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妳/你的世界變成妳/你想望的模樣──寫給我親愛的妳/你

鄭志成 /東海大學社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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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妳/你:

       要畢業了,高興嗎,緊張嗎,還是猶疑徬徨,不知所措?

       我相信,對大多數的妳/你們來說,妳/你們將開始懷念學校生活。因為進入職場,妳/你不能再遲到,不能再翹課,應該也不好上班時吃東西、滑手機吧!工作生活是一個嶄新的開始,與學習生活最大的差異是少了自由,並得面對現實,一個妳/你無法逃避,甚至殘酷嚴苛的現實世界。我相信,妳/你將會因此懷念每周寫memo的「美好」時光。若是妳/你的職場生活比寫memo的日子更好過,那麼請妳/你捎個信告訴我,我為妳/你高興,並捎上我衷心的祝福。

       初入社會,少了自由,這才是妳/你將面臨的真正考驗,來自於業績至上的壓力,來自於豬隊友的拖累,來自於慣老闆的折騰,這都將成為妳/你步入社會的日常功課。妳/你若問,在校所學有助於面對這些磨難嗎?我說,學校所學,書本所教的知識不見得幫得上忙,馬克思幫不了妳/你對抗妳/你的無良老闆,韋伯也無法伸出援手,幫妳/你理解妳/你的同事,齊美爾只能坐視妳/你的想望與所處形式的不斷衝突。妳/你的社會學學得再好,也阻止不了妳/你的公司對妳/你的壓榨,妳/你的老闆對妳/你的剝削,妳/你的同事對妳/你的霸凌。

【面對無良老闆,韋伯也無法伸出援手】

    這個時候,我說,別擔心,妳/你在社會系四年的訓練重點不在於知道很多,更不是習得一技之長,而是妳/你學會了思考,鍛鍊了成為人的品質,因此妳/你會判斷,能批判,當然也會反思。我對妳/你有足夠的信心,也相信妳/你能夠將妳/你所處的環境、妳/你的工作,以妳/你的方式重新定義、配置運作。這就是社會學之用──將所學用之於社會,將所處的環境變成妳/你所想望的模樣。這個過程當然不會順利如願,甚至處處挫折,傷痕累累。

    這是唸社會學的宿命──學得愈多愈深刻,便愈體悟自己與這個社會是如此地格格不入。但也因此,我們會更想要將我們所處的環境變成我們想要的樣子。當然,將自身處境變成自己所想望的模樣,不是改朝換代的革命,也不是走上街頭的社會運動,而是在自己所處的方寸天地中,獨自地、默默地、一點一滴並有所堅持地將所處環境變成自己想要的樣子,是應然的、反思的、風格的、表現的、美學的……也就是以妳/你為中心的!

    妳/你當然要有心裡準備,妳/你的處境不會完全按照妳/你所希望的模樣運作。因為,比妳/你擁有更多權勢、較妳/你更有能力的人已習慣並會頑固地捍衛既有處境。可是哪怕是變成一點點妳/你想要的模樣,那意謂著妳/你來世一遭的痕跡。妳/你只要想想我的例子,當可以安慰。我在東海社會系,不論是當老師,還是主持系務,我堅持,也努力地讓東海社會系,至少我的課程、與妳/你的相處對待,變成我想要的模樣。當然不是完全能夠如我所願,依我所想,但我可以驕傲地跟妳/你說,東海社會系至少沒有像整個東海大學,像臺灣高教體系,盲目地追逐向上排名,卻逐年向下沉淪。

因此,如果妳/你能夠勇敢執著地將妳/你的世界變成妳/你所想望的模樣,邁向妳/你所想望的生活,妳/你終將體會(在我這個年紀),這就是人生的意義:來世一遭,妳你的處境因妳你而改變,變成妳你想要的樣子。妳/你可知,將妳/你的世界變成妳/你想望的模樣,其實就是莫忘初心

【來世一遭,將妳/你的世界變成妳/你想望的模樣,其實就是莫忘初心】

       如果妳/你將妳/你的處境變成妳/你想要的模樣,東海社會系以妳/你為榮;如果我們都將我們的處境變成我們想要的模樣,妳/你將以東海社會系為榮。所有這些以妳/你所想望的改變,都只證明一件事,妳/你沒有白白浪費在東海社會系的四年大學生活。

       畢業時節,妳/你將收到來自各方面的祝福。但妳/你都這麼大了,應該不會還天真地以為,「鵬程萬里」、「一帆風順」、「心想事成」、「順利如願」的畢業祝福是會兌現的。正因為現實不如人意,處境不如人願,所以我們才需要祝福。祝福只是給妳/你安慰,不會讓妳/你夢想成真。夢想需要勇氣才可能成真,才會實現。如何方能擁有勇氣?根據我的自身體驗,帶著一點任性,懷抱一些堅持,妳你就會比較大膽,勇氣自然飽足。因此,除了祝福,我還要為妳/你加油,在妳/你心裡跟妳/你說:

不要怕,勇敢些,

自信而堅定地告訴這個社會

!我來了!

    妳/你將畢業離去,勇敢而自信地步入社會。而我呢?我在校園裡,惦記著妳/你,牽掛著妳/你,並盼著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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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沒有教你的焦慮二三事:給有良知的新世代

范雲/ 台大社會系

各位畢業生、畢業生家長與親友團、系主任大家好,先恭喜大家,畢業快樂!其實,關於我今天要說些什麼,我很焦慮。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我第二次在小畢典致詞,為了多了解同學此刻的感受與需求,我請畢業生代表作了一份小問卷,讓同學們回答四個問題:一、在社會系學到什麼。二、畢業前夕最焦慮的是什麼?三、什麼是你覺得很重要,但社會學沒有教你的。四、對這個畢業致詞的期待。

【四年的社會學教育,還有什麼沒有學到的?】 

有超過半數的同學填了這份問卷。看了這份問卷同學們的回應,我的心情是既感動但又很沈重。感動的原因是,感受到你們對社會學知識的真誠珍惜,以及面對社會和自我的熱情、反思與焦慮。我的沈重是,你們所提出的許多問題,我並沒有確切的答案。我的專業訓練,也無法回應許多真實的人生困擾。從你們表達的四年社會學收穫中,我似乎不需再多說任何社會學知識。從你們所展現的社會熱情中,我更無須再鼓勵你們「成為解方的一部分」。

所以,以下,我只能以一個社會系畢業生的身分,以我目前為止的人生經驗,來回應你們的心情與困擾,希望對你們有幫助。

關於工作、生活與人生焦慮

許多同學都提到工作與生活,是畢業前最大的焦慮:

「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喜歡做的工作,覺得人生沒有足夠的金錢支持生活,大概馬上就會在台北活不下去。」

「找不到能夠實踐個人理想、又能存活的工作。」

「如何規劃人生,如何找到利基點。」

如何規劃人生,如何找到能實踐理想又能存活的工作,真的是大哉問。我沒有具體答案。我想建議的是,在你人生這個特別時刻,請你找一個沒有人會打擾的角落,靜下心來不再為任何老師,而是為自己寫兩個作業。

首先,請想像你即將離開人世,你要為自己寫一則墓誌銘,這則墓誌銘只有你自己才會看到,請先寫這一生你想完成的外在成就,再寫這一生你希望擁有的成長、能力或態度。

【思考一下,未來你的墓碑上面要寫什麼?】 

資料來源:en.wikipedia.org/wiki/Tomb_of_Karl_Marx#/media/File:Karlmarxtomb.jpg

例如,外在成就你可以寫,「張美美,享壽九十,年薪千萬、有車有房、成就非凡,談過很多次戀愛、子孫滿堂」。後者可以寫「張大頭,一個善良、有正義感的人,工作上不斷地學習新事物,能夠享受親密關係、也有能力愛人。」

關於這個作業,我想說的是,一個人是否能年薪千萬、成就非凡、談多少戀愛、子孫滿堂,都是可以努力追求的目標,但能否達成,其實充滿了不確定,許多取決於你的人生機運。後者是關於你會變成一個什麼樣的人,無論是性格、能力或態度,是可以自己努力成長,別人拿不走的人生風貌與積累

第二個作業是,請思考,如果你意外得到絕對的財務自由後,你會想過什麼樣的生活?

這兩個作業,都是協助你了解工作與生活對你的意義是什麼,看清自己人生價值的羅盤。當然,這個羅盤也可能會隨著年歲、環境而改變。如果我們在每一個茫然的時刻,都能好好思考這個根本問題,應該會更能找對前行的路徑。

關於「痛苦的蘇格拉底」的焦慮

還有另一種集體焦慮,請容許我把它叫做「關於痛苦的蘇格拉底」。有人這麼寫他/她面對畢業最大的焦慮:

「如何與自己價值不同的人一起生活。」

「害怕自己不再那麼社會學,怕脫離同溫層。」

「要踏入目前很厭惡的社會,很害怕」

也有不少同學說,這些是「很重要,但社會學沒有教我的事」:

「我覺得學社會學的過程中,因為常常會發覺到社會上諸多不公不義,弱勢者被欺壓的事情,常常會讓自己心情很差」

「如何處理自己對社會學的學習後帶來的焦慮和對社會的失望」

「(面對)別人蝦爆的論點時,如何自處不崩潰」

如何和自己厭惡的社會,或不喜歡的人和平相處,真的是個難題,其實我自己也還在學習。在個人態度上,林國明曾提醒我們要避免「道德上的自鳴正義」的危險。「對不合理事物的批判,和實踐的行動傾向,可能會讓我們認為自己站在正義公理的一方,和我們對立的是惡魔黨,是邪惡體制的幫凶」。韋伯的「同情式的理解」,也是告訴我們,每一個可惡的人,也是他成長環境的產物。

當然,要動用「同情式的理解」,很需要「社會學想像力」的腦細胞與正能量。當我們累的時候,還是應該先保護自己,如何和負能量保持一個安全彼此不困擾的距離

如果大環境不改變,要立即改變身旁的個人,真的不容易。但是,團結,是弱勢者唯一的武器;對個人來說,起而行動,即使是一件小事,也是化解無力感最好的方式。蘇國賢老師曾經這麼說:「社會系的學生,是少數具有變化世界能力的學生,不過因為我們人少,所以常常會有無力感,或因為寡不敵眾而未戰投降。」他提醒我們要記得「一杯白開水只要加入少許幾粒鹽,就具有消毒的作用」

【一杯白開水只要加入少許幾粒鹽,就具有消毒的作用】 

還有不少同學表示,念社會學,很想改變社會,但很多時候看不到改變反而挫折。同學們,深化的改革難有速成,吳嘉苓老師在看到丹麥人進步包容的社會時,這麼說:「當時安慰且鼓舞著我們的是,哦喔,原來需要一百五十年。我們的民主體制才剛開始不久,體質脆弱也屬正常,只有細水長流地深化、別無速成法。」

如果,社會改革是何明修說的「體制內平凡無奇的長征」,是黃克先口中「未盡的長路,終點終非我們有限生命能見證的」,那在這個不盡理想的社會裡,一個有自覺的人如何自處,真的是一種人生哲學。

我想分享的是,快樂是可以練習的。有段時間,我很認真閱讀與學習「快樂學」,得到幾個答案:快樂是一種個人內在存量,如果能夠提高其固定存量,那麼小小的事情就很容易觸發你的快樂;快樂是和人生的意義感有關,很難外求;能夠外求的快樂通常短暫,只有了解自己人生的意義座標,才能擁有比較深遠持久的快樂。還有,快樂是可以透過身體的操練。我的氣功老師鄧美玲說:心病要透過身體來醫,聆聽身體的感受,這是東方的身體觀。慢跑、靜坐、冥想、練功,都是可以提升自己身體快樂存量的操作方式。

如何面對挫折與失敗,也是畢業後我們必須自修的功課。我曾經在社會學的課程中說過,希望同學們選擇比較難的報告主題,而不是選擇簡單,容易完成的。報告如此,人生也是如此。當你遇到挫折與失敗時,其實,這代表你已經走出了你能力的舒適圈,你失敗是因為你正在嘗試一個比你現在擁有的能力,更為艱難的任務。李明璁老師曾經提醒我們要「練習欣賞失敗本身」,「失敗不是成功的對照組」;劉華真老師引里爾克所說:「如果你不知道這些煩燥、苦痛、憂傷會如何改變你,那又為何要把他們都拒於門外呢?」的確,從人生的獨特性來看,沒有哪一個人生是失敗的,我們所經歷的失敗,只是把我們的人生,又往前推進到一個新方向。

感謝家長的放手

在這特別的一天,我也想感謝所有的畢業生家長,在這麼一個不確定的年代、只重視物質回報的社會裡,你們能夠放手讓子女選擇自己的志趣。此刻您或許會很擔心子女的出路,但是請您放心,只要給他們一些摸索與成長時間,根據科學統計,我們的畢業生幾年後都有很好的獨立發展。

給有良知的世代

最後,我想告訴親愛的同學們,也許此刻你還是不相信,這四年社會學的訓練已經給你足夠的裝備,追求自己的夢想了,無論這個夢想是你們所說的追求社會改革,或是想賺大錢,或是,當個自在的魯蛇。

社會學訓練所給你的裝備,並不是硬知識。你過去所學的許多硬知識,很不幸地,會隨著你們畢業的時間,逐漸被遺忘。你也不用過於擔心遺忘,因為在網路時代,再高深的硬知識也都可以隨時請教谷歌大神。社會學訓練留給你的,其實是一套理解社會、提問問題與分析問題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讓大家有一顆開放的心靈。這些是所有的老師共同努力結晶出的成果。

【社會學訓練給的是軟知識,而非硬知識】 

資料來源:www.thingswedontknow.com/sociology/

一位同學是這麼寫著他面臨的畢業焦慮:

「當自己不再那麼社會學,或是站在弱勢的角度,或是開始會為了自身利益去考量時,很常會沒辦法原諒自己而變得非常非常焦慮和憂鬱,又或是覺得自己不被以前的同學認同。」

對於這些害怕自己畢業後「不再那麼社會學」、害怕人生的選擇不被以前同學所認同的同學,我想說的是:be true to yourself!當我們不虛偽、不欺騙,每個人都能誠實地面對自己想要的人生,也能帶著欣賞的眼光支持其他想改變的人時,那這個社會,一定會變成一個更好的社會

你們留言中,各種真誠的焦慮、熱情與自省,我其實很感動,因為我看到你們長成了一個值得尊敬、擁有良知的世代。只是,這個社會的確不夠美好,常常讓你們失望,它並沒有公平地對待擁有良知的你們。但,請你們務必相信,你們已經擁有足夠的能力,成為自己獨特人生故事的作者。從大一到大四,我看到你們穩健地一路走來,能夠教育你們,帶給我許多快樂!未來,無論發生什麼事,只要記得一件事,讓自己快樂,只要你擁有快樂,請相信,世界會因為你而改變!

祝福你們,B03所有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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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吃」來改變現今失能的農食系統:日常裡的食農社會學

郭蕙如/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我吃故我在

很多時候,我對「吃」這個行為,有接近強迫症的挑剔。比方說:週間每天都要煮個至少四菜一湯的晚餐,並為孩子帶隔天的便當;這輩子從來無法喝完一罐罐裝或手搖飲料,避免浪費乾脆不買,因此不受控於便利商店或看到便利商店就失控;我對牛奶有生理和心理障礙,除了身體有很大可能不具備消化牛奶的本事,想到乳牛大概是受人類剝削最嚴重的家畜,就覺得那些勸我喝奶補鈣的人都該與他絕交;因為不喜歡某些跨國連鎖企業,儘管在美國的六年生活很難視而不見,我也沒讓星巴克賺我一毛錢。於是有人問我: 這些行為是從小習慣養成,還是長大之後念了社會學的影響?我的回答是:都有。

身為台北市民,世代居住在郊區,與市區小孩比較不同的是,我的童年常在田埂遊憩中度過。那年代,當人人喜愛麥當勞,我卻每天在上午第二節下課緊盯蒸飯箱設定的溫度,我愛冒煙的便當,我吃不出青菜蒸過會黃掉的滋味,只知道且確定我的便當裡有什麼飯菜,不需看賞味期限和內容標示,因為,那是家裡種的菜。小學的某年,颱風過境且逢大潮,海水倒灌入整個洲美、關渡平原,水淹到腳踝或大腿,福壽螺變海螺,雖說好玩極了,可是,眼前那些作物呢?

隨著食品生產的全球化,我們得以便利的取得各種選擇。從紐西蘭奶油搭配明尼蘇達麵粉烘培的麵包、錫蘭茶和巴西咖啡、到灑上帕瑪森起司的挪威鮭魚義大利麵和日本富士蘋果,一頓餐,就可能關乎百萬人的生命與勞動交換來完成。然而,我們其實很少認真的想過食物本身,好比,與食物生產有關的環境破壞、生物多樣性的銳減、農業工作者的勞動權益等,有太多障礙使得我們很難有系統的思考。通常,只有在這個系統的某部分機能失常時,例如爆發狂牛症或黑心油事件,才喚起大眾的關心與討論。

img_6332.jpg一頓餐,就可能關乎百萬人的生命與勞動交換來完成。
然而,我們其實很少認真的想過食物本身。
圖片來源:作者。

 

農業社會學的課題:農業不只是農業

那麼,什麼是有系統的思考呢?農業社會學則提供了有關這些議題的理解與想像。它探討的焦點包括:從政治經濟層面分析資本主義發展對農業部門的影響;糧食從種植、生產、採收、加工、運輸、到銷售成為商品,生產鏈內的權力角色關係;農業結構的變化對鄉村發展,以及對糧食生產者在個人生活品質與整體社會文化層面的影響。

首先,近代農業以及食品工業的發展,與技術更新、機械化、生產集中化、規模化的後果息息相關。簡單來說,當科技提昇了農業生產效率,大部分生產者藉此獲取更多利潤時,農業技術並不會增加消費需求,例如,你不會因為有人發明耕田機而吃更多米飯,因此當供給大於需求時,其結果就是農產價格持續偏低。為了不被淘汰,農民必須更加依賴新技術來增產、降低單位成本,除了農機具外,也包括使用越來越多的化肥、農藥、除草劑等。然而,化肥使用越多,土壤越貧瘠,農藥使用越多,病蟲害可能越無法控制,因此,當生產的投入與資本加倍時,農民獲得的邊際利潤卻是越來越低。所謂穀賤傷農,農業工業化的效應是,增產反而造成農民所得下降,這些現象乃是慣行農業在大部分國家所面臨的問題。當大部分的農民無法單靠農作收入過活,便造成農業人口銳減,另一方面,農場也逐漸集中於大型資本家,而那些中小型家庭農場的衰落,也勢必對農村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

那麼,為什麼農業結構的轉變,會影響鄉村居民的社會關係與生活呢?

這當中的關聯可追溯至1940年代W. Goldschmidt比較Arvin和Dinuba兩個位於加州社區的田野研究。當時,儘管這兩個社區的人口數、文化、社會習俗等相似,Goldschmidt發現:相較於以小型家庭農場為主的Dinuba社區,Arvin這個以大型工業化農場為主宰的社區,中產階級式微、家庭收入低、貧窮比率高、公共服務差、公民參與率低,並且,由於不均等的農業利益所造成不對等的政治影響力,Arvin的居民對於公共決策的掌控權也較低,整體而言,居民的生活水準與品質皆不如Dinuba。於是,Goldschmidt提出了一個命題,他認為:農業規模越大,對鄉村社區的生活質量越有負面的影響。

這個關聯的主要機制是,大規模的工業化經營方式,會集中控制生產性資產和勞動力,資源會因此掌握在少數菁英手中,而中下階層為了生存,得依賴薪水過活,也就無法匯集資源或供應服務,以提昇自己或滿足其他面向的社區需求,因而不利社會發展。相反地,以中小規模農作為主的社區,居民有經濟上的獨立性,分散的政治權力有利鄉村整體發展與福祉。簡言之,農作規模製造了社會階級,然後,製造其他社會後果。

Goldschmidt的命題在70年代之後,便吸引大批鄉村社會學家以他的論點為基礎,開始採取大規模量化實證研究以驗證分析。這系列研究得到一致且認可的結論:即便不是工業化農業本身直接對鄉村帶來負面影響,社會組織的形式確實與糧食生產模式有關聯。

換言之,農業不單只是糧食作物,農業發展的多元價值具有強化社會關係、穩定社會經濟條件、提昇鄉村發展與生活品質的功能。這就是為什麼大多數高度都市化的已開發國家,逐漸重視農業發展和土地正義,且紛紛採取各種政策,以維護農業能夠提供國家經濟安全與社會價值的原因。

 

食物的社會學研究,能吃嗎?

食農社會學的討論中,食物很重要,但相關的研究就更少了。為了對農食系統做更全面的檢視,了解食物從何而來,「食物鏈」和「商品鏈」的概念則提供我們關注且追溯食品從生產、加工、零售、到消費的移動軌跡,從農場到餐桌,檢視每個環結間的社會關係與不平等的權利分配。例如:食品的原料在哪裡栽種或養殖?栽培過程中,農業科技以及勞工的勞動過程如何運作?生產者是小農還是農企業?哪些企業從事加工?加工業者還生產什麼並如何獲利?誰來銷售產品?有什麼健康訴求被帶進產品或廣告中?誰購買或不購買這項食品?它在家庭、種族文化、宗教、與國族中扮演什麼角色?

當「食物鏈」的分析著重在整個「系統」時,全球食物鏈的相關研究便發現幾個重要的現象與問題。首先,受制於農產的易腐性,以及買家有限而容易產生的壟斷力,農民的談判條件極差,以家畜養殖和酪農業為最,他們甚至沒有退場機制,契約農作的興起也使得農民須承擔鉅額的投資成本,無論契作規範的權益如何不平等。再者,大型買家與加工廠也可能藉由訂定標準以主導市場,例如,雀巢公司就曾在90年代透過買斷當地牛奶業者,以及不斷改變契約上要求農家處理和儲存牛奶的收購標準,迫使超過5萬戶巴西酪農就此歇業。最後,零售業的興起也形塑了農食鏈的結構,大型零售商如沃爾瑪(Walmart),只與非常大型的包裝廠或食品加工廠交涉,利用大型加工企業持有的買方力量取得最低價。

2018061202.jpg各大品牌佔領全球食品產業的整理。圖片來源:https://bit.ly/2HIHHcl。

食品產業是世界最大的工廠,當食品原產地與銷售地分隔越來越遠,冗長的食物鏈也越容易提供食品造假的可能。一般而言,任何農作物或家畜,從耕作到收成,從養殖到宰殺,都須耗時一定的生產時間,除了土地利用面積與地形的限制之外,氣象天候等不可預期的風險,以及食物容易腐敗的特性等,這些自然因素應當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模式滲透農業及食品產業的天然障礙,然而,為什麼會有黑心食品,如瘦肉精豬肉、重金屬麻辣鍋、毒奶、塑化果汁、芬普尼雞蛋的出現呢?

這些造假食品與農糧企業,透過兩種方式來拓展資本與利潤。第一,盡可能地將生產要素工業化或機械化,這個方法稱之為撥用(appropriationism),例如,將化學肥料與農藥投入農業生產、使用生物科技加速農作物或牲畜成長(例如將生長激素摻入飼料餵養家畜)、讓農夫定期購買且依賴某品牌的高產量種子等。因此,「撥用」的作用在於減低農業受到自然環境的限制,以提昇生產規模。第二,在食品加工過程,盡可能以便宜的人工製品取代相對昂貴的農產品,稱之為替代(substitutionism)。例如,用高果糖漿取代蔗糖、在食品中使用合成添加劑,以增加產品的保質期,或達到某種口味或營養標準。因此,加工業者需要的是甜味劑而不是糖,需要增稠劑而不是玉米澱粉或太白粉,需要脂肪而不是棕櫚油或牛油,需要蛋白質而不是牛肉或鱈魚。「替代」造成的作用,是讓勞動力的投入與農業生產的過程可以分離,當生產者擁有這種能力時,他甚至不需要農民、農產品、或任何土地。

從全球食品產業分工中可以發現,農食系統的集中化使得大部分的食物鏈呈現沙漏型,儘管生產與消費的兩端數量龐大,但真正掌握食品產業的部門其實是中間那些少數的農企業、零售超市、以及速食業者。因此,當食物鏈越長,農民獲利的分額就越少,而那些超大型跨國農企業因為掌握巨幅市場佔有率,他們在全球貿易中不但主導價格、建立有利的規格與認證制度,他們甚至有能力運用產業影響力,介入各國農業與農產品相關法案與政策。換句話說,在全球糧食貿易自由化持續強化的今日,我們面對的農食體系其實越來越脆弱,再加上未來面臨可耕地減少、水資源不足、氣候變遷等問題的同時,糧食危機所造成的社會不穩定性可能一觸即發。就此,如何提高糧食自給率、避免農業部門的高度貿易依存,維護「糧食自主權」以及提升「糧食安全」,在全球糧食不安的時代便顯得格外重要。

 

農食系統的出路:用「吃」來改變世界

農業以及食品工業的機械化、生產集中化、規模化所造成農食系統的失能,後果將導致人與環境、人與土地、人與社區、以及人與社會文化的斷裂。20世紀初期,世界各地興起的有機運動,其出發點就是批判這種仰賴近代科技發展,卻污染土壤、剝削地力、浩劫生態的農業生產技術。有機農業基於農業生態學,強調的是輪作作物以及使用堆肥,或在農場養牲畜的永續生產方式,增加農場的可再生資源,維護土地生產能力並控制蟲害,肥沃土壤並維持生態多樣性。不僅在農作技術層面,越來越多的研究著重在有機農業的其他影響力,例如強化生產者與消費者間的社會責任、增加在地就業市場、減少農工健康傷害、以及活化農村經濟和社區發展等重要動力。換句話說,有機農業和有機作物不單只是一種生產方式或產品,有機運動的關懷重心是整個系統與過程,試圖重建人類和自然之間的關係與態度

img_6717有機運動的關懷重心是整個系統與過程,試圖重建人類和自然之間的關係與態度。
圖片來源:作者。

 

從慣行到有機、從綠色革命到永續農業,農食系統需要典範轉移,需要永續理念與責任規範,人類再也無法切割生產與消費,也無法忽視健康與食物政治的關係。從「系統」的整體觀中我們發現,農業不僅改變自然,也會影響社會制度、健康安全、以及生活福祉;我們也發現,食物是社會事實的縮影,它不僅提供我們賴以生存的養分來源,也製造了社會凝聚、分工、與結構。很難想像,人類社會的生活經驗沒有涉及食物,它不僅是世界上最龐大的產業,食物通常也和宗教、道德、健康、美容、醫療有關。而飲食文化,更是一組共享的規則、價值、與信仰,吃什麼像什麼(You are what you eat),換言之,食物揭露了我是誰、我不是誰,而人們總是會在食物中「找到自己」。

「人人日進三餐,能說與農業無關?」(If you eat, you are involved in agriculture.)留意自己吃了什麼?什麼時候吃?在哪裡吃?為何而吃?這是一條阻力不小的路。相較於不假思索的吃,你/妳可能會變得很難相處,你/妳也可能會驚訝於認識、選購、以及準備食物的過程,耗時耗力成本之高。可是,很多時候食物之所以廉價,只是因為某些成本以其他形式轉嫁出去了,而實際上我們須承擔的昂貴代價,包含了破壞地力造成了耕地損失、使用除草劑和抗生素帶來了危險、有毒廢水汙染河川海洋的生態浩劫,而與生產食物相關的勞動人口眾多但薪資通常偏低。說了這麼多,我們要如何重建食物正義與農食系統呢?革命不容易,但用「吃」來改變世界,是最具體的社會實踐與出路,人人都可以從自身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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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工作不見了嗎?從工作機會變遷談青年就業困境

張宜君/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行政院院長賴清德及副院長施俊吉近期皆宣告,台灣勞動市場景氣回升、前景一片光榮,勞工平均薪資及實質總薪資都達近5萬元。然而,此數據一出,立刻引發民眾不滿,青年團體更發起「對不起,是我拉低了平均薪資!」的道歉活動,諷刺行政院公告的數據與現實的落差。大眾進而看到,以「平均」薪資來描述勞動市場現狀,將落入統計以「均質人」的概念來描述人類的生活,忽略人們之間異質性。媒體後續試圖以中位數的概念捕捉低薪者的樣貌,說明平均數與中位數差異擴大,表示高薪者對薪資平均數估計造成的偏誤程度。也有不少社會學、人口學及經濟學領域的學者,也將觀察的視角從平均薪資轉移至薪資的分配,關注個人或家戶長條件對薪資不平等的影響。然而,這些以個人薪資樣貌而建構出來的勞動市場描述,忽略了人要找到高薪好工作的前提,必須是勞動市場中存在足夠多的好的工作機會

因此本文希望以「工作」取代個人薪資,建構工作機會分布指標來描述臺灣勞動市場變遷樣貌。發現台灣勞動市場工作機會分佈的長期變遷趨勢是「好工作機會變少了」,而此種變遷將對新進勞動者的教育報酬產生負面影響,最後進而探討現今青年所面對的勞動市場困境。

 2018060501.jpg今年5月時,青年團體在行政院大門口前發起「對不起,是我拉低了平均薪資!」的道歉活動。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https://bit.ly/2JpAnaC。

 

過去40年來,好工作不見了!

我以「人力資源調查」中全職勞動者為分析對象,建構了1978年到2012年的工作機會分佈兩極化指標。兩極化指標將介於1至-1之間,正值表示勞動市場工作機會往高薪及低薪兩個方向移動,中階的工作機會相對減少;負值則表示兩極化程度減少,工作機會往中階工作集中

圖一的兩極化總指標(見綠色圓點)長期都落在0.1左右,表示工作機會長期以來都比1978年的工作機會分佈更兩極化,有大約10%的工作機會往高薪及低薪兩端移動。

若我們進一步區分好工作的兩極化指標(工作機會兩極化上指標,紅色三角形)及壞工作的兩極化指標(下指標,藍色菱形)則可能看到不同的變化趨勢。整體來說,過去40年來的工作機會變化是:

  • 低薪的工作機會比高薪的工作機會,變動更厲害。
  • 高薪的工作機會,長期以來,都比低薪的工作機會減少的多
  • 近年的勞動市場工作機會,呈現「高薪工作機會漸少,但低薪工作機會增加」的惡化狀態。

2018060502.png圖一、整體全職勞動者40年來,工作機會分佈的兩極化指標。

 

不同世代的大學畢業生,教育報酬率差很多

「高希均批年輕人領22K賴政府不怪自己」《蘋果即時,2014/06/03》

「台灣沒有所謂的世代正義,像我們這樣的七、八年級生,只是上一世代的免洗筷」《報橘,2015/12/23》

 

「世代正義」是每每談論青年就業困境或勞動市場議題時的關鍵字。年長世代的人,將年輕人貼上「草莓族」標籤,直指其不願意吃苦、對工作沒有熱情,生活只想著「小確幸」;而年輕世代則以「時代不同了」作為反擊,認為年長世代乘著經濟起飛的浪頭,成就了現在的社會位置,年輕世代則面對惡化的勞動市場,就算有能力都難以找到好的工作。

以上年長世代及年輕世代的觀點,分別代表了社會學的「個人微觀」及「結構宏觀」的不同視角,年長世代強調個人的不利位置是因為個人條件不足所致,年輕世代就是一群「崩壞的世代」;年輕世代則認為環境變遷決定了年輕人的不利位置,是因為「世代的崩壞」造成它們的困境,兩者對立觀點造成世代之間難以對話。接下來我將提供一些實證分析的結果,討論勞動市場結構變遷對不同世代勞動者的影響,為年輕世代的不滿提供部分實證基礎。

過去針對青年就業的相關研究,多以年齡來界定青年勞動者的身分,將年滿15歲且30歲以下的勞動者視為青年勞動者,然而,年輕世代青年因教育擴張延長了留在學校的時間,降低了15歲到24歲的青年進入勞動市場的機會,採用年齡劃分可能會忽略世代之間人口教育組成差異。因此,在接下來的討論中,將青年就業的概念轉為勞動市場的新進勞動者,分析樣本為「人力資源調查」中,最高教育程度畢業後五年內的新進全職勞動者。

圖二呈現不同時間進入勞動市場的新進勞動者,他們的高等教育報酬,此圖顯示,在1978年到1982年進入勞動市場的新進勞動者,擁有大學學歷能夠為他們增加30%的薪資,但大學學歷的優勢隨著時間而下降,近年(2008-2012年)進入勞動市場的新進勞動者的高等教育報酬僅剩17%,下降了13%,高達近四成的降幅。轉換成具體薪資來看,2009年的「擴大就業方案」產生的定錨效果,讓大學畢業生的薪資集中在22K,若我們假定2008年到2012年進入勞動市場的大學生薪資為22K,則同期進入勞動市場的高中職畢業生薪資則為18,800 元(22,000/1.17);若進一步假定高中職畢業生的薪資相同,1978年到1982年進入勞動市場的大學畢業生薪資則約有24,400元,比2008年後進入勞動市場的大學畢業生高出2,400

2018060503.png圖二、高等教育報酬世代變遷。

 

兩極化的工作機會變化,只有高教育程度勞動者受惠

過去解釋教育報酬變化的論述主要勞動市場的供需結構切入。高等教育擴張改變了勞動市場中的教育人力供給的結構,高教育勞動力供給大幅增加將導致高等教育報酬下降;科技發展帶來的產業升級,增加勞動市場對高教育勞動者的需求,因而促成高等教育報酬提升,這兩個相左的力量相互競逐的結果直接影響了高等教育報酬的變化。

然而,單純的供需視角,忽略了勞動市場的工作機會分佈的重要性。圖三是「教育報酬的機制」,它表達了兩個面向的資訊:

  • 不同教育程度勞動者從事好壞工作的機會,因教育擴張程度及科技發展速度而改變其分佈。例如高等教育擴張可能讓國中及國中以下教育程度的人,更集中在低薪/壞工作的區域;而大專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擁有好壞工作機會的差異擴大。
  • 但市場中的好壞工作機會並非一半一半。當整體產業升級、高薪工作增加時,勞動者較容易在勞動市場中找到好工作,此時工作機會的虛線,往左偏移,也就是落入高薪/好工作的機會增加了;如果勞動市場條件惡化、壞工作充斥整個勞動市場時,會讓即使擁有高技術的勞動者都無法找到好的工作,此時虛線會往右偏移,落入低薪/壞工作的機會增加了。

因此,勞動市場的供需結構及工作機會分佈都是形塑勞動市場結構的重要因素,且對不同條件勞動者的教育報酬產生影響。

2018060504.png圖三、教育報酬的機制。

 

高等教育擴張降低了高教育勞動者的教育報酬,但同時可減緩低技術勞動者的劣勢;再者,科技技術發展提升高技術勞動者的教育報酬,卻也讓低技術勞動者薪資降低,擴大了教育的薪資不平等。從工作機會分布的影響來看,無論是高薪工作或低薪工作增加,都對於低教育勞動者有負向衝擊,而且都只有提升高教育勞動者的教育報酬;就算是高薪工作機會增加帶來的好處,也只有高教育程度勞動者受惠。因為低教育勞動者要進入「好工作」仍有極高的門檻及限制,反倒是中間工作消失讓低階勞動者失去向上流動的管道,只能被迫留在低薪的工作,能夠從高薪工作機會增加的紅利中獲益的,是原本就佔有優勢的高教育勞動者

 

年輕世代勞動者面對的是工作機會惡化的世界

最後,我們可以透過這些分析結果部分理解何以年輕世代勞動者對於政府公告的平均薪資「高標」不滿?除了對勞動市場樣貌的描述工具(平均薪資)的反省之外,從工作機會來看,年輕世代勞動者面對的是高薪/好工作機會下降、低薪/壞工作機會增加的勞動市場;同時間科技技術發展速度,趕不上高等教育擴張的速度,讓他們即使接受高等教育,都無法為他們帶來更好的教育報酬,反而面對更大的競爭壓力。這個分析,部分說明了整體勞動市場結構變遷,確實對不同世代的勞動者提供不同的機會條件,期望以此數據提供「世代共好」的理解基礎。

 

 

註:相關的研究內容與方法,可以參考我的兩份著作。

  • 2016,〈臺灣產業轉型下的工作機會分布變遷:1978-2012〉,《臺灣社會學刊》,60:135-187。
  • 2017,〈高等教育報酬的世代差異:勞動市場結構轉型的影響〉,《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17(1): 87-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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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神仔社會學

趙彥寧/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1994年四月某晚,我約了少德來我住處聊天。我走進巷口時,他已在公寓旁路燈下徘徊,兩手各拎了一瓶紹興酒[1],腳步踉蹌,顯然又喝了一整天。少德抬頭看到我,灰白色的路燈燈光打在他頓時目瞪口呆但又彷彿心醉神迷的臉龐上,過了半晌,才驚魂未定但又半帶興奮地以台語輕呼:「姐姐是你唷!我還以為我撞見了『魔神仔』」。「魔神仔」為何/是誰?為何他會有如此的情緒反應?

20180529_meitu_2少德口中的魔神仔是什麼?又隱含了什麼意義?
圖片來源: Shutterstock,https://shutr.bz/2H0CE6K。

 

1993中至1994年夏,我在北部 T 吧進行博士論文田野調查,報導人為藍領勞工和底層服務業「圈內人」[2],年齡在15至28歲之間。1969年出生的少德是該研究的關鍵報導人,若非他主動以「姊弟」關係引領我進入圈內,這個研究不會破冰。與其他報導人的生命經驗類似,少德上國中後被編入後段班、開始吸食強力膠和安非他命、因為身強體壯個性豪爽,被推為該女校的「幫主」,屢次和其他校幫派械鬥、國三時退學。他二十歲戒除安非他命後,開始酗酒。少德母親總是援引金錢與性別交織邏輯來訓誡少德:「你要做查甫人就要做得真切,你賺錢不認真還要肖想扮查甫,這就是『不男不女』」,並且強迫他去北縣(現在為新北市)模具廠任工。少德與該勞動的關係如此異化,每日一上工便開始飲酒、並以「把一些有的無的裝進一個盒子」述說勞動內容的「無聊」(意即「不值得理解其意義」)、且常半戲謔地以「便當盒」指稱其勞動成品。

不少美國勞動研究者指出,雇主藉由諸如趕工和工資績效等設計,以「製造」勞動者(以本土俗語來說)「歡喜受」的「甘願」,部分台灣學者延伸認為,勞動者多半明瞭資方剝削剩餘價值的設計,之所以甘願趕工與拼工,乃因受制其他效力更強的文化霸權,尤其是勞動階序翻身(「黑手變頭家」)和父系繼嗣(「養家」、「祭拜父祖」)的情感與行動邏輯。上述論點多僅關注男性勞工,且未反思資本主義勞動霸權如何與常規異性戀體制緊密交織。以少德為例,母親規訓他工作的邏輯為:「當真切的查甫人」必須符合適切賺錢的「形式」(固定上下班),至於賺多少錢、賺來的錢如何使用(即賺錢的「內容」),不是重點,少德把工資全數花在買酒與逛T吧,她沒有意見。少德表面服從了這個性別─勞動─金錢規範,但卻無意成為「甘願的」勞動主體,原因倒不在於看穿了資方賺取剩餘價值的真相[3],而在於勞動過程太無趣。重點是,該過程之所以無趣,更是因為這是一個幾乎全男性的勞動場址:由於「便當盒」單件近十五公斤,一般女性較難負荷,他成為該廠除了文員和清掃工之外極少數的生理女性勞工。

 

下班以後才是生活的重心:主體位置的興起

在此之前,他唯一斷斷續續從事過的受薪工作為T吧少爺(即前台服務員),勞動空間即為個人的性/別展演場址、勞動表現與他的展演風格直接相關(風格越獨特的少爺越可能取得婆顧客的小費)、勞動本身也具有高度情慾快感;相較之下,模具廠勞動的無趣不言可喻。若就趕工拼工觀點,少德似乎也可有些許成就感:源於自小肉身械鬥所鍛鍊的體力,裝配與搬運重模具毫不困難,業績甚可超越生理男性同儕。但他不認為這可謂成就:首先,他輕蔑拼工邏輯(「只有笨蛋才會拼業績,你拼得半死,還不都被老闆賺了了」);其次,他也無意拼比陽剛氣概(「要比,就要在街頭比,我少德還在某某國中的時候,早就把隔壁(男校)某某幫的老大打到脫褲流目屎」)。模具廠勞動的無趣本質在於T婆情慾關係發展的不可能,故而每當我問「在工廠都交不到喔?」,他便以戲劇性的嘲謔態度答:「說到工廠的感情生活真的是要悲從中來啦,姐姐你為什麼要逼我」,並感慨:「以前沒想過為什麼圈內人需要T吧才能聚在一起,也不瞭解為什麼下班以後才是生活的重心」。結論總是:「所以我現在真正地、熊熊地想要有愛情彼類的關係啊」。他通常也會面露不屑地補充一句:「不知道為什麼(車間裡的異性戀)男生好像都很熱衷鬥陣」;這句話驚人準確地指出馬克斯主義及勞工運動模式誕生在曼徹斯特等工業革命基地,該城市當時特定的國族(大英帝國)、種族(白人)、性別(男性)等社會條件,造就了男性勞工同時成為工業發展、社會主義革命理論、以及工運的楷模,以致於其他種勞動內容及主體、運動/革命形式、以及感官經驗無法被想像。而「不知道為什麼男生好像都很熱衷鬥陣」這句話,也就間接地質疑了不少左派社會學者所擁抱的「同在一起」的勞動烏托邦。

「為什麼下班以後才是生活的重心」這句話,則暗示了工廠勞動正因不具正面的情感創造性,故必須轉化為具有實質意義的「同在一起」。他將日程表轉化為「happy前期」、「happy準備期」、「happy hours」三種「時空體」:早上八點,少德「被老母拼命催」著上工;下午換上昨晚燙好的筆挺男性右排扣襯衫,再用髮膠固定已梳理一整天的浪子頭;六點半下工後跨上野狼125機車,風馳電轍地駛向台北城中的T吧。飆車路上,時常遭遇男性騎士挑釁:這總以紅燈停車時對方惡意且常帶猥褻意味打量他全身為始,再以「掠車」(台語)為結。少德敘說「掠車」過程時,彷若回到青少年期「要比,就要在街頭比」的戰鬥情境。這是一個必須精準估算時間、距離與速度的過程,要求多種感官協調以及身體展演;模具廠的犬儒不甘願勞工消失了,自詡「有德行的少俠」主體位置興起。掠車涉及的理性思維邏輯實與拼工趕工無異,但前者卻可激發後者所無的諸種身心快感:

我少德小二就會駛車,你跟我掠車你就是自尋死路。掠車的關鍵就是要手腦眼腳四用。看著敵手,眼球動也不動,態度要輕鬆、要不屑、要無所謂。同個時候,眼角餘光要關注到紅綠燈,注意囉綠燈快轉來了,轟轟轟開始加大馬力,抓好綠燈閃出那一刻,右腳用力一蹬,快馬加鞭!砰!立刻超越所有的俗仔!一路駛去Top Gun![4]瀟瀟灑灑,滴滴答答 [模擬馬蹄聲],誰人比我更風流倜儻 [笑]。

經過這個類似閥域階段的身心轉化過程,嘴角叼著「紅Ma」(象徵牛仔氣概的紅色萬寶路香菸),以最輕鬆怡然的姿態步入酒吧,直到凌晨兩點之間,就是實質意義的「歡樂時光」。以上的勞動背景與情感敘事,如何有助於理解少德「撞見魔神仔」時,彷彿心神均迷但又顯驚懼的身心狀態?「魔神仔」究係為誰、隱含的意義又是什麼?

 

人跟魔的世界就只能溝通那一下下!

他之後數次講述這個未曾告知他人的奇幻生命經驗。十九歲時,「感覺人生很無聊,什麼事也不想做」,一方面在於不堪負荷T吧少爺工作的情感道德勞務,同時也因自覺早衰的恐懼:
剛做的前幾年很好玩,後來就不好玩了。每天要服務那麼多客人,(婆)客人點了你(的台),又喝了那麼多酒,就感覺歹勢,她應該是喜歡你,才要點這麼多那麼貴的酒,所以下班以後,就算你累得半死,是不是還是應該跟她睡?睡了以後拍拍屁股走掉,是不是就欠了女生「感情的債」?

我感覺我老得很快,我很害怕。我不知道我愛的是誰。姐姐你不相信我十九歲就覺得自己老了嗎?十七歲我就開始害怕要老了。在圈子裡我看得很多了,二十多歲就被叫做「大哥」、被叫做「uncle」 了。我不想(被)那樣(稱呼與對待)。圈內人老得特別快。小時候我常常想,活到二十五歲的時候就去自殺吧,結果現在我就已經二十五歲了,人生茫茫 。[低聲哼唱起當時的T吧「國歌」《傷心酒店》]冷淡的光線、哀怨的歌聲,飲酒的人無心晟,世間的繁華,親像夢一攤,也是無較詛……
安非他命越吸越多。某晚突有美麗的長髮少女來訪,豆大淚珠從她白晰的臉龐滑下:「少德我知道你很害怕你很寂寞,可是你人真正好!我一直在旁邊默默地觀察你,我瞭解你,我喜歡你,讓我來照顧你」。少德十分興奮感動,兩人開始談戀愛,地點就在他的睡房。每晚吸安後便與女友做愛直到天亮,下午醒後去T吧上班,不再與婆顧客約會,凌晨一點前準時回家,吸完安非他命,女友就會來訪,如此半年。這是一段前所未有的非凡經驗:不僅激情的場景與形式千變萬化、情緒與肉體的嶄新體會也層出不窮(「牆上、天花板上什麼你想得到想不到的地方都可以做,有時候做到一半才發現竟然飄在半空裡!」、「就是會上天入地啊!」、「她什麼姿勢都可以……我本來以為我的經驗夠豐富了,國小五年級我就跟女生做了欸,沒想到她還可以教我好幾招!」、「從來沒想過我可以那麼快樂」、「真的很神奇,跟她做愛,怎麼做都不會累,只有越做越爽!」,可以同愛人(其實無須透過語言而)開啟理解自我之門的暢談同樣歡快(「本來我屬於『會做不會說』的款啦,沒想到跟她在一起的時候竟然說個不停」、「可是想起來也沒有真的講什麼話欸……就是『一切盡在不言中』,哈哈姐姐你看我交了她以後也會作詩」)。

某日對方說,交往了這麼久,少德也應該認識她父母了,遂約定次日傍晚在某交流道旁的麥當勞見面。交往過十幾個女友,這是首次與對方父母會面,「意義很重大啊」,希望留下好印象,他不敢吸安,穿著西裝打了領帶早兩個小時就在速食店緊張等待,但是直到半夜他們仍未出現。沮喪回家後吸安,女友忿忿來訪,聲稱等了好久,何以他不願露面?少德百般解釋道歉,女友勉強釋懷,二人再次約定次日會面,但還是沒見到彼此。如此數日,她忍無可忍,怒斥少德「不敢面對事實」後消失無蹤。他不知所措,吸了幾包安非他命後暈厥,即被母親交付勒戒,而戒斷後也就開始了「包便當盒」的生活。

從精神醫學的角度觀之,這段少德口中的「悲戀」,顯然是重度吸安時的幻境。他似乎也明白「看不看得見」(獨一無二的美女)與安非他命的必要關連:「我後來就發現,只有吸安的時候我才看得到她,不吸的時候她就不會來找我」;而「悲劇」就在於這個無法解決的愛情倫理矛盾:「你不可能吸到連路都走不穩還去見人家的父母」,因此當然也就見不到對方,最終也必然導致失戀。但是他相信的是「魔神仔」的俗民文化文本:

我在勒戒所,每天都心情卡壞,不是不能吸安心情壞,是我失戀了啊。不對喔,不能吸安也心情壞,因為只有我吸的時候她才會有可能來看我啊。我每天想她,早上也想,晚上也想,作夢的時候也會想。有天我突然想通了:不對啊!她不是人啊!她是線條組成的你懂嗎?就是跟少女漫畫裡的女主角一模一樣啊:身體啊臉啊都是白色的,只有輪廓啊頭髮啊是黑色的是畫出來的嘛,眼睛圓滾滾長得比嘴巴還大,這怎麼可能是人呢?我想通了:少德喂,你撞見了魔神仔!魔神仔喂,真正恐怖啊!所以說她可能一直在戲弄我啦……還是說她也是很愛我,可是沒有辦法啊,人跟魔的世界就只能溝通那一下下 [嘆氣]。
少德與少女漫畫版魔神仔的非凡情慾交流體驗,對他而言不僅真實,甚且比所謂現實的世界遠為真實。可資對話的文獻為人類學者Vincent Crapanzano的研究:男子Tuhami細述,他與摩洛哥常民很懼怕的女魔Lala ‘A’isha結婚交歡過程,時而得意(因為女魔主動擇定他為夫君)、時而害怕(因為女魔嫉妒心強,會予以戲弄報復),而且與少德的社會結構位置相當(不男不女的同性戀、單親媽媽的孩子、國中中輟生、低薪底層勞工、長期藥癮酗酒者),Tuhami也是正統社會貶抑的邊緣人(無正常婚姻、沒有子女、穆斯林母親再婚、無固定工作)。儘管貌似虛幻,Crapanzano視Lala ‘A’isha為理解Tuhami生命處境自覺的關鍵「象徵─詮釋要素」,因此便是真實。

 

多重社會邊緣處境與魔神仔的世界

在少德的故事裡,他的多重社會邊緣處境使他更可感受魔神仔世界的親近性:正是因為對比了T吧少爺「無心晟」情感勞務、以及單調無趣的工廠勞動,與魔神仔的交逢才會開啟了彷彿無限的感知可能(關鍵話語之一是「怎麼做都不會累,只有越做越爽」)。然而,安非他命象徵的弔詭性倫理抉擇,也象徵了少德多少自覺的生命基調:情感勞務以及薪資勞動邏輯主宰的現世乏味疲累並急速催人老化,而無預期突現的異世界縱然美妙奇幻,一旦他遵循了現世的尊親情感勞務準則(衣裝筆挺「神智清醒」地在公共空間展演與異性戀無異的相親戲碼),便只能導向非凡異世界的消亡。不過,儘管出現時間必然短暫,魔神仔可能隨時再臨,因此即使成為不甘願的廠工,每日仍興奮地籌備著「happy hours」──而這也是何以在灰白的燈光下他誤視我為魔神仔:我不僅蓄了長髮、面色蒼白、而且圓形的眼鏡框「比嘴巴還大」。少德的魔神仔誕生自摒除多元情慾的無創造性資本主義勞動世界,這個勞動邏輯且已擴及日益以貨幣計量為本的同志勞作場域(比如T吧),同志運動(甚且可擴及至社會學田野工作者)必須提醒自身可能的「魔神仔」潛質,在超越既定社會與經濟邏輯之時,也可激發整體社會的另類想像和感知範疇。

 

 

 

註解

[1] 溫熱的紹興酒加烏梅是當時T 吧(女同志酒吧)最普遍也最平價的酒精飲料。

[2] 他們習用「圈內人」(而非「同志」)這個指稱。另,T不認同自己是男性,但使用「他」這個人稱代名詞,本文故沿用之。

[3] 他說過幾次:「當工人不會賺錢,錢都被老闆賺走了啦,他算的精精的,你以為趕工加班可以多賺一點,他賺得更多。當工人的沒有人不知道這個道理啊」。

[4] 以強調空軍陽剛戰鬥意識的好萊塢電影《捍衛戰士》為名,北市最火紅的T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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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紀駿傑教授的學術研究與生活實踐

張瑋琦/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1996年,傳說剛從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校區返國,在清大客座的社會學教授紀駿傑,要來申請東華大學族群所教職,族群所碩士班第一屆的我們都很期待。然後,那年秋天,校園裡多了一位戴著扁扁紳士帽、身著黃色大披風、騎腳踏車的瀟灑身影。那種混雜著紳士、嚴肅、正義卻又幽默的神氣,像是一種揉合英國紳士的優雅,又有香港警察正義的阿sir氣質,族群所第一屆的我們稱他為「紀sir」。


【駿傑老師經常與太太淑君一同出遊】 

就在同年,我走進他的研究室說:「老師,我大學讀觀光系,完全沒有讀過社會學,但您願意指導我寫原住民社區營造的論文嗎?」他說:「我指導的話,你要從批判的觀點思考社區營造,也可能會批判你自己做過的事情,如果你能接受的話,我才能指導你。」就這樣,我成為他在國內任教正式指導的第一位弟子。

辣辣鹹鹹的太平洋淚水

許多紀sir的友人和同事都對「紀式幽默」印象深刻,但事實上紀sir剛回國教書時也跟許多新科教授一樣,對學生充滿高規格的期待。讀碩士的時候,我很畏懼紀sir(完全沒有感覺他有什麼幽默),每週到他的研究室seminar都會緊張發抖。初次向他報告田野進度時,他說:「瑋琦,我不要聽流水帳,你要有觀點的論述。」他嚴格的時候,會壓低聲音、用冷靜的語調說話。因為太害怕,所以連「什麼是有觀點的論述?」都不敢問,自己回家參禪參了一個禮拜。此外,第一、二屆的同學常私底下抱怨:「紀sir改論文,只改標點符號。」到今天自己當老師才明白,其實是:「紀sir改論文,連標點符號都改!」(這句話採用紀sir語氣加強重音)

由於當年東華大學是新學校,族群所又是第一屆跨科際整合的研究所,學生從各種專業領域進到人文社會科學專業,的確覺得族群所的老師們嚴格又高標準。選修社會學的學妹回憶,在紀sir的要求下,一年讀完、討論完、翻譯完一整本英文的《想像的共同體》,三位選修生每週去紀sir的研究室跟他seminar,在報告過程中「被電爆到哭」。而且,不僅學生為學術流淚,老師也為教書真情流露。第一、二屆學生曾經聯手在族群關係的課堂上把紀sir氣哭,因為那天沒有任何人完成指定的閱讀。紀sir說:「既然大家都不讀書,我們今天也不用上課了!」然後他竟然轉身向黑板哭了,接著就離席回去!真是把大家都嚇呆了!大家面對空空的講壇竊竊私語:「原來老師也會哭?」但從此沒有人敢不讀書。當年的東華大學族群所,真是充滿了太平洋畔田野與學術交織的「辣辣鹹鹹的水」啊!現在憶及令人懷念,幸好當年學生不能評價老師。直至今日回想起來,大家才能明白:「嚴格是好的」。


【紀老師的授課辣辣鹹鹹的!】

不僅是學術,紀sir在生活態度上也給我很多影響。紀sir的生活態度一如他的學術,知行合一且注重細節。他的幽默來自於他的聰明睿智,因此在他的文章和演講中,經常出現許多燴炙人口的錦言妙語。我不必再談他的學術貢獻,做為他的學生,我想和大家再一次溫習紀sir的雋語,從他的研究洞見中緬懷恩師的生活點滴。

台灣不靠海、靠消波塊

這句名言最能代表紀sir做為社會學者的主要關懷。在學術上,紀sir是國內最早引進「環境正義」與「生態女性主義」的學者之一,他認為社會的不公平是造成環境持續破壞的主要原因[i]。他不僅參與反台泥運動,也帶領研究所學生到蘭嶼踏查,關心核廢料儲存的問題。在生活上更是勵行環保、支持有機農業。有一次他向我「炫耀」他的汽車有多好,他說:「瑋琦,等一下我停紅綠燈的時候你注意聽⋯⋯怎麼樣?發現了嗎?」「哦!會自動熄火耶!」「是的,我選這款車就是因為這個功能,可以減少怠速時的石油燃燒。」

我們沒有共同的未來

做為族群學院的老師,紀sir在環境正義的研究上,特別關心原住民的環境議題,從後殖民觀點揭露原住民所遭受的「環境殖民」壓迫[ii],並尋思去殖民之道。他撰寫〈我們沒有共同的未來:西方主流「環保」關懷的政治經濟學〉一文,強烈批判《我們共同的未來》這本書缺乏階級、族群、地域的政治經濟學視野,而淪為空泛不切實際的口號,甚至可能會加速環境破壞[iii]。1995年他與王俊秀教授在東華大學自然資源研究所共同開設「環境社會學」,批判台灣引用美國式的國家公園管理模式,嚴重剝奪原住民的土地與資源權,威脅原住民的生存,他認為不論階級、族群、性別、職業,每個人均應享有公平的環境人權,甚至不應以「保護環境(或動物)」為由,合理化剝奪原住民的家園的行為。這樣的見解在當年的國家公園研究中,是十分震聾發聵的洞見。1996年以後,他在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開設「後殖民理論」,從殖民處境、原住民與國家、族群互動及當代原住民議題(如:觀光、社區營造、國家計畫)等,帶學生對殖民與去殖民進行深入且批判的討論,而我的碩士論文即深受其影響。他的環境正義與族群關懷,總是能引導學生們走進更細緻的田野工作,看見地方居民的處境,真正從弱勢者的角度思考我們共同的未來。

去只為到過,買只為擁有

從後殖民觀點研究觀光的紀sir熱愛旅行,即便他生病後、化療中,也經常帶著摯愛的太太吳淑君雲遊四海。認識他的朋友多受過他的「旅遊服務」。他總是不厭其詳地分享這些景點的歷史與社會學淵源(例如建議我去巴黎的時候要拜訪公墓)。他甚至幽默地創設一個「紀sir旅行社」的Line社群。為了規劃一個完美的深度旅遊,他可以做足功課,其精神與做學問幾乎雷同。另一方面,他對掠奪式的大眾旅遊之批判,更是不遺餘力。「去只為到過,買只為擁有」可說是他批判大眾旅遊最經典的一句話[iv]。他經常批判人類學者缺乏行動力,因此他執行許多原住民觀光相關的科技部研究整合計畫,總希望研究團隊要思索在研究過程中如何回饋地方社會,研究結論如何化為社會行動建議。他努力找尋更合乎正義的原住民觀光發展模式,而他也找到了接近理想的「答案」,他認為非掠奪式的觀光必須是「原住民自主的觀光」。


【沒有意識型態先行的問題,紀老師永遠站在「正義」的角度看世界】 

去賭一下:從觀光原住民到原住民自主的觀光

這句廣受觀光研究學子引用的名言,出自一篇他的研討會論文,後來收錄在《台灣原住民族教育論叢第九輯》中。什麼是「原住民自主的觀光」?他在這篇文章中介紹了美國新墨西哥州Taos pueblo和Acoma Pueblo, Sky City的管理機制。新墨西哥州印弟安人自治區是他心目中的原住民自主管理典範,他熱愛那裡的風土、食物與文化,以及原住民的各種事業,他視其為第二故鄉,一個「永遠願意再度造訪的地方」。有一年,我碰巧有機會到新墨西哥發表研究,「紀sir旅行社」特地從花蓮來台北與我會面,把兩項法寶——地圖和《寂寞星球》交給我,裡面做滿筆記,指點我行程安排、必須要看的景點、該品嘗的在地美食。更令我訝異的是,他建議我經過阿帕奇賭場(Casino Apache)可以去小博一下!原來,賭場行程也是有社會學意義的,他說,印第安保留區允許自由設立賭場,不受州政府博奕法律規範。新墨西哥州的賭場與其他地方不同,由部落自主管理,保持賭場業務與部落社會文化價值一致。在思考商業與原住民主權及自決權這件事情上,他沒有意識型態先行的問題,他永遠站在「正義」的角度,考慮誰獲利了?有沒有人在這過程中被剝削?這位正義的使者,還博得「紀大俠」雅稱呢!

【弔念正義的使者紀駿傑老師】 

悼念有情有義的恩師

知行合一,看起來很八股,卻是知識份子最基本的人文精神要求。然而看看今天的學術界,有多少人做得到知行合一?在這正義不多的人間界,這位倡導正義、行正義的學者,經常以其幽默而不壓迫的姿態,引導我們享受「有情有義」的人生。他是影響我學術與生活態度最重要的一位長者,如師、如父亦如友。

紀sir,請再讓我敬您一杯吧!這永遠的師恩,不是一句感謝可以說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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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紀駿傑、蕭新煌(2003)。當前臺灣環境正義的社會基礎。國家政策季刊,2(3):169-179。

[ii]紀駿傑(1997)。環境殖民:資本主義生產擴張下的台灣原住民土地與資源權。「原住民土地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土地經濟學會編。

[iii]紀駿傑(1998)。我們沒有共同的未來:西方主流「環保」關懷的政治經濟學。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1:141-168。

[iv]紀駿傑(2006)。從觀光原住民到原住民自主的觀光。載於舞動民族教育精靈:台灣原住民族教育論叢第九輯——生態教育。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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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市場」的社會/技術組裝

王驥懋/輔仁大學社會學系

 

在初春的三月天,春暖還寒,和幾個田野裡的農友,在一間汽修廠煮起了火鍋。席間,外頭突然傳來斷斷續續的巨大聲響,我好奇地往外看,還未清楚發生什麼事的時候,汽修廠大哥淡定地告訴我,那是幾個菜農和田事管理者,正在用他廠內的設備修理他們的農機具。

我好奇地追問他,這些修理農機的技術,他們怎麼會?還未待黑手大哥告知,一旁我的主要報導人,放下喝一半的「四個燈」威士忌,搶著說明他們這產業,有什麼樣的技術、運輸方式等,而其他農友亦在旁不斷的插話補充。

當下除了佩服這些高手的專業知識外,亦不斷讓我查覺到,這個蔬菜業和我接觸的其他農產業,有極大的不同。各個產業的複雜樣貌,不斷衝擊我對於「市場」的理解。很顯然,這些不同的市場,有不同的組織邏輯和運作方式,無法單用供給/需求這簡單新古典經濟學的法則來概括。而在辦公室裡透過農委會的各種統計資料,看到各種內銷/外銷農產品的漲落,亦無法一窺到底這些數字背後代表的意義,為何某產品某年出口增加?而某類的根莖類作物大跌?

非傳統經濟學者,或「異端經濟學」(heterodox economy)指出:「市場並非憑空而降,而是在許多社會行動者的協助下,不斷被生產出來。」單純從供給以及需求的面向來看待市場,容易將「市場」黑箱化(black-boxing)。因此大部份非主流經濟學的研究,即嘗試打開市場黑盒子。有鑑於不同觀點間存在許多差異,本文嘗試簡單地回顧社會學或是廣泛的異端經濟學對於「市場」概念的演變,並將焦點放在晚近由法國學者Michel Callon以及英國學者Donald MacKenzie所啟發的文化經濟學(cultural economy)市場研究取徑,來幫助我們理解台灣的農業市場型構。

2018051501.jpg各個產業的複雜樣貌,有不同的組織邏輯和運作方式,無法單用供給需求法則來概括。
圖片來源:Pixabay,https://bit.ly/2IFDpap。

市場具有毀滅性力量: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取徑

和新古典經濟學一樣,馬克思主義所引領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取徑,認為市場具有強大的力量,徹底轉變了舊有的社會關係,如社區組織、團結經濟以及文化傳統等。但和新古典經濟學將焦點放在抽象市場上有所不同,馬克思主義者將分析的焦點放在市場的各種物質基礎上,大部份的分析都放在生產過程,以及勞動力在此過程中扮演的各種角色,例如勞動者出賣他們的勞動力獲得金錢,再用於購買其他人生產出來的商品。

雖然此觀點對於市場抱持批評的立場,但仍將市場賦與抽象的神祕力量,它決定了東西是否有價值,連勞動者的價值,也是市場所決定。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透過市場的運作,一個高度競爭的社會隨之而來,在全球的尺度上,造成了各地社會/空間不均發展的現象,如社會貧富不均/北方/南方國家,此抽象的力量,將傳統社會的團結模式以及社區經濟徹底的毀滅。將這種把市場視為無遠弗界的力量,受到許多批評,其對於市場的解釋力也受到質疑。

近年來,一些政治經濟學者開始研究不同區域、空間的市場複雜性以及樣貌,此馬克思傳統的政治經濟取徑,又重新受到關注。比較美國以及德國的資本主義市場,即為一經典案例。前者被研究者認為是遵循完美的資本主義市場典範,後者則被認為是社會及政治組織積極介入的社會市場經濟。不過有批評者指出,此類的研究看似著重不同區域的差異,但在這些比較研究的背後,似乎仍預設著一個完美的資本主義市場的樣態,而地方的差異僅僅是文化或是制度作用的結果。晚近,受到後結構主義及女性主義影響的學者則主張,我們應該完全放棄將「資本主義」視為組織人類經濟活動的唯一模式,人類社會存在許多另類的經濟實踐模式,例如團結經濟、家戶勞動分工等。這類強調多元經濟行為和文化經濟研究取徑有許多相似點,將留待後面再進行討論。

 

市場為社會網絡:經濟社會學的鑲嵌傳統

過去三十年來,經濟社會學的研究焦點大量集中在市場社會學(sociology of markets),此派反對傳統經濟學的自由市場概念,並認為市場不能脫離社會以及制度而存在,例如倫敦的期貨金融市場跟非洲迦納的水果外銷市場,有著完全不同的制度以及社會條件。市場社會學認為,某種物品能在「市場」上被交換,必需克服二個交易及競爭上不確定性問題:即買家/賣家以及生產者/銷售者間相互衝突的立場。此賣家信的過嗎?生產者有沒有刻意隱瞞重要資訊或是提高報價?為了克服這些交易的不確定性,市場需要依賴一些市場參與者都認同的制度,以維持市場交換的穩定性。

上述的觀點,大抵上是市場社會學目前大略的研究方向,但市場社會學分支眾多,且不同研究取徑有不同的關注面向。例如在微觀的層面上,社會網絡理論經常被採用,市場的交換能夠達成,往往有賴交易雙方事先存在的各種信任關係。經濟社會學者利用鑲嵌(embeddedness)的概念,來解釋交易過程所涉及的各種信賴關係,簡單說,交易是鑲嵌在各種社會關係中。

在另外一鉅觀的層次上,制度經濟學者指出,市場交易甚少發生在制度真空中,各種規範,包含法律、習俗等,形塑了真實市場的運作方式。例如買賣雙方簽定契約,需有國家法律制度規範雙方的交易內容,而國家亦有能力決定某類商品是否得以在其境內銷售。

簡單來說,對於新古典經濟學而言,市場從來不是一個研究的對象,因為市場不是個問題,而是它解決了各種問題。而對於政治經濟學者而言,上述的論述正好相反,即市場造成了人類社會的問題,如社會不均等。對於社會網絡取徑來說,研究的焦點就不在於市場,而是在網絡。上述的這些取徑,忽略了二個打造市場的重要因素:經濟學知識(economic knowledge)以及物質性(materiality)。而這也構成了第三個市場研究取向:文化經濟研究取徑。

 

市場是一場表演:文化經濟研究取向

和後結構主義者一樣,文化經濟研究取徑同樣認為市場具有多元性,他們認為,市場研究的焦點應該放在「盤算行動者」(calculative agencies)以及物質設備(material devices)如何參與到建構市場的過程。例如農作物如果沒有農民裁種、盤商進行收購(或是農民市集)、物流運送、拍賣人員乃至零售單位,他並不具有任何市場交換的價值。在這些盤算行動者的協助之下,農作物方才被賦與價值。因此,市場是一個社會/技術的拼裝品(或有譯為裝配)(socio-technical arrangement/assemblage)。

視市場是一個社會/技術的拼裝品,有別於新古典或是某些政治經濟學取徑的市場研究,它意謂著「市場」有多種型式 ,也就是有許多的「市場們」(markets)。由於強調市場是社會/技術的拼裝品,文化經濟研究取徑的第二個重要特色,在於突顯非人行動者的角色。例如社會科學知識在市場建構過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Callon近期的研究關注經濟學知識/經濟學家,如何對經濟活動造成影響。他提出一個疑問:到底經濟(社會科)學家是作為經濟現象的描述者,還是他們在實際影響/改變了真實世界的經濟行為?經濟學知識只是單純反映了既存的事實,還是對經濟活動的創新有所影響。

又例如Mackenzie長期關心金融市場和當代金融理論之間的關係。他認為,當代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如期貨市場)的出現,和知名的期貨數學模型「Black- Scholes模型」,有緊密的關係。簡單來說,數學理論以及金融模型,實際參與塑造、影響了當代的期貨交易市場。經濟學知識/經濟學家,不單單是經濟現象的描述者,他們實際塑造及界入市場的建構。

然而,正如Callon所言,經濟學家或是經濟學模型,需要有「異質的」、「多元的」行動者的協助,否則他們的理論僅會停留在空談的階段。MacKenzie認為,電腦的出現,對於期貨選擇權計價公式有極大的影響。在後續的歐洲碳權市場的研究上,Lovell and MacKenzie認為會計學知識以及他們採用的複式記帳法,大大影響了碳權如何計算、交易以及定價的方式,並進一步創造出碳權市場。Callon以及MacKenzie的市場研究,被稱之為展演性(performativity)研究。

所謂的展演性,是指「經濟學理論,能夠積極影響他所描述的對象」。但要能實現這樣的影響,不停留在空談階段,也就是經濟學理論/模型,要能夠被完美「表演」,需要有異質行動者網絡,包含經濟學家、電腦、數學模型、期貨交易員等的人/非人行動者,加以協助並配合演出。然而Callon以及MacKenzie並不天真地認為,經濟學理論往往可以被完全的演出,事實上展演經常失敗,如1987年,Black-Scholes模型的預測失準,Callon將此過程稱之為「溢出」(overflowing),MacKenzie則稱之為反展演(counterperformativity)。

透過Callon以及MacKenzie等人的展演性理論,我們得以了解不同的農業市場,具有不同的社會/技術組裝面貌。例如Ouma研究的非洲迦納水果市場,就利用了展演性理論,呈現出為何位於同樣國境,卻導致不同地區不同水果(芒果以及鳳梨),具有完全不同的外銷市場型態。有別於將市場黑箱化,近來展演性理論在經濟社會學界開始受到大量關注,特別是此方法不事先預設市場樣態,而強調跟隨著行動者的實踐導向(practice-oriented),開始廣泛被用來研究農業及商品鏈相關研究中。

農業社會學者向來積極地界入社會學理論的發展。上述三派的理論,在農業社會學界近年來造成許多的論辯以及討論。雖然爭論不斷,但論辯有助於農業社會學理論的發展,且也促進了我們對現實世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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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債與還債:債務的社會學世界

吳宗昇/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卡債受害人自救會顧問

還債

今天要來還稿債,因為害怕承諾沒有完成,虧欠對方,因此必須盡力還債。在社會學界中,如果一直逃債,其實也不會有什麼懲罰機制。但我們常內化這種罪惡感,躲在研究室,總覺得不好意思(巷仔口小編真的沒有討債)。

在進入「欠債文」之前,先釐清幾個類似詞彙,分別是貨幣(money)、資本(capital)、債務(debt)。簡單講,貨幣就是生活中交換的金錢,像是鈔票、銅板這類的東西;資本,就是可以「繁殖錢的錢」,像是工廠的投資、對自己教育的投資;債務呢,是一種虧欠的關係,可以主張並要求某種義務、物品或貨幣。比如說,欠同學50元、跟銀行借5萬元,就是金錢的債。或者常常聽到有人說,「出來混,總是要還的」,就是指某種社會關係的債。

這裡先不去戰精準的定義,三天三夜也講不完,況且在巷仔口社會學也不適合打打殺殺。也先聲明,以下要置入行銷,以兩本新書《債的歷史》《金融經濟、主體性、與新秩序的浮現》作為切入點,摘錄部分導言還有台灣卡債的情況。請不用擔心,小弟完全沒有抽佣,書賣得好不好跟我無關。

 

債的道德矛盾

格雷伯(David Graeber)的巨著《債的歷史》挑戰很多債務的義務關係,比如說「欠債的人一定要還錢」,這個主張是不是對的呢?

對格雷伯來說,這不僅是經濟關係的聲明,更是道德的聲明。但他認為這是雙重的道德混淆。比如說,第一,借錢的人要還錢,這是再簡單不過的道德問題;第二,習慣借錢給人的高利貸債主是邪惡的。這兩項宣稱其實非常矛盾,一方面我們罵債務人,卻也討厭不合理的借貸關係。這說明「合理範圍和應得利息」的界線並不容易釐清,高利貸者往往利用第一項原則,將「債務轉換為義務」。如此一來,就可以合情合理地討債了。

2018050801.jpg合理範圍和應得利息的界線其實並不容易釐清。圖片來源:https://bit.ly/2FWaA3U。

 

社會債務

債務只有錢嗎?

生活中,我們有無數債務。父母的養育之恩、朋友的情義相挺、陌生人的無私幫助、紅白包的有來有往、感情的虧欠……。隨著關係延伸,我們也會欠天、欠地、欠世界、欠父母、欠朋友,我們必須盡力取得平衡(償還),以彌補得之於世間的恩惠。

這些根植於人類的「社會債務」,遠遠超出常識可以想像的範圍,但在生活中到處可見。比如在一般互動中,對於沒有互惠往來的那些人,我們會開始不爽、憎恨、排除,甚至讓這些人遠離社交圈。但如果是家人,我們包容、接受的程度就很高;但面對屢次不還債的人,人們往往會作道德的潔淨切割。當這人可惡,他的可憐會被認為是一種懲罰,是報應。但繼續可憐到一定程度,其可惡便被洗淨。因為他的悲慘遭遇,像贖罪式般的償還了某些社會債務,因此便能得到救贖。

 

道德關係的偷渡

格雷伯認為人類的經濟關係有三種主要的道德原則,分別是共產原則、交易原則和階級制度。

上述原則可能同時出現在人類社會中,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思維模式。他認為的共產原則,更接近共享、共有資源的概念,與一般刻板印象的共產主義有所不同。至於交易原則,反而是更能消除雙方的「債務」。透過類似價值物件的交換,交易雙方債務會互相打平,雖然在交易過程中會假裝有某種社會關係(微笑、噓寒問暖),但實際上這種交易跟持續回禮的互惠、有來有往的關係,是完全不同的。階級制度則通常以慣例方式運作,範圍從最剝削到最慈善都有可能。在這種系統中無法量化雙方的價值,譬如國王或貴族有完全的施捨,但也可能出現完全不合理的稅制徵收。

一般說來,我們不太會混淆不同經濟關係的道德原則。比如說,父母不會叫子女簽下債務表,要他們日後依照數字償還;去百貨公司買東西,領完週年慶禮物,我們不會誤解對方是朋友,之後還回禮給百貨公司。

但在現代社會中市場交易中,許多放貸者往往偷渡道德關係,利用人們道德混淆的過程,創造出商業的利益。

比如說,高利貸業者也會主張「欠債還錢、天經地義」,將這套信用道德觀套用在負債者身上,以強化債務人的義務。如果還不出來,則直接以法律手段來解決債務問題。這樣的「交易」,雖然包裝在互惠原則下,但一旦債務人無法償債,他們也不會顧及對方的生存條件,會無情地直接以法律或暴力的效率原則處理。放款者也會刻意忽略「不合理」利息的道德性,以及各種非法催討的手法,視而不見自己的「不道德」。

有趣的是,利益(interest)這個字眼也是利息,利息原本是要補償放款人將這筆錢投資在其他地方可以得到的利潤。但在歷史的演變過程中,收取利息似乎成為再自然不過的事情,而原來的社會信用、社會債務慢慢退場。同時,中世紀後債務開始有了契約式的安排,並交由國家機關來執行法律,透過法律系統把這個「罪名」確定,放款者甚至只要有聰明的規劃,就可以輕易讓讓負債者入獄。

至此,現代社會中債務的罪名與道德秩序完整化了,放款者同時擁有了道德和法律的正當性。

 

債的全球化

格雷伯認為在革命年代之後(工業革命、美國革命、法國大革命),資本主義取得驚人的進展。這個體系能對自由流動勞工有效率的配置使用(剝削),加上各種金融體制的建立,對利潤無止盡追求的精神,又有民族國家帝國的軍火、奴隸和毒品的交易系統的加持,使它在十九世紀後取得了全面的控制權。緊接著,為了戰爭需求,國家必須發行公債。當國家不斷擴張時,債務也就越來越多;如果國家破產,人民也會遭殃,所以國家以債養債,綁架了全體人民。以美國來說,戰爭與軍事化力量的過程,迫使美國發行債券給資本家和其他國家,並成為最大的債務人。美國的全球化擴張與不斷發展的思維,背後其實是靠著不斷膨脹的債務。

接下來的一九九○年代,無現金的信用卡金融體系建立。而美國信用卡最偉大的一項勝利,就是取消了對「利息」的法律限制。不斷的花錢、賺錢、借錢、找錢填債,這一系列的循環造就了消費經濟的基礎,也讓亞洲生產國家賺進大把銀子。但是,這些國家同時也是美國債券的主要購買者,包含台灣、日本、韓國以及不斷強大的中國,都「購買/進貢」大量的美國債券。

如果沒有這些「債」,這個經濟世界將缺乏繁榮和快速前進的動力;如果沒有這些天文數字的債務,甚至現在的歷史也會完全不同。諷刺的是,身為最大的債務人,美國政府卻不太需要背負道德上的指責。

在日常生活中,債的必要性也逐步產生。「金融自由化」、「日常生活的金融化」,方便的支付工具讓人們花錢越來越簡單,越來越快速。每個人也必須將自己視為一個「企業」,對自己的「財務規劃」要理性而有長期規畫。這種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幾乎成為所有事情的指導原則。而窮人或那些被歸因為「自我放縱」的人,則因為還不起錢而必須背上「負債者」的原罪;學貸、生活的種種貸款迫使他們必須破產,用生涯的後半段來償還債務。

二○○○年之後的故事,大家就比較熟悉了。連動債、次級房貸,以及各種「債務/風險」被包裝成不同的商品,不斷連結各種財務槓桿。泡沫破滅後,受苦的卻多是中下階層,多數人從頭到尾搞不清楚狀況,莫名其妙的被牽連動進來這個金融體系。

結局是,在這個時代,不管我們願不願意,都已經捲入這場債務的綿密關係中。生活中的社會債務計算,已經抽離人類生活的脈絡,更多是用價格來計算,而不是人與人的價值。但是,這樣對嗎?

 

佔領華爾街:債務不應壓迫到生命

廢話,當然不對。對於高利貸業者的道德偷渡,以及壓迫到生命的債務催討當然不對。但這並不是說欠債不還,而是應該讓負債者能生存,重回社會好好的活下來,這樣可以還給整體社會更多。可是這種觀念並不容易被接受,特別是對擁有債權的放貸者,因此全球展開了一系列的反抗。

我認識格雷伯這位人類學家,並不是經由他的著作,而是二○一一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Occupy Wall Street)。那時格雷伯《債的歷史》剛出版,旋即成為這場運動的知識配備,他也很自然地成為精神領袖。這場運動透過「匿名者」的助力迅速蔓延,「99%對抗1%」的佔領,後來變成「一起佔領」(occupy together),擴散到全球數百個城市。在台北,則是佔領101大樓,我有位學生也參與其中,因此特別關注這件事情。這場運動的訴求主題是金權政治、貧富差距,以及債務的剝削和支配。美、英學貸問題遠比台灣嚴重許多,因此這議題讓全球大學生們熱血沸騰。

由於佔領運動主張去中心化、去菁英領導的抗爭形式,因此協調與運作緩慢而無效率,後來就逐漸降溫,許多人評論這就像是場沒頭沒腦的鬧劇。但我不覺得這場佔領運動毫無意義,至少它把金融工具的操弄、貧富差距和債務的問題搬到前台,讓大家看清這個問題。後來我仍然保持對「 Strike Debt!」等網站的追蹤,以及全球Jubilee運動的後續發展(類似宗教意涵的禧年債務赦免)。

2018050802.jpg2011年,佔領華爾街運動。圖片來源:https://cnn.it/2JYewna。

 

亞洲的債務對抗運動:不是不還錢,是合理的還,公平的還

在佔領運動的前一年,台灣方面已經由簡錫堦先生、林永頌律師組織許多卡債族成立了「卡債受害人自救會」,我也有幸參與其中。實際上,二○○六年卡債風暴時,就有許多社會運動組織投入支援,之後在二○○八年通過實施「消費者債務清償條例」,透過法律扶助基金會許多熱血律師的投入,讓許多債務人重新看到希望。自救會的主張並不是不還錢,而是合理的還,公平的還。

亞洲地區的債務對抗組織交流的算是密切,特別是台、日、韓的「東亞金融受害人交流會」,到現在已經運作至少八年。十年前萬泰銀行由日資複製放貸技術,日本辯聯會律師團也因此追蹤到台灣、韓國,並與在地律師進行交流,支援法律的修訂和輿論的倡議。日本的債務打擊運動經過三十幾年的發展,已經逐漸轉型對抗貧窮的運動,並提供生活貧困者各項支援。

2018050803.jpg2016.07.30卡債自救會訴求修法。圖片來源:作者。

2018050804.jpg2011.09.16行政院前修法抗議。圖片來源:作者。

 

韓國Jubilee運動則發展的相當出色,他們延續禧年債務聯盟(Jubilee Debt Coalition)與資本主義對抗的精神,主張不公正的債務應該要被取消,同時也要積極面對貧窮問題,特別是那些發展中國家所遭受的剝削和不正義的對待。韓國「民主聯合經濟會」於是成立Jubilee銀行,從二○一五年成立至今共消滅了6303億韓元的債務(38,046人)。他們透過與債權銀行的談判,購買債權然後銷毀,希望債務人脫離奴隸的生活,讓人生重新出發。他們的資金多數來自一般平民捐款,展現了不可思議的生猛活力。

另外,臺灣在學術研究方面也往前推進。二○一七年由黃應貴教授、鄭瑋寧教授編著《金融秩序、主體性與新秩序的浮現》一書,討論臺灣的新自由主義,金融化和金融主體性的現象和趨勢,其中也包含債務的社會傷害性討論。該書黃應貴和鄭瑋寧的導論非常值得一讀,他們由新自由主義切入,在論述軸線上整理金融、債、金融主體性、金融資本類型的要點,是金融社會學、新自由主義、經濟人類學和經驗研究的集大成作品。假若想看台灣研究者的論證,此書非常值得一讀。鄭瑋寧〈資本的幽靈、分裂的主體〉也提供關於債權人(creditor)與負債者(debtor)關係的演變,人類學家非常細膩的人觀和描述,很值得社會學學習。

 

生命不只是活下來而已,必須給出希望

關於債務、社會階層、生活狀態的研究,目前全球仍十分稀少。在批判不合理的金融體制時,目前也還沒有完整替代方案。眼前的作法可能是邊走邊修,批判與建設同時進行。

至於《債的歷史》的論點都是對的嗎?我其實並不這麼認為。這不是懷疑格雷伯,恰恰相反;這是出自內心的尊敬。一本好的巨著並不提供所有的答案,而是啟發無數的問題思考。這本書引發了激烈的討論,影響這個時代對債務、金融社會問題的探索;格雷伯批判債務的原罪,更試圖從中給出一個可能性,以及希望。

沒錯,是希望。我們必須給下個世代新的希望,而不是貧窮的複製和債務的無限循環。不管是債務人或親友的放款人,一旦陷入經濟生活危機時,危及的是一個生命、一個家庭,而不是銀行或是法院的一組數字,一個待結案的案號。如同格雷伯一般,我們的分析必須再以社會關係的觀點檢視各種金融制度,分析不公平的結構,勇敢地挑戰債務這個問題。台灣面臨的問題不只是卡債,還有學貸、年金、國家公債……,影響的人數成千上百萬。我們並不知道所有的解答和處理方式,但唯一能確定的是,不應該把上一代的債務丟給下一代。年輕人應該擁有更好的生活條件,不被債務壓迫的環境。

就像格雷伯所說:「我仍然必須強調,對一個真正的人來說,只是『活下來』而已一點也不夠。生命也不應該只是這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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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身體與結構:給我共生演化的同伴

張君玫/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我害羞的時候,小小的心會裂開,

我心裡想的很多很多事情就會掉下去,

到心靈的河流裡,都看不見了,

只有害羞,飛了起來。

在我的心上。在岸上。」

這是女兒在小學二年級時對我說的話,如今她已經長成可愛的少女。從她吐露第一個字開始,我就常紀錄她的話語,想著其中的意義。我們心靈的河流是如何形成的?是不是依然清澈?是不是還擁有豐富的生命?是不是可以在不停歇的生態循環中永遠流動?

 

*日常生活

身為一個社會學家和女性主義者,母親的角色似乎總是曖昧不明的。事實上,「母親」所承載的社會意涵,無論是被瑣碎化,或是被神聖化,都映照出女性個體的社會處境。

加拿大社會學家桃樂絲.史密斯(Dorothy Smith)在1970年代就已指出,社會學作為一個學科,如同其他大部分學科,都是在主流的男性文化中形塑與發展,女人被排除在「意識形態、知識和文化的創作」之外。社會學到知識生產過程中,依然存在著許多性別、種族、階級和文化偏見。從這樣的反省中,史密斯先後提出了從日常生活出發的女性主義社會學(feminist sociology),以及探索常民生活世界的「建制民族誌」(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什麼是正當或有資格被研究的對象,怎樣算是值得肯認的知識,哪些知識會被書寫並流傳,都涉及到人群分界的政治過程。

就像史密斯所言:

觀念、形象、主題的世界 —— 思想得以流通的符號模式 ——都是被男人生產出來或加以控制的。當女人的工作和經驗進入這個世界,就必須採用男人決定的詞彙,因為必須得到男人的讚許。這就是為什麼,直到非常晚近,女人沒有寫下歷史,沒有創造宗教思想,沒有政治哲學,沒有從她們的觀點去看見的社會樣貌,沒有詩學傳統,沒有藝術傳統。

當然,女人並不是真的沒有創造,而是在特定社會的主流文化往往被抹殺。我們可能會在很多不同的文化傳統中看到女性書寫和女性文化的傳統,比如中國湖南省南部永州的江永縣傳流的「女書」。然而,「女書」被發現並且成為學者研究對象之後,卻也產生了一些對書寫者不利的副作用。劉斐玟的研究指出,在當地的脈絡中,女書乃是好姐妹們在父權體制中訴苦的秘密文本。但在媒體競相報導,甚至觀光化之後,女書不再是女人們彼此間抒發心聲的媒介,而成為滿足觀光客心態的文化奇觀。書寫的內容成為空泛的抄寫與祝賀,失去原本的意義。

日常生活並不是風花雪月,而充滿瑣瑣碎碎的雜事。傳統上,這些瑣事被等同於「婆婆媽媽」,或「女人的工作」。從日常生活中出發的知識建構是重要的,但要如何和早已在學術系統中取得理論高度的概念架構之間進行對話,則是另一個問題。 在人類所有的社會中,幾乎都可以找到性別分工的社會安排,但不一定是像我們所想像的秩序。性別秩序具有高度的文化特定性,但同時也呈現出跨文化的共通性。「女人的工作」和「男人的工作」從來就不是固定的,而是在特定生態系統與歷史過程中逐漸形成,並透過規範化的作為,讓有些安排從偶然變成了必然,或是我們一般所謂的習俗,具有一定的社會強制性。性別結構就是這樣的東西,或者,用涂爾幹(Emile Durkheim)的話來說,它是一個外在於個體存在並對個體有外在強制力的社會事實。當然,種種社會事實的存在,並不表示個體沒有能動力或抵抗的空間。江永女書的意義正是在於,這是女性個體在父權結構中依然有能力去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書寫空間的鮮活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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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永女書的意義在於,這是女性個體在父權結構中依然有能力去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書寫空間的鮮活例子。圖片來源:https://bit.ly/2Fu8pEF。

 

*體現

「母親」是一個怎樣的角色?女性主義要如何看待母職和個體性之間的衝突?

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中,從個體性(individuality)的發展程度去探討人類的性別結構。她指出,在生物學上,女性個體成為受制於人類物種繁衍的載體,從而造成女性身體的異化,也就是說,常常覺得這好像不是我的身體。但是,波娃並不認為身體決定了我們的命運,儘管身體是我們得以在這個世界存在與開展的重要處境,也是我們碰觸與探索世界的工具。身體作為我們存在的根本處境,總是位於更大的處境當中,包括社會的、文化的、政治的、經濟的處境。女體的繁衍重擔,以及由此衍生的文化規範與制度,確實讓女性個體在面對自己的身體時更容易產生疏離與壓力。

波娃引用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話,強調「我因此是我的身體,至少只要我有所體驗,相對應地,我的身體像一個自然的主體(a natural subject),宛如我整個存有的藍圖」。在《第二性》中,波娃一開始就標示了這個性別特定但並非性別決定的思考位置,

如果我想要定義我自己,我首先必須說,「我是一個女人」; 然後從這個基本事實就會產生其他斷言。一個男人卻永遠不會在開場白標示自己是某一個性別的個體:他是一個(男)人,顯而易見。

在男性文化主導的社會中,相對於男人宣稱「身為人」的普遍性,「身為女人」這件事情的特定性對於我們的體現存在依然有著關鍵的意義。

波娃一生中沒有生育,這是出於她自主的選擇,也可以說是她致力於自身個體性發展的存在主義計畫。關於波娃對於母職的看法,在女性主義理論中有很多討論,有人認為她複製了男性文化的厭女症狀,也有人認為她的觀點其實更複雜迂迴的。我傾向於後者。波娃認為,任何個體,無論她的性別樣貌與構成是如何,都不應該迫於權威而放棄自我的發展。重點在於有沒有選擇的空間、資源和可能性。正因為一切並不是個體所能完全控制,自由才變得有意義,因為你必須捍衛自己的自由。而在共同棲居且相互牽連的社會生活中,個體想要成為自由,就不能不想要他者也是自由的。

 

*河流

心靈的河流,如果不是從我們的身體,從身體和身體之間的緊密相連,從錯綜複雜的關係網絡中,又會是從哪裡來?

身體是我們活在這個世間,並在此世得以紮根或流浪的基地。而沒有任何一個身體是孤單存在的,這包括人類和非人類的身體。異質身體之間往往組成更大的身體,身體之間總是存在著顯性或隱性的牽連和交互作用力。身體的社會學議題上個世紀末興起,有部分乃是出自對社會學制度化之後傾向自我再製的反省。重新結合社會學和生物學或生命科學,成為重要的學科自我批判。所有夠深刻的自我批判,都同時是一個重新發明與創造自我的計畫。身體社會學的研究因此並不僅是探討各種人類身體如何在特定的歷史社會條件中被形塑出來,也必須更動態地去觸及身體及環境,乃至於不同類別身體之間的作用。也因此身體社會學必然是跨科際的,牽涉到社會學的、心理學的、生物學的,以及生態學的面向。但同時,很多學者也擔心會落入心理-生理學至上的陷阱,這是古典社會學在創立的時候就處理過的議題。

然而,走到新世紀之交,我們所面對的科學內涵和操作形式都有很大的變化。訊息化取代了機械化成為主要的思考模式。各種界線之間的破裂和重建,同時包含著收編與抵抗的可能。學科界線的破裂和重建,包括各種來自外部或被排除者的批判檢視,總是可以帶來學科內部更豐富的動能。近年來的氣候變遷和生態危機也拋出了許多跨科際的議題,都是社會學者必須不斷去面對、回應與探討的。

河川是一個美好的隱喻,但同時也指向了生命的脆弱性。在2017年3月,紐西蘭的毛利人在經過長達一百四十年的協商之後,終於為旺阿努伊河(Whanganui river)爭取到和人類一樣的法律權利,也就是法人的地位。對當地的毛利人來說,旺阿努伊河並不僅是生活的環境或資源,而是他們的祖先之一。同時間,印度北阿坎德邦高等法院也賦予恆河和亞穆納河(Ganges and Yamuna rivers)法人的地位,這個決定是為了保護受到高度污染的兩個主要河流,但在北阿坎德邦政府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之後,已遭推翻。很多人可能以為這只是人類如何看待河川的問題,但其中不僅牽涉到複雜的環境保護議題和原住民族主權的爭議,更凸顯了數百年來隨著歐洲資本主義往外擴張而加速惡化的環境處境。在理論思考的層次上,從上個世紀晚期開始,科學科技的發展讓我們更加注意到非人類行動者的能動力,以及人類和非人類行動者之間的扣連或組裝。科技物的能動力,以及自然的能動力,都再也不是難以想像的概念,而是必須嚴肅加以檢視的思考方向。

2018043001.jpg2017年3月,紐西蘭的毛利人終於為旺阿努伊河(Whanganui river)爭取到和人類一樣的法律權利,也就是法人的地位。圖片來源:端傳媒, Hagen Hopkins/Getty Images。

河川也在我們的身體裡和心靈中持續流動著,像是血液和氧氣的循環,像是思緒綿綿不絕地流過,有時候我們掉落在其中,忘了呼吸,有時候卻除了自己的呼吸,什麼都聽不到。世界像是無法觸及的地平線,我們淹沒在自己的心靈河流中。然而,沒有任何一條河川是孤單的,她和自己裡面和周遭的成分之間不斷的接觸、交換、翻譯和轉化。就像布魯諾拉圖借用地質學的「變質區」(metamorphic zone)概念所強調的,在人類世(the Anthropocene)的生態危機中,我們必須把注意力轉向各種不同意義與不同層次的變質區域或地帶,因為這是所謂主體或客體,或各種異質的能動者得以接觸並進行交換和轉化的所在,也是我們(包含人類及非人類)共同的能動力源頭。

 

*未完成

語言並沒有創造身體,而是和身體交織演化著。我們每一個都是身體個體,主體或個體性並不是原本就存在的東西,而是在生命過程中不斷實現和轉變的。而生命的過程,無非就是各種異質能動者的接觸、交換和轉化,這個動態不斷跨越著暫定的物種或類別界線。我想,當我真正碰觸到我的孩子的時候,就已經啟動了一種深層的交換和轉化。在我自身的個體性發展以及存在主義計畫的實現中,孩子是和我一起共生演化的同伴,在我教導她的同時,她也教會了我從未學會的。我們的心靈河流是相通的,時而分流,時而匯集。

女人的工作,尤其是母親,當然是瑣碎辛勞的。照顧孩子的工作,在我們的社會中常受到某種貶抑,彷彿那是不需要技術和能力的工作。重複的勞動是人類有機體循環的必然,也是日常生活的基本步調。根據藍佩嘉的研究,在我們的社會中,這些照顧工作主要仍落在女人身上,而階級在教養的方式與資源上都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無可諱言地,共生演化的理想必須具備很多物質與文化的條件。在很多具體的脈絡中,原本說好的共生可能變成一種剝削和壓迫,而期待中的演化可能停滯固著。我的工作屬性讓我可以更彈性地陪伴孩子,也讓我可以和孩子不斷在對話中成長。在現在的忙碌社會中,這些都是奢侈的。

因此,我從不認為任何個人的體驗可以宣稱具有代表性。就像艾莉斯.馬利雍.楊(Iris Marion Young)提醒我們的,在強調性別的體現經驗的同時,仍然必須注意性別作為社會結構的影響。繼承波娃的身體現象學觀點,楊強調身體是我們最基本的處境,但她同時也承襲批判社會理論的觀點,強調社會結構和階級位置所造成的不平等,而這兩個面向之間是不可化約的。

性別作為結構也是要透過個別身體而被活出來的,因此總是作為個人經驗的回應而出現,並不是個體所共有的一組屬性。

我們必須持續探討和改革社會的結構,同時不要忘記去看見或感受每個個體在結構中活出的樣貌。

「孩子,是未完成的人。抑或,人,是未完成的孩子。」這是我有一天看著孩子時寫下的句子。未完成,可能正是人類必須去承接的文化命運,就算是在後人類的問題意識中也是如此。而在當代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和燃燒石化能源所造成的生態危機中,人類的存在儘管仍未完成,卻已然造成巨大的破壞。物種、性別、種族、階級、宗教、語言、文化等群體分界線依然限制著我們的想像力,人類個體性的充分發展是否可能,又如何可能,仍是一個未完成的存在主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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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分還是命定?從植劇場荼蘼談相連的生命與個人生命軌跡

陳易甫/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

 

湯有彥的父親發生車禍後對鄭如薇的生命有著巨大的影響,自此她的人生走向不一樣的路途。這是「植劇場」第二部電視劇「荼蘼」的破題,講述著女主角在人生轉折時,因為選擇「plan A」或「plan B」而形成「Two me」的過程。

有關生命的故事,向來是社會學「生命歷程觀點」所樂意探討的對象,從個人的傳記出發,探討人在歷史脈絡與情境下的經歷,例如Glen Elder在〈大蕭條的孩子們〉一書中,就描繪美國1920年經濟大蕭條對兩群兒童生命軌跡的影響。生命歷程的相關研究中,將個人的經歷想像成一條條的生命軌跡或路徑,隨著時間的推進,個人在人生的道路上持續前進。

然而,與一般的傳記或故事不同的地方在於,生命歷程的觀點在呈現這些生命故事的同時,試圖提供較理論性的分析,除了個人層次故事的呈現外,並將理論分析的視角推及個人所處的社會關係與社會脈絡之中。這一切,都要從生命軌跡的分析開始。

2018042406.jpg植劇場《荼蘼》女主角面臨人生轉折時,選擇「plan A」或「plan B」而形成「Two me」。圖片來源:https://goo.gl/AuYCjc

 

生命軌跡如何分析我們的人生?

不同的生命場域所行走出來的生命軌跡都不一樣。例如,圖一呈現的是四群人從10歲至19歲在偏差行為上的軌跡。隋著年齡的增長,有些人的偏差行為逐漸增加;但也有人隨之減少,有些人從小到大都維持相似的偏差行為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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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四群人從10歲至19歲在偏差行為上的軌跡。圖片來源:作者。

生命軌跡不一定是以程度大小來呈現,我們也可以用階段或狀態的變動來呈現。例如圖二就是紀錄一群人在不同工作狀態下的轉變歷程。有一小群人,他們的工作經歷是不斷的在非典型工作中轉換,而有一大群人則持續待在私人公司工作。回到鄭如薇的生命故事,在plan A中,她從一家台灣食品公司的小職員、外派到上海的員工、成為股票與房地產的投資客與總公司的經理、在上海投資開餐廳、乃至回到台灣開餐廳。這是鄭如薇自身發展的工作軌跡,但也是在同一個時空背景下不少台灣青年人的寫照。是故,生命軌跡的分析既呈現個人的獨特性,亦可歸納出普同性。

2018042402圖二,一群人在不同工作狀態下的轉變歷程。圖片來源:作者。

在plan B中,因為要照顧有彥的父親,鄭如薇的工作軌跡因而中斷。女性大部分是因為結婚或生子而中斷其就業軌跡,所以劇情中,因為照顧男朋友的父親而中斷,不是那麼的常見(典型)。

不過廣義的來說,女性會因為家庭因素而中斷就業軌跡,所以這邊也可以說她的例子是一個典型。過往就業軌跡的研究中,女性常常會因為進入婚姻/生子而有工作軌跡中斷的情形發生。相較之下,男性的工作軌跡則較無這種情況,如湯有彥的例子。這種情況亦是文獻上著名的男女婚姻/育有子女在薪資上「溢酬/懲罰」的現象。在特定社會文化與制度下,這個現象呈現了男女生命經歷的不同,以及因此所造成的薪資差距不公現象,這也同時引出了生命軌跡分析的另一個面向:多重生命軌跡。

 

每個人都會經歷的多重生命軌跡

在一生中,個人從來不是走在單一的生命軌道中。在不同的生活場域中,個人會同時走著不同的軌跡。我們可以想像,每一個人可能同時存在著多重的生命軌跡,例如偏差、憂鬱、學業表現、教育取得、工作以及愛情、婚姻與養育下一代等人生重要指標的發展軌跡。圖三與圖四為同一群人從13歲至17歲在偏差行為與憂鬱情緒上的軌跡分群。在偏差行為上我們可以觀察到兩群的生命軌跡,而在憂鬱情緒上則有四群。同一個人,可能在偏差行為的軌跡上屬於「never」的那一組,但是在憂鬱上可能是屬於「increase」的那一組。

2018042403圖三,同一群人從13歲至17歲在偏差行為上的軌跡分群。圖片來源:作者。

 

2018042404圖四,同一群人從13歲至17歲在憂鬱情緒上的軌跡分群。圖片來源:作者。

我們可以透過不同群的轉換機率,來描述兩個生命軌跡的相近性,或文獻上所稱的「軌跡的相互掛勾(interlocking)。圖五為這兩種軌跡的轉換機率,相信聰明的讀者可以自行解讀台灣青少年偏差行為與憂鬱軌跡的交織行為。這些軌跡之間會互相影響。前述偏差與憂鬱的軌跡彼此之間可能相互的影響,使得某兩個類別的軌跡有較高的機會掛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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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兩種軌跡(偏差行為與憂鬱情緒)的轉換機率。圖片來源:作者。

社會大眾最為重視的,大概是教育取得的軌跡與工作的軌跡之間的掛勾。傳統地位取得的研究,乃至近期探討的學用相符/不符,皆在探討何種教育軌跡,可以順利嫁接至為人稱羨的工作軌跡。前述的男女婚姻軌跡與工作軌跡交織,再加上社會上性別分工的意識形態,造成了女性的婚姻軌跡(從未婚進入已婚)會影響其工作軌跡的中斷。反之,男性則很有可能因為進入家庭生活,因傳統養家的潛規則,而在工作上獲得升遷與加薪的機會。這也是plan B中鄭如薇的經歷:因為湯有彥父親的生病,毅然決然的接下了家中照護的工作,進入了照護者的軌跡之中,也因此放棄了工作上的進展,造成職涯發展上的中斷。在plan B中,雖然鄭如薇試圖在多年後重續其工作的軌跡,然而,家中照顧者這個軌跡不斷地為其重續工作軌跡設下重重的障礙。

Plan B中鄭如薇以及兩種plan中湯有彥的故事,在生命歷程觀點上具有兩重的意義。第一重的意義在於不同軌跡之間的「同步化(synchronization)」程度。同步化的概念在於描述兩種以上軌跡之間統整或契合程度,通常強調時程上(temporal)的契合程度。舉例來說,在台灣社會,青少年時期成為人父、人母與個人教育軌跡之間,就很有可能因為兩個軌跡對於個人角色上的要求與社會制度支持不完備,而讓小爸爸、小媽媽的家庭軌跡與教育軌跡出現非同步化情況,這些小父母將會遇到兩種軌跡的拉扯,以及兩種軌跡中所經歷的角色衝突,使其被迫放棄其中一種軌跡的進行。這種角色的衝突就發生在plan B的鄭如薇身上:好不容易下定決心要延續其工作軌跡時,卻發現自己懷孕了。工作與成為母親的軌跡,在最壞的時程(不過有好的時程嗎?)中相遇,使之產生非同步化的情況,造成鄭如薇內心的衝突與壓力。反之,這種衝突並未在湯有彥的身上發現,顯示其不同軌跡之間的同步化情況較高。當然,這種同步化在plan A與plan B的湯有彥身上仍有程度上的差異,聰明的讀者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多個生命之間的相連與同步化:社會關係與結構

第二重的意義需將視角跨出個人。Glen Elder在建立生命歷程的觀點中,將相連的生命當成此一觀點的五個基本原則之一。原始意義上,相連的生命認為個人(及其生命軌跡)並非孤獨的存在,而是鑲嵌於社會關係之中。因此,在探討個人的教育軌跡與工作軌跡之時,研究者會強調個人所處的家庭(通常是父母的教育程度與職業地位)對其的影響。Elder在分析大蕭條下孩子們的生命故事時,亦著重其早期家庭生命經驗,特別是代間關係的影響。在鄭如薇的生命故事中,出現太多影響著她的生命軌跡走向的人物。從最初的上司張姐、plan A中上海公司的總經理容亦超、趙輝、plan B中的湯家成員們以及高美瑜,當然還有最為重要的男主角湯有彥,都可看出,鄭如薇的生命與其他生命鑲嵌在一起,與之相連,從而對其多重的生命軌跡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第二重意義還有一個進階版的詮釋。如果將相連的生命與前述同步化的概念相結合,並導入時間的面向,分析的單位將會是「不同人的生命軌跡」與「個人不同生命軌跡」之間的相連。對筆者來說,這可能更適合用來理解鄭如薇的生命故事。鄭如薇與湯有彥相遇在兩人感情皆為空白的狀態下、工作上則皆為起步的情況,因此兩個人的生命軌跡自然的走在一起並同步化的進行著。原本外派事件的出現,兩人後續的軌跡仍有同步的可能,然而,這個可能卻在兩人生命中另一個重要他人的意外而有了危機。在plan A中,兩人的生命從此不再同步,隨著劇情的進展而與他人逐步靠近與同步。相對的,在plan B中兩人的生命同步了,然而,隨著其他人生命事件的出現(如小姑婚姻軌跡的變動),又個別影響兩個人的生命軌跡,最終造成兩人關係的變化。

事實上這樣的觀點在生命歷程的研究中十分常見。以圖四所呈現的憂鬱情緒分群為例,過往的研究指出,家庭環境的變動影響著青少年憂鬱情緒的軌跡。若以父母的婚姻軌跡來思考,對於one-peak的那群人或許在13至15歲之中經歷著父母婚姻解組的變動時期,因此憂鬱情緒持續在一定的高點,而在17歲時則因事過境遷,使其憂鬱情緒下降。又或,對於increase與high-increase這兩群人,家中的經濟支柱正好在這段時間失去了工作(也就是工作軌跡的改變),使得這兩群人喪失了穩定的經濟依靠,因而其憂鬱情緒隨時間而增加。這些(虛構)的例子皆指出,青少年重要他人與青少年個人生命軌跡的相連(linked lives in trajectory),造成對其憂鬱情緒軌跡的影響。當需要穩定成長環境的青少年遇到父母本身生命軌跡產生變化時,父母生命軌跡的不同步,可能是造成青少年本身生命軌跡轉變的原因。

以上的分析焦點,放在個人與個人所處的社會關係,但我們不可忽略整齣劇所描繪的大環境是什麼。在西進的潮流下,「留下來,或我跟你走」,在現實的生活中發生的可能性不高。如同plan A中的情況,分隔兩地的情侶或家庭型態影響著男女主角的生命軌跡,造成了兩個軌跡同步的變化。依據台灣學者的統計,「留守家庭」的型態可能貢獻了台灣部分的離婚率,正呈現出生命軌跡不同步的後果。大環境的影響涉及到生命歷程觀點中的鉅視觀點,由於本文主要以介紹生命軌跡為主,相關的討論就在此打住。

 

個人生命,是社會關係與結構下的命定,還是緣分?

從生命軌跡出發,到大的結構環境的影響,至此,我們大致用生命歷程的觀點將「荼蘼」這個故事進行了剖析。不過,聰明的讀者應該會想問,如果生命軌跡的同步化對於相連的生命是如此重要,那麼什麼因素,可以讓兩人或多人生命之間順利同步化呢?這個聰明的提問已經超越了生命歷程觀點所能提供的解釋。同步化或可看做「在最適當的時機,遇到最適當的人、事、物」,那麼正解也許在於「緣分」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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