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氣概的轉換:男性口腔癌的個案分析

林東龍/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長久以來「男子氣概」成為受批判的概念,一方面,過去研究發現男子氣概與攻擊行為、性騷擾、藥物濫用,以及不利健康等負面行為有關;另一方面,則因父權體制中,男人被視為是唯一有權處理男、女兩性性別認同的群體,且任何不符男子氣概的定義就被視為偏差。同時,男性也是父權體制中占有優勢且擁有權力的群體,將壓迫的性別論述強加諸於女性身上。如此看來,男子氣概似乎有利於男性,可在性別關係中藉由展現男子氣概以獲取利益。

實際上,男性亦背負社會期待的重擔,努力扮演具備眾人稱道的「男子氣概」,因為「男子氣概」是規範男人在各種場合展現合宜行為的重要依循和準則,亦使男人深怕自己看起來不像男人。對許多男性而言,常常以「男子漢大丈夫」和「男子氣概」的標準來評量自己與其他男性言行舉止是否合宜,避免自己免於被羞辱或排擠。換言之,身處父權體制、性別角色扭曲的文化中,女性受的苦是看得到的外傷,而男性則是內傷(王行,1998)。

不過,近年來已有不少研究主張以正向取向來理解男子氣概,藉由促進男子氣概的健康形式,以提升男性的自尊和自我效能。換言之,男子氣概可以是男性維護個人價值、保持正向信念的重要因子。國內口腔癌患者以中、壯年男性、藍領勞工朋友占多數,口腔癌被視為一種勞動階級的疾病。同時,罹病前抽煙、喝酒、嚼檳榔、重交際應酬等種種行徑,亦被視為男子氣概的負面展現。然而,與他們接觸過程發現,其罹病後男子氣概有了正面轉化,工作、人際關係或家庭生活也有正面的發展。因此,本文嘗試從與男性口腔癌存活者互動的經驗中,耙梳男子氣概與個人心理健康關連性,指出當中男子氣概轉化的重要關鍵,即是當男人從工作職場走回家庭,便有機會能從中找到自身對男子氣概的看法,活出真正身為男人的自在和自信。

 17101701國內口腔癌患者以中、壯年男性、藍領勞工朋友占多數,口腔癌被視為一種勞動階級的疾病。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https://goo.gl/cDt2Wa。

 

一、罹病前的男子氣概展現

Connell(2005)將男子氣概分為霸權型、從屬型、共謀型,以及邊緣型等四種類型,其中又以霸權型男子氣概居於主宰和上層位置,特徵包括主宰關係、參與競爭、具侵略性、身體優勢、禁欲主義、異性戀、厭惡女人等。霸權型男子氣概也是唯一被接受的男子氣概形式,相對於其他類型具文化上的崇高性,男孩與男人則被鼓勵或要求努力讓自己具有此種形式的男子氣概。同時,男性為維繫自身在此階層的位置,須表現異性戀偏見、恐同、反女、厭女等作為,避免與男同性戀者一樣被邊緣化,落入男子氣概階層的最底層。

最典型的霸權型男子氣概的代表人物是指受教育、上階層的歐裔美國男人;相對地,弱勢的男性則透過其他方式來展現男子氣概,彰顯粗獷、豪飲、蠻勇或逞兇鬥狠等傳統的陽剛氣質、挑戰權威或公權力,而被稱為邊緣型的男子氣概。本文所論述的男性口腔癌存活者多為勞工階級,在工作後與三五好友應酬,展現抽菸、喝酒、說黃色笑話等男子氣概的行為,他們自述罹病前認為男子氣概就是有責任感或擔當、重人脈、好強、侵略性、自負、以自我為中心、不怕事、氣魄、具正義感、大男人、體格壯碩、外表體面等特徵,同時,也包括不被社會所接受的行為,如抽菸、喝酒、吸毒、家暴、打架、出入聲色場所等。

雖然,男性口腔癌存活者對男子氣概抽象特徵的描述不多,但他們不僅提到罹病前以工作和人際交往為主、忽視家庭的生活型態,也深入且自然揭露罹病後的影響與日常生活方式的改變,包含過去風光或荒唐的事跡和罹病後的自我省察與行為改變,伴隨著口腔癌存活者回顧罹病前後展現男子氣概方式的轉變,明顯覺察到其情緒的起伏與波動,甚至有些受訪者眼角泛著淚光。

 

二、癌症對男子氣概的衝擊

口腔癌對男子氣概造成衝擊的來源包含喪失工作和人際。在工作方面,男性口腔癌存活者表示離開讓自己獲得成就感、肯定自我,以及追尋人生目標的工作職場,頓失生活重心和人生意義,更進一步影響人際互動網絡和家庭角色。由於工作是表現男子氣概的重要生活範疇之一,在某些文化中,男子氣概與身為負擔家計者息息相關。因此,一旦男性無法再為家庭提供經濟、證明自己的男人本色,將衝擊原本男子氣概信念,亦影響其男性認同和自尊,出現焦慮、恐懼、或自我否定等適應困難。

人際網絡的萎縮亦造成男子氣概的衝擊。男性口腔癌存活者認為,在生疏或陌生的人際互動中,檳榔被視為可與他人建立人際互動、親近某社會網絡、化解人際隔閡、或有利工作協商的媒介物。在熟識的人際互動中,如與同事或朋友一起從事娛樂活動,抽菸、喝酒、嚼食檳榔代表著休息、放鬆,以及提升樂趣的催化劑。因此,一旦戒除菸、酒、檳榔等共同習性時,意味著原有人際互動方式和網絡的轉變,其認同與歸屬感亦隨之消失。即便戒除菸、酒、檳榔的行為對健康有益,但也失去過去的人際互動網絡。

此外,有些男性口腔癌存活者因過去人際互動與工作範疇重疊性高,當失去工作時,人際互動便受到影響。於是,一旦退出職場就面臨工作與社交的雙重退縮。工作在男人生活中占重要地位,也是男子氣概認同的主要基礎。因此,當男人失業、從事女性工作,或暫時離開職場回到家中照顧孩子時,都將對其男子氣概產生重大挑戰。王行(1998)指出,男性的自覺與成長是跟女性相反,需要回到他的家庭。因為長久以來,男人的生命意義被定義在外在的成就和他的工作上。因此,男人回到家庭參與子女成長、婚姻關係以及家務事,才有一種新生命意義的體驗,並從家裡獲得平安、歸屬。

 17101702人際網絡的萎縮亦造成男子氣概的衝擊。一旦戒除菸、酒、檳榔等共同習性時,意味著原有人際互動方式和網絡的轉變,其認同與歸屬感亦隨之消失。圖片來源:https://goo.gl/Ga26HC。

 

三、男子氣概的轉化與韌性形成

男性口腔癌存活者其男子氣概轉化與韌性形成之間關連性可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從「夫權至上」,轉趨於「夫妻平權」,學習融入家庭生活;二是,過去重人脈、交際應酬和自我享樂的男子氣概,轉變為強調身為父親對家人的責任,積極尋求重返工作的機會;三是,原本追求競爭、刺激、冒險、侵略性等男子氣概,透過建立新人際關係而找到被社會接受的行為出口,也扮演傳承經驗和幫助他人的老大哥。

 

1.融入家庭生活的新好男人

男性口腔癌原本以自我為中心、自負和大男人等觀念和作為,不僅學習接納和肯定妻子的能力和意見,也參與家務工作。罹癌前生活重心以工作和人際互動為主,甚少參與家務工作和家人互動;罹病後因生理照顧的需求和原有工作與人際互動領域的萎縮,導致男性口腔癌存活者在家中時間增多,原本一家之主的角色,也轉變成被照顧或依賴者,學習接納家人的意見。對於太太責怪因過去不聽勸戒除菸、酒、檳榔而罹癌,也都自我省察而自認是自己的錯,相較於罹病前以自我為中心的想法有所差異;同時,部份受訪者亦調整在家中的行為,增加與家人互動時間和協助家務工作等。

 

2.努力工作、栽培孩子的好爸爸

有一位口腔癌存活者原為警務人員,在發現口腔癌前二個月,因涉及關說案件遭到停職且司法訴訟纏訟多年。對於過去吃喝嫖賭的生活感到懊悔,目前生活重心放在兩個孩子身上,積極尋找工作,期望維持一個家,扮演好父親的角色。他說:「我現在可以把精神放在我兩個孩子,維持這個家,我不要把剩餘的精神花在有的沒有的……」。

另一位口癌存活者在生病休息1 年半後,考量自己年紀尚輕且有子女需要培養,擔心未來有經濟壓力,選擇重回職場。先前已嘗試做過燈管業務,但認為必須靠人脈、靠關說、不好做,因此,已轉業投入不動產業務。他說:「以前做檯子,錢好賺就比較捨得花錢,有賺錢沒有存起來的很多啊……現在有一些事情想做但不敢做,像開KTV、唱歌的,這個夜生活比較多我就放棄了,乾脆做比較正途的,因為怕太操勞,雖然那個比較好賺……賺不了錢沒關係啦,生活可以過就好了,以前都想說要趕快去拚,要去哪裡賺錢賺比較多怎樣的,現在不會。」

 

3.傳承經驗、幫助他人的老大哥

罹病後原有工作和人際關係網絡雖退縮,但有些男性口腔癌存活者發展新人際關係、參與運動社團、俱樂部、宗教組織或非營利組織等所辦理的各種教育學習或運動休閒活動。此新人際關係型態不同於過去以喝酒玩樂為主,不僅得以在被社會接受的正向管道中延續其追求競爭、刺激、冒險、侵略性等男子氣概,甚至心存利他心態而願意扮演傳承經驗和幫助他人的老大哥。如有位男性口腔癌存活者提到,「自己罹癌前蠻注重自己,要追求自己喜歡的感受,企圖心、執著力很強。以檳榔來講,我可以吃到開刀吼,這就是我這個人有很多惡習性,把檳榔當作好朋友,會想去吃,吃完了再吃,甚至不用刷牙用檳榔來刷牙,其實那是錯的啦!那有點刺激,認真說,每一個人好像都在追求一些刺激的事情。」癌症治療後,熱衷參與桌球聯誼競賽,他說:「年輕桌球選手很喜歡跟我討教啊,哈哈,你如果是高手的話,很多普通選手對你有一種向心力,他可以從你身上學習,如果你還肯去指導他的話。」聽說太極拳有益身體也參與課程,並又經介紹參與宗教團體的「重大傷病關懷班」,到處現身以自身經驗鼓勵病友,分享一些心得、面臨死亡的威脅。

另一位則提到過去人際關係以工作為主,經常應酬喝酒。當失去工作時,原有人際關係網絡也急遽萎縮。他說:「以前都拼(酒)到直接倒下去啊,要倒大家來倒,好像很有氣魄,其實真的很笨……交往的人全部都是工作上有關係的,不管是朋友還是客戶什麼都玩在一起,現在變成說工作上的人際關係變少」。不過,由於性格開朗、喜歡在人群中,罹病後主動發展新人際關係,彌補因工作而喪失的人際互動。他說,「我痊癒以後因為無聊到了極點,去補習電腦,就看看那邊有沒有什麼同學可以聊聊天、打打屁,老師虧一虧也好。我也很想來這邊當義工,因為可以跟他們開開玩笑……上次病友討論會邀請我,我接到電話想說搞不好有好康(臺語)的,不會無聊,所以就去參加了……我喜歡看人家出糗啦,我都會吃個豆腐幹嘛,反正就耍耍嘴皮子這樣……可能是我從初中、到高中一直都當班長,當兵的時候也當班長,領導人慣了吧,我喜歡有人啦,那種感覺很棒」。

整體而言,男性口腔癌存活者的男子氣概從原本重視工作和人際互動並展現「霸權型」或「邊緣型」男子氣概特質,轉而活出重視家庭和協助家務的「新好男人」形象。同時,當受訪者仍承擔家中經濟責任時,則期待能從事正當工作而不論該工作是否為典型男性工作,想努力賺錢養家、展現「好爸爸」男性特質。有些受訪者開展出新人際關係,以社會認可方式延續冒險、競爭、侵略性等特質,同時,展現利他助人行為,具有「老大哥」男人形象。

 

四、男子氣概的轉化:回歸家庭找到自我

男性口腔癌存活者因罹患口腔癌導致原有以工作和人際互動為重的生活型態受到衝擊,卻也意外地使其有機會回到家庭生活中重新認識自己,開展出不同於過去的男性形象。當然,這樣的過程並不輕鬆簡單,對過去習慣以工作和人際關係為重的男人而言,重新學習扮演家中男人的角色,除了自身願意放下過去對男人形象的堅持外,也需要旁人(特別是家人)的支持與鼓勵。

家庭是罹癌存活者重要的社會支持來源之一,其提供罹癌存活者包括資訊、情緒,以及工具性等各方面的協助。同時,家庭支持與罹癌存活者的生活品質、免疫系統、存活率亦有關聯性。男性口腔癌存活者因罹患癌症而原有工作和人際互動受到影響,卻開啟男性口腔癌存活者回歸家庭、重新省視自身角色的契機。此時,家庭支持與接納是維繫男性口腔癌存活者的男性尊嚴,擺脫過去不斷追求成就和掌控、內心深處害怕自己不像男人的恐懼,並牽動男子氣概正向改變的重要力量,得以在家中找到適切且更像自己的男人形象,更加放鬆和自在地生活在日常生活各層面。

 

五、結論:男子氣概作為韌性因子的研究取向

如前言提到,近年來有研究主張以正向取向來理解男子氣概,如責任感、勇氣、利他、正向父職等特質為健康男子氣概的內涵,亦認為男子氣概可作為韌性因子。同樣的,男性口腔癌存活者於罹患口腔癌後因關係脈絡轉變(從原本以工作和人際關係為重,轉為家庭和新人際關係),一方面,男子氣概轉化並展現正向男子氣概,有助於適應家庭生活和尋找新工作態度;另一方面,過去某些被視為霸權型的男子氣概(如冒險、競爭、侵略性等)亦在新人際關係中賦予新的意涵,並展現出正向利他特質和行為。換言之,男子氣概並不是一個指涉某些固定男性特質的概念,而是隨著不同關係脈絡產生變化。

就此而言,健康男子氣概作為韌性因子的重要性在於,此理論取向所關照的男性,不再是一味地強調男性如何在工作和人際交往中努力爭取成就、金錢或刺激,抑或是在各種關係中競逐權力控制或剝削;相反地,這樣的視角使我們看見的男人,是一個可以融入家庭生活的丈夫或父親,同時,也可以在人際關係中,與他人分享自身經驗、成為別人幫助的老大哥。男性口腔癌存活者歷經生活脈絡轉變,男子氣概也從強調事業有成、勇猛、開黃腔、豪飲、逞兇鬥狠等傳統陽剛氣質,轉而發展出多元男子氣概的風貌。更重要的是,藉由此健康男子氣概的視角,確實看見他們從中重新認識自己並在家庭、工作,以及人際互動等各層面發展出韌性的可能性。

 

(本文改寫自林東龍(2014 )〈從男子氣概分析男性口腔癌存活者的韌性形成過程〉,《台大社會工作學刊》,30:139-186。)

 

參考文獻

  1. 王行(1998)。《解放男人:男性的自覺與成長》。台北:探索文化。
  2. Connell, R. W. (2005). Masculinities (2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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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比男性更信仰宗教嗎?為什麼?

范綱華/東吳大學社會系

 

女性更熱衷宗教嗎

綜觀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佛教等世界主要傳統宗教,我們發現,不管在經典教義、教團權力結構、或者宗教日常生活的實踐規約中,女性通常都處於較低的地位;儘管如此,女性卻似乎比男性更熱切於投身宗教信仰。美國的Gallup調查早在1930年代就顯示,女性通常比男性的宗教信仰更堅定、更會規律參加宗教儀式、也更熱切參與教會事務;而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現在。

類似的情形不僅發生在美國,也出現在世界上其他許多地方。美國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6年發表的跨國調查報告指出,一般而言,女性在宗教信仰上,表現得比男性更為虔誠。全球約有83.4%的女性有宗教信仰,而男性具信仰宗教者的比例則約79.9%,比女性低了3.5%;女性比男性更會每日祈禱,有更高的比例認為宗教對自己很重要。由於類似的觀察結果經常在各調查中出現,有學者認為女性比男性更會虔誠信仰宗教,是跨文化的普遍現象。

但真的是如此嗎?上述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報告中也發現,雖然在基督宗教社會裡,女性參與宗教儀式的頻率較男性高,但在伊斯蘭教與猶太教為主要信仰的社會中,男性參與宗教儀式的頻率卻比女性高。另外有些研究進而發現女性與男性在宗教信念、儀式參與、祈禱靈修等不同的宗教參與面向上的差距並不一致,顯示宗教參與的性別差異,仍可能因為宗教的類別或參與面向而有不同。

17100608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報告,在基督宗教社會裡,女性參與宗教儀式的頻率較男性高。
圖片來源:FT中文網,https://goo.gl/2AVdQV。

 

社會變遷調查中的女性宗教圖像

皮尤研究中心在2014年曾經提出一份宗教與公眾生活計畫報告,指出台灣的宗教多樣性指數排名全球第二,與多半以基督宗教為單一大宗信仰的歐美社會不同,因此,台灣社會中不同性別者信仰宗教的情況可能也與西方社會有異。以下我們就以最近幾次「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結果,看看台灣社會的男性與女性在宗教信仰到底有什麼樣的差異?

首先,2014年的調查顯示,有91.3%的台灣女性說自己有宗教信仰,而男性具宗教信仰的比例則是88.0%,兩者相差3.3%,在統計上達到顯著水準,跟全球調查的比例也算接近。但是,如果將各種宗教群體分開來看,情況則有不同。從表1可以見到,雖然各宗教群體內的性別比例多少都有差異,但真正達到統計顯著水準的,(除了「無宗教信仰者」這個群體之外)其實只有基督宗教(包含基督教與天主教)與道教。其中,基督徒女性比例高過男性,而道教則是男性比例高過女性,顯示「女高男低」的信仰比例並非跨文化的普遍現象,甚至有的宗教群體內女性比例低於男性。另外,調查資料也顯示,雖然台灣女性比男性更常祈禱,但並沒有更常去寺廟、神壇、教會等宗教場所;顯示女性並非在各項宗教活動上參與的程度都高於男性。

表1 台灣社會各宗教群體內的性別比例(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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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女性投入宗教的原因

談到這裡,我們知道「女性的宗教參與程度高於男性」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普遍現象,至少在台灣,性別之間的差異會隨著信仰何種宗教、從事何種宗教活動而呈現不同模式。但是,如果就整體而言,僅僅檢視「有無宗教信仰」這個情況,確實可以發現,和世界上多數的社會一樣,台灣女性信仰宗教的比例確實比男性高。那麼,為什麼通常女性會比男性更傾向信仰宗教呢?西方的社會學者經常提出兩種理論解釋:(1)結構位置假設:女性就業率低,較有時間信仰宗教,而因為無法就業而欠缺的成就感,也可以靠參與宗教活動來補足;(2)風險規避假設:女性比較不敢冒險,所以不願意冒著可能下地獄的風險而不信宗教。以下本文就根據台灣社會變遷調查的資料,看看這些假設是否可以解釋台灣女性比男性更傾向信仰宗教的現象。

(一)結構位置假設:此派學者認為,女性的宗教參與程度比男性高,是和女性較低的勞動市場參與率有關。也就是說,由於女性投入勞動市場的工作時數一般比男性短,因此有更多時間投入宗教事務。另外,由於女性的勞動參與率較低,比較難有機會經由工作獲得成就感和同儕歸屬感,因此,女性傾向以參與宗教事務來獲得這些社會心理報償。支持此主張的學者預測,隨著性別平權的進展,社會中女性與男性的勞動參與率差距將日益縮減,宗教參與的性別差異也會逐漸淡化,最後終會消失。如果這樣的解釋符合台灣的現實,那我們應該可以在統計資料中見到下列三種情況:(1)無就業的女性信仰宗教的比例會比有就業的女性高;(2)在同樣有就業(或沒有就業)的人當中,女性和男性信仰宗教的比例沒有差異;(3)當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上升,女性和男性信仰宗教比例的差距會縮減。本文根據台灣社會變遷2014年的調查資料做了以下的表和圖,來檢驗這些情預測是否出現。

表2 各種就業情況下,台灣社會不同性別的宗教參與比例(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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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0603.png圖1 台灣社會宗教信仰的性別差異(1994~2014年)

從表2裡可以清楚看到:女性不管是沒有工作、兼職工作、或者是有全職工作,信仰宗教的比例都在91%左右,沒有顯著變化,可見女性信仰宗教的傾向,並沒有因為參與勞動市場而降低,不符合社會結構位置假設的預期。再者,雖然在表2中,兼職工作者與全職工作者信仰宗教的比例沒有呈現出顯著的性別差異,看起來似乎符合社會結構位置假設的預測,但其實並非如此。因為,在沒有工作的人當中,女性信仰宗教的比例仍顯著高於男性;同時,沒有工作的男性信仰宗教的比例反而低於有兼職或全職工作的男性,這與社會結構位置假設的預測(有工作者的宗教信仰比例會較低)恰好相反。因此,若將表2呈現的各項資訊合併解讀,結果會是:就業情況與女性的宗教信仰傾向沒有顯著關連,但是有就業的男性會比沒有就業的男性更傾向信仰宗教。

受過基本社會科學訓練的人大概都知道,個人的就業情況通常和其年齡與教育程度有關,而這兩個條件也可能會影響個人的宗教信仰情況,因此,在探究就業情況與宗教信仰的關連時,至少必須將年齡和教育程度的影響考慮在內。但是,即使應用統計中的迴歸分析法將年齡、教育程度、家戶月收入和個人的就業情況對宗教信仰的可能影響都計算進去,台灣女性信仰宗教的傾向仍然比男性高;因此,社會結構位置假設並無法得到台灣社會現實資料的支持。

如上所述,社會結構位置假設的另一項預測,是當一個社會的女性勞動參與率提高,宗教信仰的性別差距就會隨之縮減。但是,這項預測同樣沒有受到圖1所呈現的調查資料支持。從圖1可以見到,儘管從1994年到2014年,台灣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從45.4%提高到50.6%,宗教信仰所呈現的性別差距並未見減少。再次說明社會結構位置假設的主張沒有得到台灣社會調查資料的支持。

(二)風險規避假設:主張此觀點者認為女性的宗教參與程度較高,是因為她們比男性更無法忍受不信仰宗教所帶來的風險。也就是說,男性比女性更傾向冒著不信上帝而死後下地獄的風險去追求俗世目標與成就,相反的,女性較不敢冒這樣的風險,因此會傾向托庇於宗教對於今生和來世的保護。至於不同性別在風險規避傾向的差異究竟是先天決定還是後天學習所形成,這一派的學者之間並沒有共識。

或許讀者已經發現,這種假設的立論基礎應該和基督宗教的一神信仰有很大關連。基督宗教的教義較強調人類無法自救,只有信仰唯一真神才能獲得救贖,得到永恆生命;因此,有沒有信仰宗教的後果相當嚴重。相對的,東方傳統的佛道教及民間信仰較強調因果報應的說法,主張來世禍福乃由現世作為所決定,並不是非仰賴神明救贖不可,也就是說,即使沒有信仰特定宗教,只要行善積德,就不須擔心死後會落入地獄。儘管台灣社會變遷調查問卷中並沒有「請問你同不同意『不信神就會下地獄』」這樣的題目,我們無法直接測試風險規避假設的有效性;但幾可大膽預測,風險規避假設不適用於解釋台灣社會中的性別信仰差異。

但是,受到風險規避假設的啟發,我們可以嘗試用「是否贊成『為善為惡會影響一個人下輩子的命運』這個題目,來檢視對於來世的生命觀,是否能解釋宗教信仰的性別差異。由於已知女性贊成此陳述的比例高過男性,且贊成此陳述者信仰宗教的比例也較高,因此,表3的設計構想是,如果宗教信仰的性別差異是由於不同性別者對此來世生命觀的差異所造成,那麼按照對這項陳述的贊成程度分組,我們可以預期見到:(1)「贊成組」信仰宗教的比例高於「不贊成組」;(2)每組之內男性與女性信仰宗教的比例會很相近。

表3 依照贊不贊成「為善為惡會影響一個人下輩子的命運」分組,檢視不同性別者信仰宗教的比例(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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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表3所示,贊成「為善為惡會影響一個人下輩子的命運」的人信仰宗教的比例都比不贊成的人高,但不管在贊成或不贊成此陳述的群組裡,女性信仰宗教的比例都還是比男性高;其中在「贊成組」裡,性別差異達到了統計顯著水準;顯示不同性別者信仰宗教的比例差異,並無法由這種來世生命觀所解釋。即使我們進一步以迴歸分析法考慮受訪者的年齡、教育程度、就業狀況、家戶收入的影響,還是無法解釋性別間信仰宗教的差異。本文另外將問卷中「做好事可以上天堂,壞事作多會下地獄」這題拿來測試,也發現同樣的結果,顯示對於來世禍福的信念與性別間信仰宗教的差異情況可能無關。

 

男女信仰宗教的理由

那麼,如果不能從既有的理論假設中,找到可以解釋台灣女性信仰宗教比例高於男性的理由,那下一步該怎麼做呢?或許,我們可以從現有的調查結果中探索,嘗試建立適合台灣社會現況的可能解釋。首先,我們可以比較男性和女性信仰宗教的理由,看看能不能從中找到端倪。2009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詢問受訪者「為什麼會信目前這個宗教」,並列舉了八種理由提供選擇,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台灣社會不同性別者仰宗教的理由(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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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4,八種信仰理由中,有顯著性別差異的,計有「尋求平安」、「了解生命意義」、「減少煩惱」、「尋求精神寄託」、「跟父母信的」等五項。女性選擇前四項的比例顯著大於男性,而男性選擇最後一項的比例則大於女性。根據這樣的性別差異模式,我們可以推論:女性信仰宗教的理由,比較傾向於尋求身心平安,了解生命意義;男性信仰宗教的理由則較傾向於跟隨傳統(即:跟隨父母而信仰)。那麼,這樣的差別,能不能用來解釋女性和男性在信仰宗教比例上的差異呢?

依循上述對女性信仰宗教比較可能是為了「尋求身心平安,了解生命意義」的這項假設,本文將問卷中「請問你同不同意『宗教可以幫助人們避免可能會發生的災禍』」和「請問你同不同意『宇宙有一個至高無上的神』」這兩個題目做成表5和表6,來檢測不同性別受訪者對這兩項陳述的態度,能否解釋他們在信仰宗教所呈現出的差異。由於女性同意或相信(以下通稱為「認同」)這兩項陳述的比例都高於男性(而且不管有沒有信仰宗教的女性都是一樣),而認同這兩項陳述的人也都更傾向於信仰宗教,因此,如同本文之前檢測信仰宗教的性別差異與就業之間關聯的作法,如果這兩項陳述所蘊含的觀念可以解釋信仰宗教的性別差異,那麼就可以預期在統計表格中見到:(1)認同這兩項陳述的女性會比不認同的女性有更高的比例信仰宗教;而男性的情況也會相同;(2)在同樣是認同(或不認同)這些陳述的人當中,女性信仰宗教的比例和男性會很接近。

表5 依照同不同意「宗教可以幫助人們避免可能會發生的災禍」分組,檢視不同性別者信仰宗教的比例(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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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依照相不相信「宇宙有一個至高無上的神」分組,檢視不同性別者信仰宗教的比例(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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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5和表6,認同這兩項陳述的人信仰宗教的比例都較高;而且雖然在認同和不認同這個觀念的兩群人當中,女性信仰宗教的比例都還是略高於男性,但是差異並不大;事實上,這樣的差距並沒有達到統計顯著水準,也就是一般所說的在估計的誤差範圍之內。因此,在統計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對這兩個觀念的認同與否,解釋了性別之間信仰宗教比例的差異。如果再進一步以迴歸分析法將年齡、教育年數、就業情況、家戶月收入等可能影響信仰宗教的個人特質的影響考慮進去,更能顯示是它們解釋了信仰宗教的性別差異。而我們發現在調查問卷中,與「尋求身心平安,了解生命意義」相關,也能解釋性別之間信仰宗教差異的題目,還有「宗教可以幫助人們找到內在的平靜和喜悅」、「宗教可以幫助人們在困境中尋找解決辦法」、「人死後靈魂仍然存在」等幾個題目。

 

性別不平等提供的解釋

如果從心理健康社會學的觀點來看,由於社會中存在的性別不平等,使得女性比男性在生活中掌握更少的資源、卻遭受更多的困難,因此對於生活的掌控感一般比男性低;而由於感覺較不能掌控自己的命運,也就會因此較傾向祈求外在力量的幫助。據此可以推論,台灣女性之所以比男性更傾向於信仰宗教,可能是跟台灣女性對生活的掌控感較低,較需要從宗教中尋求保護與安慰有關;而且,從上述表3的相關討論也可以推測,台灣女性會向宗教所祈求的,比較傾向是現世的平安,而不是來世的禍福。至於本文將信仰宗教的性別差異歸因於性別間生活掌控感的不同是否符合現實,則有待更多實證研究去檢證。

本文介紹了台灣社會宗教信仰的性別差異現況,並簡單討論了現象背後的成因。現有調查資料顯示,雖然整體來說台灣女性信仰宗教的比例顯著高於男性,但女性並非在各種宗教參與的面向都高過男性。同時,各宗教內的性別比例也有不同,性別比例「女高男低」的情況在基督宗教中最為顯著;而道教的性別比例則為男高女低。歐美社會學者為解釋女性有較高信仰比例所提出的結構位置假設並沒有得到台灣資料的支持,而風險規避假設應該也是難以解釋台灣社會的信仰現象。最後,根據現有的調查資料,本文提出了另一種基於生活掌控感的假設。根據現有資料,本文並無法對所提出的問題提供足夠完整的答覆,但是學術研究通常就是如此:我們對世界上的某個問題感到興趣、提出疑問,一步一步的思考、推論、找證據,然後一點一滴的累積對問題的了解。雖然莊子曾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但是在探求知識領域的過程中,每一點新發現,都能帶給我們一點小小的驚喜與滿足;學問的趣味,也正是蘊含在這無涯的答案追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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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身」的必要:成為有血肉的學術工作者

梁莉芳/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

 

我和T相識在連續三天的學術工作坊,正在讀博士班的他,戴著眼鏡,非常符合埋首研究、年輕斯文的學者形象。會議場上,T穿著整齊清爽的格子襯衫,一如多數的男性學術工作者,不走花俏的打扮路線,宣告著自己嚴謹認真的治學態度。好像是第二天,我們有機會進一步攀談,從彼此的研究關懷,聊到共同認識的學術同儕,言談間,T的雙眼晶亮,不時透露著他對學術工作的熱情。我可以想像日後的他,在學術舞台閃閃發光的模樣。直到工作坊結束後,我們聊天的話題,終於沒那麼「學術」,T問我,有了孩子之後,要怎麼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語氣裡帶著些微的焦慮和不安。我這才認識在學術人身份之外的T,今年10月,他將初嘗做父親的滋味。最後和T的談話,把我們從高來高去的智識雲端,拉回最真實的世界,學術工作者僅是我們擁抱的多重認同之一,同時,我們是媽媽、是爸爸,是我們所愛之人的重要他人。

 

尋找作為學者的多元典範:從「仙人」到凡人

想起自己大學時在社會系的求學經驗。儘管班上同學組成的男女性別比約為一比四,系上的教師組成卻只有1位女教授。私下聊天時,老師偶爾會隱隱感嘆學術環境與大學組織對女性的不友善,好像也間接回答了她為什麼維持單身的狀態。那時候,系上有幾個學術涵養令人十分景仰的男教授,我總是很享受上課時,老師們對理論的精彩演繹,以及知識討論的饗宴。不過,我有時還是覺得困惑,這些「仙人」等級老師,似乎真的不食人間煙火,鮮少聽他們談及「私領域」的生活,不論是伴侶、孩子或是其他的重要他人。他們最重要的另一半,儼然就是學術工作。

當時,我以為這是唯一的,作為學者的典範。專業形象的建立,在我們避談那些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煩惱,不過多的暴露自己,我們被要求嚴格的區分前後台的自己,理性永遠主導前台的表現,愛恨嗔癡只能留給公眾燈光探照不到的後台。成為社會學者的路上,我們缺乏另類的典範。

我的碩士班指導老師,是女性主義者,也是社會學家。畢業近20年後,印象深刻的,除了她帶給我的智識啟發,還有無數個週四下午,我騎著摩托車載她飛奔花蓮機場的路上,她分享孩子點滴的趣事。我看到嚴謹的學者和溫柔的母親,是兩種不必然水火不容的身份。只是,我們缺乏制度性的支持,維繫工作與家庭間的平衡,或是共容 (reconciliation)。(出自:http://www.wornthrough.com/2017/02/on-teaching-fashion-academic-mobility-for-women-and-m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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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對工作者的預設,期待個人吸收所有再生產需求的成本,這對於同時身兼照顧責任的女性而言,更是不利。圖片來源:https://goo.gl/7AF5XX。

大學作為貪婪的機構:我們如何變成「去肉身化」 (disembodied) 的學術勞工

我有一個4歲的孩子,雖然我們家的生育率略低於台灣的平均值,但應遠超過女性學術社群的平均數(雖然只是我的印象資料)。在我能觸及的社群網絡中,單身的女性同行是常態,已婚沒小孩的很多,一個孩子的不少,我的大腦雷達僅能勉力搜尋到少數有兩個孩子以上的家庭。迄今,我還是常被問道:「你們要準備生第二個嗎?」但關切的往往不是來自學術圈的女性友人。(我也想趁機公告:不要再問了!)社會學的觀點與分析幫助我們將看似個別化的婚姻、生育選擇轉化為公共議題,甚至是集體的困境。

女性主義社會學者Joan Acker (1990) 認為將組織結構視為性別中立的預設,妨礙我們對工作具身化 (embodied) 本質的認識。抽象的工作描述、階層關係,以及組織內普遍的概念性思考,在在預設個人是去肉身化 (disembodied)、無差別的存在,沒有看見工作者作為真實人的需求,包括維繫基本生命延續、心理、情感與社會性等不同面向。唯有全心獻身組織,專注工作,捨棄個人的愛慾,才能被組織認可、悅納。對忠誠工作者的要求和想像,其實是建立在傳統性別體制的分工基礎之上,一個成功的(男性)工作者能賣身給工作,背後是為他負擔所有再生產工作與責任的(女性)伴侶,但後者具身化 (embodied) 的勞動往往不被看見與肯認。組織對工作者的預設,期待個人吸收所有再生產需求的成本,對於同時身兼照顧責任的女性而言,更是不利。

大學作為貪婪的機構 (greedy institutions; L. Coser, 1974) 之一,不僅要求從屬的學術工作者要給予專業工作高度的優先順位,也無法容忍他們展現其他有損工作表現與生產力的身份認同,包括家庭角色與責任。貪婪機構對工作者的控制是透過幽微的權力運作,而不是強制性的身體規訓,它培養個人的自願性順從,蠶食鯨吞他們原本花在組織機構外的時間和心力,逐漸切斷他們在機構外的其他連結,包括:家庭、親密關係、朋友社群,甚至是休閒娛樂等等。(出自:https://grade5-6dmps.wikispaces.com/outstandingwork

美國一份關於學術工作與家庭平衡的調查 (引自Sullivan, 2014) 指出,大學學術工作者的「立業」(career building) 和社會期待的「成家」(family building) 階段幾乎重疊,不僅要面對升等壓力下的高勞動強度,還得回應育兒工作的高密集需求,在傳統性別分工影響下,對女性更是不友善。不難理解,為什麼單身不婚,或是不生養小孩,成為女性學術工作者普遍的選擇。

2005年,台灣通過〈大學法〉修正案,明文規定「大學應建立教師評鑑制度,對於教師之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成效進行評鑑,作為教師升等、續聘、長期聘任、停聘、不續聘及獎勵之重要參考 。」此後,各大學發展各種量表、指標、限期升等等工具和規則,作為貪婪機構對從屬工作者的治理術。對學術工作者而言(特別是年輕學者),為了展現他們對組織機構的獻身、對工作的忠誠以及提升績效,除了長時間地投入工作外,要顯現自己很有生產力的策略還有:少談或避談工作以外的生活,包括家庭責任;總是呈現為工作忙碌的狀態,沒有私人時間 (Drago et al., 2006) 。總之,不管實際上是否有承擔家庭責任,都要佯裝成「無家累」的狀態,特別是女性學術工作者。在現有的學術文化下,談太多工作外的責任,不僅會威脅專業形象,也會引起對工作不投入的質疑。

 

從工作價值到照顧價值:成為有血肉的學術工作者

Anne-Marie Slaughter (2016) 在〈未竟之業:為何我們無法兼顧所有?〉一書中,指出主流社會將工作表現作為衡量成功人生的指標,並忽略有酬工作之外的價值。工作優先的價值觀,不僅將「工作」窄化為可在市場上轉換為貨幣金錢的勞動,也貶抑其他需要投入時間、勞力與心力的活動,特別是傳統上多數由女性從事的家務勞動與照顧工作。工作優先的價值,也忽略我們作為具身化 (embodied) 的工作者,在勞動的過程中,儘管往往不強調或是漠視身體的存在,但工作的完成時時仰賴身體的現身。而維繫我們身體的,正是那些被視為是不重要的瑣事的積累,包括家戶內的各種勞動,以及家戶外透過購買取得的服務或是產品,也包括親密關係或是人際網絡中,連結我們與他人的照顧與關懷。(出自:https://endofcapitalism.com/2013/05/29/a-feminist-critique-of-marx-by-silvia-federi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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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Marie Slaughter〈未竟之業:為何我們無法兼顧所有?〉一書封面。
圖片來源:https://goo.gl/2MZCtD

回到大學這個貪婪機構,在新管理主義影響下,大學的運作越來越企業化,當它以各式的量表和指標監控個人表現的同時,個人也有意識地回應機構對於個人時間、體力、心力的索求,並不時計算自己是否達到機構的期待。Kathleen Lynch (2010) 指出,漠不關心 (carelessness) 的文化並非是高等教育的新現象,但新管理主義正當化「漠不關心」文化的道德價值,長此以往,可以轉化為生產力指標的工作被賦予優先順位,被犧牲的是那些難被命名、肯認的隱形工作 (invisible work),例如:照顧-連結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真實基礎。

寫文章的同時,我很努力地回想,最近一次,跟學生一對一談話(甚至還喝杯咖啡)是什麼時候?我們總是忙碌回應貪婪機構的勒索:做研究、教學、指導學生、參與各種行政會議、更新相關領域的出版……,不自覺中,這些被視為必須優先處理的需求,侵蝕工作生活之外的其他面向,甚至吃掉我們生命裡的重要他人和責任。我們需要的,不只是對貪婪機構的批判,更需要價值的翻轉,重新檢視從什麼時候開始,工作成為我們最重要的認同,成為用來衡量自己與他人的重要標準。「家庭與工作的平衡」不能只停留在政策的倡議與執行,還必須改變那些滲透我們日常生活的工作與職場文化。作為學術工作者的我們,可以從哪裡開始?

 

 

參考文獻

Anne-Marie Slaughter (2016) Unfinished Business: Women Men Work Family. Random House Inc.

Acker, J. (1990). Hierarchies, jobs, bodies: A theory of gendered organizations. Gender & society4(2), 139-158.

Drago, R., Colbeck, C. L., Stauffer, K. D., Pirretti, A., Burkum, K., Fazioli, J., & Habasevich, T. (2006). The avoidance of bias against caregiving: The case of academic facult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49(9), 1222-1247.

Lynch, K. (2010). Carelessness: A hidden doxa of higher education. Arts and Humanities in Higher Education9(1), 54-67.

Sullivan, T. A. (2014). Greedy Institutions, Overwork, and Work‐Life Balance. Sociological Inquiry84(1),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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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全球城市的代價

李峻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人文、設計及社會科學學部

 

2017年是香港脫離英國殖民統治,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特別行政區的二十週年。香港市民對過去二十年的狀況有何觀感,無可避免與自身的政治信仰有很大關係。但無可否認的是,九七之前那些對香港經濟狀況最悲觀的預言,例如《財富》雜誌所預言的「香港之死」並沒有出現。雖然不少香港人對於上海、深圳、新加坡等地對香港的挑戰感到憂心,但香港仍然是大量跨國企業地區總部,又是世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政府將香港定位為「亞洲國際都會」(Asia’s World City)。近年不同機構所做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y)排名報告,香港仍然往往位居前列位置。

因此,即使不少香港人質疑近年香港愈見「大陸化」,香港依然是世上其中一個最繁華、最重要的經濟城市。但在繁榮的背後,大部分香港市民卻其實因為香港的「全球城市」身分而付出沉重的代價。

 2017092601.jpg身為世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香港在繁榮的背後,大部分香港市民付出沉重的代價。
圖片來源: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tc/index.jsp

 

全球城市是甚麼?

「全球城市」這概念自九十年代起在社會學界受到廣泛關注。當中尤以Saskia Sassen的著作影響力最大。[i]根據Saskia Sassen的說法,全球城市可謂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的產物。隨著資本的跨境流動愈來愈自由和科技的革新,自七十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發展出現了兩個現象:一、金融業愈來愈重要;二、工廠等生產基地遍佈全球。Saskia Sassen認為,這兩個現象的結果的是經濟權力會愈來愈集中在少數的跨國企業手中。而這些跨國企業如要有效地管理自己轄下遍布全球而且極度複雜的業務,就要依靠它們設在世界各大都會的總部。要為這些跨國企業提供足夠的支援,控制世界經濟命脈的全球城市就要讓金融業和工商業支援服務(producer services;即業務客戶主要是其他企業的產業,例子包括廣告業、會計業等)成為其重要產業。換句話說,如果昔日的資本主義重鎮是工業國家,當代的資本主義核心地域則是以金融、服務業為主要經濟支柱的全球城市。

和台灣一樣,香港曾經靠製造業躋身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香港能短短二、三十年由二戰後一個貧窮隨處可見的地方變成一個富庶程度並肩西方的城市,工廠工人的付出和犧牲可謂居功至偉。但隨著七十年代末中國大陸推行改革開放政策,神州大地併入全球的資本主義體制之中,再加上香港的經營成本上升,香港在八十年代起出現急速的去工業化。在1981年,香港逾半的勞動人口在製造業任職。但到2016年,製造業的人口僅佔全港工作人口的3.8%。由於漁農業在香港是微不足道(不代表完全消失),所以現在香港近九成的勞動人口都是在服務業工作。在2013年,單是金融業和工商業支援服務業就為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GDP)帶來了接近三成的貢獻。

 

全球城市下的不平等

Saskia Sassen不但為全球城市的興起提供解釋,她的著作也提到全球城市的兩極化現象。Saskia Sassen認為,由於全球城市的經濟支柱不是工廠,製造業崗位的消失將會令到貧富之間的差距拉得更遠。所以無論在紐約還是倫敦,當一批精英在享受奢華生活時,很多為精英提供服務的工人其實只能賺取微博的工資,生活缺乏足夠保障。而香港也是全球城市兩極化發展的例子。當從事金融業、工商業支援服務的管理級人員和各類專業人士能獲得優厚待遇時,其他服務業工人卻苦苦掙扎求生存。約十年前,香港著名社會學家趙永佳和呂大樂就曾提出,工廠職位的消失令香港愈來愈不平等。[ii]在昔日的香港,學歷不高的人如果能在工廠當技術工人,也可以賺取不錯的收入,從而提升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質素。但當香港的工廠關閉,大量因此失去工作的中年工廠工人只能從事一些低薪、被一般人視為低技術工種的工作(如清潔工、保安員)。面對這新的經濟結構,新世代面如不能取得大學學位,就有可能長期從事低薪的服務業工作。以量度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為依據的話,香港近年的貧富懸殊確是愈見嚴重。香港的堅尼系數在1991年已高達0.476,到2016年,更上升到可謂「變態」的0.539,在世界上要找到另一個富裕社會有這樣高的堅尼系數,絕不容易。[iii]

2017092602.png香港的堅尼系數上升到可謂「變態」的0.539。貧富懸殊極為嚴重。
圖片來源:港聞,https://goo.gl/uKxmvN。

 

政府的角色

雖然Saskia Sassen認為全球城市的產業結構會造成貧富兩極化,但亦有研究指只要當地政府適度介入,也可以緩和貧富懸殊的趨勢。香港的情況如此嚴重,除了因為全球城市的產業結構外,也因為政府向來堅持著「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政府一方面盡量不介入勞動市場、提升僱員的議價能力,同時政府亦不視財富再分配為其施政目標。由八十年代初起,香港政府甚至變本加厲,推行了不同類型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盡力控制公共開支的增長,令富人和窮人的生活水平愈拉愈遠。每當有人質疑這些政策時,政府官員多以維持/增加香港的競爭力來為政策辯護,換句話說,政府認為只有實踐新自由主義,才可以維持香港全球城市的地位。

諷刺的是,新自由主義改革本是令香港社會愈來愈不平等的因素,但它卻同時可以鞏固不平等的經濟結構。香港政府推動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除了公共服務的私營化、引入外包制度外,亦包括了社會救助制度的改革。香港沒有失業保險制度或者是國民年金制度,如果一位市民真的無法靠市場和家人來過活,就只能靠「綜援」(即「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來維持生活。雖然大部分領取綜援的人士是退休人士,但政府卻在九十年代末積極散播「綜援養懶人」的說法。當時政府要求那些被認為身體能應付工作的綜援受助人參加「自力更生支援計劃」。用政府的邏輯來看,正值壯年的人如果因為失業而要領取綜援,就一定是他們自己有問題。為了防止「綜援養懶人」,所以就要求綜援受助人積極求職甚至是參與義務工作,從而減少他們領取綜援的誘因。

 

不平等如何得以鞏固?

筆者在十年前就自己的博士論文在香港進行訪談時,就發現「綜援養懶人」的福利論述對港人理解自己的階級處境有很大的影響。[iv]對那些自覺是中產階級的被訪者(多數擁有自置物業、職業是專業人士或者是高級管理人員),他們對「中產」階級認同往往伴隨著一種不滿:自己要納稅供那些綜援受助人過活。有些中產人士甚至因此投訴中產階級是最可憐的一個階級。至於那些從事低層服務業的受訪者雖然自覺自己活在社會低層,但他們也會在形容自己的階級位置時提到那些「不用工作的綜援受助人」,藉著強調他們不像綜援受助人那樣不努力工作,這些階級位置在中下層的香港市民能夠肯定自己的價值和自尊。簡而言之,無論是中產階級還是低下層市民,他們都對那些不進入勞動市場就能維生的人感到不滿。這反映出他們認同市場經濟、個人主義的價值觀。當然,這種想法在香港早已是根深蒂固,但當它在近年演化成為一種反福利的思潮時,無形中就為鞏固全球城市的經濟不平等作出了可恥的貢獻。

香港的情況雖然有自己獨特之處,但也為我們理解後工業全球城市的階級關係提供了一些啟發。傳統馬克思主義強調勞動階級和資本家之間的矛盾。但後來不少學者都發現,管理層、專業人士和不少白領僱員卻缺少工人階級的身分認同,於是二十世紀的階級研究中,學者花了不少時間和精力去討論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分界線的問題。由於典型的「工人階級」多指工廠工人,當工廠開始在先進地區消失,有學者開始質疑階級對分析後工業社會的重要性。[v]

香港的經驗正好說明階級這個概念對理解後工業全球城市仍有價值。只是在香港這個極度不平等的社會,階級認同/身分卻不是質疑資本主義、經濟不平等的基礎。相反,在政府刻意推動新自由主義的福利觀之下,無論是中產階級還是低下層的身分認同,其內容都可以同時是複製對福利受助人的偏見。當階級政治的敵人竟不是資本家/富人而是領取綜援的「懶人」時,香港的有錢人自然不會面對多少壓力。難怪香港是資本家的天堂!

 

 

註釋

[i] Sassen, S. (2001)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and Tokyo , 2nd edition.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i] Chiu, S. W. K. and Lui, T. L. (2009) Hong Kong: Becoming a Chinese Global City .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iii] 如堅尼系數是0,即代表完全平等;如堅尼系數是1,則代表完全不平等。

[iv] Lee, C.W. (2016) Labor and Class Identities in Hong Kong: Class Processes in a Neoliberal Global Cit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v] 如Clark, T. N. and Lipset, S. M. (eds) (2001) The Breakdown of Class Politics: A Debate on Post-industrial Industrialization . Baltimore, MD: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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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而下的統治,自下而上的改革:論劉雅靈學術論文集的歷史意義

林宗弘/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2017年6月,上海大學出版的《社會》期刊37卷第三期,針對曹正漢教授對中國歷史上帝國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變化的《風險論》,展開了一場近年來華人社會科學界極其少見學術大辯論,既有中國特色、又有一般理論意義,中國大陸海內外學者劉世定、蔡永順、尤怡文等人都加入了此一論戰,各自對中國歷朝的中央地方關係歷史發展,提出了評論或另類分析框架。

就在中國大陸學界的《風險論》之爭震撼來臨時,筆者接下了一個有意義的任務,即是回顧芝加哥大學博士、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劉雅靈教授的著作選集《自下而上的改革》,並為該書撰寫評述。在重讀了劉雅靈論文集裡的作品之後,筆者深深體會到劉雅靈教授過去作品裡曖曖含光,洞察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由上而下的統治、與自下而上的變革的矛盾與互動,對當代中國大陸社會學界熱門議題《風險論》之爭,有其重要性與啟發性。

2017091901.jpg《社會》期刊37卷第三期書封。圖片來源:https://goo.gl/TyXvgr

 

由上而下的帝國治術

《風險論》大辯論是重新檢視中國歷朝自上而下、威權統治難題的爭論。曹正漢 (2017) 引用美國理性選擇學派Bueno de Mesquita (et al. 2003, 2011)等人的分析框架,認為中華帝國獨裁者面臨分權與集權兩難,環繞著治理效率與統治風險這兩個問題,他批評周黎安 (2008) 的行政分包制與周雪光 (2014) 的軟預算約束等研究,過於著重有關治理效率的討論,這個議題對於獨裁者來說只是次要的,首要問題仍然是政治風險,亦即「穩定壓倒一切」,在這種統治偏好約束之下,統治者若能採取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就不會採取地方分權。確實,隨著秦帝國發展出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中世紀隋唐兩朝創立科舉制度,直到明清兩代廢除宰相,最後集權於軍機處,以及軍事佔領新疆與改土歸流的過程,中華帝國的國家建構 (state building),似有日益以中央集權取代間接統治的趨勢。

《風險論》的分析框架是隨後幾位學者爭論的核心。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劉世定 (2017) 教授對本文的評論類似經濟學公共選擇學派的分析。首先,他對治理效率一詞提出了疑問,認為治理效率本來就是統治風險的一環,帝國治理仍然要設法提供一部分公共財給民眾;其次,公共財的有效提供規模或範圍、與其財政邊際成本或效益,仍可能決定中央集權與地方自主權的事權劃分均衡點。劉世定的評論脈絡,或許可以回溯到地方分權有助改革開放初期經濟成長的文獻 (Weingast 2009),反映對中央集權影響幹部與民間經濟動力的疑慮,這是不少組織社會學或經濟社會學分權派的關懷 (周雪光2014;周飛舟 2012)。

目前任職於香港科技大學的著名政治社會學者蔡永順 (2017) 則認為,無論集權或分權,威權政體始終無法擺脫政治經濟利益的委託代理問題,如同其先前有關中國幹部懲處的著作所關注的,官員的獎賞、處罰機制與其獲益的期望值與下台風險,影響了這群統治代理人的行為模式 (Cai 2014),雖然蔡永順沒有明說,其評論暗示民主更可能限制代理人的行為,既然選民無法約束地方官員,由上而下的賞罰函數與中央地方權力範圍只是統治者與代理人周期性的博弈結果。筆者先前有關政治貪腐與中國財政的研究裡表達過類似的觀點,認為威權統治仍偏好中央集權來約束代理人,而分稅制中央集權之後,國家財政收支仍是貧富逆向分配 (林宗弘 2009)。

來自台灣政治大學的政治學博士、目前任職於浙江大學的尤怡文 (2017) 對《風險論》一文的理性選擇模型提出歷史制度論的補充觀點,在評論裡認為中華帝國歷朝的中央集權制度,其實是內亂與外患之下由機遇 (contingency) 促成的國家建構,與美國政治學者Milan Svolik (2012) 的威權政治分析架構類似,尤怡文認為帝國統治者面對三個不可能同時達成的任務:收買(朝貢)或武裝對抗外患、豢養官僚與貴族集團並監控之、以及鎮壓或提供民眾少數公共服務 (例如治理水旱災),這三件事都可能造成統治風險,而前現代帝國財政無法同時應付三者。通常,統治者是以豢養官僚與貴族集團、建立特務機構防止統治集團內部的叛亂,作為減少威權政治風險的首要目標,隨著財富集中於權貴與貧富差距惡化,在統治末期導致財政虧空而為外患與內亂所滅。尤怡文的分析框架並未直接挑戰《風險論》的獨裁者理性選擇邏輯,卻指出了利益集團與制度建構的歷史限制。

《風險論》之爭著重由上而下、中央對地方的帝國治術 (statecraft) 與其歷史限制,參與各方不僅著重歷史經驗、也隱諱地評論當朝世道,然而,劉雅靈與不少經濟社會學者曾關注過的中國大陸改革開放路徑–自下而上的改革,似乎已經成為過往雲煙,沒有受到充分的重視。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或甚至是氣候變遷等由外而內的衝擊,仍未進入這場爭辯的核心。

 

自下而上、由外而內的變革

在劉雅靈的文集裡,可以發現她的早期作品已經提出許多後進中國經濟學者所接納的主流觀點——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成長是「計畫之外」、「自下而上」,由東南沿海如溫州的私營中小企業主帶頭冒險前進的過程,相對於其他毛時代國家投資重點地區,在計畫經濟時代面對冷戰前線邊緣的溫州,意外成為中國大陸資本主義重返、與新興資產階級與中產階級擴張的重鎮。她的博士論文修訂後,1992年刊登於著名的中國季刊 (The China Quarterly)。在當時,經濟社會學界關注的仍是產權看似模糊的鄉鎮企業與社會「關係」,甚至將之視為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優勢。此後大約十年間,鄉鎮企業摘紅帽子冰消瓦解,她的結論才逐漸成為學界共識。

綜觀劉雅靈的著作,她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絕非統治者天縱英明、或「中國模式」黨國發展主義領導有方的結果,也不是地方統合主義之成就,而是民眾自下而上的改革「倒逼」地方與中央政策開放。在她後來探討中國大陸地方政商關係的系列著作中,地方政府通常扮演汲租食利的掠奪腳色,雖然蘇南鄉鎮企業在改革開放過程裡搶得市場機會,幹部為趨避政治風險遲遲不願推動企業產權改革,直到無法持續時才將企業私有化 (劉雅靈 2001)。總之,地方幹部主要考慮自身利益與政治生存風險,與私有產權的保障並無直接或明確的關聯,一個地區的私營企業若無法得到發展空間,外資就成為該地的主要投資與經濟成長來源,即便是披著三資企業的外衣卻仍是外資主導,這就是蘇南吳江與閩南晉江的發展結局 (劉雅靈2000, 2003)。

在政商關係之外,與北京大學社會學者周飛舟 (2012) 等人的著作類似,劉雅靈很快留意到地方政府從招商引資到土地財政的重大改變。自1996年起,她就發現中國大陸國家基層行政能力薄弱的事實,以及稅收與土地之間的關聯性。在溫州、無錫與建始的追蹤調查裡,劉雅靈 (2010) 發現這些地方政府不約而同地走向土地財政,而且鄉鎮官員明顯變得更短視近利,更像是獲取之手 (grabbing hand),導致政商勾結與村委會幹部掠奪農村土地的結果。然而,這個都市化的過程也創造出所謂的「農民收租階級」,她認為這是中國大陸轉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過程裡,維持著準計畫經濟的行政結構與幹部目標責任制、與模糊的農地集體產權互動之下的後果。

對中國大陸的中央與地方關係以及國家與社會關係,劉雅靈 (2007) 亦著墨甚深,其成名作中用「間歇性的極權主義」概念來說明中共政權的特徵。如她所言,中國大陸的中央與地方關係變化,迄今仍深陷在「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怪圈裡。胡溫時期 (2002-2011),由於中國大陸經濟與社會相對走向開放,曾經出現所謂「碎裂性的威權主義2.0版」(Mertha 2009) 或是威權韌性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的說法,甚至暗示中共政權有能力也有意願吸納公民社會,這是民眾參與公共政策改革的機遇。就我所知,劉雅靈從未接受過這類看法。事實證明,習近平上台之後大力推動中央集權、政治動員及派系清算,「間歇性的極權主義」重現世人面前。

此外,劉雅靈亦不斷以中國大陸研究成果挑戰發展社會學的傳統理論邊界,例如本書開篇的《中國準世界經濟的形成與發展》(1998) 一文裡,她從中華帝國晚期白銀經濟或東亞納貢經濟圈得到靈感 (Frank 1997;濱下武志 1983),認為1949年後中共計劃經濟創造出一個高度獨立的次世界體系,建構出核心、半邊陲與邊陲的剩餘價值流動與交換關係 (Wallerstein 1979),同時條塊分割的計劃經濟制度遺產,也造成國內市場的分裂狀態 (劉雅靈 1999)。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逐漸瓦解,某些地區如沿海的溫州在這個次世界體系裡往核心移動,原先的核心或半邊陲地區例如寶雞往邊陲下滑,造成了中國大陸東南沿海與中西部日益嚴重的區域發展不平等,即使是分稅制改革與西部大開發等政策實施之後,國家並未有效地調整區域或城鄉差距,區域與社會貧富分化日益明顯。

劉雅靈教授的諸多作品宛如靈光乍現,在中國大陸研究追逐理論流行的風潮裡,獨排眾議,突破重重意識形態與政治宣傳的迷障,直指中共政權與改革開放後經濟發展的實質內涵,當時卻沒有獲得充分重視。如今,她不幸罹患帕金森氏症,無法替自己的學術作品做個總結,或是延伸到當下的爭論。幸運的是,其所培養的多位優秀學者共同合作整理其著作,並將一部分文獻回顧工作委託筆者,我也得以藉整理著作的機會,試著以劉雅靈教授的眼光來看待當下的辯論。

2017091902.jpg劉雅靈教授的著作選集《自下而上的改革》書封。圖片來源:https://goo.gl/9bYdeu

 

深化市場改革:第四個不可能?

明眼人都看得出《風險論》之爭是託古喻今,但也構成對中華帝國歷史變遷的一種內生性的解釋。在這場辯論之中,卻忽略經濟社會史的發展、與近年來突飛猛進的全球史視角 (Burbank and Cooper 2011)。無須否認,全球史學家仍會尊重中華文明變遷有其相對的自主性與內生動力,然而將全球市場與環境變遷排除在外,很難完整解釋帝國或黨國的興衰。

劉雅靈教授的著作或許對我們看待《風險論》之爭有所幫助。《風險論》本身似乎太過重視由上而下的帝國治術對帝國興衰的影響,少了自下而上、由外而內的改革視角 (尤怡文 2017)。中國歷史上多次帝國興衰的動力,可能來自民眾由下而上的市場經濟發展與群眾集體行動、以及由外而內衝擊與互動的地緣政治或全球金融事件,甚至來自氣候變遷 (Bruckner and Ciccone 2011) 。許多證據顯示,至少在過去一千年以來,唐、蒙古、明、清帝國都受到當時的環境變遷衝擊甚大 (Hsiang 2013; Zang et al. 2006; Goldstone 1993; Pomeranz 1993),唐、明兩朝在氣候衝擊下的地緣政治衝突中跨台,蒙古帝國受全球暖化與瘟疫影響,而清朝則苦於黃淮與漕運惡化所導致的太平天國與捻亂,總之,環境惡化可能是帝國最大的統治風險之一 (Lin 2015)。

由下而上的市場經濟變遷與環境地理因素對中國政治的影響,最明顯的文獻傳統來自施堅雅 (G. Willian Skinner 1977)發現的帝國疆域內各大經濟區的內部整合與彼此分化、與彭慕蘭有關腹地建構或大分流—自然資源分布與經濟地理變遷的研究 (Pomeranz 1993, 2000),無論如何替東亞科技發展的條件辯護,市場或科技發展並未受帝國統治者重視。雖然,全球史學界早已不再視中國為一個停滯的帝國 (Wong 1997),如同許多科技史學家所意識到的,中國市場改革與創新一直是由下而上的力量,而新興工商業資產階級或城市中產階級,通常被統治者視為危害政治穩定的風險來源 (Maddison 2007; Goldstone 2008; Morris 2013)。這些研究暗示,中華帝國的威權統治無法成為經濟創新的來源,甚至通常是阻礙。筆者亦認為,穩定的威權統治往往帶來經濟停滯,朝代滅亡與眾多統治菁英開放競爭下的國家重建與科技創新,才會為帝國治術與市場發展帶來突破 (Acemoglu and Robinson 2012)。

此外,劉雅靈始終對威權政體由上而下的治術保持警戒與懷疑。毛時代以政治力量建構遺世獨立的計畫經濟體系、導致數千萬人死於大饑荒的災難性的後果,其危害決不下於外國侵略者。然而,毛澤東或今天北韓的金氏王朝並沒有垮台,如同曹正漢偏愛《獨裁者手冊》一書的副標題所言,壞的經濟政策經常是好的政治策略 (Bueno de Mesquita and Smith 2010)。尤怡文 (2017) 用不可能的三角—財政無法同時應付地緣政治競爭、菁英派系的內鬥與民眾抗爭來說明帝國治術的困境。然而在現代主權國家的世界裡,更嚴重的問題或許是威權主義中央集權引起的第四個不可能——改革開放初期的成功經驗告訴我們,經濟發展與創新需要民眾由下而上的市場參與動力,而政治菁英為求自身生存可以扼殺這種動力。

今日中國大陸財政已經面對不可能的三角——地緣政治競爭(國防支出與一帶一路)、派系鬥爭 (反腐造成的官僚不作為) 與收編中產階級 (建成小康社會)、以及鎮壓民眾抗爭 (維穩支出擴張) 的挑戰,然而更根本的問題是,習近平上台後的中央集權,對個人來說或許會是個成功的政治生存策略,卻不太可能是經濟成長或創新動力的來源,而目前各級政府強烈依賴的土地財政恐怕難以持續。重新檢視劉雅靈往日著作裡的靈光乍現——《自下而上的改革》裡的諸多精闢著作與研究發現,相信仍然對社會科學界理解中國大陸當下的經濟發展與政治困境,有相當大的啟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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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資與越南女性:偷竊、搞破壞、集體昏倒

王宏仁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當外來資本剛進入第三世界投資生產時,經常偏好僱用女工,例如在越南台商之間最廣為流傳的一種說法就是:「越南是母系社會」,都是女生在工作,「男人都很懶惰」。過去西方帝國統治者,總會將殖民地的人民女性化、陰柔化,創造一種西方陽剛,東方陰柔的雙元對立論述,而台商幹部所流傳的「母系社會」說法,正是這種東方主義論述的變形,這樣子,一方面排除了男性會自我行動的可能,也同時可以透過宣稱要保護女性,進而正當化雇用女性的理由。

【看到的胡志明市街景,都是女性在賣東西,男生在旁邊混!?】 

 

越南都是女生在賺錢,男生在喝咖啡?

2016年底,跟一群台灣幹部(男女都有)吃飯聊天,我們談到結婚後,台灣女生要寄錢給自己的父母時,一般是否需要告知老公。其中一位說,如果老婆沒有賺錢的話,還是要跟老公講一下,尊重一下老公。

我提到,跟台灣不一樣,越南都是夫妻兩人在賺錢,很少太太不工作的。突然這個話題就熱起來了,旁邊的幾位台幹開始七嘴八舌談論越南的男生跟女生。

A:越南應該是母系社會吧!

B:沒有,越南應該是女生在賺錢。

C:女生在賺錢,男生出去喝咖啡。

D:老婆上班的時間,越南老公就在街上喝咖啡亂晃啊!

B:越南女生比較多,因為越戰死了很多男生。

我當時並非故意提起這個話題的,只是每次當講到女性勞動時,台幹們幾乎就把「越南是母系社會」抬出來講,經歷20年不變。例如15年前訪談聽到的「母系社會」也是差不多的看法:「她們是女人當家,越南的男人很懶惰」「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注意到,在路邊賣東西的都是女的,吃東西的全部是男的……他這邊就是這樣,所以造成男的就是比較要面子,他們說今天出來沒錢吃飯他寧願去喝啤酒,會去讓人家看他臉紅紅的,他們會有這種想法」。

【台商海外企業偏好聘用女性勞工】 

 

底下的一段訪談對話,也傳神地說出一些台商對於越南男女的看法:

訪:你覺得這邊的女工工作態度怎麼樣?

受:也不錯啦,語言上溝通比較難,因為我們不會講越文,只是溝通上有一點比較麻煩。員工中約有10%的男生。

訪:為什麼不喜歡雇用男生?

受:很糟糕,都在喝咖啡。好吃懶做、就是吊兒啷噹的那種樣子。女生就好像很認命那種樣子。

訪:他們這邊的家裡是誰在養家活口?

受:女生啊!母系社會啦,現在也是女生在賺錢。有時候姊姊在養家,哥哥弟弟在家裡吃閒飯。我問那姊姊「妳怎麼不叫他去上班工作?」,她回答「沒有辦法,他就不要去工作」,好像是應該她去賺錢來給他吃,不管是哥哥也好、弟弟也好。

訪:老公也是嗎?

受:有很多這樣子,領薪水時,老公就在外面等,也有這樣子的。

 

◎偷竊、搞破壞,是越南人的民族性嗎?

對於一個外來投資者而言,他並不一定熟悉當地的社會文化與政經脈絡,因此不一定可以順著在地的邏輯去思考其管理實務。最直接可以訴諸的想像,就是拿來與母國的社會關係做比較,然後得出一個結論,以做為其管理的基本思想。在這樣的「跨國比較」邏輯下,台商發現,竟然有這麼多的女性在工作(2016年越南女性勞動參與率為72%,相較之下,台灣女性的參與率只有51%),而且跟台灣的兩性關係不太一樣(越南的婆婆沒有台灣那麼可怕!),既然台灣是父系社會,那麼把性別關係相對平等的越南形容為「母系社會」,也就不足為奇了。

台商口中傳達出許多關於越南工人的負面訊息,對於許多的行為他們並無法理解,例如某位經理在開車往另外一家工廠的途中,對著我們抱怨:

工廠的廁所常常壞掉,但很奇怪,總會留下一間是好的,不會壞。就連載貨用的推車輪子他們也要偷,但通常只會偷一個,因為假如偷了兩個輪子,就沒辦法推了。

另一名台商說:

我這邊的話是,東西不見了,也都抓不到誰偷的,出去外面找也沒有,但是就是東西會不見。、、、他們這邊偷竊的狀況很多,非常多。我們公司比較少,不過我們倒常常抓到別家公司的偷竊,我們的security抓到後面那個廠商就兩、三次了,因為我們有瞭望台在後面。

而某家紡織在工廠裡頭為了防止偷竊,除了裝電眼外,還請公安幫忙檢查,因為他的NIKE衣服也被偷了幾千件。在胡志明市更常流傳的小故事,則是在新順加工出口區的某家女成衣廠,有某名女工穿了二十件的內褲在身上,出公司大門時被抓包。也有人偷走了公司的電線電纜,使得整個公司的發電系統無法運作,甚至連避雷針都會不見。這些竊盜行為,都是工廠內的員工所為,並非是外來的竊賊。

【工廠工人對於管理幹部的不滿,透過不同方式表現,例如此圖,底層工人想要用大頭釘釘死他們的主管】

 

其實這種偷竊行為,除了從「個人道德低劣」「民族性」的角度來理解之外,也應該從工人所處的環境來解釋。越南發生罷工的三個主要原因是低薪、長工時與嚴格的勞動管理,在這種環境底下,工人除了用集體的罷工行動來要求改善自己的勞動條件之外,更常見的方式則是以個人化的行動來宣洩不滿,例如暗地裡搞破壞廁所、塗鴉廁所文學、私底下咒罵主管,而偷竊是一種混雜著破壞公物與增加私利的行為。這種個體化的行為,不是脫離外在環境制度而單獨存在的,更有可能是一種抵抗資本支配的方式。

◎神靈附體而昏倒的女工:性別化的反抗行動

另外一種經常讓台商無法理解的情況是:「女工經常昏倒」,如果是單一個案,那麼就容易歸因到個人問題,但如果是一群女工集體昏倒,那麼原因就值得品味了。不管是在北越的或是南部的台資工廠,或者在馬來西亞、柬埔寨、中國,都發生過女工集體昏倒的情況。

2001年訪問北越的一家台資工廠時,台灣幹部說,越南女生體力非常不好,經常在下午兩、三點的時候就體力不支昏倒。以前公司的政策是中午贊助工人每餐伙食費2000越南盾(約台幣6元),但是工人經常為了省錢,只有花費500盾(約台幣1.5元)去買兩根玉米吃。台商為了讓工人有體力,最後中午改由工廠供應員工午餐,我們去看了午餐內容,只有一道肉炒菜,以及一道湯,但白米飯隨意吃到飽,在當年、當地而言,算比一般農村家庭好了,因為越南農村家庭幾乎很難得吃到肉。

在2016年訪問南越的另外一家台資工廠,管理幹部同樣說,有些女工經常昏倒,他說:「昏倒的話,可能是因為不吃,造成昏倒,但近來比較少昏倒。」為何不吃呢?他認為是挑嘴、或者為了保持身材苗條。

經過了將近20年的工業化,越南工人昏倒的事情仍被台商詮釋為「不吃飯,所以沒體力」,但是卻沒看到,此現象在許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萌芽的地方,都出現過;例如Ong研究1970年代的馬來西亞日資工廠的女工,或者潘毅研究的1990年代末期中國女工,以及2014年被廣泛報導的柬埔寨工廠女工因為被神靈附體,然後集體歇斯底里、昏倒的事件。

這些研究都共同指出,昏倒或者被神靈附身、歇斯底里,都是透過身體脫離常軌的狀態,來表達對於工廠生活過度勞累的反抗。例如在柬埔寨,女工會透過神靈附身,責怪工廠管理者的無情,進而要求補償神靈,同時也補償工人的精神、體力消耗。「神靈想要得到尊重。他要求建一座神龕,每個月供奉四次祭品。他還要求,工廠老闆獻給他一隻烤豬,並給工人們舉辦一場高棉新年慶祝會。老闆照辦了。暈倒事件就此終止。」外國記者Wallace這樣子寫道。

【工廠女工經常集體昏倒,這是神靈附體造成的嗎?】 

 

集體昏倒並非是公開與資方對抗,可以說是一種游擊刁術,表面看起來都沒有違反工廠規定,但是卻可以達到破壞正常生產流程的效果,而且也確實可以達到某些目的,例如改善伙食、提高津貼、多出一些休息時間,這些都是在爭取勞工的物質利益。

出現「集體昏倒」的情況,都是女工,不會有男工在裡頭,這也是一個性別化的集體行動,在社會普遍假定女性是柔弱的、或如台幹認為「愛漂亮的」,因此反而將「柔弱」轉化成為集體行動的工具,改善自己的勞動條件,這也可以說是一種日常生活的抵抗!

越南到底是不是母系社會啊?

回來看當時訪談的幾位台幹對於越南是「母系社會」的評論,是否正確。

A:越南應該是母系社會吧!

錯!越南的祖先祭祀,基本上是男性繼承。姓氏繼承自父親。結婚後可以從夫居、或自行在外居住,少從妻居。

B:沒有,越南應該是女生在賺錢。/C:女生在賺錢,男生出去喝咖啡。/D:老婆上班的時間,越南老公就在街上喝咖啡亂晃啊!

錯!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越南社會的勞動參與率,在2015年,男性為82%,女性為73%,男性也很認真在賺錢,不是只會喝咖啡。

此外,路邊或咖啡店裡頭坐了許多男生喝咖啡,他們是無所事事嗎?不是的,那是一個情報交換的地方,在喝咖啡聊是非的地方,傳播一些消息,成為都市裡頭商業活動的重要資訊。

B:越南女生比較多,因為越戰死了很多男生。

同學~,越戰已經結束超過40年了,當年的少女現在都變阿婆了。2016年的統計,越南15歲以下的男孩比女孩多100萬人,15~65歲的男性只比女性少12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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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門舞集與國家交響樂團:台灣社會學國際化的兩條途徑

謝國雄/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社會學家如何欣賞舞蹈與音樂?顯然一定帶有職業上的定見,底下是一個社會學家從雲門舞集與國家交響樂團的發展與表現中得到的啟發。

 

雲門舞集與台灣社會學

林懷民受過西方芭蕾的嚴格訓練,1973年回到台灣採用在地的題材編舞,如「薪傳」的「唐山過台灣」,接著將台灣社會的現實入舞,如「我的鄉愁我的歌」中工人家庭中的夫妻互動。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組合:身體語言是西方的,但是舞蹈的「故事」卻是在地的。

1994年林懷民接受荷蘭公共電視台訪問的時候,指出:用西方的舞蹈語言來跳舞,會撕裂身體。雲門舞集的舞者轉而開始學習太極導引,以「氣」來駕馭身體。舞蹈語言(或「身體哲學」)改變了,但他仍選擇用西方題材來編舞,如「流浪者之歌」,就是取材自Hermann Hesse的《漂泊的心靈》。一直到「狂草」,他才嘗試結合中國的身體哲學與中國的題材:舞蹈語言是在地的,題材也是在地的。結合在地的舞蹈語言與在地的題材,是西方舞蹈語言與題材之外的第二途徑,是具有普遍性的另類可能,猶如西方舞蹈一樣。

林懷民與雲門舞集,先是在舞蹈語言上受到西方嚴格的訓練,接著以此為基礎,帶入在地的題材,隨後轉向在地的身體哲學,但仍以西方的題材來編舞,最後則是做到舞蹈語言與題材上都是在地的。

林懷民與雲門舞集對台灣社會學有何啟發?台灣社會學可以先在技法、基本議題、認識論與終極關懷上,接受西方的傳承,接著逐一在技法、基本議題、認識與終極關懷上在地化,最後則可以結合四者的在地化,其成果既是在地的,也是普遍的,是西方社會學之外的另類途徑,具有普遍化的可能。

2017090501雲門舞集,狂草 (Wild Cursive)片段。圖片來源:雲門舞集,https://goo.gl/DG262Y。

 

國家交響樂團(NSO)與台灣社會學

2015年12月17日,「公視藝文大道」訪問國家交響樂團音樂總監呂紹嘉。他認為西方管絃樂團屬於全人類,是普遍的,但是各個民族可以自己的方式來演奏與表達,從而展現出其獨特性。他帶領台灣NSO赴歐洲演出,來培養團員的自信。作為NSO的音樂總監,他追求的是NSO(或者台灣古典音樂表演)的主體性,也就是在演奏西方管弦樂作品的過程中,展現出台灣的特殊性。換言之,主體性是透過「普遍」與「在地」的辯證而呈現。

呂紹嘉另一個有趣的觀點是,德、奧、法國、義大利各有自己悠久的音樂傳統,因此,要他們演奏其他傳統的作品,就有困難。台灣與這幾個傳統都很遙遠,然而同樣的遠,也就是同樣的近,從而有獨特的優勢。相對於各個西方傳統,台灣都是「他者」;也因為如此,所以台灣有空間可以進出於這幾個不同的西方傳統,從而有自己獨特的展現。再一次,主體性是透過「我」與「他」的辯證而開展:先肯認西方古典音樂的普遍性,然後追求台灣在演出(與作曲)上的獨特性,進而表現出台灣音樂的主體性。

2017090502.jpg公視藝文大道,第172集「聽見NSO 令台灣驕傲的聲音」之片段。
圖片來源:公視,https://goo.gl/4UbEKY。

 

呂紹嘉的論點對台灣社會學的啟發是:西方社會學是普遍的,但台灣社會學是以在地的、特有的方式來進行社會學研究,從而讓普遍的西方社會學有在地的特色。此外,由於台灣與西方各種社會學等距,從而有「他者」之利,可以悠遊其間,博採眾議,另創新局。

台灣社會各個領域都在摸索在地化與國際化,雲門舞集與國家交響樂團走出了兩條不一樣的路,一是在身體哲學與表現的題材上,由西方而在地,進而展現出普遍性,一是從西方展現的普遍性與台灣自身兼容並蓄的潛力建構出主體性。不論那一條路,都是台灣社會學很好的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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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的社會學

陳宗文/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法國學者拉圖(Bruno Latour)曾於五月間造訪台灣,引發「相關學界」一陣風潮,有把這風潮用「拉圖繞境」的說法來比喻。所以稱「相關學界」,是因不易將拉圖的領域框限在某一學科。他來台談策展、談人類世,都不是尋常的議題:他用神學的方法、人類學的工具、地質學的田野、視覺的途徑來與社會學對話,令人驚豔、引發一些爭議,而更多的也許是不解與懷疑。可以說他繞的不僅是臺北新竹的地理之境,還跨過不同學科的領域之境。兩、三個月過去,風潮平息,隨著記憶的模糊,拉圖效應也漸淡去。這時候來再回頭來談拉圖、談他與社會學的關係,或者可以比較平心靜氣一些。

拉圖最為人稱道的學術貢獻,在於他參與共同提出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原本大家期待在他抵台的時候,可以談更多這方面的議題,但他似乎沒有太大的興致。事實上,拉圖仍然秉持行動者網絡理論的核心精神,持續與主流的結構性世界觀對話。拉圖提供的,其實是一個檢視主流社會學很好的視角。對於熟悉在巷子口談社會學的人們,也可以反過身來看看自己所站的位置。

 

雙層立場和單層立場

學過或教過社會學的人,應該都熟悉入門的社會學教材中設定的框架,就是談論「個人」與「社會」的區別。從這個出發點開始,會經過「團體」、「組織」、「制度」、「結構」、「不平等」等重要的次領域,使受過社會學訓練的人,很快可以在現象中看出個體所受到的待遇,在個體與社會之間看出力量的不對等關係。「衝突論」關注的是個體在其中受到的壓迫。「功能論」在確認個體在其中的意義和價值。「互動論」則從個體和個體之間的異同來確認社會存在的效果。

這種主流的社會學認識方式,稱為「雙層立場」(two-level standpoint),就是要去區辨出「個體」,以及在個體之外的群體,也就是「社會」。所以就會有「巨觀」(macro-)和「微觀」(micro-)的社會學認識途徑,是因為所見之層級不同所致。而且要弄清楚現象和解釋的層級,否則就會落入到區位謬誤(ecological fallacy)的解釋陷阱之中。

拉圖所秉持的是單層立場(one-level standpoint)原則,就是要打破這種主流社會學的雙重立場觀點,不容有個體之外的社會。這對習慣社會學思考的人而言易,非常「不自然」,非常「不直覺」。而且,過往許多社會學家也都努力在跨越雙層立場帶來的問題,包括紀登司(Anthony Giddens)的結構化理論、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場域概念、乃至於格拉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主張的鑲嵌性等。難道這些偉大學者的貢獻都是枉然嗎?

 

當拉圖遇到塔德

早年拉圖在談論單層立場時,很難與社會學家對話,原因之一在於語言不同。不是法語vs.英語,而是拉圖沒辦法用基於社會學雙層立場的語言來說明他的理念。如果我們是基於雙層立場,就會對紀登司、布迪厄或格拉諾維特的貢獻極為讚賞。這是因為他們承繼主流的社會學傳統,在涂爾幹、韋伯或馬克思所建立起來的語言系統中,開出嶄新的道路。這是拉圖不想做,或許也是做不到的。

但拉圖在1990年代遇到了塔德(Gabriel Tarde),使得他與社會學之間的對話有了可能。塔德是現今主流社會學界裡的一個陌生名字。但在涂爾幹的時代,塔德卻是社會學大師,比涂爾幹的地位還崇高:涂爾幹只是個教授,塔德卻是院士。拉圖發現塔德那裡有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元素,而且是「社會學的」。因此,有「Tarde inside」的行動者網絡理論成為1990年代末期以後,拉圖在許多場合為其研究辯駁、甚至是擴張其概念範疇的主要依據。據說當初拉圖從巴黎礦冶工程學院跳槽到巴黎政治學院的原因之一,就在於塔德重要的手稿都藏在政治學院,當然,更大的原因是政治學院可以提供更多的資源。塔德不僅協助拉圖完成理論的尋根,也讓他更有機會去擴展研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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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德(Gabriel Tarde)。圖片來源:https://goo.gl/mNfzSD

 

數量的研究

塔德關於社會學的著作非常豐富,從1890年的「模仿律」(Les lois de l’imitation)開始,一直到1902年生前最後一本著作「經濟心理學」(Psychologie économique)為止,超過十本以上的專論。但他的社會學沒有成為主流,反而被涂爾幹取代,其中一個原因在於理論的證據不足。以涂爾幹的「自殺論」(1897年出版)為例來比較,涂爾幹在書中利用簡單的統計模型來確立所提出的自殺理論,並予以一般化,據此來駁斥塔德所稱的模仿效果,可以說是一石兩鳥。反觀塔德提出來的社會學理念,雖然不用涂爾幹的統計技巧,卻更仰賴大規模的動態數據資料來證明,惟當時並沒有適合的研究工具,而淪為純概念的闡述。

就數量累積現象的觀察,塔德的社會學觀點其實是更為「直覺」、更為「自然」的。我們可以拿他在「模仿律」中提出的信念或欲望的擴散模型為例,他認為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緩慢地進展」、「快速進展並持續加速」、以及「進展速度減慢直到停止」。或者用比較具有畫面的描述,三階段是「一個緩坡、一個相當陡峻的山坡、以及一個坡度的修正直到一個高原」(想像德勒茲看到這段描述時,會如何發展出他的「千高原」)。這陳述中有相當高度的視覺效果,如果有巨量的調查資料,就可以透過視覺化,將數量隨時間消長的曲線表現出來。可惜在當時並沒有這樣的技術。

今日風行的巨量資料研究,或許給了塔德一個可能的機會。但是關鍵仍然在於他的世界觀,是與「雙層立場」不相容的。擴散造成的高原,是「個體」數量積累的效果,而不是另一種不同於「個體」、外在於個體的新概念。塔德的社會模型,是討論個體如何累積形成社會,而不是社會如何作用於個體。

 

一個概念擴散的例子

拉圖看到了塔德的概念優勢和工具侷限,於是協同其團隊成員,以社會網絡分析的技術來重新詮釋塔德。他們在2012年發表了一篇刊登在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BJS)的論文,標題是「整體總是比其部分更小」(The Whole is Always Smaller Than Its Parts: A Digital Test of Gabriel Tarde’s Monads),是以學術發表與引用網絡為例,進行概念擴散的研究,並且透過改寫自塔德的語言來詮釋。這可算是拉圖團隊向主流社會學進擊、直接與社會學界對話的一個嘗試。

在論文中,拉圖翻轉既有網絡分析的詮釋方式,他稱原本網絡中的節點為「元素」(elements),可以是一個「作者」、「機構」、「關鍵詞」、「篇名」甚至是「期間」,是可以混用的。他們尋求元素聯結起來的共同模式,而不是去查網路路徑、看網絡關係。他們主張所見之網絡圖像就是「全部」,而「元素」是不能夠與「全部」切割開來,是要一起來看的。比方說,有一名教授,他與他所屬的機構、他的論文、引用這位教授文章的其他文章、引用的學者等,就是一個整體網絡。隨著對某元素的關注,這個以元素為中心的整體,或「全部」(原本應該只是網絡的「部分」),就會比原本的「全部」更加豐富。

透過這樣的分析,是要去描述網絡的整體樣貌,並透過不同的元素中心對比出相同的樣貌。這種詮釋方式顯然不同於過往的社會網絡分析,後者是為了建立某個理論模式(例如資本與成就的關係),或去驗證某個在雙層觀點下的概念(例如網絡結構中的優勢),是秉持雙層立場的詮釋方式。

 

從熱情的經濟學到熱情的社會學

雖然拉圖聲稱是運用塔德的概念來發展出前述論文,但他是否忠於塔德原本的精神,還是另有所圖呢?拉圖打著塔德的名號(‘Tarde inside’)來寫作,這並非第一次。晚近台灣翻譯出版的「激情的經濟學」一書,就是拉圖「轉譯」塔德的代表之作。這本書表面上是作為塔德生前最終著作「經濟心理學」的導讀,實際上拉圖卻是用以擴張其概念版圖。最明顯的證據就是拉圖把原書的標題改掉了:從「經濟心理學」變成「經濟人類學」。

但群學出版這本書時,在書名上替換了一個關鍵詞,就是「激情」,似有再把拉圖拉回到塔德的意味。塔德何以談經濟現象?原來塔德有一套類比邏輯,是將物質世界、生命與社會世界三大範疇並陳,透過「重複」、「對立」與「改變」這三個跨界通用的基本動作,就可以理解其形成與變遷,有普遍的一致參照。因此,包括經濟、政治、法律等,都可以放在這套類比邏輯中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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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的經濟學」一書封面。圖片來源:群學出版社

 

經濟學強調的是理性,是不帶情感的計算與分配。但是塔德看到基於利益來理解的經濟學,本身就不可能是完全仰賴個人理性,而是需要一個可以產生制衡的至高權力體:上帝或國家。因此就產生了市場或計劃的經濟模式,實際上也是建立在雙層立場上。要跳脫這個矛盾,就是純粹以單層立場的數量積累來描述,而不是去搞經濟模型。經濟的形成過程,仍然是要仰賴他所提出的社會法則(les lois sociales),就是關於「價值」的信念與欲望,經由模仿(重複)、拒絕(對立)或發明(改變)而擴散,是一種在腦與腦之間的過程。而談信念與欲望,如果再加上情感,那就不可能是「理性」了。

如果可以用像這樣的單層立場來挑戰自比於「科學」的經濟學,那麼長久以來建立在雙層立場基礎上的社會學就更加「激情」了。社會學雖主張其多元性,但如同其他學科一樣,也仰賴有形無形的知識傳統,有一定的學科疆界。這個學術圈裡的知識典範,或某些獲得支持的概念,就如同拉圖與其同事在BJS發表的文章所論一樣,是一個在形成中的整體。如果說有一種社會學的「同溫層」(這很有拉圖談蓋婭的味道),那就是透過信念或欲望的擴散而建立起來的。曾幾何時,許多小小的概念單元(信念與欲望)已經成為社會學家不假思索的學科習慣。或者在巷子口待久的人,有時也要離開板凳,往大街上走走看看。

 

 

 

延伸閱讀

拉圖、雷比那 (2017) 熱情的經濟學:我們從未理性過?塔德人類學的經濟解讀。臺北:群學出版。

Bruno Latour, Pablo Jensen, Tommaso Venturini, Sebastian Grauwin and Dominic Bouille (2012) ‘”The whole is always smaller than its part” – a digital test of Gabriel Tardes’ monad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3(4):59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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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悅/越」界:身障者的性、愛、慾

陳伯偉/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

 

乙武洋匡,日本知名障礙暢銷作家,自幼患有先天性四肢切斷症,畢業於知名早稻田大學,日本媒體眼中當代最佳障礙勵志代表人物 ,1998年出版自傳《五體不滿足》,不到一年銷售近390萬冊,成為日本二次戰後最暢銷書籍第3名,殘而不廢的動人故事,也被外國媒體推崇為改善日本障礙者形象的重要推手[i]。2016年,乙武先生再次登上國際媒體版,只是這次是因為婚外情。過去被媒體追捧的生命導師,霎時成為欺騙大眾的偽君子[ii],聳動的新聞標題揶揄乙武先生「五體不滿足、下體大滿足……」[iii],「偷吃……全憑這2點『長處』」……『重要部位』很大,且『神明賦予他特殊能力,一晚可以好幾回』……」[iv],台灣兩性知名部落格作家感嘆:「……誰又猜得到,即使失去了四肢……第五肢依然不曾放棄對外活蹦亂跳」[v]

對身障者情慾的污名想像與不公指控並非東方社會獨有,西方媒體也操縱自如。英國周日獨立報 (Sunday Independent) 報導指出2012年倫敦「帕拉林匹克運動會」 (Paralympic Game)「準備的保險套,根本不夠情慾高涨的障礙運動員使用」,開幕不到幾天就「已經用掉11,000個保險套」,為期12天的賽事,4200多位選手「一共要用掉約43,000個保險套」,內容還分享參賽選手的現身說法:「我們(障礙運動選手)本來就很容易興奮,我認真訓練四年,就是為了參賽可以盡情免費享用保險套」,同時也引用性治療師的觀察來增加報導的公信力:「我發現身形矮小的(身障)人士,性慾通常很強,我猜因為他們不成比例的頭與陰莖明顯比其他身體部位大很多,體內應有更多的雄性激素在流竄……或許也因為這樣提高保險套的使用量……」[vi],字裡行間聳動、不負責的訊息,似乎有意無意提醒讀者小心別被「可憐」的身障者所騙,因為他們看似無害的外表下,正流竄著失控的性慾。

2017082202.jpeg2012年帕拉林匹克運動會(Paralympic Game)的宣傳圖。
圖片來源:https://goo.gl/MFeV9A

大眾媒體對乙武先生的兩極反應說明社會一方面「去情慾化」期待身障者成為「殘而不廢」的「悲劇英雄」,卻又不時將其「過度性化」想成需要小心提防的潛在「危險淫蟲」,只是這些不公想像乘載著社會的污名與偏見多於對障礙者真實情慾的理解。身障者動輒得咎、「過度」與「匱乏」的情慾標準,反映我們熟悉的情感理路,如何看待身障者的性、愛、慾,一方面惋惜親密關係因障礙而變得不容易,然而障礙者一旦擁有情慾,就會強烈遭受到質疑,至於社會對障礙身體「同情從寬、情慾從嚴」的情感判準,進一步體現「強迫性身心健全」[vii] 的情慾政治與不公親密預設,也就是「身心健全」乃是「正常」親密關係與情慾生活的首要前提。

接下來我將藉由兩位身障受訪者[viii] (異性戀男、女各一位)的生命經驗,試圖勾勒隱身在「強迫性身心健全」背後的親密預設與社會排除,說明個人如何因為障礙而被判親密失格,並體現社會對障礙身體的污名想像。同時,我也將解釋身體如何因為障礙而衍生出具創造性意涵的情慾感知,跨越強迫性身心健全所設下的親密藩籬,挑戰我們對身障情慾感知的狹隘理解。過去一年的訪談,受訪者常提醒我障礙經驗的特殊性與複雜性:「即便(同一種)障礙,每個人的經驗都不一樣」,因此透過兩位受訪者的故事,我並非要以偏概全、扁平化身障者的經驗,而是嘗試對身障者的情慾提出另類的社會學想像,試圖超越只從「無法享受」或「過度放縱」詮釋身障者的情慾,同時也藉由身障者的性、愛、慾,重新思考社會正義,以及人活著應有的基本樣貌與尊嚴。

 

異性戀男性,脊損輪椅族[ix]

 Charles 是一位快40歲,擁有不錯收入 (至少6萬/月) 的專業人士,言談風趣幽默,當天訪談後要與女友(直立人) [x] 約會,所以打扮時尚帥氣,梳著當時最流行的旁分後梳油頭,迷人的個性與對外表的修飾在意,似乎解釋他為何會受到女性歡迎。但,這只是Charles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多時候他需要面對障礙帶來的不便。譬如因車禍傷到脊椎第五節,所以下半身完全癱瘓,「奶頭以下完全沒有功能跟感覺」,加上「手功能喪失」(「打電腦只能用兩個拳頭這樣捶」,「不能自己開瓶裝水」),無法獨自生活,日常起居需要外籍看護協助才能自理。此外,脊損容易造成反射神經失調,導致他括約肌太緊,需要浣腸才能排泄,加上無法控制膀胱,每天必須包尿布,容易因小便解不乾淨而尿道感染,儘管如此,他認為自己已經比較幸運,因為有些脊損的朋友括約肌太過鬆弛,「坐輪椅,一個斜坡震動一下,它(排泄物) 可能就出來了」。

當談到障礙對性生活的影響時,Charles解釋自己「有兩個我、兩段人生」,24歲前非障礙者的人生,以及成為障礙者後「用另外一個身體……另一種感官世界活……」。譬如發生脊損之前,性愛對他而言是「男人的戰場、女人的天堂……插進去的那一刻……滿腦子……只追求最後那三秒的射精……女生(高潮)到了沒,反而是被忽略的」。剛發生意外時,「認為自己只是一個會思考的肉……不是人」,曾經一度沮喪到嘗試自殺,還好家中經濟條件不錯,加上仍是學生,所以比較容易回歸一般作息與社會接軌。現在因脊損無法自慰,即便刺激龜頭,訊息也不能傳達到腦部,下半身變成「蒙古自治區」,「打手槍就像騰空揮動」,「看A片不一定會勃起」,射精單純成為一種反射動作,已不具備過往的情慾快感。

 

障礙的身體、多重的情慾感知

健康的身體是個沉默的器官,但,障礙的身體卻提醒我們不同身體感知的存在。Charles因脊損喪失以往的情慾模式,卻也因為障礙啟動身體未知的情慾感知。譬如當女友幫他打手槍時,「雖然我一點感覺都沒有,但我會看著她做這個動作…腦裡就會出現她在幫我打手槍……我會滿足她正在幫我做的那個想法……(我現在的情慾來源)跟(過往的)生理感受完全沒有關係……而是透過視覺與想像的連結」。不同於以往只依賴陰莖抽插帶來的快感,現在大腦成為製造高潮的主要器官,「因為對我來講勃起是困難的……必須靠腦……我會閉眼想像過去(非障礙時做愛)的感覺,把它copy回來,把那個東西變成意念,一個想法……然後替代了我生理的功能……」。相較於之前是「短跑型選手」、「不管你爽不爽,我就是要爽」的性愛模式,Charles發生意外後變成「服務型人格」,試圖透過視覺理解伴侶高潮,進而轉化為自身愉悅:「我跟女朋友做愛,最重點的事情是會舔她舔到高潮為止,或拿東西(性輔具)讓她到高潮……她的高潮會替代我的高潮……代表你開心我開心……」。他進一步解釋自己過去太依賴特定途徑理解情慾,所以只有當「下面都沒感覺」,才開始探索不同身體部位的情慾感知能力,尋找過程中原本未曾想過的身體器官也如「變形蟲」般的轉變演化, Charles稱之為「身體的代償作用」:「……你想都想不到……我食指指甲前緣的外側……用力捏這邊的話會有那個(刺激龜頭的)感覺……還有一個地方我會很類似愛撫的感覺,就……是手肘這裡……老實說你……閉著眼睛輕輕抓也會很舒服,你可能沒有注意到,而我身體會放大這種感覺……」。如果健康的身體是個沉默的器官,障礙則讓我們看見身體如何擁有自己的生命樣貌,成為替自己開口述說的主體,讓我們看見不同的身體感知,挑戰單一的情慾體現,顛覆社會對障礙身體的想像與親密預設。

 

障礙的身體、失格的親密關係

然而身體看似等量卻不等值,在身體感知的地平線上,只有特定的身體值得被看見,可以被慾望,能夠出現在我們熟悉的情慾視野;至於障礙的身體不但容易被忽略、被拒絕,也不會出現在 「正常」情慾途徑之前。Charles提到受傷後要嘗試建立親密關係,都容易遭受到他人質疑,「認為像我這樣的人,憑什麼去追人家」,社會對障礙身體的污名,則容易自我內化成為親密關係的絆腳石 :「妳(女友)今天跟我講你要跟朋友出去,那一定是去跟朋友比較開心啊,跟我這個癱瘓的有什麼好開心的……因為腦子裡會去想什麼叫做『正常』,什麼叫做『不正常』,我就是不正常嘛,所以那個自卑會出來」,甚至也曾因自己的障礙,在伴侶關係中輕易被判失格::「之前還有一位女友在吵架時指著我罵說 :『你連好好做愛都不行,你還能怎樣?』」。不像一般情侶會透過認識雙方家長來確認彼此關係,Charles談戀愛時絕不讓對方父母知道女兒在跟他交往,尤其曾與前女友父親見面時,經歷坐在輪椅上的自己被推倒在地的羞辱經驗:「她爸就說你要跟某某某(女友名字)在一起很簡單啦,我要求不多,你自己爬起來就好。我爬不起來,我完全爬不起來……」,讓他無奈自嘲似乎只能跟「父母雙亡的人交往」。此外,身障者在經營親密關係時,除了需對外證明自己與(四肢健全的)「正常人」沒有差別,在面對與親密伴侶初次坦誠相見時,也常會經歷尷尬、羞愧與不堪的情感:「我有一個小兒麻痺的女生朋友說她做愛一開始最難克服是在男生面前脫光……因為覺得自己的腳萎縮、很細,很可恥……做愛時還是很堅持用一條棉被蓋住她那條腿……我呢?就是拆尿布!當我已經跟妳交往了,我就希望妳看到……我總要脫尿布,尿布因為裡面有尿……霎那間就會有尿味飄出,然後你能想像一個大人包尿布的樣子?」。因此,對非身障者而言引領期盼的情慾實踐,對身障者來說可能都是殘酷真實的考驗,障礙身體所帶來的羞愧感知,除了體現障礙身體所被賦予的負面情感,也清楚看見常規性親密關係對非典身體的凝視與社會排除。

2017082204.jpg對非身障者而言引領期盼的情慾實踐,對身障者來說可能都是殘酷真實的考驗。
圖片來源:https://goo.gl/eB5dvs

異性戀女性,脊損輪椅族

Angel,是一位近30歲外表柔弱纖細的女生,從事助理工作,每月薪水(加上身障補助津貼)不到30000元,是家中唯一經濟來源,父親全職在家照顧她與因病無法工作的母親,訪談當天由交往兩年、高大壯碩的男友 Brian(直立人,非障礙者)陪伴同行。當我第一眼看到這對情侶,心中不禁閃過一個念頭:「她(Angel)該不會是被黑道控制的障礙女性吧」,這荒謬的想法很快被Brian對女友的細心呵護給掃除,事後回想起來自己一開始無知的直覺反應,似乎乘載社會對女性身障者的偏見,認為她們脆弱無助需要被保護,至於她們(尤其是非障礙)的伴侶常是動機可議,需要提防小心的可疑份子,就像另一位受訪身障女性提到,父母總是對她耳提面命,不要輕易相信男人,「提醒我把存摺、印章收好,擔心對方動機不單純,也害怕我被騙錢」,即便她未曾有過戀愛對象。

Angel提到雖然都是脊損,每一個人的狀況都不同,「要看你當下……傷的嚴不嚴重……是完全損傷還是不完全損傷,完全損傷就是神經全斷了……已經沒辦法救,那不完全的可能他/她的神經稍微傷到,但他/她還有一些運動神經、痛覺神經……」,如果是脊椎後端受傷,就算坐輪椅還可能短暫站立,至於自己則是車禍傷到第五與第六節脊椎,在醫院躺了三個月,最後被告知「這輩子可能只能躺床上……剩一顆頭(能自由轉動)了,(其他身體部位都)不能再動了」。剛發生意外時Angel須每四小時由母親協助導尿,大號則是約一個禮拜一次,加上下半身沒有知覺,自己初期也不知道 「全身起雞皮疙瘩」、「冒冷汗」其實是身體告訴她須解便的訊息,所以一開始都是穿大尿布,一來方便家人照顧,不須擔心糞便溢出,二來尿布功能性強可以兼做衛生棉,只是外觀上「澎澎的超醜」,也侷限她的外表打扮。現在Angel對自身障礙比較熟悉,固定一、兩天浣腸一次幫助排泄,不太需要擔心溢便,所以愛漂亮的她很開心地換穿小尿片,因為「……終於可以 (在小尿片外面)穿內褲了」,讓自己又作回女人。 此外,不像早期需插尿管 (「MC (月經)來很不方便,容易感染)」),現在她在肚臍下方四指處膀胱造口方便外接尿袋,除了提高生活品質,也減少照顧者的負擔。話雖如此,Angel出門仍須有人陪伴,晚上睡覺也需協助翻身,尤其當雙腳姿勢不順、壓太久後,會經歷所謂的「幽靈痛」:「明明(下半身已經)沒感覺,可是我就覺得痛,那種不舒服是我的腳很像是空的……可是有時候你又會覺得下半身很重,就會麻會痛很不舒服」。

Angel很年輕就因寂寞談戀愛,發生意外前,「……我太讓男生、以男朋友為中心」,「付出太多反而沒被放在心上」,「變成我的感受沒人理我……我也不太在乎自己」,反倒是在障礙之後,或許變得更成熟,也或許無法再用以往習慣的付出方式,所以會「希望他(男友)可以多讓我一點,算是很貪心,但也因為我(障礙)的狀況,我更需要對方體諒我的不便,多站在我立場想,讓我知道愛情是雙方面的付出……」。Angel發生意外之後談了兩段感情,第一任男友交往五年,對她相當不錯,只是 「這五年來我像隱形人一樣,他的家人朋友完全不知道我們(的關係)」。至於與前任的性愛經驗,可能因現任男友在場,對於細節只有簡單描述,談到高潮時則用「麻麻的」帶過。與現任男友Brian是透過網路交友認識,聊天近一年,才相約見面。Brian提到認識不久便很欣賞對方開朗直爽的個性,但交往前仍會顧慮自己是否有能力照顧Angel,因此還上網搜集資料、看書瞭解 「關於脊傷的……照顧……像是幫他們排便……(或是)譬如說她噎到了,這時候你要怎麼幫助她……尤其他們本身比較脆弱……還有像是幫她換尿管、換紗布清潔……」,所以自認 「算是完全清楚(女友身體狀況後)才跟她在一起」,正式交往後Brian也轉換工作跑道,只為讓彼此有更多相處時間。

 

障礙的身體、真誠的情慾

「她的身體很真誠……」,是Brian在做愛過程中對Angel身體的看法,「因為(脊損) 她沒有辦法控制腳……可是你幫她舔她喜歡、敏感的地方……腳會一直抖,有沒有開心其實她身體最明顯」。 男方接著提到對自己來說 「做愛過程一定要有愛」,而「……性愛是兩個人的事情,不是一個人爽完就結束……你在過程會希望對方心靈狀態跟你一樣是很舒服的、很快樂」,因此能與伴侶在性愛過程中感覺到彼此「身心合一」對他而言非常重要,而Angel 「不會說謊的身體」,讓他覺得兩個人在性愛上的契合度,遠超過跟(非障礙)前女友,因為「我可以更清楚觀察對方 (Angel)的身體反應,知道怎麼樣做可以讓她舒服」,即便初期不熟對方的身體,會擔心「換個姿勢要注意尿管、尿袋,有沒有被扯到、被折到」。有趣的是,伴侶的障礙除了讓Brian願意花更多時間探索對方的敏感帶(「她全身我幾乎都親過了」),也讓他更能理解女友的情慾:「她 (因脊損) 失去排汗功能……完全不會流汗」,可是「她很舒服……快高潮的時候……你可以感覺得到她的變化,起雞皮疙瘩啦、流汗啦,或呼吸急促啦……然後腳自己在踢了……她開心的程度……你可以從她身體感覺得出來,畢竟這是兩個人最親密的時刻」。然而Angel 高潮除了愉悅,有時過於激烈也會伴隨著心臟的刺痛,這也讓Brian覺得「很不捨,覺得不該繼續下去……怕太激烈她會不好受……同時也很感動,知道她自己可能身體不舒服,可是還是願意承受……」。Angel則半開玩笑地回答:「我都把做愛當復健……但還真的擔心哪一天做到都能走路,因為我肌肉都萎縮,筋很硬、扳不開,到時候會很痛……」。

對Angel而言,與男友的性愛則是一種全然的信賴:「我沒有腰力,沒有平衡感……我穿衣服前面一定要有人,因為我怕一不穩身體會往前趴,可是因為我比較信任他,所以他可以在後面幫我穿……還有這個高度(頭與身體往前微傾),對我來說,就像站在懸崖邊(往下看)……可是(做愛時)我可以(跨)坐在他身上……不知道(為什麼我) 一坐上去就卡住了耶」,看到我吃驚的眼神,Brian接著解釋說剛開始嘗試還是會擔心,所以會用手扶住女友的身體,以免對方因身體失衡而撲倒,可是「後來發現不用手扶著她也不會倒」,因為「兩個人在交合的時候,你已經感受到對方,知道她感覺到什麼……你知道她的重心,因為你很熟悉、了解她的身體……」。當我問到最難忘的性愛經驗時,Angel提到 「你想都想不到,我竟然可以『站著』做愛……把我的雙腳固定綁在練站器,然後趴在桌上…」,Brian 則揶揄說:「她平常很膽小,可是做愛就變成另外一個人……」,Angel 害羞地解釋:「一開始還是會怕……只是他(男友)讓我很放心,我們會一起討論阿,看怎麼樣安全,然後試試看……」。對於Angel而言,嘗試新的性愛姿勢不只是性愛嘗試,更是對自我探索與實踐理解,因為「每次新的嘗試,都是一種突破、一種跨越……覺得奇怪我 (障礙的身體)怎麼可以做這麼多姿勢」。

 

障礙的身體、失格的母親

即便Angel擔心自己結婚後會成為對方的負擔,Brian卻堅定地指出結婚是兩個人對未來的共同期待,但當被問到是否有懷孕的規劃,男方則變得相對保留,認為是個「兩難」的抉擇。Angel進一步解釋因自己的身體可能讓她在生產過程中面臨「要留媽媽或孩子」的危險處境,自己堅持「一定要留小孩,可是他 (Brian) 跟我說他堅決不會留小孩」。當被問到如果真的懷孕,最焦慮的事情,Angel回答:「我全部都焦慮呀!」,包括擔心自己會一直漏尿,「肚子這邊有一根管子…只要平常脹氣太嚴重…就會漏尿,那如果懷孕肚子要撐那麼大,那管子怎麼辦?你去詢問醫生,他們會告訴你說他們也沒有遇過我這一種狀況的」,還有也因脊損讓身體有時會張力很強,「就是突然肌肉在放電……像是反射作用……沒辦法控制……然後我肚子這一塊會很僵,會弓起來很硬……如果有寶寶不就會受傷?」,加上下半身失去知覺,一旦「宮縮,或者是你要生Baby羊水破了什麼你都不知道,或是你身體發生任何狀況你都不知道……」,就像自己脊損的朋友懷孕生小孩時,「說什麼每五分鐘,頭痛一次…她就覺得很奇怪怎麼一直頭痛,後來想說去醫院好了,才發現原來她宮縮、要生了,她都不知道,羊水已經破了」。就算幸運順利生產,煩惱依舊存在,擔心自己無法帶小孩,「如果他要往窗邊跑的時候你沒辦法救他,你只能拼命大喊,快一點、快一點,誰來一下,就等他們大人趕快來救,我就只能眼睜睜的看著小孩往窗邊爬,你沒辦法救他,對那種焦慮感就會很重」,當然,這些焦慮都還不包括「生活中柴、米、油、鹽與養小孩的經濟考量」。

2017082205.jpg社會多數對女性身障者的偏見,認為她們脆弱無助,甚至其非障礙的伴侶常是動機可議。
圖片來源:https://goo.gl/hzj6Vt

 

從身障者的性、愛、慾,反思社會正義途徑

障礙研究對社會學者而言並非新議題,但,障礙知識生產通常聚焦批判公領域對障礙者的社會排除,較少涉及障礙者私領域的需求,至於身障者的性、愛、慾常缺席在學者的分析視野中。透過障礙倡議雖讓障礙者的權利被正視,也讓障礙族群享有更平等的社會參與,然而障礙運動常認為公領域的議題在倡議排序上應先於私領域,「終結貧窮與社會排除,應先於爭取個人對性的擁有」[xi],以至於忽視公領域以外的需求。

女性身障作家Cheryl Wade[xii] 認為如果障礙運動只聚焦公領域發聲,「為了坐上公車而抗爭,反而忽略許多人不但無法下床、甚至連基本照顧都沒有」,漠視對不少日常生活需要他人協助的重度身障者而言,他們的身體沒有隱私,所謂的私領域乃是一種奢求。Anne Finger[xiii] 指出看見障礙者的情慾有其必要性,因為「性,常是(障礙者)最深層的壓迫來源,也是最難以啟齒的痛。」透過上述文中兩位脊損受訪者的生命經驗,一方面讓我們看見障礙身體的創造性感知,如何跨越強迫性身心健全設下的親密藩籬,也說明個人如何因為障礙而被判親密失格,並體現隱身在「強迫性身心健全」背後的親密關係預設與社會排除。因此,身障者的性,不只關乎個人情慾,更涉及與他人親密連結的能力,包括伴侶關係、婚姻家庭、親職實作,以及擁有身為人的基本尊嚴。透過理解身障者的性、愛、慾則讓我們進一步思考: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應該提供哪些資源連結、管道協助、與環境打造,讓身障者發展與他人親密連結的能力, 就如同Charles提醒我為了維持自立生活每月基本開銷4萬元(包括住宿、外勞以及其他生活花費),「如果今天有一個屏東的小兒麻痺的朋友,你叫他怎麼自由自在地跑到台北來坐在這邊跟你聊,他出來一趟你知道要花多少成本……多少精力!這些東西都在阻撓他,更不要說情愛」。親密關係的維繫常需要物質基礎的支持,只是在現實生活中,最需要支持的族群,常是最缺乏資源的一群人,不但沒錢、沒時間,也不知道去哪找資源。

即便當身障者願意發展與他人親密連結的能力,自身的情慾不但容易遭受到社會的質疑 ,也常需面臨國家福利體制的不支持,因為「『慢飛天使』(對障礙者的委婉用詞)容易找錢(獲得政府民間更多資源挹注),可是 『天使要性』 就找不到錢 」 至於身障者對自身親密實作的焦慮,則反映社福體制對障礙族群性、愛、慾的漠視 : 「從來沒有人告訴我要如何坐輪椅當爸爸」,「……政府都說要協助我們結婚生育,但當我真的當爸爸了,才發現有問題根本不知道要找誰……」,「如果身障男性像我用(情慾)輔具(如,自慰套),誰來幫我清洗?如果請外勞或看護幫忙清洗,我會不會被申訴告性騷擾?」(David異性戀男性,肌萎輪椅族)。

雖然近年來因性/別倡議組織的發聲與創意發想(如,手天使: https://www.handjobtw.org/),台灣社會逐漸看見身障者的性權,但身障者的性尊嚴不該只是性/別倡議組職的工作,而是國家政府應負起的職責,富有創意的社會倡議組織,只是反映貧瘠的國家福利體制。因此,身障者的性、愛、慾不該只是「個人的問題」,而是社會所須正視的「公眾議題」,也唯有看見身障者的情慾,才能跳脫對其「去情慾化」(悲劇英雄)或 「過度性化」(危險淫蟲)的不公想像,不讓身障者的性,成為社福體制缺失的代罪羔羊。再者,透過理解身障者的親密實作與情慾,幫助我們把障礙者私領域的需求帶回公領域的討論,讓我們由下而上思考社會正義如何具體落實,並從障礙者的日常經驗出發,反思社福體制應如何規劃,協助位處弱勢的身障者發展與他人親密連結的能力,就如同在訪談接近尾聲時,我問Angel如果她是我(研究者),她最想問其他身障者的問題是什麼:「……就是當媽媽,我會好奇生小孩的過程,可是不是正常人的角度,是身障者的立場……因為我可以參考的東西太少……」。最後,障礙學者Don Kulick 與 Jens Rydström探討障礙者的性、愛、慾時提到:「障礙者很清楚知道他們不被允許做的事情,但問題是,他們很少知道自己可以被允許做的事情」[xiv],而講求公平正義的社會,在面對弱勢族群的情慾與親密實作時,不該消極認為「如果什麼都不做,至少我都沒做錯」,而是應認為「如果我什麼都不做,就是一件不對的事情」,也唯有當孤寂不再是障礙的代名詞,才是公平正義社會的開始。

 

 

 

 

註解

[i] http://articles.latimes.com/1999/jul/19/news/mn-57404

[ii]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international/20160325/824035/applesearch/%E4%B9%99%E6%AD%A6%E6%B4%8B%E5%8C%A1%E5%81%B7%E5%90%8350%E5%A5%B3%E3%80%80%E8%A2%AB%E7%88%86%E6%96%99%E5%8E%9F%E5%9B%A0%E6%81%90%E6%98%AF%E9%80%99

[iii]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1642793

[iv]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325/824033/

[v]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ife/20160324/823349/applesearch/%E5%BE%A1%E5%A7%8A%E6%84%9B%EF%BC%9A%E5%9B%9B%E8%82%A2%E6%B2%92%E4%BA%86%E3%80%80%E7%AC%AC%E4%BA%94%E8%82%A2%E5%8D%BB%E6%B4%BB%E8%B9%A6%E4%BA%82%E8%B7%B3

[vi] http://www.iol.co.za/sport/randy-paralympians-run-out-of-condoms-1374114

[vii] 「強迫性身心健全」出自於紀大偉(2012:89) 對Robert McRuer (2006) 所提出 ‘compulsory able-bodiedness’ 一詞的精準翻譯。McRuer, Robert. 2006. Crip Theory: Cultural Signs of Queerness and Disabilit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viii]本文主要聚焦在異性戀身障者的經驗,有關同志身障者的情慾經驗,可參考同志諮詢熱線手天使網站寶貴的經驗分享文: https://www.handjobtw.org/。

[ix] 訪談過程中,受訪者認為輪椅族比身障者一詞更具正面的意涵

[x] 相較於輪椅族一詞,直立人這裡指的是一般的非障礙者

[xi] Shakespeare, Tom (2000) Disabled sexuality: Towards rights and recognition. Sexuality and Disability, 18:159-166.

[xii] Wade, Cheryl Marie (1994) It ain’t exactly sexy. In The Ragged Edge: The Disability Experience from the Pages of the First Fifteen Years of The Disability Rag, edited by Barrett Shaw. Louisville, KY: Advocado..

[xiii] https://newint.org/features/1992/07/05/fruit/

[xiv]Kulick , Don and Jens Rydström (2015) Loneliness and Its Opposite: Sex, Disability, and the Ethics of Engagement.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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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中的擴散?社會學的觀點

鄭力軒/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在今年七月中旬,成功預言美國網路及房地產市場泡沫破裂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耶魯大學教授Robert Shiller來台巡迴演講,介紹他所致力發展的敘事經濟學。Shiller認為金融市場的波動與廣泛流傳的敘事有很深的關聯,特別是對市場走向的預期會受到他人與媒體所通行的敘事影響,進而影響經濟泡沫的出現,而深刻影響證劵市場的走向。Shiller的理論在金融經濟學裡引起非常多重要的討論,這非筆者專長在此不多做討論。然而Shiller所留意到的擴散效應,不只在學術界,也透過各種通俗著作而成為顯學。包括廣為人知的六度分隔理論,以及美國作家Malcolm Gladwell的暢銷著作Tipping Point(引爆趨勢),就將擴散連結到社會各種趨勢與變遷的發生。這個議題社會學關注已久,本文即從筆者所熟知兩個主要的研究典範出發,介紹擴散研究的主要成果以及在經濟領域中的影響。

2017080801今年七月中旬,Robert Shiller來台巡迴演講,介紹他所致力發展的敘事經濟學。
圖片來源:https://goo.gl/V6G2ep

2017080802Malcolm Gladwell的暢銷著作Tipping Point封面。圖片來源:博客來。

 

社會接觸與擴散

社會學中與擴散關聯最深的應當屬社會網絡的傳統。從這個角度之下,人非孤立的存在而是社會關係的產物,從社會互動中相互學習並獲到深層的情感支持,因此從內在的思維、喜好,到外在的行動模式與策略等,都會受到周邊的人的影響。也因此,社會網絡中其他人的行動和想法,往往對行動者造成顯著的影響,甚至促成了重大的社會轉型。其中一個重要例子就是歐洲人口轉型的研究。1960年代普林斯頓大學所發起的歐洲生育研究計畫(European Fertility Project),系統性地分析歐洲的人口動態如何從高出生、高死亡的狀態轉型成為現代低出生、低死亡的結構。由於生育率的改變則來自於家庭生育行為的改變,對生育與家庭相關的觀念變化非常重要。

傳統上生育的轉型被視為是個別家庭面對社會經濟變遷下的決策,但是當研究者在分析歐洲各區域人口資料後發現,影響一個區域發生生育轉型機率最重要的不是該區域的社會經濟指標,而是周邊區域是否發生人口轉型。換言之,社會互動對歐洲家庭行為的改變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更進一步而言,生育變化的模式也反應出歐洲區域與民族國家在社會整合上的動態。歐洲生育計畫的發現,凸顯了不管是內在的價值觀,以及外在的行動策略,都是在社會互動中形成與流傳。因此,包括空間、社會連帶以及其他社會互動的脈絡,都對社會行動有非常深遠的影響。

歐洲生育研究計畫的發現可以說是網絡擴散研究的前奏。從1970年代開始社會網絡研究突飛猛進,為擴散的研究帶來更多更深刻的發展。包括對於門檻效應(Threshold)的討論,網絡結構性質的理論,小世界概念的深化等理論發展,方法上包括圖形理論(graph theory)引入以及包括大數據以及電腦模擬等工具,對於包括專業人士的專業實踐、社會運動、政治捐獻與參與、甚至健康狀態都可以看到社會接觸的重要影響。在公共衛生中傳統擴散研究聚焦在傳染病如何透過接觸而傳染,但晚近則進一步擴及到各種健康認知與就醫行為的擴散。包括肥胖(Obesity)以及自閉症的診斷,都與社會連帶所帶動的擴散有密切的關係。整體而言,當代社會學中的網絡傳統對於行為與認知如何在網絡所構成的社會結構中擴散,有相當細緻而完整的討論。

 

從擴散與社會建構

相較於網絡傳統著重在具體社會接觸的影響,制度傳統將更將焦點放在透過擴散所形成的集體認知,如何構成了行動者所身處的社會真實(social reality)。制度論對擴散的討論從組織型態與行動會趨同,也就是同型化(isomorphism)的過程開始。傳統上當觀察到許多組織或行動者採取同樣的模式或作法時,很容易預設這是競爭過程中優勝劣敗所產生的最適結果。社會學制度論最重要的洞見在於,行動者並不單純個別地追求物質上的利益,也追求場域內其他成員的肯認,也就是正當性,因此同型現象不僅可能來自競爭的結果,也可能來自強制、規範以及模仿等制度性力量。其中引起最多討論的機制就是模仿,也就是擴散。即使在沒有強制性規範或競爭淘汰下,一旦行動者為了取得正當性,開始採取所處場域內被視為正當的做法,也會出現同型的結果。許多組織形式與做法,最早來自於某些因應需求的創新,而初期在社會空間相近的行動者間擴散,持續擴散成為場域內被視之為理所當然的前提後,這些認知與行為模式會更進一步形成社會現象學所強調的社會實體(social reality)的建構,換言之,在場域內擴散的各種規則,不僅外在地規範了行動者的行為,更內化成為行動者間所共享的看待世界方式,透過各種排名、評比、敘事、專業守則、行規等機制形成的共享意義體系,如同語言般使社會生活得以可能。

制度論的擴散研究更進一步延伸到對民族國家制度政策乃至現代性的分析。傳統上對於政策與制度形成的研究,聚焦在國內權力結構或是功能性需求。然而從制度論的角度而言,對其他國家特別是先進國家的模仿,對「世界潮流」也就是國際社會正當性的追求,而非與在地社會的關聯,是許多政策或制度獲得採用的原因。而攸關現代性的核心制度在非西方社會的擴散過程,未必是來自於制度的優越或是在地社會的需求,往往是國家在追求正當性的目的下移植而來,再由由上而下的過程滲透到在地社會中。包括大眾教育、大學體制、憲政體制、司法系統、軍隊體制等現代民族國家的核心要件,在形成之初固然是來自於功能性的需求,在國內引起各方權力錯縱複雜的角逐與協商,然而一旦這些要件被視為國家不可或缺的組成後,各國內部不再爭辯這些制度的必要性,而是在採取這些制度的前提下選擇不同的做法。

 

市場中如何擴散

如前所述,在網絡與制度兩個觀點下,對擴散的理解都做出了重要的社會學分析。這個觀點要如何連結到市場呢?

首先,在個人的層次上,社會網絡是取得資訊以及其他類型資源的重要管道。這些資訊的傳播過程無可避免地會帶來許多作法或認知的流傳,形成擴散的現象。在投資、求職以及重大消費行為(購屋與購車)等會受到個體間資訊以及觀念、態度擴散的影響。不僅在個人是鑲嵌在網絡中,企業組織也是如此。無論就重要交易、生產分工、股權分布、董事會與管理階層的人事組成等,組織間普遍存在不同層次的網絡關係。主導組織的行動者常常會利用前述各市網絡取得許多無法從公開管道取得的資訊,獲取各種組織流程的細部知識,包括治理機構運作、人事制度、品管流程設計等的細部知識。換言之,市場中的網絡結構扮演重要的擴散基礎,促成了集體的行動。

第二,當代主要市場以及大型企業的治理往往高度仰賴各類專業人士。因此這些專業的養成內容、分工型態、專業學會或組織所頒布的準則、專業內所流行的觀念與作法等,會深刻影響專業人士的世界觀,進而影響組織的運作方式並形塑市場的樣態。組織的運作必須仰賴人資、財務、會計乃至於策略管理等各種不同的專業分工,也因此這些專業內所盛行的思維與做法,很容易隨著營運組織的大型專業人士在企業中擴散,建構出組織所賴以運作的社會世界,形成非正式的規範。市場中的大型企業組織往往也必須得到外界的認可,才能得到足夠的資源並獲取地位。舉例而言,就股市發達的國家而言,所謂得到「市場認同」,也就是吸引機構投資人投資,攸關企業的整體發展。除了實質的獲利外,能不能符合投資人的預期成為重要的關鍵。因此投資機構的偏好、信念甚至使用的分析工具,很容易在企業間擴散。媒體則在提供敘事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對明星經理人的偏好,對創新形象的支持等,對高薪執行長的接受等,會促成企業組織相對應的變化。

擴散對市場的影響是個方興未艾的主題,而台灣經濟體系的運作也充斥許多值得探討的現象。台灣散戶的投資模式、企業間盛行的各式網絡、專業人士的興起、外資與跨國企業的影響、財經媒體的盛行等,都提供了研究市場中各種認知與行動模式擴散的良好機會,等待更多不同領域的研究者更進一步的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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