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人口結構加劇老化，台灣年金體系的財政平衡每況愈下，許多改革計畫陸續被排上政治議程。有別於過去聚焦在年金體系的建立與再制度化、積極開拓未納入保障對象的涵蓋率，以及現代化既有制度的立法工作，自2010年代之後，我國主要年金方案逐漸感受到沉重的財政負擔。不過，也是因為馬英九政府內部行政官僚的意見之爭，才意外為緊縮改革打開機會之窗，成為年金從擴張走向刪減的轉捩點。 十多年前，甫成功連任大位的總統馬英九展現強勢的改革決心：「我身為總統，不能坐視不管，把問題留給下任總統，就算再困難，年金改革也一定要做；我們要為彼此的未來而改革、為台灣而改革、為下一代的安全而改革」，並隨後一口氣推出勞工保險、軍公教職業退休金等四大改革計畫。雖然內容未跳脫「多繳、少領、晚退」的基本原則，也就是學理上所稱的參數改革（parametric reform），不涉及制度結構的根本改變，但由於改革對象溯及既往，仍引起利害關係人的不滿，排山倒海的壓力倒向站在民意前線的執政黨立法委員，時任立法委員王惠美批評行政部門強推年金改革，讓他們承受民眾責難，「我們的票是一票一票拜來的，你們卻是一桶一桶倒掉」，反映出對選票流失的焦慮，同時馬英九政府先前才調整退休軍公教族群及國營事業人員的年終慰問金，許多中國國民黨籍立法委員紛紛收到來自軍公教選民的抗議。於是，四大年金改革法案在立法院的審查過程卡關，軍公教退休撫卹草案僅完成逐條審查，而《勞工保險條例》修正草案則是連審議程序都未啟動。國會凍結法案形同否決，最後馬英九政府於2013年推動的年金改革，淹沒在黨內反彈聲浪之下無疾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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