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顧的一千零一夜：一個「再生產」的社會學

李韶芬／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蘇丹也很想知道結果，所以就同意讓希拉莎德多活一天，打算以後再把她砍頭。但是到了次日早晨，蒂納莎德又要求聽完故事。希拉莎德總是正講到故事中間，天就亮了，而故事還沒有講完。蘇丹只好再讓她多活一天。

一千零一夜[1]

小時候看「天方夜譚」，讀許多聰明女兒的故事津津有味，那時候還不知道殘忍的國王有個名字，叫做「父權」。「照顧」，其實酷似「一千零一夜」。為了阻止蘇丹每晚殺掉一個妻子，宰相之女自告奮勇為他說故事以替女人求命。從事照顧者絕大多數是女性，不僅為了維持人類基本的福祉而努力，活人性命，同時也保護著自身與家庭的生存。一千零一夜的照顧，在光天化日下的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被消弭於無形，被父權社會視而不見。頂著世界防疫光環的台灣，似乎有了更好的藉口不必面對被偉大數據與醫療科技遮蔽的暗面：脆弱不安（precarious）的照顧世界。

2020年爆發的全球疫情逼迫許多社會正視Care──除了台灣以外。

當世界秩序因新冠肺炎紛紛崩解，台灣社會依然「正常」運作宛如世外桃源。當世界封城，僅能靠「照顧」的職業—她／他們是到宅的家事或照顧人員、褓母、超市收銀員、清潔工人、外送員—連結人們最基本賴以維生的日常，台灣人得以持續上工。當歐美社會沉痛批判自身照顧能力的匱乏，台灣的照顧依然故我沈睡於此夜綿綿，並不知道，照顧的世界到底發生了什麼大事？

 

不能不Care

照顧原本即有迫切性──你說強迫性也無妨。事實上，社會對於照顧附贈的不自由心照不宣，用道德話術（如：「『愛』的勞動」──或「牢籠」）看守社會的照顧者。於是，照顧被本質化為女性天生的本能／領，一種女性化的美德，被奉上以溫柔、傾聽、關愛、無私編織的花圈。不能不照顧，變成丟給女人的難題。不能不照顧，否則孩子無法長大成人。不能不照顧，因爲可能會死人，這是難以主張罷工爭取勞動權益的醫護者。不能不照顧，除非你「逃亡」，這是沒有工作選擇、轉換雇主自由的外籍看護移工。照顧讓人不自由，我們比誰都不願意承認這個真相。社會如何安排照顧，其實是如何分配人的自由，邏輯是：誰比誰，更有資格和權力豁免照顧的徭役，更應享有美好的自由？

答案總是與性別（gender）、階級（class）、種族（race）相纏，一如女性主義學者的批判。

 

關於Care是什麼的問題

1982年，站在世界對於照顧的傲慢面前，心理學家Carol Gilligan對道德倫理哲學鳴出了第一槍。她大膽指出Lawrence Kohlberg以白人男性為主要受測者，卻聲稱男性的道德發展階段高於女性的荒謬。她建立「關懷倫理[2]」（Ethics of Care）的概念，揭露西方哲學傳統頌揚的男性道德特質，例如「理性」、「獨立」、「自主」、「公正」等具有普遍性（universal）的抽象原則乃是一黨獨大心態，如此的「正義倫理」（Ethics of Justice）對於女性生命中的道德經驗既忽視又白目。「關懷倫理」重視的是道德具體的經驗脈絡、個體差異及特殊性、互為主體的關係、需求的理解與回應的責任。由此，Care引發女性主義研究的百芳齊放，無論是深化或批評[3]，無不為讓這被父權社會消音的「不一樣的聲音」（A different voice[4]）被世界聽見。

學術界的關懷倫理論述迄今已歷經數波蛻變，但再沒有比此時此刻更需要被實踐了！疫情橫掃全球捲走了兩百多萬人的性命，確診人數破一億大關，我們在螢幕前看見島外各國醫護人力的短缺、生命的風險與危脆，「旅行護士」搶手（美國）、封城時每晚自發在窗台感謝「白袍英雄」的掌聲（法國）……照護的價值一時間漲停板，似乎終於獲得遲來的平反！但，等等，Care並不等於醫療照護而已。

女性主義學者不斷更正、澄清，Care不等同於女性，不專屬於道德或私領域內的親密互動，更不應和母職實踐劃上等號。首先，它是一種無法與道德秉性分離開來的獨特勞動。即便流派不同，Care理論家們（ex: Gilligan, Kittay, Glenn, etc.） 致力於將Care去道德化、去性別化，並提出將Care政治化的工程。Care理論家大將，女性主義政治學家Joan Tronto（1993）更提出了一個整體觀的Care定義：

在最普遍的層次上，我們建議Care應該被視為一種活動類屬，包含了所有我們為了維持、延續、修復我們的「世界」，據此讓我們盡可能從中過得最好的一切活動。這個世界包括了我們的身體、我們的自我、以及我們的環境，一切我們希望在這複雜的生存網絡中與之交織的元素。

Tronto對於Care的定義，可說是19世紀馬克思與恩格斯蜻蜓點水帶過的「社會再生產」的白話現代版。女性主義學者闡釋「社會再生產」（social reproduction） 概念為繁衍被資本家剝削的勞動力，以及為了維繫人類日常和世代生存的活動與關係所做的安排（E. N. Glenn）。具體來說，再生產勞動（reproductive labor）包含了各式各樣具體而微、瑣碎、看不見的活動：從獲取家用品、準備食物與烹調、換洗衣物、維持生活環境、育養子女，到供給照顧與情感支持、維繫社群關係……等等，可以用「照顧與家務勞動」簡言之。然而，在資本主義與父權體制合作下，被視為具經濟價值（交換價值）的生產活動與無償（具使用價值）的再生產活動不僅被區分價值優劣，再生產勞動更弔詭地再製（reproduce）了性別不平等。

在包括許多夫婦和他們的子女的古代共產制家戶經濟中，由婦女料理家務，正如由男子獲得食物一樣，都是一種公共的、為社會所必需的事業。隨著家長制家庭，尤其是隨著專偶制個體家庭的產生，情況就改變了。料理家務失去了它的公共的性質。它與社會不再相干了。它變成了一種私人的服務；妻子成為主要的家庭女僕，被排斥在社會生產之外。只有現在的大工業，才又給婦女—只是給無產階級的婦女—開闢了參加社會生產的途徑。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她們仍然履行自己對家庭中的私人的服務的義務，那麼她們就仍然被排除於公共的生產之外，而不能有什麼收入了；如果她們願意參加公共的事業而有獨立的收入，那麼就不能履行家庭中的義務。不論在工廠裡，或是在一切行業直到醫務界和律師界，婦女的地位都是這樣的。現代的個體家庭建立在公開的或隱蔽的婦女的家務奴隸制之上。[5]

恩格斯這段話在一百多年後的今天依舊怵目驚心。儘管法令制度或政治正確的修辭已替女性及少數族裔做了一點權益的平反，其筆下的「家務奴隸制」卻在全球以新瓶裝舊酒的方式再現。再生產活動仍常是一種私人化的近身服務，但它現在成為可供市場（「自由」或不自由）買賣的商品，搖身一變以新興行業之姿，躍上拯救資本主義社會失業率的舞台。照顧和家務勞動不再只能從母親或太太身上獲取，不再用「主僕」關係命名，成了如假包換的個人化「服務」（services）。Care不再只是照料人類存續之必須，而延伸至滿足個人欲望需求的各式權力。譬如外送到府的送餐服務，已超越照顧弱勢的範疇，宣告「今晚，我想來點」的個人化服務時代降臨／靈。

 

三重的不平等

然而，存在於照顧者與受照顧者之間的，不僅僅是「照顧關係」表面指涉的那樣單純，即人們通常天真的說法──照顧應該是需求的滿足，傷痛的撫慰，關愛或呵護……等。在照顧者與被照顧者之間，更常存在的是不對稱、公開或隱藏的權力不平等：相對於照護者，病人是不得不仰賴其行動的弱勢者；作為商品的「照顧服務」，其價格受到市場與國家的抑制（注意，絕不是「管制」這種表面中立的說法），照顧的價值取決於性別與種族的階層化。同樣內容的再生產勞動，它的價格不僅因「誰」（如：是台灣人或非台灣人）執行它而被判高下，就連執行它的照顧者，其身而為「人」的價值亦由國家、市場和社會所決定。這對台灣毫不陌生，因為同樣照護失能老人的工作，由台灣人來做時被稱作照顧服務「員」的「照顧服務」，由移工從事的則變成看（監）護「工」的勞役。精心的命名政治、外勞與長照政策制度化了「照顧」位階的不平等、照顧經濟價值的貴與賤，伴隨而來勞動和就業條件的不平等（穩定vs不穩定、合法vs不合法[6]）。至此，Care總共歷經了三重的不平等：首先，照顧被不平等地分派予女性和少數族裔；接著被不平等地定價，被貶抑為欠缺專業的低薪工作；第三，上述過程回過頭來合理化照顧勞動者被當成不平等交易買賣的商品。不平等的邏輯正當化了這些外邦人除了堪做我們的照顧奴僕（「家務奴隸制」），其他什麼都不是的現況！

 

Care使人貧窮

照顧不總是道德的。除了受照顧者可能得不到所需的照顧（例如虐待的情況[7]），更因為它經常令貧者更貧。當照顧成了「服務」，尤其是強調滿足個人化需求的個人服務，一如Judith Butler（2009）所言，社會透過政治的組織結構運作「將某些人的脆弱特質加劇到了極致，又將另一些人的脆弱特質減少到了最低。」為填補已開發國家日益稀缺的照護資源，從全世界貧窮各地徵召的照顧者被當作「他者」，以自身再生產權利被剝奪的成本，來交換生產的經濟價值。「妻離子散」並非形容詞，而是在異鄉照顧他人的要件：無法擁有家庭、行動自由、私人生活、隱私、休息時間、休閒活動、勞工團結權、政治發言權、參與權、公民權……等等。這群與被照顧者最近身，卻被「隔離」於另一個世界的人，在全球以次等公民或奴僕的身份流浪，被債務或仲介追趕活命。

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安排導致的「時間貧窮」（王舒芸[8]），讓薪資勞動者根本難以兼顧生產與再生產活動，勞動性別分工邏輯迫使多數女性不得不從事表面看似無經濟價值卻維繫根本生存的照顧與家務，或為兼顧工作與家庭蠟燭兩頭燒。資本主義的積累邏輯與再生產間的根本矛盾（Nancy Fraser 2017），使得我們渴望的照顧，就是奠基在這樣的政治與社會條件上，如擠牙膏般地從貧窮與脆弱上面擠壓出來，獲取我們暫時的自由。

 

Care的責任與民主化

然而，我們真的能從異化Care、貶抑再生產勞動中獲益嗎？台灣社會繼續分化照顧者為有權接受訓練、取得國家認證執照、受勞基法保障的台籍照顧服務員，和只能臨時居留、不准自由進出勞動市場、無權受訓發展照顧專業的外籍看護工人，我們其實錯失了自己老病將至時，受到良好照顧的可能。

有時候，照顧賦予生命最後的意義，除了遭受的苦痛之外。然這個照顧者不一定會是你我的親人，但人們並未意識到這一點。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貶抑所有照顧必須的條件，試圖從削減預算、緊縮人力、過勞的工時、限制自由……獲得利潤，從照顧者身上擠壓出更多的自由為己所用。於是，我們噤聲不談照顧需要的真實成本，那是充足人力、時間心力、專業訓練、還有承認所有照顧者皆平等身而為「人」的生命價值。如筆者在法國養老院訪談的一位出身留尼旺島的護佐所說的，如果我們再不明白這些，就沒有指望了：

「有一些人，打從他們一開始進來這裡，就已經對人生沒有活下去的欲望了。他們沒有親人，在這世界上總之沒有任何東西維繫讓他們想要活下去。常常，當您進入房間，您說：『早安！』，然後那個人看著您說：『太太早，我身上沒有不好聞的味道，太太，我沒有傳染病，為什麼您不靠近我一點？』有時候，他們不叫我們『太太』或『小姐』，而是叫我們『女兒（ma fille）』。好，我們試著跟他們解釋『但我不是您的女兒』，然後我們說：『您說，我聽』，把話題繞回去他們剛剛在講的事。我們傾聽，或者有時候，這個人握著您的手說：「您不抱我一下嗎？只是給我一個親吻好嗎？」這些都是……您很清楚那裡面是情感的匱乏， 他們需要情感，他們……已經沒有任何人會給他們這些了。但如果您不懂得這些，您不應該是在這裡的。就是因為這樣，我們需要時間來傾聽，我們需要時間來照顧，我想這算是照顧的一部分。如果我們無法給出這些……那您要他們來這裡幹嘛呢？通常，他們對您說：『我是來這裡等死的。』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沒有錯，這是一間養老院，老人家自己心裡清楚他們是怎樣進來的，但他們也知道，他們會怎樣從這裡出去。對，他們不是白痴！他們經歷過人生，有過歷史……但如果我們不明白這些，那就沒有任何指望了！」

那麼，照顧真正的價值要如何才能被承認，才能不建立在犧牲照顧者健康、青春、情感，弱化她們生命所建築出來的危脆世界之上？照顧已成為全球性的商品，無法再用一國的框架來理解與思考。疫情見證了全球照顧的短缺，在世界沉痛自省的此刻，台灣必須從防疫模範生的夢境醒來，誠實面對在「照顧」上，我們並沒有超前部署，而是空前落後。我們與照顧者建立的關係，反映了台灣的社會關係，照見我們照顧的邏輯仍未脫封建婢奴文化，必須仰賴世界某個角落的貧窮與脆弱來維繫我們渴求的關愛照護。在政治與經濟上，CARE被當作沒有生產價值之物，是女性與奴僕的勞役，與民主無關。我們距離一個平等、自由的照顧還非常遙遠。再生產勞動仍扮演維繫社會某些人的價值、自由的特權、階級身份高於他人的手段。

如何不令照顧者日益貧窮、危脆化、人性尊嚴被踐踏？如何讓照顧者無需妻離子散，也能擁有再生產、被照顧的權利？如何不掐住、買賣某一群人的自由來獲取另一群人的自由？資本主義的科技與大數據拜物教能協助我們修復這個破碎的世界嗎?

今後，在這極端脆弱卻也堅毅的世界，我們要述說的故事，將會是關於照顧的民主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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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方夜譚一百段，台北：商務印書館，1998。

[2] 由於Care具有多義性，在此折衷翻為「關懷倫理」。

[3] Gilligan不同意批評者認為她的理論將性別差異本質化，而重申Ethics of Care是一反對父權、體現民主價值的女性主義倫理。

[4] 「不一樣的聲音」是C. Gilligan的書名：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1982).

[5] 恩格斯，2014(1884)，«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頁79-80。

[6] 此處的「法」指的是我國保障勞動條件最低標準和勞工權益的勞動基準法。台灣90%的有酬照顧者為外籍看護移工，其中94%被排除勞基法的適用。

[7] 譬如：一位台灣養老院的照顧服務員告訴我，同事會用熱水燙老人「處罰」難搞的老人。機構的老人虐待在各國並不罕見，常是人力物資缺乏的結果。

[8] 2020.9.25「非營利幼兒園五年推動成果與展望：以人為本的照顧實踐與借鏡」論壇。

 

延伸書目

Butler, Judith, 2009, Frames of War: When is Life Grievable? Verso.

Fraser, Nancy, 2017, ‘‘Crisis of Care? On the Social-Reproductive Contradictions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 in Tithi Bhattacharya (ed.) 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 Remapping Class, Recentering Oppression, Pluto Press.

Gilligan, Carol, 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lenn, Evelyn Nakano, 1992, ‘‘From Servitude to Service Work: Historical Continuities in the Racial Division of Paid Reproductive Labor.’’ Signs 18, no. 1 : 1-43.

Kittay, Eva Feder, 1999, Love’s Labor: Essays on Women, Equality, and Dependency, New York: Routledge.

Paperman, Patricia & Laugier, Sandra (dir.), 2011, Le souci des autres. Éthique et politique du care, Paris: EHESS.

Tronto, Joan C., 1993 Moral Bouderies, Political argument for an ehtic of care, New York: Rout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