題更為複雜化,結果是許多Vidich所掌握的資訊被視為與研究設計不相關、不會引起其他成員興趣的邊緣議題,Vidich只能在執行計畫外自行從事非正式研究,並與任教於City College of New York(即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的前身)的Bensman討論,在Vidich離職後,兩人取得該計畫成員許可,得以在沒有經費支持下進行獨立研究,並同意在專書寫作與修改期間必須把稿件提供给計畫主持人。[2]

我們可以看到未受研究計畫認可的取徑與資料從邊緣轉變成專書內容是歷經一段曲折的過程,在寫作過程中也曾受到刪改與隱匿某些訊息的要求,即便如此,在Small Town in Mass Society: Class, Power, and Religion in a Rural Community出版後,由於其觀點與該計畫團隊的正式報告內容呈現相當大的落差,還是引起軒然大波。

這個案例的當代啟示是,在社會實踐與創新研究計畫的脈絡中,當面臨諸如何謂社會與創新等議題時,理該以討論與辯論相互交流與說服,至少允許不同觀點各自表述的學術專業,在計畫執行面向上依然與科層權力關係結構糾結在一起,對於大學團隊而言,這些可能狀況事實上涉及另一個挑戰,即如何確保內部異質性的聲音,畢竟異議的存在顯示大學社會實踐與創新團隊中可能具備有別於主流操作方式的價值關懷與分析架構,從而擁有開創另類解方的潛能。

再者,晚近科學史的研究越來越重視原本隱形的助理們在科學知識生產中的角色與功績分配的問題,例如Steven Spapin在”The Invisible Technician”一文中的討論,這對於當代台灣的學術階序體制而言就切身相關。誠如戴伯芬在「巷口社會學」上指出,當代台灣學術體制創造出大量的學術工廠與產業預備軍,這些實際從事研究與書寫的人員在一旦爆發違反學術倫理的事件時,即使是研究助理,就已被視為「有『獨立』計畫主持人而執行計畫與投稿能力」必須被究責,反而是主持人缺乏監督責任。但實際上,這些人員在書寫與投稿方面卻必須受學術科層上級監督與認可。

以現行大型社會實踐與創新研究計畫的實際運作來看,眾多的博士後研究員與研究助理經常是第一線的作戰主力,不僅是各種方案策畫與執行的主力,也承擔計畫報告的撰寫,但在目前的學術階序體制下,依據Springdale案例的啟示,他們是否可能在書寫與操作上受層層節制?我們恐怕需要思考如何使這些博士後研究員與研究助理的活力與創意為大學團隊所用?如何讓大型社會實踐與創新研究計畫可以成為他們學術生涯的養分?甚至使他們針對個別計畫或介入方案的批判性書寫成為整體學術社群的知識積累不可或缺的部分?這涉及是否能有某些制度上的變革以因應大學團隊內部組織與權力階序結構可能的效應。

以學術機構參與社會實踐與創新之路已開啟,在許多師長、同儕與夥伴用心投入下已開展出某些成果,但願最終能成為一種當代志業,走得更長、更遠!

 

 

 

註解

[1] Springdale案例還涉及研究倫理的層面,朱元鴻在〈背叛/洩密/出賣:論民族誌的冥界〉一文曾引述過這個案例。

[2] 與社區的關係使得大學團隊中權力階序的效應更為複雜化,Vidich與Bensman提到,為了經營與社區中特定組織及人物的關係,在選才上不是考量學術能力,而是建立在公關基礎上,又例如刻意迴避某些可能引起頭人不愉快的議題、不書寫影響其形象的資訊,甚至在雙方關係產生危機時,大學團隊會推出承擔一切責任的代罪羔羊。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1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