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思怡／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作者按：本文節錄自2023年10月21日中央研究院院區開放參觀活動演講內容，為使用橫斷面資料的初步描述統計分析，呈現整體社會的平均數而非個人，無法作為因果推論之用。閱讀時請留意樣本涵蓋的範圍與樣本數，有些類別的樣本數較小而有潛在偏誤的可能。[1]
近幾年上演的影劇，例如：荼蘼（2016台劇）、月薪嬌妻（2016、2021日劇）、82年生的金智英（2019韓劇），不約而同地看見了東亞社會中隱形的家庭勞動與困境。為什麼這些家庭內部的勞動會被長期忽視？當時間與勞動都成為可以在市場上用價格衡量的商品，被以有償與無償劃分，區分了「有價值」的市場勞動與「沒有價值」的家庭勞動，沒有市場價值的家庭勞動就經常被視而不見。這樣的勞動區分又與性別角色接合，男性從事有償的市場勞動成為養家者，女性則負責無償的家庭勞務，成為主要性別分工模式（雖有少數社會例外）。這樣的運作方式所內涵的權力、機會的不平等，也深深與性別扣連。若說資本社會的運作建立在對於受雇者勞動生產的榨取，那麼，讓受雇者可以每天從事勞動生產的再生產勞動（例如：洗衣、煮飯、打掃），則是第二層被搾取的隱形勞動。視而不見影響了家庭勞務提供者的權益與福祉，包括勞動保障、退休收入等，也讓在市場上提供家務、照顧服務的價值經常被貶抑和低估。
由於勞動條件改變、教育普及和許多社會倡議與運動，女性大量進入勞動市場，和男性一樣從事有給薪的工作，獲得社會地位與認同，不過，家庭內部的勞動依舊沒有被挑戰，深深緊扣著性別界線，造成女性在全職有薪工作後，依舊負責第二輪班，甚至第三、四輪班的家庭勞動。[2]因此有學者認為，女性從事有償的市場勞動，只是走了性別革命的前半段，若要突破因為女性進入勞動市場所造成的分工失衡現象，要繼續進行後半段的改革，就是讓更多男性能夠分擔家庭內部的勞動。
不過，研究發現雖然男女在家庭勞動時間的差異有變小，但女性仍然負責大部分家務，主要是因為女性減少了家務勞動時間，而男性增加的幅度有限。遲遲無法鬆動家庭勞動的性別界線，讓後半段的性別革命沒有明顯的進展，成為學者口中停滯的性別革命。只走了一半的改革所造成的性別分工失衡，與很多現象息息相關，例如：家庭關係品質、職場性別不平等、職家衝突、生育意願等等。
這些立基在歐美社會的討論，提供了一個視角來檢視正在快速變動的臺灣，特別是臺灣正面臨少子化，且雙薪家庭的比例達到6成以上（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2023）。本文透過「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的資料[1]輔以國外學者的研究，以世代和生命階段為經緯，嘗試回答三個問題，初步探究臺灣性別分工的變化。分別是：一、男性與女性的工作和家務時間是否有改變？二、女性是否有第二輪班？三、臺灣的性別分工和其他國際社會是否有差異？本文的世代以出生年表示，分為：≤1950s、1960s、1970s、1980s、≥1990s，而生命階段分為：「單身，無0-17歲小孩」、「有伴侶，無0-17歲小孩」、「有0-6歲小孩」、「有7-17歲小孩」，因為時間運用與有無伴侶、親職有高度相關。要注意的是，有伴侶指的是有同住的同居／結婚伴侶；有0-6歲或7-17歲小孩的類別包含了單親或雙親家庭；生命歷程與年紀並非線性關係，例如：當小孩成年之後，有可能回歸到「單身，無0-17歲小孩」，或者「有伴侶，無0-17歲小孩」。
Q1：男性與女性的工作和家務時間是否有改變？
首先，圖1左顯示男性與女性的工作時間都與生命階段有關。不過，男性與女性變化的趨勢相反，而且女性變化的幅度比男性大。男性的工作時間隨著有伴侶、小孩逐漸增加，當有幼兒時達到最高峰（平均每週46.8小時）而後緩降；女性的工作時間則在進入伴侶關係後持續下降，在有學齡前兒童達到最低點（平均每週25.9小時）而後緩升。家務勞動（不包含照顧）時間（圖1右）方面，男性在不同生命階段變動不大，幾乎都維持在每週5小時，女性則在進入伴侶關係或者有小孩之後，從每週近7小時上升至15小時左右。男女的家務勞動時間差異，從進入伴侶關係之後，大致維持在每週1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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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不同生命階段的工作與家務勞動時數
進一步觀察不同世代的男女在工作時數的變化（圖2）。男性工作時數與生命階段的關係，在不同世代沒有太大改變，除了年輕世代的曲線稍微平緩一點，在不同階段都維持在比較高的時數。不過，女性卻呈現明顯的變化，雖然女性的工作時數依舊隨著生命階段起伏，但越年輕的世代工作時數越長。值得留意的是，進入伴侶關係（有伴侶，無0-17小孩）逐漸和女性的工作時數增減無關，從圖上可以看到年輕世代女性的工作時數，不像以往一樣因為進入伴侶關係而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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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不同世代的工作時數
圖3呈現不同世代男女的家務勞動時間（虛線表示因為樣本數太少可能出現的偏差值），跨世代的男性在家務勞動時間上並沒有明顯差異，大概維持在每週5小時。女性的家務勞動時數雖然依舊跟生命階段緊緊相繫，但明顯呈現大幅減少的世代趨勢。年輕世代的女性，在單身、無0-17歲小孩階段，家務勞動時數已經和同階段的男性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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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不同世代的家務勞動時數
因此，回答第一個問題，男性的工作與家務時間並未隨著生命階段和世代有明顯的變化，女性則與生命階段高度相關，但隨著世代變化，女性的工作時數增加且家務勞動時數減少。由此可知，臺灣大概處在學者認為的性別革命前半個階段。
Q2：女性是否有第二輪班？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觀察總勞動時數，因為工作、家務勞動時間都會隨著生命階段增減，所以圖4呈現不同生命階段的男女總勞動時間，這裡的總勞動時數是工作時數＋家務勞動時數＋照顧時數（為照顧家人的時間，無法依對象細分）。在前兩個階段，女性平均總勞動時數比男性低，雖然女性的家務勞動與照顧時數都比男性高，但男性的工時較長，拉高他們的總勞動時數。在這兩個階段，女性並沒有第二輪班的現象，但可以觀察到男女在進入伴侶關係後的性別分工樣貌。在有0-6歲小孩的階段，男女的總勞動時數都大幅增加，而女性的總勞動時數每週平均高於男性10小時，主要是因為照顧時間遽增，雖然女性的工時減少，但無法抵銷照顧時間增加的幅度，女性第二輪班的現象比較明顯。當小孩7-17歲時，男女的總勞動時數雖然降低，但依舊高於前面兩個階段，此時，女性的總勞動時數每週平均高於男性2小時。由圖4可知，在有未成年子女的生命階段，可能處在需要同時照顧年幼與年長家人的三明治時期，再加上密集教養文化與高齡化現象，使得工作與家庭蠟燭兩頭燒的狀況最為明顯。
圖4：不同生命階段的總勞動時數
跨世代的觀察能夠進一步探究社會發展的趨勢
（圖5，淺色表示因為樣本數太少可能出現的偏差值）。[3]就男性的總勞動時數而言，跨世代有最明顯改變的是有0-6歲小孩的階段，工作時間小幅度增加，但照顧時間明顯成長，以至於這個階段的年輕世代男性，總勞動時數比以往的世代高。女性的勞動總時數，只有單身、無0-17歲小孩的階段，在跨世代的變化上不明顯，其他階段都有跨世代增長的趨勢，其中，有伴侶、無0-17歲小孩的年輕世代女性，是因為工時明顯成長所致，而在有未成年的小孩階段，工作與照顧時數都快速增加，特別是女性的照顧時間有可觀的成長。簡要來說，圖5突顯了年輕世代在照顧上的重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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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不同世代的總勞動時數
Q3：臺灣的性別分工是否和其他國際社會有差異？
本文藉由Kan等人（2022）的研究來回答這個問題，Kan等人將東亞國家的性別分工狀況與各福利體制國家相比（計算的單位是每日分鐘數，有些年度因為作者收集了不同資料庫的數據所以有多個點）。首先（圖6），臺灣男性與女性的工作時間都很長，高於西方各福利體制國家的平均，男性大概只低於日本，女性則和中國並列前茅。就男女工作時間的差異而言，臺灣逐漸與西方各福利體制國家趨同，而日本和韓國相對上還是男女工作時間差異比較大的國家。
就家庭內部勞動時間而言，臺灣男性和東亞其他國家大致差不多，都低於西方各福利體制國家，臺灣女性大致低於日本、韓國、南歐。臺灣男女家庭勞動的差異，相較之下與南歐類似，但小於日本、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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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工作與家庭勞動時間的跨國比較
圖7呈現東亞國家與西方各福利體制國家的男女總勞動時間，值得留意的是，平均來說臺灣女性的總勞動時間是當中最高的，以及男女總勞動時間的差異僅次於南歐，位居第二。
圖7：總勞動時間的跨國比較
從本文以上的描述分析可以看出，臺灣正處於學者所稱性別革命的第一階段，也就是女性增加有償的市場工作時間，而且進展相對比日本、韓國快；不過，在推動性別革命第二階段卻相對比西方各福利體制國家慢（南歐除外），例如：職家友善政策的制定與推動，以致於臺灣的總勞動時數相對高，特別是女性。另從跨世代的分析數據可以發現，除了長工時，在照顧需求上的增加，是臺灣總勞動時數增加的主要原因，特別是有未成年小孩的三明治階段。推動友善的職場環境、公共托育與照護，以及性別平等文化，都是臺灣未來需要努力的方向。
[1]本文使用「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庫1996, 2002, 2012, 2015, 2021 及2022年的資料，由於資料的限制，有些數據只能使用部分的調查年度。例如：計算工作、家務、照顧的時間總和，只有2012, 2021及2022年有完整的資料。另外，樣本年齡限制在20-59 歲，一是方便對照文中談論國際比較時所使用的研究（Kan et al. 2022），二是因為這群人在時間運用上，正面臨工作與家庭都有高度需求的時期。分析樣本也不包含退休或高齡、身心障礙、生病不能工作、學生、服兵役、軍人，這些群體在工作、家務、照顧的樣貌需要另外討論以求精確。最後刪除極少部分有遺失值與不合理值的樣本。細節請參閱每個表格下方的說明，並留意有些類別的樣本數較小而有潛在偏誤的可能。
[2] 有學者將女性在勞動市場全職工作後，要負責家務與照顧勞動稱為第二輪班（Hochschild, 1989），情緒勞動為第三輪班（Hochschild, 1997），以及因家務或照護中斷睡眠為第四輪班（Venn et al., 2008）。近年有學者（Daminger, 2019）提出認知勞動（cognitive labor），意指家庭中與預測需求 （anticipation）、確定方案（identification）、做出決策（decision-making）和監控進程 （monitoring）相關的勞動。
[3]有些調查年度無法得知受訪者與同住小孩的親屬關係，所以圖5中1950s與1960s出生世代，處於有0-6歲小孩階段的人，同住小孩有可能是親生子女、或者隔代教養、三代同堂的孫子女，因此數據有低估的可能，加上樣本數也很少，所以圖上用淺色表示潛在的誤差。不過，這不影響圖5所呈現的結論。
參考文獻
Daminger, Allison. 2019. “The Cognitive Dimension of Household Labo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4(4): 609-633.
Hochschild, Arlie. 1989. The Second Shift. London: Penguin.
Hochschild, Arlie. 1997. The Time Bind, When Work Becomes Home and Home Becomes Work. New York: Owl Books.
Kan, Man-Yee, Muzhi Zhou, Kamila Kolpashnikova, Ekaterina Hertog, Shohei Yoda, and Jiweon Jun. 2022. “Revisiting the Gender Revolution: Time on Paid Work, Domestic Work, and Total Work in East Asian and Western Societies 1985-2016.” Gender & Society 36(3): 368-396.
Venn, Susan, Sara Arber, Robert Meadows, and Jenny Hislop. 2008. “The Fourth Shift: Exploring the Gendered Nature of Sleep Disruption among Couples with Childre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9(1): 79-97.
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專題中心，2023 ，豬隊友或神隊友的世代變化－「家庭動態調查」追蹤資料初探。https://survey.sinica.edu.tw/?p=17213&lang=zh
有關夫妻雙方於工時和家時上，若有一方「自願」放棄工時，則相對提升家時是可以預測的反應(除非有錢到可以請傭人)。比較需要處理的會是「不自願」放棄工時(想工作卻被要求放棄工作者)，又或是維持工時的情況下卻又負擔高家時的處境(上班外還要處理家務)。至於面對此問題是否能改善少子化現象，我會說「我希望能管用」。少子化是國家發展中必然的現象，政府既無心也深知不可解，往往也只是敷衍民間意見以及學者的「專業」見解。實際上還是根基於男女都有社會生存能力後必然的結果，放心看待即可，唯一能慶幸的只有你是比較早出生，而不是現在才出生的小可憐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