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意外到等待：台灣女性的初經（1950s－1990s）

王秀雲／成功大學醫學系、醫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

 

「［我］小孩子的時候鄰居歐巴桑都會講起那個（笑）…那個血怎樣怎樣，我在旁邊聽到，我都會記得。」─尤阿嬤（b. 1938-）

「記得小時候第一次好朋友來的時候，非常匆忙毫無準備，猶記得好像就在下課時，覺得褲子濕濕黏黏，跑去廁所一看，那麼多的血，自己真是嚇死了，趕快拿衛生紙墊在褲底塞住，好不容易熬到放學回家，才鬆了一口氣，好朋友讓我窘死了！」─小芸阿姨（b.1963-）

「我媽很早就告訴我們（我跟我妹妹）關於月經的事和性教育。為的是要我們懂得保護自己，以及面對生理期時不會驚慌失措。所以我的態度是呈現等待初經的狀態。我媽說初經來時要買蛋糕慶祝的，結果我跟妹妹都沒吃到。」─大學女生小柯自述（b. 1988-）

 

不同世代的女性初經經驗

上述來自三個不同世代的女性初經經驗，呈現出耐人尋味的對照。尤阿嬤（1938-）成長於戰後台灣，自小從聽婆婆媽媽的閒聊獲得月經知識，也學會如何製作月經布及處理月經；初經來時，人在家中，沒有驚慌，自己悄悄處理。小芸阿姨（1963-）成長於經濟快速變遷的台灣社會，初經來臨時身處學校的公共空間中，她的感受是「好朋友讓我窘死了！」。大學女生小柯（1988-），則是反應了當代受到學校衛生教育與衛生棉公司教育的普遍經驗，由於初經教育早於初經的來臨，小柯對於月經的來臨抱著「等待」的態度，面對初經時也較少驚慌失措。以上三位女性的故事顯示，女性的初經與月經經驗深受她們所具備的知識與社會情境所影響。

初經是大多數女人必經的歷程，既是身體的變化也是身分的轉變，是由女孩到女人的里程碑。「月經」是女性主義與性別研究關注的重要議題，西蒙．波娃在其名著《第二性》中的第一章提到「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她以女孩在初經前後的轉變為例，指出社會如何看待女人的身體。歷史學者Joan Brumberg則觀察到，十九世紀美國女孩們在女性網絡的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而得到關於身體的知識，理解初經來臨與成長的意義。

藉由了解戰後半世紀以來台灣女性初經經驗的改變，我們可以了解身體與性別政治的歷史關係。在此我將觀察家庭教育、學校教育、醫普知識及衛生棉產業這幾個影響身體經驗的重要條件，亦即女孩在初經來之前的準備情形如何。這段歷史有變也有不變，變的是月經教育從母姊主責的家內事，逐漸納入父親而成為父母教養女兒的一部分；學校的月經教育也逐漸於1970年代出現，之後還有衛生棉公司加入，月經教育從國中往前提早至小學開始。大眾醫普文類中，也常見月經相關文章。這些都會影響女孩在第一次月經來臨時的感受與反應：初經代表的是意外與驚慌、還是青澀等待的終點？月經是難以啟齒的、還是能作為聊天的話題？在台灣戰後半個世紀的觀察中，我發現月經仍是需要隱藏的事實，「隱藏」是女性在成長過程中需要學習的重要技能。

 

日治後期的概略：母姊們的年代

在1950年代的歲月，月經是難以啟齒的話題，女孩親身經驗的史料難獲。在極少數的回憶中，有些女性感受到的是驚嚇與隱藏；例如阿嘉阿嬤在身處戰亂時初次來經：「我和小妹都嚇哭了……淚水在驚怕中簌簌直流，身體發抖……」、「也不要給別人知道」。同一時期，也有女性安然迎接初經的來臨，例如余阿嬤（1921－），她出身在穩定家庭中，從小在女人之間的日常生活事物中獲得知識：「我從小就知道會有這麼一回事，因為小時候常看我母親和嫂嫂們洗那些東西，所以我十五歲來月經時，一點也不怕」。

長久以來，月經是女人的家務事。日治時期台灣的醫普文章，除了提供有關經期保健注意事項，如食物、運動及交媾禁忌的建議之外，教導月經的責任都經常歸於母姊們，並建議要在月經來潮之前教導。蔣渭水曾寫過〈婦女衛生之必要〉一文刊登於《台灣民報》（1924），其中第四小節「月經時的衛生」，如此寫道：「做母姊們需要懇切指導，最好是在月經來潮以前，予先詳細說明，以防其來潮時的恐怖才是」，蔣渭水的這段文字大致上也預告了之後有關月經歷史發展的幾個重要面向：保健、禁忌、衛生、羞恥等等。

 

戰後1950-1970：意會的年代

（一）在女性網絡中的學習

雖然早在1924年，蔣渭水即已建議母姊應在「月經來潮以前，予先詳細說明」，但事實上，預告初經的來臨並不普遍。例如，卓阿嬤（1929－)簡潔地說：「家裡沒有教，以前當然是不講這些」。又如，阿娟阿嬤（1928－)也說：「沒有教這種事…我媽媽也很保守，話也很少」。對於出生於1947年的張媽媽而言，初經的記憶是「來的時候，我不知道，我很害怕」。

沒有預先告知並不意味者女孩們不知道月經這件事，不過，得知此事的方式往往並非來自正式的課堂教育或是書本，而是與其生活環境密切相關。有的女孩能夠事先得知月經一事，是因為周遭有其他年長女性，於日常生活中偶然聽到年長女人之間論及月經。其次，過去處理月經的月經布，也是月經知識的主要來源及傳遞的工具，女人們在製作、清洗月經布或是將月經布曝曬於院子中時，一旁的年輕女孩得以間接而懵懂地知道了月經，這是月經知識傳遞的特性，如前述的余阿嬤。這種獲得知識的方式是隨機而不普遍的，女孩能否獲得知識或是學習的程度，端看機緣。

出生於1938年的尤阿嬤，家中沒有姊妹只有五個哥哥，除了小學僅斷斷續續念了幾年之外，都在家中。母親長年臥病在床，從未提及月經一事，但是她從鄰居的日常交談得知月經一事：

「……〔鄰居媽媽們〕都會講起那個血怎樣怎樣，什麼人怎樣怎樣。……我在旁邊聽到，我都會記得……然後說我就都看隔壁的，她都晾［月經布］在外面，我以前看到人家做什麼，我就會做，所以我就自己縫自己做。」

除了母女之間少談之外，月經經驗的另一重點是隱藏，包括清洗月經布、維持身體清潔，不留下任何痕跡。隱藏是女人日常生活中的例行工作，也是女孩們成為女人重要的訓練項目。對於許多靈巧的女孩們而言，隱藏月經是並不是一件難事，也因此其他家人不見得知道家中女兒月經來的事實。

除了少談之外，母親們都做些甚麼呢？當月經議題於大眾媒體浮現時，常見媒體指責母親未事先告知女兒。大部分的女孩在驚見經血的那一刻，通常都是去找母親或是祖母，母親們則在此時教導處理的方式。雖然許多受訪者的母親並沒有事先教導月經知識，但她們對於此並沒有抱怨。實際上，母親教導的是月經照護的注意事項，或為女兒調經。例如，王阿嬤（1944-）在初經來之後，她的母親為她「煮了紅糖水泡了兩個蛋」，安慰了她不知所措的心。今日的許多母親們仍然持續這個傳統。或許，有別於講求生理原理的新興科學醫學知識，對這個傳統而言，預告初經的來臨不如調經來得重要。

在1970年代之前，母親的角色及母女關係雖是重要的一環，或許更為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從其他年長女性的閒聊中意會。即使這個學習是聽多於問，觀察多於分享，個別女孩們必需要學會默記與自律。之後，隨著大家庭的式微，越來越多的年輕女孩身旁的重要人物不是其他年長女性，而是學校中的同儕，也就是其他的女孩。

 

（二） 學校教育的缺席與公共空間

出生於1950年代之前的女性，除了少數例外，要不是在學時間極短，就是學校完全沒有月經教育。即使有，也由於教師的性別或是態度，造成的暗示效果多為月經議題是難以啟齒的，也難以讓學生感到這是與其切身相關的事情。此外，直到戰後初期，女老師仍是少數。男老師上這種主題，師生均尷尬。例如，蔡老師描述在1965年左右的課堂情景：「老師是年輕的男老師，教授月經事宜，老師講課講的滿臉大紅，以致口齒不清。學生嘛，好像這些跟自己無關沒在聽…。」。學校中的男學生也可能構成令人尷尬的景象。1965年一則報紙的報導：「在不分男女的小學裡，常常有男學生從廁所裡，慌慌張張地跑到老師那兒，報告有人受了大傷。」。不僅學校的月經教育令人尷尬，看見經血也令人尷尬，來經的女孩更是驚慌。張阿嬤（1947-）回憶小學時，有一天有位同學來月經，相當驚慌「臉青青的」，老師發現不對，請她站起來，她雖然想掩飾，但不幸因為站起來反而讓血滴下來。男生們就說：「血！」。這位老師是尚未結婚的男性，正在納悶「怎麼會流血」時，發現不對，「老師就退後了」，之後老師「也不講，就算了。」。

不令人意外地，要談論月經（或是說：我月經來了）就更困難了。下面是一個生於1950年代初期的女性令人同情的故事：

「〔初二〕那年的二月七日，初潮突然湧現，在我保守的家庭中，從來沒有任何人對我提起過要如何準備和應付生理上的重大改變，我的驚慌失措是可以想見的。於是沒有參加降旗典禮就匆匆騎著腳踏車回家了。第二天上學後，導師鐵青著臉宣佈昨天下午坐在我隔鄰的一位同學遺失了一個小錢包，內有十五元不翼而飛，顯然是一樁偷竊事件，她要明察且捉出小偷嚴辦。……她隨後要昨天沒參加降旗的同學站起來說明原由，有的是值日生，有的是田徑隊，她們都有正當的理由不參加降旗，問到我時，我只訥訥的說因身體不適先回去了。她追問那裡不適，我竟羞怯的滿面通紅說不出話來。於是她直覺的認為我有問題……。」

這件事情越演越烈，最後故事主角被學校以「有偷竊之嫌並且侮辱師長」為由記小過一次。之所以如此，是許多原因造成的，包括台灣教育的威權性格，但是關鍵在於月經令人難以啟齒的特性；無法說出口的月經，在老師眼中變成了作賊心虛。

 

1970年代之後：月經教育及等待的興起

由於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於1968年開始實施，越來越多女孩的初經來臨時，身處學校或其它公共空間，因此逐漸有呼籲學校應給予女孩們充分準備的聲音。在如此的背景之下，教育體制於1971年制定了國中一年級「健康教育」生殖相關課程內容，是正式月經教育的開始。理論上，生於1960年代中期之後的女孩（約1980年前後來經）會被預告初經的到來。然而，實際上教師多半略過不談或是讓學生自行閱讀。如，謝阿姨（b.1962-）的回憶：

「話說我們當年老一輩的國中『健康教育』課本有所謂的第14章…，有的老師是不教的，讓你自己回家看。我的老師，是位年輕貌美的長髮女孩兒，她很盡職地教了這章，眼睛看著遠方天花板，微啞的聲線一字一句冷靜地授課完畢。」

1983年林鷹導演的《國中十四章》電影，敘述老師講述健康教育的情境–男學生們總是提出難以回答的問題，而女生則因害羞假裝聽不懂。

在醫普知識方面，戰後初期有關初經的討論，主要以介紹科學知識的方式呈現（如月經週期的原理），且避免性的內容，也不對讀者發言。1960年代後，醫普文章的發言模式有了耐人尋味的轉變──逐漸納入女孩作為月經的主體，對她們發言，尤其是描述年輕女孩來經時的具體情境。其中可以看到本土醫療護理專家的參與，如報章撰文宣導、參與座談或演講。如知名婦產科醫師，會受邀參加「初潮」與「女性生理保健」座談會。

最後，我們不可忽視衛生棉公司在月經教育所扮演的角色。衛生棉在1960年代即已出現，但因售價較高，初期主要在醫療院所中使用，並不普及。之後，經濟能力的提升、售價降低及女性進入公領域等，讓衛生棉逐漸普遍。1980年代後，衛生棉公司採取積極的作為，開始派員至學校宣導衛生教育，藉以促銷衛生棉。1984年南僑首次突破新聞局的規範，推出張艾嘉代言「好自在」衛生棉的電視廣告，使好自在從二線產品躍昇為一線產品。初期衛生棉公司的月經教育以國中學生為主，到了1990年代，也進入小學。如報導：

「學校替即將步入青春期的孩子們預做準備，請衛生棉公司的護理師來學校講課，教導五年級女孩認識兩性的身體發育，以及女性月經的護理。……」

由衛生棉公司提供的月經課並獲衛生棉贈品，是許多女孩共同的記憶。吳小姐（1981-）回憶：

「我國中的時候（1994），在學校朝會過後，在大禮堂，他們〔好自在衛生棉〕還送每個人一份試用品，大概兩三片不同功能的衛生棉，一本介紹月經並教人紀錄月經週期的小本子。」

認識衛生棉與購買衛生棉，逐漸成為傳遞知識分享經驗的重要方式。又如：

自小五開始，學校便舉辦一系列專屬女生、關於生理期的講座，會後總會發下一包包衛生棉，讓我們或羞赧地隱藏著，或驕傲地向男生大聲吹噓。那時總覺得衛生棉是種「大人用」的東西，意義同於胸罩或是口紅……。

當代女孩多數在小學已接受由衛生棉公司所提供的月經教育，她們視來經是進入大人世界的入場券，她們對於月經態度是「羞澀又驚喜」，同時也充滿期待。

 

月經議題的公共化：聊天的話題

自1970年代以來的學校衛生健康教育、1980年代的衛生棉產業的廣告與課程、同儕之間的相傳，都促成月經話題的公共化。雖然許多女孩的初經經驗仍然是驚訝不知所措，多數也仍然隱藏來經的事實，但初經與月經話題有逐漸公共化的趨勢，跨出女人家務事的範圍，與之前的不可談論、或是新聞局的衛生棉電視廣告有害善良風俗形成對照。換言之，月經從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事，逐漸成為可以聊天的話題。

在家庭中，男性家人逐漸被納入女性的月經網絡中。例如，張阿姨（1946-）提到對於女兒（1968-）的月經教育，不避諱讓家中的兒子知道，兒子不僅會幫姊姊買衛生棉，也會幫忙拿衛生棉。作家關曉榮在〈女兒的胞衣〉文中，敘述他掩埋女兒的胞衣（約1979），文末以妻子告知「女兒的初潮來了」（1990年代）作為結尾，顯現出他對於女兒邁入新階段的關注與情感。

進入1990年代後乃至二十一世紀，各方更積極地鼓勵男性的參與。學者王麗容呼籲男性加入兒女的生理教育。雲曉所著《教出好女兒》，鼓勵父親在青春期女兒的成長過程中扮演積極的角色，討論月經與性知識，以獲得女兒的尊敬與信任。《康健》雜誌的文章也明白指出引導女兒面對月經是父母的責任，而不僅限母親。又如，作家湯舒雯（1986-）描繪其父購買衛生棉的情景：「不須提醒地會進入明亮的超商，也許像一匹識途老馬，駐足於滿架的女性用品前。……」

 

初經歷史的不變：隱藏

歷史的改變往往是漸進而不均勻的，也非單一線性；並非每個身處1970年代後的年輕女孩都在初經來臨之前接受過月經教育。而且即使同儕之間可談論，隱藏月經仍然是重點。李昂在她的短篇故事〈人間世〉（1982）中如此描述月經：「寢室女同學偶提及，都藏隱的用三號來代替，總以為是件羞怯事，最好少提起」。雖然理論上，故事中的女主角在國中時期已經有相關課程，但要到高中護理才將已經經歷三年的身體經驗正名為「月經」。隱藏的成功與否成為女孩們變成成人過程中一項重要的身體經驗與考驗，就如Iris M. Young所說的：「女人的月經衣櫃；女人得小心翼翼地隱藏。」女孩們所需隱藏的不僅限於月經的事實，還包括與月經相關的事物，如月經布與衛生棉。

身處公共空間時的隱藏更形重要，尤其要防止經血的外露。許多人初經來臨時身處學校，又驚嚇又尷尬。更糟的是，公共空間裡有其他男孩或男人的存在與眼光。1980年代初薇薇夫人觀察到：

「大約是兩三年前，我曾問過一些國中女生，贊不贊成男女合班？大多數贊成，但有一個女生憂慮地說：『不過聽已經上男女合班的人說，最討厭的就是生理期啦，一點都不方便。』」

衛生棉的命名與廣告也透露出月經的身體在公共空間的問題性。例如，1980年代「好自在」的命名反映了當時許多職場女性最關注的核心問題──如何在月經來時仍可以「好自在」。自1970年代即投入衛生棉產業的南僑公司董事長陳飛龍（1937 -）認為，當時有大量的畢業生進入就業市場，而身處競爭社會中的青年人「面對大眾或者面對個人，要有自信」。如果女性在月經週期中，要去面試，跟客戶講話、面對上司、要跟男朋友或跟一堆人一起出去玩，她會覺得「不輕鬆、不舒服，這〔是〕要解決的問題」。

 

當女性初經碰到異性戀霸權

戰後以來至當代年輕女孩的初經經驗，歷經諸多轉變。無論是意外驚嚇或等待，均與知識、身體所處的空間、家庭關係及社會如何看待女人的身體密切相關。在知識方面，從只能意會不能言傳逐漸邁入可聊天的時代。雖然1970年代將月經知識納入衛生教育，多數教師仍然是匆匆帶過或是略過不提。相對之下，大眾健康知識的普及、1980年代後衛生棉公司的廣告措施顯得較為積極，也使得月經逐漸在女孩同儕之間成為可談的話題。

人們視初經的到來意味著女孩成為女人。不只如此，「變成女人」也蘊含著異性戀的邏輯的開展，「要保護自己」則暗示著性的純潔的重要性。許多女性因初經所帶來的身分提昇而感到興奮，但也有許多女性感到失落與不安，原本與男孩在一起玩耍的女孩因初經的來臨使她們不知如何是好。還有人抗拒伴隨初經來臨的異性戀化，對媽媽說的「女孩變成女人」、「要保護自己」不以為然。希望自己是男生的女孩，則因此感到失望。這是身處異性戀社會中女性的處境。

 

註：本文改寫自我2016年發表的文章：〈從意外到等待：台灣女性的初經經驗, 1950s-2000〉《女學學誌》，39：111-163。

 

延伸閱讀

李貞德（2011），〈台灣生理衛生教本中的性、生殖與健康，1948-1968〉，《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22：65-125。
陳宗琦, 謝維玲翻譯（2011），《我的小紅書：初經來的那一天》。台北:野人出版社。原著 Rachel Kauder Nalebuff, 2009. My Little Red Book. New York: Twelve.

 

本文封面圖片來自女性主義藝術家Kelsey Schwetz的油畫作品：First Period。

The cover photo of this article is the work of Kelsey Schwetz, a feminist artist: “First Period” (oil on Board, 12″x12″, 2011) . http://www.kelseyshwetz.com/archive/z4r8n4cz32lka7z0t2psce0ew1b0dj.