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秀華／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本文改寫自已發表之期刊文章：沈秀華、鄭志鵬 (2025)，中共對臺灣青年工作的遷移基礎建設分析。臺灣社會學刊，76，57-108，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2412_(76).0003 。
在一個為期十天的交流營中，一群臺灣大學生被帶往中國城市參訪。行程緊湊而精心安排：大型企業、歷史文化景點、校園交流一一串接。學生在社群媒體上的照片以及中方接待單位的宣傳，呈現出一種熟悉的敘事：高樓林立的城市、熱鬧流動的街景、充滿機會與科技的企業與產業園區，以及展示豐富的歷史文物。
近年來，有許多邀請臺灣青年至中國的「交流團」，上圖即是一例。圖片截自活動網站。
這些經驗，常被參與者描述為「開拓視野」、「看看世界」，甚至被視為年輕世代理所當然的跨境流動。也正是這種理所當然，使我們在面對大量臺灣青年到中國從事各類相似活動與交流的現象時，忽略了基本提問：這些移動是怎麼發生的？中共為何要將臺青移到中國？
移動青年作為中國對臺灣國族的制度工程
「年輕人是我們（兩岸）的未來，越早交流，就越能深化彼此了解，降低未來衝突的可能性。」這是前總統馬英九在2023年赴中國祭祖，並帶領臺灣學生在中交流後的發言。與此同時，中共也持續向臺灣青年喊話，歡迎臺灣青年到中國「追夢圓夢」，包括隨著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在今年（2026）四月訪問中國後，中共隨既所發布的十項「善意」策施，其中第二項就是要「建立國共兩黨青年雙向交流機制化平台，每年邀請臺灣20個青年團體赴陸交流。」
這樣的場景與語言，精準地勾勒出當代臺灣與中國關係的一個核心現象：
臺灣青年，正站在國族認同競逐的最前線。
2014年太陽花運動後，當時臺灣年輕世代展現出強烈的臺灣主體意識。這讓中共深刻意識到，既有針對中小企業、中低收入與中南部的「三中」統戰策略已不足以回應新的政治局勢。於是，「三中一青」與後續的「一代一線」方針被相繼提出，臺灣青年成為中共統戰工作與施展「銳實力」（sharp power）的核心對象。
2014年三一八運動中，臺灣年輕世代展現出強烈的臺灣主體意識。使中共調整了針對臺灣青年的統戰策略。圖片來自：http://www.voafanti.com/gate/big5/www.voachinese.com/media/photogallery/taiwan-students-protest-20140319/1874406.html。
然而，臺灣社會對此現象的討論，往往陷入僅關注影響性的議論。一方面，輿論將臺灣青年赴中視為可能的「洗腦」過程，聚焦其國族認同的轉變；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認為，這不過就是「去中國走走看看」，是再正常不過的交流活動，主張不要過度政治化，哪有認同轉變的問題？質疑為何要將其上升為「統戰」。
這兩種看似對立的觀點，其實共享一個前提：都將焦點放在參與個人是否馬上受影響，並且以國家認同的轉變為其主要檢視項目，忽略了認同的形塑有其複雜的過程與內涵，並非透過一次到中國交流後的檢視，就能細緻地指認出其改變與否。更重要的是，當前的討論往往將關心焦點僅放在參與者如何被影響上，而忽視根本問題：這些從臺灣跨越到中國的移動，是如何發生的？中共又為何以移動臺青到中國為工作策略？
這篇文章的撰寫，是透過我與清華大學通識中心鄭志鵬對相關政策文件的分析，以及對68位曾透過中國政府所提供的各種紅利政策，到中國交流、就學、實習、創業等的臺灣青年、帶隊教師與涉外組織者的深度訪談，並結合我對中共在2026年3月才公布的「十五五」規劃綱要（即中國第十五個五年規劃，2026–2030）的分析，發現臺灣青年的西進，並非僅是零星、偶然或是個人意願，而是被一套高度組織化、具有策略節奏的「移動系統」所持續推動。
從這個角度來看，臺灣青年赴中，不只是交流活動，而是由國家主導且長期運作的制度工程。
一、什麼是「遷移基礎建設」？超越個人選擇的結構力量
我們借用 Biao Xiang 與 Johan Lindquist（2014）提出的概念，將這套系統理解為「遷移基礎建設」（migration infrastructure）。
這個概念提醒我們，跨國移動並不單純來自個人的理性選擇與動機，而是仰賴一整套價值、制度、技術、市場與社會網絡的運作，讓移動變得可能或不可能。所謂「基礎建設」，不只是看得見的鐵路、公路等交通設施或網路，也包括不易察覺卻關鍵的制度結構，使某些移動變得可行、甚至「理所當然」。例如，相當長一段時間以來，大量女性勞工跨國遷移的現象，絕非偶然形成。而是建立在包括將女性視為「天生適合」照顧與家務勞動的性別意識形態、全球資本主義下的不平等區域與社會發展、照顧工作高度市場化邏輯，以及國家對移工的勞動與移民制度安排。除此之外，仲介公司、勞動契約、簽證制度、跨國交通運輸、通訊科技，以及已在外地工作的親友與同鄉網絡，共同構成支持跨國女性勞動遷移的重要基礎。沒有這些制度、技術、社會網絡與性別想像，跨國女性移工不可能如此大規模且持續地流動。
同樣地，國際學生的跨國移動，也並非單純個人的自由選擇，而是建立在全球知識生產與高等教育體系的不平等位階之上。學生的移動往往受到世界大學排名、語言體系、國際招生制度、獎學金、簽證政策、航空交通、社群媒體資訊，以及校友與同學網絡等因素影響。這些制度與網絡，使某些國家與城市成為被想像為更有發展機會與文化資本累積可能性的教育中心，也進一步形塑學生的移動方向與未來想像。
各種跨國移動如留學、外籍移工、旅遊等，都不僅僅取決於個人意願。例如：外籍移工來臺工作背後，有不平等的全球政治經濟分配、性別文化、仲介制度、工作簽證、雇主需求、勞動法規、交通運輸等；出國旅遊也不只「個人想去」這麼簡單，而與護照簽證、航空交通、觀光政策、旅遊警示資訊等有關。種種「遷移基礎建設」的存在，才使的移動變的可行或理所當然。
當國家與社會系統性地投入資源建構這套基礎建設時，它所形成的，不只是便利條件，而是一個能夠引導個人選擇、重塑動機的結構性力場。它不需要強制，而是透過政策便利、補助、市場誘因、網絡組織以及敘事想像，使人們在不知不覺中被吸納進去。
二、四個面向：中共如何建構臺青的「移動系統」
根據「遷移基礎建設」的概念與內涵，我們檢視中共如何透過四個彼此交織的面向，建立並持續強化一套遷移基礎建設，吸引並移動大量臺灣青年到中國。
1. 規範性基礎建設：在制度與參與條件中嵌入「一中框架」
在規範性層面，中共並不是中立地提供機會，而是將臺灣青年納入預設的國族政治框架中。換句話說，臺青之所以能「進入」這些交流、就學與發展機會，本身就建立在對特定國族論述的接受之上。
在制度設計上，中共透過政策管道降低進入門檻。例如：自2010年起開放臺生以學測成績申請中國大學，並於2019年進一步放寬至「任一科達均標」即可申請，形成近似「超國民待遇」的入學通道；各地「惠臺措施」也提供落地招待的各式營隊、實習機會與創業補助、青創園區、免租空間與公租房，使赴中交流與發展成為具吸引力的開闊眼界與生涯發展選項。
然而，這些誘因並非沒有政治立場。在各類交流營隊與其他活動中，「中華民族」、「兩岸一家親」、「共同發展」等語言持續被強調，並透過參訪中國知名高校與科技企業、觀看國家發展成果、進入歷史博物館與文化場域，被轉化為具體經驗。這些安排不只是資訊傳遞，更是將中國「國家崛起」與臺青「個人機會」緊密連結，企圖使參與者在經驗中，對中國的強大產生好感，並內化「臺灣與中國同屬一體」的價值框架。
在此基礎上，中國近年相關法律的推動，則進一步為這套制度提供了明確的規範邊界。例如，在2005年通過的《反分裂國家法》及其延伸措施，將「一個中國」原則與對臺政策納入法律體系，並強化對相關行為的規範與懲處；而在2026年3月最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則以「中華民族共同體」為核心，進一步將國族認同與國家統一制度化與法制化。
這意味著，臺青一旦進入中國，不僅是在文化與社會層面被置於「兩岸一家親」、「臺灣人也是中國人」的論述之中，同時也處於一套具有法律效力的規範體系之下。這些法律未必在日常中被頻繁啟動，但其存在本身，已構成潛在的約束框架，界定了可接受與不可接受的行動邊界，尤其是人在中國境內時，這些法律規範更具威嚇性，也讓臺青直接被納入接受這些規範的框架中。
在這樣的架構下，「中國夢」被轉譯為個人生涯路徑，而國族論述與法律規範則同時作用，看似理性的選擇，實際上是在結合文化認同與制度約束的框架中展開。
2. 社會性基礎建設：透過兩岸中介網絡將政策轉化為行動
在社會性層面上，臺灣青年的移動並不僅止於以國家動員，而是透過一條由臺灣與中國的中介組織構成的網絡所促成。
一方面，在中國端，各類青年交流平台與空間，如「福州海峽青年節」、「兩岸青年之家」、「福州海峽青年交流營地」與「海峽兩岸青年創業基地」等，並結合負責對臺事務的中央與各地方級臺灣事務辦公室（臺辦）及地方政府，共同規劃交流活動、參訪、實習與創業資源。這些平台與組織多以青年交流、創新創業或民間交流形式呈現，以降低直接由官方出面的政治敏感性，但其運作實際上高度依賴政府政策引導、行政協調與資源支持。
另一方面，在臺灣端，則有一群長期運作的中介者，包括特定協會、社團（如中華青年發展聯合會）與帶隊教師。他們負責招募學生、組織報名與帶隊參與，並在過程中扮演關鍵的信任橋樑。我們的訪談顯示，許多學生正是透過學長姐推薦、老師介紹或既有校園或長期辦理與中國交流的組織網絡，進入這些交流活動。這些日常網絡不僅扮演傳播活動訊息的角色，也因為這些網絡與所動員的個人間具有一定的熟識與信任基礎，讓青年更容易覺得可以放心參加。
臺青到中國的移動，經常仰賴兩國間的不同行動者或組織促成。例如，在臺灣有「中華青年發展聯合會」，固定舉辦各種交流活動。圖片截自該會網站。
這些中介關係並非單向的、僅基於統一或中華民族理念的動員，而是一條具有利益結構的運作鏈。臺灣端的中介者往往可從中方獲得行政補助或資源支持，同時累積跨境人脈與社會資本；中國端則透過這些網絡，穩定地接觸與擴展臺青群體，其中也涉及經濟利益。在這樣的運作下，跨境移動不再是孤立的個人決定，而是被既有網絡持續引導與再生產的社會過程。
3. 技術性基礎建設：以數位生活與制度便利塑造日常經驗
在技術性層面，臺灣與中國之間相對便利的交通系統，提供了跨境移動所需的基本基礎建設；同時，臺青在中國的生活經驗，往往很快被納入一套高度整合的數位與制度系統之中。受訪者普遍提到，在赴中前後，他們已主動或被動地進入以中國數位平臺所構成的生活、學習與工作網絡之中。日常生活幾乎全面依賴微信、支付寶等系統，從金融、交通到社交與資訊取得，皆在同一套數位架構中完成。
這種高度整合的便利性，不僅是功能性的轉變，也逐漸轉化為身體與認知經驗，使中國被感知為一個「有效率」且「現代化」的社會，並且也因為進入中國數位體系，無可逃脫地會進入中共監控的思想與價值體系影響中。然而，也有部分受訪者提到，在數位便利之中，仍需透過「翻牆」等方式，才能連結中國境外的社群媒體與資訊平臺，從而感受到資訊流通的限制與制度邊界。
在政策層面，中共亦持續透過制度安排降低移動門檻。例如，各類由地方臺辦與相關單位推動的交流營隊，多以補助與落地接待方式，專門吸引首次赴中的臺灣青年。這類「首次赴中」的設計，不僅降低經濟與心理成本，也使參與者在高度安排的環境中，初步接觸並熟悉中國的制度與生活運作方式。
許多臺青到中國交流的活動，會以極優惠的價格、「首次赴中」者優惠或優先的設計，吸引臺灣青年參加，使參與者在高度安排的環境中，初步接觸並熟悉中國的制度與生活運作方式。圖片截自：2026青春YOUNG 計劃—第十屆兩岸大學生領袖營 – 中華青年交流協會
在這樣的條件下，跨越兩岸不再是一個需要高度成本與風險評估的決定，而逐漸轉化為可被嘗試、甚至可被重複的日常行動。技術性基礎建設不僅使移動變得順暢，也在潛移默化中，將制度與國族框架融入日常生活經驗之中。
4. 商業性基礎建設：以市場機會將移動轉化為發展策略
在商業性層面，我們的研究顯示，中共透過各類創業平臺、實習機會與產業資源，將臺青的跨境移動與中國市場緊密連結，並以「生涯發展」作為關鍵切入點，形塑其移動動機與路徑。
多位受訪者提到，他們透過參與實習計畫、創業營隊或進入青創基地，接觸當地與臺商企業與產業資源。在這些過程中，主辦單位不僅安排參訪與媒合機會，也持續強調中國市場的規模、發展速度與政策支持，使臺青逐步想像自身在其中可能的位置。部分案例中，臺青進一步透過跨境電商、代理銷售或合作經營等模式，實際進入中國市場，累積經驗與資本。
這些機會並非零散出現，而是透過政策設計與平臺運作，被系統性地組織與放大。例如，針對不同年齡與發展階段的臺青，設計從短期營隊、留學、實習到創業基地的銜接路徑，並以補助、低成本空間與市場接入機會，降低進入門檻。特別是部分活動標示有「首次參與者」條件，持續吸納新的臺青進入這套發展體系。在這樣的安排下，「到中國發展」逐漸不再只是交流經驗，而被理解為理性且具前景的生涯策略。隨著臺青在就學、實習與創業過程中逐步投入，其人脈、經驗與經濟活動也與中國市場產生連結，進而形成一定程度的依賴關係。在這樣的架構下，移動不再只是文化交流，而成為一種以市場機會為導向的發展策略與未來投資。
以上四個面向並非各自獨立運作，而是在實際過程中彼此交織、相互強化，共同構成一套持續運作的遷移基礎建設。
規範性基礎建設提供了基本框架，透過制度設計與國族敘事，界定了誰可以進入、在什麼條件與限制下參與，以及如何理解這些移動的意義；社會性基礎建設則透過兩岸中介網絡，將這些制度轉化為具體可行的行動路徑，使臺灣青年在熟人關係與組織引導下進入這個系統；技術性基礎建設進一步降低移動與生活的門檻，使跨境經驗變得順暢且可持續，讓制度與國族框架在日常生活中被自然化；而商業性基礎建設則將這些移動轉化為具體的經濟機會與未來想像，使參與者在實際發展過程中，逐步與中國市場與制度建立連結。
更關鍵的是，這些面向之間形成循環與擴張的動態。例如，政策所提供的制度誘因，往往透過中介網絡，被轉化為具體招募與參與機會；初次移動的便利經驗，則強化後續參與與再次移動的可能；而當個人進一步投入就學、就業或創業後，其社會關係與經濟活動又會反過來鞏固這套制度與論述的運作基礎。
在這樣的交織之下，臺灣青年的跨境移動不再只是單一決策，而是被持續引導、強化與再生產的過程。移動之所以看起來自然，正是因為這套基礎建設在不同層次上同時運作，使特定路徑變得更可行、更合理，也更難被察覺為一種制度性安排。
而中共之所以投入龐大資源推動臺灣青年赴中，交流固然是其對外的表面說法，但更重要的是服務長期的政治與社會目標。透過教育、就業與創業機會，企圖將臺青逐步引導進入中國的制度與發展體系之中。一方面，這些赴中活動有助於在日常生活經驗中，重塑對中國的理解與想像；另一方面，即使未必立即改變政治認同，也在求學、工作與人際網絡上建立跨境連結與依賴。
同時，這樣的移動並不只是經濟與生涯選擇，更是進入特定政體與認同規範體系的過程。臺青在中國的生活與發展，往往需要在「中華民族」、「兩岸一家親」等文化與國族論述之中運作，並同時處於相關法律與制度規範的框架之下。在這樣的情境中，個體逐步學習如何在這套制度中行動與調適，使這些規範不僅是外在約束，也逐漸轉化為日常實踐的行動準則。
換言之，中共的策略並不只是試圖「改變想法」，而是透過重新安排生活與發展路徑，使臺灣青年與中國之間形成持續且具體的關係。這種關係不僅建立在機會與資源之上，也包含在制度與規範中的實際運作經驗，從而累積深層而穩定的長期影響力。
由此也不難理解，為何有不少包括臺青在內的臺灣人，尤其是在戰爭威脅前提下，覺得可以接受「一國兩制」或被中國統一。因為在中共對臺灣長期的利誘與武嚇下，不少臺灣人已學習、甚至習慣如何自我審查與配合，他們覺得日子「好像」沒那麼難、那麼不好過。但是他們忘了，那些配合與妥協，是在中共給予許多優惠與紅利的情況下，而且他們目前還可以隨時因為不喜歡，就離開或不去中國、避開中共的統治。
臺灣一直以來均有一定比例民眾傾向支持統一。圖片來自：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臺灣民眾統獨立場趨勢分佈 。
臺灣作為觀察威權擴散的關鍵場域
在當代以國家為基本單元的國際體制下，跨國移動本來就受到國家政策的深度介入，只是過去的研究多半集中在勞動移民，較少關注中產或專業階層的移動如何同樣受到制度形塑。臺灣青年的案例提醒我們，即使是看似自主的選擇，也可能深深嵌入國家政策與制度安排之中。
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已不只是人口流動，而是由中國主導的跨境社會工程：它透過看似去政治化的形式，以交流、實習、創業與文化體驗為形式，但其實與國族敘事、制度安排與個人生涯路徑緊密結合，逐步將另一個民主社會的青年納入其影響範圍之中。
這也讓我們重新思考「銳實力」的運作方式。相較於資訊操控或宣傳干預，這類以遷移基礎建設為核心的影響力，更傾向於在日常生活與制度層面發揮作用。它不直接要求個體改變立場，而是透過重新安排機會結構，使某些選擇變得更可行、更有利，從而在長期中塑造行動與連結。
同時，這樣的過程也涉及規範性的內化與實踐。臺青在實際生活與發展過程中，逐步學習如何在中國的制度與治理框架中行動與調適，使相關規範不再只是外在約束，而逐漸被理解為合理且可運作的秩序。在以發展機會與資源取得為導向的情境下，個體也可能傾向以務實與利益考量作為優先，並在日常互動與制度經驗中，逐步形成對中國社會與發展模式的特定感受與評價。
也因此，臺灣是觀察當代威權擴散的重要場域，不僅在於其民主社會的開放性，更在於中共以國族統一為目標，長期透過制度與社會機制對臺進行多層次介入。這使得臺灣不只是政治衝突的前線，更是一個可以觀察威權體制如何在非強制條件下，向外輸出影響力並進行社會嵌入的關鍵案例。
結語：用社會學的眼睛，看見被鋪好的路
回到日常生活。當我們談論身邊有人去中國實習、就學、就業或創業時，這些選擇往往看起來自然，甚至理所當然。但本研究提醒我們，在這些選擇背後，其實存在一整套被精心建構的制度、路徑與論述。
讀者可能會問：學術界去研究中共對臺統戰，會不會太政治化了？其實，如果研究臺灣青年或其他臺灣社群去中國交流等社會現象，會被視為是太政治性的研究取向，正代表這些現象極需要學術提問的介入，因為越被視為理所當然，或越被視為太政治性、太針對的社會現象，更是需要去解構現象背後的權力結構與影響。
【參考文獻】
• 沈秀華、鄭志鵬，2025，〈中共對臺灣青年工作的遷移基礎建設分析〉。《臺灣社會學刊》76: 57-108。
• Xiang, Biao and Johan Lindquist. 2014. “Migration Infrastructur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48(1): 122-1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