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齊殷/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貧窮世襲和霸凌是報章雜誌最常報導的兩個「獨立」的社會現象。尤其是當這些社會現象展現在青少年的生活經驗上時,更讓整個社會「觸目驚心」,好像台灣社會已經到了令人驚恐的窮途末路一般。青少年是國家未來的棟梁,毋庸置疑,這些展現在台灣青少年身上令人「束手無策」的現象,吾人確實應該關心,在社會找不到真正有解的出路而感到驚恐前,吾人有必要潛心檢視「貧窮世襲」和「霸凌」這兩個惱人的困境,試著找尋出路。
台灣青少年轉大人的重重危機——「翻身」的困局
近年以來,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的問題,全世界皆然,且似乎有越發嚴重之趨勢,台灣社會亦無法倖免。中央通訊社(2017)報導指出,財政資訊中心發布104年度綜所稅申報資料:所得在前5%的家庭,平均年所得為新台幣471.5萬元,而最後5%的家庭,平均年所得僅4.7萬元,其間差距高達百倍,為歷年次高。這個數據反映出:台灣社會似乎無力解決當前貧富差距擴大的社會問題,富者持續掌握著社會上大部分的資產。這個趨勢,除了導致台灣社會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之外,「貧窮世襲」的現象也逐漸進入了社會學家關切視野之內。
另一個衛福部(2017)公布的統計數字,反映出:「兒童貧窮化」問題已成為當前台灣社會亟需要面對的社會發展困境。2016年第一季,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若按年齡別計算,未滿12歲的貧窮兒童人數達十一萬七千多人,約占貧窮總人數的兩成。若是擴大計算到未滿18歲的貧窮青少年與孩童,則青少年更佔貧窮總人數約末四成左右。長期關心台灣青少年及兒童狀況的家扶基金會資料(2017)顯示,台灣目前有近26萬貧戶,貧窮率為3.04% (包含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若僅計算政府列冊低收入戶比例則是1.68%。但目前扶助家庭中有6.35%戶數上一代也是政府列冊低收入戶,比全國平均值高出3.78倍,顯示出貧窮世襲的困窘現象。
教育證實是階級再製的機制,教育對弱勢無能為力
過去,大家總是習以為常或一廂情願的認為:依靠「接受教育」這個國家社會精心安排的學習機制,出身貧寒的弱勢學童能掙脫貧窮的枷鎖,翻身進入較出身家庭社會位階為高的階層;亦即,藉由不斷累積個人人力資本,達成向上的社會流動。最鮮明的例證,如陳水扁前總統,三級貧戶之子也能夠爬到國家首座的登極之位。只是,這種鹹魚翻身的成功案例,終究是絕無僅有的案例,常人信以為真、身體力行的結果,將發現僅僅只是黃粱一夢而已。尤其在高等教育已全面普及化的當代社會情境裡,想藉由不斷累積個人之人力資本,達成向上之社會流動的開放機會,恐怕已是稀薄到無法察覺其存在的空氣。台灣社會,無疑的,是唯文憑加學歷馬首是瞻的階級社會。
理論上,學歷及文憑是想在台灣社會的階級系統,循序晉升的有用墊腳石;然而,教育從來不是幫助弱勢掙脫貧困枷鎖的工具,而是幫助既得利益階級鞏固既得利益的完美機制,甚至在國內外各社會科學領域,目前以實證研究得出的所有研究發現,都直指:教育制度乃是階級複製的首要幫兇。收入越高的家庭,越能大幅提高子女教育支出的預算,進入更好的一流理想大學,而家庭經濟狀況不好的學生,甚至必須犧牲課後時間幫忙家務或是兼職打工,也只能勉強維持生存之所需,遑論知識的獲取或個人人力資本的累積。長期關注兒童貧窮問題的美國學者Tough指出:在美國,富學生與窮學生之間的大學入學率差距不斷拉大,導致窮學生的社會與經濟資源的獲取行動受限,成年後更難脫貧(Tough, 2016)。
以「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的追蹤研究發現為例,該研究計畫長期追蹤一名在宜蘭農村成長的貧窮青少女,她原先天真地相信:若能堅持在學校體制內認真學習,即便成績不甚理想,進入高職就讀而能夠在學得一技之長後,就可以掌握翻轉自已貧困命運之鑰。但該名女孩成年後,研究發現她已全然失去當初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期待,認為自己還是認命地待在農村討生活就好,經由教育所習得的技能,在現實社會生活的重重難關下,並不足以提供階級翻身的足夠動能。進一步探其原因:女孩確實習得了一技之長,也能藉由努力工作賺錢,卻必須以其勞動所得,填補原先家庭的多方因貧窮所累積的債務。類似這樣窮二代翻身無門的悲傷故事,在台灣社會的弱勢家庭裡不斷的巡迴上演,他們一開始便注定輸在起跑線上,無處翻身。
最近以研究中國農村兒童發展而廣為新聞媒體注目報導的經濟學家Scott Rozelle教授,其團隊研究最具啟發性的發現是:最重要的關鍵就是幼兒0到3歲的教養方式,Rozelle教授指出:中國農村裡身陷貧窮困境的父母,常為了經濟因素而必須離開幼年子女到城市「賺吃」,其教養 「留守(left-behind)兒童」的責任往往就落到祖父母身上。但這些祖父母沒有足夠的教育知識、精力或時間陪這些小孩閱讀或遊戲。早期學習經驗的剝奪,使得部分農村孩子認知與語言能力發展遲緩,進而限制了他們在未來生活中成功的潛力(Shi, Bai, Shen, Kaleigh & Rozelle, ,2016)。
以上這些例證,說明了:貧窮的後座力超乎想像地大;欲藉由教育累積其人力資本,對弱勢貧窮家庭子女翻身助一臂之力的「顯性功能」未能奏效。
「貧窮世襲」和「霸凌」看似兩個獨立的社會現象,其實皆與社會位階的翻身有關。
圖片來源:《To This Day》反霸凌公益短片截圖,https://goo.gl/f52WHf。
社會位階的競爭,不單單只是大人社會的現象
暫且按下貧窮不表,讓我們探頭看青少年的霸凌問題。也許很難想像,在教育現教育場中令人頭痛的青少年「霸凌」問題,其實也是一種「社會位階」的競爭。筆者長期研究青少年的交友行為,發現青少年錯綜複雜的友誼網絡特性與霸凌行為息息相關。青少年們可能因不同的成長背景、不同的能力或是不同的價值觀等等,最後逐漸自成群體或被群體排斥而落單,而彼此為了在彷彿縮小版社會的班級中,競爭較高的「社會位階」,往往需「合縱連橫」,霸凌可說是合縱連橫的有效手段之一。而一旦「競爭失利」,便極易落到友誼網絡中不利或是邊緣的位置。
社會中的大人總以為青少年的交友,無論是成群結伴,或是獨來獨往,都只是一種按照自己的喜好,可有可無的暫時性安排;往往忽略了在青少年的成長歷程中,「友誼網絡發展」及「社會位階競爭」乃是兩個相輔相成的關鍵社會行為。青少年不單純只是「我喜歡他,所以我跟他是好朋友」,對於大人世界中的交際往來,他們也略知一二,身體力行地實際應用於班級中的人際關係。而霸凌行為只是他們在模仿大人踩著別人往上爬的社會化行為。
筆者主持的一項研究計畫,與數所台灣北中南及東部的國高中合作,透過問卷、訪談、視訊紀錄等方式,持續觀察49個不同的班級,共1,077位國高中生,追蹤他們在求學的三年級間內的友誼網絡動態變化。研究發現,在一個班級中,平均會有2名同學不喜歡你(如不想同組、不想一起用餐),但平均也會有3名同學喜歡你;而班上較受歡迎的同學,平均會受到1名同學討厭,自己討厭的人,平均會被另外9名同學討厭(吳齊殷,2016),這樣的研究發現,意謂著甚麼呢?
霸凌是青少年進行社會位階競爭的一種有效手段
上述的研究反應出一個現象:和班上普受歡迎的同學當朋友,儘管可能會有一、兩個同學討厭他,卻不會威脅到自己在班級友誼網絡中的核心地位。而如果你不和班上同學站在同一陣線,一起討厭不受歡迎的同學,你將有可能得與另外9名同學為敵,當需要鞏固或是逆轉在班上的「社會位階」時,聰明的你,你會要怎麼做呢?
讓我們用下面的圖來理解青少年班級的友誼網絡狀態。圖中每個編號代表一名青少年,藍色箭頭表示認為對方是朋友,紅色箭頭表示不喜歡對方,圖中的1號、6號、12號及21號同學可以視為班級網絡中的關鍵人物:
1號同學受到大部分人喜歡(雖然還是有一兩位同學不喜歡他),而6號同學班上大部分的人都不喜歡他,就容易成為霸凌對象,因為就算被欺負也找不到朋友可以支持他;而1號同學及6號同學兩個集團看似沒有交集,卻因為12號同學而串起了網絡,而21號同學就是班上的弱勢,沒有人要跟他往來,是另一種形式的霸凌(吳齊殷,2016)。
霸凌受害者欲脫離被霸凌處境(翻身),需靠友誼網絡的建立
筆者的研究進一步發現:在班級中有越多朋友,被霸凌的機率就越低。換言之,若被一個團體排斥,上上之策就是去尋找另一個可以接納自己的團體,才能降低在班上被排斥或霸凌的可能性。通常被霸凌的同學有兩種情形:「老鼠屎」(6號)或「邊緣人」(21號),若是想要爭取班上更有利的位置,你會想要跟這兩個同學當朋友嗎?抑或是你會選擇跟著討厭他們或無視他們而加入班上受歡迎的集團?這種「社會位階」的叢林競爭,某個程度,提供了霸凌行為的「正當性」。簡言之,霸凌受害者若想翻身,亦即,擺脫屢遭霸凌的困境,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將自己連結到以友誼網絡為基底的團體。
鹹魚藉教育翻身太困難,弱勢欲翻身需另闢蹊徑
繞了一大圈,本文想說的是:教育作為幫助弱勢貧童累積人力資本的顯性功能,已證實無效。那麼,教育機制到底還有甚麼「路用」?我們還要大力鼓吹弱勢貧童進學校場域深造嗎?無庸置疑!教育還有一項鮮為人知的「隱性功能」,那就是:教育將一大群具多樣性的人,驅趕聚集到一所名為學校的場域中,並規定這些人必須花很長一段時間,跟其他人一起生活、學習與成長。從陌生到熟識,從相見不識到相濡以沫,這是建構長久穩定友誼網絡的無比良機。沒錯,無心插柳柳成蔭,教育為弱勢貧童提供了藉由建構友誼網絡,以累積其社會資本的重要平台。教育弱勢貧童如何將自己融入班級的友誼網絡中,其成效,除可避免遭霸凌的風險外,同時可以悠遊在友誼網絡中,伺機挪用社會資本,作為翻身進階的依憑。
教育欲藉累積人力資本為窮人翻身的顯性功能已失,然而,為了教育的顯性功能而建置的學校平台,卻無心之中提供了累積社會資本的機會結構。積極幫助貧童熟習此隱性功能,使其能熟而時習之,鍛鍊之而最終成就之,或許才是在貧窮困境下掙扎求生的人們,逆轉此「翻身的困局」之命運鎖鑰。
參考書目
Shi, Yaojiang, Bai, Yu, Shen, Yanni, Kaleigh, Kenny & Rozelle, Scott. (2016). Effects of Parental Migration on Mental Health of Left‐behind Children: Evidence from Northwestern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24(3), 105-122.
Tough, P. (2016). Helping children succeed: What works and why. Random House.
吳齊殷(2016年11月),Status Struggles: position, peer and practice in classroom.發表於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周五論壇,中央研究院。
數據參考
「貧富差距百倍 最富家庭平均年收入471萬」(2017年7月3日)。中央通訊社,取自: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707030209-1.aspx。
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生活狀況調查,衛生福利部。網址:https://dep.mohw.gov.tw/DOS/cp-1768-3589-113.html
「貧窮循環高出3.78倍 超過七仟名兒少無法和父母吃團圓飯」(2017)。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取自http://tfcfrg.ccf.org.tw/?action=reply_text&class_id=4&did=2677
數據很好,推理論證似嫌薄弱
標題“霸凌受害者欲脫離被霸凌處境(翻身),需靠友誼網絡的建立“之前的內容都已經是親眼能看到的事實了。
之後的內容,比較偏向作者個人提出的解決之道。雖然很明顯的,”把人往下踩是合理有效正確且經歷史驗證的爬階方法“。但我看到這裡時已經覺得人類果然都去死好了
起薪四萬五? 根本二百五!
有民眾問台北市長柯文哲,年輕人起薪多少才合理?柯文哲回答三萬元太低,並認為,四萬五至五萬元較合理。柯P這番言論恐與現實嚴重悖離。
勞動部統計資料,一○五年初任人員每人每月經常性薪資,以工業及服務業部門分類,國中以下二萬二二二一元,高中職二萬三三八○元,專科二萬五一九八元,大學二萬八一一六元,研究所以上三萬三三一三元,總平均為二萬六七二三元。總平均約廿六.七K,與四十五K相距甚遠。
至於公務員起薪,以一般行政或一般民政類科為例,初考者起薪二萬九三四五元,普考者三萬六二七五元,高考者四萬六二二五元,再扣除公保保費與退撫基金,尚須再減數千元,實際入袋也不及四十五K。柯P似乎沒看清楚台灣的低薪窘況。
台灣目前各行各業的起薪都偏低,政治人物若真有心思改善現況,應先了解低薪的現況與問題所在,而不是活在平行世界裡,只靠嘴巴編織美夢,畫著吃不到的大餅!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155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