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雅仲 /交通大學客家學院
1990年代美國有一份專門報導和評論學院生活的雜誌叫Lingua Franca (1990-2001)，初到美國的我，曾好奇為什麼這樣性質的雜誌會被命名為Lingua Franca，當時我只有簡單地將它譯為「通用語言」而沒有多加思索。為了撰寫這篇文章，我剛剛才google到韓國的少女時代團體也曾經唱了一首名為Lingua Franca的歌曲，歌頌奇妙的愛情，成為共通的語言。
【韓國少女時代的愛情共通語言】
我想從這邊來討論當前國內人文和社會科學學界的語言使用問題，尤其是有關英文使用的問題。或許在以上的兩個用法裡，lingua franca的指涉都沒有甚麼大問題，英文在美國學界的普遍使用雖也曾受到質疑，但大體上仍維持其優勢地位；愛情的國度裡，語言本就是多餘，少女時代因此強調其音樂的超語言性，雖然這個超越性大概還是為了其唱片銷售量考慮。
選擇台灣語言，或者與全球連結的語言？
但在近代史的台灣，lingua franca 一直就不是個不證自明的概念：在日治時期的1930年代，曾爆發了所謂台灣話文論戰，辯論到底應該選擇用「台灣話文」或「中國白話文」以表現台灣文學；殖民後期的國語運動，更在這個語言光譜裡加入了日文，旅日詩人吳坤煌就表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對共通語言的理解，不應該限制在一個民族主義的想法裡，暗示了日文成為共通語言的可能，不只使用於知識分子之間，更是基層大眾的語言。這也是最近我和我太太（文學史研究者陳淑容）一直討論的，在日本殖民後期一個日文閱讀大眾的形成歷史。
在戰後的歷史裡，這個語言爭議仍然沒有止歇的跡象。1946年，陳儀下令取消各大報紙的日文版，禁止日語寫作，政府各種相關法令公文亦全面改為中文。黃宣範在《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1995) 一書中，指出「1950年，中央政府推行國語運動，利用《國語日報》與注音符號推行國語，以壓抑、禁絕方言為目標。1983年，政府禁止台語片進入電影文化結構。」教育部並在當年成立「語文法草案」委員會，以「切實推行國語，保持固有國字以防簡防濫」，並鞏固中華民族歷史文化根基為理由，試圖立法規定國語為我國唯一公用標準語言。
【號稱最乾淨的報紙，其實也是國族統治的媒體之一】
我們後來都知道這個立法行動在1980年代嘎然中止，也因而開啟後來各類語文運動的蓬勃發展。語文的選擇與使用成為後威權台灣民主化過程中，一個常見的辯論主題。最近的例子是蔣為文與黃春明的公開爭吵所引發的文字書寫問題，牽涉到中文/漢文/華語和台語文各自尋找出路引起的衝突，更不用講一樣影響深遠的客語和原住民族語言運動所引起的騷動。最近文學批評界熱門討論的華語語系（sinophone articulations）問題，則是全球中文使用的新一波在地連結與動員。
少女時代的Lingua Franca？本土化學術語言？
我們必須把學術書寫牽涉到的語文使用問題，放在這個長期的語言爭議史來看。一般談論學術英文書寫主要有兩個論點：(1)引用理工學科的觀點，認為英文是世界共通語言已是不需質疑的觀念，極端者甚至認為數學呈現的更是某種普遍的語言形式，真理的lingua franca，這些是學術的少女時代派，只不過從感性轉為理性；(2) 英文發表具有某種附加價值，台灣學者成為國際學界分工體系的一環，I級人制度即是這種學術依賴的制度性體現，英文書寫以國外讀者為主，不是因此簡化在地問題的討論，就是完全忽略在地議題，這是早期人文與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的語言面向。這些論點都沒有錯，不過卻忽略台灣學界（尤其是人文和社會科學界）在戰後相當時間裡的實況與轉變。
【1980年代台灣青年閱讀海盜版的英文文獻，將教室轉換成新政治實驗室】
我想要說的是，共通語言在台灣從來就不是無庸置疑的觀念，在公共領域如此，在學術空間亦然，這是討論學術英文書寫爭議的重要脈絡。中文閱讀之外，至少在我大學求學的1980年代，英文閱讀已是我們這一代學習的重要方法，甚至在碩士班階段完全超越中文閱讀。我曾在一篇文章 (“Studying Taiwan: The Academic Politics of Bentu in Post-authoritarian Taiwan”) 提到一個新實驗性教學法，指出當時新近返國的年輕教授和求知若渴的學院研究生，將學術和政治結合於當時批判性的討論和閱讀中，教室成為新觀念和新政治的實驗室。如果說這個實驗性教學是觀念的與政治的，它同時更是語言的。我仍然記得當時大家齊聚一室，推敲英文意義的過程，其心靈震撼與糾葛至今仍令人印象深刻。
台灣民主化與英語使用的複雜交譯過程
直到現在，這個中英文交雜、中英文交譯、英文閱讀/中文述說的高等教育學習方式，及其產生的影響，並沒有受到學界認真的對待。至少在某種程度上，這個語言革命伴隨著1980年代到現在的台灣民主過程，1990年代達到高潮的出國留學/返國工作潮、移工的光臨 (參考藍佩嘉的跨國灰姑娘，Global Cinderellas)、網際網路的出現等等現象，更加立體化了這個過程，英文使用超越了上一代的單向翻譯、引進和介紹，人員移動和資訊流動的大量/快速以及親密/互動化，使得一個(台灣)英文的作者群和讀者群的出現和擴大成為可能和現實，複雜化了民主化做為某種智識轉換過程 (如果說語言和思考有不可分的關係)，同時也將21世紀的台灣多元主義推向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多語境界，這是四大族群論述未及之處與終結的時候。
【台北火車站的自煮公民運動，也是透過新跨國英語而開始輪轉新的可能】
當然，這個台灣英文使用群，也正好支應了自1999年西雅圖行動之後的反全球化跨國串聯之需，使得台灣的行動者也得以參與一個新的世界lingua franca的形成過程之中。這個新跨國英文，就像殖民時代的洋涇濱，正在充當弱勢群眾的連結平台與串聯武器，並讓觀念在單字／片語結合中相遇，讓行動在句式轉化中激發。最近這個行動英文的絕佳展現是佔領台北車站的吃喝躺行動，我們看到語言如何連結為美妙的行動，並在跨國大公司精心刻畫的冷血美學圖案中，加入或坐或臥的人體語言。讓我坐下，可以吃喝，然後話語才能開始輪轉，終至充斥著整個空間，訴說著眾人之所以來到台北的各種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