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有一個「自己」的小孩？血緣迷思和利他代孕

成令方／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 London University）professorial research associate

前言：當代孕進入國會殿堂

最近，行政院提出《人工生殖法》修法草案，將單身女性與女同志納入人工生殖科技適用對象，並與民眾黨立委陳昭姿所提的「利他代孕」脫鉤。後者爭議大且尚未形成社會共識（關於該版利他代孕法案內容，請見本文第三點）。

異性戀婚姻制度與生育子女近半世紀來有很大的改變。生殖科技近40年來的使用，讓人們逐漸接受生養子女不必然是夫妻的專利。我們看到很多單親母親養出了優秀的子女，大家也逐漸接受經濟獨立的單身女性也能撫養小孩、「有愛就是家」。同志婚姻法案通過後，也讓更多同志思考家庭中若能生養小孩該多好。在這樣的社會脈絡下，單身女性與女同志伴侶亦能使用（原先僅限異性戀夫妻的）生殖科技懷孕，也就順理成章地納入草案。

許多婦女團體、宗教團體紛紛表態批評陳昭姿等人所提的「利他代孕」法條，或對其有所保留。各團體論述雖然不同，但皆認為其中涉及複雜難解的倫理議題、社會和文化因素，短時間內不易獲得民眾共識。[1]

下面的討論中，我要指出，父權血緣的迷思如何讓很多人不考慮以收養來「擁有一個自己的小孩」；以及，若要討論利他代孕，我們也應該站在代孕者的立場，優先考量其處境與風險，而非委託者的需求。

一、為何不收養？父權血緣迷思作祟

為什麼不收養？有些精英份子認爲是自己基因太優秀了，一定要遺傳下一代造福人群。

强調「優秀基因」需要遺傳下去，以便「提升人口素質」的說法，其實包裝了社會階級的不公平，忽視社會資源分配的差異。所謂「成功者」除了個人努力外，更與中上階級的文化教養與親職投入豐富的支持資源有關，換言之，是階級優勢的再複製，與基因關係極小。[2]

為什麼父母與子女一定要有血緣？

血緣，其實就是父系繼承（Patrilineality）的延伸，強化了以男性為主的家族正統性。拒絕收養，選擇花錢僱傭，或讓另一個女性以利他的名義來承擔懷孕的風險與勞苦時，這本質上是在利用經濟優勢來滿足自己的「血緣執念」。這是一種深植於文化意識形態中的「生物權力」展現。

父權社會強調家庭是「天生」的血緣連結，而忽視其實家庭是後天的「情感聯繫」與「照顧勞動」。很多人接受這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就理直氣壯地相信沒血緣的孩子「養不熟」。

你聽過「做家庭」（doing family）嗎？ 這是家庭研究學者David H.J. Morgan提出的。他指出，其實家庭不必然是自然生成的，可以是幾個有血緣或沒有血緣的人聚集成戶的經濟體和感情體，彼此互動形成彼此是家人的認同，是社會建構出來的。他認爲家庭是一種互動行為構成的，透過日常對話、相處回應、家務勞動和節慶儀式等，逐漸「做」出家庭成員的感情與認同。因此，收養的父母總會特別努力投入親職的經營與情感工作（emotional work），來建立親子連結。[3]

立委沈伯洋一家四代都是收養成家。他的阿嬤收養他媽媽，媽媽收養他，他收養女兒。接受專訪時，他詳細說明自己的收養經驗。他們夫妻花了兩年時間通過收養機構的審核，終於把小孩帶回家，又花了很多心力，孩子有一天終於喊他「爸爸」。與孩子的信任關係建立之後，親子關係就越來越穩固。沈伯洋說：「對我來說，家人的連接從來就不是血緣，而是共同生活的記憶，以及對彼此的承諾。」[4]這也呼應David Morgan的「做家庭」。民間説法「養不熟」其實並不成立。

二、基因代孕VS. 妊娠代孕

讓我們先搞清楚代孕有兩種：（一）傳統代孕／基因代孕（Traditional / Genetic Surrogacy）：使用代孕者自己的卵子與委託父親的精子結合（通常透過人工授精），因此代孕者與胎兒有基因關聯。（二）妊娠代孕（Gestational Surrogacy）：使用委託父母（或捐贈者）的精卵，代孕者等於租借子宮，代孕者與胎兒沒有基因關聯，這也是目前主流的形式。

目前妊娠代孕成為主流代孕形式，主要是為了避免法律和倫理的爭議。例如：親權判定較為清晰──在大多數允許代孕的國家，法律判定親權的標準之一就是「生物連結」。如果使用委託父母的精卵，代孕者很難在法律上爭奪監護權。 再加上，「出售自己的卵子（基因）」在許多文化中，往往比「出租子宮（勞務）」更具道德倫理的爭議。委託父母希望自己的精卵結合，可以抱回自己基因遺傳的成品，感情上得到滿足。[5]

至於女性妊娠代孕者的心理感受，研究發現並沒有一致的答案。一般認為，比起基因代孕，妊娠代孕的好處是較為容易（與胎兒）切割，因為無基因連結，情感邊界比較明確。代孕者容易建立「我只是在幫人照顧小孩」或「我的子宮只是臨時住所」的認知。同時，產後交出孩子時的心理防禦機制也較容易啟動，減少「喪子感」。

然而，一項蒐集76萬人樣本的研究發現，生產後4.5年內，妊娠代孕者有心理疾病──如抑鬱、自殘等──的風險，與自然受孕者相比高出43%。[6]不過，也有長期追蹤10至20年的研究指出，大多數妊娠代孕者心理健康良好，並未出現長期的憂鬱或自尊受損等現象。[7]

關懷代孕者生理影響的研究則一致指出，代孕者若懷上與自己沒有基因關聯的胚胎，身體負擔往往更重。

由於胎兒的基因完全來自他人，代孕者的免疫系統會將胚胎視為完全的「異物」並產生排斥。研究發現，妊娠代孕者患上妊娠高血壓的風險顯著較高。根據一項大規模研究，代理孕母發生嚴重產後出血和嚴重子癇前症的機率約為7.8%，遠高於自然受孕的2.3%。[8]

為了讓子宮環境與體外受精的胚胎同步，代孕者需要接受大量荷爾蒙藥物（黃體素、雌激素）注射。這些藥物可能增加代孕者的血栓風險、造成情緒波動及其他副作用，影響其身體代謝與免疫系統。

人工生殖技術（ART）的應用顯著增加了代孕過程的醫療風險。體外受精（IVF）涉及更密集的藥物介入、超音波監測與抽血檢查，使代孕者承擔更高的醫療化負荷。此外，透過 IVF植入胚胎的受孕者，發生植入性胎盤、前置胎盤及妊娠高血壓（子癇前症）的機率均顯著高於自然受孕；若為提高成功率而植入多枚胚胎，更會大幅增加多胞胎風險及其併發症，對代孕者的身體健康構成額外威脅。[9]

正如吳嘉苓在《多胞胎共和國：台灣人工生殖的希望與風險》（2025）書中不斷強調：我們不能只看生殖技術帶來的「希望」，更必須正視代孕者在「身體勞動」中所承擔的實質健康風險。她強調應從「資格論」轉向「治理實作」。代孕不只是「給予一個孩子」的希望，更涉及對「風險」的預想。她指出，如果只看重成功的希望而忽視第三方（代孕者）的身體風險與健康權，這種預想治理就是失職的。她將人工生殖比喻為一份讓人渴望的「禮物」，但呼籲大眾必須「拆開禮物」看其內部。[10]

三、利他代孕（Altruistic Surrogacy）

民眾黨立委陳昭姿從20年前，就開始提出「代理孕母」制度化。她認為「生兒育女」是基本人權，不應因生理條件（無子宮、子宮病變、反覆流產）或性取向而被剝奪。她主張與其地下化，例如出國或在國內找人代孕，不如透明化。在2026年1月剛結束的立法院會期中，立法院有委員提出五個提案，細節不一，但都是主張無償利他代孕。

在此簡單摘要提案委員陳昭姿提出的利他代孕法規重點：

目前全世界有14個國家採取「利他代孕」：加拿大、英國、希臘、葡萄牙、丹麥、荷蘭、比利時、匈牙利、澳洲、紐西蘭、印度、以色列、南非、巴西。其中，巴西最為嚴格，限定妊娠代孕僅限於家族內四等親者，以確保強大的「利他」動機。

四、結語與討論

綜合前述資料，以下提出一些問題請大家共同思考。

代孕若是利他，是不是要規定不得有商業廣告和仲介存在？若是，那麼代孕者是不是得在認識的親友中尋找？會不會因華人社會的家庭主義與網絡關係，造成可能代孕者的情感和情緒壓力？

代孕者若是利他，委託者是不是需要花時間與代孕者溝通、培養感情，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否則如何獲得代孕者與她的家人的首肯。這是重要的環節，但似乎沒有看到太多討論。

代孕的過程涉及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勞動，即便以「利他」為名，本質上仍是勞動。此勞動過程至少包含下面三類工作。

若有給予孕母的金錢補償，坊間依照美國案例的美金換算，可能需要100-120萬元。真的足以補償上述代孕者承擔的勞動與風險嗎？情緒勞動與過程中的風險要如何計算？要隨著通貨膨脹而年年提高嗎？

代孕者若發現身體有恙或反悔，雖然可以在國家法規內進行人工流產。但目前臺灣人工流產的合法施行時間規定是懷孕24周以內，除非有特殊狀況，方可以在超過期限時進行，但「特殊狀況」並不包括懷孕者反悔。在此情況下，孕母的身體自主權要如何保護？若是委託人想要放棄胎兒，給予孕母墮胎壓力，孕母的協商權益又要如何保障？

懷孕與生產具有高度不可預測的風險（如子癇前症﹑剖腹產併發症，還有生產後的心理後遺症），代孕者的健康權要如何受到完整保護？

代孕同時涉及兒童權益，兒童成年以後可以追溯代孕者身分，代孕者若拒絕相認呢？

在關於待孕的討論中，代孕者的身心健康是所有爭議中尚未有共識的核心。若這些令人擔心的議題沒有經過充分討論，並提出令社會大眾可以接受的解方和共識，實在無需匆促立法。

最後，我想呼籲讀者思考：血緣真是那麽重要嗎？有愛的家庭是不是才是撫養孩子長大的理想環境？若要推動利他代孕，是不是要以代孕者的身心健康爲重？這樣才對得起那些利他代孕者的利他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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