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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淪還是提升?國際階層體系裡的流動

丁允中/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   日前一則新聞報導指稱,台灣的薪資水準與墨西哥看齊,引起許多人慨嘆台灣的發展大不如前。雖然事後發現該報導所引述之指標,實為誤植,台灣薪資水準相較於墨西哥仍有相當幅度之領先,但仍引起對於台灣的發展是否「向下沉淪」的討論與質疑。 在一般大眾的討論裡,許多人在講到台灣社會發展或政經情勢時,常會習慣地用「向下沉淪」或「向上提升」這類說法。要回應這種焦慮,我們可能必須先確認國家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階層體系,然後探討這樣的階層體系內部的流動與升降,然後我們就能繼續追問:從國際發展比較的角度來看,台灣在發展上有所流動嗎?程度又有多少? 在思考與回應這些問題上,尤其是針對台灣發展現況的「定位」問題,我們可以從世界體系的網絡分析中,獲得一些啟發。所以本文將先簡單介紹世界體系理論,以及此理論如何理解國家間的不平等,其次介紹世界體系理論與網絡分析的結合,並延伸探討世界體系的網絡分析如何測量、評估世界體系階序的結構與流動;最後,則藉由上述的分析觀點,簡單地討論一下台灣在世界體系中的位置及其影響。 喊拚經濟之前,先好好思考台灣在世界體系中的定位和影響是什麼。 圖片來源:https://goo.gl/jVtRVS。   世界不是平的:依賴發展與世界體系 在有關經濟發展的論述中,最常聽到的論述,是以現代化為基礎的經濟發展理論,它強調自由市場的重要性,認為各個國家只要利用在國際市場上的比較優勢來進行貿易上的競爭,就能循序漸進,取得一定程度的經濟發展,讓經濟水準向上提升。在這樣的觀點裡,開放市場、自由競爭被認為是開發中國家邁向經濟成長的法門。「世界是平的」,理想上只要遵從這樣的原則,努力「拚經濟」,要趕上已開發國家的經濟水平指日可待。 然而從第三世界或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實際經驗出發,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經濟水平上的差距不僅不會縮小,如果遵循現代化理論的發展指導原則,甚至會擴大兩者之間的差距,其原因在於國際分工存在著不平等的交換。現實狀況是,已發展的工業先進國家自低度發展的國家進口、榨取原料和自然資源,而以加工過的工業成品回銷低度發展國家,並藉此獲取較大較多的經濟剩餘(surplus)價值;這樣的交換模式進一步導致並增強了後進國家的低度發展,形成「核心-邊陲」間不對等的依賴關係,這是所謂的「依賴理論」。 世界體系理論更進一步以「核心-半邊陲-邊陲」三區塊的社會空間展示了全球不平等。依賴理論學者強調「核心-邊陲」的宰制關係,而世界體系理論衍伸出做為核心和邊陲間中介的半邊陲,則給了理論解釋更動態的討論,因為半邊陲可能是流動的管道,但也可能只是扮演隱形天花板的角色、發揮正當化國家發展迷思的功能。 總言之,從世界體系理論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將世界各國組成的「世界體系」,視為依循「核心-半邊陲-邊陲」排序的階層系統,透過特定的國際分工秩序而在經濟及其他形式的權力、資源上形成不均等的分配。   世界體系理論與網絡分析的結合:計算世界體系的階層排序 在世界體系分析中,為定位不同國家所屬的層級,研究者也發展出不同的計算方式。最直觀的方式當然就是比較各國的經濟生產或收入指標。除了直接進行比較,有學者將世界人口依照各個國家經濟生產/收入指標高低排列,藉由形成多峰的分配曲線後,判別不同層級區塊的界線,並進一步區別核心、半邊陲、邊陲的組成國家(如下圖)。             圖一: 藉由排列經濟表現指標以進行世界體系區塊劃分。圖片來源:Arrighi and Drangel 1986:29。   不過這樣依照收入或經濟表現高低排列,以區分世界體系層級的方式,固然直觀、簡便,但主要呈現的仍是經濟表現的差異;就依賴理論與世界體系理論所談的「核心-邊陲」關係來看,核心和邊陲之間的關係與互動並沒有被充分地表現出來。相較於此,部分世界體系分析納入了社會網絡分析的技術,不僅表現經濟表現的高低,還能將核心、邊陲間不對稱的權力關係具體描繪出來。網絡分析將對象彼此之間的關係以端點間的連結來表現,而對於不對稱的權力關係也可以用具有方向性的連結來表達,諸如關係的闕如(null,完全沒有連結)、單方向的不對稱(asymmetric)或是雙向的(mutual)對等關係。 圖二:雙元社會關係的基本構造。null:完全沒有連結;Asymmetric:單方向的不對稱;Mutual: 雙向對等關係。圖片來源:Holland and Leinhardt 1976:5。   除此之外,網絡分析也可以納入了可能影響兩者間關係的第三方、及三者所形成的三邊互動關係(triads)。藉由計算任三個端點間的連結互動的頻率與強度、以及特定端點在該網絡上所具有的網路中心性指標(network centrality measures)的高低,不僅可以鋪陳出整體網絡的結構形式,還可以更準確地理解特定的端點(即特定的國家)在網絡(即世界體系)裡所佔據的位置。 圖三: 三角關係的基本構造。圖片來源:Holland and Leinhardt 1976:6。   總而言之,不同於使用一般經濟指標高低排序來區隔核心-半邊陲-邊陲區劃,網絡分析透過對於網絡結構與各種連結組合的計算分析,並使用block-modeling、hierarchical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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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生於民族英靈殿的農民工?中國經濟奇蹟的社會學解析

蔡宏政 /中山大學社會系  ◎碾碎自我身心,貢獻給國家資本積累 資本主義的共同特徵是不斷追求資本積累,為了不斷追求資本積累,資本主義進行的形式繁複多變,簡直是變形金剛。它可以是壟斷生產工具的積累,或大規模生產的福特主積累,也可以是販賣品牌商標或文化符號的「晚期資本主義」,或是全球化製造與管理的彈性積累,還可以是把錢本身當商品拿來賣錢的金融資本主義,甚至於可以是通過戰爭來「創造性毀滅」,解決生產過剩危機,製造出戰後的長期榮景。 不過這個不斷追求資本積累的過程中有一個內在的緊張性,一方面,積累的要求,會將人類社會與周遭環境不斷商品化,但是另一方面,做為勞動力來源的人,卻不可能只以勞動力商品的方式存在,因為人同時也是道德、宗教與美學上的存有者,後者才是構成人類存在的終極價值。理應成為人類存在的終極價值,本身卻被資本積累的日常運作所凌越踐踏,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矛盾。 對於資本主義的工具理性為何會凌越人類存在的價值理性,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提供了一個饒富深意的論證:工具理性之所以凌越人類存在的價值理性,是宗教因素,它讓資本積累成為具有終極價值意義的象徵,換言之,工具理性之所以能轉化成為終極的價值理性,是由於的人們自我定義而成,人類在資本積累中找到他們皈依的終極價值。 事實上,資本積累被轉化為俗世的終極價值,有著比韋伯論證更為普遍的世界史意義。從重商主義開始,「資本積累」一直都是民族­國家發展策略的主要政治經濟學邏輯。只是這個終極價值不是由宗教母體破繭而出的自利動機,而是一種被想像成道德共同體的民族主義,人們義無反顧地碾碎自我身心,奉獻於國家的資本積累,以便在民族興盛的英靈殿中獲得永生。 【中國的農民工,將被國家供奉在英靈殿堂?還是一如以往被噤聲?】 這一發展策略,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第三世界國家尤其真實,戰後所誕生的一百多個新國家,大多是由戰前的殖民地與次殖民地演變而來,經濟發展的目的,是要在形式上的政治獨立之後,追求脫離殖民地時期的經濟依賴,達致真正的民族獨立。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中,經濟獨立意味著建立自己的民族工業,特別是上游的重工業,這也就構成了戰後第三世界進口替代工業化的基本發展理路。   ◎「以農養工」創造出的階層化社會福利體制 作為一個大型但發展落後的農業國家,戰後中國所採取的進口替代重工業化路線,事實上也是拉丁美洲、非洲、印度及部分東南亞國家的主流思想,只是中國的成就尤其突出。在人口年增率2.4%的情況下,國民所得在第一個五年計畫(1952-1957)中依然達到8.9%的年平均成長率,亦即每11年國民所得達到倍增,其中農業產出與工業產出分別以3.8%與18.7%的速度增長。戰後的投資增長率由戰前的5%陡增到20%,是同時期印度的兩倍,大約等同於1928年蘇聯在史達林時期的最高峰。 如此異於其他國家的超標積累率,依賴的是中國不尋常的農業剩餘汲取,以便轉移至工業部門,形成一個後進農業國家工業資本的原始積累。計畫經濟的基調,就是以犧牲農民,來換取高度工業資本積累的城市工業∕鄉村農業的二元發展。在國家高度汲取政策下,雖然工人與農民一樣處於所得過低的待遇,但是工人過低的現金工資是由相對優厚的社會福利實物給付來補充。 在這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下,維持再生產的的社會保障制度因此被分為三個階層。首先是國家機器的執行者,包括行政單位與事業單位人員,他們擁有高所得替代率的退休金,以及優厚的公費醫療,資金來源由政府編列預算,全額財政補助。其次為城市工業部門的職工,有相對完整的養老、醫療保險與住房、副食、教育等津貼。最後是佔當時人口七成多的農村居民,他們是重工業化高度積累的直接負擔者,國家宣稱農民可以用土地產出進行風險防禦,所以沒有養老制度的設計,只有屬於社會救助的「五保」制度(保吃、保穿、保住、保醫、保葬)。在醫療保險上則有普及式的合作醫療,維持基本水準的公共衛生與醫療照護。城鄉明顯的生活差距使得國家必須在1958年實施戶籍制度,將往都市移動的農民汙名化為「盲流」,強行將他們封閉在農村出生地,從而造成城鄉之間所得與生活機會的不平等。 【跟中國一樣,台灣在1950年代用肥料換穀政策「以農養工」進行原始積累】 因此,即使中國採取社會主義經濟,市場交易在1950年代後期基本上已經被消除,但還是得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下進行重工業化資本積累,中國政府之所以必須在國內運用農工剪刀差以汲取農業剩餘,正是因為它必須藉此在世界市場上交換工業產品。所以中國農民事實上承受了雙重的剝削,除了全球市場的競爭外,他們還必須忍受國家刻意壓低到維生水準以下的實物工資。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只是把生產工具由資產階級壟斷轉變成國家機器壟斷,而「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則是對農民有著異於其它國家的高強度剝削。為了將有限資源投入重工業化,有效的生產活動不是來自於市場的自由競爭,而是國家指導下的紀律與順從,有限的資源也不能用來改善民生,所以需要大多數人為國家民族做更大的犧牲,以求得民族工業的儘早建立。 ◎中國經改的趨勢,就是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 中國改革開放的高成長率在今天一再地被歌頌,情形一如1980年代的日本。其實,以貧富差距加大、私有化加劇、以及金融深化所帶來的商品化傷害而言,中國經改反映的趨勢其實就是世界經濟體系在1980年代中期發動的新自由主義邏輯。如同Karl Polanyi所指出的,一個完全按照市場原則來自我組建的社會,在現實生活中根本是不可能的,因此,唯有依賴國家機器這隻看得見的手,強力介入,才能改造社會,使社會真正配合勞動力、資本與商品的「自由」流通。 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中國經濟的突飛猛進的主要關鍵,就是國家配合跨國資本,以城鄉差距拉動了地表上最大規模的移工群―農民工,以戶籍制度維持階層化的公民身份,使得農民工在都市受到歧視性勞動條件的不平等對待,工資被看得見的手,制度性地壓低到「廉價」程度,由於中國的社會保險制度在繳費與給付之間講求嚴格的對應關係,因此工資的階層化直接代換為福利階層化,去商品化的能力必須視被保險人繳費能力的高低而定,低工資的結果就是低保障水準的社會保險,因此農民的再生產成本幾乎都由他們自己負責,低工資與低福利就是中國勞工廉價的公開秘密,也就是馬克思所謂「閒人莫進」的剝削機房。中國農民,這個維持計劃經濟高積累率的法寶,在改革開放後繼續擔任「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需要的高積累率之踏腳石。即使是根據官方的數據,我們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改革開放過程中,經濟自由化造成的城鄉差距,幾乎無法逆轉了。 【中國城鎮居民跟農民的收入差距,從改革開放後,不斷擴大】 ◎資本積累的安全閥:社會保障 從早期心虛的「市場是社會主義的有益補充」,到中期遮掩的「姓社姓資,存而不論」,以至於現今昂首高歌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張茵,一個全國政協委員,同時也是東莞富商與富比士榜上的富豪,如今已經可以毫無愧色、甚至於受盡委屈般地說「血汗工廠是遭人忌妒」,有些「新自由主義」學者甚至於強調,血汗工廠是中國的「後進發展優勢」。 但是Polanyi曾論斷:「倘若容許市場機制成為人類之命運、自然環境、甚至於購買力大小之唯一主導者,它就會摧毀這個社會」。2003年的SARS風暴終於讓中國政府意識到落後的農村會帶來整體發展上多致命的衝擊,從2003年之後,中國政府就計畫在城鄉統籌發展下,實施全民醫保。在城鄉醫療統籌規劃的方針下,重慶市在2007年推出「城鄉居民合作醫療保險」,凡是具有本市城鄉戶籍的農村居民,和不屬於城鎮職工醫療保險覆蓋範圍的城鎮居民,包括學生(除大學生外)和兒童,以及其他非從業城鎮居民,均可在戶籍所在地自願參加這個保險。 「左派」學者對「重慶模式」高度評價,在薄熙來事件之後,崔之元也還堅持:「如果說深圳和上海分別是中國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象徵的話,重慶則展示了21世紀頭十年中國的發展勢頭」。在他的描述中,重慶的城鄉統籌實驗可以無條件地賦予農民工城市居民戶口,「使得他們在養老、住房、醫療、就業和子女教育上,享有和城市居民完全一樣的待遇」。依照2010年重慶市政府發佈的《關於統籌城鄉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也的確計畫到2020年將市內的1000萬農民轉為市民,實現70%城鎮化水平。 ◎重慶社會福利改革模式的困境 但是有些中國學者測算,這個計畫如果實現,因農民遷入所需要的養老金支出缺口在2030年,最高可能達到市政府財政總收入的22%,而原有城鎮居民所需養老保險支付佔8%。如果再加上醫療保險,福利支出佔財政負擔的比例,很可能會超出歐洲福利國家水準。重慶市政府是否願意接受這麼高額的財政負擔來「結窮親」嗎?城裡人願意將「他們的」養老基金跟這些湧入的農民風險共攤嗎?福利提供是去商品化的消耗性事業,政府的財政投入一定會降低重慶的資本積累速度,這是重慶市政府願意接受的嗎? 現實上,重慶市政府並沒有打算推動「和城市居民完全一樣的待遇」。 2007年推出的「城鄉居民合作醫療保險」,最主要的特徵是,城鄉合作醫保將保險分成繳費高低兩個方案,高繳費者有高給付水準,低繳費則只有低給付水準。具有本市城鄉戶籍的農村居民,和不屬於城鎮職工醫療保險覆蓋範圍的城鎮居民,可以在戶籍所在地自願參加低繳費的保險方案。從長遠的規劃理想來說,這種統籌設計是希望打破過去城鄉二元的格局,將城鄉人口全部納入單一的醫療保險制度裡面。一個理想的狀況是,給付水準較好的高檔醫療保險,可以持續吸引所得較高的農村居民與城鎮非就業人口,從而擴大涵蓋人口,最終與城鎮職工保險整合,達到單一社會保險的風險分攤效果。在高檔醫療保險實施穩固下來之後,低檔保險的給付水準就可以逐步上調到與高檔相同。當然,低檔的保險費率也必須相對應地上調,如果因為參保低檔的人都是所得較低的農民,那就通過社會救助的方式,由政府直接補貼保費差額。 但是這個理想遠景的實現,卻必須有賴於一個關鍵性的條件,那就是大部分農民的收入在將來要能趕上城鎮居民的水準,一個給付水準不錯的較高檔醫療保險,才能夠吸引足夠多的農民繳交較高的保費來運作下去。但是,中間收入人口的比例上升意味著中國未來的發展必須逆轉改革開放以來所得差距擴大趨勢,這才是中國改革真正艱鉅的地方。 【唱紅打黑的重慶模式,在後薄熙來時代會如何轉變呢?】 如果農民收入無法趕上城鎮居民的工資增長的話,那麼醫療保險的城鄉統籌可能產生兩個結果。最直接的方式,是重慶市政府對數量龐大的農民進行財政補貼,但這就捨棄社會保險財務均衡的原則,走向城鄉統一的準公醫制度,姑且不論重慶市政府的政策偏好,這種計畫所需要的財政能力即使是在毛主席時代,也是無法想像。第二種情形是下調保費(當然給付也隨之縮減),在高檔與低檔再劃分出中間的檔次適用於不同收入的農民,但這其實是重複了階層化福利體制的邏輯。它會鞏固現今我們已經看到的福利階層化現象,貧窮的農民、農民工與城鎮底層工人,是依賴國家補助的低水準醫療保險,擁有平均水準以上所得的富農、正規城鎮職工與三資企業員工,則成為第二檔醫療保險的主力,最後真正高所得的經濟菁英則投向豪華的補充醫療。 ◎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總是讀書人 用國家專斷的權力犧牲大多數低階層人民的生活福祉,以求得超常速度的資本資累,這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右派強調用國家專斷的權力排除任何自由市場的障礙,以達到最大積累;左派則強調用國家專斷的權力「發達國家資本」,才能有計畫的達到高速資本積累。關於這點,清華大學歷史系秦暉教授有頗為生動的描述:「咱們的左派鼓動國家向老百姓拼命收錢,不收就是該死的“新自由主義”;而咱們的右派就說國家不必為老百姓花錢,否則就是可惡的“福利國家”」、「中國“左”起來給政府擴大權力很容易,但追問它的責任卻很困難;中國“右”起來呢?那推卸政府的責任很容易,但限制它的權力卻很困難。這樣搞,當然也有優越性,那就是原始積累的速度快」、「現在西方經濟學的左右派都覺得中國模式的確有吸引力,左派表揚中國低自由,右派表揚中國低福利,出現了一場大合唱」。 【不管是左的孔慶東,或是右的張五常,都歌頌著壓榨農民工的原始積累】 余英時教授曾論斷,原始儒家是立基在道統,對君主專斷的權力持批判的態度,但是在漢朝之後儒家逐漸法家化,原始儒家批判性的「仁義之道」被代換成法家「尊君卑臣」的君主權力壟斷。陽儒陰法的結果是,君王們可以用儒家仁義禮教的道德理由,遂行他們「賞罰不測,群臣震恐」的權力專斷,而知識份子則必須「與時俱進」、「曲學阿世」,為這種傳統中國權力差序格局構築各式精巧的詭辯,成為附庸權力、「以經術潤飾吏事」的紹興師爺。如果我們說這個「君」指的是一個無須人民同意的權力壟斷集團,而「臣」指的是底層農工勞動者,那麼今天「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所體現的,還是「尊君卑臣」邏輯,進行重商主義式的資本積累,只是它現在的響亮的外號是「納貢體系的歷史復歸」或「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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