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身成家

陳昭如／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單身不成家？

農曆春節將近，年貨商品處處可見，而紅包袋當然是少不了的一項。近年來，琳瑯滿目的紅包袋架位上出現一款上頭印著「我單身，我驕傲」的紅包袋，有的還再加上「別催婚」三個字。「別催婚」拒絕親友對於「結婚成家」的期待，指出好意的關切實為不受歡迎的壓力；「我單身，我驕傲」則直球對決以「結婚成家」為理想人生安排的預設，宣示單身狀態既非偏差、也不可恥，是足以為傲的身分認同。與此呼應的，是公開自稱「驕傲單身」（proudly single）的印度女性。[1]

如果有人拿出印著「我已婚，我驕傲」的紅包，很容易被認為是在炫耀自己符合「理想人生」的要求；炫婚搞不好比炫富更惹人厭，何況已婚並非污名。因此，市面上未見這種紅包袋商品。在年節時刻給出「我單身，我驕傲」的紅包則需要勇氣：一種敢於在年節相聚的親屬網絡中，公然表達反對婚姻常規、並揭露單身狀態的勇氣。雖然單身化的現象已成為世界趨勢，但這樣的「與國際接軌」不見得能成為此種勇氣的後盾。因為許多人將單身現象的成長視為人口危機與婚家制度崩壞的徵兆，認為應以支持婚家的價值運動和政策法律來遏止，甚至逆轉這樣的現象。臺灣政府推出單身聯誼與婚育宅政策，投注大量資源研究如何挺婚、催生；美國的川普政府及保守派智庫也不遑多讓──其交通部將資源優先多分配給婚育率較高的地方；[2]極具影響力的傳統基金會剛推出的新政策白皮書中，甚至主張為單身者舉辦婚姻特訓營、給予成婚者獎金並安排婚姻導師。[3]另方面，也有些人認為單身化的趨勢展現了性別平等與個人自由的進展，應該獲得支持，而非遭受否定或被歧視。印度不只有驕傲單身，也有如「單身女性權利全國論壇」（National Forum for Single Women’s Rights）等團體，推動促進不同處境單身女性權利的政策與制度。近年來頗受國際矚目的南韓女性主義「四不運動」（4B movement）更以「不婚、不生、不戀愛、不性交」作為女性主義的人生想像，拒絕參與國家所規劃的婚育未來。[4]

這兩種對單身的不同態度，顯示了單身現象所面臨的歧異觀點。知名的單身研究者、女性主義心理學家Bella DePaulo提出兩種研究單身的觀點：一是伴侶中心（couples-centered），二是單身中心（singles-centered）。[5]伴侶中心觀點以已婚或有穩定伴侶關係為標準來衡量單身狀態，認為婚姻與羅曼關係才能算是「真正的家」；因此，單身往往被描述為一種欠缺──孤單、不快樂、渴望尋求親密伴侶的暫時狀態，由此導出種種的缺陷論述（deficit narratives），單身不成家。單身中心觀點則將重點放在單身者身上：單身不是孤寡無家的悲慘狀態，而是一種可以自由且豐富的生活形態與生命選擇，擁有友誼、手足與其他親人等各種相互支持陪伴的關係，這些關係本身就具有正面價值，不是婚姻的替代品。單身亦成家，只是不被認可。她主張用單身中心的觀點來正面研究單身、瞭解單身，而不是用伴侶中心的觀點負面看待單身，強化婚姻至上。

定義單身

DePaulo所提出的兩種單身觀點，有助於檢討單身論述背後的預設，包括用語的選擇。舉例來說，「未婚」一詞往往預設了結婚是應抵達的人生里程碑。DePaulo就曾質疑，為什麼人們不說有結婚的人是「非單身」（unsingle），但要說單身的人是「未婚」（unmarried）？[6]為什麼是單身的人得解釋自己為何單身，而不是有結婚的人要說明自己為何結婚？

不過，我們仍須界定什麼是單身。定義單身是個困難的工作。一種簡單且常用的定義，是以有無法律上的婚姻關係為指標，沒有結婚就是單身。在這種定義下，所有人皆生而單身。理論上，所有未滿法定結婚年齡的人原則上都是單身，因為她們無法合法結婚。然而，「這是個單身寶寶」、「那是個單身的五歲小孩」的說法可能令人感到荒唐可笑，因為人們通常不期待、也不認為新生兒或五歲小孩有羅曼關係可言；在計算單身人口或研究單身現象時，將寶寶與小孩計入也顯然沒什麼意義。相反地，人們對於晚期單身（late singlehood）現象則相對有興趣，例如人口學試圖瞭解人們為何晚婚或中年之後仍不婚，其所彰顯的婚姻體制與文化的變化。[7]

包括臺灣在內的許多國家，以及國際人口統計在蒐集計算婚姻狀況資訊時，通常以15歲為起點。這主要是考慮到各國的最低法定結婚年齡不同以及跨國通婚的狀況所劃定的年齡線。因此，在解讀人口統計的單身率時，必須考慮年齡與各國不同的結婚規範（包括法定結婚年齡、是否承認習慣婚姻或事實婚姻等等）。臺灣現行的法定結婚年齡為18歲，但在現行新法於2023年生效前的結婚年齡規定則為男性18歲、女性16歲。舊法的立法理由充分顯示婚家圖像的性別分工預設：男性必須取得養家能力，所以不能太早婚；女性負責生育且較早發育成熟，因此可以較早婚。而且，在成年年齡為20歲的舊法時期，單身的未成年人不具有完全行為能力，（經父母同意的）已婚未成年人則因為結婚而取得完全行為能力，被當作成年人看待。這是一種民法上行為能力的「婚姻療法」（以婚姻來治癒不完全行為能力），是以伴侶中心觀點來看待單身的一種制度安排。

以法律上無婚姻關係來定義單身，也可能面臨其他問題。例如，有些人可能有同居伴侶、非共居伴侶（living apart together）或其他穩定的羅曼關係，這種伴侶關係有時候可能被以類似婚姻的方式來對待。大法官就曾經認定，配偶間的贈與可以免稅，主客觀上都像是婚姻般共同生活的異性伴侶之間的贈與卻不能免稅，有違反平等之嫌；[8]在司法實務上，也曾經有法院認為可以將有關婚姻的身分與財產規定類推適用到這類伴侶（事實上夫妻）之例。[9]在前述狀況，法律上無婚姻關係的單身，卻被認為應該、或可以當成已婚。此外，也有的已婚者可能被當成單身來對待。例如，與配偶分居的已婚者，在符合一定的條件下，[10]可以像單身般報稅（不必與配偶合併申報）。社會學家沈秀華所界定的「情境單身」（situational single）[11]則是維持已婚身分，但透過距離的移動而形成的單身狀態／實踐。

因此，單身可能是指一種「位置身分」（status），或者是一種認同身分（identity）；[12]可能是法律上單身（且社會上無伴侶或有伴侶），也可能是社會上單身但法律上有配偶，不必然對應到沒有法律上婚姻關係的狀態。人們可以根據不同的研究目的與設計來定義單身，但必須留意單身和有伴之間的區分可能很模糊。[13]單身也是一個具有交織性的概念，[14]貧窮老年單身女同志和中產階級的中年異性戀男性同為單身，處境卻可能大為不同。此外，單身也經常被與單人家戶（single-person household）或「獨自」（solo）混為一談。居住在單人家戶的人不一定是單身，尤其是在有戶籍制度、且存在人籍不合一現象的臺灣，戶籍上的「單獨生活戶」甚至不一定實際上獨居。獨自行動的人也不一定是單身。「孤獨的美食家」節目的主角被設定為單身，但已婚或有伴者也可能獨食，單身者可能和親友共食。將獨自與單身混為一談，或許正表現出對單身生活的一種刻板印象：總是獨自行事。實際上，許多單身者擁有與朋友和親人共同經營的生活，也有些有伴或已婚者享受獨食或獨旅的樂趣。

再者，單身意識也可能是情境脈絡的產物。甫於2025年底過世、身為單身母親且為單身研究者的社會學家Kay Trimberger曾經提到一個有趣的例子：[15]印度單身女性知識分子Urvashi Butalia 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的單身身分，不是在印度，而是在英國。她到英國時，赫然發現英國文化極為重視伴侶關係（尤其是異性戀），一個人如果沒有伴侶，就顯得很有問題、很古怪，是被同情的對象。

分類單身

「志願／選擇單身」（voluntary single, single by choice）與「非志願／機運單身」（involuntary single, single by chance）是常見的分類。前者著重單身作為一種選擇，後者則強調單身狀態的不得已或偶然結果。這種區分極少或不見於已婚群體的分類（很少人會說「志願已婚」或「非志願已婚」），正說明了單身是婚姻常規下的例外狀態。不過，確實有些人是因為制度上的結婚限制而被迫單身，例如想要結婚，但因為同性、障礙者或軍人等結婚限制而不得結婚的人們。此外，看過「混沌少年時」（Adolescence）影集的人們應該都對「被迫獨身」（incel, involuntary celibate）[16]這個詞彙並不陌生，該詞在現在通常是指那些認為是女性主義的影響害自己沒有性經驗或性伴侶，敵視並貶抑、甚至施暴女性的無伴男性。

「驕傲單身」可能源於偶然，也可能出於選擇。DePaulo提出一種極致的單身類型，稱之為「真心擁抱單身」（single at heart）。[17]這些人打從心裡認同單身是最適合自己的人生型態，真心熱愛單身生活，認為單身可以是一種值得擁抱、具有正面價值的生活，而不是把單身當成「暫時找不到對象」的臨時狀態。我們可以說，真心擁抱單身者也真心反對女性主義哲學家Elizabeth Brake所稱的「獨尊羅曼愛與婚姻關係」（amatonormativity）。Trimberger則以「新單身女性」（the new single women）[18]一詞，描述一群積極創造有意義人生的單身女性：擁有充滿滋養的家庭、從事令人滿意有成就感的工作、對自己的性與情慾感到舒坦自在、與下一代保持連結、與親友互相照顧，並且主動打造支持性的社群網絡。

還有的研究者用居住安排與關係狀態兩個面向來分類單身，將單身分為三類：有伴侶的成人獨居（可能有或沒有未成年小孩）、無伴侶而與他人共同居住，以及無伴侶且獨居。[19]我們也可以用是否有小孩來將單身區分為單身無子和單身有子兩類。社會學家Rosanna Hertz就指出，[20]單身可以指沒有羅曼伴侶、也可能是指沒有一起養育孩子的伴侶（單親）。我們還可以依據其是否曾進出婚姻，將單身者區分為未曾結婚、離婚與喪偶。後兩者因為曾與婚姻制度發生關係，因此即便「恢單」，仍可能持續獲得婚姻紅利（例如離婚配偶年金），或者遭受不利（例如喪偶者的禁婚親限制）。在這些單身群體中，單親、離婚與喪偶者是長期受到研究與制度政策關注的類型（例如特殊境遇家庭）；未曾進入婚育體制的單身無子者（特別是屬於生育年齡）則是最被挺婚催生政策關切的類型，特別是少子化的國安危機化，更助長了對單身無子的歧視。[21]

單身歧視

        DePaulo曾經說，對單身者的污名、邊緣化與歧視，是21世紀「無以名之的問題」（the problem that has no name），[22]因此她將此命名為單身歧視（singlism）。[23]她列出單身歧視的種種樣態，包括象徵性的貶抑與刻板印象（例如被認為自私不負責任、過著有缺陷的人生）、社交與人際關係的排除（例如以伴侶或婚家為聚會的單位），以及法律和政策制度上的婚姻優惠所對應的單身不利（例如無法享受職場上的婚姻福利、但被優先要求加班或出差）等等。她也將對無子者的歧視稱為單身歧視的表親（singlism’s cousin）。[24]單身歧視也表現在資料上的不平等（data inequality），[25]例如諸多政府統計缺少婚姻狀況（以及子女）的指標，讓單身歧視因為資料匱乏而被隱形化。吳嘉苓和楊涓就指出，生育統計著重已婚男女孕產經驗而「窄化女性、隱形男性」的特性。[26]

左圖：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中公開標舉婚姻是穩定社會的磐石；右圖：司法院釋字第807號解釋中，宣稱夜間工作與日常家務的雙重負擔與單身女性勞工毫不相關。

象徵性的單身歧視不只存在於社會生活中，也可能出自官方言論。臺灣的大法官就曾經在宣告同性婚姻自由應受保障的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中，公開標舉婚姻是穩定社會的磐石；[27]在認定女性夜間工作禁令的司法院釋字第807號解釋中宣稱，夜間工作與日常家務的雙重負擔與單身女性勞工毫不相關。[28]美國的大法官同樣把保障同性婚姻建立在婚姻至上主義之上：[29]不僅在要求全美各州承認同性婚姻的判決中向婚姻致敬，[30]還在判決中把單身描繪為無比悲慘的狀態──「婚姻回應了人們普遍的恐懼：一個孤獨的人出聲呼喚，卻無人回應」、「（當事人）希望免於被判處孤獨的命運，不被排除在最古老的文明制度之外」。不知道在主筆的首席大法官Anthony Kennedy宣讀判決時，在場的單身女性大法官Sonia Sotomayor（曾短暫結婚）和Elena Kagan（其不曾結婚且無子的狀態在被提名時引發全國關注）[31]心中作何感想？結婚多年、但丈夫當時已過世的「不傳統的傳統女性」大法官Ruth Bader Ginsburg[32]，同意Kennedy的婚姻觀嗎？

物質性的單身歧視存在於各種生活面向，包括常被討論的「單身稅」（singles tax）[33]。連剛上任的紐約市長Zohran Mamdani在競選時，都被問到他對單身稅的態度。[34]雖然歷史上在納粹德國、法西斯義大利、英美等國，曾有主要針對單身男性而課徵的「單身漢稅」（bachelor tax），但現在所稱的單身稅其實並非直接基於單身身分所課徵的稅，而是像「粉紅稅」（pink tax）一樣，是女性主義稅法學者Bridget J. Crawford所稱的「稅喻」（tax trope）[35]，用來指涉所有因為單身／單人生活而在居住、交通、食物等各方面增加的財務支出與負擔。臺灣與其他國家曾出現的課徵單身稅爭議，其實所指的是對「達到特定年齡而無子者」的課稅；[36]這也證明無子歧視是單身歧視的表親。人們也常主張，稅法上的婚姻優惠（例如配偶所得合併計算所產生的租稅紅利）反向造成稅法上的單身懲罰。[37]（已婚）父母照顧小孩是盡義務，可以申報扶養扣除額；（單身）姑姑照顧兄弟姐妹的子女則被當成「做功德」，往往無法獲得扣減。[38]不過，並非所有已婚伴侶都可以同等享受租稅的婚姻優惠。所得合併計算的婚姻紅利，主要獲利者是性別不平等分工的婚家（由養家者與持家者所組成）、尤其是已婚男性；雙薪家庭不一定能蒙受其利，合併計算所得甚至可能導致稅率提高而遭受婚姻懲罰。

單身歧視往往透過社會與法律的相互作用而形成，但不是所有的單身歧視都能直接透過法律對抗。親友逼問「什麼時候要結婚？要不要幫你介紹對象？」令人厭煩，然而被催婚的單身者無法在法律上主張親友的逼問侵害了自己的單身尊嚴人格權。單身者如果被已婚朋友排除於社交圈之外，可以感嘆因為朋友結婚而淡去的友誼，卻不能控告不邀請自己參加聚會的已婚朋友侵犯建立親密社會關係的權利（the right to associate）。不過，如果是雇主在面試時詢問求職者的婚姻狀態與結婚計劃，就有構成法律上歧視的可能，但仍需視脈絡而定。例如，雇主的詢問如果是要將婚姻狀態或計劃作為聘任與否的理由，就可能構成就業服務法所禁止的婚姻歧視。

要在法律上主張單身歧視，通常要有禁止婚姻地位歧視的規範為依據，或者是將禁止其他歧視（例如性別歧視）的規範解釋為包含婚姻地位歧視。CEDAW和非洲人權與女性權利憲章議定書（Protocol to the African Charter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of Women in Africa, 簡稱the Maputo Protocol）是罕見明文禁止婚姻地位歧視的國際與區域人權公約；世界上也僅有極少數國家在憲法明定禁止婚姻或家庭地位歧視。不過，有一些國家（包括臺灣）透過憲法解釋或制定法律來禁止婚姻地位歧視。值得注意的是，婚姻地位歧視的禁止，往往源自於要避免人們因為進入婚姻而遭受不利，也經常用在處理已婚者遭受歧視，而很少用來保障單身者。以女性結婚後就需離職的「單身條款」為例，雇主採用單身條款可以使用較便宜的（年輕）單身女性勞動力，並有助於維持男性養家者的婚家秩序；禁止單身條款的重點則在於避免女性為了保住工作而被迫單身，讓女性可以兼顧婚姻與工作。這是在支持婚姻，而非肯定單身。

反對單身歧視不是要追求擴大所有的婚姻特權。婚姻既有特權、也有壓迫，更有交織性的作用，因此我們必須區分作為公民身分的特權，以及作為壓迫機制的特權。[39]「等者等之」的相同待遇，可能是一種粗糙且罔顧交織性的形式平等。追求單身平等不應簡化為把單身者和已婚者相同看待，而是打造不透過婚家中介的平等公民身分。[40]例如，要改革單身姑姨所遭受的制度性不利，必須同時考量照顧與依賴的私化。[41]晚近受到熱烈討論的兄弟姐妹特留分爭議也是一例。主張廢除者的理由之一，是認為這構成單身歧視：特留分不當限制了單身者以遺囑處理遺產的自由，而且不公平──單身者的兄弟姐妹可以對單身者的遺產主張特留分；而單身者雖然也可以對兄弟姐妹的遺產主張特留分，但已婚兄弟姐妹的配偶也有特留分保障，況且如果已婚兄弟姐妹有子女，繼承順位在後的單身者便無法繼承。暫且不論特留分制度在女性爭產的遺產紛爭中所扮演的角色，[42]如果僅廢除兄弟姐妹特留分、但保留父母子女和配偶的特留分，很顯然是強化了以核心家庭為重的婚姻至上主義。就像現行民法規定，僅有死者的父母、子女和配偶可以向加害者請求非財產上的損害賠償，因此單身死者的兄弟姐妹（或其他重要他人）無法向加害者求償。雖然有人主張這種排除兄弟姐妹的規定違反平等，聲請憲法審查，但大法官不予受理。[43]而且，再考慮到多年來的兄弟姐妹遺屬年金請求權爭議，更凸顯了在法律上全面重新評價兄弟姐妹關係並檢討相關制度的必要。私部門的單身勞工如果沒有父母子女，死後的勞保遺屬年金可能全數歸公；如果有兄弟姐妹，則必須是該勞工生前所扶養的對象才能請領遺屬年金；反之，如果是扶養該勞工、而非受其扶養的兄弟姐妹，則不能請領。

單身的自由與平等

單身歧視不是單身狀態的全部。志願單身或真心擁抱單身者選擇單身生活的重要理由之一是自由。有些時候，和他人間的法律上陌生人關係正是自由的來源。單身者外於婚姻制度，也外於婚姻內的壓迫。例如，單身者結紮或墮胎無需配偶同意，雖然在我國法律上，單身結紮必須符合優生與健康事由，實際上也可能碰到醫師不願為之結紮的狀況。單身母親也因為是在婚姻之外生育，在法律上可以單獨決定小孩的姓氏，無需與配偶協商約定，雖然同時必須承受非婚生污名。[44]單身者的性伴侶不會因為婚外性而遭受侵權求償，除非該性伴侶自己是已婚身分。

婚姻至上主義的社會文化與法律體制，對單身自由的積極保障太少，給婚姻的優惠性差別待遇太多，而且並非所有婚內人都同等受惠。什麼樣的社會可以實現單身的自由與平等？有的人主張應該廢除婚姻、打造無婚國度，[45]或者廢除家庭；[46]有的人認為應該極簡化婚姻，[47]還有的人認為國家應該採取單身中立。[48]願景的圖像可能很多元，但起點可以同一：讓我們從看見單身處境、批判並對抗單身歧視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