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的社會學

陳宗文／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法國學者拉圖(Bruno Latour)曾於五月間造訪台灣，引發「相關學界」一陣風潮，有把這風潮用「拉圖繞境」的說法來比喻。所以稱「相關學界」，是因不易將拉圖的領域框限在某一學科。他來台談策展、談人類世，都不是尋常的議題：他用神學的方法、人類學的工具、地質學的田野、視覺的途徑來與社會學對話，令人驚豔、引發一些爭議，而更多的也許是不解與懷疑。可以說他繞的不僅是臺北新竹的地理之境，還跨過不同學科的領域之境。兩、三個月過去，風潮平息，隨著記憶的模糊，拉圖效應也漸淡去。這時候來再回頭來談拉圖、談他與社會學的關係，或者可以比較平心靜氣一些。

拉圖最為人稱道的學術貢獻，在於他參與共同提出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原本大家期待在他抵台的時候，可以談更多這方面的議題，但他似乎沒有太大的興致。事實上，拉圖仍然秉持行動者網絡理論的核心精神，持續與主流的結構性世界觀對話。拉圖提供的，其實是一個檢視主流社會學很好的視角。對於熟悉在巷子口談社會學的人們，也可以反過身來看看自己所站的位置。

 

雙層立場和單層立場

學過或教過社會學的人，應該都熟悉入門的社會學教材中設定的框架，就是談論「個人」與「社會」的區別。從這個出發點開始，會經過「團體」、「組織」、「制度」、「結構」、「不平等」等重要的次領域，使受過社會學訓練的人，很快可以在現象中看出個體所受到的待遇，在個體與社會之間看出力量的不對等關係。「衝突論」關注的是個體在其中受到的壓迫。「功能論」在確認個體在其中的意義和價值。「互動論」則從個體和個體之間的異同來確認社會存在的效果。

這種主流的社會學認識方式，稱為「雙層立場」(two-level standpoint)，就是要去區辨出「個體」，以及在個體之外的群體，也就是「社會」。所以就會有「巨觀」(macro-)和「微觀」(micro-)的社會學認識途徑，是因為所見之層級不同所致。而且要弄清楚現象和解釋的層級，否則就會落入到區位謬誤(ecological fallacy)的解釋陷阱之中。

拉圖所秉持的是單層立場(one-level standpoint)原則，就是要打破這種主流社會學的雙重立場觀點，不容有個體之外的社會。這對習慣社會學思考的人而言易，非常「不自然」，非常「不直覺」。而且，過往許多社會學家也都努力在跨越雙層立場帶來的問題，包括紀登司(Anthony Giddens)的結構化理論、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場域概念、乃至於格拉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主張的鑲嵌性等。難道這些偉大學者的貢獻都是枉然嗎？

 

當拉圖遇到塔德

早年拉圖在談論單層立場時，很難與社會學家對話，原因之一在於語言不同。不是法語vs.英語，而是拉圖沒辦法用基於社會學雙層立場的語言來說明他的理念。如果我們是基於雙層立場，就會對紀登司、布迪厄或格拉諾維特的貢獻極為讚賞。這是因為他們承繼主流的社會學傳統，在涂爾幹、韋伯或馬克思所建立起來的語言系統中，開出嶄新的道路。這是拉圖不想做，或許也是做不到的。

但拉圖在1990年代遇到了塔德(Gabriel Tarde)，使得他與社會學之間的對話有了可能。塔德是現今主流社會學界裡的一個陌生名字。但在涂爾幹的時代，塔德卻是社會學大師，比涂爾幹的地位還崇高：涂爾幹只是個教授，塔德卻是院士。拉圖發現塔德那裡有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元素，而且是「社會學的」。因此，有「Tarde inside」的行動者網絡理論成為1990年代末期以後，拉圖在許多場合為其研究辯駁、甚至是擴張其概念範疇的主要依據。據說當初拉圖從巴黎礦冶工程學院跳槽到巴黎政治學院的原因之一，就在於塔德重要的手稿都藏在政治學院，當然，更大的原因是政治學院可以提供更多的資源。塔德不僅協助拉圖完成理論的尋根，也讓他更有機會去擴展研究領域。

　塔德（Gabriel Tarde）。圖片來源：https://goo.gl/mNfzSD

 

數量的研究

塔德關於社會學的著作非常豐富，從1890年的「模仿律」(Les lois de l’imitation)開始，一直到1902年生前最後一本著作「經濟心理學」(Psychologie économique)為止，超過十本以上的專論。但他的社會學沒有成為主流，反而被涂爾幹取代，其中一個原因在於理論的證據不足。以涂爾幹的「自殺論」（1897年出版）為例來比較，涂爾幹在書中利用簡單的統計模型來確立所提出的自殺理論，並予以一般化，據此來駁斥塔德所稱的模仿效果，可以說是一石兩鳥。反觀塔德提出來的社會學理念，雖然不用涂爾幹的統計技巧，卻更仰賴大規模的動態數據資料來證明，惟當時並沒有適合的研究工具，而淪為純概念的闡述。

就數量累積現象的觀察，塔德的社會學觀點其實是更為「直覺」、更為「自然」的。我們可以拿他在「模仿律」中提出的信念或欲望的擴散模型為例，他認為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緩慢地進展」、「快速進展並持續加速」、以及「進展速度減慢直到停止」。或者用比較具有畫面的描述，三階段是「一個緩坡、一個相當陡峻的山坡、以及一個坡度的修正直到一個高原」（想像德勒茲看到這段描述時，會如何發展出他的「千高原」）。這陳述中有相當高度的視覺效果，如果有巨量的調查資料，就可以透過視覺化，將數量隨時間消長的曲線表現出來。可惜在當時並沒有這樣的技術。

今日風行的巨量資料研究，或許給了塔德一個可能的機會。但是關鍵仍然在於他的世界觀，是與「雙層立場」不相容的。擴散造成的高原，是「個體」數量積累的效果，而不是另一種不同於「個體」、外在於個體的新概念。塔德的社會模型，是討論個體如何累積形成社會，而不是社會如何作用於個體。

 

一個概念擴散的例子

拉圖看到了塔德的概念優勢和工具侷限，於是協同其團隊成員，以社會網絡分析的技術來重新詮釋塔德。他們在2012年發表了一篇刊登在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BJS)的論文，標題是「整體總是比其部分更小」(The Whole is Always Smaller Than Its Parts: A Digital Test of Gabriel Tarde’s Monads)，是以學術發表與引用網絡為例，進行概念擴散的研究，並且透過改寫自塔德的語言來詮釋。這可算是拉圖團隊向主流社會學進擊、直接與社會學界對話的一個嘗試。

在論文中，拉圖翻轉既有網絡分析的詮釋方式，他稱原本網絡中的節點為「元素」(elements)，可以是一個「作者」、「機構」、「關鍵詞」、「篇名」甚至是「期間」，是可以混用的。他們尋求元素聯結起來的共同模式，而不是去查網路路徑、看網絡關係。他們主張所見之網絡圖像就是「全部」，而「元素」是不能夠與「全部」切割開來，是要一起來看的。比方說，有一名教授，他與他所屬的機構、他的論文、引用這位教授文章的其他文章、引用的學者等，就是一個整體網絡。隨著對某元素的關注，這個以元素為中心的整體，或「全部」（原本應該只是網絡的「部分」），就會比原本的「全部」更加豐富。

透過這樣的分析，是要去描述網絡的整體樣貌，並透過不同的元素中心對比出相同的樣貌。這種詮釋方式顯然不同於過往的社會網絡分析，後者是為了建立某個理論模式（例如資本與成就的關係），或去驗證某個在雙層觀點下的概念（例如網絡結構中的優勢），是秉持雙層立場的詮釋方式。

 

從熱情的經濟學到熱情的社會學

雖然拉圖聲稱是運用塔德的概念來發展出前述論文，但他是否忠於塔德原本的精神，還是另有所圖呢？拉圖打著塔德的名號(‘Tarde inside’)來寫作，這並非第一次。晚近台灣翻譯出版的「激情的經濟學」一書，就是拉圖「轉譯」塔德的代表之作。這本書表面上是作為塔德生前最終著作「經濟心理學」的導讀，實際上拉圖卻是用以擴張其概念版圖。最明顯的證據就是拉圖把原書的標題改掉了：從「經濟心理學」變成「經濟人類學」。

但群學出版這本書時，在書名上替換了一個關鍵詞，就是「激情」，似有再把拉圖拉回到塔德的意味。塔德何以談經濟現象？原來塔德有一套類比邏輯，是將物質世界、生命與社會世界三大範疇並陳，透過「重複」、「對立」與「改變」這三個跨界通用的基本動作，就可以理解其形成與變遷，有普遍的一致參照。因此，包括經濟、政治、法律等，都可以放在這套類比邏輯中來討論。

「激情的經濟學」一書封面。圖片來源：群學出版社

 

經濟學強調的是理性，是不帶情感的計算與分配。但是塔德看到基於利益來理解的經濟學，本身就不可能是完全仰賴個人理性，而是需要一個可以產生制衡的至高權力體：上帝或國家。因此就產生了市場或計劃的經濟模式，實際上也是建立在雙層立場上。要跳脫這個矛盾，就是純粹以單層立場的數量積累來描述，而不是去搞經濟模型。經濟的形成過程，仍然是要仰賴他所提出的社會法則(les lois sociales)，就是關於「價值」的信念與欲望，經由模仿（重複）、拒絕（對立）或發明（改變）而擴散，是一種在腦與腦之間的過程。而談信念與欲望，如果再加上情感，那就不可能是「理性」了。

如果可以用像這樣的單層立場來挑戰自比於「科學」的經濟學，那麼長久以來建立在雙層立場基礎上的社會學就更加「激情」了。社會學雖主張其多元性，但如同其他學科一樣，也仰賴有形無形的知識傳統，有一定的學科疆界。這個學術圈裡的知識典範，或某些獲得支持的概念，就如同拉圖與其同事在BJS發表的文章所論一樣，是一個在形成中的整體。如果說有一種社會學的「同溫層」（這很有拉圖談蓋婭的味道），那就是透過信念或欲望的擴散而建立起來的。曾幾何時，許多小小的概念單元（信念與欲望）已經成為社會學家不假思索的學科習慣。或者在巷子口待久的人，有時也要離開板凳，往大街上走走看看。

 

 

 

延伸閱讀

拉圖、雷比那 (2017) 熱情的經濟學：我們從未理性過？塔德人類學的經濟解讀。臺北：群學出版。

Bruno Latour, Pablo Jensen, Tommaso Venturini, Sebastian Grauwin and Dominic Bouille (2012) ‘”The whole is always smaller than its part” – a digital test of Gabriel Tardes’ monad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3(4):590-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