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跑」的資本主義:台灣本地的初步觀察

張烽益 /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

跑步與路跑,是不同的。跑步有可能會是在封閉的田徑場當中,以正式競技規則的方式進行,也有可能只是個人隨意慢跑,跑步是一種強調個人肢體物理性動作的活動。但是路跑,通常意味著在開放的道路或山野,以各種不同任意性的自訂規則,所進行的一種集體性社會參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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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路跑活動,逐漸走向資本主義化】

台灣全年路跑場次的爆增,網路報名的瘋狂秒殺,路跑商機的無限,這都是路跑資本主義化的結果。基本上,跑步這件事情,被商業化、市場化與資本主義化,雖然有部分學者認為,商業主義剝奪了運動的本質,削弱原本注重的社區與休閒性質,但是也有學者認為商業化是運動發展成一個產業的重要驅動力,會促進國家經濟發展[2]

 ◎從個人身體物理動作到集體性社會行為

筆者認為,路跑的資本主義或許會被銅臭味汙染其單純的運動本質,但如果控制得宜,卻也可能是萌生路跑運動普及化的新契機。商業競爭機制的引進,也可能導入運動管理專業化,強調顧客需求導向可能會吸引更多人投入運動,讓運動更加普及化,而這些正是過去長期以來,台灣路跑運動發展所欠缺的要素。

路跑資本主義化,改變了路跑的刻板印象,透過商業逐利模式的驅動,豐富了其面貌,吸引了新的潛在年青跑者,達到前所未有的參與人潮,使得「跑」不再僅僅是個人身體的物理性動作,而是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市場焦點,一個價格與利潤的計算標的。

路跑如何從一個單純個人身體的鍛鍊,逐步推向一個產業、一種生意、一種從中賺錢的資本主義化過程,嚴格來說是在最近這五年才突然大爆發的。筆者有幸親身參與並見證了這段發展史,本文將以第一手的觀察與統計資料,來初步探知這段歷程,並嘗試挖掘出其發展的社會脈絡。

◎民間慢跑俱樂部的聯誼健身時期

筆者在2003年開始,為了與中年危機對抗,開始了以一雙跑鞋就能進行的最省錢運動—-路跑。為了督促自己的可能怠惰,因此就報名參加了大台北地區的各式路跑賽,透過報名來砥礪外控自己平日可能疏於練習的惰性,後陸續在2004年完成首場半馬、2005完成全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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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為了對抗中年危機,開始透過參加路跑來督促自己】

當時的路跑環境,比較起今日報名網路秒殺盛況,只能說處於一種高度單純跑步、非商業性的質樸狀態,大規模全馬賽事一年只有兩三場,其餘就是一些由各地長跑俱樂部自行辦理的中小型路跑賽,甚至也有少數的全馬賽事。

這些散落在台灣各地的長跑俱樂部,有些是架構在當地體育會之下,有些則是自發性組成,例如早在1963年就成立的北大長跑協會、1990年代左右陸續成立的永和、艋舺、土城等慢跑俱樂部、1992年成立的鳳山慢跑協會以及1995年的台中大腳丫長跑協會等等。這些俱樂部性質的團體,每日清晨或假日都有跑友在固定的場所團練,參與者大多以中高齡為主,其運作類似早覺會或山友隊的休閒、志工聯誼性質,以個人健身為目的。不過在最近台灣興起路跑熱之後,某些組織有轉型為專業路跑承辦單位的趨勢。

以本人居住的台北市為例,當時大多是台北市政府與路跑協會在各行政區舉行,大抵是數百人規模的路跑賽。參加者就自行到圓山中山足球場的路跑協會報名並現場繳費兩百元,然後賽前再來一次去領取號碼牌,整個過程沒有擁擠的人潮,一切以手工作業,沒有網路這回事。

到了路跑賽現場,俱樂部的成員都齊聚一角熱身寒喧,起跑點旁還可以看到一些賣跑鞋等相關跑步用品的小攤,主辦單位也不會驅趕,大家都相安無事,相互尊重,跑者也都會親切前往交談選購。而路跑賽現場,沒有晶片計時,而是以抵達終點領取名次卡,然後現場以點陣列表機列印成績,將長條的紙捲,張貼於公布欄,由跑者自行依照名次卡上的號碼,去對照成績。這是一個沒有宣傳花招、單純,甚至有點簡陋的路跑時期,那是一個單純跑步的時代。

◎國家政治力動員的開始

國家為何要涉入運動,運動政治學者Barrie Houlihan認為有五種可能面向:一、早期為了維繫特定階級特權(例如狩獵)或基於宗教因素禁止某些殘暴運動。二、對國民健康與公共衛生有益。三、運動做為社會整合的工具,防止階級衝突擴大。四、做為軍事準備的工具。五、運動員的表現與國家在國際間聲望逐漸相關。六、促進經濟發展,使衰敗中的都市區域復活起來[3]

那台灣呢?筆者認為與台灣民主化所帶來的激烈選舉競爭有關。過去的馬市長,現在的馬總統,就是一個最成功的案例。長期喜愛跑步的馬英九,在僅有行政經歷,毫無選舉經驗之下,靠著小馬哥的清新健康形象於1999年一舉當選台北市長,之後更於2008年當選總統。運動所帶來的選民良好印象與政治邊際效益,馬英九發揮到了極致。

台北市在馬英九擔任市長之後,為了推動市民的運動風氣,開始大力推動了一區一運動中心計畫。2003年,台灣第一座由政府興建的運動中心在中山區完工營運,台北市各區持續興建,2010年台北市第十二座文山運動中心完工,平均每座造價五億元,民眾使用費單次一百元,比起私人健身中心相對平價。根據北市府的統計,每中心每天平均有兩千六百人次使用。一河之隔的新北市,也起而效法,將規劃興建十四座運動中心,2012年底首座新莊運動中心開始營運,截至2014年底為止,已經有六座開始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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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在路跑風氣成形後,開始介入,例如大量興建運動中心】

資料來源:https://wssc.cyc.org.tw/IISystem/Portal/wssc/

運動帶來身體健康,讓市民直接感受幸福感的有感政治學,市民的滿意度非常高,直接反映在各縣市排名評比當中之中。馬市長第二任任期的2003年開始,台北市政府在既符合市長清新形象又讓市民感受幸福的運動政治潮流下,在各行政區開始密集地主辦小規模的路跑賽,這是小馬哥邁向總統之路的開始。小馬哥透過路跑賽與市民面對面親密接觸,確立了小馬哥清新健康的形象,後來並成功進軍總統大位。而筆者幾度與馬市長並肩路跑,並與其握手,剛好恭逢其時,趕上這股台灣第一波由政治力發動的路跑潮。

這是一股由上而下,國家政治能量介入啟動的路跑潮,市政府藉此拉近了已經長久存在的民間長跑俱樂部社團,成功藉由路跑為媒介進行政治動員,在台北市各行政區密集地舉辦各區的小規模10K路跑賽,藉此拉攏各區慢跑俱樂部與地區民間社團,這種路跑賽的密度隨著小馬哥要參選2008總統大選的日子的接近而逐漸提高。

後來小馬哥成了馬總統,筆者記得他2008年5月就任總統之後,在七八月間還曾經參加過一次由市政府出發的10K路跑賽,結果筆者親眼目睹,起跑後在仁愛路的數千名擁擠的跑者人群中,馬總統被周圍起碼三十位特勤人員包圍,形成「籠中馬」而動彈不得的慘況,不過,那應該是馬總統最後一次親自參加大型路跑。但是,馬市長開啟的以政治力動員的路跑風潮,已經為下一波真正的路跑狂潮,打下群眾基礎與動員模式。

◎政治力+商業力的路跑資本主義爆發期

根據台灣最資深的「跑者廣場」網站的統計,2005年每年台灣僅辦理42場路跑賽,2008年首度突破一百場然後逐年提高,2011年開始成長到約150場,到了2014年已經成長到448場。如此多的路跑場次,主版單位大體上可分為四類:一、民間公益團體,藉由路跑倡導公益活動。二、運動或商業品牌商,行銷自有品牌。三、各地鄉鎮公所或縣市政府,為了促進地方繁榮或政策宣導。四、直轄市政府,為了都市行銷,辦理之大型國際馬拉松年度賽事。而這些不同類型的主辦單位,大都委託中華民國路跑協會、地區性長跑俱樂部民間團體或運動公關行銷公司等單位辦理賽事。

圖一、近年路跑活動舉辦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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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跑者廣場全國賽事統計(http://www.taipeimarathon.org.tw/contestnew.aspx)

由於台北市長小馬哥的成功經驗,各地方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公所開始紛紛仿效,政治資源的引進,讓承辦活動團體有了龐大商機,從各地舊有的慢跑俱樂部、經驗最豐富的中華民國路跑協會,到雨後春筍紛紛新成立的運動行銷公關公司,紛紛投入這個龐大的商機當中。另外,光是委託辦理網路報名,賺取手續費,也都能成為一種新商機[4],各種更多元的網路、超商等報名機制的出現,也讓跑者對於參與路跑賽的可親近性大幅提高。

國家機器的動員,導因於台灣政治競爭的激烈,各階層民選首長面臨定期改選的民意考驗,被要求政績表現,被要求媒體曝光,因此如何「被看見」就成了政治力驅動路跑的動力來源。而大型路跑賽,使用既定馬路,可說幾乎不須新增成本,僅有封路與維持交管的成本,比起辦理大型博覽會或展覽等吸引大量人潮的可見行政績而言,辦理路跑簡直是簡易低廉太多,而且舉辦成功,還可額外收取廠商冠名的贊助費用。

因此當首長在數萬名跑者的眼珠注目之下,致詞鳴槍起跑,成績不重要,人潮才重要,因為人潮的效應,帶來眼珠,自然引發廣告商機,因此,如何衝高單位時間與空間之內的最高人數,這種群眾經濟學的盤算,就引發贊助廠商的下場競逐利潤。算人頭的報名費三級跳,逐步提高到超過千元,這是最直接的反應,但是即使如此依然報名秒殺,瞬間額滿。各種精美的贈品,開始精品化,以吸引跑者報名,到後來甚至是為贈品而跑的反客為主的商業消費操作。

根據圖二,從歷年台北國際馬拉松當中,於大會規定時限內完成半馬與全馬的跑者人數來看,2005年僅有5915人,但是到了2009首度突破一萬人達到10475人,2013年更突破兩萬人,達到20176人。以台北國際馬拉松為例,如果再加上9公里競賽組,以及3公里的現場報名趣味組,2014年的台北國際馬拉松,號稱現場超過十萬人的盛況。這一個在一定時間、有限空間內群聚十萬人的潛在經濟規模產值,所帶動的運動相周邊產品的商機效應,絕對是主辦單位向各廠商收取廣告贊助費用的最有利籌碼。

圖二、歷年台北國際馬拉松半馬全馬完賽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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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路跑協會
註:台北馬拉松大會規定時限,半馬為三小時,全馬為五小時三十分。

根據業者的推估,台灣路跑人口約有40萬人,以每年投入衣鞋等裝備再加上參加路跑賽的費用,等於估計每年消費15萬元,等於一年有600億商機。[5]「中華路跑協會祕書長陳華恆也表示,其實彩色路跑和殭屍路跑在國外早就行之有年,反而台灣在最近幾年才搭上這股風潮,原因可能是因為許多廣告公司或行銷公司,發現台灣路跑活動逐漸盛行,嗅到背後商機,便利用大眾喜愛追求流行與新奇事物的心理,經由各式宣傳讓這些有創意的路跑活動變得盛行。[6]

◎國家力量的再規範(re-regulation)

當這個以國家資源為底盤,以市場商業邏輯為動力的全民瘋路跑的列車,高速前進之際,國家主體,開始感受到這個路跑資本主義過度發展,所引發的外部成本,必須由整體社會承擔,但民間業者廠商卻從中牟利的社會不公平現象。

在國外以彩色玉米粉噴灑跑者著名的彩色路跑(color run)嘉年華,在台北基隆河濱公園舉辦,賽後引發汙染疑慮,導致高雄場停辦的事件。還有苗栗神奇馬拉松沿途補給嚴重不足,跑者叫苦連天的爭議,太魯閣馬拉松因安全因素臨時停止全馬賽,全數改跑半馬,但卻不退還報名費,還有許多氣溫過高但路跑依然舉行,造成選手中暑危機等等層出不窮事件。這些因為衝高參賽人數,節省成本,過度利潤取向,偏離資本主義倫理。

因此在2014年7月,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協同體育署制定了「路跑活動參與者安全維護及權益保障應注意事項」,要求各地方政府納入自治法規,未來地方政府必須依此注意事項,審查路跑主辦單位所事先送審的實施計畫。這是國家開始進場,重新再規範(re-regulation)已經失序路跑市場的首部曲,這可能也是讓路跑這個資本主義市場,能夠持續發展的開始。

◎路跑狂潮的社會脈絡

這股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路跑熱潮,所推動的參與主體是誰?從圖三當中,可以看出,在以規模最大,每年在十二月所舉行的台北國際馬拉松為例,其在時限內完成半馬與全馬總人數的年齡分布可以看出,台灣路跑運動,在2010年開始快速年輕化的趨勢。

在2005年,40-49歲佔了29.5%的最大比例,其次是30-39歲的26.1%,再來是20-29歲的23.9%、 50-59歲14.4%。也就是說,大於四十歲與小於四十歲的跑者約各佔50%。但是到了2014年,30-39歲年齡層跑者已經成為主力,達到40.9%,其次為40-49歲的24.2%,再者是20-29歲的23.3%,也就是說,約有65%跑者年齡是四十歲以下的青年。青年大量參與路跑,改變了舊有地區慢跑俱樂部的生態面貌。

網路社群、企業內同事、或既有共同興趣的同好團體自行發動成立的路跑社團,還有針對上班族的自發性揪團夜跑活動,都如雨後春筍,遍地開花。年青人以其熟悉的人際網絡迅速串連,是一個無法抵擋的新趨勢。

圖三、歷年完跑台北馬拉松年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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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路跑協會
註:此人數為半馬與全馬於大會規定時間內完賽者

不過,台灣急速風起雲湧路跑熱,青年大量注入路跑運動,成為主力成員,必須有特定的社會條件,政治力與商業力才得以動員起來,那其社會脈絡為何?筆者認為,必須從結構面與個體面分析。

首先在社會結構面上,台灣在2008年第三季經歷了全球金融風暴衝擊,九月份失業率一反常態,不降反升,提高到4.27%,然後一路飆升到2009年8月的台灣有史以來最高點6.13%。關廠歇業導致非自願性失業人數大幅增加,各大就業服務站大排長龍領取失業給付,2009年失業給付的初次認定核發件數也達到20.8萬人的歷史新高(2013年約7.4萬人)。

台灣社會在2009年的失業率高峰稍降之後,並沒有讓社會氛圍復甦,由於20094月政府為了搶救青年失業,以編列特別預算108億元,實施「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也就是企業雇用畢業青年政府補助2萬2千元,但這個22K方案,卻反而成為勞動力市場市場的破盤價,拉低原有的青年薪資水準。

崩世代降臨與路跑世代崛起

就業市場充斥著派遣、定期契約與時薪制責任制等非典型的工作機會,低薪過勞成了常態,勞工陣線在2011年出版了「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一書,獲得廣大迴響,「崩世代」成了象徵這一代苦悶青年對台灣未來經濟的出路感到憂慮的代名詞。

大量的失業者形成整個社會的苦悶,個人必須有個突破點以取得集體的社會認同,這時候一股單車熱開始應運而生。自行車國家教練郭文進在接受媒體訪問時就表示:「自行車熱潮約是從2007年底興起,和電影《練習曲》走紅、油價上漲,國內景氣低迷等環境因素有關。記得當時有許多朋友被裁員或資遣,拿到一筆退職金,生活多了一筆金錢與時間,於是搭上了這股自行車運動熱潮,轉向追求健康生活。加上政府大力推行自行車作為全民運動,車行、車隊紛紛興起,一時自行車炙手可熱,成為時髦的現象。」

但是自行車的裝備入門門檻較高,自行車的速度快,危險性高,辦理大型自行車賽的難度與安全要求很高,而自行車集體群聚的密度,以商業利潤極大化的角度來看,比起路跑賽,成本顯然要高出許多。上述種種因素讓自行車熱度逐漸退燒,自行車國家教練郭文進對於同時興起的路跑熱潮,則認為跑步的門檻低,因此,比較會繼續延續下去,比起自行車,跑步的發展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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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路跑跟當前的崩世代社經結構有相關】

從個體面來看,過去在俱樂部時期,個別跑者講究個人成績的突破與個人身心健康的休閒,但是之後,為何跑者非得要參加集體性活動不可?如果路跑能紓解壓力強健體魄,那就在操場公園自己跑即可,何必要參加集體性的陸跑賽,而且樂此不疲。

從日本著名作家,同時也是馬拉松愛好者村上春樹,討論個人路跑心得的「關於跑步,我想說的是………」,在2008年11月發行中文版大賣之後,帶動起個人跑步勵志的跑步書籍開始暢銷,這股熱潮在歐陽靖這位曾經罹患憂鬱症,體重一度暴增的女孩,但透過跑步奪回自信、恢復體型,邁向健康光明人生,將此過程撰寫成「歐陽靖寫給女生的跑步書:連我都能了,妳一定也可以!」,這本書在書市大賣,奪得博客來網路書店2014年度中文書總榜銷售排行榜第十名,就可以反映出台灣社會當中,有許多人透過跑步來找回自信的心理投射。

這種站出來,挑戰馬拉松的自信,是必須被看到的,剛好2008年6月Facebook臉書開始推出中文版,每個人透過臉書可快速分享生活點滴,成為另一個臉書平行世界。跑者透過臉書發表跑步心得,即時與朋友分享,隨著朋友按讚次數的增加,更加確認跑步的決心。而具有GPS功能的智慧手機與運動手表的問世,讓跑者可以將路跑的距離時間與路程地圖,立即顯示在FB上,甚至有專門APP可以與好友群組,隔空較量當天當周或當月的累積練習量。

台灣在外在經濟環境慘淡,年青人面臨崩世代危機之下,路跑這種透過個人努力,一步一腳印的累積實力,就能在社團群體之間,出人頭地,在年度的馬拉松賽道上創下個人最佳成績(PB),這種強調個人努力就能出頭天的投射,不就與上述日本社會,厭惡政治權貴二代,而投射到女子偶像圖體AKB48身上,有異曲同工之妙嗎?

“AKB48有下述幾個特徵,實力代表一切——只憑藉名為「總選舉」的受歡迎程度投票來決定成員的位置順序;巧妙的演出藝術——把成員們在幕後勤學苦練的樣子呈現在觀眾面前;全面的禮儀社交訓練——舉辦握手會,學習如何與粉絲互動等。與此相對照,日本的「二世」、「三世」政治家全靠世襲的政治地盤而當選,根本無所謂能力,不光沒受過作為職業政治家的訓練,甚至作為社會的普通成員尚且不夠成熟,其狼狽貌可想而知。

路跑資本主義出現,所帶動的路跑風氣盛行,正是在台灣這特有社會氛圍與社會脈絡當中,才得以發生。不過,雖然路跑不能解決台灣社會結構性困境,不能解決台灣年輕世代的苦悶,但是,至少路跑可以讓人更有活力,更有自信去面對它,改變它!你說是嗎?

——-

[1] 此標題乃筆者受到吉見俊哉的「聲的資本主義」一書(2013群學出版)的啟發,斗膽借用。

[2] 「運動社會學導論」,劉宏裕等譯,師大書苑,2005.4,p246。

[3] 運動政治學,Barrie Houlihan著,陳金盈等譯,風雲論壇出版,2003.11,P71~77。

[4]除了中華民國路跑會開始可刷卡,各超商也加入網路報名的行列,另外,2009年成立的伊貝特報名網(http://bao-ming.com/eb/www/index.php),成為首個專業的路跑報名網站。

[5] 跑瘋了!飆汗飆出600億商機,財訊407期,2012.9.17

[6]商機翻倍破百億 路跑到底夯什麼?,卓越雜誌330期,2013.10.14

在〈「路跑」的資本主義:台灣本地的初步觀察〉中有 5 則留言

  1. 我跑了 10多年,規劃了 10場賽事,早就覺得台灣跑馬拉松已經異化了,不再是健康與競技的運動而已。謝謝以社會學專業觀點分析跑步這項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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