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同志出國生小孩：跑一場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跨國人工生殖接力賽

胡郁盈／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本文改寫自已發表之期刊文章：胡郁盈，2025，〈跨國接力：臺灣女同志跨國使用人工生殖醫療的醫用實踐和生殖健康危殆〉。《女學學誌》56: 107-165。全文：https://jwgs.psc.ntu.edu.tw/article/10-6255-jwgs-202506_56-03/。

　　

ㄧ、脆弱和抵抗並存：女同志為何進行跨國人工生殖

2019 年 5 月，臺灣立法院通過《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臺灣成為亞洲第一個承認同性婚姻的國家。在國際和臺灣社會，這項法律改革都被視為性別平權的重要里程碑：同性戀伴侶終於能享有締結婚姻、組成家庭的權利。然而，對許多希望生養子女的同志朋友而言，同性婚姻合法化並沒有完全解決他們在組成理想家庭時的困境：在臺灣現行法律下，人工生殖醫療仍然只開放給「異性戀不孕已婚夫妻」使用。也就是說，即使兩位同性伴侶已經合法結婚，他們仍然無法在臺灣接受人工生殖療程。

　　

然而，法律限制並沒有使生育的願望消失，跨國人工生殖因而成為臺灣同志誕育親生子女的重要選項。男同志必須出國尋求代孕，同時承受高昂的費用。女同志的生育選擇較多，自助滴精相較之下費用與醫療侵入程度較低，但可能衍生親權問題；而出國進行人工受孕或試管嬰兒療程，近年來也成為女同志生育的主要選項。

許多媒體常使用「生殖旅遊」這樣的詞彙，彷彿跨國人工生殖只是輕鬆寫意的「出國度假，順便生個小孩」。然而，這種說法不僅過度浪漫化了跨國生殖過程的繁瑣勞務與身心壓力，也完全輕忽了女同志以肉身與體制相搏、用生殖健康風險對抗法律制度排除的無奈。當人工生殖療程的進行必須跨越國界，醫療行動便成為由法律制度、醫療專業、物流系統與時間安排共同組成的複雜網絡。在其中，醫師、實驗室、物流公司、精子銀行、行政接待等多元的跨國行動者必須被組裝起來，各自負責其中一段工作，而女同志本人就是編排並確保這個網絡得以成功運作的唯一幕後推手。當這些工作順利銜接時，女同志得以實現孕產慾望；然而，只要任何一個環節發生延誤或斷裂，整個生殖計畫就可能被迫中斷，所有努力必須重新開始。

這樣的狀況展現了跨國人工生殖的矛盾特質：一方面，透過組裝跨國醫療網絡，女同志得以迴避本地法律的限制，突破異性戀生育常規的封鎖，讓生育成為可能。然而另一方面，當人工生殖療程分散在不同國家與醫療行動者之間，照護責任也隨之破碎，導致女同志暴露在非常規且不可預測的健康風險之中，並且無人可以問責。

在此，我借用Judith Butler（2016）對「受弱」（vulnerability）和「抵抗」（resistance）的思考，來理解女同志跨國人工生殖行動中，主體能動性和結構風險的纏繞與共構。Butler指出，若將受弱理解為主體刻意將身體暴露於權力壓迫之中，那麼受弱本身就是一種抵抗的體現行動（embodied enactment）。換言之，當生存條件不穩定或不正義，主體必然產生對抗的慾望，並導致身體的受弱狀態，這樣的行動也和物質結構與社會網絡的支撐互為鑲嵌，不僅引領並動員了抵抗的核心目標，也成為結構得以翻轉的重要基礎。因此，Butler 認為受弱的主體即為抵抗的主體；受弱不再與抵抗形成二元對立的概念，而是一種暴露（exposed）和能動（agentic）並行的綜合體。

跨國人工生殖正是這種受弱與抵抗同時存在的例子。一方面，女同志透過跨國醫療網絡的支持，讓原本被排除在醫療法規之外的生殖願望得以實現，而女同志的主體能動性，則在編排運籌整個跨國生殖網絡的過程中展露無遺。另一方面，相較於在本地進行人工生殖是一套相對完整、穩定的醫療流程，跨國醫療行動者之間往往缺乏長期的合作與默契，也沒有統一的協調機制。女同志因而必須在不穩定的制度與跨國醫療網絡之間，不斷銜接與調整生殖計畫，而這樣相對劣勢的生育和健康條件，也讓她們的身體與生殖健康暴露在未知且難以預測的風險之中。

　　　

二、被切成兩半的療程：兩段式醫療與跨國生殖接力

臺灣女同志在進行跨國人工生殖醫療時，時常將整個療程拆開，在兩個甚至數個不同國家的醫療系統中完成。我將這樣的策略稱為「兩段式醫療」。要理解這個策略的形成，必須先了解試管嬰兒療程的典型時間結構。通常從月經週期的第1天開始，醫師會依照女性的身體狀況安排排卵刺激療程，接下來大約10到12天內，婦女需要持續注射促排卵藥物，並定期回診進行超音波檢查，以追蹤卵泡發育情況。當卵泡成熟後，醫師會安排施打破卵針，並在約36小時後進行取卵手術。取出的卵子會在實驗室中與精子結合培養成胚胎，約3到5天後進行胚胎植入，最後還要再等待約兩週確認是否成功懷孕。因此，若不計算等待確認懷孕的時間，一個完整的跨國人工生殖療程，至少需要在國外停留兩到三週。

對選擇跨國人工生殖的女同志而言，這意味著一連串現實的問題：是否能請長假、是否能負擔長時間停留海外的住宿與生活費、工作安排是否允許這樣的移動。在這些條件限制之下，「兩段式醫療」逐漸成為許多女同志採取的策略。為了縮短在海外停留的時間，以降低請假的時程和食宿花費，許多女同志選擇先在臺灣完成前期的身體檢查與荷爾蒙療程，由臺灣醫生負責追蹤卵泡大小和荷爾蒙數值，等到接近取卵的關鍵時刻，女同志再飛往國外，由國外的醫生完成取卵、受精，和胚胎培養與植入。

　　

對當事人而言，這樣的安排是時間、經濟與醫療限制下的務實選擇，但它同時也將原本應由單一醫療團隊完成的療程，變成一場由女同志主跑的跨國醫療接力賽。為了讓跨國醫療網絡成功運作，女同志必須在本地和國外兩端的醫療系統之間進行綿密的接力工作：除了連結兩地的醫生和診所，適時傳遞促排卵用藥資訊和監測數據，也必須將事先準備好的生殖身體，成功地從本地醫療團隊接力到國外醫療團隊。因此，女同志進行跨國生殖接力的關鍵工作，是同步銜接本地和國外兩端的醫療數據和處遇方式，使不同國家的醫療行動者能共同協力完成療程。當療程順利進行時，這樣的接力過程就是一種有效率的合作；然而，一旦醫療判斷或療程進行出現落差，女同志本人往往必須在不同的醫療建議中做出關鍵選擇和決定，否則接力將會斷裂，生殖計畫崩解。

以小芸為例，她過去每年都會到日本旅遊，對日本的生活文化相對熟悉，因此選擇日本作為跨國人工生殖的目的地。小芸也考量進行跨國人工生殖必須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經濟成本，因此一開始就決定直接進入試管嬰兒療程，以追求高孕產成功率。然而，當小芸抵達日本，準備將臺灣醫生準備好的生殖身體交棒給日本診所時，卻發生了接力受阻的狀況。小芸說：

我是多囊，我那時候在（臺灣）照（超音波）的時候，就說我可以取差不多20顆的卵，然後到日本照的時候，是27顆吧，日本醫生就直接跟我說，他不幫我取這麼多，我跟他講說臺灣醫師那邊其實開破卵針給我了，然後他就說他不要打臺灣的（破卵針）。

由於取卵數目的多寡與「卵巢過度刺激症候群」發生的可能性有關，日本醫療端考量相關的健康風險，不願依照小芸期待和臺灣醫療處遇方式進行。面對這樣的接力僵局，小芸最終勉為其難地接受日本診所的做法，施打日本醫療端的破卵針，並同意減少取卵顆數，以讓臺日兩端的助孕療程接力能夠成功推進。小芸說：「因為真正在做取卵和植入的，都是日本的醫生，你不聽他的，他就不幫你做啊。」

在臺灣和日本醫生之間險些「接力失敗」的驚險狀況，具體呈現了女同志、本地醫生和國外醫生之間在醫療觀念、孕產期待及健康風險上的認知落差。而如何銜接這樣的不連貫，將（承載孕產可能的）身體順利從本地醫療端傳接到國外醫療端，就是組裝跨國人工生殖網絡時最重要的工作。再者，小芸的經驗也凸顯兩段式醫療模式中的矛盾與困難：指示用藥的是臺灣醫生，但執行手術的是國外醫生；當兩端的醫療意見出現不一致時，要以哪一方的意見為依歸？這反映出在跨國人工生殖醫療的過程中，健康風險和責任歸屬的模糊地帶。

　　

三、精子也要接力：「精子在哪裡？我怎麼知道？」

　　

除了醫療意見和處遇的落差之外，跨國人工生殖還涉及另一項重要的接力工作──精子的移動。許多女同志跨國進行試管嬰兒時不可或缺的流程之一，就是從海外精子銀行購買精子，再運送到進行取卵和胚胎植入的國外診所。這些精子通常以液態氮冷凍保存的方式進行跨國運輸，過程中涉及精子銀行、物流公司與生殖診所等不同機構之間的行政流程、資訊系統、物流時間與療程進度等環節之間的相互接力、銜接，若在這個層次就接力失敗，跨國人工生殖療程將無法開啟。

小羊和伴侶大約在2014年就開始籌備跨國人工生殖，一開始計劃到泰國進行。由於醫療和生活花費相對便宜，不需跨越時區長途旅行，且醫療服務人員可以中文溝通，泰國在當時是相當受女同志家長歡迎的人工生殖目的地。然而，由於一連串的國際代孕糾紛，以及因而衍生的婦女與兒童人權疑慮，[1]泰國在2015 年2月19日實施新的法律規範，將人工生殖的使用資格限定於具法定婚姻關係的配偶雙方。突如其來的法律改變，使得小羊和伴侶不再符合泰國的人工生殖施術資格，因而必須放棄所有已完成的前置規劃，並尋找新的跨國生殖目的地。

這次，小羊和伴侶選擇醫療和法律規範都相當明確穩定的加拿大，進行兩段式的人工生殖──在臺灣本地醫院進行促排卵用藥和監控，一直到預訂取卵手術前幾日才前往加拿大。在抵達加拿大當日，小羊和伴侶先到診所進行檢查，確認一切準備就緒，就開始輕鬆愉快地進行觀光行程。然而，很快就發生足以讓整個生殖計畫崩壞的意外事件。小羊說：

那天（取卵前三天），我們在shopping 的時候，突然間我收到醫院一封非常緊急的訊息，問說：「請問你們精子來了嗎？你們精子放在哪裡？」然後我回撥給診所護士，護士說：「我現在這裡真的沒找到你們說的精子，你們可不可以立刻拿來給我們？」我們想說怎麼會有這種事情，太荒謬了吧！我們只好第二天一早趕到診所那邊，他們說他們那邊其實沒有收到精子，問我們可不可以立刻訂。然後我們就這樣手忙腳亂，我一直回想我（精子銀行）的帳號密碼到底是什麼，然後我其實已經現場跟他們發飆，講兩次我要告他們，我還要打給（精子銀行）客服，客服說那我們趕快訂，他幫我用加急特快件。好險最後還是來得及送到，如果後來沒處理好，我還要發起跨國官司耶！

小羊跨國人工生殖的旅程中，所發生的法律規範變動和物流網絡斷裂，都凸顯了跨國人工生殖本質的、持續的，且難以預期的不穩定性。女同志必須在跨國孕產的各項壓力中，額外進行非預期的接力工作，在醫療診所、精子銀行和物流體系之間縫綴修補，以將精子──人工生殖療程關鍵的生物物質──接力傳遞到下一程序執行者手上；而若網絡破裂、孕產失敗，以跨國訴訟咎責更是另一項無止境耗費心力的浩大工程。過程中的無奈和無助，彰顯了女同志的生殖健康權利不平等；小羊便在訪談中持續感嘆：「我們臺灣就有這麼好的（人工生殖醫療）服務，但是我們卻不能使用。」

　　

四、當接力失敗：女同志跨國人工生殖中的健康危殆

跨國人工生殖的接力並不總是能夠順利完成。小綠的經驗揭示了當接力出現斷裂時，女同志本人的身體健康如何受到嚴重威脅，並衍生為致命的危險。小綠採用兩段式醫療，在臺灣和柬埔寨之間進行跨國人工生殖接力。柬埔寨雖然在刻板印象上有治安和醫療條件的疑慮，但卻有旅行距離較短、沒有時差，以及醫療和日常花費相對較低的優點。另外，柬埔寨的人工生殖診所大多為中資，醫護人員大多可以用中文溝通，並且柬埔寨的診所提供一站式醫療服務，包括醫療、機票、住宿到日常生活的各項諮詢，都可以透過單一窗口解決，減少許多女同志在不同行動者之間的接力工作，因而也成為相當受歡迎的跨國人工生殖目的地。

然而，小綠在完成促排卵監控，抵達柬埔寨要繼續進行取卵手術之時，柬埔寨醫生卻不認同臺灣醫生的排卵監測結果，並強硬要求她加強排卵針劑量。小綠說：「醫生說，你這次卵都還沒有熟，你知不知道？⋯⋯醫生就覺得（取卵）完全不行，就說再多補打兩針。」小綠描述當時「醫生很不耐煩又很兇」，讓她在慌亂的狀況下，未多做思考便同意增加促排卵針劑的使用。然而，在取卵手術結束之後，小綠就發生腹脹的情形；回到臺灣之後，腹脹的狀況持續惡化：

我連躺平或側躺都沒辦法，我只能坐著，完全沒有辦法睡覺，然後走路肚子非常痛，就是每走一步，就會覺得胃和肚子在劇烈地振動，有非常緊繃跟絞痛的感覺，我那時候才緊急前往急診室就醫。但是，當下急診室的醫生很怕我是懷孕，很多X光或侵入性的檢查不敢做，因為他根本不知道我的歷程是什麼，所以他沒有辦法確定的評估。然後聯絡婦產科醫生，最後照超音波才發現是腹水⋯⋯最後抽出900 cc的腹水，婦產科醫生說：「還好妳有來，妳的腹水已經淹到肺，如果再繼續增加的話，會非常非常地嚴重」⋯⋯我根本不知道會發生這麼多事情，就是整個過程都非常非常驚險。

小綠的情況顯示，在跨國人工生殖的兩段式醫療模式中，當國外與本地醫生醫療處遇不同，女同志除了必須自行決定是否聽從國外醫生的建議，也必須自行承擔後續衍生的健康風險。當卵巢過度刺激症候群發生，且導致嚴重腹水的當下，小綠無法立即向國外醫生釐清肇因，急診室醫生也因為無從得知小綠跨國進行人工生殖的完整歷程，因而不敢立刻做出診斷，延誤治療時機。女同志並非醫療專業人員，不是永遠都能做出正確的醫療判斷；因此，當醫療接力的斷裂超乎女同志可以斡旋修補的能力之時，將可能形成超乎預期且難以管控的生命健康風險。小綠的案例具體彰顯了跨國人工生殖醫療網絡的不穩定性，如何削弱女同志對於孕產健康的自主管理和掌控能力，讓女同志在努力實現孕產慾望的同時，卻必須面對難以預期的健康生殖危殆。

　　

五、結語

透過臺灣女同志跨國使用人工生殖醫療的經驗，我們會發現「出國生小孩」並不是輕鬆浪漫的「生殖旅遊」。在臺灣法律限制之下，女同志的生育無法在一套穩定、連貫的醫療體系裡完成，而是必須在分散、雜亂的多重跨國行動者之間，努力組裝可運作的人工生殖醫療網絡連結，一棒接一棒地把計畫往前推進：工作要請假、費用要負擔、語言溝通要順暢、物流與各種安排都不能出差錯。在這些條件限制之下，女同志發展出「兩段式醫療」策略，雖然降低了出國的時間與經濟成本，卻也衍生出更多跨國協調的工作，並使她們必須額外承擔更多難以掌控的生殖健康風險。

人工生殖科技常被理解成一種帶來自由與選擇的工具，然而，從女同志跨國求孕的經驗來看，誰能夠在制度內安全地使用這些技術，誰又必須帶著身體跨越國界、尋求體制外的生育方式，自行承擔醫療責任和風險，正揭示了醫療科技帶來的可能性，如何依循異性戀常規秩序，在不同性別與家庭形式之間，被不平等地分配。跨國人工生殖網絡本身的不穩定，使得女同志即使已經盡可能預做準備，仔細評估各種風險，組裝可行的跨國醫療網絡，最後仍然可能因為難以預期的斷裂，而陷入進退兩難，健康受損的危殆處境。

然而，即便身處以異性戀常規為軸線的健康和醫療不平等之中，臺灣女同志並非全然無助的受害者。如同前述Butler所言，越強烈的權力壓迫會帶來越堅韌的抵抗。透過跨國接力，可以看見女同志如何在異性戀婚育常規的排除之外，自行摸索組裝跨國人工生殖醫療網絡，為自己創造實現孕產渴望的可能，具體呈現出Butler所言，受弱性與抵抗性的一體兩面。

　　

女同志透過跨國移動來完成生育計畫，一方面體現了法律制度設計所導致的健康權利不平等；另一方面，則展現了LGBT主體在異性戀常規社會中，努力創造理想生活空間的自主能動性。而修訂《人工生殖法》，開放女同志與單身女性使用人工生殖醫療，是讓生殖自主與健康權利更趨於平等的政策改善方向。當然，即使未來法律修訂，可能仍然會有女同志基於多重考量而持續跨國使用人工生殖。到時候，臺灣本地的醫療體系與政府機構能否提供更完整、正確的跨國醫療資訊，能否協助國內外醫療紀錄的銜接，便會成為關心女同志生殖健康的另一個重要課題。

---

[1] 相關爭議包括澳洲委託人拋棄泰國代理孕母所生的唐氏症嬰兒（https://news.pts.org.tw/article/276470），以及日本委託人委託了十多名代理孕母，產下十數名子女，引發疑慮（https://reurl.cc/R2qbV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