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類眼神看凡人世界
當我們搭公共運輸工具時，快速上下車，對許多人而言習以為常；遇到輪椅使用者，司機下車為其拉下斜坡板，斜坡板卡住，司機花了一些時間才拉下，待輪椅使用者上車後，司機收回斜坡板，再回到駕駛座繼續開車，總共花了五分鐘，公車才再度啟動。有位趕著要上班的乘客抱怨說，既然這位輪椅使用者行動不方便，就不要出門耽誤別人的時間、應該要請家人開車接送就好，車上多數乘客也紛紛點頭表示同意。這獲得多數乘客同意、看似合理的論述，其實已經說明了，社會大眾對搭乘工作交通工具的乘客，預設了特定身體狀態──必須能在沒有支持的情況下、快速上下車，而這個要求並不會被寫在乘客須知上。這種「預設了特定身體／心智狀態才是『正常』」的空間設計與乘客反應，顯示了「健全主義」（Ableism）在日常生活中的運作。
「建中生大概不知道，光是你讀的是『建國高中』，就已經是一種特權了。」這句話，近日在社群平台脆（threads）引發熱烈討論。不乏曾經和現任的建中生氣憤地認為這是「魯蛇」對人生勝利組的不滿，也有人舉證歷歷強調自己的努力，駁斥不勞而獲的特權。到底什麼是「特權」？為什麼我們對「特權」一詞這麼敏感？被指出擁有「特權」的人，為什麼會覺得不舒服，甚至憤怒？網路上的爭論不休，是體現魯蛇的嫉妒？還是特權者的傲慢？ 什麼是特權？ 特權是特定群體和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不完全是通過後天努力或才華取得的成就或功績。特權並非存在於平行時空，而是鑲嵌於日常生活中許多被視為自然、中立的制度與設計之中。例如，當工具的設計以右撇子為標準，左手使用者必須花費更多時間與心力適應不便（右撇子的讀者，不妨試著用左手開門，或以左手使用剪刀等工具，感受「卡卡」的感覺）；又如公共場所中女廁經常大排長龍，反映出公共設施的配置長期以男性身體和使用需求作為常規，卻很少受到質疑和挑戰。
你覺得女性對於生育決策有發言權嗎？如果有的話，哪些因素會讓女性在生育決策上的發言權提高呢？在討論女性對於生育決策有沒有發言權之前，我們先來討論女性在家中有沒有發言權這件事。 關於女性在家中有沒有發言權，一直是社會學家及家庭人口學者關注的焦點。其中最熱門的研究議題，莫過於哪些因素影響了家中女性做家事的時間？為什麼要從做家事來談呢？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Gary Becker的角度來看，婚姻是男女雙方為了極大化兩個人的生活福祉（well-being）所發生的結合。[1]為了極大化兩個人的生活福祉（即「養家活口」和「照顧家庭」），不可避免地要將兩個人的人力資本或其他資源進行理性、有效率地分配。由於在1960-1980年代的西方社會，男性所擁有的人力資本（如教育程度、年資等）通常較其女性配偶高。所以一般常見的分工方式就是男性出門賺錢養家，女性在家裡負責家事，或是照顧小孩及其他家中成員。在這樣的家務分工之下，大多數已婚男性皆為家中經濟的掌權者，所以他們在家中講話也可以比較大聲。相反地，女性由於在當時的人力資本較低，在勞動市場中較難取得優勢（如錄用或升遷）。因此，已婚女性在家中的發言權也較低，被分配到的家庭角色往往是處理家務、照顧小孩或其他家中成員。然而，許多文獻觀察到的一個現象是，若已婚女性在家中的經濟地位有所提升，那麼她做家事的時間也會下降。此即所謂的「相對資源論」（relative resources theory）。
▌何謂「青年」？ 首先先定義什麼是青年，年齡定義，大概會是在15歲到29歲之間，青年這個階段是一個設定之後職涯發展很重要的一個階段。 ▌青年研究的重要性 從生命歷程的角度來講，青年這個階段，你需要完成你的訓練，訓練在當代的教育制度裡，就是要完成你的教育或學業，或者你可能是學徒，你就要完成你的這個訓練。選擇你受的教育，譬如比如說技術學院、一般大學，甚至進入到學校的文組、理組。 對於社會學來講，我們都認為說這個是不同的管道，或者是軌道，這些軌跡其實都是由各個社會制度所規定出來的。
▌如何想像一個淨零碳排的社會？ 請大家一起來思考：如果從現在到達成淨零碳排目標，我們的社會，會看到怎麼樣的一個變革？ 電力系統，我們現在用的火力發電可能就會全面被汰換，用大量再生能源取代，配合很多儲能設施，交通路上看到這些運具，基本上會全面的電動化，甚至一些生活場景也都會有新科技的引入。 那所以我們想像的會是一個很全方位的巨大社會變革。
一、前言：第三波威權化與銳實力 近年來，全球民主國家面臨第三波威權化（autocratization）的壓力（Lührmann and Lindberg 2019）。這一波威權化除了來自全球貧富差距、民主國家政治極化等因素外，也緣起於俄羅斯與中國等威權國家的對外擴張。為了說明威權政體如何跨境影響民主政治，國際關係與政策社群提出「威權銳實力」（sharp power）概念。相較於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硬實力」（hard power，如軍事與經濟）與「軟實力」（soft power，如社會與文化影響力）（Nye 2004 [1990]），銳實力指威權國家運用資訊戰、媒體滲透、教育、宗教與文化策略，塑造他國輿論與政治議程，以達成其國際與安全利益（Walker and Ludwig 2017）。 然而，威權推廣（autocracy promotion）與銳實力研究也遭到批評。學者提醒，若未釐清主要行動者與海外代理人、行動動機與利益、具體手段與實際效果，便輕率談「輸出威權主義」，容易滑向陰謀論，或高估威權國家對外干預能力（Brownlee 2017; Tolstrup 2015; Way 2015, 2016）。也有研究指出：威權政體彼此扶持、維持政權穩定，比主動推翻他國民主來得常見，因此主張「威權支持」（autocracy support）比「威權推廣」更能貼近現實（Yakouchyk 2019）。在此辯論中，「銳實力」一詞並不預設威權一定能成功輸出，而是聚焦在資訊、文化與組織操作本身，其目的可能是支援友好政權、削弱民主程序，或影響菁英與群眾的認知。 就中國而言，既有研究多著重「一帶一路」等經濟補助如何穩固友好政權（Bader 2015），或描繪中共在海外的組織網絡、媒體投資與科技滲透（Walker 2018; Walker et al. 2020; Hoffman 2021），但對其中的動機、實際運作與社會回應，仍缺乏細緻的社會學分析。臺灣學界的中共研究，多從黨國史料出發，分析對外宣傳與統一戰線（賴名倫、張廖年仲 2019；寇健文 2019）。這些研究雖未必使用「銳實力」概念，卻細緻揭露黨國實作，與國際理論形成互補。
日治時期，原住民姓名雖被登錄為日文音譯，但仍能保留傳統姓名。直到國民黨來台後，原住民被強迫改用漢名，不能在戶口名簿、學校或身分證上登錄自己的名字。這樣的規定長達幾十年。直到1990年代，隨著台灣民主化與原住民運動興起，政府才開放原民姓名登錄。到今天，約有5%的原住民在身分證上正式使用原民姓名。對許多原住民而言，這樣的改變，不只是形式上的，更代表一種「重新認同自己」的行動。那麼，對隨著家庭遷移到都市居住的原住民青少年來說，他們在學校也能使用原民姓名，又能講自己的族語，這些族群認同的表現，會正向的提高他們的自我概念，有助於與漢人同學相處、適應以漢人學生的需求所設計的學校嗎？就讀於以漢人為主的學校的經驗，他們因此所發展出來的，與漢人關係的適應方式又是什麼？ 我們於2018年在北台灣（台北、新北、宜蘭）隨機抽取39個高中，共有1,144名年齡在16-19歲之間的原住民學生，進行結構式問卷的調查。這些資料之所以重要，乃因這是首次有較大規模的都市原住民青少年接受社會學者所進行的調查，讓我們得以提出經驗性的證據，回答前段的關鍵性問題。
臺灣學生參與校外補習的情況有多普遍？什麼樣的學生比較傾向去參加校外補習？學生參與校外補習的普及程度有逐年提升嗎？諸如此類的問題，深受學生、家長、教師、補教業者、教育研究者、制定教育政策者及大眾傳播媒體所關心。 補習的普及與分布情形可以反映出升學考試制度對學生學習生活的影響，以及不同背景學生間的學習機會差異，本研究使用2019年「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調查」（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的八年級學生樣本，分析臺灣學生參與數學與自然科學校外補習的普及程度，並進行跨30個國家／地區的比較，以區辨臺灣校外補習現象與其他國家的異同。臺灣八年級學生隨機樣本約4,500份，來自200多所國中。在本文中，校外補習或稱補習，並不包含學校內的課業輔導活動或晚自習。 除了跨國比較補習的普及程度，本研究亦分析學生性別、學校所在城鄉別、家庭社經地位及學科表現等變項與補習參與的關係，藉以釐清補習活動究竟是擴大還是縮小學習機會的不平等，而這也是過去國內外補習研究所側重分析的層面。 此外，本研究分析臺灣2015年與2019年之間補習普及程度的變化趨勢。這項跨年分析有其政策意涵，因為高中「免試入學」政策與「國中教育會考」（簡稱國中會考或會考）於2014年開始實施，旨在降低學生的考試壓力，減少學生參與補習的需要。本研究的跨年分析可以呈現2014年高中入學政策改革之後，學生參與補習的消長。本研究涉及許多面向的分析，包含跨國與跨年的面向，並連結多項個人特質與補習的關係，目的是要多方面呈現臺灣國中學生參與補習的現象，提供較完整的理解。
聲音，是物體震動產生的能量波，它們穿透水、空氣、固體等介質，被聽覺器官感知，最終由大腦解讀為各種聲音。以生理尺度來看，耳朵只是傳導的管道，真正讓聲音被聽見與聽懂的，是大腦的理解與召喚。是以，研究戰前台灣流行音樂的學者洪芳怡（2020：34）指出：「聆聽」不只依賴肉身的耳朵，還需要文化的耳朵。 這也意味著，每次「聽見」，都是物理波動與文化詮釋的交織，是個人感官與社會結構間的對話。當我們聽見聲音時，也同時啟動一套文化編碼：語言的辨識、情感的投射、記憶的共鳴，乃至社會規範的引導。就像有人說，每每搭機飛抵台灣上空，就算離鄉未久，但只要聽到降落前機艙內播放的「雨夜花」等台灣民謠，總會忍不住熱淚盈眶。這看似莫名的眼淚，正是聲音和文化、個人情感與記憶對話的產物。 1960年代末，加拿大作曲家穆瑞．謝佛（R. Murray Schafer）在西門菲莎大學主持「世界音景計畫」（World Soundscape Project, WSP），提出了「聲音地景」（Soundscape）的概念。該計畫針對城市與鄉村空間聲音，進行系統紀錄和分析，讓大眾理解：所謂「聲音地景」，不僅僅是自然聲與人工聲的總和，更包含了難以捕捉的環境聲響，以及其所承載的文化脈絡、社會意象與集體記憶。
本文探討內閣性別比例的問題，或是更廣義的女性政治參與的問題。我們從以下三個角度來談這件事情： 一、為什麼婦女團體一直在倡議一定比例的女性內閣閣員？ 二、為什麼談到女性內閣閣員或是性別比例的時候，就會有人「要看能力不看性別」？到底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三、民主社會中，女性如果要在國會或是在政治席次裡佔一定比例，這樣子對嗎？不是應該自由選舉嗎？有女性加入、性別比例提高了之後社會會更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